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聊天室：揮淚送行蔣繼先先生
2026 年 9 月 21 日
今年六四，在维园一片深重的黑暗之下，过去了。香港警察如临大敌，风声鹤唳，中共港共满身毛孔都竖起来，而六四，还是过去了。 香港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我们纪念一个日子，不只是用仪式，用物品，用嘴和手，更重要的是用脑，用心。我们一日活著，心与脑没有死，我们就可以纪念一个日子，这是暴虐的专制政权无法剥夺的。 每年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活动，已经成为香港人的集体记忆，是香港“一国两制”的象征。有这个烛光之海，基本法“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就还有效，没有这个烛光之海，这个承诺就由中共自己背弃了。中共背弃自己的承诺已是家常便饭，没有维园烛光之海也就不奇怪了。 谁害怕历史？只有伤天害理的政权，欠下人民血债的政权才害怕历史，但中外历史上，有哪一个凶残的政权，到最后能逃避历史的清算?人民的记忆永远比政权长命，历史可能曲折，但历史的走向早已注定，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永远缺席。 中国发生六四，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不是为救中国，是为救中共；邓小平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不是为救中国，也是为救中共。没有改革开放，中共会灭亡，没有镇压六四，中共也会灭亡。 六四后，邓小平仍坚持经济改革，因为若因六四而中止改革，中共也会灭亡；但邓小平一开始打算进行的有限度政治改革，也就无疾而终。中共从此走向极度专制独裁之路，原想模仿新加坡，走开明专制的路，这条路也走不下去。 习近平上台时中共经济实力大增，政权通过高科技管控，社会笼罩在专政黑幕之下。中共的扩张政策，引致西方国家的反击，以致中共不断倒退，直退到文革，直退向自己的小兄弟朝鲜。中国的现实，就是一个放大的朝鲜，一个放大的人间地狱。 历史在六四大转弯，中国没有向好，只有向坏，中国向坏造成内外环境恶化，内外环境恶化又促使中共更坏，这是一个螺旋式下滑的恶性循环，一直往下往下，下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六四一役，把中国人原有的家国情怀﹑政治激情和正义感，都消耗掉了。政治精英纷纷出走，留下来的也被管控；大量知识分子选择服膺犬儒哲学，与专政统治者妥协，博取现实利益；更多的基层民众专心赚钱，竞争上位，钱多了就沉迷于物质狂欢。国家体制是否合理，社会是否公平，生活是否可持续，不再有人关心。一个人在遭遇厄运时才会反抗，但你长期对社会不公麻木，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也只有自己去面对。社会反抗零星，社会就不断沦落下去。 六四时邓小平有言：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中共杀中国人好像杀蝼蚁一样，果然杀了二十万，不只得到二十年稳定。但稳定要看稳定在什么状态之下，稳定在社会和谐的状态，这种稳定可以持续，稳定在矛盾深潜﹑地雷遍地的状态之下，这种稳定只是假象。 六四三十二年过去了，中共已过了上升与下沉的分水岭，从2018年开始，中共由高峰处下滑，正以近乎自由落体速度往深渊冲下去。中共从没有处在如此恶劣的内外环境之中，更分明已失去应对环境压力的能力，这是中共噩梦的开始，只是如何爆煲﹑如何收拾﹑如何下场的问题了。 中共平反六四，等于催化自己的死亡。历史在六四时给过中共一次机会，历史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了。中国人虽失去家国情怀，失去历史责任感，失去正义感，但等到中国人都明白不反抗就没有活路时，还是会拼死一搏的。到那时，历史不会重复六四波澜壮阔的正义风潮，历史会以另一种形式来完结中共统治。 中国一定要经过一次彻底的翻覆，才能找到一条生路，中国人一定要死过才能翻生，这个过程将会很残酷，我们对此要有充份的心理准备。王岐山说要吃草，习近平说要“向死而生”，他们都看到自己的结局，中国人也会看到，香港人更早已看到。 到最后，为六四平反的不会是中共，是中国人。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减少忧虑症”，效法春秋末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十年生育、十年聚养”之策，在六一前夕终于官宣放开“三孩”，被戏谑为“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会氛围中，民间舆论并不领情。 家庭教育投资：高投入低回报 从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开始，人口问题、人口政策问题一直在我的视野中。鉴于中国的现实，我认为鼓励三孩是中国政府无视国情而出的昏招、错招。在一孩政策废止之后，政府应该及时让政府控制的计划生育转型为家庭决策的社会节育，将生育决策权还给家庭。 养育孩子需要不失体面的居住条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对于正当育龄的80、90后，住房早就成了“六个荷包供养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质量不高还在其次，仅大学学费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更令中国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学也很难就业，即便是勉强就业，多数人的薪酬仅够生活开销。 