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已撤销逾17.5万件签证
2026 年 8 月 12 日
5月17日，本土疫情大爆发的两日后，新北市官员在一篇报导里抨击，中央防疫作为严重落后，还不断摆烂、甩锅给地方政府，侯友宜提出兴建方舱医院的想法，某种程度就是地方已在寻求“自力救济”，“万一中央两手一摊、束手无策，我们总有要些备案啊。”“基本上，我们就是拉著中央走！” 隔天，民进党籍的新北市立委罗致政随即强烈回击表示，这次双北爆发疫情，台北市政府可以马上在重灾区万华设了4、5个筛检站，新北市至今（5月18日），只在灾区板桥设了一个筛检站；他抨击，去年初疫情发生，中央努力将疫情阻绝境外，努力帮地方争取了一年时间，“过去一年，新北市超前部署了什么？” 这只是疫情期间朝野政党勾心斗角的片段，谁先起这个头其实也不重要；因为就是有满腹的委屈与恐惧，才会死盯著对手政党拿著自己的资料向媒体放话打针。既然对手这样做了，我方的回击也绝不客气；搞到最后，暗箭变明枪，放话变叫阵，侧翼变主流，朝野网军大举出动，以“勤王”为己任。防疫？管它的，先争功诿过再说；在台湾本土疫情仍在延烧之际，政治成为一个恶的循环。 这两天发生的“校正回归”其实也是同一件事。只要稍稍了解初等统计，清楚行政程序，知道目前检验室爆量拥塞状况的人，都不难理解，这其实就是原本设定的公务系统难以负荷突然爆量的个案所导致。只要不是刻意欺骗，没有严重延误到该收治的病患，没有导致指挥中心误判疫情趋势，补登并立即改正（包括修正系统）本就理所当然。 不过，这样一件在国外已经司空见惯的“校正回归”，却引来满天的嘲讽：“我的年纪也可以校正回归吗？”“我的考试也能校正回归吗？”更恶劣者，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开始散布“指挥中心盖牌”、“疫情已经控制不住了”的谣言。这样的批评嘲讽没有任何建设性，意在削弱指挥中心的领导威信；而所有公卫学者与传染病学家都曾经提醒：在大传染时期，一个有效的领导举足轻重，当领导人的“威信”遭破坏不被信任，伴随的将是更大的悲剧。 很多人都说自己“爱台湾”，不过，我们可以确信，那些无视指挥中心与防疫人员宵衣旰食、夜不成眠地工作，却不分青红皂白讥讽他们“盖牌”、“说谎”的人，不是在“爱台湾”；同理，那些看到侯友宜“打赢这场选战”的口误，就嘲讽他一天到晚都在想选举的人，也不是在“爱台湾”。在这群人的眼中，还有比“爱台湾”更重要的党派利益与个人私欲。 疫情蔓延，许多人因为被恐慌与忧惧压得喘不过气，忘记了过去一年半来如何共构了一个成功的防疫共同体，走向恶的循环，陷入互相指责与对立的情境。 据称，双北确诊爆量，民进党执政的桃园市府腾出自己的检疫所，大量收治来自双北，特别是新北市的轻症与隔离病患。而桃园市府大量驰援新北的原因，除了因为双方地缘接近以外，也是因为今年一月初的部桃事件里，新北市接手部桃清空以后的医疗需求，郑文灿在此次新北有难之际得以投桃报李。相较于“校正回归”里的剑拔弩张、口水挞伐，这代表的是一个“善的循环”。 疫情大起，初时的脚步凌乱是必然。但是当这么多人殚心竭虑地在第一线与病毒作战之际，用鼓励代替谩骂，以合作取代对立，在发文批评嘲讽之前，多用点同理心设想一下对方的处境，只是对自己最低的要求。相信你的政敌也会做好事，讲刻薄话之前为别人与自己留馀地，这场抗疫才有可能成功。 (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是文革爆发55周年，民间的毛左派和极左派异常活跃，搞出一系列闹剧：“李进（江青）党史地位座谈会”，文革纪念会；各地小粉红和老粉红到处着红装、唱红歌、跳红舞（忠字舞）…… 。其中，由十来个毛左组织联合筹备的“文革纪念会”，最后一刻被公安叫停。但，他们并没有被公安约谈或盘问。 对比之下，凡是自由派或公知有群体活动必遭到公安约谈或盘问。前不久，在广州，仅仅因为七、八位民间企业家聚餐，竟然就遭到公安冲击，带走问话，刁难到半夜才勉强放人。此事发生在习当局大搞国进民退、蓄意打压民间企业家的大背景下。 文革55周年，民间有动静，官方也有动静。习当局修改了教科书和中共简史，重新对文革定调，不再提“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等，而成了“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江青墓地早就开放，供毛左派蜂拥朝拜，狂呼乱叫“江青妈妈”；由江青亲自指导制作的红色样板戏，在“四人帮”的权力发祥地上海大举公演……。 由此可见，毛左派和极左派的嚣张实际上仗势官方，有相当的官方背景。那就是说，“上头有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上头有人认同、默认、支持、乃至怂恿。这些毛左派或极左派名为民间组织、民间人士，实际上他们与官方配合默契，一唱一和。他们为极左当局出头，但若形势不妙，上头一声招呼下来也就乖乖听命，说叫停就叫停，“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恰恰就是文革中人们熟悉的套路，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看似起自草根，喊打喊杀，胡作非为，其实早期就受毛泽东、江青等派人暗中鼓动、煽动；待运动形成高潮后，更看毛、江眼色行事；到后期，毛、江打倒刘少奇等党内政敌的图谋已经得逞，需要鸣金收兵，不听招呼者或听不懂招呼者，毛泽东大手一挥，统统打入大牢。红卫兵领袖的结局大都如此。 有一种论点认为，当前习近平利用民间的左右互博，左右逢源，火中取栗，从中渔利，从而巩固权力。这种论点之一厢情愿、大错特错就在于，其一，习近平打压右、而怂恿左，多年如此，行迹昭然，何来左右逢源？其二，习近平不可能从民间的左右互博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招致双方的怨恨：毛左派嫌他藏藏掖掖，自由派怨他倒行逆施。 习近平、王沪宁这些人，从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毛泽东时代走过来，自有他们个人的文革情结；而从党内到社会上，也有部分人具有这种类似的文革情结。当习、王等人找到党内和民间的共通情结之后，就误以为这是某种主流情结，或故意培植其为主流情结。习、王等人或许无法客观认识到，其实文革情结属于少数人，不仅与中国主流民意不符，而且与中共主流党意不符。 习近平有意为文革翻案，能走多远？笔者断言，他走不了多远。除非他不在乎政治自杀，或者由此带来的政治他杀，祸起萧墙的党内反攻、群起讨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哈马斯的正确中文翻译叫做“伊斯兰抵抗运动”，这是很多穆斯林恐怖组织的通用名称。在冷战时期，他们就受到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共产党的支持，包括左派意识形态运动的支持。这种出于恶意的和出于善意的关注和支持，是恐怖组织日益壮大的根源。 