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种考试成绩陆续出来了，几家欢喜几家愁 不管怎么样对考生来说这都只是个人生阶段 考好考差心里难过，要不了多久心情也就平复了，毕竟还没有马上面对现实 但对即将要面对现实的毕业生来说，形式可就没有这么乐观 根据今年智联招聘公布的数据显示，本科毕业后在单位就业的数据为55.5%，去年这一数据为57.6%，选择自由职业的人数则在提升 网络图片 而今年应届研究生的毕业率仅为33%，比本科生就业率还低 网络图片 深造之后的就业率反而不如不深造，多少有一点让人匪夷所思 而恰恰相反，大专学历应届毕业生获得offer的比率最高，占比56.6%，比去年还要高出两个点，人反而还多了 网络图片 根据我身边的人提供的信息来看，今年已经很少有人再去追求自己理想工作，能找到一个工作已经不容易了 而找工作的目标已经不再是薪资待遇，而是稳定性，有没有工作比工作好不好更重要 报考公务员和国企的人数再创新高，毕竟体制内就是稳定的代名词 面对现实落差肯定是有的，孔乙己的长衫你不想脱也得脱 毕竟之前还有人觉得找不到工作，一定是自己学历还不够高 现在发现，跟学历已经没太大关系了，改变观念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当通货膨胀遇上经济下行 导致的结果就是滞胀 有一笔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过，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付出多少的财力和精力 就我了解的平均水平来看，30万一定是要的，稍微再投资一点就奔50万去了 这一点尤其是中产阶级教育投入更加明显，培养一个硕士生的花费显然只多不少 而这笔长线投资末端的回报，竟然只是一个四五千月薪的高竞争内卷岗位，甚至连这个岗位都得不到 以这个年薪去计算，一个毕业生要想收回投资，至少也得工作20年，若是再算上通货膨胀和失业危机，恐怕就是个亏本买卖 仅从教育上看，通货膨胀是很明显的 另一方面，企业都在降本增效，就业岗位少的可怜，绝大多数毕业生首先就无缘大厂岗位 而中小企业也开始走精英路线，用人要求也高的离谱，而且工资开的还很低，机会也少得可怜 一些需要普工的工厂其实也还大量要人的，但应届毕业生很难下沉到那种地步，即便想干也适应不了工作环境 供给过剩的同时需求还在错配 boss直聘上随便一个月薪4k岗位，七天咨询量动不动几百上千 再过几天再去看，招聘信息还挂在那没动，显然问题并不简单 如果你运气好入职了，你会发现等待着你的是超额的工作量和各个岗位上累积的杂活 公司宁愿加重员工负担，也不可能增设岗位，因为失业危机笼罩在每个人头顶，尤其是老员工，工作量再大也只能接受 滞胀就是一种痛苦的双面打击 经济发展不如预期 从国家到个人，很多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未来乐观预期的基础上 对未来的乐观，根本上是对经济发展的乐观 人的预期随时都会改变，但经济发展的惯性很难马上改变 就业率变动甚至不是经济下行的先锋指标，人心里若有若无的焦虑其实已经持续很久，但愈演愈烈是必然的宿命 城市看上去繁华，车流不息，其实路上跑的有九成都是网约车，街面上灯火通明，灯光其实都来自摊位和店铺，二手车网约车积压仓库，崭新的工业垃圾整齐等待报废 前几年有一个论调特别火，说中国会在十年内超越美国，很多人从各行各业的数据上进行一个乐观分析 其实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分析，有的只是预期，预期一旦发生变动，反应最快的就是资本市场 要从现在的预期去看中国超越美国这件事，可能性恐怕就小的多了 口罩刚过的时候都说世界经济萧条，中国稳中向好，这也是预期 今年再去看预期，还在打3000点保卫战，而纳斯达克甚至还突破新高，美股狂飙 网络图片 大家都很迷茫，因为绝大多数普通人只能把命运交给大环境 我们中国人是出了名的勤奋吃苦耐劳，只要能有好办法，咱们不缺人去干，去玩命干 但就当前紊乱的市场信号看来，除了迷茫还是迷茫 有势无力 这一波00后应该说是中国最大也是最后的生力军，往前看是老龄化加剧，往后看是生育率减少，经济赶超美国是这一代的任务，也是最好的机会 如果错失了这一波大势，把这一波劳动力给浪费了，后面再想干，是有心也无力 今年就业数据，自由职业者又增多了，其实自由职业是什么德性大家懂得都懂 干一天饿三天也算灵活就业，只交医社保不上班也是灵活就业，干一个月躺三个月也是灵活就业 甚至还有倒贴上班和不发工资的，你就说有没有就业吧 与其说是自由职业，不如说是偶尔就业 我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它的运转靠的是内在动力，不能像玩陀螺那样转的慢了抽一鞭子，干预要不得 遏制贫富差距的从来不是干预富人赚更多，而是维持秩序以及公平的市场环境，保持每个人机会始终均等 如果一定要干预，不如简单粗暴一点，直接给普通人发钱，不要条件不要门槛，去去产能拉高预期，来点信任 要不然确实有点迷茫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突围先生
为了发“鸡蛋钱”膨胀起来的系统，把鸡蛋吃掉了。所以，“鸡蛋钱”永远不够。越给钱，钱就越不够。 农村孩子的营养餐补贴也搞出了猫腻，让很多人的心理破防了。 家里老人的反应最大，唉声叹气，反复念叨“这都是些什么人啊，连孩子碗里的鸡蛋也敢动”，气得饭都吃不下了。 这也难怪。老人家对饥饿的恐惧深入骨髓，更看不得孩子们受苦。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EMO的老人，憋了半天，才说了句：“您也别生气了。也许，本来就没鸡蛋，只有鸡蛋钱。” 老人惊诧地顿了顿才反应过来，长叹一声…… 对那些农村孩子而言，如果未曾拥有，失去的痛苦也会少几分吧。 01 这次国务院公布的审计报告曝光后，舆论焦点集中在资金挪用去还地方债了。 其实，这份珍贵的报告披露的信息，远不止营养餐补贴这块“唐僧肉”被偷了这么简单。 审计了2021年至2023年8月的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将近3年的时间可不短。审计了13省159县，范围非常广。暴露出来的问题非常严重，著名评论员赵志疆在视频节目中总结道： 超过三分之一的县挪用资金还债，四分之一的县通过以次充好的方式从孩子的牙缝里扣钱，六分之一的县在招投标的过程中做手脚。 仅66县挪用的资金规模就高达19.1亿元，肉蛋奶能堆成一座小山。诚如赵老师所言，这真称得上是“大面积的溃烂”。 ▲《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节选（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官网） 这让我感到很疑惑。这样“大面积的溃烂”至少持续了将近3年，涉及多省，此前竟没有一点动静？ 农村孩子的营养餐补贴不同于常人很难接触到的工程支出，“鸡蛋钱”买来的鸡蛋每天都要摆在孩子餐桌上的。 营养餐补贴每日人均也就四五块钱，真的就是几个鸡蛋的钱。今天少一个，明天少一个，是很容易察觉的。农村的孩子们是穷，又不是傻，伙食变差了，难道没感觉吗？老师们也没发现吗？各家新闻媒体就没有得到一点线索吗？ 食堂从来都是是非之地，2023年的“鼠头鸭脖事件”，闹出多大动静、上了多少回热搜，记忆犹新。可是，历时近3年大面积的农村营养餐补贴问题，竟成了“屋子里的大象”，安静得让人心疼。 能想到的解释只有两种： 一是集体性的视而不见。出问题的几十个县，上上下下的千百万人都对“唐僧肉”被偷，都选择了沉默。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我们的社会还有面对歹徒挺身而出的英雄，不至于堕落到这个程度。 二是这“唐僧肉”本来就没有摆上孩子的餐桌，“鸡蛋钱”本来就没买多少鸡蛋。所以，缩水也没人察觉。 从审计结果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四分之一的县以次充好，“唐僧肉”被掉包了。六分之一的县在招投标过程中做了手脚，显然不是为了买更多的鸡蛋。 这些“小动作”真是从2021年才开始的吗？存疑。 微博认证的原创视频博主连芳菲6月30日在“多地挪用农村营养餐补助”的话题下发了一条信息。她回忆道，做贵州青基会下属的“午餐计划”品牌顾问的时候，就了解过其中问题——“一个学校买一只鸡给100多个孩子做午饭”，“网友很难想象，这么多孩子中午的荤菜就是一只鸡！” 网络图片 连芳菲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否在此次审计的时间段内，也无从得知。 或许有的农村孩子从进校到毕业，就没见过“唐僧肉”摆上过餐桌。自然也就不会生出“鸡蛋去哪儿了”的疑问。 02 “鸡蛋去哪儿了”，理论上是不应该发生的。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不是新近开始的项目，而是2011年就启动的长期项目。十多年运行下来，相关机制、规章制度应该很完善了。纸面上看，也的确如此。 各级政府为这个项目发布的文件、规定很多，在网上很容易查到。这些文件的篇幅都很长，规定也都很细致。 比如贵州省2021年发布的《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省卫生健康委 省市场监管局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提质行动的通知》，从食堂工勤人员的社保到食物多样化的具体安排，细节满满。 在监督机制上，专门要求“学校邀请教师代表、社会有识之士和家长代表等参加组建学生膳食监督委员”，“完善和落实公开公示制度”。 