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澳总理“甜瓜”玩笑正式致函
2026 年 8 月 11 日
自近年中国大陆政府发布公告要求所谓“振兴中国传统节日”以来，每年到圣诞节时，都会有些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要求“禁过洋节日”；而今年被报道出来的，是广西省融安县教育局，发出文件要求禁止师生在校园内外组织各类“洋节庆”的活动，如有发现有人组织“平安夜、圣诞节”的庆祝活动，更要人举报到“公安局国保大队”，令人质疑为何独禁圣诞节？ 近年一些地方政府官方鼓励的活动中，一些年轻人穿著汉服，由左至右用毛笔字写的“抵制圣诞 中国人不过外国节”；那么为何中国人要由左至右写字？为何中国人要用西历？为何要庆祝西历新年？为何“中国”要把西历新年的元旦，定为法定假期？又例如中国大陆把5月1日至5日，定为所谓“劳动节”假期；劳动节同样是“洋节日”，起源于1889年法国巴黎的“社会主义第二国际”；那些年的法国不但参加英法联军之役火烧圆明园，之后更参加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那么为何中国人要庆祝劳动节呢？ 到今年广西地方政府的理由，则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禁过洋节”，声称“洋节对社会的影响愈来愈大，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冲击”云云──实在是莫名其妙，多一个节日，会对原本都不庆祝的“传统节日”，又带来甚么冲击呢？如果重视所谓的“传统节日”，不是应该取消“洋节日”例如元旦假期，劳动节假期，改为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吗？ 自蒙古、满清入侵以来，所谓汉人的中原文化被改造得非常彻底，而中共文革时期的“打倒封建制度”，更对残存的民间传统文化，彻头彻尾地消灭，到头来年又突然要恢复所谓“传统节日”，又如何可以凭空创造？例如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几年前写文称赞“年轻人对中国过去一些不突出的传统节日…多了兴趣，比如七夕节”──为甚么呢？原因就是日本与韩国，都保留了七夕节的传统，而且更“与时并进”，成为年轻人也喜爱的潮流；因此所谓“恢复传统节日”，就是向日本、韩国学习，把日本的一套抄来中国，就成为了被党媒称赞的例子了！ 由汉唐到宋代都重视，衍生出许多诗词歌斌的七夕节，例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竟在“中国”变成“不突出”的传统节日，要“礼失求诸野”，不好意思承认事实是向“东洋”日本所学习的“洋节日”，近年竟有中国商家，厚颜声称是“中国情人节”，然后进行促销活动；那么甚么时候可以促销呢？是否“古以有之”的节日，例如七夕，就可以进行资本主义的促销活动，就可以挂“洋”头卖狗肉，改头换面当成是“传统节日”呢？ 这种逻辑混乱，随时换标准的“搬龙门”态度，就是近年中共自己不断自相矛盾，极之混乱的意识形态；这些“反洋节日”的运动，既由官方发起，又有官方所“澄清”，但“澄清”过后又继续在个别单位所推动，推动后又不能“过激”，然后又要自己再“澄清”的做法，就是中国今日的“国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每到年底，都要回顾总结一下这一年的好事坏事，以便为今后做打算。不善于回头看的国家和人，往往也不善于向前看，或者说没什么前途。 从老百姓喜欢八卦的角度看，媒体大多是媚俗的，所以什么演艺界的绯闻啦，富翁们的财产纠纷啦等等，就成为媒体上的主流。老百姓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需要点感官刺激，八卦新闻也就应运而生，满足读者观众的需要。 但是在老百姓无所察觉的时候，阴谋家们也会利用人们正在享受、缺乏警觉的时机，兜售他们的私货，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一个简单的现象：在你不经意间丧失警惕的时候，就是骗子们下手的机会来了。所以最近大家看到的不少绯闻，的确暗藏着阴谋和欺骗。 例如彭帅和张高丽的绯闻，在老百姓看来就是满足了从猴子猿人时代继承下来的好奇心。从共产党政界看来，就充满了阴谋和权力斗争。从西方政界看来，这是又爆出了共产党的虚伪和丑闻。在反共的华人看来，共产党内斗在加剧，预示着垮台的时间可能不远了，该准备如何建立民主社会的问题了。 那么一些不如张高丽显赫的人物，就是纯粹的八卦新闻吗？好像不那么单纯。整完大企业就该整韭菜了；整完中小韭菜，就该整那些高级韭菜娱乐圈了。娱乐圈最好整治也不好整治，主要就是他们的人气很高，爱他们的人很多，这个特点和异议人士反对派很相似。整他们就会得罪大量喜欢或者同情他们的人，要找一个有效的下手理由。 又是绯闻。老百姓对绯闻有持久的好奇心，那就揭露或者制造他们的绯闻，越丑恶的越有效，反正老百姓没有辨别的兴趣和机会。这种谣言或者揭发隐私往往百发百中，老百姓嘛，除了自己的家事和专业之外，必然是愚昧的，也就是说很好骗。这就是骗子们往往得手的诀窍。 因此这一年的绯闻层出，就是对老百姓的一个警告：别以为你天下最聪明，任何人都有受骗上当的机会。最好辩别清楚再说话，或者相信有人比你聪明，可以帮你辨别真假。例如好的法院，就是帮助愚民们避免受骗的地方之一。自信而又愚蠢的人，往往死得最惨，还要害别人连带受骗。 对国家和老百姓的生活来说，这一年来有什么最重要呢？就是习近平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全面下滑。他当然不承认是他的倒行逆施造成的，他当然继续成为最英明的思想家核心，而且是百年不遇。坏事和责任永远是别人的，只要找一些替罪羊就妥了。 据说栽赃张高丽不成，最近抓了刘亚洲将军，罪名还没有公开。一说是传统的贪赃枉法，也有说是阴谋搞政变，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不管人们怎么猜测，这都是中共内斗，找替罪羊的结果。即使刘将军信仰基督教，热爱美国，但也策划了反美爱国主义的宣传片，不能公开认定投敌卖国吧。