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汇

从1966年到1976年长达10年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和闹剧，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极大地伤害了全体中国人民，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自己带来了危机。这样一场荒唐的内乱为什么能发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他为什么要自毁长城？这场匪夷所思的政治运动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多年来世人一直非常迷惑，国内外众多的文人学者也一直在研究。文革的复杂性，扑朔迷离情节很难简单的理解。 对于文革的起因，大多数的说法是，因为文革前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一大批权势人物的威胁，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重新夺取权力。这种将文革发生的原因单纯理解为党内的权力斗争的说法是片面的。实际的情况是，毛泽东的威信虽然在大跃进中受到一点影响，但他的绝对权威从来没有动摇过，以毛泽东的威信和他在党内斗争的智慧，要去掉刘少奇和毛不喜欢的一些领导人是非常容易的事，根本不用这么大动干戈。毛的权威，无人可及，他的权力从未失去过，也不存在夺回的问题。我们不能将文革发生的原因简单的归于毛泽东个人的争权行为。文革的爆发有着它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政治背景。它凸显着中国政治内在的逻辑。 我们应从中共建政时说起。四十年代末，国民党的迅速全面溃败，共产党的军队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了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深入到了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一个现代版的改朝换代开始在中国出现。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的王朝不同，伴随这个新王朝建立的还有一个从外部引入的极富感染力的共产主义信仰，它的暴力革命思想和中国的专制传统巧妙的结合，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中国共产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有着鲜明的政治纲领和目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人民看来，他们伟大，廉洁，无比正确。共产党的成功近似于神话。一个由共产党领导，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社会即将出现，而毛泽东就是他们期盼已久的新皇帝，一个伟大的圣人。 在久经战乱之后，一个和平的局面，一个新型的国家组织形式，给中国大地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新的政权赢得了包括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并没有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当他们在军事上取得一边倒的胜利时候，他们完全陶醉在他们那史诗般的胜利之中，他们高估了自己的成功经验，过分的夸大了他们自己和他们领导人的作用。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战争胜利的真正原因。也没有从苏联已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中吸取教训，更看不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界人民民主的潮流。在他们眼中，民主革命只不过是夺取政权所必须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建国之初，他们就完全倒向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错将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当成自己的旗帜，将自己绑在国家恐怖主义的战车上，与世界民主国家为敌。 在历史上凡是农民起义成功之后都表现出对权力的饥渴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在已取得全国政权，人民衷心的拥护的情况下，仍然采用极端暴力手段来强化自己的统治。他们的军队和警察控制了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和他们的意识形态稍有不同的人都被残酷的镇压和管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控制了亿万人民的一切经济和文化生活。一个超强稳固的党国极端专制的政体在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建立。高度的政教合一，一切权力归于党，党绝对听命于他的领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他。这个无所不能的政权在革命的名义下推行很多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土地改革彻底将农村的地主消灭。尔后，又以合作化的形式再将农民的土地夺回。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滥杀无辜。公私合营将民族资本家打下去，剥夺了他们的财产。1957年的反右运动，那场颠倒黑白的阳谋，将民主党派彻底打下去。右派帽子随时可以扣在任何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的头上。全国所有的新闻，出版，文艺，音乐，戏曲等一切文化领域都被严格的掌控。共产党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但历史的逻辑是无情的，表面上看，毛泽东光彩夺目，共产党无比英明，中国社会欣欣向荣，中国人民看来似乎是真的站起来了。但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无声的降临在中国，危机就包含在这绝对一边倒的政治局面中，当权力达到极限，完全失去制约之后，就开始走向反面。共产党的腐败之路，从他的节节胜利之时就开始了。在消除了一切反对派，消除了一切不同意见之后，为所欲为的荒唐透顶立马就出现了。 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高居神坛不下。