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任职香港共党报纸的日子（四）

中国人社会上诈下愚

谈到在共产党报刊的工作，好多往事涌上心头，让我回想过去，从刚进这间共产党报纸初时的兴奋，到意兴阑珊，默默的离开。

我在这个地方，遇到过那些我没想到会遇到的大作家，例如好多人当作历史书的“金陵春梦”作者严庆澍，他是副老总。 

我遇到梁羽生，虽然只是一面之缘，当时他来探班，就站在我身边跟一位前辈交谈。我下意识即能猜到他就是梁羽生。他的衣著是现代服装，但整个人的谈吐、气质，是古代人。我如此描述，完全是褒不是贬。 

那些同事，尤其是感情曾经如兄弟姊妹般的记者同事，他们其实好单纯，用今日的话来形容，是“真心胶”（黏著）。他们爱国，是不是同时爱党？我不知道，但他们接受“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共产党员掌权，非党员只能做事)，理所当然，不觉得欠妥。 

至于那些我几乎可以肯定是共产党员的，包括罗老总罗孚，其实一样，都是好单纯的人。 

我不相信，罗孚没有理由会当美国特务。可是审讯不公开，但他自己含含糊糊好像承认了控罪，判囚十年，实际上却不用坐牢，而是软禁。 

我只是胡乱猜，会不会他又是因为党性太强？不过他党性虽强，但没有害人。 

以下是我所猜的：他有他的领导，他的领导会不会是廖承志呢？当年的港澳办主任廖承志。 

罗孚从事香港文化界统战工作，向廖承志负责，罗孚在做统战工作时做过了头，和他的统战对象走得太近、太close，一个不小心做过了界，被人家打报告。很不幸，廖承志在这个时候往见先帝毛泽东，没有人知道罗孚在做甚么，没有人站出来保罗孚。 

由于罗孚的党性实在太强，肯吃亏，美国特务这条罪，他都可以啃得下。罗孚党性强，但他又是个与人为善的大好人、大大好人。 

这都只不过纯属我揣测而已，很难找到实质根据。 

你知啦，尤其是共产党说你是，你怎可以不是，在大陆上法庭，吿得你，法庭审讯结果绝少是罪名不成立！如果真的罪名不成立，无罪释放，那么党的面子要搁哪去？为了维护党的面子，所以就承认啰，反正一切事前都已经谈好，不用你真的要坐牢，给你一个地方好好休息、看看书，悠哉悠哉，还有专人侍候，就当作退休。 

罗孚的儿子罗海雷曾经写书写他的父亲，也是如此说，他说他父亲是愚忠嘛。 

我又突然想起四十年代有位学者陈寅恪，他曾经指出过，中国人社会，上诈下愚，处于社会上层的奸诈，这些人是权贵，他们握有权力，占据统治地位，处于社会下层的一般人愚笨，被人操弄。 

我以前是罗孚粉丝，读他写的文章，他好推崇陈寅恪，但似乎罗孚自己都走不出陈寅恪所指出的中国人社会上诈下愚的格局。 

不仅中国人社会如此，现在海外华人的社区都如此，实在好无奈。 

如果说，我离开这间共产党报纸时，唯一替我farewell的同事是一个仍然拥有人性脸孔的共产党员，那么，罗孚应该是另一个，曾德成当然不算。 

我几乎忘记了透露那位同我farewell的同事名字，他叫李其燊。 

由于被调去纽约，所以他也一家移民去美国。那么，是谁调他呢？先由另一间在香港的共产党报纸调来我当记者的那间，后来又调去美国，是谁可以把人调来调去的呢？用不著我说，还会是谁。 

香港以至美国的一些报纸，他们背后都有一个组织，甚么组织？不用我说出来，你懂吗？ 

还有还有，我似乎停不了，但是我说的不是我的同事，而是有一次在外面采访时，我居然遇到一位新华社真记者。 

他真的能拿得出一张名片，写著新华社记者。他真的是来采访。以前我在某些场合遇到的新华社人员，都是挂名甚么甚么副总编辑，其实他们的工作与新闻完全无关。 

我记不起当时是甚么事，可以吸引到新华社记者都出来采访。 

他这位稀客，印象中完全是表叔的样子。 

当时香港人开始形容，特别是在湾仔华润公司附近街头出现的大陆外派人员，称他们做表叔。 

这位新华社真记者就是那个样子。这位表叔可能习惯了在大陆事先安排好的采访，再加上他不懂广东话，不知所措，所以当时我主动全程为他提供协助。

捏死你，就犹如捏死一只蚂蚁

我是背负著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离开报馆的。在经济压力下，我几乎把我一直耿耿于怀、被怀疑是特务的事忘记了。 

我先去了一间做大陆生意的公司打工，在头一年经常去广州。 

我在广州结识了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我们相当投契。 

这位朋友有好多关系，返大陆做生意，关系好重要，所以必须承认，我多少是带著功利的原因和他成为死党（好朋友）。 

他也把我视为死党，经常帮忙，替我解决问题，介绍关系给我。 

似乎在大陆好多人心目中，记者的社会地位颇高的，人们认为记者有文化，记者是一个备受尊重的职业。 

这位广州朋友，祖籍广东，但看来看去都不像广东人，原来他是在北京长大。 

在所谓解放的时候，跟随共军南下然后当官的，叫南下干部，但这位朋友的父亲相反，是个少有的北上干部。所以，这位朋友是在北京长大，饮北方水，不像南方人。 

他一口北京口音，夹杂北京土话，听他讲广东话，完全不会相信他是广东人。 

他属于干部子弟，在北京的干部大院长大，和一些高干子弟一起长大，今天这类人被称为红二代。 

我在共产党报纸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我称他们为红二代，严格来说，其实只是开玩笑而已。 

