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图未竟之殇

《庐山图》是张大千先生晚年的扛鼎之作,也是他平生最后的一幅巨作,更是中国画绘史上最大的整绢绘画。该画气势磅礴,苍郁浑厚,氤氲灵动,色彩斑斓,如今已成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镇馆重宝。

可是令人扼腕的是,斯画未竟,高士仙去,印钤尚缺,题跋未果,悠悠悬念,画坛绝响,个中细节,容我慢慢道来。

缘起

《庐山图》原是日本著名侨商李海天先生所订购。

李海天先生是日本华人商会会长,资深国民党员,曾当过国民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在旅日华侨中颇有声望,并拥有庞大的产业和资金,也精于收藏。

一九八〇年,李海天在横滨新盖一幢“假日大饭店”,为使饭店的客厅彰显气派,他特地去“摩耶精舍”拜会老友张大千先生,请他画一幅气势恢宏的大图。

其时外界谣传张大千因建造“摩耶精舍”花费不菲,开支浩繁,背负重债,且年事已高,精力衰退,不少作品均由学生代笔。张大千为弭平谣传,显示自己的“大千毫发”精神(张大千的重要画作上,常钤有方介堪镌刻的“大千毫发”一印,意谓此举对我张大千而言,仅费毫发之力),应诺担此重任,画一幅平生最大的作品。

据台湾历史博物馆老馆长何浩天先生(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七本《张大千书画集》都是由何馆长写前言出版的)说:“张大千接下画此图的任务后,在画作题材上煞费苦心,有人曾提议画“长江三峡”、“万里长城”……均被他否决。张大千平生游历和画过无数大山名峰,但唯独没有上过庐山,他决意不画已经画过的群山,要画一幅他平生不曾到过,但心中屡番神游的庐山。”

张大千畅游过天下无数大山名川,却没有上过庐山,说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他有过一次上庐山的机会,但被一个难于启齿的原因错过了,甚为遗憾。

中表晏良为二哥告诉我,他曾听家母(其母张心素女士为张善子长女,人称三姑)说,老辈兄弟中张善子是家属振兴的栋梁,长兄代父,最有权威,他不苟言笑,言出必行,胞弟们对他都十分敬畏。我亦听大风堂早期门生章述亭女士说过,在网师园时,二老师和八老师分别在自己的画案旁作画,不知为什么事,二老师批评八老师,八老师不服顶嘴,二老师咆哮:“你翅膀毛干啦!”说罢,操起手边的笔洗掷将过去,八老师便噤声不语了。圈内人都知道,善子和大千性格迥异,一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一个不拘世俗,天性活泼。俩人虽情同父子,但大千对善子敬若严父。所以至今很少看到大千成名后,与善子在公开场合的资料,甚至大千在青城山的几年,善子没有去探望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拙作《风流丹青》在《新民晚报》连载,一次见到晏伟聪(张心素女士夫君,晏济元侄子, 也是张家最的大女婿,早年在张家生活,对张家历史知之甚详)三姑爹,他说:“亚法呀,你乱写噢,八公在青城山的时候,二公没上过山,但你聪明,写的是小说,随你胡编乱造,我就怪不得你啰!”

据良为中表告知:“听家慈说,在民国十八或十九年的时候,同光体诗人陈散元老人(陈寅恪先生尊人),住庐山松林别墅,邀请徐悲鸿、傅抱石等画家去山上游览写生,也邀请了爸爸(指大千),爸爸听说二哥善子也在山上,便特意回避,婉言谢绝,事后爸爸说,这是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

闲话打住,文归主题。却说张大千选定画作题材后,便翻阅有关庐山的资料和典故,香港《大成》杂志的沈苇窗先生给他找来了历代名家的游记和照片,并在草图上指名山峰和地形和名称。

在拟定画幅的尺寸之后,李海天又根据大千的要求,从日本“黄鹤堂“定制了一匹高1.8米,横10米的巨幅画绢,因尺幅超大,厂家还为因此改装了机器,耗费巨大。

特大的画幅,“摩耶精舍”大画室容纳不下,张大千决定拆墙移柱,扩充空间,嘱咐葆罗准备上等颜料和笔墨,并定制特大画案。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准备,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邀请了张群、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王新衡、张继正(张群哲嗣)杜芬夫妇、沈苇窗等好友,在“摩耶精舍”大画室举行《庐山图》开笔典礼。

张大千选定七月七日举行《庐山图》开笔典礼,是大有爱国深意的。

众所周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是民国政府正式声明抗战的开始,而七月十七日发表的《庐山宣言》(亦称《庐山抗战声明》),是在庐山起草的,点明此意,我们就理会张大千为何要画《庐山图》的心迹了。

