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7日,本土疫情大爆發的兩日後,新北市官員在一篇報導里抨擊,中央防疫作為嚴重落後,還不斷擺爛、甩鍋給地方政府,侯友宜提出興建方艙醫院的想法,某種程度就是地方已在尋求「自力救濟」,「萬一中央兩手一攤、束手無策,我們總有要些備案啊。」「基本上,我們就是拉著中央走!」 隔天,民進黨籍的新北市立委羅致政隨即強烈回擊表示,這次雙北爆發疫情,台北市政府可以馬上在重災區萬華設了4、5個篩檢站,新北市至今(5月18日),只在災區板橋設了一個篩檢站;他抨擊,去年初疫情發生,中央努力將疫情阻絕境外,努力幫地方爭取了一年時間,「過去一年,新北市超前部署了什麼?」 這只是疫情期間朝野政黨勾心鬥角的片段,誰先起這個頭其實也不重要;因為就是有滿腹的委屈與恐懼,才會死盯著對手政黨拿著自己的資料向媒體放話打針。既然對手這樣做了,我方的回擊也絕不客氣;搞到最後,暗箭變明槍,放話變叫陣,側翼變主流,朝野網軍大舉出動,以「勤王」為己任。防疫?管它的,先爭功諉過再說;在台灣本土疫情仍在延燒之際,政治成為一個惡的循環。 這兩天發生的「校正回歸」其實也是同一件事。只要稍稍了解初等統計,清楚行政程序,知道目前檢驗室爆量擁塞狀況的人,都不難理解,這其實就是原本設定的公務系統難以負荷突然爆量的個案所導致。只要不是刻意欺騙,沒有嚴重延誤到該收治的病患,沒有導致指揮中心誤判疫情趨勢,補登並立即改正(包括修正系統)本就理所當然。 不過,這樣一件在國外已經司空見慣的「校正回歸」,卻引來滿天的嘲諷:「我的年紀也可以校正回歸嗎?」「我的考試也能校正回歸嗎?」更惡劣者,甚至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開始散布「指揮中心蓋牌」、「疫情已經控制不住了」的謠言。這樣的批評嘲諷沒有任何建設性,意在削弱指揮中心的領導威信;而所有公衛學者與傳染病學家都曾經提醒:在大傳染時期,一個有效的領導舉足輕重,當領導人的「威信」遭破壞不被信任,伴隨的將是更大的悲劇。 很多人都說自己「愛台灣」,不過,我們可以確信,那些無視指揮中心與防疫人員宵衣旰食、夜不成眠地工作,卻不分青紅皂白譏諷他們「蓋牌」、「說謊」的人,不是在「愛台灣」;同理,那些看到侯友宜「打贏這場選戰」的口誤,就嘲諷他一天到晚都在想選舉的人,也不是在「愛台灣」。在這群人的眼中,還有比「愛台灣」更重要的黨派利益與個人私慾。 疫情蔓延,許多人因為被恐慌與憂懼壓得喘不過氣,忘記了過去一年半來如何共構了一個成功的防疫共同體,走向惡的循環,陷入互相指責與對立的情境。 據稱,雙北確診爆量,民進黨執政的桃園市府騰出自己的檢疫所,大量收治來自雙北,特別是新北市的輕症與隔離病患。而桃園市府大量馳援新北的原因,除了因為雙方地緣接近以外,也是因為今年一月初的部桃事件里,新北市接手部桃清空以後的醫療需求,鄭文燦在此次新北有難之際得以投桃報李。相較於「校正回歸」里的劍拔弩張、口水撻伐,這代表的是一個「善的循環」。 疫情大起,初時的腳步凌亂是必然。但是當這麼多人殫心竭慮地在第一線與病毒作戰之際,用鼓勵代替謾罵,以合作取代對立,在發文批評嘲諷之前,多用點同理心設想一下對方的處境,只是對自己最低的要求。相信你的政敵也會做好事,講刻薄話之前為別人與自己留餘地,這場抗疫才有可能成功。 (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是文革爆發55周年,民間的毛左派和極左派異常活躍,搞出一系列鬧劇:「李進(江青)黨史地位座談會」,文革紀念會;各地小粉紅和老粉紅到處著紅裝、唱紅歌、跳紅舞(忠字舞)…… 。其中,由十來個毛左組織聯合籌備的「文革紀念會」,最後一刻被公安叫停。但,他們並沒有被公安約談或盤問。 對比之下,凡是自由派或公知有群體活動必遭到公安約談或盤問。前不久,在廣州,僅僅因為七、八位民間企業家聚餐,竟然就遭到公安衝擊,帶走問話,刁難到半夜才勉強放人。此事發生在習當局大搞國進民退、蓄意打壓民間企業家的大背景下。 文革55周年,民間有動靜,官方也有動靜。習當局修改了教科書和中共簡史,重新對文革定調,不再提「十年動亂」、「十年浩劫」、「毛澤東晚年的嚴重錯誤」等,而成了「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和曲折發展」;江青墓地早就開放,供毛左派蜂擁朝拜,狂呼亂叫「江青媽媽」;由江青親自指導製作的紅色樣板戲,在「四人幫」的權力發祥地上海大舉公演……。 由此可見,毛左派和極左派的囂張實際上仗勢官方,有相當的官方背景。那就是說,「上頭有人」。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動上,上頭有人認同、默認、支持、乃至慫恿。這些毛左派或極左派名為民間組織、民間人士,實際上他們與官方配合默契,一唱一和。他們為極左當局出頭,但若形勢不妙,上頭一聲招呼下來也就乖乖聽命,說叫停就叫停,「一切行動聽指揮。」 這恰恰就是文革中人們熟悉的套路,那些紅衛兵和造反派看似起自草根,喊打喊殺,胡作非為,其實早期就受毛澤東、江青等派人暗中鼓動、煽動;待運動形成高潮後,更看毛、江眼色行事;到後期,毛、江打倒劉少奇等黨內政敵的圖謀已經得逞,需要鳴金收兵,不聽招呼者或聽不懂招呼者,毛澤東大手一揮,統統打入大牢。紅衛兵領袖的結局大都如此。 有一種論點認為,當前習近平利用民間的左右互博,左右逢源,火中取栗,從中漁利,從而鞏固權力。這種論點之一廂情願、大錯特錯就在於,其一,習近平打壓右、而慫恿左,多年如此,行跡昭然,何來左右逢源?其二,習近平不可能從民間的左右互博中得到任何好處,相反,他招致雙方的怨恨:毛左派嫌他藏藏掖掖,自由派怨他倒行逆施。 習近平、王滬寧這些人,從那個「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毛澤東時代走過來,自有他們個人的文革情結;而從黨內到社會上,也有部分人具有這種類似的文革情結。當習、王等人找到黨內和民間的共通情結之後,就誤以為這是某種主流情結,或故意培植其為主流情結。習、王等人或許無法客觀認識到,其實文革情結屬於少數人,不僅與中國主流民意不符,而且與中共主流黨意不符。 習近平有意為文革翻案,能走多遠?筆者斷言,他走不了多遠。除非他不在乎政治自殺,或者由此帶來的政治他殺,禍起蕭牆的黨內反攻、群起討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哈馬斯的正確中文翻譯叫做「伊斯蘭抵抗運動」,這是很多穆斯林恐怖組織的通用名稱。