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州72岁妇遭撞毙 肇事司机逃逸
2026 年 6 月 30 日
在文章《中共中央至今仍未完成对湖北省委常委会的“改组”》中，讨论了去年初因为武汉疫情失控，而替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决策层背锅的时任湖北省和武汉市主要领导人应该是接受了哪一类党内处分的问题。 按照中共党章和党内的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纪处分共分为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出党籍等5种。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出处理决定，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前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至今并没有受到开除党籍以及留党查看的处分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位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被开除党籍处分并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都是在某次中央全会上进行并对外公开宣布的。从程序 上讲，无法对外保密。 远的例子不举，自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以来，二十多年积累下来，已经有近二十名时任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在中央全会上确认被开除党籍，包括外界无人不知的薄熙来和令计划以及孙政才等。 另有过去还有两个在位的中央委员，在某次中央全会上被撤消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但并未被开除党籍的事例。一九九五年九月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第十四届中央委员陈希同被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一次中央全会上又被宣布开除党籍，移交司法）；二零零七年十月召开的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于幼军被撤消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这里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周永康还是郭伯雄等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被宣布开除党籍时都已经不在位了。也就是说，对中共党员来说，开除党籍不但是最重的处分，而且在具体实行过程中， 所有在位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所接受的党内处分如果严重到开除党籍的话，那么一定都是已经被内定“移交司法处理”了，极少有例外。 可见，在蒋超良和马国强去年初双双被宣布免职之后，如果已经被附带了党内处分的话，只能是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有湖北省委人士透露，日前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位置上黯然下台、到全国政协去等待退休的王晓东，事实上虽然没有在去年二月和蒋超良及马国强一同下台，但当时他们三人同时都被内部宣布了处以党内的警告处分和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条规定，党员受到警告处分，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职务的党外职务。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虽然蒋超良下台之后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被安排在党内提升，或者被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 比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既然已经被免去原来的职务，再被安排任何一个同级别的新任职务也还是需要一个为时至少一年半的“沉寂”期。马国强也是一样。 当时有外界媒体注意到，党报《环球时报》总编、“叼盘手”胡锡进有一段很诡秘的话，他说蒋超良和马国强黯然离职，留下很多思考。胡锡进称，这两位官员“本可以把过失的责任主动承担起来，如果有七分责任，他们应该主动承担九分”，那就会赢得“谅解”，可是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只想承认“一小部分”。 胡锡进此言一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即发表评论说：胡锡进的意思就是，地方官员要把习近平的责任、中央的责任揽在自己头上，这样党中央就谅解了，就不会免你的职了。 有消息说，就在武汉疫情失控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一度保持沉默的习近平其实也不是整天围着中南海游泳池转圈，嘴里不停地吭叽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而是几次招见王沪宁、栗战书、许其亮、张又侠等人，问计发布戒严令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自统治了中国大陆之后，由中央发布 “戒严令”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 根据中共当局的相关“法律”规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戒严令。 当时的情况是，广场示威学生和社会各界的诉求之一就是召开全国人大，依法解决事端，所以就搞出了一个“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李鹏总理戒严令”。 之后，中共当局“痛定思痛”，肯定了对“戒严”一事进行专门立法的必要性。 一九九六年，当时还是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共当局正式生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称： “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决定实行戒严” “戒严期间，为保证戒严的实施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国家可以依照本法在戒严地区内，对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使做出特别规定”； “戒严地区内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戒严令和实施戒严令的规定，积极协助人民政府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戒严任务由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必要时，国务院可以向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派出人民解放军协助执行戒严任务”。 当时有外界评论说：舆情汹涌，人民的怒火对准了官员，与其说习近平派去的省市委书记比蒋超良和马国强更有能力消灭瘟疫，不如说习近平派他们去是为了灭火，是为了巩固被这场大疫撼动的政权。表面看，习近平的权力仍然很强大，但是，李文亮医生不幸逝世之后，中国人罕见的一致的愤怒，对失去言论自由权利的愤怒，对一个吹哨人被剥夺权利的愤怒，一一指向北京，这也是近年来罕见的。在李医生逝世前，已经有清华教授许章润勾勒了“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的形势，还有在自己的祖国逃亡的宪政学者许志永发表了劝习近平让位的檄文。李文亮逝世后，到处都是要求政权向人民道歉，呼吁全国人大落实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的声音。习近平派亲信重整武汉，意在修补自己黯淡无光的形象……。 当时被派去的应勇无疑是习近平的政治亲信，但称得上是习近平政治亲信者多了去了，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应勇？而武汉市委书记的继任人，为什么会是当时的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而不是另外的什么人？ 