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扮日本人謊稱冥幣是日圓 中國網紅惡搞視頻挨轟
2026 年 6 月 30 日
4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1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按可比价格计算，经济增长18.3%；4月27日该机构又公布说，1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4倍。中共官媒不断宣传说，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克服疫情的困扰，在全球领先繁荣，一马当先。从上述经济新闻来看，似乎如此，但很少有人懂得中共统计数据的“猫腻”和奥秘，而真相就藏在这“猫腻”和奥秘背后。笔者为读者们提供几个中国统计局计算经济增长数据的“猫腻”。 一、从“克强指数”一度走红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 中共当局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通常都领先全球。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当中，凡是中共影响力比较深的地方，对这样的经济增长数据都不加质疑地接受，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一些偏好于夸奖中共成就的各国学者往往也如此。但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免有一些怀疑，中国经济真的那样出色吗？当然了，怀疑不能替代结论，所以，他们往往倾向于不太相信中共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但是却无法得出自认为可靠的数据。 李克强在辽宁任职时曾经试图用几个较少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经济指标，即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数量，来判断辽宁经济的真实走势。当时这几个指标被媒体称为“克强指数”，一度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的经济新闻报导中颇受关注。“克强指数”受到关注，本身就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并不可靠，北京高层和地方当局心知肚明；而“克强指数”能一度走红、并未遭到高层批判，也证明高层明白此“指数”自有其道理，并非“污蔑大好形势”。 “克强指数”不用GDP的增长数据来判断经济情况，自然是因为GDP的统计过程产生了浮夸。但是，“克强指数”所用的指标也未必就真可靠。1987年我在国家计委参加过一次经济形式分析会，就挖出了水利电力部的数据造假。当时我在会上提出，水利电力部为了夸大火电设备超负荷出力的程度，以争取更多电厂投资，统计火电设备发电利用时数时造假，因为该部公布的1986年4季度火电设备利用时数是按12月有32天计算的。当时社科院的吴敬琏也在会场，他倍感惊讶。事后国家统计局工交统计司承认，水利电力部报送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工交统计司照单全收，未发现这个问题。 李克强进中南海了，“克强指数”却无影无踪了；他并没把这套思路带到北京，要求国家统计局仿效。显然，李克强进中南海之后，只能按“规矩”唱“中央”的“乘胜前进歌”，而“克强指数”显然不符合这首“歌”的“曲谱和旋律”，实属“杂音”。 其实，西方的不少大投资银行为了经营上做判断，常常会研究出一套自己的估算办法，来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状况。比如，日本的野村证券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就研究了自己的中国经济数据分析方法，建立了独家数据库。笔者1987年在北京与该公司的研究人员交流过，那时我就发现，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把握，往往从中国学者不注意的细节入手，有一套独特的路数。不过它们不会公开这些方法，而它们的估算方法也未必十分可靠。 二、中国的刚性经济“增长” 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有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数据总是展现出一种刚性“增长”，无论经济情况好坏，基本上永远是“增长”的。其原因在于，那不是经济现实的准确反映，而是政治需要。 首先，经济增长数据是中共的宣传手段，所以它的功能不是如实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真实面貌，而是务必体现高层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就是说，既然经济增长（不管是否给出具体百分比）是反映中共统治成效的政治性计量指标，就需要统计局用经济增长率为这个政治指标背书。因此，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之政治意涵，远远重于其反映经济现实的原本功能。 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现实状况背离了高层确定的经济增长方向和范围，统计局就必须设法在统计技术上玩出“花样”，加以补救，直到产生出符合高层政治宣传需要的经济增长数据。中共统计数据中的“猫腻”和奥秘便应运而生。 再次，由于总有一些懂这种“猫腻”和奥秘的专家，经常从其它相关数据中挖掘经济活动的真实面貌，为了防止他们“得逞”，在中国，宏观层级的经济统计数据并不完全公开，很多有助于推算真实经济状况的数据被列为国家机密。如此，统计数据中的“猫腻”和奥秘才能被掩藏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统计部门并不是一个单纯处理调查数据的业务部门；它也是一个配合经济宣传的“喉舌”部门，它产生的统计数据必须为当局的政治需要服务。而宣传当局的统治成效，需要“适当”的经济增长率；若找不到客观因素可以解释经济下降，一种政治上“不适当”的经济增长率，高层是不会接受的，包括发明“克强指数”的李克强在内，中南海里办公的“头头”们谁也不会中止统计局“玩”的这些“猫腻”。