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聊天室：揮淚送行蔣繼先先生
2026 年 9 月 21 日
今年六四，在維園一片深重的黑暗之下，過去了。香港警察如臨大敵，風聲鶴唳，中共港共滿身毛孔都豎起來，而六四，還是過去了。 香港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紀念六四。我們紀念一個日子，不只是用儀式，用物品，用嘴和手，更重要的是用腦，用心。我們一日活著，心與腦沒有死，我們就可以紀念一個日子，這是暴虐的專制政權無法剝奪的。 每年六四維多利亞公園的紀念活動，已經成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是香港「一國兩制」的象徵。有這個燭光之海，基本法「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就還有效，沒有這個燭光之海，這個承諾就由中共自己背棄了。中共背棄自己的承諾已是家常便飯，沒有維園燭光之海也就不奇怪了。 誰害怕歷史？只有傷天害理的政權，欠下人民血債的政權才害怕歷史，但中外歷史上，有哪一個兇殘的政權，到最後能逃避歷史的清算?人民的記憶永遠比政權長命，歷史可能曲折，但歷史的走向早已註定，正義可能遲到，但不會永遠缺席。 中國發生六四，是中國當代歷史發展的必然。現在已經很清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不是為救中國，是為救中共；鄧小平鎮壓六四民主運動，不是為救中國，也是為救中共。沒有改革開放，中共會滅亡，沒有鎮壓六四，中共也會滅亡。 六四後，鄧小平仍堅持經濟改革，因為若因六四而中止改革，中共也會滅亡；但鄧小平一開始打算進行的有限度政治改革，也就無疾而終。中共從此走向極度專制獨裁之路，原想模仿新加坡，走開明專制的路，這條路也走不下去。 習近平上台時中共經濟實力大增，政權通過高科技管控，社會籠罩在專政黑幕之下。中共的擴張政策，引致西方國家的反擊，以致中共不斷倒退，直退到文革，直退向自己的小兄弟朝鮮。中國的現實，就是一個放大的朝鮮，一個放大的人間地獄。 歷史在六四大轉彎，中國沒有向好，只有向壞，中國向壞造成內外環境惡化，內外環境惡化又促使中共更壞，這是一個螺旋式下滑的惡性循環，一直往下往下，下到不知什麼地方去。 六四一役，把中國人原有的家國情懷﹑政治激情和正義感，都消耗掉了。政治精英紛紛出走，留下來的也被管控；大量知識分子選擇服膺犬儒哲學，與專政統治者妥協，博取現實利益；更多的基層民眾專心賺錢，競爭上位，錢多了就沉迷於物質狂歡。國家體制是否合理，社會是否公平，生活是否可持續，不再有人關心。一個人在遭遇厄運時才會反抗，但你長期對社會不公麻木，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也只有自己去面對。社會反抗零星，社會就不斷淪落下去。 六四時鄧小平有言：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中共殺中國人好像殺螻蟻一樣，果然殺了二十萬，不只得到二十年穩定。但穩定要看穩定在什麼狀態之下，穩定在社會和諧的狀態，這種穩定可以持續，穩定在矛盾深潛﹑地雷遍地的狀態之下，這種穩定只是假象。 六四三十二年過去了，中共已過了上升與下沉的分水嶺，從2018年開始，中共由高峰處下滑，正以近乎自由落體速度往深淵衝下去。中共從沒有處在如此惡劣的內外環境之中，更分明已失去應對環境壓力的能力，這是中共噩夢的開始，只是如何爆煲﹑如何收拾﹑如何下場的問題了。 中共平反六四，等於催化自己的死亡。歷史在六四時給過中共一次機會，歷史不會再給第二次機會了。中國人雖失去家國情懷，失去歷史責任感，失去正義感，但等到中國人都明白不反抗就沒有活路時，還是會拚死一搏的。到那時，歷史不會重複六四波瀾壯闊的正義風潮，歷史會以另一種形式來完結中共統治。 中國一定要經過一次徹底的翻覆，才能找到一條生路，中國人一定要死過才能翻生，這個過程將會很殘酷，我們對此要有充份的心理準備。王岐山說要吃草，習近平說要「向死而生」，他們都看到自己的結局，中國人也會看到，香港人更早已看到。 到最後，為六四平反的不會是中共，是中國人。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減少憂慮症」，效法春秋末期卧薪嘗膽的越王勾踐「十年生育、十年聚養」之策，在六一前夕終於官宣放開「三孩」，被戲謔為「最好的兒童節禮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會氛圍中，民間輿論並不領情。 家庭教育投資：高投入低回報 從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專著《人口：中國的懸劍》開始，人口問題、人口政策問題一直在我的視野中。鑒於中國的現實，我認為鼓勵三孩是中國政府無視國情而出的昏招、錯招。在一孩政策廢止之後，政府應該及時讓政府控制的計劃生育轉型為家庭決策的社會節育，將生育決策權還給家庭。 養育孩子需要不失體面的居住條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對於正當育齡的80、90後，住房早就成了「六個荷包供養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質量不高還在其次，僅大學學費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負擔。更令中國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學也很難就業，即便是勉強就業，多數人的薪酬僅夠生活開銷。 