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主賣房突然少了幾萬澳元！澳洲預算新政還沒實施，市場已經先變了
2026 年 8 月 10 日
上海封城，上海大亂。幾個星期下來，強制清零的結果，確診陽性的人數，不減反增，從每天幾百例、上升到每天幾千例、每天一萬多例。人們不禁要問：如此極端的「動態清零」措施，真的有效嗎？就算過段時間確診陽性人數下降，真的就是「動態清零」的功效嗎？實際上，這波變種病毒奧密克戎，在其他國家呈現的趨勢：來勢迅猛，但危害輕微，並自然消退。 中共當局加諸於上海的新一輪封控手段，其目的與效果的自相矛盾和不可思議，就連普通市民都看得出來： 一方面，強制把民眾封鎖在家，聲言是為了減少群聚感染；但另一方面，又強制讓他們頻繁做核酸檢測，動輒大排長龍、人頭攢攢，哪怕天寒地凍之日，由此人為增加群聚、受寒、密切接觸和感染的機會。一方面，聲稱防疫抗疫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健康與生命；但另一方面，強令醫院關閉、康復中心關閉、甚至連急診室都關閉，導致民眾不能正常就醫，危重病人更是坐以待斃，恰恰危害了人民的健康與生命。一方面，城內居民短缺糧食和菜肉，淪於飢餓；但另一方面，外地運送糧食和菜肉的卡車卻被大量堵死在上海郊區，無法進城，借口也是嚴格防疫和嚴格檢測。 中國網民流行一句話：「只要不是新冠死，你怎麼死都沒關係。」這句話，生動總結了「上頭」的意思。這個「上頭」，並非指上海當局，而指發出最高指示的北京當權者。這是一場對決。在醫學上，是鍾南山模式對決張文宏模式；在制度上，是中國模式對決西方模式；在政治上，是中南海模式對決上海模式。 鍾南山模式，出自廣州腐敗醫師鍾南山，一切揣摩上意，不惜放棄醫學和科學常識，以上意為準，把醫學和科學倒過來當作政治工具，為上意服務，一如毛澤東的大躍進運動。從最早的「不會人傳人」到後來的一刀切封城，「應收就收、應燒就燒」，都是鍾南山模式的痕迹。張文宏模式，出自上海良心醫師張文宏，一切從常識出發，尊重醫學和科學，不唯上，不唯權，因地制宜，對症下藥，一邊防疫抗疫，一邊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與工作。 中國模式，就是完全封城、徹底清零、幻想拒病毒於城門之外；西方模式，則是政府調控、但尊重人民權益、學會與病毒共存並逐漸戰勝病毒。中南海模式，所謂「動態清零」，實際上就是極端清零、政治清零、病態清零；上海模式，就是分出重點區域和非重點區域、滾動式篩查，儘可能保持人民生活、社會秩序和商業經濟活動如常進行。 在過去兩年，張文宏醫師說真話、實事求是、尊重醫學和科學的建言，得到上海當局的尊重，以至於，在防疫抗疫方面，上海領先於中國其他大城市，相對安寧有序；然而，近期，變種病毒奧密克戎襲來，北京介入，風向驟變，強制封城，強制清零，上海大亂。每日呈現的各種亂象和悲劇，怵目驚心，震驚國內外。 政治取代科學，外行領導內行，黨領導一切，其實，這是文革模式，正是這些年中國人擔心的倒行逆施，終於迎來又一波狂潮。文革模式，不僅以宏觀姿態降臨上海，而且以具體形式表現在街頭。遍布上海街頭的大白們（身披白衣的各色防控人員、軍人、特警、「志願者」等）以防控為名，以專政者自居，動輒恐嚇民眾、任意抓走民眾、甚至大打出手，對民眾拳腳交加、暴力圍毆。 所有這些，都是當年中國人熟悉的文革場景。而在山東省菏澤市，甚至出現專政者給民眾剃文革髮型：「陰陽頭」 — 把違禁外出的居民按在地上，強行剃陰陽頭，以示羞辱，同時也滿足專政者們的變態取樂心理。時隔半個多世紀，深植於中國社會的這種變態心理竟絲毫未變。 大瘟疫爆發以來，發生在中國的種種悲劇和荒誕劇，充分展示：在一黨專政的國度，政治有多麼可怕！政治挂帥，政治壓倒一切，壓倒醫學與科學，壓倒人民的生命與健康。還是那句話、還是那個理：制度之惡，制度之殤。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文革時有一部家喻戶曉的電影《戰上海》講的是中共如何打下上海。如今中共又開始了一場對上海的戰爭。這場戰爭名義上打的是病毒，實際上打的是居民。上海突然隔江封城，繁華的上海瞬間成了死城，除出呼嘯的警車，空無一人。封街堵路，隔離板鐵絲網，大樓拉上電網，家門被電焊封死，由此種種人間慘劇刷屏了社交媒體，幾百萬人押上大巴被集中隔離，封鎖在家的跳樓的跳樓，上吊的上吊，不治而亡者難以計數，而所有的死者幾乎都非死於新冠病毒。 上海是中國最文明的城市，全國性的防疫做得最好也是上海，即使在新型病毒奧密克戎傳播之下，不象其它城市一樣一鍋揣的清零，而精準防疫針對性的進行篩查。民居生活與經濟都不受影響。這一方面是上海人的素質，更得益於上海有一個張文宏醫生。他多次強調：我們抗疫不能再以行政的方式進行，要以科學為手段。要學會與病毒共存，參考西方防治的經驗走出自己的路子。作為防疫專家上海醫療救治組組長，對上海的防疫起到關健性的作用。但因為他的精準防疫與習近平的動態清零政策不同，觸怒了習近平於是不顧上海的有效防疫，強行派出督導組到上海進行清零防控，當即宣布隔江封城，免去了張文宏醫生的醫療救治組長的職務。上海人民曾經說過，武漢人沒有保住張文良醫生是武漢的不幸，我們上海不能失去張文宏醫生。但是人民的心愿往往是獨裁者的心頭大患，非去掉張文宏醫生不可。 對於習近平來說，清零政策幾同他的政治生命，中國防疫是他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如果失敗就是他的部署失敗，指揮失敗。在前一階段的防疫中，習近平利用了只有專制政權才可以運作鐵桶一般的殘酷防疫措施，相對西方自由社會鬆散的人心化的防疫確實起到了作用，與西方各國大面積的感染相比中國的感染人數幾乎到了絕跡的程度。中共自吹勝利譏笑西方，等著「抄作業」。豈不知道中國的防疫再好也是西方不可抄，不能抄的。西方國家最終科學地走出了自己的路子，特別是在傳染性特強的奧密克戎襲來時，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政策，使全民免疫走出了病毒的陰影。而習近平並沒有適時地調整政策，感染人數爆增之下，仍然強調堅持動態清零，並通過衛生部長高強之口說我們對付病毒不是妥協而是鬥爭。黨報也表示對病毒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把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放到科學防疫中來。在這樣的政治炮轟下，上海沒有被病毒打敗，卻被政治炮轟得稀巴爛。 當年中共炮轟上海，上海成為廢墟，七十多年之後又以防疫之名炮轟上海，讓上海市民飽受隔離之苦，經濟遭受癱瘓。而這一切皆由於習近平的好勝與偏執之過，也有無數的惡人借惡行惡，種種殘暴，冷血，惡作劇公然於世，讓中國最文明有著二千四百萬人口的城市，淪為野蠻的社會。享受著物質文明歲月靜好的居民，瞬間成為疫情難民。上海人有詩： 「昔日的繁華褪盡 一疫封喉 魔都穿上了制服 空氣中飄滿了奴役的肅殺」 災難之中的上海人應該醒悟，只有文質文明而無政治文明，災難隨時會降臨，而你們無搏雞之力與此對抗，只能任隨惡人無法無天，一個小小的居委幹部就可以掌握一個小區上萬人的性命，一個保安就可以控制一樓人的進出。求也無用，哭也無用，罵也無用，告無可告，除出忍受只有自殺。這樣一個政權，這樣一個社會框架不推翻天理難容。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俄烏戰爭從2月24日開始，持續至今。時至4月初，這場網路時代的立體戰爭的態勢如下：戰場上「拖」，將普京陷入戰爭泥潭甚至墳墓的戰略未變；經濟上「熬」，白宮於3月31日再度宣布釋放戰略石油儲備達1.8億桶，美原油價應聲下跌7%，略高於100美元/桶，按拜登政府計劃慢慢投放，可供給至11月，挽救2022年中期選舉的選情；信息戰完勝的烏方陣線從塑造英雄敘事改成痛訴俄軍殘暴。但不像以前那樣，將俄軍退軍這種戰略調整一律解讀為因失敗而撤軍。其中最值得關注是持續一個月的制裁與反制裁，終因俄羅斯宣布自4月1日開始，購買俄羅斯天然氣必須使用盧布導致的歐盟分裂。 