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2024年1月1日起，北大清华将交互身份核验信息，两校师生实现畅行互通。第一眼看，这似乎是关于“开放”的故事，但看第二眼，却发现这是一个扩大版的“封闭”的故事。很显然，清华北大师生互通的背后，其实是自绝于城市，自绝于社会。这一政策，方便了两校师生，却麻烦了全社会。 它向全社会宣示：清华是北大人的清华，北大是清华人的北大，但清华北大不属于全社会。 中国最顶尖的两所精英大学，以“兼容并包”文化自傲的学校，却固步自封，带头建立“土围子”，人为设置社会孤岛，让人汗颜。也许，精英大学需要重新定义了，可以比照商业逻辑，越是标榜“私享”、“私密”、VIP、独尊，就越是精英。高校的精英地位，不在于其对社会的贡献，而在于其神秘感，师生的尊贵身份。 比照清华北大，如今全国有相当部分高校，都在孤岛化。孤岛化的理由简直让人苦笑不得，说是开放校园会影响校园秩序，万一学生受伤了怎么办？这种理由，简直是对大学和知识分子的侮辱，是对大学生的人格的侮辱。 教授把自己当成大学的“业主”，为封闭校园叫好，让人鄙视。大学生把自己当小孩，以为封闭校园是在保护自己，让人遗憾。大学的领导者无视公共性价值追求，校长思维降低为保安思维，考虑的不是如何服务社会，而是自身“安全”，极其短视。 曾有一段时间，各大城市都在致力于打通微循环，让城市更畅通。现如今，这种计划似乎停顿了，议题设置都没了，更不要说执行。市政公路要经过校园、医院、单位大院，谈何容易。越是层级高的单位，越是难以沟通，越是面临讨价还价。疫情防控期间，各城市首先征用的是市属高校、党校和其他单位，省属、部属高校的协调让人望而生畏。 这也就不难理解，很多高校成了独立王国，完全不顾及所在城市的需要，市民的呼声。 网络图片 二 何止大学是孤岛，是个地方都要设置一些通行障碍。到处都有栏杆，到处都有围墙，到处都要扫码，到处都要登记，到处都要预约，到处都要人脸识别，到处都要检查。 “安全”问题已经从社会的隐蔽角落走入了光天化日之下。过去，“安全”是属于专门机关，专业人士的职责，现如今，人人都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再小一个单位，也要设置安全员，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人身安全，无所不包。为了预防万一，就得一万个小心。 因此，任何场合都要安全程序，都要设置安全设施，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各地为了个日常“安全”，不知投入了多少人力和财力，效果却是，投入越大，人们承受风险的能力越差。人人自危，那就人人防备。 当前，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是孤岛。现如今，政府把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当成是一个常态，网格化管理几乎成了无可置疑的创新举措。就没有人仔细去想想，划分网格，划清界限的背后，赋予每个网格员职责以后，其实是在划分“领地”，制造事不关己的社会风气。 就没人去想想，我们费尽心机打破封建绳索，节衣缩食让各地互联互通，深化改革创造统一大市场格局，竭尽全力构建命运共同体，结果却在微观环境里，不断制造障碍，不断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事实上，自由并不是一个抽象口号。现如今，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别，完全可以从能否突破“界限”来衡量。大学师生是特殊利益群体，他们独享公共文化空间，让想要沾染学术气氛的普通市民望梅止渴。实在止不住，就只能托关系让学校的老师帮忙预约，结果，关系也成了身份象征。 让人感慨的是，一方面，城市里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开放，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都在开放。乃至于，很多居委会都为户外工作者设置了驿站。有些街边小店专门为清洁工提供廉价或免费服务。但在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却在独占领地，不断打围栏设门槛，既要占城市的便宜，又要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三 如今，我们在刻意制造一个个“土围子”。 曾几何时，“土围子”是封建制的象征。笔者是客家人，聚族而居，老家每一个土楼都带有军事功能，我老家祖屋现如今都还有枪眼，方便防卫。笔者小时候还有极强的“领地”概念，去外姓同学家里玩，得小心翼翼，路过别人的“领地”，可以感受到别人审视的眼光。 人们只知道“土围子”里面的温情脉脉，却选择性忽视“土围子”之间的冷血残暴。很多人在想象“乡贤”的社会整合功能，却选择性忽略“乡贤”通常代表特定的“领地”利益，他们同时也是“领地”之间斗争的领导者，是社会分裂的助推手。 珠三角地区的集体经济，曾一度让人羡慕。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当地的土地增值极快。有些村民小组（自然村）集体收入暴增，村民因此获得巨额分红，一旦拆迁，村民一夜暴富。“土围子”以内的集体经济成员，享受好处；站在“土围子”之外的人，则红了眼。这种集体经济，到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封建性质的，很值得怀疑。 城市社区的“网格化”也好，农村地区的“集体化”也罢，看上去都是现代性的产物，甚至还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在本意上，这些制度都是为了增进社会进步，让社会更加开放平等。然而，它们都意外制造了社会“孤岛”效应。人们都生活在堡垒里，都有明确的边界意识，都躲在堡垒里计算个人利害得失。 至今为止，邻避效应还在扩散。城市垃圾站是要修的，但别修在自己小区旁边。小区里的垃圾桶是要有地方放的，但别规划在自己楼下。业委会是要有的，但谁当谁倒霉。人人都在义正严辞伸张权益，唯独不讲公义。 四 社会孤岛效应也体制化了。社会上到处都是“土围子”，划定界限，政府部门也在跑马圈地，建立自己的专属“领地”。 现如今，基层已经被上级部门“殖民”了，他们没有自主性，能够做主的事情越来越少。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在基层有个“腿”，能够一竿子插到底。所以，各部门都有强大的动力指挥基层，或者绕开基层。 有钱的部门出钱，通过扩大机构建立基层组织，再不济也要雇佣协管员，为自己干活。有权的部门，则通过监督考核等杠杆，要求基层为自己的部门服务。基层充斥着各种条线工作人员，他们人在基层，做的却是上级部门下派的任务，直接接受上级指令。在各种平台和系统中，这些工作人员被程序控制，按部就班工作，成了“屏幕官僚”。 部门之间有明显的孤岛效应。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开展工作。很多部门在开展工作时，趋利避害是不言自明的原则。有利的事情，一定要想方设法攥在手里；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则要想方设法推出去。 部门之间也讲究三六九等，强势部门好处占尽，年中考核一定要优；弱势部门则自认倒霉，夹缝中生存，只能靠努力工作获得主要领导青睐。