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痛悼李进进

3月14日,李进进律师不幸遇害身亡。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震惊,悲痛之情久久不能平息。下午,我和我太太以及老友徐友渔夫妇赶到法拉盛的李进进律师楼,在进进办公室门前献上一束白花,谨表哀悼。连日来,进进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于脑海。我很难想象,进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和李进进结识于1993年。那时,他以访问学者的名义来到美国,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宪政与中国”项目,我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由于在此前,我们彼此对对方就有相当的了解,故而一见如故。在那时,《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对李进进做了一次深度访谈。在访谈中,李进进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讲到他在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会堂前主持了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讲到他在5月19日起草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宣言》,帮助建立了自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真正独立的工人组织,并成为其法律顾问。在八九民运诸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中,李进进是最早把注意力转向工人和市民,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的。

在访谈中,记者亚衣问:“从研究生期间的活动到天安门运动,你在政治上似乎一向主张和解与妥协,但是你又说过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残暴不讲道理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面前,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主张?”

李进进答:我现在仍然坚持这种政治主张。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个策略,非这样不可;第二,另一个更深刻的意义是在理念上。从理念上来讲,和平、理性、和解、妥协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过程的必然的方法和手段;将来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也要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公正;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当中,首先就应当学会这种方法和手段。

李进进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精彩。即便在30年后的今天,李进进这段话仍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结束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李进进随即去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法律学位。一次,我去麦迪逊参加会议,顺道去李进进的住所看望,见到他的妻子和儿子。进进拖家带口,在40岁攻读洋学位,课业繁重,自不待言,还要在餐馆打工维持生计,压力之大,可以想见。然而李进进却处之泰然,不叫苦,不感伤,不消沉。那份恒心与定力,令人赞叹。

进进得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到纽约,办起了律师事务所。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我们同时在一些民运组织中任职,一起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次活动和会议。我介绍过几个朋友申办杰出人才移民或政治庇护,进进都认真办理,那几个朋友都对进进十分感谢。我有法律问题向进进请教,进进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自2011年起,李进进接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组织和主持了多次活动和会议。尤其是在2012年秋,胡赵基金会在纽约长岛举办了“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研讨会,会议的正式发言人和评议人多达40几位,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9位独立学人;会后出版了一部厚达400多页的《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辑要及现场辩论实录》,可谓硕果累累。

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李进进执笔提交了一份《“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白皮书指出,1989年民主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活动;1989年春夏期间,北京没有动乱;6月也没有发生所谓的暴乱;“六四”事件的屠杀性质不容质疑。这份白皮书从法理上,对共产党当年的诬陷、不实之辞进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分析和反驳,是海外民运不可多得的一份文献。

和不少“六四”流亡者一样,李进进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从广场到秦城》。和其他“六四”流亡者的回忆录不一样的是,李进进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法律博士生的狱中探法》。在这本书里,李进进不但讲述了自己从八九到“六四”的个人经历,而且还从法学家的角度,从法学理论上认真地探究了中国司法公正的若干重大问题。

在得到法学博士的学位后,李进进没有选择教学与学术研究,而是选择了当律师。在律师的实践中,李进进获得了很多在书斋里不容易获得的经验与感受。他又把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感受放进他的理论学术的思考,由此引出了对美国三权分立、对美国司法体系的深刻领悟,以及对中国制度的深刻批判,并进而引出了对未来民主宪政中国如何实行法治的深入思考。这对于未来中国宪政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进进热爱文学,喜欢写作。进进属羊,他以“杨非羊”的笔名办了一个博客网页,上面收录了他写的短论、随笔、书评和诗歌。

进进远行不归,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哀伤和思念。我想,我们对李进进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就是整理和接过他的思想遗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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