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2024年1月1日起，北大清華將交互身份核驗信息，兩校師生實現暢行互通。第一眼看，這似乎是關於「開放」的故事，但看第二眼，卻發現這是一個擴大版的「封閉」的故事。很顯然，清華北大師生互通的背後，其實是自絕於城市，自絕於社會。這一政策，方便了兩校師生，卻麻煩了全社會。 它向全社會宣示：清華是北大人的清華，北大是清華人的北大，但清華北大不屬於全社會。 中國最頂尖的兩所精英大學，以「兼容並包」文化自傲的學校，卻固步自封，帶頭建立「土圍子」，人為設置社會孤島，讓人汗顏。也許，精英大學需要重新定義了，可以比照商業邏輯，越是標榜「私享」、「私密」、VIP、獨尊，就越是精英。高校的精英地位，不在於其對社會的貢獻，而在於其神秘感，師生的尊貴身份。 比照清華北大，如今全國有相當部分高校，都在孤島化。孤島化的理由簡直讓人苦笑不得，說是開放校園會影響校園秩序，萬一學生受傷了怎麼辦？這種理由，簡直是對大學和知識分子的侮辱，是對大學生的人格的侮辱。 教授把自己當成大學的「業主」，為封閉校園叫好，讓人鄙視。大學生把自己當小孩，以為封閉校園是在保護自己，讓人遺憾。大學的領導者無視公共性價值追求，校長思維降低為保安思維，考慮的不是如何服務社會，而是自身「安全」，極其短視。 曾有一段時間，各大城市都在致力於打通微循環，讓城市更暢通。現如今，這種計劃似乎停頓了，議題設置都沒了，更不要說執行。市政公路要經過校園、醫院、單位大院，談何容易。越是層級高的單位，越是難以溝通，越是面臨討價還價。疫情防控期間，各城市首先徵用的是市屬高校、黨校和其他單位，省屬、部屬高校的協調讓人望而生畏。 這也就不難理解，很多高校成了獨立王國，完全不顧及所在城市的需要，市民的呼聲。 網路圖片 二 何止大學是孤島，是個地方都要設置一些通行障礙。到處都有欄杆，到處都有圍牆，到處都要掃碼，到處都要登記，到處都要預約，到處都要人臉識別，到處都要檢查。 「安全」問題已經從社會的隱蔽角落走入了光天化日之下。過去，「安全」是屬於專門機關，專業人士的職責，現如今，人人都是安全的第一責任人。再小一個單位，也要設置安全員，財產安全、消防安全、人身安全，無所不包。為了預防萬一，就得一萬個小心。 因此，任何場合都要安全程序，都要設置安全設施，也就變得理所當然。各地為了個日常「安全」，不知投入了多少人力和財力，效果卻是，投入越大，人們承受風險的能力越差。人人自危，那就人人防備。 當前，幾乎每一個小區都是孤島。現如今，政府把特殊時期的無奈之舉，當成是一個常態，網格化管理幾乎成了無可置疑的創新舉措。就沒有人仔細去想想，劃分網格，劃清界限的背後，賦予每個網格員職責以後，其實是在劃分「領地」，製造事不關己的社會風氣。 就沒人去想想，我們費盡心機打破封建繩索，節衣縮食讓各地互聯互通，深化改革創造統一大市場格局，竭盡全力構建命運共同體，結果卻在微觀環境里，不斷製造障礙，不斷製造人與人之間的差別。 事實上，自由並不是一個抽象口號。現如今，人與人之間的身份差別，完全可以從能否突破「界限」來衡量。大學師生是特殊利益群體，他們獨享公共文化空間，讓想要沾染學術氣氛的普通市民望梅止渴。實在止不住，就只能托關係讓學校的老師幫忙預約，結果，關係也成了身份象徵。 讓人感慨的是，一方面，城市裡的公共空間越來越開放，公園、圖書館、博物館等，都在開放。乃至於，很多居委會都為戶外工作者設置了驛站。有些街邊小店專門為清潔工提供廉價或免費服務。但在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卻在獨佔領地，不斷打圍欄設門檻，既要佔城市的便宜，又要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三 如今，我們在刻意製造一個個「土圍子」。 曾幾何時，「土圍子」是封建制的象徵。筆者是客家人，聚族而居，老家每一個土樓都帶有軍事功能，我老家祖屋現如今都還有槍眼，方便防衛。筆者小時候還有極強的「領地」概念，去外姓同學家裡玩，得小心翼翼，路過別人的「領地」，可以感受到別人審視的眼光。 人們只知道「土圍子」裡面的溫情脈脈，卻選擇性忽視「土圍子」之間的冷血殘暴。很多人在想像「鄉賢」的社會整合功能，卻選擇性忽略「鄉賢」通常代表特定的「領地」利益，他們同時也是「領地」之間鬥爭的領導者，是社會分裂的助推手。 珠三角地區的集體經濟，曾一度讓人羨慕。受益於工業化和城鎮化，當地的土地增值極快。有些村民小組（自然村）集體收入暴增，村民因此獲得巨額分紅，一旦拆遷，村民一夜暴富。「土圍子」以內的集體經濟成員，享受好處；站在「土圍子」之外的人，則紅了眼。這種集體經濟，到底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還是封建性質的，很值得懷疑。 城市社區的「網格化」也好，農村地區的「集體化」也罷，看上去都是現代性的產物，甚至還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色彩。在本意上，這些制度都是為了增進社會進步，讓社會更加開放平等。然而，它們都意外製造了社會「孤島」效應。人們都生活在堡壘里，都有明確的邊界意識，都躲在堡壘里計算個人利害得失。 至今為止，鄰避效應還在擴散。城市垃圾站是要修的，但別修在自己小區旁邊。小區里的垃圾桶是要有地方放的，但別規劃在自己樓下。業委會是要有的，但誰當誰倒霉。人人都在義正嚴辭伸張權益，唯獨不講公義。 四 社會孤島效應也體制化了。社會上到處都是「土圍子」，劃定界限，政府部門也在跑馬圈地，建立自己的專屬「領地」。 現如今，基層已經被上級部門「殖民」了，他們沒有自主性，能夠做主的事情越來越少。每個部門都希望自己在基層有個「腿」，能夠一竿子插到底。所以，各部門都有強大的動力指揮基層，或者繞開基層。 有錢的部門出錢，通過擴大機構建立基層組織，再不濟也要僱傭協管員，為自己幹活。有權的部門，則通過監督考核等槓桿，要求基層為自己的部門服務。基層充斥著各種條線工作人員，他們人在基層，做的卻是上級部門下派的任務，直接接受上級指令。在各種平台和系統中，這些工作人員被程序控制，按部就班工作，成了「屏幕官僚」。 部門之間有明顯的孤島效應。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都站在自己的角度開展工作。很多部門在開展工作時，趨利避害是不言自明的原則。有利的事情，一定要想方設法攥在手裡；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則要想方設法推出去。 部門之間也講究三六九等，強勢部門好處佔盡，年中考核一定要優；弱勢部門則自認倒霉，夾縫中生存，只能靠努力工作獲得主要領導青睞。由於每個部門都有小九九，都在想方設法防備別的部門，以至於最為基礎的信息也不願意共享。 