如果这些规定都得到了落实，那么贵州各县在这次审计中是不应该出问题的。那么，其他省份也不应该出问题，因为各省都有类似的规定。各地对营养餐补贴的规定细节或有差异，但大方向是一致的。 可是，这次的审计结果的如此不堪，和文件上的制度完善、管理严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显然，规定并没有落到实处。这其实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压实”“夯实”“切实”“实干”“实在”……数十年公文写作，“落实”二字可以有几十种、上百种表达方式。可以说，我们的行政体系中充满了“落实焦虑”。 因为有太多问题要落实，所以很难一一落实。地方政府管得太宽，事责太重。桩桩件件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重中之重”，动不动就是一票否决。 而且，哪一件都不好办。就以农村学生营养餐为例，一个县的小学初中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按照文件规定，管人管钱管东西，都是一大摊事。业务流程规定得也很细，从菜谱设计到食品安全，从食堂运营到监督管理，哪一件都要主管部门、校长们亲力亲为。 图/图虫创意 事多“婆婆”就多，贵州的“提质行动”是五大厅局级“联名”发文，就是五个“婆婆”。下面的每天应付一个，刚好轮一周。这么大摊事只是地方政府任务单上的众多“唐僧”之一…… “唐僧”太多，“孙悟空”不够用了。“孙悟空”不够用，妖魔鬼怪就冒出来了。本该保着唐僧西行的“取经小组”，自己就成了吃唐僧肉的妖怪——想管都管不过来，写在文件上的监督管理制度就成了摆设。 内部人最清楚怎么“卡BUG”——不要考验人性，人性从来都经不起考验。借机敛财的“聪明人”一定会出现了。于是又要打补丁、堵漏洞，发更多的文件、找更多的“婆婆”。几轮循环下来，机构臃肿、人员膨胀，系统性崩溃很难避免。 “唐僧肉”见者有份，除了孩子。大面积的溃烂无法避免，因为管得太宽、事责过重的基础行政负担，早就超出了系统可以承受的范围。一小时只能做50道题的学生，面对一张200道题的考卷，你能指望他能考多好呢？ 管的事务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落实”也就成了写在文件里的镜花水月。这才是地方治理的死穴。 03 任务单上一大堆“重中之重”、“一票否决”的“唐僧”，分不清主次，也难分主次。 营养餐补贴重要吗？道义责任重大，当然很重要。那化债任务重不重要？保交房重不重要？十几二十套班子的吃喝拉撒重不重要？都很重要，都是红线。 一大堆文件，却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任务排序。可是，实际操作一定要分个轻重缓急。当然是按照地方政府自身的需求来分。 摆在第一位的当然是财政的吃饭问题，饭都吃不上了，还能指望谁干活呢？ 挪用营养餐补贴还债，不还就借不到新债，借不到新债就吃不上饭。克扣孩子们的“鸡蛋钱”给干部发福利，不发福利就没工作积极性，这还是吃饭问题。吃不上饭，就干不了活，这对地方政府而言是最现实、最急迫的需求。 苦一苦孩子，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默契选择。 这就成了一个悖论。为了发“鸡蛋钱”膨胀起来的系统，把鸡蛋吃掉了。所以，“鸡蛋钱”永远不够。越给钱，钱就越不够。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有中央转移支付的专项资金，各级政府财政还得层层配套运营资金。否则这钱花不出去，更花不明白。 纳入这一计划的县，能有多富裕？配套的钱还得找出处。这不就是越给钱就越不够吗？比如贵州搞的营养餐改善计划就是“5+X”模式，“即在政府提供的每生每天5元膳食补助为主的基础上，家庭适当交纳一点费用”。 原本的补贴对象还得交钱，你说这钱够不够花？ 越是不够当然要省着花，所以各地的文件都强调公益性、非盈利性。但是，省着花也得把事给办了。县政府那点人马，再怎么膨胀，也不可能经营几十个上百个学校的食堂。那就得面向社会招投标。 这又成了一个悖论，赚不到钱的公益性项目，你能指望招到啥？159个县，县县都有“活雷锋”来投这个标吗？“公益性、非盈利性”的紧箍咒一戴，该给的钱不给，不该拿的钱就得拿。暗箱操作的利孔一开，哪有收得住的道理？ 图/图虫创意 纸面上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之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如果贵州“5+X”的“鸡蛋钱”也被花式操作从孩子牙缝里扣走了，补贴就成了敛财，“公益性”“非营利性”就成了一个笑话。 更有意思的是，为了保证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有严格的规定钱是不能直接发给学生家长、打给学校的。这看上去也很有道理，万一家长不负责任把钱给花了呢，万一学校老师是混蛋把钱黑了呢？只有最中立、最公益性、最严格规范的政府管这个钱，大家才放心。 纸面上就是这么完美设定的。然而，看到审计结果后，大失所望。的确有不负责任的家长，也有不爱护孩子的老师，但占比能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吗？ 图/图虫创意 当初设计这套制度时，给地方政府预设的角色是公正、慈爱、高效的“大家长”，但结果显然不是。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让政府承担大量的公共服务职能，一开始就搞错了人设。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政府的角色定位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幻想政府能够比民间社会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公共服务，所以赋予了政府大量的事责，匹配了大量的资源。 然而，事实证明，事责过重的不堪重负之下，一件小事都办不好。学生免费营养午餐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很多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系统都办了很多年了，没有独一无二的五级行政单位，也没有堆积如山的文件，好像也没出啥幺蛾子。这事能有多大呢？ 小事都办不好，不能一味指责地方政府无能，地方官员贪婪，这是政府功能设定的系统性问题。事要管得少，才能管得精，才有真正的“重中之重”和真正不可逾越的红线。样样都管，满地“唐僧”，只有系统成本过高的反噬——“唐僧肉”被饿疯了的“孙悟空”吃掉了。 因此，国家审计署给出了这份珍贵的报告，揭开了一个大盖子，这是体制的纠错机制发挥了作用。审计署的勇气、敬业，值得点赞，必须点赞。 点赞之余，更要深思，我们对政府的公共服务应该有怎样的合理期待？政府职能的边界，应该如何设定？发现社会问题，习惯性地请“政府管”“国家队出手”，是否合理？ 面对从孩子们牙缝里扣钱的恶心行为，网友们的愤怒是正常的，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一 6月24日，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生暴徒袭击日本母子，并导致中国同胞遇难的恶性刑事案件，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海内外影响。 而就在悲剧发生一周前的6月15日至18日，由省委书记率领的江苏省代表团刚刚对日本奈良、京都、东京、福冈等地进行了考察访问。期间还在福冈市天神公园举办了一场“水韵江苏”文旅嘉年华，全方位展示江苏独特的人文魅力。 今年是福冈县与江苏省结好32周年（注：结好：交结，亲近，出自《周礼·春官·典瑞》）。几十年来，在江苏的日企累计已超过6800家，总规模在中国保持前列。光是苏州一市，就累计引进了3000多家日企。 像这次发生袭击案的苏州高新区，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一片农田，当时的市长章新胜一趟趟往日本跑，在各地举办大型招商会。在苏州政府的盛情邀约下，1993年，首家日资企业苏州日电波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入驻苏州高新区。 此后30多年，松下、佳能、爱普生、富士胶片等知名日企相继落户苏州高新区，并不断增资扩产，比如日电波公司就先后6次增资。高新区逐渐成为苏州日资日企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共有768家日企，占苏州全市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18家世界500强日企。日企贡献了全区20%的工业总产值、25%的进出口总额。 可以说，正是在包括日资日企在内的各类外资外企的助力下，没有任何政治光环、优先政策的苏州，才得以崛起为GDP全国第六、地级市第一的经济强市。 当然，受惠的不只有苏州。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访日。在大阪，邓小平一行冒着细雨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83岁高龄、已经退休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到工厂门口迎接。