中國青年一代總體上的無望狀態，有兩組數據可蠡測：一是中國總理李克強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數據，中國人均年收入3萬元，其中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這一點，正好與聯合國2020年3月發布的一項調查表達的是同樣內容：全球2.67億青年處於「無工、無學、無培訓」的「三無」狀態。該報告稱，全球青年失業率約為13.6%；全球4.29億在崗青年中，有近5500萬處於極度貧困狀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9美元，佔總人數13%；有7100萬處於中等貧困狀態，每天生活費低於3.2美元，佔到總人數的17%。 中國的情況大概與這個報告相彷彿，就算在崗，應該也有不少處於勉強糊口狀態。中國青年一代為什麼「躺平」——這個詞已經被賦予社會反抗的意義。但不管用什麼外鑠金粉，核心要義就是低物慾、低消費，對應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來，哪怕一天工作12小時，身兼兩職，也買不起房；不少人覺得，結婚供養家庭已是累贅，供養一個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個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氣？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經是社會中堅年齡層，他們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實是未來中國20年的命運。 生育決策權應該還給家庭的理由 前面說的，只是中國政府在做出生育決策時不審時度勢，無視中國一半人口根本無法承擔生兒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問題還不在這，而是生育這種家庭層面的事情，中國政府不應該越俎代庖，強行代替家庭做決策。一個家庭是否生育孩子，這個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資格的決策者。因為只有他們，才清楚自己的經濟條件能否承擔生養、生養幾個的育兒任務。 正當育齡的1980、1990這兩代人，經歷了中國教育產業化、就業維艱，醫療、教育、住房這新三座大山壓頭的「中國崛起時期」。其中不少人受過高等教育，深知父母為自己拼盡了血本才供養他們讀了大學，有的還由父母、祖父母資助買了房。 以下是國內有人計算的生育（養育）成本： 前幾年就有人計算過，居住在二線城市，從懷孕到養一個孩子到大學畢業，要花98萬元； 網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養仨娃，每年花掉300萬》。這是希望孩子高起點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萬，按年計算，幾乎是每年5萬。中國伴隨著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而來的，是高等教育質量下降；隨著高校擴招而來的，就是大學畢業生失業。這是從2003年就開始的中國故事。最開始，媒體還當回事報道，成為社會常態之後，重點就轉移到海歸回國低薪就業或者找不到工作。雖然過度教育的結果是回報遠遠低於教育投資，但是隨著就業的日益艱難，只要家長還有點能力，仍然會將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決策權理所當然應該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為不管什麼情況，養育子女的辛苦與費用全由家庭承擔，無論從社會倫理還是投資 — 回報邏輯來說，政府毫無理由決定一個家庭的生育計劃。還有一個因素需要考慮：一旦生育權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資源，就會成為一些人用來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國家的教育系統，這時才是需要政府（國家力量）出場之時。 國家力量應該引導教育資源配置 大學文科教育畢業後就業艱難，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 美國智庫第三條道路（Third Way）曾於2020年，發布研究報告《市盈率溢價：衡量高等教育投資回報的一種新方法》。研究發現，沒有投資回報的學校絕大多數集中在營利性院校。例如，51%的營利性大學大多數學生的收入低於高中畢業生，這意味著就讀這些機構的學生並沒有通過高等教育獲得經濟獎勵。 這個報告其實高估了美國大學的投資回報。即使非營利性大學，其開設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諸凡美國左派熱衷的各種理論，社會不需要，只能到政府與NGO就業。以我的熟人圈而論，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讀書，畢業後很多處於就業艱難狀態，或者是半薪就業，或者是在社區大學重新學一門實用的技術型課程。有位哥倫比亞大學批判性寫作專業畢業的碩士生，最後選擇這樣的職業生涯：半年去英國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鑽井工作，半年在家寫作。