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RCCC）成立於1988年，隸屬於北京大學。在百度百科的介紹頁面里，把北大國研中心定位為：機構性質是中立的、非贏利性的的學術研究機構，奉行科學性第一的宗旨。 網路圖片 這間機構近二十年來，與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馬丁·懷特（Martin K. Whyte)的研究團隊合作，持續開展中國社會如何評價不平等現象的實證研究。懷特教授在退休前（2015年退休），2004～2014與國研中心一起進行了三輪社會調查；最新的一輪則是在去年（2023年）進行。 縱向對比的調查結果，揭示了中國社會在悄悄發生的一些變化，耐人尋味，也值得引起重視。 網路圖片 在前三輪（2004～2014）調查中，中國受訪者在回答人們為什麼會貧窮時，「缺乏能力」和「缺乏努力」均位於前三位，明顯是傾向於內歸因。這可以理解成2004～2014年，社會對於貧窮的看法起傾向于歸咎於個人因素，能力不夠或者努力不夠。相對地，認為貧窮是因為「機會不平等」只排第六位（2004）；認為貧窮是因為「不公平的經濟體制」只排第八位及以下。 但是，在去年最新一輪的調查結果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認為貧窮是因為「機會不平等」的上升至第一位；認為貧窮是因為「不公平的經濟體制」的上升到第3位。相對地，認為「缺乏能力」的下降到第六位；認為「缺乏努力」的下降到第五位。 網路圖片 這組數據的細微變化意味著什麼？ 首先，它能夠解釋為什麼現在更多的人會選擇「躺平」。當人們普遍認為影響貧窮是因為自己可掌控的因素（能力、努力），這在心理學裡被稱為「內控型」，那麼人們就會致力於積極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當人們不再認為能力和努力是影響自己貧窮的主導因素，那麼人們就不會那麼積極地提高能力，付出努力。 同時，認為影響或者導致貧窮的主導因素是「機會不平等」或「不公平的經濟機制」，而這二者是自己不可能掌控的還因素，這就被稱為「外控型」。外控型的典型行為不是通過提高能力、付出更多努力來改變貧窮的處境，而是傾向於抱怨、憤怒，表達不滿。 從現象上看，現時代相比於十年前、五年前，選擇「躺平」的人越來越多。 與人們為什麼貧窮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人們為什麼富有。調查的數據結果縱向比較也耐人尋味。 網路圖片 2004年，這個問題排在前四位的因素分別是：能力和天賦、受過高等教育、人脈關係、辛勤工作。其中，2004、2009、2014前三輪調查，人們都傾向於認為」能力和天賦「是致富的最主導因素。2009、2014年的兩輪調查，」辛勤工作「也被看作是致富的次主導因素。 2023年最近一輪的調查中，」人脈關係「上升為第一位，「富裕家庭中成長」上升到第二位。這反映了人們普遍認為致富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人脈和家境。權貴朋友或者家境富裕才是致富的主導影響因素。第二、三輪調查排在前兩位的「能力和天賦」、「辛勤工作」分別掉落到第四、第五位。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致富影響因素是「受過高等教育」，四輪調查逐輪下降，2004年位居第二位，接下來的三輪分別三、六、七，人們越來越不相信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是致富的主要影響因素。換句話說，讀大學的性價比越來越低，對於提高社會經濟地位，讀大學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網路圖片 從數據來看，2004～2009是相對淳樸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能力和努力是擺脫貧窮的有效途徑；而富有的人除了能力還需要點天賦，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以及辛勤工作。或者換句話說，那個時代的人對「不平等」沒那麼敏感，他們更相信事在人為，不那麼怨天尤人。 2023年相比於第三輪調查又間隔了9年，中間橫亘了三年疫情。再次啟動的調查顯示出，人心在發生悄悄的變化。相信事在人為的比例越來越少，人們反而更相信能力和努力以外的因素在影響乃至決定著貧窮或還是富有。機會的不平等，社會經濟體制的不公平成為具有感知顯著性的貧窮主導因素。 這樣悄悄的人心變化會對未來帶來怎樣的影響？ 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證明，面對貧窮，不同的歸因會影響人們採取不同的行動。內控型的歸因，人們更可能付諸努力，積極地試圖改變貧窮的處境；外控型的歸因，人們除了抱怨，則很少付出努力去改變。 這樣，社會經濟就可能陷入不同的循環漩渦之中。當人們更多地傾向於努力，那麼經濟就更可能向好，個人擺脫貧窮的概率也就越大。反之，當人們更多地傾向於抱怨而不是努力，那麼經濟就難以向好，個人擺脫貧窮也就越渺茫。當然，這僅限於社會大體公平的前提下。 如果人們感知到的不公平是真實存在的，那麼更多的人不僅會躺平，而且還可能陷入習得性無助。也就是說，當社會出現轉機，個人努力能夠奏效的時候，習得性無助的人們仍然會繼續躺平。 靜水潛流。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唐師三百手
昨天講水災和混裝油事件的文章，都被刪了。 如果問我辛苦幾個小時所寫文字被刪的心情，其實倒並沒有憤怒，而是感覺荒誕。 因為我的文章主要是提問而不是給出答案，主要內容是關於「新聞的消失」。我全篇文章都沒有建立什麼觀點，更沒有試圖還原災難的真相——我也沒那個能力。 我只是在不斷質疑，為何近些年來，關於災害的新聞日益稀缺，我們對各種災難事故越來越難以了解其全貌？ 除此以外，我表達的還有「追問的消失」。 不僅新聞消失了，追問也消失了。我們的周圍只剩下一片寂靜，寂靜到，你經常不知道這片土地在發生些什麼，也沒有人喊一聲：究竟發生了什麼？ 只有一片白茫茫的寂靜。 以前是新聞的退化和選擇性報道，現在則是新聞的徹底消失與遁形。 之所以我說荒誕，是因為我的文章被刪，恰好又吻合了文章的主題——追問新聞為何消失的聲音，也跟著消失了。 這是一個「禁言循環」，如果我再繼續追問：追問為何也消失了？這種對追問本身的禁言，難道又將持續？ 最終我們收穫的，將是徹底的沉默。在這種情況下，提問本身便是錯誤，對提問的提問以及對提問的提問的提問也是錯誤。 所以這是一個針對提示詞的禁言時代。 我們不能暴露任何會導致聯想的詞語；所以，這種禁言的根源是希望你停止思想——你為什麼要思想？你只需要接納被灌輸的東西便可以了，你的任何思想都將是危險的，以及有可能觸碰提示詞的。 我啞然失笑：大家竟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 「一切以通稿為準」，這成了我們時代的常態。什麼是通稿？它是既定的「調調」，而不是新聞本身；它所展現的，只是一種安撫式的交代。至於交代的內容，則是根據輿論的要求所預先設定好的，也是最有利於穩定的。 這種穩定來自於，你不需要了解真相——而這就已經完全背離了新聞的初心，因為新聞之所以誕生和存在，就是為了儘可能觸及真相。 所以，他們最終需要的，是停止一切大腦的運作。 你只需要活著，按照他們規定的「通稿」活著。在那個通稿里，不存在災難和危險，即便有一些事故，那也不過是慶功大會的引子；更不需要追問災難的原因，因為他們永遠都不會犯錯，原因都是自然造成的。 所以你不能去想提示詞，因為這些詞會不斷引導你的想像，從而抵達那個最終的問題：是不是有人在犯錯？是不是，有人在試圖掩蓋這個錯？ 這毫無疑問是一種限制的升級——在以前，你只不過不能就公共事件私自給出答案，因為那會被定性為謠言。所以我針對公共事件很少去推測真相。 可是現在，就連提問也難以為繼了。你只能選擇緘默。 也許以後還會出個「提問通稿」，你只能就規定的話題進行規定的提問，這些提問都是「正能量」的。 比如說，針對中國經濟你只能問將來會有多好，但不能問存在什麼隱憂；針對公共事件你只能問，處理進展有哪些成功的原因，卻不能問是否存在人為因素。 事實上，我昨天的文章標題，就只不過是在追問有沒有人為因素。看來這種追問也是禁區。 所以，「提問通稿」事實上也已經存在了。 對於禁言這件事情，我們的想像力，可能還需要再提升一些。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倪刃