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国家，从一个被迫流浪的民族返回祖先的故地，肯定和已经居住在此的阿拉伯民族产生矛盾，包括文化、宗教和实际利益等等方面的矛盾。美国生活着七百多万犹太人，中国的上海也曾经生活着几万犹太人，在融合型的多文化环境中，并没有产生仇视性的冲突。 为什么在阿拉伯地区，会产生仇视性的冲突呢？人们都注意到，这背后有明显的价值观念冲突。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先后产生了利用并扩大种族冲突来遏制对方的国际政治目标。大家可以回忆一下911恐怖袭击时，中国五毛和中共在美国代表团的欢呼雀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和恐怖主义的亲密关系了。 中共真的关心穆斯林的人权吗？他们在新疆建造了大规模的集中营来关押穆斯林，目的是要清除他们的宗教思想。当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在联合国召开针对新疆穆斯林被迫害的会议时，巴勒斯坦人联合了其它穆斯林国家写信强烈反对。不但中共并非关心穆斯林的人权，穆斯林恐怖分子也并不关心穆斯林的人权。他们都是被那些在背后出钱、出枪的政客们，当作工具和木偶在使用。 这次的巴以冲突，是像个别西方媒体所说的“突发事件”吗？显然不是。从穆斯林在阿克萨清真寺向以色列警察投掷石块开始，就是一种超常的、有目标的行动，为的是给紧接其后的火箭袭击制造理由。而明显不是对手的穆斯林恐怖组织挑起这场得不偿失的战争，目的只能是服务于某个大国的全球目标。 谁是这个大国呢？被全世界就人权问题围攻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最符合条件也是最急于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的大国，还是多年来出钱、出枪、出教官支持恐怖活动，因而最有能力操纵恐怖组织的大国。这些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和伊斯兰国培训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分子时，中国共产党假装看不见。中国的小粉红们不觉得自己有那么一些尴尬吗？ 有朋友认真地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和西方国家一起呼吁停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呀，好像不能说他们鼓励恐怖分子吧？这就叫做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善良的人们不能忍受无辜的平民遭受血光之灾；可共产党连对本国人民都没有丝毫恻隐之心，怎么会对八杆子打不着的穆斯林大发善意呢？这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操纵和利用。 为什么要操纵，怎样来利用呢？首先是伊斯兰运动恐怖组织明显吃亏，强驽之末已经难以为继。这个时候呼吁停火，正是中国俗话说的拉偏手，帮助恐怖组织走出困境，避免被消灭的命运。他们的呼吁和出于善意的全世界人民的呼吁，是真劝架的人和拉偏手的人之间的区别。 中共出钱、出枪、出教官操纵下的恐怖组织存活下来，对谁有利呢？就像靠耍猴子骗钱的家伙保护好猴子，对谁最有利呢？不是猴子，而是那个靠它骗钱的人。猴子吃他的、喝他的，又被绳子牵着，无奈只能受他操纵，确实可怜。那些被无辜殃及的穆斯林群众，正是背后提线的中共制造罪恶的受害者。我们不能只有善心，也要抑制罪恶，才能发扬善良的决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文革55周年之际，中共党内外的极左势力推动文革翻案，来势汹汹。就在这股文革复辟的暗流或狂潮中，毛左派代表人物孔庆东甚至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六千年来人类最伟大思想，迄今为止无人超过；人类艺术的高峰，就是（江青的）样板戏，不可超越。 然而，毛左派张罗的文革纪念会在最后一刻叫停，为何？只有一种可能：以习近平、王沪宁为首的极左派在党内受挫，尤其在中共高层遭到抵制而无法随心所欲，只得临时叫停。 在党内，作为习近平和习家军的对立面，以团派为主的反习阵营显然不赞同任何形式的文革复辟。以至于，亲习近平的喉舌为此扬言：要打破七上八下的规矩，变成七下八上，制造二十大人事异动的石破天惊；并指名道姓说：（明年将满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已经入局（置身政治局）三届，未必需要留下来。 政治老人的开明派和主流派，也显然反对以任何形式平反文革。今年清明节前夕，前总理温家宝出面发声，用力敲打极左路线。 温家宝以回忆和纪念母亲为文，暗讽习近平盲目模仿毛泽东：“人们之间许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诚、朴实和善良的情感和心灵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难中的勇气，看他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关键时刻的担当精神，就可以窥见他的真实。” 温家宝接着说： “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 在这里，温家宝意有所指，明显针对习近平迫害少数民族、霸凌香港人、威胁台湾和南海周边小国。 温家宝以自己的任期作为，告诫习近平：“受事之始，即常作归计。”劝习近平及时退休，切勿僭越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党内共识：领导人任期制，不超越两届任期。 其实，谁想平反文革？即便在习家军内部，也出现反对声音。近期有关副总理刘鹤的种种新闻和传言，其中之一，就是因为他反对重评文革而与习近平失和。刘鹤的父亲曾是中共西南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不堪受辱而在成都跳楼，自杀身亡。这桩悲惨往事必然在刘鹤心头留下永久而不可磨灭的惊悚和刺伤，只要他还是一个基本正常的人，具有起码理性的人，就不可能接受任何重评文革、平反文革的图谋。 习、刘失和之后，不仅常年陪同习近平到外地视察的位置被副总理胡春华所取代，而且传出，负责中美贸易谈判的位置也可能被胡春华所取代。更有甚者，刘鹤家族突遭爆料：其儿子涉巨额敛财。这明显是习近平或其身边人故意对外媒放风，以出口转内销的舆论报复刘鹤。 习近平与刘鹤关系失和，犹如习近平与王岐山关系失和的翻版，都在于价值取向和思想路线的分歧。在过去一年，举凡美中关系、美中贸易战、香港大抗争、新疆集中营，以及大瘟疫，王岐山与习近平都形成尖锐分歧。