他賴以謀生的工作與其專業毫無關係，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學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國在高等教育產業化後，經歷了高等教育大躍進，不少本無大學資質的大專都被提升為大學，從而使中國大學教育更加劣質化。按照職業分層，一個國家本來進入精英階層的人數就是有限的，這就是中國國內約700萬外賣小哥當中，碩士以上學歷者近7萬的原因。對中國的家庭來說，花費高額投資培養一位碩士最後去送外賣，不管媒體如何從中尋找意義，這種學歷、這種教育投資都不是送外賣需要的。 因此，中國政府應該在教育系統擠水分，學習德國經驗，在高中時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分流。職業高中的教育應該多元化，供選擇的行業多。 最後對本文做個小結：政府（國家力量）不應該介入家庭生育決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決策權在於家庭。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質量，減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資源浪費；改善社會條件，著重於抑制房價，儘可能讓社會上升管道暢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老大哥」為什麼關心女性的月經問題？ 中國微博社群最近驚現「婦女隨訪員」：一張微博貼文的截圖顯示：「大家好，我是金穗社區已婚育齡婦女隨訪員，請你們把最後一次月經日期發到私信里。」這只是一個試探信號，下一步，恐怕就是全副武裝的「月經警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嚴加盤問、登記造冊了。 「老大哥」關心女性的月經問題，表明中國人口的急劇下降的問題已然十分嚴重。此前，中國的人口普查數據遲遲不敢公布，公布之後就連普通民眾也指出各項數字移花接木、自相矛盾。習近平時代中共技術官僚的政治化和奴才化，使其造假的能力大幅退化，各項灌水數據只能哄騙習近平這個身上什麼都沒有穿的半文盲皇帝。 過去四十多年，中共實行嚴厲的一胎化政策，據西方媒體報道，截止到二零一三年，中國總計實施了三點三億次墮胎手術，一點九六億次絕育手術。龐大的計生委使用各種野蠻手段，諸如圍追堵截、強制引產、結紮等，對被迫墮胎、引產的婦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傷害。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揭露計劃生育政策的殘酷真相，卻遭受舉國之力的打壓，成為「國家的敵人」。 在此期間，中國廣大鄉村常見各種讓人心驚肉跳的、血腥殘忍的宣傳口號，如：「寧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個」、「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但近年來，當局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聲嘶力竭地鼓勵生育。田間地頭，原先的標語被覆蓋上新的大紅字體，與先前的南轅北轍，卻同樣殺氣騰騰：「二胎獎，一胎罰，丁克不育都該抓」、「一人拒絕多生，全村人工授精」。 我曾戲稱習近平為「習奧塞斯庫」，因為專橫、愚蠢、粗鄙的習近平，宛若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的「轉世靈童」。「月經員警」是齊奧塞斯庫的發明，習近平的「已婚育齡婦女隨訪員」只是東施效顰。英國歷史學家雷根在《愚昧改變歷史》一書記載，齊奧塞斯庫時代，羅馬尼亞經濟發展停滯、人民生活困苦，人口呈負增長趨勢。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為了「提高人口數量」以「增強國力」，悍然頒布「七七零法令」。該法令規定，生育孩子是「高貴而傑出的任務」，是愛國主義的完美詮釋，每個四十五歲以下的女性都應該為祖國生下至少五個孩子，國家對生育超過法定數量的婦女公開表彰。 反之，羅馬尼亞當局宣稱「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對二十五歲以上的單身女性、已婚不生育夫婦作出強行懲罰，後來發展到對所有「無子女人員」每月從工資中強行扣除一種名為「社會撫養費」的特殊稅金。與之配套，政府實施禁止墮胎、禁止節育、禁止離婚的政策，派遣執法者進駐機關、工廠、學校、農村等單位對婦女嚴格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對避孕的婦女和做墮胎手術的醫生，一經查出就嚴厲打擊、處罰監禁。當時的羅馬尼亞人私下把這些執法者稱為「月經員警」。 習近平不遺餘力地學習毛澤東、希特勒、齊奧塞斯庫，以為「人多力量大」是絕對真理，而只要控制了女性的月經就可促進人口的增長。他只有一個女兒，沒有做出好的表率，得趕緊充實後宮，製造出一長串「共產主義接班人」來。 「已婚育齡婦女隨訪員」這種新職業的出現，說明後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好不容易爭取到的一丁點私人生活領域的隱私與自由即將被黨國收走。