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长联合声明在东海与台湾等问题上牵制中国
2026 年 11 月 12 日
今日这篇文章，竟不知从何落笔。哀叹没有意义，互相鼓励的话也说尽了，形势如何大家心照，如何处身各有选择，那么还有什么好说？ 我想起和壹传媒有限来往的一些旧事，在此与各位分享。 黎智英创办《壹周刊》时，我看了第一期，就和一位前辈说，《壹周刊》掂！前辈是新闻界老行尊，那时他已从旧机构退休，《壹周刊》开档，他被请去专门处理读者来信。 前辈满脑子传统报刊的经验，对我的看法颇不以为然。我并没有特别高超的判断力，但整本杂志从头到尾看下去，几乎每一页都给我新鲜感，内容吸引，文字爽朗，永不拖泥慸水，插图和设计也都别竖一帜。我想既然我一看就喜欢，别人也一样，那杂志一定可以生存。 创办初期，因为服膺市场化，打破旧规则，创办狗仔队，更白日宣淫，有些新闻手法很出位，因此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黎智英是一个传媒“坏孩子”，拿著一枝大棒冲进传统媒体大殿，一轮乱棍扫去，打得里面的旧摆设碎片乱飞。 其间甚至发生“制造新闻”的丑闻，争吵一轮后，《壹周刊》公开道歉了事。 要在百年旧传媒中杀开一条血路，只有不按牌理出牌，志在吸引公众眼球，先冲得进去，把旧殿堂打得稀哩哗啦，然后再来收拾残局。 《壹周刊》成功后，黎智英再接再励创办《苹果日报》，并聘请董桥睇档。董桥何等人也，竟愿意报效一家市场导相﹑没有底线的新媒体？当时文化界前辈戴天和我说，黎智英是请董桥去开一间精品店。 戴天的比喻很有趣，《苹果日报》当时就像一间大的超市，什么都卖，在超市里辟一角落，卖一高档消费品，顺便把高消费人群也拉拢进来。由那时开始，苹果日报便站稳脚跟。 从苹果创刊起，我几乎每天都浏览，找自己喜欢的内容来看。苹果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她永远不闷，永远趣味盎然，即使没趣味的内容，他也要把他写得有趣味。还有，他一直强调独家新闻，用自己的记者去挖掘政圈商圈文化圈种种隐秘之事，保障读者的知情权，他们做独家一视同仁，不避社会关系，总之你有事情瞒著别人，这件事又是大家有兴趣知道的，苹果就要把它公诸于众。 苹果创办多年，我都没有给他们写稿，直至文革四十周年，我作了一次整体回顾，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长文，标题为“四十年来家国”，寄给董桥先生。董桥初时回复我，说他们没有适当版面，要看编辑是否接受。结果过几天，苹果拨出大半个版面，把我那篇文章全文一次刊完。当时有一些文化界朋友读了，都还觉得对他们认识文革有点帮助。 后来有一次，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为我们重印的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序，我正愁没地方发表，有一晚在港大龙应台沙龙上碰到董桥，我提起余英时的新作，董桥想都不想就说：余教授的文章多长我们都要！过几天，余教授的宏文在苹果日报用两大版的形式一次过刊完。 如果苹果只是一份以低级趣味取悦读者的报纸，怎么可能一口气发表一篇历史学家严肃题材的长文？由此可见，黎智英办苹果，绝不只是赚钱那么简单，他有自己的政治与文化抱负。 直到占中运动前，我才开始用笔名“顾鸿飞”投稿给李怡。我和李怡认识，但我不想他看熟人面子登我的稿，因此用笔名。直到一段时间后，李怡大概从我收稿费的户口英文名拼出我的姓名来，这才打电话和我联络，鼓励我多写。 我于2018年回加拿大定居，直至2019年反送中运动起，我才又重拾时事评论的笔，又给苹果论坛版投稿。当时论坛版已有不少固定作者，剩馀的版面很有限，有时一篇文章要压一两个星期才刊出，失去时间性。 恰好那时中文大学出版社希望为我的长篇小说《血雨华年》做宣传，希望我开一个脸书专页，我当然责无旁贷，于是就在脸书上每日写时事评论。 去年四月间，有一天黎智英突然打电话给我，邀请我专栏。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曾想合作出版他的书，可惜不了了之。我在不同报刊写专栏写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报纸老板亲自约稿，不料黎智英纡尊降贵亲自打电话约稿，我这才明白他成功的原因就是事事亲力亲为。 专栏每周两篇，他和我商量见报的日期，又闲聊一阵，就此开始与苹果的合作。我长期看苹果，原有专栏作家很多都是我心仪的作家，蔡澜李碧华是天地图书的作者，陶杰﹑蒋芸和沈西城也是老相识，高慧然也是我的作者，左丁山每日必读，他的资讯都是我不知道的，此外林夕的尖锐，冯睎干的学问，李纯恩的俏皮，还有其他几位的识见和学问，都令我钦佩，因此就像进入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的社会生活面不如各位的广，常为题材伤脑筋，不过总是想把文章写得有意思也有趣味，免得拖低整个专栏版的平均质素。 又过了几个月，张剑虹先生写短讯向我约稿，希望我帮手写社论。先是每周一篇，后来增加到两篇，我初时有点战战兢兢，因此前未写过社论，张先生鼓励我，让我大胆写，此后慢慢上手，也摸到一些窍门。我的社论和专栏都得到编辑的尊重，从来一字不改，有时一点小小的疑问都要写短讯来问，有事情联络张剑虹先生，他都是即时办理回复，真是合作无间。 我很庆幸自己在退休之年还能为香港人服务，这都要拜苹果日报之所赐。我在苹果日报最后这一年时间内，和他们并肩打过一些美好的仗，因此深感荣幸，让我选择再来一次，我仍旧会视他们为亲密的战友。 人生有顺逆，这几天每日心情都不好，为苹果日报不值，为香港不值。但形势如此，人力难以挽回，我们只好接受现实，在不可能的现实面前，尽做一点可能的事。 苹果无可避免要走向结束，他们甘冒专制矢石，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志，现在虽然粉身，我相信日后一定会浴火重生。鲁迅诗句“于无声处听春雷”，从今以后，我们也就在无声处等待，等那一声春雷从天际响过来。 借此机会，向黎智英﹑张剑虹和罗伟光三位致意，希望他们善自珍重，保养身体，也通过他们感谢所有苹果日报员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且让我们以李白诗句共勉。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苹果日报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其实也不只苹果，香港自由网媒﹑各民主政党团体也都面临生存空间萎缩的难题。中共已撕下所有的面具，现在维持最低限度的专制统治，就是他们最高的期望了，此外什么都顾不上了。 现实一点看，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苹果日报可以再支持一段时间，但不可能一直支撑下去，总有一天，要面临日报无法出版的结局。 这是无可避免的，但也是暂时的，苹果一定会复刊，只是时间问题。 我不是专业人士，没有经验，也缺乏基本的辧报常识，但我喜欢天马行空，胡思乱想一番，假设苹果的一种生存方式。 苹果应该转入网上版的方式，把基地设到台湾。苹果在台湾有基础，有社会关系，也有一定的财政储备，应该会得到台湾朝野的支持，要重建一个基地不会困难。但在台湾建立的网上版，应该还是香港苹果日报，而不是台湾的苹果日报，以香港读者为主要对象，集中采编香港新闻，聚焦香港时事，报道香港人的生活，提供一个言论平台给香港市民发表个人意见。 为此应该继续雇用香港的记者编辑，只是这种雇佣关系应该转入地下。壹传媒是上市公司，日后不可能再经营下去，需用一间新公司签合约，出粮也采取自动转帐。记者自行采访，编辑部的工作安排都在网上完成。这样在香港就不必有写字楼和印刷厂，但整份网上报纸可以维持苹果原有的风格，主要目标读者也是香港市民。 采访﹑编辑﹑校对﹑摄影﹑设计都由苹果原班人员执行，只不过所有工作都先经互相沟通，分别由各人独立完成，然后电邮到台湾，整合成网上版的报纸。 大部份编采工作都可以独立完成，有些政府部门的采访要凭记者证出入，那就比较困难，但政府的新闻可以采用通讯社的通稿，只要那个通讯社足够中立中肯就可以。至于香港社会新闻﹑政坛动向﹑独家报道﹑专访和社会写实等方面的内容，则不会受太大影响。 苹果现在也有网上版，不过大部份工作都由现有员工在公司内完成，日后全部转入网上版，现有员工解散，重新组合，可以省下写字楼和行政开支，员工也可以适当减少，以最低限度的人去做最基本的工作。 我们最需要苹果日报的，除了一般的国内外时事之外，就是独家报道﹑时事评论﹑专访﹑综述﹑文化评析﹑专栏﹑历史追踪等等。