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总统第二次就任以后，一个月内推出了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其中的大部分都与以往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有明显的区隔，所以可以说，今年出现了川普新政，也因此全球震惊不断。值此之际，对川普新政做一个全盘的分析，十分必要，也有助于澄清国际社会和国际媒体上的一些模糊认知。 川普新政可以分为国内国外两个部分，但是，其国内新政策与国际新政策是密切关联的。而在国外政策部分，似乎对美国的邻居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冲击，以及对欧盟和北约的冲击，表面上比对中国的冲击大得多。但是，深入进去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川普新政对中国的冲击是最大的，尽管表面上不那么明显。而中国面临的诸多压力中，最大的冲击就是经济全球化1.0版似乎正在走向终结，全球经贸格局面临重构。而美国内政上出现的很多问题，也与经济全球化1.0版有直接关系。 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大话题，笔者试图去繁就简，深入浅出地用两篇文章来做一个勾画。上篇即本文，《中共军事新战略，中美冷战成必然》，重点是，中国一面利用经济全球化1.0版积蓄实力，一面早已制定了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下篇是《永别了，WTO？》，分析特朗普新政重建世界贸易格局的过程当中，中国将如何失去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会与可能。这两篇文章也是对美中关系三十年的一个粗略总结和前瞻评估。 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来回变换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17日刊载了一篇简短的分析，《川普的关税让美中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点》。文章引用欧盟安全研究所研究主任Alice Ekman和巴黎政治学院院长Stéphanie Balme的看法指出，川普总统重新掌权后，签署了大量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会加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贸易发展和高科技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两位欧洲学者认为，川普重新掌权，保护主义措施和战略对抗的加剧，似乎不可避免，从而会重新定义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平衡。这样的看法在欧洲具有代表性。 而《华尔街日报》同一天的报道，《“中国+1”到“避开中国”：西方企业战略之变》，则从跨国公司的眼光，分析了经济全球化1.0版走向终结的前景。 上述法国学者提到的川普新政会“重新定义全球经济”这一看法，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中得到了印证。《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提出了两个概念，即“中国加一”和“避开中国”。如果在这两个概念之前，再加一个概念，“中国依赖”，就能够描绘出过去二十五年里，中国如何利用经济全球化1.0版，积蓄了发动美中冷战的实力的整个过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跨国公司会从“中国依赖”变成“中国加一”，如今再变成“Off China”。 其实，这三个西方国家的概念，在中国也有三个对应的概念：在中国，对应“中国依赖”的是“世界工厂”；对应“中国加一”的是“腾笼换鸟”；对应“Off China”的是“自主发展”。 如果把这三个中国式概念，理解成中国过去二十五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国际经济地位变换过程的三个阶段，就会发现，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似乎走了一个闭环，正在重新回到原点。因为，在“世界工厂”之前，中国的经济方针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之前，则是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闭关锁国”到什么程度？仅举一例，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1.6亿美元，教育部派公费留学生出国，每人只能换50美元带上应急。 为什么中国从“改革开放”又朝着原点回归？这个问题在中国是政治禁区，在国际社会却是一个困惑。事实上，其中的关键点是，中共利用了经济全球化1.0版，壮大了挑战美国的实力，然后点燃了中美冷战，把中国重新推回到了的“自主发展”的旧路。那么，这到底是中共偶然的失误，还是必然的宿命？ 二、中共的新国际军事战略：威慑美国及相关国家 如果中共果真只是谋求和平发展，今天的世界也许仍然还在宽容它。但中共在经济和技术实力增强后，就迫不及待地要“秀肌肉”了。这就是经济全球化1.0版和中国的“世界工厂”走向凋零的主要原因。2020年初，中共正式用行动和公开宣示表明，它开始实行新版国际军事战略，即挑战美国。 过去笔者讲中美冷战时，讲到了中美冷战的开端，但没有讲中美冷战的根源，也就是，没有追溯中共在战略思考方面，为什么要点燃中美冷战。本文可以算是在全球媒体当中，首次说明中共实行威慑美国及相关国家的新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到底是怎么回事。 谈到中美冷战的开端，主要是指解放军2020年上半年的三项军事行动，也可以说，是三项军事威胁动作。第一，2020年1月派遣海军舰队远赴美国的中途岛海军基地附近海域，挑衅并搜集电子情报；第二，2020年3月宣布，已经把南海从国际海域，变成了中国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随时可以安全地在这个深海堡垒里，用潜射的带核弹头洲际飞弹打击美国；第三，2020年6月又宣布，“北斗”导航系统已经完成了引导洲际导弹对美国全境精准打击的部署。 这三项行动不但未曾保密，反而由当时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高调报道。为什么要高调报道？因为，这些报道本身就是中共新军事战略的一环，要向美国明确表明，解放军正在向美国施加新的军事压力。 中共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其战略意图究竟为何？或许可以说，中共是经过了长期准备以后，从2020年开始，正式宣布了它的新军事战略意图。这个意图的核心是，要用军事手段，胁迫美国妥协，让中共取得国际霸主的地位。 讲到中国的新军事战略，就必须简单回顾一下过去四十年来解放军的战略构想，解放军的战略构想，决定了它的军队部署和军备发展。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到现在，解放军战略构想的中心思想，从80年代的“服务经济建设”，到90年代的“积极防御”，再到目前的“战略威慑”，经历了三次转变。 据2013年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编写的《战略学》介绍，中国的战略体系，由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军种战略—战区战略—重大安全领域(核、太空、网络空间)战略这三级五类构成。 在第一阶段，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从“临战状态”改为“和平时期面向经济建设”；第二阶段，1993年1月中央军委把军事战略调整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到2013年《战略学》出版时，中共的军事战略依然是“积极防御”；第四阶段，2020年中共的军事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变成了针对潜在“敌国”的“战略威慑”。 下面，笔者引用解放军国防大学2020年出版的《战略学》一书之内容，来说明中共的新战略意图。此书关于解放军新的战略意图之表述如下：“战略威慑”是“指国家为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而进行的显示武力和准备使用武力决心的战略性举动”。此书没点明，要迫使“对方”屈服于中共意志的国家，到底包括哪些；过去五年中我们所看到的是，解放军用军事行动加以胁迫的，至少包括美国、台湾和菲律宾，但并不会仅限于这几个国家。 三、美国为什么把军力重心放回东亚？ 当解放军的军事战略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为经济建设服务”，转变成2020年的“战略威慑”，这就彻底改变了中美关系，使得两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伙伴型和平共处，变成了对抗型冷战对手。需要特别补充一点，解放军的这个军事战略上的重大转变，并非国际局势变化所迫，而是中共高层主动做出的战略选择；也可以说，它是共产党政权基因里带来的本能型举动。 最近川普总统试图推动俄乌停战，他有一个最大的考量，那就是，美国要调整全球军力，增强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实力。在最近的欧盟国家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发言中指出，川普总统再三强调，我们的欧洲朋友必须为欧洲大陆的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欧洲国家应有所作为，让美国能专注在世界上面临严重危险的地区。万斯副总统提到的“世界上面临严重危险的地区”，就是东亚，而中国就是造成危险的主要国家。 1月24日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Stars and Stripes)》报道，五角大楼计划从美军在欧洲的十万驻军中，抽调两万回防太平洋地区；因为，美国需要在欧洲发挥较小的军事作用，并将能力转移到太平洋，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 什么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答案就在解放军的新国际军事战略当中。中共的军事战略从“积极防御”转变成“战略威慑”，完全不是“口头威胁”，而是早就设计了一个全盘的“军事威慑战略计划”。 据解放军2020年出版的《战略学》介绍，解放军依照“战略威慑”的军事战略，要采取八种行动模式：第一，营造战争气氛；第二，展示先进武器；第三，举行军事演习；第四，调整军事部署；第五，提升战备等级；第六，实施信息攻击；第七，限制性军事行动；第八，警示性军事打击（见该书第6页到第7页）。 一个拥有相当核武力的红色大国采取上述行动模式，对美国进入了军事威慑的战略姿态以后，解放军的行动当然就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和攻击性了。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中共对美国点燃一场新冷战了。 事实上，上文提到的解放军2020年初点燃中美冷战的三项军事行动，正是有计划地实施其新军事战略的具体部署；这三项军事行动的意涵是营造战争气氛、展示先进武器、举行军事演习。而解放军过去几年来对台湾采取的威胁动作，则把2020年版《战略学》构想的“战略威慑”军事战略的八种行动模式，除最后两项之外，全部都用了个遍。 显而易见，解放军对东亚和东南亚和平的威胁，并非针对某一国际局势之变化的应急反应，而是依照其“战略威慑”新军事战略的构想，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升高东亚和南海地区的紧张态势。其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即如2020年版的《战略学》所述，要用“显示武力和准备使用武力决心的战略性举动”，“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 而最危险的是，中共准备采取的“战略威慑”逐项行动当中，最后两步便是军事行动和军事打击。换言之，中共明确表明了它有发动战争的计划和企图，这就是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四、中国：从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到扩军备战的军事战略 美国的专家一直在追踪研究中共军事战略的演变，比如，2022年3月，面向军方和外交界的战略研究学术杂志（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发表了一篇分析解放军军事战略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本文中我引用的中共军方出版的两本《战略学》。但是，到今天为止，世界上各国的媒体并未报道过中共的这个新军事战略，尽管解放军点燃中美冷战已经有五年了。 中国实行这个新军事战略，是谋定而后动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确定这一战略之后，才开始做实施准备；相反，中共至少在加入WTO之前，就拟定了这样的“战略威慑”军事战略，长期准备近二十年后，它认为自己已经有实力、有基础了，才公开宣布了它的新军事战略。 上文提到，中共运用外宣官媒，对点燃中美冷战的三项军事行动专门加以报道（但中国国内的民众被禁止访问这个外宣官媒），这样的宣示动作，本身就是“战略威慑”这个新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共试图用军事威胁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所以，这些关于解放军“战略威慑”行动的对外公开报道，本意就是发出明确的“军事威慑”信号。当然了，如果“战略威慑”的前六个手段未能奏效，中共最后会想用战争来逼降它要威胁的国家。 正如解放军的2013年版《战略性》所说明的，中共的战略体系构想分成三个层级、五个类别，其军事战略并非军方自己的闭门造车，而是属于被置于国家战略之下、依照中共国家战略的指导所制定的军事行动方面的基本构想。 由此反推，中共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准备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扩军备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在民间经济活动旗号下推进的、与许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外交强化，都服务于这个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的。 五、中共的“战略威慑”新军事战略涵盖全球 是不是中共计划中的“战略威慑”，只针对台湾和南海呢？如果不是，那中国服务于扩张型国家战略的军事和非军事活动，都延伸到哪些国家，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答案是，中共的“战略威慑”新军事战略涵盖全球，而时间上的启示点是1997年。 笔者1月22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巴拿马和格陵兰 – 川普出新招，防范中国威胁》已经指出，中共谋求未来威慑美国的布局，西到大西洋的北端格陵兰，东到中美洲的巴拿马，最早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着手的。 中共贿赂时任巴拿马总统，再借香港公司作为“白手套”，开始控制巴拿马运河，那是1997年就开始的动作。此后，中国的多家国有公司陆续进驻巴拿马，把巴拿马差点变成了“中国城”。但是，由于中共用“韬光养晦”策略掩盖其后来的新军事战略，美国在1997年的时候，并没看破中共当时的国际战略大布局，反而积极安排中国加入了WTO。 美国意识到中共的国际扩张不只限于北半球，还延伸到了南半球，直指澳大利亚，也是最近几年的事。2020年12月14日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曾刊登两篇文章，一篇是，《北京可以不战而胜占领领土，中企新项目轰动澳大利亚》，第二篇是，《中国敲打澳大利亚，“选边站”不如“靠边站”》，这就是中共针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威慑”行动。 当时，中国在南太平洋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靠近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个15平方公里的荒凉小岛达鲁岛（Daru）上，签约投资2亿澳元，要修建“综合多功能渔业工业园区”，但那个小岛周边海域却没有渔业资源，当地土著居民是用独木舟钓鱼维生的。中国的真实意图很可能是以此项目为掩护，企图在那个小岛上建立其战略核潜艇的海外前进基地。后来这个投资计划未能实现。 一定有读者想问，中共对澳大利亚想干什么？笔者研究后发现，中国的优质铁矿资源已经枯竭，现有的未开采铁矿不是埋藏太深、开采太难，就是矿石的杂质过多，不适合军用。中共为了继续加快海军的扩军备战，已经在觊觎澳大利亚及其丰富的优质铁矿石资源了。 因此，从2020年到现在，中国海军一直不断派军舰到澳大利亚沿海，了解近岸水情和航道，训练其海军军官适应在南太平洋的活动。《解放军报》2023年9月20日、27日、10月24日及28日，先后刊发四篇新闻，集中报道中国海军的“戚继光”号军舰的远航活动，它载着几百名海军军官，专门到澳大利亚沿海巡航实习。今年2月19日中国海军的特遣舰队又首度到悉尼以东150海里处训练。看来，中共的“战略威慑”计划里，澳大利亚在目标国名单上排名靠前。事实上，南太平洋驻岛国当中，凡是拥有可使用军港的，都已经被中共“友好”了，其目的应该是配合其构想中的南太平洋军事行动。 在以上中美冷战的背景下，美中经贸关系和经济全球化命运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川普总统就任以后，立即推出了一系列新政。其中有几个他先前已经提出的议题，是外界了解不多的，那就是关于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的问题。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远离中国，为什么中国在那里的影子会令美国担忧？ 一、中共对美姿态貌似回归，实则覆水难收 由于美中之间的对垒已进入了一种新冷战的状态，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全方位转换。这就是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的问题重新进入美国视野的背景。 我早在2020年就指出，那一年的上半年中共点燃了美中冷战。可以不客气地说，全世界我是第一个这样讲的，没有人象我这样，用中共自己公开的资讯，证明了中共点燃美中冷战乃蓄意为之。 在互联网资讯快速传播的时代，旧新闻很容易被遗忘。现在美国的智库学者谈美中关系，已经很少有人想过，在川普就任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此时此刻，中共对美中关系的态度，又重新回到了六年前的起点。 所谓“六年前的起点”，就是最近中共开始重弹美中两国要“互利共赢”的老调，这个说法并不新鲜。因为，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于2018年启动了与中国的贸易和知识产权谈判。当时中共一直对美国反复表示，“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甚至称此为中美关系的“金科玉律”。现在中共喊出的“互利共赢”，与六年前的“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何其相似奈尔。 但是，美中关系旧辙犹在，中共重喊“互利共赢”，就能让美中关系“再度回春”吗？这里所谓的“旧辙”，是指六年前中共试图在谈判桌上用空话哄骗无果后，立刻翻脸，改而摆出军事威胁姿态。2020年初中共用海军舰队到中途岛示威，宣传“攻台必攻美”，随后又用洲际核导弹来威胁美国。这就是展示军事实力，改用“斗则俱伤”，试图逼美国向它让步。 然而，那时中共并未意识到，此举不可避免地点燃了美中冷战，就此覆水难收，美中关系已经无法回头地走上了美中冷战的轨道。 二、美中对垒，视角转换 五年来，中共渐渐从美国对美中冷战的各种应对当中，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因此，北京现在策略性地重新降低了姿态。 红色大国对美国发动冷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而美苏冷战四十年前结束时，就已经展示了这种冷战本身的一个规律，即一旦冷战被点燃，就没有退出机制；冷战状态下，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信任对方的口头承诺，因为红色大国不断在扩军备战。 苏联当年在冷战中对美国的承诺，用的词语是“和平共处”；中共如今使用的是“互利共赢”。这两句漂亮的口号都无法掩盖一个冷酷的事实，那就是，当一个红色核大国加速扩军备战，并且做出全球布局，展示其威胁另一个核大国的姿态之后，红色大国的真实意图已经暴露无疑。 在红色大国的这种真实的战略威胁之下，美国过去几年来不得不积极应对，再也无法掉以轻心了。所以，当下重新评估美中之间各方面的关系，是一个全球性的新课题。