羅馬尼亞流亡作家馬內阿在《論小丑》一書中的描述，用在今天的中國絲毫不差：「在極權主義狀態下，封鎖的社會和一盤散沙的民眾共同維護著一個由私人和國有牢房組成的大監獄，看守牢房的不僅有獄卒，還有自己的同伴：一個仁慈而有效地解決社會衝突的殘忍辦法。」 連腹誹也會被定罪的國家，與地獄有什麼差別？ 中國的「數位極權主義」，超越了歐威爾在一九四零年代的想像——如果歐威爾生活在今天，重寫提筆反烏托邦和反極權主義的小說，必定會發現中國的有關素材滿坑滿谷，無需發揮想像力，只要如是寫來，就比《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還要精彩。 中國的「數位極權主義」，也超越今天的觀察家們的想像——在東突厥斯坦，目不轉睛地盯著一千兩百萬維吾爾人的一舉一動的，不單單是「老大哥」的眼睛，更是無所不在的攝像頭。 攝像頭很快升級換代，不僅可以記錄，更可以分析、歸類：一名中國軟體工程師接受匿名西方媒體採訪時披露，在新疆的數間警察局，安裝了使用人工智慧和臉部辨識技術來偵測情緒狀態的監視系統，並對維吾爾人進行測試。他說：「中國政府利用維吾爾人作為測試對象，進行不同實驗，就像實驗室里的白老鼠一樣。……我們將情緒偵測攝影機安裝在距離測試對象三公尺的地方。類似測謊器，但使用更先進技術。」 員警和技術人員讓受試者坐在「約束椅」上，手腳都被金屬裝置固定住，然後由人口智慧系統偵測和分析接受測試者的皮膚毛孔和面部表情的微小變化。最後，軟體會產出一張圓餅圖，分析測試對象的狀態，紅色部分代表負面或焦慮情緒——這種人會被視為危險人物，列入嚴格管控的黑名單。該軟體工程師指出，這套軟體是用來「在沒有可信證據下（對受試者）進行預判」。可見，科學技術從來不是中性的，先進的科學技術若掌握在極權政府手中，使其如虎添翼，當然就是助紂為虐。 在中國，腹誹是罪，沉默也是罪，因為腹誹和沉默是必然呈現為某種不服從的面部表情。魯迅說，「白眼看雞蟲」，「橫眉冷對千夫指」，這些都是負面情緒和負面表情。在習近賓士下，你不能有任何反動的言論和行動，也不能有任何反動的思想與消極的情緒。也就是說，「廣大人民群眾」只能保持忠黨愛國、乖乖如韭菜般瘋狂生長、再等待鋒利的鐮刀來快快收割的「正能量」，而不能有韭菜也要爭取韭菜的「平躺權」之胡思亂想——此類胡思亂想乃是危害黨國安全的「負能量」。 處於種族滅絕的絕境中的維吾爾人的命運，不為很多暫時坐穩了奴隸狀態的漢人所知曉。很多中國人自我感覺良好，酒足飯飽之餘，有閑暇關心國際事務，對「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和戰亂地區充滿無限同情。維族流亡知識分子伊利夏提感嘆說：「很多中國人覺得巴勒斯坦人不幸、敘利亞人不幸、阿富汗人不幸，總以為他們的國家戰亂不斷、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然而，中國人不知道是，巴勒斯坦人、敘利亞人、阿富汗人有遷徙的自由、有表達的自由，有互聯網、有暢通的資訊、聯絡管道，遠在天涯海角還能知道家鄉親人安危，能夠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新疆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卻被殖民中國政府殘酷剝奪了這一在戰亂中掙扎的巴勒斯坦人所擁有的最基本人權——親情知情權。我們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是否活著，不知道他們的孩子在哪兒？已經四年多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母親、三個妹妹在哪兒？也不知道她們是否還活著？更不知道三個妹妹的丈夫、兒女在哪兒？是否還活著？」正笑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維族人的今天，將是漢族韭菜的明天。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日本載送124萬劑AZ疫苗的專機6月4日抵達台灣，那一刻感動很多人，一來台灣疫情爆發，這些疫苗就像缺水時的及時雨，二來，如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代表泉裕泰提到的，「十年前台灣曾為日本(海嘯)伸出援手，雖『世上無完美的報恩』（應是取自日本《白鶴報恩》的故事），但這次行動就像台灣當年幫助日本一樣。」儘管背後不能說沒有美日台現勢推力，卻也無法抹滅背後兩地相互反饋的人味。 就在日本疫苗專機抵台的同一天，美國也有100萬劑強生疫苗送到韓國，這是美國8千萬疫苗捐贈計划出貨的第一批。韓國原定今年11月藉疫苗接種達到群體免疫，卻因全球疫苗短缺出現變數，5月底，至少完成第一劑接種人數才勉強達到人口的11%，當時韓國曾公開向美國求援，希望「預借」美國現有存量疫苗，美國今天則是履行諾言，且提高到100萬劑。 要說國際現勢，美韓之間就更有「疫苗外交」的味道。因為除了韓國已取得美國莫德納疫苗代工製造合約，再獲得強生100萬劑現貨挹注，美方也在5月底兩國元首峰會後，帶回韓國四大財閥總計44兆韓元的赴美投資計劃，當然，來自韓國這般惠利，除了供給疫苗外，美國也允諾鬆綁韓國的飛彈射程，大舉提振韓國的國防力量。 「疫苗政治」另有，5月中美國總統拜登提出疫苗共享，兩周不到，就有報導指出包含莫德納、輝瑞、強生在內的美國疫苗庫存已相繼送往巴西、秘魯和烏拉圭等中南美洲國家，近日再正式宣布廣及全球的8千萬疫苗捐贈計劃，而這當然和中國積極展開的疫苗外交戰有直接關係。