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馬尼拉街頭驚現反中共棺木印習照片
2026 年 8 月 10 日
上海封城，上海大乱。几个星期下来，强制清零的结果，确诊阳性的人数，不减反增，从每天几百例、上升到每天几千例、每天一万多例。人们不禁要问：如此极端的“动态清零”措施，真的有效吗？就算过段时间确诊阳性人数下降，真的就是“动态清零”的功效吗？实际上，这波变种病毒奥密克戎，在其他国家呈现的趋势：来势迅猛，但危害轻微，并自然消退。 中共当局加诸于上海的新一轮封控手段，其目的与效果的自相矛盾和不可思议，就连普通市民都看得出来： 一方面，强制把民众封锁在家，声言是为了减少群聚感染；但另一方面，又强制让他们频繁做核酸检测，动辄大排长龙、人头攒攒，哪怕天寒地冻之日，由此人为增加群聚、受寒、密切接触和感染的机会。一方面，声称防疫抗疫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与生命；但另一方面，强令医院关闭、康复中心关闭、甚至连急诊室都关闭，导致民众不能正常就医，危重病人更是坐以待毙，恰恰危害了人民的健康与生命。一方面，城内居民短缺粮食和菜肉，沦于饥饿；但另一方面，外地运送粮食和菜肉的卡车却被大量堵死在上海郊区，无法进城，借口也是严格防疫和严格检测。 中国网民流行一句话：“只要不是新冠死，你怎么死都没关系。”这句话，生动总结了“上头”的意思。这个“上头”，并非指上海当局，而指发出最高指示的北京当权者。这是一场对决。在医学上，是钟南山模式对决张文宏模式；在制度上，是中国模式对决西方模式；在政治上，是中南海模式对决上海模式。 钟南山模式，出自广州腐败医师钟南山，一切揣摩上意，不惜放弃医学和科学常识，以上意为准，把医学和科学倒过来当作政治工具，为上意服务，一如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从最早的“不会人传人”到后来的一刀切封城，“应收就收、应烧就烧”，都是钟南山模式的痕迹。张文宏模式，出自上海良心医师张文宏，一切从常识出发，尊重医学和科学，不唯上，不唯权，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一边防疫抗疫，一边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与工作。 中国模式，就是完全封城、彻底清零、幻想拒病毒于城门之外；西方模式，则是政府调控、但尊重人民权益、学会与病毒共存并逐渐战胜病毒。中南海模式，所谓“动态清零”，实际上就是极端清零、政治清零、病态清零；上海模式，就是分出重点区域和非重点区域、滚动式筛查，尽可能保持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和商业经济活动如常进行。 在过去两年，张文宏医师说真话、实事求是、尊重医学和科学的建言，得到上海当局的尊重，以至于，在防疫抗疫方面，上海领先于中国其他大城市，相对安宁有序；然而，近期，变种病毒奥密克戎袭来，北京介入，风向骤变，强制封城，强制清零，上海大乱。每日呈现的各种乱象和悲剧，怵目惊心，震惊国内外。 政治取代科学，外行领导内行，党领导一切，其实，这是文革模式，正是这些年中国人担心的倒行逆施，终于迎来又一波狂潮。文革模式，不仅以宏观姿态降临上海，而且以具体形式表现在街头。遍布上海街头的大白们（身披白衣的各色防控人员、军人、特警、“志愿者”等）以防控为名，以专政者自居，动辄恐吓民众、任意抓走民众、甚至大打出手，对民众拳脚交加、暴力围殴。 所有这些，都是当年中国人熟悉的文革场景。而在山东省菏泽市，甚至出现专政者给民众剃文革发型：“阴阳头” — 把违禁外出的居民按在地上，强行剃阴阳头，以示羞辱，同时也满足专政者们的变态取乐心理。时隔半个多世纪，深植于中国社会的这种变态心理竟丝毫未变。 大瘟疫爆发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悲剧和荒诞剧，充分展示：在一党专政的国度，政治有多么可怕！政治挂帅，政治压倒一切，压倒医学与科学，压倒人民的生命与健康。还是那句话、还是那个理：制度之恶，制度之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文革时有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战上海》讲的是中共如何打下上海。如今中共又开始了一场对上海的战争。这场战争名义上打的是病毒，实际上打的是居民。上海突然隔江封城，繁华的上海瞬间成了死城，除出呼啸的警车，空无一人。封街堵路，隔离板铁丝网，大楼拉上电网，家门被电焊封死，由此种种人间惨剧刷屏了社交媒体，几百万人押上大巴被集中隔离，封锁在家的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不治而亡者难以计数，而所有的死者几乎都非死于新冠病毒。 上海是中国最文明的城市，全国性的防疫做得最好也是上海，即使在新型病毒奥密克戎传播之下，不象其它城市一样一锅揣的清零，而精准防疫针对性的进行筛查。民居生活与经济都不受影响。这一方面是上海人的素质，更得益于上海有一个张文宏医生。他多次强调：我们抗疫不能再以行政的方式进行，要以科学为手段。要学会与病毒共存，参考西方防治的经验走出自己的路子。作为防疫专家上海医疗救治组组长，对上海的防疫起到关健性的作用。但因为他的精准防疫与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不同，触怒了习近平于是不顾上海的有效防疫，强行派出督导组到上海进行清零防控，当即宣布隔江封城，免去了张文宏医生的医疗救治组长的职务。上海人民曾经说过，武汉人没有保住张文良医生是武汉的不幸，我们上海不能失去张文宏医生。但是人民的心愿往往是独裁者的心头大患，非去掉张文宏医生不可。 对于习近平来说，清零政策几同他的政治生命，中国防疫是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如果失败就是他的部署失败，指挥失败。在前一阶段的防疫中，习近平利用了只有专制政权才可以运作铁桶一般的残酷防疫措施，相对西方自由社会松散的人心化的防疫确实起到了作用，与西方各国大面积的感染相比中国的感染人数几乎到了绝迹的程度。中共自吹胜利讥笑西方，等着“抄作业”。岂不知道中国的防疫再好也是西方不可抄，不能抄的。西方国家最终科学地走出了自己的路子，特别是在传染性特强的奥密克戎袭来时，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政策，使全民免疫走出了病毒的阴影。而习近平并没有适时地调整政策，感染人数爆增之下，仍然强调坚持动态清零，并通过卫生部长高强之口说我们对付病毒不是妥协而是斗争。党报也表示对病毒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把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放到科学防疫中来。在这样的政治炮轰下，上海没有被病毒打败，却被政治炮轰得稀巴烂。 当年中共炮轰上海，上海成为废墟，七十多年之后又以防疫之名炮轰上海，让上海市民饱受隔离之苦，经济遭受瘫痪。而这一切皆由于习近平的好胜与偏执之过，也有无数的恶人借恶行恶，种种残暴，冷血，恶作剧公然于世，让中国最文明有着二千四百万人口的城市，沦为野蛮的社会。享受着物质文明岁月静好的居民，瞬间成为疫情难民。上海人有诗： “昔日的繁华褪尽 一疫封喉 魔都穿上了制服 空气中飘满了奴役的肃杀” 灾难之中的上海人应该醒悟，只有文质文明而无政治文明，灾难随时会降临，而你们无搏鸡之力与此对抗，只能任随恶人无法无天，一个小小的居委干部就可以掌握一个小区上万人的性命，一个保安就可以控制一楼人的进出。求也无用，哭也无用，骂也无用，告无可告，除出忍受只有自杀。这样一个政权，这样一个社会框架不推翻天理难容。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俄乌战争从2月24日开始，持续至今。时至4月初，这场网络时代的立体战争的态势如下：战场上“拖”，将普京陷入战争泥潭甚至坟墓的战略未变；经济上“熬”，白宫于3月31日再度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达1.8亿桶，美原油价应声下跌7%，略高于100美元/桶，按拜登政府计划慢慢投放，可供给至11月，挽救2022年中期选举的选情；信息战完胜的乌方阵线从塑造英雄叙事改成痛诉俄军残暴。但不像以前那样，将俄军退军这种战略调整一律解读为因失败而撤军。其中最值得关注是持续一个月的制裁与反制裁，终因俄罗斯宣布自4月1日开始，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必须使用卢布导致的欧盟分裂。 天然气供应为何成了俄罗斯反制裁的王炸？ 根据普京3月底签署的一项法令，自4月1日起，如果俄罗斯的48个“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不用卢布支付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后果自负。面临选择的，包括美国和欧盟27国。 这一法令公布后，欧盟想就此事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达成一致，拒绝普京的提议，结果匈牙利一票否决。这意味着，欧盟还不能以整体的名义拒绝使用卢布结算天然气。 2月底西方发起全面制裁之初，其中将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被视为“金融核弹”，评论认为在这枚“金融核弹”的轰击下，俄罗斯经济将土崩瓦解。