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疑心病很重的、类似老毛的小习面前，你就是伪装得再好，效忠得再积极，甚至有某种最高层的人际关系，也不能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疑心病。小习出身的江派大佬们不是正在挨整吗？全力推举小习上位的曾庆红不是也正在挨整吗？帮助小习整人、扫平政坛的王岐山，还好有个正国级待遇的闲差。 剩下的只有两代人关系的张又侠帮小习掌握军队；刘鹤帮他掌握经济。这样的小集团就想当皇帝，太扯了吧？也没准儿，几十年的逆淘汰，可能党内确实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小习当个末代皇帝还是有可能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震旦职业学院讲师宋庚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场课堂教学，因有人将视频放到网上，导致宋被开除。国外多数中文媒体能准确抓住告密与政治惩罚这两个点，批评中国政府的专制与管控言论。但社交媒体、自媒体及一些中文网站则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字不统一，将话题带往这场大屠杀是否存在这个方向，极端一点的干脆称这是中共一贯造假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就此事的讨论过程，让我想起了“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这一说法。 中国的“无知之幕”是言论管控的副产品 所谓“无知之幕”一词，来源多头。目前通用的含义，来源于1971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指做一次思想实验：让人们处在一种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品味、技能、社会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无知之幕），假定这个社会当中有50%的奴隶。于是，参与思想实验的人们将会基于这个假定来做出选择。结果是：人不管出生在社会哪个位置，一旦被“无知之幕”遮挡，都被驱使着从社会最不幸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设计社会制度。 中国政府管控思想与言论的本意，是让受众接受中国政府的思想灌输。我研究中国政府的思想管控多年，自1990年代以来的灌输已比毛时代的灌输要精致，主要采用混合着部分真相的谎言这种方式来做宣传，欺骗性更大。但中国当局绝对没有想到的后果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管控无法做到滴水不漏。由于信息来源多头化，最终出现了“无知之幕”的结果：既然政府宣传充满了谎言，那就干脆设定自己是完全的受骗者（即“最不幸者”），认定所有一切对社会、历史的解说全是谎言。在此前提下，南京大屠杀被不少人认定为根本不存在。 南京大屠杀的争议集中在受难者人数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中旬，从这场中国人视为国耻、国难的屠杀发生之后，世界都没否认过它的存在，包括日本。 中共建政以后，对日本侵华战争这一事实从未否定，但将抗日的主角国民政府军队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并按这一主线来阐述历史。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逐渐挖掘史实，将当年国民政府及国军奋力抗日、死伤英烈无数的历史一点一点地展示出来；而中共因统战台湾需要——蓝营主体是国民政府、国军人士及其后裔，也放宽了限制，对这段抗战史局部进行了重新解说，尽管对中共抗战的贡献有许多夸张扭曲之处，毕竟有限度承认了国军英烈们抗战的贡献。 但这种局部还原历史除了正面作用之外，还加大了部分国内民众对中共宣传教育的不信任。由于中共对自身建政以来的各种人祸，比如土改、镇反、三年大饥荒造成的3000多万死亡人数、文革、六四等，当局不是规范口径，就是完全抹杀。由于网络时代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当人们接触到多源信息后，对中共宣传教育的不相信、反感、排斥达到极致。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中共的宣传，除了标点符号之外，没一个字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屏蔽中国人的“无知之幕”，其实是中共自身造成的。 中共宣传的中日关系变幻不定 中日这笔历史帐弄成今天这样，与中国政府的宣传政策不断调整有关。1970年代以前中日关系处于冷冻期，日本侵华史成了时时必讲的政治项目，教科书、官媒、电影时刻提醒国民“勿忘国耻”。一旦中日关系解冻，就开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日友谊源远流长”，从唐代日本遣唐使、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弘传佛法，到从“日本晁卿辞帝都”畅想出来的古人友谊，轰炸式宣传。每逢两国之间发生不愉快事件，又利用民众反日游行玩国际怪罪游戏。当局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宣传，最后必然导致国民在对日问题上的严重精神分裂。 以战争赔款为例，1955年3月，中国政府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其中规定：“声明取消战争状态和宣布日本免付赔款的时间不宜过早，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决，但我方愿意解决该问题。”这表明，中共已经做出放弃对日索赔的决定。