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男在家裸體被女鄰偷拍曝光 引網民論戰衝上熱搜
2026 年 6 月 30 日
4月16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1季度經濟數據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按可比價格計算，經濟增長18.3%；4月27日該機構又公布說，1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1.4倍。中共官媒不斷宣傳說，中國經濟已經完全克服疫情的困擾，在全球領先繁榮，一馬當先。從上述經濟新聞來看，似乎如此，但很少有人懂得中共統計數據的「貓膩」和奧秘，而真相就藏在這「貓膩」和奧秘背後。筆者為讀者們提供幾個中國統計局計算經濟增長數據的「貓膩」。 一、從「克強指數」一度走紅看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 中共當局公布的經濟增長數據通常都領先全球。在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當中，凡是中共影響力比較深的地方，對這樣的經濟增長數據都不加質疑地接受，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一些偏好於誇獎中共成就的各國學者往往也如此。但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免有一些懷疑，中國經濟真的那樣出色嗎？當然了，懷疑不能替代結論，所以，他們往往傾向於不太相信中共公布的經濟增長數據，但是卻無法得出自認為可靠的數據。 李克強在遼寧任職時曾經試圖用幾個較少受到政治因素干擾的經濟指標，即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數量，來判斷遼寧經濟的真實走勢。當時這幾個指標被媒體稱為「克強指數」，一度在國際上和中國國內的經濟新聞報導中頗受關注。「克強指數」受到關注，本身就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並不可靠，北京高層和地方當局心知肚明；而「克強指數」能一度走紅、並未遭到高層批判，也證明高層明白此「指數」自有其道理，並非「污衊大好形勢」。 「克強指數」不用GDP的增長數據來判斷經濟情況，自然是因為GDP的統計過程產生了浮誇。但是，「克強指數」所用的指標也未必就真可靠。1987年我在國家計委參加過一次經濟形式分析會，就挖出了水利電力部的數據造假。當時我在會上提出，水利電力部為了誇大火電設備超負荷出力的程度，以爭取更多電廠投資，統計火電設備發電利用時數時造假，因為該部公布的1986年4季度火電設備利用時數是按12月有32天計算的。當時社科院的吳敬璉也在會場，他倍感驚訝。事後國家統計局工交統計司承認，水利電力部報送給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工交統計司照單全收，未發現這個問題。 李克強進中南海了，「克強指數」卻無影無蹤了；他並沒把這套思路帶到北京，要求國家統計局仿效。顯然，李克強進中南海之後，只能按「規矩」唱「中央」的「乘勝前進歌」，而「克強指數」顯然不符合這首「歌」的「曲譜和旋律」，實屬「雜音」。 其實，西方的不少大投資銀行為了經營上做判斷，常常會研究出一套自己的估算辦法，來判斷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狀況。比如，日本的野村證券公司從上世紀90年代就研究了自己的中國經濟數據分析方法，建立了獨家資料庫。筆者1987年在北京與該公司的研究人員交流過，那時我就發現，他們對中國經濟的把握，往往從中國學者不注意的細節入手，有一套獨特的路數。不過它們不會公開這些方法，而它們的估算方法也未必十分可靠。 二、中國的剛性經濟「增長」 中國官方公布的經濟增長數據有一個全球獨一無二的特點，那就是，這些數據總是展現出一種剛性「增長」，無論經濟情況好壞，基本上永遠是「增長」的。其原因在於，那不是經濟現實的準確反映，而是政治需要。 首先，經濟增長數據是中共的宣傳手段，所以它的功能不是如實反映現實經濟活動的真實面貌，而是務必體現高層確定的經濟增長目標；也就是說，既然經濟增長（不管是否給出具體百分比）是反映中共統治成效的政治性計量指標，就需要統計局用經濟增長率為這個政治指標背書。因此，統計局公布的經濟增長率之政治意涵，遠遠重於其反映經濟現實的原本功能。 其次，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經濟現實狀況背離了高層確定的經濟增長方向和範圍，統計局就必須設法在統計技術上玩出「花樣」，加以補救，直到產生出符合高層政治宣傳需要的經濟增長數據。中共統計數據中的「貓膩」和奧秘便應運而生。 再次，由於總有一些懂這種「貓膩」和奧秘的專家，經常從其它相關數據中挖掘經濟活動的真實面貌，為了防止他們「得逞」，在中國，宏觀層級的經濟統計數據並不完全公開，很多有助於推算真實經濟狀況的數據被列為國家機密。如此，統計數據中的「貓膩」和奧秘才能被掩藏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統計部門並不是一個單純處理調查數據的業務部門；它也是一個配合經濟宣傳的「喉舌」部門，它產生的統計數據必須為當局的政治需要服務。而宣傳當局的統治成效，需要「適當」的經濟增長率；若找不到客觀因素可以解釋經濟下降，一種政治上「不適當」的經濟增長率，高層是不會接受的，包括發明「克強指數」的李克強在內，中南海里辦公的「頭頭」們誰也不會中止統計局「玩」的這些「貓膩」。於是中國經濟就通常「增長」得很快了。 當然，還有一些經濟指標不管現實如何惡化都基本上靜止不變，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失業率。像這種高度體現中共經濟管理成敗的政治指標，統計局不敢如實統計，只能把它當作「常數」公布。 