作为报复，习近平凭籍手中权力剪除了王岐山身边羽翼，包括他从前的得力副手、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大管家、副部级高官董宏，以及亦师亦友的红二代铁哥们任志强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纽约是在2020年3月22日继全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下令执行“居家防疫”，尽管强度不到全面封城，但冲击仍然很大，包括非必要劳动人口（除民生必需品卖场、医护人员、大众运输）全数居家避疫，如要外出，所有公共机构和涉及人与人接触的商业活动全部暂停，举凡餐厅、图书馆、博物馆、公园溜滑梯、篮球场或理发厅，那段时间都去不得。 会走上这一步，理由很清楚，自3月1日纽约出现第一名确诊到22日当天，全美光纽约单日确诊数就达到2000多例，累积超过五千例，死亡40馀人，根据感染模型估算，纽约当时至少每千人就有一人确诊（实际情况更惨，一年多来约2000万人口的纽约州有超过200万人确诊／超过5万人死亡），如果再不祭出防堵措施（22日之前完全没有防范），感染情况将相当惨重。 后续果然一发不可收拾，三月执行居家防疫后两周，全州染疫人数就从8千飙到10万，死亡超过3千。一直到七、八月“居家防疫”才显现出些微效果，也就是阳性率好不容易终于从10%降到3%以下。此时纽约景况已相当不同，正如纽约州长库莫所说，“我们或许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但可以开始适应新常态。”疫情之所以缓和，最关键的新常态就是人和人被迫变得疏离。 当时确诊尽管已找不到源头，但发生原因仍有迹可循，就是“群聚”。无论是机构内部感染，家庭成员互相传播还是亲朋好友往来疏忽，唯一铁律就是“不和每天同一屋檐相处之外的人接触”就能确保安全无虞。也正因为现实中有太多人性上的困难，但这就是这场世纪病毒对人类生活最大的考验。纽约公立图书馆外头有两只石狮子，疫情高峰它们也被宣导式般戴上了大口罩，两只狮子一只名为忍耐，一只名为坚毅，病毒肆虐下这就是人人需要的心理素质。 夏季来临，因阳性率终于达到WHO建议可重启商业活动的标准（3%以下），所以一些餐厅开始供应室外用餐，一些小规模博物馆也渐次开放，户外休闲场所开始人潮复返，曾经一度纽约人在松解的氛围下以为风暴就要过去了，可好景不长，阳性率突然之间又开始陡增，尤其转秋、入冬，传统年节万圣节、圣诞节接连而至，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希望民众尽可能耐著性子不要贸然家族团聚，更不要为此舟车旅行，但就是在那段时间，一个破口接一个破口冒出，阳性率再又窜升，无论确诊数和死亡病例比，相较三五个月前开始“居家防疫”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如此，压抑困窘之下，要求赶快重新复工的声音不是没有，却偏偏唯有“隔离”才是最能有效防控疫情的手段，如今回看，一来纽约错失了第一时间防堵，“居家防疫”必然要拖很长时间且效果缓慢，二来，大半年来纽约人早就闷坏了，人性使然，所有纽约人都心知肚明，所谓“客厅传播”的小型家庭聚会根本从未确实切断，所以每回情势稍微走缓，就等于是吹响了下一波高峰前奏。很快的，“阳性率”的真正用途并不在掌握确诊者，更不在乎匡不匡列谁，而是官方只能拿这上上下下的数据，去做为商家开开关关的依据。（纽约之后“广筛”（增加分母，降低比例）就是这样来的） 以台湾当下疫情确诊走势，和台湾“民间纠察队”的特性，是有很大机会不必步上纽约这一年多来的后尘，接下来一周确实颇为关键，这时候“耍孤僻”对大家都好。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如果我有所批评，首先批评我自己，我要求自己先反省我是否就是我批判的的那个人。这是我多次说到的态度。 看大戏，听家宝 温家宝在中国异议者中拥有大量粉丝，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中国民间盼清官，我能明白，因为绝大部分中国人在享受中共的“资讯圈养”，他们认为一切问题的解决在于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所以京剧、评剧、豫剧《包公案》、《刘墉下南京》、《刘墉回北京》之类的剧目盛行不衰。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甚至受中共迫害至今困在中国和逃出中国的异议者，成群结队地拜温，这我真不能理解。底层盼清官，看大戏，追洗脑神剧，被一个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青天大老爷、党的干部感动的鼻涕一把泪两行。开眼看世界的拜温者是看不上这种低级感动的，他们看温家宝。 温家宝的经典剧目上演于2012年3月14日，在中共版全国人大会议中，温氏以不超过每秒60字的语速吟诗弄句，又常常表情凝重，表演忧国忧民。最脍炙人口的一段词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著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快10年过去了，拜温者还时不时拿出来重温，一遍温习一遍亲，温总理和他们心连心，温总理要改革，要政治改革，要预防文革，温总理是这些盼明君者的知心人。 温家宝真的否定文革吗？温家宝真的预防文革吗？恐怕未必。 文革发生的条件 什么是文革，文革怎样发生的，文革的过程，文革的悲剧故事等等，国内国外都有很多资料，虽内外有别，但灾难、浩劫的定性是差不多的，本文不做赘述，只讨论文革发生的条件。 中共枪杆夺权，建政以后实行的是“党天下”体制，整个国家是共产党所有。既然是共产党所有，共产党要发动文革或者要停止文革，谁能说个不字？说不的要么投湖，要么悬梁，要么夹边沟。 中共实行的是“人在党上，党在国上”的权力结构，毛腊肉一句顶一万句，一人统治全党，一党控制全国，腊肉最高指示要发动文革，谁人敢挡？谁敢不拥护？谁敢拥护的不卖力？有意见、不拥护、不卖力、生反骨的一批一批被清洗，腊肉一句话，彭黄张周成了“反党集团”，立即阶下囚；陈老总虐杀，贺老总虐杀，刘皇储虐杀，身体健康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逼杀，老奸巨猾的周公虐杀，口口声声喊“伟大父亲”的邓屠侥幸逃了一条命罢了……这些从龙之臣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中共严禁自由媒体和个人言论，控制一切媒体，实行媒体党有化，严控资讯的自由流通，更不允许自由评论。所有媒体都成为党的喉舌的时候，中共、中共的匪首就当然伟光正了。偶然虚怀若谷一下，也是个“阳谋”为了引蛇出洞，不识好歹、不识时务者都去夹边沟吃“粉汤”了。 毛腊肉发动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亲笔书写“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在猫做皇帝的国度，猫要求喊“猫万岁”，哪只老鼠敢不喊呢？