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在日本都没有市场；但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是无神论者，他们信神，家里设有神龛，他们信奉神道和佛教。 战后日本宪法明文规定不可限制宗教，也不可确立国教，基本和美国一样，推崇宗教自由。那为什么在可以自由传道的日本，世界三大宗教就是发展不起来？主要可能有三个原因： 三大原因 日本人不信三大宗教 一是三大宗教都是“一神论”，他们相信的神是唯一的，这就自然导致排斥其它宗教、其它的神。我上篇专栏曾简略提到，一神论的排他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其它宗教的斗争性，和日本传统文化相抵触。日本文化强调“和为贵”，日本是“大和民族”。 据统计，信神道和佛教的日本人有二亿多，而日本人口才一亿多，说明很多日本人同时信两种或更多的宗教。日本人信很多神，自然就不喜欢具强烈排他性的“一神论”。而日本的神道则是崇拜无数的神，天、地、大自然等等，几万几十万的神。神不是用来奖励和惩罚人的，而是能促人达到内心平静、和谐的某种崇高的东西。 二是日本文化支柱是“常识常理”，这自然导致他们对三大宗教的那些奇迹、显灵等缺乏兴趣。水可变酒、人死后三天复活、圣战烈士可在天堂享用72个处女，这对信奉常识常理的日本人来说难以接受；尤其基督教的原罪说。 有学者比较说，基督教是罪感文化，日本人是耻感文化。基督教认为人生下来就是罪人，因远祖偷吃禁果，所有后代都有了原罪，怎么努力修炼也无法去掉原罪。这种教义在日本这个根基在现实常理的文化上讲不通，日本人看重的是伦理道德的羞耻问题，这与出生和远祖都没关系，而是本次人生的现世问题，人有了羞耻心，才会有道德感。日本人的思路想法是世俗性的，遵循常识逻辑，自然就难以接受原罪说等。 三是西方基督教堂时常可见的大喊大叫、引亢高歌的传道方式日本人受不了；伊斯兰的群体跪地唱腔祷告同样难以接受。日本的神社或寺庙，都是安静的。日本文化强调宁静悠远、沉思静默，他们在神社都是静静地自我沉思、默祷。大声传道他们很难接受，更不可想象一大群信徒连蹦带跳、又唱又喊，牧师大汗淋漓地呼召布道，日本人想到这种场面都会恐惧。别说那些被日本学者称之为“创唱宗教”式的布道，连西方视为文化瑰宝的莎士比亚戏剧，在日本都难有市场，因为那种激烈情感的表达，和日本文化的哀怨悲寂调子不合拍。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日本没有市场，跟他们的传统文化冲突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上帝被粘在日本文化的蜘蛛网上 所以，不管多少传教士到日本传道，基督教都没在日本兴盛起来，更别提伊斯兰教了。三大宗教到了日本就“水土不服”，难以生存。对这一点，日本知名基督教作家远藤周作深有感受，他曾形象地说，西方的上帝到了日本，就像一只蝴蝶被粘在日本文化的蜘蛛网上，最后变成标本。意思是枯萎在那里，无法存活。如果说能够幸存，也只有被改造成日本的本土货。远藤周作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强调自己是日本基督徒，他的信仰也日本化了，这在他的代表作小说《沉默》中有形象的阐述：为了救人，基督徒主人公宁可踩踏圣像（耶稣像）。这很日本：实用是第一位的，而不是信条。 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拿来主义，把外国各种好的拿来。三次重大文化变革，都是学外部。当年学中国盛唐，明治维新学西方，二战后学美式民主。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冈田英弘等都多次强调日本是杂交文化，凡是自认好的东西，就拿过来学习。一位英国驻日本记者写了一本书，说欧洲人像有壳的鸡蛋，具有自我边际的个体，而日本人相反，广纳百川，像没壳的鸡蛋，粘稠一片，没有硬质边缘，难以描述。 其实，上述这两种说法都没抓到日本文化的精髓，它表面是杂交，像是“无壳鸡蛋”，但其实一直有自己主体性，从没失去过。任何外来文化，包括主导西方的宗教，到了日本，都会被她的主体性文化去芜存真地潜在筛选。它的“杂交”不是对等的，更不是面目皆非到像“没壳的鸡蛋”，而是菱角分明，这个棱角就是历史以来支撑日本文化的四字柱子：“常识常理”。 所以一神论的三大宗教，因与日本文化的主体“常识常理”相抵触，就没法在日本扎根成长。佛教不张狂、追求自我内心修炼，跟日本文化和神道不抵触，就可以在日本存活。而且日本政府声明，神道不是宗教，它是日本的文化传统，是一些道德训诫，结果熏陶出日本人独特的宗教情怀，追求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境界。 日本是世界宗教大国 如前所述，日本人崇拜的神成千上万，有资料说是几十万。其实，说数字已没有意义，因为日本人崇拜太多内容，都可谓神道的一部分。例如茶道，剑道、画道、花道……，几乎什么领域都有“道”，他们对“道”的规矩、规范，礼仪等等，到处都有宗教般的认真。也可以说，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日本人也可能是最有宗教情怀的族群，因为他们把宗教情怀带到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带到了很多细节当中。 以茶道为例，绝不是捧起大碗茶一饮而尽、水洒胸襟，而是有“四规”：和、敬、清、寂。“和”指人与大自然的调和；“敬”指主客间的互敬；“清”指心无杂念，淳朴清净，禅之意境；“寂”指无始无终的宁静感觉。维基百科把茶道译成tea ceremony，就是喝茶的仪式，而宗教活动就很讲究仪式。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曾解释说，“茶道是一种审美的宗教”，“把禅从寺院伽蓝中解放出来，回到自家的露地草庵。” 不仅茶道，日本的建筑、庭园、书画、陶瓷器、竹器、漆器、花道、香道、烹饪、礼仪等等，都有一种宗教感，可以说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宗教情怀。甚至礼物包装的精致典雅，商场出售的普通盒饭等，也都很讲究装饰和美感；一个雕花，一片绿叶，到处都可看出匠心，溢出一种宗教感。所以有学者惊叹：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宗教化”了。 宗教，不再是短时间内的在教堂听道，而是从教堂、寺庙、清真寺里解放出来，回到千家万户，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当每个人都强调和谐、友善、谦恭、自省、自律，尤其为他人着想，注重别人感受等，这种宗教，才可谓是最实用的宗教。它不再是教义，更不是教条，而是和谐生活的滋润剂。这起码在日本的社会文明层面上体现的很明显，也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才是世界宗教大国！
“终于等到后续了。” 7月2日，新京报发布报道，揭露了国内罐车的运输乱象。很多运载煤制油的货运罐车卸货后，未经清洗就继续装运食用油。 然而，在事件发酵一周后，这些被污染的“问题油”流向了哪里，被谁食用了，依然都是问号。 UP主@高剑犁 根据新京报记者，跟踪罐车的蛛丝马迹，挖掘出了这辆油罐车的车牌号 —— 冀E5476W。 网络图片 他通过查询货车行车轨迹的软件，对照报道，还原了罐车将煤油卸货后，“顺路”装载食用油的全过程。 为了搞清这辆车都往哪里送过问题油，他逐一排查了这辆油罐车半年的行车轨迹，挖掘出这辆车的行车路线，和卸载、装货地点。他意外发现，这辆油罐车后续除了运送煤油、食用油之外，还运输过几次动物饲料。 许多网友被@高剑犁 柯南般的侦查能力折服，他发布视频12个小时后就达到了100万播放量，甚至午夜12点还有5000+在线观看。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哔哩哔哩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RCCC）成立于1988年，隶属于北京大学。在百度百科的介绍页面里，把北大国研中心定位为：机构性质是中立的、非赢利性的的学术研究机构，奉行科学性第一的宗旨。 网络图片 这间机构近二十年来，与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怀特（Martin K. Whyte)的研究团队合作，持续开展中国社会如何评价不平等现象的实证研究。怀特教授在退休前（2015年退休），2004～2014与国研中心一起进行了三轮社会调查；最新的一轮则是在去年（2023年）进行。 纵向对比的调查结果，揭示了中国社会在悄悄发生的一些变化，耐人寻味，也值得引起重视。 网络图片 在前三轮（2004～2014）调查中，中国受访者在回答人们为什么会贫穷时，“缺乏能力”和“缺乏努力”均位于前三位，明显是倾向于内归因。这可以理解成2004～2014年，社会对于贫穷的看法起倾向于归咎于个人因素，能力不够或者努力不够。相对地，认为贫穷是因为“机会不平等”只排第六位（2004）；认为贫穷是因为“不公平的经济体制”只排第八位及以下。 但是，在去年最新一轮的调查结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认为贫穷是因为“机会不平等”的上升至第一位；认为贫穷是因为“不公平的经济体制”的上升到第3位。相对地，认为“缺乏能力”的下降到第六位；认为“缺乏努力”的下降到第五位。 