在冷戰時期,他們就受到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共產黨的支持,包括左派意識形態運動的支持。這種出於惡意的和出於善意的關注和支持,是恐怖組織日益壯大的根源。 以色列是一個以猶太人為主的國家,從一個被迫流浪的民族返回祖先的故地,肯定和已經居住在此的阿拉伯民族產生矛盾,包括文化、宗教和實際利益等等方面的矛盾。美國生活著七百多萬猶太人,中國的上海也曾經生活著幾萬猶太人,在融合型的多文化環境中,並沒有產生仇視性的衝突。 為什麼在阿拉伯地區,會產生仇視性的衝突呢?人們都注意到,這背後有明顯的價值觀念衝突。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先後產生了利用並擴大種族衝突來遏制對方的國際政治目標。大家可以回憶一下911恐怖襲擊時,中國五毛和中共在美國代表團的歡呼雀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共產黨和恐怖主義的親密關係了。 中共真的關心穆斯林的人權嗎?他們在新疆建造了大規模的集中營來關押穆斯林,目的是要清除他們的宗教思想。當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在聯合國召開針對新疆穆斯林被迫害的會議時,巴勒斯坦人聯合了其它穆斯林國家寫信強烈反對。不但中共並非關心穆斯林的人權,穆斯林恐怖分子也並不關心穆斯林的人權。他們都是被那些在背後出錢、出槍的政客們,當作工具和木偶在使用。 這次的巴以衝突,是像個別西方媒體所說的「突發事件」嗎?顯然不是。從穆斯林在阿克薩清真寺向以色列警察投擲石塊開始,就是一種超常的、有目標的行動,為的是給緊接其後的火箭襲擊製造理由。而明顯不是對手的穆斯林恐怖組織挑起這場得不償失的戰爭,目的只能是服務於某個大國的全球目標。 誰是這個大國呢?被全世界就人權問題圍攻的中國共產黨,顯然最符合條件也是最急於轉移國際社會注意力的大國,還是多年來出錢、出槍、出教官支持恐怖活動,因而最有能力操縱恐怖組織的大國。這些恐怖組織在阿富汗和伊斯蘭國培訓種族主義極端主義分子時,中國共產黨假裝看不見。中國的小粉紅們不覺得自己有那麼一些尷尬嗎? 有朋友認真地指出:中國政府正在和西方國家一起呼籲停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呀,好像不能說他們鼓勵恐怖分子吧?這就叫做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善良的人們不能忍受無辜的平民遭受血光之災;可共產黨連對本國人民都沒有絲毫惻隱之心,怎麼會對八杆子打不著的穆斯林大發善意呢?這明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於操縱和利用。 為什麼要操縱,怎樣來利用呢?首先是伊斯蘭運動恐怖組織明顯吃虧,強駑之末已經難以為繼。這個時候呼籲停火,正是中國俗話說的拉偏手,幫助恐怖組織走出困境,避免被消滅的命運。他們的呼籲和出於善意的全世界人民的呼籲,是真勸架的人和拉偏手的人之間的區別。 中共出錢、出槍、出教官操縱下的恐怖組織存活下來,對誰有利呢?就像靠耍猴子騙錢的傢伙保護好猴子,對誰最有利呢?不是猴子,而是那個靠它騙錢的人。猴子吃他的、喝他的,又被繩子牽著,無奈只能受他操縱,確實可憐。那些被無辜殃及的穆斯林群眾,正是背後提線的中共製造罪惡的受害者。我們不能只有善心,也要抑制罪惡,才能發揚善良的決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文革55周年之際,中共黨內外的極左勢力推動文革翻案,來勢洶洶。就在這股文革復辟的暗流或狂潮中,毛左派代表人物孔慶東甚至宣稱:毛澤東思想是六千年來人類最偉大思想,迄今為止無人超過;人類藝術的高峰,就是(江青的)樣板戲,不可超越。 然而,毛左派張羅的文革紀念會在最後一刻叫停,為何?只有一種可能:以習近平、王滬寧為首的極左派在黨內受挫,尤其在中共高層遭到抵制而無法隨心所欲,只得臨時叫停。 在黨內,作為習近平和習家軍的對立面,以團派為主的反習陣營顯然不贊同任何形式的文革復辟。以至於,親習近平的喉舌為此揚言:要打破七上八下的規矩,變成七下八上,製造二十大人事異動的石破天驚;並指名道姓說:(明年將滿67歲的)李克強和汪洋已經入局(置身政治局)三屆,未必需要留下來。 政治老人的開明派和主流派,也顯然反對以任何形式平反文革。今年清明節前夕,前總理溫家寶出面發聲,用力敲打極左路線。 溫家寶以回憶和紀念母親為文,暗諷習近平盲目模仿毛澤東:「人們之間許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誠、樸實和善良的情感和心靈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難中的勇氣,看他在關係國家前途命運關鍵時刻的擔當精神,就可以窺見他的真實。」 溫家寶接著說: 「我同情窮人、同情弱者,反對欺侮和壓迫。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那裡永遠有對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質的尊重,永遠有青春、自由、奮鬥的氣質。」 在這裡,溫家寶意有所指,明顯針對習近平迫害少數民族、霸凌香港人、威脅台灣和南海周邊小國。 溫家寶以自己的任期作為,告誡習近平:「受事之始,即常作歸計。」勸習近平及時退休,切勿僭越改革開放後形成的黨內共識:領導人任期制,不超越兩屆任期。 其實,誰想平反文革?即便在習家軍內部,也出現反對聲音。近期有關副總理劉鶴的種種新聞和傳言,其中之一,就是因為他反對重評文革而與習近平失和。劉鶴的父親曾是中共西南局書記,文革中遭批鬥,不堪受辱而在成都跳樓,自殺身亡。這樁悲慘往事必然在劉鶴心頭留下永久而不可磨滅的驚悚和刺傷,只要他還是一個基本正常的人,具有起碼理性的人,就不可能接受任何重評文革、平反文革的圖謀。 習、劉失和之後,不僅常年陪同習近平到外地視察的位置被副總理胡春華所取代,而且傳出,負責中美貿易談判的位置也可能被胡春華所取代。更有甚者,劉鶴家族突遭爆料:其兒子涉巨額斂財。這明顯是習近平或其身邊人故意對外媒放風,以出口轉內銷的輿論報復劉鶴。 習近平與劉鶴關係失和,猶如習近平與王岐山關係失和的翻版,都在於價值取向和思想路線的分歧。在過去一年,舉凡美中關係、美中貿易戰、香港大抗爭、新疆集中營,以及大瘟疫,王岐山與習近平都形成尖銳分歧。