访问中，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当即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 随即，松下电器开始在中国投资，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 此后，日立、三洋、东芝等日企陆续登陆中国。到2005年，中国商务部更是把中日合资运动写进了报告里。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而日本则是次于东盟、欧盟和美国的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日资日企遍布全国各地。 根据2023年3月公开的中国本土法人登记信息，光是松下控股一家，在华雇员数便达到74128人，其中位于苏州的松下新能源（苏州）有限公司就有约1.8万名员工。而日产、丰田、本田等几大日本车企在华雇工人数也都在4万人左右。 我统计了下，目前在华的前20大日企，总共雇佣了近46万名员工。另外在我们可以切身感知的零售、餐饮领域，几大日资连锁品牌，如罗森在全国开了近6000家门店，711开了3300多家……这些门店同样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二 被誉为“苏大强”的江苏，不仅是日资日企在华的重镇，也是外资第一大省。 2023年，江苏实际利用外资253.4亿元，是全国唯一超过250亿的省份。利用外资前10大城市中，江苏一省就占了3席，分别是苏州，69.05亿，全国第5；南京，49.4亿，全国第8；无锡，41.2亿，全国第10。 如果说，80年代的乡镇经济是苏南模式的1.0版，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以苏州工业园（中国和新加坡的合作项目）、“中国德企之乡”太仓为代表的外资经济，则是苏南模式的2.0版。它不仅助力苏南实现了经济腾飞，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整个中国得以快速崛起的秘诀之一。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中国要技术没技术，要资金没资金；当时的国营工厂，既不懂管理，也不懂市场，一切都得打开国门向外国学习。所谓改革开放，顾名思义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的重点则是对外资外企开放。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式也经历过一个转变。最开始，我国主要通过对外借款的形式来引进外资。1979至1991年，中国合计对外借款525.6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的65%，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额仅有250.6亿美元，占比31%。 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大局基本确定，特别是各种鼓励性优惠政策以及相关立法的出台，比如1986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二十二条），外企开始大举进入中国。 尤其是1992年南方视察，以及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外商直接投资一路攀升，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到1994年时，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一度达到了23.6%的高值。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这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不断扩大外资的准入领域，增加政策透明度。在此框架之下，国内投资环境持续改善，庞大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实际利用外资额也逐年攀升。 20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到2022年更是达到了1.2万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是1891亿美元）的巅峰。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14年，《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出台，外商投资项目管理开始由全面核准制转向普遍备案和有限核准。 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之后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对外资禁止和限制的产业种类进一步减少。 时至今日，外资外企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复苏的助推者，变成中国发展的共舞者和发展成果的分享者，内外资之间早就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紧密关系。 看不清这点，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的经济现状，进而还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蠢事和暴行。 三 如今有些人说起外资外企、外国人，总觉得他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来占我们的便宜，赚我们的钱。把他们赶走，或者人家主动跑路，没什么大不了的，反倒可以把市场腾出来，留给民族企业。这种想法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资企业一直作为中国短缺资金和技术的供给者、更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者、更高水平的企业制度载体和市场体系参与者，以及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提供者而存在。 比如今天很多人自豪于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将其归功于改革开放前的勒紧裤腰带，或苏联援助。但且不说苏联援助主要集中在重化工领域，即便是当年“援助”的技术，到改革开放时，基本也都已经落伍了。 以苏联援建的长春一汽为例，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曾前往日产汽车公司参观，当得知该厂人均每年汽车生产量为94辆后，深有感触地说，比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人均年产量竟多出93辆。 同样是生产汽车，日本竟是中国的几十倍，面对巨大的差距，邓小平陷入沉思，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 所以后来，当中国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而美方提出希望搞合资经营时，邓小平当即作出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示。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所以能快速成长为继日本之后的新一代“世界工厂”，主要就是得益于外资大量进入汽车、机械以及电子电器、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工业领域，促进了产业效率的提升和产业分工的细化。难怪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建丽在《新中国利用外资70年》一文中直言，是外资外智助力中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还是以汽车领域为例，1984年，大众集团进入中国之初，为了实现零部件的本地化配套，先后动员了全球多家零部件企业来华投资，跟随大众而来的国际零部件企业与此后上海大众培养和带动起来的国内零部件企业一起，构成了中国汽车工业最初的供应链体系。 1985年，上海大众开始批量生产桑塔纳。在大众集团和上海市的共同努力下，该车的国产化率从1987年的2.7%迅速提升至1989年的60.09%。1996年，上海大众成为首个年产20万辆的轿车企业，普桑的国产化率也达到了90%。 又比如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外贸大国的道路上，外资外企同样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在2001年入世之前，外资外企的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 一方面它们大大推动了中国出口的总量。