于是中国经济就通常“增长”得很快了。 当然，还有一些经济指标不管现实如何恶化都基本上静止不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失业率。像这种高度体现中共经济管理成败的政治指标，统计局不敢如实统计，只能把它当作“常数”公布。 总之，统计局的目标是，让公布的统计数据符合高层提出的经济政策目标；高层提出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提出一个对内对外宣传经济成就的口号，统计局就必须算出一个符合“上面”意图的数据。像经济增长率这样的政治指标，“上面”要求是多少，统计局肯定会给出符合要求的数据，对统计局长而言，那是政治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你完全相信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数据时，就等于你完全相信中共的文件口号。 三、识破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统计奥秘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统计局设计的数字游戏，看不懂其中的把戏，就无法了解中国经济的真相。所谓的中共统计数据的“猫腻”和奥秘，“猫腻”指的是统计局在技术手法上玩的“花样”，而奥秘指的是这种“花样”产出的统计结果。在工业统计方面，“猫腻”至少包括三种“法宝”：一，“计大不计小”；二，“计兴不计衰”；三，“计虚不计实”。 “计大不计小”是只公布大企业的业绩，不公布小企业的盈亏。经济景气的变化首先反映在中小企业身上，大企业不容易倒闭；何况大企业包括所有的垄断性企业，它们还得到银行的全力支持，经济不景气时所受冲击自然小于竞争激烈的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统计局设定了一个统计“口径”，即本文开头引用的经济新闻中提到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这个概念排除了所有中小企业，所谓的“规模以上”，其范围是不断升级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开介绍，1998-2006年指全部国有和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2007-2010年统计范围调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2011年开始，统计范围变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之所以要不断“升级”，就是为了“计大不计小”，以免中小企业的衰落倒闭影响经济“增长”率。 “计兴不计衰”是统计数据只包括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但排除经营不良的企业。与“规模以上”这个统计“口径”配套的，是统计局设立的一个“企业名录库”；统计经济“增长”时，只有纳入“企业名录库”的数据才用来计算经济“增长”。为此，统计局把企业分成两类，其行话称为“规上企业”和“规下企业”，“规”者，上面提到的“规模”也。一个企业如果去年的业绩上升，达到了上述的“规模”要求，便作为“规上企业”列入统计；如果今年其业绩跌破上述的“规模”要求，明显呈经营衰败之势，甚或陷入破产，那么今年统计经济增长时就把它“定性”为“规下企业”，从“企业名录库”中除名，连带它去年的业绩记录也清除掉。这样，在统计局的操作下，在经济现实中企业的衰败、破产和关闭永远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统计，自然，中共的经济增长率也永远是“正面”的。 “计虚不计实”是把物价上涨造成的工业增加值和利润虚增统计成经济“增长”。企业的收入永远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统计局宣称，它计算经济“增长”时排除了物价因素，只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率；技术上就是用现价产值除以物价指数（产出品价格指数）。如果要检验统计局是否故意低估物价指数，使得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企业产值虚增，只要对比统计局计算“增长”时所用的物价指数就一目了然。但统计局却从来不公布这个计算参数；不仅如此，统计局还特地规定，“自2008年开始不再对外发布年度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增加值数据”。这样，统计局通过把“工业增加值”和计算时的物价指数这两个关键数据列为“国家机密”，就堵住了专家们一窥“计虚不计实”奥秘的大门，使得“计虚不计实”的手法永远“不见天日”。 四、中共经济增长率的统计游戏 上述这三种方法在中国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国家统计局在它的网站上解释“统计知识”时已明确说明，本文所引用者，盖出于此。统计局欺绝大部分读者看不懂其中的“猫腻”，所以它并非暗中“作鬼”，而是明里“戏弄”读者，谅你们也拿我夸大了的经济“增长率”无可奈何。这类把戏，统计局内部使用的术语是“统计口径或统计范围”，只要玩弄“统计口径”，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让经济增长数据“报好不报坏”。 下面我引证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新闻，标题是“2021年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1%”。在新闻最后有一段附注，其中关于“统计范围”的说明写道：这个增长率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其次，“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是，（一）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影响。” 绝大多数读者看到的是“工业增加值增长14.1%”这几个词，却极少有人细读上引附注的文字；即便读了，也未必理解其中之意。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用这种半透明的办法，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它的经济增长数据因为“计大不计小”和“计兴不计衰”这类数字游戏，本来就不可与上年度比，因此也是不可信的。 究竟要怎样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这是个高深的经济和统计研究课题。我以前在大学里学的就是统计，工作后又长期研究中国的统计数据，所以积累了一些体会：一是要尽量参考非官方统计数据；二是要随时了解中国官方统计的“统计口径”变化并分析这种变化给数据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三是要寻找官方统计机构宣传经济成就时不太使用的统计指标来观察中国经济。 面对统计数据成为宣传手段的共产党国家，相信其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其实不只是天真而已。 （全文转自大纪元）