中国青年一代总体上的无望状态，有两组数据可蠡测：一是中国总理李克强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数据，中国人均年收入3万元，其中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点，正好与联合国2020年3月发布的一项调查表达的是同样内容：全球2.67亿青年处于“无工、无学、无培训”的“三无”状态。该报告称，全球青年失业率约为13.6%；全球4.29亿在岗青年中，有近5500万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美元，占总人数13%；有7100万处于中等贫困状态，每天生活费低于3.2美元，占到总人数的17%。 中国的情况大概与这个报告相仿佛，就算在岗，应该也有不少处于勉强糊口状态。中国青年一代为什么“躺平”——这个词已经被赋予社会反抗的意义。但不管用什么外铄金粉，核心要义就是低物欲、低消费，对应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来，哪怕一天工作12小时，身兼两职，也买不起房；不少人觉得，结婚供养家庭已是累赘，供养一个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个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气？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是社会中坚年龄层，他们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实是未来中国20年的命运。 生育决策权应该还给家庭的理由 前面说的，只是中国政府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不审时度势，无视中国一半人口根本无法承担生儿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而是生育这种家庭层面的事情，中国政府不应该越俎代庖，强行代替家庭做决策。一个家庭是否生育孩子，这个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资格的决策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清楚自己的经济条件能否承担生养、生养几个的育儿任务。 正当育龄的1980、1990这两代人，经历了中国教育产业化、就业维艰，医疗、教育、住房这新三座大山压头的“中国崛起时期”。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深知父母为自己拼尽了血本才供养他们读了大学，有的还由父母、祖父母资助买了房。 以下是国内有人计算的生育（养育）成本： 前几年就有人计算过，居住在二线城市，从怀孕到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要花98万元； 网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养仨娃，每年花掉300万》。这是希望孩子高起点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万，按年计算，几乎是每年5万。中国伴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而来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随着高校扩招而来的，就是大学毕业生失业。这是从2003年就开始的中国故事。最开始，媒体还当回事报道，成为社会常态之后，重点就转移到海归回国低薪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虽然过度教育的结果是回报远远低于教育投资，但是随着就业的日益艰难，只要家长还有点能力，仍然会将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决策权理所当然应该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养育子女的辛苦与费用全由家庭承担，无论从社会伦理还是投资 — 回报逻辑来说，政府毫无理由决定一个家庭的生育计划。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旦生育权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资源，就会成为一些人用来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国家的教育系统，这时才是需要政府（国家力量）出场之时。 国家力量应该引导教育资源配置 大学文科教育毕业后就业艰难，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美国智库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曾于2020年，发布研究报告《市盈率溢价：衡量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一种新方法》。研究发现，没有投资回报的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营利性院校。例如，51%的营利性大学大多数学生的收入低于高中毕业生，这意味着就读这些机构的学生并没有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经济奖励。 这个报告其实高估了美国大学的投资回报。即使非营利性大学，其开设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诸凡美国左派热衷的各种理论，社会不需要，只能到政府与NGO就业。以我的熟人圈而论，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读书，毕业后很多处于就业艰难状态，或者是半薪就业，或者是在社区大学重新学一门实用的技术型课程。有位哥伦比亚大学批判性写作专业毕业的硕士生，最后选择这样的职业生涯：半年去英国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钻井工作，半年在家写作。