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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30 日
在文章《中共中央至今仍未完成對湖北省委常委會的「改組」》中，討論了去年初因為武漢疫情失控，而替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央決策層背鍋的時任湖北省和武漢市主要領導人應該是接受了哪一類黨內處分的問題。 按照中共黨章和黨內的紀律處分條例規定，黨紀處分共分為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出黨籍等5種。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對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給以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開除黨籍的處分，必須由中央委員會全會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級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做出處理決定，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前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和前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至今並沒有受到開除黨籍以及留黨查看的處分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在位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被開除黨籍處分並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都是在某次中央全會上進行並對外公開宣布的。從程序 上講，無法對外保密。 遠的例子不舉，自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以來，二十多年積累下來，已經有近二十名時任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在中央全會上確認被開除黨籍，包括外界無人不知的薄熙來和令計劃以及孫政才等。 另有過去還有兩個在位的中央委員，在某次中央全會上被撤消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但並未被開除黨籍的事例。一九九五年九月召開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第十四屆中央委員陳希同被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後一次中央全會上又被宣布開除黨籍，移交司法）；二零零七年十月召開的第十七屆三中全會上，于幼軍被撤消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給予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這裡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周永康還是郭伯雄等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被宣布開除黨籍時都已經不在位了。也就是說，對中共黨員來說，開除黨籍不但是最重的處分，而且在具體實行過程中， 所有在位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所接受的黨內處分如果嚴重到開除黨籍的話，那麼一定都是已經被內定「移交司法處理」了，極少有例外。 可見，在蔣超良和馬國強去年初雙雙被宣布免職之後，如果已經被附帶了黨內處分的話，只能是黨內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 有湖北省委人士透露，日前由湖北省委副書記兼省長位置上黯然下台、到全國政協去等待退休的王曉東，事實上雖然沒有在去年二月和蔣超良及馬國強一同下台，但當時他們三人同時都被內部宣布了處以黨內的警告處分和嚴重警告處分。 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條規定，黨員受到警告處分，一年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職務的黨外職務。黨員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一年半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 雖然蔣超良下台之後已經完全沒有可能被安排在黨內提升，或者被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 — 比如全國政協副主席，但既然已經被免去原來的職務，再被安排任何一個同級別的新任職務也還是需要一個為時至少一年半的「沉寂」期。馬國強也是一樣。 當時有外界媒體注意到，黨報《環球時報》總編、「叼盤手」胡錫進有一段很詭秘的話，他說蔣超良和馬國強黯然離職，留下很多思考。胡錫進稱，這兩位官員「本可以把過失的責任主動承擔起來，如果有七分責任，他們應該主動承擔九分」，那就會贏得「諒解」，可是他們給人的印象是只想承認「一小部分」。 胡錫進此言一出，《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先生即發表評論說：胡錫進的意思就是，地方官員要把習近平的責任、中央的責任攬在自己頭上，這樣黨中央就諒解了，就不會免你的職了。 有消息說，就在武漢疫情失控的最初一段時間裡，一度保持沉默的習近平其實也不是整天圍著中南海游泳池轉圈，嘴裡不停地吭嘰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而是幾次招見王滬寧、栗戰書、許其亮、張又俠等人，問計發布戒嚴令的可行性。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自統治了中國大陸之後，由中央發布 「戒嚴令」的情況只出現過一次，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 根據中共當局的相關「法律」規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戒嚴，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發布戒嚴令。 當時的情況是，廣場示威學生和社會各界的訴求之一就是召開全國人大，依法解決事端，所以就搞出了一個「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李鵬總理戒嚴令」。 之後，中共當局「痛定思痛」，肯定了對「戒嚴」一事進行專門立法的必要性。 一九九六年，當時還是江澤民為總書記的中共當局正式生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稱： 「在發生嚴重危及國家的統一、安全或者社會公共安全的動亂、暴亂或者嚴重騷亂，不採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的緊急狀態時，國家可以決定實行戒嚴」 「戒嚴期間，為保證戒嚴的實施和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國家可以依照本法在戒嚴地區內，對憲法、法律規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的行使做出特別規定」； 「戒嚴地區內的一切組織和個人，必須嚴格遵守戒嚴令和實施戒嚴令的規定，積極協助人民政府恢復正常社會秩序」； 「戒嚴任務由人民警察、人民武裝警察執行；必要時，國務院可以向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由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派出人民解放軍協助執行戒嚴任務」。 當時有外界評論說：輿情洶湧，人民的怒火對準了官員，與其說習近平派去的省市委書記比蔣超良和馬國強更有能力消滅瘟疫，不如說習近平派他們去是為了滅火，是為了鞏固被這場大疫撼動的政權。表面看，習近平的權力仍然很強大，但是，李文亮醫生不幸逝世之後，中國人罕見的一致的憤怒，對失去言論自由權利的憤怒，對一個吹哨人被剝奪權利的憤怒，一一指向北京，這也是近年來罕見的。