网络图片 这组数据的细微变化意味着什么？ 首先，它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更多的人会选择“躺平”。当人们普遍认为影响贫穷是因为自己可掌控的因素（能力、努力），这在心理学里被称为“内控型”，那么人们就会致力于积极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当人们不再认为能力和努力是影响自己贫穷的主导因素，那么人们就不会那么积极地提高能力，付出努力。 同时，认为影响或者导致贫穷的主导因素是“机会不平等”或“不公平的经济机制”，而这二者是自己不可能掌控的还因素，这就被称为“外控型”。外控型的典型行为不是通过提高能力、付出更多努力来改变贫穷的处境，而是倾向于抱怨、愤怒，表达不满。 从现象上看，现时代相比于十年前、五年前，选择“躺平”的人越来越多。 与人们为什么贫穷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为什么富有。调查的数据结果纵向比较也耐人寻味。 网络图片 2004年，这个问题排在前四位的因素分别是：能力和天赋、受过高等教育、人脉关系、辛勤工作。其中，2004、2009、2014前三轮调查，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能力和天赋“是致富的最主导因素。2009、2014年的两轮调查，”辛勤工作“也被看作是致富的次主导因素。 2023年最近一轮的调查中，”人脉关系“上升为第一位，“富裕家庭中成长”上升到第二位。这反映了人们普遍认为致富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人脉和家境。权贵朋友或者家境富裕才是致富的主导影响因素。第二、三轮调查排在前两位的“能力和天赋”、“辛勤工作”分别掉落到第四、第五位。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致富影响因素是“受过高等教育”，四轮调查逐轮下降，2004年位居第二位，接下来的三轮分别三、六、七，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致富的主要影响因素。换句话说，读大学的性价比越来越低，对于提高社会经济地位，读大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网络图片 从数据来看，2004～2009是相对淳朴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能力和努力是摆脱贫穷的有效途径；而富有的人除了能力还需要点天赋，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以及辛勤工作。或者换句话说，那个时代的人对“不平等”没那么敏感，他们更相信事在人为，不那么怨天尤人。 2023年相比于第三轮调查又间隔了9年，中间横亘了三年疫情。再次启动的调查显示出，人心在发生悄悄的变化。相信事在人为的比例越来越少，人们反而更相信能力和努力以外的因素在影响乃至决定着贫穷或还是富有。机会的不平等，社会经济体制的不公平成为具有感知显著性的贫穷主导因素。 这样悄悄的人心变化会对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明，面对贫穷，不同的归因会影响人们采取不同的行动。内控型的归因，人们更可能付诸努力，积极地试图改变贫穷的处境；外控型的归因，人们除了抱怨，则很少付出努力去改变。 这样，社会经济就可能陷入不同的循环漩涡之中。当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努力，那么经济就更可能向好，个人摆脱贫穷的概率也就越大。反之，当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抱怨而不是努力，那么经济就难以向好，个人摆脱贫穷也就越渺茫。当然，这仅限于社会大体公平的前提下。 如果人们感知到的不公平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更多的人不仅会躺平，而且还可能陷入习得性无助。也就是说，当社会出现转机，个人努力能够奏效的时候，习得性无助的人们仍然会继续躺平。 静水潜流。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昨天讲水灾和混装油事件的文章，都被删了。 如果问我辛苦几个小时所写文字被删的心情，其实倒并没有愤怒，而是感觉荒诞。 因为我的文章主要是提问而不是给出答案，主要内容是关于“新闻的消失”。我全篇文章都没有建立什么观点，更没有试图还原灾难的真相——我也没那个能力。 我只是在不断质疑，为何近些年来，关于灾害的新闻日益稀缺，我们对各种灾难事故越来越难以了解其全貌？ 除此以外，我表达的还有“追问的消失”。 不仅新闻消失了，追问也消失了。我们的周围只剩下一片寂静，寂静到，你经常不知道这片土地在发生些什么，也没有人喊一声：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有一片白茫茫的寂静。 以前是新闻的退化和选择性报道，现在则是新闻的彻底消失与遁形。 之所以我说荒诞，是因为我的文章被删，恰好又吻合了文章的主题——追问新闻为何消失的声音，也跟着消失了。 这是一个“禁言循环”，如果我再继续追问：追问为何也消失了？这种对追问本身的禁言，难道又将持续？ 最终我们收获的，将是彻底的沉默。在这种情况下，提问本身便是错误，对提问的提问以及对提问的提问的提问也是错误。 所以这是一个针对提示词的禁言时代。 我们不能暴露任何会导致联想的词语；所以，这种禁言的根源是希望你停止思想——你为什么要思想？你只需要接纳被灌输的东西便可以了，你的任何思想都将是危险的，以及有可能触碰提示词的。 我哑然失笑：大家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一切以通稿为准”，这成了我们时代的常态。什么是通稿？它是既定的“调调”，而不是新闻本身；它所展现的，只是一种安抚式的交代。至于交代的内容，则是根据舆论的要求所预先设定好的，也是最有利于稳定的。 这种稳定来自于，你不需要了解真相——而这就已经完全背离了新闻的初心，因为新闻之所以诞生和存在，就是为了尽可能触及真相。 所以，他们最终需要的，是停止一切大脑的运作。 你只需要活着，按照他们规定的“通稿”活着。在那个通稿里，不存在灾难和危险，即便有一些事故，那也不过是庆功大会的引子；更不需要追问灾难的原因，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犯错，原因都是自然造成的。 所以你不能去想提示词，因为这些词会不断引导你的想象，从而抵达那个最终的问题：是不是有人在犯错？是不是，有人在试图掩盖这个错？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限制的升级——在以前，你只不过不能就公共事件私自给出答案，因为那会被定性为谣言。所以我针对公共事件很少去推测真相。 可是现在，就连提问也难以为继了。你只能选择缄默。 也许以后还会出个“提问通稿”，你只能就规定的话题进行规定的提问，这些提问都是“正能量”的。 比如说，针对中国经济你只能问将来会有多好，但不能问存在什么隐忧；针对公共事件你只能问，处理进展有哪些成功的原因，却不能问是否存在人为因素。 事实上，我昨天的文章标题，就只不过是在追问有没有人为因素。看来这种追问也是禁区。 所以，“提问通稿”事实上也已经存在了。 对于禁言这件事情，我们的想象力，可能还需要再提升一些。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倪刃
漫画“加菲猫”风靡全球，加菲最爱的食物千层面也成为美食代名词，无论晴雨，加菲总找得到吃千层面的理由。 加菲最爱的经典口味 漫画中，加菲猫的主人做著千层面，一边做、一边念：“一层面、一层肉酱、一层起司。”肉酱口味是加菲最爱的，虽然作法简单，制作却相当耗时。不过，为了爱猫，主人常常都要做，好让加菲时不时可以大快朵颐，抱著千层面看电视。 加菲猫（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意大利千层面历史悠久 千层面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宫廷食谱《烹饪书》也有千层面的记载：面片加上起司和香料。千层面流传演变成为国民美食，最常见的口味是波隆那地区的经典美食 ── 肉酱千层面，从南到北各地各有不同调味与配料。 意大利千层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肉酱千层面的美味元素 面片：层层叠叠的长方形面片，浸润在馅料中加热后，滑顺但不失面片口感。 面片（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肉酱：蕃茄肉酱与层层叠叠的千层面片，交错组合，构成千层面丰富的口感滋味。 肉酱（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奶油酱：结合肉酱与奶油酱是经典的道地风味，奶油酱会让肉酱的口感更丰富。 奶油酱（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起司：咸香起司与牵丝的披萨吐司，配合肉酱和面片，组合出绝佳的千层面口感。 起司 （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菠菜鲑鱼千层面 千层面是一种很适合和亲友一起做的料理，备料、切菜，然后一层一层叠上去，在这个过程，亲友可以边话家常。 