由于每个部门都有小九九，都在想方设法防备别的部门，以至于最为基础的信息也不愿意共享。 最典型的表现是，每个部门都建立自己的系统和平台，都不愿意和别的部门共享信息，部门间的孤岛效应扩散到信息领域，制造了数据孤岛。不客气地说，各地政府花大精力建立所谓的大数据平台，在现有的条块关系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在网约车商业化之前，各地的运管部门和出租车公司都在建立自己的网约车和电话约车平台，技术上没有门槛，但问题出现在部门和地区分割上。平台使用规模越小，数据越不能共通，效率就越低，就越无用。 所谓“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于技术，而在于部门之间的孤岛效应。 由于孤岛效应太麻烦，各地也就不得不成立各种协调机制。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越建越多，但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政府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不进反退。各部门领导开会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各种协调机构越来越多。 在基层，组建应急局的本意是为了更好地整合应急力量，把应急委员会设置在应急局也看似理所当然，但应急是一项综合协调极强的工作，一个职能部门根本就不可能调动指挥其他部门。最终，还是得依靠政府办来协调。 很多地方为了提高效率，在短时间内推进某项重点工作，干脆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指挥部集中攻关。有些地方，抽调干部的比例极高，甚至于，指挥部成了特区，最有能力也最有活力的年轻干部可能都到了这种攻坚克难的部门，这在无形中重构了基层体制。 地方工作出现了多中心工作格局，常规体制往往不在发挥作用，而一直依赖于非常规体制。基层出现了奇妙的现象，治理资源越来越集中，领导注意力越来越聚焦，其结果一定是少部分人积极，多数人躺平。 非常遗憾的是，社会整体效率很可能在下降。我们看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却忽略了孤岛效应下常规能力的急剧下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哲学王
看到媒体报道的一则新闻： 一名男子在某商场内大打出手，不是家暴也不是私人恩怨，而仅仅是因为认为别人的穿着是奇装异服，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施暴，辱骂殴打他人，有工作人员上前劝阻，也被扇了几巴掌……即使在警察到了现场以后，打人男子仍在大声叫嚣：只要我们死不绝，文化就不能入侵…… 网络图片 看到这个新闻，只觉得十分悲哀。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竟然还会发生这样恶劣的事情：有人因为穿衣，在大庭广众被人施暴，被公然殴打。 而这起新闻中颇为讽刺之处还在于，虽然这名男子在对他人施暴时，打着“抵制文化入侵”的幌子，但是该男子的脚上，却穿着一双由美国人菲尔·奈特创办的耐克牌运动鞋。 网络图片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些人其实压根就不懂什么是外来文化，也不懂什么是文化入侵，他们是暴徒，是违法的暴徒。 多年以前，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穿衣色彩单调，风格单一。那时，西装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旗袍被说成是封建余孽。那些看上去花哨一点的服装，会被斥为“奇装异服”，要是胆敢穿喇叭裤上街，会被剪裤脚……歌手艾敬便曾在《艳粉街》里这样唱道：“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上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他游街，他的裤子被撕破，尊严被剥落……” 网络图片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衣着开始丰富多彩起来。在《胡耀邦与广东开放纪事》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83年2月8日，胡耀邦在视察深圳时，看到当地干部群众服装款式单一时，便笑着问大家：“你们为什么不敢穿西装，我50年代出国还穿了花衣服，你们工作人员穿西装我赞成，自己出钱嘛怕什么？女同志可以穿太空褛，发型也可以改变改变。外商进来，看你们现在穿的样子，不知道投资保不保险。” 网络图片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827/c85037-25548995.html 胡耀邦不仅自己率先穿起了西装，并且鼓励人们穿西装，他把这视为培养开放意识并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形象的一种手段。 为此，他还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有人认为，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胡耀邦便在大会上解释：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有人向胡耀邦建议，要管一管人们的穿衣问题：“有些人太不像话，还是应该管一管，机关有一位工作人员，喜欢穿一条超短裙，叫人实在看不惯。”胡耀邦当即幽默地回复：“谁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也很想把这句话送给那些喜欢对他人的穿衣妆扮指手画脚，动辄给他人扣各种帽子甚至施暴大打出手的人，“谁叫你去看了？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 改革开放的成果来之不易。改革开放不仅仅是打开国门，首先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衣着色彩由单调趋于斑斓，风格由单一走向多元，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时尚，更是改革开放中冲破思想禁区、引领风气之先、推动时代进步的见证。 改革开放几十年了，本来以来那种穿个喇叭裤上街被人剪裤脚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可是，谁能想到，这么多年来，“U型锁”的幽灵，一直没有消失，而且在近年来越来越猖獗，竟然发展到光天化日之下，以“反对文化入侵”的名义，公然对他人施暴。 这些人不是什么爱国者，他们践踏法律、伤害他人，他们只是社会的祸害。这种违法行为应该被严惩，否则，只会贻害无穷。今天他们可以喊着“抵制文化入侵”的口号在公共场合施暴，明天会不会喊着什么口号行凶，或者干出更暴力更恐怖的事情来？ 