天然氣供應為何成了俄羅斯反制裁的王炸？ 根據普京3月底簽署的一項法令，自4月1日起，如果俄羅斯的48個「不友好國家和地區」不用盧布支付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後果自負。面臨選擇的，包括美國和歐盟27國。 這一法令公布後，歐盟想就此事以投票表決的方式達成一致，拒絕普京的提議，結果匈牙利一票否決。這意味著，歐盟還不能以整體的名義拒絕使用盧布結算天然氣。 2月底西方發起全面制裁之初，其中將俄羅斯踢出Swift系統被視為「金融核彈」，評論認為在這枚「金融核彈」的轟擊下，俄羅斯經濟將土崩瓦解。其中的「大殺招」則是美歐盟禁止俄羅斯使用歐元和美元進行貿易支付，結果俄羅斯祭出的反制殺招是要買天然氣，就得用盧布支付。 西方左派政府的領導者與智庫都長於選戰而拙於治國，在國際社會的縱橫擺闔中，左派陣營一向只看自己手中的王牌與敵方的弱點，基本不考慮自己的弱點與敵方手中可能擁有的牌，左派陣營的媒體的宣傳強化了這種認識。歐美這次兩大失算，首先是忽視了Bricks這個國際經濟平台的悄然政治化，尤其中美貿易戰後中國準備與美國脫鉤的未雨綢繆；其次是沒考慮歐盟成員國的經濟不是資源依賴型就是市場依賴型，不少甚至為二者兼具，歐盟的「帶頭大哥」德國就是資源依賴兼市場依賴的雙料國，而且對俄羅斯的天然氣依賴，由於對方是世界第一天然氣供應大國，加上運輸的特殊性，急切間難覓替代供方。 以下歷史與現實數據很說明問題：按天然氣出口量計算。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出口國，每年出口227.031十億立方米；美國位居第二，年出口量為131.852十億立方米卡達每年的出口量為125.147十億立方米，是天然氣的第三大出口國。每年出口3.549十億立方米的中國排在35位。 在追求綠色能源多年，甚至發明出碳排放權額度交易的歐洲，天然氣成了剛性需求（Inelastic Demand，簡稱「剛需」）。所謂「剛需」，是指在商品供求關係中受價格影響較小的需求，與其對應的是「彈性需求」。從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剛需」就是必須要有的東西，替代性很弱常見的剛需用品有住房、食鹽、小麥、大米、各類蔬菜等。 當然，西方左派數典忘祖，全然忘記了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著名的全球化問題專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家、邊緣-中心論學說的主要貢獻者薩米爾·阿明的教導：「世界資本主義，是一個以富裕國家為基礎的寡頭壟斷統治，通過五種壟斷 ——技術控制，自然資源獲取，金融，全球媒體和大規模殺傷性手段來維持其統治，並且由此生出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主權論。也因此，他們沒想到俄羅斯在天然氣供應方面擁有自然資源主權。 因為上述認知，歐盟從一開始就希望保留從俄羅斯繼續進口天然氣，因為這是關係到民生與經濟的剛需。但是，認為自身永遠正確的歐盟肯定是不願意接受俄羅斯的條件的，可天然氣又不能不買，於是歐盟委員會在4月1日當天向全部27個成員喊話，要求各國不要接受普京的要求，呼籲大家「團結起來」，既然當初簽署的能源供應合同明確規定用歐元和美元支付，所以必須按合同寫的來，其還揚言歐盟將對俄方進行「統一回應」，結果被匈牙利一票否決。 歐盟內部就取消俄天然氣進口的分歧 這次的分裂，與2015年難民潮時期歐盟的分裂原因完全不同，除波蘭、捷克、波羅的海三國糾結於對俄羅斯的歷史恩怨之外，其他歐盟國家對俄制裁的態度與自身對俄羅斯天然氣依賴度成正比，依賴度高的，反對能源制裁；依賴度低的，支持制裁。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2021年，歐盟從俄羅斯進口了1550億立方米天然氣，約佔歐盟天然氣進口量的45%，占其總天然氣消費量的近40%。在歐洲的主要經濟體中，德國約50%的天然氣從俄羅斯進口，義大利這一數據的佔比為46%，法國對俄羅斯依賴程度較輕，只有25%的天然氣依賴俄羅斯供應；芬蘭、塞爾維亞和拉脫維亞等國90%左右的天然氣從俄羅斯進口；一些較小的歐洲國家則完全依賴俄羅斯，例如北馬其頓和摩爾多瓦。 也因此，自2015年難民潮以來在反對接收難民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的「維謝格拉德集團」這次發生嚴重分裂。維謝格拉德集團成立於1991年2月，由捷克、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四國組成的區域合作組織，因首次會議在匈牙利城市維謝格拉德而得名。這一次，四國分為兩派：波蘭與捷克堅決主張制裁，波蘭總理成為歐盟內部最堅決的對俄制裁者；匈牙利與斯洛伐克則同意用盧布購買俄羅斯天然氣。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近期多次就俄烏衝突闡述該國立場，明確表示反對歐盟將對俄制裁擴大到能源領域，同時禁止通過本國領土向烏克蘭運送武器，受到了捷克和波蘭官員的批評。 還有國家在制裁與本國正常生活中考量，痛苦地抉擇。比如對俄羅斯壓力感受最大的波羅的海三國4月2日剛宣布拒絕盧布支付，但不到24小時，拉脫維亞天然氣公司 （Latvijas Gāze） 宣布正在考慮以盧布支付俄羅斯天然氣的可能性：「根據第一印象，俄羅斯盧布的結算程序並未正式違反制裁製度，而且是可能的」。 在匈牙利消費的天然氣當中，俄羅斯天然氣佔比達64.1%。匈牙利官方數據顯示，85%的匈牙利家庭是用天然氣取暖的。4月1日，匈牙利領導人歐爾班說明了不抵制俄羅斯天然氣的主要原因。他表示，美國能源價格高昂，匈牙利不可能用它來代替俄羅斯廉價天然氣，這對匈牙利來說無外乎是自我毀滅。 只有兩個歐盟國家有準備，一個是希臘，據資料顯示，希臘40%的天然氣和26%的石油從俄羅斯進口，早在俄烏戰爭發生之初，希臘能源部長斯克雷卡斯表示，希臘天然氣供應商已經安排了額外的天然氣供應渠道，已經與亞塞拜然和阿爾及利亞簽訂了供應合同。 保加利亞的天然氣有80%來自俄羅斯。該國從2011年開始，IGB項目是一條天然氣管道，將從希臘的Komatori到保加利亞的Stara Zagora，長達113英里。但它的結束是在最需要的時候。保加利亞將成為歐洲的一個先鋒，成為首批減少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歐洲國家之一。隨著歐洲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尋求替代能源選擇，該管道是一個歷史性的步驟，將有助於使歐洲大陸的能源進口多樣化。 芬蘭VR集團（芬蘭國有鐵路公司）的物流分公司VR Transpoint響應對俄羅斯的制裁，於3月27日暫停了與俄羅斯的鐵路貨運交通。在暫停三天後，VR集團宣布，從3月30日起恢復芬蘭與俄羅斯之間的鐵路貨運交通。重啟兩國間鐵路貨運業務的決定是該集團與英國當局進一步協商的結果，經澄清，制裁併不適用於VR集團的合同和協議。 歐盟制裁俄羅斯：殺敵一千，自傷一千二百 這一輪制裁是美國吹號角，歐盟積極響應，事先並未經過深思熟慮的西方國家集體大行動。 吹號角的美國是個資源、農產品均能自給的國家，制裁俄羅斯於自身影響不太大。但歐盟基本屬於資源、農產品對外高度依賴的經濟體，而且其中對俄羅斯的天然氣依賴極強。按道理來說，歐盟不應該事先只想著痛打俄羅斯的「七寸」時的勝利感，卻不想好自己的「命門」也在對方手中。這種忽視自身弱點的「料敵機先」必然導致上述被動局面，最後成了波蘭總統莫拉維茨基批評的局面：一些歐盟領導人「將制裁當做他們不作為的煙幕」，「西方國家目前為止對俄羅斯的制裁根本不起作用，盧布匯率就是一個證明」。 