作為報復,習近平憑籍手中權力剪除了王岐山身邊羽翼,包括他從前的得力副手、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大管家、副部級高官董宏,以及亦師亦友的紅二代鐵哥們任志強等。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紐約是在2020年3月22日繼全美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後,下令執行「居家防疫」,儘管強度不到全面封城,但衝擊仍然很大,包括非必要勞動人口(除民生必需品賣場、醫護人員、大眾運輸)全數居家避疫,如要外出,所有公共機構和涉及人與人接觸的商業活動全部暫停,舉凡餐廳、圖書館、博物館、公園溜滑梯、籃球場或理髮廳,那段時間都去不得。 會走上這一步,理由很清楚,自3月1日紐約出現第一名確診到22日當天,全美光紐約單日確診數就達到2000多例,累積超過五千例,死亡40餘人,根據感染模型估算,紐約當時至少每千人就有一人確診(實際情況更慘,一年多來約2000萬人口的紐約州有超過200萬人確診/超過5萬人死亡),如果再不祭出防堵措施(22日之前完全沒有防範),感染情況將相當慘重。 後續果然一發不可收拾,三月執行居家防疫後兩周,全州染疫人數就從8千飆到10萬,死亡超過3千。一直到七、八月「居家防疫」才顯現出些微效果,也就是陽性率好不容易終於從10%降到3%以下。此時紐約景況已相當不同,正如紐約州長庫莫所說,「我們或許回不到以前的樣子,但可以開始適應新常態。」疫情之所以緩和,最關鍵的新常態就是人和人被迫變得疏離。 當時確診儘管已找不到源頭,但發生原因仍有跡可循,就是「群聚」。無論是機構內部感染,家庭成員互相傳播還是親朋好友往來疏忽,唯一鐵律就是「不和每天同一屋檐相處之外的人接觸」就能確保安全無虞。也正因為現實中有太多人性上的困難,但這就是這場世紀病毒對人類生活最大的考驗。紐約公立圖書館外頭有兩隻石獅子,疫情高峰它們也被宣導式般戴上了大口罩,兩隻獅子一隻名為忍耐,一隻名為堅毅,病毒肆虐下這就是人人需要的心理素質。 夏季來臨,因陽性率終於達到WHO建議可重啟商業活動的標準(3%以下),所以一些餐廳開始供應室外用餐,一些小規模博物館也漸次開放,戶外休閑場所開始人潮復返,曾經一度紐約人在松解的氛圍下以為風暴就要過去了,可好景不長,陽性率突然之間又開始陡增,尤其轉秋、入冬,傳統年節萬聖節、聖誕節接連而至,儘管官方三令五申希望民眾儘可能耐著性子不要貿然家族團聚,更不要為此舟車旅行,但就是在那段時間,一個破口接一個破口冒出,陽性率再又竄升,無論確診數和死亡病例比,相較三五個月前開始「居家防疫」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儘管如此,壓抑困窘之下,要求趕快重新復工的聲音不是沒有,卻偏偏唯有「隔離」才是最能有效防控疫情的手段,如今回看,一來紐約錯失了第一時間防堵,「居家防疫」必然要拖很長時間且效果緩慢,二來,大半年來紐約人早就悶壞了,人性使然,所有紐約人都心知肚明,所謂「客廳傳播」的小型家庭聚會根本從未確實切斷,所以每回情勢稍微走緩,就等於是吹響了下一波高峰前奏。很快的,「陽性率」的真正用途並不在掌握確診者,更不在乎匡不匡列誰,而是官方只能拿這上上下下的數據,去做為商家開開關關的依據。(紐約之後「廣篩」(增加分母,降低比例)就是這樣來的) 以台灣當下疫情確診走勢,和台灣「民間糾察隊」的特性,是有很大機會不必步上紐約這一年多來的後塵,接下來一周確實頗為關鍵,這時候「耍孤僻」對大家都好。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如果我有所批評,首先批評我自己,我要求自己先反省我是否就是我批判的的那個人。這是我多次說到的態度。 看大戲,聽家寶 溫家寶在中國異議者中擁有大量粉絲,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中國民間盼清官,我能明白,因為絕大部分中國人在享受中共的「資訊圈養」,他們認為一切問題的解決在於一位愛民如子的父母官,所以京劇、評劇、豫劇《包公案》、《劉墉下南京》、《劉墉回北京》之類的劇目盛行不衰。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甚至受中共迫害至今困在中國和逃出中國的異議者,成群結隊地拜溫,這我真不能理解。底層盼清官,看大戲,追洗腦神劇,被一個一個清如水、明如鏡的青天大老爺、黨的幹部感動的鼻涕一把淚兩行。開眼看世界的拜溫者是看不上這種低級感動的,他們看溫家寶。 溫家寶的經典劇目上演於2012年3月14日,在中共版全國人大會議中,溫氏以不超過每秒60字的語速吟詩弄句,又常常表情凝重,表演憂國憂民。最膾炙人口的一段詞是: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 快10年過去了,拜溫者還時不時拿出來重溫,一遍溫習一遍親,溫總理和他們心連心,溫總理要改革,要政治改革,要預防文革,溫總理是這些盼明君者的知心人。 溫家寶真的否定文革嗎?溫家寶真的預防文革嗎?恐怕未必。 文革發生的條件 什麼是文革,文革怎樣發生的,文革的過程,文革的悲劇故事等等,國內國外都有很多資料,雖內外有別,但災難、浩劫的定性是差不多的,本文不做贅述,只討論文革發生的條件。 中共槍桿奪權,建政以後實行的是「黨天下」體制,整個國家是共產黨所有。既然是共產黨所有,共產黨要發動文革或者要停止文革,誰能說個不字?說不的要麼投湖,要麼懸樑,要麼夾邊溝。 中共實行的是「人在黨上,黨在國上」的權力結構,毛臘肉一句頂一萬句,一人統治全黨,一黨控制全國,臘肉最高指示要發動文革,誰人敢擋?誰敢不擁護?誰敢擁護的不賣力?有意見、不擁護、不賣力、生反骨的一批一批被清洗,臘肉一句話,彭黃張周成了「反黨集團」,立即階下囚;陳老總虐殺,賀老總虐殺,劉皇儲虐殺,身體健康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逼殺,老奸巨猾的周公虐殺,口口聲聲喊「偉大父親」的鄧屠僥倖逃了一條命罷了……這些從龍之臣尚且如此,遑論他人? 中共嚴禁自由媒體和個人言論,控制一切媒體,實行媒體黨有化,嚴控資訊的自由流通,更不允許自由評論。所有媒體都成為黨的喉舌的時候,中共、中共的匪首就當然偉光正了。偶然虛懷若谷一下,也是個「陽謀」為了引蛇出洞,不識好歹、不識時務者都去夾邊溝吃「粉湯」了。 