最典型的表現是，每個部門都建立自己的系統和平台，都不願意和別的部門共享信息，部門間的孤島效應擴散到信息領域，製造了數據孤島。不客氣地說，各地政府花大精力建立所謂的大數據平台，在現有的條塊關係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在網約車商業化之前，各地的運管部門和計程車公司都在建立自己的網約車和電話約車平台，技術上沒有門檻，但問題出現在部門和地區分割上。平台使用規模越小，數據越不能共通，效率就越低，就越無用。 所謂「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根源不在於技術，而在於部門之間的孤島效應。 由於孤島效應太麻煩，各地也就不得不成立各種協調機制。各種領導小組、委員會越建越多，但出現了另一個問題：政府機構疊床架屋，效率不進反退。各部門領導開會越來越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各種協調機構越來越多。 在基層，組建應急局的本意是為了更好地整合應急力量，把應急委員會設置在應急局也看似理所當然，但應急是一項綜合協調極強的工作，一個職能部門根本就不可能調動指揮其他部門。最終，還是得依靠政府辦來協調。 很多地方為了提高效率，在短時間內推進某項重點工作，乾脆從各部門抽調人員，組成指揮部集中攻關。有些地方，抽調幹部的比例極高，甚至於，指揮部成了特區，最有能力也最有活力的年輕幹部可能都到了這種攻堅克難的部門，這在無形中重構了基層體制。 地方工作出現了多中心工作格局，常規體制往往不在發揮作用，而一直依賴於非常規體制。基層出現了奇妙的現象，治理資源越來越集中，領導注意力越來越聚焦，其結果一定是少部分人積極，多數人躺平。 非常遺憾的是，社會整體效率很可能在下降。我們看到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高效，卻忽略了孤島效應下常規能力的急劇下降。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 哲學王
看到媒體報道的一則新聞： 一名男子在某商場內大打出手，不是家暴也不是私人恩怨，而僅僅是因為認為別人的穿著是奇裝異服，便在眾目睽睽之下施暴，辱罵毆打他人，有工作人員上前勸阻，也被扇了幾巴掌……即使在警察到了現場以後，打人男子仍在大聲叫囂：只要我們死不絕，文化就不能入侵…… 網路圖片 看到這個新聞，只覺得十分悲哀。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了，竟然還會發生這樣惡劣的事情：有人因為穿衣，在大庭廣眾被人施暴，被公然毆打。 而這起新聞中頗為諷刺之處還在於，雖然這名男子在對他人施暴時，打著「抵制文化入侵」的幌子，但是該男子的腳上，卻穿著一雙由美國人菲爾·奈特創辦的耐克牌運動鞋。 網路圖片 由此也可以看出，這些人其實壓根就不懂什麼是外來文化，也不懂什麼是文化入侵，他們是暴徒，是違法的暴徒。 多年以前，曾經有一段時期，人們穿衣色彩單調，風格單一。那時，西裝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的，旗袍被說成是封建餘孽。那些看上去花哨一點的服裝，會被斥為「奇裝異服」，要是膽敢穿喇叭褲上街，會被剪褲腳……歌手艾敬便曾在《艷粉街》里這樣唱道：「有一天一個長頭髮的大哥哥在艷粉街中走過，他的喇叭褲時髦又特別，他因此惹上了禍，被街道的大媽押送他遊街，他的褲子被撕破，尊嚴被剝落……」 網路圖片 改革開放以後，人們的衣著開始豐富多彩起來。在《胡耀邦與廣東開放紀事》一文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1983年2月8日，胡耀邦在視察深圳時，看到當地幹部群眾服裝款式單一時，便笑著問大家：「你們為什麼不敢穿西裝，我50年代出國還穿了花衣服，你們工作人員穿西裝我贊成，自己出錢嘛怕什麼？女同志可以穿太空褸，髮型也可以改變改變。外商進來，看你們現在穿的樣子，不知道投資保不保險。」 網路圖片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827/c85037-25548995.html 胡耀邦不僅自己率先穿起了西裝，並且鼓勵人們穿西裝，他把這視為培養開放意識並向世界展示中國開放形象的一種手段。 為此，他還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有人認為，穿西裝不好，因為西裝不是我們的，應該穿中山裝……胡耀邦便在大會上解釋：中山裝也不是我們國家的傳統服裝，是孫中山先生引進後改裝的。 曾在網上看到一個小故事，有人向胡耀邦建議，要管一管人們的穿衣問題：「有些人太不像話，還是應該管一管，機關有一位工作人員，喜歡穿一條超短裙，叫人實在看不慣。」胡耀邦當即幽默地回復：「誰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慣不看就是了。」一句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也很想把這句話送給那些喜歡對他人的穿衣妝扮指手畫腳，動輒給他人扣各種帽子甚至施暴大打出手的人，「誰叫你去看了？你看不慣不看就是了。」 改革開放的成果來之不易。改革開放不僅僅是打開國門，首先是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衣著色彩由單調趨於斑斕，風格由單一走向多元，其意義不僅僅在於時尚，更是改革開放中衝破思想禁區、引領風氣之先、推動時代進步的見證。 改革開放幾十年了，本來以來那種穿個喇叭褲上街被人剪褲腳的事情，再也不會發生了。可是，誰能想到，這麼多年來，「U型鎖」的幽靈，一直沒有消失，而且在近年來越來越猖獗，竟然發展到光天化日之下，以「反對文化入侵」的名義，公然對他人施暴。 這些人不是什麼愛國者，他們踐踏法律、傷害他人，他們只是社會的禍害。這種違法行為應該被嚴懲，否則，只會貽害無窮。今天他們可以喊著「抵制文化入侵」的口號在公共場合施暴，明天會不會喊著什麼口號行兇，或者干出更暴力更恐怖的事情來？ 這兩年，類似的文章也寫過不少了，可是越來越感到一種無力感，而發出的聲音也越來越微弱，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戾氣從線上漫延至線下，戰馬行動以愛國的名義到合法經營的商場鬧事，現在又有人以抵制文化入侵的名義，毆打他人，公然違法。 而更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對這種毆打他人的明顯違法的行為，在這則新聞的一些評論區，竟然也有烏泱烏泱的人留言表示堅決支持，誇讚施暴者有血性，稱「打得好」「打的有點輕了」。 網路圖片 這些留言讓我震驚，也很擔憂。我很擔心，這種戾氣肆虐，正在走向一個危險的邊緣。我期望能有更多的人發出聲音。我們不能把這個來之不易的世界，讓給他們啊。 我有一個美好的願望，我期望我們永遠都會有穿衣的自由，我們永遠都會有時尚的權利，我們永遠都不會過那種流行音樂只能躲著偷偷聽的日子。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玖奌雜貨鋪