俄羅斯財政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今年 3 月俄羅斯出口石油烏拉爾的平均價格為每桶89.05美元。2021 年 3 月為每桶 63.62 美元。與開戰前相比每桶凈利潤多25.4美元，等於漲了40%，每天多賺2億美元，一年多700億，等於軍費翻倍，估計這仗還能打很久。盧布還是一樣的盧布，但是美元卻弱化了。 關於本輪制裁，我想還是用哥倫比亞大學薩爾茨曼戰爭與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員理查德·哈拉尼亞（Richard Hanania）的一段研究結論做為本文結語。在《無效、不道德、政治便利：美國對經濟制裁的過度依賴以及如何應對》（Ineffective, Immoral, Politically Convenient: America』s Overreliance o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這篇研究報告中，他在研究過美國制裁的兩打以上國家的樣本後，總結說：「在理論上，制裁是為了實現地緣政治目標。因此，即使制裁者付出了人道主義成本，但他們是否有可能從實現國家安全目標的角度出發？最好的研究表明，制裁不僅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並最終造成生命損失，而且即使按照政策制定者設定的標準，制裁也會失敗。此外，過去幾十年的研究表明，經濟脅迫更可能適得其反，而不是促進民主化和尊重人權等美國政治目標。」
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已經兩年多時間。如今，隨著疫苗的普及，世界各國陸續解除疫情限制，各國民眾的生活相對恢復常態。但在一直嚴格實施病毒清零政策的中國，卻不斷傳出一些城市或地區封城的消息。3月底，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封城，大概顯現了中國疫情走向的一個高潮，因為在此之前，深圳、長春等城市先後採取了封城措施，中國21個省市和自治區都出現疫情。上海封城之後，中國的防疫抗疫向何處去？對此，旅美政治評論家陳破空先生向我們闡述了他的看法。 問：從今年3月28日開始，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突然宣布封城，隨後出現了一些混亂，如搶購，打架，市民逃亡，當局甚至出動了民兵，為什麼每當中國封城，都會出現混亂，是否說明當局準備不足？ 陳破空：對，大瘟疫都已經兩年多，這兩年多中，中國不斷出現封城，其中包括武漢、西安、上海、深圳等，每次封城都出現了大量的亂象，不僅是當局準備不足，而且是政策自相矛盾。另外，對情況也估計不足，總以為疫情已經過去，或者以為是中國防疫、抗疫成功，都過上了正常生活或者歲月靜好。但是事實證明疫情一次又一次的反撲，恐怕在多方面證明，包括中國的這些醫療的無效、或者核酸檢測有問題，還有政策-包括清零的政策-恐怕也不靈驗。所以這些綜合情況下，每一個地方宣布封城的時候，都是出現大量的亂象，搶購或者打架、或者市民逃跑，這些亂象都難免，即便是相對秩序比較好、比較文明的上海，都出現了驚人的亂象。這一方面也說明：當局的政策開始文革化，動用民兵就是這個標誌。極端的封城、極端的管控措施，是一種文革化的表現。動用民兵，可以說是已經很多年不見了，就使人想到了文革時代、毛澤東時代。說明現在習近平當局走的仍然是一個倒退的路線，用舊的方式來對待新的情況。 問：上海以精準防控著稱，但是目前也走到封城的地步，這是否體現了中央政府與地方當局的矛盾？ 陳破空：這裡既體現了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的矛盾，也體現了科學防疫、還是政治防疫的矛盾。因為上海地方政府就在3月26號還信誓旦旦地表示：上海不會封城、也不應該封城。市民都以為說，通過各種各樣的封控措施，該解封了。結果到了第二天，3月27號突然宣布封城，分兩步：浦東和浦西。這證明是受到了北京中央政府壓力，說明地方政府扛不住中央政府的壓力，做了不情願的事情。另一方面，精準防控是上海良心醫師張文宏提出的模式，在過去兩年證明，跟全國各地相比比較成功。後來去年又發生了爭議。張文紅醫生說，病毒與人類長期共存，就提出了新的思維，這就像歐、美防疫、抗疫模式一樣。但沒想到，卻受到中共的左派、極左派、尤其是來自於習近平、習家軍方面的圍攻，黨媒、黨報的圍攻。這個圍攻之下，就看到上海執政的李強-儘管是習家軍人物-他也保護張文宏。但是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張文宏受到圍攻，最近還被撤職。也就是說，以上海張文宏醫師為樣板，有一個模式；在廣州，有一個鍾南山模式，鍾南山，也就是封城、政治領導這個模式，就是科學防疫，還是政治防禦？那麼最後看，就是政治防疫站在上風，鍾南山的模式佔了上風，也就是說，習近平的模式佔了上風。最後就是政治代替科學，政治代替醫學，外行管理內行。所以當上海撤職了張文宏，圍攻了張文宏之後，精準防控就不靈驗了，就用上了那一套反科學、反醫學的政治防疫模式。就是習近平的動態清零或者極端清零，所以最後上海也難免（受到）極端政策、極左政策的浩劫。 問：中國在防疫抗疫過程中，動輒採取大規模核酸測試，建立大量的方艙醫院，這些手段是否有用，還是另有原因？ 陳破空：現在看來，中國這種動不動就大規模的核酸測試，大建方艙醫院，跟它本身防疫抗疫的目的相矛盾，因為防疫抗疫是說：要保持距離，要儘可能清除病毒、減少傳染。但是，中國一發現-哪怕只有一起病例、或者集體的陽性-，就立即進行大排隊、進行核酸測試，而且不斷地核酸測試。核酸測試過程中，我們看到，人們都是絡繹的排隊，到處是排長隊、人擠人，這個本身就是一種聚集性的一種方式，可以導致更大的傳染-群體性的聚集。另外，這些醫生護士也加班加點，以至於有的醫生護士本身都是陽性、本身都在發燒，上級還不讓他們下班，結果他們在過程中，給這些被測試的人群也構成感染。另外，中國的測試模式是口腔測試，不像在歐美國家是鼻腔測試。這種模式也可以說是導致了傳播傳染。所以這個完全是跟它目的背道而馳。同樣，建立方艙醫院，也看到這個矛盾的現象，就是：方艙醫院把有陽性、測試陽性，不管是有癥狀還是沒癥狀的人全部關在一起，而且條件很差，條件很簡陋，很容易（造成）交叉傳染，或者群體性的傳染，這些都跟它的目的相違背。而這些人的下落，最後都不知道是怎樣的處理。 根據一些專家、國外的專家-被邀請過去參加防疫抗疫，最後離開中國、到了國外後透露說：這個大規模的核酸測試、還有疫苗，背後都有貓膩，有中共利益集團的權錢交易、官商勾結，都涉及到背後的經濟利益，甚至涉及到中共高層的家屬和人物，這就是說，核酸是一個產業，疫苗也是一個產業。儘管中國的疫苗已經被證明為無效或者低效，但是仍然是堅持用中國的疫苗，尤其大規模的核酸測試，裡面都是巨大的利益。因為這裡面涉及到-不管是民眾自費也好，還是保險公司出費，還是國家包攬-這些費用背後都意味著重大的腐敗，因為目前的制度下，本來官場就存在重大的腐敗，就在這些防疫抗疫的過程中，這個腐敗也參雜進來，使防疫抗疫平添了一些詭異的色彩。最後受害的就是國民，也就是這些基層的民眾、廣大的人民群眾。所以腐敗，制度性的腐敗，仍然是中國防疫抗疫的一個死穴。 問：中國一直宣稱是抗疫成功的大國，並宣傳歐美國家抗疫失敗，但現在中國疫情大面積反彈，波及半個多中國，中國抗疫模式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 陳破空：中國宣傳它防疫抗疫的成功，主要是通過它的宣傳機構、黨媒黨報；而且它的統計數據跟歐美和民主國家不一樣，它的統計數據是一種政治數據、人為的控制，說是中國整個大瘟疫中，只有4000多死亡，兩年多數字都不變。實際上，這個數字在武漢、在湖北都不成立，因為遠高於它的4000多，恐怕是百倍千倍都不止。但是通過表面上的數字宣布它自己的數字少，而歐美國家、正常國家、民主國家的統計，是重複的統計，把各種病例加在一起，不管是老年癌症、還是糖尿病，只要沾上一點新冠的感染，都算上。