华航机师群聚风暴继续蔓延，又有政客抨击防疫指挥中心有“机组员与一般旅客入境检疫双标”是严重的防疫漏洞。其实，病毒会变异，人也有不好的惯性与惰性，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防疫破口”；倒是有人为了攻讦台湾的防疫政策，而装作不知道为何机组员会有如今的检疫规定？实在令人诧异。 航空公司机组员必须频繁地出国，所以一直是国家检疫规定里的特殊族群；如果要求他们每趟出国都与一般民众一模一样的两周居检规定，航空公司将难以运作。早前，机组人员的检疫规定为机师为3天（居家检疫）、空服组员为5天，再加上各自自主健康管理的天数；不过，在去年底发生长荣航空的新西兰籍机师到处趴趴走的事件后，长程航班或入境他国的机组员改成必须完成7天居家检疫、7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这项规定一出来，航空公司机组员怨声载道，有人哀嚎这种生活根本像在坐牢，感慨自己沦为“上班工具”；也有人认为中央的新制是在逼迫机组员在工作和生活间做取舍，可能引发明年一波留职停薪及育婴假等请假潮；更多人认为指挥中心不该只因一位机师染疫就延长居检时间，这对其他守规矩的机组员不公平。指挥中心当时就回应，只要航空公司外站管理能落实，会在观察1个月调整这个模式。 果然，在今年3月12日起，长程航班（入境第三级流行地区）机组员返国后得转至“低风险”管理模式，居家检疫5日，自主健康管理9日；4月15日再放宽，变成居家检疫3天，以及自主健康管理11天，也就是目前的检疫规定。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明航空公司机组员过去一年检疫规定的流变，其实是要强调：历经将近一年半的长期抗疫，台湾的每一项防疫措施都有其规定的现实基础。民主国家的防疫最难的不是它的“强度”，而在于如何有效防疫又能兼顾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运作。放宽航空公司机组员的检疫规定，部分原因是基于对机组员的人道考量，更大的原因是要让台湾的航空货运能够正常地运作；而过去一年，几乎是台湾航空货运有史以来最忙碌的期间，两大航空公司货畅其流对台湾的经济成长更是居功厥伟。 所以，到现在还用事后诸葛的角度追究为何当初要放宽机组员检疫规定，除了著眼于恶意的政治攻防，其实无甚实益。事实上，指挥中心早已祭出接种疫苗者的机组员可以不用隔离，只需7天自主健康管理的规定；但台湾疫情平稳，华航员工始终接种意愿低落；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再好的政策也只能徒呼负负。 防疫是全民的事，指挥中心只能做出政策指引；但若当事人不落实，一切都成为枉然。防疫旅馆内有没有落实分舱分流？有没有做好个人卫生？出现症状时有没有即时通报，或者只是行险侥幸认为“不可能是我”？这都非指挥中心能力所及；倒是出了事之后，立刻说你“警觉性太低明显疏失”，立马要追出“战犯”，而就算台湾防疫已经是世界冠军了，还是要用事后诸葛的方式贴你一个“战术错误”的标签。试问，这对已经抵挡病毒近500天的防疫人员公平吗？ 疫情再起，检疫规定势必趋严，许多人被限制活动，大型活动可能取消，公共场所必须实名制，连商家店面的生意都可能受影响，有怨怼与恐惧都是正常的。但互相的攻讦与猜忌无助于台湾防疫共同体，只有信任才能抗击瘟疫，台湾人千万记得过去一年抗疫成功的来时路。 （文章为上报主笔室撰写的社论）
今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中共推出一本《中国共产党简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号召全国大范围学习这部历史。 我没有心情去找这本书来看，不问可知，编写这部书，一定遵照习近平的“最高指示：“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永远正确，光荣伟大。 我们读历史，最重要的依据是史实，有了史实才能有史识，有了史识才能形成史观。 何为史实？就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扭曲、破碎、掩饰、割裂的历史，先把历史真实找出来，然后才作研究。 何为史识？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解读。解读历史不能凭主观好恶，首先要依循历史的发展规律，其次要依循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后还要依循人性。历史是人的行为组成，离开人性根本无法解释；历史的发展都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历史就没有方向；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依循人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去发展，违背这三个大原则去解释历史，都是荒唐的。 何为史观？史观就是对历史的宏观认识。历史不但要解释，还需要有一个通盘的宏观的概括，通过史实去掌握史识，由史识去确立史观，唯有掌握了史观，历史对我们才是有意义的。正确的史观带引我们去认识历史，透视现实，瞻望未来，错误的史观使我们耳塞目盲。 中共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政党，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中国人的授权，而是来源于他的打江山坐江山。历史是他们对自己的描述，把自己描述得越伟大越英明，他的合法性才得到确认。