總之，統計局的目標是，讓公布的統計數據符合高層提出的經濟政策目標；高層提出什麼樣的目標，或者提出一個對內對外宣傳經濟成就的口號，統計局就必須算出一個符合「上面」意圖的數據。像經濟增長率這樣的政治指標，「上面」要求是多少，統計局肯定會給出符合要求的數據，對統計局長而言，那是政治任務。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你完全相信中國官方的經濟增長數據時，就等於你完全相信中共的文件口號。 三、識破中國經濟增長數據的統計奧秘 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實際上變成了一種統計局設計的數字遊戲，看不懂其中的把戲，就無法了解中國經濟的真相。所謂的中共統計數據的「貓膩」和奧秘，「貓膩」指的是統計局在技術手法上玩的「花樣」，而奧秘指的是這種「花樣」產出的統計結果。在工業統計方面，「貓膩」至少包括三種「法寶」：一，「計大不計小」；二，「計興不計衰」；三，「計虛不計實」。 「計大不計小」是只公布大企業的業績，不公布小企業的盈虧。經濟景氣的變化首先反映在中小企業身上，大企業不容易倒閉；何況大企業包括所有的壟斷性企業，它們還得到銀行的全力支持，經濟不景氣時所受衝擊自然小於競爭激烈的中小企業。在這方面，統計局設定了一個統計「口徑」，即本文開頭引用的經濟新聞中提到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這個概念排除了所有中小企業，所謂的「規模以上」，其範圍是不斷升級的。據國家統計局公開介紹，1998-2006年指全部國有和年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企業；2007-2010年統計範圍調整為年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2011年開始，統計範圍變更為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之所以要不斷「升級」，就是為了「計大不計小」，以免中小企業的衰落倒閉影響經濟「增長」率。 「計興不計衰」是統計數據只包括經營業績較好的企業，但排除經營不良的企業。與「規模以上」這個統計「口徑」配套的，是統計局設立的一個「企業名錄庫」；統計經濟「增長」時，只有納入「企業名錄庫」的數據才用來計算經濟「增長」。為此，統計局把企業分成兩類，其行話稱為「規上企業」和「規下企業」，「規」者，上面提到的「規模」也。一個企業如果去年的業績上升，達到了上述的「規模」要求，便作為「規上企業」列入統計；如果今年其業績跌破上述的「規模」要求，明顯呈經營衰敗之勢，甚或陷入破產，那麼今年統計經濟增長時就把它「定性」為「規下企業」，從「企業名錄庫」中除名，連帶它去年的業績記錄也清除掉。這樣，在統計局的操作下，在經濟現實中企業的衰敗、破產和關閉永遠不會影響經濟增長的統計，自然，中共的經濟增長率也永遠是「正面」的。 「計虛不計實」是把物價上漲造成的工業增加值和利潤虛增統計成經濟「增長」。企業的收入永遠是按現行價格計算的，統計局宣稱，它計算經濟「增長」時排除了物價因素，只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率；技術上就是用現價產值除以物價指數（產出品價格指數）。如果要檢驗統計局是否故意低估物價指數，使得按「不變價格」計算的企業產值虛增，只要對比統計局計算「增長」時所用的物價指數就一目了然。但統計局卻從來不公布這個計算參數；不僅如此，統計局還特地規定，「自2008年開始不再對外發布年度規模以上工業分行業增加值數據」。這樣，統計局通過把「工業增加值」和計算時的物價指數這兩個關鍵數據列為「國家機密」，就堵住了專家們一窺「計虛不計實」奧秘的大門，使得「計虛不計實」的手法永遠「不見天日」。 四、中共經濟增長率的統計遊戲 上述這三種方法在中國其實是公開的秘密，國家統計局在它的網站上解釋「統計知識」時已明確說明，本文所引用者，蓋出於此。統計局欺絕大部分讀者看不懂其中的「貓膩」，所以它並非暗中「作鬼」，而是明裡「戲弄」讀者，諒你們也拿我誇大了的經濟「增長率」無可奈何。這類把戲，統計局內部使用的術語是「統計口徑或統計範圍」，只要玩弄「統計口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讓經濟增長數據「報好不報壞」。 下面我引證中國國家統計局4月16日發表的統計數據新聞，標題是「2021年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4.1%」。在新聞最後有一段附註，其中關於「統計範圍」的說明寫道：這個增長率是指「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元及以上的工業企業；其次，「由於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範圍每年發生變化……和上年公布的數據存在口徑差異，主要原因是，（一）每年有部分企業達到規模納入調查範圍，也有部分企業因規模變小退出調查範圍，還有新建投產企業、破產、注（吊）銷企業等影響。」 絕大多數讀者看到的是「工業增加值增長14.1%」這幾個詞，卻極少有人細讀上引附註的文字；即便讀了，也未必理解其中之意。中國的國家統計局用這種半透明的辦法，其實已經告訴我們，它的經濟增長數據因為「計大不計小」和「計興不計衰」這類數字遊戲，本來就不可與上年度比，因此也是不可信的。 究竟要怎樣看待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這是個高深的經濟和統計研究課題。我以前在大學裡學的就是統計，工作後又長期研究中國的統計數據，所以積累了一些體會：一是要盡量參考非官方統計數據；二是要隨時了解中國官方統計的「統計口徑」變化並分析這種變化給數據本身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三是要尋找官方統計機構宣傳經濟成就時不太使用的統計指標來觀察中國經濟。 面對統計數據成為宣傳手段的共產黨國家，相信其統計數據的可靠性，其實不只是天真而已。 （全文轉自大紀元）