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日本の対中国政府开発援助，简称日本对华援助，是1979到2018年间由日本政府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政府开发援助，3.65万亿日元（合约2551亿人民币），是39年来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的总额，主要资金来源于日本国民缴纳的税金。在日本看来，就是种变相赔偿。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上海的宝钢和浦东机场；武汉的长江二桥；京泰铁路的电气化改造等等，都是过去的日本援华项目。近年来，四川省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老龄化社会之下的介护培训、空气污染防治等项目，也均有日方相助——所有这些，中方不予宣传，日本方只好在工程或者项目所在地标上“日本援建”这类字样，但知道的人很少。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据来源于当时清点受难者遗体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发生于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造成如今这种状态也与当局不断调整的宣传政策有关。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既是国史，也是南京作为受害地的历史，一直有专业史学研究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的数据整理工作，是由屠杀之后不久，多家民间慈善机构参与，亲点受难者尸体得出的数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倾毕生之力研究南京大屠杀，特别是数据整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著专文论述此事，指出30万之数来自于四条渠道：第一条渠道：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9.8万具，其中，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埋尸体43123具；第二条渠道：市民群体共收埋尸体4.2万余具；第三条渠道：汪伪政权共收埋尸体1.6万余具；第四条渠道：日军动用部队毁尸灭迹约数万具——除了最后这一条是估算之外，前三条均有文件留存。 日本学界的绝大多数人也从未否定过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辞条上写得清楚：研究大屠杀事件的日本学者“因秉持观点与政治立场不同，不同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有不同的解读与看法，其中死伤人数的部分，有二十万以上、十多万人、四万、数千、数百乃至于完全否定者等各种说法”，并附有注解。 但一般公众不会关注这些历史事件。1990年代，两位美籍华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创作将这一历史事件带入公众视野：一是美籍华人画家李自健1992年创作的历史巨画《南京大屠杀》在海外引起轰动；二是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1997年出版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中文版译名《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该书成为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并在国际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两位美籍华人对这一事件的回顾之作，当然在中国引发一段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讨论热，出版了不少书籍，比如《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都是那段时期翻译出版的。但那时是传统媒体时代，发言有门槛，媒体能够发表的当然都是有质量的讨论，讨论者都有学养且认真做过研究。不象自媒体时代，完全没阅读过相关史料的网友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宋庚一说的“死的是谁，有名有姓的是谁，如果没有名没有姓没有身份证号，你这个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被不少历史虚无者当作证据引用，是网络时代的特点。史实如下：国民政府的第一代身份证是在1947年5月才正式颁发。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当时根本没有身份证。 1946年，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后的《户籍法》；同年6月，行政院颁布了《户籍法施行细则》，对国民身份证的有关事项做出了具体规定。网上流传的没有年代的《户籍法施行细则复印件》第四章有关身份证的规定，应该就是这本细则中的一页。1947年5月，民国政府开始制作双页折叠式白色第一代身份证，发给18岁以上国民。 [i] 2013年，中国网上曾登载过这条消息，登载之时，纯粹是历史发现，没有政治因素。 古今中外，任何正常国家都不应该让自己的国民生活在言论思想管控的“无知之幕”下。在中国，这种“无知之幕”养育了两类人，一类是中共需要的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小粉红，一心要维护党与政府；另一类是历史虚无与民族虚无的国族自恨者，一心希望中国尽快崩溃。前者是国内微博世界的主力，后者是海外中文自媒体历史虚无与民族虚无者的主力。