在李醫生逝世前，已經有清華教授許章潤勾勒了「憤怒的人民不再恐懼」的形勢，還有在自己的祖國逃亡的憲政學者許志永發表了勸習近平讓位的檄文。李文亮逝世後，到處都是要求政權向人民道歉，呼籲全國人大落實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的聲音。習近平派親信重整武漢，意在修補自己黯淡無光的形象……。 當時被派去的應勇無疑是習近平的政治親信，但稱得上是習近平政治親信者多了去了，為什麼單單選中了應勇？而武漢市委書記的繼任人，為什麼會是當時的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而不是另外的什麼人？ 仔細研讀並對照他們兩人的中共政壇履歷就不難發現，卻原來當時的習近平政權從中央部委和地方百官中，單單選中了都是職業警察出身的應勇和王忠林前往接掌危機中的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主要考慮因素就是在決定暫時不直接公開宣布實施 「戒嚴令」的前提下，在當地實施沒有「戒嚴令」，但事實上比實施「戒嚴令」還嚴酷的控制手段。這兩個職業警察出身的省級黨政官員，是最可能勝任的。 如果把湖北和武漢疫情爆發之前的中共所有任副省部和正省部級官員逐一對比就會發現，正在或者一直是在擔任政法系統職務者除外 — 因為這類人並不同時具備地方黨政主官的從政經驗，正在擔任省和副省一級地方黨政主官者中，職業警察出身者少之又少，而應勇和王忠林又是他們中間履歷最亮眼的兩個。 先說應勇。在自己的簡歷中聲稱是「大學學歷、法學碩士」的應勇，事實上沒有經歷過哪怕半天的正規大學的校園生活。他十九歲即在家鄉浙江的一個工商行政管理所當辦事員，據傳是因為他的父親退休，他因此獲得了一個「頂替」的「招干」名額。工商制服穿了一年，應勇即改穿了警察制服 ，開始了為時近三十年的職業警察生涯。 從一九七七年至二零零三年，他前後花了二十六年時間，從一個鄉鎮派出所的「片兒警」，一步步經歷了派出所所長、地區公安處的副處長和處長、地級市的公安局長，直到省公廳的正局級副廳長。並在此職務上，進入了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從福建省調至浙江省委的習近平的「法眼」。 此後，他脫掉警服，擔任了不到兩年時間的浙江省紀委副書記兼省監察廳廳長；隨又改穿上一身法警制服，被當時的浙江省省委書記習近平提升為享受副省部級待遇的浙江高級法院院長。 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前夜，已經擔任了數月時間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進中央任職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書記之前，主持的最後一次上海市高層人事變動的事項之一就是安排時任浙江高院院長應勇任上海高院黨組書記。在此黨內職務的基礎上，等待同級人大會議上通過一個接任上海高院院長的「法律」程序。 再說王忠林。此人從一九八零年在家鄉山東費縣高中畢業後，即被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系刑法專業錄取；一九八四年大學畢業後，即被分配回山東。從基層警員做起，刑警、交警、偵察員……，干過好幾個警種，花了十一年時間才爬升到棗莊市公安局交警支隊隊長的職位；而後又花了五年時間，爬升到棗莊市檢察院副檢察長的職位。但只在這個位置停留了不到半年，就脫掉了制服，開始了地方黨政官員的任職過程。直到二零一六年，以山東省濟南市市長身份開始享受副省部級待遇。在此期間，他「在職進修」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的在職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在此基礎上，日後他也和習近平一樣，也弄了一個「在職博士」的頭銜。 不過，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如果不是因為武漢疫情，當時馬國強的仕途前景明顯比王忠林看好。因為比王忠林還年輕一歲的馬國強已經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而十九大召開時，還只是濟南市代市長的王忠林連十九大代表都沒有被安排。 而現在看來，馬國強的未來最好前景就是被異地安排一個不為眾人所關注的副省部級閑職。而王忠林在已被從武漢市委書記升任湖北省長的基礎上，二十大進中委當然是板上釘釘的事，而且屆時接替應勇的省委書記職務是非常有可能的。 至於應勇本人，我們前面節目中已經介紹和分析過的近一個月前，十堰燃氣爆炸事故後後續追蹤報道眼看已經被完全壓制下來，「政治影響」已經被從快從速消除，不會因此而影響他應勇在明年二十大上的仕途走向，是越來越可以肯定了。 確實，兩個「臨危受命」的職業警察到任之後的「酷吏」作為，簡直可以說是令習近平大喜過望。未來二十大上，肯定都會是首先考慮的犒賞對象之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1年3月2日星期二晚，幾名中共國企高層，在灣仔一間高級私人會所，宴請區嘉宏（香港入境處處長）和鄧以海（香港海關關長），共九人同台在席，公然違反「限聚令」，公然漠視防疫措施，其中一名國企高層，更涉嫌在當晚強姦一名女子後被捕。事件一直保密，直至6月22日星期二，有人向多間香港新聞機構告密，只有《明報》斗膽調查，並於7月8日刊登報道，市民才得知。 自香港回歸至今，特區政府醜聞多的是，政府紀律部隊的醜聞，已經不止一次，警隊的醜聞，就更加不止一次！最近一兩年，政府紀律部隊的醜聞，就越來越多！ 2020年2月16日，「香港警務處」高層，無視防疫指引，照辦恆常公關活動，跟一眾影視名人在九龍塘一會所，聯歡晚宴，約二百人在席，為了感謝眾藝人「撐警」，時任警務處處長（一哥）鄧炳強（新任保安局局長），不負責任，大放厥詞！本來無人知悉，後來，在席的，退休後才因退休前以警棍，胡亂鞭打途人，被判入獄的朱經緯警司，把自己拍攝的晚宴片段，在互聯網公開後，市民嘩然。 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中午前後，香港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國家安全處處長） 蔡展鵬，離開「灣仔警察總部」，步行8分鐘至附近庄士敦道191號至193號，勝意大樓1樓A室「VIET SPA」（現已改名為「Daisy Spa」）接受性服務，剛巧遇上同事執行「打擊色情場所」的「查牌行動」，斷正！事件一直保密，直至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晚上，有人向多間香港新聞機構告密，市民才得知。 自從中共打死了「蘋果」後，白色恐怖瀰漫整個新聞界，大家都自我審查，大家都非常小心！幸好仍有《明報》肯仗義執言，捍衛市民的知情權，否則，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3月2日晚國企高層宴請處長和關長一事，《明報》報道後，全城熱議，但是，大家過分集中「漠視防疫措施」和「違反限聚令」，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中共國企要宴請兩個紀律部隊的首長？是否有事相求？還是有事吩咐？是否秘密交易？是否唔見得光？是否要保密？是國家機密？還是不正當的國家任務？抑或只是一般的私相授受、普通的行賄與受賄？ 6月22日的匿名投訴信，《明報》沒有公開，所以市民暫時仍然未知是哪間國企請客，亦未知在灣仔哪間高級私人會所請客？見到《明報》的報道後，7月8日早上已經有多個其他本地媒體，包括香港電台，向警方查詢，向入境處查詢，向海關查詢，向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查詢，向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查詢，向特首林鄭月娥查詢，但是直至晚上，全部皆守口如瓶，有的說沒有補充，有的索性不作回復，為什麼？政府遲早都要向公眾交代，難道還可以瞞天過海嗎？ 首先，國企是否有行賄？處長和關長是否有受賄？特區政府必須儘快說清楚，廉政公署亦應該儘快主動調查，以釋公眾疑慮！此外，根據防貪指引，處長和關長接受五百元或以上的款待，必須要先向上司報告和申請批准，他倆有做到嗎？他倆的上司，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新任政務司司長）知道嗎？有批准過嗎？李家超為什麼要批准？為什麼不避嫌？還是李家超根本蒙在鼓內？政府也應該要交代。 第二，事件中是否有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是否有破壞特區政府的聲譽和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必須要調查清楚，違者必究，公事公辦，律政司鄭若驊司長責無旁貸！