比如发生一件重要新闻，对当事人追踪报道和采访，以得到事件的及时更新，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需要有一定经验和技巧。 此外，及时的时事评述，也需要对国内外政情有深入认识的资深记者或评论者，才可以高屋建瓴深入浅出。 当然，日后的采访会有很多困难，如何既保持运作顺畅，而又可以保密（可能很难，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减少政府的干扰和破坏，需要内行的技术处理，我相信苹果日报可以找到这种人才。 至于一般读者，目前通过网上来看苹果当然没问题，日后中共会不会建防火墙，是否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那只好边走边看。 为结省开支，在图片和设计方面，也可以睇?食饭，不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只要过得去就可以，读者希望看到的只是信息，是否赏心悦目倒不是重点。 我希望不管以什么方式，都给苹果日报一个立足之地，不要让她就此消亡。网上订阅的月费，可以适当提高，以应付日常开支，假定每个订阅收一百港元，那一万订阅每月就有一百万。以香港读者为主体，加上台湾和海外华人，估计至少有三十万，那就是每月三千万，已可应付基本人工支出，再加上广告收入，可以生存下去。 对读者来说，经济上的负担，虽比现在的网上订阅贵，但一定比每日买报纸便宜，只是有些不能使用电脑上网的老人家会受到限制，有什么方法可以补这方面的不足，也希望大家多想想。 在香港苹果日报纸上版停刊之后，全香港清一色是红色传媒，香港人欠缺一个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可以相信，网上版的苹果，一定可以得到香港读者的支持。 政权打压，我们就化整为零，以无数个人﹑从不同方位﹑在不同时间继续与专制政府对抗下去。我们集气合力把苹果日报撑住，不管她是以纸媒形式，还是网媒形式，我们要维护这一个公共的资讯平台，让它活下去。苹果活下去，中共港共就不得安宁，他们就永远都要面对自己的末日。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一年前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电台节目表示，游说外国制裁香港不构成分裂国家及颠覆国家政权，或恐怖主义的定义，更指“勾结”必须牵涉实际的刑事行为，才构成罪行；而现行法例下的“串谋”，若只有协议，没有行动是无法定罪，更指控当时大律师公会的声明“制造恐慌”，或者“将事情无限放大”。 然而才一年未够，特区政府却以《苹果日报》上面，有数十篇文章是呼吁外国制裁中国及特区政府为理由，拘捕以及检控《苹果日报》的高层成员，指控涉他们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单看官方记者会的解说，不但看不见“勾结”的“实际行动”，也无法理解如何“串谋”与“行动”。一年前汤大状指控大律师公会所谓的“制造恐慌”，如今全部成为了事实。 壹传媒的董事会更指出，警方要求本港七间银行，不得处理被冻结公司的资产，于是发薪就违反《国安法》，欠薪就违反雇佣条例，而政府不但没有回应，如何帮助这些记者出粮，反指出粮属公司的责任，而且冻结资产不能成为违反劳工法例的理由；简单而言就是只要令《苹果日报》无法营运下去，而坐视最少2000多名新闻从业员，失业以至无法出粮。 市民当记得1998年，当年特区政府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即使多位被告的起诉书中，清楚见到检控当局当年，指控星岛集团主席兼大股东胡仙，与被控行政人员合谋，然而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却以“公众利益”为由，包括星岛集团的2000名员工可能失业，因此不作起诉胡仙；如今同样是报纸，涉及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员工，为何律政司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呢？背后的政治理由，大家都一清二楚吧？ 当香港失去新闻自由，结果就是令港人集体失望，不断移民出走；亲政府人士对移民者的态度，也180度扭转；2017年讨论一地两检时，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接受访问时，指不相信“一国两制”，觉得大陆会破坏一国两制，最好的方法是离开香港云云；去到2021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则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指港人移民前应三思，免失却在香港发展机会云云。 相较与大量学生与教师流失，由国际学校到本地直资都不断要招生要请教师的事实，近月来亲政府的舆论与KOL，都纷纷不断抹黑港人移民的计划，不断呼吁叫人不要走，这种态度已经说明了人材流失的严重性。然而政府不但无意减少政治寒冬的打压，反而在已经控制一切的情况下，仍然持续“改写”一国两制。结果当然只有一个，就是港人的出逃，只会更严重，最终民心涣散。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捣鼓工农兵起义，革命成功后，却以没收土地为国有，成为中国唯一的大地主，这个谎言一说一百年，十四亿人仿佛只做了一场春梦。 1921年的7月23日，13个共产党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开了几天的秘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13人包括了毛泽东、张国焘，也包括后来的维新政府的要角陈公博、周佛海在内。 因为是一个以革命暴力推翻体制为目的的秘密组织，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历史，从来就有各式各样的争论，直到1941年中共中央才把党的生日定调为7月1日。 再有十天，中共将迎接它的百歳生日，这个13人发起的秘密小团体，已经发展成为9200万党员的庞然巨兽，而且牢牢的掌控著14亿人的生活和命运，不能不说这是人类社会的奇迹。 不管如何宣传包装，共产主义就是要透过暴力手段消灭阶级剥削，建立人人平等的乌托邦，中国千年帝制和百年积弱正好替它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广大工农兵视共产党为翻身的希望，是翻转土地正义的救世主。 这一百年来，历代中共领导人唇焦舌敝，诉说新社会愿景，现在则轮到习近平来接棒说一段好故事，具体实践方法是什么呢？习主席说：莫忘初衷！ 于是人们不免要问，共产党的初衷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要完全实现财产公有制，消灭一切阶级差异。这种理想曾经打动了一些热血青年，有句话形容说，三十岁以前不信共产主义，代表你没有良心，三十岁以后还信共产主义，就表示你很愚蠢。毛泽东、邓小平们是否终身都相信共产主义不得而知，但有一件事很肯定，他们绝对不愚蠢。 共产党何时开始言行不一灵肉分离已不可考，但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过十九次，未闻主义高调久矣，邓小平很早就被老毛划为走资派，江泽民、胡锦涛干脆光明正大以发大财追赶万恶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位习近平，看似有心搞平均主义做一番大事业。然而，革命大业红红火火搞了一百年，猛一回首，赫然发现党才是先烈们要革命的对象，可以说，最害怕原始共产教义的，应该就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可以绝口不谈原始共产主义，但韭菜还是要照样收割，于是血统不纯的资本家如马云、马化腾就倒大霉了，但对红朝新贵则可以网开一面区别对待，不信你去和红色家族谈初衷，你看他们干不干？ 共产主义曾经管过半个地球，不说苏联墓木已拱，现在连朝鲜古巴也不怎么搭理了，中共是否仍信仰共产主义或许已不重要，但是有14亿人仍然生活在这种谎言体制下，却不能不面对。有学者说中国2%的人掌握了80%的财富，这实在无法对马克思交待，如何建构新论述，说服躺平族认命，无疑是当务之急，即使是国师如王沪宁之流，恐怕也要搔破脑袋头痛万分吧？ 