不喊的靠边站，再然后喊万岁不积极的靠边站，再然后就要层层加码了，从“猫万岁”喊到“猫万万岁，猫万寿无疆”，再然后是“三忠于四无限”，再然后是“毛腊肉一句顶一万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种一人做猫，万民做鼠的国度，猫要发动文革谁人能挡？看看张志新、林昭是哪种死法就能明白一二。 毛腊肉至死紧握枪杆，迷信“枪杆子出政权”，他控制著中共，中共控制著军队，甚至是毛亲自控制著军队。在一人、一党掌控军队的基础之上，国内其他一切反对力量都是笑谈，主席是风民是草，狂风袭来哪根草敢不弯腰？ 毛腊肉实行“党领导一切”，领导一元化，权力高度集中，工农兵学商唯党是从，公检法政唯党是听，没有任何权力分化和制衡，猫的命令通行全国没有任何障碍和质疑，更没有复议、听证、起诉等等“资产阶级那一套”。 毛腊肉恨恶法律，嘲笑法治。腊肉名言“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58年腊肉坐镇北戴河更是公开信口造孽：“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在毛的这种基调之下，《人民日报》成了圣训的《实录》变种，毛的“放屁”诗词、咒诅叫骂都成了最高指示，而且“最高指示不过夜”，腊肉一句话，当天敲锣打鼓传达到全国大街小巷。没有法律约束，毛腊肉当然就可以无法无天、胡搞一泡了！ 腊肉中国的司法是共产党的刀把子，没有司法独立，更无需公平公正，刀把子要的是铲除异己，铁血统治。 腊肉推崇秦始皇的郡县制，甚至写诗“百代犹行秦法政”，地方官由中央或上级选任，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全国的中心是北京，北京的中心是中南海，中南海的的中心是毛下榻的丰泽园，丰泽园的中心是尸居馀气却身系一国的这块腊肉。 人命在毛泽东眼里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至于人权二字，毛更可能毫无概念。毛开口就是“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为了党的事业，牺牲多少人命毛是不关心的。毛甚至公开说：“人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一个可以杀人做肥料的魔鬼，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综上，毛腊肉一人控制全党，一党控制全国；毛一手武功，控制军队，暴力统治全国；一手文治，控制全国媒体、严禁自由言论，在此基础之上，推行愚民教育和个人崇拜；毛彻底排除投票选举，入党才能做官，做官必须任命，人民成了被统治、被领导的羊群；毛又彻底排除了代议制度、权力分立和地方自治的制衡制度，实现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归一；简言之一切权力归中共，中共的一切权力归中央，中央的一切权力归老毛。大权在握的毛若是敬天法祖或许还有所制衡，但毛偏偏是个吃人不眨眼的野兽，人权云乎哉？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文革就随时可以发动了。 万事俱备之下，是否发动文革，那就只看毛禽兽的个人喜怒了，欢喜了可以赏赐全国人一个运动，斗杀十万八万；一旦龙颜大怒，也可以降下虎狼之威，给全国人一个文革，斗死个百万千万。这不是玩笑，这是中共建政直至毛氏宾天的真实历史。 简要爬梳，感慨万千，不寒而栗。 文革体制 温家宝自己说他“为国家服务45年”，在他退出一线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他做了最精彩的表演，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一场戏下来吸粉无数，粉丝涵盖老中青、国内外，有异议者，也有政治犯，甚至还有被胡温政府亲手送进监狱的政治犯谭作人和中共党校教授蔡霞等等。 温氏深情款款地演讲，深情款款地鞠躬，然后脉脉含情离去，留下亿万粉丝依依不舍，欲罢不能，仿佛魔术师已经走了，观众却还深陷在他的魔术中，十年过去了，粉丝们至今还在以为温相国真心提防文革，真心要推行政治改革。 骗子骗术并不高明，只是观众太蠢。若要预防文革就要切除文革发生的条件，若要真心解除炸弹的威胁，最起码先要拆除炸弹的引信，然后销毁炸弹，温相国45年“为国家服务”，其中十年位居中共总理，九老之一，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地位、权力，我们看看他离开的时候文革的条件还在吗？ 其一，党天下体制，直至温氏卸职党天下没有丝毫改变，温氏无一字涉及改变党天下体制的言论，反而处处维护党天下，案例不说了。 其一，“人在党上，党在国上”的权力结构直至温氏离职，仍然没有改变。腊肉以来一人统全党，这种体制直至今日没有任何改变。其中毛邓江胡习演变就无需细说了。 其一，党管媒体，严禁言论，直至温氏卸职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是日渐一日加强对言论的控制，强化对个人的打压，08宪政抓捕，囚禁刘晓波，送狱谭作人……案例数不胜数，这都是温相国时代的杰作。 其一，个人崇拜也没有消除，虽然不如毛时代赤裸裸、简单粗暴喊万岁，但对小胡皇帝“先进性”的吹捧也足矣让人作呕三日，而温相国自己的亲民形象本身就是个人崇拜的的分支。 其一，枪杆子“出政权、保政权”更没有变化，这是中共统治的核心和本质，“人民军队忠于党”，“听党指挥，能打胜仗”，这种类似义和团的口号洗脑海陆空网四军，当然这也是五毛和自干五们必须贯彻的原则。 其一，党领导一切，权力一元化，党控制政府、法院、人大、检察院、公安、国安、司法……直至温氏卸职，这一条没有丝毫减弱，然而是日益加强，任何会议的结论都有“加强党的领导”这样一条。 其一，要人治不要法治，没有丝毫改变。在邓江胡时代虽然中共加大立法进度，规范司法审判，建立律师制度……但人治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还要看关系。地方官一句话就可以兴起大狱，摧毁一个家族，一个产业，让多少人家破人亡，笔者作为亲历其事的人权律师之一，案件故事是讲不完的。全世界都能看得见的案例，薄熙来在重庆可以乱搞一通，温家宝一句话就可以让他罢官入狱，这就是温相国的人治。 其一，中国郡县制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对地方的管控越来越严密，还是全国看中央，中央管全国，核心跳跳脚，各省震三震。 这些都是文革发生的条件，温家宝离职之时口口声声讲要提防文革复临，但他绝口不提形成文革的条件，绝不提任何一项具体、实际、可操作的内容，请问温家宝是真的要预防文革吗？ 细心的读者读到上述文革条件，一定明白一个结论，这些条件代表了文革，而这些条件又都是中共政权的本质特征，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共，简单来说，文革就是中共，中共就是文革，这是硬币的一体两面，文革体制就是中共体制。