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任职香港共党报纸的日子(五)

共产党要求根正苗红

大概在十年八年前,我在香港遇到一位当年在那间共产党报纸共事过的同事。 

他和我一样,是很少数不是所谓“爱国学校”出身的记者,这位老同事思想慎密,思维模式亦接近正常的普通的香港人。 

不过,放上今日的蓝黄光谱,他应该都是蓝丝(香港亲政府份子)。其实我的朋友,包括兄弟姊妹,甚至我回流香港的女儿,都是蓝丝,有点钱的、上了点年纪,多属蓝丝。 

不说这些,回说我和这位旧同事多次叙旧,因此,有一次,我提及当年我被怀疑是特务之事。当时他已经辞职转行做生意,不再在那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所以他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之事。 

我们谈了很久,又见面讨论过,可能两三次。他给我的看法是:罗孚被指特务,我被指特务,两件事有没有关系?可能有,可能没有,最后相信没有。 

他认为,如果有的话,给我个任务出差返大陆,过了罗湖桥就可以抓我,而且,我一直待在报馆那么久,仍不自行了断辞职离开。 

他又提出另一个可能:曾德成开口问我,暗示我可以入党,而我居然反应如此平淡,出乎曾德成意料之外。叫你入党,你不入,太不给面子啦。 

我这位老同事跟我说,不用太担心,曾德成可能只不过是找人在外面放消息,查我的目的,是想把消息传回我的耳朵,再说白一点,其实是想吓跑我,不想让我留在报馆而已。 

我这位老同事的分析究竟是对是错?我一直不敢肯定,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档案究竟是怎样写我。这就是共产党之所以恐怖。 

当年我到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我不是应征的,他们也不会如其他报纸般公开招聘员工。 

我那份工作是我阿哥介绍。我阿哥在美国留学过,中共对这些海外留学生几十年来一直有做统战工作,我阿哥在读中学时,已经去学友社。 

许多人都知道学友社是甚么东西,表面上是唱唱民族歌曲跳跳土风舞,帮学生补习温功课,当然不是啦。 

学友社是甚么?看现在定居温哥华梁慕娴写的“我与香港地下党”这本书,就可以知得一清二楚。 

我跟我阿哥的关系,自从三十年前“八九六四”事件以来,一直就有问题,彼此价值观念不同之故。价值观念不同,渐行渐远渐无声,是可以想像的发展结果。

我不会与人吵架,只是疏远他。 

但是有一次,我亦曾经向他透露我被怀疑是特务之事,因为他应该知道此事。当时报馆查我,应该首先会从这位介绍人开始查我。对于此事,我阿哥没有任何反应。 

我去年在香港的时候,与一位相识快半个世纪,但二十多年来没见过面的朋友重逢。 

他向我透露了好多事情。 

这位朋友跟我一样,年纪一把,不过还要打工谋生,孩子还小的缘故。他说,政治耽误了他的一生,准确一点来说,搭上了共产党,影响了也耽误了一生。 

他年轻时候,在学友社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外围社团好活跃。 

表面上,他参加公馀活动,其实,他在出面打工,有份做不死人的轻松工作,好像有份正当职业,给人以为他是就业青年,事情并非如此,他的精力放在青年组织工作。 

当年,我就是参与保钓运动,“百足咁多爪”(活跃),因此在文社活动中结识了这位朋友。 

当时,我自以为是文青(文艺青年),香港有不少这样的团体。当时香港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多元,既有人们所称的飞仔飞女(不羁男女),亦有文艺青年,有各种欧西流行歌曲歌迷会,或者是陈宝珠萧芳芳之类的影迷会,亦有一些吸引文艺青年的各种文社,谈文说艺,讨论新诗小品文创作以及历史哲学思想。 

我这位朋友,他就是在那些学友社之类的地方见过我阿哥。 

在那些地方或者场所,你可能都会知道,基督教会的团契,团契分成不同的cell group,共产党亦如是,可以说,理念不同,但形式差不多。 

我这位朋友认识我阿哥,他在那些地方见过我阿哥,还有梁锦松。 

我阿哥同梁锦松同属一个cell group,大家应该知道梁锦松是谁,董建华做特首时的香港财政司长。 

我这位朋友在“八九六四”期间跟共产党割席,脱离共产党,不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不再联络以前那群人,包括断绝与他的上线来往,他的上线,大陆叫领导,香港人叫上线。 

他一心想著要重新出发,希望能找一份正正式式的工作,希望成家立室,再不理世事。 

糟糕!此时他的年纪已经来到奔四之龄,那么多年来为党做社团工作,以致自己无一技之长,找不到甚么好工,去读书进修增值,增加找份好工机会,亦已经不可能。 

他跟我说,在他好沮丧的时候,也就是他脱离共产党一两年之后,他在路上遇到他的上线,他的上线好关心他的生活情况。 

当时香港工业仍未全部北上大陆,香港还有个别工厂大厦建成使用。 

我这位朋友的上线表示,可以帮他找条出路,解决生活问题,表示可以帮忙搞个印刷工场,在一座新建成的工厂大厦找个铺位,开印刷公司,客路不用愁,资金不是问题,可以帮忙搞掂一切。 

但是,我这位朋友依然拒绝。他说,如果当日答应了,他今日可以赚到盘满砵满,因为建制派有海量的订单给他,印刊物印文宣造banner,停不了手。

我那位在“八九六四”期间脱离共产党的朋友透露,我阿哥有另一个身份,我阿哥是共产党,在香港的共产党地下党员。 

接著,至于为甚么我会被怀疑是特务,入了这间共产党报纸之后,还要在外面查我,我这位朋友提供另一个看法,就是我未算根正苗红,来历始终不明,人家爱国有往迹可寻,而我没有,起码不足够。 

再说,在半个世纪前认识的一位在香港的朋友,他曾经是火红年代保留学籍的学生会干事,后来他把儿子送去那些甚么爱国学校染红,染成红色,来凸显爱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 

我们的这位共同朋友,年轻时候表示过,要做职业革命家,用我们今日的语言,比较接近的是从政,但比从政更显决心。 

他加入民建联那么多年,依然得不到信任,上不到位,原因可能可能就是一个,组织始终认为他来历不明,根不够正,苗不够红。 

何况他也年纪一把,如果要培养,都不会培养他,一九九七以来,大批年轻的争著入党争著上位,他怎能争得过众多的后起之“兽”呢! 