漫畫「加菲貓」風靡全球，加菲最愛的食物千層面也成為美食代名詞，無論晴雨，加菲總找得到吃千層面的理由。 加菲最愛的經典口味 漫畫中，加菲貓的主人做著千層面，一邊做、一邊念：「一層面、一層肉醬、一層起司。」肉醬口味是加菲最愛的，雖然作法簡單，製作卻相當耗時。不過，為了愛貓，主人常常都要做，好讓加菲時不時可以大快朵頤，抱著千層面看電視。 加菲貓（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義大利千層面歷史悠久 千層面最早可追溯到古羅馬時代，中世紀的宮廷食譜《烹飪書》也有千層面的記載：面片加上起司和香料。千層面流傳演變成為國民美食，最常見的口味是波隆那地區的經典美食 ── 肉醬千層面，從南到北各地各有不同調味與配料。 義大利千層面（圖片來源：Adobe Stock） 肉醬千層面的美味元素 面片：層層疊疊的長方形面片，浸潤在餡料中加熱後，滑順但不失面片口感。 面片（圖片來源：Adobe Stock） 肉醬：蕃茄肉醬與層層疊疊的千層面片，交錯組合，構成千層面豐富的口感滋味。 肉醬（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奶油醬：結合肉醬與奶油醬是經典的道地風味，奶油醬會讓肉醬的口感更豐富。 奶油醬（圖片來源：Adobe Stock） 起司：咸香起司與牽絲的披薩吐司，配合肉醬和面片，組合出絕佳的千層面口感。 起司 （圖片來源：Adobe Stock） 菠菜鮭魚千層面 千層面是一種很適合和親友一起做的料理，備料、切菜，然後一層一層疊上去，在這個過程，親友可以邊話家常。 食材： 不需預煮的千層麵皮、鮭魚300g、菠菜 200g、洋蔥1/2個、大蒜 1瓣、披薩起司、白醬、青醬適量。 調料：黑胡椒、鹽少量。 菠菜鮭魚千層面（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作法： 1）洋蔥切碎；菠菜汆燙後切小塊；鮭魚切小丁。用橄欖油炒變色後加調料。 2）準備烤皿，底部刷白醬，鋪放麵皮，再刷白醬，均勻放菠菜和鮭魚和青醬，反覆3次，最後覆蓋起司。 3）烤箱預熱至 200℃，用 180℃烤 30分鐘，起司面呈金黃即可。 美味秘訣：不加起司，原味的千層面風味亦佳，可試試氣炸鍋製作，風味獨特。 蔬食千層面 千層面的特色是覆熱一樣好吃，甚至風味更佳，是絕佳的常備菜。用大烤盤做多一點，冷凍保存解凍加熱一樣好吃。 食材： 不需預煮的千層麵皮、披薩起司、白醬適量。 蔬菜材料：番茄、洋蔥、紅蘿蔔、青花菜、櫛瓜、土豆、玉米等當季蔬菜。 調料：黑胡椒、鹽適量、義大利綜合香料少許。 蔬食千層面（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作法： 1）番茄去除汁液，所有蔬菜切小丁；用多一些橄欖油炒香洋蔥和大蒜；續放其他蔬菜丁，翻炒均勻，加調料炒勻即可熄火。 2）烤皿底部刷橄欖油，麵皮、白醬、蔬菜丁依序反覆4次，最後覆蓋起司。 3）烤箱預熱至 200℃，用 180℃烤 30分鐘，起司面呈金黃即可。 肉醬千層面 剛出爐的千層面香氣撲鼻，千層面飽含醬汁風味，加上焗烤咸香的起司，食材很簡單，卻融合出豐富的口感滋味。 食材： 不需預煮的千層麵皮、披薩起司、白醬適量。 番茄肉醬材料：番茄5個、番茄罐頭1罐、洋蔥1個、大蒜瓣、絞肉400g、月桂葉1片、黑胡椒少許、義大利綜合香料1大匙。 肉醬千層面（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作法： 1）肉醬：洋蔥切碎；用橄欖油炒香洋蔥和大蒜；放絞肉，肉變色放番茄，翻炒均勻，加水煮滾，下其他食材，熬煮 1小時。 2）準備烤皿，底部刷油，麵皮、白醬、肉醬依序反覆4次，最後覆蓋起司。 3）烤箱預熱至 200℃，用 180℃烤 30分鐘，起司面呈金黃即可。
「貨車定位功能升級維護中，後台暫時無法使用及查詢，請您理解！如頁面有恢復您再使用。」 7月11日，發貨幫客服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目前查詢貨車軌跡的功能暫無法確定何時能恢復。 記者注意到從7月10日起，發貨幫就緊急下架了貨車軌跡查詢功能。 在此之前該平台這一功能便利大量貨主和老百姓查詢貨車定位信息，甚至有人追溯到「問題油罐車」半年內的軌跡。 最近公眾對食品安全關注度甚高，有自媒體根據新京報披露的油罐車車牌號，在貨運平台查詢到了大量油罐車軌跡的開源數據，並從中梳理出多家涉事企業。 21世紀經濟報道了解到，查詢貨車軌跡的平台是發貨幫，這是一家2021年6月才成立的新平台，聚焦以「科技物流+多式聯運」模式服務企業供應鏈「大票零擔」物流業務，以「數字物流資產交易」平台實現便捷撮合服務，以「數字物流」 融合供應鏈要素資源，構建以「雙鏈+兩化」為抓手的「產業元宇宙」生態圈。直白地說，這就是一個聚合貨主和貨車司機的平台，以撮合交易為主。 據悉，此前發貨幫頁面有貨車軌跡查詢功能，貨主可以付費查詢某一輛貨車的行車軌跡和運單情況，最長追溯期可達半年。 由於「問題油罐車」事件發酵，7月9日該功能被大量訪問，發貨幫緊急限制查詢需求，對數據源、數據用途以及授權做要求，7月10日乾脆下架貨車軌跡查詢功能。至於恢復時間，該公司客服並沒有給出肯定的答覆。 貨車的貨運軌跡是否應該公開，有物流行業專家認為，數據本身是保密的，但是面向貨主應該允許付費獲取，畢竟貨主有權了解貨物行跡，隨時掌握貨物狀態。而貨主對貨物及運載車輛的關注需求，實際上也給解決食品安全顧慮提供了一個思路。 從事物流行業近三十年的G7易流創始人、首席執行官翟學魂指出，以今天的IoT技術， 油罐車的使用路徑全程均有數據記錄，通過貨車軌跡和運單情況，貨主很快能清晰了解油罐車在運油脂之前運過什麼，又是否有清洗過。從車輛到罐體確保清洗、裝卸、途中的全過程安全可靠並非難事，貨主和監管方均是能有效監管到，而且成本不高。如果採購油品的食品企業在油罐車到貨簽收環節做到認真檢查，甚至對罐車是否清洗有數據上的跟蹤，對每車油都做化學抽樣分析，這些動作加一起，確保油品安全的成本每車最多花10塊錢。 問題是，有些貨主不願意花這十元，有的沒有好好核驗油罐車。翟學魂指出，物流司機每天往返於不同的貨主，通常貨主或者公司提什麼要求，他們就怎麼做，因為他們很清楚違反這些要求代價就是收不到運費甚至被罰款。 「有時候，少數不太守規矩的司機會試探一下貨主的底線，比如，看看如果不去洗罐會不會也能順利拿到驗收單，如果遲到了會不會真的罰款，送包煙給門房能不能改一下磅單等等。」翟學魂表示，如果這些司機發現能得逞，不但會下次接著這麼做，而且會告訴其他司機，這個貨主其實沒那麼認真，在合同上寫的那些書面規定其實無所謂。於是司機們口口相傳，彙集在這家公司的司機，大都會如此做。那些按照書面要求來報價的司機出了高價，就得不到合同，出現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 顯然，出現在新京報視頻中未經清洗的油罐車，都是在工廠漫不經心的驗收中順利裝貨，順利卸貨，最終又順利結賬的。此舉給這些工廠承運的司機的信號是，「其實這個貨主並不真的有洗罐的要求。」 在翟學魂看來，要解決公眾對食品安全的顧慮，需要從源頭抓起，即要求貨主對油品質量負責，要按照油品的裝卸檢查和驗收規範做事。監管部門則應該要求經營食用油的企業，能夠隨時提供自己採購的每一車散裝油的檢驗報告、檢驗流程和全程監控數據。「如此才能真正解決源頭問題」。 中國物流學會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專家也指出，如果板子最終只是打在幾個貨車司機或物流公司身上，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只有讓貨主對油品負責，才是最終解決之道。因為運什麼、怎麼運是由貨主決定，驗收不合格貨主不付費，司機如果不清洗罐車或者其他不合規行為導致油品受污染，自己完全得不到運費。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講話，迫切地向台灣人民推銷其統一大業：包括「九二共識」等於統一；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通過「政協模式」實現統一；不承諾不武力統一台灣等等方針政策。講話中，又承諾「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民眾將安居樂業，民生福祉會更好，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這種沒有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宣告，無非是甜言蜜語，軟硬兼施，威迫利誘，設計另一次騙局，引誘台灣人民上當受騙。筆者看了，不禁毛骨悚然，噁心難耐，再次想起中共一次又一次的騙局。 以下是兩次嚴重騙案的回顧： 49年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一場大騙局 作家笑蜀於1999年主編《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於2013年再版。本書收錄中共自1941年至1946年間，《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人民日報》、《黨史通訊》等內容反獨裁，要民主的社論、評論、聲明、文件和講話共157篇文章。例如： 《新華日報》1946年3 月30 日社論的標題：「一黨獨裁，遍地是災」；《解放日報》1941年10 月28 日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制，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必包攬於一黨之手」。 