7月19日午間，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血管內科醫生李晟在門診診療時，遭遇一男子持刀傷害，最終由於傷勢過重，李晟醫生經搶救無效於當日晚間去世。 李晟醫生離開後，他生前的同事和診療患者在互聯網進行悼念，稱他醫術精湛，能解決諸多複雜問題，性格溫和，且對患者負責。 醫護人員從未如此脆弱。近年來，全球範圍內針對對醫護人員的工作場所暴力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暴力事件的嚴重程度和頻率持續上升。 2022年《衛報》的一篇報道指出，針對醫護人員的暴力行為已成為一場「全球危機」，2021年全球161名醫護人員被殺害。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以來，醫護人員因工作場所因暴力而受傷的風險是其他行業工人的五倍，占所有行業的73%。 此前，從2011年到2018年，醫護人員由於工作場所暴力受傷的風險已經上升了 63%。 醫護人員面臨的暴力通常分為身體暴力和言語暴力兩種形式。在中國，醫療場所的暴力行為更為極端，傷醫血案頻發。 徐州醫科大學的4位研究者在互聯網對2000年至2020年間發生在中國醫療系統內的暴力事件進行檢索及核實，醫療機構報告了345起暴力事件，54起事件中受害者以被謀殺（編者註：死亡）告終[1]。 中國的傷醫案更加暴力 在醫療場所中，護士群體往往遭遇更高頻率的暴力事件。但在國內環境下，醫生卻更可能成為極端暴力的受害者，甚至是傷醫血案的犧牲品。 一項研究調查收集了2010 年至 2020 年中國針對醫護的暴力事件，並且詳細分析了嚴重身體暴力的時間、地點、動機、人員傷亡等信息。發現醫生是醫院中最容易遭遇致命身體暴力的群體，死亡的可能性是保安人員的4.732倍。 有些暴力傷醫事件中，患者不滿的原因也實在離奇，讓人防不勝防。比如2016年，廣州退休醫生在家被連砍30餘刀。調查行兇者動機發現，他因為25年前做的烤瓷牙黃了，找醫生要求賠償未果，於5日下午尾隨醫生回家行兇。 來自成都第四人民醫院、電子科技大學成都腦科學研究所臨床醫院心身醫學中心的幾位研究者們，通過對法律文書中涉及暴力傷醫訴訟進行分析發現，在2013年-2021年，法院審理了364起相關案件。 這些訴訟清晰地列出暴力分類。其中，毆打佔比最高（43.1%），其次是推搡（30.5%），14%是用匕首等利器傷害。從前述研究的醫生、護士和保安人員傷亡比率來看，這些匕首大多捅向了醫生。 遭遇暴力傷害之後，一些當事人死亡或者嚴重受傷，即使倖存，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是留下殘疾，並喪失工作能力。以2014年和2015年發生的兩起傷醫事件為例，其中一位外科醫生被菜刀砍傷，頭表有三處裂傷，右手食指和中指呈開放性骨折；另一起事件中，醫生被被燒傷，燒傷面積達30-35%，其中3度燒傷達15%，幾乎所有手指都被燒傷和壞死。這意味著，醫生們即使康復後也無法繼續從事工作，而這對患者和醫療機構都是極大的損失。 同樣不容忽視的是護士所遭遇的暴力——這在輿論場近乎失語。在一項對護士遭遇暴力行為的橫斷面研究中，71.9%的護士經歷過語言暴力，12.8%的護士經歷過性騷擾，且絕大多數來自患者。而急診室護士面臨身體暴力的風險最大，20%的人報告自己遭受過身體傷害。[5] 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據其規定，對聚眾擾亂醫院秩序、造成重大損失的犯罪分子判處 3 年以上有期徒刑。2019年，《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出台。相關法律的出台被指對暴力傷醫行為有所震懾。 多項研究顯示，過去十幾年裡，發生在中國醫療機構的暴力行為逐步上升，隨著相關法條的出台有所遏制，但新冠期間，針對醫護人員的暴力行為又有所抬頭。 而且，亦有聲音指出震懾仍然不足。 「對於造成傷害但未嚴重到危及生命的暴力行為，犯罪者可被逮捕幾天，並處以罰款或不處以罰款。一些事件的肇事者只是被要求口頭或寫信向受害者道歉，或者被警方教育一番，然後釋放，」在一項調查中，研究者對97起發生在2015-2021年的傷醫事件進行統計，發現只有6起犯罪人被判入獄，3起案件被法院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47起仍在調查中。 「一起造成嚴重破壞和人身傷害的醫鬧事件中，事件涉及300多人，但只有少數關鍵人士被起訴和判刑，大多數肇事者都沒有產生任何後果。」[6] 在諸多情況下，醫患之間撕裂愈發嚴重。來自患者的抱怨是，醫藥檢查費用過高，等待時間過長，醫務人員給出的診療服務不符合預期，溝通時間過短；而醫護人員的視角來看，患者醫療素養有限，產生了許多不合理的期待；或者醫生面臨一些實際約束（比如來自醫保、醫院制度）等等，使得診療過程變得更為複雜，但這些並非醫護人員能解決的問題。 比如，在97起暴力傷醫事件分析中，研究者發現，26起暴力發生在醫務人員試圖說服患者及其家屬遵守醫院規章制度時。如醫生制止患者插隊，或者當護士提出「醫院規定保護新生兒和產褥期婦女，每位患者一次只能會見一位探視者」時，他們都遭遇了襲擊。 「信息差距和因視角不同而產生的認知差異是顯著的，」研究者指出，醫患雙方都沉浸在各自的壓力和憂慮中，病患對病情充滿沮喪和擔憂，而醫生也面臨繁重的工作量和複雜的溝通。鴻溝產生了，而這卻並非僅憑醫護人員或者醫療機構就能解決，但他們卻成為了不滿和怨憤的出口。 醫院暴力事件的發生不僅嚴重傷害了醫護人員的職業信心，同時也將需要醫療服務的公眾推入糟糕境地。當下我們可能已經陷入某種死循環：由於暴力行為的出現，醫院出台更為嚴格的安全措施和限制，使得患者和家屬就醫體驗惡化；而醫護人員由於恐懼和自我保護，對病人及其家屬產生不信任，加劇了溝通困難，這進一步增加了醫生的工作量，同時也會引發患者進一步的不滿，衝突由此升級，甚至訴諸媒體。諸如此種，又將導致更大程度的不信任。 傷醫者是誰？ 對於中國傷醫案件有著很多討論，但傷醫者的面目一直模糊不清。 奧克蘭理工大學的一項研究試圖去解釋這個問題，作者們收集了中國曾發生的97起醫療暴力事件，包括言語暴力和身體暴力，並對內容進行了詳細分析。 這項研究發現，施暴者中患者家屬佔大多數，97起事件中，55起施暴者都是患者的家人，其中14起是父母，11起是患者的成年兄弟姐妹。