食材： 不需预煮的千层面皮、鲑鱼300g、菠菜 200g、洋葱1/2个、大蒜 1瓣、披萨起司、白酱、青酱适量。 调料：黑胡椒、盐少量。 菠菜鲑鱼千层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作法： 1）洋葱切碎；菠菜汆烫后切小块；鲑鱼切小丁。用橄榄油炒变色后加调料。 2）准备烤皿，底部刷白酱，铺放面皮，再刷白酱，均匀放菠菜和鲑鱼和青酱，反复3次，最后覆盖起司。 3）烤箱预热至 200℃，用 180℃烤 30分钟，起司面呈金黄即可。 美味秘诀：不加起司，原味的千层面风味亦佳，可试试气炸锅制作，风味独特。 蔬食千层面 千层面的特色是覆热一样好吃，甚至风味更佳，是绝佳的常备菜。用大烤盘做多一点，冷冻保存解冻加热一样好吃。 食材： 不需预煮的千层面皮、披萨起司、白酱适量。 蔬菜材料：番茄、洋葱、红萝卜、青花菜、栉瓜、土豆、玉米等当季蔬菜。 调料：黑胡椒、盐适量、意大利综合香料少许。 蔬食千层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作法： 1）番茄去除汁液，所有蔬菜切小丁；用多一些橄榄油炒香洋葱和大蒜；续放其他蔬菜丁，翻炒均匀，加调料炒匀即可熄火。 2）烤皿底部刷橄榄油，面皮、白酱、蔬菜丁依序反复4次，最后覆盖起司。 3）烤箱预热至 200℃，用 180℃烤 30分钟，起司面呈金黄即可。 肉酱千层面 刚出炉的千层面香气扑鼻，千层面饱含酱汁风味，加上焗烤咸香的起司，食材很简单，却融合出丰富的口感滋味。 食材： 不需预煮的千层面皮、披萨起司、白酱适量。 番茄肉酱材料：番茄5个、番茄罐头1罐、洋葱1个、大蒜瓣、绞肉400g、月桂叶1片、黑胡椒少许、意大利综合香料1大匙。 肉酱千层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作法： 1）肉酱：洋葱切碎；用橄榄油炒香洋葱和大蒜；放绞肉，肉变色放番茄，翻炒均匀，加水煮滚，下其他食材，熬煮 1小时。 2）准备烤皿，底部刷油，面皮、白酱、肉酱依序反复4次，最后覆盖起司。 3）烤箱预热至 200℃，用 180℃烤 30分钟，起司面呈金黄即可。
“货车定位功能升级维护中，后台暂时无法使用及查询，请您理解！如页面有恢复您再使用。” 7月11日，发货帮客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查询货车轨迹的功能暂无法确定何时能恢复。 记者注意到从7月10日起，发货帮就紧急下架了货车轨迹查询功能。 在此之前该平台这一功能便利大量货主和老百姓查询货车定位信息，甚至有人追溯到“问题油罐车”半年内的轨迹。 最近公众对食品安全关注度甚高，有自媒体根据新京报披露的油罐车车牌号，在货运平台查询到了大量油罐车轨迹的开源数据，并从中梳理出多家涉事企业。 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查询货车轨迹的平台是发货帮，这是一家2021年6月才成立的新平台，聚焦以“科技物流+多式联运”模式服务企业供应链“大票零担”物流业务，以“数字物流资产交易”平台实现便捷撮合服务，以“数字物流” 融合供应链要素资源，构建以“双链+两化”为抓手的“产业元宇宙”生态圈。直白地说，这就是一个聚合货主和货车司机的平台，以撮合交易为主。 据悉，此前发货帮页面有货车轨迹查询功能，货主可以付费查询某一辆货车的行车轨迹和运单情况，最长追溯期可达半年。 由于“问题油罐车”事件发酵，7月9日该功能被大量访问，发货帮紧急限制查询需求，对数据源、数据用途以及授权做要求，7月10日干脆下架货车轨迹查询功能。至于恢复时间，该公司客服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货车的货运轨迹是否应该公开，有物流行业专家认为，数据本身是保密的，但是面向货主应该允许付费获取，毕竟货主有权了解货物行迹，随时掌握货物状态。而货主对货物及运载车辆的关注需求，实际上也给解决食品安全顾虑提供了一个思路。 从事物流行业近三十年的G7易流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翟学魂指出，以今天的IoT技术， 油罐车的使用路径全程均有数据记录，通过货车轨迹和运单情况，货主很快能清晰了解油罐车在运油脂之前运过什么，又是否有清洗过。从车辆到罐体确保清洗、装卸、途中的全过程安全可靠并非难事，货主和监管方均是能有效监管到，而且成本不高。如果采购油品的食品企业在油罐车到货签收环节做到认真检查，甚至对罐车是否清洗有数据上的跟踪，对每车油都做化学抽样分析，这些动作加一起，确保油品安全的成本每车最多花10块钱。 问题是，有些货主不愿意花这十元，有的没有好好核验油罐车。翟学魂指出，物流司机每天往返于不同的货主，通常货主或者公司提什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做，因为他们很清楚违反这些要求代价就是收不到运费甚至被罚款。 “有时候，少数不太守规矩的司机会试探一下货主的底线，比如，看看如果不去洗罐会不会也能顺利拿到验收单，如果迟到了会不会真的罚款，送包烟给门房能不能改一下磅单等等。”翟学魂表示，如果这些司机发现能得逞，不但会下次接着这么做，而且会告诉其他司机，这个货主其实没那么认真，在合同上写的那些书面规定其实无所谓。于是司机们口口相传，汇集在这家公司的司机，大都会如此做。那些按照书面要求来报价的司机出了高价，就得不到合同，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 显然，出现在新京报视频中未经清洗的油罐车，都是在工厂漫不经心的验收中顺利装货，顺利卸货，最终又顺利结账的。此举给这些工厂承运的司机的信号是，“其实这个货主并不真的有洗罐的要求。” 在翟学魂看来，要解决公众对食品安全的顾虑，需要从源头抓起，即要求货主对油品质量负责，要按照油品的装卸检查和验收规范做事。监管部门则应该要求经营食用油的企业，能够随时提供自己采购的每一车散装油的检验报告、检验流程和全程监控数据。“如此才能真正解决源头问题”。 中国物流学会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专家也指出，如果板子最终只是打在几个货车司机或物流公司身上，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只有让货主对油品负责，才是最终解决之道。因为运什么、怎么运是由货主决定，验收不合格货主不付费，司机如果不清洗罐车或者其他不合规行为导致油品受污染，自己完全得不到运费。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迫切地向台湾人民推销其统一大业：包括“九二共识”等于统一；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政协模式”实现统一；不承诺不武力统一台湾等等方针政策。讲话中，又承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民生福祉会更好，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这种没有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宣告，无非是甜言蜜语，软硬兼施，威迫利诱，设计另一次骗局，引诱台湾人民上当受骗。笔者看了，不禁毛骨悚然，恶心难耐，再次想起中共一次又一次的骗局。 以下是两次严重骗案的回顾： 49年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一场大骗局 作家笑蜀于1999年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于2013年再版。本书收录中共自1941年至1946年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党史通讯》等内容反独裁，要民主的社论、评论、声明、文件和讲话共157篇文章。例如： 《新华日报》1946年3 月30 日社论的标题：“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解放日报》1941年10 月28 日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制，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必包揽于一党之手”。 1944年3 月12 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的演说，他说：“我们认为，欲施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 1944年6 月12 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说： 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 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 中共要的民主就是美国林肯总统定义的民主（民有、民治、民享），要的自由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书内文章的原作者均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章汉夫、夏衍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为了达至推翻国民政府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不惜向全中国人民许下建立一个西方式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的承诺，引诱中国人民上当受骗。