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汇

根正苗红的红色关系网 要谈一下甚么是根正苗红。 我岳父在香港出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家人就已经定居香港。他的父亲在“喇沙书院”教书，教的是英文，教香港人所称的“鬼仔”英文。可想而知，即使不是有钱人，我岳父总算是来自小康之家，家境不错。我岳父也是在喇沙读书，读“番书”（英文书），接受西式教育，是个香港人所称的“番书仔”（英式学生）。 我上网了解过，战前的“喇沙”，有一半学生是华裔，四成欧裔，其中应该多数是英裔，其馀一成是印裔。如此看来，战前的喇沙，其实相当于今日的国际学校。 我岳父在喇沙读到中三，那一年，即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同时攻打香港，在这个时候，“喇沙”停课。换句话讲，我岳父在“喇沙”读书读到中三上学期，就没有再读下学期，从此停学。 大概在1943年底或1944年初，美国反守为攻，包括轰炸香港的日军设施，炸弹不长眼，炸死平民乃平常事，我岳父的父亲在美国飞机空袭中被炸死。 我在共产党报纸当记者时，我岳父对我很好，我们之间经常交谈。他曾经透露，日本仔炸死他父亲，我表示可能性不大，应该是美国飞机吧。我父亲当年在深水埠都曾经险些被美国飞机炸死。 我岳父没有透露他的父亲是在哪里被炸死，他没有再说下去。 我曾经想过，有没有可能他的父亲是于他们返回故乡海丰时，被日本飞机炸死？但不会啊。海丰这些穷乡僻壤，有甚么值得日本兵派飞机去轰炸呢？ 而且，日本占领香港之后，为了减轻人口压力，尤其是减少粮食需求，强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年自广东逃难到香港的无证居民离开香港返回大陆。 但是，我岳父的父母和兄弟，一直都是香港居民，他们都有香港身份证。 我岳父是于他的父亲被炸死之后才返去海丰。海丰这个地方，自从二、三十年代以来，都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有一位好著名的人物彭湃，彭湃在海丰搞暴动，共产党称之为起义，打土豪分田地，具体行动是杀地主占田地。历史记载，彭湃起义期间，杀了五万人之多。 马、恩、列、斯、毛，毛泽东其实不是继承或师承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太林，我认为海丰这位彭湃是以毛泽东祖师爷。 日本虽然占领中国大片土地，中国如此大，日本兵力有限，占领的主要是城市，所以农村本来就是共产党势力的地方，更加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天下。我岳父在他的故乡海丰受到共产党影响。 一两年之后，日本投降，国民党如日方中，挟其馀威，大军回来，国共不断冲突，少不免海丰这个红色据点。 我岳父在此时回到香港。回到香港，他先去左派工会打工，后来，华润公司成立，他改去华润。 华润前身是中共驻港军事采购办公处，日军占领香港前早已存在，为八路军采购各种物资，正式名称为八路军采购办公处，简称八办。 中共夺取政权后，八办人员返回香港，挂招牌叫华润公司，华润是中共驻港外贸单位，代理大陆所有外贸机构，除了鸡鸭猪牛羊农产品之外，由五丰行负责。 没多久，韩战爆发，中共被联合国制裁、封锁。好多人都知道霍英东在这个时候靠走私违禁品返大陆发达的故事。 我岳父有份走私，不过他没有因此发达，因为他是替华润走私，坐霍英东的快艇，有时直接走私返大陆，有时是交给澳门的南光公司，澳门南光相当于香港的华润。 我当了我岳父的女婿几十年，他一直都好自豪自称工人阶级，又或者是令人觉得好out好out的甚么无产阶级，“越穷越光荣”。 如此傻的都有？但真的有。我不相信他是共产党员，但肯定是一个非常忠诚的拥护共产党的所谓革命群众，几十年来到今日都是，谁上台，都坚定不移支持谁，从毛泽东到刘少奇，再从刘少奇回到毛泽东，接著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今日的习近平，他都支持。 他这个番书仔，识英文，但几十年来抗拒英文，不看英文不听不写英文，我想起电影“老港正传”里头那个黄秋生。 他的几个子女，包括我老婆，都是读左校。以前入读左校绝不容易，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我老婆在1967年不用考试就毕业，毕业之后被分配去国货公司。有track record。这些就是根正苗红，我跟我老婆开玩笑，你算是个红二代。 我当时在报馆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主要都是红二代，其中有一位相当谈得来的。