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习近平要“说好中国故事”，7月1日，故事脚本会如何铺陈呢？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西方国家常常错估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前景，迄今为止，至少有过两次，一次是高估苏联经济；另一次就是高估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现在中国经济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不了解中国经济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国经济往日短暂繁荣的回忆和想象中，他们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苏联经济观察家同行们的覆辙。 一、美国的苏联经济研究教训惨痛 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共产党政权以来，西方国家总有人会被共产党政权的表面成就所迷惑。其中有些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或爱好者，他们只希望共产党政权强大，但不愿意关注共产党政权隐藏起来的种种困境。那么，美国有中情局，还有大批苏联经济问题专家，他们也错估了苏联的经济前景吗？答案是，确实如此。 苏联二战以后凭借美国提供的大量设备和技术，再加上从德国掠夺来的人才和技术，开始了经济复兴。其速度之快，市容面貌变化之大，高楼大厦接连建成，还首先发射了宇宙飞船，这一切令不懂极权主义政权特性的人目瞪口呆。当时苏共头目也宣称，将很快超过美国。但这些成就并不是市场经济之下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集权政府调集全国财力物力一举投入的产物。在民主国家，政府不能随意支配民间资源；而在苏联和中国，政府可以把所有资源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想达成什么目标，根本不用考虑经济效益，只要把资源集中投进去，就能出现外观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这些表面的“成就”掩盖了共产党国家内在的经济困境。 据美国的资深苏联经济问题学者米拉（James Millar）1995年在《走出苏联研究（Beyond Soviet Studies》这本会议文集中撰文分析，美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六代苏联经济专家，总计260多人。苏联解体后，所有这些人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崩垮，因为他们虽然对苏联经济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但谁也没预见到苏联经济的衰败乃至苏联解体。学者们如此，中情局也好不到哪里去。米拉1991年11月曾经为美国国会写过一份报告，评估中情局1970年到1990年关于苏联经济表现的分析。他在报告中写道，中情局的相关分析一般都和美国的苏联经济问题学者的观点相似；该情报机构1980年代前半期仍然认为，苏联崩溃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说，中情局那个判断上报之后仅仅几年，苏联就解体了。 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学者比那些苏联经济问题学者高明吗？看来未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关注局部现象和细枝末节，却不具备宏观层面的综合判断和深刻洞察力。当然，由于职业上的既得利益，不愿看衰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前景，也是西方的共产党国家经济问题专家不会明言的一个因素。 二、改革开放能送中共“步步登高”？ 苏联的经济改革不成功，而中国抛弃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和全盘公有制，实行了经济市场化，再加上有机会通过对外开放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这都是苏联所不具备的体制条件。但是，如果以为有了这些条件，中国经济就可以从此永远“高歌猛进”，冲向“世界第一”，那就太幼稚了。 从本世纪初到2017年，中国经济的繁荣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续的高增长让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经济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疫情之后，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把本国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经济长期繁荣产生的拉动效应上。事实上，中国的媒体从2008年开始，每年年初都谈“最困难的一年”，持续多年后因局面仍无法根本改观而闭嘴不谈了。这种用语并非危言耸听，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部分真实状况，但国际社会忽视了其中的奥秘。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宣布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低于8%，并且称这样的经济成长放缓为“新常态”。 中国经济成长率的下降，是景气循环的正常现象，还是经济长期趋势的转折点？对此，国际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我分析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之后发现，这场经济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源起，才可能理解为何今日中国经济繁荣不再是“常态”，而经济困难反而成了“新常态”。中国过去20年里“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的形成与消失，是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困境的钥匙。 三、“出口景气”寿命十年2 1997年，中共因国企全面困境并拖累银行系统陷入金融危机，不得不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和依赖，开始了国企“改制”，其实质就是中小型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重组上市（即部分私有化）。国企私有化为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而经济市场化又为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中国终于在2001年加入了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出口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可以说，中国加入WTO之后那十年的经济繁荣，是“出口景气”之赐。 中国从1978年便开始经济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全面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为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在出口景气时期，外国公司几乎对中国所有的产业都作了试探，从各种消费品到汽车，从能源产业到机械设备制造，从房地产业到金融业，几乎未剩下任何“尚未开垦”的投资“处女地”。 