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索伦托海滩发生致命鲨鱼袭击 全澳今年已有5人丧生
2026 年 9 月 18 日
上海一个富裕的国际大都市，车水马龙，人们来去匆匆，为生意，为职业，为梦想，但3月末的一天，遥远的中南海因奥密克戎病毒对它按下了暂停键。忙碌的人们停下了脚步，警察、军人和政府接管了这座城市。上海顿时了无生机，人们被囚禁在家里。2500万居民一夜间成了孤独、饥饿的幽灵。 4月15日，另一座悲情城市西安再一次被中南海按下了暂停键，16日起将再次实施封城，市民足不出户。 去年12月23日，西安曾因2053例确诊病例而封城，直至今年1月24日才解封。西安封城的严酷程度远超过武汉，造成无数次生灾害、难以计量的人道灾难。今天，西安因43例本土阳性感染奥米克戎，而重复昨天的悲剧。 从2020年武汉到2021年西安再到2022年上海，这三个中国大都市都接连遭遇封城劫难。远在海南躲避奥密克戎的习近平再次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一句话金口玉言，封城清零，已变成“政治运动”，举国体制下基层官员为最高指示展开管控比赛，只可怜三个城市近5千万市民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痛不欲生。 武汉作家方方在疫情日记中写道：许多死者被病毒感染，没有机会住进医院，也没有得到有效治疗，甚至有些人连确诊都没有，就匆匆离世。“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而我们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 武汉匿名作者“风中葫芦”在封城日记中写道，“如果不能树立起个人就是目的的理念，个人就只能是一部机器中的零件，民众就成为了蚁群蜂群。蚁群中不存在个体的价值，所有的个体都为维护蚁族的存在和发展为目的，为了蚁族的整体利益，任何个体都会随时被牺牲。所以充分尊重并维护每一个人每一个患者的健康是现代文明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的强大富庶是这个国家每个公民富裕幸福的体现和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面对强暴，有人恐惧，有人欢呼雀跃，最终也有人抗争，但在抗争中获胜的人也要将强暴加诸于他人。于是最终我们回到原点，信仰。是的，信仰是人类精神的原点。信仰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观，信仰的目光超越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 西安记者江雪在她的《长安十日》中写道：2022年的第一天到来了，一大早，拉开窗帘，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我拿起手机，本来是想写一点新年的心情，随手点开一个视频，却看到在距离我不远的南窑头社区，一个外出买馒头回来的小伙子，在社区门口被防疫人员围著殴打。画面上，白花花的馒头洒了一地，我仿佛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打人的人，面对自己的同类——这寒风里买回一点食物的人，怎么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权力，也会让人变异吗？是在有权者眼里，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式吗？我默默关掉了手机，此时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闭目塞听，能平静地度过这新年一天。 近日，上海不断流传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文字，如“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上海逝者”和“春天对你如此厚爱”等等。 “上海逝者”在开头写道：“一整天都在下雨，就像这个城市在哭泣……” 3月23日，东方医院护士周盛妮在家中哮喘发作，用药后无法缓解。19时，家属驾车送其就诊，被医院拒收。她所工作的东方医院公告说：我院南院急诊部因疫情防控需要，正暂时关闭，进行环境采样和消毒，家属遂将病人送到仁济医院东院救治。23时许，周盛妮去世。 署名“摩耶夫人”的作者在“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一文中写道：现在的上海人，每天晚上清点完冰箱忧心忡忡地睡下，每天早上抢完菜后忐忑不安点开上海发布的数据，接着开启一天的核算、抗原、团购、骂娘，以及求助，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事件。今天的心情实在沉重，我们热爱的、为之自豪、如此闪耀的城市，为何变得这般黯淡无光？我们付出的忍耐和血泪究竟是不是错付了？这所城市里还有没有像徐汇区志愿者老伯一样敢于据理力争的人？还有没有官员在倾听人民的心声？我们期盼的明天，还要熬多少个14天后才能到来？代价要付出多少，才能换一个求实的人民至上？！ 电影导演胡雪杨在“春天对你如此厚爱”的文章中写道：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所共知: 上海这近两月的隔离封城停摆实验告诉大家，奥密克戎死亡率零，重症率13万分之一，目前，无症与轻症占比达99.999%。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一场要干什么的实验? 两千六百八十万上海人民在这场魔幻荒谬怪诞悲愤痛苦令人发指的灾难实验中究竟在充当什么角色? 为何要让他们成百上千上万千万地整天做核酸，逼着人们交叉感染? 为何要把次生灾害放大到无以复加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地步? 为何要把上海及全国医务工作者们搞得疲惫不堪狼狈不堪，现场屡屡晕倒竟然由病人反手救护? 为何要把小到居委片警大到党政领导和人民尖锐对立水火不容? 为何一点也不尊重基本人文常识基础科普知识和常规理念普通方法论?为何没文化到这个地步? 这就是⼀场服从强权的实验，就是一场变异的病毒文化大革命。它从武汉蔓延到西安再扩散到上海。 如果中国政府不屏蔽李文亮医生的吹哨声，不刻意掩盖疫情信息，这场瘟疫绝不至于如此惨烈。极权制度是新冠病毒这朵恶之花生长的肥沃土壤。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隐瞒疫情呢？或许是极权制度使然，或许还有更深的隐忧。人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独裁国家面对灾难都如出一辙，那就是竭尽全力掩盖事实。人民的生命在独裁者眼里总是最卑微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国之大者–政权的安危。 独裁与荒谬是一对孪生兄弟。 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严酷的封城竟然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没有安置预案，没有制约的权力与肆无忌惮的病毒在武汉、西安和上海三地共同演奏了疯狂奏鸣曲。 武汉、西安和上海成了三座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栋楼和社区都画地为牢。残酷的封城让长期沉浸在岁月静好中的人们看到了强权的狰狞，自己无助、无奈、无能、无力和无望，看到芸芸众生的哀哭和挣扎，看到了生命的脆弱。 今天，武汉解封已经过去了二年多，劫后余生的武汉人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那封城的悲痛记忆还停留在人们的心里，那逝去的冤魂也未远离这座城市。至今武汉人也不知道新冠病毒来自何方，有多少人感染，有多少人死亡？那制造武汉封城惨祸的当权者已经变成了英明的“救世主”，那要求查明疫情真相的许章润教授被嫖娼，报导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和怒斥“救世主”沐猴而冠的任志强已经被关进了监狱。伟大与丑陋，正义与邪恶交织在疫情之中。 2020年3月23日，风中葫芦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我看见很多人正涌上大街，男的穿著严整，女的花花绿绿，他们没有重量，仿佛随风而至，他们在等待，在倾听，而声音好像过于遥远，于是他们听的更加认真……，他们是未来者还是早已逝去的魂灵？” 3月24日，封城第62天。作家方方写下她武汉疫情日记的最后一篇。她写道：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枉死者讨公道。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如果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2022年1月3日，西安江雪在她的长安十日一文的结尾处写道：这个城市，不管最终如何从宏大叙事去讲述这场苦难，在今晚，我只关心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关心那个流著泪去找一个陌生的防疫人员要卫生巾、一遍遍诉说的年轻母亲，以及那些被羞辱、被伤害、被忽略的人们。