反对文革其实就是反对中共，温家宝的粉丝们，你们相信温家宝会反共吗？ “文革”何时结束？ 我知道，拜温的人特别是那些异议者甚至是政治犯们，特别能领会温氏的良苦用心，体察温氏的难处，还想见了温氏“寡不敌众，力不从心”的艰难处境，肯定有人说让温相国反共这是强人所难，是太激进，是不现实。那我们拆解文革，看看温氏的作为。假定文革是有八条腿的吃人巨兽，每砍掉一条腿虽不至于杀死怪兽，但肯定能降低怪兽吃人的能力，你们深情款款的温相国自言“为国家工作了45年”，在这45年当中，温氏有没有动一下文革怪兽。温家宝在45年中有没有提到过司法独立？有没有提到过军队国有？有没有提到过党派竞争？有没有提到过党政分立？有没有提到过三权分立？有没有提到过地方自治？有没有提到过凭选票执政？有没有提到过开放媒体，保障言论自由？哪怕是一次明确地说出来，这些条件只要是做到一个就是砍掉文革怪兽的一只利爪，让你们感激涕零的温相国有吗？ 政策性的不能说，那么温相国能不能做一点现实的改变呢，比如释放政治犯，善待刘晓波，比如停止对言论的管控，停止对基督徒、法轮功的迫害，停止非法拆迁，禁止官员干涉案件审判……温相国在实际行动上也没有。 温相国既没有政策上一句话的的阐述，又没有实际行动上的一处手软，在45年从政要结束的两天，他仅仅是说了一句“要进行政治改革，预防文革复临”，那些拜温的粉丝们，你们就这么容易入戏了？你们没觉得自己太好骗了吗？ 1944年美国代表团访问延安，毛委员信誓旦旦信口雌黄：“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听听，说的多好，推翻独裁、建立美国式的民主，让人民乐享民主，台词尺度比温影帝大100倍，温粉们如果要拜偶像，为什么不去拜拜更会演戏的毛呢？如果你们已经知道历史证明了毛是骗，那么你们的温影帝呢？ 惊醒你们的迷梦，这很残酷，原谅我。 还会有人问难，反证中共不等于文革，比如邓屠秉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定的“改革开放”国策，不是一样“亿万国民拥护，皈依普世大道”（清华许教授语）吗？三十年不是没有再发生文革吗？答曰非也。所谓“亿万国民拥护”，拥护力度还没有超过腊肉时期震天动地的“腊肉万万岁”声势，腊肉的反美防修、阶级斗争与邓屠的改革开放，都是亿万国民拥护又截然不同，哪一种是真哪一种是假呢？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就能明白所谓“亿万国民拥护”只是没有开放言论罢了，若开放言论邓屠会立即被骂成狗。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 至于三十年河清海晏、没有发生文革，这也不是事实。“文革”的发生不是始于1966的五一六通知，“文革”的结束也不是在1976的四人帮被捕。中共占山为王的时候就有“文革”，四人帮被捕以后文革中的运动、斗争、大肆侵犯人权并没有停止，比如邓屠一句话就是一场“严打”，多少人被杀良冒功，妻离子散；三表哥时期镇压法轮功，无数人被捕入狱，甚至被直接打死，镇压运动遍及全国，而这种镇压迫害直至今日没有一天断绝；再比如胡温后期所谓的“打黑”案件，一个黑帽子就摧毁地方上一个产业，一个家族男女老少都捉进官里去，个人被严刑逼供，一个家族几十年积累的财产成为公检法的大餐；再比如“茉莉花革命”迫害，再比如“08宪章”迫害，再比如对基督徒的迫害……每一次都是少说数百多则万数，如果你认为“文革”似的迫害结束了，那是因为你没看到罢了，你没成为受害者罢了。 再比如，全世界都看在眼里的案例，薄熙来主政重庆，立即掀起“唱红打黑”一个地方性的“文革”。温家宝信誓旦旦预防文革，又信誓旦旦他的继任者会更好，但为什么习包子在处理了发动重庆文革的薄熙来之后，现在他又要在全国发动“二次文革”呢？文革结束了吗？ 中共的每一个特征都是文革的发起条件，中共就是文革，文革就是中共，中共手握“文革”炸弹，随时可以发动小型或者大型的“文革”运动，随时可以引爆，如果暂时还没发动，没有达到毛时代的“天下大乱”状态，孟子说：“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当年的薄和今日的习都对此作了证明。 要了你的老命，刨了你家祖坟！ 文革就是中共的血肉，存在中共就存在文革，要反对文革、清算文革就是反对中共、清算中共，温相国的粉丝们，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温家宝说他“为国家工作了45年”不是真相，真相是他为共产党工作了45年，他为文革工作了45年，他为中共保住随时可以发动文革的权力工作了45年。 资深相国李鸿章说“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李中堂说的这个天下是单指中国的。他的传人温相国仅仅在离职的时候说了一句预防文革再来，就让体制内外跪倒一片，十年之后文革马上再来的时候，还在思之、念之，敬仰之。有这样仰望明君圣主、不辨真假、纳头便拜的中国老中青、国内外粉丝团，在中国做官真是天下最容易的事了。 我一篇评论《川震里的温家宝与太鲁阁号里的林佳龙》（原标题为《屠夫的悲悯与宪政伦理》）发表之后，毫无意外收到一些温粉的攻击，这无关本文宏旨，不予驳斥。《屠夫》一文文意在于讨论思想认识的改变，中国人应该从底层盼清官、上层盼明君的奴民伦理做出改变，变成21世界文明世界的宪政伦理，我们应该以检视雇员的目光来看待政府官员。2021年的今天，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即便当下不能改变国家，不能得到民主自由宪政，也应该先清理掉我们心中对明君圣主、青天老爷的期盼和迷信，换来对文明政治的理性认识。 改变何其难也！网上有佳句曰：“动他的利益如同要他老命，改变他的观念如同挖他的祖坟。”改变意味者放弃既得利益和承认昔日的愚蠢，这就是鲁迅说的中国“三千年没有变化”的原因了。笔者仅仅是说出一个真相，我们应该抛弃奴民思维，换成站起来做人的思维，拆除心里的枷锁。站起来做人，这真是要了你的老命，刨了你家祖坟吗？ 历史还要向前，自由还是人的天性，我始终相信不愿下跪苟活，想要站起来做人的中国人还是多数，我们放眼于未来。 （※作者为中国人权律师，709案当事人及辩护人，美国汉弗莱项目访问学者，2019年流亡美国。全文转自上报）
