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肉是攝取蛋白質的絕佳選項，同時，料理雞肉的方法也有很多變化，可以因應一般家常菜與宴客菜的需求。 香料烤雞腿 花點小巧思，試著搭配雞肉和蔬菜，變化出宴客等級的華麗美味料理，吸附了雞汁的蔬菜，吃起來別有鮮香風味。 香料烤雞腿（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食材： 雞腿 4隻、洋蔥 1個、土豆 3個、蒜頭 1球。 腌料：匈牙利紅椒粉 1小匙、黑胡椒粉、橄欖油 1大匙、楓糖 1大匙、海鹽 1/2小匙、百里香 1支。 作法： 1）腌料拌勻，雞腿均勻抹上腌料，冷藏一夜備用。 2）蒜頭切除蒂頭；洋蔥去膜切塊；土豆去皮切大丁。 3）熱油鍋，雞腿下鍋雞皮朝下，以中大火煎，表面煎至焦香，取出均勻排放在烤盤。蔬菜均勻鋪放在烤盤。 4）烤箱預熱 180℃；烤盤送進烤箱，烤 25分鐘，取出，翻面再烤 25分鐘即可。 匈牙利紅椒燉雞 16世紀，紅椒被傳入匈牙利，19世紀初，紅椒已成為平民廚房中重要食材，這道紅椒燉雞香甜鮮艷，非常具代表性。 匈牙利紅椒燉雞（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食材： 雞腿1隻、紅椒3個、洋蔥1個、番茄1個、番茄糊1杯、橄欖油少許、蘿勒適量。 調料：鹽、黑胡椒適量。 作法： 1）洋蔥去膜、紅椒去籽囊後切條狀備用。 2）熱油鍋，雞腿下鍋雞皮朝下，以中大火煎，表面煎焦香，取出備用。 3）原鍋下洋蔥炒軟，下紅椒續拌炒；下番茄及番茄糊，翻炒均勻。 4）放雞腿，加水淹過食材，煮滾，燉煮 30分鐘。燉煮過程中，雞腿翻面，使加熱均勻。 5）酌量加調料，嘗嘗味道。起鍋前加些蘿勒，風味更佳。 蘆筍炒雞丁 植物在春天萌發新芽，被稱為「嫩芽蔬菜」的蘆筍，將開始生長茁壯。蘆筍炒雞肉，清脆鮮甜，簡單調味就很迷人。 蘆筍炒雞丁（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食材： 去皮雞胸肉 400g、蘆筍、蒜 3瓣、白芝麻適量。 腌料：鹽少量、白酒 20c.c.。 調料：鹽、白鬍椒粉、香油適量。 作法： 1）雞胸肉切長條再切小塊；腌料拌勻，雞肉均勻抹上腌料，冷藏20分鐘備用。 2）蒜頭切末；蘆筍去除根部較粗硬部位，斜切段約 3公分。 3）熱油鍋，雞塊下鍋，以中大火煎，表面煎至焦香，取出備用。 4）原鍋下蘆筍，翻炒均勻，加熱水半杯，煮滾，下雞丁，燜煮約1分鐘。 5）下調料，翻炒均勻，撒上白芝麻即可上菜。 青醬雞肉卷 將雞胸肉腌漬後烹調，再搭配特製青醬，不只提升了雞肉的口感，香草的香氣也融入雞肉中，吃起來齒頰生香。 青醬雞肉卷（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食材： 雞胸肉 2塊、生菜適量。 青醬材料：蒜頭 10瓣、松子、檸檬皮、小番茄、九層塔、芝士粉、橄欖油適量。 腌料：紅椒粉 1大匙、香蒜粉、胡椒粉 1/ 2小匙、鹽適量。 作法： 1）雞胸肉用刀片開，抹上腌料，靜置 20分鐘。 2）將青醬材料打成泥。 3）雞肉內面塗上青醬料，捲成長條形，以棉線綁緊，在接合處撒上麵粉。 4）烤箱預熱 200℃備用。 5）雞肉卷兩面煎成金黃，移至烤箱，以 200℃烤 10分鐘，取出放涼切塊，可搭配生菜。
2024 第七屆澳洲台灣影展，劉品言赴澳首映《莎莉》 並受邀擔任提案單元評審。人氣台漫《DAY OFF》動畫化，澳洲團隊得標開發！ 澳洲史上舉辦最長久且最具規模的台灣影展已邁向第七屆，今年「澳洲台灣影展」不但橫跨六大城市巡迴，放映活動更高達50場，另有首度舉辦的「台灣出版品改編短片提案競賽」，及台灣書櫃講座等多項相關活動。多位影人親臨澳洲共襄盛舉，包含《莎莉》女主角劉品言、跨國製作人馬君慈、 導演蕭雅全、練建宏、蔡崇隆、藍憶慈、陳宇祥和製片黃宣碩、與作家亞榮隆．撒可努等人，共同推廣台灣影視及文化事業。 《愛情城事》製作人馬君慈與墨爾本觀眾合影 (《愛情城事》製作人馬君慈與墨爾本觀眾合影） 全澳首映的《莎莉》映後Q&A獲得澳洲觀眾熱烈的迴響，導演練建宏也在欣賞過文化之都墨爾本後，和女主角劉品言笑稱，自己已經在發想《莎莉2》澳洲版了，請「惠君」準備好啰！劉品言也大方回應「當然沒問題！」。除了推廣主演電影，劉品言並特別應邀前往雪梨，擔任「台灣出版品改編短片提案競賽」的評審。 今年澳洲台灣影展聯合文化內容策進院，首度舉辦「台灣出版品改編短片提案競賽」，讓台灣出版品與國際影視接軌。特別邀請台灣知名演員劉品言、澳洲暢銷作家 Benjamin Law、澳洲鬼才導演Colin Cairnes與澳洲資深製片 Kylie du Fresne擔任決賽評審，改編著作包含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邱常婷的《千萬傷疤》、以及每日青菜的《DAYOFF》。本次競賽共吸引20組來自澳洲各地的電影創作者報名，競爭激烈，最終5組進入決賽，向評審呈現改編構想。獲勝作品為墨爾本團隊 (Spring Li、Andrew Tan及Inthira Deusansavan) 的《DAYOFF》改編動畫，贏家獲頒澳幣五千元獎金。 