说到《庐山宣言》,笔者又要牵扯另一位差点被刻意遗忘,然而又不能忘怀的人物——程沧波。

“七七卢沟桥事变”打响后,蒋介石紧急召集各界贤能,在庐山商讨国是,经过几天研讨,会议于七月十六日深夜二时结束,其内容必须在第二天早上见报,告诉全国民众。当时陈布雷正染恙不适,任务就落到国民会议秘书,《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的身上。蒋介石告谓程沧波几个要点之后,要求他立即起草,翌晨五点钟必须见报,时间十分紧迫,只有三个小时。程沧波受命去房里起草,胡适恐他有难,随脚跟进问:“来得及吗?”程沧波答:“你出去,三个小时后来看稿!”

程沧波闭门疾书,下笔有神,煌煌一千三百余言,一气呵成,只两个半小时就脱稿,送呈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大加赞赏,当即冠上《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的标题,改了几字,抄录后即送《中央日报》排版,雄文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翌晨准时见报,这就是鼓励全民抗战的《庐山宣言》之由来,其中“地无分东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之名句,至今还回向天地。

这里要补述的是,程沧波先生是常州名士钱名山的高足,钱名山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素蕖,适谢稚柳的胞兄谢玉岑,另一个叫云蕖,适程沧波。程沧波又是和谢稚柳在“寄园”同时受教的发小,日后谢稚柳进监察院当秘书,以及抗战后在《新闻报》任职,均得到他的提携。

一九五一年,程沧波去香港,期间和张大千时有书信往返,因篇幅之故,这里不加赘述。

艰辛 

《庐山图》开笔后,张大千整日在夫人徐雯波的扶持下,在画案前挥舞拖畚般的大笔,有时捧起盛满颜料的瓷钵,纵横泼洒,点皴钩勒,巨大的工作量耗费了他渐衰的体力,他毕竟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体力日有不支,而且劳作之后,还要接待访客。老友张群看到他精力疲惫,十分心疼,屡次规劝,要:“节尘劳,慎饮食”,为此还特地写了一首七律诗,在诗的后跋中,语重心长地写道:“……凡在友好,均宜节省此老之精力,为国家珍惜一代之大师;而大千弟也应该勉节樽俎过从之烦,重一身之颐养,即所以延艺文之命脉……”张群之言,其意殷殷,其心拳拳,用白话文说,就是:“大千的好友们,你们应该多关心他的健康,少打扰,为国家和民族文化多珍惜这样的人材;为了衍续和繁荣我们民族的文化。而大千本人也应该节制饮食,不要过量,注意养生……”当张群把信函交给大千时,大千感动得泪眶湿润。张群又拉着他的手说:“大千啊,你的生活习惯和嗜好需要注意调养,我比你大十岁,因为我注意保养,健康情况比你好,你若再不好好将息,说不定要比我先走,要我来为你办丧事……”听罢此言,大千几近饮泣,擦泪不休。他把张群的墨宝装入镜框,挂在画案边,作为激励自己的座右铭。

毕竟年龄不饶人,过度的操劳使张大千的行动大不如前,每次作画,要徐雯波把他扶上踏阶,有时画不到一个小时,便气喘吁吁,再则画幅太长,前后照应,来回走动,十分耗劲,因此《庐山图》的绘制工程时续时断。

一九八一年十月的某天,蒋孝勇去“摩耶精舍”作客,正巧看到大千由徐雯波扶著,躬著身子趴在画案边作画,其状十分艰辛。不久蒋孝勇帮他设计了一套两个金属滚筒,架设在画案的两端,一侧能施放,另一侧能卷拢,可让画幅随意移动,有了这架机器,画家就不需来回走动,也加快了绘画的进度。

提起张大千和蒋孝勇的忘年交,笔者又有一段插科,何浩天先生曾告诉我,蒋孝勇爱附庸风雅,也醉心于字画,历史博物馆建成那年,他才三十出头,年少轻狂,傲慢地向何馆长提出要承包博物馆的书画小卖部,结果何馆长以:“凭你的身份承包,恐要引起民间非议,我但当不起。”一言回绝了,但蒋孝勇并不生气,他知道何馆长和张大千关系亲密,就提出要陪他去拜见大师。何馆长带他到“摩耶精舍”。蒋孝勇见了张大千就说:“我还没有你的画呐!”张大千笑笑说:“我马上给你画。”说罢,当场挥毫,给他画了一幅泼墨荷花,蒋孝勇十分高兴,以后蒋孝勇和蒋孝武昆仲,都成了“摩耶精舍”的常客。前几年我去“摩耶精舍”,翻阅书橱中的五本“张大千日记”,查到每逢时节,常有他昆仲持礼物来拜谒的记录。