其中的“大杀招”则是美欧盟禁止俄罗斯使用欧元和美元进行贸易支付，结果俄罗斯祭出的反制杀招是要买天然气，就得用卢布支付。 西方左派政府的领导者与智库都长于选战而拙于治国，在国际社会的纵横摆阖中，左派阵营一向只看自己手中的王牌与敌方的弱点，基本不考虑自己的弱点与敌方手中可能拥有的牌，左派阵营的媒体的宣传强化了这种认识。欧美这次两大失算，首先是忽视了Bricks这个国际经济平台的悄然政治化，尤其中美贸易战后中国准备与美国脱钩的未雨绸缪；其次是没考虑欧盟成员国的经济不是资源依赖型就是市场依赖型，不少甚至为二者兼具，欧盟的“带头大哥”德国就是资源依赖兼市场依赖的双料国，而且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由于对方是世界第一天然气供应大国，加上运输的特殊性，急切间难觅替代供方。 以下历史与现实数据很说明问题：按天然气出口量计算。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每年出口227.031十亿立方米；美国位居第二，年出口量为131.852十亿立方米卡塔尔每年的出口量为125.147十亿立方米，是天然气的第三大出口国。每年出口3.549十亿立方米的中国排在35位。 在追求绿色能源多年，甚至发明出碳排放权额度交易的欧洲，天然气成了刚性需求（Inelastic Demand，简称“刚需”）。所谓“刚需”，是指在商品供求关系中受价格影响较小的需求，与其对应的是“弹性需求”。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刚需”就是必须要有的东西，替代性很弱常见的刚需用品有住房、食盐、小麦、大米、各类蔬菜等。 当然，西方左派数典忘祖，全然忘记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边缘-中心论学说的主要贡献者萨米尔·阿明的教导：“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以富裕国家为基础的寡头垄断统治，通过五种垄断 ——技术控制，自然资源获取，金融，全球媒体和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并且由此生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主权论。也因此，他们没想到俄罗斯在天然气供应方面拥有自然资源主权。 因为上述认知，欧盟从一开始就希望保留从俄罗斯继续进口天然气，因为这是关系到民生与经济的刚需。但是，认为自身永远正确的欧盟肯定是不愿意接受俄罗斯的条件的，可天然气又不能不买，于是欧盟委员会在4月1日当天向全部27个成员喊话，要求各国不要接受普京的要求，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既然当初签署的能源供应合同明确规定用欧元和美元支付，所以必须按合同写的来，其还扬言欧盟将对俄方进行“统一回应”，结果被匈牙利一票否决。 欧盟内部就取消俄天然气进口的分歧 这次的分裂，与2015年难民潮时期欧盟的分裂原因完全不同，除波兰、捷克、波罗的海三国纠结于对俄罗斯的历史恩怨之外，其他欧盟国家对俄制裁的态度与自身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度成正比，依赖度高的，反对能源制裁；依赖度低的，支持制裁。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1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了1550亿立方米天然气，约占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45%，占其总天然气消费量的近40%。在欧洲的主要经济体中，德国约50%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意大利这一数据的占比为46%，法国对俄罗斯依赖程度较轻，只有25%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供应；芬兰、塞尔维亚和拉脱维亚等国90%左右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则完全依赖俄罗斯，例如北马其顿和摩尔多瓦。 也因此，自2015年难民潮以来在反对接收难民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的“维谢格拉德集团”这次发生严重分裂。维谢格拉德集团成立于1991年2月，由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四国组成的区域合作组织，因首次会议在匈牙利城市维谢格拉德而得名。这一次，四国分为两派：波兰与捷克坚决主张制裁，波兰总理成为欧盟内部最坚决的对俄制裁者；匈牙利与斯洛伐克则同意用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近期多次就俄乌冲突阐述该国立场，明确表示反对欧盟将对俄制裁扩大到能源领域，同时禁止通过本国领土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受到了捷克和波兰官员的批评。 还有国家在制裁与本国正常生活中考量，痛苦地抉择。比如对俄罗斯压力感受最大的波罗的海三国4月2日刚宣布拒绝卢布支付，但不到24小时，拉脱维亚天然气公司 （Latvijas Gāze） 宣布正在考虑以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的可能性：“根据第一印象，俄罗斯卢布的结算程序并未正式违反制裁制度，而且是可能的”。 在匈牙利消费的天然气当中，俄罗斯天然气占比达64.1%。匈牙利官方数据显示，85%的匈牙利家庭是用天然气取暖的。4月1日，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说明了不抵制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原因。他表示，美国能源价格高昂，匈牙利不可能用它来代替俄罗斯廉价天然气，这对匈牙利来说无外乎是自我毁灭。 只有两个欧盟国家有准备，一个是希腊，据资料显示，希腊40%的天然气和26%的石油从俄罗斯进口，早在俄乌战争发生之初，希腊能源部长斯克雷卡斯表示，希腊天然气供应商已经安排了额外的天然气供应渠道，已经与阿塞拜疆和阿尔及利亚签订了供应合同。 保加利亚的天然气有80%来自俄罗斯。该国从2011年开始，IGB项目是一条天然气管道，将从希腊的Komatori到保加利亚的Stara Zagora，长达113英里。但它的结束是在最需要的时候。保加利亚将成为欧洲的一个先锋，成为首批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欧洲国家之一。随着欧洲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寻求替代能源选择，该管道是一个历史性的步骤，将有助于使欧洲大陆的能源进口多样化。 芬兰VR集团（芬兰国有铁路公司）的物流分公司VR Transpoint响应对俄罗斯的制裁，于3月27日暂停了与俄罗斯的铁路货运交通。在暂停三天后，VR集团宣布，从3月30日起恢复芬兰与俄罗斯之间的铁路货运交通。重启两国间铁路货运业务的决定是该集团与英国当局进一步协商的结果，经澄清，制裁并不适用于VR集团的合同和协议。 欧盟制裁俄罗斯：杀敌一千，自伤一千二百 这一轮制裁是美国吹号角，欧盟积极响应，事先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西方国家集体大行动。 吹号角的美国是个资源、农产品均能自给的国家，制裁俄罗斯于自身影响不太大。但欧盟基本属于资源、农产品对外高度依赖的经济体，而且其中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极强。按道理来说，欧盟不应该事先只想着痛打俄罗斯的“七寸”时的胜利感，却不想好自己的“命门”也在对方手中。这种忽视自身弱点的“料敌机先”必然导致上述被动局面，最后成了波兰总统莫拉维茨基批评的局面：一些欧盟领导人“将制裁当做他们不作为的烟幕”，“西方国家目前为止对俄罗斯的制裁根本不起作用，卢布汇率就是一个证明”。 俄罗斯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年 3 月俄罗斯出口石油乌拉尔的平均价格为每桶89.05美元。2021 年 3 月为每桶 63.62 美元。与开战前相比每桶净利润多25.4美元，等于涨了40%，每天多赚2亿美元，一年多700亿，等于军费翻倍，估计这仗还能打很久。卢布还是一样的卢布，但是美元却弱化了。 关于本轮制裁，我想还是用哥伦比亚大学萨尔茨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员理查德·哈拉尼亚（Richard Hanania）的一段研究结论做为本文结语。在《无效、不道德、政治便利：美国对经济制裁的过度依赖以及如何应对》（Ineffective, Immoral, Politically Convenient: America’s Overreliance o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这篇研究报告中，他在研究过美国制裁的两打以上国家的样本后，总结说：“在理论上，制裁是为了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因此，即使制裁者付出了人道主义成本，但他们是否有可能从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角度出发？最好的研究表明，制裁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并最终造成生命损失，而且即使按照政策制定者设定的标准，制裁也会失败。此外，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经济胁迫更可能适得其反，而不是促进民主化和尊重人权等美国政治目标。”
