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匯

根正苗紅的紅色關係網 要談一下甚麼是根正苗紅。 我岳父在香港出生，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家人就已經定居香港。他的父親在「喇沙書院」教書，教的是英文，教香港人所稱的「鬼仔」英文。可想而知，即使不是有錢人，我岳父總算是來自小康之家，家境不錯。我岳父也是在喇沙讀書，讀「番書」（英文書），接受西式教育，是個香港人所稱的「番書仔」（英式學生）。 我上網了解過，戰前的「喇沙」，有一半學生是華裔，四成歐裔，其中應該多數是英裔，其餘一成是印裔。如此看來，戰前的喇沙，其實相當於今日的國際學校。 我岳父在喇沙讀到中三，那一年，即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偷襲珍珠港，同時攻打香港，在這個時候，「喇沙」停課。換句話講，我岳父在「喇沙」讀書讀到中三上學期，就沒有再讀下學期，從此停學。 大概在1943年底或1944年初，美國反守為攻，包括轟炸香港的日軍設施，炸彈不長眼，炸死平民乃平常事，我岳父的父親在美國飛機空襲中被炸死。 我在共產黨報紙當記者時，我岳父對我很好，我們之間經常交談。他曾經透露，日本仔炸死他父親，我表示可能性不大，應該是美國飛機吧。我父親當年在深水埠都曾經險些被美國飛機炸死。 我岳父沒有透露他的父親是在哪裡被炸死，他沒有再說下去。 我曾經想過，有沒有可能他的父親是於他們返回故鄉海豐時，被日本飛機炸死？但不會啊。海豐這些窮鄉僻壤，有甚麼值得日本兵派飛機去轟炸呢？ 而且，日本佔領香港之後，為了減輕人口壓力，尤其是減少糧食需求，強迫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幾年自廣東逃難到香港的無證居民離開香港返回大陸。 但是，我岳父的父母和兄弟，一直都是香港居民，他們都有香港身份證。 我岳父是於他的父親被炸死之後才返去海豐。海豐這個地方，自從二、三十年代以來，都是共產黨的勢力範圍。有一位好著名的人物彭湃，彭湃在海豐搞暴動，共產黨稱之為起義，打土豪分田地，具體行動是殺地主占田地。歷史記載，彭湃起義期間，殺了五萬人之多。 馬、恩、列、斯、毛，毛澤東其實不是繼承或師承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太林，我認為海豐這位彭湃是以毛澤東祖師爺。 日本雖然佔領中國大片土地，中國如此大，日本兵力有限，佔領的主要是城市，所以農村本來就是共產黨勢力的地方，更加完全成為共產黨的天下。我岳父在他的故鄉海豐受到共產黨影響。 一兩年之後，日本投降，國民黨如日方中，挾其餘威，大軍回來，國共不斷衝突，少不免海豐這個紅色據點。 我岳父在此時回到香港。回到香港，他先去左派工會打工，後來，華潤公司成立，他改去華潤。 華潤前身是中共駐港軍事採購辦公處，日軍佔領香港前早已存在，為八路軍採購各種物資，正式名稱為八路軍採購辦公處，簡稱八辦。 中共奪取政權後，八辦人員返回香港，掛招牌叫華潤公司，華潤是中共駐港外貿單位，代理大陸所有外貿機構，除了雞鴨豬牛羊農產品之外，由五豐行負責。 沒多久，韓戰爆發，中共被聯合國制裁、封鎖。好多人都知道霍英東在這個時候靠走私違禁品返大陸發達的故事。 我岳父有份走私，不過他沒有因此發達，因為他是替華潤走私，坐霍英東的快艇，有時直接走私返大陸，有時是交給澳門的南光公司，澳門南光相當於香港的華潤。 我當了我岳父的女婿幾十年，他一直都好自豪自稱工人階級，又或者是令人覺得好out好out的甚麼無產階級，「越窮越光榮」。 如此傻的都有？但真的有。我不相信他是共產黨員，但肯定是一個非常忠誠的擁護共產黨的所謂革命群眾，幾十年來到今日都是，誰上台，都堅定不移支持誰，從毛澤東到劉少奇，再從劉少奇回到毛澤東，接著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今日的習近平，他都支持。 他這個番書仔，識英文，但幾十年來抗拒英文，不看英文不聽不寫英文，我想起電影「老港正傳」裡頭那個黃秋生。 他的幾個子女，包括我老婆，都是讀左校。以前入讀左校絕不容易，沒有關係是不可能的。我老婆在1967年不用考試就畢業，畢業之後被分配去國貨公司。有track record。這些就是根正苗紅，我跟我老婆開玩笑，你算是個紅二代。 我當時在報館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主要都是紅二代，其中有一位相當談得來的。