2001年时，外企出口甚至一度达到全部出口额的50%；另一方面也有力提升了中国出口的质量。1995年，在外企出口的带动下，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上升到29.4%，首次超过纺织服装，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产品品类。 正因为外资外企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国政府特地向包括松下幸之助、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洋厂长”威尔纳格里希、美国国际集团（AIG）前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等外国人颁发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四 2023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11339.1亿元人民币，相比2022年巅峰期的12326.8亿下降了8%。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又下降了28%，而这已经是该项数据连续第十二个月出现下滑。 具体到各地，外资前五大省份中，有三地去年实际利用外资出现大幅下降，其中江苏下降了16.92%，广东下降了12.5%，而山东则下降了接近四分之一。 另两大省份上海与浙江，前者不增不减，接近于零，后者的增幅也在5%以内。 而在主要城市中，北京、深圳、苏州、广州、天津、青岛、成都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青岛降幅最大，达到31.89%；其次是北京和深圳，也都在20%以上。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是受当前国际地缘环境的影响，部分外资外企近年来开始向东南亚转移产业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民族产业已经发展起来，外资外企的作用也不像当年那么大了，中国自身过剩的产能和资本，甚至还需要通过“一带一路”等形式向外输出。 但我们不能忘记，外资外企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今天，面对AI、半导体等产业领域的激烈竞争，我们仍需要和外资外企进行合作，仍需要参与国际分工，仍需要牢记邓小平当年的话：“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外资入华的总量有下降趋势，但在某些高端领域，外资仍在加码中国。以外资第一大省江苏为例，空客、博世、SK海力士、通用电气、霍尼韦尔等一批高质量项目的落地，让江苏在装备制造、集成电路、电子产品等新兴产业领域不断积蓄增长动能。 除了向高端化延伸，能源类外资项目密集落户，也是这几年外资入华的一大显著特征。比较知名的有化工巨头巴斯夫在广东湛江的一体化项目，以及沙特阿美与荣盛石化、山东裕龙岛项目的合作等。 而这些领域或者关乎中国的经济底盘，或者是中国亟需闯关突围的。由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外部环境日益严峻，但外资外企并非中国的敌人，恰恰相反，善待外资外企和在华外国人，有利于我们团结更多力量，突破技术封锁。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2024年1月，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全国法拍市场监测报告》提到，2023年，全国法拍房挂拍总量达到79.6万套，较上一年增加36.7%，其中，法拍住宅房源挂拍38.9万套，较上年增长43.01%。 被法拍的住宅房源背后，是一个个资金链断裂的家庭。本刊采访了几位法拍房房主，他们中有人因为入不敷出而断供；有人在房子被开发商抵押，法院上门贴封条才知道房子面临拍卖；有人甚至还没来得及住进新房。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01 刘万琼 38岁，广东河源 房子被拍卖时，我们全家还没住上一天。 《欢乐颂》剧照 我的房子是2018年买的，花了我和老公多年的打工积蓄。 我高中只读一年就辍学了，那时我刚18岁。我有五个兄弟姐妹，父母靠务农供养我们。我先是在老家的小卖部、批发部等商店帮店主卖货，后来在深圳做餐厅服务员。我的老公跟我是同乡，也是广东河源人，2007年我们认识后，一起回了老家。我先后在制衣厂、电子厂上过班，老公去过木材厂，帮人卖过二手车，还给人搭过舞台，但是这些工作收入都不稳定，比如卖二手车，卖得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上几千元，也可能一辆也卖不出去。 我们孩子出生后，一直是由爷爷奶奶带着。那时我们每个月回家看孩子，他们总是眼泪汪汪的，很可怜。我不想让孩子小小年纪就变成留守儿童，2014年，我们把两个孩子接到身边。那时大儿子上二年级，老二也两岁半了。我们一家四口在大儿子就读的小学附近租房子住，每月房租800元。 2015年开始，我老公在工地给人开了三年泥头车，运输沙石、泥土、水泥等建筑材料。这工作辛苦，一整天都在工地上跑运输，起早贪黑，浑身上下都是泥，每个月能挣七八千元，相比工厂，是很不错的收入。2017年以后，河源市很多地方在搞建设，新动工的楼盘数也数不清，我老公陆续买了三台泥头车，其中两辆雇人开，一辆自己开，每年收入十多万元，但要还泥头车的贷款，每月6000多元，还两年。 2018年，我们开始考虑在城市安家，租房住总有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弄坏房东的东西还要赔，不如自己的房子住得舒心。我身边许多人当时都在市区买房：2010年以后，河源市周边乡镇不少学校陆续关闭，没关的学校也只留了一二年级，一个学校可能只有十几名学生。买房都是为了孩子。那几年，我们眼见着城市的面积在不断扩大，现在河源市的江东新区、高新区，以前都是成片的山。 《蜗居》剧照 我们选择了一个离学校、医院、菜市场都比较近的小区。我们买时小区已经建好，大部分房子已经卖掉了，我们选择的四楼，谐音犯忌讳，是一般人不会要的楼层，楼层更高的我们也没有预算。房价是每平米5000多元，总价78万元的房子，首付25万元，月供3000多元。我们没有立刻付清首付，开发商允许我们先付10万元，剩下的在一年内付完即可，这在当时很常见。 2019年底，我们顺利结清了首付。我们计划再用一年时间，一边挣钱一边装修，到2020年底，我们就能住进新房了。没想到疫情来了。为了多赚点钱，从2018年春节开始，我和老公都会在春节前几天在河源一家百货商场门前卖年花，多的时候能赚一万多。但2020年春节，买花的人很少，卖花的比买花的还多，最后花送人都没人要，本钱亏掉了一大半。 《做自己的光》剧照 紧接着就是工地停工。2020、2021年两年期间，工地没活干的时候远多于有活干的时候，而且不能及时拿到钱。我们家的收入一下子少了一大半，当时房子、泥头车、汽车的月供加起来有13000元，我在电子厂打工，一个月只有五千多的工资，勉强支撑了一段时间。2022年，我老公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餐厅，餐厅的地段也不好，停车不方便，客流就更少。半年餐厅亏损了十万元。 入不敷出的我们，开始从信用卡借钱，我在三四个信用卡间来回倒腾，总共借了十几万元。此外我还从借呗借了五万多元，找朋友借了十万多元，三辆泥头车也卖掉了。到2022年底，信用卡借不出钱了。2023年年初，我们断供了。这之后，我们试过卖房，房子被中介挂出后，价格一降再降，80万、78万、74万、70万、60万，一年多时间里房子都没能卖出去。 今年三月，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上面计算了我们的欠款，我没认真看，没有心情处理这些事。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赚的工资一分都用不了，我三月底从干了十年的电子厂辞职，只能找不需要通过银行卡发工资的工作，比如工厂的临时工。我五月中旬进了一家玩具厂，在流水线上挑拣打包玩具半成品。现在我每天工作11小时，每小时16元钱，工资通过微信转账结算给我。 《流水线上的女工》剧照 6月12日，法院打来电话说准备二拍，我才知道房子一拍流拍了。这套购买时总价78万元的房子，一拍定价62万元，到二拍，可能只能定价50万元左右。我跟老公想赶在拍卖出去之前把房子要回来，但我们的收入只够负担孩子们的学费和其他生活开支。去年我公公生病，我们没有钱给他医治，后来公公去世了，从那以后我老公的白头发越来越多。 02 孙黎明28岁, 辽宁抚顺 2020年，法院上门贴封条后，我才知道自己家房子要被拍卖了。 我父亲经营着一家监理公司，主要业务是和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对工程建设的安全、进度和质量实施监控。2017年，公司合作的一个开发商没法结清18万元工程费，提出用房子顶账。当年5月23日，我们和开发商签订了抹账协议书，同时还签订了购房合同。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在有新房之前，我和父母在一套老房子里住了20年。老小区没有电梯，其实也没有小区的概念，几栋楼围在一起，就组成了一片居民区。