自從3月初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宣布要在聯合國發起「公平獲得新冠疫苗全球運動」，總部位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樓就彷彿成了疫苗情報中心，各國都在打探疫苗供貨消息，而當中最積極展現影響力的非中國莫屬，說是公平獲得，中美各自結盟站隊的氛圍仍相當顯著。 美韓之間有正式軍事合作，疫苗一躍成為各國競相爭取的戰略物資，則美國當然會在疫苗一事上支持韓國，這也是為什麼美方送出的疫苗都是指名給韓國軍隊使用，並且是以軍機運達。 再者，又即便不若韓國，能以軍事合作先行取得疫苗資助，當下聯合國無論大大小小會員國，也都有機會透過至少部長級的會議，去發聲表達自己國內的需求。過程中，還曾意外爆出南非竟然用了其他富裕國家兩倍的價錢才買到印度產的AZ疫苗。然後，這個國家嫌疫苗太貴、那個國家抱怨有錢國家囤積太多，再有國家呼籲不要因為利益交換出現類似當年的糧食饑荒惡化問題，接著，不只中美藉疫苗拉幫結派，還有歐盟說要根據脫歐協議，限制出口疫苗到北愛，於是惹怒英國，大罵歐盟根本就是黑手黨。很快地，有人跳出來說要抵制西方中心論，而罵「疫苗民族主義」最大聲的，就是批評日本送台灣AZ疫苗、說台灣只能用中國疫苗的中國。 聯合國爭搶疫苗的叢林法則，台灣好像沒有捲入，但當過去大半年各國紛紛投入疫苗爭奪戰時，台灣確實吃了不少缺稀國際舞台發聲的虧，尤有甚者，在屢屢「被中國代言」下，所謂中國正「幫助台灣同胞儘快應對疫情，願意提供被WHO納入全球『緊急使用清單』的大陸疫苗」這等「以疫謀統」，在很多場域實則又更積極推動著。 再回頭看日本送來疫苗，台灣人為什麼需要這麼激動？背後不也有因為無法親身於國際舞台自我伸張正義，卻靠著和他國多年「交陪」（無論民間還是官方），而在關鍵時刻獲致無償回報的欣慰，因為光賴當下大國疫苗政治，很清楚並無法出現今天的畫面。日本疫苗專機抵台，與其說具有政治上的戲劇化效果，不如說這當中更存在了悠悠的人性。偏偏，氣得牙痒痒又口口聲聲說兩岸血濃於水的中共黨人，永遠不懂台灣人看到嘴裡叼著疫苗罐的那隻白鶴是什麼心情。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美國兩黨三名參議員乘搭C-17軍機抵台灣，宣布捐助75萬劑疫苗；雖然在數字上或速度上，都比不起日前日本緊急把124萬劑阿斯利康（AstraZeneca）疫苗運抵台灣；然而外界的重點，當然是美國派軍機直接降落台北的松山機場，足證美國對台關係升級，或引致中國如何回應的憂慮。 去年8月31日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的社論，聲稱如果有美國軍機在台灣境內直接降落，台海戰爭就此打響；然而中國外交部要事隔一日，才發表了「堅決反對」以及「嚴正交涉」，雖然指控美國「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以至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但仍要求美方「慎重處理台灣問題」，比起以往的戰狼外交與直接叫陣，可謂非常溫文爾雅。 相較起中國外交部的慎重反應，中國小粉紅網民就激動得多了，不但質疑為何「踐踏了底線」、要求「把飛機打下來」或「直接上彈打下來」、「難道底線又改了？」，甚至憤怒地指控「哪裡還有底線？連底褲都被人撕了」；這正是中共以往透過「戰狼外交」，以至官媒口頭勇武的做法，鼓動自己人民的國族主義，最終造成了反效果；面對小國或者弱國，中共的「戰狼外交」當然可以嚇止別人，可是面對比中國更強大，在軍事上完全不害怕中共的美國時，「軍機外交」足以令「戰狼外交」破局，反為令人質疑「戰狼」只是「紙老虎」，畫虎不成反類犬了。 對比起美國與日本的雪中送炭，中共早前不斷針對台灣落井下石，以至官媒的抹黑的唱衰言行，當然只會令兩岸關係繼續惡化下去；「戰狼外交」除了硬，就只有更硬，其根本的最大問題，就是當不斷持續的文攻武嚇，只會令人習慣而麻木，而且失去任何以軟手法解決問題的彈性。 由早前美日澳印四方聯盟成形，日本與美國更先後表示，要把台海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的防務，顯示中共的外交狀況不斷惡化，幾乎每線都有敵人，而且敵人已經聯手；即使「傳統智慧」的遠交近攻，其「遠方友人」如歐盟各國，也因為新疆問題的互相制裁，甚至令已通過的《中歐投資協定》胎死腹中。中方在歐洲的友人，只餘下最堅定的匈牙利威權政府，成功幫助中共一再否決對中國有關的聲明，例如對香港問題的聲明。 親中的匈牙利政府或者換取了資源，卻動搖了自己的管治──例如最近上海復旦大學，在匈牙利首都建分校的計劃，引來匈牙利人民的憤怒，以至賣國的指控。上周六（6月5日）數千市民上街抗議，其市政府更把校址附近的道路，改名為「達賴喇嘛道」、「光復香港道」、「維吾爾烈士徑」、「謝仕光主教道」等抗議，令匈牙利政府似有軟化跡象，其總理府部長古亞什.蓋爾蓋伊（Gergely Gulyás）更於周日晚接受訪問表示，計劃仍未納入規劃，將把建校交由首都市民公投決定，顯示近年中共「進取」的外交攻勢，往往帶來反效果。 因此當各國聯手，以美國與歐盟等「硬起來」，「戰狼外交」一旦淪為「紙老虎外交」，則只會更嚴重破壞中國的外交部署，甚至令原本的計劃，都紛紛流產破局，可謂因小失大。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看傳媒新聞網立場，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根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年輕人開始重讀《毛澤東選集》是近年趨勢。