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瘟疫中的你

周一，台湾恢复上班上课；在疫情紧张的此刻，一定会有不少“为何不停止上班课”的争执。关于这一点，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创始主任麦可．欧斯特宏 （Michael T. Osterholm）在他的新书《最致命的敌人：人类与杀手级传染病的战争》（春山出版）里提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初期，许多国家在没有数据支持的情况下仓促关闭了学校；但事实上，亚洲有两个进步文明程度相当的国家（城市）香港与新加坡，其中香港关闭了学校，而新加坡没有，结果发现，两地的病毒传染率几乎没有差异。 

这位全球知名的流行病学专家提醒，任何公共决策，都要考虑极其复杂的连动效应。如果学童必须停课回家，许多家庭会请祖父母来帮忙带小孩，这可能增加老人的感染率，而COVID-19在老年人身上造成严重病情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层。此外，许多医疗机构有多达35%的医护人员家里有学龄孩童，其中有多达20%没有其他照看孩童的选择，如果学校关门，会令他们左支右绌，停课可能造成20％的护理人员停工，而这些医护人员在瘟疫蔓延之际，是绝不可或缺的人手。 

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外界习惯用“控制疫情”与“维持经济运作”的二分法来看待疫情之下是否继续上班上班的两难，但其实真正的公共政策决策远比这更为复杂。政治社会系统的运作实在太过庞大，光是“维持上班课”的决策，可能就涉及“保护年长者”及“维持医疗量能”的特殊考虑；那些局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价值关怀，以及意识形态的批评，更可能有时而穷。

台湾疫情扩大，许多人开始追究“战犯”：怪“狮子哥”为何活动力这么强，怪华航机师不自爱，怪诺富特的饭店管理太松散，怪当初协调缩短机师检疫的立委要负责，怪指挥中心没有力挽狂澜，怪为什么不普筛，怪为什么引进疫苗如此之慢……… 

大多数灾难的发生，都是汇集了好几个原因而导致，有些互为因果，有些彼此平行。昨天传出，最早的感染者可能在4月6日就发病，远早于诺富特饭店群聚事件。如果真是如此，我们要怪谁？怪这个政府为何不及早封锁边境、与世隔绝吗？这样的作法有任何可行性吗？这样的追责有意义吗？事实上，这种类流感的瘟疫传播，就像一阵风，我们无法阻止风吹，就如同我们很难彻底抵御病毒的入侵。 

追责的意义在于防堵下一个漏洞，但它无法改变任何一件已发生的事实。更甚者，一个互相指责、谩骂以及对立的社会，绝对无法成就一个完善的防疫共同体。麦可．欧斯特宏说，面对任何一场瘟疫而言，有效的领导举足轻重，任何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之务在于提供正确而最新的资讯，而不是带有私人意图的政治运作。如果领导人的声誉受损，社会大众将无所适从；如果社会大众能接收到诚实而有直接了当的资讯，就不会恐慌，社会也就能学著同舟共济。

瘟疫之下，我们对于政治领导人的要求在于此，而这个国家的公民以及其他党派的政治人物，也应该以此要求自己。不轻易地发怒，不要用自以为是的正义到处追责，不要转传来路不明的讯息，照顾好自己，尽量别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才能成就一个互助的防疫共同体。 

去年瘟疫刚爆发的时候，前副总统、也是台湾的流行病学专家陈建仁在脸书上贴出一张“瘟疫中的我”图卡，很值得此刻拿出来审视：

“瘟疫中的我”分为“惊慌”、“学习”到“成长”三个阶段，“惊慌”时，有许多不能接受与愤怒的情绪，甚至容易动怒；“学习”阶段开始认识自己的情绪，放弃许多不能操控的事，意识到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在尽力尽责；直到“成长”状态，开始有同理心，顾念别人，感激别人，甚至愿意自我奉献。

“瘟疫中的你”正处于哪一种状态？只要有更多人意识到防疫必须“同岛一命，团结抗疫”，台湾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走出这一次的难关。

（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