他们原本不需要遭受这样的痛苦。我也想说：这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没有在这城市带走生命，但别的，却真有可能。 上海人苦难还在继续，西安人又重新回到了苦难之中，武汉也岌岌可危。472年前，法国思想家拉·波埃西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城镇、那么多民族，有时候竟能够忍受一个独夫暴君的为所欲为？”暴君并无三头六臂，甚至许多方面还不如普通人，但为什么人们对其俯首贴耳、忍气吞声，任其为非作歹、欺压盘剥？拉·波埃西指出，正是民众的沉默纵容“喂饱”了暴君，使其“不断强大，愈发有力来摧残和毁灭一切”。但只要民众觉醒了，不再惟命是从，暴君的统治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没有自由的生存环境，导致了人们对被奴役状态的逆来顺受或习以为常，因此，习惯是导致人们“被欺骗”、自愿为奴的重要原因。相反，享受了自由所带来的尊严和美好生活的人们，是不会心甘情愿沦为奴隶的。经历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愿意再次回到毛泽东黑暗时代吗？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夜话中南海》专栏本周一刊登和播出的《徐鸣曾揭露薄熙来夫人喂毒杀人的真正动机》被转载后，网名“衡山老道”者跟帖驳斥说：“王立军敢和谷开来搞婚外情吗？屁股想，都不可能。” 对此，笔者建议这位“老道”上网看看薄熙来法庭上陈述的内容，再搜寻一张薄谷开来给扮演交警执勤的王立军递水解渴的照片，琢磨琢磨再做评论。 正如网友tobright 所说：“吃瓜群众知道啥，我只看到谷对王一往情深的照片。” 更建议“老道”直接上网查看，当年人民网和胡叼盘的环球网2013年8月26日的报道文章《薄熙来：王立军暗恋谷开来 表白信被发现后叛逃》。文章的首段内容便是：“8月26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庭审进入第五天。薄熙来自辩称，谷开来和王立军如胶似漆，对他言听计从。他侵害了我的家庭，侵害了我的基本感情，这才是他真正叛逃的原因。我一巴掌把他打跑，我有错误，但是一个巴掌就打出一个叛徒来也不容易。” 如网友“衡山老道”想必是一位老者，应该是属于中国大陆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建议这位“老道”，以及所有以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是王立军上级为由，坚信王立军绝不敢“太岁头上动欲”的人都先回顾一下，当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统帅的夫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和林彪手下的“四大金钢”之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盛之间的“婚外恋”情节。那可都是中共当局当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开揭发出来的，日后更有在“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庭审过程中的更多揭露，向全世界公开了叶群和黄永盛之间的奸情。 当时，林彪儿子林立果为监视自己的生母叶群，从叶群的电话线外接了一根窃听线，一直通到他林立果自己的房间里，并偷录了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段对话。对话一共是157分钟，时间是1970年10月7日。这个录音带也是公审黄永胜时，法庭公开出示的“黄叶不正当关系”的证据之一。节录于下： 叶群：你想我吗？ 黄永胜：怎么不想呢？ 叶群：说真话，我可想你了。我跟你说，我这个生命是和你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 黄永胜：我觉得，我完全像你一样了解，请放心……。 这段录音播放完后，法庭上除了出示叶群以及黄永盛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词外，还特别出示了“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本人写给叶群的“言请诗”：“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更有甚者，这个林彪元帅的老部下黄永盛上将与林彪元帅的夫人叶群之间的私情并非始于“文革”，而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 1985年至1988年期间，当时《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纪希晨曾奉“组织的指派”，准备写一批旨在反映文革历史的东西。所以，当时的中央和军队的各个部门因为他有王震的批示和陈云的书面交待，都纷纷开绿灯。 这个纪希晨把他借机搜集到的东西编成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文革十年》。但因为其中太多内容实在是“丢党的人”，所以只被允许当成“内部读物”刊印了很少一部分。其中即记录了“解放后”黄永胜留驻广州，每次回北京都不忘记给叶群带很多好东西，甚至包括一些春宫图书。他对周围的一些林彪部下吹嘘说：“封建社会管这事叫做宠幸，资本主义就叫腐化，我们就叫为革命献身。其实，都是一回事，就是关起门来 ……(此处省略两个字，意指床第之事)！ 另有网友“秦始皇”在笔者《徐鸣曾揭露薄熙来夫人喂毒杀人的真正动机》一文跟帖说：“这是一个离奇、惊险、香艳的故事，涉及到高官，江湖小子敢打敢拼，最后爬上高位，还与高官妻子通奸，还涉及了英国间谍007。007英俊潇洒，美男计，引诱征服高官老婆，窃取情报，还要驱使高官老婆为他工作。高官老婆不甘被外国间谍驱使利用，又不敢坦白，于是勾引爬上高位的江湖小子，勾搭成奸后，让情夫干掉了间谍情妇。偷情，三角恋，间谍。这故事写出来可以拍007在北京。” “秦始皇”当然是在调侃，但那位英国“商人”在薄熙来成为政治局委员之后引起外国情报机构的重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而被害人尼尔·伍德的母亲在对薄谷开来和张晓军的庭审前也表示，这种案子在根子上是一幕宫廷阴谋剧。 再者，薄熙来下台之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薄谷开来毒杀英国人尼尔·伍德的计划，王立军是事先知情的。薄熙来本人也在法庭上亲口供述了谷开来在北京被抓走之前，一直非常确切地跟自己的丈夫薄熙来说她没杀人，是王立军诬陷她。 而薄谷开来当时之所以对薄熙来这样说，就是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徐鸣日后对身边朋友的分析：当时的王立军对薄谷开来与尼尔·伍德关系的嫉妒之情，使得薄谷开来自信杀了尼尔·伍德能够取悦王立军，却没想到这个王立军居然会据此要挟自己的政治局委员丈夫，继而被自己的丈夫一巴掌煽进了美国领事馆之后，又把揭发这件事情当成了与中共当局交换，令自己保命的条件之一。于是，深情的爱变成了刻骨的恨！ 2013年8月12日，中共新华社发表《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案庭审纪实》。文中引述合肥市检察院在公诉意见书中指出：本案是一起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杀人案件。生命权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世界各国法律无一例外地将生命权的保护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这既是对生命本身的关爱，又是对人权的充分尊重。我国刑法历来都对故意杀人罪规定了严厉刑罚，充分保障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二被告人的行为不但使被害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也破坏了几个原本幸福的家庭，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社会影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任何人触犯了法律，都要受到追究。 三天后，被公认有王歧山为政治靠山的著名财新记者胡舒立发表《谷开来案：谁在践踏法律尊严》，被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媒体广为转载。文中说：记得4月10日新华社在播发“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的消息时，曾引用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表示做出强调，“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 读到《纪实》（指中共新华社发表的《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案庭审纪实》），人们可充分意识到，这里的“践踏”二字用得相当准确。 