1944年3 月12 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的演說，他說：「我們認為，欲施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 1944年6 月12 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說： 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 1945年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問時說： 中共要的民主就是美國林肯總統定義的民主（民有、民治、民享），要的自由就是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書內文章的原作者均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章漢夫、夏衍等中共高層領導人。為了達至推翻國民政府的目的，中國共產黨不惜向全中國人民許下建立一個西方式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的承諾，引誘中國人民上當受騙。當時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的確相信中共的宣傳，前赴後繼地投奔延安，以為這是中共的莊嚴承諾。 實情是，毛澤東在1945年4 月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的而且確提出要組成民主聯合政府，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又具體建議先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經過選舉，召開國民大會，然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可是，到1949年他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己經荒腔走板變了調，除提出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也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地位，要建立中央集權體制。更主張建立由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府採取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樣，《論聯合政府》的論述己經被他改變得面目全非，更明顯地推翻先前的所謂承諾。 但是，雖然如此，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還是按計劃在北京召開。與會者包括各黨派、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海外華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選出代表國家的民主聯合政府。這樣，因為政協會議的召開，讓毛澤東在10 月1日宣布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有了合法性。 共同綱領帶有臨時憲法性質，宣布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明確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在聯合政府內，非中共人士張瀾、李濟深、宋慶齡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佔六位副主席的一半；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非中共人士佔半數；在政務院中，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擔任了副總理，政務委員及部長以上職務，真有聯合政府的格局。這樣似模似樣的政協會議，聯合政府，的確令當時的中國人更加誤信中共建立西方式民主國家的誠意，忘記了中共自成立伊始便宣稱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海外的、香港的有理想的人都信以為真，紛紛投向北京。 然後，當1953年毛澤東提前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時，事情就慢慢地起了變化。他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9 月發表〈改造資本主義必經之路〉的講話後，便開始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包括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變生產關係的性質，令大型私營工業企業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變成公私合營企業，實質是對私人商業的吞併。 到1954 年9 月，隨著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前提後，國家最高層職務完全由共產黨人擔任，實現了「黨政合一」的目的。至此，國家政權的聯合政府色彩已經消失，政治協商會議變成諮詢機構，原來這一切只不過是統戰策略。 事情的惡化並未停止，1956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決定全黨開展整風運動。4月，毛澤東發出〈關於整風運動指示〉向民主派人士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號召黨外人士鳴放，幫助中共整風。在毛澤東的部署下，許多知識分子又再信以為真，有些人還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偉大，紛紛提出批評意見。於是，毛澤東再次違背承諾，整風運動急轉為反右運動，這就是毛澤東臭名昭著的反右陽謀運動了。全國有五十五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反右給各民主黨派和政治協商制度一個徹底的重創，使民主黨派徹底成為擺設的花瓶。至此，從共同綱領到五四憲法的共和國制度建設，完全被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所取代。這個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家破人亡，犠牲生命的陰險騙局，中共僅僅用了幾年時間便宣布完成了。 97香港回歸是更加陰毒的騙局 當初，中共為安定民心，平穩過渡，於1984年12 月與英國政府簽定「中英聯合聲明」，並根據「聲明」第三段第十二條訂定「香港基本法」，向全世界人民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治港方針。香港人看在眼裡，有這樣莊嚴的聲明，又有這樣白紙黑字的承諾，很難不相信中共的誠意。於是，民主派人士提倡「民主回歸」，相信中共會遵守諾言，給予香港發展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例如三權分立，區議會、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的真普選。 筆者當時以為時代己經進化到科技電腦時代，中共無論如何不可能回到毛澤東的無法無天，翻雲覆雨時代了，便與香港人一樣相信中共的承諾而認同民主回歸。可是我錯了，當我發覺中共並沒有在回歸後把地下黨公開的計劃，而是實施以地下黨運作形式接管香港時，便斷定這是預先設計了的陰謀，所謂一國兩制實在是一場騙局。我心情沉重，憤怒莫名。 以下是摘自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的文字： 如果中共在港仍以地下形式運作，一國兩制就是一場偷天換日的騙局，這就是所謂港人治港的真相。（1997年6 月） 決定地下黨不公開，誤導港人以為真的回歸中國，而實質卻是回歸中共香港地下黨的領導，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不是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謂一國兩制只是一個騙局。（2003年8 月） 香港回歸併沒有還政於民，而是還政於黨。中共利用香港地下黨偷龍轉鳯地接收了香港政府，實在是違反了基本法的原則。（2004年4 月） 由於地下黨的繼續存在，香港沒有真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那隻不過是一場大騙局，我們再受騙了。（2007年6 月） 中共為甚麼不把地下黨公開？共產黨早有深謀遠慮的計劃，知道在基本法的規範下，他們無法公開統治香港，只有留著地下黨，潛伏於香港的各個角落，才可神不知鬼不覺地慢慢搶奪香港的控制權，地下黨的歷史任務還未完成。由開初到現在，共產黨從未打算過真的讓香港實行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只要地下黨仍在鬼鬼崇崇地活動，香港沒有真正的一國兩制，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又是另一場大騙局。