一九八三年初,《庐山图》大致成形。为了满足广大爱好者的要求,《庐山图》将和和其他五十馀件作品,在历史博物馆一月二十开幕的《张大千书画展》上一起亮相。于是先送历史博物馆装裱,然后展出,展出结束后,再运回“摩耶精舍”润色加工。

由于过度辛劳,张大千于三月八日心脏病突发,送荣总医院急诊,三月十二日一度心跳停止,经抢救后陷入昏迷状态,挨到四月二日清晨八时十五分,医生宣告回天乏术,一代大师,骑鹤西往!

所以至今“摩耶精舍”所有挂钟的指针,皆停留在“08:15”上。 

图殇

张大千历尽一年零八个月呕心沥血的劳作,无奈地搁下了这幅没有完成的《庐山图》。

在《庐山图》苍峦叠翠的山巅上方留白处,题有两首七律:“从君侧看与横看,叠壑层峦杳霭间,仿佛坡仙开口笑,汝真胸次有庐山。远公已远无莲社,陶令肩舆去不还,待洗瘴烟横未尽,过溪亭坐我看山。”但炼句欠精,诗尽处也未见落款和钤印,也许是大千拟留待以后润色时再加修正。在该图尾段的左上角,有一片天地悠悠的空白,大师原本计划画鄱阳湖的,不幸天公妒才,留下一串省略号——给后人无限的悬念和畅想。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刘芳如女士的文章介绍:“其实,张大千的《庐山诗》总共写了三首,题在画上的两首,与原稿仅有一字之差,即“坡仙”本来作“坡翁”。另外还有一首,内容为:“题画庐山幛子,予故未尝游兹山也。不师董巨不荆关,泼墨翻盆自笑顽;欲起坡翁横侧看,信知胸次有庐山。”七十二年(1983)一月,大千将这三首诗,分别用两纸书写,交与好友乐恕人、忒谦地,央其代为修改。三首《庐山诗》后来辗转归周劢夫(1929-2011)所有,他又请李猷(1915-1997)在诗后题上跋语:“平生不识庐山面,却与庐山梦寐通;艰苦图成心血尽,已无馀力署爰翁。看尽名山历九州,等闲残稿幸能留;延津剑合知何日,似此球琳不易求。”并且将两纸合裱成单片的上下幅,故宫秦孝仪(1921-2007)院长获悉此事,乃从劢夫手中购得,让诗与画得以珠联璧合,同为故宫典藏……细读《庐山诗》后面画家的自题和李猷的跋语,无疑更加印证,尽管大千未曾迹履庐山,暮年却能迸发超强的魄力,一任彩墨随兴泼洒,笔端妙造新境,缔造前所未见的胜景,实可谓堪与真境梦寐相合。《庐山图》里,一度曾画入两名古装人物,援以象征东晋隐居在庐山东林寺的高僧惠远(334-416)与来访的名士陶渊明(365-427),后来竟被大千以山石覆盖掉,人问为何?他的回答就如同题《庐山图》诗中所指,两公今日俱已不复得见,惟有留待有朝一日亲自登临,才能效法古人,在过溪亭边饱游卧看庐山之美了!”

可惜斯画未竟,高士远去,呜呼哀哉,长襟沾泪!

据当年何浩天老馆长见告,大千逝世后,他和张群、秦孝仪三人先来到“摩耶精舍”,在小会客厅里,张群悲切地说:“大千不该走在我前头,他太劳累了。我俩说好谁先走,由后走的人来主送” 接著他喊来葆罗,问家里有多少现钱?葆罗打开记事册,这是一本大千预收润金的本子,上面预收了不少润金,但画未成,恐还是负数。他又去问了徐雯波,回来禀报:“家中只有十来万台币的现金。”

张群对葆罗说:“我已问过殡葬社,大千的葬仪费用大概需一百多万,不够的钱我出了。”

张大千花钱如流水,寅吃卯粮,家中无隔宿之粮是常有的事。据黄天才说:“大千好像明天就要死了,手中有钱,今天就要花完。”由此我又想起一件事,张大千过世那年,民间流传他的遗嘱,说分十六份给家属。那年正好我姨妈张心毓来上海,我陪她去见谢稚柳先生,她问:“谢叔叔,外面在传说我爸爸的遗产……”没等她说完,谢稚柳就回答:“他怎么会有钱啊,他是一个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人,他不欠别人钱已经不错了。”