清華大學圖書館借閱紀錄中，毛選借閱次數自2017年來都在榜上名列前茅；2019年與去年，更是連續兩年排名第一。自由亞洲電台進一步訪問多名教授與學生，後者認為，真正對毛澤東思想感興趣的學生很少，超過9成的人是為了學分。 我並不太認同超過9成的人是為了學分。有些學生是為了學分，應該還有其他原因。如果是為了政治考試，更多是考新時代的習近平理論。中共一向主張「厚今薄古」，從最近新編的《中共簡史》習近平就佔了四分之一篇幅可知。青年學生只要把毛選讀一下，對照習近平的講話，就會感覺明顯的對比：第一，毛選里有許多他們過去不知道的東西，不像習近平翻來覆去講些大家耳熟能詳的事情；第二，毛選內容有更多的經典，文字也風趣許多，習近平的東西平不知趣，味如嚼蠟。 毛澤東有中國文化底子，引經據典都是經過消化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習近平小學程度，不懂古文，演講與文章內容都是幕僚代寫的，他事先連看都不看，所以才有把「寬農」讀作「寬衣」的笑話。他把讀講稿當作是插隊落戶小組政治學習時讀《人民日報》社論那樣，拿起來就可以讀。因為不是自己寫的稿，就缺乏感情，無從風趣與幽默，只能照字讀經，乃至讀錯或者讀不出來。 去年9月，習近平在「抗擊武漢肺炎疫情表彰大會」強調中國戰勝武肺決心，卻突然講出「全國人民要為熱乾麵加油」。在讀到「熱乾麵」時，一時停住。因為他沒有防疫的親身感受，不曉得為何要為熱乾麵加油，幕僚想為習近平塑造「親民」形象因此破功。同樣類似情況出現在今年2月，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發表談話，並稱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他在講話過程中，突然停頓3秒時間，才皺眉頭脫口「撒胡椒面」，搞得人家摸不著頭腦。 中共建黨100年，毛澤東從開始到翹辮子歷經55年，其中有41年他幾乎可以掌控整個黨。習近平才上台不到10年，就要表示他比毛澤東還偉大，霸佔四分之一的篇幅，可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中共宣傳100年，只會讓年輕人更多去看毛選而不屑習近平。 然而，現在的毛選基本上只有四卷，也就是從1921年到1949年中共建國。毛澤東原始文章與講話編入毛選時進行過美化，還好當年這些文章或講話還有原始的版本，可以找到哪些動過手腳。例如，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的發言《論新階段》，收進毛選時改了題目，內容也改了許多，包括刪掉了歌頌「蔣委員長」的內容，藉以證明王明是投降主義，他才是正確路線。 毛澤東去世後，繼任的華國鋒為表示對毛澤東的忠心，傻乎乎地出版了毛選第五卷，還揚言要出版第六卷。第五卷是1949年到1957年反右，裡面有許多毛澤東的極左言論，例如對許多政治運動的指示，包括後來被平反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和按語。為了掩飾毛澤東的這些罪行，第五卷很快停止出版，現在在中國的圖書館裡能否輕易借到我不知道。還好第六卷沒有出版，否則那些大躍進與感謝日本皇軍的荒唐言論都要出籠，讓現在的年輕人見識一下。 紀念中共百年，不如出版毛澤東全集更加實際，讓毛澤東從早年的建立湖南國到死前說鄧小平「靠不住啊」，重見天日。至於忠誠的廢物為習近平寫的講稿，且不說沒有毛澤東的文采與國學底子，連習近平都懶得看，那不如丟進垃圾堆來回收，還環保一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在北京發生了大規模的群眾抗議，並且擴展到全國各大城市。粗略估算，達到了每天幾百萬人的規模，光是北京每天就有超過百萬人的規模。遊行抗議的群眾秩序良好，沒有打砸搶；在沒有警察的情況下，也沒有重大交通事故。這展現了中國人良好的素質，也展現了全民一致反腐敗、要民主的決心。 中共內部也有大批官員同情學生和群眾的訴求，反對鎮壓群眾運動。最高層有胡耀邦、趙紫陽和一批高級將領，最基層包括大部分普通黨員和幹部。我在電視上粗略地統計，除了中共中央委員會以外，幾乎所有中共機關都打著橫幅參加了遊行的隊伍。可以說，黨心、民心都站在了發起運動的學生們一邊，包括被港台媒體批判的所謂紅二代，更是支持學生運動的急先鋒。 事後，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一個笑話。在幹部子弟雲集的保利大廈內，有一位馬屁精看時機來了，在樓道里大喊：鎮壓得好，鎮壓得好。幾個憤怒的群眾拿衣服把他的頭一蒙，就說要把他從樓上窗戶里扔下去。嚇得他哭喊著說：我說著玩的，說著玩的，你們別當真。 還有一個笑話更傳神。復興門外有幾座高幹樓，其中有一位馬列主義老太太抱著孫子在窗戶口，大聲對著正在開槍鎮壓人民的軍隊喊道：打得好，打得好。結果聽不清楚的軍人以為她在喊反動口號，順手一槍打在了小孩的身上，留下了終生殘疾。這之後，全樓的老幹部包括看門大爺，碰到她都會認真地說：打得好，打得好。 您以為是笑話吧？但這都是真實的故事。這說明當時絕大多數人，不管什麼身份，都是站在學生和支持學生的群眾一邊，少數神經不正常的人就是群眾的一個笑話。有人會說，你那都是聽來的，不算數，要證據知道嗎？那我就說說，我直接遇到的。 當時，我所在的勞改隊的電視只轉播新聞聯播，之後就是一段槍斃造反的勞改犯的鏡頭，以便震懾所有勞改犯。但六四那段時間，大家都關心廣場上的形勢。就有幾個年輕的警察拿著麻袋和木棍，找到管理轉播器的傢伙問他：今天還關轉播器嗎？嚇得他說：那是領導的規定，不關我的事，現在我把門鎖上，鑰匙扔到房頂上了。大家才放過他。