他赖以谋生的工作与其专业毫无关系，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学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国在高等教育产业化后，经历了高等教育大跃进，不少本无大学资质的大专都被提升为大学，从而使中国大学教育更加劣质化。按照职业分层，一个国家本来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数就是有限的，这就是中国国内约700万外卖小哥当中，硕士以上学历者近7万的原因。对中国的家庭来说，花费高额投资培养一位硕士最后去送外卖，不管媒体如何从中寻找意义，这种学历、这种教育投资都不是送外卖需要的。 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在教育系统挤水分，学习德国经验，在高中时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分流。职业高中的教育应该多元化，供选择的行业多。 最后对本文做个小结：政府（国家力量）不应该介入家庭生育决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决策权在于家庭。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质量，减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资源浪费；改善社会条件，着重于抑制房价，尽可能让社会上升管道畅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老大哥”为什么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 中国微博社群最近惊现“妇女随访员”：一张微博贴文的截图显示：“大家好，我是金穗社区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请你们把最后一次月经日期发到私信里。”这只是一个试探信号，下一步，恐怕就是全副武装的“月经警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严加盘问、登记造册了。 “老大哥”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表明中国人口的急剧下降的问题已然十分严重。此前，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迟迟不敢公布，公布之后就连普通民众也指出各项数字移花接木、自相矛盾。习近平时代中共技术官僚的政治化和奴才化，使其造假的能力大幅退化，各项灌水数据只能哄骗习近平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穿的半文盲皇帝。 过去四十多年，中共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据西方媒体报道，截止到二零一三年，中国总计实施了三点三亿次堕胎手术，一点九六亿次绝育手术。庞大的计生委使用各种野蛮手段，诸如围追堵截、强制引产、结扎等，对被迫堕胎、引产的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揭露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真相，却遭受举国之力的打压，成为“国家的敌人”。 在此期间，中国广大乡村常见各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血腥残忍的宣传口号，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但近年来，当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声嘶力竭地鼓励生育。田间地头，原先的标语被覆盖上新的大红字体，与先前的南辕北辙，却同样杀气腾腾：“二胎奖，一胎罚，丁克不育都该抓”、“一人拒绝多生，全村人工授精”。 我曾戏称习近平为“习奥塞斯库”，因为专横、愚蠢、粗鄙的习近平，宛若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转世灵童”。“月经员警”是齐奥塞斯库的发明，习近平的“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只是东施效颦。英国历史学家雷根在《愚昧改变历史》一书记载，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苦，人口呈负增长趋势。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悍然颁布“七七零法令”。该法令规定，生育孩子是“高贵而杰出的任务”，是爱国主义的完美诠释，每个四十五岁以下的女性都应该为祖国生下至少五个孩子，国家对生育超过法定数量的妇女公开表彰。 反之，罗马尼亚当局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对二十五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已婚不生育夫妇作出强行惩罚，后来发展到对所有“无子女人员”每月从工资中强行扣除一种名为“社会抚养费”的特殊税金。与之配套，政府实施禁止堕胎、禁止节育、禁止离婚的政策，派遣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严厉打击、处罚监禁。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员警”。 习近平不遗馀力地学习毛泽东、希特勒、齐奥塞斯库，以为“人多力量大”是绝对真理，而只要控制了女性的月经就可促进人口的增长。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做出好的表率，得赶紧充实后宫，制造出一长串“共产主义接班人”来。 “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这种新职业的出现，说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丁点私人生活领域的隐私与自由即将被党国收走。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在《论小丑》一书中的描述，用在今天的中国丝毫不差：“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著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连腹诽也会被定罪的国家，与地狱有什么差别？ 中国的“数位极权主义”，超越了欧威尔在一九四零年代的想像——如果欧威尔生活在今天，重写提笔反乌托邦和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必定会发现中国的有关素材满坑满谷，无需发挥想像力，只要如是写来，就比《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还要精彩。 中国的“数位极权主义”，也超越今天的观察家们的想像——在东突厥斯坦，目不转睛地盯著一千两百万维吾尔人的一举一动的，不单单是“老大哥”的眼睛，更是无所不在的摄像头。 摄像头很快升级换代，不仅可以记录，更可以分析、归类：一名中国软件工程师接受匿名西方媒体采访时披露，在新疆的数间警察局，安装了使用人工智慧和脸部辨识技术来侦测情绪状态的监视系统，并对维吾尔人进行测试。他说：“中国政府利用维吾尔人作为测试对象，进行不同实验，就像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一样。……我们将情绪侦测摄影机安装在距离测试对象三公尺的地方。类似测谎器，但使用更先进技术。” 员警和技术人员让受试者坐在“约束椅”上，手脚都被金属装置固定住，然后由人口智慧系统侦测和分析接受测试者的皮肤毛孔和面部表情的微小变化。最后，软体会产出一张圆饼图，分析测试对象的状态，红色部分代表负面或焦虑情绪——这种人会被视为危险人物，列入严格管控的黑名单。该软件工程师指出，这套软体是用来“在没有可信证据下（对受试者）进行预判”。可见，科学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若掌握在极权政府手中，使其如虎添翼，当然就是助纣为虐。 在中国，腹诽是罪，沉默也是罪，因为腹诽和沉默是必然呈现为某种不服从的面部表情。鲁迅说，“白眼看鸡虫”，“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些都是负面情绪和负面表情。在习近平治下，你不能有任何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能有任何反动的思想与消极的情绪。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只能保持忠党爱国、乖乖如韭菜般疯狂生长、再等待锋利的镰刀来快快收割的“正能量”，而不能有韭菜也要争取韭菜的“平躺权”之胡思乱想——此类胡思乱想乃是危害党国安全的“负能量”。 处于种族灭绝的绝境中的维吾尔人的命运，不为很多暂时坐稳了奴隶状态的汉人所知晓。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酒足饭饱之馀，有闲暇关心国际事务，对“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和战乱地区充满无限同情。维族流亡知识分子伊利夏提感叹说：“很多中国人觉得巴勒斯坦人不幸、叙利亚人不幸、阿富汗人不幸，总以为他们的国家战乱不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中国人不知道是，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阿富汗人有迁徙的自由、有表达的自由，有互联网、有畅通的资讯、联络管道，远在天涯海角还能知道家乡亲人安危，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新疆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却被殖民中国政府残酷剥夺了这一在战乱中挣扎的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最基本人权——亲情知情权。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活著，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在哪儿？已经四年多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三个妹妹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著？更不知道三个妹妹的丈夫、儿女在哪儿？是否还活著？”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维族人的今天，将是汉族韭菜的明天。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日本载送124万剂AZ疫苗的专机6月4日抵达台湾，那一刻感动很多人，一来台湾疫情爆发，这些疫苗就像缺水时的及时雨，二来，如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泉裕泰提到的，“十年前台湾曾为日本(海啸)伸出援手，虽‘世上无完美的报恩’（应是取自日本《白鹤报恩》的故事），但这次行动就像台湾当年帮助日本一样。”尽管背后不能说没有美日台现势推力，却也无法抹灭背后两地相互反馈的人味。 就在日本疫苗专机抵台的同一天，美国也有100万剂强生疫苗送到韩国，这是美国8千万疫苗捐赠计划出货的第一批。韩国原定今年11月藉疫苗接种达到群体免疫，却因全球疫苗短缺出现变数，5月底，至少完成第一剂接种人数才勉强达到人口的11%，当时韩国曾公开向美国求援，希望“预借”美国现有存量疫苗，美国今天则是履行诺言，且提高到100万剂。 