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学讲师用AI形象取代自己 学生难分辨
2026 年 9 月 20 日
惊闻老友张清溪教授遽然逝世，痛失良友，悲悼之情，难以言表。 认识张教授将近20年。依稀记得2003年秋冬之际，我接到一位法轮功朋友的电话（是谁我都忘记了），说张教授来美国，想见上一面。我说要去华府两天，是否能等我回来再谋良晤。这位朋友与张教授联系后，说他正好那时也在华府，于是我们就约在华府见面。 那是一台湾商人设的饭局，不少人是旧识，谈兴很高。张教授与我相邻而坐，低声交谈，他告诉我，以前他批判台湾的党国资本主义，《中国的陷阱》（香港明镜1997年版）一书颠覆了他对中国改革的认识，认为真正的党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我当时心中有点诧异，一位台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能这样看待这本书，实在很难得。后来，蒙张教授赠送他在1990年出版的《解构党国资本主义：论台湾官营事业之民营化》一书，在这本他与澄社同道合著的书中，分析了国民党统治台湾时的经济制度之利弊，力促国民党改革党产、党营事业。这在当时的台湾，既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气，至此我方知，是相同的学术研究经历，以及同道相惜之情，让他如此关注我这本书。此后不久，拙作《中国的陷阱》在台湾博大以《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之名出了修订版，张教授写了一篇《现代中国侠女何清涟与她发现的中国陷阱》在台湾媒体上发表，这篇书评很有张教授特点，流传甚广。 认识以后，时有书信往来。张教授深爱台湾，自然关心大陆政治经济。我为Taiwan News写的稿子，他看得非常仔细，有时会来函切磋。2017年，拙作《中国：溃而不崩》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台湾惯例是要请当地名学者写序推荐，我第一个就想到他。这本书的分析让许多人不满意，因为中共的专制极权，不仅让国内向往自由民主的人非常不满，也给台湾带来极大的压力，不少人甚至抱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心情，希望中共早点崩溃。及至看完张教授写的序言《从一个陷阱到另一个陷阱》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复杂心情，因该书推论的中国将在10-20年内维持的“溃而不崩”之局（中国社会深度溃败，但中共政权却能继续维持），让他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他毕竟是位真学者，知道事实就是事实，学者的研究与推论必须从事实而不是从愿望出发，因此，为拙著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为拙作增色不少。求同易，存异难，只有真正的学人才能理解求真是治学的第一要义，张教授温良敦厚的谦谦君子之风，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台湾尊重知识分子，台大的名教授们大都除教学科研之外，还有诸多社会事务、参政，张教授更是如此。我去台湾的次数不多，来美国后总共去过两次。虽然邀请方不是他，但他总是亲力亲为，帮助安排一些演讲与住宿事宜，让我的台湾之行尽量不留遗憾。我至今仍然记得，2019年5月在台湾将近一月，仅在台大就共有三场活动，其中一场是关于中国经济局势的演讲，由他主持，我因临行前未准备PPS，结果是张教授代劳帮忙做的。有了他做的PPS，在一个那么大的会场演讲时，有大屏幕展示提纲，效果自然好得多。 2019年那次在台湾见面，自然会问及他在忙什么。他说在办学校，并希望我留出一天，去台湾政大之后到云林县立茑松艺术高级中等学校看看。我自然乐于从命，专程去看了那所中学。数年之间，一所已经只剩下40多位学生的普通国高，他与几位助手一起，几乎是从无到有 ，成就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来自几十个国家，并为神韵剧团输送了不少训练有素的艺术人才。此中花力之巨与韧劲，让我叹服。因为民国先贤中，我至今仍然对蔡元培、陶行知等立志于教育救国的先贤钦佩不已，从政、办实业、办教育三条救国安世之路，办教育最难，不易见功却收功长远。 中国士大夫历来追求“三不朽”之境：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张教授辞世之后，脸书上有言，台湾媒体多半提及他投身民主运动那部分，比较少谈法轮功。张教授的立言，台湾人比我更清楚，《自由时报》言及张教授与人合著的《经济学：理论与实际》一书，被台大出版中心选为该中心出版史上最具代表性的10本著作之一，也被誉为经济学的“入门圣经”，被许多后进奉为圭臬。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法轮功在世界传播，张教授成为法轮功中坚，从立言转向立功，这功泽及的并不止于法轮功内。这部分为何不太被台湾舆论提及？我想是出于心结问题。 2005年夏初，我受紫藤书屋邀请到台访问。一些朋友来看我时，问我何以与张教授及台大法轮功三教授交往密切？我说，谈得来，意气相投。其实，我对张教授等进入知天命之年后修炼法轮功非常理解，这不仅仅是出于朋友之谊，而是基于两点： 第一，我知道宗教是解读人类心灵史的钥匙。每种宗教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背景。古往今来，所有宗教的产生，其实都是所处社会产生社会认同危机之时，法轮功当然也是这样。在创教者一代之时，集学员之力，众志成城，办成了包括平面、视频、广播在内的全球最大的中文媒体平台，其规模与覆盖范围超越了集一国之力投资的中共大外宣媒体，其动员力与奉献力，只要客观论事，就必须承认。 第二，我熟知中国士大夫文化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这种“修齐治平”的文化为何辅之以“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这一说法？那是因为中国历史总在治乱之中循环，时势合适，人才辈出，得一申“兼济天下之志”者多。但历史大多数是平庸甚至黑暗时期，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那种政治变幻莫测，各种思潮喷涌而出，有的生命有如蜉蝣，粗砺危险的政治环境对人的心灵是个极大的折磨，不少人现实地选择了独善其身，甚至遁入空门，在“学问僧”与“政治僧”之间来回折腾。 中共治下的中国更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社会鼎革过程中，知识分子连独善其身都是奢望。与中国连着一条文化脐带的台湾，其命运由先天的地理条件“离中国太近、离美国太远”所决定，承接了失去江山的国民政府，先经历“二二八”与戒严时代，从1980年代以来又经历了经济起飞时期的“四小龙”繁荣，以及台湾民主化进程，之后随着大陆统战的红色渗透，统独议题撕裂着整个台湾。与张教授同龄的一批留美留欧的台湾学人，因优异被选拔公费留学，回台后在从政、教书育人、参政的过程中，经历了台湾几十年的风云激荡，从奋发砥砺的少年、踌躇满志的青年到成熟的中年，再到灵台明澈的老年，为台湾留下了他们的生命印记，人生之途也各有遭际，感悟自然也很不相同。 张教授不是选择独善其身，而是辟开旁门见月明，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安身立命。台湾法轮功发展到现在，与张教授的贡献分不开；他近十余年投身教育，更是效果彰显，在茑松艺术高级中等学校成功之后，他还接管了在北投阳明山的惇叙高工，准备在该校旧地之上创立复兴艺术学院。一切都已就绪，却因过于劳累遽然辞世。未竟之功业，相信会有张教授的台湾同道接续。 张教授的辞世，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2019年5月台湾之行结束前一天下午，他与其高足钟谷兰女士请我与晓农同品咖啡，送别时他站在咖啡店门前挥手依依作别，相约日后再见之时，我们都没想到那是此生最后一晤。翻检近两年来的电邮，余温尚在，只觉意长歌短，心绪支离，十分难舍。 愿老友在天之灵安息。 （2022年1月15日写于美国新泽西清涟居中 原文链接）
