澳大学讲师用AI形象取代自己 学生难分辨
2026 年 9 月 20 日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正处在政经相互影响，急速的恶性循环下，新的一年可谓前景惨淡。 2012年继位的习近平，以红二代的原教旨主义来确保他的红色江山；在排除异己、加强独裁之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部分，从“国进民退”到去年干脆抡起大刀加以砍杀，真的到了山河变色的地步。 作为独裁专制的共产国家，从20年前加入WTO的第一天开始，中国并不想真的融入世界市场。事关国计民生与国家安全的部分必须由社会主义经济掌控，但是最活跃、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却是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还亏他在中国中小企业尖端发展的浙江省做了4年的省委书记，并且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上写了两百多篇的“之江新语”专栏，因为专栏由别人代笔，所以内文并非真正的“习近平思想”。 去年一年，中国的网络科技、房地产、补教，乃至网红，都惨遭习近平砍杀，美其名曰“共同富裕”，可谓习大挥刀。“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相关业者哪里想到改革开放40年，一夕回到毛时代。 大刀砍向内资，连台商都不能幸免，西方国家外资能不心惊？所谓共同富裕，没收与捐献的资金哪里去了？老百姓并没有富裕，而是进到习家军的库房，变成穷兵黩武、把中国人民变成炮灰的武器军备；也滚进习近平的国际盟友、腐败专制国家的贪官口袋，与被收买的、为习近平说项的西方国家政客与大老板手里。以暴力对待房产业而不是软着陆，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因为债台高筑而破产。看习近平如何收拾残局。 中国经济的发展靠投资、出口、内需三个引擎来带动，习近平的大刀首先吓跑外资，遑论内资，破坏生产供应链也必然损害出口，内需更因为GDP下行与失业人口大量增加而减弱。作为经济晴雨表而走在经济前头的股市，在全球15个主要市场中，中国即使中央银行最近放宽银根，上海综合指数仍然排在第12位，仅在近来为疫情所苦的韩国与负成长的马来西亚之上；而最后一名是号称世界金融中心，也是中国金融橱窗的香港，倒跌15%。因为习近平在香港滥施国安法，大肆逮捕，将选举制度改为具有中国特色清一色中共认可的议员，而成为独裁专制模范区。 原来美中贸易战，美国准备限制中国企业的挂牌，现在却是中国自己动手，打垮自己企业。市值蒸发7600亿美元，让美国投资者损失惨重，中概股成为“中丐股”。还有对共产党缺乏认识的外国投资者“不信邪”来抄底，结果都被习近平送进套房。 全球许多国家都在为与武汉肺炎共存来推动经济反弹与生活秩序正常化，中国则仍以清零为目标，牺牲经济而采取极端的防疫措施。除了忙着人事换位，安排习家军坐上宝座，实在看不出新的一年中国有什么好兆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前，一部在推特（Twitter）上广泛流传的视频，看来令人惊讶。影片中显示在中国广西靖西市，几个违规罪犯被官员游街示众的案件。据《法广》报导，视频中可见四、五个穿着白色隔离衣的人，双手被人以擒拿姿势抓住，排队在大街上游街示众，街头两边还有成排的警察监督，罪犯胸前挂着大字报，印有各自照片，沿途还可听到要求严守防疫措施的广播。 祖宗家法？封建回魂？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防疫演习或恐怖电影拍摄现场，然而，影片内容流出之后，可谓国际围观、笑尽天下。不仅中国境内爱国网民以“文革再现”表达惊骇不已，有人质疑法律哪条写有“游街示范”的规定而心酸嘲讽，国际社会也以“笑料一则”视之。总之，这场“游街示众”的荒诞戏码，道尽了中国社会封建旧习遗毒犹存，更是21世纪人类文明一种“反进化”的奇闻怪事。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体制中，最为普遍且具心理震撼的惩戒手段就是“羞耻文化”，无论是宗长调停或公堂判案，“丢人现眼”最为众人所惧怕。例如，把“奸夫淫妇”的木牌挂在胸前，送上街头，最具道德惩戒作用，把极恶重犯斩首示众，悬挂高梁，最收杀鸡儆猴效果。然而，人类已进化至21世纪，中国境内依然还有借助如此祖宗家法惩治犯人，乃至运用文革时期的“群众公审”来教化人民，真不知是历史回魂？还是古法复辟？ 法治荒原，人权扫地 不胜唏嘘的是，一方面中共运用尖端科技，通过脸部辨识和生物数据，对人民进行数位监控，一方面又沿用封建古法，以游街示众对犯人施以羞辱惩罚，一边是“老大哥”，一边是“老祖宗”，这种“超前”与“返古”的巨大反差，验证了中国社会的法治荒凉、人权扫地。 现代法治社会，采行罪刑法定主义，即使犯人也有人权。犯罪嫌疑人的处置莫不经由“法庭”而非“街道”进行审理，司法案件必须经过立案、调查、起诉，再经控辩双方言词辩论之后，若无罪则当庭释放，有罪则发监入狱。中国大陆自江、胡时代以来，法治教育、依法治国已宣导多年，即使法治荒原，也非寸草不生。广西执法者毕竟离古代社会相距甚远，即使法治思想薄弱如丝，也难以想像传统古法竟能隔世再现，对自己人民禽兽以待；然而，此一游街示众既非法令宣传的街头剧场，也非嘉年华化妆游行，如此荒诞，必有原因。 “新毛泽东主义”─历史回潮 按理，广西游街示众事件应属少数，人们不应以偏概全，是否应该看成与新疆维吾尔相同的“再教育事件”？或许，游街示众地区位于靖西市安宁乡，邻近沿边公路，地处中越边界，时有走私偷渡，屡罚不听、屡禁不止，如今越界染疫，地方政府不得不严刑峻罚，重惩警告。或许因为中共对于疫情防控坚持采取“清零”政策，地方政府压力重大，必须法上加法、罚上加罚；或许对广西地方政府而言，西安千万人口尚且一夜封城，区区几人游街示众不过“小巫”一件。 但实际上，中共最高公检法早在1988年就已公布坚决制止犯人游街示众的通知，迄今也已坚决了三十多年，然而，面对外界质疑，靖西市公安部门12月28日发布消息，宣称四名游街示众的嫌疑犯，违反了靖西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十个一律”的惩戒措施，对于违法者，必须在其生活之公共场所张贴公告，并通过媒体宣传通报曝光。当地政府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现场惩戒警示活动”，是按要求处罚，“游街示众”举措并无不当。如此看来，地方政府不仅视中央法令为无物，知法犯法，甚至振振有词宣称合理合适。显然，法治观念荡然无存。 既然中国今日已非清朝，与其说游街示众是封建古法复辟，不如说是历史记忆的温故，文革历史的回潮。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厉行的是避走改革开放、逆反党内民主的“新毛泽东主义”。尽管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但在诸多习近平的“治国理政”之中，看到的是文革遗风、毛式治国、领袖威权、个人崇拜。几年的造神运动下来，若说文革记忆再度复现，革命行动再次复活，人民的思维出现历史倒退，其实既不夸大，也不稀奇。 辛辛苦苦三十载，一夕回到文革年 既然被邓小平宣称灾难深重的“十年文革”，可以被习近平改调变成“历史征程”，一时之间，文革变成“党的历史遗产”，那文革之法岂不便宜好用？文革旧规岂不合理正当？历史倒错、记忆重返，难道真是辛辛苦苦三十载，一夕回到文革年？从中国东南沿海至西疆边境，随地尽是悬挂习近平的画像或看板，从大街闹区到市井小巷，到处可见习近平的视频播放或宣传讲话，当人们看到的习主席像似“毛主席附身”之时，是想，文革时代与今日有何差异？