華航機師群聚風暴繼續蔓延，又有政客抨擊防疫指揮中心有「機組員與一般旅客入境檢疫雙標」是嚴重的防疫漏洞。其實，病毒會變異，人也有不好的慣性與惰性，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防疫破口」；倒是有人為了攻訐台灣的防疫政策，而裝作不知道為何機組員會有如今的檢疫規定？實在令人詫異。 航空公司機組員必須頻繁地出國，所以一直是國家檢疫規定里的特殊族群；如果要求他們每趟出國都與一般民眾一模一樣的兩周居檢規定，航空公司將難以運作。早前，機組人員的檢疫規定為機師為3天（居家檢疫）、空服組員為5天，再加上各自自主健康管理的天數；不過，在去年底發生長榮航空的紐西蘭籍機師到處趴趴走的事件後，長程航班或入境他國的機組員改成必須完成7天居家檢疫、7天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 這項規定一出來，航空公司機組員怨聲載道，有人哀嚎這種生活根本像在坐牢，感慨自己淪為「上班工具」；也有人認為中央的新制是在逼迫機組員在工作和生活間做取捨，可能引發明年一波留職停薪及育嬰假等請假潮；更多人認為指揮中心不該只因一位機師染疫就延長居檢時間，這對其他守規矩的機組員不公平。指揮中心當時就回應，只要航空公司外站管理能落實，會在觀察1個月調整這個模式。 果然，在今年3月12日起，長程航班（入境第三級流行地區）機組員返國後得轉至「低風險」管理模式，居家檢疫5日，自主健康管理9日；4月15日再放寬，變成居家檢疫3天，以及自主健康管理11天，也就是目前的檢疫規定。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說明航空公司機組員過去一年檢疫規定的流變，其實是要強調：歷經將近一年半的長期抗疫，台灣的每一項防疫措施都有其規定的現實基礎。民主國家的防疫最難的不是它的「強度」，而在於如何有效防疫又能兼顧大多數人的正常生活運作。放寬航空公司機組員的檢疫規定，部分原因是基於對機組員的人道考量，更大的原因是要讓台灣的航空貨運能夠正常地運作；而過去一年，幾乎是台灣航空貨運有史以來最忙碌的期間，兩大航空公司貨暢其流對台灣的經濟成長更是居功厥偉。 所以，到現在還用事後諸葛的角度追究為何當初要放寬機組員檢疫規定，除了著眼於惡意的政治攻防，其實無甚實益。事實上，指揮中心早已祭出接種疫苗者的機組員可以不用隔離，只需7天自主健康管理的規定；但台灣疫情平穩，華航員工始終接種意願低落；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再好的政策也只能徒呼負負。 防疫是全民的事，指揮中心只能做出政策指引；但若當事人不落實，一切都成為枉然。防疫旅館內有沒有落實分艙分流？有沒有做好個人衛生？出現癥狀時有沒有即時通報，或者只是行險僥倖認為「不可能是我」？這都非指揮中心能力所及；倒是出了事之後，立刻說你「警覺性太低明顯疏失」，立馬要追出「戰犯」，而就算台灣防疫已經是世界冠軍了，還是要用事後諸葛的方式貼你一個「戰術錯誤」的標籤。試問，這對已經抵擋病毒近500天的防疫人員公平嗎？ 疫情再起，檢疫規定勢必趨嚴，許多人被限制活動，大型活動可能取消，公共場所必須實名制，連商家店面的生意都可能受影響，有怨懟與恐懼都是正常的。但互相的攻訐與猜忌無助於台灣防疫共同體，只有信任才能抗擊瘟疫，台灣人千萬記得過去一年抗疫成功的來時路。 （文章為上報主筆室撰寫的社論）
今年是中共建黨一百周年，中共推出一本《中國共產黨簡史》，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號召全國大範圍學習這部歷史。 我沒有心情去找這本書來看，不問可知，編寫這部書，一定遵照習近平的「最高指示：「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就是中國共產黨永遠正確，光榮偉大。 我們讀歷史，最重要的依據是史實，有了史實才能有史識，有了史識才能形成史觀。 何為史實？就是真實的歷史，而不是扭曲、破碎、掩飾、割裂的歷史，先把歷史真實找出來，然後才作研究。 何為史識？史識就是對歷史的解讀。解讀歷史不能憑主觀好惡，首先要依循歷史的發展規律，其次要依循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後還要依循人性。歷史是人的行為組成，離開人性根本無法解釋；歷史的發展都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基礎，離開人民的整體利益，歷史就沒有方向；歷史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它依循人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去發展，違背這三個大原則去解釋歷史，都是荒唐的。 何為史觀？史觀就是對歷史的宏觀認識。歷史不但要解釋，還需要有一個通盤的宏觀的概括，通過史實去掌握史識，由史識去確立史觀，唯有掌握了史觀，歷史對我們才是有意義的。正確的史觀帶引我們去認識歷史，透視現實，瞻望未來，錯誤的史觀使我們耳塞目盲。 中共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視歷史的政黨，中共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不是來源於中國人的授權，而是來源於他的打江山坐江山。歷史是他們對自己的描述，把自己描述得越偉大越英明，他的合法性才得到確認。反之，如果中共給中國人的認知，是不但沒有做多少好事，反而把中國人害得很慘，政治上壓迫，經濟上盤剝，文化上專制，如果他做了很多壞事，中國人無人不知，那他統治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不存在合法性，他就很容易被中國人推翻。 所以中共重視歷史，千方百計打扮自己，把「衰嘢」都抹去，把成績都放大，只要中國人個個相信他提供的歷史，接受他對歷史的解釋，確立與他一致的史觀，那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大模斯樣坐江山了。 反之，如果真實的歷史呈現出來的中共，卻是一副殘暴、無恥、專制的面目，數十年來折磨中國人，害死數以千萬的同胞，又把經濟文化搞得一塌糊塗，民不聊生，那他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就大有疑問。