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澳總理「甜瓜」玩笑正式致函
2026 年 8 月 11 日
自近年中國大陸政府發布公告要求所謂「振興中國傳統節日」以來，每年到聖誕節時，都會有些中國大陸的地方政府，要求「禁過洋節日」；而今年被報道出來的，是廣西省融安縣教育局，發出文件要求禁止師生在校園內外組織各類「洋節慶」的活動，如有發現有人組織「平安夜、聖誕節」的慶祝活動，更要人舉報到「公安局國保大隊」，令人質疑為何獨禁聖誕節？ 近年一些地方政府官方鼓勵的活動中，一些年輕人穿著漢服，由左至右用毛筆字寫的「抵制聖誕 中國人不過外國節」；那麼為何中國人要由左至右寫字？為何中國人要用西曆？為何要慶祝西曆新年？為何「中國」要把西曆新年的元旦，定為法定假期？又例如中國大陸把5月1日至5日，定為所謂「勞動節」假期；勞動節同樣是「洋節日」，起源於1889年法國巴黎的「社會主義第二國際」；那些年的法國不但參加英法聯軍之役火燒圓明園，之後更參加了八國聯軍佔領北京，那麼為何中國人要慶祝勞動節呢？ 到今年廣西地方政府的理由，則是「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禁過洋節」，聲稱「洋節對社會的影響愈來愈大，對我國的傳統文化造成了嚴重衝擊」云云──實在是莫名其妙，多一個節日，會對原本都不慶祝的「傳統節日」，又帶來甚麼衝擊呢？如果重視所謂的「傳統節日」，不是應該取消「洋節日」例如元旦假期，勞動節假期，改為慶祝「中國傳統節日」嗎？ 自蒙古、滿清入侵以來，所謂漢人的中原文化被改造得非常徹底，而中共文革時期的「打倒封建制度」，更對殘存的民間傳統文化，徹頭徹尾地消滅，到頭來年又突然要恢復所謂「傳統節日」，又如何可以憑空創造？例如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幾年前寫文稱讚「年輕人對中國過去一些不突出的傳統節日…多了興趣，比如七夕節」──為甚麼呢？原因就是日本與韓國，都保留了七夕節的傳統，而且更「與時並進」，成為年輕人也喜愛的潮流；因此所謂「恢復傳統節日」，就是向日本、韓國學習，把日本的一套抄來中國，就成為了被黨媒稱讚的例子了！ 由漢唐到宋代都重視，衍生出許多詩詞歌斌的七夕節，例如白居易的《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竟在「中國」變成「不突出」的傳統節日，要「禮失求諸野」，不好意思承認事實是向「東洋」日本所學習的「洋節日」，近年竟有中國商家，厚顏聲稱是「中國情人節」，然後進行促銷活動；那麼甚麼時候可以促銷呢？是否「古以有之」的節日，例如七夕，就可以進行資本主義的促銷活動，就可以掛「洋」頭賣狗肉，改頭換面當成是「傳統節日」呢？ 這種邏輯混亂，隨時換標準的「搬龍門」態度，就是近年中共自己不斷自相矛盾，極之混亂的意識形態；這些「反洋節日」的運動，既由官方發起，又有官方所「澄清」，但「澄清」過後又繼續在個別單位所推動，推動後又不能「過激」，然後又要自己再「澄清」的做法，就是中國今日的「國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每到年底，都要回顧總結一下這一年的好事壞事，以便為今後做打算。不善於回頭看的國家和人，往往也不善於向前看，或者說沒什麼前途。 從老百姓喜歡八卦的角度看，媒體大多是媚俗的，所以什麼演藝界的緋聞啦，富翁們的財產糾紛啦等等，就成為媒體上的主流。老百姓一天到晚忙得不亦樂乎，需要點感官刺激，八卦新聞也就應運而生，滿足讀者觀眾的需要。 但是在老百姓無所察覺的時候，陰謀家們也會利用人們正在享受、缺乏警覺的時機，兜售他們的私貨，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一個簡單的現象：在你不經意間喪失警惕的時候，就是騙子們下手的機會來了。所以最近大家看到的不少緋聞，的確暗藏著陰謀和欺騙。 例如彭帥和張高麗的緋聞，在老百姓看來就是滿足了從猴子猿人時代繼承下來的好奇心。從共產黨政界看來，就充滿了陰謀和權力鬥爭。從西方政界看來，這是又爆出了共產黨的虛偽和醜聞。在反共的華人看來，共產黨內鬥在加劇，預示著垮台的時間可能不遠了，該準備如何建立民主社會的問題了。 那麼一些不如張高麗顯赫的人物，就是純粹的八卦新聞嗎？好像不那麼單純。整完大企業就該整韭菜了；整完中小韭菜，就該整那些高級韭菜娛樂圈了。娛樂圈最好整治也不好整治，主要就是他們的人氣很高，愛他們的人很多，這個特點和異議人士反對派很相似。整他們就會得罪大量喜歡或者同情他們的人，要找一個有效的下手理由。 又是緋聞。老百姓對緋聞有持久的好奇心，那就揭露或者製造他們的緋聞，越醜惡的越有效，反正老百姓沒有辨別的興趣和機會。這種謠言或者揭發隱私往往百發百中，老百姓嘛，除了自己的家事和專業之外，必然是愚昧的，也就是說很好騙。這就是騙子們往往得手的訣竅。 因此這一年的緋聞層出，就是對老百姓的一個警告：別以為你天下最聰明，任何人都有受騙上當的機會。最好辯別清楚再說話，或者相信有人比你聰明，可以幫你辨別真假。例如好的法院，就是幫助愚民們避免受騙的地方之一。自信而又愚蠢的人，往往死得最慘，還要害別人連帶受騙。 對國家和老百姓的生活來說，這一年來有什麼最重要呢？就是習近平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全面下滑。他當然不承認是他的倒行逆施造成的，他當然繼續成為最英明的思想家核心，而且是百年不遇。壞事和責任永遠是別人的，只要找一些替罪羊就妥了。 據說栽贓張高麗不成，最近抓了劉亞洲將軍，罪名還沒有公開。一說是傳統的貪贓枉法，也有說是陰謀搞政變，等等，不一而足。總之不管人們怎麼猜測，這都是中共內鬥，找替罪羊的結果。即使劉將軍信仰基督教，熱愛美國，但也策划了反美愛國主義的宣傳片，不能公開認定投敵賣國吧。 