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崑山市血站202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提到，查詢該血站歷年相關數據發現，單采血小板捐獻人次在總獻血人次中的佔比在11%-14%之間。386名被調查的全血獻血者，其中一半以上未來不願意捐獻單采血小板。 被俗稱為「萬能血」的O型血使用頻率較高，容易缺少，而AB型使用頻率較低，容易過剩。由於保質期短，用不完的血液也會因過期而報廢。某血站的統計證實，報廢的血小板中AB型血佔比最高。 目前醫療體系中還缺少衡量血液管理效率的科學指標。專家建議，相關部門應當考慮引入相關指標，幫助中心血庫和醫院更好地發現問題和持續改進。 躺在病床上的崔敬，異常緊張——盡量保持身體靜止，不磕碰、不情緒激動，減少身體內外的出血風險。 這不是第一次出現這種狀況。2023年，家在北京的淋巴癌患者崔敬接受了CAR-T治療（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免疫療法），因後遺症膀胱出血需要補充血小板。血小板有止血和凝血、修復受損組織、血管生成等功能，在急救、外科、內科、婦產科等多個臨床科室得到應用。 崔敬的血小板計數曾多次低於20。正常人的血小板計數在100~300之間（單位為109／升），按照《臨床輸血技術規範》，如果降至50以下，就應考慮輸注血小板。 崔敬所在的這家醫院的醫生也會監測住院患者的血液指標，為血小板計數低下的病人申請輸注血小板，但這家醫院長期血液供應緊張，「有時候早上申請用血，下午就有了，有時候三天以後都沒有」。 和崔敬一樣，一些血液疾病患者正面臨「找血難」的問題。目前在各種成分血（血液中的某一成分）中，又以血小板的緊缺最棘手。據銀川電視台2024年7月6日報道，由於天氣炎熱獻血人數減少，臨床用血需求卻不斷攀升，銀川市多家醫院血小板庫存量持續下降，血庫告急。 與之對應的是另一組數據。國家衛健委2024年2月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有1699.2萬人次無償獻血，獻血量達2892.1萬單位，較2022年分別增長5.9％和4.8％，獻血人次和獻血量均創歷史新高。 獻血者和獻血量皆創下新高，用血為何仍存困難？ 1 血小板緊缺，患者「想辦法」 為了能穩定地用上成分血，崔敬選擇自己「想辦法」。從2023年2月份到6月份，他至少輸注了150袋血液和成分血，每天要輸1到2袋。 所謂「想辦法」，指的就是互助獻血。互助獻血是無償獻血之外的一種補充手段，即由患者親友獻血，再定向提供給急需用血的患者。為了更快輸上血，崔敬的用血中有85%左右來自互助獻血，其中只有五分之一來自親友和愛心人士，剩下的都通過俗稱為血頭的血液黃牛解決。 每次用血，崔敬先通過病友群等渠道聯繫上血頭，血頭會安排獻血者來到患者所在醫院進行互助獻血登記，獻血者報上崔敬的名字、身份證照片後，到院方指定的地點獻全血或單采血小板。事後，崔敬再將獻血者發來的獻血證照片提供給院方，就能使用等量的血液。每次用血，崔敬需向血頭支付一千至兩千元不等的中介費。 四川省一所三級醫院的血液科醫生王偉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變了味的有償互助獻血會破壞用血公平，間接提高用血者的成本。早在2018年，原國家衛計委便發布通知，在全國範圍內叫停互助獻血。但在用血需求量大的一線城市，有償代獻血現象並未禁絕。 「存在即合理。對我們病人來講，活下來比什麼都重要。」崔敬說。 事實上，無法及時輸注血小板，患者極有可能面臨生命危險。2024年5月1日，因血小板計數低，一位71歲的浙江白血病患者在華東某市一所三甲醫院入院治療。入院檢查單顯示，患者當天下午的血小板計數僅有15。 然而直到5月3日上午，患者仍然沒有輸上血小板。此時她的血小板計數已經低至12，出現了腦出血癥狀，陷入昏迷。醫院隨即為其進行了開顱手術，當天晚間，患者被宣布死亡。死亡證明顯示，死因為腦出血血腫擴大。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錄音中，當地衛健委一位官員解釋稱，在需要緊急輸血的情況下，該市中心血站能夠在當天就配置血液，送到醫院。而在常規流程下，血站是依據醫院預約情況進行配置，隔天送達。在這起病例中，患者沒有進行性出血和活動性出血，因此走了常規流程。醫院於5月1日、2日兩次向血站預約用血，到了3日中午血液送達，但為時已晚。 2 願獻血小板的人少了？ 與獻全血相比，願意獻血小板的人更少。 江蘇省崑山市血站2023年9月在《中國輸血雜誌》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到，查閱崑山市血站歷年相關數據發現，單采血小板捐獻人次在總獻血人次中的佔比在11%-14%之間。此外，文章調查了386名全血獻血者，其中一半以上未來不願意捐獻單采血小板。 南方某城市血液中心負責人徐和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捐獻血小板對捐獻者的身體條件要求更嚴格，如捐獻者需要符合特定的血液檢測標準，甚至對血管也有一定要求。這些都會影響捐獻者的積極性。 由於血小板有著易凝結的特性，因此單采血小板需要將捐獻者的全血抽出來後，用分離機分離出血小板，再將剩餘的血液回輸給捐獻者。這一過程循環往複，需要6-10次才能分離出一個治療量的血小板。因此捐獻一次血小板需要數小時，相較之下，獻一次全血只耗時10分鐘左右。 除了用機器採集外，血小板還可以從全血中手工製備。但單采血小板的白細胞和紅細胞污染率低、純度高、安全性高，因此更受青睞。 目前我國的臨床用血以單采血小板為主，濃縮（手工）血小板僅起補充作用。《中國輸血雜誌》2023年的一項研究中選取了10家開展濃縮血小板製備的省級血液中心，發現各中心在2016年至2021年之間，製備濃縮血小板佔全部血小板的比例在0.05%至11.04%之間。 採集血小板的設備與耗材價格不菲。南方周末記者查詢中標公告發現，湖北荊州市中心血站採購的Trima分離機單價達到57萬元，而北京市通州區中心血站的採購項目中標公告中， Trima分離機的耗材成本高達937.2萬元，數量共9960人次。計算可知，平均每人次的耗材成本為941元。 正是因為造價高昂，因此具備血小板採集條件的血站數量稀少。以上海為例，上海市衛健委2023年9月發布的無償獻血點位信息中，60個獻血點位中只有11個能獻血小板。 徐和表示，隨著醫療技術進步，越來越多的複雜手術和治療方法得到應用，獻血量增長的同時，用血需求也在同步增長，「血液保障能力與臨床用血需求還有一定差距，供需矛盾依然比較突出」，而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及生育政策的放開，未來用血需求還將大幅增長。 顯然，在有限的條件下，血液中心首先要儘可能調動獻血者的積極性。徐和表示，血液中心的經驗包括：在人流量大、交通便捷的區域設置成分獻血屋；成立服務意識高、知識儲備豐富的招募團隊等等。獻血達到一定量的無償獻血者，還可以享受免費搭乘公交地鐵，免費遊覽公園、紀念館等場所，到公立醫院免交普通門診診查費等優惠。 3 一邊供應緊張，一邊過期報廢？ 不過，血液的供給也並非越多越好。由於保質期短，用不完的血液也會因過期而報廢。 廣東省茂名市中心血站曾統計2018-2021年的臨床供血數據，發現2019年手工血小板的報廢量最高，達到1001.5個單位（平均每200毫升血可以製備1個單位的手工血小板）。相關研究發表在期刊《廣州醫藥》上。 「血庫合格濃縮血小板報廢原因為無臨床醫院約用過期報廢。」文章中寫道，「在等待期間，患者血小板上升好轉、病人放棄治療出院醫院未及時打電話取消等原因，造成血小板過期報廢。」 供應緊張的血小板，為什麼會出現過剩浪費現象？首先，與保質期30天的全血相比，血小板的體外保存時間只有5天。而且還需要2天時間完成相關檢測，最後留給醫院再調配到臨床使用的時間非常短，往往只有2-3天。 這意味著血小板已經屬於易逝品——即生命周期短的產品。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周偉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類似生鮮、牛奶這樣的易逝品管理一直是個供應鏈難題。而血液的供應鏈涉及獻血者、血站、醫院輸血科、用血科室等環節，其中每一環的供需對接都存在遲滯且不精確的情況，這使得血小板的管理更加困難。 除了直接報廢外，血小板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偏型。徐和表示，被俗稱為「萬能血」的O型血使用頻率較高，容易缺少；而AB型血使用頻率較低，容易過剩。