香港特区政府借疫情为由，推迟一年零三个月的立法会选举，供中共人大修改立法会选举制度与规则的情况，终于在把所有“反对派”禁止参选，成功“自己选自己”，“选”出新一届的立法会议员。 在中共吹嘘“完善”的新制度之下，政府为催谷投票率可为扭尽六壬，不但破天荒让随时有利益输送冲突的3大公共交通工具营运商，在投票当日全日免费搭车 ；再安排陆路关口投票箱，让居于中国大陆的人士可以免检疫回来投票；选举事务处亦首次在周六（18日），向全香港所有手提电话号码寄出“为港为己投一票”的宣传短讯。以往政府常被投诉，指冷待选举而期望拉低投票率，今次就真的“用尽全力”去催谷选民投票了，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可谓相映成趣。 结果政府“力谷”之下，投票率创下香港史上新低：30.2%──已包括政府口中“搞破坏”的“白票运动”有破纪录2.04%的废票，仍低过以往所有立法会选举的数字，包括英治年代首次引入地方直选的1991年立法局选举39.1%，以及1995年被指“三违反”的立法局选举的35.8%；如纯以1997主权移交后的立法会选举计算，1998年有53.3%、2000年的43.6%、2004年的55.6%、2008年的45.2%、2012年的53.1%、以及2016年的58.3%，是次30.2%的投票率之低，可谓断崖式的下跌。 然而就算看通常投票率较低的区议会选举，30.2%仍然是史上最低的数字！1982年香港首次引入直选的第一届区议会选举，投票率也有38.9%；1985年区议会投票率有40.1%；1988年也有32.3%；及至1991年的32.5%、1994年亦是32.3%，简单而言，就是英治年代引入的所有直选选举，都仍然要比起2021年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还要高，即香港特区今日所谓的“民主”，实质上已倒退至40年前都不如。 更不要说主权移交后的数字了，1999年区议会选举投票率35.82%、2003年44.4%、2007年38.8%、2011年41.5%、2015年47.0%，至于最接近的一次，亦即“反送中”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更创下历史的新高，71.23%的投票率，远高于2年后今日的30.2%。 2019年区议会选举投票人数高达294万3842人；2021年的立法会选举，却只得135万人左右，而这135万人当中，更包括一些被迫去投票、被有公司安排“放假”利诱的选民；用以往亲政府阵营的“沉默大多数”论述，高达600多万人反对其制度；用2019年票数比较，高达160万人反对，都远比起其支持者更多。 当政府已经用尽一切方法，包括“超技术”禁止呼吁杯葛投票，禁止呼吁投白票，用尽免费车、疯狂宣传，都只得这种成为全球笑话的数字，其实还要搞选举来做甚么呢？这种国王的新衣，除了自己“自high”的“自我感觉良好”之外，还有甚么作用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资深选举安全编辑（election security editor）菲利浦在去年美国大选落幕后，语重心长写下一篇观选分析。结论之一是，自21世纪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就极少在政治上达成一致共识，甚至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分裂、对立，并具体表现在投票行为上。他另外语带讽刺地说，他很怀疑那些立场壁垒分明的政客难道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此外，他认为近来选举最严重的问题则在“一方轻视一方胜利的合法性”几乎变得司空见惯。 菲利浦认为，这个情况在2016年俄罗斯绘声绘影（有些则证实为真）介入美国选举后益发显著，尽管民主、共和两党都认知到必须提出新的选举立法以确保既有民主机制，但菲利浦发现，双方连建构、实践民主的基本原则都出现南辕北辙的认知（例如支持邮寄投票与否），这让两党之间陷入近乎零和的斗争。 相对于美式投票制度，台湾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且无通讯投票设计，于是计票单纯而胜败明显，也无所谓赢得总选票数，却输给“选举人团”的不甘心，诚如韩国瑜当时说的，选举最大的秘密就是“票多的赢、票少的输”。至于台湾两大党今天凡事更加毫无妥协馀地的走向，或许关键尚不在两年前大选的输赢，而在输多少、赢多少。 当时国民党眼看一股“韩流”升起，对重返执政胜券在握，加上韩国瑜确实是历来国民党最非典型的群众魅力型人物，外在氛围加上同温层交相催化，反观蔡英文第一任内同婚、年改争议斑斑，有多少国民党人（包括韩国瑜自己）深信韩国瑜将横空出世当上总统。结果却是以差了265万票落败。如此数字当属“震撼”，这样的差距，于是就不仅只于“票多的赢、票少的输”那样意义浅薄，又至少应该足以让国民党彻底自候选人本身和政党路线中得到省悟。但纵使内外检讨繁多，以其后两年多来国民党的言行，及最新权力改组后的国民党运作路线，国民党显然是选择走向菲利浦所说“直接轻视胜利方”这一路数。 选举中，当落败者以些微票数输给对手，也许会扼惋、不甘心，但这也代表他或许下回卷土重来有望，只要自己这里修正一点，那边票多挖一点，从帐面上选票数字看，不是没有扳回一城的可能，这多能鼓励有心者自我正面经营。偏偏选举的吊诡就在这里，当选票差距大到很难看到明天时，人性上无论尊严还是政治生存现实，其自我保护机制就会开启，这保护机制通常就是打从心里不承认对方的胜利，并把因为“自己缺失面”所导致的失败，通通转嫁到是对方“使诈才赢”。也就是说，当初的选票差距，恐怕反让多少国民党人直到今天仍认为2020是被民进党“操作亡国感”、“操作香港反送中”，才成功“蒙骗台湾人”赢得选举，所以这样的输不算输，不只不算输，而且说不定只要发动焦土攻击，就有机会把“只会操作亡国感”的民进党打下来。 然后，台湾政坛近几年来不就如菲利浦所形容的美国政治景况，“两大党极少在政治上达成一致共识，甚至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分裂、对立”。即使疫情期间，从口罩、防疫到疫苗，不管现况实质成效，国民党无不一路批判，直到终于松动陈时中高人气的支持，国民党对其路线就更有信心，再到台中中二选区罢免案拉下陈柏惟，举党再又为之精神一振，然后眼前一票让人分不清孰为战斗蓝孰为韩粉者，自然就视“四公投案”为2022、2024绝地大反攻的前哨战。 