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已经两年多时间。如今，随着疫苗的普及，世界各国陆续解除疫情限制，各国民众的生活相对恢复常态。但在一直严格实施病毒清零政策的中国，却不断传出一些城市或地区封城的消息。3月底，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封城，大概显现了中国疫情走向的一个高潮，因为在此之前，深圳、长春等城市先后采取了封城措施，中国21个省市和自治区都出现疫情。上海封城之后，中国的防疫抗疫向何处去？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问：从今年3月28日开始，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突然宣布封城，随后出现了一些混乱，如抢购，打架，市民逃亡，当局甚至出动了民兵，为什么每当中国封城，都会出现混乱，是否说明当局准备不足？ 陈破空：对，大瘟疫都已经两年多，这两年多中，中国不断出现封城，其中包括武汉、西安、上海、深圳等，每次封城都出现了大量的乱象，不仅是当局准备不足，而且是政策自相矛盾。另外，对情况也估计不足，总以为疫情已经过去，或者以为是中国防疫、抗疫成功，都过上了正常生活或者岁月静好。但是事实证明疫情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恐怕在多方面证明，包括中国的这些医疗的无效、或者核酸检测有问题，还有政策-包括清零的政策-恐怕也不灵验。所以这些综合情况下，每一个地方宣布封城的时候，都是出现大量的乱象，抢购或者打架、或者市民逃跑，这些乱象都难免，即便是相对秩序比较好、比较文明的上海，都出现了惊人的乱象。这一方面也说明：当局的政策开始文革化，动用民兵就是这个标志。极端的封城、极端的管控措施，是一种文革化的表现。动用民兵，可以说是已经很多年不见了，就使人想到了文革时代、毛泽东时代。说明现在习近平当局走的仍然是一个倒退的路线，用旧的方式来对待新的情况。 问：上海以精准防控著称，但是目前也走到封城的地步，这是否体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的矛盾？ 陈破空：这里既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矛盾，也体现了科学防疫、还是政治防疫的矛盾。因为上海地方政府就在3月26号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上海不会封城、也不应该封城。市民都以为说，通过各种各样的封控措施，该解封了。结果到了第二天，3月27号突然宣布封城，分两步：浦东和浦西。这证明是受到了北京中央政府压力，说明地方政府扛不住中央政府的压力，做了不情愿的事情。另一方面，精准防控是上海良心医师张文宏提出的模式，在过去两年证明，跟全国各地相比比较成功。后来去年又发生了争议。张文红医生说，病毒与人类长期共存，就提出了新的思维，这就像欧、美防疫、抗疫模式一样。但没想到，却受到中共的左派、极左派、尤其是来自于习近平、习家军方面的围攻，党媒、党报的围攻。这个围攻之下，就看到上海执政的李强-尽管是习家军人物-他也保护张文宏。但是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张文宏受到围攻，最近还被撤职。也就是说，以上海张文宏医师为样板，有一个模式；在广州，有一个钟南山模式，钟南山，也就是封城、政治领导这个模式，就是科学防疫，还是政治防御？那么最后看，就是政治防疫站在上风，钟南山的模式占了上风，也就是说，习近平的模式占了上风。最后就是政治代替科学，政治代替医学，外行管理内行。所以当上海撤职了张文宏，围攻了张文宏之后，精准防控就不灵验了，就用上了那一套反科学、反医学的政治防疫模式。就是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或者极端清零，所以最后上海也难免（受到）极端政策、极左政策的浩劫。 问：中国在防疫抗疫过程中，动辄采取大规模核酸测试，建立大量的方舱医院，这些手段是否有用，还是另有原因？ 陈破空：现在看来，中国这种动不动就大规模的核酸测试，大建方舱医院，跟它本身防疫抗疫的目的相矛盾，因为防疫抗疫是说：要保持距离，要尽可能清除病毒、减少传染。但是，中国一发现-哪怕只有一起病例、或者集体的阳性-，就立即进行大排队、进行核酸测试，而且不断地核酸测试。核酸测试过程中，我们看到，人们都是络绎的排队，到处是排长队、人挤人，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聚集性的一种方式，可以导致更大的传染-群体性的聚集。另外，这些医生护士也加班加点，以至于有的医生护士本身都是阳性、本身都在发烧，上级还不让他们下班，结果他们在过程中，给这些被测试的人群也构成感染。另外，中国的测试模式是口腔测试，不像在欧美国家是鼻腔测试。这种模式也可以说是导致了传播传染。所以这个完全是跟它目的背道而驰。同样，建立方舱医院，也看到这个矛盾的现象，就是：方舱医院把有阳性、测试阳性，不管是有症状还是没症状的人全部关在一起，而且条件很差，条件很简陋，很容易（造成）交叉传染，或者群体性的传染，这些都跟它的目的相违背。而这些人的下落，最后都不知道是怎样的处理。 根据一些专家、国外的专家-被邀请过去参加防疫抗疫，最后离开中国、到了国外后透露说：这个大规模的核酸测试、还有疫苗，背后都有猫腻，有中共利益集团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都涉及到背后的经济利益，甚至涉及到中共高层的家属和人物，这就是说，核酸是一个产业，疫苗也是一个产业。尽管中国的疫苗已经被证明为无效或者低效，但是仍然是坚持用中国的疫苗，尤其大规模的核酸测试，里面都是巨大的利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不管是民众自费也好，还是保险公司出费，还是国家包揽-这些费用背后都意味着重大的腐败，因为目前的制度下，本来官场就存在重大的腐败，就在这些防疫抗疫的过程中，这个腐败也参杂进来，使防疫抗疫平添了一些诡异的色彩。最后受害的就是国民，也就是这些基层的民众、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腐败，制度性的腐败，仍然是中国防疫抗疫的一个死穴。 问：中国一直宣称是抗疫成功的大国，并宣传欧美国家抗疫失败，但现在中国疫情大面积反弹，波及半个多中国，中国抗疫模式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陈破空：中国宣传它防疫抗疫的成功，主要是通过它的宣传机构、党媒党报；而且它的统计数据跟欧美和民主国家不一样，它的统计数据是一种政治数据、人为的控制，说是中国整个大瘟疫中，只有4000多死亡，两年多数字都不变。实际上，这个数字在武汉、在湖北都不成立，因为远高于它的4000多，恐怕是百倍千倍都不止。但是通过表面上的数字宣布它自己的数字少，而欧美国家、正常国家、民主国家的统计，是重复的统计，把各种病例加在一起，不管是老年癌症、还是糖尿病，只要沾上一点新冠的感染，都算上。看上去，这些民主国家好像死亡数很大，不光是一个真实的交叉的统计；看上去中国的数字很小，而北朝鲜的数据更加是零，零感染、零病例，从表面的数据，他们就得出结论，中国防疫抗疫成功。而欧美国家失败。但是，看上去现在欧美国家逐渐趋于平静，不光是疫苗开发的成功，还有就是集体免疫，以及与病毒共存的这种政策，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但是中国继续坚持（自己的做法），于是疫情一反扑，就是鸡飞狗跳、到处封城。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的情况发展已经证明了中国的防疫抗疫模式失败，不仅是跟欧美国家对照相比失败，就是跟同是华人社会的台湾对比，都是失败，对所谓大国抗疫、中国模式，应该说可以宣告失败了。 问：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激起越来越多的争议，包括在中共党内的争议，在民间，包括上海，深圳和长春等地也引起广泛不满，您认为这种极端清零政策能否持续下去，会不会危及到他个人的权位？ 陈破空：习近平号称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亲自拍板的这个所谓“动态亲零政策”。实际上，现在看来是“病态清零”，也是极端清零，实际上是完全反科学、反医学的，是一种政治清零，是一种政治上的考虑，是所谓的“一刀切”，或者举国体制。以为是制度优势，但是现在看来，祸国殃民。不仅是没有有效地制止疫情，疫情一再又一再地死灰复燃，大规模地反弹，而且造成了社会的重伤、经济的重伤。在社会上，很多人不是因为疫情死，反倒是因为防疫控疫的措施极端而死。像病人不能就医死亡，或者是有人不能动手术而死亡，或者说有人甚至跳楼自尽。这种死亡数比它的封城或者是防疫抗疫还要多，疫情感染本身的死亡数还要多。