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确相信中共的宣传，前赴后继地投奔延安，以为这是中共的庄严承诺。 实情是，毛泽东在1945年4 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的而且确提出要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又具体建议先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经过选举，召开国民大会，然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可是，到1949年他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己经荒腔走板变了调，除提出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要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更主张建立由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论联合政府》的论述己经被他改变得面目全非，更明显地推翻先前的所谓承诺。 但是，虽然如此，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还是按计划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包括各党派、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选出代表国家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因为政协会议的召开，让毛泽东在10 月1日宣布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有了合法性。 共同纲领带有临时宪法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明确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在联合政府内，非中共人士张澜、李济深、宋庆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占六位副主席的一半；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占半数；在政务院中，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担任了副总理，政务委员及部长以上职务，真有联合政府的格局。这样似模似样的政协会议，联合政府，的确令当时的中国人更加误信中共建立西方式民主国家的诚意，忘记了中共自成立伊始便宣称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海外的、香港的有理想的人都信以为真，纷纷投向北京。 然后，当1953年毛泽东提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时，事情就慢慢地起了变化。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9 月发表〈改造资本主义必经之路〉的讲话后，便开始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包括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令大型私营工业企业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变成公私合营企业，实质是对私人商业的吞并。 到1954 年9 月，随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前提后，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共产党人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的目的。至此，国家政权的联合政府色彩已经消失，政治协商会议变成咨询机构，原来这一切只不过是统战策略。 事情的恶化并未停止，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决定全党开展整风运动。4月，毛泽东发出〈关于整风运动指示〉向民主派人士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号召党外人士鸣放，帮助中共整风。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许多知识分子又再信以为真，有些人还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纷纷提出批评意见。于是，毛泽东再次违背承诺，整风运动急转为反右运动，这就是毛泽东臭名昭著的反右阳谋运动了。全国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反右给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协商制度一个彻底的重创，使民主党派彻底成为摆设的花瓶。至此，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的共和国制度建设，完全被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所取代。这个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犠牲生命的阴险骗局，中共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便宣布完成了。 97香港回归是更加阴毒的骗局 当初，中共为安定民心，平稳过渡，于1984年12 月与英国政府签定“中英联合声明”，并根据“声明”第三段第十二条订定“香港基本法”，向全世界人民承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治港方针。香港人看在眼里，有这样庄严的声明，又有这样白纸黑字的承诺，很难不相信中共的诚意。于是，民主派人士提倡“民主回归”，相信中共会遵守诺言，给予香港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例如三权分立，区议会、立法会及行政长官的真普选。 笔者当时以为时代己经进化到科技电脑时代，中共无论如何不可能回到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翻云覆雨时代了，便与香港人一样相信中共的承诺而认同民主回归。可是我错了，当我发觉中共并没有在回归后把地下党公开的计划，而是实施以地下党运作形式接管香港时，便断定这是预先设计了的阴谋，所谓一国两制实在是一场骗局。我心情沉重，愤怒莫名。 以下是摘自拙著《我与香港地下党》的文字： 如果中共在港仍以地下形式运作，一国两制就是一场偷天换日的骗局，这就是所谓港人治港的真相。（1997年6 月） 决定地下党不公开，误导港人以为真的回归中国，而实质却是回归中共香港地下党的领导，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不是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谓一国两制只是一个骗局。（2003年8 月） 香港回归并没有还政于民，而是还政于党。中共利用香港地下党偷龙转鳯地接收了香港政府，实在是违反了基本法的原则。（2004年4 月） 由于地下党的继续存在，香港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那只不过是一场大骗局，我们再受骗了。（2007年6 月） 中共为甚么不把地下党公开？共产党早有深谋远虑的计划，知道在基本法的规范下，他们无法公开统治香港，只有留著地下党，潜伏于香港的各个角落，才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慢慢抢夺香港的控制权，地下党的历史任务还未完成。由开初到现在，共产党从未打算过真的让香港实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只要地下党仍在鬼鬼崇崇地活动，香港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又是另一场大骗局。（2009年） 回归之初，中共为了实现夺取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部署了一场又一场的舆论攻势：先是发动爱国论的讨论。