毛臘肉發動了對自己的個人崇拜,親筆書寫「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在貓做皇帝的國度,貓要求喊「貓萬歲」,哪只老鼠敢不喊呢?不喊的靠邊站,再然後喊萬歲不積極的靠邊站,再然後就要層層加碼了,從「貓萬歲」喊到「貓萬萬歲,貓萬壽無疆」,再然後是「三忠於四無限」,再然後是「毛臘肉一句頂一萬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這種一人做貓,萬民做鼠的國度,貓要發動文革誰人能擋?看看張志新、林昭是哪種死法就能明白一二。 毛臘肉至死緊握槍桿,迷信「槍杆子出政權」,他控制著中共,中共控制著軍隊,甚至是毛親自控制著軍隊。在一人、一黨掌控軍隊的基礎之上,國內其他一切反對力量都是笑談,主席是風民是草,狂風襲來哪根草敢不彎腰? 毛臘肉實行「黨領導一切」,領導一元化,權力高度集中,工農兵學商唯黨是從,公檢法政唯黨是聽,沒有任何權力分化和制衡,貓的命令通行全國沒有任何障礙和質疑,更沒有複議、聽證、起訴等等「資產階級那一套」。 毛臘肉恨惡法律,嘲笑法治。臘肉名言「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1958年臘肉坐鎮北戴河更是公開信口造孽:「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在毛的這種基調之下,《人民日報》成了聖訓的《實錄》變種,毛的「放屁」詩詞、咒詛叫罵都成了最高指示,而且「最高指示不過夜」,臘肉一句話,當天敲鑼打鼓傳達到全國大街小巷。沒有法律約束,毛臘肉當然就可以無法無天、胡搞一泡了! 臘肉中國的司法是共產黨的刀把子,沒有司法獨立,更無需公平公正,刀把子要的是剷除異己,鐵血統治。 臘肉推崇秦始皇的郡縣制,甚至寫詩「百代猶行秦法政」,地方官由中央或上級選任,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全國的中心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是中南海,中南海的的中心是毛下榻的豐澤園,豐澤園的中心是屍居餘氣卻身系一國的這塊臘肉。 人命在毛澤東眼裡是最不值錢的東西,至於人權二字,毛更可能毫無概念。毛開口就是「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為了黨的事業,犧牲多少人命毛是不關心的。毛甚至公開說:「人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一個可以殺人做肥料的魔鬼,還有什麼不能做的? 綜上,毛臘肉一人控制全黨,一黨控制全國;毛一手武功,控制軍隊,暴力統治全國;一手文治,控制全國媒體、嚴禁自由言論,在此基礎之上,推行愚民教育和個人崇拜;毛徹底排除投票選舉,入黨才能做官,做官必須任命,人民成了被統治、被領導的羊群;毛又徹底排除了代議制度、權力分立和地方自治的制衡制度,實現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歸一;簡言之一切權力歸中共,中共的一切權力歸中央,中央的一切權力歸老毛。大權在握的毛若是敬天法祖或許還有所制衡,但毛偏偏是個吃人不眨眼的野獸,人權云乎哉?這些條件都具備的時候,文革就隨時可以發動了。 萬事俱備之下,是否發動文革,那就只看毛禽獸的個人喜怒了,歡喜了可以賞賜全國人一個運動,斗殺十萬八萬;一旦龍顏大怒,也可以降下虎狼之威,給全國人一個文革,斗死個百萬千萬。這不是玩笑,這是中共建政直至毛氏賓天的真實歷史。 簡要爬梳,感慨萬千,不寒而慄。 文革體制 溫家寶自己說他「為國家服務45年」,在他退出一線的最後一場新聞發布會上,他做了最精彩的表演,他語重心長地說:「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一場戲下來吸粉無數,粉絲涵蓋老中青、國內外,有異議者,也有政治犯,甚至還有被胡溫政府親手送進監獄的政治犯譚作人和中共黨校教授蔡霞等等。 溫氏深情款款地演講,深情款款地鞠躬,然後脈脈含情離去,留下億萬粉絲依依不捨,欲罷不能,彷彿魔術師已經走了,觀眾卻還深陷在他的魔術中,十年過去了,粉絲們至今還在以為溫相國真心提防文革,真心要推行政治改革。 騙子騙術並不高明,只是觀眾太蠢。若要預防文革就要切除文革發生的條件,若要真心解除炸彈的威脅,最起碼先要拆除炸彈的引信,然後銷毀炸彈,溫相國45年「為國家服務」,其中十年位居中共總理,九老之一,他有足夠的時間和地位、權力,我們看看他離開的時候文革的條件還在嗎? 其一,黨天下體制,直至溫氏卸職黨天下沒有絲毫改變,溫氏無一字涉及改變黨天下體制的言論,反而處處維護黨天下,案例不說了。 其一,「人在黨上,黨在國上」的權力結構直至溫氏離職,仍然沒有改變。臘肉以來一人統全黨,這種體制直至今日沒有任何改變。其中毛鄧江胡習演變就無需細說了。 其一,黨管媒體,嚴禁言論,直至溫氏卸職沒有絲毫改變,反而是日漸一日加強對言論的控制,強化對個人的打壓,08憲政抓捕,囚禁劉曉波,送獄譚作人……案例數不勝數,這都是溫相國時代的傑作。 其一,個人崇拜也沒有消除,雖然不如毛時代赤裸裸、簡單粗暴喊萬歲,但對小胡皇帝「先進性」的吹捧也足矣讓人作嘔三日,而溫相國自己的親民形象本身就是個人崇拜的的分支。 其一,槍杆子「出政權、保政權」更沒有變化,這是中共統治的核心和本質,「人民軍隊忠於黨」,「聽黨指揮,能打勝仗」,這種類似義和團的口號洗腦海陸空網四軍,當然這也是五毛和自干五們必須貫徹的原則。 其一,黨領導一切,權力一元化,黨控制政府、法院、人大、檢察院、公安、國安、司法……直至溫氏卸職,這一條沒有絲毫減弱,然而是日益加強,任何會議的結論都有「加強黨的領導」這樣一條。 其一,要人治不要法治,沒有絲毫改變。在鄧江胡時代雖然中共加大立法進度,規範司法審判,建立律師制度……但人治的本質沒有絲毫改變。大案講政治,中案講影響,小案還要看關係。地方官一句話就可以興起大獄,摧毀一個家族,一個產業,讓多少人家破人亡,筆者作為親歷其事的人權律師之一,案件故事是講不完的。全世界都能看得見的案例,薄熙來在重慶可以亂搞一通,溫家寶一句話就可以讓他罷官入獄,這就是溫相國的人治。 其一,中國郡縣制沒有任何改變,只是對地方的管控越來越嚴密,還是全國看中央,中央管全國,核心跳跳腳,各省震三震。 這些都是文革發生的條件,溫家寶離職之時口口聲聲講要提防文革復臨,但他絕口不提形成文革的條件,絕不提任何一項具體、實際、可操作的內容,請問溫家寶是真的要預防文革嗎? 