这两年，类似的文章也写过不少了，可是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力感，而发出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戾气从线上漫延至线下，战马行动以爱国的名义到合法经营的商场闹事，现在又有人以抵制文化入侵的名义，殴打他人，公然违法。 而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对这种殴打他人的明显违法的行为，在这则新闻的一些评论区，竟然也有乌泱乌泱的人留言表示坚决支持，夸赞施暴者有血性，称“打得好”“打的有点轻了”。 网络图片 这些留言让我震惊，也很担忧。我很担心，这种戾气肆虐，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的边缘。我期望能有更多的人发出声音。我们不能把这个来之不易的世界，让给他们啊。 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我期望我们永远都会有穿衣的自由，我们永远都会有时尚的权利，我们永远都不会过那种流行音乐只能躲着偷偷听的日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7月19日午间，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李晟在门诊诊疗时，遭遇一男子持刀伤害，最终由于伤势过重，李晟医生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晚间去世。 李晟医生离开后，他生前的同事和诊疗患者在互联网进行悼念，称他医术精湛，能解决诸多复杂问题，性格温和，且对患者负责。 医护人员从未如此脆弱。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针对对医护人员的工作场所暴力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暴力事件的严重程度和频率持续上升。 2022年《卫报》的一篇报道指出，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行为已成为一场“全球危机”，2021年全球161名医护人员被杀害。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以来，医护人员因工作场所因暴力而受伤的风险是其他行业工人的五倍，占所有行业的73%。 此前，从2011年到2018年，医护人员由于工作场所暴力受伤的风险已经上升了 63%。 医护人员面临的暴力通常分为身体暴力和言语暴力两种形式。在中国，医疗场所的暴力行为更为极端，伤医血案频发。 徐州医科大学的4位研究者在互联网对2000年至2020年间发生在中国医疗系统内的暴力事件进行检索及核实，医疗机构报告了345起暴力事件，54起事件中受害者以被谋杀（编者注：死亡）告终[1]。 中国的伤医案更加暴力 在医疗场所中，护士群体往往遭遇更高频率的暴力事件。但在国内环境下，医生却更可能成为极端暴力的受害者，甚至是伤医血案的牺牲品。 一项研究调查收集了2010 年至 2020 年中国针对医护的暴力事件，并且详细分析了严重身体暴力的时间、地点、动机、人员伤亡等信息。发现医生是医院中最容易遭遇致命身体暴力的群体，死亡的可能性是保安人员的4.732倍。 有些暴力伤医事件中，患者不满的原因也实在离奇，让人防不胜防。比如2016年，广州退休医生在家被连砍30余刀。调查行凶者动机发现，他因为25年前做的烤瓷牙黄了，找医生要求赔偿未果，于5日下午尾随医生回家行凶。 来自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成都脑科学研究所临床医院心身医学中心的几位研究者们，通过对法律文书中涉及暴力伤医诉讼进行分析发现，在2013年-2021年，法院审理了364起相关案件。 这些诉讼清晰地列出暴力分类。其中，殴打占比最高（43.1%），其次是推搡（30.5%），14%是用匕首等利器伤害。从前述研究的医生、护士和保安人员伤亡比率来看，这些匕首大多捅向了医生。 遭遇暴力伤害之后，一些当事人死亡或者严重受伤，即使幸存，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留下残疾，并丧失工作能力。以2014年和2015年发生的两起伤医事件为例，其中一位外科医生被菜刀砍伤，头表有三处裂伤，右手食指和中指呈开放性骨折；另一起事件中，医生被被烧伤，烧伤面积达30-35%，其中3度烧伤达15%，几乎所有手指都被烧伤和坏死。这意味着，医生们即使康复后也无法继续从事工作，而这对患者和医疗机构都是极大的损失。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护士所遭遇的暴力——这在舆论场近乎失语。在一项对护士遭遇暴力行为的横断面研究中，71.9%的护士经历过语言暴力，12.8%的护士经历过性骚扰，且绝大多数来自患者。而急诊室护士面临身体暴力的风险最大，20%的人报告自己遭受过身体伤害。[5]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据其规定，对聚众扰乱医院秩序、造成重大损失的犯罪分子判处 3 年以上有期徒刑。2019年，《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出台。相关法律的出台被指对暴力伤医行为有所震慑。 多项研究显示，过去十几年里，发生在中国医疗机构的暴力行为逐步上升，随着相关法条的出台有所遏制，但新冠期间，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行为又有所抬头。 而且，亦有声音指出震慑仍然不足。 “对于造成伤害但未严重到危及生命的暴力行为，犯罪者可被逮捕几天，并处以罚款或不处以罚款。一些事件的肇事者只是被要求口头或写信向受害者道歉，或者被警方教育一番，然后释放，”在一项调查中，研究者对97起发生在2015-2021年的伤医事件进行统计，发现只有6起犯罪人被判入狱，3起案件被法院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47起仍在调查中。 “一起造成严重破坏和人身伤害的医闹事件中，事件涉及300多人，但只有少数关键人士被起诉和判刑，大多数肇事者都没有产生任何后果。”[6] 在诸多情况下，医患之间撕裂愈发严重。来自患者的抱怨是，医药检查费用过高，等待时间过长，医务人员给出的诊疗服务不符合预期，沟通时间过短；而医护人员的视角来看，患者医疗素养有限，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的期待；或者医生面临一些实际约束（比如来自医保、医院制度）等等，使得诊疗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但这些并非医护人员能解决的问题。 比如，在97起暴力伤医事件分析中，研究者发现，26起暴力发生在医务人员试图说服患者及其家属遵守医院规章制度时。如医生制止患者插队，或者当护士提出“医院规定保护新生儿和产褥期妇女，每位患者一次只能会见一位探视者”时，他们都遭遇了袭击。 “信息差距和因视角不同而产生的认知差异是显著的，”研究者指出，医患双方都沉浸在各自的压力和忧虑中，病患对病情充满沮丧和担忧，而医生也面临繁重的工作量和复杂的沟通。鸿沟产生了，而这却并非仅凭医护人员或者医疗机构就能解决，但他们却成为了不满和怨愤的出口。 医院暴力事件的发生不仅严重伤害了医护人员的职业信心，同时也将需要医疗服务的公众推入糟糕境地。