上述茂名市中心血站的統計也證實，報廢的血小板中AB型血佔比最高，在2021年達到71.99%。 4 供需精細化管理，解決信息不對稱 增加獻血量的同時，加強對血液供需的精細化管理顯得更為緊迫。 2018年，周偉華曾接到過香港中心血庫的求助。該中心面臨兩個血小板管理難題，一是無法平衡一般用血與緊急用血這兩種需求——把多少血液送往下游醫院，多少血液留作緊急使用。二是不知道該如何決定每天採集和生產血小板的數量，也無法預估當天的採集量。 類似的信息不對稱難題在醫院輸血科和用血科室之間也存在。輸血科負責統計各個科室報送的用血需求，匯總後再向血液中心申請。「每個病例的緊急程度不一樣，在庫存不足的時候該優先滿足誰的需求，如何平衡全院的用血，全憑輸血科主任腦中的經驗。」周偉華表示。 南京市一家醫院的輸血科主任成蕾採用的最重要的原則是，保證危重病人的用血，比如車禍重傷的急診患者。但有時把握用血指征並不容易，「比如有的病人血常規檢查正常，但腹腔內已經在慢慢出血，這時候就要有經驗的臨床醫生根據血壓等指標綜合判斷」。 成蕾的另一項工作是把關臨床科室的用血需求，保證合理用血。庫存緊張的時候，臨床科室為了滿足需求，有時會多報用量，這種現象在管理學上被稱為「供需博弈」。「這種時候就要多溝通，互相理解，一起克服困難。」 有醫院已經嘗試賦予輸血科更大的許可權。南方周末記者查詢了解到，四川省人民醫院發布的《臨床用血管理制度及技術操作規程》規定，在缺血的情況下,輸血科會同醫務部門經過分管院領導批准，可以緊急調整用血指征，將部分內科患者的用血指征從60克/升下調到50克/升，外科從70克/升下調到60克/升。 周偉華團隊最終使用了隨機動態規劃的數學方法，引入諸多相關參數，對采供血的決策過程進行建模，形成了一套成分血採集與分配演算法，能夠給出血液採集、生產、需求、供應的預測量，幫助采供血單位進行科學決策。這一研究成果發表在了管理學領域的國際頂級刊物上，並在兩家浙江的三甲醫院試用。 目前，徐和所在的血液中心會根據醫院近三天對各血型機采血小板的需求情況，動態調整各血型的預約人數。如遇突發需求，工作人員會致電加強招募或者勸退獻血者，確保臨床供應的同時避免血液浪費。 周偉華表示，目前醫療體系中還缺少衡量血液管理效率的科學指標。相關部門應當考慮引入相關指標，幫助中心血庫和醫院更好地發現問題和持續改進。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南方周末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 從三聚氰胺到混合油事件，公眾驚愕，失望，憤怒。食品安全是個老問題，蘇丹紅、瘦肉精、地溝油，醜聞就沒斷過。這年頭消費者還能相信誰？ 俾斯麥說過，愛吃香腸，千萬別看製作香腸的過程。老祖宗說，不乾不淨，吃了沒病，包含著某種苦中作樂的豁達。 食品工業不會比小農經濟差，鄉鎮的小作坊榨油，問題只會更多，衛生條件更難保證，黃曲霉素超標。而且你看涉案貨車的軌跡，很多也是賣給了地方小廠和油坊，哪有那麼多純手工？ 還是要相信現代食品工業，相信市場，相信品牌。 品牌不能保證絕對安全，但至少可以保證出了問題，可追溯，可投訴，可問責。食品安全上，無論是否有蘇丹紅，肯德基總比大排檔靠譜一些；無論後廚有多少老鼠，海底撈總比路邊攤衛生一些。草根老百姓除了默默忍受之外又能如何？ 現代社會的食品供應體系，品類太繁，鏈條太長，每個環節都需要市場分工協作，是一個超複雜系統。確實防不勝防，三聚氰胺問題出在奶源，奶農主動摻加，這是心照不宣的行業潛規則；食用油是運輸過程中，大貨車司機為節省費用，不能做到專罐專用，這也是行業公開的秘密……未來肯定還會在某個不為人知的環節，突然爆出醜聞，這是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代價。 事發之後，反而簡單，刑拘、道歉、召回、賠償、像三聚氰胺案一樣建立行業賠償基金，但都是事後救濟，吃都吃了，於事無補。 如何才能最大程度避免食品安全事故呢？ 主流觀點有二：一是認為政府監管不力，主張加強監管，嚴刑峻法；二是認為商家誠信缺失，沒有流淌道德的血液。關於監管說和道德說，實質是把食品安全問題歸責於政府和企業，我認為這種論調是輕率的，只是一種受害者心理的外部投射，必須尋找一個替罪羊才能心理平衡。 錯誤都是貪婪的資本、腐敗的官僚造成的，作為一種發泄渠道過過嘴癮未嘗不可，但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尋求解決之道，無疑是緣木求魚。因為好的食品是製造出來的，而不是監管和教育出來的。 反對加強監管論：我們的政府監管不可謂不力，食品油爆出醜聞後，食安辦派出聯合調查組，這個機構都沒聽說過。地方甚至有饅頭辦公室、打擊地溝油領導小組，各部門齊抓共管，可是食品安全問題照樣愈演愈烈。癥結何在？因為現代社會人們消費的食品種類成千上百萬，生產廠商散布如繁星，政府同樣不具備足夠的信息搜集和控制的能力。我們會震驚地發現，這幾年的食品安全事故，沒有哪個是政府發現的，幾乎都是消費者、媒體、網路率先發難，監管部門似乎永遠後知後覺。呼籲加強監管，純粹是一種計劃經濟的思路，只會導致更為災難性的後果：設置更多的官僚機構、養活更多的公務人員、浪費更多的國民稅款，增加更多的尋租機會。 反對道德血液論：道德血液論更加不值一駁。如果每個人是天使，就不需要市場和政府。市場經濟就是一種自利的體制，每一個市場的主體都是逐利的，亞當斯密說過：「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正是建立在逐利性基礎上的自由競爭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你要想賺取利潤，就必須提供比競爭對手更優質、更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 那麼，食品安全靠什麼？ 靠市場，靠法治，靠自由，要保障競爭自由、定價自由、新聞自由。 1）競爭自由 自由競爭很簡單，開放市場，有德者居之，無德者淘汰。對內，放開民營企業准入，淘寶、京東、拼多多都可以切入生產端，雷軍、馬雲、劉強東歡迎他們來做食品工業。對外，放開成品食用油進口，零關稅，讓消費者可任意選購國內外的各品牌產品。 在直接競爭下，國產品牌要麼改進質量，要麼破產關張。現在最大的擔憂就是央企國企壟斷了行業，有恃無恐，大而不能倒，就算爆出天大的醜聞，也只是罰酒三杯，繼續營業，消費者又能奈何？ 2）定價自由 如果是全行業的共業，那就不是簡單的個人道德問題，而是定價機制出了問題。 當初為什麼奶農普遍添加三聚氰胺？因為按照當時奶廠採購的蛋白質檢測指標，奶農養的奶牛產奶是不過關的，如果強行達標，飼養成本遠遠高出奶價，於是只能全行業摻假。 現在為什麼貨車司機普遍混裝食用油與化工品？因為運價太低，專車專罐專用，成本太高，運一趟食用油空車回來，可能就不賺錢，只有滿載往返才有微利。此外，清洗油罐也有費用，乾脆就不洗了，其實洗也洗不幹凈。這就像家裡的一個尿桶，洗洗就當飯桶用？ 說到底，中國各行各業都太卷，卷價格而不是卷品質，供應商玩命壓成本，砍費用，可是便宜沒好貨，看不見的地方只能給你偷工減料，無形中釀成大禍，食品安全事故層出不窮。 所以要尊重企業定價的自由，該漲價就漲價，中國製造不能光打價格戰，光靠成本控制，生產一堆廉價的垃圾食品，易糞而食。真正把品牌和品質當成生命線，讓企業家賺取陽光下的利潤，不要在暗地裡偷雞摸狗。 3）新聞自由 張雪峰說新聞專業沒用，是實話，調查記者這個職業現在基本絕了。沒有調查記者的惡果，就是沒人揭黑，那麼很多行業黑幕可能十幾年都不為人知。 假醜惡，不會因為不曝光就自動消失。看不見，就不存在，那是掩耳盜鈴。 網路圖片 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美國同樣也經歷過。在十九世紀末，經濟騰飛初期，野蠻生長，物慾橫流，風氣敗壞，如同糞坑，引發了轟轟烈烈的扒糞運動（muckraking）。當時大眾傳媒迎來繁榮期，先是報紙，後來是無線電廣播，電視則是二戰後的事了，互聯網更晚。各種報紙激烈競爭，為了博銷量，就像現在博流量一樣，狗仔、八卦、小道消息、揭黑扒糞、刺探名人隱私，因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啊。正是這些記者們樂此不疲的「扒糞」，給媒體贏得了「無冕之王」的桂冠，成為美國三權分立之外的「第四權」。 「扒糞運動」從不搞正能量，渾身負能量，涉及到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揭發的黑幕也觸目驚心。例如辛克萊是一名激進作家，他的紀實小說《屠場》揭露了芝加哥肉類工廠的骯髒工作環境，噁心得老羅斯福總統把香腸都戒了。正是這些媒體堅持不懈地扒，客觀上暴露出弊端，引發公眾關注，推動社會改革。 網路圖片 中國人就感謝互聯網吧，現在有微博、微信、抖音、B站、小紅書等社交平台，有隨手拍照的智能手機，言論自由還存在一定空間。如果沒有互聯網，很難想像2008年三聚氰胺能變成街談巷議的公共事件，可能像以往許多不為人知的事件一樣被當地企業擺平了，那麼我們至今可能還在喝三鹿牛奶。 任何試圖對自由的削弱，都是在為下一樁災難種下禍根。沒有言論自由的褒貶，沒有定價自由的保障，沒有競爭自由的促進，媒體不能落實輿論監督，消費者不能表達自己的訴求，生產者不能賺取陽光下的利潤，食品安全就是一個永遠無法擺脫的夢魘。 食品安全本質是個自由的問題。保衛食品安全，最有力的武器不是監管和道德，而是人們的自由。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一座獨立屋