細心的讀者讀到上述文革條件,一定明白一個結論,這些條件代表了文革,而這些條件又都是中共政權的本質特徵,正是這些特徵構成了中共,簡單來說,文革就是中共,中共就是文革,這是硬幣的一體兩面,文革體制就是中共體制。反對文革其實就是反對中共,溫家寶的粉絲們,你們相信溫家寶會反共嗎? 「文革」何時結束? 我知道,拜溫的人特別是那些異議者甚至是政治犯們,特別能領會溫氏的良苦用心,體察溫氏的難處,還想見了溫氏「寡不敵眾,力不從心」的艱難處境,肯定有人說讓溫相國反共這是強人所難,是太激進,是不現實。那我們拆解文革,看看溫氏的作為。假定文革是有八條腿的吃人巨獸,每砍掉一條腿雖不至於殺死怪獸,但肯定能降低怪獸吃人的能力,你們深情款款的溫相國自言「為國家工作了45年」,在這45年當中,溫氏有沒有動一下文革怪獸。溫家寶在45年中有沒有提到過司法獨立?有沒有提到過軍隊國有?有沒有提到過黨派競爭?有沒有提到過黨政分立?有沒有提到過三權分立?有沒有提到過地方自治?有沒有提到過憑選票執政?有沒有提到過開放媒體,保障言論自由?哪怕是一次明確地說出來,這些條件只要是做到一個就是砍掉文革怪獸的一隻利爪,讓你們感激涕零的溫相國有嗎? 政策性的不能說,那麼溫相國能不能做一點現實的改變呢,比如釋放政治犯,善待劉曉波,比如停止對言論的管控,停止對基督徒、法輪功的迫害,停止非法拆遷,禁止官員干涉案件審判……溫相國在實際行動上也沒有。 溫相國既沒有政策上一句話的的闡述,又沒有實際行動上的一處手軟,在45年從政要結束的兩天,他僅僅是說了一句「要進行政治改革,預防文革復臨」,那些拜溫的粉絲們,你們就這麼容易入戲了?你們沒覺得自己太好騙了嗎? 1944年美國代表團訪問延安,毛委員信誓旦旦信口雌黃:「我黨的奮鬥目標,就是推翻獨裁的反動派,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國人民能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聽聽,說的多好,推翻獨裁、建立美國式的民主,讓人民樂享民主,台詞尺度比溫影帝大100倍,溫粉們如果要拜偶像,為什麼不去拜拜更會演戲的毛呢?如果你們已經知道歷史證明了毛是騙,那麼你們的溫影帝呢? 驚醒你們的迷夢,這很殘酷,原諒我。 還會有人問難,反證中共不等於文革,比如鄧屠秉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確定的「改革開放」國策,不是一樣「億萬國民擁護,皈依普世大道」(清華許教授語)嗎?三十年不是沒有再發生文革嗎?答曰非也。所謂「億萬國民擁護」,擁護力度還沒有超過臘肉時期震天動地的「臘肉萬萬歲」聲勢,臘肉的反美防修、階級鬥爭與鄧屠的改革開放,都是億萬國民擁護又截然不同,哪一種是真哪一種是假呢?有一點政治常識的人就能明白所謂「億萬國民擁護」只是沒有開放言論罷了,若開放言論鄧屠會立即被罵成狗。這一點應該不難理解。 至於三十年河清海晏、沒有發生文革,這也不是事實。「文革」的發生不是始於1966的五一六通知,「文革」的結束也不是在1976的四人幫被捕。中共佔山為王的時候就有「文革」,四人幫被捕以後文革中的運動、鬥爭、大肆侵犯人權並沒有停止,比如鄧屠一句話就是一場「嚴打」,多少人被殺良冒功,妻離子散;三表哥時期鎮壓法輪功,無數人被捕入獄,甚至被直接打死,鎮壓運動遍及全國,而這種鎮壓迫害直至今日沒有一天斷絕;再比如胡溫後期所謂的「打黑」案件,一個黑帽子就摧毀地方上一個產業,一個家族男女老少都捉進官里去,個人被嚴刑逼供,一個家族幾十年積累的財產成為公檢法的大餐;再比如「茉莉花革命」迫害,再比如「08憲章」迫害,再比如對基督徒的迫害……每一次都是少說數百多則萬數,如果你認為「文革」似的迫害結束了,那是因為你沒看到罷了,你沒成為受害者罷了。 再比如,全世界都看在眼裡的案例,薄熙來主政重慶,立即掀起「唱紅打黑」一個地方性的「文革」。溫家寶信誓旦旦預防文革,又信誓旦旦他的繼任者會更好,但為什麼習包子在處理了發動重慶文革的薄熙來之後,現在他又要在全國發動「二次文革」呢?文革結束了嗎? 中共的每一個特徵都是文革的發起條件,中共就是文革,文革就是中共,中共手握「文革」炸彈,隨時可以發動小型或者大型的「文革」運動,隨時可以引爆,如果暫時還沒發動,沒有達到毛時代的「天下大亂」狀態,孟子說:「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當年的薄和今日的習都對此作了證明。 要了你的老命,刨了你家祖墳! 文革就是中共的血肉,存在中共就存在文革,要反對文革、清算文革就是反對中共、清算中共,溫相國的粉絲們,你們覺得這可能嗎? 溫家寶說他「為國家工作了45年」不是真相,真相是他為共產黨工作了45年,他為文革工作了45年,他為中共保住隨時可以發動文革的權力工作了45年。 資深相國李鴻章說「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李中堂說的這個天下是單指中國的。他的傳人溫相國僅僅在離職的時候說了一句預防文革再來,就讓體制內外跪倒一片,十年之後文革馬上再來的時候,還在思之、念之,敬仰之。有這樣仰望明君聖主、不辨真假、納頭便拜的中國老中青、國內外粉絲團,在中國做官真是天下最容易的事了。 我一篇評論《川震里的溫家寶與太魯閣號里的林佳龍》(原標題為《屠夫的悲憫與憲政倫理》)發表之後,毫無意外收到一些溫粉的攻擊,這無關本文宏旨,不予駁斥。《屠夫》一文文意在於討論思想認識的改變,中國人應該從底層盼清官、上層盼明君的奴民倫理做出改變,變成21世界文明世界的憲政倫理,我們應該以檢視僱員的目光來看待政府官員。2021年的今天,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們即便當下不能改變國家,不能得到民主自由憲政,也應該先清理掉我們心中對明君聖主、青天老爺的期盼和迷信,換來對文明政治的理性認識。 改變何其難也!網上有佳句曰:「動他的利益如同要他老命,改變他的觀念如同挖他的祖墳。」改變意味者放棄既得利益和承認昔日的愚蠢,這就是魯迅說的中國「三千年沒有變化」的原因了。筆者僅僅是說出一個真相,我們應該拋棄奴民思維,換成站起來做人的思維,拆除心裡的枷鎖。站起來做人,這真是要了你的老命,刨了你家祖墳嗎? 歷史還要向前,自由還是人的天性,我始終相信不願下跪苟活,想要站起來做人的中國人還是多數,我們放眼於未來。 (※作者為中國人權律師,709案當事人及辯護人,美國漢弗萊項目訪問學者,2019年流亡美國。全文轉自上報)