（2009年） 回歸之初，中共為了實現奪取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部署了一場又一場的輿論攻勢：先是發動愛國論的討論。提出「治港者必須愛國」；「普選不一定能選出愛國者，因而不能普選」；「非愛國者不能參選」等等說法，為陰謀推翻基本法作輿論準備。筆者在文章中反駁說：把「黨」加「國」的愛國論強加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是對愛國主義的扭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管治班子的最高標準是價值、誠信、廉潔和才能，並不是甚麼愛國論。 然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提出「權力論」：「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他又引述鄧少平說：「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議會制，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由愛國論到權力論的輿論戰，己經充份說明了中共計劃違反基本法，奪取香港管治權，改造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為它所用的決心。 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發表文章〈一國兩制的條件下的香港管治力量〉。他坦白挑明，回歸後香港管治力量己經變成了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這樣的言論暴露了中共管治香港的意圖及途徑，讓港人窺見中共的狼子野心。 大概是輿論戰己經打得差不多了，中共開始行動。中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 月作出決定： 否決香港在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體議員，同意於2017年香港特別行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當時的民主派人士群情洶湧，極度悲憤。筆者也無奈地認為，既然有了時間表，這仍然有希望，並且提醒香港市民，十年後中共絕對有可能再度推翻決定，十年後的這一次，無論如何必須讓中共兌現承諾。我們應該化悲憤為力量，誓把這個2017年的承諾化為香港的現實。 可是，我又再次估計錯誤了。我後來發現梁振英開始蠢蠢欲動，不斷自我宣傳，便知道，原來中共要在2012年捧出一個隱瞞身份的地下黨員出任下屆行政長官，2017年普選時間表的承諾，只是吊著市民胃口的緩兵之計，我非常憤恨，我又上當受騙。 自梁振英當上特首之後，中共強橫全面奪權的計劃，勢如破竹地展開。2014年6 月中國國務院就香港一國兩制的落實發表白皮書，表明： 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 又於同年8 月31 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831決定是之後雨傘運動直接導火線。 最後，2017年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及香港說：「要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與中央對香港澳門的全面管治權。」這樣，《中英聯合聲明》被消失，「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回歸二十年後，由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作出正式歸結。 為甚麼幾代的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及西方人總是相信中共的承諾而上當受騙？筆者認為原因有三： 一）因為我們生活在實行信譽制度（Honour System based on trust）的地方，思想上習慣性地對契約、合約、條約的尊重，正如我們常用的信用卡或房貸一樣。大家都本能地遵守所訂定的條款，也相信別人也一樣遵守。不會相信一個泱泱大國，一個一國之尊，一份國際性文件會出現違諾之事。如果有人毀約必需要有理據，也應付出代價。 二）很多人受與生俱來的愛國思想所影響，總是被一種強烈地希望為國家貢獻力量的感情所牽制，盲目的愛國情懷掩蓋了一切理智的思維。人們不知道愛國這種崇高的思想，不能用於現在這個中國上，因為中國現在的一切，包括山河、民眾和制度，全部己被中國共產黨所騎劫。山河已經變色，民眾思想人格己經淪落，愛現在的中國等於愛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兩者不能分割。所以現在的中國不能愛。 三）未能認識中共的本質和行為模式是最重要的原因，把中共的美麗的言語理解為莊嚴的承諾，是天大的誤會。中國共產黨哪裡是對人民的甚麼承諾，他們自己對過去和現在所許下過的美麗的言語，世人以為就是承諾的都不會認為是一種承諾，而只是一種策略。中共從來沒有所謂「承諾」和「守諾」的概念，他們有的只是政策和策略。那些我們以為是他們承諾的美麗言語，是政策的產物。 因應時局的需要提出足以迷惑人心，發展勢力的策略口號或權宜之計，其實是中共的傳統，一脈相承遺傳至今。因此，當他們把以前的美麗言語一筆鉤銷，隨時靈活轉換策略的時候，可以面不變色心不跳，那些黨員不會有任何抱歉心，羞恥感，因為這只不過是策略的改變。 如果我們用道德觀點去批評他違反諾言，喝令他們遵守道德規範兌現承諾，他們卻無動於衷，認為自己只是執行政策沒有承諾。你，無恥、無道、流氓、惡魔，我們就算罵他個狗血淋頭，也是搔不到癢處，摸不到中共本質要害的誤解。嚴格來說，中共並不是撒謊，也不是違諾，他們實在是一個為搶奪政權而建立，一個功利性不擇手段的黨，這就是它的本質。 辛子陵的文章：〈毛澤東的黨國體制與玩弄憲法〉引述毛澤東關於憲法的講話： 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通過以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同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後，毛澤東卻在中央一次會議上，作了憲法交底的講話，他說：『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的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 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甚麼程度，還是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份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這番講話充份體現了毛澤東的流氓無賴本相，也揭示了中共有公開及內部兩手操作的傳統。公開有一套政策，黨內另有一套政策。公開所講的政策並不代表黨內所定的政策，一切以黨內的指示為準則。如果黨內的說法與公開的說法相異，違反承諾時，黨員並不以之為騙，以之為恥，而是革命的、政策的需要。毛澤東的講話是示範如何蔑視憲法及一切法律的榜樣。 朋友們，我們受中共欺騙的次數實在是太多了，付出的代價也實在太大了，再也不能輕信了。 ※作者1939年出生於香港，基督徒，筆名牛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正為中國共產黨香港地下黨黨員，同時擔任學友社主席至1974年。在「六七暴動」中負責組織灰校學生斗委會及飛行集會式（即快閃）示威遊行，發展地下團員和黨員。1974年移民加拿大後脫黨，並於1997年發表第一篇關於地下黨的文章，成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各級人大是國家權力機關，其最重要的職權功能之一是立法。立法修法，尤其是憲法的修訂，來不得半點馬虎。 那麼，習近平何以能如此順利地流氓修憲，玩弄全國人大——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於股掌之間？說到底，這是中共黨」打江山坐江山「的邏輯必然。讓我們對此做些簡要的回顧與分析： 中共完全控制的「橡皮圖章」 1949年前中共黨的絕大部分黨員來自鄉村貧苦農民、城市流氓無產者與產業工人和小知識分子。作為列寧主義類型的黨，毛澤東與中共黨深知，只有把列寧的「思想」——俄國人生澀難懂的抽象話語——轉換成連中國底層民眾都聽得懂的話，才能成功地動員他們加入中共鬧革命。於是諸如「打土豪、分田地」，「打江山、坐江山」之類的說法，就是中共最廣為人知的鼓動口號。