试想薄谷开来预谋、行动直至通过重庆警方高层瞒天过海的全过程，其中没有顾虑、没有恐慌，甚至也没有真正意义的风险。一个并不高明的杀手从容作案，顺利过关，如果不是事后因特别原因东窗事发，可能直到现在，外界还完全无从得知此事一鳞半爪，死者无从得雪其冤，而涉嫌谋杀者迄今逍遥法外，依然是一名受人尊重的法律专业人士，是高贵的首长夫人……。 而这就是笔者在本专栏上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所介绍的，按照徐鸣朋友的说法，只要一提王立军，徐鸣的脑门上立刻青筋暴突，痛骂一番后，又会感慨自己的前主子薄书记“真是瞎了眼”的原因。 当初追随薄熙来赴重庆之前，徐鸣曾对商务部内的几个知己分析说：咱们老板和如今已经进了政治局常委会的习近平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班人，他们两人之间其实是有“瑜亮情结”的。老板在年龄上输给了习近平，也输给了共青团的李克强，不过，江山社稷为重，没能从商务部长直接晋升副总理也不是坏事，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任政治局委员兼直辖市委书记下来，不但能进下一届政治局常委，而且前景肯定是接班现在的刘云山，辅佐那个时候的新总书记习近平，职和权都相当于党中央的“副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 薄熙来落马之后，自称是钟绍军保了自己的徐鸣在被张德江赶出重庆市委常委会之后，本来是自愿要求回到商务部只当一名司局级调研员的。被中组部安排到国务院副部级机构担任副职，但却可以保留副部级待遇，令徐鸣大喜过望。日后通过消息渠道得知，是习近平办公室主任钟绍军向中组部打了招呼。 2018年8月24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和薄熙来，谁比谁更坏？》一文，介绍2010年12月的《重庆日报》刊登一篇《习近平调研重庆侧记》，把个习近平与薄熙来及王立军之间的默契和互动，描述得十分生动：习近平参观石马河交巡警平台，详细了解平台设施、警力配置和执勤情况……。交巡警平台旁，女子交巡警队员们英姿飒爽。习近平了解她们的选拔、训练情况，称赞重庆交巡警装备优良，纪律严格，训练有素。 习近平一行还参观了打黑除恶资料汇集处，并看望了政法战线干警和英模家属。他说：“重庆市委真正从以民为本出发，开展了‘打黑除恶’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重大胜利，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是深得民心、大快人心的。重庆的‘打黑除恶’做得好！希望认真总结经验，围绕改善民生、维护民意、便利群众等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 在重庆市干部大会上，习近平力挺薄熙来，发表训示说：“重庆近年来以‘唱读讲传’活动为载体，弘扬主旋律，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变化；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团伙，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这些成绩是……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一班人，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结果……。” 这篇文章中也介绍了，此前早有内地消息灵通人士告诉过笔者，薄熙来入狱之后，他在重庆市的最亲密助手之一、时任市长黄奇凡怒怼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正告他们自己之前和薄熙来的关系首先是得到了习近平的认可，一句“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重庆视察工作的时候，特别叮嘱我和徐鸣同志要全心全意当好薄熙来同志的助手和参谋，共同努力让重庆市的唱红打黑工作更上一层楼，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树立榜样”，令自己安然过关！ 而当时这篇署以《重庆日报》记者之名的《习近平调研重庆侧记》在刊登之前，就是由徐鸣先发给钟绍军审定的。 徐鸣日后对商务部人士回顾说：习近平在重庆接受薄熙来和薄谷开来夫妇家宴款待的邀请后，钟绍军特别安排彭丽媛飞抵重庆，只为赴宴。两对夫妇共宴时，徐鸣、王立军、钟绍军，以及时任中央警卫局专门负责警卫习近平的副局长王少军恭候在外。访谈之间，籍贯安徽凤阳的徐鸣硬说自己的母亲祖籍浙江衢州，算是和钟绍军攀上了半个“老乡”的关系。日后的故事发展，将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人间四月天，好端端的一个大上海，忽然间沦为空城、鬼城、饥饿之城、恐怖之城。流行于中国的两篇网文《上海逝者》和《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描写了今日上海的种种惨状，仿如人间地狱，也抒发了上海人的悲情与愤怒。 其中一段，有关挨饿：“更多的人，是啥也没得吃了。这几天，众多的独居老人守到弹尽粮绝才发出求救要一口吃的，他们中有老教授，老专家，经历过浩劫年代，为祖国做出过杰出贡献，也有不缺钱的知识分子，结果困在2022年吃不上饭，荒不荒谬？既然我们抗疫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保护老人，那这些吃不上饭、看不上病、甚至还要搭上命的老人现状是怎么造成的？” 中国网民的总结很到位：西方用社会控制疫情，中国用疫情控制社会；美国疫情，只有结束，没有胜利；中国疫情，只有胜利，没有结束。 说起来，所谓中国抗疫模式，不要说没法跟西方国家、民主国家、正常国家比，就论当下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商，还不如中国古人。中国有一句老话，也是成语：投鼠忌器。不要因为灭老鼠而砸毁家俱。意思是说，不要因小失大。然而，习近平所搞的所谓“动态清零”，即极端清零，就是投鼠不忌器。为了跟一场看不见且危害不大的病菌作战，不惜砸毁城市，重伤社会，重伤经济。本末倒置，因小失大。 习近平砸毁了上海。这种砸毁行为，仿如一种连他自己都无法遏制的冲动，一种心理疾病。正如习近平砸毁香港的“一国两制”，就等于砸毁香港。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亚洲四小龙、东方之珠的地位不再、光环不再，相应地，中国失去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引擎、火车头，对中国经济的重伤可想而知。 如今，动辄全面封城、极端清零，用政治手段、文革模式、运动形式搞抗疫，先后砸毁了武汉、西安、以及众多中小城市；如今又砸毁上海，这个中国最大、最发达、最繁荣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打倒一切，砸烂一切。”这是两代人熟悉的文革口号、文革场景。习近平终究是文革一代，骨子里根植了文革基因。无论他本人是否意识到，砸烂一切、砸毁一切，成了习近平的心理定势，也成了他的行为定势。举凡经济、社会、教育、政治等领域，或面对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习近平每一出手，其效应、其后果，都是砸毁一切。 砸毁了政治（废止领导人任期制），又砸毁了经济；砸毁了政改，又砸毁了教育；砸毁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又砸毁了中美关系；砸毁了香港，又砸毁了上海……，还有哪个领域、哪个面向，是习近平没有砸毁的？ 文革结束，已近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也经历三十多年（就算到习近平上台为止）。人们惊讶地发现，执掌当今中国命运的，竟然是一个文革幽灵，一个不折不扣的红卫兵！因为他个人的政治取向、社会癖好、心理障碍，竟然能绑架整个执政党，倒行逆施；竟然能以一人之力，把整个中国拉向倒退。 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对上海人的饥饿训练，目的是让他们彻底驯服、臣服。果真如此？那么，习近平必然失败。他收获的结果，只能是恨、憎恶、鄙视。经此一役，习近平跟上海人结下了梁子。 莫非，习近平跟香港人有仇？跟西安人有仇？跟上海人有仇？或者干脆，习近平跟全体中国人有仇？答案显然不在此。水平再低的国人都可能渐渐悟出：习近平追求的，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权为本；习近平在乎的，不是人民至上，乃是他个人的权位至上。还是那句话：以一己之私，祸一国之利；甚至于，以一己之私，祸一党之利。 动态清零，病态清零，极端清零，反医学、反科学的政治清零。面对领导人明显的思维荒谬和胡作非为，上海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软性抵抗，就连上海的各级领导干部，也都展开了各自的软性抵抗。 当上海市民发现，上海并不缺物质、全国各地也都纷纷捐资捐物给上海、但上海人民却白白挨饿时，禁不住愤怒诘问：“物质烂掉都不给我们，这是什么国家？”问得好！是啊，这是什么国家？