他向我透露，他父親在所謂解放廣州前夕，接受黨組織指示，來香港從事工會工作。 廣州解放，共軍打深圳河，但沒有趁勢解放香港。他父親以為會被黨組織調回廣州去，但不是，而是叫他長期留在香港。後來，他的父親成為一九六七年暴動中鬥爭委員會的其中一個斗委。 探聽是否願意加入共產黨 曾德成——香港知名所謂傳統左派人士、立法會前任主席曾鈺成的弟弟。在談曾德成之前，先說一些其他的事。 我在這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的頭兩三年，老闆時不時會讓我參加一些接待大陸來香港的訪問團，在接待過程中我甚麼都不用做，不用寫稿，不用攝影，只是坐在一旁，派派名片就是。 這些訪問團來自大陸不同地方，主要應該還是新聞單位。 我在這些活動中，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多次見到社長現身，平日見不到他的。他是費彝民。 他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九十年代經常在電視新聞中見到的江澤民，每次見到江澤民，我就會想起我那位社長。 外貌有點相似之外，他們的style更像。當我們在升降機外等待貴賓出升降機時，升降機門一打開，我們那位社長他就「啊」一聲高叫，趨前握手，好high好high的，像極了江澤民。其實不知道是誰像誰，費彝民像江澤民，還是江澤民像費彝民。 為甚麼會叫我參加這些接待大陸訪客的活動呢？我一直想不出答案，只可以猜。 只是叫我，後來還有一位是他父親母校教師的新入職同事，他的父親教過我老婆，老闆沒有叫其他記者同事。 後來，我猜可能是觀察我們這些新人，看我們是不是可以培養的人才，或者是擺放在哪個崗位更適合的人才。 我那位同事後來沒有當記者，調去了廣告部。 所以我曾經可能是在被培養的人選之內，後事如何，以後再講。 曾德成，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相當好，白襯衫的外面，他經常穿一件當年國貨公司、大陸銀行員工穿的藍色工作服。這種藍色工作服，與當年大陸的解放裝有少許分別。 為了返大陸不會那麼突出，六七十年代好多香港人不想穿解放裝，都會去國貨公司買件藍色工作服，因為穿香港一般人穿的，會太明顯是香港人，太突出，可能有些不方便。 現在回說曾德成，別人穿藍色工作服不好看，沒品味不成樣子，但他穿藍色工作服，又的確好看，有一番與眾不同的氣質。 好多人都知道，六七暴動中他坐過牢，出獄之後獲安排進報館，他是報館的重點培養對象。 當時他每天看南華早報，翻譯一些東西，他的工作當然不僅這些。 他平日笑容不多，說話不多，給我的印象是有點呆板，當然不是啦。 他很少出現在我們的學習會，在這些學習會，我只見過他一兩次或兩三次，學習氣氛都會認真起來，而且他都會做總結。 他的總結有他的套路，好喜歡第一是甚麼，第二是甚麼，第三又是甚麼，在我的印象中，就好像當年國產電影裡頭的某些場景某些角色，相當好笑。 在編輯部當了記者大概兩三年，有一日，曾德成約我下班後去附近一間相當清靜的餐廳聊聊。 坐下來之後，他先稱讚我一番，工作表現好啦，工作態度好啦，為人正直啦之類，然後他問我對共產黨有何看法。我還未說，他又問我想不想有更大的貢獻之類。 我的悟性不高，當時沒有即時領悟到他想表達甚麼。我只不過當作是聊聊天而已，沒有認真回答，共產黨好或不好。 當時我大概做了好幾個鐘頭工作，下班之後只想輕輕鬆鬆聊聊天而已。飲杯茶聯絡一下感情，好讓腦袋放空一下，休息一下，我沒想過我要回答如此一個可以寫成一篇大文章的題目。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可以回答yes or no的簡單問題。 當我回到家後，我才想起，曾德成的一番話是表示可以推薦我入黨，發展我成為共產黨員。 其實在報館，除了學習會之外，我屬基層員工，一直都不覺得黨的存在，但也曾經在跟同事閑談到得意忘形之時，聽過「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有牌照的決定事情，沒有牌照的執行事情)這句調皮話。 甚麼是「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牌，就是牌照、執照。在這個語境中，牌，就是黨員證。「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的意思，當然是指黨員話事，非黨員做事。你有牌沒有牌，換言之，你是不是黨員，決定了能否升職，特別是你的職權能不能擁有話事權決定權。如果你不是黨員，你永遠只可以做事務工作，按照指示做事。 不過，「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這句話並非完全正確。 有牌，除了可以話事之外，遇到一些非常沉悶，可以悶死人厭惡到極的事，沒有人願意乾的，有牌的也要自己硬著頭皮來執行。 以後當我提及到在報館另一位人物的時候，我會再談這個「有牌的話事，冇牌的做事」。 總之，「有牌的話事，還要做事，冇牌的就只能做事」。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