“习主义”与“毛主义”有何不同？人民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之下，不觉之中回到文革盛世，脑中记忆自动回魂。如此看来，广西游街示众运动，岂不都是自然现象、理所当然？ 既然政治上讲阶级斗争，与西方反华国家不得和平共处，在疫情治理上采取一只病毒都不放过的“清零”政策，封城、锁路、横木钉死患者家门、关押报导疫情实况的公民记者、乃至抢劫医用防护物资、制定“健康码APP”、对疫情受害家属的维权诉讼不予审理、疫情稍缓即强制复工，以及今日违反防疫者街头惩戒等等，岂不与“文革思想”前后连通、一脉相承？这种“运动型防控”与文革时期“打倒资产阶级走资派”，岂不逻辑连贯、历史传承？ 中央数位侵权，地方人身践踏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中央可以数位监控侵犯人权，地方何以不能人身践踏、羞辱犯人？同样都是中国人，中央可以关押异议份子，地方为何不能欺负平凡百姓？但是，试问，如果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羞耻文化”惩戒人民，那中共高层的“无耻文化”(例如包养央视情妇、张高丽性侵事件)是否也应送上街头？ 即使认定广西游街示众应属少数事件，但全国地方政府滥权行为可是多如牛毛。例如湖南省永兴县“大头娃娃”事件，是地方政府勾结无良厂商，夸大宣传一种含有“倍氨敏”的婴儿配方奶粉，导致幼儿出现体重下降、头骨变形等现象；同样事件也发生在广州，近60名家长控诉10 多家医院推荐“贝儿呔”、“敏儿舒2号”两款问题奶粉，导致幼儿出现营养不良、成长迟缓现象。面对这些侵害事件，地方政府和法院从头到尾置若罔闻、不理不睬！ 实际上，中央的数位监控旨在“维稳保共”而非“维权护民”，地方政府深谙个中“针对性含义”，当然就不怕欺压百姓会构成违逆中央。换言之，中央对异议份子的监控密不透风，但地方政府的失职怠惰，包括这次广西以防疫为借口而滥权，只要不是疏于“打击异己”，中央也会开窗透风，不致遭到上级的惩罚。换言之，异己不打将受惩，侵害人民无所谓，凡是惩罚妨碍中共统治威权之人，即使践踏人权也是合情合理，同理，一般寻常百姓因为无力反对政府，即使游街示众也无伤大雅。在此“人权不是问题”的政治标准下，地方政府违法滥权之事自然堆积如山。 中国社会的“反进化” 广西游街示众事件，不是骇人听闻，而是社会百态，即使官方宣称是一种具有群众教育作用的“现场惩戒警示活动”，实质却是一种人格羞辱、伤害人性的激越行为，反映出中国一个法治薄弱、人权低落，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非文明国家，反映出中国一个政治高于法律、法律为政治服务的“政法社会”，甚至反映出一种封建遗风、文革回潮、人性倒退的“反进化”现象。常听大陆人如此说：在中国，要嘛有钱，要嘛有势，要嘛政治正确，要嘛不问是非；若非如此，平民不值钱，百姓不是命，人权不足惜！ （※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利伯(Charles Lieber)的案件有了结果。利伯大约在2010年前后被中共收买，加入了中共拉拢国外学者、让他们“带枪投靠”的“千人计划”。美国联邦调查局于去年1月，在哈佛校园里将他逮捕。关于利伯案件的大致情况，自由亚洲电台、《华尔街日报》和其他媒体都作了报道。本文分析此案细节，从中可以让我们对中共的“千人计划”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哈佛名教授因加入中共的“千人计划”在哈佛校园被捕 利伯今年62岁，是哈佛大学的化学系主任、纳米技术的杰出专家，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这位在哈佛和学术界享有很高声望的人，却栽在中共的谍报活动当中。利伯作为哈佛的资深教授，有终身教职，年薪可能达十万美元以上，并不缺钱；但他想扩大更多的科研资金来源，为他攀登诺贝尔奖铺路，也贪图在哈佛之外再从中共那里领一份月薪，于是就投靠到了魔鬼门下，用出卖美国的国家利益来充填他的金钱欲望。 美国国防部的刑事调查人员2018年就询问过利伯，问他是否与“千人计划”有关？当时利伯欺骗了国防部的刑事调查人员，矢口否认自己参与此事。这样他安然度过了一年多的哈佛校园生活。但是，联邦调查局最后还是查到了对利伯极为不利的确凿证据，于是在2020年1月到哈佛校园里逮捕了他。 利伯案件的审判当中，联邦检察官选择了比较容易裁定案情的角度，没有从出卖知识产权、泄露科研机密的方向去准备庭审材料，那会涉及到复杂的科技知识以及取证难度，陪审团也不容易听懂。对利伯的审讯很简单，就是让他交代，是否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是否隐瞒了所得到的金钱。 他被拘押期间，美国国防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曾分别对他问讯，要他老实说明自己与“千人计划”的关系。利伯一开始曾经咬紧牙关，坚决抵赖，以为联邦调查局拿不到他秘密加入“千人计划”的证据就无法给他定罪。因此，利伯对这两个联邦机构撒谎欺骗，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个计划，更没从中国大学领取薪水。然而，他的谎言被当场戳穿。调查人员向利伯出示了一份他多年前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合同，中方的合同签署单位是武汉理工大学，列明利伯的月薪是5万美元。他在合同上签了字，合同生效已有多年。 利伯虽然身为哈佛教授，其应对犯罪审讯的能力与普通刑事犯罪者并无不同。他在问讯中分别对美国国防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两次欺骗隐瞒，不但不能蒙混过关，反而导致自己犯下了联邦重罪。 二、利伯被裁定有罪 在秘密加入“千人计划”这方面，利伯似乎交代得不多，依然有所保留，因为庭审案卷没有详细披露；但在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当中，他关于从中共那里拿钱的细节似乎就遮掩不住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录像显示，利伯说，“有很多国家——钱多到用不完……，金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是中国用来引诱人的东西之一。”在录像中，利伯承认他在中国期间获得的钱以现金支付，他把钱交给妻子用于生活开支，但从未在美国报税。 据案情文件披露，中共用数百万美元赠款资助了利伯的研究项目；同时利伯还长期为武汉理工大学工作，中共一共给了他数十万美元薪金。他除了把大部分现金带回美国，还存了20万美元在中国的银行账户里。利伯每次携带超过1万美金的现金入境美国，依法必须申报，他可能在这点上也是多次违法的。 如果利伯在中国如实申报从中国获得的收入并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依照中美互免双重征税的协议，他可以在美国填报联邦个人所得税时，用在中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抵扣美国的应缴个人所得税。这样，他从中国获得的税后收入就可以合法地不必在美国纳税了。但是，贪婪的利伯不但在中国逃税，而且在美国也隐瞒从中国获得的收入而逃税。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在美国掩盖秘密加入“千人计划”、捞取中共金钱的事实。