這個問題以前亦有涉及，因為時間太緊，只能大概說說我理解的冥府監控體系形成的幾個特點，有些材料以前用過，可能大家看著眼熟。 對於冥府治理的最佳概括，我認為是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卷二所說的：「幽明異路，人所能治者，鬼神不必更治之，示不瀆也；幽明一理，人所不及治者，鬼神或亦代治之，示不測也。」這裡說了兩點，首先，冥府的治理是對陽間的輔助，如果陽間政府能處理的，冥府就不必出手，不會實行長臂管轄；其次，陽間因為各種限制無法處理的，冥府就會代為管轄，表示法網恢恢，無一遺漏。陰陽兩界聯手管轄，人類的所有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領域，就全都被管起來了。「示不測也」更增加了神秘的恐懼感，就像老大哥一直在看著你。 當然，紀曉嵐說的是清代成熟時期的冥府，達到這樣的治理效果，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本文想從觀念、機構、技術三方面簡單概述一下這個過程。 首先是觀念。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冥府的存在及擴張，現代人所謂的「隱私」觀念，其實在幽冥世界看來，是根本不存在的。人類在他們眼裡是透明的。冥府管理職能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因果報應和轉世原則。需要對人在陽間的行為之善惡做出判定，才能決定其轉世的去向。這個果報的思想，在佛教進入中國之前就已存在。《周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早期道教的《太平經》中也有「承負」說，謂行惡者子孫將受報應等等。佛教的傳入，一方面強調生命個體本身作為輪迴的承受者，另一方面，則是通過生命個體的輪迴轉世來承受自己前生所作之事產生的報應。簡單地說，就是自作自受的原則。 為了保證「自作自受」原則能公平、公正地執行，個人的隱私在陰間就必須公開。這樣一來，隱私的觀念在冥府的管理者眼中就不存在了。當然，佛教宣教的作品中，也特彆強調這一點，大量的靈驗記故事中，有不少涉及心念一動，即有感應。隨便舉一例： 張亮為幽州都督府長史，崇信佛法。嘗入寺，見佛像高與身等者，亮因別供養之。後在堂坐，兩婢立傍侍，忽聞雷電。亮性畏雷，因心念等身佛像。俄而霹靂震其堂柱，侍婢一人走出，及階而死。有柱木迸中亮額，而不甚痛。視之，才有赤痕，而柱本木，半裂墮地，如人斫者。既而亮詣寺像前，所見像額復有大痕，如物擊者，正亮痛痕處相當，亮及眾僧驚嗟嘆息。（《冥報記》卷中） 張亮供養了一尊佛，在遇到雷擊時，只是心念一動，佛像就替他擋了災。反面的例子也有： 合州城內一媼曰鄭行婆，自幼不飲酒茹葷，默誦《金剛經》，未嘗少輟。紹興辛未之春，因往報恩光孝寺聽悟長老說法，中路過屠者門，正見臠割牛肉，戲語同行曰：「以此肉切生，用鹽醋澆潑，想見甘美。」迨到寺，悟公問：「汝安得吃牛生？」媼曰：「出母腹以來，不知肉味。和尚如何有此說？」悟曰：「汝真不食邪？」命取葯刀圭，注湯調為一杯，使之服。少頃，吐出生牛肉椀余，媼始悔恨。妄想故示顯化，益痛加修飭。今已九十餘歲。（《夷堅支志》丁卷三·鄭行婆） 鄭老太一生信佛茹素，只是偶爾開了一句玩笑，說牛肉刺身會很美味，立刻就被察覺。長老還將她心中無意犯的葷戒之意念具象化，讓她吐出一碗生牛肉來。佛法對個人隱私如此洞若觀火，鄭老太能不驚懼，能不虔心向佛嗎？ 在消滅個人隱私觀念方面，儒家亦不遑多讓。理學家討論這類問題的記載非常多，比如朱熹說： 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周易本義》卷一） 人只了得每日與鬼做頭底，是何如此無心得則鬼神服？若是此心洞然，無些子私累，鬼神如何不服！（《朱子語類》卷三） 所謂「（鬼）妖由人興」，一個人如果沒有私心，鬼也找不出他的破綻，自然不會找你的麻煩。如果你不願向冥府開放自己的內心（實際也做不到），那顯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冥界徹底消滅隱私方面，儒佛實際是達成了一致，清末的梁恭辰說： 有客問顧郎中以冥王果報之事，曰：「陰間判獄，仍用王法乎？抑用佛教乎？」顧曰：「不用王法，亦不用佛教，但憑人心。人但問心無愧即冥中所謂善，問心有愧即冥中所謂惡。公是公非，不偏不倚，幽明一理，儒佛五分。」（《北東園筆錄續編》卷三「顧郎中」） 幾十年前流行的口頭禪「狠斗私字一閃念」，也從唯物主義無神論的角度強調了這一點。剛剛看到一篇文章（不用手機，134天，我的環遊中國記），作者在赤峰客運站想買車票，但是沒有手機，客運站的工作人員說： 只有間諜不想讓人知道他在哪，只有間諜不想讓別人找到他。你說，你不用手機是不是就為了不讓人找見你，除了這個理由，你還有啥原因能不用手機。我告訴大家，這肯定就是個間諜！ 我們再說機構，冥府的主要構成就是閻羅殿，雖然有冥界十王以及地藏菩薩的集體領導，但主持日常工作的一般是第五王閻羅王及其下屬的官僚機構。除去閻羅、判官等領導層之外，這個官僚機構的工作人員可分為內勤與外勤，外勤主要負責到陽間執行勾攝任務，也就是我們一般人熟知的黑白無常之類。內勤則負責後台冥簿的記錄、管理。從冥府的發展來看，內勤的出現晚於外勤，早期的冥府，所有涉及生死問題的，都是交由司命處置，司命其實是天官，在冥府初創時期，為了保證合法性與權威性，大部分的冥官都是天神，比如《新輯搜神記》卷二十一： 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卒亡。死時，有吏將詣太山，同名男女十人。司命閱呈，謂行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來，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治下有禁，不得舍，遂至郭門外大樹下宿。有好女獨行無伴，文合問之曰：「子似衣冠家，何為步行？姓字為誰？」女曰：「我三河人也，父見為弋陽令。昨錯被召來，今得遣去。遂逼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似類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婦人以貞專為德，潔白為稱。」文合與相反覆，終無動志，天明別去。文合死已再宿，停喪當斂，視其面有色，摸心下稍溫，半日間蘇。文合將驗其事，遂至弋陽，問其令，則女父也。修刺謁令，因問曰：「某月某日君女寧卒亡而卻生耶？」具說女姿顏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所言皆與文合同。令大驚嘆，竟以女配文合焉。 又如：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曆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腳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卒以腳痛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腳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敕出，將易之。胡形體甚丑，腳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倏忽，二人腳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復生。具為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腳，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士，愛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屍，果見其腳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腳號咷。