既是單純也是受騙  歐洲共產主義的活動好像嘉年華會，他們的論述不再是殺氣騰騰，而是溫良恭儉讓，不再是正宗共產主義從仇恨出發，不再講階級鬥爭，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鬥爭。但中國共產黨重視黨性，有黨性沒人性，用今天的說話來說，聽黨話跟黨走。 八十年代在共產黨辦的香港報紙上，竟然可以談歐洲共產主義這些東西，談有人性的共產黨，可想而知，當年港共報紙都好想開放思想，打破思想局限，或者是假裝開放，要打開一個新局面，走出沒人看、銷路低迷的困局。這個亦可以見到我在我的同事當中，的確是有所不同。 我其實不是好厲害，而是他們實在太封閉而已。他們出身左校，工作被動，沒看到他們會主動去找新聞挖新聞，每日只是接採訪主任的指示去採訪。 我剛到這間港共報館當記者的時候，我真的好開心，尤其是可以遇到我的偶像，包括「金陵春夢」的作者。 「金陵春夢」這一共四冊的巨著，洋洋洒洒可能多達一百萬字，講述蔣介石當年在南京主政時期的事迹。 我曾以為書裡頭講的是真實的故事，當時信以為真，要好多年之後，才知道，書中所講的，除了人名地名之外，其他的都是虛構。 我又遇見過香港三大武俠小說作家之一的梁羽生，沒有與他交談，因為我認識他，而他不認識我。我只是在一旁聽他跟我的前輩談話。 憑他的談吐、用詞，以至氣質，只覺得他是個穿上現代服裝的古人，就好像是從他的小說裡頭跑出來的人。 我又在編輯部遇到一些不同工作範圍的其他同事，他們年長一些，是我的前輩。 我又在同一層樓遇到其他共產黨媒體的人。這些人有他們的特彆氣質，除了他們的氣質之外，他們的打扮、甚至衣著，有別於當時香港主流社會。 有位大姐，她的形象好像三、四十年代的進步女性，我是指那位進步女作家丁玲，在我的想像中，丁玲應該就是如此款式，短頭髮、含著招牌笑容，走路時昂首挺胸，充滿自信。 我經常去報館的圖書館或資料室翻資料和借書，每次去都見到一位前輩，他每日都坐在那裡看台灣報紙。我知道他是在找材料來寫文章鞭撻台灣。 這位前輩一臉嚴肅，從來沒見過他有笑容，我用苦大仇深來形容他。 芸芸同事中，有一位前輩，不知道他是做哪部份的工作，我跟他在工作上從來沒有接觸，也沒有交談過，但是他對我的態度好nice，對我微笑。這位前輩對別人不一定都是如此的。 我見到他，總會想起魯迅，對好人好，對壞人恨，愛恨分明，溢於言表。 又有一位前輩，姓趙的，做外電消息的，學識豐富，很有四、五十年代左傾知識份子的風姿，我特別覺得他好像幾十年前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後來知道他退休後移民奧地利。 抱憾的是，我遇不到小說「青春之歌」裡頭林道靜模樣的。 「青春之歌」對我們當年那些左傾青年，有好大的影響力，林道靜這個小說人物，曾經是我的夢中情人。 不過幸好沒有在報館裡頭遇到，真的遇到的話，我可能會婚變家變。調皮話而已，不要當真！ 在這間共產黨報館，與我共事的同事，既可以形容為好單純，也可以形容為傻乎乎的大家都是被中共欺騙。 我在這裡工作，直到發生一件事之前，我還是覺得好舒服，心情好舒暢。是甚麼事讓我改變？我以後將會透露。 總之，同事之間無分彼此，上下級之間似乎無分彼此，工作崗位不同而已。 我一直不覺得老闆啊、上司啊之類存在，誇張來說，我從來沒想過誰是我的上司，大家好像一家人，年紀差不多的更親如兄弟姊妹。 在這段時期，當記者，我儘力做到最好，下班之後我還會主動去找事來做，身體有時的確疲勞，但真的好開心。 尤其是，我的工作表現曾經相當出色，這不是跟外面的同業比較，而是與我的同事比較。 我會有好出位的特稿專訪之類，所以在報館裡頭，好多時，人家認識我，而我不認識他們，不知道他們是誰，是哪個部門的。 例如在報館內，有位前輩阿姐，她永遠都穿著一件當年大陸機構員工穿的藍色工作服，見到面總是好親切的走過來替我整理衣領之類，我要過了好長時間才知道她是會計部的同事。 又有幾次，在街頭，記得一次是在元朗，有兩個人走過來拉著我，好熱情地跟我交談。原來他們都是發行部的同事，發行部負責去找報販收賬，他們當時正在外收賬。 當時，我覺得這些都是對我好大的鼓勵。 