這個例子說明了一個問題：在疑心病很重的、類似老毛的小習面前，你就是偽裝得再好，效忠得再積極，甚至有某種最高層的人際關係，也不能避免隨時可能發生的疑心病。小習出身的江派大佬們不是正在挨整嗎？全力推舉小習上位的曾慶紅不是也正在挨整嗎？幫助小習整人、掃平政壇的王岐山，還好有個正國級待遇的閑差。 剩下的只有兩代人關係的張又俠幫小習掌握軍隊；劉鶴幫他掌握經濟。這樣的小集團就想當皇帝，太扯了吧？也沒準兒，幾十年的逆淘汰，可能黨內確實更無一人是男兒了。小習當個末代皇帝還是有可能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日，震旦職業學院講師宋庚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場課堂教學，因有人將視頻放到網上，導致宋被開除。國外多數中文媒體能準確抓住告密與政治懲罰這兩個點，批評中國政府的專制與管控言論。但社交媒體、自媒體及一些中文網站則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數字不統一，將話題帶往這場大屠殺是否存在這個方向，極端一點的乾脆稱這是中共一貫造假的作品，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殺。 就此事的討論過程，讓我想起了「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這一說法。 中國的「無知之幕」是言論管控的副產品 所謂「無知之幕」一詞，來源多頭。目前通用的含義，來源於1971年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指做一次思想實驗：讓人們處在一種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品味、技能、社會情況毫無所知的情況下（無知之幕），假定這個社會當中有50%的奴隸。於是，參與思想實驗的人們將會基於這個假定來做出選擇。結果是：人不管出生在社會哪個位置，一旦被「無知之幕」遮擋，都被驅使著從社會最不幸者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和設計社會制度。 中國政府管控思想與言論的本意，是讓受眾接受中國政府的思想灌輸。我研究中國政府的思想管控多年，自1990年代以來的灌輸已比毛時代的灌輸要精緻，主要採用混合著部分真相的謊言這種方式來做宣傳，欺騙性更大。但中國當局絕對沒有想到的後果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管控無法做到滴水不漏。由於信息來源多頭化，最終出現了「無知之幕」的結果：既然政府宣傳充滿了謊言，那就乾脆設定自己是完全的受騙者（即「最不幸者」），認定所有一切對社會、歷史的解說全是謊言。在此前提下，南京大屠殺被不少人認定為根本不存在。 南京大屠殺的爭議集中在受難者人數 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中旬，從這場中國人視為國恥、國難的屠殺發生之後，世界都沒否認過它的存在，包括日本。 中共建政以後，對日本侵華戰爭這一事實從未否定，但將抗日的主角國民政府軍隊換成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並按這一主線來闡述歷史。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史學界逐漸挖掘史實，將當年國民政府及國軍奮力抗日、死傷英烈無數的歷史一點一點地展示出來；而中共因統戰台灣需要——藍營主體是國民政府、國軍人士及其後裔，也放寬了限制，對這段抗戰史局部進行了重新解說，儘管對中共抗戰的貢獻有許多誇張扭曲之處，畢竟有限度承認了國軍英烈們抗戰的貢獻。 但這種局部還原歷史除了正面作用之外，還加大了部分國內民眾對中共宣傳教育的不信任。由於中共對自身建政以來的各種人禍，比如土改、鎮反、三年大饑荒造成的3000多萬死亡人數、文革、六四等，當局不是規範口徑，就是完全抹殺。由於網路時代信息來源的多樣化，當人們接觸到多源信息後，對中共宣傳教育的不相信、反感、排斥達到極致。最有代表性的說法是：中共的宣傳，除了標點符號之外，沒一個字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屏蔽中國人的「無知之幕」，其實是中共自身造成的。 中共宣傳的中日關係變幻不定 中日這筆歷史帳弄成今天這樣，與中國政府的宣傳政策不斷調整有關。1970年代以前中日關係處於冷凍期，日本侵華史成了時時必講的政治項目，教科書、官媒、電影時刻提醒國民「勿忘國恥」。一旦中日關係解凍，就開始「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中日友誼源遠流長」，從唐代日本遣唐使、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弘傳佛法，到從「日本晁卿辭帝都」暢想出來的古人友誼，轟炸式宣傳。每逢兩國之間發生不愉快事件，又利用民眾反日遊行玩國際怪罪遊戲。當局這種精神分裂式的宣傳，最後必然導致國民在對日問題上的嚴重精神分裂。 以戰爭賠款為例，1955年3月，中國政府出台《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其中規定：「聲明取消戰爭狀態和宣布日本免付賠款的時間不宜過早，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決，但我方願意解決該問題。」這表明，中共已經做出放棄對日索賠的決定。