瑞士银行结束数百年保密制度，在新年前完成了向各国政府移交离岸客户资料的工作。先前听说时我也很期待，以为资料是向公众公开，结果只是把资料提供给各自的政府。 这对民主国家有用，可以侦查贪腐的嫌疑人，但对独裁国家不但无效，更为统治者提供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中共权贵家族在瑞士银行的秘密存款，总数以万亿计，这都是从中国人身上盘剥而来的民脂民膏，被巧取豪夺后变成私人财产，理应由国家彻查后没收归公，惩办当事人，赃款用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条件。 习近平说要刀口向内，刮骨疗毒，那就应该利用这些离岸秘密户口资料彻查严办，但在瑞士公开资料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已警告瑞士，要“以对世界和平负责、对人类安定团结负责和尊重他人财产隐私的态度，谨言慎行”。 贪官秘密要公开，中共就要“隐私保护”了，中共国什么时候保护过中国人的隐私？中共要保护的只是权贵家族的隐私而已，普通中国人谁有资格跑到瑞士银行去开户口存钱？ 想深一层，瑞士当然不可能向公众公开银行客户资料，全世界银行都不可以做这件事，这也怪不了瑞士，但从此以后，全世界贪官都不敢再打瑞士银行的主意了。中共当然视这些隐秘资料为最高国家机密，拿来作政治清洗的工具，也可长期胁迫自己人听话。 有人的地方就有权钱交易，有权的人要钱，有钱的人要权，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民主国家有新闻自由完善法治，有资讯透明的传统，明目张胆贪腐有难度，也容易暴露和被查。 中共改革之初，为了发力默许贪腐，就此打开潘多拉盒子，把贪腐巨兽放了出来，从此任由它南征北讨，时至今日巨兽早已成精，中共自己也收服不了。 习近平以反贪为手段清洗政治对手，玩得滚瓜烂熟，也帮他打倒不少平民出身的政敌，但红二代全部安然无恙。中共官场内无人不贪，只要想办谁，人人皆可办，以中央派出巡查组的方式，选定目标清查，几乎百发百中。利用反贪来夺权，利用反贪来抓钱，一举两得。 这种由上而下的反贪，根本不是治本之道，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制度建设，没有民主监督，都只是胡弄公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国民间早有公开官员财产的呼声，为何不肯实施？因为公开个人财产，习近平自己都受不了。 民间也早有新闻自由的要求，中国记者追查报道很厉害，但任由记者无限度追查社会阴暗面，中共的丑恶面目即刻现形，中共的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此外还有法治和民主监督等等，所有能达致制度化反贪的政策，没有一项实施过。 中共自己反贪可以，中国人反贪就不可以，中共已把自己打造成古今中外规模最大的贪腐集团。改革开放的最后成果，就是以私有制的方式放手让权贵家族敛财，等到发财门路分配停当，就以公有制的方式把权贵家族保护起来，自此中共独裁统治就天下大定。 从上到下，若有一个奉公守法的官员，也无法在一个贪腐架构内生存，贪腐都已制度化常规化。所有因贪腐落马的官，起因都是政治问题，拿贪腐来惩办最方便，如此而已。 朋友提供了一份海南岛各级贪腐官员的名录，省内所有县市一锅端，若这些贪官都关在同一个监狱，可以在牢里成立一个海南岛贪官联谊会，得闲冇事交流一下贪腐经验。往后新的贪官仍会一拨拨进来，中共的反贪永远在路上，永远反不完。 俗话说，病向浅中医，中共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病入膏肓。问题是，红二代大贪，平民官遭殃，维稳压力山大，个人利益无著，每日上班搞政治动辄得咎，花天酒地鸡犬升天的日子不再，天底下有吃大亏占小便宜的好官吗？各级官员躺平，剩红二代去守江山，能守得住？ 底层民众生活艰难，压力爆煲，红二代却捞得盆满砵满，上下一对照，恶向胆边生。改革开放只是中国十三亿人为红二代创造财富，中国人虽然爱国，但这点简单的道理很容易想通。 说到底，社会不公平正是社会矛盾之所在，矛盾一日不解，一日都在酝酿危机，贪腐无解，也即中国危机无解。可以肯定的是，若中共终有一日垮台，不是垮在中国人手上，是垮在自己手上。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如果说，2020年初武汉封城是习近平惊慌失措之下的蛮横之举，西安封城就是故意复制灾难，不惜以人民的生命制造次生灾害。西安的画面不仅是武汉的重复，而是更加变本加厉。 不准疫区的人离开管控区域寻求紧急医疗援助，不准断粮的人走出家门寻求食品，深更半夜将整个小区的人不分男女老幼转移到缺乏基本生活设施和物资的所谓集中隔离区。疫区之内和疫区之外的许多中国人抱怨说，急需紧急医疗援助的人、需要食品的人、缺乏供暖缺乏御寒被褥的人、来了月经缺乏卫生巾的人只能听天由命，自求多福。西安封城迄今，防疫乱象不断。一名怀胎8月孕妇日前遭医院拒诊而大出血流产后，又有一名孕妇5日发文指控，她上月29日在警察护送协调下，仍接连遭到医院拒收，最后为时已晚，失去了孩子。 有学者指出：从总体来看，中国当局采取疫情 “清零” 的政策是导致中国各地政府包括西安政府采取种种极端的甚至反人类的疫情防控举措的根本性原因，而要说作为中国当局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对此不应当承担责任，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但此时习近平的感受或许与这位学者相反，他正陶醉在自己的英明领导之中，感激他的恩师毛泽东教会了他两字统治秘诀“斗争”。 毛泽东喜欢斗争，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他感到其乐无穷。但纵观毛的一生，他的斗争没有成功，只有失败。他败给了天，革命理想再高，到生命的终了，也不得不两腿一蹬，到阎王殿报道去了；他败给了地，大兴水利工程、大跃进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他败给了人，他再怎么折腾也没有战胜人性，“狠斗私字一闪念”，最终还是靠资本主义收拾残局。毛泽东即使将自己画成红太阳，最终也不过是一个不自量力的愚夫。 习近平也喜欢斗争，或者说喜欢像毛一样斗争。他要将梦想转化为所有中国人的梦想，让全国人民坐上他的过山车，他要在斗争的疯狂中感受幸福、净化灵魂，即使生灵涂炭也在所不惜。他说敢于斗争是中共的鲜明品格。 习近平与人斗，他斗赢了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斗赢了上百万官员。他集中几乎所有的国家权力，独步天下。习近平与地斗，他怒怼美国，派杨洁篪到美国骂街。在香港颁布国安法，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将百年建成的国际金融中心毁于一旦。在南海、东海、台海，秀肌肉炫耀武力。在中印边境还与印度打了一架，尽管没打赢，但毕竟出了手。 习近平通过斗争赢得了信心。现在他正在与天斗，也就是与新冠病毒展开生死决斗。 一是，输不起的战争。武汉疫情爆发，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对武汉实施封城清零，尽管造成了严重的次生灾害，但毕竟控制了疫情。随后，疫情蔓延到世界，美国成为重灾区，习近平为自己的英明洋洋自得。