要说国际现势，美韩之间就更有“疫苗外交”的味道。因为除了韩国已取得美国莫德纳疫苗代工制造合约，再获得强生100万剂现货挹注，美方也在5月底两国元首峰会后，带回韩国四大财阀总计44兆韩元的赴美投资计划，当然，来自韩国这般惠利，除了供给疫苗外，美国也允诺松绑韩国的飞弹射程，大举提振韩国的国防力量。 “疫苗政治”另有，5月中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疫苗共享，两周不到，就有报导指出包含莫德纳、辉瑞、强生在内的美国疫苗库存已相继送往巴西、秘鲁和乌拉圭等中南美洲国家，近日再正式宣布广及全球的8千万疫苗捐赠计划，而这当然和中国积极展开的疫苗外交战有直接关系。自从3月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要在联合国发起“公平获得新冠疫苗全球运动”，总部位在纽约的联合国大楼就仿佛成了疫苗情报中心，各国都在打探疫苗供货消息，而当中最积极展现影响力的非中国莫属，说是公平获得，中美各自结盟站队的氛围仍相当显著。 美韩之间有正式军事合作，疫苗一跃成为各国竞相争取的战略物资，则美国当然会在疫苗一事上支持韩国，这也是为什么美方送出的疫苗都是指名给韩国军队使用，并且是以军机运达。 再者，又即便不若韩国，能以军事合作先行取得疫苗资助，当下联合国无论大大小小会员国，也都有机会透过至少部长级的会议，去发声表达自己国内的需求。过程中，还曾意外爆出南非竟然用了其他富裕国家两倍的价钱才买到印度产的AZ疫苗。然后，这个国家嫌疫苗太贵、那个国家抱怨有钱国家囤积太多，再有国家呼吁不要因为利益交换出现类似当年的粮食饥荒恶化问题，接著，不只中美藉疫苗拉帮结派，还有欧盟说要根据脱欧协议，限制出口疫苗到北爱，于是惹怒英国，大骂欧盟根本就是黑手党。很快地，有人跳出来说要抵制西方中心论，而骂“疫苗民族主义”最大声的，就是批评日本送台湾AZ疫苗、说台湾只能用中国疫苗的中国。 联合国争抢疫苗的丛林法则，台湾好像没有卷入，但当过去大半年各国纷纷投入疫苗争夺战时，台湾确实吃了不少缺稀国际舞台发声的亏，尤有甚者，在屡屡“被中国代言”下，所谓中国正“帮助台湾同胞尽快应对疫情，愿意提供被WHO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的大陆疫苗”这等“以疫谋统”，在很多场域实则又更积极推动著。 再回头看日本送来疫苗，台湾人为什么需要这么激动？背后不也有因为无法亲身于国际舞台自我伸张正义，却靠著和他国多年“交陪”（无论民间还是官方），而在关键时刻获致无偿回报的欣慰，因为光赖当下大国疫苗政治，很清楚并无法出现今天的画面。日本疫苗专机抵台，与其说具有政治上的戏剧化效果，不如说这当中更存在了悠悠的人性。偏偏，气得牙痒痒又口口声声说两岸血浓于水的中共党人，永远不懂台湾人看到嘴里叼著疫苗罐的那只白鹤是什么心情。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两党三名参议员乘搭C-17军机抵台湾，宣布捐助75万剂疫苗；虽然在数字上或速度上，都比不起日前日本紧急把124万剂阿斯利康（AstraZeneca）疫苗运抵台湾；然而外界的重点，当然是美国派军机直接降落台北的松山机场，足证美国对台关系升级，或引致中国如何回应的忧虑。 去年8月31日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社论，声称如果有美国军机在台湾境内直接降落，台海战争就此打响；然而中国外交部要事隔一日，才发表了“坚决反对”以及“严正交涉”，虽然指控美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但仍要求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比起以往的战狼外交与直接叫阵，可谓非常温文尔雅。 相较起中国外交部的慎重反应，中国小粉红网民就激动得多了，不但质疑为何“践踏了底线”、要求“把飞机打下来”或“直接上弹打下来”、“难道底线又改了？”，甚至愤怒地指控“哪里还有底线？连底裤都被人撕了”；这正是中共以往透过“战狼外交”，以至官媒口头勇武的做法，鼓动自己人民的国族主义，最终造成了反效果；面对小国或者弱国，中共的“战狼外交”当然可以吓止别人，可是面对比中国更强大，在军事上完全不害怕中共的美国时，“军机外交”足以令“战狼外交”破局，反为令人质疑“战狼”只是“纸老虎”，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对比起美国与日本的雪中送炭，中共早前不断针对台湾落井下石，以至官媒的抹黑的唱衰言行，当然只会令两岸关系继续恶化下去；“战狼外交”除了硬，就只有更硬，其根本的最大问题，就是当不断持续的文攻武吓，只会令人习惯而麻木，而且失去任何以软手法解决问题的弹性。 由早前美日澳印四方联盟成形，日本与美国更先后表示，要把台海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防务，显示中共的外交状况不断恶化，几乎每线都有敌人，而且敌人已经联手；即使“传统智慧”的远交近攻，其“远方友人”如欧盟各国，也因为新疆问题的互相制裁，甚至令已通过的《中欧投资协定》胎死腹中。中方在欧洲的友人，只馀下最坚定的匈牙利威权政府，成功帮助中共一再否决对中国有关的声明，例如对香港问题的声明。 亲中的匈牙利政府或者换取了资源，却动摇了自己的管治──例如最近上海复旦大学，在匈牙利首都建分校的计划，引来匈牙利人民的愤怒，以至卖国的指控。上周六（6月5日）数千市民上街抗议，其市政府更把校址附近的道路，改名为“达赖喇嘛道”、“光复香港道”、“维吾尔烈士径”、“谢仕光主教道”等抗议，令匈牙利政府似有软化迹象，其总理府部长古亚什.盖尔盖伊（Gergely Gulyás）更于周日晚接受访问表示，计划仍未纳入规划，将把建校交由首都市民公投决定，显示近年中共“进取”的外交攻势，往往带来反效果。 因此当各国联手，以美国与欧盟等“硬起来”，“战狼外交”一旦沦为“纸老虎外交”，则只会更严重破坏中国的外交部署，甚至令原本的计划，都纷纷流产破局，可谓因小失大。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年轻人开始重读《毛泽东选集》是近年趋势。