保安局鄧炳強局長責無旁貸！政務司李家超司長責無旁貸！特首林鄭月娥責無旁貸。 第三，處長和關長早已作出《公務員宣誓與聲明》，發誓必定效忠「香港特區」，盡忠職守和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如今兩人公然違反「限聚令」，公然漠視防疫措施，公然接受國企高層的好處，還有受賄之嫌，仍然算是盡忠職守嗎？仍然算是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嗎？仍然算是沒有違反《公務員宣誓與聲明》嗎？仍然算是遵守著《公務員宣誓與聲明》嗎？必須要調查清楚，違者必究，公事公辦，公務員事務局聶德權局長責無旁貸。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責無旁貸。 筆者的疑問，亦都是廣大香港市民的疑問，希望特區政府能夠開誠布公，儘快交代，免得市民對香港政府的信心，跌至新低。 最後，也是最重要，就是希望《明報》今次「爆料」，不會被中共視為「違反國安法」，祝願《明報》不會因為今次報道，就得到跟《蘋果日報》一樣的待遇；祝願《明報》不會被要求交出報料人的身份；祝願《明報》不會被大搜掠、大搜查；祝願《明報》不會有人被捕；祝願《明報》不會被凍結資產；祝願《明報》不會有朝一日也要被關門大吉；阿門（Amen），謝謝。 （本文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傳媒新聞網立場。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選民。）
距痛毆院士王晉年、吳美蓉整整一個月後，中國航天的霸道總裁張陶終於落馬了。 北京警方的通報雖遮遮掩掩，但總算給了個實錘——刑拘。但張陶的上級，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則繼續羞羞答答、欲語還休，始終沒敢下個結論。 但我並不覺得張陶打院士讓人吃驚，因為在體制內，上級揍下級，這些年來已是家常便飯。比如，去年底河南濟源市委書記張戰偉抽市政府秘書長翟偉棟的嘴巴，更早年薄熙來打了王立軍的耳光等等，先例累累、上行下效而已。 還有人說，張陶不該打院士，要是揍個普通人，這事就不了了之。 其實這是分不清衙內的本質。高衙內為甚麼調戲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的老婆？因為衙內是分不清普通人和自己人的。只要是對上了眼，他們認為揍誰都只是體育鍛煉。 這次也只是張書記傲嬌得有些過頭，揍了可以通天的人，還沒讓攝像頭壞掉！ 但張陶先生揍人之後的弔詭之處，還是讓我詫異。比如，航天集團公開護短、張陶行兇後不屑一顧、輿論曝光後其以公司檔的方式高調反駁，甚至出動龐大的水軍將自己包裝成激情愛國者，因義憤痛打恨國賊…… 更讓人意外的是，因分贓不均導致多年來內訌不斷的航天界，這次卻幾乎保持了罕見的集體沉默。因為航天領域的「影子上級」是軍方。根據慣例，這隻有兩種原因可以解釋：要麼是他的來頭大到所有的人都不敢惹火燒身，要麼是他成功地把所有的大佬都綁在了自己的船上。 當然，民間有自己的解讀。比如，張陶姓張，並且起步於陝西，他們也會立即聯想到和航太關係密切、同時還是陝西籍的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家族。網路輿論一邊倒的認定，張陶是張又俠的侄子、開國上將張宗遜之孫。 也有人聯繫了其名陶字，認定他同時還是陶鑄的外孫、陶斯亮的兒子。但陶斯亮雖然不背書單，但她確實讀過幾本書，知道張陶這種紅旗下的衙內，所以趕緊闢謠。 這就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場景：在《英烈保護法》出台後，官方動輒以侮辱英烈為名抓人，但全民大不敬，一定要給開國上將家送個不肖子孫，但無論是張家還是官家，都保持著尷尬的沉默。 這並不是張又俠或航天集團高層們不想說，而是他們確實不敢說。 根據紅色家族約定俗成的政治規矩，紅色家族之間相互挖坑、甚至是慘烈廝殺都稀疏平常，但不得在草民面前公開撕逼。只要老大習近平沒發話，主家沒主動認領，別的人都只能裝聾作啞。於是，張陶究竟是紅旗下誰下的蛋，也就成了一筆糊塗賬。如雲南衙內孫小果那位非官方認定的神秘的生父，親兒子都斃了，他也終沒敢露面哭個墳。 大隱隱於市？不，大隱隱於朝——朝廷的朝。 巧合的是，孫小果的父輩和張又俠發跡都始於雲南，14軍。也曾經是薄熙來他爹、薄一波的嫡系部隊。就他們而言，當代衙內、官場肉搏、身世迷霧，細節雖有差異，但劇本基本相同。歷史轉了好幾個圈，一次次的又回到了原點。接下來，註定也只是繼續轉圈，等待下一個衙內重演一遍。 但衙內們沒明白，從林立果、劉源、鄧朴方、薄熙來、周濱、包括習近平自己的命運也都能看出，因為權力的更替，他們會被周期性的拋入深谷，生死難定。 原因很簡單，當張陶們可以肆意揮起拳頭的時候，這一切就成了宿命。這很公平，因為我們都是紅旗牌絞肉機里的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雖然說過是「五十年不變」，但是，今時今日，就算是小平復活，就算是Margaret復活，香港七一也難復再，「七一遊行」就更難復再！ 要說「七一遊行」，就必須由1997年說起。 1997年7月1日下午，香港政權回歸不足十五小時，支聯會就以「愛國愛港民主大遊行」的名義，冒雨遊行，呼籲必定要建設「民主中國」。期間，香港警方首次警告支聯會，要準確估計遊行人數；回歸首天就警告遊行人士？支聯會成員張文光表示，警方以前從來未有警告支聯會，希望回歸首天就警告遊行人士，只是巧合事件。 遊行隊伍最後安全抵達政府總部門外，由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先生，代表遊行人士，遞交意見書給香港特區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遊行人士之後和平散去。 自始，「香港七一」和「七一遊行」，都成為香港民情的溫度計，香港社會運動的寒暑表，香港政權的照妖鏡；以下是過去廿四個「七一遊行」的參與人數和相關記要： *..1997年：….3000…董建華上任。 …1998年：……40 …1999年：…..500 …2000年：….3700 …2001年：…..700 …2002年：…..350…董建華連任。 **.2003年：…46萬6…根據警方以直升機圖片點算，人數是67萬5千。 *..2004年：…19萬4 …2005年：….2萬2…2005年3月10日，董建華以健康理由宣布辭職，曾蔭權接任。 …2006年：….3萬6 …2007年：….3萬2…曾蔭權連任。 …2008年：….1萬8 …2009年：….3萬5 …2010年：….2萬4 …2011年：….6萬3 …2012年：….9萬5…雙普選落空，梁振英上任。 …2013年：….9萬8 *..2014年：…15萬8…同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發生佔領中環事件，後來發展成「雨傘革命」。 …2015年：….2萬8 …2016年：….3萬. …2017年：….3萬1…林鄭月娥上任。 …2018年：….3萬. **.2019年：…25萬9…7月1日，「立法會大樓」被示威群眾佔領。 *..2020年：無法統計…《港區國安法》於7月1日開始正式生效，「七一遊行」被禁。 *..2021年：無法統計…「七一遊行」再被禁！ *為值得關注；**為人數極高和值得關注。 自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當日開始，不少爭取香港民主的民間組織，已經開始每年辦「七一遊行」，但初時規模都較小。直至2002年9月13日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成立，2003年「七一遊行」首次由民陣統籌主辦；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回憶錄中提到，2003年「七一遊行」，警方內部的遊行人數為67萬5千人。 2003年的「七一遊行」，是八九民運以來，香港最澎湃、最浩瀚的遊行示威，受到國際輿論重視，由於《香港基本法》第23條強行立法，加上SARS病毒從國內傳入導致整個香港社會不景氣，引起大量香港市民的不滿，遊行主題變成「反對廿三，還政於民」，大會呼籲市民穿黑色衣服參與遊行，以表達對政府的不滿。當日香港雖然天氣炎熱，但也有大量人士參與遊行。遊行所引發的七一效應，加上自由黨撤回對立法的支持，使香港政府停止對廿三條立法程序，並使建制派在同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大敗。 2014年七一大遊行，人數接近16萬，是所有「七一遊行」中的第四高（2003：46萬6千、2019：25萬9千、2004：19萬4千、2014：15萬8千）。遊行於下午3時半從維園起步，連續第2年往中環遮打道集會，但期間遊行人士多次疑遭親中派人士暴力對待。