怀念港英  讨厌港共

我那位在“八九六四”期间脱离共产党的朋友,他还向我透露,我们以前在香港的文社认识的一位朋友都是共产党员,与他一样,七十年代初入党。 

我与这位朋友没有见面已经二十几三十年,当年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没有联络,我只知道他是工程界一些团体有职务,好活跃。 

这位朋友前年离开这个世界,死前一年改信耶稣基督,其实在他死前好多年已经疏远共产党,因为香港始终不是中国,中共对他们的党员的控制没有那么严。 

以前的共产党员,在香港的,应该大多数都是为了理想,可以说,是被共产党以甚么理想啊来骗人入党,壮大自己的实力。 

共产党在打江山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任何阶层他们都骗,骗所谓民族资本家、骗知识份子、骗年轻人,接受过高深教育的被他们骗,没接受过高深教育的一样更被他们骗,骗尽所有人。 

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只用“打土豪分田地”六只字来骗,就已经足够。打土豪分田地,清楚易明,就是杀地主占田地那么简单。 

受过教育的,还要用甚么民主啊、自由啊、平等啊来骗,于是甘心情愿为他们共产党付出生命抢夺江山。 

但是共产党成功夺取江山之后,那么多年,现在再使用这一套,当然不行啦!共产党自己自己都不相信,还可以用来骗人的,剩下来的就只有民族主义。 

当年我在那间共产党报纸的同事,我相信他们都是好人,都是有理想的。 

现在那些就不是啦,听说,八九六四之后,报馆已经换血,减少聘用本地香港人,改为聘请来自大陆的所谓新香港人,说不定,干脆自大陆安排人员到香港,尤其是编辑部这个最重要的部门。 

先说一件事,三十年前八九六四期间,香港有两次百万人游行,支持北京民主运动。我一家大小都参与过。三十年后,也就是去年的六月九日,香港又再出现百万人游行反送中。当时我在香港,我有参与。 

我从铜锣湾出发,在炮台山地铁站下车,在站内被困,起码也有一个小时,塞在里面无法出闸,结果在当日下午两点钟,才成功离站,游行来到金钟,差不多要十个小时。 

游行期间,我有感而发。 

三十年前的百万人游行,得到港英警方配合,游行虽然人多,但好顺畅,几个小时已经行完。 

三十年前我是带著我的女儿一起游行的,于是我给个WhatsApp跟她说,其中有句调皮话,八只字:“怀念港英,讨厌港共。” 

同样那么多人,一百万人,三十年前港英警察好配合,游行好畅顺,三十年后,港共警察却千方百计来阻拦,因此游行不止十个钟头。 

好与坏,是由比较而得出的,所以我和我的女儿说:“怀念港英,讨厌港共”。 

去年六月九日,当时我住在我女儿家,那一日我外出参加反送中游行,凌晨两三点,我才回到家。 

第二、第三日我都好疲累,没外出,不过,在这第二、第三日,我已察觉到气氛有点诡异,尤其是我的女婿黑口黑脸。 

第三日晚饭时间,他终于安捏不住问我,六月九日那天我哪儿去?是不是参加游行? 

我当然承认,我没理由否认。我女儿夫妻俩开始指责我,尤其是针对我在WhatsApp那八只字:“怀念港英,讨厌港共。” 

我那个平时超虔诚的女儿,指责我不爱国。我那位同是基督徒,我看著他接受洗礼的女婿,在这个时候冲口而出一句:“我还有十日就要入党。” 

言下之意,当然是指我也这个时候参与这些共产党不喜欢的活动,如果给他的领导知道了,会对他有影响啊! 

我这个女婿在大陆做生意。共产党看上他,让他入党,是认为他有利用价值。 

虽然我的女婿好清楚共产党的本质,但他对中共抱有很大的期望,一天到晚大湾区前大湾区后,又透露过他跟香港的那些臭名昭著的福建社团好相熟,又认识那位人称“何已完”的何君尧。 

他对中共抱有期望,当然一切是为了利益。 

反送中一百万人游行的几日之后,也就是六月十六日,两百万人游行反送中那一天,中午我前往维园之前,我和我的女儿再交谈了一次。 

我问她,为甚么不阻止老公参加共产党?我的女儿坦白的承认:是呀,就是为了钱。 

我无言以对。 

我得承认,我这个人反应并不敏锐,好平庸,我曾经在那份共产党报纸出过一阵子锋头,只不过是当时的同事都是来自左派学校,思想有个框框,而我的思维方式接近外面的行家,所以我有过出色一点的表现,这是跟同事比,与其他报纸比,就不算甚么。 

总之,我在言语冲突中,即吵架时,我的反应迟钝。我如此平庸,这亦是为甚么我离开那间共产党报纸之后转行,没有去其他报馆求职的原因之一。 

回说我女儿的事,我当然不开心。她的价值观与我的不相同不一致。她是基督徒、虔诚基督徒,但为了金钱,不反对老公入共产党,爱耶稣,同时又可以爱国爱党。这就是香港的典型建制派。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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