全世界的主要国家以及各国的跨国公司，现在都有必要补上一堂“冷战常识课”，否则就会拘泥于非冷战时代那常规而过时的角度，进而错判美中对垒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那现在美国的重要政要如何解读美中冷战呢？我选用拜登当局和川普行政当局的重要官员的话来说明，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威胁的。 去年9月18日美国的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 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时表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坦率地说，与中国带来的多方面挑战相比，（美苏）冷战显得微不足道。这不仅仅是军事挑战，而是全方位的。它体现在全球南方，体现在技术方面。我们需要全面加把劲儿了”。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黄之瀚（Alex Wong）担任川普总统这个任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助理，他2023年在里根总统基金会及研究所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与中国的竞争：关于残局的辩论”（Competition with China: Debating the Endgame）》。他写道，“未来的风险，比（美苏）冷战中的风险更令人担忧。事实上，确保我们与中国的竞争，保持与苏联竞争一样的‘冷战’状态，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美苏)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旨在维持苏联周边的边界。苏联要么在共产主义自身固有的内部矛盾压力下‘软化’，要么崩溃，而中共强加给美国的‘残局’则具有不同性质，也更加危险”。 三、两场冷战三不同 这两位先后任职的美国重要官员对中国威胁的看法，不但基本一致，而且一脉相承，从川普的第一任期到现在，乃至今后，始终保持了一个认知上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他们两人都指出，中共在美中冷战中对美国及其盟友包括台湾的威胁，要远远大于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的威胁。但他们两位的话都只是点到为止，没做进一步的说明。 作为同时研究美苏关系和美中关系的学者，我比较容易理解他们两位没讲出来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未来的美中关系，有三点必须厘清。第一，苏联和中国，何处不一样？第二，为什么如今的中国威胁比当年的苏联威胁更大？第三，美国的冷战应对战略，对苏联和对中国会有什么差别？我会把这第三个不同，放到本文的下一节分析。 同样是两场冷战，美国的先后两个对手，在哪些地方不同？ 首先，苏联当年没实行经济改革，所以，它的经济体系与西方国家是相对孤立的，彼此没有经济上的互相渗透。所以，当年在欧洲，北约国家跟苏联集团国家在陆地边界上壁垒分明，彼此基本上没有大量的人员渗透和商务交往。 而中国长期以来利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开放，不但形成了大量的商务往来，也有全方位的人员渗透。因此，现在对美国来说，应付中共的威胁，不但会遇到中共的反击，而且还会遇到本国公司和民众的不满。 另一方面，苏联跟美国在美苏冷战中比拼实力，苏联只能靠自己的经济基础与军工实力，而苏联的共产党经济制度本身没有竞争力，越比拼实力，苏联就越会落败下风。 而中共通过大量商务往来，不但吸收和偷盗了大量西方国家的技术，还骗走了大量美国的资金，同时也占领了西方国家的市场。这样，美国就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来逐渐关闭中国利用美国高科技跟资金的管道。拜登当局已经这样做了，相信川普总统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为什么中共更危险？ 中国在冷战中的危险性，不是爆发战争的危险，也不是中国崛起的危险。首先，冷战之中无热战。中共知道，对美国发动战争，就可能引发核大战，那是没有赢家的。而中国今后也没有经济和科技崛起的可能性了，当下中国的经济状况是经济下滑到哪里的问题，翻身的机会越来越小。 那一个正在变弱的中国，为什么更危险？因为中共比苏联狡诈，更不讲国际规则，苏联没用过的手段，中国全都在用。比如，中共用低价倾销来打击西方国家的公司，试图保住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市场份额。中共这样的无底线做法，是为了自己能在经济方面活下去，为此恨不得把西方国家的市场完全吞掉，逼死西方国家的大部分企业。 此外，在人员往来方面，在美苏冷战中美国没什么苏联人，苏联在美国的间谍基本上都是克格勃训练过的职业间谍；而在美中冷战里，中共大量收买拉拢在美华人，充当非专业的“群众间谍”，这就让美国防不胜防。 四、从巴拿马运河到格陵兰岛：中国的对美威胁 为什么美国对苏联的冷战战略，跟美国对中国的冷战战略会不一样？由于上文分析的苏联跟中国的不同状态，美国当然不可能简单地套用当年对付苏联的经验和方法。在美中冷战今后的十几年里，美国会逐渐扩大对中国的全方位应对，从经济上的贸易战到科技战，从间谍战到网络战，再到强化军力。 而在地理上，美国也不会单纯锚定印太地区，还会考虑到中共渗透到美国后院的威胁，比如，美国最近对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关注，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1月21日刚上任的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当天就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外长在华盛顿召开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外长会议，四国外长重申了各自国家对这一机制及其目标的承诺。这个会议针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海上胁迫行为，发出了一个含蓄但坚定的示警。鲁比奥在确认其提名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还誓言要威慑并遏制中国对台湾的可能入侵。 如果说，“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是要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那么，美国对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关注，显然远离中国。那中国威胁如今是如何延伸到美国后院的？很多人对此不甚了了。 其实，中共对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渗透，已经快三十年了，把这个过去放在桌面底下的话题拿到桌面上来公开讲的是川普总统。美国对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关注，其实质既不是领土争议，也不是地缘政治，而是因为在这两个远离中国的地方出现了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实质威胁。 美中冷战拉响的国家安全警报，让美国开始从如何应对中国的冷战式威胁这个角度，认真考虑如何排除中国通过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对美国产生的威胁。那中国渗透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到底对美国构成了怎样的国家安全威胁呢？ 简单来讲，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造成了对美国军力调动和日常经济活动的威胁，而中国对格陵兰的渗透企图，则构成了对北冰洋南向航道的安全威胁、对潜在的稀土资源来源之威胁，以及中国向西发射洲际导弹、打击美国东海岸的导航威胁。 五、巴拿马运河今昔剧变 巴拿马运河过去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美国于1999年从巴拿马撤军，把运河交给巴拿马政府管理。但美国仍然与巴拿马有《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营运的条约》(Treaty Concerning the Permanent Neutrality and Operation of the Panama）。 川普总统在1月20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特别提到，美国为巴拿马运河花费了比以往任何项目都多的钱，并在修建巴拿马运河的过程中失去了3万8千人的生命。特朗普总统认为，前总统卡特把巴拿马运河愚蠢地赠给巴拿马，然后美国却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对待，这本不该发生的，而巴拿马对美国的承诺也已经被打破。而最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运营巴拿马运河，我们当初并未将其交给中国，我们交给了巴拿马。 川普总统所说的，“巴拿马对美国的承诺已经被打破”，指的是，过去三十年来，巴拿马对运河管理的中立状态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早在1997年，香港李嘉诚家族的长江和记实业就开始管理运河两端的枢纽港；2016年中国国有的路桥集团收购了巴拿马大西洋一侧的最大港口玛格丽特岛。2017年巴拿马政府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 每年从巴拿马运河通过的货物，六成以上来自美国或运往美国，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军力和军用物资的调动，也需要通过这条运河。过去多年当中，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管理已经发生的悄悄巨变，一直十分关注。现在美国从美中冷战的角度来思考，会发现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已经深入到了美国的后院，因为巴拿马运河的关键基础设施已被中国控制，巴拿马政府倾向于美国在新冷战中的对手中国。 2020年以前，美中关系表面上还是旧的盟友状态，所以，对巴拿马政府改由隶属中国的香港公司、乃至直接由中国的国有公司，来管理巴拿马运河，美国是否要把相关的疑虑摆上台面，似乎有一点犹豫。现在美中两国事实上已进入了新冷战状态，美国重新考虑巴拿马政府对中国的信任和依赖，就是对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一个认知上的必然举措了。 巴拿马政府现在一味回避这一点，但该国政府在美中冷战状态下事实上依然偏向中国的这一态度，其实正好映证了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管理方式可能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一忧虑是合理的。因为，一条经济利益上依靠美国船运的运河，今后维持由美国的对手来管理，并且顺从美国的对手，就成为问题了。 六、中共的北极战略：格陵兰岛的作用 美国与中国在新冷战中的竞争，已经不限于台湾海峡和南海，也不限于印太地区，而是延伸到了大西洋北端的格陵兰岛。格陵兰岛是世界最大岛，其保护国为丹麦。格陵兰岛上美国早就建立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Pituffik Space Base）部署了导弹预警系统和卫星监测站，原来是美国应对苏联洲际导弹对美威胁的战略设施，现在由美国的太空军指挥。 中国的全球战略中早就包括格陵兰岛。2014年到2019年中国开始试图在格陵兰岛投资，2019年中国提出，由它资助修建格陵兰机场。中国还与格陵兰岛最大的稀土矿开发商联系，想建立稀土资源的购买合作。所有这些企图，都在丹麦和美国的干预下，遇到了障碍。 2018年1月中国正式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利用北极、参与治理北极，并深化涉北极合作。这个白皮书的内容都是“伟大的空话”，而中共的兴趣所在才是中共北极战略的最好说明。 该岛只有五万多人口，已经有一个国际机场，中国再建机场，经济上毫无价值。那为什么中国还想在格陵兰岛修建第二个机场？丹麦皇家国防学院副教授乔恩·瑞白克-克莱门森(Jon Rahbek-Clemmensen)认为，“中国可以结合外交、经济投资和科学合作，在格陵兰岛站稳脚跟，然后北京可以在与美国的大国对抗中，将其用于战略目的。中国拥有的基础设施，如港口和机场，可能在20年后突然被中国军方用于未来的冲突”。 对中共来说，如果从中国西部发射针对美国东海岸的洲际导弹，最近的轨道就是向北穿越北极、经过格陵兰岛，再进入加拿大领空、直达美国东海岸各地。因此，美国在格陵兰岛已有的导弹预警系统对中国的对美战略威慑构成了制约。若中共能成功地渗透格陵兰岛，以机场的名义建立洲际导弹的导航系统，就能增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 此外，从北冰洋向南的航道有两条，东面的白令海峡通向太平洋，中国已经与俄国联合在那里演习，直接威胁美国的阿拉斯加，美国正在加强对那里的驻防。从北冰洋向南通向大西洋的航道，首当其冲的就是格陵兰岛。但负责保护格陵兰岛的丹麦王国，现在是用小型巡逻艇、无人机和雪橇犬巡逻队，在象征性地保持格陵兰岛的所谓“国防安全”。这种纸糊的“国防”，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海军和大型舰船的活动。 同时，格陵兰岛有大量的重稀土资源，这种矿产资源广泛应用于国防领域，去年中国已经对外禁止出口，试图造成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中国还企图获得格陵兰岛的重稀土资源。美国不得不设法阻止格陵兰岛把重稀土矿产卖给中国，那会进一步增强中国对这些重稀土矿产的垄断，产生对西方国家军工生产的威胁。 如果不从美中冷战的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作用，就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关注这个岛正面临的中国渗透之威胁。川普总统的长子今年1月7日到格陵兰岛作私人访问，应该是为未来美国与格陵兰岛深化合作预作准备。格陵兰岛与丹麦长期以来关系紧张，格陵兰总理一直呼吁格陵兰脱离丹麦的统治，1月12日他表示，格陵兰是北美大陆的一部分，是“美国人认为属于其世界的一部分”，与美国“合作意味著对话，也意味着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2025年刚开头，中国经济好像突然不行了。经济情况日益严峻，大批企业裁员降薪，还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加速倒闭。中国人普遍在问，“经济形势这么差，看不到任何希望，这到底是怎么啦？”一些中国人在微信上用一个代表性词汇来提醒大家，“时势维艰，各自小心”。 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艰难？虽然很多中国人心中仍然抱着经济回暖的期待，却又不得不面对经济寒冬遇春不退的现实。中国人真懂经济衰退的原因吗？本文回顾过往中国经济繁荣的由来以及其中隐伏的巨大危险，为读者们解读中国经济前景的真相。 一、经济衰退其来有自 很多中国人现在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衰退还要延续多久？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困惑，中国经济怎么突然就衰退了？如果这次的经济衰退事出偶然，那么，这样的问题似乎内含着一个自我认定的答案，即假以时日，中国经济还能恢复昔日辉煌。但是，如果经济衰退事出必然呢？那就可能会演变成其衰无界。 可以讲，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严重困境，事实上乃是“其来有自”。此语指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有其来由，并非偶然。由于当下很多中国人在国内资讯被封锁的状况下，不明白中国经济繁荣之后突然的衰退，其实具有共产党最喜欢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概念，即“历史必然性”。 当前中国经济的衰退，一半来自其过往经济政策的错误，一半来自其对外政策的错误。但是，对这内外两大错误，中国人既不了解，也不易面对，于是便出现了很多误解和错误研判，其中，最典型的是两个扑朔迷离的认知。第一，房产价格暴涨之后又迅速下滑，是意外吗？第二，“世界工厂”能保证中国的出口长期维持高速成长吗？ 对这两个问题，早在2017年我就发出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即将消逝的警告。我文章的标题是，《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此文并非即兴之谈，而是仔细分析相关数据、综合判断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之后，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不过，在互联网上资讯浩如烟海的年代，中国的读者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 二、繁荣缘何而去？ 为什么今日在中国，经济困境成了“新常态”？事实上，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当下乃至今后经济困境挥之不去的缘由，荣兮衰所伏。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都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这样的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而笔者则以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由来，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今日中国的经济困境事出必然。 中国从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提升了国际市场和生产技术的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品种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至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达到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 中国2001年加入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出口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 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场都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 何况，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也不现实，因为贸易必须互利才能久远。若中国赚尽了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其他国家长期的大量贸易赤字，必然造成各自的经济困境。所以，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出口高增长来维持经济繁荣，“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出口景气”早晚会下滑，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会因此失去动力。 三、脆弱的“土木工程景气” 当中国还陶醉在“出口景气”带来经济高成长的成就感当中时，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突然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中国的主要政策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 当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属企业都开始大兴土木工程之后，中国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迅速从2008年以前的18%到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 虽然“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中国十年的经济繁荣，但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必然产生房地产泡沫。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经济泡沫就不算严重了，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9%，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这一比例不过是6%。