周一,台灣恢復上班上課;在疫情緊張的此刻,一定會有不少「為何不停止上班課」的爭執。關於這一點,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創始主任麥可.歐斯特宏 (Michael T. Osterholm)在他的新書《最致命的敵人:人類與殺手級傳染病的戰爭》(春山出版)里提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初期,許多國家在沒有數據支持的情況下倉促關閉了學校;但事實上,亞洲有兩個進步文明程度相當的國家(城市)香港與新加坡,其中香港關閉了學校,而新加坡沒有,結果發現,兩地的病毒傳染率幾乎沒有差異。 這位全球知名的流行病學專家提醒,任何公共決策,都要考慮極其複雜的連動效應。如果學童必須停課回家,許多家庭會請祖父母來幫忙帶小孩,這可能增加老人的感染率,而COVID-19在老年人身上造成嚴重病情的比例,遠高於其他年齡層。此外,許多醫療機構有多達35%的醫護人員家裡有學齡孩童,其中有多達20%沒有其他照看孩童的選擇,如果學校關門,會令他們左支右絀,停課可能造成20%的護理人員停工,而這些醫護人員在瘟疫蔓延之際,是絕不可或缺的人手。 舉這個例子,是因為外界習慣用「控制疫情」與「維持經濟運作」的二分法來看待疫情之下是否繼續上班上班的兩難,但其實真正的公共政策決策遠比這更為複雜。政治社會系統的運作實在太過龐大,光是「維持上班課」的決策,可能就涉及「保護年長者」及「維持醫療量能」的特殊考慮;那些局限於自己的生活經驗、價值關懷,以及意識形態的批評,更可能有時而窮。 台灣疫情擴大,許多人開始追究「戰犯」:怪「獅子哥」為何活動力這麼強,怪華航機師不自愛,怪諾富特的飯店管理太鬆散,怪當初協調縮短機師檢疫的立委要負責,怪指揮中心沒有力挽狂瀾,怪為什麼不普篩,怪為什麼引進疫苗如此之慢……… 大多數災難的發生,都是彙集了好幾個原因而導致,有些互為因果,有些彼此平行。昨天傳出,最早的感染者可能在4月6日就發病,遠早於諾富特飯店群聚事件。如果真是如此,我們要怪誰?怪這個政府為何不及早封鎖邊境、與世隔絕嗎?這樣的作法有任何可行性嗎?這樣的追責有意義嗎?事實上,這種類流感的瘟疫傳播,就像一陣風,我們無法阻止風吹,就如同我們很難徹底抵禦病毒的入侵。 追責的意義在於防堵下一個漏洞,但它無法改變任何一件已發生的事實。更甚者,一個互相指責、謾罵以及對立的社會,絕對無法成就一個完善的防疫共同體。麥可.歐斯特宏說,面對任何一場瘟疫而言,有效的領導舉足輕重,任何國家領導人的首要之務在於提供正確而最新的資訊,而不是帶有私人意圖的政治運作。如果領導人的聲譽受損,社會大眾將無所適從;如果社會大眾能接收到誠實而有直接了當的資訊,就不會恐慌,社會也就能學著同舟共濟。 瘟疫之下,我們對於政治領導人的要求在於此,而這個國家的公民以及其他黨派的政治人物,也應該以此要求自己。不輕易地發怒,不要用自以為是的正義到處追責,不要轉傳來路不明的訊息,照顧好自己,盡量別讓自己成為別人的負擔,才能成就一個互助的防疫共同體。 去年瘟疫剛爆發的時候,前副總統、也是台灣的流行病學專家陳建仁在臉書上貼出一張「瘟疫中的我」圖卡,很值得此刻拿出來審視: 「瘟疫中的我」分為「驚慌」、「學習」到「成長」三個階段,「驚慌」時,有許多不能接受與憤怒的情緒,甚至容易動怒;「學習」階段開始認識自己的情緒,放棄許多不能操控的事,意識到這個社會每個人都在儘力盡責;直到「成長」狀態,開始有同理心,顧念別人,感激別人,甚至願意自我奉獻。 「瘟疫中的你」正處於哪一種狀態?只要有更多人意識到防疫必須「同島一命,團結抗疫」,台灣就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走出這一次的難關。 (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之後,引發的批評甚多,最受詬病的是數據嚴重失真。中國統計數據造假是種體制病,從政權誕生之日開始就存在。在計劃生育被世界痛詬之前,人口數據是瞞報、漏報,如今變成虛增人口,也算是中國人口數據統計的新問題。但中國人口問題的真正要害卻被一些討論者帶偏了 。 人口從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往城市並非中國獨有,嚴重的是經濟結構病態 我仔細看了一下被集中痛詬的一個問題:從各省人口來看,明顯呈現南多北少,東多西少的情況,一些北方和西部省份已經出現人口負增長。區域間人口結構較為不均衡。北方和西部省份已經出現人口負增長。 中國經濟南部比北部發達,東部比西部繁榮,人口從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往相對發達地區,是市場經濟下的人口流動規律,全世界都如此。東北衰落、西部本就欠發達,尤其是西北部沙漠多的缺水地區,不利於人類生存,這些地區的青壯年能夠遷往南部與東部並生存下來,既說明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增強,也證明當代青年的生存適應能力較前輩要強。 美國也是如此,近幾年出現逃離紐約、舊金山、芝加哥等情況,是這些民主黨州堅持政治正確,比如大量引進非移、BLM活動頻繁、稅收太重,導致不少公司離開,本地經濟衰落,自然帶走了一批人口而且是優質人口。 真正嚴重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結構極不正常,不少地區連財政都不能自給。比如最近被中國媒體熱炒的中國陝西佛坪縣,整個縣城的常住人口只有八千多人,但在政府、事業單位上班的,僅公開的數據就有2194名,全縣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人數2991人。2018年該縣地方財政收入為3943萬元,2019年3660萬元,這兩年的財政支出分別為8億元、7.97億元,是個不能自給依靠中央財政餵奶的寄生型地區。佛坪的情況比較極端,但在中國偏遠地區的縣,當地青年缺乏就業機會卻是共同的現象。 基於上述理由,討論中國人口分布不均衡是個看起來嚴肅的假問題,由於經濟地理的差別、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人口均衡分布在不同的地區。只有極權國家喜歡控制人口流動並認為人口均衡分布在各地區是正常的。 