红二代，要看其父母是谁，份量够不够，父母当上京官的，就差不多啦。 

所以红二代，是权贵的同义词。我老婆根正苗红，我笑称她为红二代，开玩笑而已，用香港的俗话来说，摱车边都冇份（没资格）。 

我岳父以前在海丰他的老家打土豪分田地，都不过是个小屁民，好听点说，是个所谓革命群众，就算动手过杀地主，都算不上甚么。 

现在共产党有党员九千多万。这九千几万党员当中，他们的父母早就是党员的，那么这些党员的子女算不算红二代呢？父母不是党员的，但自己是党员，那么，自己的下一代又算不算红二代呢？当然不是啦。 

我曾经遇到过有来自伟大祖国的同胞，好自豪地自称强国人，“我是强国人，中国成为强国，我自豪，我是强国人又怎样！” 

我还不曾遇到过有人自称红二代。强国人可以乱认，可以自认，红二代没有人会自认敢自认的，因为在那个伟大祖国，红二代不是随便可以认，你算老几啊？想攀附？想错你的心，走开点啦。 

九千万党员，其中大多数，用俗话来说，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喽啰、小弟而已。 

在离开了共产党报纸的那头两三年，我的工作不大稳定，有时甚至只干了几个月就拜拜，后来稍为稳定一些，开始经常去北京、上海，有时去南京、大连，尤其是在北京，我去得最多。 

透过我那位北京长大的广州死党，我很快就在北京结识了好几个私人朋友。 

我也曾尝试过做自己的生意，不再替人家打工，但别人可以赚到盘满砵满，我却很失败，开始知道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子。 

不过，在北京的那两三年，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对大陆社会、对共产党的认识。 

我认识的那些人相当复杂，包括公安，他们多是干部子弟，和这些干部子弟混得相当熟，经常进出他们的甚么干部大院，所谓干部大院，就是香港人所称的政府宿舍。 

大家的年纪差不多，混熟了之后，见面时就无话不可说，甚么话题都可以。 

其实当时他们都好想走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我在和他们相处之时，所透露的资讯，多少可以满足到他们。 

当时是八十年代初，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大陆最开放的时期，言论好开放，一见面，他们爱开玩笑般争相数落共产党，臭骂嘲讽共产党，不是今天那样，禁止妄议中央，这样不行那样不准，有所谓七不讲。 

有一次，在聊天摆龙门阵的时候，我提起几年前的西单民主墙事件。 

我那位在广州认识的死党都在场，他对西单民主墙事件有这样的见解。 

他说，在中国，像魏京生那样清醒、能够清楚看穿共产党的，有千千万万，但好像魏京生这几个人如此笨，会走出来说出来的，全中国就只得他们几个。 

我这位广州死党，后来移民离开他长大的中国，还早过我移民离开香港。当我在北京试图建立起自己的事业之时，我仍未有移民的念头。 

我甚么时候才开始有移民的打算呢？让我先说一些事情。 

我说的是我以前在香港一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时，我的老总罗孚。 

说起罗孚，当年有资深同事有时会好亲切般用“罗斯福”来提及罗孚，有时又会开玩笑用接近谐音的“老屎忽”（老屁股）来提起他，“老屎忽”的确有点不雅，但没有不敬之意，纯属贪玩，随后哈哈哈。 

之所以后来罗孚被指特务，报馆内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宣布，据我所知，好多人都不相信，只不过没出声，上面说甚么就甚么啰。 

中国人就是如此，尤其是在这些共产党单位工作的员工。 

说回罗孚，我是于读报时才知道他在北京被软禁，时不时又有消息传出，有人在王府井的书店见到他，又有报导，有个别的老同事去过他被软禁的地方探罗孚。 

于是，我趁我在北京的时候，都想去见一见我这位老总。 

罗老总不是对我特别好，他对谁都好，我亦不曾得到过他特别的教诲。总之，毕竟在我心目中，罗孚的为人，好值得我尊重。 

就是如此，我趁我在北京的时候，问起那有公安背景的朋友，可不可以帮忙，打听一下罗老总被软禁在哪里，我可不可以找个机会去探访罗孚。 

罗孚是谁？他们不知道，香港人会知道，但是他们从未听闻其人其事。 

于是我向他们介绍罗孚被指特务之事，这个时候，我冲口而出一句，我也曾经被怀疑是特务，报馆在外面查我。 

在这个时候，我的广州死党问我，为甚么我当时不赶快走。他说，被指特务这种事好严重。 

他说，你的老总有名有姓，你没有，你甚么都不是，捏死你，就有如捏死一只蚂蚁，没有人会关注。 

其实在大陆求发展事业的好几年，我都知道，每个人都有份档案，这一份档案放在单位那里，跟随著这个人一生，你转单位，这份档案跟著你转去你新的单位，没有工作单位的，也有一份档案，档案就放在甚么街道委员会之类的地方。 

我虽然是香港人，但在共产党的机构工作过，尤其是报馆这些新闻单位，又是编辑部，我一定有份档案在他们那里。 

我这份档案是怎样写我，没有人知道，我自己更不知道。 

这个亦是我为甚么在一九九七年中共取得香港主权的时候，移民离开香港的其中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恐惧，我比其他人心中的恐惧，是更实实在在的恐惧。 

总之，我是想说，当我开始知道我被怀疑是特务，在外面查我的那一日开始，这么多年以来，我只懂得愤怒，好沮丧，工作失去动力，而这位朋友的提醒，我才开始懂得惊慌，以前不知死，现在才开始知死。中共就是以恐惧来治国。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