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在“土木工程景气”的高潮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量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从2008年的6.6亿吨，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亿吨，占世界粗钢产量的比重从49%，跳升到69%。当中国政府制造出“土木工程景气”时，也埋下了制造业和采掘业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 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相当于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当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时候，房地产业的不断膨胀，就意味着房产逐渐地泡沫化，许多买房者把住宅当作资产增值的投机手段。发达国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间；2015年6月中国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达到了22%到26%。 据2015年的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家庭，户均拥有1.2套住房，住宅需求基本上已得到满足，而当时中国正在施工或已建成待售的住宅还有1亿套。换言之，早在2015年，2.5亿户城镇家庭，4亿套城市住宅，供给比需求多60%。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就走到头了，房价随后下跌，乃是必然趋势。 四、为什么中国的消费拉不起来？ 当中国经济不能再靠不断扩张出口或投资快速膨胀来保持繁荣时，能否靠十几亿居民的消费能力来实现经济繁荣呢？如果不了解过去近50年国民消费对经济成长的拉动力，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共“拉动消费”的口号始终无效？ 改革开始之初，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3%；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繁荣状态，这一比重不断下降，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徘徊在38%-39%左右。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消费，包括维稳费用、军事支出和军工研发，占用了巨量经济资源。 世界银行公布173个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里，仅有3个国家的这一比重，处于35%上下这样极端偏低的异常状态，中国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都是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国家多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当稳定，美、英、日、法、德分别是69%、65%、61%、56%、55%。 由于中国14亿人口中，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只占4%。单靠这少数人的消费力，根本无法拉动整体经济。十年前中国经济学界曾反复讨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却始终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在这个话题已在中国消失，因为这其实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非经济政策可轻易解决的。 中国这种低消费、高投资和高出口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只能靠长期大规模地投资和出口，才能维持经济成长。投资要持续成长，就必须不断兴建工程，但投资没回报，如何持续扩大投资？出口要持续成长，就要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占领，那会伤害到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 五、中共两次犯错，经济螺旋下落 过去十几年来，中共实际上是错误地选择了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经济成长靠出口这方面，中共以为，用坚船利炮就能逼美国让出更多市场，结果是催出了美中冷战，彻底恶化了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中国自从建立所谓的“世界工厂”以后，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从此就能决定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命运，各国都要看中国的脸色，因此中国就崛起了。其实，中国的“世界工厂”是经济全球化1.0版的产物，但那不是制造业厂家来主导的，而是市场主导的。当下游的外国公司转移产品订单之后，“世界工厂”就可能衰退。 和气生财本来是这个“世界工厂”生存下去的秘诀，但中共的本性从未改变，有点钱就野心勃勃，想要充当世界霸权，改变国际秩序，达到对外扩张、扩大势力范围的目的。结果，中共的霸权企图破坏了台海稳定，也动摇了中国赖以生存的“世界工厂”。而中共2020年初点燃美中冷战的时间点，恰恰选在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刻。 中共在对自己的前景和对未来国际关系做出完全错误判断的背景下，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点燃美中冷战这种极其危险的重大国际关系决策，其后果必然是，红色大国的寿命被中共决策层直接缩短了。 中共决策上的这两大问题，即选择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其责任在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承继了前任的错误；而点燃美中冷战，则完全是习近平的责任，不过，扩军备战的准备工作，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就开始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意识到，中共领导人其实是一代继一代地，在稀里糊涂当中，把中国推到了经济螺旋下落的境地，以致于现在已难以挽救。 六、通货紧缩成禁忌，经济困境无药医 中国经济困境的初步征兆在疫情前就已出现，但疫情掩盖了经济困境；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房地产泡沫就突然破灭了，然后就是房价连年下跌。 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之崩塌，其连锁效应波及上下游许多行业，裁员降薪接踵而至，失业率飙升，中小企业大量倒闭，中产阶层感受到了生存危机。他们一旦失业，除了送外卖、快递，很难找到能维持家计的工作。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除了拼命节衣缩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愿望就是存钱保房贷的高额月供；否则，一旦失业，月供中断，房子这主要的家庭资产被法拍，就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甚至是负债阶级了。 《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23日报道，去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一个重要咨询机构为高层领导人准备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到，如果不采取更紧急的措施重振经济增长，中国可能会陷入螺旋式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Great Depression)遭遇的厄运一样。但习近平对此不为所动。据接近中国高层决策圈的人士透露，习近平曾问他的顾问们，通货紧缩有什么不好？大家难道不喜欢物价更便宜吗？据知情人士说，习近平的这种轻视态度，使得通货紧缩在中国决策圈几乎成了禁忌话题。 其实，中国的那个智库把通货紧缩这个概念用错了。所谓的通货紧缩，是指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导致物价持续下跌。但中国央行明确宣布，去年和今年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的利率和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不断下调，财政又通过超额发行长期国债，让央行通过再回购来释放大量货币。所以，讲中国现在是通货紧缩，属于错误解读。 中国经济的现况，其实比通货紧缩还严重。物价下跌有两种原因，一种是通货紧缩造成的，另一种是经济萎缩造成的。而中国现在原物料价格持续下跌，并非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而是因为经济活动全面萎缩，这比通货紧缩的后果更严重。通货紧缩还有救，放松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但中国的实况是，央行已反复放松货币政策，经济却持续自动地全面萎缩，这就难救了。 今年1月2日《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已导致城市家庭户均损失家庭财富九万美金；这使中国家庭财富的总损失达到十八万亿美金，相当于中国一年的GDP；而现在中国政府、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总额已达到一年GDP的三倍；而当下中国现在还有八千万套空置住房，相当于整个美国住房总量的一半。 中国这么多的空置住房，意味着房价还会下跌，那么中国家庭的财富就会进一步受到损失。所以，现在并非中国经济螺旋式下滑的底部，而是还在下滑的半途当中。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人各自小心、长期应对，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准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5年刚开头，中国经济好像突然不行了。经济情况日益严峻，大批企业裁员降薪，还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加速倒闭。中国人普遍在问，“经济形势这么差，看不到任何希望，这到底是怎么啦？”一些中国人在微信上用一个代表性词汇来提醒大家，“时势维艰，各自小心”。 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艰难？虽然很多中国人心中仍然抱着经济回暖的期待，却又不得不面对经济寒冬遇春不退的现实。中国人真懂经济衰退的原因吗？本文回顾过往中国经济繁荣的由来以及其中隐伏的巨大危险，为读者们解读中国经济前景的真相。 一、经济衰退其来有自 很多中国人现在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衰退还要延续多久？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困惑，中国经济怎么突然就衰退了？如果这次的经济衰退事出偶然，那么，这样的问题似乎内含着一个自我认定的答案，即假以时日，中国经济还能恢复昔日辉煌。但是，如果经济衰退事出必然呢？那就可能会演变成其衰无界。 可以讲，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严重困境，事实上乃是“其来有自”。此语指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有其来由，并非偶然。由于当下很多中国人在国内资讯被封锁的状况下，不明白中国经济繁荣之后突然的衰退，其实具有共产党最喜欢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概念，即“历史必然性”。 当前中国经济的衰退，一半来自其过往经济政策的错误，一半来自其对外政策的错误。但是，对这内外两大错误，中国人既不了解，也不易面对，于是便出现了很多误解和错误研判，其中，最典型的是两个扑朔迷离的认知。第一，房产价格暴涨之后又迅速下滑，是意外吗？第二，“世界工厂”能保证中国的出口长期维持高速成长吗？ 对这两个问题，早在2017年我就发出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即将消逝的警告。我文章的标题是，《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此文并非即兴之谈，而是仔细分析相关数据、综合判断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之后，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不过，在互联网上资讯浩如烟海的年代，中国的读者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 二、繁荣缘何而去？ 为什么今日在中国，经济困境成了“新常态”？事实上，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当下乃至今后经济困境挥之不去的缘由，荣兮衰所伏。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都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这样的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而笔者则以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由来，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今日中国的经济困境事出必然。 中国从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提升了国际市场和生产技术的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品种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至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达到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 中国2001年加入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出口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 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场都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 何况，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也不现实，因为贸易必须互利才能久远。若中国赚尽了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其他国家长期的大量贸易赤字，必然造成各自的经济困境。所以，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出口高增长来维持经济繁荣，“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出口景气”早晚会下滑，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会因此失去动力。 三、脆弱的“土木工程景气” 当中国还陶醉在“出口景气”带来经济高成长的成就感当中时，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突然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中国的主要政策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 当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属企业都开始大兴土木工程之后，中国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迅速从2008年以前的18%到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 虽然“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中国十年的经济繁荣，但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必然产生房地产泡沫。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经济泡沫就不算严重了，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9%，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这一比例不过是6%。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在“土木工程景气”的高潮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量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从2008年的6.6亿吨，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亿吨，占世界粗钢产量的比重从49%，跳升到69%。当中国政府制造出“土木工程景气”时，也埋下了制造业和采掘业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 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相当于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当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时候，房地产业的不断膨胀，就意味着房产逐渐地泡沫化，许多买房者把住宅当作资产增值的投机手段。发达国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间；2015年6月中国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达到了22%到26%。 据2015年的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家庭，户均拥有1.2套住房，住宅需求基本上已得到满足，而当时中国正在施工或已建成待售的住宅还有1亿套。换言之，早在2015年，2.5亿户城镇家庭，4亿套城市住宅，供给比需求多60%。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就走到头了，房价随后下跌，乃是必然趋势。 四、为什么中国的消费拉不起来？ 当中国经济不能再靠不断扩张出口或投资快速膨胀来保持繁荣时，能否靠十几亿居民的消费能力来实现经济繁荣呢？如果不了解过去近50年国民消费对经济成长的拉动力，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共“拉动消费”的口号始终无效？ 改革开始之初，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3%；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繁荣状态，这一比重不断下降，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徘徊在38%-39%左右。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消费，包括维稳费用、军事支出和军工研发，占用了巨量经济资源。 世界银行公布173个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里，仅有3个国家的这一比重，处于35%上下这样极端偏低的异常状态，中国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都是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国家多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当稳定，美、英、日、法、德分别是69%、65%、61%、56%、55%。 由于中国14亿人口中，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只占4%。