反之，如果中共给中国人的认知，是不但没有做多少好事，反而把中国人害得很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盘剥，文化上专制，如果他做了很多坏事，中国人无人不知，那他统治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不存在合法性，他就很容易被中国人推翻。 所以中共重视历史，千方百计打扮自己，把“衰嘢”都抹去，把成绩都放大，只要中国人个个相信他提供的历史，接受他对历史的解释，确立与他一致的史观，那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大模斯样坐江山了。 反之，如果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的中共，却是一副残暴、无耻、专制的面目，数十年来折磨中国人，害死数以千万的同胞，又把经济文化搞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那他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就大有疑问。因此，中共的历史是不能有瑕疵的，是不能质疑的，历史真相要掩盖，历史研究要限制，历史观要符合中共的利益，而不是中国人的利益。 前三十年是谁否定的？其实都是中共自己否定的。反右运动在文革后彻底否定，为什么右派分子都要平反？不但平反，还要作出赔偿，如果反右正确，何必平反？大跃进也被中共自己否定了，大饥荒一来，大跃进就做不下去了，如果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都是伟大正确，那为什么没有一直推行下去，直到现在还在跃进？大饥荒死了四千万人，这是有统计数字依据的，连刘少奇都说，饿死人要上史书的。文革也是中共自己否定的，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把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中共承认自己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这本是会得到中国人民拥护的，一个政党正视自己的错误历史，正是这个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国人继续对中共党抱有希望的依据。但中共认识自己的错误，只是在文革后痛定思痛的那十年左右时间，此后中共对自己的错误和罪恶，越来越讳莫如深，越来越文过饰非，直至习近平手上，干脆把所有的过错和罪恶都一手抹去，连自己否定过的，也都再一次不认帐。 古今中外，历史真相从来不会埋没，中共的肮脏历史迟早都会大白于天下（其实在海外无人不知)。中共粉饰自己的历史，基于一种农民式的愚昧和无赖，与现代观念背道而驰。事实就是事实，谎言就谎言，历史严明，容不得抵赖和诿过。 不久前香港教育局把小学课本中的“中华民国退守台湾”，悄悄改成“国民党退守台湾”，就是篡改历史的一个例子。香港中文大学把“大学研究服务中心”拆散（这个服务中心收藏了最丰富的中国当代历史资料），目的也是阻止香港和海外华人去追究中共的历史罪恶。统治者以为他们能操控历史，事实证明，他们最终将被历史清算。秦始皇是千古暴君，毛泽东也终究是千古暴君，习近平粉饰党史，到头来只是白费心机。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原标题：篡改历史者，最终必遭历史清算）
自美国前总统川普因应中国不公平竞争手段与窃取美国先进技术疑虑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政策，以及美国输出中国的科技产品与外国使用美国技术生产的产品等，皆已采取严格管制手段。截至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政策态度并未因为拜登上台而发生改变。此外，在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先进国家对中国负面看法逐渐增加当下，中国却未有调整，还祭出负向攻击，甚而发起战狼外交，这样的现象，在近期违反人权的新疆棉花事件更是一览无遗。 新疆棉事件后，即使过去一向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的欧盟，各会员国面对中国的交往政策也有所调整。特别是近期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网站在中国被封禁，外界认为可能是该智库在其网站上联名发表了题为《我们和MERICS站在一起》的文章。MERICS是指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中国政府在3月22日宣布对该智库实施制裁。 换言之，即使外国重要学术智库对于新疆人权相关议题提出不同于中国政府的看法，中国政府也无法容许，若中国对于外国智库的言论审查政策态度持续封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只会愈来愈大。 如果外国智库对于不利中国的言论会立即受到中国政府管制，显见中国境内的人民或厂商更不可能有言论自由，或者该国境内的人民或团体同样也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若此，则中国的厂商或人民到外国投资或就学，将有可能继续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如今，中国厂商所生产的产品已逐渐被发现会将消费者的使用资讯传回中国，这表示使用中国产品的个别消费者资讯，一样是没有受到保护的。 民间也该禁用海康威视 随著中国手机APP软体、华为、大疆（DJI）无人机与海康威视等公司产品陆续被揭露有窃取消费者资料疑虑后，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已陆续禁止上述公司的产品，我国政府也采取相同措施。可惜的是，目前尚未看到民间部门自主禁止采用，或政府限制私部门使用那些会让我国消费者资料外泄或回传至中国的产品。 近期媒体报导，中国火锅品牌“海底捞”温哥华分店装监视器的影像会回传中国，台湾的海底捞公司也被发现使用的监视器品牌，就是中国最大的安全监控公司“海康威视”(Hikvision)，该品牌也是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地区压迫维吾尔族监控技术的合约商，提供该地区脸部辨识系统、“再教育营”的“司法局教育转化基地监控系统”。虽然海底捞公司声明店内影像不会在台湾以外地区备份，且宣称若有违反法律，会愿意承担所有责任，但是，民主国家的政府不会像共产政权监控所有厂商与人民的一举一动，因此，海底捞公司是否有将资料回传中国，且台湾政府有无能力知道其是否有回传，消费者并不清楚，亦即，海底捞公司对台湾消费者的声明并不可信。 