曾经沉醉于或昏睡于岁月静好的上海人、中国人，醒过来了吗？有多少人醒过来了？醒悟得太晚？还是不算太晚？ 但愿，这个诘问，不是投向水井的一粒石头，听到一波响声，复归于沉寂、死寂。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场乌克兰战争让欧盟的领导国德国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原形毕露，而近年来一直被欧盟的西欧成员国们蔑视的波兰却展现出了它的高瞻远瞩。欧盟的“丑小鸭”波兰如今正获得赞誉，而“欧盟之星”德国却在自寻坠落。乌克兰战争开始后，德国的富裕和繁荣因为实行“政治正确”方针的后果而日益消失；同时，由于德国的主要政党拒绝承认“政治正确”方针的荒谬，它们正拖着自己的国家和西欧小兄弟们滑向经济没落。 一、波兰因何一度在欧盟内部遭到孤立？ 英国的一家杂志3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The West Has Rediscovered its Purpose（《西方重新发现了它的目标》）”。文章说，“上个月人们还在思考，‘北约去哪儿？’这已有30年历史的问题，而如今北约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波兰已从欧洲贱民转变为人道主义超级大国。最令人震惊的是，几十年来白白浪费美国国防预算的北约国家突然加紧行动，德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将国防预算翻了一番”。这段话里点出了一个欧盟内部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波兰被欧盟在政治上打压已久，但乌克兰战争中德国的政治地位明显沦落，而波兰的国际地位却突然明显提高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为什么先前德国要刻意打压波兰？我在上个月给《大纪元》写的一组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德国因素的文章中，提到了西欧左派政府试图推行大一统欧洲的战略。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欧盟是以大一统欧洲为旗帜的，而德、法的左派政府把这面旗帜视为“政治正确”的重要组成部分。奉行“政治正确”的西方左派政府都有一个继承自马克思主义的遗传基因，那就是“唯我正确”、“不服从者必打压”。 德国政府在2015年欧洲的外来非法移民危机面前，对内对外都展示出强硬的打压异己、“唯我正确”的姿态，波兰因此得罪了德国和欧盟。德国主导下的欧盟长期以来实行欧洲各国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和边界开放，这为2015年北非的大量人口提供了闯关进入富裕欧洲、享受欧洲社会福利的动力，当时爆发了数百万非法移民从海上和陆地闯入欧盟南部和东部成员国的浪潮。为了显示这种大一统欧洲制度的优越性，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行要求德国国内和欧盟成员国接受这些非法移民。 在欧盟的大一统方针之下，作为领导国的德国要求各成员国执行统一的方针，而这类的方针由德国说了算。2015年9月4日具有明显红色色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开放德国，接受这些非法移民，并由各欧盟成员国分摊非法移民的负担。直到2016年新年夜在德国科隆市火车站广场上发生了650名德国女性被来自北非的阿拉伯非法移民性骚扰或性侵事件后，默克尔的态度才略有收敛，但她始终拒绝认错。 当时德国政府对国内舆论和公职人员实行了严厉管控，不许批评政府接受非法移民的政策，否则公职人员可能被解职；甚至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局奉命把手伸到国外，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亮出该机构的名号，有针对性地威胁批评默克尔移民政策的外国人。这种专制做法发生在中共治下毫不奇怪，但在德国也如此，就显现出“政治正确”派执政的专制危险性了。默克尔在东德红色政权下生活多年，从政后只赞扬年青时代东德的“美好生活”，却从不清洗她心中的“红色基因”。在她掌控之下的德国面临自己制造的非法移民危机时，实际上展示了民主国家发生民主倒退的第一个先例，此后我们在北美就看到更多了。而波兰当时抵制默克尔的上述政策，于是在欧盟内部遭到孤立，本节开头引用的文章提到，波兰因此被欧盟视为所谓的“欧洲贱民”。 二、波兰不迷恋马克思主义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兰和苏联先后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现在的差别会这么大？其中的关键是，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因为缺少全社会红色价值观的转型而彻底失败，现在昔日的“苏联”又活回来了；而波兰却推动了荡涤红色价值观的社会转型，因此与俄罗斯完全分道扬镳了。 波兰能与俄罗斯继承的苏联时代红色价值观划清界限，与波兰的现代历史有直接关系。二战前期苏联与纳粹德国合谋瓜分了波兰，1939年法西斯德国侵入波兰西部，波兰共和国的政治和军队精英大批流亡到被苏联占领的波兰东部，却被苏联占领军关押。苏联为了将来统治波兰时不会遇到波兰精英的抵抗和反对，屠杀了原波兰共和国的政治、军队和知识精英。1940年4月至5月间被苏联俘虏的波兰军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22,000人被苏联在卡廷森林、加里宁（特维尔）、哈尔科夫等地杀害。1941年德国侵入苏联后在卡廷森林里发现了这次大屠杀留下的“万人坑”，苏联当局拒绝承认这一严重罪行，反而诬指德国制造了这次屠杀。直到苏联解体，叶利钦才代表俄国政府就此正式向波兰人民道歉。 二战后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苏联在二战期间便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干部，制定了夺取政权的方案。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遂利用占领军的权势，把培养好的东欧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打击并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东欧各国战前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支持，二战结束时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民众的，在当地没有社会基础。因此东欧各国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都在苏联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了。这些反抗为后来波兰的民主化和精神上清除苏联的红色价值观开辟了道路，也排除了后来社会转型的障碍。 正因为波兰不像俄国那样拒绝清理苏联时代的红色价值观，也不像德国那样迷恋马克思主义，波兰结束共产党统治之后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得以通过成功的社会转型，保障了经济和政治转型的成功。波兰开始制度转型时，人均GDP和俄罗斯差不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2021年波兰的人均GDP是17,318美元，而俄国只有11,654美元，仅及波兰的三分之二。俄国出现的苏联时代旧价值观左右民主化的现象，导致俄国的制度转型基本失败，不但经济落后，依赖能源出口，而且在俄国精英中产生了从上到下的制度自卑感，由此又引导这个国家重新回到了对外霸权、对内镇压的旧道上。 三、波兰在欧盟的国际地位大翻转 过去七八年当中波兰一直被西欧的左派政党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典型，因为波兰不认同那些西方左派奉为神圣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正确”主张，诸如世界大同、开放国界、鼓励变性、放纵吸毒、同性恋至上等等。波兰的这种立场触犯了西欧和美国左派的大忌，认为波兰简直是在藐视欧美左派的价值观以及奠基在这些价值观之上的所谓“制度自信”。 同时，波兰还一直警告说，普京正在积蓄俄罗斯帝国的野心，将威胁欧洲的安全。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波兰总统与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领导人一起前往该国首都，在那里波兰总统警告西方国家注意俄罗斯的侵略。他说，“今天的格鲁吉亚，明天的乌克兰，后天——波罗的海国家，也许以后，我的国家波兰的时候到了”。乌克兰战争开始后，波兰总理又赶到柏林去告诫德国领导人，“我们在德国这里看到了自私自利的现象，现在我们没有自私的时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来找朔尔茨（德国总理），来晃动德国的良知”。 