這以後一直到七月份，我們可以整天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了。 和我一起整天看電視的老警察，看到廣場喇叭大聲宣布說：請大家放心，人民的軍隊不會對人民開槍的。老警察和我一起跺著腳說：太傻了，共產黨一定會開槍，怎麼沒人告訴這幫毛都沒長齊的傻學生呢？說這話的前提是：學生們反腐敗、要民主的訴求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按照共產黨的規律是一定會開槍鎮壓。說明連這些挑選看管我這個反革命的老黨員們，內心也是站在學生和市民的一邊。 1989年這場運動的影響之所以這麼廣泛，贏得了絕大多數人民的認同，是因為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兩屆中國共產黨倒行逆施，已經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包括共產黨內的大多數人也認同要民主、反腐敗的訴求。這場運動就是中國社會走向何方的一個轉折點，就是一個選擇繼續專制獨裁，還是人民民主的重要關頭。 鄧小平集團靠殘酷屠殺鎮壓了運動，導致獨裁專制又延續了幾十年。現在人民已經越來越難以忍受獨裁專制的政治體制，新的選擇即將來臨。八九六四的民主運動，給新的選擇打下了深厚的人心和輿論的基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新冠疫情正在衝擊全球經濟運行規律，生產消費秩序大亂，中共中央擬訂的雙循環還來不及調動起來，轉眼又到了畢業旺季，中國今年有九百萬高校畢業生將投入就業市場，更使得失業率雪上加霜，都令站在第一線的總理李克強頭疼異常。 去年此時，李克強號召用「地攤經濟」來應急，因為拂了習近平面子，短短十天便被扼殺，而更早之前，習主席仿毛主席，號召知青下鄉光榮創業的指示也已束之高閣，不了了之，於是李克強最近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中，再造新詞鼓勵自行創業，喜稱全國有兩億人從事「靈活就業」，這些人當然就不納入失業統計了。 所謂靈活就業，指的應該是沒有固定工作的打零工狀態，也可以理解為朝不保夕，不知道下一餐在哪裡，這和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非常違和，遺憾的是，儘管偉大如習主席，一時片刻似乎也支不出什麼高招。 就在這個尷尬時刻，不知打哪裡冒出來一個鬼才，居然在《知乎論壇》上倡議「躺平主義」，它的論述宣言很簡單，就是號召九零或零零的後青年，以「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的「六不主義」，實行「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基本上就是和馬雲對嗆，拒絕當一個996制（朝九晚九，周休一日）下的「蟻族」。 躺平主義瞬間獲得了高度共鳴，至於如何具體實踐呢？網上因而出現許多現身說法，有人計算出最低生存成本是人民幣810元／月，而你如果投入到城市工作，房租800、吃飯900、交通150、手機100，再加上衣服化妝品社交等，一個月得有3050元才能打平，所以他寧可一年只工作三個月，剩下來的時間宅在家，保持躺平，活著就行，這對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億人來說，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更深層的說，這是對階級固化和貧富懸殊發出最深沉絕望的抗議。 這個論調獲得的迴響和返饋出奇的熱烈，一時之間驚動了中南海高層，他們一生從事於維護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若任由這些崽仔們破壞紅色江山，如何對得起終身致力調動工農階級積極性的毛主席？於是中央宣傳部委出手了，剛開始還鼓勵這些人當個「蹲族」就好，表示尊重他們對生活態度的選擇，但見躺平主義者冥頑不靈，《光明日報》及《新華社》等黨喉舌紛紛發表批判文章示警，說「認命可以，躺平不行」，嚴厲譴責這是有害的「毒雞湯」。 中國歷史上向來不乏這種思想根源，從老莊的無為到竹林七賢的放誕，印度從釋迦牟尼到甘地，西方從中古修道院修士到馬丁路德，這種不合作主義思潮一以貫之，雖然不是什麼真知卓見，但卻是極權帝王最害怕的毒草。 基於維穩需要，中共理當樂見消極無為的蟻族繁榮昌盛，但如果危害到社會主義割韭菜需求時，就又另當別論了。習近平高調唱大國復興，豈容憤青廢柴壞了大計？至於躺平主義會否成為壓垮社會主義的稻草，一時還看不明白。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為了台北市醫院的空床數，柯文哲發飆怒批衛福部說：「如果我今天還在台大當柯Ｐ，石崇良（衛福部次長）還在急診處，你敢講這種干話，我早就病歷就砸過去了，鬼扯。」他抨擊中央官員不要在辦公室吹冷氣、看報紙、下政策，這根本是亂來。 這不是柯文哲第一次發飆，日前談到疫苗，他說「15萬劑怎麼會夠，你給我說清楚……」談到病床調配，他說「阿搭馬孔固力（頭殼壞掉）！怎麼可能啊，什麼幾百床空床？」柯文哲語不驚人死不休，柯粉以及居家避疫怨聲載道的人看得很爽；不過，罵人家笨蛋，不代表自己英明神武，這絕不是一個首都疫情指揮官該說出口的話。 病床數成為中央地方的口水戰，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兩個禮拜六千個病例，暴增的確診數一定讓雙北的醫療體系暫時亂了手腳，一人一室改成兩人一室需要人員整備，輕症移出醫院到隔離檢疫所也需要時間調挪，空床數本來就每分每秒在變動；更何況衛福部的數字一定是雙北醫院往上報的，也一定有時間差，數字沒有統整，何須如此氣急敗壞、口出惡言？ 