評審劉品言表示：「透過台灣的文學故事讓澳洲團隊進行改編創作，不僅展現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同樣能夠觸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表明，故事的感動是可以穿越國界的，儘管是台灣的文學創作，並不代表一定局限於在台灣拍攝。這次的跨國競賽，很讓大家大開眼見。而且以一個演員的角度，能夠看到原創作如何發想成為一個電影短片的企划過程，是一個很特殊的經驗。」 評審 Benjamin Law 表示：「首獎團隊的專業性和提案的完整度讓我深感震驚。看到新一代的年輕人能以如此專業的方式進行提案，我感到非常敬佩。同時，我也非常期待我的漫畫作品能在澳洲被改編成動畫短片。」 （左到右：文化組陳組長芝儀、製片 Kylie du Fresne、導演Colin Cairnes、作家 Benjamin Law、演員劉品言、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吳正偉處長、澳洲台灣影展總監Benson Wu) 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吳正偉處長出席在澳洲電視電影廣播學院舉辦的競賽評審活動並致詞表示，過去在澳洲推廣台灣出版品相當不易，本次結合影視提案的跨產業合作，是首開先例的創舉！期望透過影視和出版的相互激蕩，創造更多跨國合制的機會。 評審 Kylie du Fresne 表示：「這次活動是澳洲史上首次推動台澳國際合資的影視創投案，無疑是一個極具指標意義的活動。不僅讓澳洲創作者有更多機會接觸海外文學，也為台澳影視合作開啟了一扇新門。」 而逾百部台澳兩地作品較勁的短片競賽單元，在經過製作人吳佳蓉、導演黃詩柔和張不乙的決選後，本屆「最佳動畫短片」由劉琬琳的《鷺鷥河》勝出，「最佳劇情短片」則由藍憶慈的《馬語》獲選。藍憶慈導演欣喜地分享：「可以安心準備拍長片了！」。她的長片作品《那麼遠，這麼近》（The Horse）將延續短片的故事概念，帶領觀眾進入更深層的情感探索。 《馬語》導演藍憶慈 《馬語》和《鷺鷥河》在台灣和國際影展屢獲佳績。「像這麼優質的台灣短片，在國外真的非常不容易看到！」聯合主辦單位澳洲台灣商會會長吳鎧圳談及，「競賽的本質除了評選外，更是希望能展現台灣的創作者豐富多元，讓澳洲觀眾也有機會看見，台灣影視的實力和創新。」 《澳洲台灣影展》由策展團隊與澳洲台灣商會聯合主辦，文化內容策進院協辦，並由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擔任指導單位與文化部台灣光點書院擔任巡迴指導。同時擁有澳洲市政府與州政府的支持，包括雪梨市政府 ( CITY OF SYDNEY )、新州多元文化廳 ( MULTICULTURAL NSW )、昆州影視廳 SCREEN QUEENSLAND。企業贊助單位特別感謝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東元電機 （ TECO ）、南澳酒庄 UBERTAS WINES、 AZABU 集團、中華航空、YEH』S GROUP 集團，與誠摯感謝澳洲台灣同鄉會、台商企業、各台資單位、台灣社團僑領、及影展團隊與義工對推廣電影與文化的支持。
幾位法律專業的大學生把微信告上了南山法院，起訴微信提現收取手續費不合理，要求退還。 圖片 起訴微信的楊同學社交媒體截圖 這事的起因是楊同學的朋友從微信零錢提現5萬元到銀行卡，被微信收取了近50元的提現手續費，費率標準是我們很多人都經歷過的0.1%。 網路圖片 自己的錢從左口袋挪到右口袋，莫名其妙就少了一頓肯德基豪華午餐的錢，這換了誰都難免會心疼和困惑： 憑什麼啊？！ 於是，楊同學和幾位同樣學法律的大學生就拿起法律武器，毅然向龐然大物微信發起了挑戰。 圖片 訴訟小隊成員（圖片來自楊同學公開發布） 作為微信支付的用戶，作為同樣被收取過提現手續費的「受害者」，我當然是舉雙手支持同學們起訴維權的，最好能把提現費率打到零那才大快人心。這幾位同學不僅勇氣可嘉，而且行動力超強，後生可畏啊。 但是……提現手續費這個事起訴微信可就真是找錯了「冤頭債主」，既不可能勝訴，也很遺憾沒有揭示真正的問題所在。 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們從微信和支付寶提現時被迫交的手續費，兜兜轉轉最終進了誰的口袋？ 銀行，嫡子。移動支付平台，庶子。在央行和銀聯的眼裡，微信和支付寶做得再大再好也是「第三方支付」，真正有利益衝突的時候肯定是護著銀行這一邊的。 網路圖片 你拿100元紙幣去買東西可以，拿微信錢包里的100餘額去買東西也可以，微信錢包里的「餘額」和現實世界的「人民幣」價值完全一樣，但是，二者並不能直接兌換。 是微信和財付通公司不想跟你換嗎？顯然不是，是中國的金融監管法規不允許他們跟你直接兌換。想要兌換可以，必須經過銀行走一道手續，你先把100元微信餘額提現到銀行賬戶，銀行再兌換100元紙幣給你。 銀行把控了錢從互聯網世界到現實世界的唯一出口。 等等，上面舉的例子裡面，100元微信餘額提現到銀行卡，你再從銀行櫃檯取出來，還有100元嗎？不可能的，銀行職員的工資不答應，銀行建設網點和ATM機的成本不答應，銀聯的監管人員也不會答應。 