忽行路想遇，便攀援啼哭。為此每出入時，恆令人守門，以防鬍子。終身憎穢，未嘗悞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幽明錄》） 應該說，早期的冥簿以及司命的職能比較簡單，就是管理人的生死壽夭，司命隨意翻閱就可以處理了。但是，隨著冥府勢力的擴張，必然會全面介入生人的日常生活，人類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都需要監控起來。這樣，單單靠司命就不夠了。所以後來的冥府，司命已逐漸退回到天庭，而由專職冥官負責管理冥簿以及內勤。冥簿如果包含了如此多的信息，那是多大的一個規模。志怪小說中當然沒有給出具體的統計數據，但是從零星的記載中可以想像一下： 遂引入一院，題雲「戶部」，房廊四周簿賬山積，當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黃幃帕，金字榜曰「皇籍」。余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蓋之，韋鼎云：「宰相也。」因引詣杜氏籍，書籤雲「濮陽房」，有紫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生者，籍名已俱。（《朝野僉載》卷六） 見其庭院廊廡之下，簿書雜亂，吏胥交橫。何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升降去留，將來之官爵也。」（《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六·潞王） 過大廳東，別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約六七間，窗戶盡啟，滿屋唯是大書架，置黃白紙書簿，各題籤榜，行列不知紀極。其吏止於一架，抽出一卷文，以手葉卻數十紙，即反卷十餘行，命敏求讀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罷舉。其年五月，得錢二百四十貫。側注朱字，其錢以伊宰賣庄錢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祿張平子。」（《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七·李敏求） 行及西廟，視廡下牖間，文簿堆積於大格，若今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問之：「此當是陰府，某願知祿壽幾何。」吏應曰：「二人後且皆為此州刺史，無勞閱簿也。」（《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崔龜從） 循西廊而行，別至一廳，文簿山積，錄事中坐，二使以撰入白，錄事以硃筆批一帖付之，其文若篆籀不可識。（《剪燈新話》卷二·令狐生冥夢錄）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記載中，都強調了冥簿如「山積」，數量龐大，而且採用模塊式管理，比如第一條中，裝「皇籍」的架子特別高，還有黃色布帛蓋著，宰相的檔案只能用紫色布帛。皇族檔案級別高，查閱、檢索一定需要特別的授權。記錄的細緻之處也有記載： 頃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即書無事。趙自窺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算也。（《酉陽雜俎》卷二「玉格」） 這裡提到冥簿記錄信息的細緻程度，完全做到了抓鐵留痕。因此，「過錄者數盈億兆」，數據量大得驚人。在純手工錄入的情況下，還要每六十年全部重新過錄一次，需要的人力之巨，可以想見。 大致可以總結說，冥府的資料庫，體量極大，而且全部由內勤手工完成。冥府的內勤公務員中，幾乎90%在執行錄入、審核業務。這也許是「一無差錯」的重要原因。（陰獄中負責刑罰的牛頭馬面之類，我未將其算作內勤或外勤，而是外聘的合同工） 最後說說技術。我必須誠懇地說，在觀念和機構問題解決之後，技術其實是最不重要的。紀曉嵐說：「夫鬼神豈必白晝現形，左懸業鏡，右持冥籍，指揮眾生，輪迴六道，而後見善惡之報哉？此足當森羅鐵榜矣。」（《閱微草堂筆記》卷六）在他看來，只要有業鏡和冥簿，所有的有情眾生就沒有隱私可言了，那麼善惡果報以及轉世投胎的判決處理，都順理成章。在上引的《酉陽雜俎》的記載的前半部分，說的就是運用冥簿和業鏡綜合判案的事：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床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人甚眾，久立視之。又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眾。見妹婿賈奕，與己爭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黑石，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辯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 趙業與妹夫賈奕繼續就誰殺了牛爭辯，各有各的理。判官一時也無法裁決，於是一拍手。這時大堂上忽然有一面巨幅的鏡子懸在空中，眾人仰視鏡子，只見鏡子里賈弈拿著屠刀，而趙業靠著門，一臉不忍之色。誰是誰非一目了然，趙業也被無罪釋放。再舉一例： 漢州德陽人劉小五郎，已就寢。聞門外人爭哄，一卒入呼之，不覺隨以行，回顧，則身元在床上。審其死，意殊愴然。才及門，見老嫗攜一女子，氣貌悲忿。別有兩大神，自言城隍及里域主者，取大鏡照之，寒氣逼人，毛髮皆立，其中若人相殺傷狀。二神曰：「非也。此女自為南劍州劉五郎所殺，君乃漢州劉小五郎，了無相干。吾固知其誤，而早來必欲入君門，所以紛爭者，吾止之不聽故也。今但善還，無恐。」女子聞此言，泫然泣下，嘆曰：「茫茫尋不得，漠漠歸長夜。」遂捨去。劉生即蘇。（《夷堅丙志》卷二·劉小五郎） 如果說冥簿是以文字形式，業鏡則是以短視頻的方式實現了對生人的全面監控。當然，我們切不可認為冥簿和業鏡只是為了審案，冥府掌握生人的隱私，更主要的是為了教化。《北夢瑣言》逸文卷三有一則故事，一個和尚就是在陰間通過業鏡見到自己「從前愆過猥褻，一切歷然」，復生後專心改過。 但是，業鏡並非冥府監控技術的頂峰，我們知道，人心的幽微之處，從其在外行事上不一定能看出來。就像我們現在知道，有圖有視頻也未必有真相，因為AI可以製造出來。我常說，我們現在的很多開腦洞的設想，其實都是冥界玩剩下的。為了解決業鏡的監控死角，冥界的技術人員發明了心鏡： 業鏡所照，行事之善惡耳。至方寸微曖，情偽萬端，起滅無恆，包藏不測，幽深邃密，無跡可窺，往往外貌麟鸞，中蹈鬼域。隱匿未形，業鏡不能照也。南北宋後，此術滋工，塗飾彌縫。或終身不敗。故諸天合議，移業鏡於左台，照真小人；增心鏡於右台，照偽君子。圓光對映，靈府洞然。有拗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鉤者，有拉雜如糞牆者，有混濁如泥滓者，有城府險阻千重萬掩者，有脈絡屈盤左穿右貫者，有如荊棘者，有如刀劍者，有如蜂蠆者，有如虎狼者，有現冠蓋影者，有現金銀氣者，甚有隱隱躍躍現秘戲圖者。而回顧其形，則皆岸然道貌也。其圓瑩如明珠，清激如水晶者，千百之一二耳。（《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明明什麼時候都有偽君子，紀曉嵐偏偏要說「南北宋後」偽君子增多，「方寸微曖，情偽萬端，起滅無恆，包藏不測，幽深邃密，無跡可窺」，連業鏡也照不出其內心的猥瑣齷齪之處。而用心鏡一照，人人無所遁形，甚至能現出「秘戲圖」。「其圓瑩如明珠，清澈如水晶者，千百之一二耳。」能在心鏡下過關的，不過千分之一二。 更神奇的是，還有比心鏡更高級的技術，冥府創新的腳步從未停止，道光年間出版的《妄妄錄》卷十「照心袍」，則比心鏡和測謊儀更高級： 冥中業鏡台外，更有照心袍，如人間一口鐘之樣。以袍罩體，一生曖昧虧心之事，無不自吐。 監控技術已經達到全自動的程度，但也許這還不是盡頭，誰知道呢？ 上面從三個方面粗略地勾勒了冥府監控體系的建立過程。看起來這個體系很完備了，遠超《1984》的監控能力。不過，制度、機構、技術都是死的，而人是活的，鬼也是活的，觀念上的大一統也不是沒有縫隙。實際上，在關於冥簿的故事中，將冥簿內容泄露給當事人或無關人士的有之，私自篡改冥簿的情況也並不少見。