仔细研读并对照他们两人的中共政坛履历就不难发现，却原来当时的习近平政权从中央部委和地方百官中，单单选中了都是职业警察出身的应勇和王忠林前往接掌危机中的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主要考虑因素就是在决定暂时不直接公开宣布实施 “戒严令”的前提下，在当地实施没有“戒严令”，但事实上比实施“戒严令”还严酷的控制手段。这两个职业警察出身的省级党政官员，是最可能胜任的。 如果把湖北和武汉疫情爆发之前的中共所有任副省部和正省部级官员逐一对比就会发现，正在或者一直是在担任政法系统职务者除外 — 因为这类人并不同时具备地方党政主官的从政经验，正在担任省和副省一级地方党政主官者中，职业警察出身者少之又少，而应勇和王忠林又是他们中间履历最亮眼的两个。 先说应勇。在自己的简历中声称是“大学学历、法学硕士”的应勇，事实上没有经历过哪怕半天的正规大学的校园生活。他十九岁即在家乡浙江的一个工商行政管理所当办事员，据传是因为他的父亲退休，他因此获得了一个“顶替”的“招干”名额。工商制服穿了一年，应勇即改穿了警察制服 ，开始了为时近三十年的职业警察生涯。 从一九七七年至二零零三年，他前后花了二十六年时间，从一个乡镇派出所的“片儿警”，一步步经历了派出所所长、地区公安处的副处长和处长、地级市的公安局长，直到省公厅的正局级副厅长。并在此职务上，进入了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从福建省调至浙江省委的习近平的“法眼”。 此后，他脱掉警服，担任了不到两年时间的浙江省纪委副书记兼省监察厅厅长；随又改穿上一身法警制服，被当时的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升为享受副省部级待遇的浙江高级法院院长。 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前夜，已经担任了数月时间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进中央任职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之前，主持的最后一次上海市高层人事变动的事项之一就是安排时任浙江高院院长应勇任上海高院党组书记。在此党内职务的基础上，等待同级人大会议上通过一个接任上海高院院长的“法律”程序。 再说王忠林。此人从一九八零年在家乡山东费县高中毕业后，即被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刑法专业录取；一九八四年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回山东。从基层警员做起，刑警、交警、侦察员……，干过好几个警种，花了十一年时间才爬升到枣庄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队长的职位；而后又花了五年时间，爬升到枣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职位。但只在这个位置停留了不到半年，就脱掉了制服，开始了地方党政官员的任职过程。直到二零一六年，以山东省济南市市长身份开始享受副省部级待遇。在此期间，他“在职进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的在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此基础上，日后他也和习近平一样，也弄了一个“在职博士”的头衔。 不过，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如果不是因为武汉疫情，当时马国强的仕途前景明显比王忠林看好。因为比王忠林还年轻一岁的马国强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而十九大召开时，还只是济南市代市长的王忠林连十九大代表都没有被安排。 而现在看来，马国强的未来最好前景就是被异地安排一个不为众人所关注的副省部级闲职。而王忠林在已被从武汉市委书记升任湖北省长的基础上，二十大进中委当然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且届时接替应勇的省委书记职务是非常有可能的。 至于应勇本人，我们前面节目中已经介绍和分析过的近一个月前，十堰燃气爆炸事故后后续追踪报道眼看已经被完全压制下来，“政治影响”已经被从快从速消除，不会因此而影响他应勇在明年二十大上的仕途走向，是越来越可以肯定了。 确实，两个“临危受命”的职业警察到任之后的“酷吏”作为，简直可以说是令习近平大喜过望。未来二十大上，肯定都会是首先考虑的犒赏对象之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1年3月2日星期二晚，几名中共国企高层，在湾仔一间高级私人会所，宴请区嘉宏（香港入境处处长）和邓以海（香港海关关长），共九人同台在席，公然违反“限聚令”，公然漠视防疫措施，其中一名国企高层，更涉嫌在当晚强奸一名女子后被捕。事件一直保密，直至6月22日星期二，有人向多间香港新闻机构告密，只有《明报》斗胆调查，并于7月8日刊登报道，市民才得知。 自香港回归至今，特区政府丑闻多的是，政府纪律部队的丑闻，已经不止一次，警队的丑闻，就更加不止一次！最近一两年，政府纪律部队的丑闻，就越来越多！ 2020年2月16日，“香港警务处”高层，无视防疫指引，照办恒常公关活动，跟一众影视名人在九龙塘一会所，联欢晚宴，约二百人在席，为了感谢众艺人“撑警”，时任警务处处长（一哥）邓炳强（新任保安局局长），不负责任，大放厥词！本来无人知悉，后来，在席的，退休后才因退休前以警棍，胡乱鞭打途人，被判入狱的朱经纬警司，把自己拍摄的晚宴片段，在互联网公开后，市民哗然。 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中午前后，香港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国家安全处处长） 蔡展鹏，离开“湾仔警察总部”，步行8分钟至附近庄士敦道191号至193号，胜意大楼1楼A室“VIET SPA”（现已改名为“Daisy Spa”）接受性服务，刚巧遇上同事执行“打击色情场所”的“查牌行动”，断正！事件一直保密，直至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晚上，有人向多间香港新闻机构告密，市民才得知。 自从中共打死了“苹果”后，白色恐怖弥漫整个新闻界，大家都自我审查，大家都非常小心！幸好仍有《明报》肯仗义执言，捍卫市民的知情权，否则，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3月2日晚国企高层宴请处长和关长一事，《明报》报道后，全城热议，但是，大家过分集中“漠视防疫措施”和“违反限聚令”，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国企要宴请两个纪律部队的首长？是否有事相求？还是有事吩咐？是否秘密交易？是否唔见得光？是否要保密？是国家机密？还是不正当的国家任务？抑或只是一般的私相授受、普通的行贿与受贿？ 6月22日的匿名投诉信，《明报》没有公开，所以市民暂时仍然未知是哪间国企请客，亦未知在湾仔哪间高级私人会所请客？见到《明报》的报道后，7月8日早上已经有多个其他本地媒体，包括香港电台，向警方查询，向入境处查询，向海关查询，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查询，向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查询，向特首林郑月娥查询，但是直至晚上，全部皆守口如瓶，有的说没有补充，有的索性不作回复，为什么？政府迟早都要向公众交代，难道还可以瞒天过海吗？ 首先，国企是否有行贿？处长和关长是否有受贿？特区政府必须尽快说清楚，廉政公署亦应该尽快主动调查，以释公众疑虑！此外，根据防贪指引，处长和关长接受五百元或以上的款待，必须要先向上司报告和申请批准，他俩有做到吗？他俩的上司，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新任政务司司长）知道吗？有批准过吗？李家超为什么要批准？为什么不避嫌？还是李家超根本蒙在鼓内？政府也应该要交代。 第二，事件中是否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是否有破坏特区政府的声誉和市民对政府的信心，必须要调查清楚，违者必究，公事公办，律政司郑若骅司长责无旁贷！保安局邓炳强局长责无旁贷！政务司李家超司长责无旁贷！特首林郑月娥责无旁贷。 第三，处长和关长早已作出《公务员宣誓与声明》，发誓必定效忠“香港特区”，尽忠职守和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如今两人公然违反“限聚令”，公然漠视防疫措施，公然接受国企高层的好处，还有受贿之嫌，仍然算是尽忠职守吗？仍然算是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吗？仍然算是没有违反《公务员宣誓与声明》吗？仍然算是遵守著《公务员宣誓与声明》吗？必须要调查清楚，违者必究，公事公办，公务员事务局聂德权局长责无旁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责无旁贷。 笔者的疑问，亦都是广大香港市民的疑问，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开诚布公，尽快交代，免得市民对香港政府的信心，跌至新低。 最后，也是最重要，就是希望《明报》今次“爆料”，不会被中共视为“违反国安法”，祝愿《明报》不会因为今次报道，就得到跟《苹果日报》一样的待遇；祝愿《明报》不会被要求交出报料人的身份；祝愿《明报》不会被大搜掠、大搜查；祝愿《明报》不会有人被捕；祝愿《明报》不会被冻结资产；祝愿《明报》不会有朝一日也要被关门大吉；阿门（Amen），谢谢。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