施暴起因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患者或者新生兒死亡[8]。 在前述利用裁判文書網數據進行分析的研究中，統計了2013-2021年針對醫護人員暴力的364個案例，得到了類似的結論。 最常見的施暴者是患者家屬（58.2%）。在患者死亡後，家屬往往會立刻爆發，在患者死後發生的暴力事件中，超過一半都是在當天發生的，大概有76%在一周內發生[9]。 對無故去而復返的患者，可能要格外注意。因為對醫生的不信任和對看病經歷的不滿，在一些人身上已經轉化成了對醫生的仇恨。這些人可能是傷醫案件中最致命的殺手。 對2010-2020年中國醫院暴力行為的一項研究，討論了醫院暴力行為導致輕傷、重傷和死亡的特點，發現訪客是最致命的群體，因為其中一部分人去醫院不是為了看病，而是為了去尋找報復的對象[10]。 國外針對醫務人員的暴力研究中，急診和精神科這種任務重壓力大的科室，是暴力行為的重災區。 而在中國，耳鼻喉科和骨科這類預後時間長的科室，卻有著意想不到的致命風險。 前述對2010-2020年中國醫院暴力行為的研究發現，49.3%的暴力行為都發生在急診科，其次是兒科。但腫瘤科（25.0%）、外科（13.6%）和耳鼻喉科（10.0%）發生的暴力行為，卻更有可能導致醫護人員死亡。這可能是因為急診科和兒科的暴力事件更多是臨時起意，而其他科室更多的是蓄意報復。 2013年10月，震驚全國的「溫嶺殺醫案」就是一樁發生在耳鼻喉科的慘劇。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兇手連青恩在術後覺得鼻子不舒服、呼吸困難並伴有疼痛，但醫院所有檢查都顯示其手術成功，他的鼻子沒有問題。由此他對醫生產生了懷疑，多次到醫院找醫生。 實際上，鼻部問題不是簡單能解決的，鼻部疾病患者的術後恢復期往往在三個月到半年，這比其他外科手術長5倍左右，恢復期需要頻繁地換藥、刺激鼻腔。而且一些鼻部問題其實是腦部問題導致的，鼻子不舒服卻查出腦病，這種認知上的錯位讓患者很容易和醫生產生衝突[13]。 骨科也有著患者期望和現實之間的錯位。對上海某三甲醫院醫患衝突的調查顯示，在該院所有的醫療糾紛案件中，外科醫療糾紛例數最多共 99 例，占 62.66%。其中骨科發生的醫療糾紛數量最多，占外科發生醫療糾紛總量的44.57%。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患者的期望極高。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幾位研究人員，在調查了部分患者對於全膝關節置換術（TKA）的期望後，給出了一個有點誇張的總結「藥到病除」。作者回收了198份用於評估患者期望的HSS-TKRES問卷，發現百分制的問卷中患者平均期望得分達到89.17分，而國外醫生對這項療法的期望僅為66分。 美好甚至有點不切實際的願望，在現實面前會更容易受挫。很多患者期望能夠像生病之前那樣跳廣場舞、蹲下給小寶寶洗澡、丟開助行器走路。但這些或者難以實現，或者恢復時間要比患者想像的漫長，這些失望和恢復中的癥狀滋擾會讓患者不滿，後悔進行手術，甚至對醫生產生懷疑。 要消除這些患者的不滿，需要醫療系統給予細緻的指導。比如告訴患者手術後多久可以離開助行器，或者給想要蹲跪的患者專門設計術後跪地康復方案，由此打消他們的懷疑[14]。但遺憾的是，在繁忙的醫療系統中，只有一小部分患者的需求最終得到滿足。 國外怎樣保障醫生安全？ 國內傷醫血案頻發，但是相當多的醫護人員都沒有接受過如何保護自己的系統培訓。不了解如何系統運用緩和（de-escalation）技巧防止暴力升級，以及通過觀察對方的情況選擇應對方式，迴避暴力行為，這在一些國家是工作場所安全的基本培訓。 醫學博士杜文民曾在加拿大醫院供職，他介紹，在當地，每一位年輕醫生入職後都會接受培訓，其中包括如何應對場所暴力。「醫院絕對不支持你反抗，而是告訴你如何避免，如何脫離，如何獲取援助。」 加拿大安大略公共服務健康與安全協會（Public Services Health and Safety Association）提供了一份詳細的應對方案。 俄亥俄州立大學韋克斯納醫療中心（The Ohio State Wexner Medical Center） 員工培訓也圍繞相似問題展開：”暴力升級的跡象有哪些–包括語言和非語言暗示？ 你能做些什麼來保證自己的安全？ 」 而前述奧克蘭理工大學的研究提到，國內醫生在緩和技巧、正確應對暴力和保持安全的培訓要麼缺失，要麼無效。國內的醫生很少能意識到施暴者暴力升級的危險。 當然，即使培訓過的醫護人員，也不能僅靠個人去應對暴力行為，更重要的是有系統性的支持。醫護人員所在的組織需要提供明確的政策和程序，實際上，大多數應對醫院暴力事件的策略都是在系統層面。 中國醫護人員缺乏有效的暴力應對系統來防止傷害。傷醫案發生時，很多醫生毫無防備而且孤立無援。中國2013年底至2017年期間公開報道的97起醫療暴力事件中，高達 61 起受害者遭遇暴力時都是獨自一人，手邊也沒有可用的警報或緊急按鈕。 由於攝像頭髮揮作用的情況很少，以及安保力量的不足，只有9起事件中保安趕到了衝突現場，但卻沒能力阻止暴行。可能是因為事發突然，只有12起事件中警察及時介入並阻止了進一步的傷害發生[16]。 在波士頓醫療中心，醫生不會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直面暴力。在這裡電子記錄中會 “標記 “過去曾對工作人員有過過分攻擊行為的人。記錄同步到醫生後，醫生可以做出多種選擇：與來訪者保持比平時更遠的距離；叫保安檢查對方是否攜帶毒品或武器；對來訪者的出入施加額外限制；或將病人安置在醫院內隨時可以找到擅長緩和技巧的工作人員的區域。這樣的標記系統在其他多個醫療機構里也有應用。 比具體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將醫護人員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意識。比如在加拿大安大略採用「白碼」（White Code）系統，這個系統把按下警報的權利交給每一個員工，當遭遇、預見或者發現其他人在面臨暴力威脅時， 都可以啟動白碼警報。 接到通知，安全團隊以及掌握緩和技術的團隊會立刻趕來，團隊會優先利用非暴力溝通等技巧平息事態，暴力情況嚴重則可能對肇事者施以控制。 事態平息後，對於經歷暴力事件的工作人員，白碼系統還提供心理和情感支持的完整計劃，以幫助員工恢復並重返工作崗位。 每一次暴力傷醫事件之後，人們都不斷呼籲更嚴格的安檢措施。相比設立重重安保進行防範，重建醫患信任更為複雜，但也是我們最需要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