所謂「打江山」，就是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權力，用毛澤東的話說，即「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所謂」坐江山「，就是中共黨掌控國家權力。毛澤東從帶著隊伍上井岡山起，就琢磨著奪取國家政權。 1931年中共在井岡山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既被選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又被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前蘇聯的蘇維埃政權就是井岡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模版；中共黨的國家理論源頭，就是列寧的「堅持黨領導國家」的思想， 這成了中共黨理所當然地高踞於國家之上的」政治正確「盾牌。經過28年的暴力殺戳，中共奪得國家政權，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從一開始就依附於中共黨而存在，全國人大從來沒有獲得過憲法所闡明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 媒體人黃鐘先生曾經指出：1949——1959年是中共黨形成黨在法之上體制的關鍵十年。中共黨在全國人大、中央政府、司法、軍隊、外交、情報等機關建立中共黨的組織體系，從立法、行政、司法到人事任免都由中共黨掌控，中共黨還明確了在國家的大政方針問題上，中央政府必須向中共中央請示彙報的規定。這樣，全國人大不可避免地淪為中共手裡的「橡皮圖章」，需要時拿出來用，不需要時擱置一邊。全國人大的所有職能都在中共黨控制範圍之內，全國人大自身的存在與延續，都取決於中共黨的政治需要。 也正因為此，毛澤東是中國最高權力的真正掌控者。毛澤東建政後在全國發動各類運動，包括參加韓戰，都只在中共黨內討論決定，根本不需要（1949年10月——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全國人大（1954年9月以後）常委會審議批准；三年大饑荒全國至少餓死4000多萬人，全國人大沒有追究毛澤東和中共黨的罪責；1964年中共黨主席毛澤東與國家主席劉少奇意見分歧矛盾激化後，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手指頭就能把你打倒。果然，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劉少奇拿著憲法也保護不了自己，最終劉少奇於1969年11月慘死於河南。 從憲法權威角度說，無論是宣布戰爭狀態、追究執政黨和中共政府重大責任、罷免國家主席等，都屬於全國人大的核心權力，也只有全國人大經過法定程序才能做出決定。但是，以暴力革命起家的毛澤東和中共建立起政治統治後，就不在乎曾經給民眾的民主承諾了。1960年代中期，毛澤東為了擺脫自身的一系列困境，以「繼續革命」的神聖口號，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惜摧毀已經建立的國家權力體制和政治秩序，全國人大在民粹運動狂暴衝擊下，長達9年多處於癱瘓狀態。直到毛澤東去世，中共黨中止文革，全國人大才得以重新恢復。 改革開放後中共黨與人大關係的動態變化 汲取毛澤東與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訓，胡耀邦在「撥亂反正」中率先破除「兩個凡是」；安徽農民冒死試驗家庭承包責任田；中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鄧小平提出搞民主法制，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這使中國有了新的希望。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80年代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顯出過一些新的氣象，客觀上給人大自身改革注入了動力，人大滋生出新的活力。 這主要在三個方面：人大代表的選舉產生、各級政府的人事任免、人大對政府的監督。然而，人大新氣象好景不長，人大這個國家權力機關的地位作用，在40多年間經歷了馬鞍形的沉浮變動。 人大代表真竟選終究夢幻一場 1980年代初在籌備召開各省市的人大會議過程中，各地陸續出現競選人大代表的活動，特別是高校先後出現過競選熱潮。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等都有大學生成為競選中的活躍人士，包括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的劉少奇兒子劉源。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北大，當時北京大學校園裡的風雲人物如王軍濤、胡平、於大海等，後來成為海外華人中的著名民運人士。 競選是民主政治的起點，客觀上也是民眾普及民主意識、提升民主能力的最重要路徑和機會，年輕人再次成為草根民主興起的先行力量。面對民眾的熱情高漲和積极參与，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態度逐漸發生分化：鄧小平陳雲等從一開始的鼓勵默許到後來的限制；胡耀邦等則始終如一地明確支持大學生的競選熱情。鄧小平1980年底再次強調四項基本原則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核心，「並且要以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對競選人大代表中的一些情況，鄧小平判定為「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積極串聯，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公開發表」，是「敵我矛盾」的性質，要進行一場「政治鬥爭」。當時北京市委下達通知說「競選是資產階級形式」，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決定黨員不得參加競選；北京大學一分校黨委書記，組織動員黨員和積極分子反擊候選人不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競選講話……。然而，胡耀邦則認為「競選出人才！」北大黨委副書記主動參加學生的競選答辯會，並表示校黨委要「用各種方式宣傳候選人」。但是，胡耀邦等終究抵擋不過中共政治老人的強大壓力，北京等地黨執行鄧小平壓制民主的旨意，封殺當選人大代表的北大學生胡平，使胡平畢業後長期未得分配工作。京城外，在湖南省委的支持下，湖南省師範學院校方粗暴干預選舉，由此引發湖南學潮。各地出現的情況表明，即便「五四」憲法和「八二」憲法闡明了國家的一切權力歸人民，然而事實上絕大多數人大代表都由中共黨指定或商定；凡是獨立參加競選而當上人大代表的，都受到過中共各種形式的打壓。 19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生長，各地都有一些成功企業家爭當人大代表，這其中的情況相當複雜。一方面中共官方有心讓某些民營企業家成為人大代表——它並不意味著中共黨的政治體制具有開放性——而是在國家政治領域中出現的一種錢權交易。另一方面，有不少民間人士獨立參選人大代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官方表面上並不直接打壓公民獨立參選人，實際是利用公權竭力為官方推薦的人選造勢，變相限止獨立參選人的活動，盡量阻斷他們與選民接觸的機會。儘管這給獨立參選人增加了不少困難，但民間人士的努力始終沒有中斷過。其中最為外界所關注的是湖北省的姚立法先生、北京外語學院的吳青教授等。 習近平上台後對社會實施嚴厲控制和打壓，民間人士參與政治的環境空前嚴峻。上海市、北京市、湖北等地都有獨立候選人遭到各種騷擾、恐嚇、圍堵、非法拘禁，一些獨立候選人手機被搶、電腦被扣、人身被監視看管。2016年北京人大代表選舉時，英國媒體BBC的一位資深記者前往約定的獨立參選人家採訪，到達參選人家門時只見大門被堵、窗戶被封、參選人被軟禁在家。記者與那群身份不明的圍堵者交涉周旋了半個多小時，非但見不到參選人，相反還遭到百般阻擾和暴力驅趕。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記者被迫放棄採訪。中共強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制度，然而人民既沒有選舉權更沒有被選舉權，所謂「選舉」只是一種虛假的政治包裝而已。由此，各級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尤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只不過是中共黨放心的人聚會的特定場合，各級人大會議都不可能違背中共黨的旨意。 人事任免中的多頭博弈 中共黨對各級人大的控制，最關鍵的環節是操控投票，迫使人大通過黨「推薦」的政府成員名單。各級政府組成人員須經人大代表投票表決同意，這是各級人大行使權力的最重要體現，也往往是人大代表的「民意」與黨組織的意圖博弈的重要關節點。 