去年9月，在世界疫情汹涌澎拜时，中国召开了表彰大会，宣告中国抗疫成功，习作出了世界大势“东升西降”的判断。 2021年1月11日，习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的领导力和制度优越性如何，高下立判。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如果现在，中国放弃“封城清零”，改为“与病毒共存”，岂不是抄西方的作业，习的亲自指挥和部署和世界大势预言岂不成了世界笑话。 二是，二十大权力保卫战。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大权在握，连任是板上钉钉的事。但由于这是中共各派政治势力都不能输的战争，所以，现在习能否连任并不能下断言。即使连任，党内的争斗也不会停止。如果习能够通过“封城清零”打败病毒，这无疑会给他的连任奠定基础，反之，则会成为中共反习势力攻击他的把柄。 三是，为连任后中国北韩化和发动战争做铺垫。习对“封城清零”之所以如此坚持，还与他心里的小算盘有关。他知道中国人已经岁月静好几十年，已经经历了有限的自由，要想回到文革时代很难，也没有了战争的意愿和承受能力。通过封城可以进行军事管制，让老百姓温水煮青蛙慢慢适应被管制。 但问题是，习近平与病毒的生死之战能够成功吗？我认为不可能。 首先，“封城清零”严重违背自然科学。病毒在地球上的历史比人类还要长，想要消灭病毒人类力所不能及。中国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已经选择与病毒共存、群体免疫，而中国坚持清零是明显违背科学的。其背后的逻辑是人定胜天，而不是敬畏自然。 其次，“封城清零”成本高昂。“封城清零”固然可以有效地阻隔病毒传播，但成本过于高昂，特别是对经济的摧毁。中国经济是个虚胖子，表面看风风光光，里面危机四伏。经过这些年的胡折腾，经济已经见底。世界工厂的名声对中国而言，早已名不副实，越南、东南亚国家已经取而代之了。至于房地产现在只能稳泡沫了。如果继续这样“封城清零”，中国经济将会一蹶不振，与西方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12月8日，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三重压力，近五千字的新闻通稿中，共出现二十五次“稳”字。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会议提出，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数字也显示出经济已经陷入困境。中国统计部门发布的8月综合PMI指数回落到48.9。PMI被认为是一个经济体的“体检表”，反映制造业的整体增长或衰退。经济界通常认为，PMI的荣枯线是50%，高于50％代表制造业在扩张发展，反之则代表衰退。 再次，封城清零会造成严重的次生灾难。在武汉封城时，次生灾害就已经很严重。现在西安又重演了武汉的悲剧并变本加厉。本来，居家隔离，有限封城就可以有效地阻隔病毒，但强制性封城清零必然会加重老百姓的苦难。 武汉封城就使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顿时坠入人间地狱。那坐在阳台上为母亲哭求一张病床的敲锣女人，那个深夜追著离去的车辆哭喊“妈妈”的女孩，那个患上新冠肺炎跳楼身亡的70岁的尿毒症患者，那个一家四口相继去世，在遗书中感慨“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的常凯，这惨烈的一幕幕画面至今还浮现在武汉人的眼前。 习近平就像孤独的唐吉柯德一样，手舞长矛冲向无影无踪的病毒，其结果必然以惨败收场。但习近平已经骑在虎背上上下不得。打不赢这场病毒战争，他的二十大连任将充满风险。一旦失去权力，他甚至身家性命难保。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习近平要用“封城清零”打败病毒，保存他英明领导的面子，保住二十大的位置，保住中共红色江山。但这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别说习近平就是人类也无能为力，只能与病毒共存。但习近平无路可走，正如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根本特征在于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斗争，再斗争，永远没有休止。极权主义的统治之维系，离开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便将宣告破产，运动停止之日，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毁灭之时。” 有位网友这样写道：共产党集团中的红二代们，请不要说“我们要守住父辈打下的江山”。告诉你，没有哪座山哪条河是你们父辈打下来的，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了长江黄河泰山。69年的中共统治史就是一部奴役史和杀人史！无论其梦想构建的多么宏大，也无论其口号包装的如何精美，概括起来无非就十二个字：打天下，坐江山，睡女人，抢财产。但已在虎背上的习近平又如何能幡然悔悟呢？他的眼里是无限江山，但不知世界早已落花流水换了人间。 （全文转自议报）
中共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韩文秀在官媒新华社撰文称，2022年要召开中共二十大，做好经济工作极为重要。他指，稳宏观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对执政党来说，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不但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外交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这本来只是常识，没有什么高深之处。 历朝历代，所有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都是经济和民生问题引起的，中国人不到活不下去都不会造反，凡是造反，都是活命的问题。 李克强早前提出“六稳六保”，六稳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保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概括来说，就是救经济保民生，为什么？因为经济问题处理不好，共产党的政权就有危机。 当前这都是要害，问题是怎么稳如何保，办法在哪里？早两三年醒悟，或许还有救，今日才来稳这保那，都已经是明日黄花，只好看著它谢了。 政府掌握全局，掌握真实全面的信息，普通人无从得知。政府应该高瞻远瞩，有先见之明，预先筹谋，而不是问题来了，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的经济早就问题丛生，但中共为维持执政合法性，一向把问题都扫到地毡下去，表面风光，歌舞升平，但地毡不是用来藏垃圾的，等到地毡发臭，一掀开来满地曱甴蜘蛛，楼板蛀空，那时就冇得救了。 中国经济早已开发过度﹑投资过度﹑产能过度，早就应该减速，但每一届政府都要维持伟大形象，维持GDP增长数字好看，因此高速才是硬道理。不断加速的结果，是经济更畸型更不合理，恶因种下，恶果难逃，日日添柴烧火，最终只是爆煲而已。 大陆不是没有懂经济的专家，只是习近平上台后，以一尊自居，身边都是一群奉迎拍马之辈。习近平大权独揽，又好大喜功，偏执蛮横，下属说假话充内行，如此当然越陷越深。 经济过热应该收敛，却为政绩而加速；内部不妙应维持好的外部环境，却又搞战狼外交；形势危重应该缓和港台矛盾，却又践踏港台；外部环境恶劣，内部应该求稳，但又大开杀戒，自损功力。