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0日，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前三天，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宣称无论台湾如何自卫都永远无法抵御与中国大陆的战争，也永远无法获胜，“他们太大了，比我们强太多了，所以我们不应该使用武力的方式来缓和紧张关系”。马英九更强调说，习近平是台湾可以合作、“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的对象，并指台湾人民“可能会接受两岸统一”。 习近平在国际社会早已声名狼藉，他在新疆打造了超过纳粹和苏俄的关押百万维吾尔人的超级集中营，将香港的自治消灭殆尽、让香港沦为警察城市，马英九居然还要相信习近平，这种执念已经不是古老的“农夫和蛇”的预言所能解释的了。就连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也不敢接招，与之划清界限，避免与之同台。但伤害已不可挽回，马英九“相信习近平”的说法，至少让国民党掉了几十万票。 静极思动、不甘寂寞的马英九，利用其基金会，继续推进所谓的两岸交流。2023年7月，马英九基金会首度邀请陆生团来访，并由桌球名将、北京大学硕士生丁宁担任团长。曾夺下2016里约奥运桌球女单金牌的丁宁，与政治大学桌球队师生的交流，备受台湾民众关注。2024年11月，马英九基金会再度邀请陆生团来台，明显扩大在体育方面的交流，团员包括身为中共党员的桌球名将马龙、射击名将杨倩。访问团走访了多所大学和中学，所到之处，媒体云集，颇为吸睛。 台湾认知战专家、中原大学资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刘文斌指出，能够来台的陆生团员，都经过中共精挑细选，长得漂亮、长得帅、谈吐佳都是基本门槛，而经过去年首度来访后，中共一定也察觉到，进行体育交流，较能深入台湾人心。 台湾智库谘询委员吴瑟致受访表示，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要来台湾，一定有政治许可，有官方特殊允许，此事明显是中共安排，由马英九基金会做“牵头”动作。马英九基金会扮演重要平台，马英九也乐于做这样的角色，表面上形塑成两岸民间交流，中共则透过这种方式注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涵。 吴瑟致指出，中共可以对台统战渗透的对象很多，一般民众、网红、政治人物、有社会影响力人士等，都是中共锁定的目标。近年来，中共要求对台湾各领域达到精准统战效果，包括棒球、篮球等热门体育项目，都要跟台湾产生对接的机会，并企图拉拢台湾体育人才赴中发展，甚至建立两岸之间交流和赛事举办，实际上都是在做统战。体育统战跟宗教统战一样，比较容易进入民间社会，台湾政府难以防堵。毫无疑问，中共从来不认为“体育的归体育，政治的归政治”，对中国来说，体育就是政治服务的。 中共昔日在香港成功实施的“白蚁战略”，如今又在台湾重演，台湾民众有起码的警惕之心吗？台湾构筑起了民主的防御机制吗？1966年，周恩来派其助手、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接见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访问团。根据中共一份“绝密”级文件《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对港澳工人谈话记录》记载，吴荻舟向地下党员提出要学习“白蚁精神”。他要求地下党：“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要学习白蚁的精神。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学做白蚁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同志说的⋯⋯你们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联系群众，生活上朴素。生活困难一些，为了世界革命，准备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可见，中共对使用白蚁战术来“拿到全世界”充满信心。香港确实就成了中共的囊中物。 请吴柳芳来台湾，彰显台湾的言论自由与网路自由 台湾若要反制中共的统战和认知战，不妨请另一位中国体育名将——前体操冠军吴柳芳来台湾，一定能碰撞出真正的火化。 吴柳芳在其运动生涯中获得过多枚体操金牌，退役后事业发展不顺，“当老师被拖欠薪水，当教练却被抢了编制，为了生活才回杭州做主播”。她原本是一位标准意义上的小网红，靠在抖音帐号里跳舞受打赏为营生，虽然穿著清凉跳热舞，却一直未能大红大紫。她每天播满6小时才能拿到底薪3000多元人民币，吃饭都了问题，“赚钱很难”，“为了生活，我就是想改命”。 前奥运冠军管晨辰嘲讽吴柳芳“擦边”、亵渎了“体操这个神圣的事业”、其“行为价值导向有问题”，吴柳芳的帐号“56学姐”被平台处以“禁止关注”。在压力之下，吴柳芳不得不删除全部穿著清凉的跳舞视频，只留下7个穿著严实的视频。不过，因祸得福，经过这一番争议和查禁，吴柳芳反而被更多人知道，两天之内涨粉200多万，变成了大网红。其实，吴柳芳被“正义魔人”斥责的“清凉穿著”，并不比她在体操赛场上的专业服装“露”得更多，因此有人嘲讽说：“赛场体操少穿叫为国争光，直播舞蹈多穿叫抹黑走光。” 遭遇到跟吴柳芳类似命运的，还有前击剑运动员秦雪及游泳名将刘湘。曾在亚洲击剑锦标赛上获女子重剑个人赛季军的秦雪，是重庆大学一名教师，也是有170万人追踪的网红。有人批评说，她发布许多穿著黑丝袜、性感的短片，质疑有色情“擦边”嫌疑。对此，秦雪回应，自己并不想红，“只是想赚钱，我有一个3岁的女儿要养”。 曾打破世界杯纪录的游泳名将刘湘，也被好事之徒扒出在社媒帐号发布穿著泳衣的撩人视频和照片。刘湘回击说：“怎么分享我的生活和我热爱的生活方式有问题？游泳不穿泳衣，难道穿棉裤羽绒服吗？”刘湘说，她从五岁开始游泳，她很爱穿泳衣的自己，自己也很爱看穿泳衣的女孩子们，她的自媒体内容就是想将阳光、积极、健康热爱生活的观念传递给更多人，让游泳更加科学、有趣，“我是做错了吗？”女生展现真实的、运动健康的自己，这就是她的生活态度。“如果有人问我，以后还敢发穿泳装的视频吗？我的回答是，当然！” 鲁迅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中国民间的“正义魔人”与网管、中宣部狼狈为奸，剥夺吴柳芳等前运动员合法做直播谋生的权利，正显示出中国退役运动员的生存困境，以及中国缺乏基本的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 中国很多运动员，在其事业巅峰之际，被捧为民族英雄；但退役后，立即被弃之如敝履。比如，体操名将张尚武在街头卖艺乞讨；举重名将邹春兰因服用过多，无法怀孕，后来去当搓澡工；拿了60多个冠军的举重运动员才力贫病交加，33岁就英年早逝。台湾民众只看到风光无限的丁宁、马龙、杨倩，却不知道中国的举国体育机制让无数运动员成为牺牲品。 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国运动员从小被灌输“为国争光”的强烈的、单一的价值观，这套价值体系轻易捆绑和奴役了运动员。他们在体育比赛中体验到的，不是“更快、更高、更强”的运动精神，而沦为被国家主义压榨的蝼蚁。此前，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周洋受访时首先感谢爹妈，却被领导批评教育“要先谢国家”。 台湾民主化后，体育也解严，台湾的棒球荣获世界冠军，在国际上展示了台湾人健康、自信、活泼的面貌。若是台湾邀请吴柳芳等人到台湾访问，不仅可以让在这些中国被打压的退役运动员和个体职业者体验到台湾的自由与活力，更可让台湾民众通过他们的故事和遭遇认识到中国的真相——谁愿意跟这个连穿泳衣的自由都没有的伪善与专制的国家统一呢？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2024年1月10日，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前三天，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宣称无论台湾如何自卫都永远无法抵御与中国大陆的战争，也永远无法获胜，“他们太大了，比我们强太多了，所以我们不应该使用武力的方式来缓和紧张关系”。马英九更强调说，习近平是台湾可以合作、“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的对象，并指台湾人民“可能会接受两岸统一”。 习近平在国际社会早已声名狼藉，他在新疆打造了超过纳粹和苏俄的关押百万维吾尔人的超级集中营，将香港的自治消灭殆尽、让香港沦为警察城市，马英九居然还要相信习近平，这种执念已经不是古老的“农夫和蛇”的预言所能解释的了。就连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也不敢接招，与之划清界限，避免与之同台。但伤害已不可挽回，马英九“相信习近平”的说法，至少让国民党掉了几十万票。 静极思动、不甘寂寞的马英九，利用其基金会，继续推进所谓的两岸交流。2023年7月，马英九基金会首度邀请陆生团来访，并由桌球名将、北京大学硕士生丁宁担任团长。曾夺下2016里约奥运桌球女单金牌的丁宁，与政治大学桌球队师生的交流，备受台湾民众关注。2024年11月，马英九基金会再度邀请陆生团来台，明显扩大在体育方面的交流，团员包括身为中共党员的桌球名将马龙、射击名将杨倩。访问团走访了多所大学和中学，所到之处，媒体云集，颇为吸睛。 台湾认知战专家、中原大学资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刘文斌指出，能够来台的陆生团员，都经过中共精挑细选，长得漂亮、长得帅、谈吐佳都是基本门槛，而经过去年首度来访后，中共一定也察觉到，进行体育交流，较能深入台湾人心。 台湾智库谘询委员吴瑟致受访表示，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要来台湾，一定有政治许可，有官方特殊允许，此事明显是中共安排，由马英九基金会做“牵头”动作。马英九基金会扮演重要平台，马英九也乐于做这样的角色，表面上形塑成两岸民间交流，中共则透过这种方式注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涵。 吴瑟致指出，中共可以对台统战渗透的对象很多，一般民众、网红、政治人物、有社会影响力人士等，都是中共锁定的目标。近年来，中共要求对台湾各领域达到精准统战效果，包括棒球、篮球等热门体育项目，都要跟台湾产生对接的机会，并企图拉拢台湾体育人才赴中发展，甚至建立两岸之间交流和赛事举办，实际上都是在做统战。体育统战跟宗教统战一样，比较容易进入民间社会，台湾政府难以防堵。毫无疑问，中共从来不认为“体育的归体育，政治的归政治”，对中国来说，体育就是政治服务的。 中共昔日在香港成功实施的“白蚁战略”，如今又在台湾重演，台湾民众有起码的警惕之心吗？台湾构筑起了民主的防御机制吗？1966年，周恩来派其助手、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接见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访问团。根据中共一份“绝密”级文件《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对港澳工人谈话记录》记载，吴荻舟向地下党员提出要学习“白蚁精神”。他要求地下党：“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要学习白蚁的精神。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学做白蚁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同志说的⋯⋯你们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联系群众，生活上朴素。生活困难一些，为了世界革命，准备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可见，中共对使用白蚁战术来“拿到全世界”充满信心。香港确实就成了中共的囊中物。 请吴柳芳来台湾，彰显台湾的言论自由与网路自由 台湾若要反制中共的统战和认知战，不妨请另一位中国体育名将——前体操冠军吴柳芳来台湾，一定能碰撞出真正的火化。 