相比之下，新房虽然不在市中心，但楼层高视野好，有电梯，也有绿化和物业管理，看上去更现代化。我记得搬家时是2018年，我刚大专毕业，是个夏天，我热得满头大汗。房子里衣柜、冰箱、洗衣机等等都是新添置的。 《一一》剧照 2020年10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了封条，旁边还附着一张法院的公告。公告提到开发商和银行之间有借款合同纠纷，法院要对开发商名下的30套房屋进行拍卖，其中就包括我们这套房子。我们全家都懵了，我们联系法院，法院执行员说开发商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后来没还上钱，银行向法院起诉了。开发商则让我们放心，说跟我们没关系，他们会解决。 但一直到2022年8月我们办理房产证时，才发现房子仍然是抵押状态。我们打了开发商负责人三五十次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后来这个电话停机了。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房子的事是大事。法院去的次数多了，路线、流程都轻车熟路。这段路程单程15公里，要开半小时左右。过安检、找咨询窗口，递上执行异议申请书和抹账协议、购房合同的原件、复印件，再像倒豆子一样把这段经历倒出来，然后开始等待。运气好的时候，我能见到这个案子的负责人，但大部分时候结果是跑空，那种感觉非常无助。 一两个月后，我们被告知房子已经在拍卖流程中了。我在网上刷到过很多房子被开发商抵押的房主，慢慢知道了“案外人”这个词——开发商欠银行钱，把我们的房子抵押出去，问题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是我们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我们就是案外人。我后来才想起来，2020年贴在门上的法院公告里也提到了案外人。公告说，如果被拍卖的房子里有案外人居住，案外人要在七天内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否则视为放弃。但我们没有注意到。 《一路朝阳》剧照 开发商和小区物业是同一家公司。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小区的物业不太靠谱。刚住进来时，物业在小区里设有办公点，但是不到一年后办公点里就没有人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位60来岁的退休老人，平时收垃圾、兼任保安。大约十天前，这两位老人罢工了，小区里垃圾堆成了一座山，我身高一米八，那座垃圾山比我人还高。一周后，有邻居打了12345，垃圾才被清理走。听小区里的居民说，两位收垃圾的老人提起过，公司欠了他们半年工资，还欠着电费。 我觉得开发商付不出工程款，欠银行钱被强制执行，和抚顺市这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有关。2012年我读高中，之后的三年可能是公司业绩最好的时候，工程项目太多了，我父亲每天能跑五六个工地，从早上五六点一直跑到下午四五点。我经常被父亲拽着跑工地，他想让我接手公司。我一度不希望公司有这么多业务，因为起不来床。那几年，抚顺城里到处都是正在施工的工地，脚手架几乎随处可见。我们家也在那几年后变得宽裕，我刚从大专毕业，父亲就给我买了车。 2015年我高中毕业后，公司的新项目却越来越少了。我们家的业务大部分都是前几年留下来的正在收尾的活。我观察到，在城市边缘地带，那些原来大肆宣传过的楼盘都烂尾了。结不出工程款的开发商陆续占到三分之一，有的用物品顶账，有的分期。2018年我从大专毕业，家里的公司基本没有业务了。我一边帮父亲看着公司，一边打零工，在健身房卖过健身卡，也卖过房子。2020年4月我开始做城管，就一直做到现在。 《都挺好》剧照 去年7月，我母亲查出脑血栓，现在仍然有一半身子动不了，走路得有人扶着，上厕所吃饭都需要人照顾，下楼必须坐轮椅。我的工作是早八晚五，每天下班后我要做饭、洗碗、洗衣服、收拾屋子、帮母亲洗澡，一般做完这些就十点了。母亲生病后，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去年11月我父亲突发心肌梗塞，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他住进了养老院。每周我去看父亲两次。 我今年28岁，按道理应该是很有上进心的时候，可我完全没办法投入工作，总怕父母又出什么状况。这么长时间过去，我跑法院的斗志也一点一点被消减。我担心突然有一天，有个人拍走了我的房子。父母生病之后我想换一个一楼带院的房子，再请个保姆，把我父亲接回家，一家人在一起，这是我接下来想要的生活。上个月有邻居想买我的房子，价格都谈好了，但我没有房产证。 03 冯丽丽37岁, 南昌 2021年，房子被法拍后，相比于难过、不舍，我更多觉得如释重负。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房子在南昌，是2018年为孩子上学买的学区房。我和老公都是九江的，2013年结婚后我在南昌一家物业公司上班，一个月有三四千元收入。我老公跟朋友合伙投资了三家足浴店，每个月收入有三四万。南昌消费水平不高，我们当时算是高收入人群。不过我们俩年轻气盛，赚了钱就想着花出去。买房前我们一人买了一辆车，总价三四十万元。 不过总体来说，买房前，我们负担很小，每个月只需要还老家房子1200元的贷款，在南昌租房也就一千多元，外加2000元的车贷。我们选的房子在南昌新开发的区，对口学校是一所南昌市重点小学，楼盘号称配套建设很不错，有旅游城，主题乐园、酒店群，与住宅楼连成一片，销售火热。听售楼部的人说，有从温州来炒房的人，一买就是十几套。 我现在还记得看房时的情景，小区那时还是一片工地，只能看到水泥墙。售楼部的人边走边对我们比划，“房子就在这里”“学校在那个方向”，我听着觉得好有感觉，想着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了，孩子就在小区计划建设的玻璃栈道玩……我们很冲动就交了钱。房子总价110万元，首付40万元，月供5000多元，2019年收房后我们还办了15万元装修贷，每个月还4000多元。到这时，房子每月要吞去一万元。 《香港爱情故事》剧照 可没想到，房子还在装修的时候，我老公开的足浴店运营就出了问题。我们就关了足浴店，贷款20万在新家附近加盟了一家水果店。这时每月要还的贷款、水果店房租加起来就接近两万元了。水果店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每个月的营业额在一万元以上，但水果损耗大，利润其实很微薄。为了多赚点钱，2019年年底我们又在家附近的办公园区开了一家快餐店，把当时的七八万元存款投了进去。 快餐店的运营还没走上正轨，疫情就来了。我记得很清楚，2020年年初，水果店的客流直接下降了一半。后来两个店就都没办法开张了。房贷、装修贷、店面房租都等着我们付，我们只能用信用卡和借呗、花呗，它们利息都很高，每个月都要按时还款，拆东墙补西墙，我和老公加起来可能借了二三十万元，具体的数目我不敢算。后来，我们把水果店和快餐店都关了。 没有收入来源，我的三四张信用卡都逾期了，支付宝也借不出钱了。其实我们也可以问父母要钱，把欠的房贷补上，但当时觉得房贷一还就是十多年，实在太辛苦了。我和老公就商量说算了，这个房子我们不保了。断供半年后，银行联系我们，说要走法律程序。这期间我们向银行申请过两次延期还款，每次延期一个月，但我们始终没有收入，多出来的时间也没有意义。也协商过自己卖房，当时有人愿意以100万元的价格购买，但新房有限售时间要求，没有办法交易。 《小敏家》剧照 2021年上半年，经过一次流拍后，房子以89万的价格在二拍成交。拍卖后我们还欠银行十万余元。首付加上这几年还的房贷，我们差不多亏了五六十万元。执行法官告诉我们，当时很多家庭都面临和我们类似的情况，只要我们配合清房，他可以帮忙申请住房补贴。拿着法院给的8万元补贴，我们在孩子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现在我们名下可能还有三四十万元欠款。催债电话天天都有，可没办法，我们没钱还。我老公后来又试图做过别的生意，也没做成。现在家里的消费靠父母撑着。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因为欠债、断供跳楼了。我还算乐观。两年前有一次买高铁票，我才发现自己被限高了，当时有点着急，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闲钱出去玩。买房前，我经常去周边城市旅游，南昌和长沙离得近，我经常去长沙吃小龙虾。断供后很多消费习惯都改变了，我好几年没买过像样的化妆品，衣服也都是在网上淘的，有一两百元的，也有几十元的。 《公主小屋》剧照 我抗压能力比较强，可能是因为出社会比较早。我十二三岁时父母离异，17岁一个人去深圳的工厂打工，晚班经常熬到天亮，后来在南昌卖过手机和衣服。在24岁遇到现在的老公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在外地生活。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女儿。她在我们断供后出生，现在三岁多。我一直记得一个画面，有一年冬天，我带她去接哥哥放学，风吹得她直流鼻涕，她就把脸紧紧贴在电动车的挡风背上，看上去特别心酸。我拍下来发给她爸爸，他回复说“我一定要赚钱，让女儿过上好日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一位30岁的白领精英，直至大学毕业看来都是一路开挂的人生，工作三四年攒下三四百万，日前却突然自杀身亡。 