应禁止私部门业者使用 行政院在2019年曾将中国华为、中兴通讯及海康威视三家厂商列入公务机关禁止采购的黑名单，但是，若政府对于这些品牌有疑虑而不敢采用，自然应该同步禁止这类产品输入台湾，而非仅是政府部门片面禁止使用。 虽然政府要盘点所有监视器品牌必然耗费大量成本，但在面对大型连锁业者已被检举使用侵犯新疆人权的监视器品牌情况下，除非政府有能力为该中国品牌背书，否则政府有责任禁止民间业者更换该品牌监视器，以保护消费者权益。政府禁止有国安疑虑的产品进入台湾，并不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反而是放任这类产品进入台湾窃取资料，才是和WTO主张公平贸易的精神有所违背。因此，资料保护与资讯安全不应区分公部门与私部门，希望政府对于上述中国产品的管制政策需有更周延的设计。 （※作者为淡江大学产业经济与经济学系合聘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4月29日再次批评民进党无法解决疫苗问题，他说，如果今天是国民党在执政，疫苗问题早就解决了；连胜文还不断强调，他实在太想出国了，如果台湾现在有高效能疫苗，他一定马上施打，然后去夏威夷。 连胜文谈话的前提是“如果是国民党执政”，外界或许可以来揣度一下，“如果国民党执政”，台湾的疫情会变怎样？ 如果国民党执政，第一个面对的其实是口罩问题。去年元月初爆发新冠肺炎的第一时间，阁揆苏贞昌宣布管制台湾的口罩出口，前总统马英九抨击此举“气度不够、没有人性”；当时还是高雄市长的韩国瑜认为“这未必是聪明的决定”。这些国民党头人当时主张应该用口罩援助中国，对照去年上半年台湾到处抢口罩的窘境，迄今还没看到他们为自己当时的口出恶言，还给苏贞昌一个应有的公道。 至于国民党是不是有脑子在这么早的时间就想出“口罩国家队”的点子，实在很令人怀疑；倒是当时看到不少国民党立委当时对口罩国家队有“图利（口罩）厂商”、“盲目扩厂”、“政府牟利”、“（领取）手续不便民”的批评。只是，如果当时口罩没及时扩产，快速而又公平地送到民众手中，别说不会有延续到现在的“Taiwan can help”外交援助计划，连疫情能否挡下来恐怕都还是未知数。 回顾这场抗疫战争，几乎所有的公卫专家都认为，在第一时间关闭与中国的边境往来，是台湾能及时控制疫情的关键；以当时对病毒毫无所知的情况，只要慢个一两天，染疫人数恐怕就是以等比级数增加。“如果国民党执政”的第二个问题是，以国民党人与对岸政府交好的程度，要他们在去年元月23日断然关闭边境，给中共难堪，是多强人所难的一件事。但如果不关闭，后来的台湾又会陷入什么样的疫情炼狱？ 再用比较长的时空背景看待现在加诸于台湾疫苗政策的批评，那就更荒谬了。台湾没疫苗时，这些人质问人命关天，政府为何不赶快去抢疫苗？台湾好不容易有疫苗了，同一批人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买贵了”、“有利益输送”。现在开始施打疫苗了，却开始大骂为什么没有“高效能疫苗”？为什么打疫苗的人这么少？怎么看都不顺眼，怎么做也都不满意。 其实，以上的问题，都只要用常识就可以回答。 台湾疫情防控世界第一，别说台湾人根本没有打疫苗的迫切需求，即使从人道的角度，台湾人都不该花大钱在国际市场跟疫情濒临失控的印度、欧陆与美洲国家抢疫苗。而指挥中心已经不只一次公开说他们无法掌握国际疫苗到台湾的时间了，地方政府与政治人物还装腔作势攻讦中央“不给疫苗到的时间”、“没疫苗怎么防疫”，无非是想营造莫须有的政治冲突。 民主国家的防疫政策当然可以批评，但既然防疫人员还在前线打仗，甚至有人因此而染疫，那些见猎心喜以为找到“政治破口”的人，至少也该为别人留些馀地，或问问自己：“如果我是他，能做得比他更好吗？”对辛苦的人多些体谅，对未知的事多点谦卑，这种身为同胞的同理心，真的很难吗？ 直到今天，印度医疗崩溃、哀鸿遍野；欧美国家反复封城、经济停顿；就连日韩迄今都人心惶惶，难以幸免；但连胜文却说他好想出国，好想打“高效能的疫苗”去夏威夷。站著说话不腰疼，看人挑担不吃力；这样一群只用口水防疫的政客，到底是活在什么样的平行时空？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明年，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大。已经当权两届的习近平无心退位，一心追求连任，甚至图谋长期执政。这成了当今中国政治的最大焦点。 是焦点，更是焦虑。政治老人焦虑，此人一上来，就赖着不走了，后悔当初挑选了他；中共高层焦虑，此人已经失去约束，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如之奈何？习近平本人也焦虑，自己贪恋权位只想连任，企图长期掌权；但也明知，受到党内外、国内外这么多反对或讥讽，难以估量将来的风险有多大！他心下没底。 习近平专权、恋权、权欲熏心，症结在于中共制度对他失去了约束力。他可以随意修改宪法，比如，他强行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他可以随意违反党章，比如党章规定：“党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但习近平和习家军却肆无忌惮地大搞个人崇拜，每天把习近平及其“金句”置于党媒、党报的头版头条，千歌万颂，毫无廉耻。 常识告诉我们，越是民主的社会，权力越是受到制约，个人私心私欲难以逾越公众利益；越是极权的社会，权力越是失去控制，当权者的个人私心私欲可以随意逾越公众利益，随意绑架公众、随意践踏公众意志。 权力如春药，让人发情，让人上瘾，让人堕落。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尤其如此。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致命的就是心灵的腐败。包括习近平、普京、金正恩这些独裁者在内，都陷入深重的心灵腐败。 备受批评的习近平或许不服气：说到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为什么金正恩可以，我就不可以？为什么普京可以，我就不可以？ 问题是，习近平无法跟金正恩比，因为那毕竟是三代世袭，自有它的政治惯性。朝鲜政治是世界上最落后、最反动的政治，一时无从变革。但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共，有何必要参照那个最坏的样板？ 习近平无法跟普京比，俄罗斯至少还有选举、还有选票。普京恋栈权力，变作花样延期掌权，但他也不得不通过全国选举的大考、全民投票的大关。 当今中国政治介于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极端专制与半专制之间，或许让习近平有生不逢时之感。于是，习近平恨上了改革开放。