吴柳芳在其运动生涯中获得过多枚体操金牌，退役后事业发展不顺，“当老师被拖欠薪水，当教练却被抢了编制，为了生活才回杭州做主播”。她原本是一位标准意义上的小网红，靠在抖音帐号里跳舞受打赏为营生，虽然穿著清凉跳热舞，却一直未能大红大紫。她每天播满6小时才能拿到底薪3000多元人民币，吃饭都了问题，“赚钱很难”，“为了生活，我就是想改命”。 前奥运冠军管晨辰嘲讽吴柳芳“擦边”、亵渎了“体操这个神圣的事业”、其“行为价值导向有问题”，吴柳芳的帐号“56学姐”被平台处以“禁止关注”。在压力之下，吴柳芳不得不删除全部穿著清凉的跳舞视频，只留下7个穿著严实的视频。不过，因祸得福，经过这一番争议和查禁，吴柳芳反而被更多人知道，两天之内涨粉200多万，变成了大网红。其实，吴柳芳被“正义魔人”斥责的“清凉穿著”，并不比她在体操赛场上的专业服装“露”得更多，因此有人嘲讽说：“赛场体操少穿叫为国争光，直播舞蹈多穿叫抹黑走光。” 遭遇到跟吴柳芳类似命运的，还有前击剑运动员秦雪及游泳名将刘湘。曾在亚洲击剑锦标赛上获女子重剑个人赛季军的秦雪，是重庆大学一名教师，也是有170万人追踪的网红。有人批评说，她发布许多穿著黑丝袜、性感的短片，质疑有色情“擦边”嫌疑。对此，秦雪回应，自己并不想红，“只是想赚钱，我有一个3岁的女儿要养”。 曾打破世界杯纪录的游泳名将刘湘，也被好事之徒扒出在社媒帐号发布穿著泳衣的撩人视频和照片。刘湘回击说：“怎么分享我的生活和我热爱的生活方式有问题？游泳不穿泳衣，难道穿棉裤羽绒服吗？”刘湘说，她从五岁开始游泳，她很爱穿泳衣的自己，自己也很爱看穿泳衣的女孩子们，她的自媒体内容就是想将阳光、积极、健康热爱生活的观念传递给更多人，让游泳更加科学、有趣，“我是做错了吗？”女生展现真实的、运动健康的自己，这就是她的生活态度。“如果有人问我，以后还敢发穿泳装的视频吗？我的回答是，当然！” 鲁迅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中国民间的“正义魔人”与网管、中宣部狼狈为奸，剥夺吴柳芳等前运动员合法做直播谋生的权利，正显示出中国退役运动员的生存困境，以及中国缺乏基本的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 中国很多运动员，在其事业巅峰之际，被捧为民族英雄；但退役后，立即被弃之如敝履。比如，体操名将张尚武在街头卖艺乞讨；举重名将邹春兰因服用过多，无法怀孕，后来去当搓澡工；拿了60多个冠军的举重运动员才力贫病交加，33岁就英年早逝。台湾民众只看到风光无限的丁宁、马龙、杨倩，却不知道中国的举国体育机制让无数运动员成为牺牲品。 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国运动员从小被灌输“为国争光”的强烈的、单一的价值观，这套价值体系轻易捆绑和奴役了运动员。他们在体育比赛中体验到的，不是“更快、更高、更强”的运动精神，而沦为被国家主义压榨的蝼蚁。此前，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周洋受访时首先感谢爹妈，却被领导批评教育“要先谢国家”。 台湾民主化后，体育也解严，台湾的棒球荣获世界冠军，在国际上展示了台湾人健康、自信、活泼的面貌。若是台湾邀请吴柳芳等人到台湾访问，不仅可以让在这些中国被打压的退役运动员和个体职业者体验到台湾的自由与活力，更可让台湾民众通过他们的故事和遭遇认识到中国的真相——谁愿意跟这个连穿泳衣的自由都没有的伪善与专制的国家统一呢？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生当作人矿，死亦为标本 宋代词人李清照在《夏日绝句》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如果联系当下中国的时事，这首诗歌可以改写成：“生当作人矿，死亦为标本。至今思董卓，尸体点天灯。” 董卓是东汉末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军阀，他被吕布杀掉后，被暴尸于集市。史书记载：“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守尸吏暝以为大炷，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唐代诗人高适感叹说：“悬首燃脐，遗臭万代，骨肉灰烬，不其快哉！”丁耀亢在《天史》一书中评论说：“燃脐达旦，脂膏自煎，何快也！” 董卓的尸体被当做蜡烛点燃，是他生前屠戮太多，政敌和民众以此泄愤。今天中国却有无数无辜平民，死后尸体被盗卖，切割成不同部分来重复使用，死者的遭遇跟董卓差不多。二零二四年八月八日，律师易胜华公开揭露盗卖尸体产业链案件，他说自己听到这个案件后，顿时毛骨悚然，坦言做刑事律师这么多年，办过的案子形形色色，还是第一次如此震惊和愤怒，“谁知道自己领回的亲人的骨灰是不是真的？” 根据披露的官方资料，在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三年间，山西奥瑞生物材料公司涉嫌在四川、广西、山东等地非法购买遗体与残肢作为原材料，再将这些尸骨重新加工后用来生产“骨植入性材料”产品。总共超过七十五人涉案、盗卖的尸体超过四千多具、总计非法营利三点八亿人民币。全案涉及单位包括山西奥瑞公司、四川恒普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病中心、桂林医学院、桂林市殡仪馆、平乐县殡仪馆、永福县殡仪馆等。 该案中最具黑色幽默却又让人欲笑又笑不出的一个事实是：幕后操控者山西奥瑞公司总经理李宝兴，其专业是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主持自主研发的“同种骨植入材料”产品获得九项国家专利，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的金字招牌的背后，却是丧心病狂利用尸体发财的黑心罪犯。 更让人拍案惊奇的是，随着“盗卖尸体案”不断发酵，八月九日中国股市开盘，中国骨科材料概念股集体高开，正海生物、奥精医疗、大博医疗竞价涨停，凯利泰、威高骨科、冠昊生物、康拓医疗、春立医疗等高开超百分之七。对此，有网民评论说：“为什么不是跌停，而是涨停，这到底是什么社会，真是人间地狱啊。” 比尸体被盗卖更可怕的是，在天网无孔不入、摄像头超过两亿的中国，每年居然有上百万人失踪，其中有很多是青少年。江西少年胡鑫宇离奇死亡案，以及二零一七年武汉数十名大学生失踪案，均草草结案，引发人们的热议：这些案件是否跟人体器官移植有关？ 据深圳新闻网报导：七月十四日上午，深圳市人民医院顺利完成两台肺移植手术，与肺纤维化患者老杨匹配的肺源是从广州通过直升飞机运到深圳的，整个过程仅耗时半小时。有网友披露，老杨正是杨振宁的长子、美籍华人杨光诺。杨振宁晚年投共，果然为家人谋到了美国求之不得的福利。而肺的来源，报道语焉不详。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器官买卖国。有知情人透露：“牙齿一颗一万，满口牙二十八颗二十八万。肺约六十万。心脏约三十万。肾约三十五万。骨髓约八十万。眼角膜一只约十万，一双约三十万。以前人体器官移植，只是一条灰色产业犯罪地带，虽然血腥恶毒，但尚不致于敢公开收买。被拐骗拐卖的人，运气好的至少还有条命。现在合法化了，各大医院明码标价的大量收购。至于供体来源的合法性，只有天晓得。儿童器官很值钱，但最好的还是十二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器官最优质。年龄越大，器官越不值钱，但还是有剩余价值，比如脂肪可以熬尸油，骨头可以制作钙片，医美圈可以用作塑形材料等。在人体器官贩子眼里，一个个孩子，就是一垛垛行走的百万大钞。” 谁愿意做中国人的孩子？谁愿意做中国人的母亲？ 杜甫的两句诗歌揭穿了天宝盛世的真相：“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今天的中国，就能“冻死骨”也要被再利用一次。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时代来临了。如果不是特权阶级，中国人死后不能保有自己的尸体，生前也不能拥有身体的自由。 日前，“中华儿慈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河南负责人、南阳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南阳卧龙区自愿者协会法定代表人雷克被举报。举报称，雷克要求接受善款的患儿母亲陪睡，陪一次给一次钱。 八月五日，有官方人士向澎湃新闻证实，雷克数月前已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目前案件已转至检察机关。对于网上举报内容是否属实、是道德问题还是刑事犯罪等问题，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据网友贴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本身有家室的雷克向患儿母亲发出许多暧昧的话，如“我没有爱错女人”等。另一则微博截图是受害母亲的陈述：“为了孩子，失身算什么。”有网友爆料称，“雷克让患病孩子妈妈陪他睡一次，给一点捐款，再睡一次，再给点捐款，直到把患病孩子拖死，把捐款吞了。” 早在二零二零年，就有网友发帖揭儿慈会藏污纳垢，提到一个河南省金牌志愿者，拿善款要挟患儿家长，侵犯女性，斥为“渣中之渣”。这名“金牌志愿者”就是雷克——他曾荣登河南二零一七年“中国好人榜”，还被新华社客户端二零一九年的报道中誉为“出彩河南人”。可见，中共当局颁发的荣誉多么名不副实，劳动模范盗取他人的遗体，金牌好人奸淫孩子的母亲，清末的讽刺小说家也想像不出这样的情节来。 在中国，当孩子很不容易。孩子像花朵，祖国却不是任由花朵绽放的大花园。多年前，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发生一场大火，三百二十五人死亡，其中两百八十八人是中小学生。火灾发生时，有人向学生喊：“让领导先走。”民间盲人歌手周云蓬写了一首名为《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的歌：“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无独有偶，文革期间，习近平的母亲不也在批斗大会上呼叫打倒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吗？习近平今日的暴政，是否为昔日创伤后遗症的总爆发？ 其实，中国的父母诚然怯懦，却也为孩子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近期在微信上疯传一组截图：一名母亲为了孩子能读上一所好的私立幼儿园，陪睡了校长。这位妻子竟然把这件事告诉丈夫。丈夫表示：“不在这里上了，宁可回小县城读书也不在这里上了。孩子不需要母亲用这样的方式为他赢得起跑线。母亲陪睡的做法是出轨、很丢人。”母亲却为自己辩解说：“为了孩子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我陪校长睡完全是因为丈夫没有能力，我也非常委屈，这不是出轨。陪睡是我们现在能负担得起的最轻的东西，我在为整个家庭牺牲。”看到这位母亲的这段话，有人感慨说：中国人的母亲多么伟大！ 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为十四岁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刘胡兰亲笔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十年后，毛再次题字，号召中国的孩子们向刘胡兰学习。然而，让刘胡兰没有想到的是，更多的中国孩子不是被国民党杀害，而是死于苛政猛于虎的共产党政权之手；很多活下来成为母亲的中国女子，为了孩子而沦为权贵床上的玩物。如果刘胡兰知道新中国的真相如作家冉云飞所说“许多中国人的一生，就是从苟活到枉死的一生”，她还愿意为之而死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杀人家族闪亮登场，瞬间就销声匿迹 解放军火箭军是中国陆、海、空三军之外的第四军种，原称第二炮兵部队，习近平在二零一五年的军改中将其改为火箭军。火箭军负责解放军的常规、战略飞弹等装备，包含陆基核威慑力量，声称对美国最具挑战和威慑实力，也是武统台湾时发动第一波饱和攻击的先锋。 然而，该军种竟是解放军中腐败最严重的军种。