因此，中共的歷史是不能有瑕疵的，是不能質疑的，歷史真相要掩蓋，歷史研究要限制，歷史觀要符合中共的利益，而不是中國人的利益。 前三十年是誰否定的？其實都是中共自己否定的。反右運動在文革後徹底否定，為什麼右派分子都要平反？不但平反，還要作出賠償，如果反右正確，何必平反？大躍進也被中共自己否定了，大饑荒一來，大躍進就做不下去了，如果大躍進、大鍊鋼鐵、人民公社都是偉大正確，那為什麼沒有一直推行下去，直到現在還在躍進？大饑荒死了四千萬人，這是有統計數字依據的，連劉少奇都說，餓死人要上史書的。文革也是中共自己否定的，中共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就把文革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的，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中共承認自己在歷史上對中國人民犯下的錯誤和罪行，這本是會得到中國人民擁護的，一個政黨正視自己的錯誤歷史，正是這個黨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國人繼續對中共黨抱有希望的依據。但中共認識自己的錯誤，只是在文革後痛定思痛的那十年左右時間，此後中共對自己的錯誤和罪惡，越來越諱莫如深，越來越文過飾非，直至習近平手上，乾脆把所有的過錯和罪惡都一手抹去，連自己否定過的，也都再一次不認帳。 古今中外，歷史真相從來不會埋沒，中共的骯髒歷史遲早都會大白於天下（其實在海外無人不知)。中共粉飾自己的歷史，基於一種農民式的愚昧和無賴，與現代觀念背道而馳。事實就是事實，謊言就謊言，歷史嚴明，容不得抵賴和諉過。 不久前香港教育局把小學課本中的「中華民國退守台灣」，悄悄改成「國民黨退守台灣」，就是篡改歷史的一個例子。香港中文大學把「大學研究服務中心」拆散（這個服務中心收藏了最豐富的中國當代歷史資料），目的也是阻止香港和海外華人去追究中共的歷史罪惡。統治者以為他們能操控歷史，事實證明，他們最終將被歷史清算。秦始皇是千古暴君，毛澤東也終究是千古暴君，習近平粉飾黨史，到頭來只是白費心機。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原標題：篡改歷史者，最終必遭歷史清算）
自美國前總統川普因應中國不公平競爭手段與竊取美國先進技術疑慮以來，美國政府對中國產品的進口關稅政策，以及美國輸出中國的科技產品與外國使用美國技術生產的產品等，皆已採取嚴格管制手段。截至目前為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政策態度並未因為拜登上台而發生改變。此外，在以美國為首的許多先進國家對中國負面看法逐漸增加當下，中國卻未有調整，還祭出負向攻擊，甚而發起戰狼外交，這樣的現象，在近期違反人權的新疆棉花事件更是一覽無遺。 新疆棉事件後，即使過去一向與中國維持友好關係的歐盟，各會員國面對中國的交往政策也有所調整。特別是近期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網站在中國被封禁，外界認為可能是該智庫在其網站上聯名發表了題為《我們和MERICS站在一起》的文章。MERICS是指總部位於德國柏林的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中國政府在3月22日宣布對該智庫實施制裁。 換言之，即使外國重要學術智庫對於新疆人權相關議題提出不同於中國政府的看法，中國政府也無法容許，若中國對於外國智庫的言論審查政策態度持續封閉，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衝突只會愈來愈大。 如果外國智庫對於不利中國的言論會立即受到中國政府管制，顯見中國境內的人民或廠商更不可能有言論自由，或者該國境內的人民或團體同樣也會受到中國政府的控制，若此，則中國的廠商或人民到外國投資或就學，將有可能繼續受到中國政府的控制。如今，中國廠商所生產的產品已逐漸被發現會將消費者的使用資訊傳回中國，這表示使用中國產品的個別消費者資訊，一樣是沒有受到保護的。 民間也該禁用海康威視 隨著中國手機APP軟體、華為、大疆（DJI）無人機與海康威視等公司產品陸續被揭露有竊取消費者資料疑慮後，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已陸續禁止上述公司的產品，我國政府也採取相同措施。可惜的是，目前尚未看到民間部門自主禁止採用，或政府限制私部門使用那些會讓我國消費者資料外泄或回傳至中國的產品。 近期媒體報導，中國火鍋品牌「海底撈」溫哥華分店裝監視器的影像會回傳中國，台灣的海底撈公司也被發現使用的監視器品牌，就是中國最大的安全監控公司「海康威視」(Hikvision)，該品牌也是中國在東突厥斯坦地區壓迫維吾爾族監控技術的合約商，提供該地區臉部辨識系統、「再教育營」的「司法局教育轉化基地監控系統」。雖然海底撈公司聲明店內影像不會在台灣以外地區備份，且宣稱若有違反法律，會願意承擔所有責任，但是，民主國家的政府不會像共產政權監控所有廠商與人民的一舉一動，因此，海底撈公司是否有將資料回傳中國，且台灣政府有無能力知道其是否有回傳，消費者並不清楚，亦即，海底撈公司對台灣消費者的聲明並不可信。 應禁止私部門業者使用 行政院在2019年曾將中國華為、中興通訊及海康威視三家廠商列入公務機關禁止採購的黑名單，但是，若政府對於這些品牌有疑慮而不敢採用，自然應該同步禁止這類產品輸入台灣，而非僅是政府部門片面禁止使用。 雖然政府要盤點所有監視器品牌必然耗費大量成本，但在面對大型連鎖業者已被檢舉使用侵犯新疆人權的監視器品牌情況下，除非政府有能力為該中國品牌背書，否則政府有責任禁止民間業者更換該品牌監視器，以保護消費者權益。政府禁止有國安疑慮的產品進入台灣，並不會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反而是放任這類產品進入台灣竊取資料，才是和WTO主張公平貿易的精神有所違背。因此，資料保護與資訊安全不應區分公部門與私部門，希望政府對於上述中國產品的管制政策需有更周延的設計。 （※作者為淡江大學產業經濟與經濟學系合聘教授，全文轉自上報）