周一，台湾恢复上班上课；在疫情紧张的此刻，一定会有不少“为何不停止上班课”的争执。关于这一点，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创始主任麦可．欧斯特宏 （Michael T. Osterholm）在他的新书《最致命的敌人：人类与杀手级传染病的战争》（春山出版）里提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初期，许多国家在没有数据支持的情况下仓促关闭了学校；但事实上，亚洲有两个进步文明程度相当的国家（城市）香港与新加坡，其中香港关闭了学校，而新加坡没有，结果发现，两地的病毒传染率几乎没有差异。 这位全球知名的流行病学专家提醒，任何公共决策，都要考虑极其复杂的连动效应。如果学童必须停课回家，许多家庭会请祖父母来帮忙带小孩，这可能增加老人的感染率，而COVID-19在老年人身上造成严重病情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层。此外，许多医疗机构有多达35%的医护人员家里有学龄孩童，其中有多达20%没有其他照看孩童的选择，如果学校关门，会令他们左支右绌，停课可能造成20％的护理人员停工，而这些医护人员在瘟疫蔓延之际，是绝不可或缺的人手。 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外界习惯用“控制疫情”与“维持经济运作”的二分法来看待疫情之下是否继续上班上班的两难，但其实真正的公共政策决策远比这更为复杂。政治社会系统的运作实在太过庞大，光是“维持上班课”的决策，可能就涉及“保护年长者”及“维持医疗量能”的特殊考虑；那些局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价值关怀，以及意识形态的批评，更可能有时而穷。 台湾疫情扩大，许多人开始追究“战犯”：怪“狮子哥”为何活动力这么强，怪华航机师不自爱，怪诺富特的饭店管理太松散，怪当初协调缩短机师检疫的立委要负责，怪指挥中心没有力挽狂澜，怪为什么不普筛，怪为什么引进疫苗如此之慢……… 大多数灾难的发生，都是汇集了好几个原因而导致，有些互为因果，有些彼此平行。昨天传出，最早的感染者可能在4月6日就发病，远早于诺富特饭店群聚事件。如果真是如此，我们要怪谁？怪这个政府为何不及早封锁边境、与世隔绝吗？这样的作法有任何可行性吗？这样的追责有意义吗？事实上，这种类流感的瘟疫传播，就像一阵风，我们无法阻止风吹，就如同我们很难彻底抵御病毒的入侵。 追责的意义在于防堵下一个漏洞，但它无法改变任何一件已发生的事实。更甚者，一个互相指责、谩骂以及对立的社会，绝对无法成就一个完善的防疫共同体。麦可．欧斯特宏说，面对任何一场瘟疫而言，有效的领导举足轻重，任何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之务在于提供正确而最新的资讯，而不是带有私人意图的政治运作。如果领导人的声誉受损，社会大众将无所适从；如果社会大众能接收到诚实而有直接了当的资讯，就不会恐慌，社会也就能学著同舟共济。 瘟疫之下，我们对于政治领导人的要求在于此，而这个国家的公民以及其他党派的政治人物，也应该以此要求自己。不轻易地发怒，不要用自以为是的正义到处追责，不要转传来路不明的讯息，照顾好自己，尽量别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才能成就一个互助的防疫共同体。 去年瘟疫刚爆发的时候，前副总统、也是台湾的流行病学专家陈建仁在脸书上贴出一张“瘟疫中的我”图卡，很值得此刻拿出来审视： “瘟疫中的我”分为“惊慌”、“学习”到“成长”三个阶段，“惊慌”时，有许多不能接受与愤怒的情绪，甚至容易动怒；“学习”阶段开始认识自己的情绪，放弃许多不能操控的事，意识到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在尽力尽责；直到“成长”状态，开始有同理心，顾念别人，感激别人，甚至愿意自我奉献。 “瘟疫中的你”正处于哪一种状态？只要有更多人意识到防疫必须“同岛一命，团结抗疫”，台湾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走出这一次的难关。 （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后，引发的批评甚多，最受诟病的是数据严重失真。中国统计数据造假是种体制病，从政权诞生之日开始就存在。在计划生育被世界痛诟之前，人口数据是瞒报、漏报，如今变成虚增人口，也算是中国人口数据统计的新问题。但中国人口问题的真正要害却被一些讨论者带偏了 。 人口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往城市并非中国独有，严重的是经济结构病态 我仔细看了一下被集中痛诟的一个问题：从各省人口来看，明显呈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情况，一些北方和西部省份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区域间人口结构较为不均衡。北方和西部省份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 中国经济南部比北部发达，东部比西部繁荣，人口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往相对发达地区，是市场经济下的人口流动规律，全世界都如此。东北衰落、西部本就欠发达，尤其是西北部沙漠多的缺水地区，不利于人类生存，这些地区的青壮年能够迁往南部与东部并生存下来，既说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也证明当代青年的生存适应能力较前辈要强。 美国也是如此，近几年出现逃离纽约、旧金山、芝加哥等情况，是这些民主党州坚持政治正确，比如大量引进非移、BLM活动频繁、税收太重，导致不少公司离开，本地经济衰落，自然带走了一批人口而且是优质人口。 真正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极不正常，不少地区连财政都不能自给。比如最近被中国媒体热炒的中国陕西佛坪县，整个县城的常住人口只有八千多人，但在政府、事业单位上班的，仅公开的数据就有2194名，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人数2991人。2018年该县地方财政收入为3943万元，2019年3660万元，这两年的财政支出分别为8亿元、7.97亿元，是个不能自给依靠中央财政喂奶的寄生型地区。佛坪的情况比较极端，但在中国偏远地区的县，当地青年缺乏就业机会却是共同的现象。 基于上述理由，讨论中国人口分布不均衡是个看起来严肃的假问题，由于经济地理的差别、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口均衡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只有极权国家喜欢控制人口流动并认为人口均衡分布在各地区是正常的。 中国特色的“老龄化”忧虑 按照联合国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即可认定进入老龄化社会，14%即表示“中度老龄化”，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3.5%，舆论一直称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仿佛中国老无所养仅仅是老年人口过多的问题。 联合国曾颁布过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该项目分别预测了世界各国在2014年、2030年、2050年老龄化人口，人类现正处在2014-2030的中间阶段。 