要想從此過，留下通道費。 這就是本文討論的微信提現手續費產生的根本原因： 錢從互聯網世界進出現實物理世界的過程，必須經過銀行，而銀行的網點建設、員工薪資、記賬存儲等本身有硬性成本，這些成本攤到每一筆交易就成了手續費。 再舉個例子幫助大家理解： 我們都在微信群里搶過紅包，無論你搶到1分錢還是200元，無論你收一千個紅包還是發一萬個紅包，微信有沒有收過你一分錢手續費？讀者們在公眾號讚賞我5元10元，也都是一分不少到我微信賬戶的。有句講句，微信雖然經常刪我文章，但在收入方面對我們創作者是各個平台之中最友好的，沒有之一。 網路圖片 那是不是說微信就是好，銀行就是壞呢？倒也不能這麼說…… 這裡有個社會發展秩序的問題。移動支付雖然我們現在都習以為常，但在金融史上卻是非常新的事物。從2014年微信紅包一炮而紅到現在，才剛剛過了十年，往前追溯到支付寶橫空出世，也只有二十年。 在移動支付誕生之前，中國的銀行體系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為整個社會搭建起了一套金融交易系統，讓人民幣得以在人和人之間暢通流轉，建立了數以百萬計的銀行網點與ATM機，這些是整個社會在承擔的成本。 移動支付誕生之後，利用這些現有的金融基礎設施來開展業務，並憑藉互聯網技術的便利性取得了顯著的優勢，但我們目前還是離不開線下銀行體系的，也不能完全抹殺銀行系統之前所做的貢獻和當前發揮的安全監管等作用。 作為用戶，我也覺得現在的提現手續費費率偏高了，要狠狠地打個折才算合理。 網路圖片 一點建設性意見： 手續費這事跟微信扯皮是沒有用的，真正應該喊話的是銀行，是銀聯，是央行。 起訴微信的幾位同學勇氣可嘉，但很可惜告錯了對象。當然，我也完全理解，畢竟真要起訴銀聯的話，大概我們今天也沒法在這裡公開討論這個問題了……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 建設性意見
一 看到好多人在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國足那麼爛，還總有人看？ 答案其實也很簡單，因為足球是世界運動。 是世界運動，所以總有人看。 相比之下，有不少運動，咱們明明成績很好，一到奧運會貌似熱度也很高，但平時根本無人問津。 大家都不看，只有到奧運會時扎堆看一下。 這其實壓根不是看運動本身，你只是想看中國人揍外國人。 對於足球，一切的一切都要先從「世界運動」這四個字上理解。 既然是世界運動，你玩這個東西就必須講世界的語言，不能講方言。 作者張三丰說得有趣，語言分兩種，一種是「世界語言」，一種是「方言」。 相比之下，武術就不是世界運動，所以咱不用非講世界語言。 發現沒，如果我們的武術大師打輸了，很多人往往會說： 「上台的人根本不代表我們最高水平，高手都在山裡。」 「功夫是殺人技，我們打不過，因為不允許殺人。」 「我們被迫用國外的規則，不公平，為什麼不能撩陰踢襠。」 「為什麼要戴拳套，影響了我們點穴……」 「偷襲，去騙，打我老人家……」 這些就是方言。因為它不是世界運動，所以即便輸了，我們也可以不講世界語言。 但足球不行。足球踢輸了，有幾個球迷會說：武磊、張玉寧這些人不代表中國最高水平，深山裡的老頭踢得更好？ 足球是殺人技，王大雷不能殺人所以吃虧了？ 我們用外國的足球規則，不公平，應該用中國規則，踢進去算輸？ 這種聲音很少對吧，就算有，也成不了氣候，腦子正常的都不會信。不但不信，多半還要笑他二百五。 還是那句話，因為足球是世界語言。 麻煩就麻煩在這兒。如果可以只講方言，我們早就贏麻了。 二 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聊下一點了： 為什麼足球總是搞不好？ 不但搞不好，二十一世紀以來，足球人口還越搞越少，環境越搞越差？ 球迷說了很多理由：假賭黑，球員意志品質差，海參吃多了……等等。 這些其實都不是根本理由，都只是表面上的。 就說假賭黑、貪腐吧。 假如以前足協不是貪官來搞足球，換了清官來搞，哪怕你換包公來搞，足球就能搞上去？你有信心么。 「足球為什麼搞不好」這個問題，你不能只從表面上淺層次來理解。 必須從甲方的根本的工作方式上來理解。 什麼是甲方？不但足協算甲方，各個地方、城市、部門也算甲方。 三 甲方做事，根本的思路是什麼？ 概括地講，一句話：最高效地分配和利用資源。 記住關鍵就是兩個字：高效。 什麼叫高效？ 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最重要的KPI。這才叫高效。除此之外，都叫低效。 這樣你就能理解足球的問題了。 打個比方，《紅樓夢》里，寧國府和榮國府中間有塊地，請問這塊地應該用來做什麼？ 答案肯定是蓋大觀園。 因為元春姐姐要來省親對不。 蓋大觀園，就叫高效。哪怕銀子花得淌成海水，哪怕元春只是來看一眼就走，也是高效。 但假如用來給茗煙、甚至板兒踢足球呢？ 想瞎了心了對吧，誰敢搞這個，還不被珍大爺捶死。 因為這就叫低效。非但是低效，簡直是負效，把大家的心都跑野了。 金庸捐個圖書館，為什麼之前要拆，因為放在那裡顯得很低效。 甲方的工作思維里，所有的資源，都必須按照最高效——次高效——較高效的方式來使用分配。 資源，那恰恰是非常稀缺的。 