单靠这少数人的消费力，根本无法拉动整体经济。十年前中国经济学界曾反复讨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却始终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在这个话题已在中国消失，因为这其实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非经济政策可轻易解决的。 中国这种低消费、高投资和高出口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只能靠长期大规模地投资和出口，才能维持经济成长。投资要持续成长，就必须不断兴建工程，但投资没回报，如何持续扩大投资？出口要持续成长，就要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占领，那会伤害到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 五、中共两次犯错，经济螺旋下落 过去十几年来，中共实际上是错误地选择了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经济成长靠出口这方面，中共以为，用坚船利炮就能逼美国让出更多市场，结果是催出了美中冷战，彻底恶化了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中国自从建立所谓的“世界工厂”以后，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从此就能决定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命运，各国都要看中国的脸色，因此中国就崛起了。其实，中国的“世界工厂”是经济全球化1.0版的产物，但那不是制造业厂家来主导的，而是市场主导的。当下游的外国公司转移产品订单之后，“世界工厂”就可能衰退。 和气生财本来是这个“世界工厂”生存下去的秘诀，但中共的本性从未改变，有点钱就野心勃勃，想要充当世界霸权，改变国际秩序，达到对外扩张、扩大势力范围的目的。结果，中共的霸权企图破坏了台海稳定，也动摇了中国赖以生存的“世界工厂”。而中共2020年初点燃美中冷战的时间点，恰恰选在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刻。 中共在对自己的前景和对未来国际关系做出完全错误判断的背景下，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点燃美中冷战这种极其危险的重大国际关系决策，其后果必然是，红色大国的寿命被中共决策层直接缩短了。 中共决策上的这两大问题，即选择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其责任在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承继了前任的错误；而点燃美中冷战，则完全是习近平的责任，不过，扩军备战的准备工作，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就开始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意识到，中共领导人其实是一代继一代地，在稀里糊涂当中，把中国推到了经济螺旋下落的境地，以致于现在已难以挽救。 六、通货紧缩成禁忌，经济困境无药医 中国经济困境的初步征兆在疫情前就已出现，但疫情掩盖了经济困境；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房地产泡沫就突然破灭了，然后就是房价连年下跌。 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之崩塌，其连锁效应波及上下游许多行业，裁员降薪接踵而至，失业率飙升，中小企业大量倒闭，中产阶层感受到了生存危机。他们一旦失业，除了送外卖、快递，很难找到能维持家计的工作。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除了拼命节衣缩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愿望就是存钱保房贷的高额月供；否则，一旦失业，月供中断，房子这主要的家庭资产被法拍，就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甚至是负债阶级了。 《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23日报道，去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一个重要咨询机构为高层领导人准备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到，如果不采取更紧急的措施重振经济增长，中国可能会陷入螺旋式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Great Depression)遭遇的厄运一样。但习近平对此不为所动。据接近中国高层决策圈的人士透露，习近平曾问他的顾问们，通货紧缩有什么不好？大家难道不喜欢物价更便宜吗？据知情人士说，习近平的这种轻视态度，使得通货紧缩在中国决策圈几乎成了禁忌话题。 其实，中国的那个智库把通货紧缩这个概念用错了。所谓的通货紧缩，是指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导致物价持续下跌。但中国央行明确宣布，去年和今年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的利率和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不断下调，财政又通过超额发行长期国债，让央行通过再回购来释放大量货币。所以，讲中国现在是通货紧缩，属于错误解读。 中国经济的现况，其实比通货紧缩还严重。物价下跌有两种原因，一种是通货紧缩造成的，另一种是经济萎缩造成的。而中国现在原物料价格持续下跌，并非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而是因为经济活动全面萎缩，这比通货紧缩的后果更严重。通货紧缩还有救，放松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但中国的实况是，央行已反复放松货币政策，经济却持续自动地全面萎缩，这就难救了。 今年1月2日《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已导致城市家庭户均损失家庭财富九万美金；这使中国家庭财富的总损失达到十八万亿美金，相当于中国一年的GDP；而现在中国政府、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总额已达到一年GDP的三倍；而当下中国现在还有八千万套空置住房，相当于整个美国住房总量的一半。 中国这么多的空置住房，意味着房价还会下跌，那么中国家庭的财富就会进一步受到损失。所以，现在并非中国经济螺旋式下滑的底部，而是还在下滑的半途当中。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人各自小心、长期应对，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准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笔者准备在本文中讨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下行的非经济难题。不少人可能马上会想到，中国经济的非经济难题当然就是政治因素，然后就会联想到中南海权斗。其实，中共军方高阶军官遭到清洗，未必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果；而且，高层权力斗争也不太可能是一个长期型过程。那中国今后的经济状况，最可能受到什么样的非经济难题影响或冲击？本文就此试做分析，也作为我在2024年末对今后数年乃至多年的未来中国经济前景的一个总结和预判。 一、观察未来中国经济的误区 中国未来经济状态的两大观察误区是，单纯经济观点以及非经济摩擦无关论。 所谓的单纯经济观点，就是就经济谈经济，似乎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思维来找出答案。然而，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明明已经在发生作用了，比如，中美这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正在加速，那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能解决的吗？军备竞赛到底因何而起，是贸易摩擦造成的吗？是贸易政策可以解决的吗？ 而所谓的非经济摩擦无关论，就是认为，国际经济局势会一如既往地依照过去几十年的模式运转下去，至于科技领域的技术竞争和国家安全领域内的反间谍对抗，都是短暂的局部小问题，与国际大格局无关。“中美研究中心”(ICAS)12月12日在华盛顿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驻美使馆公使的发言，就代表了这种说法。 这两个误区既有类似之处，又有不相干的地方。类似的地方在于，单纯经济观点以及非经济摩擦无关论，都偏好把研究者自己不熟悉或者想回避的非经济领域的摩擦和对抗，排除在国际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分析之外。这样，分析者才能用自己习惯了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工具，来演绎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 之所以说，单纯经济观点与非经济摩擦无关论又有不相干的地方，是因为，非经济摩擦的发生，并非经济政策或者经济全球化本身的结晶，而是中国政府的国家政策之产物。比如，大量盗窃他国实验室阶段的知识产权，这在被盗国必然产生刑事责任调查，当中国用“引进先进技术”的政策，设法规避这些“盗案”调查的时候，本身就说明，中国政府很清楚地知道，盗窃知识产权本来就是既不合法、又违背国际商业规范的作为。 中国持续多年地用“市场换技术”的说法，大量广泛地夺取发达国家的各种技术和专利，再把这些技术和专利用于生产与发达国家类似的产品，进而夺取发达国家的市场，获取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外汇储备，这就造成了必然的非经济摩擦。 推动经济全球化1.0版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假定各成员国之间有基本的尊重知识产权的共识，但WTO却没有“防贼”机制。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1.0版的“养贼”机制，世界贸易组织必然软弱无能，无力应对。 之所以称单纯经济观点以及非经济摩擦无关论是观察误区，是因为国际社会以及中国国内的研究圈常常按照“路径依赖”的方式，总想把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还原到过去几十年当中形成的惯性思维之轨道上，因此而误入盲区。其结果就必然越来越偏离国际局势的新现实。 二、中美冷战的源起：2000年中国用战争威胁来应对“盗案追究” 如果摆脱单纯经济观点以及非经济摩擦无关论，那就可能发现一种理解未来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新认知方法，即美中冷战开启五年后的未来国际格局，将走向一个与以往五十年截然不同的方向。其基本特征是，美中之间只可能在高风险防控方面互相协调，却不再存在双方无条件合作的空间。 为什么说，美中冷战开启五年了？因为，这场冷战的起始点是2020年1月，距今差不多满五年了，而挑起中美冷战的，则是中南海的决策者。2020年1月中国的海军舰队第一次突然抵达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基地中途岛海域，举行了针对美国海军的军事演习。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官方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同时宣布，中国“攻台必攻美”。 对美国来说，这是1942年中途岛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空袭之后，这个海域第一次有外国海军舰队来此发出军事威胁。当时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海域和檀香山海军基地并没有航母舰队，只能临时从加州圣迭戈军港出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去仓促应对。 为什么中共要做这个动作？它的军事意图很明显。但在军事意图之外，其实还有政治意图。当时正是川普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从2018年开始，川普总统决定用贸易战来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压力，促使中国坐上谈判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曾经公布，中国通过盗窃手段窃取的美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平均每年价值5千亿美元。川普总统的贸易战之战略目的，其实是针对中国长期的大规模技术盗窃，关税本身不是核心目的，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来终止技术盗窃的一种工具。 然而，三年谈判下来，美国一无进展，中共既不承认技术盗窃，也不承诺从此尊重美国的知识产权，反而扩大了用于技术盗窃的多个“千人计划”。客观地讲，川普总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中共在顽固不让步之外，还会着手加强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进而试图反过来逼美国放弃“盗案追究”，于是就发生了中途岛美中海军海上对垒的场面。 中共当时对美国的军事威胁非此一端。2020年3月中共又公开宣布，中国海军已经在海南岛三亚东面的龙坡海军基地建成了地下潜艇洞库，从此南海的深水区域将成为中国的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从这里可以隐蔽而安全地随时用带核弹头的潜射洲际飞弹，打击美国全境的任何目标。这是美国自美苏冷战时期遇到苏联制造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再一次遇到一个红色大国发出的公开核威胁。 当时川普总统正投入总统大选，未及时就此作出全面反应。然而，中共的上述战争威胁，事实上就完全终止了美苏冷战时期形成的美中盟友关系；此后，当美国政府采取多方位的应对之后，中美冷战的国际格局就定格了。如此来看，五年来，国际社会当中，多国政府和国际商界对上述中美关系的严重逆转，确实相当忽视，因此才有了涉中经济的单纯经济观点和非经济摩擦无关论之言论空间。 三、美中关系：从无条件合作变成有协调对抗 自从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之后，拜登在过去四年中，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多方位的应对策略，其涵盖的范围，从科技战到反间谍战，从在东亚地区重新配置兵力，到美军多兵种前进基地的开辟等等。这些应对，全都是从美国在美苏冷战中积累的“冷战工具箱”里找出来的办法。 在美中两个核大国针对对方的军备竞赛不断加速的同时，美中冷战的国际格局也就“格式化”了。能不能看懂这种国际关系的重大转折，关键在于，是否真正了解中共点燃中美冷战之举的全部含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如何理解未来长期的美中关系呢？美中之间还能返回尼克松时代以后那五十年的轨道上吗？认识未来的美中关系，在美中冷战已历经五年之际，现在国际社会有两种认知框架。 一种是非冷战认知框架，采用这个框架的分析者，不关注美中冷战的起源和延展，一厢情愿地以为，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并无差别，无非就是贸易战罢了，而经济全球化1.0版是不可撼动的。因此，多国商界都希望明年美国的关税政策越早清晰化越好，那样跨国公司的经营，就可以有比较明确的风险管控。 中国的学者完全不知道中南海五年前点燃中美冷战的过程；但他们全都在讲一点，就是，冷战对中国不利，中国经受不起冷战。正因为他们不懂冷战被点燃之后无法退出这一冷战铁律，所以，今年8月中国的澎湃新闻网连发多篇以《寻找“基辛格”》为题的文章，这种缘木求鱼的思维，的确给人以不识时务、管窥蛙见之感。 而另一种认知框架就是美中冷战的认知框架。用这个框架来看，美中冷战是长期型的锁紧型结构。研究者首先要分析，冷战架构下，美中两国将在军备竞赛和核武器管控、长期经济实力的竞争、高科技领域的对中管控、国际金融地位的竞争、防范互联网恶意攻击等等领域会如何博弈，然后才能分析，中国经济下行将长期面临的国际关系难题是什么。 很显然，拜登卸任以后，川普总统将沿着美中冷战的轨道，继续强化两国之间的实力竞争，这就是当下所谓的川普关税战的背景。需要指出的是，美中关系进入冷战格局之后，美中之间当然不会再有过去五十年当中的那种无条件合作了。 但是，两国之间也并非是无条件对抗。因为，核大国之间必须就重要议题随时协商（比如核武器数量的竞赛等），以免两国关系“出轨翻车”。关于这一点，拜登在加州与习近平面谈时，已经讲过了。在大量核武器构成互相威胁的时代，冷战大国之间，有一个共同责任，即在竞争和对抗中防止热战。这就是冷战之所以被称之为“冷”的原因。 四、普习“棋局”重开，“起手”宛若“云手” 需要了解的是，在冷战格局下，美中之间相互渗透的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将逐渐淡出，若继续清谈美中贸易“自由化”，就成了迂腐之议。川普总统的加关税意向，是他上任后与各国调整经济贸易关系的一种可以运用的手段；到底这个关税手段要怎么用，用不用，什么时候用，用到什么程度，全看双方的协商过程了。 与此同时，现在经济全球化1.0版已经到了必须大调整的时候了。而能够主导这次全球贸易金融大调整的，只能是美国。所以，川普总统居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和时机，可以与各国来商谈经济全球化1.0版如何调整。 但是，调整经济全球化1.0版，其实并不是川普总统的首要任务，他同时还面临着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议题，必须优先解决。比如，在国际上，如何尽快在俄乌战场上停火，如何应对中美冷战的挑战等等，会耗费很多心力；而在美国国内，如何有效地管控边境，清理上千万的非法移民，如何恢复毒品管制等等，也是急迫的政策议题。 美国政府并非世界政府，美国与各重要国家政府的相关协商，从来就不可能谈一次就通盘解决。即使是盟友，双方也有利益上不一致的地方，会有拉锯。因此，关税作为谈判手段，自然就会在运用上反复调整，可用可不用，可大用也可小用。如此看来，不能把美国的对外关系，简单化地理解成贸易政策或者关税政策；其实还不如说，关税和贸易政策，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种可能会用到的工具。川普总统上任后，会与主要的盟国调整一系列经贸关系，还有关于非法移民和毒品管控的议题等等。 但是，美国接下来要处理的国际大议题，并不都是跟盟友协商；有些大议题，美国是必须跟对手协商的，比如俄乌战争和美中冷战，这些相关的对手，在军事、谍报战方面，也是美国的敌手。与敌手协商，跟与盟友协商，完全是两回事。其中的差别在于，与盟友协商，有基本的信任在；与敌手协商，对方是否可以信任，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最近川普在12月8日播出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 News）的访谈中表示，他已经与习近平沟通，要求中国协助乌克兰实现和平。12月11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CBS News)又报道，川普总统已邀请习近平明年1月来华府参加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 这就是典型的与对手协商的“起手式”。美国与中国已在冷战状态中交手五年了，今后会长期这样对峙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川普请习近平协助乌克兰实现和平，以及对不可能应邀的习近平发出参加美国新任总统就职典礼的邀约，就是一种典型的与对手的交手，而且是一种“太极拳”的“云手”。 中国早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了，自从中国主动在2020年1月点燃中美冷战之后，美中之间过去五十年的盟友关系和信任，已经被中国终结了，美中关系从此转化成了中美冷战中的对手关系。所以，在处理美中关系方面，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与第二个任期所面对的，是截然相反的国际局势，他面对的棋局也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用围棋来比喻川普总统对中共的“起手式”，可以说，川普总统目前的做法有点象是在围棋开局时率先落子。这第一步的后手可有无数种变化，对未来的棋局之作用则似有似无；待对手回应一子后，对手的意图就展现出来了。 双方的这盘“棋”会继续，各自都想取得更多的“势”，也不断地紧对方的“气”。而贸易战不过是这盘棋里可能要落的几个子，但谁也无法预测，这几个子在这盘棋当中是第几步。因为，每一步棋都需要根据对方的落子来决定，而每个子又是互相呼应、相互关联的。 不懂这盘“围棋”的人，可能会缺乏耐心，因为刚开局是看不出输赢的；而懂得棋路的人，才能逐渐看出盘中“大势”的变化，和局部地块的“死活”。这是一盘有一方最后力竭不支，才能决出胜负的“棋局”；上次的那盘“棋”收盘时，倒下去的“棋手”叫苏联。