但国民党对“四公投案”选举涟漪效应投射，恐怕一开始就歪楼。对“人”的投票，犹有任期制可为修正，今天投这个人、这个党，明天也可另外投别的人、别的党，但公投是对“事”的选择，“事”的决断性，往往不若“人”来得机动，很多时候并非今天否决，明天就能转弯，或今天通过，明天就可改为暂缓。无论莱猪、核四、中油三接都是如此，把它操作成“对政府不信任投票”、“教训民进党”，这是选战思维，早违反了“公投”真意。 国民党操作这次公投，情绪和目的都远超过公投本身“事”的讨论，也和政党长期以来价值意识无甚相关，说到底就是“好想赢民进党”，于是寄望赢得比罢免更大的一局，去回填两年前韩国瑜“意外”落败所造成的莫大空虚。进而，这样的政党经营，反而代表自己仍持续僵在2020年的那个自己，那个自己真的有办法应付得了2024？更别说今天四公投的内在并非仅只环保和食安，两年后大选，回到检视一个政党对整体国家发展前景的设想，看国民党今日之表现，公投之火到时候或许将会对这个党再形成另一种反噬。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上海有个老板叫陈浩，新年会装模作样，也来个新年贺词。他人称“浩哥”，是一个名为美容美发上海文峰全国连锁经营集团的创办人。近日，“浩哥”的麻烦终于来了。“浩哥”秘书的一篇“顶级马屁”文章（国内称“彩虹屁”）引发了官方对“浩哥”立案调查。 记者查阅文峰集团官网，发现该网站已被停止运行，此前发布夸赞文峰创始人陈浩文章的微信公众号《今日文峰》亦已无法搜索。按照党的惯例，如果不出意外，这个文峰集团有可能成为近年来首个被马屁拍死的企业。事实上，一个靠门店和培训维持的服务型企业，一旦被党国拿来示众，基本上也就难有生机了。 文峰美容美发连锁经营是不是有违规经营我们先不说，但平心而论，文峰这个秘书其实也没甚么被党视为大逆不道的文字，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啥的，充其量，也就是秘书称老板“浩哥”开了天眼，掌握了万事万物的规律，是首屈一指的三百六十行状元大满贯。对于这群从不抬头看天，只愿意低头吃食的人来说，这顿抽似乎有点冤。 但我只能说，这下抽来得很正常。 这个上海最大的美容美发老板的秘书显然不知道，在人治的环境里，甚么关于开天眼，天下首屈一指，宇宙第一统帅，动不动就为人类指明发展方向之类的话，只能是用于歌颂皇帝老儿的，这话术用在普通人头上就叫僭越。就像皇帝时期，黄色就只能是帝王家专用色，别人用了就会杀头。 君不见仅从2015年11月到现在，习近平就已经分别为股票市场、民营经济、未来互联网发展、农业供给改革、联合国的未来、人类共同体等指明了方向。这秘书不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君的道理吗？ 更让上海官家胆寒的是，这个理发店老板，还搞出了一个《今日文峰》随时发布老板的语录。迄今为止，除了孔子，也就是只有毛泽东曾语录满天飞，而习近平虽然也正在效仿，毕竟还在害羞之中，犹抱琵琶半遮面。 不要以为100多年前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滚蛋了，就没有僭越之罪，只要万寿无疆或伟大英明之类的玩意还在，这个僭越的口袋罪就从没消失。一个小小的理发店老板的跟班，和新时代第一马屁精李鸿忠抢甚么风头？所以，溜须须谨慎，拍马有风险！当戒！ 但仔细一想，此事也不仅仅是一个笑谈，至少也催生了一点可思考的空间。比如，党的恐惧！ 整齐划一的鼓掌、欢呼，企业员工高度统一行为模式，在权力者眼里本身就是组织化的证据。在特定的时候，一场集体马屁秀和纽伦堡集会上的举手礼、大泽乡陈胜吴广反贼的起义，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一个充其量也就是个笑料的马屁，但却触雷霆之怒，并导致各级官吏闻风而动，只有一个原因——马屁可能是问题，但组织化一定是原罪。 其次，党的尴尬！在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机构，关起门来做皇帝是一个常态的现象。文峰的秘书的一个彩虹屁，只是将这种常态化的溜须拍马之风，以及其背后的祸根权力垄断再次摆在了聚光灯下。 比如，同样是刚曝光的上海小红楼事件，老板赵富强可以任意将旗下女员工变成性奴，并以此贿赂权力人士。赵富强在上海杨浦区将一处红砖建筑设置为招待所，坊间就称之为“上海小红楼案”。不过，文峰“浩哥”与赵富强的区别在于，网民们可以肆意在网上嘲笑理发店老板，但却不可以热评性贿赂官员的赵富强。至于张高丽这样的待遇，就更是这个上海理发店老板做梦也想不到的待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恒大风暴出来以后，华尔街紧紧盯着正走向破产的恒大的对外偿债能力。其关注的背后，其实是担心中国政府是否为企业偿还大量外债时提供足够的外汇。实际上，中共现在正面临着外汇储备的两难困境。中共现有近2兆7千亿美元的外债，需要留下还债的外汇；同时又有3兆4千亿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外商若撤资也需要外汇。中共的外汇储备只能应付一头，还了外债，就没外汇让外商撤资时拿到外汇。其外汇使用上的“一女二嫁”问题很快会被看透。 一、中国企业境外筹钱的三条门路 最近，国际金融界，特别是华尔街对中国目前的金融状况非常关注。这本身是一个信号，一个观察中国金融问题的信号。由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深地与国际金融连接在一起，尤其是与华尔街关系密切，因此国际金融界非常注意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活动的状况。 中国的企业过去多年来形成了一套用对外融资支撑实体业务的运作模式，即通过境外融资获得大量资金，然后注资到国内业务中。特别是一些互联网服务类企业以及房地产企业等“烧钱”的行业，尤其热衷于此。中国企业到境外筹钱，通常有三条路：第一，到华尔街上市（IPO）；第二，通过华尔街发行债券融资；第三，到香港二次上市。这是最近几年中国企业筹钱的重要门路。 