当2015年欧盟国家响应默克尔的要求，接受中东的大量非法移民时，波兰曾拒绝接收；波兰的最高法院还裁定，某些欧盟法律不适用于波兰。但这次乌克兰战争中波兰却对乌克兰难民敞开双臂，接收他们，比西欧其他国家主动得多。华沙大学的心理学家比莱维茨（Michal Bilewicz）认为，波兰对乌克兰难民的态度说明，“在俄罗斯的攻击面前，历史记忆被唤醒了”，让波兰人民产生了对乌克兰难民的共情。 一直以来，欧盟的多数西欧成员国把波兰对普京的担忧视为过时的冷战思维，不屑于理睬，甚至因为波兰抵制欧洲左派价值观的做法，对波兰极为不满。拜登在竞选过程中居然把波兰称为“世界上极权主义政权的崛起”。乌克兰战争爆发了，拜登的说法被证明是完完全全的胡说八道。 乌克兰战争证明，波兰才是欧盟成员国里正确把握了国际关系方向的国家；而德国等“政治正确”的欧州左派政府则属于一再犯错误的“小学生”，它们犯了重大战略错误，错看了俄罗斯。最近德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一位研究员Adam Traczykn承认，波兰领导人现在相信，他们在与西欧的关系中占据了制高点，“波兰是对的，德国是错的”。 其实，不只是波兰政府知道自己对俄罗斯的判断一直是正确的，现在其他国家的人也认同这一点了。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布劳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表示，过去几周让西欧人感到羞愧，他们被迫承认，他们对俄罗斯的看法是错误的……特别是，德国奉行“通过贸易改变”的政策，希望与莫斯科的新能源交易有助于向俄罗斯输出自由主义价值观，从而消除波兰关于欧洲变得过于依赖敌对政府的天然气的抱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看不起的人实际上知道一两件事”。 《华尔街日报》3月2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For Years, Poland Warned of the Russian Threat. Now, the West Is Listening（《多年来波兰一直警告俄罗斯的威胁，现在整个西方都在聆听》）。很显然，普京的行动证明，欧盟各国当中波兰不但是对的，而且敢于站出来警告欧盟的领导国德国；现在欧盟正不得不改用波兰持之以恒的立场，来重新修正北约的防务政策。 四、德国会知错悔改吗？ 波兰和德国在欧盟内部国际地位的大翻转代表着当下欧洲面临的困境，被德国为首的西欧诸国长期蔑视的波兰现在被证明是真正有远见的，而德国却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为乌克兰战争铺平了道路，陷欧盟于两难之中，它已经不配再领导欧盟了。 但德国会知错悔改吗？这要看德国能不能真正地迷途知返，目前来看，德国各政党的做法并不及格。德国的主要政党中，现在执政的是社会民主党（SPD）和绿党，默克尔时代是基民盟（CDU），对德国目前的绿能政策、对俄政策和统一欧洲政策，这三个党都各有自己的责任。其中社会民主党的前总理施罗德非常亲俄，默克尔则因其强势推行上述政策而责任难逃，目前德国舆论对这两个人的批评非常多。 但这两个前总理都受到其政党的保护。德国舆论认为，默克尔对乌克兰战争负有潜在的连带责任，而默克尔拒绝认错，基民盟的高层则明确支持默克尔路线，掩护默克尔和该党过关。社会民主党也在掩护其前党魁施罗德，虽然制裁施罗德的呼声在德国越来越高，他甚至被称为是“普京理解者”（Putinversteher），即对普京十分同情的人，但现任总理朔尔茨却拒绝谴责他的前辈，当然也不肯否定该党长期以来亲俄的所谓“东方政策”。 德国现政府用来应付舆论的办法是，让虚位总统出来检讨一番，搪塞而已。德国的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曾任默克尔的外交部长，最近他出面表示，当年德国政府及他本人都对俄罗斯的政局发展误判，德国对俄政策错了，从俄国进口天然气的北溪2号输气工程的显然也错了；这些对俄政策是“令人苦涩的”，“我们将俄罗斯融入欧洲大家庭的努力失败了”，“当时的判断是，普京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帝国狂热而葬送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样误判了局势”。但施泰因迈尔现在不掌握任何决策权，他的检讨会改变当局政策吗？显然不会。 德国现在已明确表示，只能象征性地停止从俄国进口煤炭，但不能停止进口俄国的天然气。俄国煤炭对德国的能源构成占比极少，停不停止无关紧要。只要德国坚持依赖俄国的天然气来避免工业停摆，就只能继续向俄罗斯支付天然气开支，所谓欧盟对普金的制裁就被破功了。绿党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近日推出的德国新能源计划是，坚持绿色能源，继续谋求风能、太阳能的完全转型。如果绿色能源方针真能生效，德国就无需俄国天然气了；德国之所以现在高度依赖俄国天然气，就是因为风能、太阳能之类既不稳定，又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价格高昂得难以承受。 乌克兰战争尚未结束，德国政府又转回了乌克兰战争之前的对俄立场，所有的舆论批评都改变不了这些政党死守“政治正确”的顽固信念；同时，德国政界的各种反省被证明不过是假话和空话。唯一发生改变的是，从现在开始，德国政府将成为挨批的靶子，因为它显然是个没有勇气抛弃错误、知错不改的恶劣典型。更值得深思的是，过去几十年来德国社会是如何逐步走上迷恋新马克思主义、推动“政治正确”这条荒谬自害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德国正在摧毁它的富裕和繁荣。 （原文链接）
中共启动上海防疫战至今，整个事情已经到了荒谬，荒唐加荒诞的“三荒防疫”的程度。上海2500万居民基本的民生物资陷入断供危机，民众怨声载道。简单粗暴的封城措施不仅导致严重的人道危机，而且丝毫没有解决疫情问题。官方已经开始调动外地武警和解放军支援，已经有目击者看到装甲车和坦克驶入上海。这不能不令人质疑：为什么要动用坦克？难道坦克可以辗死病毒吗？显然，武装力量进入上海，是为了对付可能暴动的上海人。可以说，习近平现在发动的，不是针对病毒的战争，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针对上海人的战争。 上海防疫的“三荒”程度，可以用三个疑问来代表：第一，3月1日以来，上海累积感染者15万例，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例重症，零死亡。就为这一例重症，就封了有2500万人口的整座城市。这还不够荒谬吗？第二，目前，上海因为防疫导致的死亡人数，包括来不及治疗的，跳楼自杀的，已经公布的数字就大大超过疫情导致的灾难了，没有公布的还不知道有多少。中共和习近平这是防疫，还是在杀人？这还不够荒唐吗？第三，上海自3月28日强力实施封城以来，新增的确诊病例仍不断创下新高纪录，感染人数仍在急遽上升中，4月10日又新增24943例。2500万人都已经在隔离中了，到底哪来这么多新增病例？这样的强行隔离政策的结果，证明一点作用都没有，但仍然在坚持，而且还誓言不会缺小，这不是荒诞是什么？ 中国不是没有专家提出反对意见。针对“三荒”防疫导致的次生危机的问题，4月8日的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发表专家梁建章的文章指出：上海，长春，哈尔滨，西安，深圳等大城市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对一季度的GDP造成4%的影响，导致失业率上升，返贫人口增加等等。中共一再表示要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难道失业，返贫的代价还小吗？此外，2018年，上海各级医院一年接诊2.7亿次，住院手术256万台，相当于每天74万人次的门诊和7000台手术。这么多人难道现在都没有病了？他们现在被封在家中，生病怎么办？对比一下这些防疫导致的次生灾难，哪个代价更大，哪个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危害更大，不是一清二楚吗？中共明明知道，还故意这样做，这不是 “对人民发动的战争”是什么？ 上海目前出现的居民普遍陷入饥荒的情况，令人想起曾经导致三四千万人饿死的1959-1962年的大饥荒。当年的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当局拦路设卡，害得很多人想出门要饭都不行，只能饿死在家中。没想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共采取的完全还是旧有的那一套，只是使用了更多高科技的手段，包括在用红外界仪器拦截逃出的人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亚森早就说过，现代社会的饥荒几乎没有一次是食品短缺造成的，都是来自政治，来自于控制。大饥荒往往来自剥夺市场机制，实行配给。现在上海发生的，就是这样的悲剧。 事实上，疫情本身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至少没有严重到需要这样封锁的程度。这次防疫，实际上是中共在演练行政权力对社会的全面管控。上海这次封城再次证明：对人类威胁最大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上海的悲剧，完全是国家和官员权力过大，不受制衡造成的。