中國特色的「老齡化」憂慮 按照聯合國標準,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老年人口比重超過7%即可認定進入老齡化社會,14%即表示「中度老齡化」,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比已達13.5%,輿論一直稱老齡化問題迫在眉睫,彷彿中國老無所養僅僅是老年人口過多的問題。 聯合國曾頒布過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該項目分別預測了世界各國在2014年、2030年、2050年老齡化人口,人類現正處在2014-2030的中間階段。 2014年,中國以老齡化人口佔14.4%排在第52位。同年錄得96個國家的人口數據,世界上老齡化人口超過20%的共有33個國家。 2030年,在同樣的96個國家當中,中國以老齡化人口佔總人口比23.8排在第43位。這一年,世界上有14個國家的老齡人口超過30%,發展中國家只有馬爾他、斯洛維尼亞列入其中。 老齡化程度比中國高的多是西方國家,但也有阿爾巴尼亞、阿根廷、黑山共和國等國,但排在中國之後的基本都是發展中國家。 老齡化問題最嚴重的是日本,2014年為32.8%,2030年為37.5%。日本與歐盟等國的老有所養都解決得比較好,但這些國家的老齡人口佔比都遠高於中國。由此可見,中國的養老問題不是老齡化人口增多的問題,而是養老體制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兼經濟政策問題。尤其是考慮到農村老年人口約有7700萬,這個群體幾乎完全沒有任何社會保險(醫保、養老),老無所養問題非常嚴重。 少子化≠人口紅利消失 將少子化與人口紅利劃等號,很容易被證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列舉的96國人口年齡結構數據表明,年輕人口比例高的國家,都是出生率失控的非洲國家與中東國家,以及亞洲國家,比如巴西、土耳其、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秘魯、南非、印度、印尼、宏都拉斯、伊拉克、巴基斯坦、約旦、孟加拉國等等,但這些國家恰好是青年失業率最高的國家與地區。 少子化對於家庭來說是個大問題,據說中國失獨老人至少已超過200萬,這是一個需要政府與社會共同關懷的問題,但它與人口紅利消失之間不能劃等號。在少子化與人口紅利消失之間劃等號的人忽視了一個問題:人口紅利的實現需要年輕人充分就業。 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1990年代由於港台日韓資本湧入,2001年加入WTO後成為世界工廠,正是就業率高速成長階段,自然能夠實現人口紅利。但從2010年代以來,因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轉出中國,世界工廠地位式微,青年就業問題日益艱困,城鄉都有大量啃老族出現,人口紅利自然無法實現。 說明這個問題,只要對比一下全球青年失業率,就知道中國在胡溫時期的黃金十年的人口紅利是個多麼特殊的現象。 全球青年失業是個積累了二十餘年的問題。國際勞工組織於2000年10月發布的《全球青年就業趨勢》指出,1999—2019年20年間,青年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率總體呈現全球下降趨勢,從53.1%下降了約12個百分點,而這期間青年人口總數卻增長了3億。從地區差異看,2019年青年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率北美最高,為52.6%;最低的是北非和阿拉伯地區,為27%;東亞地區為45.2%,高於全球41.2%的平均水平——請注意,如前所述,這幾個地區是老齡化人口比例最低的地區,但這些國家的青年並沒有什麼就業機會,也成為2015年以來歐洲難民潮的主要來源之地。由此可見,人口年齡結構年輕化只是實現人口紅利的一個條件,但不是前提條件。 隨著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不再,產業鏈在全球範圍內重組,加之現代產業體系更依賴自動化設備和人力資本的素質,青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的勞動力數量下降不是真正值得擔憂的問題,而是人口質量。 截至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也是對外輸出移民第三大國,石油等主要資源對外依賴程度逾60%,30%的糧食依賴進口。這種物質支撐系統極為脆弱且國際信任度極低的國度,如何避開人口的「馬爾薩斯陷阱」,理性對待本國的人口問題是為至要。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原文出處)
林鄭政府宣布凍結黎智英個人戶口,同一時間,台灣蘋果日報宣布停止紙本日報的出版,只集中力量做網上新聞。 雖然事情都在預料之中,但消息傳來,仍令人憤慨。紙本台?停印,那是為集中資源,黎智英戶口凍結,也不影響香港蘋果日報的運作。 中共在把香港改造成一個大陸城市這一點上,不會有底線。在大陸怎麼做,在香港也會怎麼做,只是香港做起來,還要一步步來,讓外商慢慢習慣。 凍結黎智英的戶口,當然不是最終一步,辣招陸續有來,最終會不會逼得蘋果日報站不住腳,那也是要做好思想準備了。蘋果會鬥爭到最後一天,這從日前報館高層向員工宣示的態度中可以看到,他們已經儘力了,美好的仗他們打過了,他們雖敗猶榮。 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們又能做什麼?至少有幾件事,中共暫時還拿我們冇符。 第一是社交媒體。中共可以禁蘋果,禁立場新聞和眾新聞,但中共禁不了所有的社交媒體,除非社交媒體也被中共收買了,否則,在廣闊無邊的網路世界,還有人民自由思想的空間。 我們還能在網路發言,把自己一點一滴的想法和他人分享,還能批判中共的醜惡面目,支持一切民主自由的思想和行動。不寫大文章也可以,只用你的留言宣洩自己的情緒,表一個態,按一個贊,都是維護言論自由的行動。 中共打壓蘋果,就是要推倒民主思想的堡壘,堡壘沒有了士兵還在,還能攻擊,放幾下冷槍,在他們身上打一個傷口,讓他痛一下,流一點血,那也是好的。每個人都讓中共流一點血,就能讓他失血。 其次,我們要堅守自己內心的一點光明,要小心呵護內心的那點正氣,不要因為環境惡劣了,就覺得做什麼都沒意義了,要懷抱自己的信念。