而足球，偏偏是一個超級低效、不產出KPI，卻又大量佔用資源的東西，很奢侈。 就跟你八十平米的房間里愣要放台跑步機差不多。 有人不服氣說足球怎麼不產出KPI了？三大球難道不需要搞好嗎？這是下文。 此處說的足球，是指你家娃能踢的足球，它是極低效的，壓根不出產KPI。 當然只能靠邊站啊！ 對比別的運動，比如高爾夫可以賣房子。 所以前些年不但不需要鼓勵，反而要叫停、剎車，否則地方老偷偷想搞高爾夫。 可是搞野球場，搞設施，讓孩子踢球，能賣啥？能拉動啥？ 「球場好房，半夜玻璃碎裂聲，尊享驚喜生活？」 何等低效啊！ 具體什麼樣的運動，才能讓你家的娃玩一玩、搞一搞？說白了，就是甲方手指縫裡漏出來的。 要麼是人家顧不到，要麼是人家看不上，要麼是可以捎帶手搞一搞、不佔資源的。那可以。 比如乒乓球台，簡單，稍微有點良心的開發商都能給你放兩張。 比如羽毛球，搞搞也不算難。 這些，都算是手指縫裡能漏出來的。 可是人人踢足球？開玩笑么！ 資源要用在刀刃上，要用在KPI上！ 為啥八零後的人老感覺小時候踢了很多球，非常快樂？ 原因之一就是甲方那時還顧不上唄，還沒有把資源都抓起來，手指縫裡漏出來的還多，茗煙、板兒就還有地方胡鬧一下。 等到大觀園、中觀園、小觀園成了KPI，你還想踢球？ 要鍛煉，跳台階去吧你。 四 肯定有人說，不對，體育也是KPI里的一項，難道會不想搞好？ 那好，現在有請前甲方代表——苟仲文局長出場。 苟局長要搞體育，請問他會怎麼分配手上的資源？ 還是之前那句話，「用最高效的方式來分配」。記住，高效是關鍵。 比如他本人講的：金牌，金牌，金牌！ 「項目中心是為金牌而生。」 「項目中心不拿金牌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總局不拿金牌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拿金牌是總局的工作職責，是生命線。」 說得很實在，人家關心的是金牌，壓根沒有你家孩子怎麼踢球的問題。 為了拿金牌，可以臨時突擊攀岩、衝浪、滑板、小輪車。 試問國內有幾個人玩衝浪的？你家孩子玩過衝浪嗎？ 不管，可以「跨界選才」，練跳高的就不可以改衝浪嗎？ 同樣的道理，學武術的拉來突擊練滑雪，練跳遠的突擊改練鋼架雪車。 要打敗丁春秋，可不能從培養基礎練起，直接灌頂虛竹不就完了。 「跨界選才」選不出來，咱還可以歸化啊，一個谷愛凌不就都搞定了！ 誰吭哧癟肚管你孩子踢球問題啊。那不高效啊。 五 你可能又說了，也不對啊，金牌很重要，但三大球也很重要啊。 甲方之一的足協難道不想搞好足球？ 想啊，那怎麼搞呢？ 還是那句話，再次出現——用最高效的方式分配資源。 國足的頭槌不行？好，聯賽里規定頭槌進一個算倆。 要衝擊世界盃了，好，聯賽給國足讓路，直接取消升降級！ 奧運會臨近了，需要年輕球員，好，規定聯賽每個隊必須上2名U20球員，否則3:0判負。 高效不高效？非常高效。 一直以來，他們都是這麼乾的。 有什麼問題？沒有啊。下級的隊給上級讓路；小賽事給大賽事讓路；整體服務於全局；人民次關心的事給人民最關心的事讓路。這有什麼錯，你就說有什麼錯。 別的事上這樣干都沒錯，怎麼就放足球這就錯了？ 六 這就又得說回足球這玩意的本質了。 有人說足球是「國運平衡器」。啥平衡器啊，足球不但不是平衡器，反而是反骨仔。 足球就是天生膈應人的。我們會什麼，足球就不來什麼。 我們最擅長什麼，教條。足球偏偏最不能教條。 我們最不擅長什麼，激發靈性，培養熱愛。足球偏偏需要靈性和熱愛。 別的可以灌頂灌出來，足球這玩意偏偏灌頂灌不出來。 足球不是歸化一兩個前鋒能解決的。 足球也不是單一的某個技術，是許多技術的綜合。 如果只比顛球，1993年茅榮榮早破了世界紀錄了，七小時顛球五萬次，牛不牛。 問題是不能只比顛球啊。 但凡足球可以圈一幫人苦練出來，咱們早贏麻了。 經常有人說，就應該讓一幫死刑犯上場，用槍頂著踢，進球就減刑，輸球就突突，肯定贏日本！ 這是想多了。假如這樣贏得了，咱們不好說，有的國家死刑犯早上場了。 這個世界上，有一些東西是可以高效地灌出來的。比如蓋大樓、修地鐵。 但有一些東西是灌不出來的，比如文學，藝術，音樂，電影。 需要空間、土壤、環境、時間。 […]
目前的這種狀況還會持續多長時間？這是我在《有人還在不斷問：目前的這種狀況還會持續多長時間？見底了嗎？什麼時候反彈》一文中討論過的一個問題。 那次的討論，主要是邏輯意義上的，目的是為了分清周期性危機與階段性瓶頸這兩種不同的經濟起伏波動。因為在這兩種不同情境之下，對反轉問題的判斷是非常不一樣的。但文章發表之後，還是經常有網友問，孫老師您能不能說得更明確點更具體點？老實說，如果具體到時點，可能只有算命先生才能給出答案。但如果在指標的意義上，我想可以這樣說： 過剩產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點到來之時。 我想先用一個例子來說。我最近曾關注過碳酸鋰的行情變化。 大家都知道，碳酸鋰是製造鋰電池的主要原材料。近年來，隨著電動汽車的迅猛發展，碳酸鋰的價格扶搖直上。僅在去年下半年，碳酸鋰的價格就從9萬元/噸飆升至50萬元/噸。但不久之後，碳酸鋰的價格就步入了漫漫熊途，前些天一度跌破7萬元/噸。一次吃飯時，我問一位業內人士會跌到哪裡？他回答說6萬。 碳酸鋰價格的起伏，很簡單，就是市場供需關係變化的結果。