事情都反著来，明知加速速死，又拼命踩油门。 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上帝要人灭亡，必先令其疯狂。习近平奉行政治第一，负责糟塌经济，李克强视经济第一，负责收拾残局，习在前面乱搞，李在后面嗌救命，经济搞坏了，经济反噬政治，最终是经济没得救，而政治也呜呼哀哉。 习近平的字典里，只有政治问题才是问题，以为政治搞好，地位稳固，其他都不是问题。可惜客观规律是只有经济好了，政治才会好。 习近平一再强调不忘初衷，他的初衷就是马列毛，马克思一个最基本的论断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经济才是基础，政治只是经济的反映。 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能用政治去强行干预，但习近平干的，全是以政治手段去干预经济政策，并且自以为得计。无上权力导致无上自信，自信过度便以为意志至上。老毛是唯意志论者，凡事靠愚公移山精神，敢于斗争，就想改造世界，习近平继承老毛的衣砵，也以为自己神通广大，无往而不利。 大难临头中共自知，不是一般的困难，是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所有的层面问题多如牛毛，不知如何下手。前不久中共派出一个小规模外交使团，悄悄到欧洲各国游说，希望寻找改善中欧关系的路径，但到处摸门钉，没有一个国家有好脸色。 今日被迫涎脸登门求和，当日为何要做到绝？做人都要适可而止留有馀地，一个国家搞外交，岂可以任性妄为？今日中共面临的内政外交困境，最大问题就是，都没有后路了。 经济下行，钱袋子空了，对外关系无钱不办，那经济问题也变成外交问题，外交问题也是内政问题，内政问题也是执政问题，执政问题更是生死问题。 六稳六保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实际也是政治问题，当公费医疗﹑老金﹑地方政府财政等都连番出事，那就是民变四起的时候。钱袋子空了，这是经济问题，更是最要命的政治问题。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过去两个月，颜宽恒一路挨打，理不理亏是其次，重点是颜家对于别人所设定的议题战场几乎无反手的能力；在空战全面失守的情况下，只能靠黑派的在地组织硬撑盘。黑派原以为罢免陈柏惟之后，这席立委将手到擒来，没想到偷鸡不著蚀把米，近8千票的差距也成为颜家在历来在当地选举最惨烈的败绩。对国民党来讲，这是个三输的局面，对后续台中政坛也将造成莫大冲击。 第一输当然就是黑派颜家。 持平而论，黑派在颜清标交棒后的这几年，颜宽恒的形象经营非常成功。透过“听海”、“消波块”等等自嘲的手法，不但成功“洗白”自己，也拉近了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不过，误判民意氛围，亟于罢免陈柏惟，却意外让自己身陷火线。颜宽恒抱怨过去两个多月遭到“毁灭式的检验”，但从昔日颜家的黑资料重新被摊在阳光下，到各地屡屡爆出的颜家豪宅招待所违建，甚至连捷运设站都被拿来图利自家土地，其实都是回报他们当初操作罢免案的急切与贪婪。选民用你们当初检验陈柏惟的标准来检验颜宽恒，颜家左支右绌，无力应对，只是咎由自取，一点都怪不了人。 眼下，颜宽恒不仅输掉了这次选举，一届连输两次，恐怕也输掉2024年“王子复仇”的能量。对黑派而言，最麻烦的是竞选过程中被掀开的争议，未来恐怕跟著他们的从政路如影随形；不只颜宽恒，从只当一届议员就当上台中市副议长的颜宽恒妹妹颜莉敏，到颜家所掌握的大甲镇澜宫，会有越来越多的台中人问：“为什么是他们？” 第二输是国民党朱立伦。 严格来说，朱立伦就任国民党主席仅有三个月，无论是罢免陈柏惟或发动四大公投，都不是他自己设定的议题，败战不应该全挂在他的身上。问题是，朱立伦并没有在这些战役里设妥防火墙，这一方面代表他对时局的误判，二方面也显示他无法为病入膏肓的国民党止血，会让原本已经弱势的党主席会更加弱势。而连续的败仗将导致国民党内的分歧更形台面化，夺权斗争将更形惨烈，朱立伦若无法锐意改革，只求保位，这将会带著国民党进入恶性循环，所谓的“谷底”将深不可测。 第三输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卢秀燕是聪明人，身为地方父母官，也一直与罢免这种负面动员维持距离。不过，黑派是当初是力拱卢秀燕上台的重要支柱，颜宽恒家族的违建争议、捷运设站，也将在选后从颜宽恒的问题变成卢秀燕的问题。当选民利益与派系需求被搬上台面仔细端详，妈妈市长的连任之路恐怕也出现破口。 而小小一个中二选区，无论罢免或补选都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败阵的陈柏惟因此变成“悲剧英雄”，击退颜家的林静仪也成为“胜利女神”，两人在短时间内都成为“有故事的政治人物”，形同服下“政治大力丸”。国民党平白奉送这两个已具全国知名度的民代战将给民进党，政治的祸福相倚可见一斑。 民主政治有它正常的规律，所谓的“罢免”、“补选”、“公投”都不该是常态。从《选罢法》、《公投法》于5年前修正通过后，国民党已经发动5次罢免投票、2次大规模公投，纵然在其中曾获得短暂的胜利，但政党支持度却毫无起色，还每况愈下，根本是在折腾选民，损人又不利己。选民用补选结果告诉国民党：别再搞恶斗了。如果再听不懂，一旁虎视眈眈的柯文哲民众党很乐意取而代之。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2021年是中国经济由盛向衰的转折点，现在官方的年度数据尚未公布，但股市的一年表现已经显现。把中国和香港股市2021年的状态与美、欧、日等国的股市表现稍加对比，就能看出中国经济目前的窘境。 一、2021年经济增长率“最高”的中国：股市告诉你实情 欧美股市去年上涨明显，年涨幅超过2成，世界上民主国家的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欧盟股市都表现亮丽。 美国股市去年连续第三年大涨，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去年分别上涨19%和22%，实现了自1999年以来的最佳3年表现。去年年初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曾预计，美国经济2021年将增长3.7%；而实际上去年美国经济可能增长5%以上，失业率则远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关于美国股市如何受拜登当局经济政策的影响，我会在下一次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里具体介绍。 欧盟去年的经济增长可达到4.2%，而欧洲的泛欧股市指数去年上涨22.5%，是2009年以来第二大年度涨幅，其中的银行和科技板块表现尤其出色，上涨34%；法国股市的CAC指数全年涨29%，德国股市的DAX指数全年涨15.8%。相比之下，日本股市的日经指数显得逊色，虽然连续3年上涨，但去年只上涨4.9%。 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据说可以“领先全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估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然而，中国的股市却完全不配合那“亮丽”的增长率，去年上证指数涨幅4.8%，深证指数涨幅2.7%，不但不能跑赢美欧日，反而成了这些主要大经济体当中垫底的。 上市公司一般都是一个国家最好最强的那些公司，或者是行业垄断型巨头，或者是潜力大的新兴公司。这样的公司往往代表着这个国家里企业中的佼佼者。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这些企业的业绩可能领先；经济低落时，它们也比其它企业更能扛过艰难，保持一定程度的成长。