他向我透露，他父亲在所谓解放广州前夕，接受党组织指示，来香港从事工会工作。 广州解放，共军打深圳河，但没有趁势解放香港。他父亲以为会被党组织调回广州去，但不是，而是叫他长期留在香港。后来，他的父亲成为一九六七年暴动中斗争委员会的其中一个斗委。 探听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 曾德成——香港知名所谓传统左派人士、立法会前任主席曾钰成的弟弟。在谈曾德成之前，先说一些其他的事。 我在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的头两三年，老板时不时会让我参加一些接待大陆来香港的访问团，在接待过程中我甚么都不用做，不用写稿，不用摄影，只是坐在一旁，派派名片就是。 这些访问团来自大陆不同地方，主要应该还是新闻单位。 我在这些活动中，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多次见到社长现身，平日见不到他的。他是费彝民。 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九十年代经常在电视新闻中见到的江泽民，每次见到江泽民，我就会想起我那位社长。 外貌有点相似之外，他们的style更像。当我们在升降机外等待贵宾出升降机时，升降机门一打开，我们那位社长他就“啊”一声高叫，趋前握手，好high好high的，像极了江泽民。其实不知道是谁像谁，费彝民像江泽民，还是江泽民像费彝民。 为甚么会叫我参加这些接待大陆访客的活动呢？我一直想不出答案，只可以猜。 只是叫我，后来还有一位是他父亲母校教师的新入职同事，他的父亲教过我老婆，老板没有叫其他记者同事。 后来，我猜可能是观察我们这些新人，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培养的人才，或者是摆放在哪个岗位更适合的人才。 我那位同事后来没有当记者，调去了广告部。 所以我曾经可能是在被培养的人选之内，后事如何，以后再讲。 曾德成，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相当好，白衬衫的外面，他经常穿一件当年国货公司、大陆银行员工穿的蓝色工作服。这种蓝色工作服，与当年大陆的解放装有少许分别。 为了返大陆不会那么突出，六七十年代好多香港人不想穿解放装，都会去国货公司买件蓝色工作服，因为穿香港一般人穿的，会太明显是香港人，太突出，可能有些不方便。 现在回说曾德成，别人穿蓝色工作服不好看，没品味不成样子，但他穿蓝色工作服，又的确好看，有一番与众不同的气质。 好多人都知道，六七暴动中他坐过牢，出狱之后获安排进报馆，他是报馆的重点培养对象。 当时他每天看南华早报，翻译一些东西，他的工作当然不仅这些。 他平日笑容不多，说话不多，给我的印象是有点呆板，当然不是啦。 他很少出现在我们的学习会，在这些学习会，我只见过他一两次或两三次，学习气氛都会认真起来，而且他都会做总结。 他的总结有他的套路，好喜欢第一是甚么，第二是甚么，第三又是甚么，在我的印象中，就好像当年国产电影里头的某些场景某些角色，相当好笑。 在编辑部当了记者大概两三年，有一日，曾德成约我下班后去附近一间相当清静的餐厅聊聊。 坐下来之后，他先称赞我一番，工作表现好啦，工作态度好啦，为人正直啦之类，然后他问我对共产党有何看法。我还未说，他又问我想不想有更大的贡献之类。 我的悟性不高，当时没有即时领悟到他想表达甚么。我只不过当作是聊聊天而已，没有认真回答，共产党好或不好。 当时我大概做了好几个钟头工作，下班之后只想轻轻松松聊聊天而已。饮杯茶联络一下感情，好让脑袋放空一下，休息一下，我没想过我要回答如此一个可以写成一篇大文章的题目。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回答yes or no的简单问题。 当我回到家后，我才想起，曾德成的一番话是表示可以推荐我入党，发展我成为共产党员。 其实在报馆，除了学习会之外，我属基层员工，一直都不觉得党的存在，但也曾经在跟同事闲谈到得意忘形之时，听过“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有牌照的决定事情，没有牌照的执行事情)这句调皮话。 甚么是“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牌，就是牌照、执照。在这个语境中，牌，就是党员证。“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的意思，当然是指党员话事，非党员做事。你有牌没有牌，换言之，你是不是党员，决定了能否升职，特别是你的职权能不能拥有话事权决定权。如果你不是党员，你永远只可以做事务工作，按照指示做事。 不过，“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这句话并非完全正确。 有牌，除了可以话事之外，遇到一些非常沉闷，可以闷死人厌恶到极的事，没有人愿意干的，有牌的也要自己硬著头皮来执行。 以后当我提及到在报馆另一位人物的时候，我会再谈这个“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 总之，“有牌的话事，还要做事，冇牌的就只能做事”。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