当下我们可能已经陷入某种死循环：由于暴力行为的出现，医院出台更为严格的安全措施和限制，使得患者和家属就医体验恶化；而医护人员由于恐惧和自我保护，对病人及其家属产生不信任，加剧了沟通困难，这进一步增加了医生的工作量，同时也会引发患者进一步的不满，冲突由此升级，甚至诉诸媒体。诸如此种，又将导致更大程度的不信任。 伤医者是谁？ 对于中国伤医案件有着很多讨论，但伤医者的面目一直模糊不清。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一项研究试图去解释这个问题，作者们收集了中国曾发生的97起医疗暴力事件，包括言语暴力和身体暴力，并对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 这项研究发现，施暴者中患者家属占大多数，97起事件中，55起施暴者都是患者的家人，其中14起是父母，11起是患者的成年兄弟姐妹。施暴起因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患者或者新生儿死亡[8]。 在前述利用裁判文书网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中，统计了2013-2021年针对医护人员暴力的364个案例，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最常见的施暴者是患者家属（58.2%）。在患者死亡后，家属往往会立刻爆发，在患者死后发生的暴力事件中，超过一半都是在当天发生的，大概有76%在一周内发生[9]。 对无故去而复返的患者，可能要格外注意。因为对医生的不信任和对看病经历的不满，在一些人身上已经转化成了对医生的仇恨。这些人可能是伤医案件中最致命的杀手。 对2010-2020年中国医院暴力行为的一项研究，讨论了医院暴力行为导致轻伤、重伤和死亡的特点，发现访客是最致命的群体，因为其中一部分人去医院不是为了看病，而是为了去寻找报复的对象[10]。 国外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研究中，急诊和精神科这种任务重压力大的科室，是暴力行为的重灾区。 而在中国，耳鼻喉科和骨科这类预后时间长的科室，却有着意想不到的致命风险。 前述对2010-2020年中国医院暴力行为的研究发现，49.3%的暴力行为都发生在急诊科，其次是儿科。但肿瘤科（25.0%）、外科（13.6%）和耳鼻喉科（10.0%）发生的暴力行为，却更有可能导致医护人员死亡。这可能是因为急诊科和儿科的暴力事件更多是临时起意，而其他科室更多的是蓄意报复。 2013年10月，震惊全国的“温岭杀医案”就是一桩发生在耳鼻喉科的惨剧。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凶手连青恩在术后觉得鼻子不舒服、呼吸困难并伴有疼痛，但医院所有检查都显示其手术成功，他的鼻子没有问题。由此他对医生产生了怀疑，多次到医院找医生。 实际上，鼻部问题不是简单能解决的，鼻部疾病患者的术后恢复期往往在三个月到半年，这比其他外科手术长5倍左右，恢复期需要频繁地换药、刺激鼻腔。而且一些鼻部问题其实是脑部问题导致的，鼻子不舒服却查出脑病，这种认知上的错位让患者很容易和医生产生冲突[13]。 骨科也有着患者期望和现实之间的错位。对上海某三甲医院医患冲突的调查显示，在该院所有的医疗纠纷案件中，外科医疗纠纷例数最多共 99 例，占 62.66%。其中骨科发生的医疗纠纷数量最多，占外科发生医疗纠纷总量的44.57%。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患者的期望极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几位研究人员，在调查了部分患者对于全膝关节置换术（TKA）的期望后，给出了一个有点夸张的总结“药到病除”。作者回收了198份用于评估患者期望的HSS-TKRES问卷，发现百分制的问卷中患者平均期望得分达到89.17分，而国外医生对这项疗法的期望仅为66分。 美好甚至有点不切实际的愿望，在现实面前会更容易受挫。很多患者期望能够像生病之前那样跳广场舞、蹲下给小宝宝洗澡、丢开助行器走路。但这些或者难以实现，或者恢复时间要比患者想象的漫长，这些失望和恢复中的症状滋扰会让患者不满，后悔进行手术，甚至对医生产生怀疑。 要消除这些患者的不满，需要医疗系统给予细致的指导。比如告诉患者手术后多久可以离开助行器，或者给想要蹲跪的患者专门设计术后跪地康复方案，由此打消他们的怀疑[14]。但遗憾的是，在繁忙的医疗系统中，只有一小部分患者的需求最终得到满足。 国外怎样保障医生安全？ 国内伤医血案频发，但是相当多的医护人员都没有接受过如何保护自己的系统培训。不了解如何系统运用缓和（de-escalation）技巧防止暴力升级，以及通过观察对方的情况选择应对方式，回避暴力行为，这在一些国家是工作场所安全的基本培训。 医学博士杜文民曾在加拿大医院供职，他介绍，在当地，每一位年轻医生入职后都会接受培训，其中包括如何应对场所暴力。“医院绝对不支持你反抗，而是告诉你如何避免，如何脱离，如何获取援助。” 加拿大安大略公共服务健康与安全协会（Public Services Health and Safety Association）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应对方案。 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医疗中心（The Ohio State Wexner Medical Center） 员工培训也围绕相似问题展开：”暴力升级的迹象有哪些–包括语言和非语言暗示？ 你能做些什么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 而前述奥克兰理工大学的研究提到，国内医生在缓和技巧、正确应对暴力和保持安全的培训要么缺失，要么无效。国内的医生很少能意识到施暴者暴力升级的危险。 当然，即使培训过的医护人员，也不能仅靠个人去应对暴力行为，更重要的是有系统性的支持。医护人员所在的组织需要提供明确的政策和程序，实际上，大多数应对医院暴力事件的策略都是在系统层面。 中国医护人员缺乏有效的暴力应对系统来防止伤害。伤医案发生时，很多医生毫无防备而且孤立无援。中国2013年底至2017年期间公开报道的97起医疗暴力事件中，高达 61 起受害者遭遇暴力时都是独自一人，手边也没有可用的警报或紧急按钮。 由于摄像头发挥作用的情况很少，以及安保力量的不足，只有9起事件中保安赶到了冲突现场，但却没能力阻止暴行。可能是因为事发突然，只有12起事件中警察及时介入并阻止了进一步的伤害发生[16]。 在波士顿医疗中心，医生不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直面暴力。在这里电子记录中会 “标记 “过去曾对工作人员有过过分攻击行为的人。记录同步到医生后，医生可以做出多种选择：与来访者保持比平时更远的距离；叫保安检查对方是否携带毒品或武器；对来访者的出入施加额外限制；或将病人安置在医院内随时可以找到擅长缓和技巧的工作人员的区域。这样的标记系统在其他多个医疗机构里也有应用。 比具体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将医护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意识。比如在加拿大安大略采用“白码”（White Code）系统，这个系统把按下警报的权利交给每一个员工，当遭遇、预见或者发现其他人在面临暴力威胁时， 都可以启动白码警报。 