看上去，這些民主國家好像死亡數很大，不光是一個真實的交叉的統計；看上去中國的數字很小，而北朝鮮的數據更加是零，零感染、零病例，從表面的數據，他們就得出結論，中國防疫抗疫成功。而歐美國家失敗。但是，看上去現在歐美國家逐漸趨於平靜，不光是疫苗開發的成功，還有就是集體免疫，以及與病毒共存的這種政策，恢復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但是中國繼續堅持（自己的做法），於是疫情一反撲，就是雞飛狗跳、到處封城。在這樣的情況下，現在的情況發展已經證明了中國的防疫抗疫模式失敗，不僅是跟歐美國家對照相比失敗，就是跟同是華人社會的台灣對比，都是失敗，對所謂大國抗疫、中國模式，應該說可以宣告失敗了。 問：習近平的動態清零政策激起越來越多的爭議，包括在中共黨內的爭議，在民間，包括上海，深圳和長春等地也引起廣泛不滿，您認為這種極端清零政策能否持續下去，會不會危及到他個人的權位？ 陳破空：習近平號稱是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他親自拍板的這個所謂「動態親零政策」。實際上，現在看來是「病態清零」，也是極端清零，實際上是完全反科學、反醫學的，是一種政治清零，是一種政治上的考慮，是所謂的「一刀切」，或者舉國體制。以為是制度優勢，但是現在看來，禍國殃民。不僅是沒有有效地制止疫情，疫情一再又一再地死灰復燃，大規模地反彈，而且造成了社會的重傷、經濟的重傷。在社會上，很多人不是因為疫情死，反倒是因為防疫控疫的措施極端而死。像病人不能就醫死亡，或者是有人不能動手術而死亡，或者說有人甚至跳樓自盡。這種死亡數比它的封城或者是防疫抗疫還要多，疫情感染本身的死亡數還要多。所以這些都顯得很荒誕、非常地自相矛盾，但是，習近平為什麼堅持這一條呢，在黨內也激起了爭議，在民間也激起了爭議、憤怒和不滿，深圳甚至出現了抗議。他為什麼堅持呢？我想這是政治上的堅持。他自認為，他不能夠認錯、不能夠說他的政策是錯的，這樣會危及他今年追求的最大政治目標：就是連任，想長期執政。但是這個倒過來，也會危及他的權位，那就是黨內鬥爭，尤其黨內高層的鬥爭。由於他的清零，不僅重傷了中國社會、也重傷了中國經濟，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個季度，每季度都是斷崖式的下跌。到第四季度，更是跌到低點。今年如果疫情反彈，繼續用極端清零政策的話，恐怕中國經濟繼續重傷。這樣的情況下，我想黨內的反習派、黨內的政敵，會跟習近平有一個說法，加上政治老人加進來的話，反過來會危及習近平的權力和權位，有可能使他的連任添變數。但是到目前為止，習近平看上去並不願意改弦易轍，並不願意輕易的認錯，不想讓他成為一個錯誤路線而定義下來。不過，這種矛盾和糾結有可能引發、激化黨內的鬥爭，黨內的矛盾、思想鬥爭、路線鬥爭、權力鬥爭，最後導致今年的二十大可能出現很多的變數、或者 重大的變數，包括習近平能否連任都存在重大的變數。
俄國獨裁者普京狂妄地宣稱：「俄羅斯不在了，還要這地球幹嘛！」這種狂妄，將希特勒甩出三條大街。普京話音剛落，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宛如鼎沸，普京的粉絲們都高潮了。 中國人向來崇尚強權、崇拜暴君，屠戮上億中國人的毛澤東，至今仍是中國人票選的世界第一偉人。俄國入侵烏克蘭之後，普京儼然有後來居上的氣勢，中國社交媒體上有人諷刺說：「中年人一旦把持不住自己，便以為自己是普京，是秦皇，是漢武。他們彷彿成了一地的主宰，幾句談笑聲間，檣櫓就能灰飛煙滅，看人樓起了，笑人樓塌了。」 普京的魅力遠非一般的娛樂明星所能媲美。一個網名為「夏花依舊YZ」的中國女子寫道：「普京的人格魅力無可比擬，連我爸都誇，大半夜起來看新聞生怕普京吃虧，心有猛虎，細嗅薔薇，這樣的男人誰不喜歡。」一個網名為「捌月三」的中國女子則寫道：「優秀又帥氣，之前看他的一個視頻，他在寫作，然後回眸一笑，我直接淪陷了。」更加赤裸裸的表白，是一個名為「TONG_NWA」的中國女子，她激動地寫道：「我也好喜歡，我當場排卵了。」 中國國內如此，海外華人也沒有閑著。某個自稱的資深記者，將普京描述成拯救世界的彌賽亞：「普京在飛機上放置了聖像等聖物，並放有一本《聖經》，飛行時間夠長時，他在天上讀《聖經》，『沒有東正教，就沒有俄羅斯。』普京帶領俄羅斯回歸東正教，目的是重建這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準則。」難道「這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準則」就是對內獨裁、暗殺，對外霸凌、侵略，派軍隊跑到別國去殺人、放火、強姦嗎？ 普京是一名好基督徒嗎？美國維吉尼亞州麥克林聖經教會牧師喬·卡特在《俄烏戰爭為什麼扯上了宗教？》一文中指出，自上台以來，普京曾多次試圖將自己塑造成基督王國的護國公。俄羅斯東正教的牧首基里爾對其亦步亦趨，公開祝福這場侵略戰爭，辯稱這一軍事衝突是與罪惡和外國勢力作鬥爭。然而，並非所有的俄國東正教信徒都贊同這一立場。一個由275名俄羅斯正教神父和執事組成的全球團體不畏打壓，公開呼籲「停止自相殘殺的戰爭」，並申明烏克蘭人民擁有其政治自決權。此外，一個由100多位美國基督教領袖組成的跨宗派教會團體也致函基里爾，請他使用自己的影響力阻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並「禱告和重新考慮你對這場戰爭的支持」。俄國問題專家亞歷克斯·米拉基科警告說：「普京利用傳統基督教是為了政治效果。美國和歐洲的觀察家們最好能看穿這套把戲。」 那麼，為什麼偏偏有那麼多中國人為普京而痴狂，甚至支持其發動的侵略戰爭？魯迅說過，很多中國人是「奴在心者」。他卻不知道，一百年後，中國人仍是「奴在心者」，更有若干中國女子是「奴在卵者」。在中國，有些女人身不由己，被拐賣、被囚禁、被強暴、被當做生育機器，淪為鐵鏈女奴，讓人哀其不幸；而另外有些女人卻是自願為奴，不僅自願為奴，而且自願為性奴，最大的夢想就是「躺平」到普京身邊，接受君王般的普京的恩澤，還洋洋得意地昭告天下。 這些公開宣稱要為普京「排卵」的中國女人，未必都是共產黨員。比起肥胖臃腫的習近平來，普京似乎更符合她們的審美標準：普京是一個上天開飛機、下水抓蛟龍的肌肉男。比起遲遲不敢出兵征服台灣的習近平來，普京實踐了中國人「天下帝國」的想像——雖然俄國侵佔了中國上百萬平方公里土地，中國人卻一點也不恨「老大哥」。 中美兩國退伍軍人會再度交戰嗎？ 支持普京的中國人不僅僅是女性。有一份名為《湖南省常德市參戰老兵自願赴俄前線支援俄羅斯請戰書》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熱傳。這份致當地「國防動員委員會」和「退役軍人事務局」的信件的作者，自稱「我們是常德籍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退役老兵」，因為「北約企圖東擴，威脅俄羅斯和我們偉大祖國的安全」，基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正義而戰，為和平而戰，打擊烏克蘭現政權，為世界和平貢獻力量」，請求當局准許他們去幫俄羅斯打這場爛尾仗。信件末尾，有他們的親筆簽名和手印。 最後一句名言「保衛俄羅斯就是保衛我們偉大的祖國」，讓人不禁聯想到一九二九年的中東路事件：為了維護對中東鐵路的控制，蘇聯悍然出兵中國，殺死和俘虜上萬名東北軍官兵。在這場武裝衝突中，還是地方割據政權的中共中央發出《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的通告，提出「武裝保護蘇聯」的口號。中共積極維護蘇聯利益的舉動，贏得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的讚譽：「中國共產黨號召並組織群眾去進行英勇的鬥爭，去反對自己的政府、中國的軍閥和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在中東路事件中，表示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模範。」