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后,引发的批评甚多,最受诟病的是数据严重失真。中国统计数据造假是种体制病,从政权诞生之日开始就存在。在计划生育被世界痛诟之前,人口数据是瞒报、漏报,如今变成虚增人口,也算是中国人口数据统计的新问题。但中国人口问题的真正要害却被一些讨论者带偏了 。
人口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往城市并非中国独有,严重的是经济结构病态
我仔细看了一下被集中痛诟的一个问题:从各省人口来看,明显呈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情况,一些北方和西部省份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区域间人口结构较为不均衡。北方和西部省份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
中国经济南部比北部发达,东部比西部繁荣,人口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往相对发达地区,是市场经济下的人口流动规律,全世界都如此。东北衰落、西部本就欠发达,尤其是西北部沙漠多的缺水地区,不利于人类生存,这些地区的青壮年能够迁往南部与东部并生存下来,既说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也证明当代青年的生存适应能力较前辈要强。
美国也是如此,近几年出现逃离纽约、旧金山、芝加哥等情况,是这些民主党州坚持政治正确,比如大量引进非移、BLM活动频繁、税收太重,导致不少公司离开,本地经济衰落,自然带走了一批人口而且是优质人口。
真正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极不正常,不少地区连财政都不能自给。比如最近被中国媒体热炒的中国陕西佛坪县,整个县城的常住人口只有八千多人,但在政府、事业单位上班的,仅公开的数据就有2194名,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人数2991人。2018年该县地方财政收入为3943万元,2019年3660万元,这两年的财政支出分别为8亿元、7.97亿元,是个不能自给依靠中央财政喂奶的寄生型地区。佛坪的情况比较极端,但在中国偏远地区的县,当地青年缺乏就业机会却是共同的现象。
基于上述理由,讨论中国人口分布不均衡是个看起来严肃的假问题,由于经济地理的差别、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口均衡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只有极权国家喜欢控制人口流动并认为人口均衡分布在各地区是正常的。
中国特色的“老龄化”忧虑
按照联合国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即可认定进入老龄化社会,14%即表示“中度老龄化”,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3.5%,舆论一直称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仿佛中国老无所养仅仅是老年人口过多的问题。
联合国曾颁布过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该项目分别预测了世界各国在2014年、2030年、2050年老龄化人口,人类现正处在2014-2030的中间阶段。
2014年,中国以老龄化人口占14.4%排在第52位。同年录得96个国家的人口数据,世界上老龄化人口超过20%的共有33个国家。
2030年,在同样的96个国家当中,中国以老龄化人口占总人口比23.8排在第43位。这一年,世界上有14个国家的老龄人口超过30%,发展中国家只有马尔他、斯洛文尼亚列入其中。
老龄化程度比中国高的多是西方国家,但也有阿尔巴尼亚、阿根廷、黑山共和国等国,但排在中国之后的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
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是日本,2014年为32.8%,2030年为37.5%。日本与欧盟等国的老有所养都解决得比较好,但这些国家的老龄人口占比都远高于中国。由此可见,中国的养老问题不是老龄化人口增多的问题,而是养老体制问题,这是一个政治兼经济政策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农村老年人口约有7700万,这个群体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保险(医保、养老),老无所养问题非常严重。
少子化≠人口红利消失
将少子化与人口红利划等号,很容易被证伪。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列举的96国人口年龄结构数据表明,年轻人口比例高的国家,都是出生率失控的非洲国家与中东国家,以及亚洲国家,比如巴西、土耳其、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南非、印度、印尼、洪都拉斯、伊拉克、巴基斯坦、约旦、孟加拉国等等,但这些国家恰好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与地区。
少子化对于家庭来说是个大问题,据说中国失独老人至少已超过200万,这是一个需要政府与社会共同关怀的问题,但它与人口红利消失之间不能划等号。在少子化与人口红利消失之间划等号的人忽视了一个问题: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年轻人充分就业。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1990年代由于港台日韩资本涌入,2001年加入WTO后成为世界工厂,正是就业率高速成长阶段,自然能够实现人口红利。但从2010年代以来,因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式微,青年就业问题日益艰困,城乡都有大量啃老族出现,人口红利自然无法实现。
说明这个问题,只要对比一下全球青年失业率,就知道中国在胡温时期的黄金十年的人口红利是个多么特殊的现象。
全球青年失业是个积累了二十余年的问题。国际劳工组织于2000年10月发布的《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指出,1999—2019年20年间,青年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总体呈现全球下降趋势,从53.1%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而这期间青年人口总数却增长了3亿。从地区差异看,2019年青年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北美最高,为52.6%;最低的是北非和阿拉伯地区,为27%;东亚地区为45.2%,高于全球41.2%的平均水平——请注意,如前所述,这几个地区是老龄化人口比例最低的地区,但这些国家的青年并没有什么就业机会,也成为2015年以来欧洲难民潮的主要来源之地。由此可见,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只是实现人口红利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前提条件。
随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不再,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重组,加之现代产业体系更依赖自动化设备和人力资本的素质,青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的劳动力数量下降不是真正值得担忧的问题,而是人口质量。
截至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对外输出移民第三大国,石油等主要资源对外依赖程度逾60%,30%的粮食依赖进口。这种物质支撑系统极为脆弱且国际信任度极低的国度,如何避开人口的“马尔萨斯陷阱”,理性对待本国的人口问题是为至要。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原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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