如此犯罪行为又给他带来了4项相关的逃税犯罪。 负责此案的联邦检察官指出，利伯向调查人员提供误导性陈述并在联邦个人所得税申报时假报收入，从而隐瞒他与中共“千人计划”的关系，他追逐金钱的欲望超越了法律界限。马萨诸塞州地区代理美国检察官纳撒尼尔·门德尔（Nathaniel Mendell）在庭审结束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说：“现在，毫无疑问，查尔斯·利伯向联邦调查员和哈佛大学撒谎，试图掩盖他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事实。他向国税局谎报了他所得到的钱，并向美国隐瞒了他的中国银行账户。陪审团按照证据和法律作出了公正的裁决。” 联邦检察官在庭审中对利伯提出了6项指控，其中2项是用虚假陈述欺骗联邦政府；4项是相关的逃税问题。对利伯的这6项指控都属于刑事上的联邦罪，最后陪审团裁定，6项罪名全部成立。这个案子引人注目，它不仅折射出中共大规模科技盗窃活动的一个小小侧面，也让人们不禁感叹：世界名校哈佛大学堂堂的著名教授不仅利欲熏心，而且毫无守法意识，为了钱财在法律的“刀尖”上“跳舞”。 三、“千人计划”吸收了上万国外科技专家 “千人计划”的英文是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TTP)，它的另一个名称是Overseas High-Level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是中共2008年成立的，目的是招募国际领先的科研、创新和创业专家。2007年，中共17大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2010 年，中共和国务院把这个计划提升为国家人才发展计划，对被吸收人员给予最高级别的奖励，以加强中国的创新和国际竞争力。2019年，这个计划改名为“国家高端外国专家招聘计划”，其官方代表机构是中央统战部的西部留学人员协会。 2018年在中国深圳举办的“千人计划”外专项目受聘仪式。（Public Domain） 中共对加入“千人计划”的国外科技专家授予教授职位，算是国务院授予的最高荣誉，其中充分考虑到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又分为两种：对那些可以利用寒暑假和学术休假、经常到中国去提供科技机密的专家，这种教授职位是永久聘任的，可以一直从中共那里拿薪水；对那些在国际领先大学或研究所实验室担任全职工作的人，他们的假期有限，不一定有寒暑假和学术休假，就只能是短期任命，来一次算一次，给予奖励。 “千人计划”共分为三类：一类是“创新千人计划”，面向55岁以下在国外的华人学者；第二类是“外籍千人计划”，面向招聘时55岁以下的非华裔外国人；第三类是“青年学者千人计划”或称“中国海外青年人才工程”，面向40岁以下的华人学者。 这第一类计划从2008年开始执行。中共的真正目的并非普通的学术交流，而是科技窃密。所以中共对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人类学这些学科的人基本上没兴趣，只想要能提供科技机密的人；而且它对国外二流、三流大学里的人也没兴趣，只想找国际一流大学里的人。从这种挑选性可以看出，中共想通过收买顶尖学术机构的科技专家，用不多的钱窃取国外的知识产权。 随着第一类“创新千人计划”取得进展后，第二类“外籍千人计划”也跟着启动；然后，中共的胃口越来越大，2013 年又启动了第三类“青年千人计划”。与此同时，中共还有一个长江学者计划，目的与“千人计划”相同。各省市也推出了类似计划。 虽然这科技窃密计划名称上叫“千人计划”，其实它没有人数限制。为了掩盖科技窃密的真相，中共也会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找少数人，吸收进这个计划；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其实没有什么知识产权。中共找少数几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其实是为了点缀一下，堵住这些领域里跃跃欲试的人的嘴，免得他们若一个都不被吸收，会把科技窃密计划的真面目说出来。从维基百科列出的23个“千人计划”聘用的中外学者当中发现，广州暨南大学的冯帅章就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在国内留任了。 据美国《自然》杂志201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那时中共的“千人计划”已经吸收了7千名科技专家为中国输入外国的知识产权和科技机密。从2018年到现在，又过去了3年，估计现在通过各种科技窃密计划，中共吸收的科技专家可能已接近上万人。 四、“千人计划”给加入科技窃密的专家多少好处？ “千人计划”为获得国外的知识产权和科技机密，为该计划的参与者提供了相当优厚的奖励。需要说明的是，“千人计划”收买国外学者的钱，从一开始就强调是属于“奖励”。如果国外的学者到中国讲课，只是按教科书讲一些基本或专门领域的普通知识，这些知识没有知识产权，中共不可能为他们上几堂这样的课就发给高额奖励，顶多给一点讲课费而已。 所谓的高额奖励，当然是奖励“千人计划”参与者为中共的科技发展所做的“贡献”；反过来，这些参与者也很清楚，“无功不受禄”，你不为中共“立功”，中共不会给你高额奖励。所以，中共和“千人计划”参与者彼此都心知肚明，必须拿出“真材实料”来换取高额奖励，而这些内容多半是受到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保护而不能泄露的未公开研究成果或实验室科技机密。 在科技界，凡是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从国际学术期刊上查到，而且文献目录很详细。中国的院校和研究机构订阅这些杂志，就可以掌握最新的学术动态。中共自然不会笨到另外花大钱请人到中国讲这些已经公开的资讯，。中共想要的是那些不能公开的资讯。其中的一类是受到研究资助单位保密协议的规定，研究者个人不能对与项目无关的人泄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另一类是，研究成果已申请专利，别人要获得这些专利，必须支付专利使用费并服从专利使用方面的相关协议。 之所以说中共的“千人计划”是窃密计划，就是因为它的目标不是从学术期刊上可以阅读的公开学术资讯；该“计划” 锁定的是各国保密的科技知识和技术机密，或是不支付专利使用费就不能获得的技术。中共很懂得人性的弱点，科技专家照样可能贪财图名，于是就出钱去高额“奖励”学者专家，让这些人为了满足私利，冒着违反自己原来所在国家科技知识保密协议或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的风险，把自己掌握的、而中共又需要的科技机密送给中共。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高风险科技偷盗，中共才会对“千人计划”的参与者给予高额“奖励”。 这样的高额“奖励”的数额有多大？维基百科是这样介绍的：提供一次性高达1百万人民币的“奖金”，加上在中国的住房支出、去中国的交通开支等。美国《自然》杂志2018年的文章则表示，“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可以得到1百万人民币的起步奖金，还可以在中国申请获得3-5百万人民币的研究资金，也能获得生活补贴、搬家补偿、回国外探亲报销和子女学费补贴等等。 