每個人內心的正氣沒有了,社會公義也就不會存在,因為公義就是由每個人內心的正氣匯聚起來的。四川成都四十九中一個學生枉死,四川人都挺身而出追索真相,為什麼?因為沒有公義,人人都是受害者。如果大陸人都能為公義發聲,香港人為什麼要放棄? 再次,我們還要保持痛罵政府的勇氣。國安法很辣,但國安法沒有規定林鄭政府不能批判。顛覆中共政權是大罪,但痛批林鄭政府還有自由,凡是我們看不慣的,能罵就儘管罵,能批就放膽批。不要因為林鄭後面有中共,就覺得批林鄭沒什麼用,批林鄭就等於批中共。 再次,就是對林鄭政府採取不合作態度。你可以打壓我,我為什麼要服從你?能抵制就抵制,能不服從就不服從。別的或許做不到,不去投票總不犯法吧。 最後,我們還是要對未來抱持最堅強的信念,這個信念就是,中共的獨裁統治違背基本人性,違背香港人乃至中國人的福祉和意願,一定不可能長久,天道循環,報應不爽。今日中共好像很強大,但強與弱是會轉化的。現在民主國家覺醒了,全面圍剿中共,大陸內外矛盾交叉激化,中共將慢慢陰乾。 一粒麥子不死,它只是一粒麥子,一粒麥子死了,它會生出很多麥子。蘋果不倒下去,它只是一家傳媒,蘋果倒下去,它的精神會幻化到每個人心裡,每個人便是一個蘋果。 中共打壓了蘋果,香港的新聞自由死亡,外商紛紛撤走,香港生機窒息,到最後,好好一個香港就給中共糟塌完了,香港這隻金鵝就不會生蛋,那是中共的攬炒,他種的苦果他要吞下去。獨裁者總是以為他們可以掌控世界,可惜世界不是由它們塑造起來的,世界是由世界上大多數正義的人們塑造起來的。 最近網上有視頻,拍到習近平到某地,一大群事先安排好的人圍著他。習近平問,你們來這裡做什麼?有人說他們是搞攝影的,來這裡「採風」,習近平怔了一下,他不懂得「採風」是什麼意思。採風是搜集民間風情的意思,那些人都是隨行記者,充當臨時演員而已。習近平連採風都不懂,難怪李銳說他只有小學生水平。中國交到習近平手上,能有什麼前途,那不是可想而知?所以,不要把中共想像得太強大,他們只是在自掘墳墓。 我們為蘋果擔心,蘋果存在一天,我們就撐它一天,撐到它撐不下去了,我們就把蘋果的精神移植到我們心裡,讓它在那裡生根,我們就讓蘋果在我們心裡活下去,和我們見證香港的明天。 歷史是人民寫的,將來的歷史,黎智英和蘋果日報會佔有光輝的一頁,林鄭與中共,只會有骯髒的一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今年以來,中共突然拋出一個「東升西降」的說法。上到總書記習近平,下到御用學者,再到大外宣機器,同聲鼓噪「東升西降」論,宣稱:「時與勢在我們這一邊」。 「東升西降」論的根據何在?北京的根據之一大概是說,中國首先擺脫了大瘟疫,而其他各國仍深受大瘟疫之害;有的國家如印度,更重新淪為重災區;而在去年,僅中國實現了經濟正增長2.3%。這種演算法,顯然沒有把台灣、紐西蘭等防疫、抗疫最成功的小國計算在內。 北京的根據之二,就在美中貿易戰的背景下,中國對外貿易不減反增。其實,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在過去四十來年,美歐各國犯下嚴重戰略錯誤,把80%以上的醫療生產線、供應線放置中國,既成全了中國作為一個製造業大國的崛起,又把至關重要的生命線 — 藥品、醫藥設備,甚至於口罩等的控制權交由北京掌控,成為中共倒過來要挾、勒索美歐等國的利器。就在這場大瘟疫中,各國受制於中共,而中共大發災難財,讓美歐和世界各國吞下苦果。但由此也促成美歐等國的覺醒,決意重新布設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 北京的根據之三,借中國綜合國力膨脹,中共野心膨脹,狂增軍費,讓中國軍力急速擴張,不僅給包括台灣、日本、南海諸國、印度等周邊國家構成最嚴重威脅,而且也給美國帶來最大挑戰和威脅。中共窮兵黷武,挑起軍備競賽,以至於不僅美國、印度、台灣、東南亞等國被迫大增軍費軍備,就連戰後受和平憲法約束的日本也都開始增加軍費,重整軍力,急起直追。 其實,所謂「東升西降」的論調,在近代歷史上就出現過多次。當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攻城略地、侵略與擴張處處得手、打造「大東亞共榮圈」、鼓吹「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之時,就是「東升西降」論盛行之時。二戰後,以蘇聯為首、中國為次、東歐八國拱衛,還有散落世界的共產黨國家陪襯,形成東西方冷戰態勢,又是一次「東升西降」論的盛行。毛澤東為此曾洋洋自得道:「東風壓倒西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鼎盛、亞洲「四小龍」崛起,也一度成全球經濟上的「東升西降」論。 至於毛澤東死後的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藉助香港和台灣兩大窗口,藉助美國、日本和歐洲的大量外資注入,迎來經濟恢復;憑籍巨大的人口和幅員,中國得以從經濟上崛起。中共由此狂增軍費開支、著重軍事發展,讓各類軍艦如「下餃子一樣下水」,終於成為北京「東升西降」論的底氣。 然而,此時說「東升西降」不如說「中升西降」。因為同一時期,印度和東南亞經濟都在快速增長、騰飛、崛起,它們卻與中國陣營無關,而更親近西方陣營。如此一划分,何來「東升西降」之說? 其實,即便說「中升西降」卻也並非事實。因為中國經濟總量仍然低於美國,儘管有超越之勢,中國科技實力卻遠非美國對手。僅疫苗研製一項,就可見一斑:中國先爆發瘟疫,先研製疫苗,到如今卻是美國疫苗大幅領先,並為世界各國所認同、所信任;中國疫苗卻不為世界各國所認同、所信任,就連中國人民本身都不認同、不信任中國疫苗。 至於軍事、航天、地緣政治等領域,中國不僅明顯落後於美國,而且根本無望超越美國。當今世界,美國擁有眾多盟國盟友,獲得大多數國家信任與合作;中國則處於空前孤立處境,四面楚歌,八面受敵。此情此景,竟然侈談「東升西降」(或「中升西降」),豈非沒話找話、貽笑大方! 說到底,北京的所謂「東升西降」論是偽命題和假命題,自說自話,自欺欺人,自我陶醉。同時,又是習當局的一個政治命題,主要出自大內宣的需要,需要繼續洗腦、愚化、奴化中國人民,讓他們原地踏步、坐井觀天,受惑於「制度優勢」、「制度自信」。最後,也是習近平個人的需要,企圖在明年中共二十大上,以這個畫餅的「政績」為他自己的連任造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