谢稚柳毕竟是张大千的老兄弟,知道张大千的个性,记事册记录预收的定金,都是反欠别人的,幸好前来求画的人都是生前友好,没人催讨,都说作为送先生的赙仪。

按照张大千的名望,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应该由时任总统严家淦担任,但张群对严家淦说:“当初我和大千有约定,谁先走,由后走的人来主送,所以张大千的治丧委员会的主任由我担任了。”

大殓过后,收到的礼金有盈馀,葆罗要将馀款钱还给张群。张群说:“哪有这个道理,这钱就用作出版纪念册吧!”所以我们至今看到的《张大千先生哀荣录》,就是用那笔钱出版的。三年前我去台北牯岭街一家旧书店,见有此书在卖,一问书价,店主竟狮子大开口,阮囊羞涩如我,当然没买。

大殓过后,关于《庐山图》的归属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李海天君子胸怀,深知此图的重大意义,虽已付了可观定金,但不曾诉求约定,答应此图仍归张氏家属保存,期间还多次展出。张群在其中斡旋,认为这是张大千最后遗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恢宏的作品,视为国宝,以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为宜,对此李、张两家均无异议。

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在张大千逝世十周年前夕,故宫博物院举行了《庐山图》的受赠典礼,参加者有:张学良赵一荻夫妇、徐雯波、张葆罗、张群令嗣张继正杜芬夫妇、王新衡夫人夀幼兰、李海天、郭小庄……时任院长秦孝仪先生在致词中说:“张大千逝世时,张岳公(张群)裁定此一大千先生最后力作,必须归藏故宫,而张府和原来创意请求张大千先生经营这一巨幅力作的李海天先生,都毫不踌躇的慨然允诺,让这一巨幅伟构,在十年之后,也就是张岳公升天将近三年的此刻,终于归藏故宫。”并当场颁发嘉奖状给徐雯波、张葆萝、李海天三位。”

《庐山图》经过张大千一年零七个月的辛勤劳作,以及后人十年的权衡定夺,终于得到完美的归宿,然而唏嘘的是,人亡物在,张大千和张群两位老人没有看到这个结局。

缺憾

二〇一九年四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张大千一百二十岁诞辰”纪念活动,同往的有张大千在大陆的第二和第三代后裔和研究张大千的学者,以及方介堪先生的哲嗣方广强先生。

张大千一生虽用印无数,但在一些重要作品上,都喜欢用方介堪镌刻的印章,故近代画坛上有“张画方印”之说。

纪念会结束后,在拜观恢宏的《庐山图》原作时,方介堪的哲嗣方广强先生发现一个唯他独知的惊天秘密,因此立即向故宫博物院领导反映!

方介堪是张大千的挚友,张大千浪迹海外时,一直将方介堪的印章携带在身,用作画印,在他决定画《庐山图》巨作时,以往的旧印章方寸不够匹配,于是写信给身处大陆的方介堪:

“敬乞介堪吾兄赐刻以放易庄,以简易密,闭门造车,有此山川,以上之印一寸半左右,或二寸长一寸宽,并乞朱文为盼也,弟爰叩首。”

张大千写信向方介堪求印章
张大千写信向方介堪求印章(图:网络图片)

时值一九八一年初,两岸铁幕,依然紧闭,兄弟阋墙,不相往来,无奈之下,大千将此信交托持有香港护照,能在两岸穿梭的,香港“大业公司”画商张应流先生捎带。

不久张应流在广州将此信面交方介堪的哲嗣方广强先生。

方介堪是现代印坛巨擘,只因曾经给蒋介石、孔祥熙、林森、于右任、张群等民国要人刻过印章,所以在文革中受尽苦楚,腰被打残,久卧病榻。他接到老友来函,精神陡增,病中偃床,赶刻“易放易庄(5.25X5.25厘米)”、“易简易密(5.3X5.3)”、“有此山川(3.9X3.9)、”、“闭门造车(3.9X3.9)”等印章(照片B),外加“大风堂”、“摩耶精舍”、“蜀郡张爰”、“台静农印(鸟篆体)、“澹台静农”、“伯简八十后作”等印章七方,共计十三方,方介堪致信给张应流,由方广强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抵广州,亲手交抵张应流(见照片C),同时托带的,还有方介堪给张大千写的篆字条幅(照片D);及送台静农的对联:“欲见旧文惊岁月;想当逸气吞江湖”(照片E),和《墨梅图》、茶叶等礼品。