他或许幻想，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他直接继位多好！没有领导人任期制，民众不得对领导人指指点点，他就能像毛泽东那样，唯我独尊，一直掌权到死。 然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又怎能积累出今天的国力，供习近平炫耀和挥霍？如果没有毛泽东死后的政治变迁，他的父亲习仲勋和他们全家又如何能够翻身？说到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习近平又如何能混到今天的地位？ 从党内而言，习近平登上最高权位固然纯属意外之福，但这个福气不是来自于毛泽东，而是来自于邓小平。但他却偏偏恨上了邓小平，而爱上了毛泽东。 笔者常说，中共以一党之私，祸一国之利；如今，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习近平又回到一人独裁 — 不仅以一己之私祸一国之利，更以一己之私祸一党之利。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出，历经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算到习近平上台为止）之后，中共出了状况。无论从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角度观察，中共都出了状况。 论民主政治，中共不仅落后而且严重落后，远远落后于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世界之外；论专制政治，中共严重倒退，退回到毛泽东时代，退回到一百多年前清朝，甚至退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朝，连封建王朝的“开明专制”都谈不上，而是黑暗专制。 习近平的两极路线，即极左路线和极端独裁，固然给中国带来祸害，其实给中共本身，都带来祸害。道理很简单，一个政党的自我反省、自我革新之路，政治改革之路，已经被习近平和习家军完全堵死。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三月初仍是中国官媒报道提及的“中国骄傲”，出生与成长于北京的赵婷，作为首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奥斯卡最佳导演，目前却在大陆受到全面的封杀，不但奥斯卡得奖不得报道，更被一些“小粉红”攻击成为“辱华”，再次显示所谓“辱华”的新底线，以及“小粉红”玻璃心之脆弱，是如何的荒谬。 由“中国骄傲”到“辱华”的距离是甚么？原来是因为有“小粉红”找出2013年的美国电影杂志《电影人》（Filmmaker），赵婷当时指自己童年的中国，是“一个遍地谎言的地方”；而另一个澳大利亚的访问之中，赵婷说“美国如今是我的国家”；这两个都明显是事实的说法，前者只谈及自己的观感，后者则完全是事实的描述，那么为何就会变成了中共官方的大逆不道呢？ 早几年香港有“反水货”游行，有人手持“中国人买中国货”、“中国人买中国奶粉”的标语，当时被中国大陆的“小粉红”破口大骂，指这是“港独”，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这些都显示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中国如果不是遍地谎言，为何人民偏偏不吃中国奶粉？ 2008年的三鹿奶粉丑闻，至今已达13年之久；回想一下这几年的新闻，例如2013年香港实施限奶令后，当时的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更向一班亲共议员投诉，指控连自己的孙女，也因为香港的限奶令，而令其外国奶粉的供应出现了问题，指事件令他“很头痛”云云；甚至去到2019年6月，三艘中国解放军的军舰访问澳大利亚，只不过短短停留5天，却买了一箱箱的奶粉运上军舰运走；而即使《环球时报》替解放军“澄清”，说“只不过买了50多罐”，问题来了，为何军人竟要买奶粉回国呢？难道中国没有奶粉生产吗？ 近日中国大搞“疫苗外交”，结果欧美各先进国家，都拒绝使用中国的疫苗，只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愿意采纳中国的疫苗；而中国大陆的人民又如何呢？这两年的疫症爆发之前，香港成为了“医药港”，大批来自大陆的中国人民，来香港指定要打“非中国公司”同时“非中国产”的疫苗，而指定要外国货。为何中国人自己都不相信中国的疫苗呢？ 秘鲁前总统比斯卡拉（Martin Vizcarra）于上年10月“偷步”接种中国国药的疫苗，后成为当地政坛的丑闻，可是今年4月25日仍然不得不在Twitter上，透露自己却仍然与妻子同时确诊染疫；加上早前智利首都圣地牙哥的枢机主教奥斯（Celestino Aós Braco），亦在打了两剂科兴疫苗一个月后依然确诊，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中国人民对自己疫苗的担心，正是明显不过的事实；那么说这些疫苗“夸大”了自己作用，又或者一些遍地亲政府说法夸大说法是“谎言”，又为何变成了“辱华”？ 说真话，就变成“辱华”，只不过是批评“假大空”以及社会风气，其实半句都没有提到政治，或者威胁政权，都居然可以转眼被全面封杀，这种完全不作检讨，只会唱好的手法，当然只会令社会更加退步。 而更荒谬的，就是如今任何对中国大陆现况的批评，来自香港就变“港独”，来自台湾就变“台独”，来自西藏就变“藏独”，来自新疆就变“疆独”，和日本有关就变“右翼军国主义”，和美国英国欧洲有关，就变“勾结外国势力、八国联军”，好啦来自中国大陆，找不到“独”的借口，就只好馀下一个“辱华”了，真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总之不说谎言，就是罪。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马云做生意开风气之先，他的成功有天时地利人和，也与他的人生智慧分不开。他是那种敲敲头顶脚底下会响的聪明人，只看他公开演讲，总是有机锋有埋伏，还喜欢像说相声那样“抖包袱”，总会博得满场笑声掌声。 前不久马云提到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说中国金融根本没有系统，这句话惹祸上身，搞到蚂蚁集团不能上市，还要被拆骨，阿里巴巴被以垄断罪论处罚了一百八十多亿。马云不但认了罚款，还要表示“诚心诚意”接受。 马云胳膊扭不过大腿，证明他面对的中共政府，不但有“系统”，还有天下第一严苛的垄断系统，只有中共垄断别人，容不得别人垄断他。 