國民黨智庫副董事長連勝文4月29日再次批評民進黨無法解決疫苗問題，他說，如果今天是國民黨在執政，疫苗問題早就解決了；連勝文還不斷強調，他實在太想出國了，如果台灣現在有高效能疫苗，他一定馬上施打，然後去夏威夷。 連勝文談話的前提是「如果是國民黨執政」，外界或許可以來揣度一下，「如果國民黨執政」，台灣的疫情會變怎樣？ 如果國民黨執政，第一個面對的其實是口罩問題。去年元月初爆發新冠肺炎的第一時間，閣揆蘇貞昌宣布管制台灣的口罩出口，前總統馬英九抨擊此舉「氣度不夠、沒有人性」；當時還是高雄市長的韓國瑜認為「這未必是聰明的決定」。這些國民黨頭人當時主張應該用口罩援助中國，對照去年上半年台灣到處搶口罩的窘境，迄今還沒看到他們為自己當時的口出惡言，還給蘇貞昌一個應有的公道。 至於國民黨是不是有腦子在這麼早的時間就想出「口罩國家隊」的點子，實在很令人懷疑；倒是當時看到不少國民黨立委當時對口罩國家隊有「圖利（口罩）廠商」、「盲目擴廠」、「政府牟利」、「（領取）手續不便民」的批評。只是，如果當時口罩沒及時擴產，快速而又公平地送到民眾手中，別說不會有延續到現在的「Taiwan can help」外交援助計劃，連疫情能否擋下來恐怕都還是未知數。 回顧這場抗疫戰爭，幾乎所有的公衛專家都認為，在第一時間關閉與中國的邊境往來，是台灣能及時控制疫情的關鍵；以當時對病毒毫無所知的情況，只要慢個一兩天，染疫人數恐怕就是以等比級數增加。「如果國民黨執政」的第二個問題是，以國民黨人與對岸政府交好的程度，要他們在去年元月23日斷然關閉邊境，給中共難堪，是多強人所難的一件事。但如果不關閉，後來的台灣又會陷入什麼樣的疫情煉獄？ 再用比較長的時空背景看待現在加諸於台灣疫苗政策的批評，那就更荒謬了。台灣沒疫苗時，這些人質問人命關天，政府為何不趕快去搶疫苗？台灣好不容易有疫苗了，同一批人又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指控「買貴了」、「有利益輸送」。現在開始施打疫苗了，卻開始大罵為什麼沒有「高效能疫苗」？為什麼打疫苗的人這麼少？怎麼看都不順眼，怎麼做也都不滿意。 其實，以上的問題，都只要用常識就可以回答。 台灣疫情防控世界第一，別說台灣人根本沒有打疫苗的迫切需求，即使從人道的角度，台灣人都不該花大錢在國際市場跟疫情瀕臨失控的印度、歐陸與美洲國家搶疫苗。而指揮中心已經不只一次公開說他們無法掌握國際疫苗到台灣的時間了，地方政府與政治人物還裝腔作勢攻訐中央「不給疫苗到的時間」、「沒疫苗怎麼防疫」，無非是想營造莫須有的政治衝突。 民主國家的防疫政策當然可以批評，但既然防疫人員還在前線打仗，甚至有人因此而染疫，那些見獵心喜以為找到「政治破口」的人，至少也該為別人留些餘地，或問問自己：「如果我是他，能做得比他更好嗎？」對辛苦的人多些體諒，對未知的事多點謙卑，這種身為同胞的同理心，真的很難嗎？ 直到今天，印度醫療崩潰、哀鴻遍野；歐美國家反覆封城、經濟停頓；就連日韓迄今都人心惶惶，難以倖免；但連勝文卻說他好想出國，好想打「高效能的疫苗」去夏威夷。站著說話不腰疼，看人挑擔不吃力；這樣一群只用口水防疫的政客，到底是活在什麼樣的平行時空？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明年，中共即將召開二十大。已經當權兩屆的習近平無心退位，一心追求連任，甚至圖謀長期執政。這成了當今中國政治的最大焦點。 是焦點，更是焦慮。政治老人焦慮，此人一上來，就賴著不走了，後悔當初挑選了他；中共高層焦慮，此人已經失去約束，為所欲為，無法無天，如之奈何？習近平本人也焦慮，自己貪戀權位只想連任，企圖長期掌權；但也明知，受到黨內外、國內外這麼多反對或譏諷，難以估量將來的風險有多大！他心下沒底。 習近平專權、戀權、權欲熏心，癥結在於中共制度對他失去了約束力。他可以隨意修改憲法，比如，他強行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制；他可以隨意違反黨章，比如黨章規定：「黨反對一切形式的個人崇拜。」但習近平和習家軍卻肆無忌憚地大搞個人崇拜，每天把習近平及其「金句」置於黨媒、黨報的頭版頭條，千歌萬頌，毫無廉恥。 常識告訴我們，越是民主的社會，權力越是受到制約，個人私心私慾難以逾越公眾利益；越是極權的社會，權力越是失去控制，當權者的個人私心私慾可以隨意逾越公眾利益，隨意綁架公眾、隨意踐踏公眾意志。 權力如春藥，讓人發情，讓人上癮，讓人墮落。失去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尤其如此。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最致命的就是心靈的腐敗。包括習近平、普京、金正恩這些獨裁者在內，都陷入深重的心靈腐敗。 備受批評的習近平或許不服氣：說到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為什麼金正恩可以，我就不可以？為什麼普京可以，我就不可以？ 問題是，習近平無法跟金正恩比，因為那畢竟是三代世襲，自有它的政治慣性。朝鮮政治是世界上最落後、最反動的政治，一時無從變革。但經歷改革開放的中共，有何必要參照那個最壞的樣板？ 習近平無法跟普京比，俄羅斯至少還有選舉、還有選票。普京戀棧權力，變作花樣延期掌權，但他也不得不通過全國選舉的大考、全民投票的大關。 當今中國政治介於朝鮮和俄羅斯之間，極端專制與半專制之間，或許讓習近平有生不逢時之感。於是，習近平恨上了改革開放。他或許幻想，要是沒有改革開放，他直接繼位多好！沒有領導人任期制，民眾不得對領導人指指點點，他就能像毛澤東那樣，唯我獨尊，一直掌權到死。 然而，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中國又怎能積累出今天的國力，供習近平炫耀和揮霍？如果沒有毛澤東死後的政治變遷，他的父親習仲勛和他們全家又如何能夠翻身？說到底，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習近平又如何能混到今天的地位？ 從黨內而言，習近平登上最高權位固然純屬意外之福，但這個福氣不是來自於毛澤東，而是來自於鄧小平。