中共前總書記陳獨秀則因反對「武裝保衛蘇聯」，而遭到中共開除黨籍。 如今的中共跟當年的中共萬變不離其宗，在諂媚蘇俄上毫無二致。不過，色厲內荏的中國政府大概不敢派遣這批「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老兵去烏克蘭戰場。與這群虛張聲勢的中國退伍軍人相比，美國的退伍軍人卻是真槍實彈走上戰場。美國老兵瓦斯奎茲在推特上傳身穿戰服、站在烏漆墨黑的物體前的畫面。他對著鏡頭說：「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我身後的是什麼，這是俄羅斯坦克，是我們摧毀的第一輛。」他寫到：「這個村莊已經被俄羅斯佔領一個月，俄軍恐嚇民眾、搶走他們的食物。今天我們進來，幹掉7輛坦克和無數俄羅斯人，藉此解放這裡的民眾。」鏡頭外，一名烏克蘭人大喊「歡迎美國人！」瓦斯奎茲在視頻中還大罵俄羅斯人是「廢物」，「俄羅斯人拒絕帶走陣亡同袍，讓他們被流浪狗吃掉。美國人永遠不會把同袍或屍體遺留在戰場。」他的妻子雖然擔心卻仍然支持他，「他這個人就是這樣。他在九一一之後也是做了一樣的事，急著去幫忙，這就是他，他是我的英雄。」 支持俄國的中國人並未死在戰場，卻死在回頭路上。二零一四年，一名崇拜普京的浙江金華男子，帶著兩條金華火腿、兩瓶酒和一張14萬元存摺，千里迢迢來到北京的俄羅斯駐華大使館，準備送上特產和存摺，卻被拒之門外。後來，他狼狽回鄉，在路上從貨車墜落，被周圍經過的車碾壓，當場死亡，地上留下一灘血跡。這算是毛澤東所說的「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嗎？ 在中國，網民有支持俄國和普京的言論自由，卻沒有反對俄國和普京的言論自由。腦性麻痹（腦癱）詩人余秀華髮表反戰詩歌《我乞求詩歌能夠阻擋一輛坦克》，引發不同立場的網友唇槍舌戰。有支持余秀華的網友直言：「腦癱比腦殘高貴。」中國異見人士徐琳在臉書上說：「今天上午發了一個諷刺普京的行為藝術照片，傍晚時國保又打電話來要我刪掉，我沒答應。憑什麼一下要我刪這個、一下要我刪那個？這個也不能說、那個也不能做，我到底出監了沒有？我諷刺普京關你們什麼事？普京真是你爹啊？」是的，普京似乎是習近平的洋爸爸。 魯迅說過：「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修補它，而炮灰資格的諸公，卻總在恭維殺人者。」今天的中國人「面對豐縣，我一言不發；面對戰爭，我拍手叫好」，這是中國式的聰明。無數蝸居、蟻居的中國人，偏偏喜歡為中南海操心，這還不夠，還要為克里姆林宮操心。所以，有些中國人跟共產黨是分不開的。
烏克蘭戰爭爆發後，民主國家齊聲譴責普京的侵略行動。這場戰爭不僅分裂了烏克蘭的國土，打破了歐洲大陸70多年來的和平局面，而且嚴重衝擊了經濟全球化的布局。可是很少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蘇聯解體後俄國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為什麼這個國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進反退，一步步地變成了一個順從獨裁者的社會？譴責、憎惡普京這個戰爭的罪魁禍首是容易的，但對中國人來說，俄國民主化倒退的教訓更值得警醒。 一、俄國民主化的終點：恢復國內專制和對外霸權 自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之後，全世界的專家學者都沒料到，有朝一日，蘇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鼻祖、世界各國共產黨政權的催生婆居然會拋棄社會主義道路；更沒人料到，俄國的民主化居然最後通向了沙皇式統治，俄羅斯重新走上了窮兵黷武、稱霸東歐的傳統霸權主義道路。 1991年8月，蘇共高層的一批官員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正把蘇聯引向危險的道路，因此組成了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政變，軟禁了戈爾巴喬夫。結果絕大部分蘇共黨員和各級幹部卻站出來反對政變。事後，由蘇共黨員組成的蘇聯國會（蘇聯憲法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最高蘇維埃」）投票決定，禁止蘇共在蘇聯的一切活動。一夜之間，統治蘇聯74年的唯一執政黨蘇共被蘇共的國會取締了，以蘇共總書記身份擔任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礎。 隨即蘇聯的3個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共和國的總統們一致同意，依據蘇聯憲法從蘇聯獨立。於是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蘇聯就這樣解體了，烏克蘭因此也獨立建國。俄國進入葉利欽時代後，因為蘇共已被取締，唯一能取代蘇共專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因此俄國自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同時，葉利欽當局也選擇了市場化方向的經濟制度轉型。 俄國轉型初期，表面上一切似乎都與民主國家相近，政治開放，經濟自由化，社會氣氛活躍。我1995年去俄國考察制度轉型之前，曾在普林斯頓大學見到一位到訪的俄國科學院學者，當時他頗為自得地坐在會議室里自言自語，「（現在是）一個截然不同的莫斯科啊（Совсем другая Москва）。」然而，俄羅斯的好日子並沒延續多久。 1999年底，葉利欽請辭，普京受命接任總統。在普京的統治下，俄國又朝著專制的原點回歸。他通過修改憲法以及連任、替任等種種花樣，事實上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民主」國家的終身總統。蘇聯解體後俄國確實踏上過民主化道路；可今天的俄國離個人獨裁卻只隔著一層「帝位」的窗戶紙。當普京發動了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同時在國內打壓反戰的聲音時，俄國的政治制度似乎已經回歸到沙皇時代了，其所謂的「民主」制度只剩下國會這個軀殼，俄國實際上再也不是民主國家了。 然而，現在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度轉型走向依然不甚了了。許多國際問題專家以為，只要俄羅斯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如果歐盟不東擴，俄國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成熟的民主國家。他們當中似乎很少有人考慮過，共產黨國家的制度轉型，其實失敗的可能性非常大，而這種轉型失敗對周邊國家乃至國際和平具有很大的威脅。烏克蘭戰爭之所以震撼了多年主張「和平主義」的西歐國家，就是因為這些國家不懂，俄國民主化的終點居然是恢復國內專制和對外霸權。 二、蘇聯解體：假「男兒」敗給了真男兒 俄國退回專制和霸權，是回歸其歷史傳統嗎？蘇聯也有70多年的歷史傳統，為什麼卻被蘇聯人拋棄了？習近平以為，蘇聯解體，就是其共產黨統治的傳統無人捍衛，即所謂「竟無一人是男兒」。其實，用傳統這個詞來解釋俄羅斯失敗的轉型道路，實在太蒼白無力。 習近平以為，蘇共領導層里，但凡有幾個「男子漢」，血氣方剛，絕不退縮，蘇聯就不至於垮下來。他完全被中宣部的意識形態專家誤導了。事實上，當時蘇共的政變委員會就算是習近平心目中的「勇敢男兒」，他們確實站出來了，但卻失敗了。