严格来说，中国企业境外筹钱的三条门路当中，到华尔街上市和香港上市都是吸引境外投资人的投资；而购买中国企业股票的境外投资人不能要求偿还认购股票的资金，只有抛售股票才能脱身。所以，用发行股票来筹资，中国企业不用偿还。只有中国企业在华尔街发行企业债券，如此筹来的资金才是必须偿还的外债。 借债当然可以暂时带来现金流，可以让企业应付一些开支；但借债总是要还的，而债务的累积会造成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开支负担，因为债务未到期要付利息，债务到期就得偿还本金。如果企业的债务开支负担加重，利润就被吃掉，其经营业绩就只剩下虚好看了。更关键的是，从境外融资，获得的是硬通货；但偿还境外债务时，也需要用硬通货。这样，境外融资就与中国的外汇支付能力息息相关。 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也好，发行企业债券也好，华尔街的投行都能大赚手续费；同时，华尔街还帮客户购买中国在美国和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到中国股市上买一些中国股票。所以，中国企业的财务状况如何，华尔街不得不随时跟进，掌握状况。 二、华尔街的恒大焦虑 最近出现了一个华尔街现象，那就是，《华尔街日报》紧紧盯着目前正走向破产的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恒大，几乎每隔一两天就有一则报道，其关注的重心是恒大的对外偿债能力。恒大真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重要到这种程度吗？当然不是，它不过是中国的一家企业而已。但恒大是中国私营企业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中国企业的财务困境。华尔街之所以关注，是因为美国的投行和资产管理基金对中国的投资数量非常大，中国的企业如果财务上崩盘，会造成许多美国投资者的投资“打水漂”，也让很多华尔街精英们的饭碗敲碎。 最近，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遭到了压力。12月2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出台了酝酿已久的新规则，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其所有权结构和审计细节。由于中共一直借口国家安全，不允许购买中国股票的外国投资者看到中国在美国上市的那些公司的财务资料，美国投资者一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就象卖一个商品，只让你看广告，但商品包起来不许拆开，那购买者会放心吗？所以，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股票通常被称为中国概念股，意思是，投资者凭着相信中国经济前景灿烂这个华尔街营造的概念，买了中国公司的股票。至于这个概念可靠不可靠，其中的风险是华尔街在承担的。 眼看到12月底了，中国概念股乃至中国公司香港上市的股票，行情不断下跌。国际资产管理巨头旗下的中国地区（China Region）基金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是今年资金回撤数量大，二是不少基金的收益为负。比如，美国有个资产管理基金“晨星（Morning Star）”，它为顾客提供国际投资组合，而对追求高增值的客户则把70%的资金投资到股票上；它的国际投资组合的股票投资中，75%集中于中国、香港等地。截至今年12月10日，晨星的“中国地区”类股票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5.36%。类似情况也反映在其他投资基金的业绩当中。 中国概念股那些公司在华尔街上市后，往往以此作为公司的“镀金”招牌，再通过华尔街发行公司金融债券，用高息吸收西方投资者的钱，再把钱拿回中国去运用。SEC的新规定出来以后，这些中国概念股总共200多家企业，2年内将被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因此，对华尔街来讲，这些中国概念股的价值跌落是已经没有悬念的事了；于是华尔街的注意力就放在中国企业境外发行的债券上，看这些债券能不能到期履约、如数还本付息。 三、中国企业境外发行债券数量巨大 中国政府公布的全口径外债数据，分政府部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金融企业这4个部分。2014年12月底的全部外债中，这4类负债机构占全部外债的比例是，政府部门6.4%、中央银行2.4%、商业银行51.5%、非金融企业39.7%；而2021年6月底的全部外债中，这4类负债机构占全部外债的比例是，政府部门16%、中央银行1%、商业银行47%、非金融企业36%。 2021年6月底与2014年12月底相比，中央银行的外债一直很小；政府部门大量对外发行债券，造成政府对外负债从全部外债的6.4%增加到16%，其中绝大部分是长期债务；商业银行的对外负债占全部外债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外债余额从9,166亿美元上升到12,552亿美元，其中的短期外债从88%降低到七成；非金融企业的外债余额则从7,073亿美元上升到9,630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现在约占七成。 可能造成中国各类负债机构近期境外债务违约的，主要是银行和非金融企业约15,000亿美元的短期外债。目前中国的企业发新债还旧债，暂时不致于严重消耗外汇储备。但只要中国的出口规模相对收缩，国际收支当中经常账户顺差就不足以维持外汇总储备的稳定。《华尔街日报》之所以密切关注恒大的到期境外债券无法兑付的状况，是因为中国如果连恒大一家公司还债所用的外汇都保证不了，那其他华尔街投行购买的中国公司债券岂不都有兑付风险吗？ 中国政府实行相当严格的外汇管制，本国企业和到中国投资的外企都不能在中国使用外币结算，必须把外汇存到中国的银行，换成人民币使用。