五、哈佛名教授愚蠢和悲惨命运 利伯通过“千人计划”的安排，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长达10年。武汉理工大学还任命利伯为武汉理工大学 — 哈佛大学纳米联合重点实验室(WUT-Harvard Joint Nano Key Laboratory)的主任。但是，哈佛大学声称，他们对该实验室一无所知，也从未批准合作事宜；哈佛大学后来要求武汉理工大学把哈佛大学的名字从利伯的合作项目中删除。看来，利伯在武汉理工大学的实验室并不是正大光明地获得哈佛校方批准的合作项目，而是违反校际合作规则、由利伯本人偷偷摸摸地与武汉理工大学搞出来的。武汉理工大学的系所设置里，已不再有这个利伯的重点实验室。这也说明，该“重点实验室”并非武汉理工大学在本身的科研基础之上成立，而是为方便该校消化吸收利伯出卖的科技机密而存在。人在室在，人捕室亡。 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利伯（Charles Lieber）（左）。（图片：Charles Eshelman/Getty Images） 虽然中共希望“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在中国定居，但他们当中大多数并没这样做，仍然回到国外，既保留国外的职位，又捞中共给的好处。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如果在中国留下来，会受到国内学校里教师的排挤和妒忌，心情并不舒畅。但是，两头通吃是有风险的，可能被外国政府查究，因此很多人会象利伯一样，隐瞒自己在中国出卖科技机密换钱的行迹，试图在国外蒙混过关。自从中美冷战被中共点燃之后，美中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两国之间的谍报对抗公开化了，一些在国外居住、加入了“千人计划”的华人专家害怕了，只好逃回中国，从此不在美国露面。 利伯在哈佛落网了。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一清二楚，当陪审团做出裁决后，法官当庭宣读陪审团关于利伯有罪的裁定时，利伯几乎没有反应。他不是对裁决十分震惊，而是似乎已经麻木了。 利伯不仅在学术生涯上走到了尽头，而且在生理上也快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目前正患晚期淋巴瘤，这是一种不易治愈的疾病。他余生的命运将由法庭宣布，针对利伯作出虚假陈述的指控被判成立，使他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由于他此前没有犯罪记录，可能改成6个月监禁；利伯被指控的其它罪名是税务犯罪和违反外国银行账户披露相关规定，此类案件涉及的金额相对较小，很少会被判入狱。对这个病入膏肓的著名哈佛学者而言，如此声败名裂地走完人生路程，不管他服刑时间多长，已经了无人生趣味，所谓生不如死，就是这种状况。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辞旧岁一元复始，迎新年万象更新；简化为：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岁月不居，天道酬勤；皆为期盼一个好年景的提振之语。是否事如人愿，则是另一番景象。 回首过去的2021年，整个世界运行的主轴仍然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疲于奔命。 世界领跑者美国 病毒肆虐两年，变异毒株不断涌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疫苗研发和接种始终无法遏制病毒的蔓延。全世界对此无可奈何，一筹莫展，疫情就像那浪涛一波又一波，呼啸著拍岸而来。病毒的溯源虽被澳洲要求进行独立调查，却招致病毒首发国政府以贸易报复狠狠回击。随著美国白宫易主，病毒溯源雷声巨大，却无滴雨，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束之高阁，尘封起来。 其次，2021年8月15日，曾被美军仅用几个星期彻底击溃的塔利班卷土重来，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由美国扶持长达二十年的阿富汗民选政府，宣告阿富汗重新进入黑暗世界。这一天对美国是奇耻大辱，美国虎头蛇尾的外交政策又一次展现了美国力量强大，但是白宫愚蠢无能至极，这将作为美国遭受严重挫败与衰退的标志和拐点，而载入史册。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中共在习近平的主掌下继续专制独裁，向回归毛泽东时代大踏步倒退。对外，耗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积攒的经济实力，向世界叫板，向世界首强美国发出挑战，要求以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引领世界。此举引起西方的警觉，也招致世界的围殴。 对内加强政治高压，碾轧少数民族地区新疆西藏等地，犯下反人类罪而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受害人的对抗。经济困境下推动再一次社会分配，向坐享三十年岁月静好下获利丰厚的企业家开刀，迫使其纷纷接受新版公私合营，出让财富放弃企业和资产以求性命无虞。中共左右开弓重拳打击科技巨头和教辅行业，再施重手整肃娱乐圈，追缴钱款以救中共用度短缺，截断后路使之彻底就范。造成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之寒蝉效应。习近平治下社会更加扭曲，底层民众互害层出不穷，社会道德良知严重稀缺，极少数在扭曲社会下保有清醒认知者难善其身，如方斌、张展、李田田、柯岚⋯⋯，仍然不屈不挠地接力，为习共治下的扭曲丑陋社会划上了一道淡淡靓丽的线条，一条根本不能遮羞的线条。 2021年7月20日河南郑州爆发大水，死伤无数，是天灾，还是人祸？人类固然无法阻挡天灾，但是天灾发生之时，却由于人祸而加大天灾，造成双重灾害，这是中共统治下的一个基本特色。中国人很是可悲，也很是可怜。普遍得了斯德哥尔摩症，被绑架了一辈子，却从中得到了快感。这一幕就像西方使节指出中国皇宫的太监制度太不人道，而急于反驳西方使节的却是被阉割的太监，“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你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更有御用学者提出滑稽可笑的指控，称郑州水灾是中国敌对国家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气象武器的攻击。 香港媒体已死 随著香港国安法实施，香港的一国两制彻底崩溃，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一流下的部分民主彻底丧失。尽管香港2021年举行了新一届立法会的选举，毫无真实可言。港人长期享有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也随之而去，不复存在。香港不仅仅是内地化，而且还有演变为新疆化的可能。北京从开启中英谈判起就郑重承诺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维持了短短的二十三年就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下撕毁了，将其视之为过时的历史文件。