中国在那“出口景气”的辉煌岁月里，2003年到2007年，出口连续每年以高于25%的速度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与西方经济大国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却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 ，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生产、把市场全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无法长期依赖出口高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 四、“出口景气”迅速终结 实际上，中国的“出口景气”只持续了几年就开始受到三重打击：其一，随着出口景气达到顶峰，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工资、社会福利开支、税收、地价、能源价格等不断上涨，使得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外资企业的利润逐渐被侵蚀，部分外企不得不迁走。其二，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相继受到冲击，各国的购买力明显萎缩，让中国的“出口景气”大受冲击。其三，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加快技术进步，自动化能力不断提高，竞争力增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引进外资、加工出口，中国产品的国外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曾经因大量廉价生产服装、鞋类、玩具、电子消费品等，让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受惠；但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档次低，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这三重压力都不是对中国“出口景气”的暂时性冲击，也不是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存在并迫使中国的“出口景气”收缩的重要因素。 2006年，外企开始从中国撤资，先是位于广东的港、台制造鞋类、服装、玩具的企业关厂；然后许多生产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及小家电的外资企业也撤离；接着，外资撤资浪潮进一步蔓延到长江三角洲这个电子、高科技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到2015年，一些制造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的大型外资企业也相继关厂。港、台、韩、日等撤离中国的企业纷纷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和印度。中国的“出口景气”从2012年开始逐步衰退，到了2016年，出口下降7.7%。中国经济从此彻底告别“出口景气”。 五、“土木工程景气”再延十年繁荣 “出口景气”衰退时，中共采取强力经济刺激措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各级地方政府把市区的旧建筑拆除，翻建成高档办公楼、商业区或豪华住宅；同时通过道路、机场、公共设施等市政建设，大量建设市郊的住宅小区。土木工程相关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以前的18-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2014年，仅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即达21%。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便可能产生房地产泡沫。日本平成经济泡沫时期，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只不过9%；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这一比例是6%。而中国房地产工程的投资规模大约相当于日本平成泡沫时期的1倍，是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时房地产投资规模的3倍多。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土木工程景气”高潮时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2008年相当于世界粗钢产量的49%，到2014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69%。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到今年6月，按居住面积计算，深圳、北京和上海的房价与居民年平均收入的比例达到惊人的58倍、56倍和46倍，居全球之冠。工薪阶层要70岁退休且不吃不喝、不养老人和孩子，如此用此生全部收入方能买得起房。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也就走到头了。 中国在短期内发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大、中型城市完成了城市现代化，城市景观大为改善；京沪等特大城市的富丽堂皇远超过纽约、大阪、芝加哥、洛杉矶等世界著名老城市。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切似乎都象征着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繁荣，但这种表面繁荣其实是城市政府大量借债、过度投资的结果。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不会发生。中国的城市现代化首先是被市长们的升官动机所驱动，服从于他们攀比、炫耀政绩的动机，是各城市政府之间城市建设“锦标赛”的结果。其次，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过无限借债来维持城市建设，而不考虑债务偿还。实际上，中国在短短十年里把今后几十年内必要或完全不必要的城市建设项目都完成了。 六、中国经济真相透视 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也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又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 首先，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税收。今年6月4日中共财政部下令，地方政府的售地收入将改为税收，由中央财政掌握；今年7月1日起，先在沪、浙、冀、内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如此办理。这个中央财政因缺钱而采取的措施，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致命打击。地方政府为基础建设和开发房地产所发行的巨额债券将无法偿还，会引起证券市场的震荡。 其次，中央财政的上述政策还将动摇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已有巨额资金投入土木工程，或成为买房者的购房贷款，银行非常害怕房地产泡沫破灭，否则银行的坏账会急剧上升，殃及银行的安危。 