有些可能無關大局，比如：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使者入冥。經歷之處，皆如郡城。忽見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生極訝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誤追之矣。」謂生曰：「汝可止此，吾將白於陰君。然慎忽窺吾簿。」吏既出，生潛目架上有簽牌曰：「人間食料簿。」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逡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裀目責之。生恐懼謝過，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醬，是敢竊食簿驗之。願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於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還。（《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八·許生） 許生偷看主人的冥簿，並沒有惡意，冥官因此還給其主人的食料簿中額外添加了醬，改善了他的生活品質。有些修改則是徇私舞弊，且涉及人的生死了： 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泰營侍甚謹。是夜三更中，夢二人乘舡，持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合死也。」泰即於夢中下地，叩頭祈請哀愍。良久，二人曰：「汝縣有同姓名人不？」泰思得，語鬼云：「有張隗，不姓徐。」此二人云：「亦可強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為汝活之。」遂不復見。泰覺，叔乃瘥。（《新輯搜神記》卷八） 徐隗本來命數已到，但由於其侄徐泰的懇求，陰差轉而勾攝了同名的張隗，這麼輕描淡寫地草菅人命。那些冥王或判官憑著一念之轉，為生人增添或削減壽數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這對冥簿乃至冥府監控體系的權威性、合法性都是極大的傷害。 總結地說，冥府的監控體系全面建成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其核心訴求可以有明線和暗線兩種說法。明線是對全體子民進行教化，讓大家全面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在儒家則是實現君子人格，即使是小人，也能安貧樂道。在佛教則是通過修行向成佛而努力。而暗線則是為了實現對陰間的全面而有效的管理，並且將冥府與陽間政府同構。這個制度建設在明太祖時就全面實現了。據說，明太祖治理的目標是杜絕再出現朱元璋，也許可以再加一句，陰間也不許出現。歷來皇帝都有這種擔心，西漢名將周亞夫在受審時，廷尉就指控他「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天下無鬼
每逢奧運會，都免不了有人探討項目設置。以前甚至有人祭出陰謀論，認為既然奧運會早已是一場政治博弈，那麼項目設置也是西方國家搞鬼，在田徑、游泳等強勢項目上廣設金牌。 探討問題時，陰謀論當然是智商欠費最多的方式。以田徑項目為例，金牌多的原因非常簡單。它是從古希臘奧運會演進至今、最能直觀體現人類競技能力的體育項目。如果奧運會只保留一個大項，那隻能是田徑。 當然，奧運項目設置確實存在博弈，許多項目為進入奧運會簡直爭破了頭。但這世界上所有問題都是經濟問題，奧運項目設置也不例外。所以，為進入奧運會而爭破頭的項目，用腳趾頭想想都能總結出它們的特點，多半是項目冷門、民眾基礎差、關注度低，進入奧運會將是它們獲取關注度並將之商業變現的機會。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東道主要是有自己的優勢項目，肯定也打算加塞。 那些看不上奧運會的項目，特點一般是擁有雄厚的民眾基礎，關注度極高、商業化運作體系十分成熟。奧運會對於它們來說，連錦上添花或雞肋都算不上，相反還會成為負擔，足球就是最典型例子。 網路圖片 里約奧運會時，內馬爾率領的巴西隊在家門口笑到最後，史上第一次捧起奧運足球冠軍獎盃。當時許多中國媒體以「終於大滿貫」之類的標題來渲染這一幕，甚至將之比作巴西奧運史上最重要一金。這實在是編輯的無知，高看了奧運足球，巴西的冠軍頂多只是「足球王國」彌補冠軍拼圖上的那個僅存空白而已。與此同時，當時巴西足球聯賽並沒有因為奧運會這樣的盛事而暫時停頓，仍是一輪一輪按部就班，壓根不會「服從大局」。 在里約奧運會上，內馬爾已是超齡球員。真球迷都知道「適齡球員」和「超齡球員」的含義，這也正是國際足聯與國際奧委會博弈的結果。從1900年第2屆奧運會開始，足球被列為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但不允許職業運動員參加。1979年，奧委會又作出補充規定，凡歐洲和南美國家曾參加過世界盃賽的球員，一律不得參加奧運會足球賽。1988年漢城奧運會則首次允許職業球員參加，但仍規定歐洲和南美國家凡參加過世界盃賽的球員不得參加。1989年後，經國際足聯與國際奧委會協商，作出新規定：允許職業球員參加，但奧運會球員的年齡限制在23歲以下，但每隊允許有3名超齡球員。 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出，國際足聯與國際奧委會之間始終存在博弈，雙方實力的此消彼長也使得博弈的天平屢屢傾斜。阿維蘭熱入主國際足聯後，大力推行商業化，世界盃等賽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國際足聯的會員國數量也超越國際奧委會，因此漸漸佔據話語權，終於對奧運會足球成功限制。國際奧委會也曾反擊，一度嚷嚷如果國際足聯不妥協，就把足球開除出奧運會，但很快就沒了動靜。這是因為，即使只是23歲以下球員的比賽，足球比賽的門票收入仍可占歷屆奧運會總門票收入的一半以上。 國際足聯的底氣之足，顯然來自其強大的民眾基礎和賺錢能力。1994年美國世界盃的電視觀眾為320億人次，1998年法國世界盃為370億人次，2002年韓日世界盃為400億人次，2006年德國世界盃達到500億人次，2010年南非世界盃為300億人次。 在盈利指標上，有數據顯示，在世界體育產業總收入中，奧運會佔4%，世界盃則佔17%。2010年南非世界盃，國際足聯的總收入高達87億美元。相比之下，2012年倫敦奧運會被認為是吸金能力陡增的一屆，電視轉播權達到26億美元，贊助商收入達到18.5億美元，這兩項收入均接近南非世界盃水準，但這可能已經是個極限。 2006年德國世界盃，德國人投入100億美元，但旅遊、消費等行業帶來267億美元的收入。2010年的南非世界盃，對南非經濟的增加約合132億美元的收入。相比之下，奧運會的投入更大，產出則弱得多。 而且，職業足球絕不僅僅有世界盃。歐洲杯、歐冠和五大聯賽，都是擁有更多擁躉、商業化同樣極其完善的賽事。很多老球迷甚至認為世界盃也僅僅是偽球迷四年一度的節日而已，奧運足球當然更得靠邊站。 不過，即使是如此式微的奧運會足球，也違背了奧運會初衷，不再是業餘選手的「重在參與」。足球在走向商業化後，更加崇尚專業主義，世界盃成為精英賽事，業餘運動員出現的可能性早已微乎其微，全部由業餘球員組成的球隊更是不可能在決賽圈出現。2013年聯合會杯上，多半由業餘球員組成的塔希提贏得世人尊重，既是因為其頑強精神，也因「物以稀為貴」。相比之下，奧運會偶爾也會出現業餘成分，比如里約奧運會的斐濟隊，當然，它的入圍首先得多謝大洋洲第一強隊紐西蘭的違規。但綜合來看，奧運會足球比賽早已妥協於職業足球，甘心「U23比賽」的地位。 同樣的例子還有NBA，它是世界上水準最高的籃球賽事，影響力驚人。但在美國國內，它僅僅是四大職業體育聯盟之一，與NFL（國家橄欖球聯盟）、MLB（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和NHL（國家冰球聯盟）並列。當然，在世界範圍內，它的名氣遠大於另外三大聯盟，這明顯是受益於籃球這一項目在世界範圍內的民眾基礎。 網路圖片 很多人都曾詫異於這一問題：為何歷史上有那麼多NBA巨星拒絕參加奧運會，美國國內又為何不以「不愛國」的名義去批判他們？ 原因很簡單，一來「夢之隊」實力太強，有誰沒誰區別不大，二來NBA的成熟運作比起奧運會籃球比賽更吸引球員。而且，對於NBA球員來說，參加奧運也許會有傷病、疲勞等因素的威脅，影響接下來的NBA賽季。