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打开国门，承诺接纳港人移民，大批政治反北京专制的人士不得已远走流亡。在习共政治高压下，更甚于日治时期汪伪政权的林郑港府秉承北京之意，坚守了三十三年的香港支联会被迫关闭，巍巍壮观的维园烛光纪念停止了，矗立在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女神像被移走，展示在岭南大学六四浮雕被拆除。日前，中共对香港的镇压已到疯狂程度。独立媒体《立场新闻》任总编辑等六人今被警方突袭逮捕，倡议民主的知名歌手何韵诗被捕。中共公然摧毁香港媒体，窒息所有独立声音，一心一意要把香港变成“中共治下古拉格”。时光在习共统治下就是这样地倒流。 台湾游刃有馀 北京对台湾动用武力的意念，已经为国际间的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澳英美联盟（AUKUS）因此组合，意在阻遏中共扩张南太平洋的野心，预防并且威慑中共对台用兵的军事冒险。在北京战争威胁和叫嚣中，藉著天堑台湾海峡，藉著国际社会对中共动武的警觉和防范，台湾上下一致顶住了习近平和中国军方的战争威吓。尽管中共加大加密了军机绕台湾，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旨在动摇台湾上下的心理防线，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上佳目标。纵然北京对台北渗透严重，岛内有亲北京第五纵队时刻等候解放军渡海作战，且有郁慕明、赖岳谦等为首一些“忍死望恢复，几处垂泪痕” 的遗民翘首盼望箪食壶浆以迎解放军，奈何台湾岛上主体军民联防，更兼周边地区民主国家日本、澳洲等言辞坚定，绝不置身事外，“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安保有事”，众志成城，严阵以待习近平冒险犯台。中共武力犯台，就是面对整个西方世界，就是庚子年慈禧太后开战11国的当代版。 日月行至年关，南美小国尼加拉瓜突然断交台湾中华民国，转而建交大陆中国。台湾邦交减至14国，对台北好像是外交重挫。往根本处思考，此事件乃意义微小面子癣疥，并无大碍。置台湾于外交艰难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朝秦暮楚、朝三暮四麋鹿鱼虾小国纵然全部弃之又有何妨？随著习慈禧在国际间发狂，却让台湾在世界大国舞台中越加游刃有馀，与澳洲、日本、美国、欧盟、东欧列国虽尚未建立起正式邦交，却也愈加受到尊重。即便是零邦交，难道就国将不国？ 未来走向何方？ 这个世界进入了正邪大战。正必压邪吗？未必。 殷鉴不远，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再次大战的危险在欧洲，在第三帝国的迅速崛起，在德日意轴心对世界形成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更有苏联共产帝国的潜在威胁。当时的世界领袖是以鸵鸟心态面对战争的威胁，反而激发了希特勒的战争冒险，将世界推入万劫不复。 今天对世界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北京中南海，它俨然成为了世界已经发生两年多新冠病毒灾祸和未来战乱的策源地。二战后领导世界的美国对于中共情有独钟，在民主党行政当局的协助下，将中华民族推入共产主义深渊。1971年乒乓外交后美国再度扶持中共，尤其是今天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都得益于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今天的世界领袖有深邃的目光认清世界所处的危险境地吗？肯定没有。更有甚者，领导世界的西方民主早已异化，他们开始向北京看齐，乐于领导他们的国家滑向南非，滑向委内瑞拉，全世界民主处在危急之中。 这是个什么时代，居然出现了猫鼠争食现象。美国为首的民主在退化，中国专制反而蛮横碾压西方。惟澳洲目前尚能坚守，明年联邦大选后澳洲的价值和原则能否继续则看澳洲选民的取舍而定。值此正邪交战之际，领导世界的美利坚现在还能代表世界的正义一方吗？非常值得怀疑。集全球邪恶力量之最的北京中南海习近平也在他自己的生死线上做殊死的搏斗。 不禁仰望星空，上帝啊，怜悯这个世界，出手救救这个世界，免除惩罚中国的庞贝火山，免除这个世界再一次的大洪水。 告别充满艰辛、病毒肆虐的2021年，我们迎接的将是一个前景堪忧、危机四伏的2022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独家报导）
自近年中国大陆政府发布公告要求所谓“振兴中国传统节日”以来，每年到圣诞节时，都会有些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要求“禁过洋节日”；而今年被报道出来的，是广西省融安县教育局，发出文件要求禁止师生在校园内外组织各类“洋节庆”的活动，如有发现有人组织“平安夜、圣诞节”的庆祝活动，更要人举报到“公安局国保大队”，令人质疑为何独禁圣诞节？ 近年一些地方政府官方鼓励的活动中，一些年轻人穿著汉服，由左至右用毛笔字写的“抵制圣诞 中国人不过外国节”；那么为何中国人要由左至右写字？为何中国人要用西历？为何要庆祝西历新年？为何“中国”要把西历新年的元旦，定为法定假期？又例如中国大陆把5月1日至5日，定为所谓“劳动节”假期；劳动节同样是“洋节日”，起源于1889年法国巴黎的“社会主义第二国际”；那些年的法国不但参加英法联军之役火烧圆明园，之后更参加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那么为何中国人要庆祝劳动节呢？ 到今年广西地方政府的理由，则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禁过洋节”，声称“洋节对社会的影响愈来愈大，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冲击”云云──实在是莫名其妙，多一个节日，会对原本都不庆祝的“传统节日”，又带来甚么冲击呢？如果重视所谓的“传统节日”，不是应该取消“洋节日”例如元旦假期，劳动节假期，改为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吗？ 自蒙古、满清入侵以来，所谓汉人的中原文化被改造得非常彻底，而中共文革时期的“打倒封建制度”，更对残存的民间传统文化，彻头彻尾地消灭，到头来年又突然要恢复所谓“传统节日”，又如何可以凭空创造？例如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几年前写文称赞“年轻人对中国过去一些不突出的传统节日…多了兴趣，比如七夕节”──为甚么呢？原因就是日本与韩国，都保留了七夕节的传统，而且更“与时并进”，成为年轻人也喜爱的潮流；因此所谓“恢复传统节日”，就是向日本、韩国学习，把日本的一套抄来中国，就成为了被党媒称赞的例子了！ 由汉唐到宋代都重视，衍生出许多诗词歌斌的七夕节，例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竟在“中国”变成“不突出”的传统节日，要“礼失求诸野”，不好意思承认事实是向“东洋”日本所学习的“洋节日”，近年竟有中国商家，厚颜声称是“中国情人节”，然后进行促销活动；那么甚么时候可以促销呢？是否“古以有之”的节日，例如七夕，就可以进行资本主义的促销活动，就可以挂“洋”头卖狗肉，改头换面当成是“传统节日”呢？ 