最近有人翻出马云2013年的视频，他说1985年他去澳大利亚，去之前他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因为从小受教育是我们要解放全人类，结果去了后才发现，人家需要解放我们先（这句话句式学香港，“先”字倒装了)。他说，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问题。 这些话当然说得很精采，也都是同时代中国人亲身经历的事。我在大陆所受的教育，就是全世界人民包括台湾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吃不饱穿不暖，受压迫受剥削。中国人都信了，准备去解放全人类。 一个饿死四千万同胞的国家，说要解放全人类，真是好大的口气。 马云的意思是，中国人应该从共产主义迷幻中走出来，老老实实做事，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至于要不要﹑能不能解放全人类，那就容当后论。 2013年马云还有一点底气开玩笑，放在今天，莫非他嫌一百八十亿罚得还不够重?今日马云没这个胆说，底下的人也没有胆听，更不敢大笑鼓掌了。 中国不是说真话的地方，马云喜欢说真话，又有表演欲，难免祸从口出。任志强也很敢说话，现在关到牢里去了，马云说过“中国企业家确实没有好下场”，这句话倒是有先见之明。 马云最近现身在酒吧，看上去人胖了，还谈笑风生，在公开场合，他尽量表现出生活一切正常的样子，但谁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中共对阿里巴巴的清算，绝对不是因为马云几句话不中听，中共清算马云只是一个试点，看看全国范围内的“打土豪分田地”怎么做才更顺手。 打土豪分田地，根本是中共的本性，就是中共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执政，眼里永远盯著全国的财富。财富不是属于中国人个人所有，中国所有的财富都应该属于中共所有，至于中共要分多少财富给中国人，那就要看看当时的中共处在什么环境下，那个环境需要对财富做什么样的处理。 文革后中共濒临崩溃，邓小平被迫实行改革开放，那叫做韬光养晦，用民间说法，叫做装孙子，就是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求别人帮忙，等到最艰难的日子过去了，自己的实力慢慢强壮，那时翻脸不认人，自己就扬眉吐气。 这便是多年来国退民进的理由，国家暂时退出来，让一点利给中国人，等到让得差不多了，就把让出去的再收回来，那时自己的力气大增，政权稳固，可以下手收拾人民了。 所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说法，最近又流行起来，就是时候到了，该归谁的还要归谁。 没有霸尽天下财产，中共怎么会有力量统治人民?人民要吃饭，吃饭要靠中共，人民怎么会不听话?少数人吃了饭还不听话，那很好办，把他们抓起来去坐牢，甚至枪毙了事，那问题就解决了。 最近大陆年轻人又在读毛选（毛泽东著作），学校图书馆又在清理封资修图书，全国性学习“党史”，接受洗脑，私营企业老板纷纷以这样那样的罪名管束起来，公司拆骨，财产充公。大陆经济形势不妙，未来日子不好过，西方各国围堵中共，台海可能会打仗，这种形势下，接收私营企业的财产更有正当性了。 香港大量商界领袖，怯于中共淫威，争先恐后表忠，迎接中共独裁统治君临香港，他们不知道，那一切都正在为自己和子孙挖坟墓。打土豪分田地，中共的胃口不只在大陆，还在香港，还在台湾。台湾尚有活路，香港是绝对没有活路的。 马云之鉴，岂只是一百八十亿那么简单，任志强坐牢去了，孙大午也难免此劫，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私企老板成了砧上肉，香港富豪们，如果还对中共抱有幻想，那日后有什么三长两短，就只能怪自己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原标题为《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共本性》）
因疫情调整赛制的美国职篮NBA正展开下半阶段比赛，就在各队为挤进季后赛拼搏的同时，NBA的“收视率问题”近日再成美国体坛讨论话题。资深体育记者特拉维斯（Clay Travis／OutKick的创办人）此前已提出多个数据反映了观众的流失，例如近20馀年来美国增加了约5千万人口，NBA的平均收视群反而暴跌近3千万人，1998年乔丹领军公牛队对上犹他爵士队，曾吸引3千700万观众收看冠军赛的盛况，迄今已难复见。 而NBA的警讯还不仅于此。去年NBA总冠军赛，尽管是由当红的詹姆斯（LeBron James）率领湖人队和热火队争冠，六场比赛平均收视观众也才700多万，或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篮球迷转看足球所致，偏偏当年度大学篮球比赛（NCAA）冠军赛的平均收视观众仍有1千700多万。不光是这样，就连德州一个小区域的篮球比赛都能吸引超过NBA两倍人口的收视观众。 2020到2021年赛季，主要转播NBA比赛的电视台ABC相较十年前，收视率骤降了45%，其他如TNT、ESPN也分别下降40%和20%，连带NBA电玩游戏销售量也大幅滑落。就特拉维斯的说法，这些数据显示球迷其实并没有放弃篮球，只是弃NBA而去。 NBA虽为一体育赛事，过去以来比起其他美国体育联盟，则更凸显了自己在自由、人权价值上的立场。60年代，美国各地掀起黑人平权运动，当时波士顿赛尔蒂克队曾因创了NBA历史，首度将黑人球员排入先发而引起轩然大波；20世纪初，NBA最伟大球星魔术强生被诊断感染爱滋病，不少球员拒绝和他同场比赛，却得到乔登、巴克利等天王球星支持，仿佛为社会大众上了一课“不要歧视爱滋病患”；继之，2013年科林斯（Jason Collins）成为NBA第一个公开出柜的球员，当时的NBA总裁史顿（David Stern）更率先公开力挺他，此举无疑为美国同性恋者送上极大温暖。而最严格看待种族歧视言论的运动联盟也非NBA莫属。 可以说，NBA曾挟其不只国内且广被国外的球迷，在创造无穷商机之馀，还以其“政治正确”另外为自己戴上一顶道德高帽。但过往成就，无论出于比赛本身，或是价值理念的额外加持，都无法力挽如今收视群流失的现象。这一、二十年来，NBA并非坐视不管，且积极更改规则、灵活赛事和包装赛场以求变革，观众还是留不住。 于此同时，当然也有人将因素归咎NBA这些年来就是太讲究政治正确，所谓透过联盟道德使命传递“社会正义”，让NBA不再局限“体育赛事”格局，却也让球迷愈加对他行诸正义之举感到疲乏，宁可回归一些比较纯粹的体育比赛。正当本赛季NBA收视一直拉不上来的同时，Yahoo／YouGov曾发布一份民调，显示有11%的美国人会因为体育赛事标举某种政治宣传（符合个人政治意识）而看更多转播，但有34.5%的人反而因此跳过比赛。而今看来，这或许是NBA收视下滑的因素之一。 