究竟什么才是压断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两天网上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孕期抑郁，也有说是夫妻争执，还有人猜是房价大跌之后的房贷压力，再加上遇上所在公司减薪。也许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最终成了摧毁她的完美风暴。 对于不清楚更多内情的人们来说，谈论这件事，无非就是投射自己关切的问题：有些人感叹女性（尤其职业女性）的处境，有些人坚信悲剧的根源是经济下行，还有人认为最值得汲取的教训是承受挫折的韧性格外重要。 当然，也有人嘲讽她身在中金这样的头部金融机构，接触的信息和研判本应是最全面的，居然未能看清局势走向，高位买入15万多一平米的豪宅，给自己加了太多杠杆，最终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输光所有，可怜又可悲。 网络图片 然而，这是她的错吗？我想在四五年前，她绝对想不到自己会陷入这么多困境，事实上，越是像她这样的精英，越是会产生一种“那些问题就算别人会轮到，但不会轮到我，就算我轮到也能搞定”的错觉。她掌握的信息再多，也不足以研判局势走向，想想看，张雪峰2020年还曾向高考考生极力推荐土木工程专业，他可是专门吃这碗饭的，但他能料到房地产崩盘吗？ 再怎么精英，是人都可能出错，那些侥幸躲过一劫的，与其说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倒还不如说是运气。这甚至也不是承受挫折能力的问题，因为任何人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就像一条船设计了五个密封舱，本以为足够保证不沉，但你哪能料到偏偏就会遇到一场致命的海上风暴，竟然五个舱都进水了。 微博“三石小记”日前也谈到自己的心酸故事：她2020年在河北永清县买房安家，140平米，2万2每平米，总价308万，当时业主群里都说以当地在京津之间的位置，将来能升到4万一平米才算合理，哪能想到现在暴跌到7800元一平米，加上还贷利息，血亏233万。 曾经夫妻俩年收入40万，现在都失业在家，连物业管理费都交不起，不得已卖房回老家去了，她感叹：“一个小家也是国家的缩影，去杠杆是极其残忍和痛苦的。” 这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缩影：他们曾抱着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全力投入，憧憬着自己的生活能变好，但结果却没想到一把输光，连生存都成问题，掏空六个钱包，最终其实是普通人为时代的剧烈变动买单。 我对当下舆论场非常反感的一点，就是当局势顺遂时，总爱说你只是吃到了时代红利，言下之意，成功不是你个人努力所致；但当情形不对，失败的苦果却要你独自吞下，只怪你自己有问题，除了个体之外，什么公司、社会、国家、时代，都撇得干干净净。 网络图片 在这件事上，关键之处在哪里？照我看来，是社会的长期信心正在被摧毁。 我们每个人在设想自己未来时，都没有水晶球，只能按照当下不完整的信息进行预判。在2020年初之前，绝大部分中国人大概都以为自己当时的生活会延续下去，即便是那些嗅到点什么不一样的人，恐怕也料想不到在短短三四年内竟然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动——这种变动是普通人不可预测又无力左右的。 彼得·沃森在《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美洲文明的形态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当地来自自然环境的威胁远比旧大陆严重——飓风、地震、火山喷发、频繁的厄尔尼诺现象、雷雨，还有美洲豹等猛兽的袭击，“重要的是，这些事的发生并没有规律，早期人类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无法找到规律。” 因此，美洲印第安人在畏惧之下认为，灾难是由神灵的愤怒和不满引起的，这些神灵远比亚欧大陆的神更暴虐、更具破坏性，也更容易发怒，崇拜何时奏效也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只能碰运气。相比起来，旧大陆温带地区的自然规律是有迹可循的，因而其主神的反应也是可以预知的，这就让人们对自身行为有了信心，知道只要怎么做，就能得到相应的结果。 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一个社会的繁荣稳定，其实正是基于这种长期信心。好比一个农民，知道只要每天勤于除草、施肥，到秋天就能有可预期的收获；但是如果这一结果完全不可预测，投入巨大努力，最后一场龙卷风刮得一干二净，那还不如躺平呢。 网络图片 尽管在一些悲剧发生之后，人们议论纷纷说，本来可以如何如何，但面对一个超出自己日常认知范畴的变动，普通人是难以应对的。就算父母从小注重对孩子的挫折教育，那你也想不到会是这么严重的挫折。正如有朋友感叹的：“一眼望不到头的下坠，很难通过这种经验来解决。”因为这超出了你的经验。 本来，一个良好的社会就不应该苛求每个人都有超强的预见能力、受挫能力，谁还是超人不成？既然是风险社会，那么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去管控这些风险，让每个人即便遭遇什么不测也不至于一蹶不振，这才是正确的做法。事实上，保险、失业救济、破产法等等一系列现代机制，都是为了保障一个人在失败之后还能东山再起，而我们这儿则是这些机制不完善，却独责个体能扛起所有。 乍看起来，这倒是代价很低的方式：反正普通个体默默咽下了苦水，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然而，当长期信心被摧毁之后，社会原有的价值观也势必将遭受严重冲击。 想想就知道，“三十年卷王一无所有一身负债”这种事一旦发生，那么年轻人都会收到一个信号：这样卷下去还有必要吗？你之所以愿意卖命，是因为对回报有一个预期，但现在都发现这样的投入不一定能得到预期的结果，那还不如及时行乐。 至少在前四十年里，中国社会的繁荣，正是靠着无数人的长期信心，人们真心相信，只要努力学习、工作，将有源源不断的回报，为了那个闪闪发光的未来，中国人有着超强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现在，当这种预期被打破，将会发生什么？ 信心一旦被摧毁，是很难恢复的，现在谁还敢做三五年后的长期计划？尽管这种“捞一票就走”的炒短线行为之前也存在，但到现在更为明显，因为变数太多太不可控的情况下，长远计划是没有意义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更麻烦的是：这会带来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底下，连动物都会减少生育，你如何能指望理性的现代人在明知风险增大的时刻去多生孩子？还嫌自己压力不够大吗？ 当然，也会有人认命，或者根本不去想这些问题，活着就是了，然而，不要忘记，这种长期信心最容易受打击的，恰是社会最有活力的那一部分，这到头来会拖着整个社会减速。 尽管现在还难以看清，但我相信，有一些深层的变动已经在悄然萌生。明智的管理者不能简单地将之看作孤立的个案，而应该着手完善一套机制来确保个体不至于单独面对不可测的风险，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户“手中的饭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平江县许多在地里忙碌的人来说，这场洪水来得猝不及防。 “就10分钟，水就有半米到一米左右深了。”平江县安定镇安白坪村的果农小傅回忆家附近的黄金洞水库7月1日泄洪时的情形。在这场洪水中，新农人小傅“整整占地280亩的果园，全军覆没”。 7月1日下午，湖南省平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众志成城抗击特大洪水的通告》。《通告》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1日下午至7月3日，全县还将普降大雨，局部暴雨，预计过程累计雨量80毫米至120毫米。 一位土生土长的80后平江人告诉记者，他自小在洞庭湖畔长大。在他的印象中，除了洪水或洪水次生的泥石流外，洞庭湖区域鲜有天灾。气候条件适宜农作物生长，因此也被长辈们称为“鱼米之乡”。 在一场特大洪水侵袭后，这个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山区的粮食和农业生产大县内，多数田地都浸泡在水里，一片荒芜泥泞。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户“手中的饭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网络图片 “别救了，命要紧” 从6月20日起，平江县的雨淅淅沥沥下了近十天，但不算大。6月30日16时49分，平江县气象局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平江县东北15时至18时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并伴随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极高。 