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上市公司都集体滑坡，那不能上市的其它公司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所以，上市公司的股市表现，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底蕴。 二、如果中国人可以像日本人那样买国外股票…… 日本股市现在出现了一种情况，导致本国股市成长缓慢。这种现象就是，日本股民纷纷网上出国买外国股票，这样的股市操作拉高了美国股市，却压低了日本股市。不过，日本从来没出现过指责股市“卖国贼”那样的中国式民间呼声，日本政府也从不号召买“爱国股票”。 虽然日本越来越多的人都倾向于把“储蓄转向投资”，但他们对日本股票涨得太慢不满，于是很多人把自己的资金转投以美国为中心的海外股票。日本金融业是完全自由化的，日本投资者可以自行选择投资日本的股票或海外股票。在日本股市缓慢爬升的年代里，尤其最近几年美国股市飙涨的情形下，很多日本投资者不愿意买日本股票了。这当然对日本股市是个打击，股市资金都外流了；日本人越多买美国股票，本国股市就越难快速复苏，而这又进一步导致美国投资者越少买日本股票。日本的野村证券公司商品企划部长中村希表示，“投资者正在把资金转投至让人感觉全球增长最强劲的美国”；现在日本人“可以通过美股专用APP下单，像玩游戏一样简单，回家后随便躺着，就能实时买卖”。 如果中国人能有日本人那种金融投资上的自由，恐怕大部分人都会效仿日本人现在的做法。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就沉底了。然而，中国的专制制度决定了中国人注定没有这样的经济自由，无法到国外投资。因为中共当局要靠股民来支撑经济，绝不允许他们的对外投资消耗宝贵的外汇。 事实上，脆弱的中国外汇储备也无法支撑中国股民到国外投资，关于这一点，我去年12月17日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中国外汇的“一女二嫁”》介绍过。中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数量大，达到3万多亿美元，但政府和企业的对外借债余额已经达到外汇储备的九成，还债的需要将耗尽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而中国还引进了3万4,0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外商若撤资也需要外汇。这表明，中共的外汇储备已经处于“一女二嫁”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下，再允许股民到国外投资，就变成“一女三嫁”了。 三、中国股市如何从香港股市“抽血”？ 中共建政以后，香港长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90年代末期香港的外贸中转站作用开始下降，但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却随着外资频繁进出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但随着中国资金在香港的金融活动中日益活跃，香港的金融业开始从大陆有求于香港，变成了香港有求于大陆。 香港主权移交前，中资股约占港股市值的一成，十几年前这个比例已经跃升到六成，香港股市已经大陆化。几年前沪港通、深港通开启，又进一步形成了内地资金对香港股市的“输血”效应。但去年以来中共收紧了国内银根，同时限制房地产业等多个行业的盲目发展，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资金严重紧张，南下香港股市的资金也会减少。去年经过沪港通、深港通，自香港北上、净流入内地的资金达八千多亿人民币，这些投资主要进入了A股的制造业板块。 这样的资金流向表明，目前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主要功能是从海外吸引资金，同时对内地大量“输血”，如此就造成了对香港股市资金的“抽血”效应。这种局面下，香港股市便越来越差，去年恒生指数大跌14%，其中国企指数跌23%、科技指数跌32.7%。因此，去年是香港股市恒生指数2011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 香港股市形成对内地的依赖后，中国经济下行，香港股市就发抖。去年香港股市领头大跌的股票多半是内地公司的股票，象科技巨头阿里在香港股市去年跌幅近50%，腾讯跌18%；而地产股则成为港股重灾区，恒大跌近90%，祥生跌84%，中国奥园跌近80%，世茂集团、佳兆业集团等跌超77%，花样年、禹洲集团、建业地产、富力地产、时代中国等纷纷跌超60%，融创中国、雅居乐集团等跌超50%；香港股市的内地教育股更是跌幅多半达70%以上。更糟糕的是，内地股市对香港股市的“抽血”效应会造成内地股市微升，香港股市大跌。 四、中国股市主要行业跌跌不休 从去年中国股市的行情来看，完全看不出中国经济实现8%增长的兆头，因为许多行业都经营恶化，或者干脆就一垮到底。下面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年终股市分析，对中国股市主要行业的行情稍作介绍。 首先看消费、医药、科技制造等行业的龙头公司，它们本来应该是比较稳健的，但去年股价持续走低，风光不再，中国的证券公司纷纷下调这些公司的全年盈利预期，其中与养猪有关的企业因为肉价下跌而盈利腰斩。 其次，金融行业里保险公司股成为行情下跌的重灾区，各大保险公司的行情几乎全面下跌；券商中上市公司的股市行情也在下滑，48家上市券商里39家股价下跌。 第三，科技股方面，号称“苹果产业链”的为苹果手机制造零部件的主要企业业绩下滑，股价纷纷下跌，多的下跌三成、四成，少的下跌15%。防疫概念股也繁华落尽而归于平淡，虽然疫情在中国此起彼伏，但与防疫相关的医疗用品公司欲振乏力，跌幅很大。 第四，房地产相关企业集体杀跌，地产股成“地惨”。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公司的股票成为“最惨板块”。其中，恒大快要破产了，华夏幸福股价下跌近七成，泰禾集团的股价从2018年的高位21.63元跌到2.35元。与房地产密切关联的装修、家电企业也遭到房地产业垮塌的打击，多家家用电器公司的股价跌幅都超过30%。 第五，服务行业方面，教育培训行业因为中共对校外辅导行业的严厉管控而进入股市“寒冬”，它们的股票再也没有翻身的希望了。航空和旅游行业也不妙，4大航空上市公司中，东航和海南航空下半年到年底跌幅分别是7%和15%。很多旅游概念股也因为疫情而状态艰难，纷纷下跌。 这些行业曾经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受益者，现在则是经济下滑的牺牲品。它们的经营状态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现状。 五、中概股全盘皆墨 中国最活跃的大公司通过在美国上市，从美国圈走了一大笔钱，但现在这批企业的股票也处境非常悲惨。这些公司被称为中国概念股，因为中共一直借口国家安全，不允许购买中国股票的美国投资者看到在美国上市的那些中国公司的财务资料；美国投资者只能靠相信中国经济前景灿烂这个华尔街营造的概念，以为自己买的中国公司股票前景不错。 但去年12月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颁布新规则，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其所有权结构和审计细节。这个新规定出来后，中共从政治需要出发仍不让步，坚持不允许这些公司披露财务资讯，很可能其中不少公司的财务资讯会暴露出欺诈问题。