方介堪致信给张应流
方介堪致信给张应流(图:网络图片)


方介堪给张大千写的篆字条幅和对联
方介堪给张大千写的篆字条幅和对联(图:网络图片)

张应流接获这些东西后,就此黄鹄浩渺,金龟脱钩,张大千先生亦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三日谢世,此事就此沉寂。

方广强向故宫博物院方反映的同时,呈上他亲手交付张应流四方印章的印拓,此事引起院方高度重视,该院书画处处长刘芳如女士,在2019年10月的《故宫文物月刊》的《名山钜作——张大千庐山图特展》一文中,曾提及:“今年四月,承方介堪之子方广强(1946生)寄来这四方印章的印拓,纵使无法将四方印拓裱贴到业已入藏故宫的作品上,不过这次“名山巨作”展出时,特别运用电脑合成技术,参考大千画作钤印的习惯,在《庐山图》的数位影像上添配印章……”

辛亏方广强先生心细,留有交给张应流四方印章的印拓,拜赐现代电脑技术,弥补了《庐山图》的缺憾——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根据张大千钤印的习惯,已将印钤PS到《庐山图》上,使《庐山图》得到虚拟的完整。这段“张画方印”地下和合的故事,犹如封建社会的“冥婚”,演绎出一段画坛的趣闻。

印钤是通过PS手法上虚拟图了,然而《庐山图》原作上依然空缺,方广强先生严肃追问,当年在广州亲手交给张应流的那批印章和礼品去了哪里?

据方广强先生事业有成,在书画界素以收集方介堪印章盛名,与不少印坛藏家结缘,五年前曾有香港朋友传来四方印蜕,要将印章高价推销给他。当时因为信息不通,他只是迷茫,亲手交给张应流的印章,怎会流入外人手中;近来又有一位台湾的收藏家,欲将“闭门造车”(张大千所求的四方图章之一)(照片F),欲以高价向他推销,据知情者告知,图章是从香港华商徐伯郊处流出来的,徐伯郊与本案毫无瓜葛,图章怎么会从他手中流出,情节扑朔迷离,令人费解。

“闭门造车”(张大千所求的四方图章之一)
“闭门造车”(张大千所求的四方图章之一)(图:网络图片)

然而更奇怪的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方广强先生在广州亲手交抵张应流的的物件,如方介堪送给台静农的对联“欲见旧文惊岁月;想当逸气吞江湖”,出现在北京匡时拍卖场,被上海嘉禾拍卖行董事长,以十八万人民币购得。上海嘉禾拍卖行以十八万人民币拍出;《墨梅图》,也相继在拍卖行露面。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笔者查阅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香港《文汇报》,在“中国书画一栏中”登载了方介堪给张大千镌刻的印章及书法条幅照片(照片G),在配图的文字中有:“张大千先生去年秋曾嘱请方介堪先生治印数方(此印大千先生逝世前不久妥收。)”

方介堪给张大千镌刻的印章
方介堪给张大千镌刻的印章(图:网络图片)

据《张大千日记》(照片H)记载: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景卿先生联袂张应流一起去《摩耶精舍》拜见张大千(照片I),既是“此印大千先生逝世前不久妥收”,为何日记上没有张应流交付方介堪印章之记录,这是疑问一。因为日记对来客所送礼物皆有记录,诸如“蒋纬国致赠熊掌、新鲜鲍鱼;秦孝仪致赠冬菇一盒、年糕……(照片J)”;张学良致赠燕窝、巧克力各一盒、酒一瓶、火腿一只……(照片K);疑问二:既然张大千收到了这些印章,为何在《庐山图》上没有印钤;疑问三:假设说张大千晚年健康日衰,来不及使用这些印章,那么他的所有收藏,印章、画具等遗物都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了,为何捐献物中不见这些印章;疑问四:据方广强先生在《张画方印说前事》一文说:“数年前见香港友人传来上述八方印章之印钤,始知宝物尚在人间……”这四方图章怎会流落至香港徐伯郊处,情节曲折,扑朔迷离。

《张大千日记》原稿
《张大千日记》原稿(图:网络图片)

方广强先生表示:为了使《庐山图》以完整面目载入史册,以完成两位先辈之遗愿,希望印章拥有者将其,“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使《庐山图》的张画方印,珠联璧合,这将是功德无量,千古艺坛之美事……(摘自:方广强《张画方印说前事》一文)”。

同时也希望张应流先生,公开说明将物事交付张大千翁的经过,以释疑团。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于食薇斋北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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