再次，高房价已经把工薪阶层挤压得节衣缩食付房贷，而年轻一代仅凭节衣缩食也很难买房成家；同时，很多行业因为不景气而大量裁员，留下来的员工也减薪，所以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在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老年人的消费有限，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十几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再也无法拉动经济。 房市、财政、银行纷纷陷入吃紧状态，不但经济繁荣再难重现，而且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体现出来的经济困难日复一日地加剧，中国经济上的“好日子”就这样终结了。今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再也无法与那两个景气年代同日而语，通货膨胀高企和实体经济每况愈下，将成为“新常态”的新特征。现在大陆部分年轻人开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职、不求偶、不结婚、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不了解这些中国经济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国经济往日短暂繁荣的回忆和想象中，他们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苏联经济观察家同行们的覆辙。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很多大陆人被中共的外宣内宣搞得神魂颠倒，大白天都在梦游，随时口出狂言。有一个名叫李毅的人，在饭局上说一番话，就像是刚从疯人院跑出来的精神病患者。 李毅是何方神圣？维基百科介绍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学家”，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社会学博士。他说大陆要做好发动核战武统台湾的准备。他献计中共，一旦准备明天开打，今天就把一份统一台湾和平协定送到台湾，指定当天五点半为最后时间，台湾五点钟就会签署，如此不费一兵一卒，台湾就拿下来了。 他说和平统一虽不可能，也用不著武装统一，只要用北平方式就可以。什么是北平方式？就是用武力威胁就可以了。当年北平在共军铁桶一样包围之中，国军司令傅作义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投降，二是与城俱焚，傅作义最后选择投降。 李毅的意思是，只要送一份和平统一协定去台湾，然后最后通牒，说你不服从我明天就打过来，这样台湾政府就要跪下去了。 一个美国社会学博士，说出这样冇脑（无脑）的话，足证今日中共麾下，满朝都是些什么货色？事情真的那么简单，为什么不试一下？今天就给台湾送一份和平协定去，同时坐等回复，你不签，我明天就打过来！ 这种便宜事无须成本，也不用担风险，不必调兵遣将，不费吹灰之力，还可替伟大领袖分忧，完成中华民族统一的伟业，何乐而不为？ 可恨习近平还有最低限度的理性，不相信这种冇脑的蠢话，否则李毅岂不是又成为国师了。 中共政治局找一个蚕虫师爷张维为去开导大外宣，已经够丢脸了。张维为说一大堆蠢话，政治委员还如闻九天纶音，难怪偌大中国今日搞成如斯模样。中共元老李锐生前说过，习近平就只是小学生水平。 李毅狂言，大陆有十四亿人，台湾只有二千三百万，把台湾人都干掉，从大陆移民四五千万去台湾，一点问题都没有，死二千三百万人只是小菜一碟。 饭局上同台的人都上了年纪，不是街头小混混，看上去都是有点身份的人，一个个竟都如梦初醒，醍醐灌顶，看来李毅的爱国幼稚病，被传染的人还不少。 杀尽台湾人，移民大陆人去，和香港蓝丝叫嚣的“留岛不留人”，就是同一模式，夺走数千万活生生的生命，对中共来说也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台湾岛在，香港岛在，大陆人万众欢呼去接收，在那里住下来，统一也就完成了。 统一台湾这么容易，只派李毅一人去做就够了。给他一份和平协定文本，让他辛苦走一趟，协定送到台湾，五点钟前蔡英文就签署城下之盟，民进党竖白旗开大门，台湾人簟食壸浆以迎王师，中国统一大业就此实现。 不过，在授权李毅去办这份差事之前，习近平应该和他立一份军令状，就是如果他空手而回，就要提脑袋来见。这样一来，看李毅还敢不敢去？ 李毅曾被指学术造假，他持观光签证到台湾，准备公开演讲，结果被驱逐出境。如今胆敢送最后通牒，如果没有两国参战不斩来使的规矩，直接把他就地正法。 最近香港社会也越来越向大陆看齐，张建宗学会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日中国”了。当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没有共产党不是还有旧中国吗？旧中国好过新中国多多声，旧中国老百姓不用吃那么多苦，不会死那么多人。同样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香港，但没有共产党自然有旧香港，旧香港不是比今日的“新”香港好得多？ 人一红话就蠢，李毅如此，张建宗也如此。 最近美国军机直接降落台北，大陆网民纷纷催促中共出兵，胡锡进顾左右而言他，说要掌握什么时候发脾气的主动权，简直不要脸之至。你设了红线，人家踩了，你就把红线调低，人家踩红线就没有问题，你的红线就等于没有。你随时都可以发脾气动武，但你不主动发脾气，你就永远没有脾气，你的武统也就永远不会发生。 这一点小小花招，骗骗大陆小粉红差不多，想骗港台人民，真是发梦都冇咁早。 习近平已经看见死神了，李毅和胡锡进们还在做梦，君是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时与势尽失，国将不国矣。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七大工业国（G7）峰会结束，继美英签署建基于1941年《大西洋宪章》的文件，象征民主国家针对独裁政权之外，七国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不公平贸易，提及香港与新疆的人权问题，以至首次提及维持台海、东海与南海和平；更是七国领导首次在联合声明之中，明确点名批评中国，正说明各国联手针对中国的态度，比起以往每一次都坚决得多。 面对各国包围中国的形势，中国驻英领事馆的发言，却仍然不脱战狼外交的说法，例如甚么“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一种秩序，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种多边主义，那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国际法为基础”、“不是基于小圈子利益，搞集团政治的伪多边主义”云云；以此来思考，那么在1971年中共成为联合国的中国代表之前，难道中共当年是非法政权吗？如果七国集团不经联合国，就变成“伪多边主义”，那么“一带一路”也不经过联合国，难道中国在搞单边主义吗？ 至于另一番说法，在香港人就更引人发笑了──中国驻英使馆声明指，“在英国殖民香港统治150多年间，香港居民一直是港英政府压迫的对象，没有任何人权民主可言。试问，这一期间，美国等有关国家关心过香港的人权和民主吗？” 首先1948年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于1966年所通过的两条人权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简称ICCPR），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自1976年起生效的同年，英国即把两项公约引伸至适用于香港──这正是中方所声称“只有一种多边主义”、即联合国的“国际法”，那么为何联合国要迟至1976年才生效这条条约呢？请问当时中共在做甚么？ 