距痛殴院士王晋年、吴美蓉整整一个月后，中国航天的霸道总裁张陶终于落马了。 北京警方的通报虽遮遮掩掩，但总算给了个实锤——刑拘。但张陶的上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则继续羞羞答答、欲语还休，始终没敢下个结论。 但我并不觉得张陶打院士让人吃惊，因为在体制内，上级揍下级，这些年来已是家常便饭。比如，去年底河南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抽市政府秘书长翟伟栋的嘴巴，更早年薄熙来打了王立军的耳光等等，先例累累、上行下效而已。 还有人说，张陶不该打院士，要是揍个普通人，这事就不了了之。 其实这是分不清衙内的本质。高衙内为甚么调戏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老婆？因为衙内是分不清普通人和自己人的。只要是对上了眼，他们认为揍谁都只是体育锻炼。 这次也只是张书记傲娇得有些过头，揍了可以通天的人，还没让摄像头坏掉！ 但张陶先生揍人之后的吊诡之处，还是让我诧异。比如，航天集团公开护短、张陶行凶后不屑一顾、舆论曝光后其以公司档的方式高调反驳，甚至出动庞大的水军将自己包装成激情爱国者，因义愤痛打恨国贼…… 更让人意外的是，因分赃不均导致多年来内讧不断的航天界，这次却几乎保持了罕见的集体沉默。因为航天领域的“影子上级”是军方。根据惯例，这只有两种原因可以解释：要么是他的来头大到所有的人都不敢惹火烧身，要么是他成功地把所有的大佬都绑在了自己的船上。 当然，民间有自己的解读。比如，张陶姓张，并且起步于陕西，他们也会立即联想到和航太关系密切、同时还是陕西籍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家族。网路舆论一边倒的认定，张陶是张又侠的侄子、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孙。 也有人联系了其名陶字，认定他同时还是陶铸的外孙、陶斯亮的儿子。但陶斯亮虽然不背书单，但她确实读过几本书，知道张陶这种红旗下的衙内，所以赶紧辟谣。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场景：在《英烈保护法》出台后，官方动辄以侮辱英烈为名抓人，但全民大不敬，一定要给开国上将家送个不肖子孙，但无论是张家还是官家，都保持著尴尬的沉默。 这并不是张又侠或航天集团高层们不想说，而是他们确实不敢说。 根据红色家族约定俗成的政治规矩，红色家族之间相互挖坑、甚至是惨烈厮杀都稀疏平常，但不得在草民面前公开撕逼。只要老大习近平没发话，主家没主动认领，别的人都只能装聋作哑。于是，张陶究竟是红旗下谁下的蛋，也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如云南衙内孙小果那位非官方认定的神秘的生父，亲儿子都毙了，他也终没敢露面哭个坟。 大隐隐于市？不，大隐隐于朝——朝廷的朝。 巧合的是，孙小果的父辈和张又侠发迹都始于云南，14军。也曾经是薄熙来他爹、薄一波的嫡系部队。就他们而言，当代衙内、官场肉搏、身世迷雾，细节虽有差异，但剧本基本相同。历史转了好几个圈，一次次的又回到了原点。接下来，注定也只是继续转圈，等待下一个衙内重演一遍。 但衙内们没明白，从林立果、刘源、邓朴方、薄熙来、周滨、包括习近平自己的命运也都能看出，因为权力的更替，他们会被周期性的抛入深谷，生死难定。 原因很简单，当张陶们可以肆意挥起拳头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宿命。这很公平，因为我们都是红旗牌绞肉机里的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虽然说过是“五十年不变”，但是，今时今日，就算是小平复活，就算是Margaret复活，香港七一也难复再，“七一游行”就更难复再！ 要说“七一游行”，就必须由1997年说起。 1997年7月1日下午，香港政权回归不足十五小时，支联会就以“爱国爱港民主大游行”的名义，冒雨游行，呼吁必定要建设“民主中国”。期间，香港警方首次警告支联会，要准确估计游行人数；回归首天就警告游行人士？支联会成员张文光表示，警方以前从来未有警告支联会，希望回归首天就警告游行人士，只是巧合事件。 游行队伍最后安全抵达政府总部门外，由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代表游行人士，递交意见书给香港特区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游行人士之后和平散去。 自始，“香港七一”和“七一游行”，都成为香港民情的温度计，香港社会运动的寒暑表，香港政权的照妖镜；以下是过去廿四个“七一游行”的参与人数和相关记要： *..1997年：….3000…董建华上任。 …1998年：……40 …1999年：…..500 …2000年：….3700 …2001年：…..700 …2002年：…..350…董建华连任。 **.2003年：…46万6…根据警方以直升机图片点算，人数是67万5千。 *..2004年：…19万4 …2005年：….2万2…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以健康理由宣布辞职，曾荫权接任。 …2006年：….3万6 …2007年：….3万2…曾荫权连任。 …2008年：….1万8 …2009年：….3万5 …2010年：….2万4 …2011年：….6万3 …2012年：….9万5…双普选落空，梁振英上任。 …2013年：….9万8 *..2014年：…15万8…同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发生占领中环事件，后来发展成“雨伞革命”。 …2015年：….2万8 …2016年：….3万. …2017年：….3万1…林郑月娥上任。 …2018年：….3万. **.2019年：…25万9…7月1日，“立法会大楼”被示威群众占领。 *..2020年：无法统计…《港区国安法》于7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七一游行”被禁。 *..2021年：无法统计…“七一游行”再被禁！ *为值得关注；**为人数极高和值得关注。 自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当日开始，不少争取香港民主的民间组织，已经开始每年办“七一游行”，但初时规模都较小。直至2002年9月13日民间人权阵线（民阵）成立，2003年“七一游行”首次由民阵统筹主办；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回忆录中提到，2003年“七一游行”，警方内部的游行人数为67万5千人。 2003年的“七一游行”，是八九民运以来，香港最澎湃、最浩瀚的游行示威，受到国际舆论重视，由于《香港基本法》第23条强行立法，加上SARS病毒从国内传入导致整个香港社会不景气，引起大量香港市民的不满，游行主题变成“反对廿三，还政于民”，大会呼吁市民穿黑色衣服参与游行，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当日香港虽然天气炎热，但也有大量人士参与游行。游行所引发的七一效应，加上自由党撤回对立法的支持，使香港政府停止对廿三条立法程序，并使建制派在同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大败。 2014年七一大游行，人数接近16万，是所有“七一游行”中的第四高（2003：46万6千、2019：25万9千、2004：19万4千、2014：15万8千）。游行于下午3时半从维园起步，连续第2年往中环遮打道集会，但期间游行人士多次疑遭亲中派人士暴力对待。游行诉求也是最多样化，包括：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反对“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停止大屿山土地发展计划、要求特首选举要有“公民直接提名”、2017年落实真普选、抗议警察滥权、反对扩建将军澳堆填区、保卫粤语、同志平权、反对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扩建计划、争取成立“动物警察”等。 2014年“七一游行”也是主题曲最多的一年，除了Beyond乐队的《海阔天空》、《长城》、《抗战二十年》和《光辉岁月》作为一贯的主题曲外，还有：谢安琪的《鸡蛋与羔羊》、《最好的时刻》，以及改编自《孤星泪》中“社运代表作”《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问谁未发声》，此曲亦为6·22公投主题曲。