火箭军被撤职、被整肃的将领，除了曾领导火箭军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失踪多时，还包括两任火箭军司令周亚宁上将、李玉超上将，副司令张振中中将、李传广中将和刘光斌中将，以及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宏少将。已退役三年的前副司令吴国华亦传病逝，讣告在其去世后二十一天才发出，又悄然撤下，可见其死得蹊跷。受火箭军案牵连落马的军工企业负责人还有：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等人。 习近平整肃火箭军，或许是因为他从美军将领的公开言论中知道火箭军不堪一击的真相：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上将曾警告，中方如发动战争，美军可在二十四小时内给解放军带来毁灭性打击，美军可攻击解放军逾一千个目标，让中方看到什么是“人间炼狱”，因为美方掌握中共火箭军的所有部署配置状况。习近平以为火箭军砥兵砺伍、鼓角齐鸣，殊不知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遂恶向胆边生，对其“一锅端”。 深受重创的火箭军一蹶不振。如何重振声威呢？在新媒体时代，僵化如标本的《解放军报》等传统官媒早已无人阅读。火箭军宣传部门想到利用社交媒体发布短片的方式，为自己洗白，在民众中重建声誉。他们特别挑选美女士兵在小红书、bilibili等社交媒体出镜，从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位年轻貌美的模范女战士，满心欣喜拿起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向军方记者展示：这是其父一九八九年作为戒严部队，入城镇压北京学运而获的“首都卫士纪念章”。她滔滔不绝地说：“我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这枚首都卫士纪念章，是他在天安门执勤时获得的，小时候就喜欢戴自己身上。”她以此宣扬，她是”女承父业”，上演了当代“花木兰”的大戏。 没有想到，这段宣传影片弄巧成拙。看到这段影片，民众的八九六四记忆再次被触动和唤醒。 网友们纷纷表示，“拿着罪恶勋章的罪恶家庭，残害同胞还炫耀，这就是解放军”、“原来六四后不但唱歌庆祝，还颁发了勋章”、“什么首都卫士？我看根本是屠夫纪念章”、“得多坏才能以此为荣？”、“刽子手的女儿，双手沾满无辜的人血还沾沾自喜，可恶！”这位女兵及火箭军的宣传人员，缺乏起码的政治敏感度，哪壶不开提哪壶，想要向习近平效忠，却将习近平放在炭火上烤。面对民间的质疑和谴责，军方这才知道马屁拍到马腿上，赶紧将影片下架，却已来不及了，很多海外网站早已转发。 六四屠杀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民众对屠杀平民的军人非常反感。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极大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在地方受到单位同事指责，子女上学受到同学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粮店拒绝卖粮。军党委致信河北省委、省政府，请求他们秉告乡亲父老：“二十七军这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并说二十七军是替三十八军背黑锅。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中央军委，谁知军委态度模糊，称“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一九九○年初，总政治部拟在“平暴”一周年广泛宣传军队的功勋，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予以否定。 总政主任杨白冰质问为何，李说是邓的意见。曾被授予“首都卫士”的军人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业绩”，担心到地方工作受歧视，更不愿子孙后代背历史黑锅。 “首都卫士勋章”不是保命符，而是催命符 三十五年后，“首都卫士勋章”居然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重新亮相，又再度消失。解放军屠戮妇孺的光荣事迹，不会永远被掩埋在历史的黑幕之中。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党媒《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长篇报道《邓小平为首都戒严部队题词，军委和总政决定为官兵颁发“首都卫士纪念章”，同时颁发纪念册并编辑出版<共和国卫士>一书》。报道中写道：“总政治部负责同志指出，邓小平主席的题词和军委的决定，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军委对戒严部队广大官兵的深切关怀和厚爱，是对戒严部队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历史功勋的高度评价和奖赏，也寄托着对全军部队的殷切期望，将极大地鼓舞和激励全军将士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我军的全面建设，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报道详细描述说：“首都卫士纪念章”为铜质镀金，分为主章和略章。主章上面的横牌上镌刻着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首都卫士”字样，主章中心由五星和天安门图案组成，象征着共和国和首都北京，四周环绕的桂树叶象征着胜利，下沿的飘带和冲锋枪图案上刻着的“1989.6.”字样，象征首都戒严部队为制止动乱、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进行坚决斗争的最难忘的一段日子、以及为此作出的重大贡献。略章由五星、天安门和陆、海、空三军的红、黑、蓝彩带组成。 “首都卫士纪念册”为精装二十五开本。封面印有邓小平题词，册中收入了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摘录：“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分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 然而，邓小平与历代暴君一样，都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随着当局对天安门事件的定义由“反革命暴乱”变为“风波”，“首都卫士”也个个销声匿迹。杀人的士兵，很多是贫苦农家子弟出身，杀人之后的勋章，并没有让他们摆脱“低端人口”身份。不久前，微信上疯传一则鸣冤的信息：“我叫王秀娟，是伊春市乌翠区景盛小区居民，我实名举报伊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柳金涛支队长的违法行为，他包庇、纵容其直属一大队总队长何鹏等九名交警、辅警，在查车过程中，对驾驶摩托车的我丈夫刘丰春疯狂追赶、围追堵截，导致我丈夫驾车失控摔倒昏迷。这些交警没有及时叫救护车抢救，延误抢救时间长达半小时。最后我丈夫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不查明真相，不对责任交警、辅警给予处理，不追究刑事、行政责任，不对死者家属抚恤、赔偿，任违法交警逍遥法外。现请求领导依法追究伊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柳金涛支队长的领导责任及其下属干警的法律责任，给我们合理赔偿，给我们一家人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这则文字下，还贴出刘丰春的士兵证、平息暴乱纪念章、首都卫士纪念章及纪念册等。 那位火箭军英姿飒爽的“花木兰”，如果事先看过这则信息，就不会以为“首都卫士”是多么辉煌的荣誉，它甚至连保命符都算不上，社会主义的铁拳对“最可爱的人”照样毫不手软。这一次，“花木兰”表演过头，不但升官无望，恐怕将永远被打入冷宫，再也无法翻身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清华大学何以成为“三害”之一？ 习近平时代，排外思潮愈演愈烈。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意外地创造了惊人票房，中共当局的本意是通过此片让中国民众发现民主自由的台湾原来黑道横行、犯罪猖獗、邪教肆虐、民不聊生，却不料被洗脑的小粉红们受其启发，自发寻找国内的“三害”。于是，获得诺奖的作家莫言、最高学府清华大学、饮料大厂农夫山泉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的新三害。 清华成为“三害”之一，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清华没有出现在美国制裁的中国大学名单上。 有人在网上撰文说，国家今年对清华北大的财政拨款大幅裁减，总计减少十九亿元人民币，而一批被西方制裁的大学反而增加了。对此，民众一片叫好。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尖端技术成果，清华、北大占的份额并不多，所以国家有限的财政经费就更多投向西工大、哈工大、北航等真正让祖国强大的大学。还有人考证说，清华的“出身”和历史很肮脏：清华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是专门培养亲美奴才的学校。更有人罗列出一系列数据来证明清华学生最不爱国：根据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数据，清华大学本科生出国率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出国留学的清华毕业生中，又有百分之六十九点七选择美国作为求学目的地，其中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学成并未归国服务。单单是美国西岸的硅谷就云集超过两万名清华毕业生！ 对清华最恶毒的攻击，是网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清华这个名字是美国起的，日本定的，意思是清空中华或侵略中华，用心险恶，可见美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就好像义和团暴乱期间，有人造谣说洋人的教堂用婴孩炼丹一样，能不让人拍案而起吗？这个谣言的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清华由此被污名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其实，当代红卫兵学识有限，根本不知道清华校名来自于其所在的皇家园林“清华园”，而“清华园”的名字又有两个典故，一是东晋谢混的《游西池》诗，有“水木湛清华”之句，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中有“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之句。 毛代的“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后来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习时代的“除三害”，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农夫山泉是红二代经营的权贵企业，莫言是手抄毛语录的毛粉，而清华早已被中共打造成“又红又专”的“第二党校”。文革时代，清华学生有几个不是红卫兵？清华附中的张承志正是红卫兵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两派学生在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据亲历者胡晓平回忆：“此时的清华园里，工事林立，铁丝网、沙袋随处可见。昔日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如今头上扣着钢盔，变成了勇猛的斗士。