既是单纯也是受骗  欧洲共产主义的活动好像嘉年华会，他们的论述不再是杀气腾腾，而是温良恭俭让，不再是正宗共产主义从仇恨出发，不再讲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但中国共产党重视党性，有党性没人性，用今天的说话来说，听党话跟党走。 八十年代在共产党办的香港报纸上，竟然可以谈欧洲共产主义这些东西，谈有人性的共产党，可想而知，当年港共报纸都好想开放思想，打破思想局限，或者是假装开放，要打开一个新局面，走出没人看、销路低迷的困局。这个亦可以见到我在我的同事当中，的确是有所不同。 我其实不是好厉害，而是他们实在太封闭而已。他们出身左校，工作被动，没看到他们会主动去找新闻挖新闻，每日只是接采访主任的指示去采访。 我刚到这间港共报馆当记者的时候，我真的好开心，尤其是可以遇到我的偶像，包括“金陵春梦”的作者。 “金陵春梦”这一共四册的巨著，洋洋洒洒可能多达一百万字，讲述蒋介石当年在南京主政时期的事迹。 我曾以为书里头讲的是真实的故事，当时信以为真，要好多年之后，才知道，书中所讲的，除了人名地名之外，其他的都是虚构。 我又遇见过香港三大武侠小说作家之一的梁羽生，没有与他交谈，因为我认识他，而他不认识我。我只是在一旁听他跟我的前辈谈话。 凭他的谈吐、用词，以至气质，只觉得他是个穿上现代服装的古人，就好像是从他的小说里头跑出来的人。 我又在编辑部遇到一些不同工作范围的其他同事，他们年长一些，是我的前辈。 我又在同一层楼遇到其他共产党媒体的人。这些人有他们的特别气质，除了他们的气质之外，他们的打扮、甚至衣著，有别于当时香港主流社会。 有位大姐，她的形象好像三、四十年代的进步女性，我是指那位进步女作家丁玲，在我的想像中，丁玲应该就是如此款式，短头发、含著招牌笑容，走路时昂首挺胸，充满自信。 我经常去报馆的图书馆或资料室翻资料和借书，每次去都见到一位前辈，他每日都坐在那里看台湾报纸。我知道他是在找材料来写文章鞭挞台湾。 这位前辈一脸严肃，从来没见过他有笑容，我用苦大仇深来形容他。 芸芸同事中，有一位前辈，不知道他是做哪部份的工作，我跟他在工作上从来没有接触，也没有交谈过，但是他对我的态度好nice，对我微笑。这位前辈对别人不一定都是如此的。 我见到他，总会想起鲁迅，对好人好，对坏人恨，爱恨分明，溢于言表。 又有一位前辈，姓赵的，做外电消息的，学识丰富，很有四、五十年代左倾知识份子的风姿，我特别觉得他好像几十年前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后来知道他退休后移民奥地利。 抱憾的是，我遇不到小说“青春之歌”里头林道静模样的。 “青春之歌”对我们当年那些左倾青年，有好大的影响力，林道静这个小说人物，曾经是我的梦中情人。 不过幸好没有在报馆里头遇到，真的遇到的话，我可能会婚变家变。调皮话而已，不要当真！ 在这间共产党报馆，与我共事的同事，既可以形容为好单纯，也可以形容为傻乎乎的大家都是被中共欺骗。 我在这里工作，直到发生一件事之前，我还是觉得好舒服，心情好舒畅。是甚么事让我改变？我以后将会透露。 总之，同事之间无分彼此，上下级之间似乎无分彼此，工作岗位不同而已。 我一直不觉得老板啊、上司啊之类存在，夸张来说，我从来没想过谁是我的上司，大家好像一家人，年纪差不多的更亲如兄弟姊妹。 在这段时期，当记者，我尽力做到最好，下班之后我还会主动去找事来做，身体有时的确疲劳，但真的好开心。 尤其是，我的工作表现曾经相当出色，这不是跟外面的同业比较，而是与我的同事比较。 我会有好出位的特稿专访之类，所以在报馆里头，好多时，人家认识我，而我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是哪个部门的。 例如在报馆内，有位前辈阿姐，她永远都穿著一件当年大陆机构员工穿的蓝色工作服，见到面总是好亲切的走过来替我整理衣领之类，我要过了好长时间才知道她是会计部的同事。 又有几次，在街头，记得一次是在元朗，有两个人走过来拉著我，好热情地跟我交谈。原来他们都是发行部的同事，发行部负责去找报贩收账，他们当时正在外收账。 当时，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好大的鼓励。 