这种逻辑混乱，随时换标准的“搬龙门”态度，就是近年中共自己不断自相矛盾，极之混乱的意识形态；这些“反洋节日”的运动，既由官方发起，又有官方所“澄清”，但“澄清”过后又继续在个别单位所推动，推动后又不能“过激”，然后又要自己再“澄清”的做法，就是中国今日的“国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每到年底，都要回顾总结一下这一年的好事坏事，以便为今后做打算。不善于回头看的国家和人，往往也不善于向前看，或者说没什么前途。 从老百姓喜欢八卦的角度看，媒体大多是媚俗的，所以什么演艺界的绯闻啦，富翁们的财产纠纷啦等等，就成为媒体上的主流。老百姓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需要点感官刺激，八卦新闻也就应运而生，满足读者观众的需要。 但是在老百姓无所察觉的时候，阴谋家们也会利用人们正在享受、缺乏警觉的时机，兜售他们的私货，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一个简单的现象：在你不经意间丧失警惕的时候，就是骗子们下手的机会来了。所以最近大家看到的不少绯闻，的确暗藏着阴谋和欺骗。 例如彭帅和张高丽的绯闻，在老百姓看来就是满足了从猴子猿人时代继承下来的好奇心。从共产党政界看来，就充满了阴谋和权力斗争。从西方政界看来，这是又爆出了共产党的虚伪和丑闻。在反共的华人看来，共产党内斗在加剧，预示着垮台的时间可能不远了，该准备如何建立民主社会的问题了。 那么一些不如张高丽显赫的人物，就是纯粹的八卦新闻吗？好像不那么单纯。整完大企业就该整韭菜了；整完中小韭菜，就该整那些高级韭菜娱乐圈了。娱乐圈最好整治也不好整治，主要就是他们的人气很高，爱他们的人很多，这个特点和异议人士反对派很相似。整他们就会得罪大量喜欢或者同情他们的人，要找一个有效的下手理由。 又是绯闻。老百姓对绯闻有持久的好奇心，那就揭露或者制造他们的绯闻，越丑恶的越有效，反正老百姓没有辨别的兴趣和机会。这种谣言或者揭发隐私往往百发百中，老百姓嘛，除了自己的家事和专业之外，必然是愚昧的，也就是说很好骗。这就是骗子们往往得手的诀窍。 因此这一年的绯闻层出，就是对老百姓的一个警告：别以为你天下最聪明，任何人都有受骗上当的机会。最好辩别清楚再说话，或者相信有人比你聪明，可以帮你辨别真假。例如好的法院，就是帮助愚民们避免受骗的地方之一。自信而又愚蠢的人，往往死得最惨，还要害别人连带受骗。 对国家和老百姓的生活来说，这一年来有什么最重要呢？就是习近平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全面下滑。他当然不承认是他的倒行逆施造成的，他当然继续成为最英明的思想家核心，而且是百年不遇。坏事和责任永远是别人的，只要找一些替罪羊就妥了。 据说栽赃张高丽不成，最近抓了刘亚洲将军，罪名还没有公开。一说是传统的贪赃枉法，也有说是阴谋搞政变，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不管人们怎么猜测，这都是中共内斗，找替罪羊的结果。即使刘将军信仰基督教，热爱美国，但也策划了反美爱国主义的宣传片，不能公开认定投敌卖国吧。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疑心病很重的、类似老毛的小习面前，你就是伪装得再好，效忠得再积极，甚至有某种最高层的人际关系，也不能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疑心病。小习出身的江派大佬们不是正在挨整吗？全力推举小习上位的曾庆红不是也正在挨整吗？帮助小习整人、扫平政坛的王岐山，还好有个正国级待遇的闲差。 剩下的只有两代人关系的张又侠帮小习掌握军队；刘鹤帮他掌握经济。这样的小集团就想当皇帝，太扯了吧？也没准儿，几十年的逆淘汰，可能党内确实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小习当个末代皇帝还是有可能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震旦职业学院讲师宋庚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场课堂教学，因有人将视频放到网上，导致宋被开除。国外多数中文媒体能准确抓住告密与政治惩罚这两个点，批评中国政府的专制与管控言论。但社交媒体、自媒体及一些中文网站则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字不统一，将话题带往这场大屠杀是否存在这个方向，极端一点的干脆称这是中共一贯造假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就此事的讨论过程，让我想起了“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这一说法。 中国的“无知之幕”是言论管控的副产品 所谓“无知之幕”一词，来源多头。目前通用的含义，来源于1971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指做一次思想实验：让人们处在一种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品味、技能、社会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无知之幕），假定这个社会当中有50%的奴隶。于是，参与思想实验的人们将会基于这个假定来做出选择。结果是：人不管出生在社会哪个位置，一旦被“无知之幕”遮挡，都被驱使着从社会最不幸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设计社会制度。 中国政府管控思想与言论的本意，是让受众接受中国政府的思想灌输。我研究中国政府的思想管控多年，自1990年代以来的灌输已比毛时代的灌输要精致，主要采用混合着部分真相的谎言这种方式来做宣传，欺骗性更大。但中国当局绝对没有想到的后果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管控无法做到滴水不漏。由于信息来源多头化，最终出现了“无知之幕”的结果：既然政府宣传充满了谎言，那就干脆设定自己是完全的受骗者（即“最不幸者”），认定所有一切对社会、历史的解说全是谎言。在此前提下，南京大屠杀被不少人认定为根本不存在。 南京大屠杀的争议集中在受难者人数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中旬，从这场中国人视为国耻、国难的屠杀发生之后，世界都没否认过它的存在，包括日本。 中共建政以后，对日本侵华战争这一事实从未否定，但将抗日的主角国民政府军队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并按这一主线来阐述历史。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逐渐挖掘史实，将当年国民政府及国军奋力抗日、死伤英烈无数的历史一点一点地展示出来；而中共因统战台湾需要——蓝营主体是国民政府、国军人士及其后裔，也放宽了限制，对这段抗战史局部进行了重新解说，尽管对中共抗战的贡献有许多夸张扭曲之处，毕竟有限度承认了国军英烈们抗战的贡献。 但这种局部还原历史除了正面作用之外，还加大了部分国内民众对中共宣传教育的不信任。由于中共对自身建政以来的各种人祸，比如土改、镇反、三年大饥荒造成的3000多万死亡人数、文革、六四等，当局不是规范口径，就是完全抹杀。由于网络时代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当人们接触到多源信息后，对中共宣传教育的不相信、反感、排斥达到极致。