他们不愧是顶尖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在武斗中，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搞了一个又一个的‘发明创造’，以求更狠的打击对方。不仅自制长矛、枪、炮、手榴弹和燃烧弹，甚至还将学校的推土机改装成土坦克，像在战场上那样，在向对方阵地进攻时坦克在前面开道，掩护手持长矛、土枪的‘斗士们’前进。……清华大学在这场武斗中十三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三十余人终生残疾。”他们还推倒了西洋风格的清华校门。 那些企图打倒清华的小粉红，忘记了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清华最伟大的校友乃是习近平。若要将清华全盘推翻，习近平的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岂不成了无根之浮萍？几年前，一名政协委员提议，将清华大学改名为习近平大学。如果清华校方当时接受这一建议，断然更改校名，那么今天就清华不至招致无妄之灾。习近平大学就能光荣地被西方国家列入制裁名单了。 清华大学是制造“新阶级”的熔炉 习近平不会退还清华大学的假博士学位。当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跟习近平是上下铺同学的陈希，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任上授予习近平假博士文凭，因而飞黄腾达，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及中央党校校长。陈希一人横跨清华帮、党校帮、福建帮三个核心派系，即便年龄已到、卸下其他职务，习近平仍让其执掌党校。由出身“第二党校”的清华人来执掌党校，习近平才真正放心。而陈希的继任者，身兼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长等要职的李干杰也毕业于清华大学。可见，“大清天下北大荒”绝非戏言。 从一九八零年代起，号称“工程师治国”的中共官僚体系内部，清华毕业生就一枝独秀、一飞冲天。美国学者安舟（Joel Anareas）在《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清华大学成为培养技术过硬、政治可靠的干部的最高级机构；而这样的红专干部是新政权所需要的，这个新政权已经寄希望于由技术专家治理中国的未来。清华大学毕业生很快登上了党和国家层级体制的顶端。 ” 安舟在此书中使用的“新阶级”概念，来自于南斯拉夫异议知识分子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曾是南共联盟中央执委、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位高权重。但他却认为，追求真理、讲出真话，比高官厚禄更重要。一旦他发现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是造就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对人民的掠夺和镇压比此前的统治阶级更残忍、更无耻，他就不惜被开除出党、被审判下狱，而坚持说出真相。他两度入狱，长期被软禁，遭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却没有屈服和悔过。他一直活到一九九五年，亲眼目睹苏联及东南欧共产党国家一一覆灭。从某种意义上说，吉拉斯是最早揭示社会主义国家真相的先驱，也是苏联帝国及共产主义阵营最早的掘墓人。 吉拉斯指出，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从落后国家蜕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推行工业化，于是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手工业者，甚至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的，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党官组成的新阶级贪婪而无底线，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不过，它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吉拉斯还写道：”凡是共产党所倡导的改变，皆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或退或进，都带有增强或挽救其权力的目的。” 吉拉斯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新阶级》，在理论上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破产。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为了批判铁托主义，允许该书的中译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但仅限“内部发行”。此书悄悄流传民间，成为文革时青年精神觉醒的重要启蒙读物。耐人寻味的是，除了一九八一年中央政法委理论室重印过以外，此书在中国一直是不言自明的“禁书”。因为，尽管吉拉斯已故三十多年，但中国共产党的权贵还在为《新阶级》增添新的注解，中国的社会现状还在为《新阶级》提供最典型最鲜明的蓝本——他们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幌子，明目张胆地攫取国有财产，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新阶级”。清华号称其净资产超过一亿人民币的毕业生人数居全球第一。难怪有人居心叵测地将清华列为“三害”之一，立即引起“低端人口的强烈共鸣。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被誉为“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记，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从二十年代至今，中国的硝烟与烽火、奋起与沉沦，中国人的挣扎与流亡、希望与彷徨，如同白山黑水之间的巨流河，有时波涛汹涌，有时宁静如海，有时冰封凝固。读《巨流河》，不禁让我想起同样刚毅卓绝的东北女子萧红的《呼兰河传》，她们不约而同地以河流命名毕生心血之作，而她们真正抒写的不是河流与土地，却是写不尽的人的心灵世界。 《巨流河》中最让我感动的部分，是写三、四十年代在抗战的生离死别中仍然弦歌不断的学生生活。齐邦媛有幸获得了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教育——可能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教育。她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尽管校园由北而南、由东而西迁徙数千里，从校舍到图书，无不因陋就简，但那时的学生遇到了一群学贯中西、忘我教学的老师——张伯苓、朱光潜、吴宓、钱穆……这个蓝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这群若群星灿烂的大师的指点，由此奠定了其学术道路上的第一块基石。 那个时代，也是知识界、舆论界和学生普遍左倾亲共的时代。齐邦媛神奇地拥有了对“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为“土共”一词是香港人的发明，其实齐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轻蔑地称呼共产党。《世界日报》专栏作家东方珠在《“土共”之争》一文中谈及港人关于这一称呼的争论：《信报》健笔林行止就“土共”二字，与曾受温家宝单独接见的吴康民笔战。林行止为文批评“土共”回归后有大翻身想法，引来吴康民强烈反驳，指“土共”带有贬意，批评林行止其心可诛。但林响应说“大地养育之功有赖土壤，土有生机厚德之寓意，让港共冠上土字，应是过誉！”如果不是幽默的话，林的这一说法显然是强辩。东方珠则貌似公允地说，既然“土共”一说让当事人不舒服，他就绝对拒用。但在我看来，“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对这个祸国殃民的群体的蔑称，他们的滔天罪行令她们只配得到这样的羞辱，何须为其解下紧箍咒？即便优雅如齐邦媛，也在书中频频使用“土共”一词，何须大惊小怪！ 与爱书人为敌的“读书会” 齐邦媛在书中写道：“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这句话出自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长期左倾，说这句话不足为奇。但这句话绝非真理，因为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即便年轻时代也不应当受其诱惑。 齐邦媛从未对共产党及其虚假的主义有好感。让她认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经历是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那时，一名姓侯学姐带她去参加读书会，读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这时，父亲给她写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于是，齐邦媛埋首学业，不再参加此类“读书会”。结果，侯姐姐立即翻脸，大声骂她“贪官污吏的女儿”。齐邦媛深受伤害：“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而共产党革命首要的要求就是“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后，齐邦媛访学美国，偶遇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梁恒向她讲述了“文革”的背叛与残暴。齐邦媛追问道：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不正是红卫兵和知青一代吗？齐邦媛回想起当年侯姐姐骂她“没有灵魂”的场景，回想起共产党煽动的学潮队伍中仇恨的口号和扭曲的面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没有应聘台大而留在大陆，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又过了二十多年，台湾已经走向了民主化，曾在台湾被禁的苏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在台北书市中露面。齐邦媛感叹说：“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齐邦媛对“土共”的厌恶，是理性、情感和审美交织而成的结论。重视亲情和友情的她，怎么会为了主义而六亲不认呢？长期浸淫在济慈和雪莱诗歌中的她，怎么会喜欢粗俗煽情的共产党文艺呢？ 那个“读书会”是仇视读书人的，当然仇视齐邦媛坚持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不过，在国民党统治时代，青年学生毕竟有自我组织读书会的权利。而在共产党统治时代，组织“读书会”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北大学子杨子立等人因组织“新青年学会”入狱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见，“共和国”比“民国”来不知退步到哪里去了。 闻一多的悲剧 《巨流河》中写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倾教授，着墨最多的是闻一多。