“三荒”防疫再次说明，以强制和控制为核心的制度，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疫情。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议论俄乌战争对亚洲局势影响的越来越多，集中在议论中共武统台湾的可能性上。大多数乐观的观点都有一个前提性的错误，就是俄罗斯败了，乌克兰凭着简陋的武器战胜了俄罗斯。这种乐观的舆论不是在帮助乌克兰人民，实际上放松了西方人民支援乌克兰的决心，增加了乌克兰与俄军搏斗的阻力。我想普京正是看到了这个有利形势，从基辅周边撤军。这既纵容了国际舆论盲目乐观的情绪，又可以调整战术，集中兵力彻底拿下乌东两州和沿海地区。 军界有识之士已经发出了警告：战争可能会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甚至扩展到乌克兰以外。泽连斯基已经感觉扛不住了，但是被英勇的乌克兰军民否决了。普京的谈判条件则没有后退一步，他正在偷着笑。 我猜习近平从普京那儿学到了很多经验，教训到现在为止好像并不多。当然台湾舆论认为都是教训，习近平怕制裁不敢打台湾。习近平真的怕制裁吗？他真正怕的是年底的二十大不能连任，那他全家都死无葬身之地。包括他的那帮马屁精，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们怕制裁吗？ 习近平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事先封锁外援的通道。这对台湾很容易，中共海军在区域内占绝对优势。没正式开战，甚至开战以后，美日的海军都不一定会介入。因为台湾和乌克兰不同，既不是北约盟国，也不是美日的盟国。况且从法律上来讲，两岸至今并没有解除战争状态。 台湾人民用什么来应对这个危若累卵的局面呢？美国两党高层政治家访台。台湾终于开始讨论是否延长兵役制，也马上开始了预备役的集训。多少人呢？四百人，这也太开玩笑了吧，堪比德国的朝九晚五募兵制。人家有美国出人出钱保护，你有什么资格，就学人家的躺平制国防？留学生治国大多搞成了左派时髦。 大陆军官们听说后，立刻增强了武统的信心。对付这样的弱鸡，立功受奖当在此时。习近平正好把责任推给人民群众，说服反对派支持他武统。习近平已经剔除了反对派的将军们。台湾媒体不也研判，习近平已经控制了军队，没人反对了吗。动作呢？怕刺激大陆，从来都是口炮为主，动作没有。据说是台湾青年不愿意当兵，爹妈舍不得。好像美国、日本人的爹妈，就舍得自己的儿子去台湾送死。 促使普京决定侵略乌克兰的第一大因素，就是俄罗斯多数人民的支持。这个习近平比普京知道得更早。多年来利用台湾深绿政党的去中国化，扭转了大多数人对武统台湾的淡漠心态。在这方面，为了表现自己，态度激烈的深绿五毛甚至骂自己所属的汉族为支那猪，帮了习近平的大忙。网上有把责任推给伪装的共军五毛。你不公开带头，人家伪装也不像呀。 能否获得人民群众和军人的支持，才是习近平敢不敢武统台湾的最大动因。台湾一边在帮助习近平炒高武统的调门，一边放弃保卫自己的努力，还以为做做姿态别人就会来帮你打仗。这让朋友也不放心，所以美国不敢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台湾，防止共军仿制。 如今为台湾安全计，应立刻把内斗的精力转为武装准备，像乌克兰那样搁置冗长的审批程序，加快向各国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并开始大规模动员兵役和预备役训练，增强防卫能力；同时禁止绿五毛的侮辱性言论，对大陆人民释出善意，降低大陆人民的反感心态。可能还来得及。 如果为了选举继续去中国化和内斗，你们可能就是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罪人。到那时你们这些高官显宦和名嘴们，可以逃到美国日本去，老百姓怎么办？接受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吗？你们没有给他们留下选择的余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周五刊登和播出的《薄熙来大秘徐鸣真正的罪名应该是“妄议中央”》一文，介绍了日前才被中共最高检宣布起诉的徐鸣当年在重庆任职期间，曾经是薄熙来最信任的两个贴身跟班之一，另外一个就是薄谷开来喂毒杀人的从犯张晓军。按照当年商务部一个和徐鸣“走得很近”的人士的说法，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在重庆任职期间每次回北京开会，无论随从多少，徐鸣和张晓军都是必不可少的。 网上可以查找到一篇标题为《张晓军狱外现身 曾协助谷开来谋杀》的文章，说的是2018年1月20日出版的英文《南华早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说，有知情人士向该媒体透露，（时年）39岁的张晓军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薄一波逝世11周年悼念活动：“这是张晓军首次出现在这样的（薄氏）家庭活动上。他为薄家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被纳入过这样的活动。但是他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牺牲了很多 — 他为了薄家坐了5年牢。” 在此之前，中国内地的“搜狐新闻”等多家媒体曾于2017年11月刊登报道说，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份裁判文书显示，8月15日，安徽蚌埠中院做出刑事裁定，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的张晓军获减刑8个月，这已是他第3次获得减刑；之前，分别在2014年8月28日获得减刑6个月，2015年11月获减刑1年。 进入中国的百度百科，居然有张晓军的词条，用括号注明是“尼尔·伍德死亡案涉案嫌疑人”；而且还配有张晓军当年在法庭上受审的照片。词条内容是：张晓军为薄家勤务人员，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英国公民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威胁到薄某某的人身安全，遂与张晓军共同投毒杀害了尼尔·伍德……。 一位长期接近薄家的人士当年曾向笔者介绍说：外面有报道说，张晓军原本是谷开来父亲谷景生的卫士，隶属总政保卫部；谷开来将其转到中央警卫局，派到了薄熙来身边，成为最受谷开来信赖的身边人……。其实，不要说谷开来，就是薄熙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也不能有在总政治部和中央警卫局 — 其实也就是总参谋部之间，随意调动和安排人事的权力。 事实上，这个张晓军本是中央警卫局当年安排给薄一波的警卫人员之一。不清楚当时是中央警卫局特意还是巧合，这个来自山西谷城的张晓军向薄一波报到的第一天，就因为其“乡音未改”而受到薄一波的特别喜爱，随被分工“内勤”，实际上就是负责“首长”的吃喝拉撒。 试想，如果这个张晓军当初是薄谷开来安插到薄熙来身边的、薄谷开来父亲的原卫士，这个张晓军出狱之后怎么会继续被薄家人善待，并有资格出席对薄一波的怀念活动？ 薄一波是2007年1月去世的，享年99岁。据说他病重去世之前曾表示，自己只奢望再多一年的寿命就行，一是为凑个整数，活满一百岁；二是为看到党的十七大的召开。其实，是为了活着看到自己的政治接班人薄熙来进入中央政治局。 薄一波去世后，张晓军表示自己舍不得离开薄家。此时已经自信肯定会在十七大上“更上一层楼”的薄熙来便指示张晓军，先向部队递交复员申请，脱下军装后再从长计议。 另外，有内地网贴上说，张晓军原是薄一波警卫员，薄一波去世后薄熙来就向中央警卫局把张晓军要到自己身边了。其实，这是只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道这个张晓军原本是薄一波的警卫员，但不知道即使是正国级领导人，也不可能向中央警卫局点名指定某人给自己当警卫员，这是犯大忌的。事实是，当年已经是超龄服役的张晓军被批准复员时，薄熙来已经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到了重庆，于是张晓军便被重庆市委安排了“市委工作人员”身份，同时把他复员后已经被退回其原籍山西古县的户口迁到重庆市，落户市委所在地渝中区，从此开始为薄熙来个人及家人服务。 笔者过去在介绍中共公安系统的文章中曾特别强调了，习近平从当年在福建任职时即非常器重的王小洪，现在出任了公安部党委书记和常务副部长的同时，还继续兼任着公安部特勤局局长。 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上网输入“公安部特警局”六个字，所见到的无论是维基百科，还是百度百科的介绍内容，都是说它的“职责任务”，或者说“警卫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四副两高”及访华要人。所谓“四副两高”，具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但仔细分析一下，如果说全部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的国务院副总理是由公安部特勤局负责警卫的话，那么同为政治局委员、同时也还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的，诸如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等，由谁来负责警卫呢？ 