所以这些都显得很荒诞、非常地自相矛盾，但是，习近平为什么坚持这一条呢，在党内也激起了争议，在民间也激起了争议、愤怒和不满，深圳甚至出现了抗议。他为什么坚持呢？我想这是政治上的坚持。他自认为，他不能够认错、不能够说他的政策是错的，这样会危及他今年追求的最大政治目标：就是连任，想长期执政。但是这个倒过来，也会危及他的权位，那就是党内斗争，尤其党内高层的斗争。由于他的清零，不仅重伤了中国社会、也重伤了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在过去四个季度，每季度都是断崖式的下跌。到第四季度，更是跌到低点。今年如果疫情反弹，继续用极端清零政策的话，恐怕中国经济继续重伤。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党内的反习派、党内的政敌，会跟习近平有一个说法，加上政治老人加进来的话，反过来会危及习近平的权力和权位，有可能使他的连任添变数。但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看上去并不愿意改弦易辙，并不愿意轻易的认错，不想让他成为一个错误路线而定义下来。不过，这种矛盾和纠结有可能引发、激化党内的斗争，党内的矛盾、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最后导致今年的二十大可能出现很多的变数、或者 重大的变数，包括习近平能否连任都存在重大的变数。
俄国独裁者普京狂妄地宣称：“俄罗斯不在了，还要这地球干嘛！”这种狂妄，将希特勒甩出三条大街。普京话音刚落，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宛如鼎沸，普京的粉丝们都高潮了。 中国人向来崇尚强权、崇拜暴君，屠戮上亿中国人的毛泽东，至今仍是中国人票选的世界第一伟人。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俨然有后来居上的气势，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人讽刺说：“中年人一旦把持不住自己，便以为自己是普京，是秦皇，是汉武。他们仿佛成了一地的主宰，几句谈笑声间，樯橹就能灰飞烟灭，看人楼起了，笑人楼塌了。” 普京的魅力远非一般的娱乐明星所能媲美。一个网名为“夏花依旧YZ”的中国女子写道：“普京的人格魅力无可比拟，连我爸都夸，大半夜起来看新闻生怕普京吃亏，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样的男人谁不喜欢。”一个网名为“捌月三”的中国女子则写道：“优秀又帅气，之前看他的一个视频，他在写作，然后回眸一笑，我直接沦陷了。”更加赤裸裸的表白，是一个名为“TONG_NWA”的中国女子，她激动地写道：“我也好喜欢，我当场排卵了。” 中国国内如此，海外华人也没有闲着。某个自称的资深记者，将普京描述成拯救世界的弥赛亚：“普京在飞机上放置了圣像等圣物，并放有一本《圣经》，飞行时间够长时，他在天上读《圣经》，‘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普京带领俄罗斯回归东正教，目的是重建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准则。”难道“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准则”就是对内独裁、暗杀，对外霸凌、侵略，派军队跑到别国去杀人、放火、强奸吗？ 普京是一名好基督徒吗？美国维吉尼亚州麦克林圣经教会牧师乔·卡特在《俄乌战争为什么扯上了宗教？》一文中指出，自上台以来，普京曾多次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基督王国的护国公。俄罗斯东正教的牧首基里尔对其亦步亦趋，公开祝福这场侵略战争，辩称这一军事冲突是与罪恶和外国势力作斗争。然而，并非所有的俄国东正教信徒都赞同这一立场。一个由275名俄罗斯正教神父和执事组成的全球团体不畏打压，公开呼吁“停止自相残杀的战争”，并申明乌克兰人民拥有其政治自决权。此外，一个由100多位美国基督教领袖组成的跨宗派教会团体也致函基里尔，请他使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祷告和重新考虑你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俄国问题专家亚历克斯·米拉基科警告说：“普京利用传统基督教是为了政治效果。美国和欧洲的观察家们最好能看穿这套把戏。” 那么，为什么偏偏有那么多中国人为普京而痴狂，甚至支持其发动的侵略战争？鲁迅说过，很多中国人是“奴在心者”。他却不知道，一百年后，中国人仍是“奴在心者”，更有若干中国女子是“奴在卵者”。在中国，有些女人身不由己，被拐卖、被囚禁、被强暴、被当做生育机器，沦为铁链女奴，让人哀其不幸；而另外有些女人却是自愿为奴，不仅自愿为奴，而且自愿为性奴，最大的梦想就是“躺平”到普京身边，接受君王般的普京的恩泽，还洋洋得意地昭告天下。 这些公开宣称要为普京“排卵”的中国女人，未必都是共产党员。比起肥胖臃肿的习近平来，普京似乎更符合她们的审美标准：普京是一个上天开飞机、下水抓蛟龙的肌肉男。比起迟迟不敢出兵征服台湾的习近平来，普京实践了中国人“天下帝国”的想像——虽然俄国侵占了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国人却一点也不恨“老大哥”。 中美两国退伍军人会再度交战吗？ 支持普京的中国人不仅仅是女性。有一份名为《湖南省常德市参战老兵自愿赴俄前线支援俄罗斯请战书》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这份致当地“国防动员委员会”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信件的作者，自称“我们是常德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役老兵”，因为“北约企图东扩，威胁俄罗斯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安全”，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打击乌克兰现政权，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请求当局准许他们去帮俄罗斯打这场烂尾仗。信件末尾，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和手印。 最后一句名言“保卫俄罗斯就是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让人不禁联想到一九二九年的中东路事件：为了维护对中东铁路的控制，苏联悍然出兵中国，杀死和俘虏上万名东北军官兵。在这场武装冲突中，还是地方割据政权的中共中央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通告，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中共积极维护苏联利益的举动，赢得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的赞誉：“中国共产党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的军阀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中东路事件中，表示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模范。”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则因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而遭到中共开除党籍。 如今的中共跟当年的中共万变不离其宗，在谄媚苏俄上毫无二致。不过，色厉内荏的中国政府大概不敢派遣这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老兵去乌克兰战场。与这群虚张声势的中国退伍军人相比，美国的退伍军人却是真枪实弹走上战场。美国老兵瓦斯奎兹在推特上传身穿战服、站在乌漆墨黑的物体前的画面。他对着镜头说：“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我身后的是什么，这是俄罗斯坦克，是我们摧毁的第一辆。”他写到：“这个村庄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一个月，俄军恐吓民众、抢走他们的食物。今天我们进来，干掉7辆坦克和无数俄罗斯人，借此解放这里的民众。”镜头外，一名乌克兰人大喊“欢迎美国人！”瓦斯奎兹在视频中还大骂俄罗斯人是“废物”，“俄罗斯人拒绝带走阵亡同袍，让他们被流浪狗吃掉。美国人永远不会把同袍或尸体遗留在战场。”他的妻子虽然担心却仍然支持他，“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在九一一之后也是做了一样的事，急着去帮忙，这就是他，他是我的英雄。” 支持俄国的中国人并未死在战场，却死在回头路上。二零一四年，一名崇拜普京的浙江金华男子，带着两条金华火腿、两瓶酒和一张14万元存折，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准备送上特产和存折，却被拒之门外。