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日本の対中國政府開発援助，簡稱日本對華援助，是1979到2018年間由日本政府提供給中國政府的政府開發援助，3.65萬億日元（合約2551億人民幣），是39年來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項目的總額，主要資金來源於日本國民繳納的稅金。在日本看來，就是種變相賠償。北京的中日友好醫院、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上海的寶鋼和浦東機場；武漢的長江二橋；京泰鐵路的電氣化改造等等，都是過去的日本援華項目。近年來，四川省汶川地震後的重建、老齡化社會之下的介護培訓、空氣污染防治等項目，也均有日方相助——所有這些，中方不予宣傳，日本方只好在工程或者項目所在地標上「日本援建」這類字樣，但知道的人很少。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數據來源於當時清點受難者遺體 具體到南京大屠殺這一發生於民國時期的歷史事件，造成如今這種狀態也與當局不斷調整的宣傳政策有關。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既是國史，也是南京作為受害地的歷史，一直有專業史學研究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殺受難人數的數據整理工作，是由屠殺之後不久，多家民間慈善機構參與，親點受難者屍體得出的數據。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宅巍傾畢生之力研究南京大屠殺，特別是數據整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著專文論述此事，指出30萬之數來自於四條渠道：第一條渠道：慈善機構共收埋屍體19.8萬具，其中，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收埋屍體43123具；第二條渠道：市民群體共收埋屍體4.2萬餘具；第三條渠道：汪偽政權共收埋屍體1.6萬餘具；第四條渠道：日軍動用部隊毀屍滅跡約數萬具——除了最後這一條是估算之外，前三條均有文件留存。 日本學界的絕大多數人也從未否定過南京大屠殺是否存在，維基百科「南京大屠殺」辭條上寫得清楚：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學者「因秉持觀點與政治立場不同，不同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有不同的解讀與看法，其中死傷人數的部分，有二十萬以上、十多萬人、四萬、數千、數百乃至於完全否定者等各種說法」，並附有註解。 但一般公眾不會關注這些歷史事件。1990年代，兩位美籍華人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創作將這一歷史事件帶入公眾視野：一是美籍華人畫家李自健1992年創作的歷史巨畫《南京大屠殺》在海外引起轟動；二是美國華人作家張純如1997年出版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中文版譯名《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該書成為美國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並在國際史學界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兩位美籍華人對這一事件的回顧之作，當然在中國引發一段時期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討論熱，出版了不少書籍，比如《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等都是那段時期翻譯出版的。但那時是傳統媒體時代，發言有門檻，媒體能夠發表的當然都是有質量的討論，討論者都有學養且認真做過研究。不象自媒體時代，完全沒閱讀過相關史料的網友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宋庚一說的「死的是誰，有名有姓的是誰，如果沒有名沒有姓沒有身份證號，你這個30萬隻是一個中國歷史小說寫作的一個概述」，被不少歷史虛無者當作證據引用，是網路時代的特點。史實如下：國民政府的第一代身份證是在1947年5月才正式頒發。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當時根本沒有身份證。 1946年，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後的《戶籍法》；同年6月，行政院頒布了《戶籍法施行細則》，對國民身份證的有關事項做出了具體規定。網上流傳的沒有年代的《戶籍法施行細則複印件》第四章有關身份證的規定，應該就是這本細則中的一頁。1947年5月，民國政府開始製作雙頁摺疊式白色第一代身份證，發給18歲以上國民。 [i] 2013年，中國網上曾登載過這條消息，登載之時，純粹是歷史發現，沒有政治因素。 古今中外，任何正常國家都不應該讓自己的國民生活在言論思想管控的「無知之幕」下。在中國，這種「無知之幕」養育了兩類人，一類是中共需要的充滿了民族主義情緒的愛國小粉紅，一心要維護黨與政府；另一類是歷史虛無與民族虛無的國族自恨者，一心希望中國儘快崩潰。前者是國內微博世界的主力，後者是海外中文自媒體歷史虛無與民族虛無者的主力。