7月1日上午，平江县新城区康乐村家纺店店主潇潇发现，平江县城里的河流水位比以往要高，又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泄洪的通知。中午，她驱车前往地势较低的店铺，打算将货物往高处转移。12时左右，她到了店铺，路面已有积水，但车辆通行没有受阻。 本以为自己将面对的仅仅是一场小内涝，但涨水的速度超乎她的想象。15时，店铺里的水位已经到达她的胸口，她估计水深达1.5米。为了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她和几个姐妹手牵着手、缓慢地挪动着走出店铺并拍摄视频，将康乐村受灾的情况发到网上。 她所在的康乐村，除了几个地势较高的小区外，几乎全部受灾。平江县城内的老街受灾更为严重，水几乎漫到了店铺的门头。 灾后，浯口镇兴教街居民正在清淤打扫。郑子愚/摄 7月1日下午，位于白坪村上游的黄金洞水库开始泄洪，上游的水来得很猛，小傅家的果园就在泄洪区下游，当时父亲还在村里看守果园，小傅住在县城。 泄洪的消息，当地提前发布了公告。但即便如此，小傅一家依然束手无策。毕竟果树无法移动，果园内的排水系统最终通向附近河道，若河道水位过高，排水系统就是失灵的。 相比果园，小傅更担心父亲的情况，洪水导致停水停电，信号全无，他多次给父亲打电话，均未打通。 而此刻，父亲正在村里积极抢救。第一步是疏散果园的果农，有的果农还想在离开之前，顺手救一点辛辛苦苦种植的果子。“别救了，命要紧”，小傅父亲对果农们喊道。 果园损失惨重。受访者供图 父亲将5到6名果农疏散至安全处后，水已到他的大腿根部，父亲还想着去救回一点儿物资，最终失败，就连果园的营业执照和账本都被洪水重走。 不到半个小时，果园被全部淹没。 小傅家这片曾经茂密的果园种植着桑葚、蓝莓、葡萄、柑橘、生梨等经济作物。果园由小傅四十多岁的父亲来打理，大学毕业后，学医的小傅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创业，成为一名“新农人”，父亲负责带领果农种植，小傅负责营销推广。果园的经营蒸蒸日上，但现在却都成了泡影。 那晚，小傅的父亲整夜无眠。平时在村里，他住在一个十分简陋的被泡沫夹层包裹住的集装箱内，当时集装箱也被冲得不知踪影。他将车停在距离果园最近的安全区域，每30分钟观察一次果园的情况，看着辛苦种植两年多的果树浸泡在浑浊的洪水中，心里很不是滋味。 距离小傅家近三十公里外的童市镇是平江县重要的“油茶之乡”，童市镇内10余万亩的油茶林，是镇里石洞村及周边的几个村庄的重要经济来源，村民们以种植、加工烟茶，生产茶叶和茶油为生。 和小傅父亲一样，洪水来袭时，纠结于去与留的还有石洞村的茶农小李。 小李平时住在山上，村里有一片他的茶园。暴雨后，山体滑坡阻断了下山的路，过去的两天里，他因为接收不到通讯信号，和外界失联了两天。 小李依稀记得，在水位最高的时候，他曾尝试过往山下走，可走到一半，路就浸没在水里，无路可走了，远处高高架起的公路桥依然变成“跨江大桥”。路基两边，洪水携带着泥沙不断上涨，目光所及的田地都成了湖泊，只有田间地头的防风树能从水中露头，勾勒出原本田块的轮廓。山路被切断，信号也完全中断，小李只能原路返回山上的住处，被洪水隔成孤岛。 通往山下的道路被中断。受访者供图 “原以为是一场雨，没想到是一场灾”，小李感叹。相隔3公里外的芭蕉村受灾更为严重，小李表示，有十几户村民的房屋完全被山体滑坡掩埋，目前仍然处于失联状态。 打通最后一个孤岛 7月2日凌晨1时半，11名来自河南伊川的神鹰救援队队员连夜赶到平江县城。出发前，他们与平江县应急管理局取得联系，得到的回复是“本地很需要救援人员”。 队长梁绪伟回忆，刚到现场时，雨下得特别大，基本上城区里房屋的一楼都被淹了，“有好多人都困在家里没出来”。刚开始救援时，救援队的主要转移对象是老人和孩子，“光转移出的重病老人就有6位”。水漫上了二楼，救援队不得不从窗户口、阳台上把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一个个背下来。 神鹰救援队正在转移灾民。受访者供图 7月2日中午，神鹰救援队接到一位病人家属的求助：家中80多岁的老人在平江县眼科医院住院，急需一种肾病特效药。 但此时，县城内有这款药的药房都被洪水淹了，药浸泡了洪水，等于作废，只能由家属从武汉把药寄到县里，再委托救援队驾驶冲锋舟送到医院。当冲锋舟到达眼科医院的门口时，梁绪伟才发现，医院的电动伸缩门由于被洪水没了一大半而无法打开。万分急迫下，队员梁朔博穿上救生衣游进医院送了药。 救援队队员游进平江县眼科医院送药。受访者供图 被洪水围困而面临断药危机的，还有另两位被困在家中的高龄老人，他们急需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和生活物资。腿脚不便的她们，只能留在3楼家中，等待着神鹰救援队的到来。 前往孤老家的路是有些危险的。梁绪伟发现，洪水里漂浮着各种杂物，阻碍冲锋舟的行驶，电线肆意地耷拉或浸泡在洪水里，随时会带来触电的风险，它们把通往孤老家阳台窗户的路层层包围。队员们只好用刀把悬挂的电线切断，冲锋舟沿着房屋小心地把物资从阳台送进去。 救援队队员给受困老人送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和生活物资。受访者供图 与河南神鹰救援队几乎同时抵达的，还有来自湖南慈利的雪狼救援队，这是一支民间自发组织的水上救援队。抵达平江县城后，雪狼救援队立即前往县城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西街。半夜开始救援，直至18时才结束第一批群众转移，这支队伍整整工作了18个小时。秘书长刘瑞明在出发前“心心念念”想尝一口平江的特产麻辣香干，也没有机会吃上。在他发布的视频下，平江人纷纷表示想要邮寄上自己的“心意”给他们的救灾英雄解解馋。 居民家就在汨罗江支流一侧，洪水涨起，冲垮了一楼房子。郑子愚/摄 相比排水系统相对完善、交通较为便捷的县城城区，处于深山之中的农村地区救援情况更为紧迫。童市镇芭蕉村发生山体滑坡形成堰塞湖，房屋倒塌、农田被淹；三阳乡平塬村，天岳街道金窝村及大西村道路中断，洪水漫溢，大量村民被困家中等待救援；三阳乡金塘村，公路桥被冲毁，电力设施受损…… 7月2日20时左右，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接到抵进浯口镇浯口村三丘田的任务。工作人员告诉王刚，三丘田是平江县最后一个“孤岛”。 三丘田是平江县浯口镇浯口村下的自然村，位于汨罗江边。村民日常要到镇上购买物资，进出靠村道、过江便道。灾害发生后，三丘田一直没有任何信息传出——通信断了。王刚听说，里面有100多户，以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 进入三丘田的难度很大。当地政府曾组织力量，试图通过60匹马力的冲锋舟，横渡汨罗江抵达三丘田。可由于已到晚间，江面漆黑一片，再加上江面水流湍急，不具备冲锋舟渡江条件。即使渡江成功，也难把物资补给送入村庄。多批突击力量试图冲进三丘田，都因水流湍急、路况恶劣等原因失败。 王刚和队员们查看卫星地图，找到一条需绕行20多公里的小道接近村子。虽然半道上还是有不明深度的积水，但可以借助水陆两栖车和皮卡车脱困。 到离村庄约2公里左右的地方，道路被倒下的树木阻断，王刚和队员们以步行的方式前往三丘田。当晚23时左右，王刚团队到达村子。 最后一个“孤岛”三丘田和外界取得了联系。 前往三丘田的道路。受访者供图 王刚介绍，当时村里断水断电，村里还有被倒塌树木砸伤的村民。进出村里的山路崎岖，不能将村民一次性全部转移，任务小组以肩扛手提的方式给村里送了50箱面包和饮用水。 此时，王刚的任务列表里还有一项。位于镇上的指挥部提示，有一位母亲正在等待居住在三丘田的两个孩子的信息。王刚向前来领取物资的村民们打听两个孩子的下落，有村民将孩子领到了王刚跟前。“他们是一对兄妹，跟着奶奶住在村里。奶奶身体不太好，也不愿意离开村子。我留了一些物资给他们的奶奶，就把孩子带出来。”王刚说。 当队员抱起4岁妹妹的时候，她有些害怕，鞋子也掉了。7岁的哥哥显得很勇敢，他捡起了妹妹的鞋子，跟着队员离开村子。撤离时已是3日凌晨，驾驶位上的王刚再回头时，兄妹两人早已沉沉睡去。 网络图片 截至7月3日8时，湖南岳阳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发布《水情快报》显示，汨罗江干流平江水站水位降至69.73米，低于退出警戒水位（70.50米），本次超警时长为72小时15分。目前，水位还在持续平稳回落中。 此时，神鹰救援队的重点也从救援与转移被困人员变成了街道清淤，主要负责平江县城汉昌街道洪家塅社区的排涝清淤工作。洪家塅社区是湖南省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人数最多的项目，共有7500多人，1900多户。 梁队长表示，目前城区的水都已经退下去了，还有个别比较低洼的地方，比如地下车库等还有积水，救援队、消防队伍正在加紧排涝中。“目前断水断电，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抽水泵太小，抽水速度太慢，今晚不休息，争取明天早上把水抽完，让小区居民早日恢复到正常生活”，梁绪伟干劲十足。 神鹰救援队连夜为地下车库排涝。受访者供图 泡在泥地里的“心血” 7月2日，从村里通往县城的桥上的水退去一点后，小傅父亲决定开车到县城找儿子。公路上满是泥泞，10公里的路，开了近半个小时。看见满脸疲惫的父亲，小傅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十岁。 当天下午，小傅和父亲重返果园，收获的季节，果园应该是五彩斑斓的，如今望去只有土黄色，果树东倒西歪，大棚也被吹毁，空气中潮湿的味道闻着有些窒息。 “满目疮痍”，小傅叹了口气。 果园大棚被吹毁。受访者供图 这是小傅和父亲接手果园后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灾难，此前果园也发生过旱灾和冻灾，损失在能承受的范围内。但这次小傅口中平江县“70年难遇”的水灾，让这个果园显得更加命运多舛。 7月3日下午，石洞村水位下降，通过县城的主要线路已被打通，小李才得以下山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他一直开车到镇上手机才恢复了信号，但电路依然在抢修中。小李表示，电路受损给村民们的茶叶粗加工造成了很大困难。 3月至6月正是烟茶收获的季节，这场洪灾给小李造成了近2万元左右的直接损失，还不包括被冲垮的三间房屋的修缮费用。 小李被冲垮的房屋。受访者供图 同日，在家纺店收拾残局的潇潇又开了一整天的直播，回答评论区中大家关心的问题。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你怎么还在笑，心态这么好”？潇潇笑着答道：“淹都淹了，之后还要重建，亏了的钱都还要挣回来。不笑怎么办，难道哭吗？” 潇潇的店铺和货物全部被淹，直接损失超过百万元，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补偿的消息，她被淹的店铺和车辆都没有购买保险。 记者于4日上午抵达平江县浯口镇兴教街。道路仍是瘫痪状态，街道上满是淤泥，还夹杂着大量日用品。居民们正在清淤。居民们告诉记者，此次涨水持续约24小时。洪水于2日下午渐渐退去，当晚7点左右才能看到路。 兴教街居民手的位置是2017年时的涨水位置。这一次涨水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想，家里一楼几乎全部淹了。郑子愚/摄 小傅的社交账号下面，有不少老顾客留言：“今年还没吃上你家的葡萄呢”。 往年7月，正是小傅果园内蓝莓上市的黄金时期，在约50亩的种植区内，一颗颗成熟饱满的蓝莓挂在树上，大约有一万斤…… “这次真的是无能为力了，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小傅回复。这两天，他一直在盘算一笔账，即便前前后后投入200万元，也不可能将果园恢复如初。200万元，相当于果园4到5年的营收。 “葡萄还有20天就要上市了，现在全都淹没了，一颗都就救不回来”，小傅表示，除了水果以外，房屋、沟渠、围网、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加上水果本身的价值，看得见的损失要近300万（元）”。 但更让小傅担心的，是那些“看不见的损失”。种植物在水里浸泡了近24小时，势必会影响来年的挂果，对日后种植的果子质量产生影响。“果树都病恹恹的，有发病的可能性”。 父亲还想着补救，找了认识的农业专家询问，“这葡萄还能不能救了？”专家表示，补救意义不大，泡水时间太久了。 洪水退去后，外面包裹了一层厚厚的泥沙。“都没用了，泡了水有病毒，无法售卖”，小傅心里很清楚。 如今，小傅和父亲正在对果园进行清淤和消毒的工作，并计算果园的实际损失，上报给镇政府，但果园的未来何去何从？他没有答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原点original
2024年3月28日，这本该是碧桂园往年出财报的日子，但那天，年报没见着，却见着两辆大巴车缓缓驶入了顺德的碧桂园总部。 车里坐满了人，这些来自碧桂园前员工，衣服上都用白纸黑字写了五个大字： 还我血汗钱。 三天后，当时股价为0.485港元/股的碧桂园，因为年报没出，遭遇停牌，但此后，讨薪的大巴车就如当今湖北的雨，连绵不绝，未见止意。 虽然自2023年8月7日未能支付两笔美元债利息开始，碧桂园就已经正式陷入违约风波，但人们不以为然。 毕竟，这可是宇宙第一房企，上一年还高居销售榜榜首。 此后的碧桂园，不是在违约，就是在违约的路上，但是有些人依旧对杨主席抱有期待，还在为碧桂园的房子与股票源源不断的买单。 没办法，中国房地产这两年，都是一个鸟状态： 秘不发丧。 从上到下，从地方到房企，都是一样。 碧桂园也不能免俗，无论是美元债违约，还是国内的债务寻求展期，又或者遭遇债权人申请清盘，即便是停牌了，碧桂园都是一套说辞。 经典的“是谣言”，经典的雷打不动的“辟谣语录”： 当前，我司只是销售同期下降30%，经营一切正常。我司流动资金充裕，可以覆盖短期债务。我司顾问团队正在积极评估集团的长期财务状况。我司不存在违约，只是需要与债权人协商展期支付。我司没有准备暴雷后跑路。给香港公益基金会捐款60亿，是为了支持国家的大湾区开发战略，我司没有躺平，正在积极进行债务重组。 如此辟谣，一直辟到了六月底，一个突发的通告，直接在碧谣的头上打了一记闷棍—— 汇添富基金对旗下基金持有者碧桂园，按照0港元股价进行估值。 汇添富，是中国综合性资产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 而对一个制霸中国地产销售榜长达七年时间的房企，直接估值为零，这放在历史上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相当炸裂。 毕竟，当时恒大正式暴雷以后，华安基金对其的估值，都还剩了： 0.01港币。 0与0.01，虽然单论钱财数量，不用四舍五入都可以两相当作无，但要放在股市上，两者的本质却是天差地别。 0.01港币，意味着如果世间还有魔法，那么尚有见证奇迹的时刻。 但0元估值，就是基金公司经过缜密评估，认为该股票必然会退市。 众所周知，股票退市，下一步大概率就是终止上市、破产清算，所以基金公司提前预警，通过下调股票的估值，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碧桂园当然给予回复，公告还是熟悉的“辟谣”味道，大概意思就是： 基金公司将我司估值调整为0元，是为了避免股价下跌，让投资人遭受损失，我司已经接获联交所发出的复牌指引，正走在复牌的路上。 想结婚得先有对象，想复牌首先就得有财报。 问题是，碧桂园2023上半年总负债就已经高达1.36万亿，彼时的碧桂园半年还有1127亿的销量，排行榜依然稳居行业前八。 到了2024年的上半年，碧桂园的负债已经朝着2字头闷头狂奔，但，半年销量只剩下216.5亿元。 平均每个月，卖了36亿。 虽然这一年，碧桂园也跟当年的恒大一样，疯狂裁员。 但保守估计还有五六万员工，人均年薪按15万算，每个月区区36亿的销售额，去掉收税、成本、开支后的结果： 就是讨薪大巴源源不断的开往碧桂园顺德总部了。 债务这玩意，从来就不以秘不发丧的意志为转移，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越积越多。 万科的负债比碧桂园少，但依然需要每个月300亿的销售额，才能勉勉强强覆盖短期债务。 而按照目前的趋势，碧桂园全年的销售额都未必能过300亿。 这样的年报，还能发吗？ 《庆余年》里太子与长公主的奸情没被告发之前，还能在太子的位置上逍遥数年，一旦告发，他的死期就到了。 碧桂园的年报也差不多，不发每个月还能卖36亿，发了的话兴许就连最后一个铜板都没有了。 这样的碧桂园，信他能复牌，还不如信秦始皇打钱。 老实讲，狗哥素来没有在风雨飘摇的头上雪上加霜的习惯，也不打算再写任何房地产相关的文章。 但是最近的安徽、江苏、湖北、贵州、四川等地出台“鼓励放弃、退出农村宅基地”的政策，让狗哥破防了。 更觉悲哀的是： 这些地方，鼓励农民朋友放弃宅基地，进城买房子，就奖励5万块钱。 你说要从最庞大、最没有依仗、最后的蓄水池的农民群体下手就算了。 可就给五万块啊，起初狗哥横竖睡不着，怎么想都想不明白这五万块钱能干什么，后来将新闻连起来仔细一瞧，上面歪歪斜斜、密密麻麻写着： 首付7.5%。 别说好事轮不到农民群体，就算退出宅基地真的是好事，真能拿到钱，那也得找关系才能退，才能拿钱。 现在就是这样，诸多问题不解决，譬如农村养老难、看病贵的问题，年轻人就业难、中年人被裁员的问题，统统无视—— 甚至，连遍地烂尾楼的房地产本身的问题不解决，就一心想要去解决不买房的人。 就拿碧桂园来举例。 如果自2014年算起，碧桂园的总销售额已经高达43079亿元。 十年搞了四万亿，这是何等卧槽的一笔天文数字啊。 但现在呢： 不仅一毛钱都没能剩下，留下了近2万亿的债务与上百万套到期未交房的烂尾楼，还正大光明的扯起了保交楼的大旗，进行各种骚操作。 譬如分红与套现。 譬如捐款60亿给不能被清算的国强公益基金会。 譬如碧桂园旗下的创投公司，2023年，在多次几亿债务还不上，寻求展期的暴雷状态下，依旧参与投资了7家公司。 甚至，今年连部分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碧桂园还出手了一次，参与了人工智能公司汤恩智能科技的投资。 中国大部分民营房企，房地产暴利时代卖出了几万亿，但走着走着，都不约而同的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房是不交的，债是不还的，赚钱是家族的、资产是境外的、风险是社会的、苦难是全民的。 然后，抱着“保交楼”这块最大形式主义的免死金牌，就这样不管不顾，一直拖着。 即便如此，我们搞惯了土地财政的各地大佬们，还在疯魔似的一个劲围着一堆钢筋、水泥打转，还在使尽浑身解数： 企图让没买房的穷人，在这个挣钱越来越难的年代，以至少十倍，甚至更高的杠杆上车。 高铁上，狗哥想着这些“涸泽而渔、杀鸡取卵、断子绝孙”的所谓救市政策，透过灰暗的玻璃看向远方，看着那一丛又一丛阴暗而方正的高楼不时变换。 女儿问他，看见了什么。 狗哥说，我在皇帝的新装里，看见了无数人的墓碑。 文章来源：三十六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