但他卻偏偏恨上了鄧小平，而愛上了毛澤東。 筆者常說，中共以一黨之私，禍一國之利；如今，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習近平又回到一人獨裁 — 不僅以一己之私禍一國之利，更以一己之私禍一黨之利。實際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歷經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算到習近平上台為止）之後，中共出了狀況。無論從民主政治還是專制政治角度觀察，中共都出了狀況。 論民主政治，中共不僅落後而且嚴重落後，遠遠落後於二十一世紀的文明世界之外；論專制政治，中共嚴重倒退，退回到毛澤東時代，退回到一百多年前清朝，甚至退回到兩千多年前的秦朝，連封建王朝的「開明專制」都談不上，而是黑暗專制。 習近平的兩極路線，即極左路線和極端獨裁，固然給中國帶來禍害，其實給中共本身，都帶來禍害。道理很簡單，一個政黨的自我反省、自我革新之路，政治改革之路，已經被習近平和習家軍完全堵死。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三月初仍是中國官媒報道提及的「中國驕傲」，出生與成長於北京的趙婷，作為首位在中國大陸出生的奧斯卡最佳導演，目前卻在大陸受到全面的封殺，不但奧斯卡得獎不得報道，更被一些「小粉紅」攻擊成為「辱華」，再次顯示所謂「辱華」的新底線，以及「小粉紅」玻璃心之脆弱，是如何的荒謬。 由「中國驕傲」到「辱華」的距離是甚麼？原來是因為有「小粉紅」找出2013年的美國電影雜誌《電影人》（Filmmaker），趙婷當時指自己童年的中國，是「一個遍地謊言的地方」；而另一個澳大利亞的訪問之中，趙婷說「美國如今是我的國家」；這兩個都明顯是事實的說法，前者只談及自己的觀感，後者則完全是事實的描述，那麼為何就會變成了中共官方的大逆不道呢？ 早幾年香港有「反水貨」遊行，有人手持「中國人買中國貨」、「中國人買中國奶粉」的標語，當時被中國大陸的「小粉紅」破口大罵，指這是「港獨」，是「傷害中國人民感情」；這些都顯示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中國如果不是遍地謊言，為何人民偏偏不吃中國奶粉？ 2008年的三鹿奶粉醜聞，至今已達13年之久；回想一下這幾年的新聞，例如2013年香港實施限奶令後，當時的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更向一班親共議員投訴，指控連自己的孫女，也因為香港的限奶令，而令其外國奶粉的供應出現了問題，指事件令他「很頭痛」云云；甚至去到2019年6月，三艘中國解放軍的軍艦訪問澳大利亞，只不過短短停留5天，卻買了一箱箱的奶粉運上軍艦運走；而即使《環球時報》替解放軍「澄清」，說「只不過買了50多罐」，問題來了，為何軍人竟要買奶粉回國呢？難道中國沒有奶粉生產嗎？ 近日中國大搞「疫苗外交」，結果歐美各先進國家，都拒絕使用中國的疫苗，只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願意採納中國的疫苗；而中國大陸的人民又如何呢？這兩年的疫症爆發之前，香港成為了「醫藥港」，大批來自大陸的中國人民，來香港指定要打「非中國公司」同時「非中國產」的疫苗，而指定要外國貨。為何中國人自己都不相信中國的疫苗呢？ 秘魯前總統比斯卡拉（Martin Vizcarra）於上年10月「偷步」接種中國國葯的疫苗，後成為當地政壇的醜聞，可是今年4月25日仍然不得不在Twitter上，透露自己卻仍然與妻子同時確診染疫；加上早前智利首都聖地牙哥的樞機主教奧斯（Celestino Aós Braco），亦在打了兩劑科興疫苗一個月後依然確診，這些例子都說明了，中國人民對自己疫苗的擔心，正是明顯不過的事實；那麼說這些疫苗「誇大」了自己作用，又或者一些遍地親政府說法誇大說法是「謊言」，又為何變成了「辱華」？ 說真話，就變成「辱華」，只不過是批評「假大空」以及社會風氣，其實半句都沒有提到政治，或者威脅政權，都居然可以轉眼被全面封殺，這種完全不作檢討，只會唱好的手法，當然只會令社會更加退步。 而更荒謬的，就是如今任何對中國大陸現況的批評，來自香港就變「港獨」，來自台灣就變「台獨」，來自西藏就變「藏獨」，來自新疆就變「疆獨」，和日本有關就變「右翼軍國主義」，和美國英國歐洲有關，就變「勾結外國勢力、八國聯軍」，好啦來自中國大陸，找不到「獨」的借口，就只好餘下一個「辱華」了，真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總之不說謊言，就是罪。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馬雲做生意開風氣之先，他的成功有天時地利人和，也與他的人生智慧分不開。他是那種敲敲頭頂腳底下會響的聰明人，只看他公開演講，總是有機鋒有埋伏，還喜歡像說相聲那樣「抖包袱」，總會博得滿場笑聲掌聲。 前不久馬雲提到中國金融的系統性風險，說中國金融根本沒有系統，這句話惹禍上身，搞到螞蟻集團不能上市，還要被拆骨，阿里巴巴被以壟斷罪論處罰了一百八十多億。馬雲不但認了罰款，還要表示「誠心誠意」接受。 馬雲胳膊扭不過大腿，證明他面對的中共政府，不但有「系統」，還有天下第一嚴苛的壟斷系統，只有中共壟斷別人，容不得別人壟斷他。 最近有人翻出馬雲2013年的視頻，他說1985年他去澳大利亞，去之前他認為中國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因為從小受教育是我們要解放全人類，結果去了後才發現，人家需要解放我們先（這句話句式學香港，「先」字倒裝了)。他說，我們一定要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問題。 這些話當然說得很精采，也都是同時代中國人親身經歷的事。我在大陸所受的教育，就是全世界人民包括台灣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吃不飽穿不暖，受壓迫受剝削。中國人都信了，準備去解放全人類。 一個餓死四千萬同胞的國家，說要解放全人類，真是好大的口氣。 