共产党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任何不同的意见都会招致严厉的批评。而舆论被彻底控制，老百姓根本听不到任何不同的声音，对党的衷心拥护无形中将愚昧推波助澜。共产党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和残酷镇压，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误。他们的这种体制使得他们无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只能变本加厉去犯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前面的错误，才能保持政治上的连续性和他们的领导一贯的政治正确。他们强大的革命力量可以将错误进行到底。文革就是共产党多次错误叠加，党内政治斗争不断升级导致的一场闹剧。是党国体制，极权主义登峰造极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的大跃进疯狂导致了中国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其教训是深刻的，人民对大跃进的做法深恶痛绝，绝大部分共产党人也都认为大跃进是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为挽救危机，刘少奇等人的务实态度，放弃了一些激进的做法，使大饥荒的困难局面有所缓和。但共产党并没有认识到错误的根源所在，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将大跃进的罪恶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是苏联逼债，阶级敌人搞破坏造成的，并开展所谓忆苦思甜活动和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拼命的证明他们的新社会好过国民党的旧社会，强调共产党的政治正确和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迫于形势的压力，毛泽东做了些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并名义上退居二线，但没有任何权力和制度上的改变，仍然被遵奉为中共的救星，掌握着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力，这就为他的错误升级，全民进一步的疯狂作了准备。实际上，毛泽东根本没认为他有什么错。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坚定不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城市中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而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而人民公社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伟大创造。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是将马列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又一伟大创造，理论上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战略上没有错，如果有什么错误，那不过是具体实施中的一些技术错误。在他看来，经济建设和打仗差不多，只要大战略对了，局部的失败不会影响总的胜利。打仗总会有牺牲，革命难免有挫折，至于农村中饿死一些人，这不是大问题，中国有的是人，但只要坚持下来，革命高潮就会到来。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等人为调整国民经济的一些措施，如在农村搞自留地，三自一包，在城市搞工资奖金等物质刺激等，这都是资本主义的苗头，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严重的路线错误。刘少奇等人在国际上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国内搞阶级调和，这和苏联的修正主义是同一个思想根源，刘少奇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不仅他死后有可能会被鞭尸，中国革命还可能全功尽弃。而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赞成刘少奇的做法，刘的威信在不断提高，这也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须发动一场政治斗争，不仅要整肃刘少奇和一大批不符合他要求的领导干部，也要消除一切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变成全民的统一意志，使国家重新回到他的正确路线上来。他知道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来撤换谁的职务来到达他的目的，那样太过明显，有损他的威信，他只能用显示他政治正确的政治运动来达到他的目的。在经过几年的思考和准备之后，他终于找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运动形式。 早在大跃进失败之后，他就反复强调阶级斗争，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后来的四清运动。这场运动将大跃进的错误归罪于农村的基层干部。刘少奇等党内一大批干部正是为了贯彻毛的指示，强化党的领导，派工作组下去领导这场整人的政治运动，结果和基层的干部群众发生冲突。毛泽东巧妙的利用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将运动冠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名义，使刘少奇等人处于政治斗争的不利地位。当人民群众得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真实指示，人民群众就迅速积极的投身到文革的狂潮中，将不满情绪发泄到各级官僚上。在文革中他们又迫切需要毛泽东的支持，从而又将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向高潮。毛泽东然后他用他惯用的各个击破的手法，将刘少奇等一大批他认为有碍于他的路线的干部打倒，再将下层的造反派整肃，他娴熟的应用他政治斗争的策略，将亿万中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打倒了党内一大批实际上是非常忠于他的干部，使全中国都陷入一片残酷的政治运动中，遭到伤害被迫致死的干部和群众不计其数。 共产党是在马列主义原则指导下，靠暴力革命起家的，马列主义和暴力革命使他们夺取了政权，他们也要按马列主义的原理来建设社会主义。