2014年，中国以老龄化人口占14.4%排在第52位。同年录得96个国家的人口数据，世界上老龄化人口超过20%的共有33个国家。 2030年，在同样的96个国家当中，中国以老龄化人口占总人口比23.8排在第43位。这一年，世界上有14个国家的老龄人口超过30%，发展中国家只有马尔他、斯洛文尼亚列入其中。 老龄化程度比中国高的多是西方国家，但也有阿尔巴尼亚、阿根廷、黑山共和国等国，但排在中国之后的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 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是日本，2014年为32.8%，2030年为37.5%。日本与欧盟等国的老有所养都解决得比较好，但这些国家的老龄人口占比都远高于中国。由此可见，中国的养老问题不是老龄化人口增多的问题，而是养老体制问题，这是一个政治兼经济政策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农村老年人口约有7700万，这个群体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保险（医保、养老），老无所养问题非常严重。 少子化≠人口红利消失 将少子化与人口红利划等号，很容易被证伪。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列举的96国人口年龄结构数据表明，年轻人口比例高的国家，都是出生率失控的非洲国家与中东国家，以及亚洲国家，比如巴西、土耳其、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南非、印度、印尼、洪都拉斯、伊拉克、巴基斯坦、约旦、孟加拉国等等，但这些国家恰好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与地区。 少子化对于家庭来说是个大问题，据说中国失独老人至少已超过200万，这是一个需要政府与社会共同关怀的问题，但它与人口红利消失之间不能划等号。在少子化与人口红利消失之间划等号的人忽视了一个问题：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年轻人充分就业。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1990年代由于港台日韩资本涌入，2001年加入WTO后成为世界工厂，正是就业率高速成长阶段，自然能够实现人口红利。但从2010年代以来，因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式微，青年就业问题日益艰困，城乡都有大量啃老族出现，人口红利自然无法实现。 说明这个问题，只要对比一下全球青年失业率，就知道中国在胡温时期的黄金十年的人口红利是个多么特殊的现象。 全球青年失业是个积累了二十余年的问题。国际劳工组织于2000年10月发布的《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指出，1999—2019年20年间，青年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总体呈现全球下降趋势，从53.1%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而这期间青年人口总数却增长了3亿。从地区差异看，2019年青年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北美最高，为52.6%；最低的是北非和阿拉伯地区，为27%；东亚地区为45.2%，高于全球41.2%的平均水平——请注意，如前所述，这几个地区是老龄化人口比例最低的地区，但这些国家的青年并没有什么就业机会，也成为2015年以来欧洲难民潮的主要来源之地。由此可见，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只是实现人口红利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前提条件。 随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不再，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重组，加之现代产业体系更依赖自动化设备和人力资本的素质，青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的劳动力数量下降不是真正值得担忧的问题，而是人口质量。 截至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对外输出移民第三大国，石油等主要资源对外依赖程度逾60%，30%的粮食依赖进口。这种物质支撑系统极为脆弱且国际信任度极低的国度，如何避开人口的“马尔萨斯陷阱”，理性对待本国的人口问题是为至要。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原文出处）
林郑政府宣布冻结黎智英个人户口，同一时间，台湾苹果日报宣布停止纸本日报的出版，只集中力量做网上新闻。 虽然事情都在预料之中，但消息传来，仍令人愤慨。纸本台?停印，那是为集中资源，黎智英户口冻结，也不影响香港苹果日报的运作。 中共在把香港改造成一个大陆城市这一点上，不会有底线。在大陆怎么做，在香港也会怎么做，只是香港做起来，还要一步步来，让外商慢慢习惯。 冻结黎智英的户口，当然不是最终一步，辣招陆续有来，最终会不会逼得苹果日报站不住脚，那也是要做好思想准备了。苹果会斗争到最后一天，这从日前报馆高层向员工宣示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尽力了，美好的仗他们打过了，他们虽败犹荣。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们又能做什么？至少有几件事，中共暂时还拿我们冇符。 第一是社交媒体。中共可以禁苹果，禁立场新闻和众新闻，但中共禁不了所有的社交媒体，除非社交媒体也被中共收买了，否则，在广阔无边的网络世界，还有人民自由思想的空间。 我们还能在网络发言，把自己一点一滴的想法和他人分享，还能批判中共的丑恶面目，支持一切民主自由的思想和行动。不写大文章也可以，只用你的留言宣泄自己的情绪，表一个态，按一个赞，都是维护言论自由的行动。 中共打压苹果，就是要推倒民主思想的堡垒，堡垒没有了士兵还在，还能攻击，放几下冷枪，在他们身上打一个伤口，让他痛一下，流一点血，那也是好的。每个人都让中共流一点血，就能让他失血。 其次，我们要坚守自己内心的一点光明，要小心呵护内心的那点正气，不要因为环境恶劣了，就觉得做什么都没意义了，要怀抱自己的信念。每个人内心的正气没有了，社会公义也就不会存在，因为公义就是由每个人内心的正气汇聚起来的。四川成都四十九中一个学生枉死，四川人都挺身而出追索真相，为什么？因为没有公义，人人都是受害者。如果大陆人都能为公义发声，香港人为什么要放弃? 再次，我们还要保持痛骂政府的勇气。