香港特區政府借疫情為由，推遲一年零三個月的立法會選舉，供中共人大修改立法會選舉制度與規則的情況，終於在把所有「反對派」禁止參選，成功「自己選自己」，「選」出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 在中共吹噓「完善」的新制度之下，政府為催谷投票率可為扭盡六壬，不但破天荒讓隨時有利益輸送衝突的3大公共交通工具營運商，在投票當日全日免費搭車 ；再安排陸路關口投票箱，讓居於中國大陸的人士可以免檢疫回來投票；選舉事務處亦首次在周六（18日），向全香港所有手提電話號碼寄出「為港為己投一票」的宣傳短訊。以往政府常被投訴，指冷待選舉而期望拉低投票率，今次就真的「用盡全力」去催谷選民投票了，這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可謂相映成趣。 結果政府「力谷」之下，投票率創下香港史上新低：30.2%──已包括政府口中「搞破壞」的「白票運動」有破紀錄2.04%的廢票，仍低過以往所有立法會選舉的數字，包括英治年代首次引入地方直選的1991年立法局選舉39.1%，以及1995年被指「三違反」的立法局選舉的35.8%；如純以1997主權移交後的立法會選舉計算，1998年有53.3%、2000年的43.6%、2004年的55.6%、2008年的45.2%、2012年的53.1%、以及2016年的58.3%，是次30.2%的投票率之低，可謂斷崖式的下跌。 然而就算看通常投票率較低的區議會選舉，30.2%仍然是史上最低的數字！1982年香港首次引入直選的第一屆區議會選舉，投票率也有38.9%；1985年區議會投票率有40.1%；1988年也有32.3%；及至1991年的32.5%、1994年亦是32.3%，簡單而言，就是英治年代引入的所有直選選舉，都仍然要比起2021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還要高，即香港特區今日所謂的「民主」，實質上已倒退至40年前都不如。 更不要說主權移交後的數字了，1999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35.82%、2003年44.4%、2007年38.8%、2011年41.5%、2015年47.0%，至於最接近的一次，亦即「反送中」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更創下歷史的新高，71.23%的投票率，遠高於2年後今日的30.2%。 2019年區議會選舉投票人數高達294萬3842人；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卻只得135萬人左右，而這135萬人當中，更包括一些被迫去投票、被有公司安排「放假」利誘的選民；用以往親政府陣營的「沉默大多數」論述，高達600多萬人反對其制度；用2019年票數比較，高達160萬人反對，都遠比起其支持者更多。 當政府已經用盡一切方法，包括「超技術」禁止呼籲杯葛投票，禁止呼籲投白票，用盡免費車、瘋狂宣傳，都只得這種成為全球笑話的數字，其實還要搞選舉來做甚麼呢？這種國王的新衣，除了自己「自high」的「自我感覺良好」之外，還有甚麼作用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資深選舉安全編輯（election security editor）菲利浦在去年美國大選落幕後，語重心長寫下一篇觀選分析。結論之一是，自21世紀後，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就極少在政治上達成一致共識，甚至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更分裂、對立，並具體表現在投票行為上。他另外語帶諷刺地說，他很懷疑那些立場壁壘分明的政客難道不是生活在同一個國家？此外，他認為近來選舉最嚴重的問題則在「一方輕視一方勝利的合法性」幾乎變得司空見慣。 菲利浦認為，這個情況在2016年俄羅斯繪聲繪影（有些則證實為真）介入美國選舉後益發顯著，儘管民主、共和兩黨都認知到必須提出新的選舉立法以確保既有民主機制，但菲利浦發現，雙方連建構、實踐民主的基本原則都出現南轅北轍的認知（例如支持郵寄投票與否），這讓兩黨之間陷入近乎零和的鬥爭。 相對於美式投票制度，台灣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且無通訊投票設計，於是計票單純而勝敗明顯，也無所謂贏得總選票數，卻輸給「選舉人團」的不甘心，誠如韓國瑜當時說的，選舉最大的秘密就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至於台灣兩大黨今天凡事更加毫無妥協餘地的走向，或許關鍵尚不在兩年前大選的輸贏，而在輸多少、贏多少。 當時國民黨眼看一股「韓流」升起，對重返執政勝券在握，加上韓國瑜確實是歷來國民黨最非典型的群眾魅力型人物，外在氛圍加上同溫層交相催化，反觀蔡英文第一任內同婚、年改爭議斑斑，有多少國民黨人（包括韓國瑜自己）深信韓國瑜將橫空出世當上總統。結果卻是以差了265萬票落敗。如此數字當屬「震撼」，這樣的差距，於是就不僅只於「票多的贏、票少的輸」那樣意義淺薄，又至少應該足以讓國民黨徹底自候選人本身和政黨路線中得到省悟。但縱使內外檢討繁多，以其後兩年多來國民黨的言行，及最新權力改組後的國民黨運作路線，國民黨顯然是選擇走向菲利浦所說「直接輕視勝利方」這一路數。 選舉中，當落敗者以些微票數輸給對手，也許會扼惋、不甘心，但這也代表他或許下回捲土重來有望，只要自己這裡修正一點，那邊票多挖一點，從帳面上選票數字看，不是沒有扳回一城的可能，這多能鼓勵有心者自我正面經營。