这样，中国的中央银行就通过金融系统，几乎把民间（包括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全部集中到手里了。当企业需要对外还本付息时，它们必须从政府掌控的外汇储备里拿外汇去支付，这就涉及到外汇储备是否充足这个问题了。 四、中国有充足的外汇还债吗？ 中国的外汇来源当中，对外贸易服务这个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经常项目的顺差占一部分，其余的部分主要来自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最近刚公布的中国外汇储备最新数据是，10月底外汇储备32,176亿美元，与今年6月底的外汇储备32,140亿美元差不多。中国外汇储备历史上最多的时候是2014年6月底，达到39,932亿美元，6个月后的2014年12月底降低到38,430亿美元。这几个数字都是外汇总储备。 一个国家的金融资产之多少，如果只看总资产而不看总负债，就没有一个关于其支付能力的完整而可靠的判断。只有用总资产扣除总负债，才能得到这个国家的外汇净储备。中国政府公布的2014年底的全口径外债是17,799亿美元；目前最新的全口径外债数字是2021年6月底的26,798亿美元。 据此分析，2014年底，中国的外汇净储备是20,631亿美元，是中国外汇净储备最充裕的时刻；而2021年6月底的外汇净储备是5,342亿美元，比2014年减少了75%（15,289亿美元）。按照经常账户月平均支出的水平，目前中国的净外汇储备只够用3个半月。 分析净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的原因后发现：因外汇总储备减少导致的外汇净储备下降为6,290亿美元，占外汇净储备减少数量的41%；而因外债上升导致的外汇净储备下降是8,999亿美元，占59%。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和服务项目顺差减少，只是外汇净储备下降的次要原因；而外汇净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未偿还外债总额迅速上升。显然，中国政府和企业对外借债越来越多，虽然表面上维持住了外汇总储备的水平，却增加了偿还外债所需外汇与日常进口及服务所需外汇相互冲突的风险。 五、中国外汇储备使用上的“一女二嫁” 外汇储备除了要应付外债支付，同时还需要应付撤资外商所需要的外汇兑换。迄今为止，中国已经积累了多少外商在华投资呢？当中共宣传政绩时，外商投资越多，似乎表明其经济前景令人鼓舞；但外商投资积累越多，潜在的外商撤资用汇需求就越大。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投资头寸表》今年6月底的数据，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余额已经达到33,65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外汇总储备的余额。这在逻辑上意味着，如果所有外商都决定全部撤资，而中国政府又完全守信用，准许外商把在中国的固定资产变现，加上利润等等，全部换成外汇拿走，那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变成零，中国的国际收支会破产。 当然，中国的外汇储备为零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的外汇储备因为外商撤资而消耗干净，它可以用不让撤资的外商得到外汇的办法，保住外汇储备。这样做的代价是，外商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而中国丧失国家信用，遭到国际社会的金融制裁。 许多外国投资者现在还没意识到，实际上，中共现在面临着外汇储备“一女二嫁”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共现在有近2兆7千亿美元的外债，它需要留下还债的外汇；同时，中共又有3兆4千亿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外商若撤资也需要外汇。而中共扣除日常过日子所需要的外汇，还了债就不能让撤资的外商兑付外汇；若把外汇给了撤资的外商，就只好对外国债主赖账了。一笔外汇，中共实际上许了两家。 外商进入中国时，是和平年代，中共笑脸相迎；外商想离开大陆时，国际格局已经变成中美冷战年代了，外资开始犹豫是否继续往中国投资。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外汇净储备会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而日益紧张，而中共很可能对要撤资的外商用汇冷脸不理。现在台商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台商抱怨，撤资时换不到外汇。问题的根源就在中共外汇储备使用上的“一女二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几天前，网上传出一条消息称，上海将从明年初开始，未婚妈妈也可以申请生育金和育儿补贴。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于是，上海官媒今天迅速辟谣，称系空穴来风。 这一幕似曾相识。 3年前，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和张晔公开鼓吹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向育龄人士征收生育金，而此后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胡继晔更是向前推了一步，称应向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 这桥段也因此被网民讥为“不交配，就交税！”，只是因舆论反弹太大，最后不了了之。 这次关于是否应让未婚妈妈合法化，党国没敢公开用“托”，网上一试水温，太烫，就溜了。虽然挨骂，但无须背锅。 但无论是“不交配就交税”，还是这次放风“不婚妈妈”，原因都只又一个——韭菜不够，党真的急了。 