后来，他狼狈回乡，在路上从货车坠落，被周围经过的车碾压，当场死亡，地上留下一滩血迹。这算是毛泽东所说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吗？ 在中国，网民有支持俄国和普京的言论自由，却没有反对俄国和普京的言论自由。脑性麻痹（脑瘫）诗人余秀华发表反战诗歌《我乞求诗歌能够阻挡一辆坦克》，引发不同立场的网友唇枪舌战。有支持余秀华的网友直言：“脑瘫比脑残高贵。”中国异见人士徐琳在脸书上说：“今天上午发了一个讽刺普京的行为艺术照片，傍晚时国保又打电话来要我删掉，我没答应。凭什么一下要我删这个、一下要我删那个？这个也不能说、那个也不能做，我到底出监了没有？我讽刺普京关你们什么事？普京真是你爹啊？”是的，普京似乎是习近平的洋爸爸。 鲁迅说过：“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今天的中国人“面对丰县，我一言不发；面对战争，我拍手叫好”，这是中国式的聪明。无数蜗居、蚁居的中国人，偏偏喜欢为中南海操心，这还不够，还要为克里姆林宫操心。所以，有些中国人跟共产党是分不开的。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民主国家齐声谴责普京的侵略行动。这场战争不仅分裂了乌克兰的国土，打破了欧洲大陆70多年来的和平局面，而且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的布局。可是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苏联解体后俄国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为什么这个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进反退，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顺从独裁者的社会？谴责、憎恶普京这个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容易的，但对中国人来说，俄国民主化倒退的教训更值得警醒。 一、俄国民主化的终点：恢复国内专制和对外霸权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没料到，有朝一日，苏联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鼻祖、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催生婆居然会抛弃社会主义道路；更没人料到，俄国的民主化居然最后通向了沙皇式统治，俄罗斯重新走上了穷兵黩武、称霸东欧的传统霸权主义道路。 1991年8月，苏共高层的一批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把苏联引向危险的道路，因此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结果绝大部分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却站出来反对政变。事后，由苏共党员组成的苏联国会（苏联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禁止苏共在苏联的一切活动。一夜之间，统治苏联74年的唯一执政党苏共被苏共的国会取缔了，以苏共总书记身份担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随即苏联的3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共和国的总统们一致同意，依据苏联宪法从苏联独立。于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苏联就这样解体了，乌克兰因此也独立建国。俄国进入叶利钦时代后，因为苏共已被取缔，唯一能取代苏共专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因此俄国自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同时，叶利钦当局也选择了市场化方向的经济制度转型。 俄国转型初期，表面上一切似乎都与民主国家相近，政治开放，经济自由化，社会气氛活跃。我1995年去俄国考察制度转型之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到一位到访的俄国科学院学者，当时他颇为自得地坐在会议室里自言自语，“（现在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莫斯科啊（Совсем другая Москва）。”然而，俄罗斯的好日子并没延续多久。 1999年底，叶利钦请辞，普京受命接任总统。在普京的统治下，俄国又朝着专制的原点回归。他通过修改宪法以及连任、替任等种种花样，事实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终身总统。苏联解体后俄国确实踏上过民主化道路；可今天的俄国离个人独裁却只隔着一层“帝位”的窗户纸。当普京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同时在国内打压反战的声音时，俄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已经回归到沙皇时代了，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只剩下国会这个躯壳，俄国实际上再也不是民主国家了。 然而，现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度转型走向依然不甚了了。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以为，只要俄罗斯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如果欧盟不东扩，俄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当中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其实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这种转型失败对周边国家乃至国际和平具有很大的威胁。乌克兰战争之所以震撼了多年主张“和平主义”的西欧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不懂，俄国民主化的终点居然是恢复国内专制和对外霸权。 二、苏联解体：假“男儿”败给了真男儿 俄国退回专制和霸权，是回归其历史传统吗？苏联也有70多年的历史传统，为什么却被苏联人抛弃了？习近平以为，苏联解体，就是其共产党统治的传统无人捍卫，即所谓“竟无一人是男儿”。其实，用传统这个词来解释俄罗斯失败的转型道路，实在太苍白无力。 习近平以为，苏共领导层里，但凡有几个“男子汉”，血气方刚，绝不退缩，苏联就不至于垮下来。他完全被中宣部的意识形态专家误导了。事实上，当时苏共的政变委员会就算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勇敢男儿”，他们确实站出来了，但却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男儿”站出来反对这几个不识时务的政变委员会成员。客观地讲，“扼杀”苏联的其实就是苏共的大部分精英。他们对苏联和苏共前途的判断与习近平的判断相反：守住苏联和苏共才是“窝囊废”，识时务的“好汉”就应该埋葬苏联和苏共。 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有从经济凋敝到国力渐衰、从民智开启到反对派萌芽等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他只是想改良。他的政改口号（俄文гла́сность）原意是“公开性”，指政治上的有限开放；其经改口号（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是“重建”，即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些改革并非制度转型。老戈之所以要实行这样的改良，实在是因为苏联的制度病入膏肓了；而他的改良不可避免的失败，还是因为这架制度机器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按照邓小平的认知，苏联人求变，是没能“富起来”。其实，1990年苏联解体前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揭示，90%的苏联老百姓认为，物质生活过得去。苏联老百姓求变，并非中国官媒宣传的那样，是因为物质生活不好；他们实际上是对苏共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满。随着苏联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苏联民众的价值观比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了很大进步。