同一天的記者會，柯文哲在回答北市病床數時是這樣講的：「在5月17日時，北市收治新冠肺炎的病床數有660床，我們醫界已經相當合作了，在短短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病床數已經增加到1292張床。」（這不就是石崇良說病床仍有餘裕的意思）。「我去『視察』台大、榮總、三總的時候，榮總三總的院長都當場每個人畫押軍令狀，說幾月幾號開出多少病房，而且都說到做到，我很感謝他們………」 台大醫院是台灣大學的附設醫院，主管機關是台灣大學與衛福部；榮總、三總更是由國防部業管，如果這些醫學中心有所謂「軍令狀」，也是畫給他們的頂頭上司，這乾颱北市長什麼事？台北市能在短時間內調挪出六、七百張病床，不就是中央的協助嗎？退一萬步言，首都有事，聯繫請求醫學中心支援市立聯合醫院本就是市長的本分，他拜託醫學中心支援都來不及了，是在耍威風「視察」什麼？ 疫情大起，每天都有生離死別，談這些官僚科層、職權劃分實在微不足道。但正因為病毒已經進入台灣社區，每一件事情都必須要中央與地方通力合作、互相補位。身處雙北重災區，市長很辛苦，負責後方支援調度的指揮中心同樣辛苦，你底下的醫療與防疫人員更是人馬倥傯，天天與病毒短兵相接。身為首都市長，責任是串起各地方的斷鏈，穩定首都醫療量能；但有話不好好講，卻言語粗鄙，宣稱拿病歷要砸一個高階文官，實在毫無格局可言。 當年的SARS因為中央的扁政府與台北市的馬政府各懷鬼胎、暗中抗衡，多害死了好幾條人命。這次COVID19病毒的滲透力與傷殺力較SARS更強，台灣更沒有分裂的本錢。不論中央或地方，作為一個動見觀瞻的疫情指揮官，你的任何一句話，無論是謾罵、恐慌、支持或同理，都會牽動你的支持者，也連帶挑起對立陣營的反應。我們身邊的社群媒體，無論是LINE或是臉書，已經到處都是撕裂對立的言論了，政治人物還到處揶揄尋釁，正是在火上加油。 聲量是一時的，政治要看長遠。追逐聲量的政客永遠在虛幻的掌聲里惡性循環，最終，也將摔下自己構築的假象神壇。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近日香港特區政府，不斷就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苗接種率低，兩手準備不斷「谷針」。政府稱這個「谷針大行動」，為「全城起動，快打疫苗」。一方面為打針者提供獎勵，另一方面則為不打針者提供懲罰，以求令更多人打針。 特區政府的所謂「獎勵」，即包括豁免前線公務員兩周一檢，為打針者提供獎品、大抽獎、機管局送機票、政府僱員包括非公務員合約者也有「每針一假」的安排等等；而所謂的「懲罰」，則恐嚇如爆發第五波感染，將會罰未打針者禁入食肆、學校、戲院、地盤、宿舍等等，以至預告接種疫苗將會成為外游「必不可少」的要求云云。 特區政府一直以來的問題，就是長期死不認錯，而把所有責任都推到傳媒「唱衰」，以至市民不信任，卻完全不反省究竟自己做了甚麼，而令市民不願信任；由2020年1月政府反對封（大陸）關，聲稱封關會造成「歧視」，到如今專門針對個別國家長期封關，又完全不怕「歧視」；對來自中國以外者，就要求強制隔離21日，對來自中國大陸者，就不需要強制隔離，還要「回港易」以至「來港易」；一方面要求香港人打疫苗，一方面不要求來港旅遊者打疫苗，那麼為何政府一直都雙重標準呢？ 當政府一面恐嚇沒有疫苗，就很易再造成大爆發；這一切卻和以前的說法相反；記得上年六月，政府開放全球海員來港換船員，結果造成第三波疫情大爆發；上年九月就聲稱只要「全民檢疫」，疫情就很快結束，結果一個月後就變第四波疫情大爆發，持續了大半年；當初不是說只要檢疫，就可以很快去旅遊嗎？為何如今卻認為檢測又不夠，要全民疫苗呢？這些不斷變化的政策，都令市民質疑究竟政府有何誠信，再令市民相信其說法。 而事實上，即使接種了疫苗，也不代表絕對安全，特別是疫苗的效率不一，如滅活疫苗的有效率可低至五成左右，甚至能有足夠有效率，去應付變種病毒都未知；平日政府常常叫人減少政治，要講科學，那麼為何不去追求接種高有效率的疫苗呢？那麼為何又要讓金融界有特權，令部份來港者免隔離呢？ 更荒謬的是，市民最關心的疫苗安全問題，政府一方面堅稱疫苗安全，然後就聲稱大手筆「包底」，會為疫苗造成的醫療問題提供賠償云云；可是當有市民在針後出現副作用，政府卻一改「包底」的態度，每次都推卸責任，例如把所有副作用推到病人的「三高」──即高血壓、高膽固醇，高血糖，以至不良生活習慣──例如吸煙。 問題來了，香港的工作環境，就是繁重以至大壓力，不少市民都有「三高」或者其他健康的問題；當出問題，就推說市民應該「先諮詢」醫生的意見；問醫生，醫生也不敢包底，叫市民自己注意健康以至衡量風險；於是市民「謹慎」而決定延遲打針，則反過來又被政府責怪，為何接種率低？甚至恐嚇市民，如要「避免」打針，則必須出示「醫學證明」。 更可笑的是，政府一方面指「復必泰」疫苗只能保存兩至三個月，然後就說九月前會到期，必須儘快打完政府這批次的疫苗；然而當初是誰在3月24日至4月4日，足足有12日停打復必泰的疫苗呢？只為了個別疫苗的包裝問題，為何政府要暫停12日，造成的信心危害，令市民質疑「復必泰」的安全，如今又推到市民身上？ 更何況新聞日日報道的，就是這個政府剝奪市民的選舉權利，就說成是「完善選舉機制」；減少人權，就說成是改善；這就有如「狼來了」，當政府的公信「日益完善」，結果就是大家都「躺平主義」了，怪誰呢？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看傳媒新聞網立場。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