国安法很辣，但国安法没有规定林郑政府不能批判。颠覆中共政权是大罪，但痛批林郑政府还有自由，凡是我们看不惯的，能骂就尽管骂，能批就放胆批。不要因为林郑后面有中共，就觉得批林郑没什么用，批林郑就等于批中共。 再次，就是对林郑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你可以打压我，我为什么要服从你？能抵制就抵制，能不服从就不服从。别的或许做不到，不去投票总不犯法吧。 最后，我们还是要对未来抱持最坚强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中共的独裁统治违背基本人性，违背香港人乃至中国人的福祉和意愿，一定不可能长久，天道循环，报应不爽。今日中共好像很强大，但强与弱是会转化的。现在民主国家觉醒了，全面围剿中共，大陆内外矛盾交叉激化，中共将慢慢阴干。 一粒麦子不死，它只是一粒麦子，一粒麦子死了，它会生出很多麦子。苹果不倒下去，它只是一家传媒，苹果倒下去，它的精神会幻化到每个人心里，每个人便是一个苹果。 中共打压了苹果，香港的新闻自由死亡，外商纷纷撤走，香港生机窒息，到最后，好好一个香港就给中共糟塌完了，香港这只金鹅就不会生蛋，那是中共的揽炒，他种的苦果他要吞下去。独裁者总是以为他们可以掌控世界，可惜世界不是由它们塑造起来的，世界是由世界上大多数正义的人们塑造起来的。 最近网上有视频，拍到习近平到某地，一大群事先安排好的人围著他。习近平问，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有人说他们是搞摄影的，来这里“采风”，习近平怔了一下，他不懂得“采风”是什么意思。采风是搜集民间风情的意思，那些人都是随行记者，充当临时演员而已。习近平连采风都不懂，难怪李锐说他只有小学生水平。中国交到习近平手上，能有什么前途，那不是可想而知?所以，不要把中共想像得太强大，他们只是在自掘坟墓。 我们为苹果担心，苹果存在一天，我们就撑它一天，撑到它撑不下去了，我们就把苹果的精神移植到我们心里，让它在那里生根，我们就让苹果在我们心里活下去，和我们见证香港的明天。 历史是人民写的，将来的历史，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会占有光辉的一页，林郑与中共，只会有肮脏的一笔。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今年以来，中共突然抛出一个“东升西降”的说法。上到总书记习近平，下到御用学者，再到大外宣机器，同声鼓噪“东升西降”论，宣称：“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 “东升西降”论的根据何在？北京的根据之一大概是说，中国首先摆脱了大瘟疫，而其他各国仍深受大瘟疫之害；有的国家如印度，更重新沦为重灾区；而在去年，仅中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2.3%。这种算法，显然没有把台湾、新西兰等防疫、抗疫最成功的小国计算在内。 北京的根据之二，就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不减反增。其实，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过去四十来年，美欧各国犯下严重战略错误，把80%以上的医疗生产线、供应线放置中国，既成全了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崛起，又把至关重要的生命线 — 药品、医药设备，甚至于口罩等的控制权交由北京掌控，成为中共倒过来要挟、勒索美欧等国的利器。就在这场大瘟疫中，各国受制于中共，而中共大发灾难财，让美欧和世界各国吞下苦果。但由此也促成美欧等国的觉醒，决意重新布设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 北京的根据之三，借中国综合国力膨胀，中共野心膨胀，狂增军费，让中国军力急速扩张，不仅给包括台湾、日本、南海诸国、印度等周边国家构成最严重威胁，而且也给美国带来最大挑战和威胁。中共穷兵黩武，挑起军备竞赛，以至于不仅美国、印度、台湾、东南亚等国被迫大增军费军备，就连战后受和平宪法约束的日本也都开始增加军费，重整军力，急起直追。 其实，所谓“东升西降”的论调，在近代历史上就出现过多次。当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攻城略地、侵略与扩张处处得手、打造“大东亚共荣圈”、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之时，就是“东升西降”论盛行之时。二战后，以苏联为首、中国为次、东欧八国拱卫，还有散落世界的共产党国家陪衬，形成东西方冷战态势，又是一次“东升西降”论的盛行。毛泽东为此曾洋洋自得道：“东风压倒西风”。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鼎盛、亚洲“四小龙”崛起，也一度成全球经济上的“东升西降”论。 至于毛泽东死后的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借助香港和台湾两大窗口，借助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大量外资注入，迎来经济恢复；凭籍巨大的人口和幅员，中国得以从经济上崛起。中共由此狂增军费开支、着重军事发展，让各类军舰如“下饺子一样下水”，终于成为北京“东升西降”论的底气。 然而，此时说“东升西降”不如说“中升西降”。因为同一时期，印度和东南亚经济都在快速增长、腾飞、崛起，它们却与中国阵营无关，而更亲近西方阵营。如此一划分，何来“东升西降”之说？ 其实，即便说“中升西降”却也并非事实。因为中国经济总量仍然低于美国，尽管有超越之势，中国科技实力却远非美国对手。仅疫苗研制一项，就可见一斑：中国先爆发瘟疫，先研制疫苗，到如今却是美国疫苗大幅领先，并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所信任；中国疫苗却不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所信任，就连中国人民本身都不认同、不信任中国疫苗。 至于军事、航天、地缘政治等领域，中国不仅明显落后于美国，而且根本无望超越美国。当今世界，美国拥有众多盟国盟友，获得大多数国家信任与合作；中国则处于空前孤立处境，四面楚歌，八面受敌。此情此景，竟然侈谈“东升西降”（或“中升西降”），岂非没话找话、贻笑大方！ 说到底，北京的所谓“东升西降”论是伪命题和假命题，自说自话，自欺欺人，自我陶醉。同时，又是习当局的一个政治命题，主要出自大内宣的需要，需要继续洗脑、愚化、奴化中国人民，让他们原地踏步、坐井观天，受惑于“制度优势”、“制度自信”。最后，也是习近平个人的需要，企图在明年中共二十大上，以这个画饼的“政绩”为他自己的连任造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