中共即使在1971年成为了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却要迟至1998年才在联合国总部签署ICCPR；然而签署了却不代表通过或执行，中国全国人大至今仍然未批准此公约在中国的执行，亦因此至今仍然未在中国生效；联合国共有193个成员国，已有173国是ICCPR的缔约国，亦即全球只有20个国家不执行此公约；而签署了却未批准的国家，则只有中国、古巴与四个小岛国，而中国更是唯一未批准公约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那么是谁在联合国这个国际体系，搞单边主义？ 而香港今日有幸受到此条约的保障，正是于1984年与英国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所保证把这两条公约“继续在香港生效”。因此根据中方的说法，这两条条约“没有人权”的话，那么今日香港特区又是否同样的“没有人权”？ 当中共口中97主权移交之前的香港，香港居民如此受到“港英政府的压迫”，那为何一直都是中国人涌到这个“人权无间地狱”去家庭团聚，而非港人疯狂逃港，前往中国大陆团聚？当年香港只是一个小渔村，而在二战后更只有数十万人口，为何中国人纷纷离开共产主义天堂，却要涌到“受压迫”的香港，去当“殖民奴”？ 从这种声明可见，当连在国内都无人相信的党八股，可以变成海外声明，来回应七大工业国集团时，这正说明了问题的根本──国际形势不但无法改善，只会愈来愈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还有半个月，中共这个全世界最大政党就要庆祝自己的成立一百周年生日了。目前，各项党庆准备活动已经展开，12日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进行了庆典演练，动员一万四千多人参加。据外媒报道，当局已经下令，要在15日之前，把上访民众全部驱除出北京；到20日，必须没有任何死角。喜事丧办、如临大敌的景象，再次出现。100岁生日，按理说应当营造普天同庆的气象，但这次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中共当局进行大规模的党庆动员，至少动员的规模和程度恐怕与外界预期有一定落差。可以说，这次中共的表现是相对低调的。这是因为这个党的谦虚自制吗？当然不可能。我认为，这充分反映了中共目前的心态，那就是色厉内荏。这样的心态，是跟已经搅动全球的疫情有关的。 2019年底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后，一直到2020年初武汉封城，中共曾经是有过一度的恐慌的，其具体表现就是，为了平息民愤，短期开放了舆论对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训诫一事的讨论以及相关的批评。但很快，当中共开始以“集中营模式”处理疫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尤其是疫情开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规模爆发，同时始终得不到有效控制之后，中共抓住了这个时机，开始利用疫情鼓吹“中国制度优先于民主制度”。这样的论述在国际社会也许没有太大的市场，但是对于信息获取受到极大限制的国内民众来说，显然有很大的说服力。一时间，中共这个疫情的始作俑者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制度竞争的优胜者。这之后中共的志得意满，从战狼外交的咄咄逼人，到习近平“中国可以平视世界”的狂妄言论，用“色厉”两字形容并不过分。 但是，如此志得意满的一个百年政党，对于自己的百岁大寿却表现得相对克制。既没有比照过去惯例，每天发表世界各国领袖和政党的贺电，也没有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更没有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发动各地的群众游行，这充分说明中共对于当前所处的危局，内心是清楚的。这样的危局，从最近的西方大国G7领袖会议就可以看出。在美国的积极主导下，G7会议的主题除了疫情和经济复苏之外，就是共同对抗中国的挑战。中共可以控制得住国内，但在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陷于孤立。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这个生日要怎么过得好呢？ 更何况，眼下对中共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很快会出现，那就是全球对于疫情起源的追究。现在，越来越多的怀疑已经指向武汉病毒实验室，连一向避讳这个话题的西方主流媒体现在都开始转向，在舆论上推动调查。对于疫情的真正起源，中共自己一定比谁都清楚，他们也不会不知道，一旦这个盖子被掀开，他们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艰困局面。日前，中共抓紧出台《反外国制裁法》，多少也有一些为未来应对制裁先巩固防线的意思。自己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也清楚将要面对怎样的追究，此时此刻的中共大概也只有“内荏”的份儿了。在这样山雨欲来的凝重气氛下，中共这个百岁生日要想办得红红火火喜庆洋洋，恐怕确实为难他们了。 实际上，除了疫情问题外，中共今天全部的处境都可以用“色厉内荏”来形容。表面上的百年大党，其实已经四面楚歌，这个生日，不过也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6月7日下午，上海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发生一起命案。该校数学学院教师姜文华，持刀将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割喉致死。有知情网友在微博披露，案件就发生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事发后有警车与救护车赶到现场。 但令人不解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当晚发布的案情通报，没有公布复旦大学名称及涉案人员身份。通报称，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某大学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嫌犯姜某（男，39岁）已被警方控制，被害人王某（男，49岁）已死亡。经初步审讯，“姜某自述因工作关系对被害人怀恨在心，故对其实施侵害”。 网上消息称，姜文华，复旦大学副教授。2004年，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009年美国耶鲁大学统计学博士，2009至201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姜文华回国后曾在苏州大学任职，后转到复旦大学任教，签约6年。近日，学院称他的科研任务未达标，准备将他解聘。他在学院宣布解聘前将党委书记王永珍杀害。 网上一段视频显示，姜文华杀人后当场被警察制服，他满身鲜血，衣服破烂，双手被扣上，坐在一个办公室的门外。当被问到为何杀人时，姜文华说，“在单位内受到很多陷害，受到很多恶劣的待遇”、“一直延续到现在”。 该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有很多网民称，近期中国报复社会性的血案，受害者多是无辜的孩子和路人，但姜文华则体现了书生之怒。在法制不彰，公平稀缺的背景下，逼得原本拿笔的手也拿起了刀，自然法正义也属无奈下的选择。对这些网友的看法，我不认同。我觉得校园杀人案无论对杀人者姜文华和受害者王永珍都是悲剧，这一事件将会给双方家庭和亲人带来严重的伤痛。我们对于用暴力剥夺他人的生命的行为应予谴责。鼓励暴力复仇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这既显示中国社会暴戾情绪，也反映出老百姓对社会正义的绝望。下面，就该事件，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姜文华为何会杀人？ 中国社会频频出现报复社会的杀人事件，如砍杀幼儿园儿童和小学学生；公交车纵火；公交车司机开车坠河以及开车在闹市区撞人等，但校园杀人事件并不多。即使有，也大多发生在师生之间。