笔者准备在本文中讨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下行的非经济难题。不少人可能马上会想到，中国经济的非经济难题当然就是政治因素，然后就会联想到中南海权斗。其实，中共军方高阶军官遭到清洗，未必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果；而且，高层权力斗争也不太可能是一个长期型过程。那中国今后的经济状况，最可能受到什么样的非经济难题影响或冲击？本文就此试做分析，也作为我在2024年末对今后数年乃至多年的未来中国经济前景的一个总结和预判。 一、观察未来中国经济的误区 中国未来经济状态的两大观察误区是，单纯经济观点以及非经济摩擦无关论。 所谓的单纯经济观点，就是就经济谈经济，似乎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思维来找出答案。然而，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明明已经在发生作用了，比如，中美这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正在加速，那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能解决的吗？军备竞赛到底因何而起，是贸易摩擦造成的吗？是贸易政策可以解决的吗？ 而所谓的非经济摩擦无关论，就是认为，国际经济局势会一如既往地依照过去几十年的模式运转下去，至于科技领域的技术竞争和国家安全领域内的反间谍对抗，都是短暂的局部小问题，与国际大格局无关。“中美研究中心”(ICAS)12月12日在华盛顿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驻美使馆公使的发言，就代表了这种说法。 这两个误区既有类似之处，又有不相干的地方。类似的地方在于，单纯经济观点以及非经济摩擦无关论，都偏好把研究者自己不熟悉或者想回避的非经济领域的摩擦和对抗，排除在国际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分析之外。这样，分析者才能用自己习惯了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工具，来演绎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 之所以说，单纯经济观点与非经济摩擦无关论又有不相干的地方，是因为，非经济摩擦的发生，并非经济政策或者经济全球化本身的结晶，而是中国政府的国家政策之产物。比如，大量盗窃他国实验室阶段的知识产权，这在被盗国必然产生刑事责任调查，当中国用“引进先进技术”的政策，设法规避这些“盗案”调查的时候，本身就说明，中国政府很清楚地知道，盗窃知识产权本来就是既不合法、又违背国际商业规范的作为。 中国持续多年地用“市场换技术”的说法，大量广泛地夺取发达国家的各种技术和专利，再把这些技术和专利用于生产与发达国家类似的产品，进而夺取发达国家的市场，获取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外汇储备，这就造成了必然的非经济摩擦。 推动经济全球化1.0版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假定各成员国之间有基本的尊重知识产权的共识，但WTO却没有“防贼”机制。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1.0版的“养贼”机制，世界贸易组织必然软弱无能，无力应对。 之所以称单纯经济观点以及非经济摩擦无关论是观察误区，是因为国际社会以及中国国内的研究圈常常按照“路径依赖”的方式，总想把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还原到过去几十年当中形成的惯性思维之轨道上，因此而误入盲区。其结果就必然越来越偏离国际局势的新现实。 二、中美冷战的源起：2000年中国用战争威胁来应对“盗案追究” 如果摆脱单纯经济观点以及非经济摩擦无关论，那就可能发现一种理解未来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新认知方法，即美中冷战开启五年后的未来国际格局，将走向一个与以往五十年截然不同的方向。其基本特征是，美中之间只可能在高风险防控方面互相协调，却不再存在双方无条件合作的空间。 为什么说，美中冷战开启五年了？因为，这场冷战的起始点是2020年1月，距今差不多满五年了，而挑起中美冷战的，则是中南海的决策者。2020年1月中国的海军舰队第一次突然抵达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重要基地中途岛海域，举行了针对美国海军的军事演习。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官方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同时宣布，中国“攻台必攻美”。 对美国来说，这是1942年中途岛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空袭之后，这个海域第一次有外国海军舰队来此发出军事威胁。当时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海域和檀香山海军基地并没有航母舰队，只能临时从加州圣迭戈军港出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去仓促应对。 为什么中共要做这个动作？它的军事意图很明显。但在军事意图之外，其实还有政治意图。当时正是川普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从2018年开始，川普总统决定用贸易战来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压力，促使中国坐上谈判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曾经公布，中国通过盗窃手段窃取的美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平均每年价值5千亿美元。川普总统的贸易战之战略目的，其实是针对中国长期的大规模技术盗窃，关税本身不是核心目的，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来终止技术盗窃的一种工具。 然而，三年谈判下来，美国一无进展，中共既不承认技术盗窃，也不承诺从此尊重美国的知识产权，反而扩大了用于技术盗窃的多个“千人计划”。客观地讲，川普总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中共在顽固不让步之外，还会着手加强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进而试图反过来逼美国放弃“盗案追究”，于是就发生了中途岛美中海军海上对垒的场面。 中共当时对美国的军事威胁非此一端。2020年3月中共又公开宣布，中国海军已经在海南岛三亚东面的龙坡海军基地建成了地下潜艇洞库，从此南海的深水区域将成为中国的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从这里可以隐蔽而安全地随时用带核弹头的潜射洲际飞弹，打击美国全境的任何目标。这是美国自美苏冷战时期遇到苏联制造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再一次遇到一个红色大国发出的公开核威胁。 当时川普总统正投入总统大选，未及时就此作出全面反应。然而，中共的上述战争威胁，事实上就完全终止了美苏冷战时期形成的美中盟友关系；此后，当美国政府采取多方位的应对之后，中美冷战的国际格局就定格了。如此来看，五年来，国际社会当中，多国政府和国际商界对上述中美关系的严重逆转，确实相当忽视，因此才有了涉中经济的单纯经济观点和非经济摩擦无关论之言论空间。 三、美中关系：从无条件合作变成有协调对抗 自从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之后，拜登在过去四年中，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多方位的应对策略，其涵盖的范围，从科技战到反间谍战，从在东亚地区重新配置兵力，到美军多兵种前进基地的开辟等等。这些应对，全都是从美国在美苏冷战中积累的“冷战工具箱”里找出来的办法。 在美中两个核大国针对对方的军备竞赛不断加速的同时，美中冷战的国际格局也就“格式化”了。能不能看懂这种国际关系的重大转折，关键在于，是否真正了解中共点燃中美冷战之举的全部含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如何理解未来长期的美中关系呢？美中之间还能返回尼克松时代以后那五十年的轨道上吗？认识未来的美中关系，在美中冷战已历经五年之际，现在国际社会有两种认知框架。 一种是非冷战认知框架，采用这个框架的分析者，不关注美中冷战的起源和延展，一厢情愿地以为，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并无差别，无非就是贸易战罢了，而经济全球化1.0版是不可撼动的。因此，多国商界都希望明年美国的关税政策越早清晰化越好，那样跨国公司的经营，就可以有比较明确的风险管控。 中国的学者完全不知道中南海五年前点燃中美冷战的过程；但他们全都在讲一点，就是，冷战对中国不利，中国经受不起冷战。正因为他们不懂冷战被点燃之后无法退出这一冷战铁律，所以，今年8月中国的澎湃新闻网连发多篇以《寻找“基辛格”》为题的文章，这种缘木求鱼的思维，的确给人以不识时务、管窥蛙见之感。 而另一种认知框架就是美中冷战的认知框架。用这个框架来看，美中冷战是长期型的锁紧型结构。研究者首先要分析，冷战架构下，美中两国将在军备竞赛和核武器管控、长期经济实力的竞争、高科技领域的对中管控、国际金融地位的竞争、防范互联网恶意攻击等等领域会如何博弈，然后才能分析，中国经济下行将长期面临的国际关系难题是什么。 很显然，拜登卸任以后，川普总统将沿着美中冷战的轨道，继续强化两国之间的实力竞争，这就是当下所谓的川普关税战的背景。需要指出的是，美中关系进入冷战格局之后，美中之间当然不会再有过去五十年当中的那种无条件合作了。 但是，两国之间也并非是无条件对抗。因为，核大国之间必须就重要议题随时协商（比如核武器数量的竞赛等），以免两国关系“出轨翻车”。关于这一点，拜登在加州与习近平面谈时，已经讲过了。在大量核武器构成互相威胁的时代，冷战大国之间，有一个共同责任，即在竞争和对抗中防止热战。这就是冷战之所以被称之为“冷”的原因。 四、普习“棋局”重开，“起手”宛若“云手” 需要了解的是，在冷战格局下，美中之间相互渗透的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将逐渐淡出，若继续清谈美中贸易“自由化”，就成了迂腐之议。川普总统的加关税意向，是他上任后与各国调整经济贸易关系的一种可以运用的手段；到底这个关税手段要怎么用，用不用，什么时候用，用到什么程度，全看双方的协商过程了。 与此同时，现在经济全球化1.0版已经到了必须大调整的时候了。而能够主导这次全球贸易金融大调整的，只能是美国。所以，川普总统居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和时机，可以与各国来商谈经济全球化1.0版如何调整。 但是，调整经济全球化1.0版，其实并不是川普总统的首要任务，他同时还面临着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议题，必须优先解决。比如，在国际上，如何尽快在俄乌战场上停火，如何应对中美冷战的挑战等等，会耗费很多心力；而在美国国内，如何有效地管控边境，清理上千万的非法移民，如何恢复毒品管制等等，也是急迫的政策议题。 美国政府并非世界政府，美国与各重要国家政府的相关协商，从来就不可能谈一次就通盘解决。即使是盟友，双方也有利益上不一致的地方，会有拉锯。因此，关税作为谈判手段，自然就会在运用上反复调整，可用可不用，可大用也可小用。如此看来，不能把美国的对外关系，简单化地理解成贸易政策或者关税政策；其实还不如说，关税和贸易政策，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种可能会用到的工具。川普总统上任后，会与主要的盟国调整一系列经贸关系，还有关于非法移民和毒品管控的议题等等。 但是，美国接下来要处理的国际大议题，并不都是跟盟友协商；有些大议题，美国是必须跟对手协商的，比如俄乌战争和美中冷战，这些相关的对手，在军事、谍报战方面，也是美国的敌手。与敌手协商，跟与盟友协商，完全是两回事。其中的差别在于，与盟友协商，有基本的信任在；与敌手协商，对方是否可以信任，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最近川普在12月8日播出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 News）的访谈中表示，他已经与习近平沟通，要求中国协助乌克兰实现和平。12月11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CBS News)又报道，川普总统已邀请习近平明年1月来华府参加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 这就是典型的与对手协商的“起手式”。美国与中国已在冷战状态中交手五年了，今后会长期这样对峙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川普请习近平协助乌克兰实现和平，以及对不可能应邀的习近平发出参加美国新任总统就职典礼的邀约，就是一种典型的与对手的交手，而且是一种“太极拳”的“云手”。 中国早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了，自从中国主动在2020年1月点燃中美冷战之后，美中之间过去五十年的盟友关系和信任，已经被中国终结了，美中关系从此转化成了中美冷战中的对手关系。所以，在处理美中关系方面，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与第二个任期所面对的，是截然相反的国际局势，他面对的棋局也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用围棋来比喻川普总统对中共的“起手式”，可以说，川普总统目前的做法有点象是在围棋开局时率先落子。这第一步的后手可有无数种变化，对未来的棋局之作用则似有似无；待对手回应一子后，对手的意图就展现出来了。 双方的这盘“棋”会继续，各自都想取得更多的“势”，也不断地紧对方的“气”。而贸易战不过是这盘棋里可能要落的几个子，但谁也无法预测，这几个子在这盘棋当中是第几步。因为，每一步棋都需要根据对方的落子来决定，而每个子又是互相呼应、相互关联的。 不懂这盘“围棋”的人，可能会缺乏耐心，因为刚开局是看不出输赢的；而懂得棋路的人，才能逐渐看出盘中“大势”的变化，和局部地块的“死活”。这是一盘有一方最后力竭不支，才能决出胜负的“棋局”；上次的那盘“棋”收盘时，倒下去的“棋手”叫苏联。
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家庭财产主要是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的大头是银行存款。由于房产价值持续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银行存款，视为家庭最后的可用资金来源；而很多小企业主经营亏损而关闭生意后，也把经营资金存入银行。但很少有中国人想过，自己的家庭金融资产，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实，中国地方政府的借债，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为政府所用，而且赖账不还，银行则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摆渡”。 本文要解开的谜团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巨大债务，债主是谁？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讲实话，而民众则基本上不知情。民众多半不了解，他们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巨大债务之“债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实已被各级政府吞噬耗尽。 一、公债填补财政赤字 中国政府大笔挥霍资金的最方便手法有两个。一个是，超出税收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大幅度扩大财政支出，造成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然后由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来满足财政赤字所需要的资金。另一个办法是发行政府债券，由于人民币债券并非国际上受欢迎的金融投资标的物，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天量债券，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发行。 前一种手法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观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这是任何政府都必须尽量避免的“毒药”。因为，在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买单”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必然造成货币滥发，进而产生物价上涨，既造成居民消费力相对萎缩，也令居民存款相对缩水。一句话，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财政金融的民众往往不了解，在财政预算中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财政照例常年编列的财政赤字，可以直接让中央银行提供超量货币，也可以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来获取资金。地方政府不能发行货币，但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允许省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列中央政府许可的财政赤字。而省级政府经中央财政批准编列的地方财政赤字，可以纳入国务院每年下达的该省市政府债券发行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获取资金。所以，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在中央和省市这两级是连通的。 到底中国的财政赤字大不大？欧盟为了控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债总量不难超过GDP的60%。如果以欧盟的这两个限制性指标为参照系，那么，2024年中国政府财政预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国政府当年的财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财政收支差额；而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才反映这个国家的长期债务负担。中国的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几乎是欧盟的一倍，与GDP的规模相当，这就相当危险了。 当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公债，进而积累了巨额的未偿公债时，其长期后果其实与财政赤字率偏高，同样严重。财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偿公债过多的后果是，民众的银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实，中共之所以滥发公债，其原因就是，通过银行掏空居民存款，实在是太方便了。赤字发债不头疼，这似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独家专利”。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担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债，快把银行系统压垮了。 二、各级财政债务真相 2024年中国的财政赤字为40,600亿元，比2023年的预算增加1,8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今年11月8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议案，批准未来三年内，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元。这6万亿元人民币，到底是要救活经济，还是救活地方财政，或者是救活银行？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既不是为了救活经济，也不能救活地方财政，更不能救活银行，唯一的作用是续银行系统的命，好让中国的潜在金融危机，不至于很快暴露而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各级政府总共欠下了多少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是40万亿，现在用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往后拖；而地方政府担保的官办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还有65万亿元，但这些公司很多都濒临破产，没办法继续发新债还旧债，而它们欠下的这65万亿债务会拖垮银行。