在学术传承的意义上，我算是闻一多的第四代弟子：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季镇淮后来当过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导师夏晓虹教授正是季镇淮的学生。因此，我对四十年代闻一多为何急剧左转的问题怀有强烈的兴趣。 不可否认，闻一多控诉黑暗和专制的道德勇气彪炳千秋。闻一多之死是一个悲剧，据史料分析，暗杀闻一多并非蒋介石下令，而是出于云南地方当局的意思，但蒋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闻一多死在中共夺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则，以他自由奔放、搅动死水的个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只能像吴晗、傅雷、老舍等人那样屈辱地自尽。 当时，闻一多以激进的左倾立场风靡大学校园，影响力让胡适、傅斯年等“右派”望尘莫及。当时，齐邦媛虽然崇敬站在讲台上讲授楚辞的闻一多，但对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闻一多有所质疑：“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人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过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闻一多是篆刻高手，当时在授课之余靠帮人刻章补贴家用。在闻一多的遗物中，有一枚没有完成的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这个印章让人想起瞿秋白临行前写下的《多余人的话》。瞿秋白和闻一多是被误卷进革命洪流的书生，最终不能融入毛泽东的“痞子运动”。齐邦媛感叹说，无论怎么诠释，说是他在生死关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这枚“自励章”表白心志，决心以“追屈原、拜伦踪迹的庄严表示”作最后的遗言，正常的读者很难不想到悔懊与自谴；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情深意明的好诗，深研过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的意义的。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带来幸福。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者谢泳说过：“对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贫困化以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巨流河》中提供的对闻一多等人人生轨迹和政治立场变迁的近距离观察，再度印证了这一结论。而当时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校长对闻一多的评论极为中肯：“（闻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自由高于故乡 当《巨流河》在港台炙手可热之际，中国大陆也想出版简体版。囿于绵密的出版审查制度，齐邦媛不得不同意大肆删减为一个“洁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随之流亡，书犹如此，情何以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宣称“我没有敌人”，他不以中共为敌人；但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尝不是文化的敌人！当年，文学大师吴宓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撑齐邦媛一甲子以上的岁月。吴宓却惨死于“文革”之中，令柔和温婉的齐邦媛罕有地发出一声狮子吼：“这些老师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 书的命运与作者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德国作家阿图尔？霍利切尔的回忆录被列入纳粹焚书的目录。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吁说：“不要让我的书消失，消失得好像我从来没有写过似的。由于来自外界的麻烦，有的书面临着这种命运的威胁。在我的书中，那些用劣质纸张印刷的，你们要想办法用好纸重新印刷。那些已经脱销的书要再版。不要让我的那些能使你们和你们的后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乐的书消失。让那些白付了爱和痛苦而产生的书不至于是徒劳的！”在最后一页，他写道：“你们，读过了这本回忆录的你们，要记住一个人的苦难，别让他的呐喊成为那些装聋作哑的耳边风。拯救这本书吧，不要让它消失，好好保护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内瓦一个慈善组织的营地死去，念念不忘他的被焚烧的书。他所爱的，是文化德国，或如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言，是宪政德国，而绝非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文化人，所爱的理应是文化中国、自由中国和宪政中国，而绝非共产党独裁的中国。 阿图尔•霍利切尔关于自己的回忆录的这段话，好似一篇为《巨流河》而写的书评。齐邦媛是幸运的，她如传灯者一般，后半生在美丽岛上守护着文化与学术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半个世纪以后，齐邦媛访问大陆，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学鲁巧珍，鲁巧珍断断续续地喘息着对她说：“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这句话让人黯然神伤，“好好读书，好好教书”本来是一个知识分子最低的生存需求，在毛泽东时代却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还有那些当年不辞而别、奔赴延安的同学，青春折翼，革命梦碎，历尽浩劫，所余者唯躯壳而已。 自由理应高于故乡，看不透这一点的中国知识分子，必定遭遇灭顶之灾。初到台湾的齐邦媛，刚开始只是将这里当作暂居之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才对台湾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归属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为家，才能重建尊严与自信。此书以巨流河开篇，以哑口海收尾，如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所云“此心安处是吾乡”，到此境界，何须“叶落归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长期流亡异乡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话来说，就是：“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如果用对共产党统治洞若观火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这是对自我何等豪迈与自信，这也是对文学和文化的信赖与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样的道理。 作者写于2015年 文章来源：RFA
齐志勇（1956年5月15日—2024年1月）：“六四”伤残者和人权捍卫者。在1989年“六四”屠杀中，他遭共军士兵追杀，身中六弹，左腿高位截肢。之后，因公开揭露中共之暴行，被原供职的国营建筑公司退职，常年受国保员警骚扰、软禁。2024年1月，因患肝癌等多种重大疾病而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齐志勇，在北京出生和长大，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为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级油工。 1989年的时候，齐志勇家住海淀区红联南村，他工作的油漆班有一项工程在前门大街“泰丰楼饭庄”。6月3日下午3点多，他们一行四人骑车上班（因那天天气炎热就想下午去干活，晚上接著干）。当他们路过西单西大街电报大楼，也就是国务院西墙外时，有辆大轿车翻了，听围观的人说：“刚才武警打摧泪弹来著。”由于人太多无法骑自行车了，只好把自行车放到墙边，步行到工地。 他们一直干活到6月3日晚上。收工后，他们就去天安门广场，因活忙，白天没来得及去看自由女神像，晚上想去看一看。当时，同去的几个人转悠著看大字报，齐志勇坐在地下乘凉。到11点多钟，听到广播里说：“如不离开广场，后果自负。”齐志勇心里发怵，就喊同去的人赶快走吧。这时广场东侧飞快地开来一辆装甲车，绕著广场四周转圈，有位骑车的人喊：“快走吧！木樨地开枪了！打死人啦！” 他们走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只见装甲车向横在马路上的隔离带疾驶而来，如入无人之境。周围的人群吓得四处乱跑，齐志勇一口气跑到六部口西边的西绒线胡同里，想过马路去取自行车。 这时，长安街西边走来一大队武警，手持警棍、盾牌由西往东行进，而那辆装甲车开到六部口就停下了。从车上下来三个汗流满面的军人，有四、五个学生赶快过去挽著军人对大家说：“这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咱们的解放军啊，他也是没有办法，受李鹏的戒严令来到这儿是吧，大家要谅解他们，谁有水给他们一口。”齐志勇看见一个老大妈就拿来水给士兵喝了。当时，民众都还很平静，谁也没有想到，转瞬之间，大屠杀就上演了。 齐志勇这时还想著过马路去推自行车——自行车对他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资产，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正在这时，有砖头从国务院红墙里面砸了出来，树上还有亮光。他又回到西绒线胡同里。此时，枪声大作，东侧天空上出现信号弹“叮咚叮咚”地打起来了。这时约为6月4日凌晨1点20分左右。他从胡同里面看出去，长安街上已经没有人群走动，只听到枪声！我站在那里往西看，看到装甲车上的有火光。 齐志勇著急寻找自行车，有了自行车才能尽快回家。他忽然听到有个人叫他“小齐”，一回头，原来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同事问他：“嘿，你怎么上这儿来了？”齐志勇就说：“我们干完活过来看看。”他又问对方：“你们家不是住石碑儿胡同吗？”同事说：“对，家里天气热，没睡著觉，而且我们家门口那儿全是坦克了，还有拿著枪的军人，这可麻烦了，可能要开枪了，可能真要镇压了！”他们就这样边说著，边听著枪声，他们还说这像是橡皮子弹，士兵不会对民众开枪！ 忽然，一群拿著冲锋枪的军人，右胳膊绑著白毛巾，“啪啪啪啪”，一边开枪一边跑。胡同里有很多躲避的平民，士兵看到了，就冲著胡同口“啪啪啪啪”地开枪扫射。电光火石之间，齐志勇就中弹倒下了，觉得子弹打到腿上，用手一捂左腿，血象喷泉似往外涌，他用力大喊：“救命啊！” 当时，一些人正顺著胡同往南跑。有人听到齐志勇的求救呼喊，就跑过来，他们一看，他还活著。一个小伙子马上就把自己的白汗衫脱下来，给撕开了，将齐志勇的左腿包扎上止血，哪知道他的右腿也打了个洞，然后又包扎右腿，一边包扎，他一边还说：“我这是新买的白汗衫呢。”然后，四个小伙子提著他的手、胳膊、腿，准备送去医院，走了几步说，这样不行，要找个门板抬。旁边一位老太太说：“孩子！挺著点，我回家拿门板！”门板拿来，人们将齐志勇抬到了附近的第二医院。 然而，第二医院一个老人说，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停诊，你们赶紧去到急救中心去吧。他们有将齐志勇送到急救中心，整整走了四里地。