遊行訴求也是最多樣化，包括：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反對「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停止大嶼山土地發展計劃、要求特首選舉要有「公民直接提名」、2017年落實真普選、抗議警察濫權、反對擴建將軍澳堆填區、保衛粵語、同志平權、反對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擴建計劃、爭取成立「動物警察」等。 2014年「七一遊行」也是主題曲最多的一年，除了Beyond樂隊的《海闊天空》、《長城》、《抗戰二十年》和《光輝歲月》作為一貫的主題曲外，還有：謝安琪的《雞蛋與羔羊》、《最好的時刻》，以及改編自《孤星淚》中「社運代表作」《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問誰未發聲》，此曲亦為6·22公投主題曲。數個月後爆發的學界大罷課、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及雨傘運動，也應用了這些歌曲；同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正是發生佔領中環事件，後來發展成「雨傘革命」。 【最近五年 = 最後五年！】 2017年7月1日，林鄭月娥由政務司司長搖身一變，變成新任特首，「七一遊行」就開始不能再跟過往一樣，使用維園足球場作為「集合起步點」，首次被逼使用維園「中央草坪」作為「集合起步點」！遊行主題為「一國兩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奪香港」，遊行人士的主要訴求包括：中共釋放病危的劉曉波、香港政府從速修補社會撕裂、改善教育、改善社會福利政策等。新上任的林鄭政府，只是循例回應了兩句：政府會繼續用好「一國」和「兩制」的優勢，掌握國家帶來的龐大機遇，積極拓展香港的經濟，改善市民生活；並努力營造合適的社會氛圍，以改善政制問題。 2018年7月1日，「七一遊行」繼續不能夠使用維園足球場作為「集合起步點」，由銅鑼灣東角道起步的建議，亦遭警方否決，遊行人士，再次被逼使用維園「中央草坪」作為「集合起步點」！香港警方首次警告市民切勿中途加入（插隊），並恐嚇市民插隊乃「非法集會」，會被檢控！然而。也有小部分市民成功於崇光百貨和希慎廣場等處，成功插隊；遊行人士的主要訴求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興建更多公共房屋、反對法治「沉淪」、批評公立醫院超負荷、不滿高鐵一地兩檢、不滿港鐵「豆腐渣」建造工程醜聞、停止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普教中）、捍衛廣東話等。但是，林鄭政府的回應，則較往年嚴厲：政府一直用心聆聽市民訴求，但是，任何不尊重「一國」、無視憲制秩序、嘩眾不實的口號，皆不符香港整體利益及發展。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港大民研）」的估算，2015年至2018年的「七一遊行人數」都是約三萬人，但2019年的「七一遊行人數」就突然暴升九倍至接近廿七萬人，為什麼？ 2019年，就是因為有人想利用台灣殺人案，強行修改香港法例，方便中共在香港捉人；過程中，政府漠視民意，林鄭作風強硬，挑起民憤，市民強烈不滿，引起香港社會全反彈：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最後，林鄭惟有說聲：「逃犯條例修訂，已經壽終正寢。」來宣布撤回。 此外，2019年7月1日，除了有「七一遊行」外，還同時發生多區警民衝突，都是廿多年「七一遊行」所沒有的。林鄭政府逃避責任，把這些警民衝突全部歸咎於「七一遊行」，香港警方也以這些警民衝突，作為日後拒絕所有「七一遊行」的借口，甚至作為日後拒絕所有和平集會、示威與遊行的借口。 筆者認為，這個借口未免太牽強，因為早於「七一遊行」開始前十二小時，各區警民衝突就已經開始；警民衝突發生在前，「七一遊行」在後；「七一遊行」又怎會是警民衝突的成因呢？是否有點冤枉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香港警方經常以這些警民衝突作為借口，拒絕所有和平集會、示威與遊行；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把所有和平集會、示威與遊行，變成違法行為，有利將來大搜捕所有反對派與「和理非」，才是背後的真正目的。 2020年7月1日，香港警方繼首次拒絕「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後，首次拒絕「七一遊行」，但是，民憤實在太大，民怨實在太深，大家都低估了市民的膽量；大批市民依然無畏無懼地以身試法，參與「七一遊行」；結果，香港警方全日共拘捕約了370人，最年輕的只有15歲，同時搜出多面跟「香港獨立」有關的旗幟，當中10人因為涉嫌違反「人大」剛剛通過的《港區國安法》而被捕。 由於「民陣」已於6月30日晚上宣布無法主辦「七一遊行」，部份市民便選擇在其他各區遊行，代替「七一遊行」。 2020年7月1日，早上7時，「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古思堯（長須）、吳文遠等人，舉有「結束一黨專政」旗幟，成功由修頓球場遊行至金紫荊廣場，焚燒請願信後散去。 中午12時，香港警方因街站問題，與市民發生衝突，下午1時開始向市民噴射胡椒噴霧，並無理要求林卓廷（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和譚凱邦（環保觸覺、新民主同盟、區議員）撤走街站，並武力拘捕尹兆堅（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之後於記利佐治街和東角道一帶推進，多次施放胡椒噴劑，多名記者和市民被噴中，場面混亂，多人被捕。 下午約1時半，警方封鎖「崇光百貨」對出一段軒尼詩道的所有行車線，再封閉港鐵銅鑼灣站D1及E出口，封閉百德新街、東角道及記利佐治街，同時要求集結群眾停止集結及立即離開，大批市民在波斯富街和百德新街被警方攔截，不能離開，有市民被制服。其中在百德新街行人路，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慢必」陳志全，「快必」譚得志和富商「劉公子」劉定成等數十人被捕。 2020年7月1日，下午約2時半，警方於「黃金廣場」外向數名市民「近距離」施放胡椒噴劑，有市民要走入廣場內洗眼。下午3時，警方水炮車在銅鑼灣軒尼詩道鵝頸橋底發射水炮，記者被噴中後不停咳嗽；之後警員突然沖向示威者，並舉起黑旗（催淚煙警告），期間有長者被推跌。而一名便衣警員稱人群中有一人「煽動」，強行拉走該人，其間一名穿有反光衣的女記者被推倒，在場其他記者把她扶起期間，警員卻用胡椒噴劑指向及趕走在場所有記者。 下午3時58分，「崇光百貨」外駱克道位置，有近一百名市民被警員包圍截查，有小朋友在成人陪同下被截查，之後僥倖獲得放行；警方設大範圍封鎖線，禁止記者走近拍攝。 之後，多區警民衝突持續，包括：金鐘、灣仔、銅鑼灣、天后、炮台山等，其中以旁晚約六時半發生的「時代廣場衝突」最為激烈！入夜後，人群漸漸消散；到晚上11時45分，網媒PPPN international拍攝到有外籍人士於銅鑼灣站出口，近「英光大廈」外赤裸身體，展示堅持五大訴求標語後送上警車被捕。 「香港記者協會（記協）」強烈譴責警方以水炮車和胡椒噴霧，襲擊新聞工作者，重申記協對警方屢次作出類似行為，表示極度憤怒，要求警方立即制止前線警員所有阻礙、干擾新聞工作者的行為，讓記者能夠履行監察的職責。「民陣」陳皓桓認為市民是因為「反對國安法」和「爭取民主自由」而站出來，難能可貴，又呼籲港人珍惜可以發聲及表態的機會。 2020年7月1日，晚上10時18分，政府發新聞稿表示，嚴厲譴責示威者在7月1日罔顧警方發出的反對通知書，在銅鑼灣和灣仔一帶進行非法集結及作出暴力違法行為，甚至嚴重傷害警務人員身體；並強調絕不容忍任何破壞社會安寧的違法行為，並表示全力支持警方嚴正、果斷執法，將違法之徒繩之於法。警方則表明不會懼怕媒體的惡意攻擊，繼續堅守崗位，依法辦事。 2021年6月，「民陣」已經停止運作，並宣布不會再以「民陣」名義舉辦「七一遊行」及其他活動。其後「社民連」、「天水連線」和「守護大嶼聯盟」承接「民陣」，向警方申請舉辦七一遊行。結果，警方以防疫為由，不但再次拒絕「六四維園燭光晚會」，也同樣再次拒絕「七一遊行」，時藉特區政府剛剛突然大換班，惟有批評一句：「擺明是鷹派政府上場，向中共獻媚！」還可以怎樣？ 2021年7月1日早上，唯一仍未入獄的「社民連」主席黃浩銘，手持揚聲器，與3名成員遊行（防疫限聚令上限為四人），呼籲中共毋忘建黨初心，實行普選，釋放所有政治犯！數十名警員在場戒備，並搜查四名遊行人士隨身物品。黃浩銘形容警方如臨大敵，形容香港有如變成「警察社會」。 