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纪录中，毛选借阅次数自2017年来都在榜上名列前茅；2019年与去年，更是连续两年排名第一。自由亚洲电台进一步访问多名教授与学生，后者认为，真正对毛泽东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很少，超过9成的人是为了学分。 我并不太认同超过9成的人是为了学分。有些学生是为了学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如果是为了政治考试，更多是考新时代的习近平理论。中共一向主张“厚今薄古”，从最近新编的《中共简史》习近平就占了四分之一篇幅可知。青年学生只要把毛选读一下，对照习近平的讲话，就会感觉明显的对比：第一，毛选里有许多他们过去不知道的东西，不像习近平翻来覆去讲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第二，毛选内容有更多的经典，文字也风趣许多，习近平的东西平不知趣，味如嚼蜡。 毛泽东有中国文化底子，引经据典都是经过消化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习近平小学程度，不懂古文，演讲与文章内容都是幕僚代写的，他事先连看都不看，所以才有把“宽农”读作“宽衣”的笑话。他把读讲稿当作是插队落户小组政治学习时读《人民日报》社论那样，拿起来就可以读。因为不是自己写的稿，就缺乏感情，无从风趣与幽默，只能照字读经，乃至读错或者读不出来。 去年9月，习近平在“抗击武汉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强调中国战胜武肺决心，却突然讲出“全国人民要为热干面加油”。在读到“热干面”时，一时停住。因为他没有防疫的亲身感受，不晓得为何要为热干面加油，幕僚想为习近平塑造“亲民”形象因此破功。同样类似情况出现在今年2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发表谈话，并称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他在讲话过程中，突然停顿3秒时间，才皱眉头脱口“撒胡椒面”，搞得人家摸不着头脑。 中共建党100年，毛泽东从开始到翘辫子历经55年，其中有41年他几乎可以掌控整个党。习近平才上台不到10年，就要表示他比毛泽东还伟大，霸占四分之一的篇幅，可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中共宣传100年，只会让年轻人更多去看毛选而不屑习近平。 然而，现在的毛选基本上只有四卷，也就是从1921年到1949年中共建国。毛泽东原始文章与讲话编入毛选时进行过美化，还好当年这些文章或讲话还有原始的版本，可以找到哪些动过手脚。例如，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的发言《论新阶段》，收进毛选时改了题目，内容也改了许多，包括删掉了歌颂“蒋委员长”的内容，借以证明王明是投降主义，他才是正确路线。 毛泽东去世后，继任的华国锋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傻乎乎地出版了毛选第五卷，还扬言要出版第六卷。第五卷是1949年到1957年反右，里面有许多毛泽东的极左言论，例如对许多政治运动的指示，包括后来被平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按语。为了掩饰毛泽东的这些罪行，第五卷很快停止出版，现在在中国的图书馆里能否轻易借到我不知道。还好第六卷没有出版，否则那些大跃进与感谢日本皇军的荒唐言论都要出笼，让现在的年轻人见识一下。 纪念中共百年，不如出版毛泽东全集更加实际，让毛泽东从早年的建立湖南国到死前说邓小平“靠不住啊”，重见天日。至于忠诚的废物为习近平写的讲稿，且不说没有毛泽东的文采与国学底子，连习近平都懒得看，那不如丢进垃圾堆来回收，还环保一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在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并且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粗略估算，达到了每天几百万人的规模，光是北京每天就有超过百万人的规模。游行抗议的群众秩序良好，没有打砸抢；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也没有重大交通事故。这展现了中国人良好的素质，也展现了全民一致反腐败、要民主的决心。 中共内部也有大批官员同情学生和群众的诉求，反对镇压群众运动。最高层有胡耀邦、赵紫阳和一批高级将领，最基层包括大部分普通党员和干部。我在电视上粗略地统计，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外，几乎所有中共机关都打着横幅参加了游行的队伍。可以说，党心、民心都站在了发起运动的学生们一边，包括被港台媒体批判的所谓红二代，更是支持学生运动的急先锋。 事后，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笑话。在干部子弟云集的保利大厦内，有一位马屁精看时机来了，在楼道里大喊：镇压得好，镇压得好。几个愤怒的群众拿衣服把他的头一蒙，就说要把他从楼上窗户里扔下去。吓得他哭喊着说：我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你们别当真。 还有一个笑话更传神。复兴门外有几座高干楼，其中有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抱着孙子在窗户口，大声对着正在开枪镇压人民的军队喊道：打得好，打得好。结果听不清楚的军人以为她在喊反动口号，顺手一枪打在了小孩的身上，留下了终生残疾。这之后，全楼的老干部包括看门大爷，碰到她都会认真地说：打得好，打得好。 您以为是笑话吧？但这都是真实的故事。这说明当时绝大多数人，不管什么身份，都是站在学生和支持学生的群众一边，少数神经不正常的人就是群众的一个笑话。