比如，诚实、有尊严地生活、排斥暴力之类的价值观念，不仅深入知识分子的心，深入苏联军人的心，也深入苏联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心。 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总理雷日科夫当时如此评价苏联政府的状况：“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所以，当时整个苏联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觉得，够了，我们不想再这样没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了。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改变。”当时苏联人普遍认为，他们不想再忍受这种充满腐败、充满谎言、依靠镇压的制度。1990年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员的88%认为，苏共不再有威信；70%多党员准备退党。这个党其实已经被老百姓和它的党员抛弃了。 当不识时务的那几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发动政变时，苏联70%的地方政府首脑宣布，不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军队的大多数也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同时，人民自发地上街抗议政变，阻挠政变的实施；最后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苏共代表投票送终了苏共。 三、俄国制度重建：用“旧”零件装出“新”机器？ 既然苏联解体时，其多数国人向往民主化，那为什么俄罗斯今天会走到这种地步？俄罗斯民主化失败的关键在于，俄国的制度转型是用“旧”零件组装“新”机器，这就必然导致“新”机器充满了“旧”功能。所谓的“旧”零件，是指俄罗斯民主化中，新官僚都是苏共旧人；而国人的价值观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时代的旧观念。这样，民主化开始后，官场、商场上旧人云集，投票时选民的旧观念作祟，民主化失败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1995年，我曾经在圣彼得堡市采访了一个该市的前苏共区委书记。她被采访时担任一家私人银行的董事长，为我解释了苏共被取缔时党内掌实权的各级干部的共同心态。据她说，当时苏共各级干部关心的是怎样摆脱旧的苏联桎梏，开通自己发财致富的道路，又不必受克格勃的威胁，这就是他们抛弃苏联的主要原因。这种想法虽然未必与中共充分沟通，却天然地符合邓小平思想和江泽民路线。由此可见，共产党国家的官员心向贪污，又怕整肃，在俄国和中国都一模一样。采访时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位前苏共区委书记如何赤手空拳开了银行，当上了“金融家”？同样的问题在中国是讳莫如深的，而她却怡然自得地准许我把录音机放在她的面前，毫不隐讳地给我这个外国人讲了其中的奥秘。 苏共被取缔的次日，她召集原来由她任命的该区各国有企业厂长开会，商量出路，因为她和厂长们的合法性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她的建议是，由她出面注册一家私营银行，厂长们把本企业的国有流动资金作为这家私营银行的入股资金，转入此银行；再用银行贷款的形式，把来自各企业的资金转回企业。通过一番这样的“神操作”，这家私营银行就凭空有了雄厚的“资本”，而各位厂长也从此成为掌握自己企业金融命脉的私营银行“股东”；虽然“组织上”不再任命这些厂长，但厂长们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 当时我追问：“这样做合法吗？”但却没料到，自己问了一个道地的傻问题。这位前区委书记微笑着问我：什么是法律（что такое закон）？她解释道：“我们各地的‘干部’们都在这样做，他们支持的国会议员在‘杜马’（俄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法令因此规定，这样的做法属于合法行为。不然，我也不敢告诉你了。”这就是“旧”零件组装出来的“新”机器在如何运作的典型案例。 苏共干部们并非真不懂经济，只是他们不喜欢计划经济之下的束手束脚而已，也不喜欢被党纪部门或克格勃勒索威胁；一旦让他们用权力自由自在地发财，就无师自通地各显神通，呼风唤雨。他们就是普京们的权力基础，仿佛沙皇时代的贵族一般。然而，用这些“旧”零件组装出来的俄国“新”政治制度，只是个民主制度的冒牌货。当中国民间呼唤民主化时，很少有人想过徒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却“换汤不换药”，这样的冒牌“民主”完全可能重蹈普京的覆辙。 四、为什么俄国逃避社会转型？ 共产党国家一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就从此一帆风顺地完成转型呢？实际上，答案是否定的。成败之别在于，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完整的制度转型必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缺一不可。政治转型是民主化，经济转型是私有化和市场化，而社会转型是民众价值观、道德观的涤荡和清洗。在民主选举的状况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成败取决于选民支持哪种政策主张。因此，社会转型才是民主化是否倒退、是否归于失败的关键影响因素。 因此，所有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展现出三种模式：第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这是以波兰、捷克为代表的中欧模式；第二种，实行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这便是俄罗斯模式；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不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此乃中国模式。 俄罗斯民众在苏共下台前曾支持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可以轻松地推动象中欧国家那样的社会转型。俄国民众和大多数前苏共党员，并没有中欧国家民众那样全面否定红色历史的精神准备。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的大多数人，把共产党制度的失败推给了被取缔的苏共，却回避实行中欧国家那样的个人忏悔和灵魂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国家的社会重建是把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象征而清除的，清除共产党统治的遗毒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国，红色历史、红色文化就是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牵涉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牵涉到对长辈、前辈社会声望的否定，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1995年，我在莫斯科的国民经济战略馆（北京展览馆采用了它的图纸）曾偶遇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两人谈了五个小时，中心话题是：为什么民主化的俄罗斯不能深入批判共产党文化？他的回答是，这是情感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他的爷爷是赤卫队队员，见过列宁，父亲是高干，他自己也算高干，一家三代全都和共产党血肉相联。他说，我们知道民主化比共产党好，但要我否定十月革命，等于是让我否定我爷爷和我爸爸的人生价值，这我做不到。 这次聊天后，我翻查了叶利钦时代的中学教科书，也检视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市的政治历史博物馆的展品。结果发现，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部门采用了混淆是非、逃避争论的实用主义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比如斯大林就从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展览馆里彻底消失了。结果，民主化过程中，俄国为了避免还原真实的历史，把苏联历史切碎了再稀里糊涂地拼在一起，这种做法其实是为逃避社会转型创造条件。 