数个月后爆发的学界大罢课、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及雨伞运动，也应用了这些歌曲；同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正是发生占领中环事件，后来发展成“雨伞革命”。 【最近五年 = 最后五年！】 2017年7月1日，林郑月娥由政务司司长摇身一变，变成新任特首，“七一游行”就开始不能再跟过往一样，使用维园足球场作为“集合起步点”，首次被逼使用维园“中央草坪”作为“集合起步点”！游行主题为“一国两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夺香港”，游行人士的主要诉求包括：中共释放病危的刘晓波、香港政府从速修补社会撕裂、改善教育、改善社会福利政策等。新上任的林郑政府，只是循例回应了两句：政府会继续用好“一国”和“两制”的优势，掌握国家带来的庞大机遇，积极拓展香港的经济，改善市民生活；并努力营造合适的社会氛围，以改善政制问题。 2018年7月1日，“七一游行”继续不能够使用维园足球场作为“集合起步点”，由铜锣湾东角道起步的建议，亦遭警方否决，游行人士，再次被逼使用维园“中央草坪”作为“集合起步点”！香港警方首次警告市民切勿中途加入（插队），并恐吓市民插队乃“非法集会”，会被检控！然而。也有小部分市民成功于崇光百货和希慎广场等处，成功插队；游行人士的主要诉求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兴建更多公共房屋、反对法治“沉沦”、批评公立医院超负荷、不满高铁一地两检、不满港铁“豆腐渣”建造工程丑闻、停止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科（普教中）、捍卫广东话等。但是，林郑政府的回应，则较往年严厉：政府一直用心聆听市民诉求，但是，任何不尊重“一国”、无视宪制秩序、哗众不实的口号，皆不符香港整体利益及发展。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研）”的估算，2015年至2018年的“七一游行人数”都是约三万人，但2019年的“七一游行人数”就突然暴升九倍至接近廿七万人，为什么？ 2019年，就是因为有人想利用台湾杀人案，强行修改香港法例，方便中共在香港捉人；过程中，政府漠视民意，林郑作风强硬，挑起民愤，市民强烈不满，引起香港社会全反弹：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最后，林郑惟有说声：“逃犯条例修订，已经寿终正寝。”来宣布撤回。 此外，2019年7月1日，除了有“七一游行”外，还同时发生多区警民冲突，都是廿多年“七一游行”所没有的。林郑政府逃避责任，把这些警民冲突全部归咎于“七一游行”，香港警方也以这些警民冲突，作为日后拒绝所有“七一游行”的借口，甚至作为日后拒绝所有和平集会、示威与游行的借口。 笔者认为，这个借口未免太牵强，因为早于“七一游行”开始前十二小时，各区警民冲突就已经开始；警民冲突发生在前，“七一游行”在后；“七一游行”又怎会是警民冲突的成因呢？是否有点冤枉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香港警方经常以这些警民冲突作为借口，拒绝所有和平集会、示威与游行；拒绝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把所有和平集会、示威与游行，变成违法行为，有利将来大搜捕所有反对派与“和理非”，才是背后的真正目的。 2020年7月1日，香港警方继首次拒绝“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后，首次拒绝“七一游行”，但是，民愤实在太大，民怨实在太深，大家都低估了市民的胆量；大批市民依然无畏无惧地以身试法，参与“七一游行”；结果，香港警方全日共拘捕约了370人，最年轻的只有15岁，同时搜出多面跟“香港独立”有关的旗帜，当中10人因为涉嫌违反“人大”刚刚通过的《港区国安法》而被捕。 由于“民阵”已于6月30日晚上宣布无法主办“七一游行”，部份市民便选择在其他各区游行，代替“七一游行”。 2020年7月1日，早上7时，“社民连”梁国雄（长毛）、古思尧（长须）、吴文远等人，举有“结束一党专政”旗帜，成功由修顿球场游行至金紫荆广场，焚烧请愿信后散去。 中午12时，香港警方因街站问题，与市民发生冲突，下午1时开始向市民喷射胡椒喷雾，并无理要求林卓廷（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和谭凯邦（环保触觉、新民主同盟、区议员）撤走街站，并武力拘捕尹兆坚（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之后于记利佐治街和东角道一带推进，多次施放胡椒喷剂，多名记者和市民被喷中，场面混乱，多人被捕。 下午约1时半，警方封锁“崇光百货”对出一段轩尼诗道的所有行车线，再封闭港铁铜锣湾站D1及E出口，封闭百德新街、东角道及记利佐治街，同时要求集结群众停止集结及立即离开，大批市民在波斯富街和百德新街被警方拦截，不能离开，有市民被制服。其中在百德新街行人路，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慢必”陈志全，“快必”谭得志和富商“刘公子”刘定成等数十人被捕。 2020年7月1日，下午约2时半，警方于“黄金广场”外向数名市民“近距离”施放胡椒喷剂，有市民要走入广场内洗眼。下午3时，警方水炮车在铜锣湾轩尼诗道鹅颈桥底发射水炮，记者被喷中后不停咳嗽；之后警员突然冲向示威者，并举起黑旗（催泪烟警告），期间有长者被推跌。而一名便衣警员称人群中有一人“煽动”，强行拉走该人，其间一名穿有反光衣的女记者被推倒，在场其他记者把她扶起期间，警员却用胡椒喷剂指向及赶走在场所有记者。 下午3时58分，“崇光百货”外骆克道位置，有近一百名市民被警员包围截查，有小朋友在成人陪同下被截查，之后侥幸获得放行；警方设大范围封锁线，禁止记者走近拍摄。 之后，多区警民冲突持续，包括：金钟、湾仔、铜锣湾、天后、炮台山等，其中以旁晚约六时半发生的“时代广场冲突”最为激烈！入夜后，人群渐渐消散；到晚上11时45分，网媒PPPN international拍摄到有外籍人士于铜锣湾站出口，近“英光大厦”外赤裸身体，展示坚持五大诉求标语后送上警车被捕。 “香港记者协会（记协）”强烈谴责警方以水炮车和胡椒喷雾，袭击新闻工作者，重申记协对警方屡次作出类似行为，表示极度愤怒，要求警方立即制止前线警员所有阻碍、干扰新闻工作者的行为，让记者能够履行监察的职责。“民阵”陈皓桓认为市民是因为“反对国安法”和“争取民主自由”而站出来，难能可贵，又呼吁港人珍惜可以发声及表态的机会。 2020年7月1日，晚上10时18分，政府发新闻稿表示，严厉谴责示威者在7月1日罔顾警方发出的反对通知书，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进行非法集结及作出暴力违法行为，甚至严重伤害警务人员身体；并强调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为，并表示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果断执法，将违法之徒绳之于法。警方则表明不会惧怕媒体的恶意攻击，继续坚守岗位，依法办事。 2021年6月，“民阵”已经停止运作，并宣布不会再以“民阵”名义举办“七一游行”及其他活动。其后“社民连”、“天水连线”和“守护大屿联盟”承接“民阵”，向警方申请举办七一游行。结果，警方以防疫为由，不但再次拒绝“六四维园烛光晚会”，也同样再次拒绝“七一游行”，时藉特区政府刚刚突然大换班，惟有批评一句：“摆明是鹰派政府上场，向中共献媚！”还可以怎样？ 2021年7月1日早上，唯一仍未入狱的“社民连”主席黄浩铭，手持扬声器，与3名成员游行（防疫限聚令上限为四人），呼吁中共毋忘建党初心，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数十名警员在场戒备，并搜查四名游行人士随身物品。黄浩铭形容警方如临大敌，形容香港有如变成“警察社会”。 2021年7月1日中午12时，一向是“七一游行”起点的维多利亚公园（维园），被警方以“有人在网上呼吁到维园参与已被禁止的集会”为由，引用《公安条例》围封。警方警力倾巢而出，市民如果在铜锣湾出现，都会被警员截查，大部份都会被无理票控违反“限聚令”，小部份更会被拘捕，各处街站也受到警方无理阻挠，提早结束。 直至晚上，仍有大批警察于铜锣湾一带戒备，不幸的是，到晚上十时十分，“香港维他奶”采购主任，50岁的梁健辉，走进其中一群警员，拔刀插向一名28岁机动部队警员的左肩背，随即再以同一军刀自插心脏自尽，送往医院时，已经返魂无术。事件虽然被保安局和警方形容为孤狼式恐怖袭击，但没有伤及无辜市民，被市民追封为烈士，随后数天，亦有不少市民到案发现场献花悼念，驻守的警员，随即市民的鲜花扔进垃圾桶，并大举截查和票控手持鲜花的市民，包括指“献花者”乱抛垃圾。 试想想，梁健辉没有攻击其他市民，就算攻击那名28岁警员，也没有攻其要害，反而决绝地、毫不犹豫地插自己的心脏，插自己的要害，证明梁健辉是以“自杀”为主，“伤警”为副，并非“杀警”，更加无意误伤任何无辜途人，更加不是“徐步高”！所以，笔者认为，警方应该把事件定性为“伤人及自杀”案件处理，而不是“谋杀及自杀”案件处理。当然，现在已经死无对证，法庭亦肯定不会为审判一个死人而开庭，警方喜欢怎样说也可以，李家超的政治目的，林郑月娥的政治目的，中共的政治目的，也自然呼之欲出，大家又可以怎样？ 