偏偏選舉的弔詭就在這裡，當選票差距大到很難看到明天時，人性上無論尊嚴還是政治生存現實，其自我保護機制就會開啟，這保護機制通常就是打從心裡不承認對方的勝利，並把因為「自己缺失面」所導致的失敗，通通轉嫁到是對方「使詐才贏」。也就是說，當初的選票差距，恐怕反讓多少國民黨人直到今天仍認為2020是被民進黨「操作亡國感」、「操作香港反送中」，才成功「矇騙台灣人」贏得選舉，所以這樣的輸不算輸，不只不算輸，而且說不定只要發動焦土攻擊，就有機會把「只會操作亡國感」的民進黨打下來。 然後，台灣政壇近幾年來不就如菲利浦所形容的美國政治景況，「兩大黨極少在政治上達成一致共識，甚至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更分裂、對立」。即使疫情期間，從口罩、防疫到疫苗，不管現況實質成效，國民黨無不一路批判，直到終於鬆動陳時中高人氣的支持，國民黨對其路線就更有信心，再到台中中二選區罷免案拉下陳柏惟，舉黨再又為之精神一振，然後眼前一票讓人分不清孰為戰鬥藍孰為韓粉者，自然就視「四公投案」為2022、2024絕地大反攻的前哨戰。 但國民黨對「四公投案」選舉漣漪效應投射，恐怕一開始就歪樓。對「人」的投票，猶有任期制可為修正，今天投這個人、這個黨，明天也可另外投別的人、別的黨，但公投是對「事」的選擇，「事」的決斷性，往往不若「人」來得機動，很多時候並非今天否決，明天就能轉彎，或今天通過，明天就可改為暫緩。無論萊豬、核四、中油三接都是如此，把它操作成「對政府不信任投票」、「教訓民進黨」，這是選戰思維，早違反了「公投」真意。 國民黨操作這次公投，情緒和目的都遠超過公投本身「事」的討論，也和政黨長期以來價值意識無甚相關，說到底就是「好想贏民進黨」，於是寄望贏得比罷免更大的一局，去回填兩年前韓國瑜「意外」落敗所造成的莫大空虛。進而，這樣的政黨經營，反而代表自己仍持續僵在2020年的那個自己，那個自己真的有辦法應付得了2024？更別說今天四公投的內在並非僅只環保和食安，兩年後大選，回到檢視一個政黨對整體國家發展前景的設想，看國民黨今日之表現，公投之火到時候或許將會對這個黨再形成另一種反噬。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上海有個老闆叫陳浩，新年會裝模作樣，也來個新年賀詞。他人稱「浩哥」，是一個名為美容美髮上海文峰全國連鎖經營集團的創辦人。近日，「浩哥」的麻煩終於來了。「浩哥」秘書的一篇「頂級馬屁」文章（國內稱「彩虹屁」）引發了官方對「浩哥」立案調查。 記者查閱文峰集團官網，發現該網站已被停止運行，此前發布誇讚文峰創始人陳浩文章的微信公眾號《今日文峰》亦已無法搜索。按照黨的慣例，如果不出意外，這個文峰集團有可能成為近年來首個被馬屁拍死的企業。事實上，一個靠門店和培訓維持的服務型企業，一旦被黨國拿來示眾，基本上也就難有生機了。 文峰美容美髮連鎖經營是不是有違規經營我們先不說，但平心而論，文峰這個秘書其實也沒甚麼被黨視為大逆不道的文字，比如，自由、民主、人權啥的，充其量，也就是秘書稱老闆「浩哥」開了天眼，掌握了萬事萬物的規律，是首屈一指的三百六十行狀元大滿貫。對於這群從不抬頭看天，只願意低頭吃食的人來說，這頓抽似乎有點冤。 但我只能說，這下抽來得很正常。 這個上海最大的美容美髮老闆的秘書顯然不知道，在人治的環境里，甚麼關於開天眼，天下首屈一指，宇宙第一統帥，動不動就為人類指明發展方向之類的話，只能是用於歌頌皇帝老兒的，這話術用在普通人頭上就叫僭越。就像皇帝時期，黃色就只能是帝王家專用色，別人用了就會殺頭。 君不見僅從2015年11月到現在，習近平就已經分別為股票市場、民營經濟、未來互聯網發展、農業供給改革、聯合國的未來、人類共同體等指明了方向。這秘書不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一國不容二君的道理嗎？ 更讓上海官家膽寒的是，這個理髮店老闆，還搞出了一個《今日文峰》隨時發布老闆的語錄。迄今為止，除了孔子，也就是只有毛澤東曾語錄滿天飛，而習近平雖然也正在效仿，畢竟還在害羞之中，猶抱琵琶半遮面。 不要以為100多年前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滾蛋了，就沒有僭越之罪，只要萬壽無疆或偉大英明之類的玩意還在，這個僭越的口袋罪就從沒消失。一個小小的理髮店老闆的跟班，和新時代第一馬屁精李鴻忠搶甚麼風頭？所以，溜鬚鬚謹慎，拍馬有風險！當戒！ 但仔細一想，此事也不僅僅是一個笑談，至少也催生了一點可思考的空間。比如，黨的恐懼！ 整齊劃一的鼓掌、歡呼，企業員工高度統一行為模式，在權力者眼裡本身就是組織化的證據。在特定的時候，一場集體馬屁秀和紐倫堡集會上的舉手禮、大澤鄉陳勝吳廣反賊的起義，可能只有一步之遙。 所以，一個充其量也就是個笑料的馬屁，但卻觸雷霆之怒，並導致各級官吏聞風而動，只有一個原因——馬屁可能是問題，但組織化一定是原罪。 其次，黨的尷尬！在中國，無論官方還是民間，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機構，關起門來做皇帝是一個常態的現象。文峰的秘書的一個彩虹屁，只是將這種常態化的溜須拍馬之風，以及其背後的禍根權力壟斷再次擺在了聚光燈下。 比如，同樣是剛曝光的上海小紅樓事件，老闆趙富強可以任意將旗下女員工變成性奴，並以此賄賂權力人士。趙富強在上海楊浦區將一處紅磚建築設置為招待所，坊間就稱之為「上海小紅樓案」。不過，文峰「浩哥」與趙富強的區別在於，網民們可以肆意在網上嘲笑理髮店老闆，但卻不可以熱評性賄賂官員的趙富強。至於張高麗這樣的待遇，就更是這個上海理髮店老闆做夢也想不到的待遇。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恆大風暴出來以後，華爾街緊緊盯著正走向破產的恆大的對外償債能力。