接到通知，安全团队以及掌握缓和技术的团队会立刻赶来，团队会优先利用非暴力沟通等技巧平息事态，暴力情况严重则可能对肇事者施以控制。 事态平息后，对于经历暴力事件的工作人员，白码系统还提供心理和情感支持的完整计划，以帮助员工恢复并重返工作岗位。 每一次暴力伤医事件之后，人们都不断呼吁更严格的安检措施。相比设立重重安保进行防范，重建医患信任更为复杂，但也是我们最需要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希望富士康坚定投资河南信心”。 7月22日，河南和富士康在郑州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场会议的规格很高，河南的主官出席，富士康科技集团董事长刘扬伟则代表签约。会上，河南主官喊话，希望富士康“进一步扩大在豫产业布局”。 面对河南方面的拳拳之心，富士康也是投桃报李，宣布将在郑州投资建设新事业总部大楼，总投资约10亿元。 富士康调整布局，撤退的号角刚刚吹响，外贸大省，坐拥富士康全球最大工厂的河南，进出口就遭遇严重滑坡。在此敏感时刻，双方通过签约合作，向外界传递出携手并进、共克时艰的信号。 网络图片 主官喊话，时机微妙，内容意味深长。河南急了，外贸不能垮，就业必须稳，不能让富士康跑了。 01 河南为什么着急？这一切还要从苹果供应链的外迁说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是苹果供应链的核心，苹果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在内地的工厂数量超过了250个，占其全球工厂数量的一半。从早期的深圳，到现在的郑州，富士康的流水线，见证了一批又一批打工厂哥厂妹的青春。 但近年来，大国博弈加剧，地缘冲突频发，全球供应链迎来大洗牌。苹果本着分散供应链风险考虑，开始了“果链外迁”的战略性调整，人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如印度、越南，成为库克新的投资热土。 以越南为例，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苹果通过其供应链合作伙伴，在越南的累计投资达到近400万亿越南盾（约160亿美元）。 果链外迁，富士康撤离，手机产能断崖式下降，拥有富士康全球最大工厂的河南和郑州，首当其冲。 河南的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占据出口值的一半，机电产品又以手机为主。官网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南的手机累计出口1395.1万台，同比下滑达到惊人的47.4%。 网络图片 受手机产能减少的拖累，整个河南的外贸数据遭遇严重下滑，上半年进出口总值为3253.2亿元，同比下降13.8%。中部外贸第一大省的头衔，直接被安徽给抢走了。 网络图片 富士康作为苹果的代工厂商，它也处于产业链的下游环节，谈不上有多么高的技术含量，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和河南经济深度捆绑。上述这些数据再次说明了一点，“富士康一打喷嚏，河南外贸就要感冒”。 一直以来，对外资外企的歧视性偏见之下，富士康和郭台铭并不受网友待见。 面对富士康转移生产线的操作，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我们应该有点民族骨气，赶走了就赶走了，没有富士康，很快会有别的企业补上来。 这种狭隘的观念，显然低估了富士康的影响力，低估了产业培育的难度。富士康的生产线调整，影响的不只是一家企业的布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南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累计同比减少66.9%，出口减少88.3%。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河南要公开喊话“老乡，别走”，富士康的去留，关乎的是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和信心。河南太需要一颗定心丸了。 02 那些吵着让富士康滚出河南，滚出中国的，也一定不会知道，当年为了拉拢富士康来投资建厂，河南和郑州方面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和代价。 2010年前后，富士康发生多起跳楼事件，一时间全国哗然。彼时富士康的重心还在深圳等沿海地区，舆论风波影响，加上深圳正着手产业升级，更青睐华为、比亚迪等本土企业，富士康不得不调整布局，开始生产线内迁的进程。 富士康的内迁，让中西部省市看到了难得的机会。台媒报道曾提到，当年郭台铭家挤满了大陆省市负责人，省级拜访是常事，市级被拦时有发生。 网络图片 为了争夺富士康，有充足劳动力优势的河南，更是举全省之力，在土地、税收等方面，为富士康量身定制了系列优惠措施。有学者估计，这些优惠措施对应的招商成本，高达120亿至150亿元左右。 之前疫情时期，富士康遭遇用工荒，河南各地的政府部门火速出手，将招工指标分配到乡镇甚至村一级，帮助富士康招工，引发广泛讨论。 在河南，政府出手帮富士康招工，其实早就不是新鲜事。郑州航空港官员曾透露，“富士康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招商，而是政治责任，从上到下，全部都是一把手抓”，招工完成情况，甚至是重要的考核指标。 从土地、财税优惠，到行政力量协助企业招工，在河南的精心呵护之下，富士康在当地的生产线逐渐壮大，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巅峰时，每两部苹果手机，就有一部是河南制造。 网络图片 富士康对郑州，对河南的改变，是多个层面的。 首先，手机生产流水线日夜轰鸣，像一个强劲的马达，驱动着郑州成为外贸重镇，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链。数据显示，建厂以来，郑州富士康累计进出口额约占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60%、郑州市的80%。 其次，富士康来了，上下游企业也跟着来了，直接撑起了郑州乃至河南的电子信息产业。“十三五”时期，郑州富士康累计带动200余家相关产业链企业入驻港区，完成投资3000亿元。 网络图片 再次，产能庞大的生产线，为颠沛流离外出务工的河南老乡，提供了一个在家门口就近打工的机会。像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工人数量一度多达40万人左右，堪称一座小型城市。 学者陈肖飞梳理发现，2011—2012年富士康生产线开始招收员工，而2011—2012年也是河南省农业人口省内转移人数高于省外输出人数的拐点。 也就是说，富士康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河南人口外流的现状。 当然，富士康和郑州、河南的故事，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政企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故事。