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中，很多已经还不起银行贷款或债券的利息，这些债务到期之前，银行会因为巨额贷款收不到利息而破产。 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因为利息收入越来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参见笔者10月25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如果再出现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停付利息，那银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就是为了让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把占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紧迫债务，先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代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 然而，这只是债务搬家，把债务从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而已。况且，这不过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车薪，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债务的九成，还是没办法偿还，拖垮银行的可能性只不过减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这已经是中共能够用出来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这个措施，只不过是为了续银行系统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中共的银行系统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造成的债务危机，已经岌岌可危，以致于中共现在必须先救银行，而中共事实上已经无力解决中国的地方财政危机和银行系统的根本性危机了。 最近，中共当局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财政没钱了，只能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的总债务额当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这样的债务规模的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薪水，不领养老金，中共才能还债，这可能吗？显然，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谁借钱？ 在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多半都是私营的，政府无法向银行借钱，原因很简单。首先，按照通行的商业银行法，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而政府不是民间团体，与银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对等，无法签订借贷合同。其次，贷款需要提供担保和资产抵押，如果政府贷款后违约，法院很难对抵押资产执行扣押。所以，如果私营银行放贷给政府，相当于自杀式经营。 但是，如果银行不是私营，而是公营的呢？而且，银行的老板就是政府，那么，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从银行拿到钱呢？这正是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中国特色”。笔者在本网站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该文介绍了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政府控股特色，这六家大型银行必须满足全国性国有企业集团的资金需求，导致这些银行经营状况恶化。 现在介绍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真实背景，来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银行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了许多地方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其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2007年为11% ，2023年为15.5%。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课题组”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有代表性的省份20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营情况做了实地调查。调查证实，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的间接持股，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人选，让这些银行实际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获取资金的方法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指导性贷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银行向本市政府所属的投资平台公司定向贷款；另一类是让本地银行认购本地政府发行的债券。上述调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过于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主要面向当地的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中国地方银行典型的官办官用特征。 那地方政府发行的海量债券，都是谁认购的？由于地方政府无权对中央所属的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下令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所以，这些认购本地政府债券的银行，都是当地的城市银行。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今年6月3日发表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债券持有者，81.52%是银行，所持地方政府债券的余额达到34万亿。 从此节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地方政府的40万亿债务当中，本地城市银行接下了85%；其二，中国银行业的全部债券购买余额67万亿当中，单是城市银行认购的地方政府债券就占了51%，而这些地方政府债券只是在“以新换旧”，却永不归还；其三，如果以城市银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16%来估计，城市银行的居民存款总额不过23万亿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债券从地方银行拿走的钱却高达34万亿。因此，地方银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国金融危机2.0版 中共政权现在的维持，其秘诀就是吞噬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面取钱一样随便。但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的地方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出现一种双重效果：地方银行可以让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开发如虎添翼；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的过度开放，进而把地方银行拖进深渊。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办法就是继续掏空银行，就这样，中共的财政危机被转化成了银行系统的危机，即潜在的金融危机。 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所以，财政危机就不算是最后的危机。那什么是中国最后的危机呢？就是银行成批地倒下来，那就没有可以挽救的余地了，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金融依靠。什么时候中国的金融危机会爆发？时间点应该不远了，中国金融危机2.0版已即将来临。 讲到中国金融危机2.0版，势必要对比中国金融危机1.0版。但中国民众普遍不知道这金融危机1.0版，因为那属于政府机密，从不让国人知道；而各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从没讨论过它。实际上，对比这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特征和结局，对于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相当重要。 中国金融危机1.0版发生在1996年，这场危机的处理，使中国避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迎来了后来的经济繁荣；然而，那场金融危机的成因，也预示着中国金融危机的2.0版的发生。 1996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工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几十年来始终经营效率差，负债越来越高。当时中国只有四家大型国有银行，负责为所有国有企业“输血”。到1994年底，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83% 。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大部分国有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同时，背着国有企业“包袱”的国有银行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国的四大银行贷款总额当中，20%已成为坏账，若加上逾期的呆滞贷款，将近70%的贷款都已无法归还。当时四大银行的贷款坏帐为4,300多亿，而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这四大银行已严重地资不抵债，即将破产。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国有工商企业不但早已停止偿还贷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银行利息达1千多亿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国的银行系统全面亏损 。 银行本应用每年提取的坏账准备金来支付坏账损失，但当年中国的四大银行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 ；因此，面对巨额的坏账损失，银行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结果1994年中国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 。按此趋势走下去，银行系统不久就会破产。当时有学者指出，“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这就是中国金融危机1.0版的真相。 现在，类似的局面似乎又开始冒头了。我在《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一文中已介绍，2023年底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 ，进入了危险区间。造成这一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系统背负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令银行不胜负荷；而中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之后，中央银行只能压低利率，则是又一个原因。 除了银行的净息差低到银行只能降薪裁员，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其实也是一个潜在金融危机的征兆。很多人以为，这是救经济的举措；事实上，这6万亿是为了把地方政府融资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债务，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融资公司那65万亿债务，已到了倒账在即的地步，随时会威胁到银行系统的生存。 中国的上一轮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而这一轮潜在的金融危机，其根源仍然还是制度性的，除了国有企业继续“吃银行”之外，还填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财政吃银行”。如今所谓的“财政吃银行”，不只是“地方财政吃银行”，连中央政府发现国债，也靠银行认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不易化解。 中国度过上一轮金融危机，靠的是三个办法，即国企私有化（甩掉银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资。而在这一次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不能再如法炮制了。首先，现在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垄断性的战略产业，无法私有化；其次，美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国无法再靠不断快速增长的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再次，现在外资基本上已停止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局面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可能不会改变了。 中国面临上一次金融危机时，还比较幸运，因为有各种机会可以利用，这些机会主要是外贸扩张和外资涌入；而这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机会都已经消失。那中国政府还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缓解金融危机的办法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显然，中国那脆弱的银行体系可能动摇中国的稳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人的绝大部分家庭财产主要是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而金融资产的大头是银行存款。由于房产价值持续下跌，大量家庭把看牢银行存款，视为家庭最后的可用资金来源；而很多小企业主经营亏损而关闭生意后，也把经营资金存入银行。但很少有中国人想过，自己的家庭金融资产，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庞大债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实，中国地方政府的借债，大部分都靠拿走居民存款为政府所用，而且赖账不还，银行则是政府能如此做的“摆渡”。 本文要解开的谜团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巨大债务，债主是谁？可悲的是，政府不肯讲实话，而民众则基本上不知情。民众多半不了解，他们早就是地方政府“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巨大债务之“债主”，居民存款的大部分，其实已被各级政府吞噬耗尽。 一、公债填补财政赤字 中国政府大笔挥霍资金的最方便手法有两个。一个是，超出税收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大幅度扩大财政支出，造成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然后由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来满足财政赤字所需要的资金。另一个办法是发行政府债券，由于人民币债券并非国际上受欢迎的金融投资标的物，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天量债券，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发行。 前一种手法实际上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懂宏观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这是任何政府都必须尽量避免的“毒药”。因为，在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买单”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必然造成货币滥发，进而产生物价上涨，既造成居民消费力相对萎缩，也令居民存款相对缩水。一句话，就是“票子毛了”。 不懂财政金融的民众往往不了解，在财政预算中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本身是相通的。中央财政照例常年编列的财政赤字，可以直接让中央银行提供超量货币，也可以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来获取资金。地方政府不能发行货币，但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允许省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列中央政府许可的财政赤字。而省级政府经中央财政批准编列的地方财政赤字，可以纳入国务院每年下达的该省市政府债券发行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获取资金。所以，编列财政赤字和发行政府债券这两种手法，在中央和省市这两级是连通的。 到底中国的财政赤字大不大？欧盟为了控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债总量不难超过GDP的60%。如果以欧盟的这两个限制性指标为参照系，那么，2024年中国政府财政预算的赤字率也是3%，似乎不大。然而，一国政府当年的财政赤字率，只反映本年的财政收支差额；而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才反映这个国家的长期债务负担。中国的公债未偿还总量占GDP的比率，几乎是欧盟的一倍，与GDP的规模相当，这就相当危险了。 当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公债，进而积累了巨额的未偿公债时，其长期后果其实与财政赤字率偏高，同样严重。财政赤字率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票子毛了”；而未偿公债过多的后果是，民众的银行存款被掏空了。其实，中共之所以滥发公债，其原因就是，通过银行掏空居民存款，实在是太方便了。赤字发债不头疼，这似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独家专利”。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开始担心一件事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天量巨债，快把银行系统压垮了。 二、各级财政债务真相 2024年中国的财政赤字为40,600亿元，比2023年的预算增加1,8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3,4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今年11月8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议案，批准未来三年内，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元。