2021年7月1日中午12時，一向是「七一遊行」起點的維多利亞公園（維園），被警方以「有人在網上呼籲到維園參與已被禁止的集會」為由，引用《公安條例》圍封。警方警力傾巢而出，市民如果在銅鑼灣出現，都會被警員截查，大部份都會被無理票控違反「限聚令」，小部份更會被拘捕，各處街站也受到警方無理阻撓，提早結束。 直至晚上，仍有大批警察於銅鑼灣一帶戒備，不幸的是，到晚上十時十分，「香港維他奶」採購主任，50歲的梁健輝，走進其中一群警員，拔刀插向一名28歲機動部隊警員的左肩背，隨即再以同一軍刀自插心臟自盡，送往醫院時，已經返魂無術。事件雖然被保安局和警方形容為孤狼式恐怖襲擊，但沒有傷及無辜市民，被市民追封為烈士，隨後數天，亦有不少市民到案發現場獻花悼念，駐守的警員，隨即市民的鮮花扔進垃圾桶，並大舉截查和票控手持鮮花的市民，包括指「獻花者」亂拋垃圾。 試想想，梁健輝沒有攻擊其他市民，就算攻擊那名28歲警員，也沒有攻其要害，反而決絕地、毫不猶豫地插自己的心臟，插自己的要害，證明梁健輝是以「自殺」為主，「傷警」為副，並非「殺警」，更加無意誤傷任何無辜途人，更加不是「徐步高」！所以，筆者認為，警方應該把事件定性為「傷人及自殺」案件處理，而不是「謀殺及自殺」案件處理。當然，現在已經死無對證，法庭亦肯定不會為審判一個死人而開庭，警方喜歡怎樣說也可以，李家超的政治目的，林鄭月娥的政治目的，中共的政治目的，也自然呼之欲出，大家又可以怎樣？ 2021年7月1日，雖然《港區國安法》生效已經一年，雖然因此而被捕和拘留的「和理非」，數以千計，但也無減市民走出來的決心；縱使遊行被反對，警方仍部署超過一萬警力戒備，仍封鎖維園，依然有不少市民站出來，在維園附近一帶示威及開設街站，結果，整天最少有19人被警方拘捕。 2022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共統治廿五周年，「五十年不變」剛好過了一半，香港已經變得七七八八，難道你還可以天真地奢望，以為到時已經復辦「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嗎？以為到時會有機會復辦「七一遊行」嗎？冇可能！其實「七一遊行」，由2020年開始，就已經名存實亡，市民只有在全港各區，分散地設街站，分散地小規模示威、抗議與遊行代替；「五十年不變」，相信這個就是未來廿六年「七一抗爭」的樣板。 總結過去廿四年的「香港七一」和「七一遊行」，2020年是「香港七一」的一個大轉折點，「七一遊行」突然不見了，已經不見了，而且不再復還；2021年則是未來「香港七一」和「七一抗爭」的新典範，未來「香港七一」和「七一抗爭」的新模式，將會不斷重複：全面封鎖維園，禁止集會，禁止街站，禁止所有示威與遊行，市民繼續敢於以身試法，分散於維園附近，以至全港各區，集會、設街站、示威、遊行，警方繼續高度戒備，驅散市民，拘捕市民；梁健輝式的「襲警後自殺」也會每年都出現，每年兩個至三個梁健輝，也不出奇。 「香港七一」難復再，「七一遊行」更難復再。但是，「七一抗爭」仍會來，留得青山在，怎怕無柴燒！香港人，加油！謝謝！ （本文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傳媒新聞網立場。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選民。）
無論「武漢肺炎病毒」怎樣變，也無需「去標籤化」。因為「去標籤化」，有替中共掩飾之嫌。 有鑒於2019冠狀病毒病（武漢肺炎）肆虐已經18個月，多得中共，不但人類仍然束手無策，而且「變種病毒株（變體）」的數量越來越多，容易引起混淆；為免引起混亂和恐慌，同時亦為方便公眾的溝通與討論，也為了去標籤化，2021年5月31日星期一，世界衛生組織（世衛）決定增加採用新的命名機制（希臘字母），來為「變體」取名，奏效嗎？可以持續嗎？筆者認為，兩者都未必。 雖然世衛採用希臘字母（新標籤）已經超過一個月，但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每天疫情報告，尚未使用新標籤，媒體使用新標籤的程度亦有限，最多使用的，就只有Delta病毒株或Delta變體，至於Alpha、Beta和Gamma，就甚少有報道採用，為什麼？ 要解答這個問題，必先看看現時的實際使用情況是如何。「世衛」用24個希臘字母（新標籤）來為需要「感興趣」和「關注」的「變體」定名，如下： 次序…新標籤..最早記錄地點與日期…..重要胺基酸變異 01…..Alpha….2020年09月英國………GR/501Y.V1(GRY) 02…..Beta…..2020年05月南非………GH/501Y.V2 03…..Gamma….2020年11月巴西………GR/501Y.V3 04…..Delta….2020年10月印度………G/478K.V1 05…..Epsilon 2020年03月美國………GH/452R.V1 06…..Zeta…..2020年04月巴西………GR/484K.V2 07…..Eta……2020年12月多個國家…..G/484K.V3 08…..Theta….2021年01月菲律賓…….GR/1092K.V1 09…..Iota…..2020年11月美國………GH/253G.V1 10…..Kappa….2020年10月印度………G/452R.V3 11…..Lambda…2020年12月秘魯………GR/452Q.V1 12…..Mu…….尚未使用。 13…..Nu…….尚未使用。 14…..Xi…….尚未使用。 15…..Omicron..尚未使用。 16…..Pi…….尚未使用。 17…..Rho……尚未使用。 18…..Sigma….尚未使用。 19…..Tau……尚未使用。 20…..Upsilon..尚未使用。 21…..Phi……尚未使用。 22…..Chi……尚未使用。 23…..Psi……尚未使用。 24…..Omega….尚未使用。 * 來自《世衛網頁》2021年7月5日的更新。 從上表可以看出： （1）幾乎一半標籤已經使用，只剩下13個尚未使用的標籤，可供新病毒株使用。 （2）已取得標籤的11個變體病毒株，有10個是去年已經被發現，是較舊的「變體」。 （3）踏入2021年至今，出現的新病毒株（新「變體」），應該不少；然而，只有一個菲律賓的變體病毒株取得新標籤（08 Theta），「世衛」似乎正在不斷提高變體病毒株可以取得新標籤的要求，避免新標籤太早用罄。 （4）世衛先定出11個「需要感興趣的變體（Variants of Interest）」，由於當中4個已經嚴重爆發，所以已經升級為「需要關注的變體（Variants of Concern）」（01-04）。 （5）由於全球疫情尚未受控，相信餘下7個尚未升級的「變體」（05-11），很快都會嚴重爆發，很快都會升級為「需要關注的變體（Variants of Concern）」。 （6）24個希臘字母，只有Alpha、Beta、Gamma、Delta（已經使用）、Omega和Sigma（尚未使用）大家較為熟悉；其餘十八個字母，包括已經使用的七個字母（Epsilon、Zeta、Eta、Theta、Iota、Kappa、Lambda），大家可能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7）既然大家較為熟悉的希臘字母已經使用，餘下來的13個字母，就只有Omega和Sigma較為常見，其他11個字母，作為標籤，在廣大群眾心目中，就未必能夠做到易記易明的效果，甚至極有可能會弄巧反拙！ （8）還有，24個希臘字母，始終會有用完用盡的一天，到時，怎麼辦？ （9）世衛採用希臘字母來標籤「武漢肺炎變種病毒株（變體）」，可持續性低，理應終止。 至於「去標籤化」，筆者認為，其實有點自欺欺人。 首先，Delta來自印度，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有誰不知道？ 就正如「2019冠狀病毒病（武漢肺炎）Covid-19」來自中國武漢，也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有誰不知道？元祖病毒來自中國，有誰不知道？中國也沒有否認！後來較新的，Alpha來自英國，Beta來自南非，Gamma來自巴西，也是眾所周知的，有誰不知道？ 既然「去標籤化」效果存疑，為什麼還要「去標籤化」呢？為了中共？為了整個疫症大流行的始作俑者？為了方便中共甩鍋卸責？極有可能！尤其是這種以「新標籤」來「去標籤化」的做法，在國際醫學界，絕無僅有。例如：普遍使用多年的「流感病毒變體」的命名，「世衛」從來沒有主張過「去標籤化」，筆者整理了2004年至今，「世衛」建議的流感疫苗成份如下： 疫苗針對的流感病毒變體： 「世衛」建議使用年份 01_類甲型/加利福利亞/7/2004(H3N2)病毒疫苗： 2005-2006。 02_類甲型/加利福利亞/7/2009(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4-2017。 03_類甲型/加利福利亞/7/2009(H1N1)病毒疫苗： 2010-2014。 04_類甲型/布里斯本/02/2018(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9-2020。 