富士康贡献税收、提供就业，而它能赚的盆满钵满，自然也离不开郑州以及河南的优越条件和政策支持。 03 对富士康依赖过重的河南和郑州，在富士康“去中化”的调整中，也迎来了“去富士康化”的转型阵痛。 资本永远是逐利的，为了利益最大化，它会像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不断向那些人力成本、土地成本更低的地方迁移。 所以，富士康转移生产线，是很正常的经济决策，背后没有那么多地缘政治的阴谋论。如果不是遵循这套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当年的富士康，也不会从沿海的深圳等地，千里迢迢跑到郑州，来大规模投资建厂。 有的人抱着对外资外企的偏见，情绪化地呼吁让富士康早点滚蛋，甚至将富士康基于商业利益的正常布局调整，视为大国之间的复杂博弈，这显然忽视了市场规律，以及企业自主决策的理性。 当然，富士康一家独大，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对河南来说确实是相当危险的。 2019年发布的《河南经济蓝皮书》就明确指出，河南全省外贸进出口对富士康依赖程度高，一旦其进出口出现波动对全省外贸影响显著。上半年河南的外贸失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这两年，河南开始发力汽车制造，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所撑起的外贸半边天，不是三两年就能实现轻松替代的。 官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南的出口产品中，汽车出口值为147.3亿元，只有手机出口值的四分之一左右。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河南会以如此诚挚的态度，向一个正在撤离生产线的企业喊话，希望它坚定投资信心，加大投资力度。 这种招商引资的卑微、谦逊背后，是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和替代的重重挑战，它事关几十、上百万人的饭碗。 一个好消息是，果链外迁的进程并不顺利，去年印度厂组装iPhone 15不顺遭到退货，还被迫大幅降价，经此教训，今年苹果已将部分产能转回中国大陆代工厂。 对河南等深度依赖富士康的地区，无疑延长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宝贵窗口期，使得转型过程能够更为平稳，阵痛得以减轻。 而当河南无视那些赶走外资外企的声音，敞开怀抱，继续欢迎富士康时，说明这个农业大省还是很务实的，不是成天就知道喊口号，知道税收、就业都很重要，知道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外企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排斥抵制富士康的，可以不去富士康打工，但如今的形势下，千千万万的河南籍民工，仍然需要富士康提供的饭碗。这就是当前经济的现实。 所以，没必要有国企、民企，内资、外资的歧视性偏见，照章纳税、守法经营，这样的企业就敞开怀抱欢迎。河南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声道
7月23日，甘肃酒泉。 一虎背熊腰的中年男人，情绪激动地辱骂COSER，并把人打得满地血点子。 商场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勇敢上前制止，却又被他两个响亮的耳光扇倒在地。 网络图片 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 你TM穿着奇形鬼服 你看看你穿的是个什么东西 TMD吃着屎长大的，一个个穿着日本的衣服 值得玩味的是，即使面对到场的警察，该中年男人也依然态度嚣张，还想上前去打人。 甚至振臂高呼： 只要我们死不绝，文化就不能入侵！ 一副正义凛然的卫道士模样。 讽刺的是，别看他嘴上口口声声说着“文化不能入侵”，骂别人穿的什么鬼东西，自己脚上却结结实实地穿着一双由美国人菲尔·奈特创办的耐克牌运动鞋。 没错，就是抵制新疆棉的耐克。 没种拿耐克怎么样，但有本事穿着耐克向同胞挥拳头，那还真是英勇无比呢。 网络图片 穿着耐克喊反对文化入侵，就像网友说的，比抵制日漫打了《盗墓笔记》展板还离谱。 这是一个有趣的细节，这证明了，他们的所谓“爱国”、“反对文化入侵”等等，就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姿态，一个狐假虎威的借口，一场借故撒泼的闹剧。 到底怎么样才算“爱国”，究竟什么东西是外国的，自己是不是已经被“文化入侵”了，他们丝毫不关心，他们只是想找个理由，而且是个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理由，发泄自己的暴力和情绪罢了。 他们分不清唐风灯笼和日式灯笼，但不妨碍他们大喊抵制日货，喊累了再喝一口三得利乌龙茶润润嗓子，就是这么浅薄且勇敢。 自我矛盾不重要，稀里糊涂不重要，重要的是，总算有个理由瞎胡闹了。 我想起之前文章里说过的，王小波的一篇文章，叫《肚子里的战争》。 说在某个特殊时期，真正的医生被打倒，工农兵出身的卫生员就假模假样地当起了医生，把病人的肚子打开，找了三个小时也没找到阑尾，急得主刀大夫把病人的肠子都拿了出来，上下一通紧捯。最后连病人都帮忙找，终于在天黑以前找到割掉了。 这些所谓的医生，为自己辩护时都说“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但王小波说，那位主刀的大叔用漆黑的大手捏着活人的肠子上下倒腾时，“我就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闹。” 由此王小波得到一个结论： 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其实，不但开心，而且安全，不但安全，而且。 他们知道，在如今的舆论场中，只要手握爱国的尚方宝剑，打着反对日美的旗号，他们就战无不胜，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也许在法律上，他们可能要付出一点小代价，但在舆论上，他们却获得了补偿。君不见，无论何种跌破底线的言论和行动，只要和爱国与仇外挂钩，都能受到众人追捧，摇身一变成为英雄壮举。 正因如此，那些撒泼打滚的人，那些行凶作恶的人，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正义凛然。大闹苹果店、背诵《满江红》的红衣大妈，起诉莫言并发起死亡威胁的毛星火，把红点说成旭日旗并举报的战马行动，莫不如此。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当然，你也不能怪人家嚣张跋扈，坏人之所以猖狂，往往都是因为好人的沉默。 人家骂了，闹了，打了，还打出血了，周围的人不也都照样悠然站在旁边围观，任由人家指着鼻子继续骂吗？ 那人家有什么理由收着敛着呢？ 你说是吧？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我跟朋友曾经爆发过一场争论，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这些70后，80后比，到底谁更幸福一点。 