其關注的背後，其實是擔心中國政府是否為企業償還大量外債時提供足夠的外匯。實際上，中共現在正面臨著外匯儲備的兩難困境。中共現有近2兆7千億美元的外債，需要留下還債的外匯；同時又有3兆4千億的外商直接投資，這些外商若撤資也需要外匯。中共的外匯儲備只能應付一頭，還了外債，就沒外匯讓外商撤資時拿到外匯。其外匯使用上的「一女二嫁」問題很快會被看透。 一、中國企業境外籌錢的三條門路 最近，國際金融界，特別是華爾街對中國目前的金融狀況非常關注。這本身是一個信號，一個觀察中國金融問題的信號。由於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深地與國際金融連接在一起，尤其是與華爾街關係密切，因此國際金融界非常注意中國的企業和金融活動的狀況。 中國的企業過去多年來形成了一套用對外融資支撐實體業務的運作模式，即通過境外融資獲得大量資金，然後注資到國內業務中。特別是一些互聯網服務類企業以及房地產企業等「燒錢」的行業，尤其熱衷於此。中國企業到境外籌錢，通常有三條路：第一，到華爾街上市（IPO）；第二，通過華爾街發行債券融資；第三，到香港二次上市。這是最近幾年中國企業籌錢的重要門路。 嚴格來說，中國企業境外籌錢的三條門路當中，到華爾街上市和香港上市都是吸引境外投資人的投資；而購買中國企業股票的境外投資人不能要求償還認購股票的資金，只有拋售股票才能脫身。所以，用發行股票來籌資，中國企業不用償還。只有中國企業在華爾街發行企業債券，如此籌來的資金才是必須償還的外債。 借債當然可以暫時帶來現金流，可以讓企業應付一些開支；但借債總是要還的，而債務的累積會造成越來越沉重的債務開支負擔，因為債務未到期要付利息，債務到期就得償還本金。如果企業的債務開支負擔加重，利潤就被吃掉，其經營業績就只剩下虛好看了。更關鍵的是，從境外融資，獲得的是硬通貨；但償還境外債務時，也需要用硬通貨。這樣，境外融資就與中國的外匯支付能力息息相關。 中國企業到美國上市也好，發行企業債券也好，華爾街的投行都能大賺手續費；同時，華爾街還幫客戶購買中國在美國和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到中國股市上買一些中國股票。所以，中國企業的財務狀況如何，華爾街不得不隨時跟進，掌握狀況。 二、華爾街的恆大焦慮 最近出現了一個華爾街現象，那就是，《華爾街日報》緊緊盯著目前正走向破產的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企業恆大，幾乎每隔一兩天就有一則報道，其關注的重心是恆大的對外償債能力。恆大真對美國乃至全世界都重要到這種程度嗎？當然不是，它不過是中國的一家企業而已。但恆大是中國私營企業的一面鏡子，它折射出中國企業的財務困境。華爾街之所以關注，是因為美國的投行和資產管理基金對中國的投資數量非常大，中國的企業如果財務上崩盤，會造成許多美國投資者的投資「打水漂」，也讓很多華爾街精英們的飯碗敲碎。 最近，中國在美國上市的公司遭到了壓力。12月2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出台了醞釀已久的新規則，要求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必須披露其所有權結構和審計細節。由於中共一直借口國家安全，不允許購買中國股票的外國投資者看到中國在美國上市的那些公司的財務資料，美國投資者一直面臨著巨大的風險。這就象賣一個商品，只讓你看廣告，但商品包起來不許拆開，那購買者會放心嗎？所以，中國在美國的上市公司股票通常被稱為中國概念股，意思是，投資者憑著相信中國經濟前景燦爛這個華爾街營造的概念，買了中國公司的股票。至於這個概念可靠不可靠，其中的風險是華爾街在承擔的。 眼看到12月底了，中國概念股乃至中國公司香港上市的股票，行情不斷下跌。國際資產管理巨頭旗下的中國地區（China Region）基金出現了兩個特點：一是今年資金回撤數量大，二是不少基金的收益為負。比如，美國有個資產管理基金「晨星（Morning Star）」，它為顧客提供國際投資組合，而對追求高增值的客戶則把70%的資金投資到股票上；它的國際投資組合的股票投資中，75%集中於中國、香港等地。截至今年12月10日，晨星的「中國地區」類股票基金的平均收益率為-5.36%。類似情況也反映在其他投資基金的業績當中。 中國概念股那些公司在華爾街上市後，往往以此作為公司的「鍍金」招牌，再通過華爾街發行公司金融債券，用高息吸收西方投資者的錢，再把錢拿回中國去運用。SEC的新規定出來以後，這些中國概念股總共200多家企業，2年內將被美國證券交易所摘牌。因此，對華爾街來講，這些中國概念股的價值跌落是已經沒有懸念的事了；於是華爾街的注意力就放在中國企業境外發行的債券上，看這些債券能不能到期履約、如數還本付息。 三、中國企業境外發行債券數量巨大 中國政府公布的全口徑外債數據，分政府部門、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非金融企業這4個部分。2014年12月底的全部外債中，這4類負債機構佔全部外債的比例是，政府部門6.4%、中央銀行2.4%、商業銀行51.5%、非金融企業39.7%；而2021年6月底的全部外債中，這4類負債機構佔全部外債的比例是，政府部門16%、中央銀行1%、商業銀行47%、非金融企業36%。 2021年6月底與2014年12月底相比，中央銀行的外債一直很小；政府部門大量對外發行債券，造成政府對外負債從全部外債的6.4%增加到16%，其中絕大部分是長期債務；商業銀行的對外負債佔全部外債的比例雖然有所下降，但外債餘額從9,166億美元上升到12,552億美元，其中的短期外債從88%降低到七成；非金融企業的外債餘額則從7,073億美元上升到9,630億美元，其中短期外債現在約佔七成。 