馬雲的意思是，中國人應該從共產主義迷幻中走出來，老老實實做事，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至於要不要﹑能不能解放全人類，那就容當後論。 2013年馬雲還有一點底氣開玩笑，放在今天，莫非他嫌一百八十億罰得還不夠重?今日馬雲沒這個膽說，底下的人也沒有膽聽，更不敢大笑鼓掌了。 中國不是說真話的地方，馬雲喜歡說真話，又有表演欲，難免禍從口出。任志強也很敢說話，現在關到牢里去了，馬雲說過「中國企業家確實沒有好下場」，這句話倒是有先見之明。 馬雲最近現身在酒吧，看上去人胖了，還談笑風生，在公開場合，他盡量表現出生活一切正常的樣子，但誰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 中共對阿里巴巴的清算，絕對不是因為馬雲幾句話不中聽，中共清算馬雲只是一個試點，看看全國範圍內的「打土豪分田地」怎麼做才更順手。 打土豪分田地，根本是中共的本性，就是中共不管在什麼環境下執政，眼裡永遠盯著全國的財富。財富不是屬於中國人個人所有，中國所有的財富都應該屬於中共所有，至於中共要分多少財富給中國人，那就要看看當時的中共處在什麼環境下，那個環境需要對財富做什麼樣的處理。 文革後中共瀕臨崩潰，鄧小平被迫實行改革開放，那叫做韜光養晦，用民間說法，叫做裝孫子，就是把自己的姿態放低，求別人幫忙，等到最艱難的日子過去了，自己的實力慢慢強壯，那時翻臉不認人，自己就揚眉吐氣。 這便是多年來國退民進的理由，國家暫時退出來，讓一點利給中國人，等到讓得差不多了，就把讓出去的再收回來，那時自己的力氣大增，政權穩固，可以下手收拾人民了。 所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說法，最近又流行起來，就是時候到了，該歸誰的還要歸誰。 沒有霸盡天下財產，中共怎麼會有力量統治人民?人民要吃飯，吃飯要靠中共，人民怎麼會不聽話?少數人吃了飯還不聽話，那很好辦，把他們抓起來去坐牢，甚至槍斃了事，那問題就解決了。 最近大陸年輕人又在讀毛選（毛澤東著作），學校圖書館又在清理封資修圖書，全國性學習「黨史」，接受洗腦，私營企業老闆紛紛以這樣那樣的罪名管束起來，公司拆骨，財產充公。大陸經濟形勢不妙，未來日子不好過，西方各國圍堵中共，台海可能會打仗，這種形勢下，接收私營企業的財產更有正當性了。 香港大量商界領袖，怯於中共淫威，爭先恐後表忠，迎接中共獨裁統治君臨香港，他們不知道，那一切都正在為自己和子孫挖墳墓。打土豪分田地，中共的胃口不只在大陸，還在香港，還在台灣。台灣尚有活路，香港是絕對沒有活路的。 馬雲之鑒，豈只是一百八十億那麼簡單，任志強坐牢去了，孫大午也難免此劫，還有多少我們不知道的私企老闆成了砧上肉，香港富豪們，如果還對中共抱有幻想，那日後有什麼三長兩短，就只能怪自己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原標題為《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共本性》）
因疫情調整賽制的美國職籃NBA正展開下半階段比賽，就在各隊為擠進季後賽拼搏的同時，NBA的「收視率問題」近日再成美國體壇討論話題。資深體育記者特拉維斯（Clay Travis／OutKick的創辦人）此前已提出多個數據反映了觀眾的流失，例如近20餘年來美國增加了約5千萬人口，NBA的平均收視群反而暴跌近3千萬人，1998年喬丹領軍公牛隊對上猶他爵士隊，曾吸引3千700萬觀眾收看冠軍賽的盛況，迄今已難復見。 而NBA的警訊還不僅於此。去年NBA總冠軍賽，儘管是由當紅的詹姆斯（LeBron James）率領湖人隊和熱火隊爭冠，六場比賽平均收視觀眾也才700多萬，或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美國籃球迷轉看足球所致，偏偏當年度大學籃球比賽（NCAA）冠軍賽的平均收視觀眾仍有1千700多萬。不光是這樣，就連德州一個小區域的籃球比賽都能吸引超過NBA兩倍人口的收視觀眾。 2020到2021年賽季，主要轉播NBA比賽的電視台ABC相較十年前，收視率驟降了45%，其他如TNT、ESPN也分別下降40%和20%，連帶NBA電玩遊戲銷售量也大幅滑落。就特拉維斯的說法，這些數據顯示球迷其實並沒有放棄籃球，只是棄NBA而去。 NBA雖為一體育賽事，過去以來比起其他美國體育聯盟，則更凸顯了自己在自由、人權價值上的立場。60年代，美國各地掀起黑人平權運動，當時波士頓賽爾蒂克隊曾因創了NBA歷史，首度將黑人球員排入先發而引起軒然大波；20世紀初，NBA最偉大球星魔術強生被診斷感染愛滋病，不少球員拒絕和他同場比賽，卻得到喬登、巴克利等天王球星支持，彷彿為社會大眾上了一課「不要歧視愛滋病患」；繼之，2013年科林斯（Jason Collins）成為NBA第一個公開出櫃的球員，當時的NBA總裁史頓（David Stern）更率先公開力挺他，此舉無疑為美國同性戀者送上極大溫暖。而最嚴格看待種族歧視言論的運動聯盟也非NBA莫屬。 可以說，NBA曾挾其不只國內且廣被國外的球迷，在創造無窮商機之餘，還以其「政治正確」另外為自己戴上一頂道德高帽。但過往成就，無論出於比賽本身，或是價值理念的額外加持，都無法力挽如今收視群流失的現象。這一、二十年來，NBA並非坐視不管，且積極更改規則、靈活賽事和包裝賽場以求變革，觀眾還是留不住。 於此同時，當然也有人將因素歸咎NBA這些年來就是太講究政治正確，所謂透過聯盟道德使命傳遞「社會正義」，讓NBA不再局限「體育賽事」格局，卻也讓球迷愈加對他行諸正義之舉感到疲乏，寧可回歸一些比較純粹的體育比賽。正當本賽季NBA收視一直拉不上來的同時，Yahoo／YouGov曾發布一份民調，顯示有11%的美國人會因為體育賽事標舉某種政治宣傳（符合個人政治意識）而看更多轉播，但有34.5%的人反而因此跳過比賽。而今看來，這或許是NBA收視下滑的因素之一。 眼看趨勢如此，這也另外解釋了NBA何以這般積極經營中國市場，在國內球迷大量萎縮的情況下，被指擁有「十億潛在客戶」的中國，當然會被NBA視為另一個綠洲。1992年NBA組成夢幻隊驚艷奧運，中國旋即掀起NBA熱，隨之中國對NBA的最大誘因很簡單，就是金錢。