因此，2年之后这200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可能被美国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美国投资者已经开始抛售这些中国概念股，以免到时候砸在手里。 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就此梦断途中。去年上半年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曾创历史新高，但7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踩下刹车，当时约50家中国公司正推进上市筹备工作，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批准。结果中国企业赴美IPO的件数，7月仅1件成功，从8月开始就再无成功记录。中概股还受到中共经济政策的打击，跌势惨重。中概股公司集中于互联网、教育、科技、娱乐、新能源等新经济领域，一度被投资者看好。但去年中概股累计跌去7,600亿美元，差不多蒸发了1/3的市值。二百多家中概股公司当中，约80%的公司股价下跌，其中大跌80%以上的有40家，跌幅40%以上的超过150家；经历几次大跌以后，许多公司市值严重缩水，新东方累计下跌89%，阿里巴巴累计下跌51%。 美国资产管理公司TCW集团的新兴市场董事总经理洛文杰（David Loevinger）去年12月15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说，目前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未来3年将全部从美国资本市场退出，“我认为，对许多在美国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而言，基本上已经是游戏结束”。 目前中概股当中，只有那些股权相对集中、拥有外资股东支持的中小市值公司能选择私有化退市。中概股公司也不能都回归香港股市，因为香港证交所准许香港二次上市的标准是，公司市值大于30亿港币且上市5年，或市值大于100亿且上市2年，小市值的中概股无法登录港股。它们回归中国股市也很难，A股的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的主板市场门槛较高，许多中概股公司无法满足条件。在华尔街红火了数年的中国概念股现在成了末日黄花，这也折射出中共通过国外融资来挽救经济的套路碰壁。 华尔街投行虽然在中概股上栽了大跟头，但一向对客户吹捧中国经济的基金经理们不甘心，还想在A股和港股上挽回损失，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饭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到中国国内股市去趁低买进，想博一把。这些基金经理自然会强调，中国经济还有潜力，值得投资。问题是，华尔街投行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过去错误太多；而现在投行基金经理们被自己的既得利益捆绑，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现在进步也有限。 中国股市行情去年略微上涨，是拜华尔街之赐；如果没有华尔街出手相助，去年中国股市可能和香港股市相似，年终比年初会呈现下跌局面。今年华尔街能继续拉抬中国股市吗？华尔街能投入的资金毕竟不会太多，更大的问题是，今年多数中国公司的业绩可能比去年更难看，所以华尔街投行可能还会吃亏。
中共拟在今年秋天召开二十大，事关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能否续任执政。习近平在1月4日签署今年第1号中央军委令，发布军队开训动员令，突出保二十大，训词细节和往年有明显变化，值得观察。 中共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修订的军训条例(试行)，当年初由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开训命令，这是中共军委首次统一进行全军开训动员，也是中共军史上首次。此后每一年的年初都会发布。 罕见不提备战打仗 训令历年最短 对比历年习近平的开训令，发现今年的开训令有明显的不同。 2018年1月3日，中共军委举行首次年度开训动员大会，习一身戎装、冒著严寒在开训主会场当面向全军发布训令，以突显重视。 2018年开训令有一大段，共241字，提及“全军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向”。 2019年开训令5段，共513字，提“始终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 2020年开训令6段，共441字，提“促进备战工作落实”“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2021年，开训令共6段571字，提“聚焦备战打仗”“确保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2022年开训令只有两小段，共185字，不提备战，连实战都没提。 总结2022年与前四年开训令的不同，今年最短，且不提备战打仗。 “紧盯”的对手或是内敌 近年中共声称“东升西降”，“时与势”在它那边，在战狼外交的鼓噪下，对外扩张也进入实操，除了中印边境频频多事，与南海诸国的摩擦也增多。特别是台海局势升温，去年中共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ADIZ）次数大增，加上在宣传上的威吓，中共武力犯台的危险持续成为国际关注热点。从2018年到2021年的军队开训令，都强调备战打仗，可见一斑。但新一年的军队开训令，为何不提备战？ 中共军方最高领导人的训令，尽管充斥党文化和套话，但行文用词代表某种动向，今年的训令有异常，绝不是习的军中大秘一时疏漏。 据中共官方媒体发布的习近平2022年全军开训动员令，强调“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进行战训，其中“紧盯”的“对手”并未明确指向外敌。反而提到练兵目的是所谓“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这或许说明，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是中共党内和军内头等大事，由于内斗升级，习近平手握的枪杆子，需要指向内敌，确保二十大的政权稳定。 习近平在第一任期反腐打虎，得罪了中共各派权贵，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和次年的人大会议上，习顺势通过修改党章及宪法，取消任期制，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但此后中美大打贸易战，中国经济急速萎缩、社会动荡、对外关系恶化，内外交迫之下，中共党内反习公开化，甚至一些政法高官暗杀习近平的信息也间接在大陆网路曝光。并且，习近平已提前在2020年开始对同样有枪的政法系进行大清洗，以防反习派在二十大搞事。 在2021年11月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所谓第三份历史决议，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并入一个时期，习近平则成为“新时代”的第一代领导人。但第三份决议肯定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共第二份历史决议，第二份决议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却是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习近平要在二十大上破例三连任，因而成为中共二十大上政治斗争的焦点。 