提出“治港者必须爱国”；“普选不一定能选出爱国者，因而不能普选”；“非爱国者不能参选”等等说法，为阴谋推翻基本法作舆论准备。笔者在文章中反驳说：把“党”加“国”的爱国论强加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爱国主义的扭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管治班子的最高标准是价值、诚信、廉洁和才能，并不是甚么爱国论。 然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提出“权力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他又引述邓少平说：“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议会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由爱国论到权力论的舆论战，己经充份说明了中共计划违反基本法，夺取香港管治权，改造香港资本主义社会为它所用的决心。 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发表文章〈一国两制的条件下的香港管治力量〉。他坦白挑明，回归后香港管治力量己经变成了两支管治队伍，一支是香港特区建制队伍，另一支是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这样的言论暴露了中共管治香港的意图及途径，让港人窥见中共的狼子野心。 大概是舆论战己经打得差不多了，中共开始行动。中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12 月作出决定： 否决香港在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全体议员，同意于2017年香港特别行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当时的民主派人士群情汹涌，极度悲愤。笔者也无奈地认为，既然有了时间表，这仍然有希望，并且提醒香港市民，十年后中共绝对有可能再度推翻决定，十年后的这一次，无论如何必须让中共兑现承诺。我们应该化悲愤为力量，誓把这个2017年的承诺化为香港的现实。 可是，我又再次估计错误了。我后来发现梁振英开始蠢蠢欲动，不断自我宣传，便知道，原来中共要在2012年捧出一个隐瞒身份的地下党员出任下届行政长官，2017年普选时间表的承诺，只是吊着市民胃口的缓兵之计，我非常愤恨，我又上当受骗。 自梁振英当上特首之后，中共强横全面夺权的计划，势如破竹地展开。2014年6 月中国国务院就香港一国两制的落实发表白皮书，表明： 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 又于同年8 月31 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831决定是之后雨伞运动直接导火线。 最后，2017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及香港说：“要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与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这样，《中英联合声明》被消失，“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回归二十年后，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作出正式归结。 为甚么几代的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及西方人总是相信中共的承诺而上当受骗？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一）因为我们生活在实行信誉制度（Honour System based on trust）的地方，思想上习惯性地对契约、合约、条约的尊重，正如我们常用的信用卡或房贷一样。大家都本能地遵守所订定的条款，也相信别人也一样遵守。不会相信一个泱泱大国，一个一国之尊，一份国际性文件会出现违诺之事。如果有人毁约必需要有理据，也应付出代价。 二）很多人受与生俱来的爱国思想所影响，总是被一种强烈地希望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感情所牵制，盲目的爱国情怀掩盖了一切理智的思维。人们不知道爱国这种崇高的思想，不能用于现在这个中国上，因为中国现在的一切，包括山河、民众和制度，全部己被中国共产党所骑劫。山河已经变色，民众思想人格己经沦落，爱现在的中国等于爱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两者不能分割。所以现在的中国不能爱。 三）未能认识中共的本质和行为模式是最重要的原因，把中共的美丽的言语理解为庄严的承诺，是天大的误会。中国共产党哪里是对人民的甚么承诺，他们自己对过去和现在所许下过的美丽的言语，世人以为就是承诺的都不会认为是一种承诺，而只是一种策略。中共从来没有所谓“承诺”和“守诺”的概念，他们有的只是政策和策略。那些我们以为是他们承诺的美丽言语，是政策的产物。 因应时局的需要提出足以迷惑人心，发展势力的策略口号或权宜之计，其实是中共的传统，一脉相承遗传至今。因此，当他们把以前的美丽言语一笔钩销，随时灵活转换策略的时候，可以面不变色心不跳，那些党员不会有任何抱歉心，羞耻感，因为这只不过是策略的改变。 如果我们用道德观点去批评他违反诺言，喝令他们遵守道德规范兑现承诺，他们却无动于衷，认为自己只是执行政策没有承诺。你，无耻、无道、流氓、恶魔，我们就算骂他个狗血淋头，也是搔不到痒处，摸不到中共本质要害的误解。严格来说，中共并不是撒谎，也不是违诺，他们实在是一个为抢夺政权而建立，一个功利性不择手段的党，这就是它的本质。 辛子陵的文章：〈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与玩弄宪法〉引述毛泽东关于宪法的讲话： 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同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后，毛泽东却在中央一次会议上，作了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 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甚么程度，还是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份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这番讲话充份体现了毛泽东的流氓无赖本相，也揭示了中共有公开及内部两手操作的传统。公开有一套政策，党内另有一套政策。公开所讲的政策并不代表党内所定的政策，一切以党内的指示为准则。如果党内的说法与公开的说法相异，违反承诺时，党员并不以之为骗，以之为耻，而是革命的、政策的需要。毛泽东的讲话是示范如何蔑视宪法及一切法律的榜样。 朋友们，我们受中共欺骗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再也不能轻信了。 ※作者1939年出生于香港，基督徒，笔名牛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正为中国共产党香港地下党党员，同时担任学友社主席至1974年。在“六七暴动”中负责组织灰校学生斗委会及飞行集会式（即快闪）示威游行，发展地下团员和党员。1974年移民加拿大后脱党，并于1997年发表第一篇关于地下党的文章，成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各级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最重要的职权功能之一是立法。立法修法，尤其是宪法的修订，来不得半点马虎。 那么，习近平何以能如此顺利地流氓修宪，玩弄全国人大——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于股掌之间？说到底，这是中共党”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必然。让我们对此做些简要的回顾与分析： 中共完全控制的“橡皮图章” 1949年前中共党的绝大部分党员来自乡村贫苦农民、城市流氓无产者与产业工人和小知识分子。作为列宁主义类型的党，毛泽东与中共党深知，只有把列宁的“思想”——俄国人生涩难懂的抽象话语——转换成连中国底层民众都听得懂的话，才能成功地动员他们加入中共闹革命。于是诸如“打土豪、分田地”，“打江山、坐江山”之类的说法，就是中共最广为人知的鼓动口号。所谓“打江山”，就是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权力，用毛泽东的话说，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坐江山“，就是中共党掌控国家权力。毛泽东从带着队伍上井冈山起，就琢磨着夺取国家政权。 