2021年7月1日，虽然《港区国安法》生效已经一年，虽然因此而被捕和拘留的“和理非”，数以千计，但也无减市民走出来的决心；纵使游行被反对，警方仍部署超过一万警力戒备，仍封锁维园，依然有不少市民站出来，在维园附近一带示威及开设街站，结果，整天最少有19人被警方拘捕。 2022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共统治廿五周年，“五十年不变”刚好过了一半，香港已经变得七七八八，难道你还可以天真地奢望，以为到时已经复办“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吗？以为到时会有机会复办“七一游行”吗？冇可能！其实“七一游行”，由2020年开始，就已经名存实亡，市民只有在全港各区，分散地设街站，分散地小规模示威、抗议与游行代替；“五十年不变”，相信这个就是未来廿六年“七一抗争”的样板。 总结过去廿四年的“香港七一”和“七一游行”，2020年是“香港七一”的一个大转折点，“七一游行”突然不见了，已经不见了，而且不再复还；2021年则是未来“香港七一”和“七一抗争”的新典范，未来“香港七一”和“七一抗争”的新模式，将会不断重复：全面封锁维园，禁止集会，禁止街站，禁止所有示威与游行，市民继续敢于以身试法，分散于维园附近，以至全港各区，集会、设街站、示威、游行，警方继续高度戒备，驱散市民，拘捕市民；梁健辉式的“袭警后自杀”也会每年都出现，每年两个至三个梁健辉，也不出奇。 “香港七一”难复再，“七一游行”更难复再。但是，“七一抗争”仍会来，留得青山在，怎怕无柴烧！香港人，加油！谢谢！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
无论“武汉肺炎病毒”怎样变，也无需“去标签化”。因为“去标签化”，有替中共掩饰之嫌。 有鉴于2019冠状病毒病（武汉肺炎）肆虐已经18个月，多得中共，不但人类仍然束手无策，而且“变种病毒株（变体）”的数量越来越多，容易引起混淆；为免引起混乱和恐慌，同时亦为方便公众的沟通与讨论，也为了去标签化，2021年5月31日星期一，世界卫生组织（世卫）决定增加采用新的命名机制（希腊字母），来为“变体”取名，奏效吗？可以持续吗？笔者认为，两者都未必。 虽然世卫采用希腊字母（新标签）已经超过一个月，但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每天疫情报告，尚未使用新标签，媒体使用新标签的程度亦有限，最多使用的，就只有Delta病毒株或Delta变体，至于Alpha、Beta和Gamma，就甚少有报道采用，为什么？ 要解答这个问题，必先看看现时的实际使用情况是如何。“世卫”用24个希腊字母（新标签）来为需要“感兴趣”和“关注”的“变体”定名，如下： 次序…新标签..最早记录地点与日期…..重要胺基酸变异 01…..Alpha….2020年09月英国………GR/501Y.V1(GRY) 02…..Beta…..2020年05月南非………GH/501Y.V2 03…..Gamma….2020年11月巴西………GR/501Y.V3 04…..Delta….2020年10月印度………G/478K.V1 05…..Epsilon 2020年03月美国………GH/452R.V1 06…..Zeta…..2020年04月巴西………GR/484K.V2 07…..Eta……2020年12月多个国家…..G/484K.V3 08…..Theta….2021年01月菲律宾…….GR/1092K.V1 09…..Iota…..2020年11月美国………GH/253G.V1 10…..Kappa….2020年10月印度………G/452R.V3 11…..Lambda…2020年12月秘鲁………GR/452Q.V1 12…..Mu…….尚未使用。 13…..Nu…….尚未使用。 14…..Xi…….尚未使用。 15…..Omicron..尚未使用。 16…..Pi…….尚未使用。 17…..Rho……尚未使用。 18…..Sigma….尚未使用。 19…..Tau……尚未使用。 20…..Upsilon..尚未使用。 21…..Phi……尚未使用。 22…..Chi……尚未使用。 23…..Psi……尚未使用。 24…..Omega….尚未使用。 * 来自《世卫网页》2021年7月5日的更新。 从上表可以看出： （1）几乎一半标签已经使用，只剩下13个尚未使用的标签，可供新病毒株使用。 （2）已取得标签的11个变体病毒株，有10个是去年已经被发现，是较旧的“变体”。 （3）踏入2021年至今，出现的新病毒株（新“变体”），应该不少；然而，只有一个菲律宾的变体病毒株取得新标签（08 Theta），“世卫”似乎正在不断提高变体病毒株可以取得新标签的要求，避免新标签太早用罄。 （4）世卫先定出11个“需要感兴趣的变体（Variants of Interest）”，由于当中4个已经严重爆发，所以已经升级为“需要关注的变体（Variants of Concern）”（01-04）。 （5）由于全球疫情尚未受控，相信馀下7个尚未升级的“变体”（05-11），很快都会严重爆发，很快都会升级为“需要关注的变体（Variants of Concern）”。 （6）24个希腊字母，只有Alpha、Beta、Gamma、Delta（已经使用）、Omega和Sigma（尚未使用）大家较为熟悉；其馀十八个字母，包括已经使用的七个字母（Epsilon、Zeta、Eta、Theta、Iota、Kappa、Lambda），大家可能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7）既然大家较为熟悉的希腊字母已经使用，馀下来的13个字母，就只有Omega和Sigma较为常见，其他11个字母，作为标签，在广大群众心目中，就未必能够做到易记易明的效果，甚至极有可能会弄巧反拙！ （8）还有，24个希腊字母，始终会有用完用尽的一天，到时，怎么办？ （9）世卫采用希腊字母来标签“武汉肺炎变种病毒株（变体）”，可持续性低，理应终止。 至于“去标签化”，笔者认为，其实有点自欺欺人。 首先，Delta来自印度，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谁不知道？ 就正如“2019冠状病毒病（武汉肺炎）Covid-19”来自中国武汉，也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谁不知道？元祖病毒来自中国，有谁不知道？中国也没有否认！后来较新的，Alpha来自英国，Beta来自南非，Gamma来自巴西，也是众所周知的，有谁不知道？ 既然“去标签化”效果存疑，为什么还要“去标签化”呢？为了中共？为了整个疫症大流行的始作俑者？为了方便中共甩锅卸责？极有可能！尤其是这种以“新标签”来“去标签化”的做法，在国际医学界，绝无仅有。例如：普遍使用多年的“流感病毒变体”的命名，“世卫”从来没有主张过“去标签化”，笔者整理了2004年至今，“世卫”建议的流感疫苗成份如下： 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变体： “世卫”建议使用年份 01_类甲型/加利福利亚/7/2004(H3N2)病毒疫苗： 2005-2006。 02_类甲型/加利福利亚/7/2009(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4-2017。 03_类甲型/加利福利亚/7/2009(H1N1)病毒疫苗： 2010-2014。 04_类甲型/布里斯本/02/2018(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9-2020。 05_类甲型/布里斯本/10/2007(H3N2)病毒疫苗： 2008-2010。 06_类甲型/布里斯本/59/2007(H1N1)病毒疫苗： 2008-2011。 07_类甲型/所罗门群岛/3/2006(H1N1)病毒疫苗： 2007-2008。 08_类甲型/肯萨斯/14/2017(H3N2)病毒疫苗： 2019-2020。 09_类甲型/威斯康辛/67/2005(H3N2)病毒疫苗： 2006-2008。 10_类甲型/惠灵顿/1/2004(H3N2)病毒疫苗： 2004-2005。 11_类甲型/柏斯/16/2009(H3N2)病毒疫苗： 2010-2012。 12_类甲型/香港/2652/2006病毒疫苗： 2009-2010。 13_类甲型/香港/2671/2019(H3N2)病毒疫苗： 2020-2021。 14_类甲型/香港/4801/2014(H3N2)病毒疫苗： 2016-2018。 15_类甲型/密歇根/45/2015(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7-2019。 16_类甲型/鸟拉圭/716/2007病毒疫苗： 2009-2010。 17_类甲型/新加坡/INFIMH－16－0019/2016(H3N2)病毒疫苗： 2018-2019。 18_类甲型/新喀里多尼亚/20/99(H1N1)病毒疫苗： 2004-2007。 19_类甲型/瑞士/9715293/2013(H3N2)病毒疫苗： 2015-2016。 20_类甲型/福建/411/2002(H3N2)病毒疫苗： 2004-2005。 21_类甲型/维多利亚/208/2009病毒疫苗： 2010-2011。 22_类甲型/维多利亚/361/2011(H3N2)病毒疫苗： 2012-2014。 23_类甲型/广东茂南/SWL1536/2019(H1N1)pdm-09病毒疫苗： 2020-2021。 24_类甲型/德克萨斯/50/2012(H3N2)病毒疫苗： 2014-2015。 25_类乙型/上海/361/2002病毒疫苗： 2004-2006。 26_类乙型/山形/16/88谱系病毒疫苗： 2009-2010，2018-2019。 27_类乙型/普吉/3073/2013病毒疫苗： 2015-2016，2017-2021。 28_类乙型/布里斯本/60/2008病毒疫苗： 2009-2012，2014-2018。 29_类乙型/佛罗里达/4/2006病毒疫苗： 2008-2009。 30_类乙型/威斯康辛/1/2010病毒疫苗： 2012-2013。 31_类乙型/科罗拉多/06/2017病毒疫苗： 2018-2020。 32_类乙型/马来西亚/2506/2004病毒疫苗： 2005-2008。 33_类乙型/马萨诸塞/2/2012病毒疫苗： 2013-2015。 […]