保习近平连任成第一要务 武统台湾放一边？ 离中共二十大召开不到一年，从去年底至今年初，当局政权维稳信号不断释放。比如去年12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习近平要求“党内法规”要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去年底的中共政治局所谓“民主生活会”上，习要求政治局成员“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022年首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讲话，要求“全党必须对党忠诚”。1月4日印发的中共纪委工作条例，其总则也强调把坚决维护习近平的党核心地位、维护习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 从种种紧张动作观之，到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谋连任的压力巨大，中共内斗引致的政权崩盘风险将会升高。如此一来，回过头看今年的中共全军开训令，罕见不提喊了好几年的备战打仗，似乎容易解释。 对内而言，说明2022年中共军队的第一要务，就是表面上说的“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潜台词应该就是保卫习近平，保习近平连任。中共军队的工作重心在此，而绝非其它。 对外而言，最新的中共军队开训令不提备战打仗，也是向美国及其盟国抛出认怂的信息，等同挂出免战牌，以减少中共高层换届期间国际军事竞争带来的压力。 故此，今年接下来，表面上军方仍会持续的对台文攻武吓，但只是纯属中共二十大政治维稳的一部分。台海战争爆发的真正风险期，至少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或者说是明年两会，等到习近平政府层面也布局完毕之后。 当然，最新的中共军队开训令淡化对外作战甚至不提备战打仗，只能作为一个局势或战情的参考，毕竟兵不厌诈，虚虚实实。另一方面，中共二十大前的这段期间，中国局势发生突变，中共政权出现崩盘，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作者为美国中文媒体中国新闻主笔、资深评论人 全文转自上报）
新年之后的新闻多，是很少见的现象。哈萨克斯坦大动乱，是现在中国网民关心的大事件。苏联解体以后最顽固的前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第二，就没有第一了。积蓄多年对专制政体的愤怒，借着石油涨价爆发了，形势就像一九八九年的中国。 还有一个没引起大家关注的新闻，就是在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在西方的自信膨胀气氛中写了一本书的弗朗西斯·福山，书名叫做《历史的终结》。他曾经热度最高，是王岐山、习近平最喜欢的学者。最近他写文章承认，他当年估计错误，没注意民主可能衰退，新生民主可能倒退，连美国总统都承认全球民主在衰退。 和许多美国学者缺乏常识一样，历史居然能够终结？他上学时哲学课及格吗？这和许多学者不知自己国家的历史，声嘶力竭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有得一拼。但福山先生拥有美国人的一项优秀品质，就是勇于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一点儿也不害臊。这个值得大部分中国人学习。 福山教授正确地指出了民主衰退的几个重要原因，包括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和掌控越来越强。但他可能没注意到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苏联相比，中国共产党更懂得忽悠人，让那些人群起而攻击共产党的对手，包括渗透学者、科学家来忽悠老百姓和政客们。近年来疯长的自干五和小粉红，就是这一政策大发展的结果。甚至结合网络公司和黑客，给人类思想造成大混乱，进而导致民主退潮。 中国由于信息封锁和言论镇压，愚民的比重本来就很大，加上美国资本家大力协助下，经济增长带来富裕阶级人数的增加，愚昧人群的数量也大幅度增长。这不到百分之五的所谓在中国的中产，就成为自干五的主要来源。不像五毛是骗政府钱的小鸡贼，自干五是不用给钱就自己甘愿昧良心说话的人。既然千里做官只为钱，我们不要钱就昧良心，应该没毛病吧。 为了钱昧着良心说话，还算是有理由，可归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共产党式的翻译。那幺小粉红都是什么人呢？一肚子白菜帮子还帮人家忽悠，有病吧？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上智下愚，愚公移山那个愚。刚吃饱肚子就洋洋得意，还不缺乏捧官方臭脚的小鸡贼。这样的愚民式的狡猾，也是一部分小民的生存之道，既可怜又可恨。 和他们不同却有些重叠的，就是俗称的毛左了。毛左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不傻，知道是谁在欺压和剥削他们。胆大的少数人成了维权人士和民运分子，那离进监狱也就不远了。大多数人既想反抗又怕进监狱，就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学了一招，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和世界上所有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打着老毛的旗号，利用他老人家的只言片语另作解释。你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祖宗，那你就拿我们没辙。 历史上每次成功的反抗，领袖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就连大诗人都懂得“射人先射马”。但是没有那即聪明又胆小的大量毛左，没有所谓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应，也就只能停留在水泊梁山的档次了。所以除了民运人士，毛左是最让小习书记头疼的一群人了。我们从来不把他们和自干五、小粉红看作一样的人。 我们不是没有敌人。区分敌我和朋友，包括潜在的朋友，是政治智慧的具体表现。五毛和高一个档次的特务们的重要工作，就是混淆敌我和朋友，挑动群众斗群众。从古代到文革，到现在和将来，这是个规律，也是从事政治斗争和革命的必修课。不要指望低智慧的群体懂这些，所以领袖群体是革命成功的关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2021年12月23日开始的西安封城，持续到2022年1月，上演种种悲剧，震惊国内外。看懂西安悲剧，只须读懂西安人的三句话。 西安人说：外地人看西安，以为闹的是瘟疫，其实闹的是饥荒。 饿，饥饿，饥荒，成了这波西安封城的关键词，也折射了西安的最大悲剧。12月23日，当局突然宣布封城，且奉劝市民不必抢购，宣称物质储备充足；但四天后，12月27日，当局又突然宣布封城加码，原说每户人家每两天可以派一人外出购物的规定，瞬间取消。于是，饥饿和饥荒接踵而至。 这对民众而言，是猝不及防，大多数人毫无准备，都痛悔说“中了物质储备充足的邪”；对政府而言，简单决策，粗暴施政，政令一刀切，且朝令夕改，还想当然。 作为政府，明知自己没有能力为1300万人提供食物，却拒不通知市民提前储备，还轻慢地告诉市民不必抢购囤积。市民怒批政府懒政，质问：两年的防疫抗疫经验，得来的就是饥饿封城？