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刚开始在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的头一两年、两三年或三四年，我们仍然有每个月的学习会，学习会就好像教会那些查经班。 好无聊的学习会，我们轮流朗读甚么两报一刊社论那些东西，两报一刊，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再加上红旗杂志。 有时论到我读时，我曾经跳行跳段来读，但没有人知道，或者是有人知道但不说出来纠正。 主持学习会的采访主任，可能自己都不想搞这些如此无聊的学习会。超搞笑！ 罗孚老总开放的一面 谈一下我在香港那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时的“老细”、上司，我可以说感觉不到他们存在，但的确存在嘛，只不过露出水面的都是好亲民，藏在后面的是否如此亲民，我不知道。 我首先要谈一下罗孚，他是我们的老总，几年之后，被指美国特务被判十年的那位。 他是广西人。好多广西人说广州白话，但罗孚不是。他的国语好难听得懂，他的广东话半咸半淡，也是一般人听不懂的。但我是其中一个能听得懂他的国语和广东话。此话不是我说，是他跟我说的。 我第一次与罗孚见面的时候，记得他跟我说，不要视这份工作为职业，我们这个是事业，薪金低，事实上的确如此，我入职时，我的薪金低于我之前那份工作。 罗老总好斯文有礼（文质彬彬），对人好客气，我和他之间的互动不多，但他有时却会主动找我聊几句，包括甚么呢？包括问我外面社会对中共的看法。 于是乎我曾经写过好几份小报告给他。 我记得曾经写过，我返大陆去广州交易会，我自己在广州没有亲戚，但我会趁机会找我老婆那边的亲戚饮茶吃饭，跟他们聊天，在外面没甚么特别的话题也没听到有甚么特别的，在室内就可不一样，我听到他们的各种抱怨。 再具体一点来说，我在给罗老总的报告中曾经写过，我老婆那边的亲戚好喜欢偷听美国之音；她的表姐上过山下过乡，她又好讨厌农民。 我老婆的表姐说，农民没文化、野蛮、“讲粗口”（粗话）。其实，我老婆的亲戚自己，男男女女老老嫩嫩都是从早到晚讲粗口，文化革命那十年，大陆形成了讲粗口的风气，因为如此才显得自己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不是扮斯文，而是扮粗鲁。 罗老总，我相信罗老总他早都知道这些，用不著我告诉他，他自己应该都知道大陆好多人偷听美国之音，城市居民好讨厌农民。 罗老总，好多人都知道，他除了是编辑部的老总之外，他在香港还背负著中共给他统战文化界的任务。 而我是前线记者，又好主动找人做访问、挖新闻，我好快就建立了自己的一些人脉，包括台湾的。 在采访活动中，有时记者们会花好长时间在现场守候，一大群来自左中右媒体的记者走在一起，三三五五聊天，我同右派的，例如《工商》、《星岛》、《快报》之类，大家很融洽，经常会互相“报料”（提供资料），交换消息，但是最右的《香港时报》记者知道了我是左报记者，不但不理睬我，更会恶狠狠的瞪著我。 有一个机会，我结识了来自台湾的中国时报记者，她刚被派驻香港，设立记者站。 她这个人好nice，给我很好印象，后来我无意中跟罗孚谈起这位台湾记者。 罗老总好兴奋，叫我安排饭局见个面。后来，这位台湾记者当了光华文化中心的负责人，这个光华文化中心是台湾驻港宣传机构。 罗老总的确是一个好主动的人，我觉得他是个“真心胶”，他为他认为正确的事而埋头奋斗，将这份共产党报纸当作是一个伟大、有意义的事业而奋斗。 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写书讲述过他的父亲。书中透露，他们两父子曾经发生过语言冲突，冲突中他说过他的父亲罗孚是愚忠。 再透露一些关于罗老总的事。1978年北京发生西单民主墙事件。民主墙事件可以说，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就是由于民主墙事件，而开始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 当时我在报馆属于多言的其中一个，经常跟同事在闲谈中透露出我对邓小平不满。罗孚大概察觉到。 记得在民主墙事件主角魏京生被判囚十五年那一两日，罗孚拿了一份用原稿纸写的文章给我看，是关于魏京生被判十五年的，他问我意见。 甚么，老总居然问小记者有何意见？有这样的事！就是有！ 我看过之后，对他说，我不同意文章中对魏京生的看法，魏京生不应该有罪，他提出的没有错，不应该要判刑。 我相信罗老总给我看的是他即将在报纸登出来的社论，但那一两日的社论不是关于魏京生被判囚，而是其他一些关于香港民生之类的事情。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