1931年中共在井冈山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既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前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就是井冈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模版；中共党的国家理论源头，就是列宁的“坚持党领导国家”的思想， 这成了中共党理所当然地高踞于国家之上的”政治正确“盾牌。经过28年的暴力杀戳，中共夺得国家政权，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从一开始就依附于中共党而存在，全国人大从来没有获得过宪法所阐明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媒体人黄钟先生曾经指出：1949——1959年是中共党形成党在法之上体制的关键十年。中共党在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司法、军队、外交、情报等机关建立中共党的组织体系，从立法、行政、司法到人事任免都由中共党掌控，中共党还明确了在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上，中央政府必须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的规定。这样，全国人大不可避免地沦为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需要时拿出来用，不需要时搁置一边。全国人大的所有职能都在中共党控制范围之内，全国人大自身的存在与延续，都取决于中共党的政治需要。 也正因为此，毛泽东是中国最高权力的真正掌控者。毛泽东建政后在全国发动各类运动，包括参加韩战，都只在中共党内讨论决定，根本不需要（1949年10月——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全国人大（1954年9月以后）常委会审议批准；三年大饥荒全国至少饿死4000多万人，全国人大没有追究毛泽东和中共党的罪责；1964年中共党主席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意见分歧矛盾激化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果然，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拿着宪法也保护不了自己，最终刘少奇于1969年11月惨死于河南。 从宪法权威角度说，无论是宣布战争状态、追究执政党和中共政府重大责任、罢免国家主席等，都属于全国人大的核心权力，也只有全国人大经过法定程序才能做出决定。但是，以暴力革命起家的毛泽东和中共建立起政治统治后，就不在乎曾经给民众的民主承诺了。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为了摆脱自身的一系列困境，以“继续革命”的神圣口号，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惜摧毁已经建立的国家权力体制和政治秩序，全国人大在民粹运动狂暴冲击下，长达9年多处于瘫痪状态。直到毛泽东去世，中共党中止文革，全国人大才得以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中共党与人大关系的动态变化 汲取毛泽东与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率先破除“两个凡是”；安徽农民冒死试验家庭承包责任田；中共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搞民主法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这使中国有了新的希望。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0年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出过一些新的气象，客观上给人大自身改革注入了动力，人大滋生出新的活力。 这主要在三个方面：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的人事任免、人大对政府的监督。然而，人大新气象好景不长，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作用，在40多年间经历了马鞍形的沉浮变动。 人大代表真竟选终究梦幻一场 1980年代初在筹备召开各省市的人大会议过程中，各地陆续出现竞选人大代表的活动，特别是高校先后出现过竞选热潮。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都有大学生成为竞选中的活跃人士，包括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刘少奇儿子刘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大，当时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如王军涛、胡平、于大海等，后来成为海外华人中的著名民运人士。 竞选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客观上也是民众普及民主意识、提升民主能力的最重要路径和机会，年轻人再次成为草根民主兴起的先行力量。面对民众的热情高涨和积极参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态度逐渐发生分化：邓小平陈云等从一开始的鼓励默许到后来的限制；胡耀邦等则始终如一地明确支持大学生的竞选热情。邓小平1980年底再次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并且要以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对竞选人大代表中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判定为“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联，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是“敌我矛盾”的性质，要进行一场“政治斗争”。当时北京市委下达通知说“竞选是资产阶级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决定党员不得参加竞选；北京大学一分校党委书记，组织动员党员和积极分子反击候选人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竞选讲话……。然而，胡耀邦则认为“竞选出人才！”北大党委副书记主动参加学生的竞选答辩会，并表示校党委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但是，胡耀邦等终究抵挡不过中共政治老人的强大压力，北京等地党执行邓小平压制民主的旨意，封杀当选人大代表的北大学生胡平，使胡平毕业后长期未得分配工作。京城外，在湖南省委的支持下，湖南省师范学院校方粗暴干预选举，由此引发湖南学潮。各地出现的情况表明，即便“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阐明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人民，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大代表都由中共党指定或商定；凡是独立参加竞选而当上人大代表的，都受到过中共各种形式的打压。 19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生长，各地都有一些成功企业家争当人大代表，这其中的情况相当复杂。一方面中共官方有心让某些民营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它并不意味着中共党的政治体制具有开放性——而是在国家政治领域中出现的一种钱权交易。另一方面，有不少民间人士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官方表面上并不直接打压公民独立参选人，实际是利用公权竭力为官方推荐的人选造势，变相限止独立参选人的活动，尽量阻断他们与选民接触的机会。尽管这给独立参选人增加了不少困难，但民间人士的努力始终没有中断过。其中最为外界所关注的是湖北省的姚立法先生、北京外语学院的吴青教授等。 习近平上台后对社会实施严厉控制和打压，民间人士参与政治的环境空前严峻。上海市、北京市、湖北等地都有独立候选人遭到各种骚扰、恐吓、围堵、非法拘禁，一些独立候选人手机被抢、电脑被扣、人身被监视看管。2016年北京人大代表选举时，英国媒体BBC的一位资深记者前往约定的独立参选人家采访，到达参选人家门时只见大门被堵、窗户被封、参选人被软禁在家。记者与那群身份不明的围堵者交涉周旋了半个多小时，非但见不到参选人，相反还遭到百般阻扰和暴力驱赶。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记者被迫放弃采访。