改革開放後，隨著解放思想的推進，有些省市的人大代表敢於表達真實的投票意願，不再完全依照中共黨的「指令」行事。只要民意過不了關，即便是等額投票政府組成人員，黨的組織意圖照樣落空。例如，原遼寧省惡名在外的貪官慕綏新，屬於既有能力幹事又敢膽大妄為貪腐的官員，曾被省委推薦為省政府某廳廳長人選，但多數人大代表投了反對票，慕綏新未能獲得新職。人大會議後，省委即任命慕綏新為該廳黨組書記，比廳長的權力還要大。於是民間嘲諷說：「人民不要的，黨要了。」這不是孤例，習近平作為任職候選人，也曾被人大代表否決過。 在習近平父母老關係的活動下，1985年5月習近平被調到福建廈門市任副市長（從正處級提拔到副廳級），不久後任常務副市長。1987年12月的廈門市人大會議上，習近平被提名為下一屆市長人選（正廳級），並且是等額選舉。然而，投票結果是習近平得票不過半數而落敗。不久，習近平就被調到福建省寧德地區擔任地委書記，提拔為正廳級幹部。因為，擔任黨的領導職務無需經人大代表投票。 人大代表投票選擇政府組成人員，這既是人大的核心權力之一，也是人大代表的「民意」與中共組織的意圖博弈的集中體現。1993年的浙江和貴州的兩省人大會議上，人大代表們不同意中共中央決定的省長候選人，於是人大代表們在會議上聯合提名，推出「民意省長候選人」。投票的結果是「民意」省長當選了，黨的意圖意空了。在中共黨頂層看來，這不僅是「選舉出了問題」，而且是對黨中央權威的嚴重挑戰，自然不能容忍這個趨勢在其他省蔓延。 浙江省與貴州省人大會議結束後的當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即在北京召開部分省區市領導班子換屆選舉工作座談會，當時的中組部副部長張全景做了《切實加強黨的領導，保證領導班子換屆選舉順利進行》的講話。此後，中共中央堅持省級人大和政府換屆「一把手」（正職）只能有一個投票「人選」，實際變相剝奪了人大代表聯名推薦「人選」的權力。 如何對付人大代表在人事任免上的「自主選擇」？中共黨確實想了不少辦法，高新先生曾在他的文章披露過一些情況，我再做些補充： 一是以中共黨的組織名義，要求被代表聯名推舉的「候選人」服從組織決定，聲明自己退出「候選人」之列，讓代表民意推選候選人落空； 二是不搞大會投票，以地、市為單位劃成若干分團，把責任砸實到地、市主官到頭上。若投票結果違背黨的意圖，輕則主官調離降職，重則找個反腐敗借口「雙規」審查。我曾親耳聽中紀委研究室主任說：」官員都不經查」，一抓一個準。 三是工作人員事先印有代表座位名單圖，代表按規定座位入座投票，代表寫票後將選票反扣在座位檯面上離開現場，由工作人員按座位順序收取選票。翻開投票一眼便知代表是否按組織要求寫票。這種種做法，等於廢除人大代表「無記名」投票規則。 四是投票時告知人大代表們，同意的」不動筆「，不同意的」請動筆「 。人大代表座位一個緊挨著一個，眾目睽睽之下，誰敢公開動筆表示自己不同意「候選人」？！ 以上這種種做法，都是利用種種有形無形的脅迫，限制人大代表權力，以保證表面上是人大任免政府組成人員，實質人事大權牢牢把控在中共黨的手裡。 其實，所謂投票代表民意與黨的意圖博弈，說到底還是中共黨內的內鬥。各級人大代表中，中共黨員約佔70%，黨的意圖應該是有把握實現的，之所以出現「民選」省長，根子還在於黨內缺乏民主。中共黨內，上至中央下到省市，確定人選推薦名單的背後，是黨內不同勢力之間權力資源的爭奪。眾所周知，中共黨決策的潛規則是「小事開大會，大事開小會，特別重要的事不開會」。為新一屆政府選配負責官員屬於最重要的決策，其習慣性做法是黑箱操作強調「保密」，不可能事先召集黨員人大代表討論徵求意見。由於不同意見在黨內沒有機會表達，於是就在人大會議上用人大代表的權力來與中共組織抗衡。然而，由國家極權統治體制掌握一切資源所決定，黨組織能掌控所有幹部甚至其家人的命運。無論是誰，都可能一夜之間從達官顯貴跌落至階下囚徒。也就是說，一旦中共收緊黨內控制，黨員人大代表就鮮有敢違抗組織意志的。事實上，後來其餘的省人大會議再也沒發生過類似浙江、貴州兩省人大會議的情況。 筆者曾經參加過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班學員（省部級幹部後備隊伍）的討論，一位學員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人事任免權與中組部幹部調配使用權之間存在矛盾衝突，這位學員發問：「黨管幹部」原則與「人民授權」原則的衝突究竟該怎麼解決？事實上，當制度本身存在矛盾衝突時，常常是承擔相應職責的官員陷入困境左右為難，他們往往是制度的替罪羊和權斗的犧牲品。 「異化」的人大「監督」政府 監督政府及其官員是人大的職能之一。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曾與黃炎培有過一次著名談話———後來被美譽為「窯洞對」，毛澤東說由人民民主監督共產黨。事實正相反，70 多年來中共一直凌駕於國家和社會之上，凌駕於憲法與法律之上，各級人大的監督職能形同虛設。這主要是三個問題：人大監察機構難以獨立存在；公權力違憲難以追究與糾正；人大的監督功能變成黨內的內鬥工具。 首先，各級人大監察機構難以獨立存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建立過政務院人民檢察委員會，直接監督政府，譚平山任人民檢察委員會主任。同時，中共黨建立黨內監察委員會，對政府官員實行間接監督。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五四憲法》，把中國定位於社會主義國家，確立起中共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從根本上改變《共同綱領》闡明的中共黨領導、多黨聯合執政的聯合政府性質。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設立國國家監察部，專職行使監督政府和政府官員的職權，國家監察部向全國人大負責。1957年反右後，中共黨決定把全國人大監督政府的權力收歸於黨，撤銷國家監察部。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議撤銷國家監察部，將監察部的人員和業務歸入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此後，中共的（監察委）紀檢委直接監督政府官員，全國人大的監督職權形同虛設。改革開放後一直沒有恢復相對獨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全國人大的監督職能始終處於懸空狀態。 其次，公權力違憲難以追究與糾正。中國長期以來有憲法無憲政，憲法就是一紙空文。從理論上說，制定憲法是為了實施憲法，並且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對於任何違反憲法的行為，尤其是公共權力的違憲行為，必須進行司法審查，並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然而實際生活中，公權力違背憲法的強力行為處處皆是，卻長期得不到糾正。稍舉幾例： 比如，各級人大開會特別是全國人大開會，人大代表習慣性地使用「聆聽總理報告」，「受到很大鼓舞」之類的語句，批評質詢政府工作的意識極為薄弱，甘於扮演「舉手通過」的政治木偶； 又如，中國憲法第35條闡明公民有言論自由、結黨結社、新聞出版自由等權利，70多年來除了民國時期組建的八個民主黨派以外，中共黨始終嚴厲打擊民間的任何結黨結社活動。文革前以成立反動組織為罪名，1978年後以顛覆國家政權為罪名，許多公民因此被判刑入監；有的至今依舊身陷牢籠； 再有，2020——2022年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抗擊武漢新冠病毒疫情，各地執行絕對清零政策所採取的極端措施反人道反人權，不少人因此而被奪去性命。然而，中國政府至今隱瞞真實的死亡人數，全國人大對此並未作出任何批評性反應，更別提追究中共黨魁和政府責任； 還有，中國每天都在「打內戰」。全國各地城管、輔警越權濫用暴力，動輒沒收平民攤販售賣物品，公開搶劫私人財物、當街暴打民眾，甚至隨意抓捕民眾，他們連80多歲的耄耋老人、身殘肢障的行動困難者都不放過。這在中國各地司空見慣，卻不見各級人大站出來伸張正義，制止粗暴野蠻「執法」； 總而言之，長期以來公權力違憲違法在中國成為「常態」，與憲法難以進入司法實踐直接相關。中國的憲法學家曾經不斷提出建立違憲審查機制，然而幾十年的呼籲，至今沒有任何進展。2003年孫志剛事件發生後舉國嘩然，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等八位學者先後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對收容遣送制度進行違憲審查——在中國語境中，被稱之為「合憲性審查」。然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不做任何回答，僅由中國國務院宣布廢止原有的收容遣送辦法，以新的救助管理辦法取而代之。孫志剛以生命為代價，都未能推動建立違憲審查機制。賀衛方教授曾經嘆息：法學家們所期望推動的法治進步，只走了半步。 人大的監督功能變成黨內的內鬥工具。1978年以後，「馬上奪天下」出身的各級官員大多數到了退休年齡。