到急救中心一看，门外都是受伤的人躺在地上，有人用手扶著吊液。这时有位大学生志愿者走过来看了齐志勇一眼，对大夫说：“大夫，他是大动脉出血，很危险。”大夫就给齐志勇换上了止血带。 此时，正好来了辆面包车，司机说：“我车上有两个人，一个被枪打胸上，一个打头部了，够呛，这俩人可能都够呛。”医生说，这里忙不过来，赶快将这个人也往南城送，那边可能好点。司机就说：“这人我也赶紧带走，送到南城去看看。” 齐志勇被抬上这辆车后，看到车上的两位受伤者，伤势比他更重。车开著开著，他突然发现，左侧的那位受伤者的左手从身上掉下来了，他叫了几声，对方没有声音，就帮他扶上去了，全是血，弄得自己满脸满身都是。司机说，这个人可能死了。齐志勇一听很快就昏死过去。 等齐志勇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宣武医院。在宣武医院门口的市民们看著心疼地说：“这又来了一个，刚死俩又一个，若需要输血我们可以输血。”接著又问：“你家住哪儿啊？”齐志勇说，我们家就住前面牛街。医生说，那俩已经死了，没办法了，赶紧拉太平间吧。然后，医生过来一摸齐志勇，说：“你这主动脉怎么都没了？”齐志勇很恐惧，以为就要将他送太平间了，就哭喊到：“您救救我吧! 我怕我死了家里都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医生就问：“你叫什么？”齐志勇就告诉医生自己的名字。医生就把名字写在他的胳膊上，然后说：“快送五楼手术室！” 到了五楼，医生说得照个片子。照了片子以后，说主动脉被打断了，需要马上手术。另一个医生来了对他说：“你再坚持一会，各个手术室都满了，甚至连妇产科的大夫都来帮忙了，所有的医生都调进来了，都在抢救，你一定要坚持到底。”齐志勇举目一看，病房里，床上都是受伤的，地下也躺著的伤者。他听见还有一个女大学生嚷嚷：“疼啊疼啊！”她是当天下午送来的，被催泪弹打到腿部了，疼得直嚷嚷。 医生非常气愤地说：“这纯属是政府血腥镇压啊，我做了一辈子医生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等到5点40分，才轮到齐志勇动手术。这时，负责动手术医生打电话叫来了齐志勇的弟弟，他弟弟问医生：“他还有救吗？”医生说：“问题不大，我们会抢救的，你看他，鞋子在，人就在，鞋子飞了人就完了！” 整个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因为两条腿都中弹了，流血太多，一共输了一千八百CC血。尤其是左腿，伤的是主动脉，医生说，幸亏齐志勇的身体素质好，又及时包扎，否则失血过多就死了。 过了数天，左腿开始肿胀，做了减胀手术。到了6月13日，医生决定截肢。齐志勇的妈妈被叫到医院来签字。一开始他妈妈哭喊做说不签：“我不签，我不能签字，我签什么字？我生了儿女四个孩子，这是我的二儿子，我生他是好胳膊好腿、白白胖胖的，没想到……我从小也是见过小日本、国民党，更见过八路军，结果被解放军给一枪打了，这还要截肢，我不能签。你们打死他吧！他犯了什么罪？”当时，齐志勇的心情乱极了，无法说清楚：“我为什么这么苦？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希望当一名解放军，保卫祖国，没想到被解放军的子弹打成残疾！”后来，他妈妈还是签了字。 7月16日，由于伤口感染，整个膝盖以下都坏死了，又进行第二次高位截肢。由于天气炎热，左腿疼痛难熬，望著残肢，齐志勇真不知以后怎么活。 齐志勇工作的单位、国营建筑公司不肯为他交医药费。8月7日，由两位士兵、一位警官和两位医院的人带著他乘车到了他的单位。一位医生对单位领导说：“我们医院共诊治伤者两百七十三 名，只有他和一位大学生没交医药费了。”单位这才将医药费付给了医院。 后来，单位表示，无法为残疾的齐志勇安排新的工作，只能为他提前办退职手续，每月发给他五十元生活费和副食补贴。妻子因此跟他离婚，他一人带著七岁的儿子与老母亲一起生活。刚开始用双拐行走，十分不习惯，结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以后，他在家门口摆了一个食品摊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当天安门母亲站出来披露“六四”屠杀的真相后，齐志勇也站出来诉说自己的遭遇，他的残疾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活的证据。当西方媒体报道了齐志勇的事迹后，他原来供职的单位来找他，对他说：“我们愿意给你十万元的一次性赔偿，只要你公开承认，你腿上的伤是工伤导致的，跟六四无关。”齐志勇当下就拒绝了工作单位的这笔巨额“赔款”，尽管他确实需要这笔钱来维持生活，但他不愿意隐瞒他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政府军队开枪打中而残废的事实。自此以后，齐志勇把“六四”当成他的“新生”，因为“六四”让他认识到中国政府的极权本质。他积极参与各类维权活动，每逢“重大事件”前夕，国保员警都会将他送到不能与外界接触的地方，实行“陪吃、陪住、陪玩”。他戏称自己变成了国家的客人，还有人给“三陪”。 后来，齐志勇再婚，有了小女儿齐霁。女儿齐霁后来说：“我妈同情我爸。我妈说我爸特别坚强，因为这个她才喜欢我爸。”但是，他们的生活无比艰难。齐志勇的小卖店被政府以“整顿市容”为名取缔。不得已，他申请办理一个废品收购站，却屡屡遭到辖区派出所所长的嘲笑、刁难和拒绝。他们全家住在一个仅有十几平方米的简易公寓中，全家就靠齐志勇的妻子打零工的一点微薄收入来维持。更为致命的是，他当年截肢时，因输血感染了丙肝病毒，治疗丙肝的注射药剂费用高昂，一针就需要几百、上千元人民币。在多年经受迫害之后，他又罹患糖尿病和脑血拴，备受病痛的折磨。 即便如此，国保员警仍然不放过齐志勇。他们全家每天都在国保严密监控下，女儿齐霁上学、放学都有国保跟著。有一次，员警甚至冲进他们家，当著家人的面殴打齐志勇，据齐霁回忆：“有一次，我爸爸在大床上看书，我在小床上看电视，突然冲进几个来，拿著啤酒瓶就打我爸爸的头，我吓死了。其中一个人把我爸爸从床上拖下来打，当著我的面，那人说我不能叫唤，叫唤就打死我。这是员警干的，我爸爸的肋骨被打折了好几根。” 2006年2月初，齐志勇还参加了高智晟等维权人士发起的全国性接力绝食活动并担任义工联系人。由高智晟和叶霜绝食四十八小时开始，胡佳、齐志勇接力第二棒。从2月8日起，齐志勇被软禁家中。2月15日晚，他被北京市宣武区国保员警从家中带走，关押在北京郊区。3月28日，获释回家。 后来，齐志勇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常常去教会做礼拜。但北京国保员警找到教会，施加压力，不准教会接纳齐志勇。后来，齐志勇到北京方舟教会聚会，每个礼拜日都残障人士专用的改装三轮车，从城南赶到亚运村附近的教会做礼拜。 2011年，茉莉花运动期间，国保员警将齐志勇强行绑架，软禁在小黑屋。羁押期间，看守人员对其进行了极大的言词侮辱、精神及身体折磨。 2013年6月，齐志勇的女儿齐霁通过“人道中国”组织的救助，到达美国，继续学业。齐霁是个勇敢的孩子，在中国的时候，别人不敢讲“六四”这两个字，她却敢对同学们说，父亲失去了一条腿是因为“六四”，因此她常被老师警告“不要乱讲话”。对于齐霁来讲，父亲就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因为爸爸毅力非常大，他腿没了，还能这么坚强的活下去，还能跟共产党做斗争，我觉得他非常厉害，所以我觉得我爸是英雄。” 2016年6月3日，“六四”二十七周年前夕，中共当局没到此时必定加强天安门广场等重点地带戒备，将天安门母亲等异见人士带往其他地方“旅游”。同时启动社区一级超常维稳防控，加派员警、协警和“志愿者”巡逻。在友人的陪同下，齐志勇奇迹般地突破封锁，身穿写著平反“六四”字样的衣服，前往天安门广场边留影，“重回故地寻找失去的左腿”。 2017年1月6日，齐志勇因肾衰竭严重导致呼吸受阻，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过抢救后已过危险期，送到重症监护室，但仍需要机器协助。主治医生表示，齐志勇的“肌酐”指数达到七百多，随时都会生命危险，现在已经为他做“血滤”治疗，希望能把肌酐毒素慢慢排走。齐志勇靠著惊人的毅力，又从死亡线上挣扎著活了过来。他说，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一是到美国去看望在美国读书的女儿，但中共不给他护照，他无法离境。二是看到“六四”翻案的那一天，他能得到政府公开的道歉。 2017年7月，齐志勇被确诊患上了肝癌。 2022年6月4日，全美学自联决定将该年度的“全美学自联自由精神奖”颁给齐志勇。颁奖词指出：“齐志勇身处独裁暴政之下，持续为三十三年前六四惨案的死伤者讨要说法，不断向世界报导揭露中共政府犯下滔天血案的真相，与此同时为国内残疾人的人权事业持续发声。面对从暴政而来的长期打压和不平等待遇，其身为六四伤残者，依旧秉持对中国民主追求的坚定信念，并为中国人权事业付出巨大的牺牲。全美学自联对齐志勇的突出表现予以敬意，并特授其2022年全美学自联自由精神奖。” 2024年1月，齐志勇不幸在北京病逝。多年前，诗人茅镜所写的<六四招魂>一诗，似乎就为为齐志勇所写： 六四是祥林嫂的阿毛 唠唠叨叨被卖身的痛 直到自愿嫁给收购我们的人 不，那是你们，不是我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我独自在这里蔑视自己的过去 我蔑视自己最英勇的行为 那与你们何关 你留下几个脚印在广场 风吹雨打，那脚印滞留在你身上 你看到新华门的木板 比你外婆的棺材厚多了 你看到梦寐以求的自由 并把它的尸体挂在你的肩膀 自由好像一条狗的尾巴 我们拖著它，像狗一样拖著 天哪！你还真以为你是一匹狼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这一代青年将是中国的“最后一代”？ 中国网上流行“十不青年”之说，因为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获得数十万点赞。“十不”内容包括：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不献血，不捐款，不买彩票，不入股市，不买基金，不扶老人，不感动。 这是一份全面而彻底的“躺平宣言”。这是一种不会立即招致中共铁拳打击的消极抵抗，但对中共政权却有釜底抽薪的功效。中共政权之所以让全球畏惧，无非就是因为毛泽东所说的“人多力量大”。一旦中共失去人口优势，必将将由龇牙咧嘴的“战狼”变成瑟瑟发抖的“病猫”。 以“不结婚”而论，中国民政部最新公布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中国结婚人数为683.3万对，创下37年来新低。中国结婚人数连续9年下降，且这9年来结婚对数下降高达49.3%，可说是腰斩。《第一财经》在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结婚人数快速下降的原因包括婚育年龄推迟、适婚人数减少、思想观念变化、疫情影响等多个方面。报道指出四个表面原因，却回避更根本的原因：是习近平的暴政让青年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养活自己已很不容易，更遑论结婚成家，中国青年即便想当“快乐的猪”也成了一大奢望。 以“不生小孩”而论，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报告，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956万人。这是自194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字。路透社评论说，尽管中国政府废除了一胎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父母生第二胎乃至第三胎，但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数仍然下降了10%，创历史最低水平。中国的总人口也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下降，这是连大饥荒年代都没有出现的情形。中国人口统计学家吴昌平哀叹，中国将“未富先老”，收入下降，医疗和福利成本飙升导致政府债务增加，从而影响经济快速下行。 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华裔人口学者易富贤认为，中国的二、三孩政策全数破产，生育率为全球最低。目前中国人口是12.8亿，而不是中国政府宣称的14.1亿。