「希望富士康堅定投資河南信心」。 7月22日，河南和富士康在鄭州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這場會議的規格很高，河南的主官出席，富士康科技集團董事長劉揚偉則代表簽約。會上，河南主官喊話，希望富士康「進一步擴大在豫產業布局」。 面對河南方面的拳拳之心，富士康也是投桃報李，宣布將在鄭州投資建設新事業總部大樓，總投資約10億元。 富士康調整布局，撤退的號角剛剛吹響，外貿大省，坐擁富士康全球最大工廠的河南，進出口就遭遇嚴重滑坡。在此敏感時刻，雙方通過簽約合作，向外界傳遞出攜手並進、共克時艱的信號。 網路圖片 主官喊話，時機微妙，內容意味深長。河南急了，外貿不能垮，就業必須穩，不能讓富士康跑了。 01 河南為什麼著急？這一切還要從蘋果供應鏈的外遷說起。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是蘋果供應鏈的核心，蘋果的主要代工廠富士康，在內地的工廠數量超過了250個，占其全球工廠數量的一半。從早期的深圳，到現在的鄭州，富士康的流水線，見證了一批又一批打工廠哥廠妹的青春。 但近年來，大國博弈加劇，地緣衝突頻發，全球供應鏈迎來大洗牌。蘋果本著分散供應鏈風險考慮，開始了「果鏈外遷」的戰略性調整，人力成本更低的新興市場，如印度、越南，成為庫克新的投資熱土。 以越南為例，數據顯示，自2019年以來，蘋果通過其供應鏈合作夥伴，在越南的累計投資達到近400萬億越南盾（約160億美元）。 果鏈外遷，富士康撤離，手機產能斷崖式下降，擁有富士康全球最大工廠的河南和鄭州，首當其衝。 河南的出口商品中，機電產品佔據出口值的一半，機電產品又以手機為主。官網顯示，今年上半年，河南的手機累計出口1395.1萬台，同比下滑達到驚人的47.4%。 網路圖片 受手機產能減少的拖累，整個河南的外貿數據遭遇嚴重下滑，上半年進出口總值為3253.2億元，同比下降13.8%。中部外貿第一大省的頭銜，直接被安徽給搶走了。 網路圖片 富士康作為蘋果的代工廠商，它也處於產業鏈的下游環節，談不上有多麼高的技術含量，但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和河南經濟深度捆綁。上述這些數據再次說明了一點，「富士康一打噴嚏，河南外貿就要感冒」。 一直以來，對外資外企的歧視性偏見之下，富士康和郭台銘並不受網友待見。 面對富士康轉移生產線的操作，不少人認為，這就是一個「農夫與蛇」的故事，我們應該有點民族骨氣，趕走了就趕走了，沒有富士康，很快會有別的企業補上來。 這種狹隘的觀念，顯然低估了富士康的影響力，低估了產業培育的難度。富士康的生產線調整，影響的不只是一家企業的布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河南的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累計同比減少66.9%，出口減少88.3%。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河南要公開喊話「老鄉，別走」，富士康的去留，關乎的是一個地區的投資環境和信心。河南太需要一顆定心丸了。 02 那些吵著讓富士康滾出河南，滾出中國的，也一定不會知道，當年為了拉攏富士康來投資建廠，河南和鄭州方面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和代價。 2010年前後，富士康發生多起跳樓事件，一時間全國嘩然。彼時富士康的重心還在深圳等沿海地區，輿論風波影響，加上深圳正著手產業升級，更青睞華為、比亞迪等本土企業，富士康不得不調整布局，開始生產線內遷的進程。 富士康的內遷，讓中西部省市看到了難得的機會。台媒報道曾提到，當年郭台銘家擠滿了大陸省市負責人，省級拜訪是常事，市級被攔時有發生。 網路圖片 為了爭奪富士康，有充足勞動力優勢的河南，更是舉全省之力，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為富士康量身定製了系列優惠措施。有學者估計，這些優惠措施對應的招商成本，高達120億至150億元左右。 之前疫情時期，富士康遭遇用工荒，河南各地的政府部門火速出手，將招工指標分配到鄉鎮甚至村一級，幫助富士康招工，引發廣泛討論。 在河南，政府出手幫富士康招工，其實早就不是新鮮事。鄭州航空港官員曾透露，「富士康事情已經不是簡單的招商，而是政治責任，從上到下，全部都是一把手抓」，招工完成情況，甚至是重要的考核指標。 從土地、財稅優惠，到行政力量協助企業招工，在河南的精心呵護之下，富士康在當地的生產線逐漸壯大，成為重要的經濟支柱。巔峰時，每兩部蘋果手機，就有一部是河南製造。 網路圖片 富士康對鄭州，對河南的改變，是多個層面的。 首先，手機生產流水線日夜轟鳴，像一個強勁的馬達，驅動著鄭州成為外貿重鎮，深度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鏈。數據顯示，建廠以來，鄭州富士康累計進出口額約佔河南省進出口總額的60%、鄭州市的80%。 其次，富士康來了，上下游企業也跟著來了，直接撐起了鄭州乃至河南的電子信息產業。「十三五」時期，鄭州富士康累計帶動200餘家相關產業鏈企業入駐港區，完成投資3000億元。 網路圖片 再次，產能龐大的生產線，為顛沛流離外出務工的河南老鄉，提供了一個在家門口就近打工的機會。像富士康鄭州科技園，工人數量一度多達40萬人左右，堪稱一座小型城市。 學者陳肖飛梳理髮現，2011—2012年富士康生產線開始招收員工，而2011—2012年也是河南省農業人口省內轉移人數高於省外輸出人數的拐點。 也就是說，富士康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河南人口外流的現狀。 當然，富士康和鄭州、河南的故事，是市場經濟環境下，一個政企雙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故事。富士康貢獻稅收、提供就業，而它能賺的盆滿缽滿，自然也離不開鄭州以及河南的優越條件和政策支持。 03 對富士康依賴過重的河南和鄭州，在富士康「去中化」的調整中，也迎來了「去富士康化」的轉型陣痛。 資本永遠是逐利的，為了利益最大化，它會像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樣，不斷向那些人力成本、土地成本更低的地方遷移。 所以，富士康轉移生產線，是很正常的經濟決策，背後沒有那麼多地緣政治的陰謀論。如果不是遵循這套資本利益最大化的邏輯，當年的富士康，也不會從沿海的深圳等地，千里迢迢跑到鄭州，來大規模投資建廠。 