眼看趋势如此，这也另外解释了NBA何以这般积极经营中国市场，在国内球迷大量萎缩的情况下，被指拥有“十亿潜在客户”的中国，当然会被NBA视为另一个绿洲。1992年NBA组成梦幻队惊艳奥运，中国旋即掀起NBA热，随之中国对NBA的最大诱因很简单，就是金钱。在一个随时会遭指控“妄议中央”的社会，NBA的经营之道，正是谨记自己在国内标举“社会正义”却造成球迷流失的反效果，而采“闷声发大财”策略，逐步在中国建构出于其他国家很难达成的事业基础。 但问题就在美国民众并没有忘记NBA自己过去标举的自由、人权定位。直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休士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因为在推特发文“为自由而战、和香港站在一起（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不但遭中国舆论、球迷围剿，连带让NBA遭抵制，如今甚而只有零星转播和“翻墙收视”，NBA的“闷声发大财”终究触礁。 去年九月，美国民调机构哈里斯（Harris Poll）亦针对NBA收视下滑进行民调，同样显示“联盟变得太政治化”或是球迷流失的重要原因，其中还有近两成球迷表示是因为NBA和中国紧密的关系而转台。这结果看似吊诡，即NBA在中国谨言慎行、少碰政治，理当是“联盟变得太政治化”的反证，但只要回归常识，任谁都能理解，在美国藉体育宣传社会正义，确实促使了联盟“太政治化”，在中国，刻意不对自由、民主、人权议题表态，却正是高度服膺政治所致，结果就是令人觉得NBA不管在美国、中国，作风都很“政治”。 “莫雷事件”发生，现任NBA总裁席佛（Adam Silver）纵然拒绝为了其言论向中方道歉，但基本上他一直是中共政党路线的妥协者，且NBA无论从经营阶层到一线球星，对中国的言论审查和侵犯人权，并不像它在面对美国社会时所持的标准，且常以“尊重当地文化”去回避问题本质，因此无论从哪一角度看待，此时NBA都会予人产生一种虚伪的感觉。那么，NCAA或其他区域篮球比赛，相较之下就更倾向于纯粹的体育盛宴了。 NBA在如此特殊的东方市场涉水之深，未来和自己数十年苦心建立的价值意识应该只有更多冲突，“中国”终究会是一把两面刃。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两条消息，一是习近平将出席拜登召集的气候峰会，二是美中两国即将互派大使。 这两件事，显然都是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上海的成果。克里此去，双方都很低调，比起拜登的私人好友陶德访问台湾，恰成鲜明对比。陶德去台湾大锣大鼓，又见蔡英文又和政府和军方人员会见，克里去中国，只和气候大使谢振华见面，和政治局常委韩正视讯通话，行程中没有公开活动，每日呆在酒店，似乎很怕出去见人。 拜登同时派两个人去海峡两岸，但两个人的任务很不相同。陶德是去作全方位沟通，据说连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态度都问到了。美台关系正全面提升，外交军事高科技话题很多。克里去上海，只有一个话题，就是习近平参不参加气候峰会。 拜登主持气候峰会，那是他竞选时夸下的海口，是拜登施政的一大亮点。既然是一场大戏，当然希望做得似模似样，气候峰会缺了中共，声势没那么好看，所以习近平来不来，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习近平来了当然好，不来影响也不大。你和中共谈任何问题，他什么都敢应承你，但你要他做，他就要看自己高不高兴。签了协议他都可以不认，更不必提只是大家坐而论道，夸夸其谈，你怎么知道他说的真定假？ 但场面始终要好看一点，所以习近平还是来比不来好，这是拜登派克里去中国的原因。 现在的情况表明，克里果然不负所托，习近平答应参加。以中共目前的处境，几乎所有的国际事务，美国都把中共排除在外，要谈就和盟国谈，五眼联盟是自己人，韩国东盟要拉拢，欧盟只等他们自己转向，所有的国际事务，几乎都与中共无关，要孤立中共，围堵中共，甩掉中共。习近平面临大半个世界的打压，在博鳌论谈大吐苦水，扮可怜相，足证他寝食难安之状。 李克强前不久也释出善意，希望西方国家不要割席，要合作共赢，原因就在中共也明白，与世界先进国家对立，对自己意味著永远的落后，因此只要有机会，都要避免这种恶果。 但数遍所有选项，目前唯一对美国政府有吸引力的，就剩下气候这个议题了，美国有所求于中共的，只剩下这件事。这就像茫茫大海中一条浮木，习近平再错过，此去就要靠自己用尽吃奶力气划水了。更糟糕的是，如果连气候峰会都不配合，那拜登对习近平就更不抱任何希望了，此后只会更奱本加厉与中共斗下去。 因此，习近平参加峰会，好歹都维持两国之间的一点互动，有这个基础，以后再开展其他领域的交手，大家脸色都会好看一点，之前在阿拉斯加，搞得面左左，以后想要谈，还需要有一点气氛在，这是习近平最终会出席峰会的原因所在。去的话有一线希望，不去连一线希望都没有了。 当然，克里也没有空手去，克里送给习近平的见面礼，是两国恢复互派大使。自特朗普手上召回大使后，两国大使就一直悬空，大使离任是外交降格的表现，很多正常的沟通渠道都堵死，那使中共像热锅上的蚂蚁，恶梦不断。现在勉强互派大使，气氛似乎缓和一点，那也是习近平求之不得的事，至少，他可以向党内反对势力显示，由于他的英明领导，美国人又听话了。 但中美关系会因为习近平出席峰会而改善吗?当然不会。气候问题是老大难问题，是长时间问题，虽然也重要，但比起迫在眉睫的美中对抗，轻重缓急的衡量很容易。就好比两夫妻一天到晚吵架，哪有什么心情研究生不生孩子?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输，尤其是不能输给中共，不但不能输，还一定要赢，一定要迫使中共就范，遵守国际规则。因此拜登的气候峰会只是演一场戏，至于先前的美日首脑会谈，随之而来的应对台海南海危机，高科技和军备竞赛，建立国际反共阵线，这些才是维系美国生存的要事，气候问题得闲冇事搞一搞，算是对选民交代，也算是一个有远见和抱负的好总统，如此而已。 这个气候峰会会有成果吗?大多数是没有，有的话也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空话，各国表态都很政治正确，但没有人会真正落力去做。因为你注重气候问题，一定影响经济发展，你限制自己，别人不限制自己，那你的克己复礼只是伤了自身，对地球一点帮助都没有，试问谁有那么笨? 拜登只要求习近平露一露脸，习近平也只是露一露脸，换来两国互换大使，大使互换了，两国外交也不会恢复旧观。所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人从这场峰会得到什么，也没有人失去什么，一切仍按旧轨道走下去。 美中之间没有合作的问题，只有什么时候摊牌的问题。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