如2008年10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园内，一名叫付成励的男生持菜刀将法学院教授程春明砍死。其原因是付成励认为其女友与程春明存在暧昧关系。我也曾听说，2012年在某大学发生过副教授行凶事件，据悉一位副教授因为没有评上教授而殴打在学术委员会上投反对票的教授。但教师对院校党委书记持刀相向的事件的确少有耳闻。 为什么姜文华要杀人呢？有匿名的大学理科教授称，近几年来，国内重点大学大规模引进海归博士、博士后任教，定了很高的科研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成功申请到国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项目，在6年内拿不到国家基金委的项目，就会被辞退，即“不升即走”模式。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学界除了充斥严重的裙带之风，同时因为这套“不升即走”模式，衍生出学术造假的问题。教师须以6年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以及申请到的资助项目数量为考核标准。但在国内，如果没有权力资源，学者们无论是发论文还是申请项目都十分困难，绝大多数学者通过正常途径根本无法做到。问题在于很多期刊人际关系是关键，逼得很多青年教师尽可能去找资源，膜拜那些掌控期刊的大佬。没有关系有钱也行，发表一篇核心期刊论文，业内潜规则高的达到7、8万，低的都要3、5万。 姜文华与党委书记王文珍是否存在个人恩怨，目前尚不得知，但仅从他自己回答警方的话语和相关报道来分析，行凶的直接动因与学院对他作出辞退的决定有关。在中国大学，一个优秀教师如果只专注于教学不搞关系，就很难为学院带来科研项目，也很难发表学术论文。功利主义的教师聘任制度已经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如学术造假、贪污腐败以及优秀教师被淘汰等。如果姜文华教学质量优秀，但因为不愿行贿搞项目，不愿意发表垃圾论文，而被学校辞退，他的内心一定会感到极大的不公平和羞辱。 第二，为什么学院书记被杀？ 有网友质疑“聘用不聘用教授关书记什么事？”也是，按理说书记的职责是党务，辞退教授应该是学院院长的事。这就涉及到中国大学的管理体制问题了。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大学通常有两个“一把手”，一个是学校的校长，一个是学校的党委书记，这两个领导干部的级别，在通常情况下，和学校的行政级别是相当的。校长和书记，级别“肩并肩”。那么，哪个才是实权上的一把手呢?中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大学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并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实施。而大学党委书记，才是大学党委的一把手。在大学里面，大学党委书记才是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校长是按照党委的领导和要求来开展工作的。话虽如此，但各个学校实际情况也不尽然，去年10月，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就称校长王清远在成都大学建立起独立王国，拒绝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让他处境艰难，后来他跳河自杀。从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情况而言，显然王文珍书记是学院一把手，掌握着人事权，决定着姜文华的去留。 第三，没地方讲理的中国 应该说，即使学院处理姜文华的聘任不公平，也不至于发生凶杀事件，因为姜文华可以再找工作，无需在一棵树上吊死。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极端的事件呢？该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没有地方讲理。如果复旦大学有学术独立，学院学术委员会可以对姜文华教学质量和学术能力进行认定。如认定他达不到要求，作出不再聘任决定，姜文华还可以申诉。如果中国存在司法独立，姜文华可以通过司法实现公正。但很遗憾，学术独立和司法独立，中国都不存在。聘不聘任姜文华实际上是王文珍书记说了算。这样，没有出路的姜文华就会将矛头、仇恨集中到王文珍身上，工作纠纷演变为个人恩怨。 我们再从姜文华事件说开去，没地方讲理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茅于轼先生指出：他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老百姓的本性。老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被迫走上暴力之路。 茅于轼先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现在，我们做一个总结。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发生暴力凶杀事件令人痛惜，他们的亲人将承受无尽的伤痛。但这个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劳资纠纷很普通，辞退人员也很普通，被辞退的人员不满意和有怨恨情绪也很普通。姜文华铤而走险与中国的教师考核制度不公正有关，与复旦大学没有真正的学术独立有关，也与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有关。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姜文华认为在中国没有讲理的地方，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实现公正。但姜文华的悲剧又何止是他一人，中国早已是一个不讲理的国家，一个公民的权益受到侵害，根本没有救济渠道，找政府告状，官官相卫；上访，被认为是颠覆政府；找新闻媒体，媒体是党的喉舌，不管老百姓的事；找司法，司法是政府的刀把子，刀锋对着老百姓；找维权律师，他们早已凋零，不是在牢里，就是已伤痕累累、心灰意冷，横竖都没有出路，于是只有华山一条路，以死相拼，以暴制暴。 （全文转自议报）
中国政经民生的各种郁闷，在中共治下仿佛成了无解的难题。 此时，一则主张“躺平主义”的网络帖文横空出世：作者自述放弃工作已两年有馀，维持相当低的生活欲望，且思考一系列哲学命题 — 朋辈同侪之间的攀比心态，长辈灌输的传统观念，社会周遭各式强加己身的价值观，愈发艰难的现实环境，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我可以像第欧根尼(Diogenes)一样祇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一样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Logos)，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过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祇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作者简短的宣言一石激起千重浪，网上掀起无数和应，躺平的小伙伴们纷纷分享自身的理解与经验，无形间不断扩充躺平主义的意涵。 在了解何谓“躺平”之前，先介绍一个中文字：茵。意思是车上铺坐的席褥垫子之类，字形是一个人大字型躺在一张方型大垫的舒适样子，可谓生动描绘“躺平”这个种作。 要概括躺平主义的纲领，就是奉行“六不主义”，纯粹为自己而活，坚拒充当贡献国家的“螺丝钉”、社会主义的“后浪”。正所谓“人比人，比死人”，当过份讲究汰弱留强的“内卷”沦为“立倦”，与此相对的躺平遂变成都市青年的无声抗议。 对躺平的误解 虽说保持低欲望是躺平族的特点，这种过往无以名之的现象亦非始于今日。不少评论认为中国并非特例，诸如日本的“低欲望”一族、台湾的“小确幸”，甚至更早前欧陆浮现的“尼特族”(NEET)之类。不过中国光怪陆离的国情，却使其呈现独特于别国的状况。 