有的人抱著對外資外企的偏見，情緒化地呼籲讓富士康早點滾蛋，甚至將富士康基於商業利益的正常布局調整，視為大國之間的複雜博弈，這顯然忽視了市場規律，以及企業自主決策的理性。 當然，富士康一家獨大，這種畸形的產業結構，對河南來說確實是相當危險的。 2019年發布的《河南經濟藍皮書》就明確指出，河南全省外貿進出口對富士康依賴程度高，一旦其進出口出現波動對全省外貿影響顯著。上半年河南的外貿失速，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這兩年，河南開始發力汽車製造，產業規模不斷擴大。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富士康為代表的電子信息產業，所撐起的外貿半邊天，不是三兩年就能實現輕鬆替代的。 官網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河南的出口產品中，汽車出口值為147.3億元，只有手機出口值的四分之一左右。 因此不難理解，為何河南會以如此誠摯的態度，向一個正在撤離生產線的企業喊話，希望它堅定投資信心，加大投資力度。 這種招商引資的卑微、謙遜背後，是地方產業轉型升級和替代的重重挑戰，它事關幾十、上百萬人的飯碗。 一個好消息是，果鏈外遷的進程並不順利，去年印度廠組裝iPhone 15不順遭到退貨，還被迫大幅降價，經此教訓，今年蘋果已將部分產能轉回中國大陸代工廠。 對河南等深度依賴富士康的地區，無疑延長了產業轉型升級的寶貴窗口期，使得轉型過程能夠更為平穩，陣痛得以減輕。 而當河南無視那些趕走外資外企的聲音，敞開懷抱，繼續歡迎富士康時，說明這個農業大省還是很務實的，不是成天就知道喊口號，知道稅收、就業都很重要，知道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外企對於發展經濟的重要性。 排斥抵制富士康的，可以不去富士康打工，但如今的形勢下，千千萬萬的河南籍民工，仍然需要富士康提供的飯碗。這就是當前經濟的現實。 所以，沒必要有國企、民企，內資、外資的歧視性偏見，照章納稅、守法經營，這樣的企業就敞開懷抱歡迎。河南如此，中國也是如此。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聲道
7月23日，甘肅酒泉。 一虎背熊腰的中年男人，情緒激動地辱罵COSER，並把人打得滿地血點子。 商場一名女性工作人員勇敢上前制止，卻又被他兩個響亮的耳光扇倒在地。 網路圖片 嘴裡還不乾不淨地罵著髒話： 你TM穿著奇形鬼服 你看看你穿的是個什麼東西 TMD吃著屎長大的，一個個穿著日本的衣服 值得玩味的是，即使面對到場的警察，該中年男人也依然態度囂張，還想上前去打人。 甚至振臂高呼： 只要我們死不絕，文化就不能入侵！ 一副正義凜然的衛道士模樣。 諷刺的是，別看他嘴上口口聲聲說著「文化不能入侵」，罵別人穿的什麼鬼東西，自己腳上卻結結實實地穿著一雙由美國人菲爾·奈特創辦的耐克牌運動鞋。 沒錯，就是抵制新疆棉的耐克。 沒種拿耐克怎麼樣，但有本事穿著耐克向同胞揮拳頭，那還真是英勇無比呢。 網路圖片 穿著耐克喊反對文化入侵，就像網友說的，比抵制日漫打了《盜墓筆記》展板還離譜。 這是一個有趣的細節，這證明了，他們的所謂「愛國」、「反對文化入侵」等等，就只是一種虛張聲勢的姿態，一個狐假虎威的借口，一場借故撒潑的鬧劇。 到底怎麼樣才算「愛國」，究竟什麼東西是外國的，自己是不是已經被「文化入侵」了，他們絲毫不關心，他們只是想找個理由，而且是個佔據道德制高點的理由，發泄自己的暴力和情緒罷了。 他們分不清唐風燈籠和日式燈籠，但不妨礙他們大喊抵制日貨，喊累了再喝一口三得利烏龍茶潤潤嗓子，就是這麼淺薄且勇敢。 自我矛盾不重要，稀里糊塗不重要，重要的是，總算有個理由瞎胡鬧了。 我想起之前文章里說過的，王小波的一篇文章，叫《肚子里的戰爭》。 說在某個特殊時期，真正的醫生被打倒，工農兵出身的衛生員就假模假樣地當起了醫生，把病人的肚子打開，找了三個小時也沒找到闌尾，急得主刀大夫把病人的腸子都拿了出來，上下一通緊捯。最後連病人都幫忙找，終於在天黑以前找到割掉了。 這些所謂的醫生，為自己辯護時都說「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動——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但王小波說，那位主刀的大叔用漆黑的大手捏著活人的腸子上下倒騰時，「我就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鬧。」 由此王小波得到一個結論： 那個鬧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瘋。這就是說，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鬧，但還要鬧下去，主要是因為胡鬧很開心 其實，不但開心，而且安全，不但安全，而且。 他們知道，在如今的輿論場中，只要手握愛國的尚方寶劍，打著反對日美的旗號，他們就戰無不勝，永遠處於不敗之地。 也許在法律上，他們可能要付出一點小代價，但在輿論上，他們卻獲得了補償。君不見，無論何種跌破底線的言論和行動，只要和愛國與仇外掛鉤，都能受到眾人追捧，搖身一變成為英雄壯舉。 正因如此，那些撒潑打滾的人，那些行兇作惡的人，總是顯得理直氣壯，正義凜然。大鬧蘋果店、背誦《滿江紅》的紅衣大媽，起訴莫言並發起死亡威脅的毛星火，把紅點說成旭日旗並舉報的戰馬行動，莫不如此。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當然，你也不能怪人家囂張跋扈，壞人之所以猖狂，往往都是因為好人的沉默。 人家罵了，鬧了，打了，還打出血了，周圍的人不也都照樣悠然站在旁邊圍觀，任由人家指著鼻子繼續罵嗎？ 那人家有什麼理由收著斂著呢？ 你說是吧？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亮見