历史虚无主义清算的虚与实 今年适逢中国建党百年，按照中国惯例，逢十逢百整数年是历史议题的高光时刻，中国大陆年初至今陆续展开历史学习教育，网信办也配套组织了专项清网行动，大力移除涉及历史的有害资讯以树立“正确”史观，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和指控甚嚣尘上。 虚无主义（Nihilism）原本是19世纪欧洲哲学的流派，主张人类生存没有意义，没有目标，后逐渐从哲学领域扩展至艺文领域，但并非史学用语，仅在1940年钱穆《国史大纲》一书中偶有言及“虚无主义、历史进化观和文化自谴”，其只言片语还是指向对“本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系抗战相持阶段提振民族精神的特设产物， 并非学术概念。 在简中语境中，历史虚无主义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批判政论片《河殇》时开始出现，最初被界定为蔑视民族历史的文化主张，后和全盘西化论、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政治语汇连用，指代对象移至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决定论，近年历史虚无主义更是扩大解释，违背官定史观和官修历史及其历史价值的，即为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名词在简中网路的使用场域，常常会引用清人龚自珍《古史钩沉论》里的一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同时还会举证苏联解体的案例，认为一国之灭，不是亡于政治、经济和军事，而是亡于其历史，苏联的分崩离析被归罪于赫鲁晓夫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这一论证路径来自于两点原因，一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名词的创设时间，恰逢天安门事件和苏东巨变之际，二是中国的党史编纂学本身就是承袭自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1945年和1981年两份历史决议为纲，因此历史叙述被提高到攸关政权兴亡的高度。 八〇、九〇年代，中国民间对近代史中诸多陈规旧说开展一系列的反思与论争；新世纪以来，部分档案公开、海外史学著作的引入以及网路的开放性冲击了过往单线条的历史叙事范式，许多宏大叙事先后祛魅，从特定思想和言论衍生和解释的“党义经释学”影响力一落千丈，这显然影响了官方“得天下之正”的历史合法性，官方在“话语权”危机焦虑下党义宣教工作强化复归，在百年庆典之前数年就是如此，以下举冰点事件、炎黄春秋案和新清史论争三个案例。 新清史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 第一，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文章分析圆明园悲剧中双方的应对得失，以及当时历史教科书未提及的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极端行为，感叹历史教育中为学生灌输的“十九世纪以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片面化”的思想定势危害之深，却被宣传部门指责为“否定近代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虽然当时双方未出现历史虚无主义一词，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代表的颂扬“改革”的现代化史观对颂扬“革命”的官方旧论的冲击可见一斑。 第二，《炎黄春秋》的换血。文史杂志《炎黄春秋》原本是胡赵旧部所掌握的言论平台，杂志以倡导政改和反思左祸为特色，对诸多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颠覆了官方教条，愈发不为宣传部门所容忍，被批以偏概全夸大历史错误、否定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苏联模式的合理性，杂志遂被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直到被接管。《炎黄春秋》与官方史学的分歧在于市场化前后三十年两个时间段断裂与延续的认知与评价，《炎黄春秋》认为市场化前后是天壤之别，强调1978年前后的断裂，官方则以“两个不能否定论”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认为后三十年是对前三十年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2015年的新清史论争。新清史是九〇年代以降北美兴起的一种视野或思潮，将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王朝历史叙事，主张将清史纳入世界历史的研究范畴，认为满洲的族群认同和对不同民族的统治政策而非单纯汉化才是清的成功的关键因素，同时对清适用帝国主义理论，把清对周边民族的规训和治理看做一种类似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行为。新清史将清从传统的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框架中挪移出来，冲击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叙事，其满洲因素、内亚视角和族群主权的论调不断被中国学界回应与质疑，其中越往后掺杂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批判，尤其是涉及族群关系和边疆治理的话语越来越被解读成对当今中国领土合法性的挑战，新清史也就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 纵观以上三例，生造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只是为捍卫党史编纂学的稻草人和假想敌，在这种黑白二分和标签框定的猎巫思路下，对修正、变更或查证所谓历史定论的言行会被视作离经叛道，轻率地将学术问题和政治忠诚相关联。颇有见地的著述被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其根据无非是官方既定的结论被新披露的可靠资料和学者考证给证伪了，对于既定认识和结论重新审视，宣传部门不会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发展，而会解读为对自身权威的一次攻势和自身“话语权”的一次削弱，遂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稻草人论证矫正和回复历史叙事权威。 史学成了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 这种权威的历史叙事便是承袭自苏联的革命叙事和党史编篡学。一如二十世纪三〇年代由史达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史学不再是一种求知和探索真相的过程，而是追寻当前合理性的依据，成为现实的进程辩护的致用工具，内容充塞著过时的教条和机械的公式，多元复线的历史进程被决定论的化约为一元、线性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 革命叙事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马克思的五段史观，即中国同样经历了马克思理论中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为了对应上这五种形态，生搬硬套出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于欧洲的奴隶社会、秦至清两千馀年反倒变成了“封建”社会，近代再杂糅出“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趋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相对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此完成自赋的历史使命的论证。 