甚至有球員認為，不參加奧運會是對自己的職業生涯負責，對自己所簽下的巨額合同負責。當年姚明因傷病過早退役，也有不少人指責中國籃協，認為是籃協把姚明用殘了，「奧運會事關國家榮譽，也就罷了，可如亞運會之類的比賽也逼著姚明來打，結果呢？」 作為一個成熟的體育聯盟，最不喜歡球員參加奧運會的當然是老闆。庫班就曾炮轟：「球員和球隊在奧運會上得不到任何利益，但國際奧委會卻從這些球星身上賺了大錢，要我們的簽約球員冒巨大風險，看奧委會賺錢，這非常不公平。」 當然，在商業化最為成熟的幾大運動項目和運動聯盟里，NBA和奧運會已經算是相對最為和諧的一對，「夢之隊」永遠是奧運會的一大重要看點。相比之下，最不和諧的也許是拳擊。 網路圖片 拿里約奧運會來說，拳擊比賽爭議最多，深層次原因是業餘拳擊和職業拳擊的規則差異。 根據奧運體育的「純潔性」，以打拳為謀生手段的職業拳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不被允許進入奧運會。換言之，國際職業拳擊的四大組織——世界拳擊協會（簡稱WBA）、世界拳擊理事會（簡稱WBC）、國際拳擊聯合會（簡稱WBF）和世界拳擊組織（簡稱WBO）的職業拳手都與奧運絕緣。 1920年，國際業餘拳擊聯合會（簡稱AIBA）正式成立，使業餘拳擊運動有了專門組織。國際性業餘拳擊比賽很多，其中奧運會拳擊比賽的地位最高，甚至可以說是業餘規則的締造者。 直到2014年10月，APB個人職業拳擊賽開戰，職業拳手可以藉此獲取參加2016年奧運會的資格。根據規定，凡是業餘選手轉成職業選手後，參加的職業拳擊比賽不足15場、且年齡在19歲至40歲之間，都有機會參加里約奧運會。 但奧運會拳擊比賽向職業拳擊靠近的同時，規則並未跟上。其中最讓拳手無法適應、也最容易讓觀眾產生爭議的是，因為奧運會拳擊比賽力求避免身體傷害，因此那些毫無力度的輕拳與勢大力沉的重拳一樣能獲得點數。2012年倫敦奧運會上，一位日本拳手曾單場打了對手六次讀秒，居然還被判負，最終靠申訴才能獲勝。上屆里約奧運會，AIBA乾脆還取消了賽後申訴。中國選手呂斌的失利引來無數同情聲，原因並不是什麼陰謀論，而是因為不合理的業餘規則，如果是職業比賽，他會無可爭議地獲得勝利。與呂斌受同樣困擾的還有許多拳手，如2015年拳擊世錦賽冠軍柯蘭、倫敦奧運金牌得主泰勒等，幾乎每個比賽日都會出現幾場嚴重違背觀眾觀感，讓人噓聲不斷的比賽判罰。 從這一點也可看出，職業拳擊和業餘拳擊幾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運動，互通性有限。何況職業拳手本就可以在職業比賽中獲取高額獎金，如此醜陋的業餘規則體系下，誰還稀罕奧運會呢？ 其實，即使優秀選手真的都參加了奧運會，也不代表比賽就會好看，因為有一種情況叫做「出工不出力」，冷門迭爆的奧運會網球比賽便是如此。 儘管德約科維奇曾稱奧運網球冠軍為媲美大滿貫的最高榮譽，但這在網壇絕對是少數派。名將薩芬就曾說：「贏得奧運會的比賽並不是我生活的目標。我在那不會有全部的激情，我認為網球選手的全部精力都將用在大滿貫賽事上。」尤其是隨著四大滿貫賽在商業化運作上的成功，獎金水漲船高，職業選手們當然更看重飯碗。也正因此，每屆奧運會前，都有不少早已獲得資格的選手選擇退賽，其中不乏世界排名前列的選手。 這當然跟賽程有關。四大滿貫賽堪稱馬不停蹄。從法網到溫網，本已是艱苦賽程，如果選手隨後參加奧運會，就等於要在毫無休息的狀況下轉戰美網。如此緊密的賽程無疑會加大傷病幾率，一旦出現傷病，影響的是自己獎金。對於靠獎金養活自己的職業選手來說，這當然需要權衡。 另一個重要的經濟因素則是積分問題。與大滿貫賽事不同，奧運會賽事並不會給選手帶來積分。這個問題曾出現過轉機，可惜曇花一現。原本從2000年奧運會開始，網球選手參加奧運就能獲得積分，但分數較低，還比不上大師賽和皇冠賽。後來，ATP（職業男子網球協會）和WTA（職業女子網球協會）相繼宣布，職業選手參加里約奧運會沒有積分。 這當中自然有經濟因素，因為ATP和WTA都希望ITF（國際網聯）能夠拿出一筆資金，以補償與奧運會「撞車」的巡迴賽，因為既然有許多選手要參加奧運，當然會影響同時間段巡迴賽的收入。但ITF不等於國際足聯，哪裡能承受如此經濟壓力，國際奧委會也不捨得這筆錢。雙方談不攏，那當然是財大氣粗的職業網球聯盟說了算。何況，職業網球選手也確實不需要通過奧運會來為自己抬高身價。結果，防疲憊防受傷成為主流，里約奧運會網球賽事進入第二天時，前幾號種子已紛紛落馬。 與許多項目一樣，網球也是奧運會的創始項目，但也曾長期離開奧運——1924年巴黎奧運會後，職業網球就因為「職業」原因被排除出奧運會，直到1988年才回歸。 高爾夫球同樣長期遠離奧運。1900年巴黎奧運會和1904年聖路易斯奧運會上，高爾夫已是正式比賽項目，但1908年，由於高球協會R&A與奧委會發生爭執，英國所有參賽者退出，比賽隨之取消。這一別便是過百年，2009年8月，國際奧委會確定高爾夫為2016年奧運會備選項目，並於當年10月全票通過。 但這次回歸併不美妙，早在里約奧運會開幕前，世界排名前四的選手便相繼宣布退出奧運，世界排名前30位的選手中，有12人直接選擇退賽。這當然也跟經濟因素有關，身家豐厚的高爾夫球選手如果住進條件很差的奧運村，去打一場並不被關注的比賽，結果是得不到任何金錢上的回報。有一位高爾夫球選手就曾表示：「我們都是成年人了，不能再去像年輕人那樣住青年旅館。」 網路圖片 即使是一向表態支持高爾夫回歸奧運的老虎伍茲，也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高爾夫球能夠重返奧運會，那將是這項運動發展的一座里程碑。但對於職業選手來說，奧運金牌和大滿貫賽事冠軍哪個更重要恐怕是不言而喻的，我想他們都會選擇後者。」 與職業化體育項目的隔閡，始終是奧運會的隱痛。長期以來，除了開幕式和閉幕式的收視人數能勉強與足球世界盃決賽相抗衡之外，奧運會大多數比賽都缺乏足夠關注度，許多冷門項目的現場觀眾甚至只能由本國代表團運動員組成。除了田徑和游泳這種傳統純競技項目能夠代表世界最高水準，並吸引一些贊助和廣告外，其他大半項目都只是雞肋，存在感極低，甚至淪為「四年一亮相」的表演賽。 這無疑跟奧運會早期的矯枉過正有關。早期奧運會強調業餘性，但這使得奧運會的大多數比賽都無法體現「更高、更快、更強」的口號。上世紀80年代開始，薩馬蘭奇掌控的國際奧委會逐漸將大多數項目向職業選手開放。早期奧運會還抵制商業化，甚至不惜變成賠本生意。但違反經濟規律的事情註定不能持久，到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時，薩馬蘭奇不得不推行商業化，開始經營電視轉播權、門票、贊助權和特許商品。但根據奧林匹克精神，奧運賽場內不得出現任何廣告，它與足球世界盃的收入差距，主要就因為場內廣告。 其實，所有高度職業化和商業化的項目，都曾被奧運會視為洪水猛獸，但又在事後證明它們相對更乾淨，也因職業而更完善（這一點，職業拳擊和業餘拳擊的比較最為明顯）。即使它們看不起奧運會，即使參賽者不代表世界最高水平，仍無損奧運精神。相比之下，某些冷門項目至今仍被當成政治工具，才真正違背了奧運精神。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那些原本是廢話的常識
不管舉報屬實與否，總要給一個公開的答覆。 據新黃河·濟南時報7月29日報道，2018屆清華大學畢業生、蘇州工業園區商務局科員馬某宇日前在網上公開實名舉報，其供職的商務局局長祝某及其團伙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工作紀律、廉潔紀律，在政府採購中圍標串標、虛設項目套取資金、進行利益輸送、向省委巡視組提供虛假材料，以及祝某本人學歷造假。 28日下午，蘇州工業園區新聞中心的工作人員表示，「我們有關注到這個情況，相關的部門也正在核實中，具體的結果要等核實結果出來後，我們會第一時間反饋。」 對於記者的回訪， 當地表示暫時不便發言，等市紀監委的反應。而祝某在接通記者電話後，借口有事就掛了電話。 迄今為止，被舉報窩案的商務局沒有回應，蘇州工業園區宣傳部電話打不通，新聞中心的回應其實級別非常低，既不能代表蘇州市政府的回應，也代表不了市紀監委的態度。 馬某宇的舉報範圍很廣泛，涉及人數眾多，包括蘇州工業園區商務局局長及其一班同事。 另外，馬某宇舉報局長的諸多問題，涵蓋其個人履歷造假到職務行為貪腐，哪怕只有其中一條舉報線索成立，祝某都很難脫身。 這也是這一舉報事件最奇怪、最蹊蹺的地方。 據馬某宇講述，他曾向蘇州市紀委監委提供了大量的合同、票據、詢價記錄單、通話錄音、微信聊天記錄、郵件賬目等材料並實名舉報，去年3月份立案，一年多來一直沒有下文。 然而在長達四年時間裡，馬某宇自述曾遭遇車禍，被祝某移出工作群，想要強行將其調離。更離譜的是，今年以來，馬某宇反映說祝某動用公安力量騷擾威脅他。 據馬某宇講述，警方說他因為買了爛尾樓要去上訪，所以派了兩名輔警上門警告。 