在電動汽車的發展處於加速的階段時，碳酸鋰供不應求，於是就有了其價格的節節攀升。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紛紛擴產，新的項目不斷上馬，甚至大量在國外收購鋰礦項目。這樣一來，市場中的碳酸鋰，嚴重供過於求，這時候價格的走低不是必然的嗎？相關企業的虧損，不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嗎？ 這時，如果有人問，碳酸鋰目前的這種狀況還會持續多長時間？反轉什麼時候會到來？答案不是很明白嗎。 就是過剩產能的出清。所以我們看到，各大企業紛紛採取行動，縮產或者停產。只有出清了過剩產能，才能實現市場新的均衡，才能迎來真正的反轉。於是我們看到，本月11日，一家頭部企業計劃停產的消息傳來，當天碳酸鋰期貨的價格大漲8%。這時，才有分析人士戰戰兢兢地分析說，反轉可能到來。其實，是不是真正的反轉，還要看接下來產能出清的進程。 說到這裡，我想有的朋友已經看出來了，我這裡不是要討論碳酸鋰的問題，我要討論的是碳酸鋰價格的波動對我們思考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啟示。 對於當前經濟的低迷，人們已經有許多的討論。但在最近的幾天里，話題越來越聚焦於通縮的問題，越來越聚焦於如何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加以刺激。 其主要論據顯而易見，2024年8月份我國CPI同比僅上漲0.6%（其中主要還是食品價格的拉動）；出廠價格指數自2022年10月份開始同比下跌，到今年8月份已經持續了23個月；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可能會延續目前五個季度的跌幅至2025年；長江商學院對300名公司高管的一項調查顯示，8月份勞動力成本的增長是自疫情以來的最低水平。 於是，就有了人民銀行前行長易綱的呼籲：中國面臨內需疲軟的問題，尤其是在消費和投資方面，中國現在應該把重點放在抵擋通縮壓力上。易剛的呼籲引來國內外眾多論者的響應。一個最基本的共識是，中國的通縮危機已經不能再迴避了，應該儘快出台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解決內需不足和通貨緊縮的問題。 應當說，通貨緊縮是一個客觀現實，其對經濟產生的消極影響也是有目共睹。就此而言，我沒有不同意見。我想說的是，問題的真正癥結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僅僅是內需不足的問題嗎？我們可以來看下面的一組數據： 1-8月，稀土出口量增長6.4%，出口額下降40.2%，出口價下降了43.8%；肥料出口量增長4.4%，出口額下降13.9%，出口價下降17.5%；箱包出口量增長9.4%，出口額下降2.1%，出口價下降10.5%；鞋靴出口量增長3.9%，出口額下降5.3%，出口價下降8.9%；套餐產品出口量增長4.5%，出口額下降14.5%，出口價下降18.2%；鋼材出口量增長20.6%，出口額下降6.8%，出口價下降22.7%；鋁材出口量增長15%，出口額增長10.8%，出口價下降3.7%；手機出口量增長4.6%，出口額下降1.7%，出口價下降6%；家用電器出口量增長23.6%，出口額增長14.7%，出口價下降7.2%；汽車出口量增長27.5%，出口額增長14.7%，出口價下降5.9%。 這組數據告訴我們什麼呢？它告訴我們，中國產品的價格，不但在國內持續走低，在國際市場也在走低。如果我們從需求端可以解釋國內市場價格走勢的問題，那國際市場中的這個現象如何解釋？如何解決？這提醒我們，我們在需要正視需求問題的同時，更要正視供給端的問題，即嚴重的產能過剩。 前面我們討論了碳酸鋰的問題。碳酸鋰價格的走勢告訴我們，在面臨嚴重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出清過剩產能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這個問題不解決，根本的供需失衡的問題就解決不了。所以我說，過剩產能出清之日，就是真正拐點到來之時。 我知道，這樣說，人們可能感覺不舒服，但問題就在那裡，是迴避不了的。 當然，經濟的問題非常複雜，至於那些更深層的問題，就不在這裡討論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孫薦讀