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有更多的、成千上萬的「男兒」站出來反對這幾個不識時務的政變委員會成員。客觀地講，「扼殺」蘇聯的其實就是蘇共的大部分精英。他們對蘇聯和蘇共前途的判斷與習近平的判斷相反：守住蘇聯和蘇共才是「窩囊廢」，識時務的「好漢」就應該埋葬蘇聯和蘇共。 戈爾巴喬夫實行改革，有從經濟凋敝到國力漸衰、從民智開啟到反對派萌芽等諸多不得已而為之的原因，但他只是想改良。他的政改口號（俄文гла́сность）原意是「公開性」，指政治上的有限開放；其經改口號（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是「重建」，即重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些改革並非制度轉型。老戈之所以要實行這樣的改良，實在是因為蘇聯的制度病入膏肓了；而他的改良不可避免的失敗，還是因為這架制度機器病入膏肓，不可救藥。 按照鄧小平的認知，蘇聯人求變，是沒能「富起來」。其實，1990年蘇聯解體前的一次全國民意調查揭示，90%的蘇聯老百姓認為，物質生活過得去。蘇聯老百姓求變，並非中國官媒宣傳的那樣，是因為物質生活不好；他們實際上是對蘇共和蘇聯的政治體制越來越不滿。隨著蘇聯社會的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蘇聯民眾的價值觀比斯大林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有了很大進步。比如，誠實、有尊嚴地生活、排斥暴力之類的價值觀念，不僅深入知識分子的心，深入蘇聯軍人的心，也深入蘇聯相當一部分領導人的心。 戈爾巴喬夫政府的總理雷日科夫當時如此評價蘇聯政府的狀況：「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干，從下到上，從上到下。所以，當時整個蘇聯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覺得，夠了，我們不想再這樣沒有尊嚴地生活下去了。我們需要政治上的改變。」當時蘇聯人普遍認為，他們不想再忍受這種充滿腐敗、充滿謊言、依靠鎮壓的制度。1990年蘇聯解體前，蘇共黨員的88%認為，蘇共不再有威信；70%多黨員準備退黨。這個黨其實已經被老百姓和它的黨員拋棄了。 當不識時務的那幾個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發動政變時，蘇聯70%的地方政府首腦宣布，不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軍隊的大多數也拒絕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同時，人民自發地上街抗議政變，阻撓政變的實施；最後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蘇聯最高蘇維埃的蘇共代表投票送終了蘇共。 三、俄國制度重建：用「舊」零件裝出「新」機器？ 既然蘇聯解體時，其多數國人嚮往民主化，那為什麼俄羅斯今天會走到這種地步？俄羅斯民主化失敗的關鍵在於，俄國的制度轉型是用「舊」零件組裝「新」機器，這就必然導致「新」機器充滿了「舊」功能。所謂的「舊」零件，是指俄羅斯民主化中，新官僚都是蘇共舊人；而國人的價值觀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蘇聯時代的舊觀念。這樣，民主化開始後，官場、商場上舊人云集，投票時選民的舊觀念作祟，民主化失敗自然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1995年，我曾經在聖彼得堡市採訪了一個該市的前蘇共區委書記。她被採訪時擔任一家私人銀行的董事長，為我解釋了蘇共被取締時黨內掌實權的各級幹部的共同心態。據她說，當時蘇共各級幹部關心的是怎樣擺脫舊的蘇聯桎梏，開通自己發財致富的道路，又不必受克格勃的威脅，這就是他們拋棄蘇聯的主要原因。這種想法雖然未必與中共充分溝通，卻天然地符合鄧小平思想和江澤民路線。由此可見，共產黨國家的官員心向貪污，又怕整肅，在俄國和中國都一模一樣。採訪時我最感興趣的是，這位前蘇共區委書記如何赤手空拳開了銀行，當上了「金融家」？同樣的問題在中國是諱莫如深的，而她卻怡然自得地准許我把錄音機放在她的面前，毫不隱諱地給我這個外國人講了其中的奧秘。 蘇共被取締的次日，她召集原來由她任命的該區各國有企業廠長開會，商量出路，因為她和廠長們的合法性一夜之間都消失了。她的建議是，由她出面註冊一家私營銀行，廠長們把本企業的國有流動資金作為這家私營銀行的入股資金，轉入此銀行；再用銀行貸款的形式，把來自各企業的資金轉回企業。通過一番這樣的「神操作」，這家私營銀行就憑空有了雄厚的「資本」，而各位廠長也從此成為掌握自己企業金融命脈的私營銀行「股東」；雖然「組織上」不再任命這些廠長，但廠長們的地位由此得以穩固。 當時我追問：「這樣做合法嗎？」但卻沒料到，自己問了一個道地的傻問題。這位前區委書記微笑著問我：什麼是法律（что такое закон）？她解釋道：「我們各地的『幹部』們都在這樣做，他們支持的國會議員在『杜馬』（俄國國會）通過的金融法令因此規定，這樣的做法屬於合法行為。不然，我也不敢告訴你了。」這就是「舊」零件組裝出來的「新」機器在如何運作的典型案例。 蘇共幹部們並非真不懂經濟，只是他們不喜歡計劃經濟之下的束手束腳而已，也不喜歡被黨紀部門或克格勃勒索威脅；一旦讓他們用權力自由自在地發財，就無師自通地各顯神通，呼風喚雨。他們就是普京們的權力基礎，彷彿沙皇時代的貴族一般。然而，用這些「舊」零件組裝出來的俄國「新」政治制度，只是個民主制度的冒牌貨。當中國民間呼喚民主化時，很少有人想過徒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卻「換湯不換藥」，這樣的冒牌「民主」完全可能重蹈普京的覆轍。 四、為什麼俄國逃避社會轉型？ 共產黨國家一旦走上了轉型道路，是否就從此一帆風順地完成轉型呢？實際上，答案是否定的。成敗之別在於，社會轉型是否成功。完整的制度轉型必須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缺一不可。政治轉型是民主化，經濟轉型是私有化和市場化，而社會轉型是民眾價值觀、道德觀的滌盪和清洗。在民主選舉的狀況下，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的成敗取決於選民支持哪種政策主張。因此，社會轉型才是民主化是否倒退、是否歸於失敗的關鍵影響因素。 因此，所有共產黨國家的轉型展現出三種模式：第一種，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這是以波蘭、捷克為代表的中歐模式；第二種，實行政治、經濟轉型，但社會轉型遲緩，這便是俄羅斯模式；第三種，實行了經濟轉型，但不實行政治轉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現社會轉型，此乃中國模式。 俄羅斯民眾在蘇共下台前曾支持民主化，這並不意味著俄羅斯就可以輕鬆地推動象中歐國家那樣的社會轉型。俄國民眾和大多數前蘇共黨員，並沒有中歐國家民眾那樣全面否定紅色歷史的精神準備。俄國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眾的大多數人，把共產黨制度的失敗推給了被取締的蘇共，卻迴避實行中歐國家那樣的個人懺悔和靈魂凈化。