这有别2015年一则“夫妇全年仅花二万元(人民币)”帖子的描述，那是在拥有自置居所、积蓄、不欠债、供满社保的基础上提早过退休生活，既可省吃俭用安贫乐道，想过好一点亦大可重新就业，随时可进可退的弹性选择。 这亦与知名的“三和大神”形态不同。 中国从1980年代推动改革开放，使大量“民工”自农村投身城市求职，失控的人口流动演变成“盲流”，带来无数的治安与社会问题，薪金水平亦因劳动力过剩加上商人无良而“人离乡贱”；2010年以后，随著网络使用普及、智能电话兴起，正值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进城找工作的时期，但低学历与低技术成为他们的软肋，“黑厂”对工人的压榨比过往更甚，生活的无情彻底粉碎他们积极上进的梦，干脆放弃工作辛苦且拘束的月薪工作，打著“做一天玩三天”的日薪日结工厂短期职，支薪后旋即沉迷网吧玩游戏、价廉且不安全的性爱、刺激的赌博，吃著粗糙的劣食醉生梦死混日子。无力还债之际，他们祇好透过网上小额借贷渡日，或是押上自己所有值钱的家当，在社会底层毫无尊严地苟延残喘。 躺平族，主要诞生在城市。 农村乡间生活即使不至于富足，但至少拥有恒常住所，甚至造著政府征地而通过村委会分红的梦，最不堪也可当个啃老族，工作、结婚、生子，往往是茶馀饭后离不开的话题，鲜少探究人生意义之有无。 然而生于都市，无论校内学习抑或投身就业，则更深切感受残酷竞争的压逼感。从贸易战以降带来实质经济下滑，到武汉肺炎疫情肆虐，既致使更多国民收入锐减甚或人浮于事，同时破坏原有的生活节奏，两者均加速了躺平族的盛行。 扭曲的社会结构 中国青年躺平背后，带有浓烈的无奈，主因是人口繁盛，令剧烈的竞争广延至所有领域，出现严重内卷化：一方面社会动能并非用于促进发展，而是消耗在彼此拼输赢之上；那边厢，无法从外部获取更多资源，惟有于内部互相争夺。两者结合，致使整体效益不增反降。 愈趋非理性的恶劣竞争，如同旅客纷纷挤到海岸旁看流星，过程中你推我撞，心思与精力都耗在注意旁人的站位，最终并没多少人看到更多的景观，但又不得不推挤下去，终落得彼此累得半死的苦况。 青少年从小被叮嘱勤奋学习，长大踏入社会，迎面而来的却不止职场挑战，更要不断交税缴费，清还学货、房贷与信用卡贷款 — 去年中国家庭负债增长高达17,000亿美元，按年新增约6%；到了生儿育女之际，重复学而优则前途无限的教诲，把未能实现的理想与期望投射到子女身上，新一代等待宰割的“韭菜”，如是又成长起来。 事实上，即使他们再勤恳奋发，付出与收获仍不成正比，无以累积资产甚或往上流动；中共权贵阶层及同流合污的的商人，却在肆意挥霍著蚁民挥洒血汗的劳动成果。既是无力反抗上位阶层，那么不拼搏即使更苦，祇需压低个人欲望，日子不至于饿死就算勉强过得去。 微观经济观察 伴随疫情兴起的宅经济，网购、外送盛行而实体店铺减少，看似是把饼做大，也在实现产业转型，理应提供更好条件吸引劳动力加盟。可实际并非如此，兹举一实例说明。 根据外卖龙头平台“美团”2020年的《骑手就业报告》统计，旗下送外卖骑手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了24.6%，其中72万是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更将近6万。他们的待遇，又是如何？ 由2018年末疫情前的每单外送7.7元，官网宣称骑手月入6,000-8,000元人民币；2019年逐步下跌，平均4.5元一单；2020年尚有平均5-7元收入，但还未算上取消冲单奖励、各种惩罚机制的扣款。今年央视一部纪录片揭露“外送12小时仅赚41元”的个中苦况，美团回应却是不痛不痒的抽佣调整，骑手收入反而减少，外卖价格愈来愈贵，但连骑手的社保也舍不得买。 无论外送抑或快递平台，为了最短时间内派送最多食物或货品，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运用高科技算法与大数据，逼迫骑手设法对抗交通规则，生命安全无人在意。平台获取巨大利润的代价，是无数骑手的血汗牺牲。 从高学历学生流落至“以命换钱”的恶劣状况，试问一句：何必如此？青年失业与贫困状况严重，可见其谋生之艰辛，不足为外人道。社保这张福利安全网距离他们遥遥无期，他们生来却要背负高龄化国家的沉重负担，日夕战战兢兢的竞争生涯。 内卷涉及整体社会环境，躺平则为个人受影响之反应。躺平不仅止于一时的舒压，而是体会到生活没有出路，绝望到不图挣扎的作法，舍弃竞争，中断这种集体郁闷的循环。 中共态度变化 要知道中共如何看待躺平主义，大可追溯至2018年盛行一时的《旅かえる》(旅行青蛙)。那种低物欲懒洋洋“佛系”生活态度，甚至迹近颓唐的生存形态，就曾被中共官媒猛烈批评过 — 他们树立的模范，是积极上进的社会主义爱国好青年；鼓吹佛系，却是荼毒人性的“心灵毒鸡汤”，与“高大上”南辕北辙的存在。 介乎佛系生活与躺平之间，其实还出现了微博主“推拿熊”提倡的“上班摸鱼划水学”，齐当闲散慢活的上班族，以敷衍了事的工作态度对抗雇主薪酬福利与加班剥削，以及地狱般的恶劣工作环境。 不过据上可知，躺平并非消极颓废、混吃等死，而是青年最后的倔强，不得已的反抗。 这在中共领导层眼里，至少是可见的危机。故最初他们采取理解且同情的态度，试图导正劝说。中共中宣部的刊物《半月谈》在3月就以“蹲族”形容躺平者，简略剖析他们面对的困境，更寄语“社会应听到‘蹲族’的声音”。 但到了5月，躺平主义甚嚣尘上，躺平族的网上群组禁之不绝，官方喉舌态度丕变，抨击随之愈演愈烈。《新华社》引用《南方日报》批评青少年稍受挫折轻易躺平，实属可耻；《光明日报》形容他们“未富先躺”；共青团中央更于微博直指“当代青年从未选择躺平”，《环球时报》则谓这不过是网民玩票式过嘴瘾，不敢真正躺平，形容为释放负能量的小牢骚。 的确，中共急了：既然大家都寻思躺平，那么谁要为权贵打工，谁来创造财富供养他们？影响经济固然令既得利益者不好过，以经济成果衡量政治绩效的中共高层们，更不好过。 无奈反抗，演变成不合作运动？ 有观点认为，躺平是青年从政治、经济乃至生活上看不到前途与希望，处处缺乏自由，活得像韭菜，继而采取的消极不反抗，初则牵涉社经，却有意无意地转化成政治意义。这说法亦属合理。 基于中国并无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虽遭受褫夺，却能换取“安定繁荣”，继而形成漠视自由民主、利益均沾的共犯结构。躺平族虽然出身于制度得益者家庭，但对“力争上游”的失衡、阶级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公义都深有体会 —“发奋图强”并非修正不合理的制度，反而是设法从不公平当中攫取特权，极力捍卫这套制度。未能反抗但至少抱持焦虑，这种不安感随著自身遭遇各式怪现状而放大，绷紧的神经终于断弦。 网上聚集志同道合者抨击政府甚至游行示威既不可行，零散的就地躺平中共大概莫可奈何，祇因官方封锁网上群组，无法制止群众心领神会的默契。官媒极力把躺平族污蔑为“废青”，本质是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妄顾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才会以为舆论的道德责难能够令周遭的人排拆、厌恶、孤立，让青年因而放弃躺平，恢复“高大上”的病态人生追求。 躺平族的特质除了寡欲，剥离外界植入的消费与攀比观念以外，尚有减少人际交往、淡出关心他人或社会、祇为自己而活的原子化倾向。电影《浪迹天地》(Nomadland)纵使描述主角过著偶尔打散工维生的游牧生活，但失去丈夫与房子的她，依旧保留人与人之间的羁绊。现实中假如一场运动欠缺人际间的鼓励，反战的嬉皮士(Hippies)终成纯粹虚无和享乐主义者，蛰居族终成啃老寄生虫，无家者(Houseless)终将沦为无家可归者(Homeless)。 中共自然不欲躺平主义蔚然成风，不过若没能进一步提升内蕴，恐怕未必会如实践者预期般带来更多社会改变。激起他们“站起来”的导火线，也许是《美国之音》访谈中提及的燃点意志之物，也许是一场社运，也许是一项共同目标或行动。 当然，亦非你想躺平就能躺平。外在因素，除非能自力救济活下去，且无需从政府领取福利。对付的方法，可以是增加税费，可以是将他们当成“低端人口”予以驱逐，也可能是秦晖在《福利问责与宪政之路》提到的强制劳动；至于内在，则视乎个人是否拥有独立人格，下决定后择善固执，否则内心躺也难平，遭受世间白眼后成了怨天尤人、仇视社会、愤世嫉俗的犬儒。 看不见未来，是短寿；看见没未来，是睿智。躺平是否真能逐渐形成一股沉默的力量，抑或止于短期社会矛盾的阶段表现，且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作者为香港人／网媒记者兼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