在一個隨時會遭指控「妄議中央」的社會，NBA的經營之道，正是謹記自己在國內標舉「社會正義」卻造成球迷流失的反效果，而采「悶聲發大財」策略，逐步在中國建構出於其他國家很難達成的事業基礎。 但問題就在美國民眾並沒有忘記NBA自己過去標舉的自由、人權定位。直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因為在推特發文「為自由而戰、和香港站在一起（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不但遭中國輿論、球迷圍剿，連帶讓NBA遭抵制，如今甚而只有零星轉播和「翻牆收視」，NBA的「悶聲發大財」終究觸礁。 去年九月，美國民調機構哈里斯（Harris Poll）亦針對NBA收視下滑進行民調，同樣顯示「聯盟變得太政治化」或是球迷流失的重要原因，其中還有近兩成球迷表示是因為NBA和中國緊密的關係而轉檯。這結果看似弔詭，即NBA在中國謹言慎行、少碰政治，理當是「聯盟變得太政治化」的反證，但只要回歸常識，任誰都能理解，在美國藉體育宣傳社會正義，確實促使了聯盟「太政治化」，在中國，刻意不對自由、民主、人權議題表態，卻正是高度服膺政治所致，結果就是令人覺得NBA不管在美國、中國，作風都很「政治」。 「莫雷事件」發生，現任NBA總裁席佛（Adam Silver）縱然拒絕為了其言論向中方道歉，但基本上他一直是中共政黨路線的妥協者，且NBA無論從經營階層到一線球星，對中國的言論審查和侵犯人權，並不像它在面對美國社會時所持的標準，且常以「尊重當地文化」去迴避問題本質，因此無論從哪一角度看待，此時NBA都會予人產生一種虛偽的感覺。那麼，NCAA或其他區域籃球比賽，相較之下就更傾向於純粹的體育盛宴了。 NBA在如此特殊的東方市場涉水之深，未來和自己數十年苦心建立的價值意識應該只有更多衝突，「中國」終究會是一把兩面刃。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近日兩條消息，一是習近平將出席拜登召集的氣候峰會，二是美中兩國即將互派大使。 這兩件事，顯然都是拜登的氣候特使克里訪問上海的成果。克里此去，雙方都很低調，比起拜登的私人好友陶德訪問台灣，恰成鮮明對比。陶德去台灣大鑼大鼓，又見蔡英文又和政府和軍方人員會見，克里去中國，只和氣候大使謝振華見面，和政治局常委韓正視訊通話，行程中沒有公開活動，每日呆在酒店，似乎很怕出去見人。 拜登同時派兩個人去海峽兩岸，但兩個人的任務很不相同。陶德是去作全方位溝通，據說連國民黨對九二共識的態度都問到了。美台關係正全面提升，外交軍事高科技話題很多。克里去上海，只有一個話題，就是習近平參不參加氣候峰會。 拜登主持氣候峰會，那是他競選時誇下的海口，是拜登施政的一大亮點。既然是一場大戲，當然希望做得似模似樣，氣候峰會缺了中共，聲勢沒那麼好看，所以習近平來不來，就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 習近平來了當然好，不來影響也不大。你和中共談任何問題，他什麼都敢應承你，但你要他做，他就要看自己高不高興。簽了協議他都可以不認，更不必提只是大家坐而論道，夸夸其談，你怎麼知道他說的真定假？ 但場面始終要好看一點，所以習近平還是來比不來好，這是拜登派克里去中國的原因。 現在的情況表明，克里果然不負所托，習近平答應參加。以中共目前的處境，幾乎所有的國際事務，美國都把中共排除在外，要談就和盟國談，五眼聯盟是自己人，韓國東盟要拉攏，歐盟只等他們自己轉向，所有的國際事務，幾乎都與中共無關，要孤立中共，圍堵中共，甩掉中共。習近平面臨大半個世界的打壓，在博鰲論談大吐苦水，扮可憐相，足證他寢食難安之狀。 李克強前不久也釋出善意，希望西方國家不要割席，要合作共贏，原因就在中共也明白，與世界先進國家對立，對自己意味著永遠的落後，因此只要有機會，都要避免這種惡果。 但數遍所有選項，目前唯一對美國政府有吸引力的，就剩下氣候這個議題了，美國有所求於中共的，只剩下這件事。這就像茫茫大海中一條浮木，習近平再錯過，此去就要靠自己用盡吃奶力氣划水了。更糟糕的是，如果連氣候峰會都不配合，那拜登對習近平就更不抱任何希望了，此後只會更奱本加厲與中共斗下去。 因此，習近平參加峰會，好歹都維持兩國之間的一點互動，有這個基礎，以後再開展其他領域的交手，大家臉色都會好看一點，之前在阿拉斯加，搞得面左左，以後想要談，還需要有一點氣氛在，這是習近平最終會出席峰會的原因所在。去的話有一線希望，不去連一線希望都沒有了。 當然，克里也沒有空手去，克里送給習近平的見面禮，是兩國恢復互派大使。自特朗普手上召回大使後，兩國大使就一直懸空，大使離任是外交降格的表現，很多正常的溝通渠道都堵死，那使中共像熱鍋上的螞蟻，惡夢不斷。現在勉強互派大使，氣氛似乎緩和一點，那也是習近平求之不得的事，至少，他可以向黨內反對勢力顯示，由於他的英明領導，美國人又聽話了。 但中美關係會因為習近平出席峰會而改善嗎?當然不會。氣候問題是老大難問題，是長時間問題，雖然也重要，但比起迫在眉睫的美中對抗，輕重緩急的衡量很容易。就好比兩夫妻一天到晚吵架，哪有什麼心情研究生不生孩子? 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不能輸，尤其是不能輸給中共，不但不能輸，還一定要贏，一定要迫使中共就範，遵守國際規則。因此拜登的氣候峰會只是演一場戲，至於先前的美日首腦會談，隨之而來的應對台海南海危機，高科技和軍備競賽，建立國際反共陣線，這些才是維繫美國生存的要事，氣候問題得閑冇事搞一搞，算是對選民交代，也算是一個有遠見和抱負的好總統，如此而已。 這個氣候峰會會有成果嗎?大多數是沒有，有的話也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空話，各國表態都很政治正確，但沒有人會真正落力去做。因為你注重氣候問題，一定影響經濟發展，你限制自己，別人不限制自己，那你的克己復禮只是傷了自身，對地球一點幫助都沒有，試問誰有那麼笨? 拜登只要求習近平露一露臉，習近平也只是露一露臉，換來兩國互換大使，大使互換了，兩國外交也不會恢復舊觀。所以到最後，什麼都沒有發生，沒有人從這場峰會得到什麼，也沒有人失去什麼，一切仍按舊軌道走下去。 美中之間沒有合作的問題，只有什麼時候攤牌的問題。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