但建国以后的建设过程却使他们非常困惑，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以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为主要目的，为此，必须走一条非暴力，强调个人权力，鼓励生产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固有的规律，也是让人民摆脱贫困的最佳方式，最简单的是农村要多打粮食就必须将土地分给农民，工厂里要搞好生产就必须有工资和奖金。发展生产依赖的科学和技术更是离不开知识分子，一个正常的社会发展全带有资本主义的因素，无不和共产党的革命信念产生矛盾。如承认这种事实，就会证明他们过去搞错了，他们的信仰就会崩溃。具有浓厚小农意识的革命思想和现代文明生活格格不入，他们只习惯于群众运动的轰轰烈烈的斗争模式，他们的革命理想始终离不开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但这种乌托邦的理想不会自动到来，只能借助暴力来强力推行。文革就是用暴力手段来强化中国乌托邦理想的革命运动。 中国革命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的。共产党人从自己的成功中坚信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坚信了马列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理论是情有独钟的。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熏陶，也深谙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由于中国的专制文化传统和庞大的小农意识，中国人普遍的朴素和奴性的双重性格，极易的被挑唆和利用。利用摩擦，制造矛盾，挑起争斗，是他的政治斗争的法宝，从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他一生都在娴熟的运用他的这种斗争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党内历次的斗争中他屡屡获胜，他对权力斗争有着近乎病态的执着和迷恋。毛泽东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中，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人只能在斗争中求得发展，阶级斗争成了他解决社会问题和党内争端的法宝，也是他摆脱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遇到的政治困境的重要手段。他个人更是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中感到无穷的乐趣。 人类历史上的独裁者，都要找到相应的理论根据为其辩解，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原本只是马克思的书斋设想，列宁也只是在布尔什维克无法取得多数的情况下，强词夺理的为他的专政辩护。毛泽东则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既然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之间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那么无产阶级用暴力来实行专政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无产阶级必须用，也只能用暴力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舍此之外，别无他途。在这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拥有绝对权力来残酷的镇压中国人民提供了理论根据。他毫不遮掩的承认他就是当代秦始皇，公然宣称暴力的合理性。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靠暴力夺取的政权必须用暴力来维持。如果没有暴力，他们的革命就会不合法，他们的信仰就会奔溃。而共产党每次遇到危机就强调阶级斗争，只要一上阶级斗争这个纲，不同意见立刻消失，他们马上变得政治正确。阶级斗争的理论一直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培养了一大批所谓理论家和成千上万的热衷于阶级斗争的狂徒。 斗争的诀窍，就是制造矛盾，挑起是非。在战争年代，打土豪分田地，挑起农民斗地主，才会形成革命力量。对资本家的工商业改造，也是制造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所谓反右斗争中，完全是无中生有，引蛇出洞，罗织罪名，阴险残忍至极。阶级斗争必须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决果敢，在共产主义信仰上，在共产党的党性上，在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容不得半点温情。在这些斗争理论的泛滥下，中国大地暴力和专制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传统的温良恭俭让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人类的良知和同情心都被淹没在群众近乎麻木的心理中。残忍的人身攻击，被看成是革命立场坚定的表现，任何阴险狡诈都被看成是革命智慧的表现。 阶级斗争的理论将阶级的对立绝对化，无产阶级是新兴的阶级，而人类文明形成的一切成果都成了旧的腐朽的东西，在反对封资修口号下，一切带有西方色彩的物质和文化，一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都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对立。将自己处在一个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对立面。在共产党的不断宣传和鼓励之下，反智运动愈演愈烈，文化破坏狂潮风起云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理论登峰造极，肆意泛滥的必然结果。  在文革之前，阶级斗争之风就已弥漫全国，能斗的差不多都斗倒了。文革中，更是变本加厉，将斗争对象无限扩大。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臭知识分子全部被斗倒。毛泽东的政治对手也全部被他斗倒，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其结果是全国人民人人自危，政权几近奔溃。 毛泽东是共产党的精神领袖和最高教主的地位。他自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最伟大领导理论家，除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外，他最为得意的还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多得政权以后，如何保住政权，如何使江山永固的理论。