事实上，这个公安部特勤局，也就是原来的公安部警卫局的警卫对象并不包括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说，它的警卫对象首先只是副国级，其次是只限于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委员，以及同样享受副国级待遇的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而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政权的一级党国领导人一样，都是由中央警卫局负责警卫。 维基百科的相关词条说，中央警卫局的职责是“保卫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 这种说法才是准确的。 而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有幸跻身中央政治局的地方大员，无论他们身处何处，或上海、或北京，或广东或天津……，当然也包括当年在重庆的薄熙来，其身边警卫人员也都是由中央警卫局统一安排。 而当年以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主政重庆的薄熙来，对中央警卫局给他安排的警卫人员也不能说是完全不信任，但与对张晓军的信任程度绝不能同日而语。而这位张晓军也是因为深受薄家两代人的知遇之恩，所以也就知恩图报，主人让他干啥就干啥，包括喂毒杀人。 2012年8月10日，中国墙内大小媒体同步转发了新华社的《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案庭审纪实》，并配发薄谷开来和张晓军被一前一后押进法庭的照片。起诉书指控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英国公民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威胁到其子薄某某的人身安全，遂与被告人张晓军共同投毒杀害了尼尔·伍德。 合肥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薄谷开来和张晓军采取投毒手段杀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系共同犯罪，薄谷开来是主犯，张晓军是从犯。 公诉人出示的张晓军供述称，2011年11月12日，薄谷开来让我联系尼尔·伍德，说要见他，并把他接到重庆。尼尔·伍德说他也想见薄谷开来，但要看时间安排……。2011年11月13日，张晓军陪同尼尔·伍德从北京来到重庆，并将其安排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山丽景度假酒店16栋1605室入住。当晚，薄谷开来在自己的住处准备了装有含氰化物毒药的玻璃瓶和装有毒品胶囊的药瓶，并将装有毒药的玻璃瓶交给张晓军。 当晚21时许，薄谷开来、张晓军携带装有含氰化物毒药的玻璃瓶和装有毒品胶囊的药瓶以及酒、茶等物，来到尼尔·伍德入住的酒店。薄谷开来进入房间与尼尔·伍德一起饮酒、喝茶，张晓军在外等候。后尼尔·伍德因醉酒倒在卫生间，薄谷开来叫张晓军进入房间并要去其随身携带的毒药。 张晓军供述称，薄谷开来把小瓶里的毒药倒进事先带来的小酱油壶中，然后把水倒入小酱油壶，走到床的左侧，一边和尼尔·伍德说话，一边拿着小酱油壶往他嘴里倒……；然后又将事先准备的毒品胶囊等物倒在房间地面上伪造现场，造成尼尔·伍德吸毒的假象。 一个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时任中央政治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的知名律师妻子，怎么会如此毒辣并下得去如此狠手呢？ 按照薄谷开来自己在法庭上的供述称：她和儿子薄瓜瓜同尼尔·伍德结识后，她曾介绍尼尔·伍德参与一公司的中介代理，以及参与一土地项目的前期策划(实际未开发)。后尼尔·伍德因索要报酬等问题，与她及其儿子薄某某产生矛盾，并对薄某某进行人身威胁。 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薄谷开来供述称：“在我看来这已经不仅仅是威胁了，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我必须拼死制止尼尔·伍德的疯狂。” 各位看官请注意，如上这段新华社报道中的一个重要细节是，薄谷开来进入尼尔.伍德的别墅房间与其喝酒、饮茶时，张晓军则是在外静静地等候女主人与尼尔.伍德在别墅房间里独处。 那么问题是，既然这个尼尔.伍德事前已经对薄谷开来的儿子“进行人身威胁”，怎么还会那么痛快地接受机票、酒店等一干费用都是由薄谷开来支付的赴渝邀请，而且还毫无警惕地与薄谷开来独处一室，饮茶叙旧，一醉方休？ 官方的报道中还提到了薄谷开来和张晓军一同在法庭上受审时，他们的辩护人曾辩称“毒药可能并不足以杀死伍德，他也可能是死于当晚饮酒过量”。意思是，这个伍德当时是自愿“一醉方休”的。 官方的如上报道内容中的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才令笔者更相信徐鸣当初在前商务部朋友圈中的说法，那就是，薄谷开来喂毒杀人的真正原因更可能是她的这个洋情人尼尔.伍德事前曾暗示，他会把两人的私情对外透露。与此同时，在自己也成了薄书记夫人的面首之后，王立军即发现了薄谷开来与尼尔.伍德之间并非所谓“单纯的商务往来”，并当面表示自己不能容忍薄谷开来同时还有一个洋情人。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薄谷开来把尼尔.伍德“作掉”之后，居然是无比沉着地、十分冷静地给公安局长王立军打电话，当然不是报案或者说自首，而是以汇报的口吻说了一句，“我已经把他杀了”。 过去几年里，外界对恶魔也是色魔的王立军当初对薄谷开来的“一往情深”已经多有报道。建议读者和听众就在自由亚洲网站上，“就近”查找姜维平2013年9月2日供稿的《谷开来与王立军有一腿吗？》一读。 按照徐鸣日后对身边朋友的分析，当时的王立军对薄谷开来与尼尔·伍德关系的嫉妒之情使得薄谷开来自信，杀了尼尔.伍德能够取悦王立军；却没想到，这个王立军居然会据此要挟自己的政治局委员丈夫，继而被自己的丈夫一巴掌煽进了美国领带馆之后，又把揭发这件事情当成了与中共当局交换，令自己保命的条件之一。 按照徐鸣朋友的说法，只要一提王立军，徐鸣的脑门上立刻青筋暴突，痛骂一番后，又会感慨自己的前主子薄书记“真是瞎了眼”。更多的细节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惊悉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先生不幸于4月5日星期二在渥太华（享年81岁）辞世，很是悲痛。在2000年后，当时我还在中国大陆，那时就开始关注乔高先生了，来到海外后，还有幸亲自听到了他的演讲。他严谨务实的作风和坚持正义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卫・乔高曾是两个不同政党的长期国会议员和渥太华著名的前内阁部长，因其恪守的独立性和对人权事业的奉献精神而闻名。他1997年至2002年他担任加拿大驻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务卿，并于2002年至2003年担任亚太地区的国务卿。在担任国会议员的27年中，乔高确立了自己作为国际人权事业声援支持者的地位。 乔高从2005年起担任下议院的独立议员，直到2006年从政界退休。他从政界退休后，仍然积极参与人权事业的工作——尤其是帮助包括新疆人、藏人及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进行声援的奔走呼号。因为独立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而成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记得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的现象非常严重，一些人冒着被迫害的风险在网吧或家里翻墙浏览海外的消息。人们还将大卫.乔高在国际社会为了维护法轮功人权做出许多贡献的资料，打印成传单，挨家挨户的投放到报箱或门缝里。 当时这些传单的内容包括：2006年乔高与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通过独立调查，联合发布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以及来自德国、墨西哥、法国、美国、瑞士等多国各大媒体争相报导该消息的相关内容等。 当时我也参与了这些传单的发送。记得一次我在从楼上发到楼下时，这时从楼上下来一个男子，手里还拿着我刚刚放到他家的传单，他看了我一眼，说：“真厉害呀！”意思是大白天的就敢发这些中共非常恐惧又严厉打击的这些内容的传单。当时我不清楚他是什么人，要干什么。没有与他搭话便匆匆离去了。 显然，这些传单是有作用的。它使国际社会对法轮功遭受不公对待声援的信息得以在中国大陆传播开来。有力的鼓舞了遭受严重迫害而又被剥夺了表达权的法轮功团体。也使中共职能部门的人员了解到国际社会的信息，对法轮功群体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和思考，有的甚至是放弃了参与对法轮功的打压。 