我跟朋友曾經爆發過一場爭論，那就是現在的年輕人跟我們這些70後，80後比，到底誰更幸福一點。 朋友的觀念是年輕人更幸福，他們從小就吃的好穿的好，我們小時候過的啥日子？ 朋友的說法不是沒道理，我長到10歲家裡才用上自來水，之前一直是用的井水洗衣服洗菜，喝的水要去老虎灶。一直到20歲家裡才搬出平房，有了衛生間不用去外面的公共廁所，也有了封閉洗澡的地方，用不著大冬天的在小天井裡呲牙咧嘴的光著身子沖澡…. 網路圖片 小時候喝水都是上面這種老虎灶打的開水，因為壓根沒有自來水可燒。 那會是真正的交通靠走，通訊靠吼，娛樂就是滿大街瞎跑瞎玩，別說遊戲機，有個煙殼子糖紙，都能玩半天。 但是，我依然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更苦一點。因為幸福這個東西是比較出來的，我們小時候生活簡樸了點，精神上卻一點不焦慮不糾結，有飯吃有水喝么，家家戶戶都那樣。上學也輕鬆，回家就是玩，老師罵幾句就當耳邊風。 然後眼看的是什麼呢？是生活水平確實越來越高，有自來水了高興了半天，有自行車了更高興，家裡買了電視機，那簡直開心的不要不要的。 關鍵是對前途沒有迷惘，學習好就升學有分配，學習不行上個技校進工廠也是個正經職業，沒有任何人會覺得自己會被拋出這個社會，這個星球。 你從工作上講，我是1990年代上的大學，上學期間從沒考慮過工作問題，那簡直就不算個事。畢業有派遣證，那會已經開始雙向選擇，我的同學想進機關進機關，想進大企業就進大企業…. 這種好事，一直到早80後生人還在享受著。甚至說早80後，比我們70後的機會更多更好，畢竟我們開始工作的1990年代，可沒有互聯網行業： 網路圖片 越往後，崗位提供的就越少。 有個小朋友，工作五年了，他是馬哲專業的，前幾年進了個很不錯的單位搞黨建，我問他現在他的學弟學妹工作好找不，他告訴我飽和了。原來要本科的現在至少985，原來要985的單位現在根本不要人了…. 只要不是太過封閉，都知道現在的工作不要說跟我們那個時代比，就算比10年前，5年前都難得多…. 智聯招聘在今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面向2024屆畢業生的問卷調研顯示，應屆生慢就業、自由職業的比重分別從去年的18.9%、13.2%增長到今年的19.1%、13.7%。隨著高校研究生招生持續擴招，應屆生在國內繼續學習的比例從去年的4.9%提高到6.5%。單位就業依然是主要去向，佔比55.5%，但較去年下降2個百分點。 什麼叫慢就業、自由職業？是鐵人三項，還是吉祥三寶？ 這是工作難找方面，在薪資方面，薪資的中樞下移太明顯了，我記得五年前的薪資中樞也就是大學生找個不錯的工作，至少也是6000起步，現在4000就不錯了，以前找個1萬多的工作不是很難，現在簡直是好工作中的好工作，還不是所有城市能提供的… 有個朋友是專業做職業規劃的，他跟我說他的客戶群體分布在全國各地，有些城市壓根就沒啥就業機會，他跟我說了幾個赫赫有名的中部大城市，告訴我這些地方就沒啥像樣崗位提供，別說一萬了，5000都難： 網路圖片 美麗的大城市一角 留學生也不能免俗，跟n年前留學閃著金邊不同，現在的留學生早就被打回了原形。那位就業輔導的朋友跟我說，剛回來的留學生開口就是1.5萬的工資，只要三個月，他們就認清了現實，預期一般會降到六七千。 六七千，這還是大城市提供的崗位，夠幹嘛的？ 這是工作方面，資產方面就更別提了，我們那代人買房的相對價格，跟現在年輕人買房的相對價格是不能比的。我記得我跟妻子買完房大約用了五年多就還完了貸款，而且看著房價節節攀高，雖然有點後悔買小了，但還是總體高興的，反正沒虧。 比我更大一點的分了房，比我更小一點的買房壓力也不大。 真正大漲起來是啥時候？2016年左右。 之後上車的是多大年紀的人？我們倒算下就知道了，大約1985年之後出生的人，煎熬不煎熬？ 肯定煎熬，一方面是收入不見增長，一方面是貸款幾十年的最重要資產，在下跌。 今天看了一篇文章，裡面有這樣一段：高位下滑的一年裡，人們眼睜睜地看著房價以十萬為單位地下跌。房產中介程龍介紹，在他負責的海淀某小區，2023年3月，一套92平方米的房子以830萬元成交。今年夏天，同樓樓下的另一套房，以640萬元成交。丰台區的跌幅更大，去年的一套老破小賣400萬，今年成交價只有260萬。 國家統計局官網數據，2016年至2024年2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的房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價格中位數最高點出現在2022年8月，二手住宅最高點出現在2021年7月。兩者在2024年2月的價位，分別與2020年5月、2018年9月持平。 在那個最火熱的時代，把買房稱之為上車，上車了就能安心，沒上車就很焦慮。但是歷史從來不按照人類的意志行走，現在看起來，高位上車上的恐怕是一輛靈車。 有一個圖挺扎心的，這幾年上車的也好，創業的也罷，都是不肯躺平有點雄心壯志，但就是這群年輕人，受傷最重： 網路圖片 當然，或許是我看到的聽到的人都比較倒霉吧，這幾年混得好的，也是屢見報道： 網路圖片 或許我真的老了，不太有這些賺大錢的想像力了，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年輕人又彷彿比中老年人更幸福… 關於這個問題，你的觀點是什麼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鳳羽財經
人大王貴元被火速處理後，事件就被壓了下去，這種處理方式與其說是對性騷擾零容忍，不如說是輿情維穩。然而，校園性騷擾的存在與權力不對等、缺乏長效機制是直接相關的，快速處理作為一種維穩模式（也可說是公關手段），對性騷擾的長期治理可能反而不利。 這裡不多討論制度問題，只談一點個人經歷。筆者也曾遇到過有問題的「導師」，是在我進入復旦數學所讀研後（前情參看：從姜萍的走紅說起——女生能不能學好數學），我發現其他同學好像都有了導師，有的是在報考階段就有意向，只有我沒著落，不免有點著急，就去找了一位領導，請他給建議。領導說，年輕老師更好溝通，有個（從國內某名校）博士剛畢業的老師，還沒資格帶研究生，但你可以掛靠在他方向大老闆名下…….。 我自己沒有主意，領導如此建議，也就聽從。這個老師剛進入復旦執教，算是躊躇滿志的新人，現在看到有女學生慕名（實則是被領導忽悠來的）主動跑來要跟他學習，非常高興，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當即表示歡迎，並邀請我去聽他的課。 聽了幾次課，我發現自己對他的研究方向沒啥興趣，那研究好像也挺難的，萌生了退意。那時每次課後他都會找我交流，一開始是談所謂的數學問題，後來他發現我不感興趣，就變成閑聊，地點也從教室逐漸轉移到了他的宿舍。我對學業表示出畏難情緒後，他讓我不必擔心，論文他可以幫我搞定，畢業沒問題。當時我還覺得這個老師不錯，對學生很熱心，那就繼續跟他學吧。 後來我才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合格老師的表現，他安撫我也不是真的在為我考慮，而是他自己想要這樣一個女學生。那時我們閑聊的內容有點變了，一開始他是吐槽學校行政如何糟糕，吹噓他的研究能力怎樣出色，後來漸漸涉及到他的夫妻關係、批評起他老婆來了（當時他妻子在外地，他住單身宿舍），也會問我一些私人問題。 這樣過了一個學期，他對我的學習沒有任何要求，我自然什麼也沒學到。這時出現了一個轉折，新生們領到一個表，讓你選的導師在表上簽字，就算確定導師了。我去問這個老師怎麼填，他當時沒怎麼當回事，說會給某老師（就是那個大老闆）講下，讓我自己去找某老師簽字。