有人会说，你那都是听来的，不算数，要证据知道吗？那我就说说，我直接遇到的。 当时，我所在的劳改队的电视只转播新闻联播，之后就是一段枪毙造反的劳改犯的镜头，以便震慑所有劳改犯。但六四那段时间，大家都关心广场上的形势。就有几个年轻的警察拿着麻袋和木棍，找到管理转播器的家伙问他：今天还关转播器吗？吓得他说：那是领导的规定，不关我的事，现在我把门锁上，钥匙扔到房顶上了。大家才放过他。这以后一直到七月份，我们可以整天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了。 和我一起整天看电视的老警察，看到广场喇叭大声宣布说：请大家放心，人民的军队不会对人民开枪的。老警察和我一起跺着脚说：太傻了，共产党一定会开枪，怎么没人告诉这帮毛都没长齐的傻学生呢？说这话的前提是：学生们反腐败、要民主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按照共产党的规律是一定会开枪镇压。说明连这些挑选看管我这个反革命的老党员们，内心也是站在学生和市民的一边。 1989年这场运动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广泛，赢得了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同，是因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两届中国共产党倒行逆施，已经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包括共产党内的大多数人也认同要民主、反腐败的诉求。这场运动就是中国社会走向何方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一个选择继续专制独裁，还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关头。 邓小平集团靠残酷屠杀镇压了运动，导致独裁专制又延续了几十年。现在人民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新的选择即将来临。八九六四的民主运动，给新的选择打下了深厚的人心和舆论的基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新冠疫情正在冲击全球经济运行规律，生产消费秩序大乱，中共中央拟订的双循环还来不及调动起来，转眼又到了毕业旺季，中国今年有九百万高校毕业生将投入就业市场，更使得失业率雪上加霜，都令站在第一线的总理李克强头疼异常。 去年此时，李克强号召用“地摊经济”来应急，因为拂了习近平面子，短短十天便被扼杀，而更早之前，习主席仿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光荣创业的指示也已束之高阁，不了了之，于是李克强最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再造新词鼓励自行创业，喜称全国有两亿人从事“灵活就业”，这些人当然就不纳入失业统计了。 所谓灵活就业，指的应该是没有固定工作的打零工状态，也可以理解为朝不保夕，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这和中共坚持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非常违和，遗憾的是，尽管伟大如习主席，一时片刻似乎也支不出什么高招。 就在这个尴尬时刻，不知打哪里冒出来一个鬼才，居然在《知乎论坛》上倡议“躺平主义”，它的论述宣言很简单，就是号召九零或零零的后青年，以“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的“六不主义”，实行“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基本上就是和马云对呛，拒绝当一个996制（朝九晚九，周休一日）下的“蚁族”。 躺平主义瞬间获得了高度共鸣，至于如何具体实践呢？网上因而出现许多现身说法，有人计算出最低生存成本是人民币810元／月，而你如果投入到城市工作，房租800、吃饭900、交通150、手机100，再加上衣服化妆品社交等，一个月得有3050元才能打平，所以他宁可一年只工作三个月，剩下来的时间宅在家，保持躺平，活著就行，这对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亿人来说，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更深层的说，这是对阶级固化和贫富悬殊发出最深沉绝望的抗议。 这个论调获得的回响和返馈出奇的热烈，一时之间惊动了中南海高层，他们一生从事于维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若任由这些崽仔们破坏红色江山，如何对得起终身致力调动工农阶级积极性的毛主席？于是中央宣传部委出手了，刚开始还鼓励这些人当个“蹲族”就好，表示尊重他们对生活态度的选择，但见躺平主义者冥顽不灵，《光明日报》及《新华社》等党喉舌纷纷发表批判文章示警，说“认命可以，躺平不行”，严厉谴责这是有害的“毒鸡汤”。 中国历史上向来不乏这种思想根源，从老庄的无为到竹林七贤的放诞，印度从释迦牟尼到甘地，西方从中古修道院修士到马丁路德，这种不合作主义思潮一以贯之，虽然不是什么真知卓见，但却是极权帝王最害怕的毒草。 基于维稳需要，中共理当乐见消极无为的蚁族繁荣昌盛，但如果危害到社会主义割韭菜需求时，就又另当别论了。习近平高调唱大国复兴，岂容愤青废柴坏了大计？至于躺平主义会否成为压垮社会主义的稻草，一时还看不明白。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为了台北市医院的空床数，柯文哲发飙怒批卫福部说：“如果我今天还在台大当柯Ｐ，石崇良（卫福部次长）还在急诊处，你敢讲这种干话，我早就病历就砸过去了，鬼扯。”他抨击中央官员不要在办公室吹冷气、看报纸、下政策，这根本是乱来。 这不是柯文哲第一次发飙，日前谈到疫苗，他说“15万剂怎么会够，你给我说清楚……”谈到病床调配，他说“阿搭马孔固力（头壳坏掉）！怎么可能啊，什么几百床空床？”