这是把马恩的一家之言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拗曲作直，所谓“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属不同范畴，前者是主权层面而非经济类型的描述，和“社会性质”没有必然关联；后者就是生搬硬套马恩对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性状的概括，秦至清两千馀年都并非奉行“封建”所指涉的贵族政治和领主经济，近代更不可能是什么“半封建”。而官修史书中以此为脉络寻求的“终极原因”——从中共成立到共产革命，从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化转轨皆为“必然”， 这种必然性是从现实倒退回溯，在漫长的因果链中拔高概率，归纳出带有某种目的论色彩的“规律”。 不同于物理学中的一对一必然性的因果，历史学的关系是概率性而非必然性，人类根据切身利益及所处的环境做出选择，人的自由行动无法被设想，人类活动意义正在于不确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被安排好的“规律”中。官修史学长时段必然论的逻辑本质上就是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ation），正如自由主义旗手卡尔·波普尔揭示的，历史过程不具有自然科学的重复性，无法在长时段预见未来发展，历史假说不是全称命题，而是关于个别事件或一些事件的单称命题，试图找寻（长时段）必然关系可谓是缘木求鱼。 历史叙述本身就该存在著多元的省思与对话，而非诉诸一锤定音的权威裁定，革命叙事和党史编篡学作为官方认可的叙事架构，“话语权”为少数人所垄断，使得史学“从一个反映生动的现实和表达个性的学科，转变为对过去历史的毫无生气、千篇一律的解释”，这种情势下大概率是对史实的背离和对历史价值的消解，在欧威尔式的环境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驳注定成为一场悖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即便是在被各种不明力量层层遮罩、删除之后，2万海航职工公开举报董事长陈峰的消息，周一（7月5日）依然被外界获悉。 有意思的是，举报人指出，从2018年到2020年期间，海航在被迫变现3000多亿资产化解内部流动资金危机的同时，还不忘拿出百亿兑付一些领导、海航高层、包括其亲友们购买的海航集资本息。而数以万的普通海航职工不但集资款返还遥遥无期，连基本的工资都无法得到保障。 另一个细节是，海航员工在6月30日集体公开举报，而一股不明的力量，则硬是将这个数万人都心知肚明的丑闻成功的遮罩了一周，直到6天后才被外界获悉。 这一幕很眼熟。 当然，消息一出，也有人立即帮陈峰洗地，大意是说，陈峰多年礼佛，他不但本人是虔诚的佛教徒，连海航的高层，也都被陈峰带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于是，佛系治企，成了常态。而兑付那些权力关系户的百亿集资款，也只是他信奉与人为善处事哲学的结果。 这逻辑很清奇。我不知道陈峰是不是真的信佛，但我看过《西游记》，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孙悟空一路除妖降魔，最终取得真经，师徒4人加一头畜生都修成正果。 但细细数来，那些为非作歹的妖怪，很多都大有来头。不是仙家的坐骑，就是大神的宠物，如甚么狮子精、白鹿精、金毛吼、鲤鱼精、玉兔精等。 这些妖怪们即便是创下捉唐僧要煮要炖的大祸，最后也会被仙家大神们领了回去。只有那些草根的妖怪们，基本上都是一棒子打死了事。 这个两个事情放在一起翻译，就是说领导们、甚至是领导的坐骑、宠物们都是有免死金牌的，何况还只是一点本本就是他们自己的钱？ 但我总觉得哪里没对！难道陈峰是跟著《西游记》学的佛？ 这封举报信为甚么会触动很多人的神经？我认为，是此前已经有过恶劣而残忍的先例。 27年前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在生死一线之际，有人高喊，“让领导先走”。于是，原本是为领导表演的孩子和老师们坐下了，就再也没能起来。 325名民众惨遭烧死，其中288位死者是孩子。 虽然陈峰没有恶劣到如此程度，但两件事的内在的逻辑却完全一致。 此外，早在79年前，党的忠实粉丝、作家王实味就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然后，他就被党关了4年，并最终用刀砍断脖子，扔进了枯井。 至于毛泽东和他的高级战友们长征途中的星期五生活会，众多虔诚的女红军、被征用的民间女子让党的高级干部挑选玩弄，都清楚地彰显了“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用”的逻辑，一直是党的基因。 还好，传说中的万亿海航终于还是破产了，留下烂帐无数，这个锅总得要人背。王岐山太忙，没空背；海南省政府太精，不想背；王健死了，无法背；陈峰不背，谁背？ 在这种背景下，也许就明白了陈峰的逻辑——党啊，请手下留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7月1日，中共庆祝建党百年，在天安门广场摆出的庞大阵势完整且完美地复制了朝鲜景象；而习近平的讲话罕见用上了“头破血流”等暴力语言，紧接着，有战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呼啸而过，这被国际上解读为纳粹德国场景。总之，符合当代戈培尔 — 王沪宁的极权主义美学，这是他的一贯倡导。天安门奢华的百年党庆，王沪宁应是总策划。 天安门城楼上的另一个景象无意间也复制了朝鲜，那就是没有外宾，零外宾！外国的贺信、贺电很少，当局公布了30个国家的名字，大多都是非洲、中东国家，以及少许亚洲国家。而且，这些贺信贺电都是通过中联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对外恳求和索要得来。 这证明，习近平执掌中共之后，连年推行的对外威胁和战狼外交终于“成功”达到独步天下的境界。孤芳自赏，自娱自乐，自嗨。当今中国，正跨入继朝鲜之后最封闭的国家行列。 与此同时，美国民间机构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在受调查的17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和习近平的反感情绪大幅上升，平均高达69%以上，再创历史新高。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并不妨碍中共大搞百年党庆，并向世界秀肌肉、显摆硬实力。就在源自武汉的大瘟疫肆虐全球，就在世界舆论的一片挞伐和追责声中，中共在戒备森严、草木皆兵的紧张空气中度过百年。 挺过百年的中共，算不算得上成功？当然。只不过，并非正义的成功，乃是邪恶的成功。上世纪二十年代，由十几个人成立一个政党，绝对不止共产党一家。然而，能够成气候的，少之又少。中共的成功，说得上偶然、侥幸、“撞彩”。这些偶然源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中共勾结苏联，暗通日军，制造内乱，趁乱夺权。 说到成功，秦始皇算不算成功？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刘邦算不算成功？开创汉朝四百年；成吉思汗算不算成功？灭亡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国家；努尔哈赤算不算成功？灭亡中国，建立外来政权长达267年。然而，在人类历史上，他们究竟留下了什么？功勋还是屠杀？文明还是野蛮？ 环视近代各国，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红色苏联，先后都堪称成功。但它们的结局又是什么？ 欧美国家之所以稳定下来，并不断迈向文明和成功，就在于及时把国家主权转移到人民手上，让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主权在民；持续把国家力量转化到行善的方向，对内和解，对外和平；最终建立起稳定的民主与宪政，永固自由与人权。 中共度过百年表面上成功，但他们未能善用他们的成功，不是行善，而是作恶，而且作恶至今。这就决定了，成功的同时也为失败奠基。中共的一党专政，一部逆淘汰机制，坏人当道而好人出局。反映到外部，就是拒绝行善，比赛作恶。 中共当政，要人治而不要法治，要纪律而不要法律。这套体制，注定没有可持续性。中共靠暴力起家，靠暴力维持，维持政权的成本之高，观古今中外，莫能望其项背。纵使它耗尽国力，用之于维稳，穷其极限，又能持续多久？百年中共，成功是偶然，失败是必然。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为庆祝建党百年，使尽了吃奶力气要做到万无一失，为此说了更多的谎言，摧残更多的人权，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为了防止香港人的七一怒吼，在6月中旬就迫不及待喊出，叫嚣“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是毁坏一国两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 这位中共高干情急之下泄露了天机，等于承认中共就是“一党专政”，并且为“一国两制”与“一党专政”画上了等号。