問題是，馬某宇從來就沒買過什麼爛尾房，在他看來，這更像是一次以正當名義進行的公開「敲打」。 還有，祝某在辦公室說要用公安拿「尋釁滋事」搞他，這些描述讓很多人傾向於相信馬某宇網路公開舉報的急迫性，擔心不知道會有什麼事發生在他身上。 網路圖片 既然馬某宇的舉報已經立案，而且他提供了祝某貪腐及商務局窩案的詳盡資料可作證據，按理說一年多時間足夠查明事實了。不管舉報屬實與否，總要給一個公開的答覆。 假如，在常規檢舉渠道杳無信訊、被迫網路公開舉報後，馬某宇仍等不到蘇州市紀監委的階段性回復，等不到官方對舉報材料真實性的確認，那外界會懷疑祝某能量到底有多大，背後是不是還有什麼更複雜的問題？ 馬某宇的舉報材料還反映了一個值得嚴肅對待的信息，他說，祝某在其舉報壓力下，對清華畢業生產生應激反應。 在今年的工業園區招聘中，祝某要求將所有清華大學畢業的候選人排除出錄取名單，理由為「清華的不上路子」。這是蘇州急需澄清的，蘇州最重要的行政區是否存在因公報私仇，而整體排斥清華畢業生的情況？ 網路公開舉報後，公眾聚焦和社會影響持續發酵。 往小處說，蘇州有關部門如果消極對待馬某宇的貪腐舉報，只會讓人們懷疑有些人無法無天；往大處說，馬某宇舉報受挫，會讓人們擔心蘇州對人才與發展的真實態度究竟怎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四環青年
人們期待國務院最新的「批複」能夠傳遞積極的信號，不僅讓好的娛樂「走進來」，也有利於中國優秀的娛樂文化產品「走出去」，這才是更好的「中國故事」。 正在全球巡演的泰特·斯威夫特（霉霉），預計將帶來超過100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它成為讓人艷羨的「蛋糕」。有媒體報道，上海市政府的參事們建議上海引進、承接泰勒·斯威夫特演唱會，「結合上海自身特色優勢對標國際頂級商演」。 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在亞洲，此前確定的「泰勒·斯威夫特時代巡迴演唱會」，只有日本和新加坡獲得了舉辦權。這曾讓新加坡輿論為之沸騰，當地媒體推出連篇報道，追蹤採訪那些去新加坡看演唱會的外國人——他們把這看成了盛大節日，認為這是向外界展示新加坡的絕佳機會。 新加坡人甚至驕傲地認為，奪得霉霉演唱會的舉辦權，是和娛樂勝地香港展開城市競爭的一次小小勝利。 泰特·斯威夫特的團隊，應該會關注中國歌迷和中國市場，不過上海政府參事的建議要落地，並不是容易的事，涉及到複雜的審批程序。 不過好消息來了，根據近期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同意在瀋陽等6個城市暫時調整有關行政法規和經國務院批准的部門規章制度的批複》，南京、杭州、武漢、廣州、成都等城市會進行以下事項的試點：「對外資開放設立娛樂場所，申請從事娛樂場所經營活動」；對外資開放設立演出場所經營單位、演出經紀機構；對外資開放文藝表演團體、個人參加的營業性演出。 有成都朋友看了歡欣鼓舞：「成都很快就會有外資開辦的夜總會了。」這種認識自然是片面的，即便放開外資准入，外資也必須遵守中國法律，像中國企業一樣行事。 但是，信號是明顯的：外資將可以在這幾個城市開辦娛樂場所，舉辦商業演出，以及開辦經紀公司。如果泰勒·斯威夫特以後要在成都辦演唱會，就不需要中國企業全程申請、主辦，而是可以由其原班人馬來組織；對演唱會的審批權，也下放到這幾個城市了。 網路圖片 過去兩年，中國演出市場異常火爆，幾乎每個歌手的演唱會都要搶票，像五月天這樣的熱門樂團，更是一票難求。江湖上前幾年已經絕跡的「黃牛黨」，也死灰復燃。 疫情三年，演出市場受到很大影響，現在迎來反彈是必然的；但是，它反彈的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預料，而且從去年到今年，仍不見減弱的跡象。 LV集團的老總到成都，據說全身衣服、首飾加起來超過100萬元，但沒有引起太大轟動。很多網友說，如果有一萬塊，不再想買名牌包，而是去找黃牛買演唱會的門票。 這種解釋，可能比經濟學家的理論更貼切，年輕人的想法正在發生變化。 不過目前人們能看到的，還只是大陸和港澳台的歌手；至於海外歌手的演出，此前由於複雜的審批手續還沒看到。中國的演出市場，無疑有巨大潛力。泰勒·斯威夫特要是在上海演出，一定盛況空前。 前些年的輿論中，出現了對娛樂業不夠友好的現象。一些明星因為種種問題被「整頓」，引發對整個行業的負面評價。「明星」經常成為網民攻擊的對象，娛樂業也蒙上了陰影。 在各個行業中，娛樂業看起來「不重要」，它既不像晶元一樣關乎「國家競爭力」，也很難像製造業掙外匯，更不會像農業一樣是「社會安定的基礎」。 但是，娛樂業的繁榮，又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繁榮的體現。當人們有時間和閑錢去看演唱會的時候，其實意味著這個社會已經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人們重視精神生活。 「娛樂」的重要性還在於，它最能體現一個社會的開放和包容。如今的明星，不但靠作品贏得市場，也會倡導各種新的生活方式，對年輕人有著極強的「引領」作用。 前幾年的「全球同步上映」盛況，其實不僅是電影業自己的榮光，也是全球化頂點的標誌：全世界的人，可以同時開心，這是一種新的體驗。 前些年，國外一線體育和娛樂明星，都會把中國看成是最重要的市場。NBA明星的「中國行」，是他們海外行的最重要部分；一些好萊塢電影在中國上映，明星也會來中國宣傳。 過去一段時間，既有疫情的影響，也有中美關係的影響，甚至還有大眾文化保守化的影響，體育、娛樂業的「開放」勢頭有所減弱。歐洲球隊的夏季訓練，重點放在美國；在亞洲，首選則是日本。電影院里，更多是國產片；一線明星前來宣傳，也較為少見。 這當然不是好事情。人們期待國務院最新的「批複」能夠傳遞積極的信號，不僅讓好的娛樂「走進來」，也有利於中國優秀的娛樂文化產品「走出去」，這才是更好的「中國故事」。 波音、高盛、星巴克等重量級美企負責人最近組團訪華，顯示出美國企業界對中國「開放」的期待。實際上，泰勒·斯威夫特在中國開演唱會，儘管「投資」和「收益」與大企業不能相比，但它傳遞的「開放信號」，一定更為強烈——來一個霉霉，可能要勝過一架波音飛機。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2021年，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畢業生馬翔宇回到母校，給自己的學弟學妹們做了一次演講。此時的馬翔宇，是蘇州工業園區綜合協調局的一名科員。 演講中，馬翔宇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切實感受到了身處國家制度型開放第一線的工作之複雜艱深。 馬翔宇是蘇州人。即使在清華這個尖子扎堆的地方，馬翔宇也屬於十分優秀的那一批。他大學時不僅參加過很多比賽，還以面試88分的成績被免試保研。 碩士畢業後，馬翔宇曾在中信證券就職。而後，他辭職回到故里，作為人才引進的一員，成為了蘇州市的一名公務員。 少小上清華，長大入公門。在當下絕對是妥妥別人家的孩子。 沒想到就在昨天，馬翔宇實名舉報了自己的主管領導，蘇州工業園區綜合協調局局長祝歡。 舉報信列舉了祝歡的三大罪狀。第一是通過圍標、內定中標公司等方式，勾結企業進行利益輸送，涉及金額超過1700萬；第二是學歷造假；第三是公器私用，不僅將他列入了群防群控的名單，動用執法力量，還威脅他： 再敢告就尋釁滋事收拾你。 為什麼被領導如此針對，他本人說原因是不肯同流合污。 乃悟仔細看了一下馬翔宇的舉報信。按照馬翔宇的說法，祝局長的合作夥伴之一，是前畢馬威企業諮詢有限公司的員工林曉麗。 2020年，雙方通過內定招標的方式，將一份價值96萬的關於營商環境提升分析的合同交給了林曉麗。錢是給了，報告卻遲遲沒有收到。馬翔宇說自己反覆催要無果。直到後來單位面臨審計，這份報告才補交了上來。 而當時雙方的合同明確規定，在合同簽署8周後，畢馬威就應當提交第一份報告。 2022年，綜合協調局將一份價值45萬元的合同交給了普華永道。之所以給了普華永道，是因為林曉麗已經跳槽去了普華永道。可謂是林女士走到哪裡，蘇州工業園區綜合協調局的合同就能跟到哪裡。 網路圖片 馬翔宇指出，在這場招標中，出現了兩家圍標公司，分別為天晟智業和京干科技。而這兩家公司擁有同一個股東，李川。 天眼查上，這兩家企業使用了同一個郵箱。 此外，乃悟發現，天晟智造和京干科技也在其他地方政府的招標中出現過。比如天晟智業出現在了2020年濟南自貿區濟南片區歷下區的諮詢服務招標中。北京京干科技則分別出現在了2023年黑龍江和2024年福建的招標中。而最終中標的： 都是畢馬威。 人家那裡都消停的，就你姓馬的事情多。 除了畢馬威、普華永道。馬翔宇的信中還提到了另外一家知名外企，邁氏會務。