柯文哲语不惊人死不休，柯粉以及居家避疫怨声载道的人看得很爽；不过，骂人家笨蛋，不代表自己英明神武，这绝不是一个首都疫情指挥官该说出口的话。 病床数成为中央地方的口水战，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两个礼拜六千个病例，暴增的确诊数一定让双北的医疗体系暂时乱了手脚，一人一室改成两人一室需要人员整备，轻症移出医院到隔离检疫所也需要时间调挪，空床数本来就每分每秒在变动；更何况卫福部的数字一定是双北医院往上报的，也一定有时间差，数字没有统整，何须如此气急败坏、口出恶言？ 同一天的记者会，柯文哲在回答北市病床数时是这样讲的：“在5月17日时，北市收治新冠肺炎的病床数有660床，我们医界已经相当合作了，在短短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病床数已经增加到1292张床。”（这不就是石崇良说病床仍有馀裕的意思）。“我去‘视察’台大、荣总、三总的时候，荣总三总的院长都当场每个人画押军令状，说几月几号开出多少病房，而且都说到做到，我很感谢他们………” 台大医院是台湾大学的附设医院，主管机关是台湾大学与卫福部；荣总、三总更是由国防部业管，如果这些医学中心有所谓“军令状”，也是画给他们的顶头上司，这干台北市长什么事？台北市能在短时间内调挪出六、七百张病床，不就是中央的协助吗？退一万步言，首都有事，联系请求医学中心支援市立联合医院本就是市长的本分，他拜托医学中心支援都来不及了，是在耍威风“视察”什么？ 疫情大起，每天都有生离死别，谈这些官僚科层、职权划分实在微不足道。但正因为病毒已经进入台湾社区，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互相补位。身处双北重灾区，市长很辛苦，负责后方支援调度的指挥中心同样辛苦，你底下的医疗与防疫人员更是人马倥偬，天天与病毒短兵相接。身为首都市长，责任是串起各地方的断链，稳定首都医疗量能；但有话不好好讲，却言语粗鄙，宣称拿病历要砸一个高阶文官，实在毫无格局可言。 当年的SARS因为中央的扁政府与台北市的马政府各怀鬼胎、暗中抗衡，多害死了好几条人命。这次COVID19病毒的渗透力与伤杀力较SARS更强，台湾更没有分裂的本钱。不论中央或地方，作为一个动见观瞻的疫情指挥官，你的任何一句话，无论是谩骂、恐慌、支持或同理，都会牵动你的支持者，也连带挑起对立阵营的反应。我们身边的社群媒体，无论是LINE或是脸书，已经到处都是撕裂对立的言论了，政治人物还到处揶揄寻衅，正是在火上加油。 声量是一时的，政治要看长远。追逐声量的政客永远在虚幻的掌声里恶性循环，最终，也将摔下自己构筑的假象神坛。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不断就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苗接种率低，两手准备不断“谷针”。政府称这个“谷针大行动”，为“全城起动，快打疫苗”。一方面为打针者提供奖励，另一方面则为不打针者提供惩罚，以求令更多人打针。 特区政府的所谓“奖励”，即包括豁免前线公务员两周一检，为打针者提供奖品、大抽奖、机管局送机票、政府雇员包括非公务员合约者也有“每针一假”的安排等等；而所谓的“惩罚”，则恐吓如爆发第五波感染，将会罚未打针者禁入食肆、学校、戏院、地盘、宿舍等等，以至预告接种疫苗将会成为外游“必不可少”的要求云云。 特区政府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长期死不认错，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传媒“唱衰”，以至市民不信任，却完全不反省究竟自己做了甚么，而令市民不愿信任；由2020年1月政府反对封（大陆）关，声称封关会造成“歧视”，到如今专门针对个别国家长期封关，又完全不怕“歧视”；对来自中国以外者，就要求强制隔离21日，对来自中国大陆者，就不需要强制隔离，还要“回港易”以至“来港易”；一方面要求香港人打疫苗，一方面不要求来港旅游者打疫苗，那么为何政府一直都双重标准呢？ 当政府一面恐吓没有疫苗，就很易再造成大爆发；这一切却和以前的说法相反；记得上年六月，政府开放全球海员来港换船员，结果造成第三波疫情大爆发；上年九月就声称只要“全民检疫”，疫情就很快结束，结果一个月后就变第四波疫情大爆发，持续了大半年；当初不是说只要检疫，就可以很快去旅游吗？为何如今却认为检测又不够，要全民疫苗呢？这些不断变化的政策，都令市民质疑究竟政府有何诚信，再令市民相信其说法。 而事实上，即使接种了疫苗，也不代表绝对安全，特别是疫苗的效率不一，如灭活疫苗的有效率可低至五成左右，甚至能有足够有效率，去应付变种病毒都未知；平日政府常常叫人减少政治，要讲科学，那么为何不去追求接种高有效率的疫苗呢？那么为何又要让金融界有特权，令部份来港者免隔离呢？ 更荒谬的是，市民最关心的疫苗安全问题，政府一方面坚称疫苗安全，然后就声称大手笔“包底”，会为疫苗造成的医疗问题提供赔偿云云；可是当有市民在针后出现副作用，政府却一改“包底”的态度，每次都推卸责任，例如把所有副作用推到病人的“三高”──即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以至不良生活习惯──例如吸烟。 问题来了，香港的工作环境，就是繁重以至大压力，不少市民都有“三高”或者其他健康的问题；当出问题，就推说市民应该“先谘询”医生的意见；问医生，医生也不敢包底，叫市民自己注意健康以至衡量风险；于是市民“谨慎”而决定延迟打针，则反过来又被政府责怪，为何接种率低？甚至恐吓市民，如要“避免”打针，则必须出示“医学证明”。 更可笑的是，政府一方面指“复必泰”疫苗只能保存两至三个月，然后就说九月前会到期，必须尽快打完政府这批次的疫苗；然而当初是谁在3月24日至4月4日，足足有12日停打复必泰的疫苗呢？只为了个别疫苗的包装问题，为何政府要暂停12日，造成的信心危害，令市民质疑“复必泰”的安全，如今又推到市民身上？ 更何况新闻日日报道的，就是这个政府剥夺市民的选举权利，就说成是“完善选举机制”；减少人权，就说成是改善；这就有如“狼来了”，当政府的公信“日益完善”，结果就是大家都“躺平主义”了，怪谁呢？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