可能造成中國各類負債機構近期境外債務違約的，主要是銀行和非金融企業約15,000億美元的短期外債。目前中國的企業發新債還舊債，暫時不致於嚴重消耗外匯儲備。但只要中國的出口規模相對收縮，國際收支當中經常賬戶順差就不足以維持外匯總儲備的穩定。《華爾街日報》之所以密切關注恆大的到期境外債券無法兌付的狀況，是因為中國如果連恆大一家公司還債所用的外匯都保證不了，那其他華爾街投行購買的中國公司債券豈不都有兌付風險嗎？ 中國政府實行相當嚴格的外匯管制，本國企業和到中國投資的外企都不能在中國使用外幣結算，必須把外匯存到中國的銀行，換成人民幣使用。這樣，中國的中央銀行就通過金融系統，幾乎把民間（包括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全部集中到手裡了。當企業需要對外還本付息時，它們必須從政府掌控的外匯儲備里拿外匯去支付，這就涉及到外匯儲備是否充足這個問題了。 四、中國有充足的外匯還債嗎？ 中國的外匯來源當中，對外貿易服務這個國際收支平衡表當中經常項目的順差佔一部分，其餘的部分主要來自外國在中國的投資。最近剛公布的中國外匯儲備最新數據是，10月底外匯儲備32,176億美元，與今年6月底的外匯儲備32,140億美元差不多。中國外匯儲備歷史上最多的時候是2014年6月底，達到39,932億美元，6個月後的2014年12月底降低到38,430億美元。這幾個數字都是外匯總儲備。 一個國家的金融資產之多少，如果只看總資產而不看總負債，就沒有一個關於其支付能力的完整而可靠的判斷。只有用總資產扣除總負債，才能得到這個國家的外匯凈儲備。中國政府公布的2014年底的全口徑外債是17,799億美元；目前最新的全口徑外債數字是2021年6月底的26,798億美元。 據此分析，2014年底，中國的外匯凈儲備是20,631億美元，是中國外匯凈儲備最充裕的時刻；而2021年6月底的外匯凈儲備是5,342億美元，比2014年減少了75%（15,289億美元）。按照經常賬戶月平均支出的水平，目前中國的凈外匯儲備只夠用3個半月。 分析凈外匯儲備急劇下降的原因後發現：因外匯總儲備減少導致的外匯凈儲備下降為6,290億美元，占外匯凈儲備減少數量的41%；而因外債上升導致的外匯凈儲備下降是8,999億美元，佔59%。也就是說，中國的貿易和服務項目順差減少，只是外匯凈儲備下降的次要原因；而外匯凈儲備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未償還外債總額迅速上升。顯然，中國政府和企業對外借債越來越多，雖然表面上維持住了外匯總儲備的水平，卻增加了償還外債所需外匯與日常進口及服務所需外匯相互衝突的風險。 五、中國外匯儲備使用上的「一女二嫁」 外匯儲備除了要應付外債支付，同時還需要應付撤資外商所需要的外匯兌換。迄今為止，中國已經積累了多少外商在華投資呢？當中共宣傳政績時，外商投資越多，似乎表明其經濟前景令人鼓舞；但外商投資積累越多，潛在的外商撤資用匯需求就越大。 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投資頭寸表》今年6月底的數據，外國在華直接投資的餘額已經達到33,650億美元，超過了中國外匯總儲備的餘額。這在邏輯上意味著，如果所有外商都決定全部撤資，而中國政府又完全守信用，准許外商把在中國的固定資產變現，加上利潤等等，全部換成外匯拿走，那中國的外匯儲備將變成零，中國的國際收支會破產。 當然，中國的外匯儲備為零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因為中國政府不可能讓中國的外匯儲備因為外商撤資而消耗乾淨，它可以用不讓撤資的外商得到外匯的辦法，保住外匯儲備。這樣做的代價是，外商蒙受重大經濟損失，而中國喪失國家信用，遭到國際社會的金融制裁。 許多外國投資者現在還沒意識到，實際上，中共現在面臨著外匯儲備「一女二嫁」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共現在有近2兆7千億美元的外債，它需要留下還債的外匯；同時，中共又有3兆4千億的外商直接投資，這些外商若撤資也需要外匯。而中共扣除日常過日子所需要的外匯，還了債就不能讓撤資的外商兌付外匯；若把外匯給了撤資的外商，就只好對外國債主賴賬了。一筆外匯，中共實際上許了兩家。 外商進入中國時，是和平年代，中共笑臉相迎；外商想離開大陸時，國際格局已經變成中美冷戰年代了，外資開始猶豫是否繼續往中國投資。這種情況下，中共的外匯凈儲備會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減少而日益緊張，而中共很可能對要撤資的外商用匯冷臉不理。現在台商已經遇到了這個問題，很多台商抱怨，撤資時換不到外匯。問題的根源就在中共外匯儲備使用上的「一女二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幾天前，網上傳出一條消息稱，上海將從明年初開始，未婚媽媽也可以申請生育金和育兒補貼。消息一出，輿論嘩然。於是，上海官媒今天迅速闢謠，稱系空穴來風。 這一幕似曾相識。 3年前，南京大學教授劉志彪和張曄公開鼓吹設立生育基金制度，向育齡人士徵收生育金，而此後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胡繼曄更是向前推了一步，稱應向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 這橋段也因此被網民譏為「不交配，就交稅！」，只是因輿論反彈太大，最後不了了之。 這次關於是否應讓未婚媽媽合法化，黨國沒敢公開用「托」，網上一試水溫，太燙，就溜了。雖然挨罵，但無須背鍋。 但無論是「不交配就交稅」，還是這次放風「不婚媽媽」，原因都只又一個——韭菜不夠，黨真的急了。 