2010年1月16日，国际人权协会（IGFM）瑞士分部将2009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了大卫·乔高和麦塔斯，推崇他们为调查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的指控付出的努力，并因此成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在我离开中国大陆后，又不断的听到大卫.乔高的消息。比如在2016年时，为了制止滥用器官移植问题，乔高与麦塔斯在10年内访问了50多个国家。并撰写了揭露活摘器官的《血腥的活摘器官》和《国家器官》等著作。 在七年前的一个演讲会上，我有幸见到了大卫·乔高先生，听了他的演讲，之后又合影留念。看上去，虽然显得有些消瘦的脸颊，但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显示出他生命的活力。 2021年12月，为表彰乔高坚持和平、正义和善良的原则，“挺身反对不公”，尤其是揭露在中国产业规模的活摘器官等方面做出的奉献，乔高获得由“加拿大支持迫切需要帮助难民组织”（CSRDN）颁发的“2021年度全球人道主义领袖奖”。 乔高还非常关注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的状况，数十年来致力提倡民主、自由及人权等普世价值。乔高曾在台湾外交部的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就台加关系发表了题为“是时候加拿大支持台湾了”的演讲。 2022年2月3日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刊登乔高文章“冬季奥运──何以我们称之群体灭绝运动会”，指出北京冬季奥运被称为“群体灭绝奥运”的原因，即中共迫害包括了新疆人、藏人、法轮功修炼者，被公认犯下反人类罪，中共活摘器官，以及将“民主”诠释为极权主义、以港版国安法剥夺香港人的自由权利。 乔高呼吁国际奥委会停止把奥运赛举办权授予极权政权，呼吁世界出面捍卫所有中国人的权利。 乔高家人说，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天，他一直在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同事保持联系。 大卫·乔高是人权的斗士，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他为了维护人权，特别是揭露在中国发生的严重人权问题，包括新疆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的被迫害以及被活摘器官等，都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声援和将这一惊天黑幕向世界曝光。使在中国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得到有力的消弱，使中共当局的暴行有所收敛。 乔高家人说，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天，他一直在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同事保持联系。 他的逝世是加拿大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附：法轮功、新疆、西藏、香港等被迫害概述 一：法轮功方面 据明慧网报道：这里收集的迫害致死案例，是明慧网突破中共的层层封锁而得以核实的案例，远远不是实际发生的迫害致死案例的全部，只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因为中共竭力掩盖其犯罪事实，太多的案例仍然被掩盖，尤其是大量的活摘器官的案例，因为中共焚尸灭迹，仍然没有被揭露出来。 另外，此处收集的案例是直接因中共的酷刑折磨等迫害而导致死亡的案例，没有包括因为中共迫害无法坚持修炼法轮功而导致旧病复发去世的案例。这些死亡案例也是中共迫害造成的。 据不完全统计，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是：1999年7月─2022年3月，计272个月期间。共4764人被迫害致死。其中男：2129人;女：2575人。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如上所述，这个数字仅仅是实际迫害致死案例的冰山一角，远非所有案例的全部。就如同当年纳粹集中营的死亡案例一样，实际数字有待迫害结束后更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取证。 二，新疆方面 2017年，新疆“再教育营”跃上国际版面，震惊世界。然而，被官方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再教育营，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中共自“七五事件”后，对新疆持续加深加广的控制。以预防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作为借口，中共透过柔性、硬性两种手法将新疆纳入控制：一方面派驻人员进驻穆斯林少数民族家庭进行“结对认亲”，从餐桌上进行监视；另一方面高压限缩新疆人民自由，没收护照、进行关押。 据维基百科介绍：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中国人权状况明显变差，尤其是北京当局在新疆兴建大量再教育营。《纽约时报》在2019年根据流出的中国内部文件披露是习近平下令兴建新疆再教育营，世界多国普遍批评再教育营严重侵犯维吾尔族的人权。而根据中国政府官方的说法，这些机构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内容为教授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以及去极端化，并重归正常社会生活。 三，西藏方面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日，继西藏知名歌手才旺罗布之后，中国境内再有四川阿坝、青海玉树等地传出藏人自焚抗议的消息。人权组织呼吁外界，关注中国当局的高压治藏政策。 今年2月25日，中国境内有消息传出，曾参加《中国好声音》的走红藏族歌手才旺罗布（TsewangNorbu）在新歌上线后，于西藏首府拉萨布达拉宫前自焚，而后身亡。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近日另发布2起藏人自焚事件。这也是在34天内，中国境内接连发生3起自焚。4日下午4点，藏人行政中央宣布停止上班、上课，为确认自焚身亡的扎彭（Taphun）念经。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4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谈到近日传出的两起自焚事件：“几天前，阿坝州公安局门前一起自焚；另一个也是几天前，在青海玉树结古，有藏人在中国警察局门口自焚。玉树信息还不清楚，当地人很恐惧，对外只有透过微信，但微信没有秘密可言，向外传播将受到中国严厉处罚。（民众）在电话中都不敢多谈，如惊弓之鸟，怕带来麻烦，这些都会被中共算成是泄露国家机密。”达瓦才仁指出，自2008年至今已有约158起藏人自焚事件。有些人点了火被扑灭后，反遭警察打死、酷刑致死。公安机关、武警、特警是中国政府对藏人执行压迫的机构，藏人选择在公安局前自焚，有直接面对强权暴力的含意。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驻台代表格桑坚参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藏人真的走投无路，习近平对藏方略是要完全清除达赖喇嘛的影响力，要以所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堂而皇之的名义消灭西藏宗教、语言，推行所谓宗教中国化，强力打压。二、三月已有三名藏人自焚抗议，说明整个藏区有多恐怖!显示情势多紧急!藏人无法忍受只能诉诸自焚，希望引起全世界关注。” 四，香港方面 据VOA报道：香港—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半，有国际组织近日发表年度报告表示，香港在实施国安法后首度有新闻工作者被囚禁，包括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8人。据统计，今年以来超过50个香港公民社会组织，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被逼解散或停止运作，最为人熟悉的是举办六四烛光集会超过30年的支联会、主办7-1大游行接近20年的民间人权阵线，以及长期发表反政府意见的《苹果日报》等。有学者分析，反送中运动之后北京借国安法进行一次彻底，而且有系统的政治清洗，企图令香港变成一言堂的社会。 好，关于缅怀心系亚太的人权勇士及中国大陆人权恶化的话题，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看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