中共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然而人民既没有选举权更没有被选举权，所谓“选举”只是一种虚假的政治包装而已。由此，各级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只不过是中共党放心的人聚会的特定场合，各级人大会议都不可能违背中共党的旨意。 人事任免中的多头博弈 中共党对各级人大的控制，最关键的环节是操控投票，迫使人大通过党“推荐”的政府成员名单。各级政府组成人员须经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同意，这是各级人大行使权力的最重要体现，也往往是人大代表的“民意”与党组织的意图博弈的重要关节点。 改革开放后，随着解放思想的推进，有些省市的人大代表敢于表达真实的投票意愿，不再完全依照中共党的“指令”行事。只要民意过不了关，即便是等额投票政府组成人员，党的组织意图照样落空。例如，原辽宁省恶名在外的贪官慕绥新，属于既有能力干事又敢胆大妄为贪腐的官员，曾被省委推荐为省政府某厅厅长人选，但多数人大代表投了反对票，慕绥新未能获得新职。人大会议后，省委即任命慕绥新为该厅党组书记，比厅长的权力还要大。于是民间嘲讽说：“人民不要的，党要了。”这不是孤例，习近平作为任职候选人，也曾被人大代表否决过。 在习近平父母老关系的活动下，1985年5月习近平被调到福建厦门市任副市长（从正处级提拔到副厅级），不久后任常务副市长。1987年12月的厦门市人大会议上，习近平被提名为下一届市长人选（正厅级），并且是等额选举。然而，投票结果是习近平得票不过半数而落败。不久，习近平就被调到福建省宁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提拔为正厅级干部。因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无需经人大代表投票。 人大代表投票选择政府组成人员，这既是人大的核心权力之一，也是人大代表的“民意”与中共组织的意图博弈的集中体现。1993年的浙江和贵州的两省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们不同意中共中央决定的省长候选人，于是人大代表们在会议上联合提名，推出“民意省长候选人”。投票的结果是“民意”省长当选了，党的意图意空了。在中共党顶层看来，这不仅是“选举出了问题”，而且是对党中央权威的严重挑战，自然不能容忍这个趋势在其他省蔓延。 浙江省与贵州省人大会议结束后的当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即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区市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座谈会，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张全景做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领导班子换届选举顺利进行》的讲话。此后，中共中央坚持省级人大和政府换届“一把手”（正职）只能有一个投票“人选”，实际变相剥夺了人大代表联名推荐“人选”的权力。 如何对付人大代表在人事任免上的“自主选择”？中共党确实想了不少办法，高新先生曾在他的文章披露过一些情况，我再做些补充： 一是以中共党的组织名义，要求被代表联名推举的“候选人”服从组织决定，声明自己退出“候选人”之列，让代表民意推选候选人落空； 二是不搞大会投票，以地、市为单位划成若干分团，把责任砸实到地、市主官到头上。若投票结果违背党的意图，轻则主官调离降职，重则找个反腐败借口“双规”审查。我曾亲耳听中纪委研究室主任说：”官员都不经查”，一抓一个准。 三是工作人员事先印有代表座位名单图，代表按规定座位入座投票，代表写票后将选票反扣在座位台面上离开现场，由工作人员按座位顺序收取选票。翻开投票一眼便知代表是否按组织要求写票。这种种做法，等于废除人大代表“无记名”投票规则。 四是投票时告知人大代表们，同意的”不动笔“，不同意的”请动笔“ 。人大代表座位一个紧挨着一个，众目睽睽之下，谁敢公开动笔表示自己不同意“候选人”？！ 以上这种种做法，都是利用种种有形无形的胁迫，限制人大代表权力，以保证表面上是人大任免政府组成人员，实质人事大权牢牢把控在中共党的手里。 其实，所谓投票代表民意与党的意图博弈，说到底还是中共党内的内斗。各级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约占70%，党的意图应该是有把握实现的，之所以出现“民选”省长，根子还在于党内缺乏民主。中共党内，上至中央下到省市，确定人选推荐名单的背后，是党内不同势力之间权力资源的争夺。众所周知，中共党决策的潜规则是“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特别重要的事不开会”。为新一届政府选配负责官员属于最重要的决策，其习惯性做法是黑箱操作强调“保密”，不可能事先召集党员人大代表讨论征求意见。由于不同意见在党内没有机会表达，于是就在人大会议上用人大代表的权力来与中共组织抗衡。然而，由国家极权统治体制掌握一切资源所决定，党组织能掌控所有干部甚至其家人的命运。无论是谁，都可能一夜之间从达官显贵跌落至阶下囚徒。也就是说，一旦中共收紧党内控制，党员人大代表就鲜有敢违抗组织意志的。事实上，后来其余的省人大会议再也没发生过类似浙江、贵州两省人大会议的情况。 笔者曾经参加过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班学员（省部级干部后备队伍）的讨论，一位学员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免权与中组部干部调配使用权之间存在矛盾冲突，这位学员发问：“党管干部”原则与“人民授权”原则的冲突究竟该怎么解决？事实上，当制度本身存在矛盾冲突时，常常是承担相应职责的官员陷入困境左右为难，他们往往是制度的替罪羊和权斗的牺牲品。 “异化”的人大“监督”政府 监督政府及其官员是人大的职能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与黄炎培有过一次著名谈话———后来被美誉为“窑洞对”，毛泽东说由人民民主监督共产党。事实正相反，70 多年来中共一直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各级人大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这主要是三个问题：人大监察机构难以独立存在；公权力违宪难以追究与纠正；人大的监督功能变成党内的内斗工具。 首先，各级人大监察机构难以独立存在。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过政务院人民检察委员会，直接监督政府，谭平山任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同时，中共党建立党内监察委员会，对政府官员实行间接监督。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五四宪法》，把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国家，确立起中共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从根本上改变《共同纲领》阐明的中共党领导、多党联合执政的联合政府性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设立国国家监察部，专职行使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职权，国家监察部向全国人大负责。1957年反右后，中共党决定把全国人大监督政府的权力收归于党，撤销国家监察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议撤销国家监察部，将监察部的人员和业务归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此后，中共的（监察委）纪检委直接监督政府官员，全国人大的监督职权形同虚设。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恢复相对独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全国人大的监督职能始终处于悬空状态。 其次，公权力违宪难以追究与纠正。中国长期以来有宪法无宪政，宪法就是一纸空文。从理论上说，制定宪法是为了实施宪法，并且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尤其是公共权力的违宪行为，必须进行司法审查，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然而实际生活中，公权力违背宪法的强力行为处处皆是，却长期得不到纠正。稍举几例： 比如，各级人大开会特别是全国人大开会，人大代表习惯性地使用“聆听总理报告”，“受到很大鼓舞”之类的语句，批评质询政府工作的意识极为薄弱，甘于扮演“举手通过”的政治木偶； 又如，中国宪法第35条阐明公民有言论自由、结党结社、新闻出版自由等权利，70多年来除了民国时期组建的八个民主党派以外，中共党始终严厉打击民间的任何结党结社活动。