人口问题让中国经济危机变得更糟，经济重量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他更指出：“中国需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醒来，正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和文明的快速衰落。” 然而，易富贤却被中国官媒攻击为“反华势力”和“湘西土匪”。人民网在2020年1月公布的2019年中国十大谣言中，新冠疫情吹哨者李文亮被指为武汉市级谣言散布者，易富贤则被列为全国级谣言制造者。踌躇满志、好大喜功的习近平不会倾听易富贤的呼吁。习近平的女儿在中国念顶级外国语中学，然后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会遭遇到普通中国青年的困境，自然不会对普通中国青年的绝望感同身受。作为父亲的习近平哪里会体察民间疾苦，最多只会做出“何不食肉糜”的天问。习近平鼓励年轻人下乡“吃苦”，在网络上被当做笑话看，人们吐槽说：“让他女儿习明泽带头去梁家河吃苦呀。” 当年，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学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将青年人打造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用完后立即弃之如敝屣，发配到农村当知青，毁掉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年华。 如今，没有哪个青年人再相信毛泽东及其继承者习近平的谎言。上海封城期间，一位核酸检查阴性的青年男子仍被要求集中隔离，与警察发生激烈争执。 警察威胁说，他家三代将因此受影响。 但这名青年男子响亮坚定地回答：“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有网友在微博发帖表示：“‘我们是最后一代’是一种彻底的宣言，要么这种生活终结于我们这一代，要么我们终结于这种生活。” 当不了公民，至少要当“免于受骗”的人 其他“八不”，都是关于躲避中共当局设置的种种人生陷阱的。在中国，政府是最大的骗子，中国共产党是最阴险毒辣的“金光党”。诸如为慈善事业捐款、献血、扶助老人等事务，在文明国家都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喜闻乐见的善行，但在中国，却都是冤大头的作为，是“损不足以补有余”，让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所以，中国青年彼此告诫，一定要躲开这些陷阱，以免面临灭顶之灾。 比如，以“不献血”而论，近日上海一女子在网上炫耀，她在西藏阿里旅游时发生车祸，其姑姑动用关系联系上海卫健委，卫健委又动用阿里的公务员、民警、消防官兵和部队官兵，为她集体捐血。然后，她家人斥百万巨资，以售价高达5亿美元的湾流G550公务机包机送她到四川，随后“各种开道”送至医院，这才死里逃生。针对这起事件，网友纷纷表示：“那些以为成为公务员，就能变成镰刀割韭菜的人，被事实狠狠打脸，结果显示他们依旧是韭菜。”、“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小爷也有被官老爷当韭菜割的一天。喜闻乐见了。”此事遭到全网质疑，此女被嘲讽为“血槽女”。其家人出面澄清说：其一，阿里公务员献血，纯属自愿；其二，其小姑姑并非公职人员。然而，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并未得到网民认同。有网友调查了该女子姑姑的背景，发现她名为余艳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人们惊呼：“原来如此！” 以“不捐款”而论，2023年12月甘肃地震发生后第二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会）官网发布消息称，启动“天使之旅——驰援积石山地震行动”，紧急拨付救灾资金200万元。但有细心民众发现，一个月之前，中国红会却为加沙的哈马斯恐怖分子捐款2000万元。可见，在中国红会心目中，异国恐怖分子比本国受灾同胞亲，真应了大清帝国慈禧太后的名言：“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与此同时，中国歌星韩红创建的爱心慈善基金会绕开中国红会直接向甘肃灾区捐献并组织救援队，在救灾现场却被中国红会要求撤离。中国红会甘肃分会党委书记更点名批评韩红，还要求基金会将这段期间收到的人民币6000多万元善款转交至中国红会账户。没多久后，韩红基金会被迫关闭网络筹措渠道，救援人员也被迫撤离灾区。 中国红会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假民间组织，它是享有副部级待遇的、中共的“随附组织”。中共的贪腐低效等一切负面特质，中国红会都全部拷贝下来。捐款给这样的机构，无非是帮郭美美多买几个包包。 以“不买房”而论，抖音平台网红博主“亮亮丽君”，是一对在河南郑州打工的年轻夫妇，其视频以草根民众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吸引了33.9万粉丝。“亮亮丽君”发出的第一则视频，是买房的喜讯，配文是“从此万家灯火，终有一盏只为我而亮”，颇有些文青风格。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购买的由中国第四大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开发的楼盘，在新一轮经济危机中成了烂尾楼。经过一番焦灼的等待、维权，政府注资支持已宣告破产的融创，房子总算建成。 于是，他们在去售楼部索要公司之前承诺返还的2万多预付款，却被售楼处保安殴打，手机也被抢走。网民为这对夫妻经历的买房、楼盘停工、降薪、发不出工资等遭遇，产生强烈共鸣。随后，“亮亮和丽君”在个人微博上说，他们的抖音账号已被禁言、禁止直播，他们到城市打拼的生涯宣告失败，计划回乡下老家。一些网民调侃，称禁言是因为他们的故事太缺乏“正能量”了。“房地产危机的一粒沙，就是普通人头上的一座山”、“年轻人靠奋斗无法左右生活的变化，只能躺平”。 在习近平时代的中国，青年一代的“十不宣言”是对习近平的“中国梦”的无情嘲讽和有力反驳，这是他们所迈出的反洗脑的第一步。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会迈出第二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唯一“合法”的职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 从中国和中共的机构及职位沿革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自一九八三年至今称作“国家主席”，实质上是虚位元首，而国务院总理才是政府首脑，即国家最高行政首长。但是，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中共中央总书记即中共党魁才是真正的最高领导人。毛时代，党魁为党主席。 一九八零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八大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要求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不再设主席、副主席。从此，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中央书记处仍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到了江泽民时代，为了集中权力和“与国际接轨”——党魁在外访时需要享有国家元首的待遇，党魁遂兼任国家主席。但是，与他的所有前任一样，习近平的国家主席是不合法的，因为是没有经过选举的。所以，中国的国家主席更不能与西方总统制下的总统画上等号。习近平访问西方国家时，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主流媒体称他为主席，等于是帮助其将非法的职务合法化；也有称他为总统（President）的，更是张冠李戴，等于是误认为中国是有选举的民主国家。实际上，西方只应当称呼习近平为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这才名正言顺——孔子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 美国和西方很迟才发觉需要纠正这个重大的错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在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应该以习近平的党魁头衔来称呼他，才更准确地描绘他的政治角色。“总统”则暗示习近平是通过普选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的，从这个称呼中看不出他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获胜者。USCC表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其公民无权投票、集会或自由发言。赋予习近平总书记这样一个他不配的“总统”头衔，就是给中共的专制统治贴上了一层民主合法性的假象。 习近平最重要的三个头衔是共产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头衔是总统。 中国官方媒体在中文中称习为总书记或国家主席，甚至有同时报出习近平多个职位的时候。 然而，西方国家在很多正式场合经常用英语“总统”来称呼他（最早始于中共自己刻意模糊的翻译）——习近平似乎很享受这个命名，但他绝不会像苏联末代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唯一的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那样，改设总统制。 《华尔街日报》评论说，毛时代之后，中共官媒的英文版称呼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常常使用“总统”这个单词。 这是中共企图淡化党的角色，避免西方社会强化共产党党魁是最高领导人的印象。 中共外宣机构不仅对最高领袖的称呼暗度陈仓，对其他级别的官员的真实身份也加以润饰。 中央电视台播出习近平首次国事访美的新闻时，电视台找到了一张习近平三十年前第一次出访美国所用的名片，名片很快就在网上疯传。名片显示，习近平的头衔是河北省石家庄地区食品协会主席，而不是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那时候，习近平及其上级就知道，县委书记这个头衔在美国并不吃香，所以要刻意隐瞒这个身份。 中国各大学的党委书记，出面参加外事活动时，从不使用党委书记这一高于校长的头衔，而使用“校务委员会主任”这个看上去跟校长差不多的职称。如此，他们跟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校长们谈笑风生，才不显得尴尬。 共产党的总书记就是国王 中共想要隐瞒的真相，西方一定要让其大白于天下。 实施上，在USCC发布报告之前，一些美国的政治家已经开始对习近平的称呼进行了调整。 二〇一九年十月月三十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曼哈顿哈德逊学院晚会上的演讲中提到“习近平总书记”。这是其中国问题首席顾问余茂春的努力——余茂春是战后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华政策的第一个真正懂中国的、在中国生活过的华裔“战略规划师”。余茂春首先发现了称习近平为“总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了纠正这一错误，他找出冷战时代中苏交往时的文件，发现里根对苏联领导人的称呼就是总书记。有了这一先例，他建议蓬佩奥将对习近平的称呼改为名副其实的总书记。 二零二二年，美国国会设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华盛顿最敢于发声的对华鹰派之一、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成为该委员会主席。