05_類甲型/布里斯本/10/2007(H3N2)病毒疫苗： 2008-2010。 06_類甲型/布里斯本/59/2007(H1N1)病毒疫苗： 2008-2011。 07_類甲型/索羅門群島/3/2006(H1N1)病毒疫苗： 2007-2008。 08_類甲型/肯薩斯/14/2017(H3N2)病毒疫苗： 2019-2020。 09_類甲型/威斯康辛/67/2005(H3N2)病毒疫苗： 2006-2008。 10_類甲型/惠靈頓/1/2004(H3N2)病毒疫苗： 2004-2005。 11_類甲型/柏斯/16/2009(H3N2)病毒疫苗： 2010-2012。 12_類甲型/香港/2652/2006病毒疫苗： 2009-2010。 13_類甲型/香港/2671/2019(H3N2)病毒疫苗： 2020-2021。 14_類甲型/香港/4801/2014(H3N2)病毒疫苗： 2016-2018。 15_類甲型/密歇根/45/2015(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7-2019。 16_類甲型/鳥拉圭/716/2007病毒疫苗： 2009-2010。 17_類甲型/新加坡/INFIMH－16－0019/2016(H3N2)病毒疫苗： 2018-2019。 18_類甲型/新喀里多尼亞/20/99(H1N1)病毒疫苗： 2004-2007。 19_類甲型/瑞士/9715293/2013(H3N2)病毒疫苗： 2015-2016。 20_類甲型/福建/411/2002(H3N2)病毒疫苗： 2004-2005。 21_類甲型/維多利亞/208/2009病毒疫苗： 2010-2011。 22_類甲型/維多利亞/361/2011(H3N2)病毒疫苗： 2012-2014。 23_類甲型/廣東茂南/SWL1536/2019(H1N1)pdm-09病毒疫苗： 2020-2021。 24_類甲型/德克薩斯/50/2012(H3N2)病毒疫苗： 2014-2015。 25_類乙型/上海/361/2002病毒疫苗： 2004-2006。 26_類乙型/山形/16/88譜系病毒疫苗： 2009-2010，2018-2019。 27_類乙型/普吉/3073/2013病毒疫苗： 2015-2016，2017-2021。 28_類乙型/布里斯本/60/2008病毒疫苗： 2009-2012，2014-2018。 29_類乙型/佛羅里達/4/2006病毒疫苗： 2008-2009。 30_類乙型/威斯康辛/1/2010病毒疫苗： 2012-2013。 31_類乙型/科羅拉多/06/2017病毒疫苗： 2018-2020。 32_類乙型/馬來西亞/2506/2004病毒疫苗： 2005-2008。 33_類乙型/馬薩諸塞/2/2012病毒疫苗： 2013-2015。 […]
歷史虛無主義清算的虛與實 今年適逢中國建黨百年，按照中國慣例，逢十逢百整數年是歷史議題的高光時刻，中國大陸年初至今陸續展開歷史學習教育，網信辦也配套組織了專項清網行動，大力移除涉及歷史的有害資訊以樹立「正確」史觀，歷史虛無主義概念和指控甚囂塵上。 虛無主義（Nihilism）原本是19世紀歐洲哲學的流派，主張人類生存沒有意義，沒有目標，後逐漸從哲學領域擴展至藝文領域，但並非史學用語，僅在1940年錢穆《國史大綱》一書中偶有言及「虛無主義、歷史進化觀和文化自譴」，其隻言片語還是指向對「本國文化的溫情與敬意」，系抗戰相持階段提振民族精神的特設產物， 並非學術概念。 在簡中語境中，歷史虛無主義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批判政論片《河殤》時開始出現，最初被界定為蔑視民族歷史的文化主張，後和全盤西化論、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類的政治語彙連用，指代對象移至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決定論，近年歷史虛無主義更是擴大解釋，違背官定史觀和官修歷史及其歷史價值的，即為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這一名詞在簡中網路的使用場域，常常會引用清人龔自珍《古史鉤沉論》里的一句「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同時還會舉證蘇聯解體的案例，認為一國之滅，不是亡於政治、經濟和軍事，而是亡於其歷史，蘇聯的分崩離析被歸罪於赫魯曉夫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這一論證路徑來自於兩點原因，一是歷史虛無主義這一名詞的創設時間，恰逢天安門事件和蘇東巨變之際，二是中國的黨史編纂學本身就是承襲自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1945年和1981年兩份歷史決議為綱，因此歷史敘述被提高到攸關政權興亡的高度。 八〇、九〇年代，中國民間對近代史中諸多陳規舊說開展一系列的反思與論爭；新世紀以來，部分檔案公開、海外史學著作的引入以及網路的開放性衝擊了過往單線條的歷史敘事範式，許多宏大敘事先後祛魅，從特定思想和言論衍生和解釋的「黨義經釋學」影響力一落千丈，這顯然影響了官方「得天下之正」的歷史合法性，官方在「話語權」危機焦慮下黨義宣教工作強化復歸，在百年慶典之前數年就是如此，以下舉冰點事件、炎黃春秋案和新清史論爭三個案例。 新清史被認為是歷史虛無主義 第一，2006年《中國青年報》《冰點》副刊《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文章分析圓明園悲劇中雙方的應對得失，以及當時歷史教科書未提及的義和團盲目排外的極端行為，感嘆歷史教育中為學生灌輸的「十九世紀以來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把階級鬥爭絕對化片面化」的思想定勢危害之深，卻被宣傳部門指責為「否定近代人民的反侵略鬥爭，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雖然當時雙方未出現歷史虛無主義一詞，但《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代表的頌揚「改革」的現代化史觀對頌揚「革命」的官方舊論的衝擊可見一斑。 第二，《炎黃春秋》的換血。文史雜誌《炎黃春秋》原本是胡趙舊部所掌握的言論平台，雜誌以倡導政改和反思左禍為特色，對諸多事件和人物的評價顛覆了官方教條，愈發不為宣傳部門所容忍，被批以偏概全誇大歷史錯誤、否定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和蘇聯模式的合理性，雜誌遂被貼上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籤直到被接管。《炎黃春秋》與官方史學的分歧在於市場化前後三十年兩個時間段斷裂與延續的認知與評價，《炎黃春秋》認為市場化前後是天壤之別，強調1978年前後的斷裂，官方則以「兩個不能否定論」強調改革前後的連續，認為後三十年是對前三十年的繼承與發展。 第三，2015年的新清史論爭。新清史是九〇年代以降北美興起的一種視野或思潮，將內陸亞洲研究理論運用到清王朝歷史敘事，主張將清史納入世界歷史的研究範疇，認為滿洲的族群認同和對不同民族的統治政策而非單純漢化才是清的成功的關鍵因素，同時對清適用帝國主義理論，把清對周邊民族的規訓和治理看做一種類似近代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行為。新清史將清從傳統的中國王朝更迭的歷史框架中挪移出來，衝擊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正統敘事，其滿洲因素、內亞視角和族群主權的論調不斷被中國學界回應與質疑，其中越往後摻雜了越來越多的政治批判，尤其是涉及族群關係和邊疆治理的話語越來越被解讀成對當今中國領土合法性的挑戰，新清史也就被認為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 縱觀以上三例，生造出來的歷史虛無主義概念只是為捍衛黨史編纂學的稻草人和假想敵，在這種黑白二分和標籤框定的獵巫思路下，對修正、變更或查證所謂歷史定論的言行會被視作離經叛道，輕率地將學術問題和政治忠誠相關聯。頗有見地的著述被貼上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籤，其根據無非是官方既定的結論被新披露的可靠資料和學者考證給證偽了，對於既定認識和結論重新審視，宣傳部門不會認為這是正常的學術發展，而會解讀為對自身權威的一次攻勢和自身「話語權」的一次削弱，遂以歷史虛無主義的稻草人論證矯正和回復歷史敘事權威。 史學成了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 這種權威的歷史敘事便是承襲自蘇聯的革命敘事和黨史編篡學。