其根本原因在於，中歐國家的社會重建是把紅色歷史、紅色文化作為外國殖民統治的象徵而清除的，清除共產黨統治的遺毒就是愛國主義的體現，這做起來比較容易；而在俄國，紅色歷史、紅色文化就是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對紅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牽涉到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牽涉到對長輩、前輩社會聲望的否定，這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1995年，我在莫斯科的國民經濟戰略館（北京展覽館採用了它的圖紙）曾偶遇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兩人談了五個小時，中心話題是：為什麼民主化的俄羅斯不能深入批判共產黨文化？他的回答是，這是情感問題，而不是簡單的對錯問題。他的爺爺是赤衛隊隊員，見過列寧，父親是高幹，他自己也算高幹，一家三代全都和共產黨血肉相聯。他說，我們知道民主化比共產黨好，但要我否定十月革命，等於是讓我否定我爺爺和我爸爸的人生價值，這我做不到。 這次聊天后，我翻查了葉利欽時代的中學教科書，也檢視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兩市的政治歷史博物館的展品。結果發現，俄國的知識分子和教育部門採用了混淆是非、逃避爭論的實用主義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比如斯大林就從歷史教科書和歷史展覽館裡徹底消失了。結果，民主化過程中，俄國為了避免還原真實的歷史，把蘇聯歷史切碎了再稀里糊塗地拼在一起，這種做法其實是為逃避社會轉型創造條件。 五、民主化失敗的俄國重新成為戰爭溫床 在俄國考察後我意識到，雖然理智上俄羅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產黨下台，但情感上他們並不打算徹底清理共產黨的精神文化遺產。由此可見，在共產黨革命的搖籃國，清理共產黨的精神遺產不是個單純地明確是非判斷的問題；即便是非已經明確，很多社會成員仍然拒絕從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紅色歷史和紅色精神遺產，結果社會轉型和道德重建就面臨重重障礙。既然不對共產黨統治時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評價，也就談不上全社會範圍的懺悔意識和凈化意識。所以，俄羅斯在民主化時代成長起來的年青人囫圇吞棗地接受了亂七八糟的混亂的歷史教育，又在頭腦里裝進了蘇聯時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甚至比父輩還混亂。 被舊價值觀深深影響的數代俄羅斯人會喜歡一個強大的政府、強漢般的領導人和強硬、侵略性的對外政策。在這樣的社會裡，民主化必然走上失敗的軌道，而普京當道卻成為必然趨勢。一個失敗了的民主化國家很容易恢復共產黨統治時代的對外霸權政策；這種對外霸權政策常常還得到社會上許多人的喝彩。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懂得，為什麼普京敢於發動烏克蘭戰爭。看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年輕人為中國進攻台灣的軍事計劃叫好。 從更深層次去看，失敗的民主化又產生了俄國的制度劣勢：經濟上落後而毫無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壓制；對外，則只能展示強權。這種制度劣勢會進一步深化俄國精英和民眾的自卑感；而普京的制度自卑感讓他對那些靠近西歐國家的前蘇聯集團成員國的成功充滿了妒忌、敵意，總想找機會威脅它們，至少把他們的制度優勢削弱。所以，俄國之所以恢復霸權主義，是俄國轉型失敗後出現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應；它非常害怕周邊國家的成功讓俄羅斯昔日的輝煌淪為徹底的敗落。這就是烏克蘭戰爭的俄國背景。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網路上流傳一篇分析反俄羅斯挺烏克蘭的都是些甚麼人? 那我也試著來分析挺俄反烏的人又是哪些人： 1). 不認同民主,人權價值的人。所以俄羅斯”侵略”,”不守約”,”不誠信”,”撒謊放假訊息”…他們也不認為這樣的事有甚麼嚴重。 2). 受假訊息洗腦的人。親共小粉紅當然如此，但也有些反共人士，只是這批人和之前接受陰謀論的狂熱川粉高度重疊。他們仇視拜登，和主流媒體仇視川普一樣，還更沒水平，判斷力低落到慘不忍睹。說什麼現在出現的教宗是假的，現在出現的拜登也是假的，是有人冒充的，還說他們都是撒旦教云云。真是智商不在線! 他們也反疫苗，散播假訊息，誇大疫苗的缺點，漠視疫苗的優點。川普要大家去打疫苗，他們卻不接受。 3). 反美成習慣的人。長期接受中共外宣的人多半反美。反共的教會人士也有些做如是觀，好像美國已經被上帝丟棄了一樣。美國教會是在沒落沒錯，但根深蒂固的文化仍根植於基督信仰: 民主,自由,人權已經成了多數美國人最重要的DNA, 這才是美國最大的政治正確，而不是白左。白左若違反自由民主人權，一樣會被轟、被噓。 有一則笑話，反美是口號，赴美是生活。有人對挺俄反美的人做調查，把你家孩子送去俄羅斯留學，如何? 大家都不願意。赴美留學仍是首選。 4).沒有民主自由人權制度的經驗，所以很難信任別人，也不信任專業，自然也不信任政府。醫生說去打疫苗，他們不信任; 政府說去打疫苗，他們也反抗，自己沒有判斷力也不信任專業。 因此也不信任烏克蘭總統願意冒死捍衛自己的家鄉，也不信任那些把妻兒送出去，自己留守烏克蘭的男人。認為人人都想保命逃亡才是正常。不能理解人生有比生命更可貴的東西。 (這點從台灣人對俄烏戰爭的反應可以看出，萬一兩岸開打，願意留在台灣保家衛國的人不斷升高，從六成上升到最近九成了。) 大多數到西方國家移民的中國人不信任中共政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的民主觀念的確還有待加強。民主，就是信任專業，不然你投票選人出來做什麼? 不信任醫生，那還上醫院做什麼? (當然不是毫不質疑全信，那是盲信。) 不信任主流媒體，那還談什麼新聞? (我是主流媒體出身的新聞人，受過嚴謹的訓練與考核。我雖不滿美國主流媒體對川普的打壓，但一竿子打翻全部是不對的，我以前那些同事還是有很多認真誠實的新聞人，他們的報導還是很可信的。) 5). 習慣二分法思考的人。非黑即白，容不下灰色的中間思考。其實二分法是最大的愚民工具，攻擊對方就是把對方抹黑斗臭，真相就自然看不見了。例如挺川的人認為拜登做不出一件好事，挺拜登的就認為挺川都是落後保守人士。 最近和一位台灣朋友吵起來，因為他認為所有中國人在共產政權下長大，根深蒂固就是民族主義的”統派”，對台灣來說，通通不值得信任。這真是太偏激。 6). 不看國際新聞，不知道時代在變的人。例如上述瞧不起中國人的少數過去的台灣極綠的台獨份子，就還停留在這樣的認知里。都不曉得時代已經變了，到處可遇到反共的中國人，非常尊重台灣的自決。他們還處在台獨份子不到台灣人一成的時代，因被打壓而恐懼感疑心病甚重，所以不信任任何中國人。殊不知現在連台灣人都已經八成以上主張台獨了。 再以俄烏來論。有朋友對烏克蘭的印象就是親中，所以下意識反烏挺俄。而且認定俄羅斯要打烏克蘭，如秋風掃落葉，烏克蘭幾天就會淪陷。這些都是不看國際新聞，不曉得時代在變，還一味守著自己過去的印象的現象。 如果我們不能時時更新自己的思維跟上時代的改變，是很容易判斷錯誤的。 7).民族主義至上的人。認為國土一吋都不能讓，認為烏克蘭以前就是蘇俄的領土，應該親俄才對，怎麼可以和歐洲國家眉來眼去? 對台灣，這些人也主張”一點都不能少”。如果台灣要獨立，那他們支持武統台灣。這種人最好別去台灣，以前還不一定會被噓，俄烏戰爭之後，肯定被噓出來。 其實，民族主義只是統治者的光環，對平民老百姓根本沒啥影響。我是台灣人，和中國人語言相通，但那就可以統一嗎? 當然不! 我才不要被這樣撒謊不誠信的政權統治。 挺俄反烏的朋友，你屬於哪一類?