他也称习近平为总书记。他是一名前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拥有冷战政策制定方面的博士学位。他坚持认为，管理着欧威尔式的技术极权主义监视国家的中国共产党，企图让美国成为附属国。他警告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让中美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必须为习近平所说的一场关乎二十一世纪生活的生存斗争做好准备。 更早，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共和党政治家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公开演讲中说，从邓小平起，四十年来，中共在宣传中一直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正常的、让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国家，但这只是“真实中国的欺骗性外表”。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然后是中央军委主席，最后才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人民。金里奇表示，如果美国的媒体和政府一直将习近平称为总书记而不是总统，美国人会很快理解美中不同的体制和价值观。把习近平称为总统是扭曲了真相，容易让人误认为中国的权力架构与美国一样，这样会让美国处于危险之中。 更有幽默感的川普总统。 有一次，川普当面称呼习近平为“国王”（King）。后来，川普在共和党的一次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特别忆述二〇一七年访问中国时的这一幕：我叫他国王，他说“但我不是国王，我是主席”，我说“不，你是终身主席，所以是国王”，他喜欢我叫他国王。 川普说出了一个所有中国人不敢说出的真相，终身主席或终身总书记就是国王，就是权力不受宪法制约的“绝对君主”。国王没有穿衣服，全世界都看到了。 对习近平“正名”是制定正确的对华政策的关键步骤。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有一个有趣的情节：唐僧师徒四人到了莲花山莲花洞，遇到妖魔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这两个妖怪来头不小，他们从太上老君那里偷来五样宝贝：紫金葫芦、羊脂玉净瓶、炼魔剑、晃金绳、芭蕉扇，个个法力无边。其中，紫金葫芦本是装仙丹之用的，被他们用成装人，能装一千多人。这个法宝的用法是，把葫芦塞子拔开，口朝下，底朝天，想装谁，叫一声对方的名字，只要对方答应，“嗖”地一声就收进葫芦里。最可怕的是，只要盖上葫芦盖子，被装进去的人莫想再逃出来，连七十二般变化、神通广大的孙悟空都跑不出来。杀个人就是蒸煮吃了，还会剩点毛发，但这葫芦一时三刻便会将收进的人化为脓水，却连一点痕迹证据都不留。 我少年时代读到这个章节时就想，如果我有这个紫金葫芦就好了，可以将坏人都装进去消灭掉。 后来，我看了很多美国漫威系列的漫画和电影，发现那些英雄人物手上的武器，全都比不上这个神奇的紫金葫芦。 如今，世界范围内最坏的坏人就是习近平，如果我们手上有一个紫金葫芦，就可叫一声“习近平总书记”，他一答应，就会被收入其中，再也不能作恶多端了。但是，如果我们叫的是“习近平总统”，我们把他的称呼和职位弄错了，就对他无计可施，他照样逍遥自在，继续作恶。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说“中国式人权”就是“吃饭权”，如今中国人的“吃饭权”也不保 近日，有广东网友在微信上发文披露：“农村办宴席必须购买保险。老爸今年年底八十大寿，几姊妹商量著为他办个寿宴。正在筹备阶段，就接到村里通知，红白喜事除了提前申请，还要购买保险，每十五桌五百元，三十桌一千元，依次类推，且只管本次宴席期。咱农民容易吗？”农村人办宴席，承担不起到正规酒楼的高额费用，通常是在家办，四川的说法是乡厨办“坝坝宴”。自古以来，农家自己办桌，统治者不会过问。如今，中共的黑手居然伸到农民餐桌上。过去，常常听说城市里异议人士在敏感日期聚餐被国保暴力阻止，这是异议人士享受的特殊待遇。如今，农村人亲友邻里聚餐也要交钱购买“吃饭权”，一个“有粟且不得食”的时代来临了。 人权律师陈建刚引用清末翻译家严复翻译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话对此事加以评论：“极之而三权者合，既议其法令，又主其施行，又审其所行者与法之离合，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者聚而集于一人一众之身，是一人一众者，无论为贵族，为平民，其治皆真专制，虽有粟且不得食，政治自由云乎哉？”也就是说，三权合一就是专制暴政，专制暴政的结果必然是“有粟且不得食”。 中共常常标榜说，“中国式人权”就是“吃饭权”，中共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乃是千秋伟业。江泽民就理直气壮地在国际社会宣称：“民主、自由、人权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自己的人权观。中国有近十二亿人口，其中八千万人还处于贫困状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这是强词夺理，中国人民向来是自己养活自己，中国人民没有饭吃的状况，都是统治者造成的，如毛时代的大饥荒。如果没有独裁暴政，中国民众的餐桌必然更加充盈丰富。 中共当局对农民的“吃饭权”横加干涉，绝非广东网友所揭露的个案。中共官媒的正面报道满坑满谷。比如，浙江省湖州市官媒报道，当地政府利用数位化手段，开发“农村家宴服务在线”应用，实现场地预订、厨师预订、菜品预订、婚庆预订等办宴事项线上集成办理。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家宴食品安全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慧化，湖州还发布浙江省首个《农村家宴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规范》，制定《湖州市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湖州市农村家宴从业人员（乡厨帮工）管理规范》等制度，构建办宴预订、备案、审核、监督与评价的全流程监管机制。 又如，广东省中山市成立农村集体聚餐专职小组（仿效习近平“小组治国”模式），宴席开办前对各村上报的申报资料进行严格审查，包括承办宴席经营者资质、工作人员健康证件、宴席功能表等，对不符合规定的申请及时退回。 再如，四川省仪陇县市场监管局探索创新“坝坝宴”监管机制，与乡镇食品安全“穿透式”监管有效融入，建立全链条在线监管平台，过程管理全追溯，风险管控全链条，抓住了农村群体性聚餐安全的“牛鼻子”。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服务指导，引导办宴者减少浪费、厉行节约，还依托智慧在线监管平台，宴席承办者、举办者、村干部、乡镇干部和市场监管局监管人员五方共同履职尽责，从宴席的申报、审核、检查、复查、整改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管理，实时跟踪宴席进展，确保各环节监管责任落实到人。 由此，中共实现了“天网恢恢，密不透风”，“老大哥”对每一个人吃什么和怎么吃了如指掌。 干涉民众饭桌的国家，就是法西斯国家 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河南省滑县一户村民在家办宴席，来了一群身穿制服的监管人员，气势汹汹地声称：“农村只要开火聚餐，就要办食品经营许可证，否则罚款。”看来，农民连“生火权”都要向政府购买。一时间引发网上热议。有网友评论说，几百年几千年来，在农村办红白喜事时，都是请有技术的厨师人员帮忙做的，猪是自己养的，蔬菜水果是自己种的，洗菜切菜洗肉等都是乡里乡亲一起帮忙的，所有食材都很新鲜，哪来所谓的卫生问题？反倒是近年来大中小学校园的学生餐饮屡屡发生严重事故，甚至有孩子被毒死，有关部门却包庇责任人，打压伸冤的家长。这难道不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要管”吗？ 在舆论压力下，“滑县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通报称，他们是接到举报后，派遣四名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执法，“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对政策解读不规范，引起了群众误解。我局已责令该同志作出深刻检查，并做出停职处理”。政府官员总是能见机行事，推卸责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共的黑手粗暴干预民众的餐桌，历史上找不到先例。这就是皇权专制与现代极权政治的差别。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历代王朝的统治尤其是宋以后，行政管理基本上局限在县一级，县以下的乡土社会另有一种势力或一种文化在起支配作用。县一级或县以上，由王朝派官员加以管理；县以下，乡绅或者士绅起主导作用。这两个社会之间有联系，但县以下的社会基本处于“无为”状态。这就叫“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然而，中共建政之后，党权下县、下乡、下村，还深深嵌入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如学者杨继绳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皇权专制的文化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钳制，老百姓的个人自由被彻底剥夺。 如果用奥地利裔美籍心理学家赖希的理论来透视和分析今天中国出现的种种怪现状，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赖希虽未到过中国，也未专门研究过中国，其论述却切合中国现状。赖希在受纳粹迫害之前，就受德国共产党打压，德共将其开除并查禁其著作。所以，赖希是最早洞悉纳粹与苏俄、希特勒与斯大林是一丘之貉的西方学者。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代表作《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不仅遭到纳粹盖世太保查禁，还遭到苏俄及若干欧洲国家共产党严厉批判，因为他戳到他们的痛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与汉娜·鄂兰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样，成为研究现代极权主义的经典。 赖希指出，国家机构发源于“送信人”，传递资讯是其最初的、简单的又必需的职能。随后，“邮政系统”成了社会的一个“机构”，再逐渐发展出其他功能。再以后，邮政系统委托一个送信人负责“检查邮件”的任务，这样一来，邮政的社会管理就拥有了一种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权威主义权力。社会的管理机构就转型为镇压机构。比如，警察局开始禁止私人家庭的无害游戏，规定一个男子或女子能否在自己的房间单独会见一位异性，决定他们何时起床、何时睡觉，那么，它就具有了暴虐的权威主义国家政权的形像，这种国家政权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反对社会。在论述群众与国家的关系时，赖希的结论是：“国家的义务不仅是鼓励劳动人民群众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它也应该尽一切努力使他们能够自由。如果它没有这样做，如果它压制了对自由的强烈向往，甚至滥用它，阻碍趋向自治的道路，那么显而易见，它就是一种法西斯国家。”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