一如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由史達林親自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史學不再是一種求知和探索真相的過程，而是追尋當前合理性的依據，成為現實的進程辯護的致用工具，內容充塞著過時的教條和機械的公式，多元複線的歷史進程被決定論的化約為一元、線性的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 革命敘事最核心的內容就是馬克思的五段史觀，即中國同樣經歷了馬克思理論中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五階段。為了對應上這五種形態，生搬硬套出中國古代也有類似於歐洲的奴隸社會、秦至清兩千餘年反倒變成了「封建」社會，近代再雜糅出「資本主義的萌芽」的趨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相對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以此完成自賦的歷史使命的論證。 這是把馬恩的一家之言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拗曲作直，所謂「半殖民地」與「半封建」分屬不同範疇，前者是主權層面而非經濟類型的描述，和「社會性質」沒有必然關聯；後者就是生搬硬套馬恩對西歐中世紀的社會性狀的概括，秦至清兩千餘年都並非奉行「封建」所指涉的貴族政治和領主經濟，近代更不可能是什麼「半封建」。而官修史書中以此為脈絡尋求的「終極原因」——從中共成立到共產革命，從奉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化轉軌皆為「必然」， 這種必然性是從現實倒退回溯，在漫長的因果鏈中拔高概率，歸納出帶有某種目的論色彩的「規律」。 不同於物理學中的一對一必然性的因果，歷史學的關係是概率性而非必然性，人類根據切身利益及所處的環境做出選擇，人的自由行動無法被設想，人類活動意義正在於不確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被安排好的「規律」中。官修史學長時段必然論的邏輯本質上就是歷史決定論（Historical Determination），正如自由主義旗手卡爾·波普爾揭示的，歷史過程不具有自然科學的重複性，無法在長時段預見未來發展，歷史假說不是全稱命題，而是關於個別事件或一些事件的單稱命題，試圖找尋（長時段）必然關係可謂是緣木求魚。 歷史敘述本身就該存在著多元的省思與對話，而非訴諸一錘定音的權威裁定，革命敘事和黨史編篡學作為官方認可的敘事架構，「話語權」為少數人所壟斷，使得史學「從一個反映生動的現實和表達個性的學科，轉變為對過去歷史的毫無生氣、千篇一律的解釋」，這種情勢下大概率是對史實的背離和對歷史價值的消解，在歐威爾式的環境里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駁註定成為一場悖論。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即便是在被各種不明力量層層遮罩、刪除之後，2萬海航職工公開舉報董事長陳峰的消息，周一（7月5日）依然被外界獲悉。 有意思的是，舉報人指出，從2018年到2020年期間，海航在被迫變現3000多億資產化解內部流動資金危機的同時，還不忘拿出百億兌付一些領導、海航高層、包括其親友們購買的海航集資本息。而數以萬的普通海航職工不但集資款返還遙遙無期，連基本的工資都無法得到保障。 另一個細節是，海航員工在6月30日集體公開舉報，而一股不明的力量，則硬是將這個數萬人都心知肚明的醜聞成功的遮罩了一周，直到6天後才被外界獲悉。 這一幕很眼熟。 當然，消息一出，也有人立即幫陳峰洗地，大意是說，陳峰多年禮佛，他不但本人是虔誠的佛教徒，連海航的高層，也都被陳峰帶成了虔誠的佛教徒。於是，佛系治企，成了常態。而兌付那些權力關係戶的百億集資款，也只是他信奉與人為善處事哲學的結果。 這邏輯很清奇。我不知道陳峰是不是真的信佛，但我看過《西遊記》，唐三藏西天取經，歷經九九八十一難。孫悟空一路除妖降魔，最終取得真經，師徒4人加一頭畜生都修成正果。 但細細數來，那些為非作歹的妖怪，很多都大有來頭。不是仙家的坐騎，就是大神的寵物，如甚麼獅子精、白鹿精、金毛吼、鯉魚精、玉兔精等。 這些妖怪們即便是創下捉唐僧要煮要燉的大禍，最後也會被仙家大神們領了回去。只有那些草根的妖怪們，基本上都是一棒子打死了事。 這個兩個事情放在一起翻譯，就是說領導們、甚至是領導的坐騎、寵物們都是有免死金牌的，何況還只是一點本本就是他們自己的錢？ 但我總覺得哪裡沒對！難道陳峰是跟著《西遊記》學的佛？ 這封舉報信為甚麼會觸動很多人的神經？我認為，是此前已經有過惡劣而殘忍的先例。 27年前新疆克拉瑪依大火，在生死一線之際，有人高喊，「讓領導先走」。於是，原本是為領導表演的孩子和老師們坐下了，就再也沒能起來。 325名民眾慘遭燒死，其中288位死者是孩子。 雖然陳峰沒有惡劣到如此程度，但兩件事的內在的邏輯卻完全一致。 此外，早在79年前，黨的忠實粉絲、作家王實味就批評延安的等級制度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然後，他就被黨關了4年，並最終用刀砍斷脖子，扔進了枯井。 至於毛澤東和他的高級戰友們長征途中的星期五生活會，眾多虔誠的女紅軍、被徵用的民間女子讓黨的高級幹部挑選玩弄，都清楚地彰顯了「讓領導先走」、「讓領導先用」的邏輯，一直是黨的基因。 還好，傳說中的萬億海航終於還是破產了，留下爛帳無數，這個鍋總得要人背。王岐山太忙，沒空背；海南省政府太精，不想背；王健死了，無法背；陳峰不背，誰背？ 在這種背景下，也許就明白了陳峰的邏輯——黨啊，請手下留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7月1日，中共慶祝建黨百年，在天安門廣場擺出的龐大陣勢完整且完美地複製了朝鮮景象；而習近平的講話罕見用上了「頭破血流」等暴力語言，緊接著，有戰機編隊從天安門上空呼嘯而過，這被國際上解讀為納粹德國場景。總之，符合當代戈培爾 — 王滬寧的極權主義美學，這是他的一貫倡導。天安門奢華的百年黨慶，王滬寧應是總策劃。 天安門城樓上的另一個景象無意間也複製了朝鮮，那就是沒有外賓，零外賓！外國的賀信、賀電很少，當局公布了30個國家的名字，大多都是非洲、中東國家，以及少許亞洲國家。而且，這些賀信賀電都是通過中聯部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對外懇求和索要得來。 這證明，習近平執掌中共之後，連年推行的對外威脅和戰狼外交終於「成功」達到獨步天下的境界。孤芳自賞，自娛自樂，自嗨。當今中國，正跨入繼朝鮮之後最封閉的國家行列。 與此同時，美國民間機構皮尤中心的民調顯示，在受調查的17個國家中，大多數國家對中國和習近平的反感情緒大幅上升，平均高達69%以上，再創歷史新高。 然而，所有這一切都並不妨礙中共大搞百年黨慶，並向世界秀肌肉、顯擺硬實力。就在源自武漢的大瘟疫肆虐全球，就在世界輿論的一片撻伐和追責聲中，中共在戒備森嚴、草木皆兵的緊張空氣中度過百年。 挺過百年的中共，算不算得上成功？當然。只不過，並非正義的成功，乃是邪惡的成功。上世紀二十年代，由十幾個人成立一個政黨，絕對不止共產黨一家。然而，能夠成氣候的，少之又少。中共的成功，說得上偶然、僥倖、「撞彩」。這些偶然源於當時的國際大背景：中共勾結蘇聯，暗通日軍，製造內亂，趁亂奪權。 說到成功，秦始皇算不算成功？吞併六國，一統天下；劉邦算不算成功？開創漢朝四百年；成吉思汗算不算成功？滅亡了包括中國在內的44個國家；努爾哈赤算不算成功？滅亡中國，建立外來政權長達267年。然而，在人類歷史上，他們究竟留下了什麼？功勛還是屠殺？文明還是野蠻？ 環視近代各國，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紅色蘇聯，先後都堪稱成功。但它們的結局又是什麼？ 歐美國家之所以穩定下來，並不斷邁向文明和成功，就在於及時把國家主權轉移到人民手上，讓人民當家作主，實現主權在民；持續把國家力量轉化到行善的方向，對內和解，對外和平；最終建立起穩定的民主與憲政，永固自由與人權。 中共度過百年表面上成功，但他們未能善用他們的成功，不是行善，而是作惡，而且作惡至今。這就決定了，成功的同時也為失敗奠基。中共的一黨專政，一部逆淘汰機制，壞人當道而好人出局。反映到外部，就是拒絕行善，比賽作惡。 中共當政，要人治而不要法治，要紀律而不要法律。這套體制，註定沒有可持續性。中共靠暴力起家，靠暴力維持，維持政權的成本之高，觀古今中外，莫能望其項背。縱使它耗盡國力，用之於維穩，窮其極限，又能持續多久？百年中共，成功是偶然，失敗是必然。