这不仅牵涉到，国家根本制度和政策及策略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彻底改变和控制人们的思想。 中国的历朝的开国皇帝在他们龙袍加身，宝座坐稳以后，无一不在考虑如何使他们的江山永固，传之万代。除消除藩镇割据和武将叛乱等因素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使老百姓永远认同他们的专制伦理。明朝的朱元璋在当了皇帝以后，他杀尽了他认为有可能成为威胁的所有人，将农民永远固定在土地上，彻底的控制他们，更将专制理论反复的灌输给老百姓。清朝统治者更用残酷的手段彻底打掉汉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将他们彻底奴化。在这里，毛泽东和他们一脉相承，他想到的是如何保住共产党的江山，使之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消除人们心中的异端思想，即毛泽东认为的资本主义思想。 毛泽东认为未来中共政权变质的危险来自两方面：领导层的修正主义思想和来自基础老百姓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心理。因此，文革的意义也在这两个层面。一方面，促使中央领导阶层明白暴力和专政是他们永远的统治手段，必须紧握手中的枪杆子，不要搞资本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不能向老百姓让步；另一方面，要迫使中国老百姓彻底抛弃心中的私有观念，将共产主义理想和他的毛泽东思想以及共产党的统治永远固化在人们心中。从文革中他的一些做法和所提倡的一些政治口号，如“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中，我们不难看出极权主义者的险恶用心，就是要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衷心拥护和绝对迷信，让人们世世代代甘作奴仆而不存任何反抗心理。 他要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要营造一种中央无法出修正主义的政治制度。要不断的打击民众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他要将这套理论反复强调，要将这套理论成为中国永远的治国方针，不仅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文革这种形式，也要每20年来一次，不断的教育人民，不断的提醒他的党和军队。 毛泽东自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方面，已经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即他创造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一直为此而洋洋得意。而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还缺乏一套成熟的理论，而他创造这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可以填补这个空白。他认这是这是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伟大功绩。他可以因此而成为继马克思之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其伟大贡献超过列宁和斯大林。他陶醉在他的伟大的理论创造中，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理论的伟大实践，他要用文革的伟大成果来验证这套理论的正确性。 毛泽东自己杜撰这些荒唐理论，完全违背了人的基本道德和良知，荒谬绝伦。即使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角度也不难看出其荒谬性，但毛泽东以他在党内无人可及的霸主地位，使这些歪理邪说能能大行其道，无人质疑。这种理论强行应用于中国社会，造成了无数人间惨剧，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了种种罪行。 中国共产党在其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毛泽东的个人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党和军队的缔造者，是共产党的教主。在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干部看来，正是由于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们的革命才能取得成功，是毛泽东让他们由土匪变成了王爷，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恩戴德是不言而喻的。对组织，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和无条件的服从既是党的组织原则又符合中国传统美德。 农民起义是需要一个能驾驭群臣的卓越领袖，极权体制需要一个绝对权威，帝国需要一个精神领袖。毛泽东现象应运而生。共产党的统治来源于政治正确，而神化了的伟人就是政治正确的最大的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圣人情结。在中国古代，一天没有皇帝，人心就会思乱。圣人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民众总习惯于将圣人的话语作为任何事物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直期盼圣人出现解救他们,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那激动人心的革命话语结合他的个人魅力，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也激活了中国人古老的圣人情结。在共产党的宣传之下，不断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人民的信仰，中国人民心中的终极精神价值，是必须绝对服从的教条。早在文革之前，崇拜毛泽东，崇拜共产党已是中国社会的特征。毛主席的话已是金科玉律，凡是和毛泽东思想稍有不合的事都会受到质疑，民众对领袖崇拜已是疯狂有加。毛的个人崇拜导致的全民疯狂。全民疯狂下，思想僵化，愚昧丛生，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余地。当这个领袖神圣地位和他的伟大思想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之后，就很难从神坛上掉下来，民众就像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秧一样，失去这种精神支柱就无法生存。