朋友的观念是年轻人更幸福，他们从小就吃的好穿的好，我们小时候过的啥日子？ 朋友的说法不是没道理，我长到10岁家里才用上自来水，之前一直是用的井水洗衣服洗菜，喝的水要去老虎灶。一直到20岁家里才搬出平房，有了卫生间不用去外面的公共厕所，也有了封闭洗澡的地方，用不着大冬天的在小天井里呲牙咧嘴的光着身子冲澡…. 网络图片 小时候喝水都是上面这种老虎灶打的开水，因为压根没有自来水可烧。 那会是真正的交通靠走，通讯靠吼，娱乐就是满大街瞎跑瞎玩，别说游戏机，有个烟壳子糖纸，都能玩半天。 但是，我依然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更苦一点。因为幸福这个东西是比较出来的，我们小时候生活简朴了点，精神上却一点不焦虑不纠结，有饭吃有水喝么，家家户户都那样。上学也轻松，回家就是玩，老师骂几句就当耳边风。 然后眼看的是什么呢？是生活水平确实越来越高，有自来水了高兴了半天，有自行车了更高兴，家里买了电视机，那简直开心的不要不要的。 关键是对前途没有迷惘，学习好就升学有分配，学习不行上个技校进工厂也是个正经职业，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己会被抛出这个社会，这个星球。 你从工作上讲，我是1990年代上的大学，上学期间从没考虑过工作问题，那简直就不算个事。毕业有派遣证，那会已经开始双向选择，我的同学想进机关进机关，想进大企业就进大企业…. 这种好事，一直到早80后生人还在享受着。甚至说早80后，比我们70后的机会更多更好，毕竟我们开始工作的1990年代，可没有互联网行业： 网络图片 越往后，岗位提供的就越少。 有个小朋友，工作五年了，他是马哲专业的，前几年进了个很不错的单位搞党建，我问他现在他的学弟学妹工作好找不，他告诉我饱和了。原来要本科的现在至少985，原来要985的单位现在根本不要人了…. 只要不是太过封闭，都知道现在的工作不要说跟我们那个时代比，就算比10年前，5年前都难得多…. 智联招聘在今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面向2024届毕业生的问卷调研显示，应届生慢就业、自由职业的比重分别从去年的18.9%、13.2%增长到今年的19.1%、13.7%。随着高校研究生招生持续扩招，应届生在国内继续学习的比例从去年的4.9%提高到6.5%。单位就业依然是主要去向，占比55.5%，但较去年下降2个百分点。 什么叫慢就业、自由职业？是铁人三项，还是吉祥三宝？ 这是工作难找方面，在薪资方面，薪资的中枢下移太明显了，我记得五年前的薪资中枢也就是大学生找个不错的工作，至少也是6000起步，现在4000就不错了，以前找个1万多的工作不是很难，现在简直是好工作中的好工作，还不是所有城市能提供的… 有个朋友是专业做职业规划的，他跟我说他的客户群体分布在全国各地，有些城市压根就没啥就业机会，他跟我说了几个赫赫有名的中部大城市，告诉我这些地方就没啥像样岗位提供，别说一万了，5000都难： 网络图片 美丽的大城市一角 留学生也不能免俗，跟n年前留学闪着金边不同，现在的留学生早就被打回了原形。那位就业辅导的朋友跟我说，刚回来的留学生开口就是1.5万的工资，只要三个月，他们就认清了现实，预期一般会降到六七千。 六七千，这还是大城市提供的岗位，够干嘛的？ 这是工作方面，资产方面就更别提了，我们那代人买房的相对价格，跟现在年轻人买房的相对价格是不能比的。我记得我跟妻子买完房大约用了五年多就还完了贷款，而且看着房价节节攀高，虽然有点后悔买小了，但还是总体高兴的，反正没亏。 比我更大一点的分了房，比我更小一点的买房压力也不大。 真正大涨起来是啥时候？2016年左右。 之后上车的是多大年纪的人？我们倒算下就知道了，大约1985年之后出生的人，煎熬不煎熬？ 肯定煎熬，一方面是收入不见增长，一方面是贷款几十年的最重要资产，在下跌。 今天看了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高位下滑的一年里，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房价以十万为单位地下跌。房产中介程龙介绍，在他负责的海淀某小区，2023年3月，一套92平方米的房子以830万元成交。今年夏天，同楼楼下的另一套房，以640万元成交。丰台区的跌幅更大，去年的一套老破小卖400万，今年成交价只有260万。 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2016年至2024年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中位数最高点出现在2022年8月，二手住宅最高点出现在2021年7月。两者在2024年2月的价位，分别与2020年5月、2018年9月持平。 在那个最火热的时代，把买房称之为上车，上车了就能安心，没上车就很焦虑。但是历史从来不按照人类的意志行走，现在看起来，高位上车上的恐怕是一辆灵车。 有一个图挺扎心的，这几年上车的也好，创业的也罢，都是不肯躺平有点雄心壮志，但就是这群年轻人，受伤最重： 网络图片 当然，或许是我看到的听到的人都比较倒霉吧，这几年混得好的，也是屡见报道： 网络图片 或许我真的老了，不太有这些赚大钱的想象力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年轻人又仿佛比中老年人更幸福… 关于这个问题，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凤羽财经
人大王贵元被火速处理后，事件就被压了下去，这种处理方式与其说是对性骚扰零容忍，不如说是舆情维稳。然而，校园性骚扰的存在与权力不对等、缺乏长效机制是直接相关的，快速处理作为一种维稳模式（也可说是公关手段），对性骚扰的长期治理可能反而不利。 这里不多讨论制度问题，只谈一点个人经历。笔者也曾遇到过有问题的“导师”，是在我进入复旦数学所读研后（前情参看：从姜萍的走红说起——女生能不能学好数学），我发现其他同学好像都有了导师，有的是在报考阶段就有意向，只有我没着落，不免有点着急，就去找了一位领导，请他给建议。领导说，年轻老师更好沟通，有个（从国内某名校）博士刚毕业的老师，还没资格带研究生，但你可以挂靠在他方向大老板名下…….。 我自己没有主意，领导如此建议，也就听从。这个老师刚进入复旦执教，算是踌躇满志的新人，现在看到有女学生慕名（实则是被领导忽悠来的）主动跑来要跟他学习，非常高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即表示欢迎，并邀请我去听他的课。 听了几次课，我发现自己对他的研究方向没啥兴趣，那研究好像也挺难的，萌生了退意。那时每次课后他都会找我交流，一开始是谈所谓的数学问题，后来他发现我不感兴趣，就变成闲聊，地点也从教室逐渐转移到了他的宿舍。我对学业表示出畏难情绪后，他让我不必担心，论文他可以帮我搞定，毕业没问题。当时我还觉得这个老师不错，对学生很热心，那就继续跟他学吧。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合格老师的表现，他安抚我也不是真的在为我考虑，而是他自己想要这样一个女学生。那时我们闲聊的内容有点变了，一开始他是吐槽学校行政如何糟糕，吹嘘他的研究能力怎样出色，后来渐渐涉及到他的夫妻关系、批评起他老婆来了（当时他妻子在外地，他住单身宿舍），也会问我一些私人问题。 这样过了一个学期，他对我的学习没有任何要求，我自然什么也没学到。这时出现了一个转折，新生们领到一个表，让你选的导师在表上签字，就算确定导师了。我去问这个老师怎么填，他当时没怎么当回事，说会给某老师（就是那个大老板）讲下，让我自己去找某老师签字。