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為慶祝建黨百年，使盡了吃奶力氣要做到萬無一失，為此說了更多的謊言，摧殘更多的人權，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為了防止香港人的七一怒吼，在6月中旬就迫不及待喊出，叫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是毀壞一國兩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 這位中共高幹情急之下泄露了天機，等於承認中共就是「一黨專政」，並且為「一國兩制」與「一黨專政」畫上了等號。中宣部發現這位老兄失言，在新聞稿中刪除了這句話。然而如果承認駱惠寧失言，是不是表示香港人可以喊「結束一黨專政」？還會損害駱惠寧在香港的權威。於是中共在香港又恢復了這句話，在其他地方則一律刪除。因為也只有在香港，香港人常常痛斥「一黨專政」，而在其他民主國家，似乎已經對此見怪不怪的相當包容，這也是中共得以得寸進尺，要將一黨專政「全球化」的原因。 為了進一步掩飾一黨專政的醜惡本質，6月下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內容沒啥新意，繼續聲稱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並稱中共「支持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開展民主監督」。 民主黨派的經費、黨工的薪資全部仰賴中共提供，黨員人數多少也由中共決定，加上有些負責人還是由中共地下黨員出任，如果不「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不要說飯碗打破，恐怕連肝膽相照的肝膽也要被人工移植到他人身上。他們情願做尾巴黨固然可恥，中共的作為更加無恥。 在一黨專政淫威之下，一些馬屁精高喊「共產黨萬歲」，甚至要除下口罩冒著武漢肺炎的風險到天安門廣場山呼萬歲。聲稱「我將無我」的習近平，也赫然出現在天安門城樓，沒有消失於無形。我將無我？我將變成皇帝。 因為「爺爺」毛澤東而得以高升為將軍的毛新宇，在2011年中共90周年時題詞祝願中共「長命百歲」，現在這句話已經成為網路敏感詞被禁止，因為依照他的願望，今年中共就要翹辮子了。中共好不容易殺人吃人撐到一百歲，理應祝他萬歲，怎麼只是百歲為止？對習皇上更是大不敬。因為比袁世凱還不如也。袁世凱好歹還有個「洪憲」的年號。只是中國年輕人躺平之後，如何能夠為他善頌善禱呢？且不說習近平在國內外到處樹敵。 中共第二任總書記瞿秋白的繼女瞿獨伊榮獲「七一勳章」，大概要挽回瞿秋白「多餘的話」及其被鞭屍對中共的惡劣影響。可憐毛新宇什麼都沒有得到，避免鬧出醜劇出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科技產業媒體《The Information》於6月3日指出，受到中共當局加強審查等因素影響，美國電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在中國5月份約9800輛的訂單，與4月份的18,000多輛相比幾乎減半，而3月份銷量則多達21,000輛，從而導致特斯拉股價下跌超過5%，跌至每股572.84美元，相對今年1月29日的高點暴跌了超過35%。在此之前，特斯拉股價幾乎已經跌了兩個月。 訂閱制網媒典範《The Information》，以「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為號召，在專業界具有公信力。該篇報導指出，特斯拉上海廠每年能生產近50萬輛電動車，市場以中國為主，也包括部分亞洲以及歐洲國家。然而特斯拉近期在中國面臨不少考驗，包括因安全因素進行召回、涉及車禍疑案、漲價招致民怨、投訴品質問題、數位監控疑雲，以及來自民間、媒體以及官方等公關危機。 此前，美國《CNN》5月中旬報導，特斯拉4月份在中國銷售情況遠不如預期。報導引述中國電動車產業專家指出，3月至4月期間，特斯拉的中國銷量驟降超過六成；新投保的特斯拉電動車從3月份約34,500輛下降到4月份不到12,000輛。這些數字與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乘聯會）報告相符。 銷售數字欠缺公信力 詭異的是，6月8日乘聯會另發布數據顯示，特斯拉今年5月份在中國的銷量有21,936輛，與4月份的11,671輛相比，竟然成長高達87.95%；在「包括出口」的批發銷量方面，5月份達到33,463輛，比4月份的25,845輛成長了29.48%。 對此兩組銷量數據的明顯差異，有輿論指出中共當局出手幫特斯拉「揭穿謊言」，似乎急著為特斯拉「澄清」前景可觀？許多則認為特斯拉近期真實銷量數據彷彿「羅生門」，真相不明。 多年來中共極力拉攏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赴中設廠，於2017年在上海自貿區提供低利貸款與極低價劃地設廠等超級特惠條件，除換取百分之百在中國採購相關零組件之條件，並且得以取得技術，加速扶植中國電動車品牌以及供應鏈。 2019年初，馬斯克與上海市長應勇共同主持特斯拉上海廠奠基儀式，雙方各取所需皆大歡喜。去年特斯拉上海廠開始量產，據悉從去年5月之後，月銷量從未低於一萬輛。因為中國市場的亮眼成績，馬斯克一度站上世界首富之巔峰。 去年特斯拉在中國賣出13.73萬輛電動車，營收高達66億美元。美國股市資訊顯示特斯拉今年首季銷量與利潤超乎意外，然而美國羅斯資本（Roth Capital Partners）分析師艾爾文（Craig Irwin）也提醒市場別太樂觀，指出特斯拉今年首季獲利除了來自中共持續補貼與稅率優惠，還加上賣掉不少比特幣，實際業績低於預期。 雖然看似風光獲利，事實上今年上半年特斯拉在中國彷彿洗三溫暖。 特斯拉在中國洗三溫暖 美國《華爾街日報》於3月19日報導，中共當局對特斯拉進行安全評估，發現車內攝影鏡頭、感測器等設備能持續取得環境資訊數據，讓中共有泄密之虞，因此禁止軍方、政府機構和特定國企人員在工作與居所駕駛特斯拉。 馬斯克為此迅即在3月20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視訊會議，急忙表態特斯拉絕對不會從事「間諜」行為，否則將關門大吉，在任何國家都一樣。 接著在中方安排下，馬斯克於3月23日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專訪表示「我對特斯拉在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並且盛讚中國：「我認為中國在未來十年內將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並能履行永續能源的承諾。」 對此現象，美國《CNN》冷眼戲稱馬斯克加倍試圖贏回中國芳心，因為特斯拉過去幾年享有中共施予的「特惠待遇」，但是「最近幾周卻慘遭猛烈批評」。 4月19日上海車展開展首日，特斯拉又被捲入一場「車主維權」風波，一名自稱特斯拉車主的張姓女子，身穿印有「煞車失靈」的上衣跳上特斯拉Model 3車頂大喊「特斯拉煞車失靈」，宣稱2月駕駛特斯拉剎車失靈導致車禍，危及家人性命。 不尋常的是，4月20日中共《新華社》、戰狼官媒《環球時報》，以及中共中央政法委，竟連番發文批鬥特斯拉，大量網民隨即起鬨，幾乎再度釀成「反美帝」事件，不久迅速平息。豈料事隔多日，張女改稱整起「特斯拉煞車失靈」事件都是她編的。 經過幾起風波，特斯拉被中共當局要求交出行車數據，其實為配合中共責令「數據儲存本地化」，特斯拉早已在中國籌建數據中心，五月份宣布所有在中國銷售的特斯拉電動車所產生的數據，都將存儲在中國境內。簡言之在中國，中共要索取數據，特斯拉不能不給。 大約同時，5月12日中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徵求意見稿）》，要求外國車廠應將數據存在中國，如要將數據發送至海外，須經官方同意。並且定義所謂汽車數據安全應嚴控之「重要數據」，包括軍事管理區、國防科工等涉及國家秘密單位、縣級以上機關等重要敏感區域的數據；高於國家公開發布布地圖精度的測繪數據；汽車充電網的運行數據；道路上車輛類型與流量等數據；人臉、聲音、車牌等車外音視頻數據；國家網信部門和國務院有關部門明確的「其他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數據——此規定發布後，特斯拉立即公開表態支持。 特斯拉近半年來在中國的際遇，有如在重重迷霧中乘坐雲霄飛車，前景不明，身後又冒出大量中國電動車追兵，加上中共不時亮出警告黃牌，政治風險難料，馬斯克對特斯拉在中國之布局轉趨保守、迅速降低對中國市場之依賴，將不會令人意外。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關注時局之平衡資訊與風險擴散效應。曾任網路行銷投資高管。台大政治系畢業、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於哈佛大學研修電商課程，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