这6万亿元人民币，到底是要救活经济，还是救活地方财政，或者是救活银行？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既不是为了救活经济，也不能救活地方财政，更不能救活银行，唯一的作用是续银行系统的命，好让中国的潜在金融危机，不至于很快暴露而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各级政府总共欠下了多少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本身的债务是40万亿，现在用发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往后拖；而地方政府担保的官办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还有65万亿元，但这些公司很多都濒临破产，没办法继续发新债还旧债，而它们欠下的这65万亿债务会拖垮银行。这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中，很多已经还不起银行贷款或债券的利息，这些债务到期之前，银行会因为巨额贷款收不到利息而破产。 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因为利息收入越来越少，快要活不下去了（参见笔者10月25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如果再出现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停付利息，那银行就要被逼倒了。所以，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就是为了让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把占地方政府融资公司十分之一的最紧迫债务，先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代为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 然而，这只是债务搬家，把债务从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名下，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而已。况且，这不过是解燃眉之急，杯水车薪，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的债务的九成，还是没办法偿还，拖垮银行的可能性只不过减少了十分之一而已。但这已经是中共能够用出来的所有力道了。 所以，中共的这个措施，只不过是为了续银行系统的命而已。但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中共的银行系统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造成的债务危机，已经岌岌可危，以致于中共现在必须先救银行，而中共事实上已经无力解决中国的地方财政危机和银行系统的根本性危机了。 最近，中共当局为了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其中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的地方政府。涉及到的案子都是，地方财政没钱了，只能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的总债务额当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这样的债务规模的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薪水，不领养老金，中共才能还债，这可能吗？显然，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三、地方政府向谁借钱？ 在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多半都是私营的，政府无法向银行借钱，原因很简单。首先，按照通行的商业银行法，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而政府不是民间团体，与银行在民事地位上地位不对等，无法签订借贷合同。其次，贷款需要提供担保和资产抵押，如果政府贷款后违约，法院很难对抵押资产执行扣押。所以，如果私营银行放贷给政府，相当于自杀式经营。 但是，如果银行不是私营，而是公营的呢？而且，银行的老板就是政府，那么，政府是不是就很容易从银行拿到钱呢？这正是社会主义金融制度的“中国特色”。笔者在本网站发表的上一篇文章《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该文介绍了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的政府控股特色，这六家大型银行必须满足全国性国有企业集团的资金需求，导致这些银行经营状况恶化。 现在介绍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真实背景，来分析地方政府是如何掏空地方银行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出现了许多地方银行（即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其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2007年为11% ，2023年为15.5%。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课题组”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有代表性的省份20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营情况做了实地调查。调查证实，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再加上地方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的间接持股，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人选，让这些银行实际上由地方政府代理人控制管理。 地方政府通过本地城市商业银行获取资金的方法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指导性贷款，即地方政府指令本地银行向本市政府所属的投资平台公司定向贷款；另一类是让本地银行认购本地政府发行的债券。上述调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过于偏重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主要面向当地的房地产开发。这就是中国地方银行典型的官办官用特征。 那地方政府发行的海量债券，都是谁认购的？由于地方政府无权对中央所属的全国性大型国有银行下令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所以，这些认购本地政府债券的银行，都是当地的城市银行。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今年6月3日发表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披露，地方政府的债券持有者，81.52%是银行，所持地方政府债券的余额达到34万亿。 从此节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地方政府的40万亿债务当中，本地城市银行接下了85%；其二，中国银行业的全部债券购买余额67万亿当中，单是城市银行认购的地方政府债券就占了51%，而这些地方政府债券只是在“以新换旧”，却永不归还；其三，如果以城市银行资产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16%来估计，城市银行的居民存款总额不过23万亿上下，而地方政府用债券从地方银行拿走的钱却高达34万亿。因此，地方银行已近乎被掏空。 四、中国金融危机2.0版 中共政权现在的维持，其秘诀就是吞噬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面取钱一样随便。但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的地方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出现一种双重效果：地方银行可以让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开发如虎添翼；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的过度开放，进而把地方银行拖进深渊。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之下，唯一的存活办法就是继续掏空银行，就这样，中共的财政危机被转化成了银行系统的危机，即潜在的金融危机。 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所以，财政危机就不算是最后的危机。那什么是中国最后的危机呢？就是银行成批地倒下来，那就没有可以挽救的余地了，因为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金融依靠。什么时候中国的金融危机会爆发？时间点应该不远了，中国金融危机2.0版已即将来临。 讲到中国金融危机2.0版，势必要对比中国金融危机1.0版。但中国民众普遍不知道这金融危机1.0版，因为那属于政府机密，从不让国人知道；而各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也从没讨论过它。实际上，对比这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特征和结局，对于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相当重要。 中国金融危机1.0版发生在1996年，这场危机的处理，使中国避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迎来了后来的经济繁荣；然而，那场金融危机的成因，也预示着中国金融危机的2.0版的发生。 1996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工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几十年来始终经营效率差，负债越来越高。当时中国只有四家大型国有银行，负责为所有国有企业“输血”。到1994年底，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83% 。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意味着，大部分国有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同时，背着国有企业“包袱”的国有银行也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早在1991年底，中国的四大银行贷款总额当中，20%已成为坏账，若加上逾期的呆滞贷款，将近70%的贷款都已无法归还。当时四大银行的贷款坏帐为4,300多亿，而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这四大银行已严重地资不抵债，即将破产。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国有工商企业不但早已停止偿还贷款，甚至也停止支付利息，每年拒付银行利息达1千多亿 ，致使1994年、1995年中国的银行系统全面亏损 。 银行本应用每年提取的坏账准备金来支付坏账损失，但当年中国的四大银行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 ；因此，面对巨额的坏账损失，银行只能用自有资本垫支，结果1994年中国的国家银行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自有资本减少 。按此趋势走下去，银行系统不久就会破产。当时有学者指出，“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这就是中国金融危机1.0版的真相。 现在，类似的局面似乎又开始冒头了。我在《中国的银行业正陷入危机》一文中已介绍，2023年底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 ，进入了危险区间。造成这一危险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系统背负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令银行不胜负荷；而中国经济进入长期衰退之后，中央银行只能压低利率，则是又一个原因。 除了银行的净息差低到银行只能降薪裁员，这次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新增举债6万亿，其实也是一个潜在金融危机的征兆。很多人以为，这是救经济的举措；事实上，这6万亿是为了把地方政府融资公司付不出利息的债务，转到地方财政的名下，由地方财政为其支付利息，避免地方政府的融资公司直接拖垮银行。由此可见，地方政府融资公司那65万亿债务，已到了倒账在即的地步，随时会威胁到银行系统的生存。 中国的上一轮金融危机，其根源是制度性的，即所谓的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银行的自有资本被国有企业吞噬。而这一轮潜在的金融危机，其根源仍然还是制度性的，除了国有企业继续“吃银行”之外，还填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财政吃银行”。如今所谓的“财政吃银行”，不只是“地方财政吃银行”，连中央政府发现国债，也靠银行认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不易化解。 中国度过上一轮金融危机，靠的是三个办法，即国企私有化（甩掉银行的“包袱”）、加入WTO，以及吸引大量外资。而在这一次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不能再如法炮制了。首先，现在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是垄断性的战略产业，无法私有化；其次，美中关系的恶化，使中国无法再靠不断快速增长的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再次，现在外资基本上已停止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局面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可能不会改变了。 中国面临上一次金融危机时，还比较幸运，因为有各种机会可以利用，这些机会主要是外贸扩张和外资涌入；而这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机会都已经消失。那中国政府还能找到能根本性地缓解金融危机的办法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显然，中国那脆弱的银行体系可能动摇中国的稳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银行是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存放财产的最后“安全港”。2019年之前，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已经造成了银行业普遍的压力；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的中国经济衰退，再度重压银行系统，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已经陷入了危险境地。由于很少有人了解银行系统的运营状况，本文为读者们剖析一下，中国的银行业危机因何而来。简言之，这场即将到来的银行业危机，是各级政府共同造成的；而金融危机则预示着中国不久的将来会“暴雨欲来风满楼”。 一、银行界起风潮：裁员降薪、高管求辞 最近中国的上市公司陆续公布上半年财务报告，有媒体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银行出大问题了。《中国基金报》9月3日率先报道，《北京商报》9月4日也跟进报道说，中国所有银行总共255万员工中，有42家上市银行的员工数量半年内减少4万人，其中国有的六大银行减员超2万人，其他中型银行裁员2万人；同时，银行业今年上半年薪酬比去年上半年平均下降5,321元，平均每个月降薪887元。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三点。第一，银行当中的上市银行，都是规模大、服务范围广的金融行业佼佼者。当这些佼佼者开始裁员降薪时，规模小的地方银行的情形可能就更糟了。 第二，银行往往是上半年发上一年的年终奖，银行员工今年上半年的薪酬包括了年终奖。而结果是，正常薪资加上年终奖，银行员工今年人均比去年同期少了五千多元，这显然是银行经营艰难的征兆。 第三，这条消息中提到的国有的六大银行，都是中国金融界的巨无霸，业务覆盖全国，其中的“领头羊”中国工商银行乃资产规模排名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型银行。这六大国有银行的放贷规模占中国银行业的六七成，它们尚且要裁员2万人，说明这些巨无霸银行同样与中小型银行一样，经营不佳。 代表着中国金融业危机征兆的另一个信号是，最近一个月内，有超过1,100位上市公司的高管已经辞职，其中不乏董事长、副董事长或总经理级别的高管，其中一半是金融业高管，有的银行居然多位高管同时提出辞职。中国的银行都是政府设立的，分别由各级政府控股，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总经理都由他们的上级政府任命。银行高管想辞职，必须向主管的政府部门递交辞呈，已经得到批准的其实只占一小部分，而多数想辞职的银行高管却未能获准。因为中共高层考虑到，大量银行业高管辞职，会引起社会恐慌，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 现在银行业大量高管害怕继续留任会面临银行倒闭，他们可能因此而被追责坐牢，所以纷纷想在自己的银行破产前开溜。那存款客户怎么办？他们是不是把自己的存款转移到“巨无霸”银行去，相信那些银行“大到不会倒”，如此便能保住自己金融资产的安全呢？银行一向被视为“金饭碗”，如今高管纷纷求辞，员工降薪被裁，说明中国的银行业确实出现了危险的警号。 二、银行是如何生存的？ 最近两年来，由于中国的经济持续衰退，很多中小企业倒闭，业主把经营资金从日常运营中抽了出来，大笔存入了银行。银行收存了大量存款之后，是不是就安然无忧了呢？其实，银行并非这些存款的主人，它们只是受存款人的委托，来运营这些资金。所以，对银行来说，存户的存款其实是银行的负债，是银行欠存户的。而且，银行收取了存户的存款，就得付存款利息，对银行来说，存款利息其实是银行的成本开支，存款越多，成本越大。 银行经营的收益，来自发放贷款所获得的贷款利息。每家银行都必须尽量为存户的钱找到可靠的贷款客户，按期收取贷款利息，这样才能支付存款客户的存款利息。银行的日常运营还需要开支人事和办公成本，当银行的利息收入扣除了银行的利息支出之后，剩余的差额才能让银行有钱来维持日常的人事和办公开支。 这个差额就是金融界通常所说的净息差（net interest margin），其计算公式是：（银行的全部利息收入 – 银行的全部利息支出）/全部的生息资产。如果一家银行的净息差数额超过银行的人事和办公成本，银行就有盈利；反之，如果净息差数额小于银行的人事和办公成本，银行就属于亏损状态。今年上半年中国的银行界普遍降薪，就是因为大小银行全面亏损，才不得不降薪裁员。 经济繁荣时，市面上资金短缺，银行的贷款利率会比较高，这时银行的净息差会相对高一些；然而，经济萧条时，绝大部分的贷款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难以承受贷款的高利息，中央银行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就会不断降息，帮助企业降低利息成本。这样的金融政策正好打痛银行，银行的利息收入会因为央行降息而不断缩减。 按照国际银行业的通常规律，银行系统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净息差警戒线是1.8%，只要净息差低于警戒线，银行就会开始亏损。以中国的国有银行为例，2022年1季度净息差首次跌破2%之后，一路直线下落；到2023年第4季度，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进入了危险区间。今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的净息差只剩1.43%了，下半年的数字还未出来，但肯定会更低。 银行入不敷出，亏损严重，就会吞噬居民存款来求活。为什么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型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状况也如此狼狈？因为，它还有另一个难以启齿的造成制度性亏损的原因，那就是，它是国有银行，其资金要服从中央政府的支配，而中央政府长期用中国工商银行的居民存款，去补贴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集团，让中国工商银行坏账高企，不堪赔累。 