中宣部发现这位老兄失言，在新闻稿中删除了这句话。然而如果承认骆惠宁失言，是不是表示香港人可以喊“结束一党专政”？还会损害骆惠宁在香港的权威。于是中共在香港又恢复了这句话，在其他地方则一律删除。因为也只有在香港，香港人常常痛斥“一党专政”，而在其他民主国家，似乎已经对此见怪不怪的相当包容，这也是中共得以得寸进尺，要将一党专政“全球化”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掩饰一党专政的丑恶本质，6月下旬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内容没啥新意，继续声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并称中共“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监督”。 民主党派的经费、党工的薪资全部仰赖中共提供，党员人数多少也由中共决定，加上有些负责人还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出任，如果不“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要说饭碗打破，恐怕连肝胆相照的肝胆也要被人工移植到他人身上。他们情愿做尾巴党固然可耻，中共的作为更加无耻。 在一党专政淫威之下，一些马屁精高喊“共产党万岁”，甚至要除下口罩冒着武汉肺炎的风险到天安门广场山呼万岁。声称“我将无我”的习近平，也赫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没有消失于无形。我将无我？我将变成皇帝。 因为“爷爷”毛泽东而得以高升为将军的毛新宇，在2011年中共90周年时题词祝愿中共“长命百岁”，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网络敏感词被禁止，因为依照他的愿望，今年中共就要翘辫子了。中共好不容易杀人吃人撑到一百岁，理应祝他万岁，怎么只是百岁为止？对习皇上更是大不敬。因为比袁世凯还不如也。袁世凯好歹还有个“洪宪”的年号。只是中国年轻人躺平之后，如何能够为他善颂善祷呢？且不说习近平在国内外到处树敌。 中共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的继女瞿独伊荣获“七一勋章”，大概要挽回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被鞭尸对中共的恶劣影响。可怜毛新宇什么都没有得到，避免闹出丑剧出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科技产业媒体《The Information》于6月3日指出，受到中共当局加强审查等因素影响，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Tesla）在中国5月份约9800辆的订单，与4月份的18,000多辆相比几乎减半，而3月份销量则多达21,000辆，从而导致特斯拉股价下跌超过5%，跌至每股572.84美元，相对今年1月29日的高点暴跌了超过35%。在此之前，特斯拉股价几乎已经跌了两个月。 订阅制网媒典范《The Information》，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为号召，在专业界具有公信力。该篇报导指出，特斯拉上海厂每年能生产近50万辆电动车，市场以中国为主，也包括部分亚洲以及欧洲国家。然而特斯拉近期在中国面临不少考验，包括因安全因素进行召回、涉及车祸疑案、涨价招致民怨、投诉品质问题、数位监控疑云，以及来自民间、媒体以及官方等公关危机。 此前，美国《CNN》5月中旬报导，特斯拉4月份在中国销售情况远不如预期。报导引述中国电动车产业专家指出，3月至4月期间，特斯拉的中国销量骤降超过六成；新投保的特斯拉电动车从3月份约34,500辆下降到4月份不到12,000辆。这些数字与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乘联会）报告相符。 销售数字欠缺公信力 诡异的是，6月8日乘联会另发布数据显示，特斯拉今年5月份在中国的销量有21,936辆，与4月份的11,671辆相比，竟然成长高达87.95%；在“包括出口”的批发销量方面，5月份达到33,463辆，比4月份的25,845辆成长了29.48%。 对此两组销量数据的明显差异，有舆论指出中共当局出手帮特斯拉“揭穿谎言”，似乎急著为特斯拉“澄清”前景可观？许多则认为特斯拉近期真实销量数据仿佛“罗生门”，真相不明。 多年来中共极力拉拢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Elon Musk）赴中设厂，于2017年在上海自贸区提供低利贷款与极低价划地设厂等超级特惠条件，除换取百分之百在中国采购相关零组件之条件，并且得以取得技术，加速扶植中国电动车品牌以及供应链。 2019年初，马斯克与上海市长应勇共同主持特斯拉上海厂奠基仪式，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去年特斯拉上海厂开始量产，据悉从去年5月之后，月销量从未低于一万辆。因为中国市场的亮眼成绩，马斯克一度站上世界首富之巅峰。 去年特斯拉在中国卖出13.73万辆电动车，营收高达66亿美元。美国股市资讯显示特斯拉今年首季销量与利润超乎意外，然而美国罗斯资本（Roth Capital Partners）分析师艾尔文（Craig Irwin）也提醒市场别太乐观，指出特斯拉今年首季获利除了来自中共持续补贴与税率优惠，还加上卖掉不少比特币，实际业绩低于预期。 虽然看似风光获利，事实上今年上半年特斯拉在中国仿佛洗三温暖。 特斯拉在中国洗三温暖 美国《华尔街日报》于3月19日报导，中共当局对特斯拉进行安全评估，发现车内摄影镜头、感测器等设备能持续取得环境资讯数据，让中共有泄密之虞，因此禁止军方、政府机构和特定国企人员在工作与居所驾驶特斯拉。 马斯克为此迅即在3月20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视讯会议，急忙表态特斯拉绝对不会从事“间谍”行为，否则将关门大吉，在任何国家都一样。 接著在中方安排下，马斯克于3月23日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专访表示“我对特斯拉在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并且盛赞中国：“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并能履行永续能源的承诺。” 对此现象，美国《CNN》冷眼戏称马斯克加倍试图赢回中国芳心，因为特斯拉过去几年享有中共施予的“特惠待遇”，但是“最近几周却惨遭猛烈批评”。 4月19日上海车展开展首日，特斯拉又被卷入一场“车主维权”风波，一名自称特斯拉车主的张姓女子，身穿印有“煞车失灵”的上衣跳上特斯拉Model 3车顶大喊“特斯拉煞车失灵”，宣称2月驾驶特斯拉刹车失灵导致车祸，危及家人性命。 不寻常的是，4月20日中共《新华社》、战狼官媒《环球时报》，以及中共中央政法委，竟连番发文批斗特斯拉，大量网民随即起哄，几乎再度酿成“反美帝”事件，不久迅速平息。岂料事隔多日，张女改称整起“特斯拉煞车失灵”事件都是她编的。 经过几起风波，特斯拉被中共当局要求交出行车数据，其实为配合中共责令“数据储存本地化”，特斯拉早已在中国筹建数据中心，五月份宣布所有在中国销售的特斯拉电动车所产生的数据，都将存储在中国境内。简言之在中国，中共要索取数据，特斯拉不能不给。 大约同时，5月12日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要求外国车厂应将数据存在中国，如要将数据发送至海外，须经官方同意。并且定义所谓汽车数据安全应严控之“重要数据”，包括军事管理区、国防科工等涉及国家秘密单位、县级以上机关等重要敏感区域的数据；高于国家公开发布布地图精度的测绘数据；汽车充电网的运行数据；道路上车辆类型与流量等数据；人脸、声音、车牌等车外音视频数据；国家网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的“其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数据——此规定发布后，特斯拉立即公开表态支持。 特斯拉近半年来在中国的际遇，有如在重重迷雾中乘坐云霄飞车，前景不明，身后又冒出大量中国电动车追兵，加上中共不时亮出警告黄牌，政治风险难料，马斯克对特斯拉在中国之布局转趋保守、迅速降低对中国市场之依赖，将不会令人意外。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关注时局之平衡资讯与风险扩散效应。曾任网路行销投资高管。台大政治系毕业、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于哈佛大学研修电商课程，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