其实，哪里是懒政、怠政、惰政所能形容？只有专政、恶政、暴政才能定义。 一日一餐，三日一餐，甚至三天都没有吃饭……是西安城内蔓延的惨剧。反美电影《长津湖》的编剧黄建新被困城内，哀叹：“我哪里知道有生之年还能挨饿！”有网民讥讽他：何不吃冻土豆？（《长津湖》电影镜头） 这些年，每当有人谈民主，共产党或亲共人士就说“民主能当饭吃吗？”笔者曾无数次回答：民主就是能够当饭吃！民主可以当饭吃，而且保障吃饭权；专制践踏人权，甚至不保障吃饭权。举凡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和北朝鲜的大饥荒，如果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当家做主，能够选举和监督政府，统治者岂能胡作非为？岂能用错误的政策导致人为的饥荒？这次西安悲剧，再一次警醒世人：民主就是能够当饭吃！ 西安人说：疫情没有控制住，人倒真是控制住了。 不仅人被控制住了，而且像牲口一样遭党驱使。半夜三更来砸门，突然叫他们起床，长串大巴车把他们拉走。老人愁，小孩哭。当家的，哭笑不得。谁叫这是一个“党领导一切”的国家呢？听党话、跟党走，这是政府从不间断的灌输。或稀里糊涂，或惊恐万状，就被连夜拉到所谓隔离点。冰冷的钢木床板，上下铺，一间房四个人或八个人不等，任你们交叉感染。数九寒冬，没有暖气，没有水，盒饭迟迟不来，孩子们饿得直哭。 原来，当局强求清零，并下达死任务，截至1月4日必须清零。乍一听，以为是病毒清零，其实却是感染人口清零。而清零的手段是如此简单粗暴：航空学院的师生、雁塔区和其他区的居民、城中村的外来人口，连续几个晚上，数十万之众，就被强制转移到设在郊区县市的隔离点（比如安康市下属的县市）。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病毒清零还是感染人口清零？究竟是对付病毒还是对付人？究竟是消灭病毒还是消灭人？ 西安人说：与其说是封城，不如说是封口。 西安封城，当局部署三万警力，其中两万多用于维稳。防病毒还是防人？一目了然。网警昼夜轮班，忙于删帖，任何有关西安的真相、西安人的抱怨、愤怒和痛苦，一律秒删。于是，西安人改写了辛弃疾的宋词。 辛弃疾原词：“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西安人改为：“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删。”辛弃疾原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安人改为：“青山遮不住，奈何他挡路。” 这里的“他”，指的是习近平。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顽固坚持清零的愚蠢和病态政策。西安人不解，质问：他为什么这样恶待我们？就因为他也是陕西人？不禁让人联想到一句老话：“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 作为最高领导人和陕西人的习近平，这一回，对西安的封城和饥饿，他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话，拒不前往灾区视察倒也罢了（他多年就不去了），竟然连个类似往常的“批示”都没有！ 西安在新年前夕封城，习近平和中共高层，依旧在北京庆贺新年，举办新春茶话会，大搞排场，张灯结彩，歌舞升平，吃喝自如。习近平在新年致词中，只字不提西安，仿佛那是中国境内不存在的地名；就如2020年，武汉在农历新年前夕封城，习近平等人照样在北京举行新春团拜会，只字不提武汉，仿佛那是一个中国境内不存在的城市。 窝在中南海深宫里的习近平们，且不说毫无悲天悯人的情怀，就说与世界文明相距有多么遥远？这个遥远的距离，恰恰可以测出中国人民的悲剧有多么深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人过年的习惯是：报喜不报忧，甚至要封上灶王爷的嘴，连神佛都被迫报喜不报忧。好在年已经过了，可以说些实话了。今年可真是要过苦日子了，大家要提早准备。 连声称东升西降的小习书记，也不得不恬着脸说：经济全面出问题，大家要准备过苦日子。果然，美国不给共产党输血，所谓的经济奇迹就烟消云散了。中共前财政部长说，统计数据造假严重。即使造完了假，统计数据也说，去年有四百三十七万家中小企业关门大吉，是三年前的十倍，这仅仅是占税收一半的中小企业。 谁最倒霉呢？习近平没说要停止国企做大做强，也没说停止收拾大中小韭菜们，也没说要拯救那一半的税收。他只说，让战狼外交们继续说好中国的故事，继续反美反民主，继续封住老百姓的嘴，继续走他的专制复兴，通往皇帝之路。 官商勾结的富豪们损失了财产仍然是富翁；娱乐明星们被收拾了不影响过好日子；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大众，只能承担倒行逆施的恶果，过苦日子了。不过忽悠愚昧的大众还不是很难，对富翁羡慕嫉妒得仍然红眼病；粉丝对明星仍然粉得不要命；五毛们也仍然能骗共产党的钱。难怪成千上万对现实不满的人要纪念毛泽东，也就是想要打鬼，借助钟馗。 有什么办法走出这个困境呢？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马格努斯说了：不改变共产党的模式，那就是海市蜃楼。药方不是秘密，中国成功了两千多年的市场经济，加上保障它的西方自由民主就是药方。这个被人类几百年来证明了的道理，小习和他的追随者们就是不愿意懂。 为什么呢？想当皇帝是一个原因；想当土皇帝的成千上万官僚资产阶级，是小习书记的铁粉。改变了共产党的模式，他们的脸往哪儿搁？他们的非法利益谁来保障？他们很清楚，能够进行超经济的剥削全靠邓小平设计、习近平发扬的所谓中国模式 — 也就是西方人不懂的“中国特色”，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模式。 中国古代的模式，曾经导致秦帝国维持了很短时间就灭亡。从那之后的王朝，都改变成为对官方和皇帝有约束的，相对自由和宽容的模式。它优于当时流行世界的封建农奴制，否则不会保持两千多年的世界领先地位，不会有中国古代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五四那帮半土不洋的所谓进步派学者，企图用对接西方理论的方式，说中国是封建社会。这既误导了中国人一百年，也帮助建立了中共的一套理论，顺便误导了西方大部分学者和民众。 不过，五四文人们的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就是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模式无论多么宽容开放，也已经不能适合现代世界的发展了。必须推翻它，学习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先进文明。然而，在西方国家自私的打压和错误政策下，来自苏联的政教合一的邪教模式胜利了，从此中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 要改变国人的不幸和国家命运的不幸，就要回到一百年前的正确结论：学习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自由和人权，古代中国优于西方，缺的就是保障自由和人权的民主制度。一百年后的今天也证明了，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能够更好地保障自由和人权。学习苏联的政教合一加农奴制，只能让中国人的命运倒退回两千多年前，至少不会高于秦朝。 即使改了农奴制，没有民主人权的邓小平模式，仍然还是落后的模式。它既不可能赶上民主国家，也不会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奴隶就是奴隶，你以为你是赵家人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