五、民主化失败的俄国重新成为战争温床 在俄国考察后我意识到，虽然理智上俄罗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产党下台，但情感上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清理共产党的精神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在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清理共产党的精神遗产不是个单纯地明确是非判断的问题；即便是非已经明确，很多社会成员仍然拒绝从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遗产，结果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建就面临重重障碍。既然不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评价，也就谈不上全社会范围的忏悔意识和净化意识。所以，俄罗斯在民主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乱七八糟的混乱的历史教育，又在头脑里装进了苏联时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比父辈还混乱。 被旧价值观深深影响的数代俄罗斯人会喜欢一个强大的政府、强汉般的领导人和强硬、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主化必然走上失败的轨道，而普京当道却成为必然趋势。一个失败了的民主化国家很容易恢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对外霸权政策；这种对外霸权政策常常还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喝彩。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普京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看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为中国进攻台湾的军事计划叫好。 从更深层次去看，失败的民主化又产生了俄国的制度劣势：经济上落后而毫无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压制；对外，则只能展示强权。这种制度劣势会进一步深化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卑感；而普京的制度自卑感让他对那些靠近西欧国家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的成功充满了妒忌、敌意，总想找机会威胁它们，至少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削弱。所以，俄国之所以恢复霸权主义，是俄国转型失败后出现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应；它非常害怕周边国家的成功让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沦为彻底的败落。这就是乌克兰战争的俄国背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网路上流传一篇分析反俄罗斯挺乌克兰的都是些甚么人? 那我也试着来分析挺俄反乌的人又是哪些人： 1). 不认同民主,人权价值的人。所以俄罗斯”侵略”,”不守约”,”不诚信”,”撒谎放假讯息”…他们也不认为这样的事有甚么严重。 2). 受假讯息洗脑的人。亲共小粉红当然如此，但也有些反共人士，只是这批人和之前接受阴谋论的狂热川粉高度重叠。他们仇视拜登，和主流媒体仇视川普一样，还更没水平，判断力低落到惨不忍睹。说什么现在出现的教宗是假的，现在出现的拜登也是假的，是有人冒充的，还说他们都是撒旦教云云。真是智商不在线! 他们也反疫苗，散播假讯息，夸大疫苗的缺点，漠视疫苗的优点。川普要大家去打疫苗，他们却不接受。 3). 反美成习惯的人。长期接受中共外宣的人多半反美。反共的教会人士也有些做如是观，好像美国已经被上帝丢弃了一样。美国教会是在没落没错，但根深蒂固的文化仍根植于基督信仰: 民主,自由,人权已经成了多数美国人最重要的DNA, 这才是美国最大的政治正确，而不是白左。白左若违反自由民主人权，一样会被轰、被嘘。 有一则笑话，反美是口号，赴美是生活。有人对挺俄反美的人做调查，把你家孩子送去俄罗斯留学，如何? 大家都不愿意。赴美留学仍是首选。 4).没有民主自由人权制度的经验，所以很难信任别人，也不信任专业，自然也不信任政府。医生说去打疫苗，他们不信任; 政府说去打疫苗，他们也反抗，自己没有判断力也不信任专业。 因此也不信任乌克兰总统愿意冒死捍卫自己的家乡，也不信任那些把妻儿送出去，自己留守乌克兰的男人。认为人人都想保命逃亡才是正常。不能理解人生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 (这点从台湾人对俄乌战争的反应可以看出，万一两岸开打，愿意留在台湾保家卫国的人不断升高，从六成上升到最近九成了。) 大多数到西方国家移民的中国人不信任中共政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民主观念的确还有待加强。民主，就是信任专业，不然你投票选人出来做什么? 不信任医生，那还上医院做什么? (当然不是毫不质疑全信，那是盲信。) 不信任主流媒体，那还谈什么新闻? (我是主流媒体出身的新闻人，受过严谨的训练与考核。我虽不满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的打压，但一竿子打翻全部是不对的，我以前那些同事还是有很多认真诚实的新闻人，他们的报导还是很可信的。) 5). 习惯二分法思考的人。非黑即白，容不下灰色的中间思考。其实二分法是最大的愚民工具，攻击对方就是把对方抹黑斗臭，真相就自然看不见了。例如挺川的人认为拜登做不出一件好事，挺拜登的就认为挺川都是落后保守人士。 最近和一位台湾朋友吵起来，因为他认为所有中国人在共产政权下长大，根深蒂固就是民族主义的”统派”，对台湾来说，通通不值得信任。这真是太偏激。 6). 不看国际新闻，不知道时代在变的人。例如上述瞧不起中国人的少数过去的台湾极绿的台独份子，就还停留在这样的认知里。都不晓得时代已经变了，到处可遇到反共的中国人，非常尊重台湾的自决。他们还处在台独份子不到台湾人一成的时代，因被打压而恐惧感疑心病甚重，所以不信任任何中国人。殊不知现在连台湾人都已经八成以上主张台独了。 再以俄乌来论。有朋友对乌克兰的印象就是亲中，所以下意识反乌挺俄。而且认定俄罗斯要打乌克兰，如秋风扫落叶，乌克兰几天就会沦陷。这些都是不看国际新闻，不晓得时代在变，还一味守着自己过去的印象的现象。 如果我们不能时时更新自己的思维跟上时代的改变，是很容易判断错误的。 7).民族主义至上的人。认为国土一吋都不能让，认为乌克兰以前就是苏俄的领土，应该亲俄才对，怎么可以和欧洲国家眉来眼去? 对台湾，这些人也主张”一点都不能少”。如果台湾要独立，那他们支持武统台湾。这种人最好别去台湾，以前还不一定会被嘘，俄乌战争之后，肯定被嘘出来。 其实，民族主义只是统治者的光环，对平民老百姓根本没啥影响。我是台湾人，和中国人语言相通，但那就可以统一吗? 当然不! 我才不要被这样撒谎不诚信的政权统治。 挺俄反乌的朋友，你属于哪一类?
台湾有民意调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认为美国会协防台湾的人数剧烈下滑，认为日本会协防台湾的人数大幅度上升，认为台湾可以单独抵抗共军的人数也大幅度下降。这和战前判断乌克兰局势犯了同等的错误：重科技数据，而不看民心士气。俄乌战争的意外，正是古代军事思想里民心士气胜于武器装备的结果。 习近平为什么近年来武统的态势在上升呢？首先并不是武器装备迅速压倒了台湾，而是在控制舆论带来的民心士气上，颠倒了被动局面。控制宣传，是中国共产党历来使用的主要工具。但是过去为什么武统论遭到了嘲笑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信用在下降，反共的情绪在上升。就连高层内的舆论也有不少公开反对武统，或者不支持武统。这是制约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政策，推出和统论的主要原因。 习近平是怎样颠倒了舆论呢？以他善于内斗而不善于治国的特点，他没这个能力。是台湾两党的错误政策导致了大陆人民和统的耐心下降，武统的舆论增强。国民党的亲共政策，消磨了大陆人民和统的耐心：既然他们都要投降了，何必再等呢？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特别是一些深绿人士和媒体对大陆人民的侮辱和刺激性言论，被共产党媒体放大传播，推动了大陆人民中武统情绪的高涨。 很多过去不支持武统的人，被深绿人士说成低等支那人之后，也会愤怒地说：既然这样，就打没商量。这就是舆论颠倒的重要原因。依靠外人内斗的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之一。深绿们表演得淋漓尽致，怎么能让人看得起？真是有病乱投医。 台湾要想像乌克兰那样能抵抗大国的侵略，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躺在外国的保护之下。说难听点儿，别人从很早就怕被台湾人给赖上，我在美国私下里和公开都听见过这种议论。这也是很多美国人坚持政策模糊论的原因。美国人相信：上帝只帮助那些敢于帮助自己的人。 好在蔡英文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自助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正在加强军备和训练预备役军人。但进展好像不怎么顺利。原因就是台湾大众还是依赖心理太重，反抗心理缺失。这是第一大问题，亟待解决。蔡政府如果真对台湾人民负责，首先就要全力以赴，动员对抗大陆侵略的舆论，减少内斗的舆论，减少大陆的虚假宣传。 俄罗斯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讳，军事侵略乌克兰？就是因为大部分俄罗斯人支持。现在习近平早就看到了更多的大陆人民支持，而且早就消灭了高层反对武统的军人，例如刘亚洲将军等人。这就是在为武统做准备。他倒是比台湾人聪明，知道人心向背是政治军事胜败的基本条件。甚至他的五毛网军，都伪装成台独分子来挑拨两岸人民的仇视情绪。 习近平以普京为榜样，能学到什么呢？不知道。很多人习惯以己度人，以为习近平会按正常人的思维做决定，这就进入了误区。至少他现在还没看到普京失败，至少他已经看到了西方只会制裁，而且没伤筋动骨。他和他的那帮参谋们会如何选择，不是能够预测的。祝愿台湾能尽快转变策略，自助、天助，保住中国人的一片民主的榜样。