文革就是个人迷信发展到最高峰的结果，普遍的愚昧和麻木是文革起因的群众基础。 中国人民反对专制压迫，追求民主自由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在民国时代，已有很大程度上的思想解放。但为什么在六十年代仍然会出现文革个人崇拜的狂潮，为什么个人迷信始终在中国挥之不去，这值得我们很好的深思。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人民长期被欺压，极度穷困和高压政策导致普遍的愚昧。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积弱积贫，屡遭外敌入侵的状况使导致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这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盲目的华夏正统，唯我独尊的心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共产主义理论正是利用了中华民族的的这种民族主义将中华民族的苦难转换成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怨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美好描述完全符合中国人民心存已久的均富无邪的理想社会模式，加之在长期的专制压迫下培养的屈服于压力的奴性性格和不求甚解的中华文化熏陶，使中国人民很容易的相信共产党的宣传，认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传统的家国情怀更是充斥在每个人心中。个人都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只要国家强大，个人牺牲也值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每一个中国人民都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经济单位上，不仅没有人身自由，其思想言论甚至家庭生活都受到严格的管控。在共产党的不断的宣传和政治诱导下，中国人民完全陶醉在在虚无的幻觉之中。不断被极权主义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的高潮所迷惑。尽管物质极度贫乏，生活水平及其低下，但在革命的宣传如一次又一次的心灵鸡汤使全体人民陶醉在革命的情怀之中，不是吗？在朝鲜打败了美帝，中印边界也取得了胜利，蒋介石被彻底打垮，连美国的U2飞机都打下来了，原子弹也爆炸成功了，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粮食年年丰收，大庆有了石油，中国似乎度过了难关，迎来了新的高潮，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中国人民再次陶醉在共产主义的伟大胜利之中，他们坚信他们的革命道路。他们相信毛泽东思想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已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在愚昧的教育下成长的一代青少年早已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扬言要去解放世界上那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这时，随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声号令，便立刻投入文革的狂潮之中。 十年以后，中国人民才在梦中惊醒，此时，世界在飞速发展，而中国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文革中大量共产党的干部在运动中受到冲击，身心受到伤害，文革惨剧的现实完全违背了他们的革命初衷。不少共产党人捶胸顿足，悔恨不已。文革是一场闹剧，更是一场悲剧。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这是因为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他绝对的权力可以使他任意胡来。但即使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来看，文革也不是一种理性的产物，失去制约的无限权力和个人迷信的汪洋大海不仅使中国人民深陷灾难，也使他们的伟大领袖深受其害，他失去应有的理智，个人野心无限膨胀，肆意妄为，整倒了一切对手，却成了孤家寡人。他被捧上了九重天，也迅速从神坛上坠落。对此，毛泽东晚年也十分后悔。但他已病入膏肓，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灭亡。 文革的结果完全出乎于统治者的意料。毛泽东在无可奈何中死去，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乌托邦梦想都彻底破产。中华民族经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人民痛定思痛，从迷茫中猛醒，为后来的社会变革作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准备。 研究文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这种社会怪诞现象如何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由文化传统，思想信仰，政治体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失去制约的极权体制，虚无狂妄的乌托邦理想，毛泽东阶级斗争和专政理论，狂热的个人崇拜和全民的愚昧都是造成文革悲剧发生原因。 今天的中国，这些政治毒素还在继续发酵，极权政体仍然强大，与世界文明和人类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仍然是中国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习近平效仿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和中国人民的愚昧正在蔓延。因此，文革的悲剧重新在中国上演绝不是危言耸听。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发生的形式和祸乱的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其内在的逻辑没有什么两样。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的经济体制，高科技的技术条件和国际恐怖主义资助下，其文革式的疯狂，危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也必将给全人类造成重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