只要想一下就知道，在中国这个想法就很天真！ 如果她生活在城市，住房、上学、医疗三座大山随时都可能压垮一个由两代人数十年的积蓄、且夫妻共同支撑的家庭，试图让一个单身妈妈独立克服孩子的高价入托、天价的中小学择校、接送、看病，外加上养活自己、孩子和父母？这玩笑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如果她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普通女孩，首先就别想了，因为她自己在绝大多数时候，她要么是蜗居在城中村隔断房中的底层务工者，侥幸没有被烧死，就是在寒风中战栗的被驱逐的低端人口。 当然，如果她貌美如花，又受过教育，也有一部分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成为未婚妈妈，比如，成为官员或富商包养的对象。 而从迄今为止官方通报的成千上万落马官员的资讯中，只要是有点实权的科级官员，婚外情，通奸基本是标配。跟情妇养私生子、甚至多个私生子的也不在少数。最近的实锤是上届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一贯套路，未婚妈妈合法化到底会给那些人带来实际的好处，党国官员们自己门儿清，所以，他们羞答答地试了试水温，发现因性比例严重失衡而深陷性饥荒的底层线民对他们的套路叶门儿清，就溜了。 尽管如此，也不要将他们的羞答答视为是甚么自我良心发现。 生育率急降，劳动力急剧萎缩，各省财政入不敷出。至少4000多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4000多万人浮于事的国企人员，外加百万军队、数百万体制临时工嗷嗷待哺。 在这种背景下，党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那些权贵者的二房、三房、甚至是四房们，却从来只产镰刀不种韭菜。万一当不了镰刀，甚至是当不了最锋利的镰刀，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孩子放在海外。 其次，党国从血污中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边杀人越货欺男霸女，一边高高地举著真理和道德的牌坊。至于床上那点事，他们更是动不动就拿来作为污名化对手的利器。 但正如那句“又当又立”的俗语，即便是党国亲手毁灭人伦久矣，但他们还是觉得给女性、哪怕是被他们凌辱和性压榨的女性有限的身体自主权，会砸了党国的牌坊。于是，这就成了难题。 虽然党国毫无疑问的遇到了韭菜短缺的难题，今天，一些天真的读书人就觉得可以就此让党国反思、甚至问责血腥计生的责任人，比如，最不济，先把山东那个“百日无孩运动”的始作俑者、原冠县一把手曾昭起抓起来等等。 在我看来，这又是记吃不记打的天真！到今天，那个饿死、打死数千万人的魔头还在天安门城楼上俯瞰众生！ 根据党的惯常手段，无论是丁克税，还是女性的子宫被强制性沦为党国的生育工具，其实都只是看得见的事情，都不需要借用未婚妈妈的马甲。他们唯一会做的事，就是把人流钳改成助产钳。不从？再来一次扒房牵牛。 我甚至可以再次脑补那种对话：你说，咱民怨沸腾，怕不？他说，咱枪在手，怕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个饥饿的国家，没有资格谈民主。 国共内战后的中国，贫困交迫，因此毛泽东把中国人饿肚子，怪罪老蒋带走黄金，但是事实是：毛泽东政策错误二十几年，才是中国贫病主凶，穷了二十几年，邓小平要访美，国库连美金都没有，可以想像吗？ 邓小平上台后，知道穷苦日子难过，政策开始向右转，开放门户，引入西方资金，老美和西方国家也认为：穷人不足以语民主，所以努力创造环境，让中国人有钱，以为民主就会从天而降来中国，可惜，西方错估中共党官对权力的贪婪，党国主义压倒资本主义，富人无法为中国带来民主，反而制造富豪奴隶，美国白费心力，这是西方国家与中共翻脸主因。 如今，民主再度成为敏感话题。 中俄两国没有受邀世界民主峰会，普京只是吠两句，至少他有先见之明，知道俄罗斯在他二十年治理下，是独裁先进版，不能说民主，只有老共把丢脸当有趣，自认是最民主国家，当之无愧，听到这句话，全世界都笑了，只有中国人保持沉默，因为每一个中国人脑袋里都住著国安，敢笑，下场肯定不妙。 中共刚刚逮捕十几位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西方国家因为中共迫害维吾尔族人权，抵制冬奥，一个人权保障零分的国家，却奢谈民主，肯定成为全球笑话，中共国师金灿荣曾经痛骂民主是毒药，现在，乐玉成又代表中共说：中国是民主国家，那么到底是谁吃错毒药，才会出现这种精神分裂呢？ 美国和中共决裂，最大原因来自觉醒，所谓觉醒，就是发现：中共就算经济超越中产阶级门槛，也无法实施民主，因为，民主可以施行，还必须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拥有权力者，对权力使用的自我控制，缺乏自制的统治者，让权力如恶虎出笼，肯定伤害人民，这种地方不会有民主存在，笼子是国家对权力的制衡，中共体制既标榜一党独大，独裁专政，从未制衡，谈何民主？ 再说：中共正面临经济衰退时刻，人民对温饱产生疑虑，这种表面光鲜，穷困缠身的国家，无法谈民主，只有走向革命，才可能拯救中国。 看看这些经济数字： 美国摩根士丹利投资专家夏玛说：全球与中国经济脱勾是现在进行式，去年，全球经济成长，中国占比是35％，今年降到25％，证明外资离开中国加快脚步，二亿失业农民工已经回到农村，一千万高教育的失业大军正在路上，中国人民苦日子来了。 再看这个数字，今年光棍节，购买力下降20％，创下新高，而且地方政府已经无法发薪，宣布公务员减薪，李克强知道：中国经济被习近平恶搞瞎整，已经病入膏肓，现在才宣布水库放水、降准、降息，已经无法拯救，如果不是苦日子要来，否则何必去割台商金鸡的韭菜？ 你想，有钱时候，不开放资讯网路，不给人民言论自由，不愿意权力下放，还权于民，现在，吃草日子来了，网路费也交不起，还来谈民主，请问：中共怎么会把民主还给人民呢？ 和西方国家抬抬杠，辩论民主是什么？充其量就是打嘴炮而已，连画饼充饥都不算。 （全文转自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