三、中国的银行皆官办 中国的银行业有两个特点，一是超大型银行占大头，二是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这种政府垄断金融业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注定会葬送银行业。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把所有的私营银行都充公合并成官营银行了。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只有四家国有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一些半官方背景的股份制银行，这些银行的诞生，并非民间行为，其组建和资金来源仍然有官方背景。 再后来，各级地方政府设立了许多地方银行。这些地方银行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商业银行，另一类是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虽然数量很大，有几千家，但都属于局限于乡村范围的小区域银行。 现在，真正在中国的银行业里占据重要地位的是6家大型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和125家城市商业银行。这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去年是16%；而国有的六大银行占银行业资产规模的六到七成。支撑中国经济的，主要就是这几家超大型银行。 这些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都是上市公司。但是，它们并非独立运营的商业银行。虽然它们通过上市，吸收了民间投资，有了非政府股东，但政府持股或国有金融机构持股的比例依然很高。 比如，中国工商银行的股东结构是，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合计持股占七成。中央汇金公司是中国政府操作外汇储备的投资公司，它是中国工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中国工商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是中国财政部；第三大股东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它对各家公有银行都有资本投入。 由此可见，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独立经营的商业银行，几乎所有银行，不管大小，都是官方设立的，官股占重要部分；每家银行的高管都由官方任命，为官方服务，政府要用钱，银行必须给，而如果政府不还钱，银行却没资格动问。每家银行归谁管，要看银行的大小。超大型银行都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城市商业银行则由本地市政府控制。政府控制银行，会最后要了银行业的命。 四、“工商行”= 政府的ATM 官办银行如何为各级政府服务，下面以资产规模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商行”）与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之中国铁路集团（以下简称“国铁”）为例，加以说明。 “工商行”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则用这家银行来支撑大批的全国垄断型超大企业，比如中国铁路集团、中国石油、中国石油化工，还有各大军工集团等等。“工商行”一直奉命给这些垄断性集团巨额贷款，动辄数千亿，或者是奉命购买这些集团发行的债券，累以兆计。 中国是全球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的国家，虽然中国政府修建高铁网的目的不单纯是经济必要性，此外还有军事等考量，但对“国铁”的融资银行“工商行”来讲，“国铁”的无利运营和巨额债务，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国铁”今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显示，营业总收入近6千亿元，净利润却只有千分之三，几乎近于零。去年底中国的高铁营业里程是4.5万公里，但盈利的里程只有2,300公里，占全部里程的6%。如此业绩的“国铁”集团，是如何不断得到融资来扩张高铁网络的？中共养活赔钱的“国铁”之办法，就是让国有银行充当政府的ATM，所以，“国铁”可以不断从银行拿钱来“无利”运营，而全无还债之虞。 每次“国铁”有一笔债务到期，国家发改委就发一个公文，规定由“工商行”等银行认购“国铁”的又一笔新债券，其中部分资金用来替换旧债，另一部分资金用于“国铁”的日常运营和建设。就这样，“工商行”奉命用买新债、顶旧债的方式，一直帮助“国铁”不断扩张，同时维持着“国铁”的无利运营。 “国铁”2022年的债券余额是1.8万亿，长期借款是2.75万亿。这4.6万亿的银行债务，“国铁”既没能力还，也不想还。而“工商行”2023年的贷款余额26万亿当中，“国铁”一家的长期借款余额，就占“工商行”全部贷款余额的10.6%；“国铁”的债券余额更是占“工商行”承购债券余额的36.1%。 “国铁”欠“工商行”的贷款和债券合计已达到4.6万亿，而“国铁”基本是零利润，完全不可能偿还银行贷款或债券，所以，“国铁”只能持续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这4.6万亿的银行债务，就相当于“国铁”对“工商行”的“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之巨额坏账，也意味着同等数额的居民存款，其实已经化为乌有。 从金融的角度看，“工商行”因为承担着“国铁”债务的不断攀升，银根就不断受到挤压。“工商行”同时还负担着象“国铁”一样的上百家国有垄断性大企业集团的同类巨额债务，再加上一万多亿失败的晶片开放项目投资，这样的银行能不出问题吗？中国的银行业出问题，是早晚的事，不出问题才奇怪呢。 五、“一手好牌打稀烂”，还是“一手烂牌装好牌”？ 中国人最近经常有人讲，习近平是“一手好牌打稀烂”，所以造成了今天的这种危险局面。其实，中共并非“一手好牌打稀烂”，而是“一手烂牌装好牌”。所谓的“一手烂牌装好牌”就是，中共的官办银行制度和政府不断巨额挪用银行资金的做法，明明是“摆烂”之举动，中共却假装是“一手好牌”。 当大型银行长期“输血”大型垄断型工业企业，城市商业银行则持续“输血”当地政府，这样的制度型政府行为已成积年恶习时，这些垄断型的企业集团或地方政府，都是债多不愁之“老赖”，它们永远都用新债顶旧债。政府担保的一笔债券到期了，它就下一纸公文，再发一笔新债，原来欠一千亿，现在公文写两千亿，让政府自己控制的银行认购。债滚债，理还乱，银行存户的钱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到政府手里，用掉不还了。 越是大银行，由政府造成的资产坏账就越大越多。现在这些坏账都挂在账面上，银行根本没能力用资产减值准备金去对冲，因为，坏账多达上百万亿。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刚发表的《中国股市的最后一波起飞？》一文中指出，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其中，单是地方政府设立的本地城建融资平台公司未偿还的银行债务就达到65万亿，地方政府对银行欠下的政府债券还有几十万亿，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 既然这些坏账已经达到上百万亿的规模了，而银行的资产减值准备金仅及坏账的百分之一而已，所以，银行实际上已经再也不可能消化如此巨额的坏账了，它们只能一面耗尽储户存款，一面维持着政府债务不致于立即崩盘。有关中国的庞大国家债务数额，很多国外研究者只是拿这个数额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作对比，但这样的对比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中国独有的事实，即中国政府的巨额债务已经转移给了全国的银行系统，造成了潜在的金融危机。 中国的大中小银行之坏账高筑，意味着各家银行可以使用的对民间中小企业的贷款资源在不断枯竭，因此，中共通过银行来拉动经济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而经济越差，银行的坏账就加速堆叠，银行撑不下去时，那一定是储户倒霉。所谓的储户倒霉，就是居民保命用的最后之金融资产化为乌有，只剩下存折上的一个虚拟数字。 中共模式的“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造成一种双重效果。银行可以让政府的房地产开发或盲目的高铁扩建如虎添翼；但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和高铁的过度开发，进而把银行拖进深渊。从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失败之处了。 改革之前，中国的银行也是官办的，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一靠财政拨款，二靠财政性存款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存款。这种金融架构当时在中国被称为“大财政、小银行”模式。如今，中国的金融架构已经形式上改成了“小财政、大银行”模式。然而，财力有限的各级政府，却能把银行里的居民存款，当作自己可以任意挥霍的资金来用。这种“官吃银行”或“官府吞噬银行存款”的社会主义制度运营模式，正在迅速掏空银行里的居民存款，进而掏空支撑政权的最后支柱—银行系统。 正所谓，如今莫谈改革好，且看银行几多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九月下旬中国政府决定让央行投放贷款来拉动股市，一批年青的股民冲进了股市，上证指数一度暴涨数日。一个月过去了，上证指数从3,490的短期最高点，现在躺平在3,300点左右，已然失去了活力。这番官方发动的股市拉抬计划究竟有什么目的，大量持股的基金和企业如何因应，股民又面临何等局面，未来中国的股市乃至经济将面临什么样的前景，本文试做分析。 一、中国股市为何暴冲？ 在自由经济国家，股市大体上是经济动向的晴雨表。数年来，中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股市却在一个月前突然开始起跳。为何如此？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善了，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好，中国股市这次才会起跳。这种“股市特色”证明，中国的股市并非正常的企业经营状况基本面的反映，而是被政府操纵着上下震荡。 代表中国股市的上证指数2007年以前一直不到两千点，2007年短暂跳到五千点，以后就一路下行；从2015年开始，一直徘徊在三千点上下，十年之后，今年8月跌到了两千七百点以下。由于外资纷纷撤出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金融投资，股市一蹶不振。 于是，今年9月中旬中共高层下令，一定要拉抬股市，重新把外资吸进来。中国政府选在今年10月1日的国庆长假之前，开始了人为拉抬股市的大动作。其设想是，把股市拉起来以后，在国庆长假期间证券业停止交易，股市指数可以形成一个“长红”十天的假象。 其具体做法是，让中央银行对上市公司和金融界提供资金，一下子投入八千亿人民币，让基金、债券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都来炒股票，还让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来托市。结果，从9月24日开始，上证指数从两千七百点跳到了三千三百点。这种操作，全世界只有中国政府才会如此选择。 中国的上市公司现在都处在财务困境当中，既有经营亏损，又有债务到期，它们当然想把股价拉高，趁机出货，捞一笔现金。虽然证券监管部门不许上市公司大笔抛售持股，但上市公司把自己的股票卖给已经拿到中央银行融资的私募基金公司，再让私募基金公司去操作抛售，这样表面上就不算违规了。 10月4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举办了研讨会，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中国市场研究主管洛根·怀特（Logan Wright）认为，这次中共的刺激措施主要的目的是改变股市的市场预期，而不是改变经济走向，核心在于，是想通过政策信号来吸引外资。 二、“击鼓传花”没下家 国外的金融投资机构近一年来已基本上不碰中国了，但中共玩的这一招托市，还是会骗到一些外资。9月3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尔街的大投行之一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有个投资顾问说，“过去48小时内，我关于中国的Zoom通话比2024年全年还多。”许多投资者纷纷跟他开Zoom会议，讨论的话题是，到底这是个机会，还是个陷阱。认为可能是机会的人，其实并不懂中国经济，而是抱着一种Fear of Missing out (FOMO，害怕错过）的心理。 但讲风凉话的外资公司也很多。比如，10月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加州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国研究主管Nick Borst表示，现在进场买中国股票的风险在于，当前引导中国市场的是希望而不是事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家投机的不过是一个中国经济可能复苏的幻觉，而中国经济的事实恰好相反。 旅美经济学家Davy Huang则认为，中国单纯的股市大涨，其实是一个人造牛市，它跟经济没一点关系；股市本应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但中国股市大涨，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这些大户趁机把资金从股市上掏走后，根本没把这些钱用到实体经济里。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日本的著名投行野村（Nomura）证券发出警告说，中国股市这次过往16年来最大的一次反弹，可能会转为崩盘。这种结果的“概率”，可能比更乐观的情况要高得多。 看来，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吃足苦头的外资，虽然有一点试探性操作，却并未大举入场，现在外资在中国股市和债市的占比仅3%到4%。中共指望拉抬股市引诱外资进场的企图，似乎基本上落空了。没有大量外资争购股票，中国股市就只能靠散户来维持这一轮股价“起飞”了。 当大批年青的股民冲进股市之后，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等大户就趁机抛售所持股票，让散户接盘。一开始的几天里，上证指数的确起飞了。但是，中国股市上散户的小额资金并不足以支撑股价的持续上涨。随后，在抢进的散户陆续接盘之时，股价便开始回跌，把新进散户套牢了。这就是最近几天上证指数平平不动的原因，因为被套牢的散户把潜在入场者的预期撕碎了。而没有连续不断的入场资金，股市上的“击鼓传花”游戏就找不到下家了。 三、中国股市暗语：“武则天守寡” 中国人当中，有一些人进场买股票；同时，也有很多讲风凉话的。在中国，经济学家或股评人要是在这波“政策市”当中唱衰股市行情，会被当局惩处。9月30日有人匿名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股市疯狂背后的社会心态》，此文马上就被中共的互联网管控机构封杀。 既然中国人不能公开批评当局的股市新政策，有人便用隐喻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前几天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当下股市的暗语，用的是中国唐朝时候的典故，还是句歇后语，即“武则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 唐朝的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任皇帝，他的皇后姓武，原系唐高宗李治之父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唐太宗去世后长子李治继位，封父皇的妃子武氏为自己的皇后。唐高宗病弱，无力治理政事，皇后武氏总揽大权，后临朝称制，改名为曌（日月临空之意），自立为武周皇帝，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正史承认的女皇。她死前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故史上称其为武则天。 用“武则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这一句歇后语，来比喻今天中国的股市，就是提醒大家，股市凶险，现在入市要小心。那篇被封杀《股市疯狂背后的社会心态》提到，那些无知的股民在狂欢，证明了中国人还是那样，“好了伤疤忘了痛，似乎什么教训都没吸取”。这篇文章还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狂欢，是因为所有人都吃不准，这样的利好能持续多久……既然如此，那就趁现在赶紧行动，能套现的套现，能捞的捞一笔，谁不抓住这个机会，才是傻瓜。” 其实，中共直接拿钱把股市拉起来以后，很多老股民和上市公司的想法一样，都想把原来被套牢的股票趁机抛掉。这样的股市“热潮”能持续多久，是可想而知的。 四、各级政府越来越穷 中共当局之所以用央行的贷款来拉抬股市，乃是因为各级财政囊空如洗，连“吃饭钱”都不够了，哪来多余的资金去拉动经济。 最近中共当局正在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的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数额达到几百亿元，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方政府。这些案子如出一辙，地方财政没钱了，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已经欠下多少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去年地方政府设立的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达到65兆，加上地方政府直接欠下的债券，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 一个国家的各级政府之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可以衡量总的政府债务水平，这个指标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60%。而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超过100%了。地方政府还制造了很多隐藏起来的债务，到底有多大，中央政府也没办法完全掌握。 现在中共的各级地方财政都入不敷出，严重依赖中央财政补贴，而中央财政也没钱帮地方政府还债，何况债务规模大到跟GDP的规模一样大。这样的债务规模之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一分钱薪水，也不领一分钱养老金，才能把各级政府的巨额债务偿还。实际上，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面对这种局面，中共除了让各级政府机构裁撤冗员，最近还对大型国有企业的主管级人员开刀了。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政策，大型国企的主管人员每年实行末尾淘汰制，不管经济如何萧条，这些企业的各级主管干部一律人人打分，排名最后10%的卷铺盖走人。中共这么做，就是因为国有企业也债务成山，只能裁掉主管干部来省钱。 五、银行成为最后的支柱 中共政权现在之所以还没破产，它混日子的秘诀是吃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取钱一样随便。中国有六大全国性国有大银行，还有一百多家地方政府办的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全都被各级政府掏空了。 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虽然无法指使中央政府掌控的全国性大银行，但地方政府有各自的地方银行可以随时掏空，因为这些地方上的城市商业银行本来就是当地政府所创办，各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高管也由本地政府任免。 政府从银行拿钱，是永远不还的，也没钱还，中共的各级政府多年来就是靠掏空银行的居民存款活下来的。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财政危机就不能算是最后的危机。中国真正的最后危机，其实是银行濒临系统破产。由于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融资依靠，则各级政府和大型国企拖欠各家银行的巨额债务，早晚会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当局能够用来刺激股市的资金越来越短拙；何况，这次的股市刺激政策看来只产生了不到十天的拉抬作用，中国股市就微澜不动了。很可能，将来的经济史家会如此记录：2024年，中国股市经历了短暂的最后一波起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