文革前以成立反动组织为罪名，1978年后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罪名，许多公民因此被判刑入监；有的至今依旧身陷牢笼； 再有，2020——2022年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抗击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各地执行绝对清零政策所采取的极端措施反人道反人权，不少人因此而被夺去性命。然而，中国政府至今隐瞒真实的死亡人数，全国人大对此并未作出任何批评性反应，更别提追究中共党魁和政府责任； 还有，中国每天都在“打内战”。全国各地城管、辅警越权滥用暴力，动辄没收平民摊贩售卖物品，公开抢劫私人财物、当街暴打民众，甚至随意抓捕民众，他们连80多岁的耄耋老人、身残肢障的行动困难者都不放过。这在中国各地司空见惯，却不见各级人大站出来伸张正义，制止粗暴野蛮“执法”；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公权力违宪违法在中国成为“常态”，与宪法难以进入司法实践直接相关。中国的宪法学家曾经不断提出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然而几十年的呼吁，至今没有任何进展。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举国哗然，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等八位学者先后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在中国语境中，被称之为“合宪性审查”。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不做任何回答，仅由中国国务院宣布废止原有的收容遣送办法，以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取而代之。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都未能推动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贺卫方教授曾经叹息：法学家们所期望推动的法治进步，只走了半步。 人大的监督功能变成党内的内斗工具。1978年以后，“马上夺天下”出身的各级官员大多数到了退休年龄。各地通行的做法是把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作为“老干部”退休前的过渡性位子，即所谓退居“二线”。于是，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事实上成为了老干部临退休前的“养神干政”机构，免不了与在“一线”（政府）任职的少壮派官员产生各种矛盾摩擦。这类摩擦分两种情况：一是正常的批评监督政府；另一是夹杂着人际矛盾或者利益冲突的制肘现任领导。这就使得人大常委会显得不那么“听话”，在职官员感觉“党的领导”在人大被削弱了。 大约在2006年前后，中共实行了新的做法：地方（省市县）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把人大常委会直接置于党组织的直接控制之下，实质是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确保权力意志的通行无阻。由此人大的监督功能——仅有的有限制约强权意志的某种制度性设置也被实际上废除了。 总之，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带来过生气活力，一度改变过其“橡皮图章”的面貌。然而由“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本质所决定，中共党难以容忍“人民权力”的有限行使。从1980年代的人大代表竞争性选举开始，中共党就想方设法地阻碍人大履行权责，挤压人大代表的民主空间，最终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内又基本恢复了全国各级人大的“橡皮图章”原状。 即便如此，习近平并不满足，他上台后更加变本加厉地削弱全国人大的权力地位，直到在他初步达到改变全国人大性质定位的目标。请看： 2015年，习近平破天荒地实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政府、两高院向他（以中央常委会名义）汇报工作的制度，并强调这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宣布，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立法工作目标任务，立法中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由常委会党组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底，习近平直接操控中共有关部门进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秘密修宪活动，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参与修宪事务； 2021年，习近平要求人大成为“四个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成为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民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这种性质定位明显违背宪法。 2024年，习近平在人大会议上当众敲桌子，训话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而赵乐际在习近平训话后立即掏笔补作记录。这一突兀互动表明，习近平公开无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应有权威。由此，这成为引发各种媒体议论的热点之一。 归根到底，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党高踞于国家之上的“一党专政”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毛泽东有所顾忌，做的较为隐蔽巧妙，有学者概括为表面一套实际上另一套的“阴阳体制”，而习近平则索性撕掉一切伪装，赤裸裸地显出党控制一切权力的极权统治本相。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几天出门在外，被运输罐车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的新闻，搞得没了精神头。 面对餐厅服务员端上来的菜，即便饥肠辘辘，心里也不免打鼓：炒这菜的油，该不会有啥问题吧？ 只要生出此种疑虑，这饭菜不论档次高低，都没胃口好好吃了。 今天看到各大食用油企业站出来，胸脯子拍得山响：咱家的油没问题，尽可以放心吃。 好吧，都怪我们杞人忧天，反应过敏了。 而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有几人敢肯定地说，从运输煤制油或化工液体罐车卸下的食用油，自己从来就没曾入口？ 家家有个“油瓶子”，兹事体大，只是在堂皇激昂的宏大叙事面前，说来终究不过是微小叙事。 所谓“微小”，就是没那么重要，至少没有他们嘴上说的那么重要。称其“微小”，并非故意要往“小”的方面去说。 首先，“毒罐车”是被有良知的记者盯上，被官媒偶然披露出来（这种稿件顺利刊发的几率约千分之一），于是成为庙堂震动、江湖鼎沸的新闻事件。 它为何不是监管机构主动查获、予以曝光呢？说明在某些人眼中，这并非什么大事、要事。 其次，早在2005年、2013年、2015年，《南国早报》《潇湘晨报》《湖南电视台》就曾刊发深度报道，揭露“毒罐车”内幕。 倘若这被视为大事，何止于到今日问题依旧？ 其三，因为这事，会有官员丢乌纱帽、被课以渎职罪吗？会有不良商人把牢底坐穿，会有不法企业被罚得倾家荡产吗？ 我感觉大抵不会的，不信等着瞧。这事说到底，只不过是升斗百姓朴素认知中的重要。 “油瓶子”之类的微小叙事，早已被堂皇激昂的宏大叙事收编。 或者说，宏大叙事正是通过对微小叙事的压抑和排斥，来获得其合理性。 这便是宏大叙事与个体诉求的矛盾，尽管这种个体极其庞大。 被宏大叙事捏合为同命运的共同体，将所有责任放到形而上学的外部，掩盖了对每个个体的不负责任。 太过笼统、空泛、抽象的宏大叙事，一旦落入诸如“油瓶子”的生存体验里，也很难不显得虚无。 任何伟大的历史阶段，都是由无数“微小”个体所组成的。个体叙事缺乏顽强存在的基础，“油瓶子”“水瓶子”“药瓶子”那点事，都渺不足道。 前不久，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撰文呼吁，“少一些激动人心的宏大叙事，扎扎实实地解决关乎每个人生活与幸福的小问题”。 诚哉斯言。老百姓放心吃上食用油，小日子过得稍稍从容点，这点微小叙事都难以登堂入室，还扯什么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