出版圈裡流傳著這樣一個恐怖故事：新編輯入職培訓的重要一課是去參加一場書的「葬禮」——化漿。想像一下，書從傳送帶緩緩進入粉碎機，封面和內頁瞬間被撕成碎片，落入巨大的化漿池中，隨著攪拌器的旋轉，它們迅速被浸透、溶解，逐漸化為一缸紙漿。 在還沒有編纂過任何一本書，沒有體驗過改稿的辛苦、營銷的焦慮或是加印的幸福時，編輯們就先看到了最殘酷的終點。 一位前圖書編輯回憶，入職第一天，同事用一種非常平靜的語氣向她介紹了一本書的一生：組稿，三審三校，印刷，上市。運氣好的，上市之後會迎來加印；而那些經年累月賣不出去的滯銷書，等待它們的命運只能是化漿。 沒有人想做滯銷書。圖書編輯大多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喜歡讀書，相信書籍可以連接世界、拓展認知；比起豐厚的物質回饋，他們更希望自己的工作有價值。 但理想和現實之間總有落差。根據圖書諮詢機構「開卷」監測系統統計，2023年銷量小於10本的圖書超過一百萬種——這意味著市場上近一半的書無人問津。 每一本書背後，都是編輯數月甚至數年的心血投入。當冰冷的數字擺在面前，意義感和自我價值該寄託於何處？當新鮮感褪去，工作在循環往複中露出繁瑣、虛無、荒誕的本質，信念能否抵禦倦怠？ 這是圖書編輯的「中場戰事」，也是這個時代下，每一個試圖在變動中重構內心秩序的人無法迴避的命題。 「沒有加印的書就像死了一樣」 編輯汪淼不久前有一本新書上市，一個月只賣了十幾本。「相當於幾乎沒人見過這本書。」她悻悻地說。碩士畢業後，汪淼如願進入一家出版公司，入職三年，她依舊覺得自己在「新手村」徘徊。 為了打破僵局，汪淼用盡渾身解數。她寫了一篇文章介紹書的作者，嘗試向一些有私交的媒體投稿，並聲明「不要稿費」。收到的回復如出一轍：「太小眾，影響閱讀量。」她又找到公司負責新媒體的同事，想把文章發在部門的公眾號上。 「沒有賣點，」同事態度冷淡，「而且現在沒有人看長文。」 最後，汪淼只能把文章發在自己的豆瓣上，並且自掏腰包買了一本書用於轉發抽獎。一位在書店工作的豆友看到後，為店裡訂購了3本。講到這裡，汪淼擠出一個苦笑：「還不一定能賣掉。」 照目前銷量來看，如無意外，這本首印5000冊的新書大概率會淪為滯銷書——其中大部分將被遺忘在倉庫里，直到某一天被送去化漿。 圖片日劇《重版出來！》劇照 汪淼感到無力，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書是分營銷等級的，等級越高，能動用的營銷資源越多。」她逐一解釋，「A級書只能自生自滅；A+級的書，會由部門內的營銷編輯負責推廣；而S+級，則會調動公司所有的營銷力量。」這一次，她的新書只評上A級。原因顯而易見：作者在國內沒什麼名氣，缺乏市場號召力。 剛入職時，她接手的另一本書因閱讀門檻較高，也只是A級。「不過那本書運氣不錯，找准了定位，銷量逐漸超出預期，很快就升級了。」汪淼還做過一本S+級的書，是一位知名藝術家不那麼知名的漫畫作品。「從定級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不用為營銷操心了。」她說，在全公司力推之下，那本書順利躋身暢銷書行列，「直到現在偶爾還會掛在一些暢銷榜單上。」 並非所有的書都能如此幸運。「開卷」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圖書零售市場動銷品種數為237.4萬種，若以年銷量小於10本為標準統計，滯銷書達到103.6萬種。某圖書策劃公司將銷量小於1000冊的書視為滯銷書，2023年該公司滯銷書品種數占其在售品種的72.47%。 如何定義滯銷書，行業內並沒有統一標準。不同類別、不同出版機構，無法照搬同一套參照系。 編輯林羽佳的評判標準非常直接：對她來說，沒有加印的書就像死了一樣。「印一次就死了，它就是滯銷書。」林羽佳斬釘截鐵地回答。她在一家民營圖書公司做文學編輯，每次新書上市，焦慮就成了她工作中的主旋律，「每天都會去刷有多少人在讀，評價怎麼樣。」 她的最好成績是兩次加印，「作為一本小眾文學作品，已經賣得不錯了。」但在公司里，這本書依然不算「暢銷」。同事做出過真正意義上的暢銷書——女性話題、金句頻出，銷量幾十萬，林羽佳語氣中透著無奈，「那本書給了老闆想像，覺得本本可以做爆款，他現在什麼書都沖著爆款去。」 文學圖書市場存在明顯的馬太效應。頂尖的作品，如馬爾克斯、莫言、余華等人的書，銷量常常能達到百萬級別；但在頭部之外，文學圖書市場的另一面是大量銷量平平的書。即便是一些在文學圈內備受推崇的作家，其作品銷量也僅有一萬冊左右。 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在今年再版發行時，預熱海報上他「纏著繃帶，鼻青臉腫」的模樣，令不少圖書編輯唏噓：連余華賣書都要這麼拚命了，其他作者該怎麼辦呢？ 「滯銷書」編輯的日常 在杭州一家書店的二樓，長期陳列著一個「滯銷榜」。上榜圖書多達上千本，填滿了整整一面牆。有的書到店五年銷量為0，還有的書至今只有員工買過。 書店稱，這些書滯銷原因很難一概而論。除了作者冷門、封面難看這些常見問題之外，大多數滯銷書就像托爾斯泰筆下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原因。 在一些編輯看來，有的書從選題策劃階段開始，就註定會滯銷。 「關鍵在於對題材的判斷。」徐逸提到一套小眾且專業的叢書，策劃階段他便預見到讀者群有限，於是控制了印量。「印量少，反而避免了滯銷。」從事出版行業近十年，徐逸輾轉過多家出版社和圖書公司。他認為，滯銷書往往是決策失誤的產物，而並非書籍本身小眾的結果。 圖片 杭州一家書店的二樓，長期陳列著一個「滯銷榜」 有時候，書的命運也受制於出版社的定位策略。「比如一些公版書（公共版權書籍，指不受著作權法限制的作家、藝術家及其它人士發布的作品，使用不會侵犯作者的版權），一開始就不是奔著暢銷去的。」