各地通行的做法是把人大、政協的領導職務作為「老幹部」退休前的過渡性位子，即所謂退居「二線」。於是，人大這個國家權力機關事實上成為了老幹部臨退休前的「養神干政」機構，免不了與在「一線」（政府）任職的少壯派官員產生各種矛盾摩擦。這類摩擦分兩種情況：一是正常的批評監督政府；另一是夾雜著人際矛盾或者利益衝突的制肘現任領導。這就使得人大常委會顯得不那麼「聽話」，在職官員感覺「黨的領導」在人大被削弱了。 大約在2006年前後，中共實行了新的做法：地方（省市縣）黨委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把人大常委會直接置於黨組織的直接控制之下，實質是以加強黨的領導的名義，確保權力意志的通行無阻。由此人大的監督功能——僅有的有限制約強權意志的某種制度性設置也被實際上廢除了。 總之，改革開放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帶來過生氣活力，一度改變過其「橡皮圖章」的面貌。然而由「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本質所決定，中共黨難以容忍「人民權力」的有限行使。從1980年代的人大代表競爭性選舉開始，中共黨就想方設法地阻礙人大履行權責，擠壓人大代表的民主空間，最終在胡錦濤的第二個五年任期內又基本恢復了全國各級人大的「橡皮圖章」原狀。 即便如此，習近平並不滿足，他上台後更加變本加厲地削弱全國人大的權力地位，直到在他初步達到改變全國人大性質定位的目標。請看： 2015年，習近平破天荒地實行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政府、兩高院向他（以中央常委會名義）彙報工作的制度，並強調這是保證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性安排； 2017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宣布，全國人大立法工作的首要原則是堅持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確定的立法工作目標任務，立法中的重要事項和重大問題，由常委會黨組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 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底，習近平直接操控中共有關部門進行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的秘密修憲活動，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張德江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參與修憲事務； 2021年，習近平要求人大成為「四個機關」：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成為自覺堅持黨的領導的政治機關、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權力機關，全民擔負憲法法律賦予的各項職責的工作機關、始終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的代表機關，這種性質定位明顯違背憲法。 2024年，習近平在人大會議上當眾敲桌子，訓話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而趙樂際在習近平訓話後立即掏筆補作記錄。這一突兀互動表明，習近平公開無視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應有權威。由此，這成為引發各種媒體議論的熱點之一。 歸根到底，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黨高踞於國家之上的「一黨專政」本質絲毫沒有改變，只是毛澤東有所顧忌，做的較為隱蔽巧妙，有學者概括為表面一套實際上另一套的「陰陽體制」，而習近平則索性撕掉一切偽裝，赤裸裸地顯出黨控制一切權力的極權統治本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這幾天出門在外，被運輸罐車卸完煤制油直接裝運食用大豆油的新聞，搞得沒了精神頭。 面對餐廳服務員端上來的菜，即便飢腸轆轆，心裡也不免打鼓：炒這菜的油，該不會有啥問題吧？ 只要生出此種疑慮，這飯菜不論檔次高低，都沒胃口好好吃了。 今天看到各大食用油企業站出來，胸脯子拍得山響：咱家的油沒問題，盡可以放心吃。 好吧，都怪我們杞人憂天，反應過敏了。 而對於普羅大眾而言，有幾人敢肯定地說，從運輸煤制油或化工液體罐車卸下的食用油，自己從來就沒曾入口？ 家家有個「油瓶子」，茲事體大，只是在堂皇激昂的宏大敘事面前，說來終究不過是微小敘事。 所謂「微小」，就是沒那麼重要，至少沒有他們嘴上說的那麼重要。稱其「微小」，並非故意要往「小」的方面去說。 首先，「毒罐車」是被有良知的記者盯上，被官媒偶然披露出來（這種稿件順利刊發的幾率約千分之一），於是成為廟堂震動、江湖鼎沸的新聞事件。 它為何不是監管機構主動查獲、予以曝光呢？說明在某些人眼中，這並非什麼大事、要事。 其次，早在2005年、2013年、2015年，《南國早報》《瀟湘晨報》《湖南電視台》就曾刊發深度報道，揭露「毒罐車」內幕。 倘若這被視為大事，何止於到今日問題依舊？ 其三，因為這事，會有官員丟烏紗帽、被課以瀆職罪嗎？會有不良商人把牢底坐穿，會有不法企業被罰得傾家蕩產嗎？ 我感覺大抵不會的，不信等著瞧。這事說到底，只不過是升斗百姓樸素認知中的重要。 「油瓶子」之類的微小敘事，早已被堂皇激昂的宏大敘事收編。 或者說，宏大敘事正是通過對微小敘事的壓抑和排斥，來獲得其合理性。 這便是宏大敘事與個體訴求的矛盾，儘管這種個體極其龐大。 被宏大敘事捏合為同命運的共同體，將所有責任放到形而上學的外部，掩蓋了對每個個體的不負責任。 太過籠統、空泛、抽象的宏大敘事，一旦落入諸如「油瓶子」的生存體驗里，也很難不顯得虛無。 任何偉大的歷史階段，都是由無數「微小」個體所組成的。個體敘事缺乏頑強存在的基礎，「油瓶子」「水瓶子」「藥瓶子」那點事，都渺不足道。 前不久，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撰文呼籲，「少一些激動人心的宏大敘事，扎紮實實地解決關乎每個人生活與幸福的小問題」。 誠哉斯言。老百姓放心吃上食用油，小日子過得稍稍從容點，這點微小敘事都難以登堂入室，還扯什麼不著邊際的宏大敘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這幾天讓我驚呆，不斷翻看對岸視頻的，是洞庭湖堤岸在華容地區的崩決。不只是天災水漫的災情，而是搶救過程的荒謬，連大陸網友都看不下去。這個缺口，在第一天時只有50~60米，但24小時內，據央視報導，缺口已擴大到226米，約50平方公里地區被淹沒，相當於1/5個台北市。第三天運來大石塊投湖，大約才補強66米，官方預計約需一周才能把缺口堵上，但說法不一。 官員的腦袋長那兒去了？ 在第一天的搶救缺口畫面中，官方動用了多輛大卡車，載著散沙，整車推進缺口，但散沙隨即入水變成泥流，不久後卡車也被水流衝散。大陸網友譏諷，用散沙去堵水，連個沙包也不裝，車上卻不忘掛上搶險救災的紅布條。這些官員的腦袋長那兒去了？一般人用常識都知道不可行啊！官方還調來兩條抽砂船，現抽湖底泥沙往缺口噴，是嫌洞庭湖水太乾淨，非得混點泥巴，淹進民宅才更添混濁、更有味道是嗎？水利工程專家嘆氣道，這抽砂船把缺口旁邊的底土都抽光了，旁邊沒垮的堤岸也得垮了，還不如把抽砂船吸飽砂，坐沉在缺口，再往上丟石塊。果不其然，抽了一天，缺口從60米擴大到226米，最後還是得調大卡車運大石頭過來，從兩邊慢慢往中間補住缺口。 依照工程界的常識，要堵住堤防缺口，先要護住缺口兩邊堤岸，防止缺口擴大。缺口兩端是水流衝擊力最大的地方，所以最好是先丟消波塊，再丟大石頭，再填小石塊，最後才填進沙土填縫。如果一時找不到大石塊與消波塊，也可用聚丙烯（PP）不織布與鐵絲編成的土石籠袋或沙腸袋，或俗稱的太空包，裝滿土石沉入水中暫時頂著用。台灣在八八水災時，也曾用貨櫃裝滿土石，疊了13層來當臨時路基，理論上也能用於堵住缺口。這些最初級的工程搶險常識，縣市級水利單位都懂，號稱基建狂魔的中國基層官員，怎麼會不懂？怎會砸砂石車來當作救災搶險的政績？ 時間往前，當附近地區暴雨如注，或上游出現洪峰，下游地區要嘛開抽水站降低水位，要嘛開啟警戒模式，調集萬一出現決堤時所需的人員物資，並且巡查堤防各處，堵截出現「管涌」現象的堤防弱點。一邊撤離危險地區居民，一邊加強堤防防務，有時我們會看到工程車輛在大雨時往岸邊吊放消波塊，為的就是防止大水沖刷堤防底土，造成崩塌決堤。但這次，什麼預防工作似乎都沒看到。全世界防災標準作業，都依循著FEMA（美國聯邦緊急救難總署）的「減災（mitigation）、準備（preparedness）、應變（response）、復原（recovery）」四個循環作業程序，難道獨獨中國沒有嗎？ 國家危機預警系統全面崩壞 這次洞庭湖決堤事件所顯示的，不只是救災搶險工作的失能，而是整個中國官僚體系在管理職能上的系統性崩壞。首先，整個國家的危機預警系統不發生作用。