3月14日，李进进律师不幸遇害身亡。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震惊，悲痛之情久久不能平息。下午，我和我太太以及老友徐友渔夫妇赶到法拉盛的李进进律师楼，在进进办公室门前献上一束白花，谨表哀悼。连日来，进进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于脑海。我很难想象，进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和李进进结识于1993年。那时，他以访问学者的名义来到美国，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宪政与中国”项目，我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由于在此前，我们彼此对对方就有相当的了解，故而一见如故。在那时，《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对李进进做了一次深度访谈。在访谈中，李进进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讲到他在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会堂前主持了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讲到他在5月19日起草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宣言》，帮助建立了自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真正独立的工人组织，并成为其法律顾问。在八九民运诸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中，李进进是最早把注意力转向工人和市民，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的。 在访谈中，记者亚衣问：“从研究生期间的活动到天安门运动，你在政治上似乎一向主张和解与妥协，但是你又说过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残暴不讲道理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面前，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主张？” 李进进答：我现在仍然坚持这种政治主张。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个策略，非这样不可；第二，另一个更深刻的意义是在理念上。从理念上来讲，和平、理性、和解、妥协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过程的必然的方法和手段；将来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也要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公正；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当中，首先就应当学会这种方法和手段。 李进进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精彩。即便在30年后的今天，李进进这段话仍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结束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李进进随即去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法律学位。一次，我去麦迪逊参加会议，顺道去李进进的住所看望，见到他的妻子和儿子。进进拖家带口，在40岁攻读洋学位，课业繁重，自不待言，还要在餐馆打工维持生计，压力之大，可以想见。然而李进进却处之泰然，不叫苦，不感伤，不消沉。那份恒心与定力，令人赞叹。 进进得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到纽约，办起了律师事务所。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我们同时在一些民运组织中任职，一起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次活动和会议。我介绍过几个朋友申办杰出人才移民或政治庇护，进进都认真办理，那几个朋友都对进进十分感谢。我有法律问题向进进请教，进进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自2011年起，李进进接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组织和主持了多次活动和会议。尤其是在2012年秋，胡赵基金会在纽约长岛举办了“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研讨会，会议的正式发言人和评议人多达40几位，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9位独立学人；会后出版了一部厚达400多页的《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辑要及现场辩论实录》，可谓硕果累累。 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李进进执笔提交了一份《“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白皮书指出，1989年民主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活动；1989年春夏期间，北京没有动乱；6月也没有发生所谓的暴乱；“六四”事件的屠杀性质不容质疑。这份白皮书从法理上，对共产党当年的诬陷、不实之辞进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分析和反驳，是海外民运不可多得的一份文献。 和不少“六四”流亡者一样，李进进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从广场到秦城》。和其他“六四”流亡者的回忆录不一样的是，李进进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法律博士生的狱中探法》。在这本书里，李进进不但讲述了自己从八九到“六四”的个人经历，而且还从法学家的角度，从法学理论上认真地探究了中国司法公正的若干重大问题。 在得到法学博士的学位后，李进进没有选择教学与学术研究，而是选择了当律师。在律师的实践中，李进进获得了很多在书斋里不容易获得的经验与感受。他又把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感受放进他的理论学术的思考，由此引出了对美国三权分立、对美国司法体系的深刻领悟，以及对中国制度的深刻批判，并进而引出了对未来民主宪政中国如何实行法治的深入思考。这对于未来中国宪政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进进热爱文学，喜欢写作。进进属羊，他以“杨非羊”的笔名办了一个博客网页，上面收录了他写的短论、随笔、书评和诗歌。 进进远行不归，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哀伤和思念。我想，我们对李进进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就是整理和接过他的思想遗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