只要想一下就知道，在中國這個想法就很天真！ 如果她生活在城市，住房、上學、醫療三座大山隨時都可能壓垮一個由兩代人數十年的積蓄、且夫妻共同支撐的家庭，試圖讓一個單身媽媽獨立克服孩子的高價入托、天價的中小學擇校、接送、看病，外加上養活自己、孩子和父母？這玩笑有點讓人不寒而慄。 如果她是一個來自農村的普通女孩，首先就別想了，因為她自己在絕大多數時候，她要麼是蝸居在城中村隔斷房中的底層務工者，僥倖沒有被燒死，就是在寒風中戰慄的被驅逐的低端人口。 當然，如果她貌美如花，又受過教育，也有一部分可能以另一種方式成為未婚媽媽，比如，成為官員或富商包養的對象。 而從迄今為止官方通報的成千上萬落馬官員的資訊中，只要是有點實權的科級官員，婚外情，通姦基本是標配。跟情婦養私生子、甚至多個私生子的也不在少數。最近的實錘是上屆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 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一貫套路，未婚媽媽合法化到底會給那些人帶來實際的好處，黨國官員們自己門兒清，所以，他們羞答答地試了試水溫，發現因性比例嚴重失衡而深陷性饑荒的底層線民對他們的套路葉門兒清，就溜了。 儘管如此，也不要將他們的羞答答視為是甚麼自我良心發現。 生育率急降，勞動力急劇萎縮，各省財政入不敷出。至少4000多萬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4000多萬人浮於事的國企人員，外加百萬軍隊、數百萬體制臨時工嗷嗷待哺。 在這種背景下，黨國清楚地知道，他們的那些權貴者的二房、三房、甚至是四房們，卻從來只產鐮刀不種韭菜。萬一當不了鐮刀，甚至是當不了最鋒利的鐮刀，他們都會毫不猶豫地把孩子放在海外。 其次，黨國從血污中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一邊殺人越貨欺男霸女，一邊高高地舉著真理和道德的牌坊。至於床上那點事，他們更是動不動就拿來作為污名化對手的利器。 但正如那句「又當又立」的俗語，即便是黨國親手毀滅人倫久矣，但他們還是覺得給女性、哪怕是被他們凌辱和性壓榨的女性有限的身體自主權，會砸了黨國的牌坊。於是，這就成了難題。 雖然黨國毫無疑問的遇到了韭菜短缺的難題，今天，一些天真的讀書人就覺得可以就此讓黨國反思、甚至問責血腥計生的責任人，比如，最不濟，先把山東那個「百日無孩運動」的始作俑者、原冠縣一把手曾昭起抓起來等等。 在我看來，這又是記吃不記打的天真！到今天，那個餓死、打死數千萬人的魔頭還在天安門城樓上俯瞰眾生！ 根據黨的慣常手段，無論是丁克稅，還是女性的子宮被強制性淪為黨國的生育工具，其實都只是看得見的事情，都不需要借用未婚媽媽的馬甲。他們唯一會做的事，就是把人流鉗改成助產鉗。不從？再來一次扒房牽牛。 我甚至可以再次腦補那種對話：你說，咱民怨沸騰，怕不？他說，咱槍在手，怕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一個飢餓的國家，沒有資格談民主。 國共內戰後的中國，貧困交迫，因此毛澤東把中國人餓肚子，怪罪老蔣帶走黃金，但是事實是：毛澤東政策錯誤二十幾年，才是中國貧病主凶，窮了二十幾年，鄧小平要訪美，國庫連美金都沒有，可以想像嗎？ 鄧小平上台後，知道窮苦日子難過，政策開始向右轉，開放門戶，引入西方資金，老美和西方國家也認為：窮人不足以語民主，所以努力創造環境，讓中國人有錢，以為民主就會從天而降來中國，可惜，西方錯估中共黨官對權力的貪婪，黨國主義壓倒資本主義，富人無法為中國帶來民主，反而製造富豪奴隸，美國白費心力，這是西方國家與中共翻臉主因。 如今，民主再度成為敏感話題。 中俄兩國沒有受邀世界民主峰會，普京只是吠兩句，至少他有先見之明，知道俄羅斯在他二十年治理下，是獨裁先進版，不能說民主，只有老共把丟臉當有趣，自認是最民主國家，當之無愧，聽到這句話，全世界都笑了，只有中國人保持沉默，因為每一個中國人腦袋裡都住著國安，敢笑，下場肯定不妙。 中共剛剛逮捕十幾位人大代表獨立參選人，西方國家因為中共迫害維吾爾族人權，抵制冬奧，一個人權保障零分的國家，卻奢談民主，肯定成為全球笑話，中共國師金燦榮曾經痛罵民主是毒藥，現在，樂玉成又代表中共說：中國是民主國家，那麼到底是誰吃錯毒藥，才會出現這種精神分裂呢？ 美國和中共決裂，最大原因來自覺醒，所謂覺醒，就是發現：中共就算經濟超越中產階級門檻，也無法實施民主，因為，民主可以施行，還必須有一個必要條件，那就是擁有權力者，對權力使用的自我控制，缺乏自製的統治者，讓權力如惡虎出籠，肯定傷害人民，這種地方不會有民主存在，籠子是國家對權力的制衡，中共體制既標榜一黨獨大，獨裁專政，從未制衡，談何民主？ 再說：中共正面臨經濟衰退時刻，人民對溫飽產生疑慮，這種表面光鮮，窮困纏身的國家，無法談民主，只有走向革命，才可能拯救中國。 看看這些經濟數字： 美國摩根士丹利投資專家夏瑪說：全球與中國經濟脫勾是現在進行式，去年，全球經濟成長，中國佔比是35％，今年降到25％，證明外資離開中國加快腳步，二億失業農民工已經回到農村，一千萬高教育的失業大軍正在路上，中國人民苦日子來了。 再看這個數字，今年光棍節，購買力下降20％，創下新高，而且地方政府已經無法發薪，宣布公務員減薪，李克強知道：中國經濟被習近平惡搞瞎整，已經病入膏肓，現在才宣布水庫放水、降准、降息，已經無法拯救，如果不是苦日子要來，否則何必去割台商金雞的韭菜？ 你想，有錢時候，不開放資訊網路，不給人民言論自由，不願意權力下放，還權於民，現在，吃草日子來了，網路費也交不起，還來談民主，請問：中共怎麼會把民主還給人民呢？ 和西方國家抬抬杠，辯論民主是什麼？充其量就是打嘴炮而已，連畫餅充饑都不算。 （全文轉自民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