編輯鄭越解釋，公版書沒有版權費，理論上成本更低，但傳統出版社容易陷入學究、精英的趣味中，用紙、裝幀不計成本，導致定價過高，做出來的書只適合「擺在書房裡珍藏」。 一本書從無到有，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而編輯並不是一年只做一本書，他們常常同時負責四五本書。除了改稿這項傳統意義上的編輯工作，大多數圖書編輯還要策劃選題、協助營銷。徐逸認為，一些出版公司的圖書編輯越來越近乎於產品經理的角色，行業內的說法是「全流程編輯」，「各種流程都要參與，瑣碎的事情特別多。」 他舉例，「從外部作者、譯者、設計師，到內部各個環節的同事和領導，編輯要跟所有人溝通。」徐逸負責的第一本書，是一位知名學者的博士論文。他形容當時自己經驗不足，經過多輪溝通、協調，好不容易說服社裡確定了書的封面，沒想到作者又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不得不再次去溝通、協調、確認。 編輯的工作還會細緻到挑選字體和紙張。汪淼手裡有一個繪本，日文原版的每一頁都用了不同字體。做中文版時，她和美編、策劃一起反覆推敲合適的字體，既要讓中文清晰易讀，又要符合語境，還要儘可能接近原文的字體，同時保持視覺美感。她花了很長時間，依然沒有挑出最滿意的版本。 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中，後浪出版公司的文學主編朱岳曾展示過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上班，打卡，打完卡，開電腦，然後看看豆瓣，看會兒稿，看看郵箱，一天就這麼過去了。」 圖片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截圖 鏡頭之外，圖書編輯的工作遠沒有這麼輕鬆。新冠疫情期間，鄭越居家辦公，白天常常在密集的會議和收發信息中度過，「晚上6點才有時間看書稿，一直看到10點鐘結束。」她粗略計算過，做一本書，前後要填十幾張表格。雖然繁瑣，但好在相對確定，「無非就是去做而已」。 真正讓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無法掌控的事情。 她策劃的第一本書，一度卡在封面設計環節無法推進。最初的設計方案被推翻後，她迅速聯繫設計師出了第二套方案。這一版雖然得到直屬領導的認可，卻被更上一級的領導否決，而設計師也不願再做修改。鄭越夾在中間，左右為難。 這種不確定性曾經也不動聲色地消磨著徐逸的耐心。「你看著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但你就是推進不下去。」徐逸形容，「那種挫敗感不是突然的一記重擊，而是慢慢地，一點一點地耗費掉你的心力。」 做書的整個過程，如同經歷一場「十月懷胎」。鄭越感嘆，「即便你對這本書有很多不滿意，但新書捧到手上的那一刻，內心還是會有一點點波瀾。」然而，當這些書被忽視或滯銷時，他們付出的勞動似乎只能淹沒在無聲的失落中。 理想被現實消磨 在出版社工作了6年，鄭越一直自嘲是「滯銷書編輯」。她編過幾十本書，大部分銷量不到5000冊。有時候她也會問自己：「我到底在幹嗎？」 圖書編輯顯然不是一個高薪職業。鄭越記得自己剛來北京面試時，行業內一家頭部出版公司給她開出的薪水只有五六千塊。那之前，她曾在其他行業工作過一段時間，收入是圖書編輯的好幾倍。 「我當時真的滿懷熱忱，覺得只要能滿足基本的溫飽，意義感才是最重要的。」鄭越坦言，自己是抱著「做好書、做暢銷書」的憧憬入行的。「書在我看來是一個傳播的介質，只有做暢銷了，才能抵達更多的人嘛，否則沒有意義。」她常常羨慕米未的員工，能製作《奇葩說》《樂隊的夏天》這樣有影響力的節目，「他們真的好幸福。」 做編輯的頭兩年，鄭越一直面臨著報不出選題的困境。「一大堆書訊裡面沒有一個喜歡的。」她開始懷疑自己，「為什麼有的人能一直報，而你連喜歡的都沒有？」 選題會上，她總會被各種質疑困擾。「這個能賣嗎？會不會太小眾？有沒有人感興趣？」鄭越描述當時的場景說，「領導會把你心裡懷疑過的問題，全部拋在你面前，再問一遍。而你無法回答，因為你自己也懷疑。」同事們也常常為此感到沮喪，「有時候連自己都納悶，我又不是作者，我為什麼要在這裡為他去辯護？」 圖片 2024年1月5日，上海世圖物流有限公司的倉庫 更多時候，圖書編輯要在保質和保量之間做出抉擇。 李珩回憶，在出版社工作的前兩年，編輯每年的KPI是要做出5本書。那時候她的工作狀態還算從容，有幾本書也引起了不錯的反響。後來任務量翻倍，一年要做10本書，她依然試圖像過去那樣全力以赴，哪怕是擠壓自己的休息時間。可她很快意識到，自己似乎在追趕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目標。 「早上9點開始看書稿，中午隨便糊弄口吃的，一不小心就看到晚上九十點鐘，看得整個人都很崩潰，還是看不完。」李珩嘆了口氣，「也許有人覺得完不成KPI無所謂，我也曾試圖這樣想。可是每次開會清點任務時，還是會忍不住感到慌張。」 2019年下半年，她突然接手一本問題重重的譯著，翻譯錯誤多到離譜。那段時間，李珩每天下班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胡思亂想：「要是在路上出個什麼事兒，不用看稿就好了。」