說一些有趣的事情。 剛開始在這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的頭一兩年、兩三年或三四年，我們仍然有每個月的學習會，學習會就好像教會那些查經班。 好無聊的學習會，我們輪流朗讀甚麼兩報一刊社論那些東西，兩報一刊，就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再加上紅旗雜誌。 有時論到我讀時，我曾經跳行跳段來讀，但沒有人知道，或者是有人知道但不說出來糾正。 主持學習會的採訪主任，可能自己都不想搞這些如此無聊的學習會。超搞笑！ 羅孚老總開放的一面 談一下我在香港那間共產黨報紙當記者時的「老細」、上司，我可以說感覺不到他們存在，但的確存在嘛，只不過露出水面的都是好親民，藏在後面的是否如此親民，我不知道。 我首先要談一下羅孚，他是我們的老總，幾年之後，被指美國特務被判十年的那位。 他是廣西人。好多廣西人說廣州白話，但羅孚不是。他的國語好難聽得懂，他的廣東話半咸半淡，也是一般人聽不懂的。但我是其中一個能聽得懂他的國語和廣東話。此話不是我說，是他跟我說的。 我第一次與羅孚見面的時候，記得他跟我說，不要視這份工作為職業，我們這個是事業，薪金低，事實上的確如此，我入職時，我的薪金低於我之前那份工作。 羅老總好斯文有禮（文質彬彬），對人好客氣，我和他之間的互動不多，但他有時卻會主動找我聊幾句，包括甚麼呢？包括問我外面社會對中共的看法。 於是乎我曾經寫過好幾份小報告給他。 我記得曾經寫過，我返大陸去廣州交易會，我自己在廣州沒有親戚，但我會趁機會找我老婆那邊的親戚飲茶吃飯，跟他們聊天，在外面沒甚麼特別的話題也沒聽到有甚麼特別的，在室內就可不一樣，我聽到他們的各種抱怨。 再具體一點來說，我在給羅老總的報告中曾經寫過，我老婆那邊的親戚好喜歡偷聽美國之音；她的表姐上過山下過鄉，她又好討厭農民。 我老婆的表姐說，農民沒文化、野蠻、「講粗口」（粗話）。其實，我老婆的親戚自己，男男女女老老嫩嫩都是從早到晚講粗口，文化革命那十年，大陸形成了講粗口的風氣，因為如此才顯得自己是無產階級、貧下中農，不是扮斯文，而是扮粗魯。 羅老總，我相信羅老總他早都知道這些，用不著我告訴他，他自己應該都知道大陸好多人偷聽美國之音，城市居民好討厭農民。 羅老總，好多人都知道，他除了是編輯部的老總之外，他在香港還背負著中共給他統戰文化界的任務。 而我是前線記者，又好主動找人做訪問、挖新聞，我好快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些人脈，包括台灣的。 在採訪活動中，有時記者們會花好長時間在現場守候，一大群來自左中右媒體的記者走在一起，三三五五聊天，我同右派的，例如《工商》、《星島》、《快報》之類，大家很融洽，經常會互相「報料」（提供資料），交換消息，但是最右的《香港時報》記者知道了我是左報記者，不但不理睬我，更會惡狠狠的瞪著我。 有一個機會，我結識了來自台灣的中國時報記者，她剛被派駐香港，設立記者站。 她這個人好nice，給我很好印象，後來我無意中跟羅孚談起這位台灣記者。 羅老總好興奮，叫我安排飯局見個面。後來，這位台灣記者當了光華文化中心的負責人，這個光華文化中心是台灣駐港宣傳機構。 羅老總的確是一個好主動的人，我覺得他是個「真心膠」，他為他認為正確的事而埋頭奮鬥，將這份共產黨報紙當作是一個偉大、有意義的事業而奮鬥。 羅孚的兒子，羅海雷，寫書講述過他的父親。書中透露，他們兩父子曾經發生過語言衝突，衝突中他說過他的父親羅孚是愚忠。 再透露一些關於羅老總的事。1978年北京發生西單民主牆事件。民主牆事件可以說，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就是由於民主牆事件，而開始質疑中共統治的合法性。 當時我在報館屬於多言的其中一個，經常跟同事在閑談中透露出我對鄧小平不滿。羅孚大概察覺到。 記得在民主牆事件主角魏京生被判囚十五年那一兩日，羅孚拿了一份用原稿紙寫的文章給我看，是關於魏京生被判十五年的，他問我意見。 甚麼，老總居然問小記者有何意見？有這樣的事！就是有！ 我看過之後，對他說，我不同意文章中對魏京生的看法，魏京生不應該有罪，他提出的沒有錯，不應該要判刑。 我相信羅老總給我看的是他即將在報紙登出來的社論，但那一兩日的社論不是關於魏京生被判囚，而是其他一些關於香港民生之類的事情。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報紙記者，現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