而这一找，就出问题了。 我按照大老板的要求去他家面谈，进去就被训诫一番，告知其对学生的要求，如每天至少学习8个小时（最好十几个小时），早请示晚汇报………。我听完有点懵，期期艾艾地说我只是挂靠，平时还是跟那个年轻老师学习。他听了冷笑一声，说他这没有什么挂名弟子之说，都是一视同仁的要求。我正不知怎么答复，他忽然善解人意起来，让我不必着急，今天这个字先不签，让我去找师兄师姐问问清楚，不要进来了才后悔。 我找前几届的师兄师姐打听，人家听说我要跟他，都大吃一惊，说你怎么想的，这是数学系第一变态导师（以要求严格著称），好几个学生都被搞的不能毕业了。除非你对他那研究方向特别有兴趣，你就想一心跟他搞学术研究，那没问题。——可是，我对他们的研究方向毫无兴趣，当他讲那一堆要求的时候，我已经被吓住了。 我赶紧去找那个年轻老师，他听完后也感觉意外。他在这里是个新人，不太了解情况。据他猜测，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大老板给得罪了。一开始他就应该带着我去亲自拜见，得到对方许可再收弟子。现在迟了，听大老板的口气，没有挂名弟子之说，那就是要亲自带，他这可没办法护我周全了。为了我好，他也劝我换导师。他没有说的部分，应该是他也不想为此得罪大老板。 又打听一番之后，我换了一个导师。这位导师也很好说话，第一次见面也立即表示欢迎，但他跟之前的导师截然不同，他只关心我的学业，只督促我的学习，从不向我透露他的任何个人事务，也没有过问过我的私事。我们是非常纯粹的师生关系，后来我能顺利毕业，也得益于这位导师的帮助。非常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吴宗敏老师。 网络图片 注：找到一张旧照片，硕士毕业的时候 至于前一位“导师”，后来还有些联系，但最后断交了。事情是这样，当我回到复旦读博士后，跟他又联系上了，聊过几次天。我感觉到他的态度越来越轻浮，比如有一次他告诉我，一位女学生问他，老师你最喜欢的学生是谁？他就说是我。——这个故事我怀疑是他编的，听了有些别扭，因为我跟他并无实质上的师生关系。 造成关系破裂的那次，是我当时有电脑可以看片了，无意中说起，他说他也喜欢看片，买了很多好片子，我随口说要借几部看看，他就挑选了一些给我。我拿回来一看，都不是那种有性爱镜头的文艺片，全是赤裸裸的黄片。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问我看了没有。我说最近太忙，一直没看。过几天，他又打电话问，我还是如此答复。他问了几次，终于感觉不对了，有点慌，让我把片子还给他，我就把电话挂了。又过了几天，我把片子拿去还他了，在门口递给他的，从那以后就断了联系。 后记：感觉现在有一种二元分化的趋势，比如老师被分为两种，一种是恩师，还有一种是禽兽，但在现实中，中间地带可能是多数。当权力在手上、欲望不被控制时，就容易出错，这是所有老师（领导）需要警醒的。当然依靠上位者的自省是不够的，更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改变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yaya的房间
很多人应该都有所察觉，与往届奥运会提前一个月就热火朝天的氛围相比，本届奥运会在国内反响平平，眼看就要开幕了，关注度却不温不火。 有人在头条上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金牌与民生相比，毫无意义。 网络图片 头条作为中国最大的几家媒体平台之一，其下沉度数一数二，目标群体的民族意识普遍偏高，连他们都对本届奥运持负面态度，可见这种心态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悲观，而是有向整个社会蔓延的趋势。 再对比一下08年奥运会的全民狂欢，很难想象在短短4届奥运会之后，金牌就从民族兴奋剂变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 不过，从奥运以及金牌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来看，这样的转变是很好解释的。 通常而言，奥运奖牌榜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整体体育水平，包括体育市场以及民众基础，处在前列的往往都是体育强国。 然而中国却是一个例外，我们的金牌几乎都是在冷门项目中获得，像足球、篮球、田径等这些热门项目却难有突破。热门项目往往意味着更好的体育市场与更大的民众基础，而冷门项目则意味着无人问津。 也就是说，中国虽然获得了更多的金牌、更好的成绩，但却反映不出国内实际的体育发展水平，体育的土壤并未因此变得肥沃，人们与体育的距离也未因此拉得更近。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是金牌大国而非体育强国。 网络图片 与此同时，功利的心态更是让体育逐渐偏离本质，使奥运异化成了一门夺金工具。因此，热门项目反而没有容易得牌的冷门项目那样受到重视，这进而影响到了体育市场：层出不穷的腐败与逐年退步的成绩让人们对热门项目失望，冷门项目又因自上而下的体育发展模式、天生与市场绝缘的体质成了无本之木。 这导致体育始终没有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哪一项体育运动能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之中，哪怕被称为“国球”的乒乓，也只是因为垄断性的实力而非庞大的民众基础。 奥运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临时体测，金牌则是合格的证明，这一切只关乎成绩，跟体育没有半毛钱关系。 当然，这在过往还是饱受好评的，毕竟作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历过贫弱的中国，亟需通过这个平台提升国际形象、影响力以及增加民族自信，特别是后者，中国人都深有体会。 但民族自豪感说到底只是一种精神愉悦，是需要物质基础作为前提的。当你为了节约些许房租或电费而忍受酷热、当你冒着中暑风险在室外工作，看着运动员们面对24度的室内“高温”就要考虑租赁空调时，我想一般人被激发出的肯定不是诸如“自豪”这类的情绪，更别说还有很多家庭可能连空调都装不起。 毕竟不是所有民族都像阿根廷与巴西一样，视某项运动为信仰，一个世界杯冠军就能让他们短暂忘记穷苦。 中国也有过穷苦时代，但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是一样，人们反而需要一些好消息来振奋精神，穷开心也是开心。 但今时不同往日，在经历过一个“厉害了”的社会阶段之后，奥运所能带来的种种好处是在快速递减的，与此同时，经济状况又急转直下，物质基础遭到动摇。 当体育对于人们来说可有可无，而奥运与金牌又失去了激发民族自信的作用时，面对生活的巨大压力，以往全民关注的奥运在多数人心里变得无足轻重，不惜代价对运动员的培养则成了抛金撒银。 此时，再让大家一边勒紧裤腰带，一边看别人歌舞升平，换谁都接受不了。 说到底，本届奥运会在国内的遇冷只不过是社会心态转变的一个小小前兆。在金牌与金钱的问题上，人们选择后者是必然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老牌恶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