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中共的宣传，除了标点符号之外，没一个字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屏蔽中国人的“无知之幕”，其实是中共自身造成的。 中共宣传的中日关系变幻不定 中日这笔历史帐弄成今天这样，与中国政府的宣传政策不断调整有关。1970年代以前中日关系处于冷冻期，日本侵华史成了时时必讲的政治项目，教科书、官媒、电影时刻提醒国民“勿忘国耻”。一旦中日关系解冻，就开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日友谊源远流长”，从唐代日本遣唐使、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弘传佛法，到从“日本晁卿辞帝都”畅想出来的古人友谊，轰炸式宣传。每逢两国之间发生不愉快事件，又利用民众反日游行玩国际怪罪游戏。当局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宣传，最后必然导致国民在对日问题上的严重精神分裂。 以战争赔款为例，1955年3月，中国政府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其中规定：“声明取消战争状态和宣布日本免付赔款的时间不宜过早，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决，但我方愿意解决该问题。”这表明，中共已经做出放弃对日索赔的决定。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日本の対中国政府开発援助，简称日本对华援助，是1979到2018年间由日本政府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政府开发援助，3.65万亿日元（合约2551亿人民币），是39年来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的总额，主要资金来源于日本国民缴纳的税金。在日本看来，就是种变相赔偿。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上海的宝钢和浦东机场；武汉的长江二桥；京泰铁路的电气化改造等等，都是过去的日本援华项目。近年来，四川省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老龄化社会之下的介护培训、空气污染防治等项目，也均有日方相助——所有这些，中方不予宣传，日本方只好在工程或者项目所在地标上“日本援建”这类字样，但知道的人很少。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据来源于当时清点受难者遗体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发生于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造成如今这种状态也与当局不断调整的宣传政策有关。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既是国史，也是南京作为受害地的历史，一直有专业史学研究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的数据整理工作，是由屠杀之后不久，多家民间慈善机构参与，亲点受难者尸体得出的数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倾毕生之力研究南京大屠杀，特别是数据整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著专文论述此事，指出30万之数来自于四条渠道：第一条渠道：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9.8万具，其中，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埋尸体43123具；第二条渠道：市民群体共收埋尸体4.2万余具；第三条渠道：汪伪政权共收埋尸体1.6万余具；第四条渠道：日军动用部队毁尸灭迹约数万具——除了最后这一条是估算之外，前三条均有文件留存。 日本学界的绝大多数人也从未否定过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辞条上写得清楚：研究大屠杀事件的日本学者“因秉持观点与政治立场不同，不同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有不同的解读与看法，其中死伤人数的部分，有二十万以上、十多万人、四万、数千、数百乃至于完全否定者等各种说法”，并附有注解。 但一般公众不会关注这些历史事件。1990年代，两位美籍华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创作将这一历史事件带入公众视野：一是美籍华人画家李自健1992年创作的历史巨画《南京大屠杀》在海外引起轰动；二是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1997年出版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中文版译名《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该书成为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并在国际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两位美籍华人对这一事件的回顾之作，当然在中国引发一段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讨论热，出版了不少书籍，比如《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都是那段时期翻译出版的。但那时是传统媒体时代，发言有门槛，媒体能够发表的当然都是有质量的讨论，讨论者都有学养且认真做过研究。不象自媒体时代，完全没阅读过相关史料的网友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宋庚一说的“死的是谁，有名有姓的是谁，如果没有名没有姓没有身份证号，你这个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被不少历史虚无者当作证据引用，是网络时代的特点。史实如下：国民政府的第一代身份证是在1947年5月才正式颁发。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当时根本没有身份证。 1946年，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后的《户籍法》；同年6月，行政院颁布了《户籍法施行细则》，对国民身份证的有关事项做出了具体规定。网上流传的没有年代的《户籍法施行细则复印件》第四章有关身份证的规定，应该就是这本细则中的一页。1947年5月，民国政府开始制作双页折叠式白色第一代身份证，发给18岁以上国民。 [i] 2013年，中国网上曾登载过这条消息，登载之时，纯粹是历史发现，没有政治因素。 古今中外，任何正常国家都不应该让自己的国民生活在言论思想管控的“无知之幕”下。在中国，这种“无知之幕”养育了两类人，一类是中共需要的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小粉红，一心要维护党与政府；另一类是历史虚无与民族虚无的国族自恨者，一心希望中国尽快崩溃。前者是国内微博世界的主力，后者是海外中文自媒体历史虚无与民族虚无者的主力。