從河南鄭州、河北涿州、東北大水，近日貴州、廣東、湖南、到安徽連發大水，都出現大雨滂沱，水壩決口，或多個水庫一聲令下一起放水，還常在半夜放水，居民來不及撤離的窘況。整個預警系統只要有一個環節發生作用，都不應該會出現此類狀況。就算偶而出現意外，一次教訓也該學一次乖，相關部門立馬召開會議，擬出作業程序，通報全國，以防止類似悲劇重演。但鄭州大水是2021年，至今已過3年；河北涿州是去年發的大水，都淹進天子腳下了，過了1年仍無改進。這次南澇北旱，貴州又是因金沙江上四個水庫同時放水，陽朔桂林全成了水鄉澤國，其他省市仍無警覺。若非整個國家的危機預警系統全面崩壞，何以至此？ 其次，縣級水利相關部門，與救災搶險相關單位，不只是沒有基本知識，更是沒有基本常識，要不怎會用散沙去填決口？用抽砂船去噴破口？大陸鄉民諷刺官方有時間做紅布條，沒時間裝沙袋，有時間作秀卻沒時間辦正事，說得也沒錯。但問題是，拉布條作秀，雖是救災政治學的常態，卻也得有效堵截搶通，才算成功，怎會為了畫面好看，顯得我軍威武，去做那種散沙填破口的蠢事呢？第二天後，應該是中央或省委發現事情大條了，才開始調運石塊來堵破口，採取了正常點的工法。這問題就更大了，難道地方官員的素質，連一個普通老百姓的常識都不如，那這個官是怎麼當上這個官兒的？ 習大大惡搞10年，處處短板 回顧十幾年前，就是習上台之前那個黃金十年，中國的官員可不是這麼回事。約20年前，某周日訪問湖南嶽麓書院，出來遇到一群人從湖南大學一間大樓里走出來，隨行人員說，那些是省委各級幹部，周日來校上管理課。約2011年左右，新華社發了條新聞，說總理溫家寶視察偏遠鄉村，說「窮鄉僻壤是國家發展的『短板』。」我拿這條新聞問了台灣政界、媒體界許多人，都不知其何義？但台灣的企業界主管，馬上就反應過來，那是「木桶理論」，即「一個木桶能裝多少水？決定於它最短的那片木板。」但大陸來台人士，不論老小，多半一聽便知是木桶理論。當年台灣企業界的管理知識，超過大陸至少5年，但大陸官員的管理素養，又超過台灣官員們5至10年。大陸能在黃金10年突飛猛進，並非偶然。但現在，被習大大惡搞10年，這個木桶不只處處短板，還根本破底了。如果基層官員們的管理素養如此之低能，政令又如何能得到良好的執行？雖說「不只要把事情做對，還要做對的事」，但若連「把事情做對」都做不到，「對的事」做著做著也自然而然的就錯了。就像一直往木桶里裝水，卻怎麼也裝不到泡腳高度，這才是最恐怖的事。 其實，大陸的慘況不該只是我們嘲笑的對象，更該是我們警惕的教訓。中國的官僚習性已延續兩千多年，台灣也傳承了不少這種尿性。一個政治系統的管理職能，不是只靠上課便能達成的，而是需要從上而下的依循與落實，包括人事、財務、流程的尊重專業，不能政治挂帥，選舉挂帥，新聞挂帥，行銷挂帥，聲量挂帥。貶低別人並不會成就自己，能解決問題才是系統成長的開始。如果整個管理系統失效，危機管理系統失能，那必然是大災難的開始。而且任何小事，都會「細洞不補，大洞甘苦」，最終演成不可逆，也不可補，動搖國本的巨大變故。為政者當誡之慎之，不要笑著笑著，就從山頂上倒栽蔥下去了。 ※作者為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專欄作家。全文轉自上報
「這樣的草台班子是要消費者的命。」 在中儲糧首次承認食用油、煤制油等化工類液體油罐車混裝後，央視網如此怒斥。然而罵歸罵，中儲糧的表態只是「引以為戒」，沒有道歉，沒有召回，沒有賠償，也沒有處理責任人。 直到這次曝光後，公眾才赫然發現，原來這早已是行業內公開的秘密。混合運輸這些油料的司機當然都清楚得很，但他們的自我辯解是：「大貨車拉一趟不容易」、「我們開運輸的不掙錢」、「清洗一次車廂太貴了」。 半年多前，《新京報》就曾報道「山西一危化車司機清洗槽罐時中毒身亡」，當時微博底下一條留言讀來令人悚然：「危險品洗完，再裝食用油，不然洗它幹嘛？」 網路圖片 隨著更多細節披露，油罐車軌跡全網曝光了：這一涉及14億人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時間跨度之久，至少可追溯到二十年前。 早在2005年，《南國早報》就報道過「罐車清洗難防交叉污染，拉完危險化學品後又拉食品」；湖南省衡陽市在2013年也曾發布過「關於嚴厲打擊違法違規運輸食用油的通知」。 2017年，有德國實驗室檢測出老乾媽、海天等國產品牌的礦物油超標，違反歐盟和美國的相關標準，然而當時卻被《環球時報》視為對中國品牌的敵意打壓。 網路圖片 事實上，即便這次《新京報》重磅調查曝光之後，不少人還是將信將疑，揶揄：「新京報又不是第一次胡編亂造，真真假假，等子彈飛吧。」「新京報？？？哦，有真話？」 7月6日此事終於實錘，有人很不是滋味說：「一想到俺們因為核廢水抵制了一年的日本海鮮，結果實際上自己吃了半輩子的煤油，俺就陷入一陣深深的暈眩。」 然而，這一切身關乎大眾健康的嚴重問題，引起的關注仍遠不及去年日本核廢水的話題。從微信搜索指數來看，「核廢水」在峰值時的指數高達40億，而食用油的話題今天才突破1億。 我一位朋友因此感嘆：「和自己無關的東西關注那麼高，和自己有關的反倒這麼低，真是活該不被當人看。」也有人反諷：「我們喝點兒礦物油沒事，但是可不能吃日本海鮮啊！」 網路圖片 微博用戶「握爪三寶」日前說：「這麼講吧，中儲糧食用油、工業油油罐混裝是最近曝出來的僅次於天災的人禍，不過我看很多人完全茫然無所謂，也是蠻百感交集的。」 底下不少人冷嘲： 「不然呢？能有什麼情緒？情緒能解決問題嗎？麻木罷了，還活著就行。」 「增加致癌率來解決老齡化。」 「什麼事？哦大家一起減壽啊，那沒事了。」 「益生菌都不怕，誰還管什麼液體黃金啊。」 這並不只是陰陽怪氣，還真有人是這麼看的。在清華大學土木工程博士曹豐澤看來，對這事小題大做，只是中產階級反應過度，跟普通百姓沒關係。 另一位庄志明律師，看來相信「不乾不淨，吃了沒病」（而不是「吃了沒命」），認定這是一個摧毀中國品牌的陰謀，彷彿問題不是油罐車混裝，倒是揭露這件事。在他的微博底下，有一條最高贊也不知是真信還是反諷：「沒錯，都是境外勢力想害中國人。」 網路圖片 別說這種蠢話了，中國人的命也是命，憑什麼就只能吃有毒的地溝油？逼得國人買進口奶的，難道不正是毀掉中國孩子健康和中國品牌聲譽的三鹿嗎？以為只要掩蓋問題，問題就不存在，那是可笑的掩耳盜鈴，揭露事實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實際上，中國在這一問題上已經嚴重滯後於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別看現在吹噓無線支付等領域超越發達國家，但至少在食品安全這種問題上，中國跟一百多年前的美國處於同一個階段。 南北戰爭之後，美國經歷了一個狂飆突進的「鍍金時代」，然而在一片繁榮之中也有大量不規範的行業亂象，利潤顯然比公眾健康重要得多了，而食品安全監管無論是法規還是執法力量都遠未到位。 1906年，現實主義小說家厄普頓·辛克萊發表震驚全美的《屠場》，揭露芝加哥的肉類加工廠內部極其糟糕的工作條件和令人噁心的生產過程。他的本意是想喚起人們對勞工的同情，沒想到卻引發了消費者對健康風險的恐懼，他後來不無感慨地說：「我想打動公眾的心，不料擊中了他們的胃。」 這本書激發公眾強烈反應，促使《聯邦肉類檢查法》和《純凈食品與藥品法》火速通過，並最終推動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成立。就像現在也有很多人第一反應覺得這些揭露問題的報道不過是為了「流量」，那時的美國人也覺得這些揭露令人不快真相的「扒糞者」只是嘩眾取寵。起初，《紐約時報》的書評還譏諷此書只是有意聳人聽聞，毫無可取之處，根本沒料到它在半年內就將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 在美國新聞業，這是一個悠久的傳統。喬納森·薩福蘭·弗爾前些年的暢銷書《吃動物》(Eating Animals, 2009）披露，工廠化養殖出來的是「飽受折磨的肉體」：它們是從過度催肥的轉基因雞、牛和豬身上切下來的，這些可憐的動物被塞進骯髒、疫病肆虐的畜棚，從生到死不見天日，遭受著無法形容的痛苦，而這些都是為了使少數大公司的利潤最大化。當然，在後現代的美國，這本書的主題已經不止是食品安全，還有生態主義和動物倫理。 網路圖片 儘管專業的新聞人並不滿足於現在的曝光，但公平地說，在當下的媒體環境之下，能形成爆點，促使公眾關注，就已經很難得了。在網路時代，已經不是調查記者查明所有真相，然後遞到公眾手裡，只要公眾真心關注，他們會自發地挖掘、追查真相，更具主動性地提前介入進來。 這兩天，有一篇文章到處都在轉：「5個記者頂100個市場監管局」，因為往往正是這些調查記者才能深度揭露相關行業的內幕，了解公眾關切的問題，並用他們能聽懂的語言講述出來。雖然很多人對公眾關注能推動多大改變十分悲觀，但什麼也不做，就指望問題自動解決，那更不現實。 一位朋友說，她打電話和母親說了油罐車的新聞，但得到的答覆是：「我一直吃的是老家油廠的食用油，很乾凈的。」女兒聽完不免感慨，這真是典型的中國式反應：否認和自己有關；沾沾自喜於自己有獨特的渠道能幸免於難。 但事實上，食用油麵前人人平等，它關乎我們每個人。像這樣的行業整體現象，也只有整體改變，才能避免問題，否則誰守法誰吃虧：那些嚴格按食品安全執行的企業會增加成本，失去市場競爭力，我們不能高估一些國內企業在鑽空子上的底線。如果沒有公眾關注施加的壓力，那還有什麼能帶來改變？ 我們不是什麼都做不了，關注也是力量。這原本就是我們自己的事，如果我們自己都不關注，那誰會幫我們做？不要遺忘，不要原諒，我們要一個說法。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