而這一找，就出問題了。 我按照大老闆的要求去他家面談，進去就被訓誡一番，告知其對學生的要求，如每天至少學習8個小時（最好十幾個小時），早請示晚彙報………。我聽完有點懵，期期艾艾地說我只是掛靠，平時還是跟那個年輕老師學習。他聽了冷笑一聲，說他這沒有什麼掛名弟子之說，都是一視同仁的要求。我正不知怎麼答覆，他忽然善解人意起來，讓我不必著急，今天這個字先不簽，讓我去找師兄師姐問問清楚，不要進來了才後悔。 我找前幾屆的師兄師姐打聽，人家聽說我要跟他，都大吃一驚，說你怎麼想的，這是數學系第一變態導師（以要求嚴格著稱），好幾個學生都被搞的不能畢業了。除非你對他那研究方向特別有興趣，你就想一心跟他搞學術研究，那沒問題。——可是，我對他們的研究方向毫無興趣，當他講那一堆要求的時候，我已經被嚇住了。 我趕緊去找那個年輕老師，他聽完後也感覺意外。他在這裡是個新人，不太了解情況。據他猜測，我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把大老闆給得罪了。一開始他就應該帶著我去親自拜見，得到對方許可再收弟子。現在遲了，聽大老闆的口氣，沒有掛名弟子之說，那就是要親自帶，他這可沒辦法護我周全了。為了我好，他也勸我換導師。他沒有說的部分，應該是他也不想為此得罪大老闆。 又打聽一番之後，我換了一個導師。這位導師也很好說話，第一次見面也立即表示歡迎，但他跟之前的導師截然不同，他只關心我的學業，只督促我的學習，從不向我透露他的任何個人事務，也沒有過問過我的私事。我們是非常純粹的師生關係，後來我能順利畢業，也得益於這位導師的幫助。非常感謝我的碩士導師：吳宗敏老師。 網路圖片 註：找到一張舊照片，碩士畢業的時候 至於前一位「導師」，後來還有些聯繫，但最後斷交了。事情是這樣，當我回到復旦讀博士後，跟他又聯繫上了，聊過幾次天。我感覺到他的態度越來越輕浮，比如有一次他告訴我，一位女學生問他，老師你最喜歡的學生是誰？他就說是我。——這個故事我懷疑是他編的，聽了有些彆扭，因為我跟他並無實質上的師生關係。 造成關係破裂的那次，是我當時有電腦可以看片了，無意中說起，他說他也喜歡看片，買了很多好片子，我隨口說要借幾部看看，他就挑選了一些給我。我拿回來一看，都不是那種有性愛鏡頭的文藝片，全是赤裸裸的黃片。過了幾天，他給我打電話，問我看了沒有。我說最近太忙，一直沒看。過幾天，他又打電話問，我還是如此答覆。他問了幾次，終於感覺不對了，有點慌，讓我把片子還給他，我就把電話掛了。又過了幾天，我把片子拿去還他了，在門口遞給他的，從那以後就斷了聯繫。 後記：感覺現在有一種二元分化的趨勢，比如老師被分為兩種，一種是恩師，還有一種是禽獸，但在現實中，中間地帶可能是多數。當權力在手上、慾望不被控制時，就容易出錯，這是所有老師（領導）需要警醒的。當然依靠上位者的自省是不夠的，更好的解決辦法應該是改變不合理的權力結構，建立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yaya的房間
很多人應該都有所察覺，與往屆奧運會提前一個月就熱火朝天的氛圍相比，本屆奧運會在國內反響平平，眼看就要開幕了，關注度卻不溫不火。 有人在頭條上提出了同樣的疑問，得到的回答幾乎是一致的：金牌與民生相比，毫無意義。 網路圖片 頭條作為中國最大的幾家媒體平台之一，其下沉度數一數二，目標群體的民族意識普遍偏高，連他們都對本屆奧運持負面態度，可見這種心態不只是特定群體的悲觀，而是有向整個社會蔓延的趨勢。 再對比一下08年奧運會的全民狂歡，很難想像在短短4屆奧運會之後，金牌就從民族興奮劑變成了食之無味的雞肋。 不過，從奧運以及金牌對於中國人的意義來看，這樣的轉變是很好解釋的。 通常而言，奧運獎牌榜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個國家的整體體育水平，包括體育市場以及民眾基礎，處在前列的往往都是體育強國。 然而中國卻是一個例外，我們的金牌幾乎都是在冷門項目中獲得，像足球、籃球、田徑等這些熱門項目卻難有突破。熱門項目往往意味著更好的體育市場與更大的民眾基礎，而冷門項目則意味著無人問津。 也就是說，中國雖然獲得了更多的金牌、更好的成績，但卻反映不出國內實際的體育發展水平，體育的土壤並未因此變得肥沃，人們與體育的距離也未因此拉得更近。 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是金牌大國而非體育強國。 網路圖片 與此同時，功利的心態更是讓體育逐漸偏離本質，使奧運異化成了一門奪金工具。因此，熱門項目反而沒有容易得牌的冷門項目那樣受到重視，這進而影響到了體育市場：層出不窮的腐敗與逐年退步的成績讓人們對熱門項目失望，冷門項目又因自上而下的體育發展模式、天生與市場絕緣的體質成了無本之木。 這導致體育始終沒有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也沒有哪一項體育運動能紮根於中國的社會發展之中，哪怕被稱為「國球」的乒乓，也只是因為壟斷性的實力而非龐大的民眾基礎。 奧運對於我們來說更像是一場臨時體測，金牌則是合格的證明，這一切只關乎成績，跟體育沒有半毛錢關係。 當然，這在過往還是飽受好評的，畢竟作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經歷過貧弱的中國，亟需通過這個平台提升國際形象、影響力以及增加民族自信，特別是後者，中國人都深有體會。 但民族自豪感說到底只是一種精神愉悅，是需要物質基礎作為前提的。當你為了節約些許房租或電費而忍受酷熱、當你冒著中暑風險在室外工作，看著運動員們面對24度的室內「高溫」就要考慮租賃空調時，我想一般人被激發出的肯定不是諸如「自豪」這類的情緒，更別說還有很多家庭可能連空調都裝不起。 畢竟不是所有民族都像阿根廷與巴西一樣，視某項運動為信仰，一個世界盃冠軍就能讓他們短暫忘記窮苦。 中國也有過窮苦時代，但那時候整個社會都是一樣，人們反而需要一些好消息來振奮精神，窮開心也是開心。 但今時不同往日，在經歷過一個「厲害了」的社會階段之後，奧運所能帶來的種種好處是在快速遞減的，與此同時，經濟狀況又急轉直下，物質基礎遭到動搖。 當體育對於人們來說可有可無，而奧運與金牌又失去了激發民族自信的作用時，面對生活的巨大壓力，以往全民關注的奧運在多數人心裡變得無足輕重，不惜代價對運動員的培養則成了拋金撒銀。 此時，再讓大家一邊勒緊褲腰帶，一邊看別人歌舞昇平，換誰都接受不了。 說到底，本屆奧運會在國內的遇冷只不過是社會心態轉變的一個小小前兆。在金牌與金錢的問題上，人們選擇後者是必然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 老牌惡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