台灣有民意調查機構最新數據顯示：認為美國會協防台灣的人數劇烈下滑，認為日本會協防台灣的人數大幅度上升，認為台灣可以單獨抵抗共軍的人數也大幅度下降。這和戰前判斷烏克蘭局勢犯了同等的錯誤：重科技數據，而不看民心士氣。俄烏戰爭的意外，正是古代軍事思想里民心士氣勝於武器裝備的結果。 習近平為什麼近年來武統的態勢在上升呢？首先並不是武器裝備迅速壓倒了台灣，而是在控制輿論帶來的民心士氣上，顛倒了被動局面。控制宣傳，是中國共產黨歷來使用的主要工具。但是過去為什麼武統論遭到了嘲笑呢？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信用在下降，反共的情緒在上升。就連高層內的輿論也有不少公開反對武統，或者不支持武統。這是制約鄧小平、江澤民時代的政策，推出和統論的主要原因。 習近平是怎樣顛倒了輿論呢？以他善於內鬥而不善於治國的特點，他沒這個能力。是台灣兩黨的錯誤政策導致了大陸人民和統的耐心下降，武統的輿論增強。國民黨的親共政策，消磨了大陸人民和統的耐心：既然他們都要投降了，何必再等呢？民進黨的去中國化政策，特別是一些深綠人士和媒體對大陸人民的侮辱和刺激性言論，被共產黨媒體放大傳播，推動了大陸人民中武統情緒的高漲。 很多過去不支持武統的人，被深綠人士說成低等支那人之後，也會憤怒地說：既然這樣，就打沒商量。這就是輿論顛倒的重要原因。依靠外人內鬥的特徵，也是中國文化的劣根性之一。深綠們表演得淋漓盡致，怎麼能讓人看得起？真是有病亂投醫。 台灣要想像烏克蘭那樣能抵抗大國的侵略，就不能像現在這樣躺在外國的保護之下。說難聽點兒，別人從很早就怕被台灣人給賴上，我在美國私下裡和公開都聽見過這種議論。這也是很多美國人堅持政策模糊論的原因。美國人相信：上帝只幫助那些敢於幫助自己的人。 好在蔡英文政府已經意識到，必須自助才能夠得到別人的幫助，正在加強軍備和訓練預備役軍人。但進展好像不怎麼順利。原因就是台灣大眾還是依賴心理太重，反抗心理缺失。這是第一大問題，亟待解決。蔡政府如果真對台灣人民負責，首先就要全力以赴，動員對抗大陸侵略的輿論，減少內鬥的輿論，減少大陸的虛假宣傳。 俄羅斯為什麼敢於冒天下之大不諱，軍事侵略烏克蘭？就是因為大部分俄羅斯人支持。現在習近平早就看到了更多的大陸人民支持，而且早就消滅了高層反對武統的軍人，例如劉亞洲將軍等人。這就是在為武統做準備。他倒是比台灣人聰明，知道人心向背是政治軍事勝敗的基本條件。甚至他的五毛網軍，都偽裝成台獨分子來挑撥兩岸人民的仇視情緒。 習近平以普京為榜樣，能學到什麼呢？不知道。很多人習慣以己度人，以為習近平會按正常人的思維做決定，這就進入了誤區。至少他現在還沒看到普京失敗，至少他已經看到了西方只會制裁，而且沒傷筋動骨。他和他的那幫參謀們會如何選擇，不是能夠預測的。祝願台灣能儘快轉變策略，自助、天助，保住中國人的一片民主的榜樣。
3月14日，李進進律師不幸遇害身亡。噩耗傳來，我感到十分震驚，悲痛之情久久不能平息。下午，我和我太太以及老友徐友漁夫婦趕到法拉盛的李進進律師樓，在進進辦公室門前獻上一束白花，謹表哀悼。連日來，進進的音容笑貌不時浮現於腦海。我很難想像，進進就這樣永遠的離開了我們。 我和李進進結識於1993年。那時，他以訪問學者的名義來到美國，參加哥倫比亞大學的「憲政與中國」項目，我也參加了這個項目。由於在此前，我們彼此對對方就有相當的了解，故而一見如故。在那時，《北京之春》的記者亞衣對李進進做了一次深度訪談。在訪談中，李進進講述了他自己的經歷，講到他在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會堂前主持了第一次有組織的靜坐；講到他在5月19日起草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成立宣言》，幫助建立了自49年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真正獨立的工人組織，並成為其法律顧問。在八九民運諸多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領袖中，李進進是最早把注意力轉向工人和市民，並且身體力行，付諸實踐的。 在訪談中，記者亞衣問：「從研究生期間的活動到天安門運動，你在政治上似乎一向主張和解與妥協，但是你又說過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非常殘暴不講道理的政權。在這個政權面前，你為什麼還要堅持這樣的主張？」 李進進答：我現在仍然堅持這種政治主張。這是因為第一，這是一個策略，非這樣不可；第二，另一個更深刻的意義是在理念上。從理念上來講，和平、理性、和解、妥協是一個社會走向民主過程的必然的方法和手段；將來在民主自由的條件下，也要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維護自己的利益和社會公正；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當中，首先就應當學會這種方法和手段。 李進進這段話講得很深刻、很精彩。即便在30年後的今天，李進進這段話仍然沒有失去現實意義。 結束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李進進隨即去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攻讀法律學位。一次，我去麥迪遜參加會議，順道去李進進的住所看望，見到他的妻子和兒子。進進拖家帶口，在40歲攻讀洋學位，課業繁重，自不待言，還要在餐館打工維持生計，壓力之大，可以想見。然而李進進卻處之泰然，不叫苦，不感傷，不消沉。那份恆心與定力，令人讚歎。 進進得到博士學位後又回到紐約，辦起了律師事務所。我們見面的機會就更多了。我們同時在一些民運組織中任職，一起參加過大大小小很多次活動和會議。我介紹過幾個朋友申辦傑出人才移民或政治庇護，進進都認真辦理，那幾個朋友都對進進十分感謝。我有法律問題向進進請教，進進總是有問必答，不厭其煩。 自2011年起，李進進接任「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會長，組織和主持了多次活動和會議。尤其是在2012年秋，胡趙基金會在紐約長島舉辦了「胡趙精神與憲政轉型」研討會，會議的正式發言人和評議人多達40幾位，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9位獨立學人；會後出版了一部厚達400多頁的《僵局、「破局」與中國民主轉型——胡趙精神與憲政轉型學術研討會論文輯要及現場辯論實錄》，可謂碩果累累。 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際，李進進執筆提交了一份《「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白皮書指出，1989年民主運動是人民和平請願活動；1989年春夏期間，北京沒有動亂；6月也沒有發生所謂的暴亂；「六四」事件的屠殺性質不容質疑。這份白皮書從法理上，對共產黨當年的誣陷、不實之辭進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分析和反駁，是海外民運不可多得的一份文獻。 和不少「六四」流亡者一樣，李進進也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從廣場到秦城》。和其他「六四」流亡者的回憶錄不一樣的是，李進進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一個法律博士生的獄中探法》。在這本書里，李進進不但講述了自己從八九到「六四」的個人經歷，而且還從法學家的角度，從法學理論上認真地探究了中國司法公正的若干重大問題。 在得到法學博士的學位後，李進進沒有選擇教學與學術研究，而是選擇了當律師。在律師的實踐中，李進進獲得了很多在書齋里不容易獲得的經驗與感受。他又把這些來自實踐的經驗、感受放進他的理論學術的思考，由此引出了對美國三權分立、對美國司法體系的深刻領悟，以及對中國制度的深刻批判，並進而引出了對未來民主憲政中國如何實行法治的深入思考。這對於未來中國憲政轉型，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進進熱愛文學，喜歡寫作。進進屬羊，他以「楊非羊」的筆名辦了一個博客網頁，上面收錄了他寫的短論、隨筆、書評和詩歌。 進進遠行不歸，給我們留下深深的哀傷和思念。我想，我們對李進進最好的紀念方式之一，就是整理和接過他的思想遺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