根據馬翔宇的說法，邁氏會務的高管之一章璁就是林曉麗和祝局長利益輸送的中間人。在舉報信中，馬翔宇稱邁氏通過串標的方式中標了三筆合同，總額超過1000萬。 根據舉報信中所述，中標的邁氏會務會將舉辦論壇所使用的耗材，每年都會重複使用，然後來年再賣給蘇州方面一次，銷售價格不但遠遠超出市場租賃價格，甚至遠遠超出市場全價購買價格。 馬翔宇稱，他早在2023年就向蘇州紀委發送了舉報材料，而且各種證據非常詳實。但時隔一年多之久，他依舊沒有收到相關部門依舊沒有調查結果。 對此蘇州工業園區新聞中心的工作人員在接受採訪時說，有關注到這個情況，相關的部門也正在核實中，具體的結果要等核實結果出來後，會第一時間反饋。 乃悟用了一個下午就印證了小馬部分說法，有關部門查了一年半還不能給小馬個說法嗎，非要逼得他發抖音才有回復。退一步說，如果是誣告，也要儘早還祝局長清白啊。 按照馬翔宇自己所述，祝局長曾經想要調走他，但被園區一把手給撤銷了。 這就有點奇怪了，一個90後清華小科員罷了，一個局長怎麼就調不動？ 今年6月，清華大學蘇州校友會召開了一次慶祝母校華誕的聚會，到會的有很多社會知名人士。校友會會長說，蘇州是清華校友最集中的地區。產業、科研、教育、金融等多個領域聚集了2000餘名清華校友。 馬翔宇是那次聚會的主持人。 馬翔宇說，因為自己，祝局長曾揚言以後都不招清華的學生了，因為： 清華的學子都不上路子。 郝大星說2018年他在電影院看清華校慶電影《無問西東》，張震扮演的清華校友面對現實中的猥瑣交易，選擇拒絕時有句台詞： 我和他們不一樣。 電影結尾有一段長長的念白，最後幾句是這樣說的。願你在被打擊時，記起你的珍貴，抵抗惡意；願你在迷茫時，堅信你的珍貴，愛你所愛，行你所行，聽從你心，無問西東。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星球商業評論
一座城市，可以容納多少個高鐵站？在高鐵基建浪潮下，這一數字一直在被不斷刷新。 近日有媒體報道，山東濟南通車的高鐵站有12個，在未來規劃中，算上快開通的遙牆機場、濟陽、商河南站，還將布局6個高鐵站，形成18個高鐵站的格局。 地方形象、政績驅動下的高鐵站建設如火如荼，18個還遠遠不是國內城市的極限。問題在於，一邊是城市的高鐵站數量越來越多，一邊是一些建成的高鐵站，因為種種因素遭到閑置棄用。 財力、客流消化不了的高鐵站，正在成為一些地區的沉重負擔。 01 隨著高鐵建設的迅猛推進，不少省份已經率先實現了市市通高鐵，在方便出行的同時，高鐵的通達度，也成為地方綜合實力的體現，不少城市在對外宣傳時，往往會將高鐵運營里程，當成一種政績來展示。 高鐵網路的廣泛覆蓋，車站數量也越建越多，形成一個個串聯網路的節點。 論開通運營的高鐵站數量，濟南當然不是最多的。早在2021年，有機構統計研究顯示，全國339個城市中，重慶、哈爾濱、北京、蘇州、青島、福州、合肥7個城市，高鐵站的數量不低於10個，其中重慶多達20個。 重慶面積大，下轄的區縣數量多，常住人口超過3200萬人，規模堪比一個小型省份，高鐵站數量多在情理之中。 但像濟南這樣的二線城市，面積只有重慶的八分之一、哈爾濱的五分之一，常住人口數不到千萬人，規劃18個高鐵站，是否過於泛濫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高鐵成為地方發展「牌面」的背景下，不僅大城市搶著建設，一些中小城市也紛紛上馬，砸鍋賣鐵地爭取線路，爭取設站。 比如桂林，常住人口495萬人，為了發展旅遊經濟，一口氣規劃建設了9個高鐵站，分別是桂林站、桂林北站、桂林西站、恭城站、陽朔站、全州南站、永福南站、興安北站、五通站。 遺憾的是，地方搶著上馬的高鐵站，並不是都帶來了預期的經濟效益。 前不久有媒體報道，全國至少有20個高鐵站，建成後從未啟動運營，或者在短暫運營後又停止服務。閑置的原因也很簡單，客流量不足，虧損嚴重，地方補貼難以持續。 以桂林為例，建成的9個高鐵站中，五通站因位置偏遠，交通配套不足，車站日均發送客流量不到200人次，開通運營僅4年就停止運營。 日均客流量不到200人次還算好的，像湖南株洲的九郎山站，前幾年的「春運」期間，日均客流量一度不到10人。偌大一座車站，一天就服務幾個乘客，無疑是資源的極大浪費，自然也難逃關停的命運。 02 高鐵一響，黃金萬兩。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地方之間圍繞高鐵線路、設站而展開的明爭暗鬥屢見不鮮。 對地方民眾來說，建高鐵不是直接從他們口袋掏錢，當然也會希望高鐵線路越密集、高鐵站越多越好，這樣在家門口就可以通達全國，出行更方便。 但事實上，高鐵網路規劃需要考慮多種因素，線路、站點的設置，存在一個極限閾值。高鐵站越多，通達度就越高，或者說高鐵出行就越方便，這可能是一個錯覺。 首先，過於密集的站點設置，可能會影響高鐵的運行效率，如增加停靠時間、降低平均速度等，還可能對城市空間布局產生不利影響，導致區域發展呈現碎片化的現象。 並且，線路上的站點太密集，會形成分流效果。被網友稱為「南京兩大落魄車站」的南京紫金山東站和江浦站，建成十年未啟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紫金山東站距離開通的仙林站只有8公里左右。 其次，高鐵出行的便捷性，受線路走向、站點選址影響，有便利的配套和交通銜接，高鐵站才能有較高的運營效率。 歐洲、日本等國家，高鐵站基本就在市中心，客流量大。像日本的新宿站，是世界上使用人次最高的鐵路車站，位於東京都新宿區、澀谷區，形成了一個繁華的商圈。 為了推動城市郊區的開發，帶動土地升值，降低拆遷成本，國內不少城市的高鐵站，選址往往比較偏僻，以至於高鐵站建好時，周圍甚至可能還是荒無人煙的狀態。 此前有學者對京滬線、武廣線上38個高鐵站進行統計梳理髮現，中國高鐵站距離城市中心的平均距離為14.12公里。並且，「城市規模越小，高鐵站距離城市中心相對也越遠」。 一二十公里當然不是極限距離，像孝感北站，離孝感市中心接近一百公里。四川青川站、貴州銅仁南站、盤錦北站，距離市中心都在60公里以上。 高鐵站選址太偏，線路開通運營後，周邊缺少成熟的交通銜接。地鐵不通，公交難等，想要坐高鐵，可能還得花費不少錢打車，在路上消耗的時間，也動不動就是一個小時。 這種局面下，儘管地方成功爭取到高鐵線路，並在市郊設立站點，但交通銜接不暢，民眾出行依然極不方便，高鐵站的客流量面臨嚴峻挑戰，運營效果與預期相去甚遠。 所以，高鐵出行便利程度的提升，不是建越多的站越好，關鍵在於科學規劃線路與站點的選址布局。 有的城市一味貪多，在遠離市中心的地方搞超前規劃，設置了很多小型的站點，將高鐵站當成攤大餅擴張、賣地的輔助手段，結果因為重複建設客流稀少，陷入運營困境，不得不依賴財政補貼來維持。 03 建一座高鐵站，要保障它的運營效率，需要投入的絕不只是拆遷、建站、運營成本，周邊配套的基礎設施的完善，也是一筆巨大的支出。 高鐵站一座接一座地建，大一點的城市，財力、客流也許能夠勉強支撐，但中小城市「霸王硬上弓」式的強行上馬，可能會陷入一種錢砸進去了但沒有任何響動的困境。 我們知道，儘管國家鐵路集團承擔了部分骨幹線路的建設費用，但眾多線路仍需地方財政埋單。 有的地方為了爭取高鐵線路及其站點的設立，只能完全自掏腰包，但由於這些線路最初並未納入規劃，且往往未直接穿越城市中心，導致爭取到了線路，但只能途徑城市的邊角，站點設置很偏，由此出現前面提到的客流稀少的問題。 地方民眾對高鐵建設的財政負擔，可能缺少直觀的感受，但感受不到，並不意味著燒錢的成本不會轉移到他們頭上。 像前不久引發關注的海南儋州海頭高鐵站，投資超4000萬，站房面積近2000平方米，建好8年卻不投用。這4000萬如果用於改善民生，可以解決多少問題？ 我們不能只看到高鐵站點的不斷增設，沒有看到重複建設、閑置浪費造成的沉沒成本，以及地方債務的沉重負擔。重數量、輕質量，忽視投資效率，在這個前提下，來點贊所謂的高鐵便捷性，當然是不合理的。 正因如此，2018年發布的《關於推進高鐵站周邊區域合理開發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到： 新建鐵路選線應盡量減少對城市的分割，新建車站選址儘可能在中心城區或靠近城市建成區，確保人民群眾乘坐高鐵出行便利。 此外，2021年的《關於進一步做好鐵路規劃建設工作意見》也提到，嚴格控制建設既有高鐵的平行線路，既有高鐵能力利用率不足80%的，原則上不得新建平行線路。 同時，規劃內項目不得隨意調整功能定位、建設時序和建設標準，未列入規劃的項目原則上不得開工建設。也就是說，只要規劃沒有，地方自掏腰包建設也不行。這些政策要求被認為是對高鐵建設「踩剎車」。 在嚴控地方債的背景下，高鐵「大躍進」是該降降溫了。把高鐵建設搞成數字政績，一味追求線越多、站越密，如此盲目投資和重複建設，只會加劇地方的財政負擔。 文章來源：冰川思享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