香港特区政府借疫情为由，推迟一年零三个月的立法会选举，供中共人大修改立法会选举制度与规则的情况，终于在把所有“反对派”禁止参选，成功“自己选自己”，“选”出新一届的立法会议员。 在中共吹嘘“完善”的新制度之下，政府为催谷投票率可为扭尽六壬，不但破天荒让随时有利益输送冲突的3大公共交通工具营运商，在投票当日全日免费搭车 ；再安排陆路关口投票箱，让居于中国大陆的人士可以免检疫回来投票；选举事务处亦首次在周六（18日），向全香港所有手提电话号码寄出“为港为己投一票”的宣传短讯。以往政府常被投诉，指冷待选举而期望拉低投票率，今次就真的“用尽全力”去催谷选民投票了，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可谓相映成趣。 结果政府“力谷”之下，投票率创下香港史上新低：30.2%──已包括政府口中“搞破坏”的“白票运动”有破纪录2.04%的废票，仍低过以往所有立法会选举的数字，包括英治年代首次引入地方直选的1991年立法局选举39.1%，以及1995年被指“三违反”的立法局选举的35.8%；如纯以1997主权移交后的立法会选举计算，1998年有53.3%、2000年的43.6%、2004年的55.6%、2008年的45.2%、2012年的53.1%、以及2016年的58.3%，是次30.2%的投票率之低，可谓断崖式的下跌。 然而就算看通常投票率较低的区议会选举，30.2%仍然是史上最低的数字！1982年香港首次引入直选的第一届区议会选举，投票率也有38.9%；1985年区议会投票率有40.1%；1988年也有32.3%；及至1991年的32.5%、1994年亦是32.3%，简单而言，就是英治年代引入的所有直选选举，都仍然要比起2021年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还要高，即香港特区今日所谓的“民主”，实质上已倒退至40年前都不如。 更不要说主权移交后的数字了，1999年区议会选举投票率35.82%、2003年44.4%、2007年38.8%、2011年41.5%、2015年47.0%，至于最接近的一次，亦即“反送中”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更创下历史的新高，71.23%的投票率，远高于2年后今日的30.2%。 2019年区议会选举投票人数高达294万3842人；2021年的立法会选举，却只得135万人左右，而这135万人当中，更包括一些被迫去投票、被有公司安排“放假”利诱的选民；用以往亲政府阵营的“沉默大多数”论述，高达600多万人反对其制度；用2019年票数比较，高达160万人反对，都远比起其支持者更多。 当政府已经用尽一切方法，包括“超技术”禁止呼吁杯葛投票，禁止呼吁投白票，用尽免费车、疯狂宣传，都只得这种成为全球笑话的数字，其实还要搞选举来做甚么呢？这种国王的新衣，除了自己“自high”的“自我感觉良好”之外，还有甚么作用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资深选举安全编辑（election security editor）菲利浦在去年美国大选落幕后，语重心长写下一篇观选分析。结论之一是，自21世纪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就极少在政治上达成一致共识，甚至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分裂、对立，并具体表现在投票行为上。他另外语带讽刺地说，他很怀疑那些立场壁垒分明的政客难道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此外，他认为近来选举最严重的问题则在“一方轻视一方胜利的合法性”几乎变得司空见惯。 菲利浦认为，这个情况在2016年俄罗斯绘声绘影（有些则证实为真）介入美国选举后益发显著，尽管民主、共和两党都认知到必须提出新的选举立法以确保既有民主机制，但菲利浦发现，双方连建构、实践民主的基本原则都出现南辕北辙的认知（例如支持邮寄投票与否），这让两党之间陷入近乎零和的斗争。 相对于美式投票制度，台湾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且无通讯投票设计，于是计票单纯而胜败明显，也无所谓赢得总选票数，却输给“选举人团”的不甘心，诚如韩国瑜当时说的，选举最大的秘密就是“票多的赢、票少的输”。至于台湾两大党今天凡事更加毫无妥协馀地的走向，或许关键尚不在两年前大选的输赢，而在输多少、赢多少。 当时国民党眼看一股“韩流”升起，对重返执政胜券在握，加上韩国瑜确实是历来国民党最非典型的群众魅力型人物，外在氛围加上同温层交相催化，反观蔡英文第一任内同婚、年改争议斑斑，有多少国民党人（包括韩国瑜自己）深信韩国瑜将横空出世当上总统。结果却是以差了265万票落败。如此数字当属“震撼”，这样的差距，于是就不仅只于“票多的赢、票少的输”那样意义浅薄，又至少应该足以让国民党彻底自候选人本身和政党路线中得到省悟。但纵使内外检讨繁多，以其后两年多来国民党的言行，及最新权力改组后的国民党运作路线，国民党显然是选择走向菲利浦所说“直接轻视胜利方”这一路数。 选举中，当落败者以些微票数输给对手，也许会扼惋、不甘心，但这也代表他或许下回卷土重来有望，只要自己这里修正一点，那边票多挖一点，从帐面上选票数字看，不是没有扳回一城的可能，这多能鼓励有心者自我正面经营。偏偏选举的吊诡就在这里，当选票差距大到很难看到明天时，人性上无论尊严还是政治生存现实，其自我保护机制就会开启，这保护机制通常就是打从心里不承认对方的胜利，并把因为“自己缺失面”所导致的失败，通通转嫁到是对方“使诈才赢”。也就是说，当初的选票差距，恐怕反让多少国民党人直到今天仍认为2020是被民进党“操作亡国感”、“操作香港反送中”，才成功“蒙骗台湾人”赢得选举，所以这样的输不算输，不只不算输，而且说不定只要发动焦土攻击，就有机会把“只会操作亡国感”的民进党打下来。 然后，台湾政坛近几年来不就如菲利浦所形容的美国政治景况，“两大党极少在政治上达成一致共识，甚至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分裂、对立”。即使疫情期间，从口罩、防疫到疫苗，不管现况实质成效，国民党无不一路批判，直到终于松动陈时中高人气的支持，国民党对其路线就更有信心，再到台中中二选区罢免案拉下陈柏惟，举党再又为之精神一振，然后眼前一票让人分不清孰为战斗蓝孰为韩粉者，自然就视“四公投案”为2022、2024绝地大反攻的前哨战。 但国民党对“四公投案”选举涟漪效应投射，恐怕一开始就歪楼。对“人”的投票，犹有任期制可为修正，今天投这个人、这个党，明天也可另外投别的人、别的党，但公投是对“事”的选择，“事”的决断性，往往不若“人”来得机动，很多时候并非今天否决，明天就能转弯，或今天通过，明天就可改为暂缓。无论莱猪、核四、中油三接都是如此，把它操作成“对政府不信任投票”、“教训民进党”，这是选战思维，早违反了“公投”真意。 国民党操作这次公投，情绪和目的都远超过公投本身“事”的讨论，也和政党长期以来价值意识无甚相关，说到底就是“好想赢民进党”，于是寄望赢得比罢免更大的一局，去回填两年前韩国瑜“意外”落败所造成的莫大空虚。进而，这样的政党经营，反而代表自己仍持续僵在2020年的那个自己，那个自己真的有办法应付得了2024？更别说今天四公投的内在并非仅只环保和食安，两年后大选，回到检视一个政党对整体国家发展前景的设想，看国民党今日之表现，公投之火到时候或许将会对这个党再形成另一种反噬。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