她覺得諷刺，「剛畢業時的我，是一個多麼健康向上、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啊。」 工作量倍增，也讓書稿的質量變得難以掌控。同事曾勸她不要太較真——一些翻譯問題，如果編輯不去核對原文，質檢幾乎看不出來，讀者一般也挑不出毛病。李珩試著接受這個建議，「可這麼做了之後，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那些我覺得有問題卻沒有去核實的地方，就睡不著覺。」 她似乎沒辦法那樣放過自己。「既然這樣，我做這份工作有什麼意義呢？是為了掙錢嗎？不是。我就是為了找到一些精神方面的回饋。如果要為了完成工作去做一些我自己不認可的事，真的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圖片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截圖 在這個直播間賣書只認名家的時代，像鄭越兒時讀到的《哈利·波特》那樣的暢銷奇蹟，幾乎不可能重現。做編輯這些年，挫敗感像一塊無形的砂紙，來來回回磨損著她的熱情。有段時間，她幾乎決定放棄，不再做編輯了。 「如果有一份性價比差不多的工作擺面前，比如人力資源，我會去嗎？」鄭越常常自問。她了解自己，儘管常把人力和後勤掛在嘴邊，但真正面對選擇時，她的內心卻充滿猶豫。 做市場營銷那兩年，要向新朋友介紹自己時，她總是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迷茫。市場營銷這個詞籠統而模糊，難以準確傳達她的自我。「但現在，我說我是個圖書編輯，你大概能判斷出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喜歡讀書，可能有點兒文藝。」鄭越承認，相比之下，她更願意被「編輯」這兩個字定義。 「每個編輯都是成不了作家的人的退路。」鄭越說，讀書與寫作是她從小到大的愛好。圖書編輯的工作，讓她依然與那個更大、更純粹的文學世界保持著聯繫。「它會讓我覺得我依傍在這個東西周圍，也許未來有一天會『曲線救國』。」 偶爾，鄭越會在書店裡感到一絲滿足。她說，去書店就像續命，看見冷門書籍依然有人翻閱，彷彿找到了些許價值感。 與鄭越一樣，汪淼也在編輯生涯中尋找著自己的價值。雖然她的初心並非源自寫作，而是來自一份更加質樸的願望——她從小在農村長大，沒怎麼看過課外書。大學期間接觸到兒童文學後，她常常想，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孩子也像她曾經一樣孤獨，如果他們有機會讀到一些好書，獲得一些安慰，應該會擁有一個更快樂的童年。 在汪淼眼中，那本一個月只賣了十幾本的新書似乎就有這種「魔力」。而「魔力」生效的前提，是要讓那本書儘可能地被人知曉。 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 圖書編輯總是把「行業不景氣」掛在嘴邊。但不景氣到什麼程度，汪淼也是最近才認清，「當年類似的書，日銷可能就有100多本，現在這本書月銷不到20本，最多的一天賣出去兩本。說實話，聽到這些數據，腦子嗡嗡的。」她忍不住問自己，「圖書行業真的要完蛋了嗎？」 市場逐年收縮，她不是一點沒察覺。剛工作那會兒，書做出來，不用費力卷營銷，就有不少書店和繪本館來訂購，首印量輕而易舉就消化掉了，「現在要四處求爺爺告奶奶。」 「市場情況跟2020年非常不一樣了。當年可以像做雜誌一樣做一個書籍公眾號，但是從2023年下半年開始，公眾號閱讀量直線下滑。現在大家更偏向於做小紅書，沒有人在公眾號上再費力了。公司也覺得人力要花在更能帶來轉化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沒有轉化的內容上。」汪淼說。 一點陣圖書編輯透露，公司最近下達了一個要求：每位編輯都必須註冊一個小紅書賬號，並且要立一個人設，每周三更，內容不限。公司希望藉助社交媒體擴大圖書的曝光率，甚至期待某個編輯的賬號「突然火了」，成為推廣的利器。 按照新要求，每發布一篇小紅書筆記，編輯都要把鏈接同步到微信群里。她稱這是「社死」般的體驗，如果忘記更新或者沒有及時同步，就會被點名提醒。 「真的很尷尬，而且浪費時間。」她忍不住吐槽，「四個點贊里可能有三個都是自己人。這有什麼意義？但上面安排的工作，只能照做。」 圖片 電影《書店》劇照 時至今日，圖書編輯早已無法置身於市場之外。汪淼提起，公司在兩年前設置了績效考核，那之後，上選題就多了一道流程：按照一本書的版權費、印製費，包括人力投入，計算出這本書的銷量底線，編輯要根據這些數據判斷是否有盈利的可能，「確定能盈利，才能上會。」 作為同時具有文化屬性和經濟屬性的商品，圖書有著獨特而複雜的特質。它不僅是承載知識的媒介，更是一種文化產品，具備了超越其物質形態的精神價值。 但一本書在市場中的表現，往往並不完全取決於內容本身，而是受到包裝、宣傳、品牌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此外，圖書還具有高度的主觀性——一本書在某個人心中無比珍貴，卻可能在他人眼中毫無吸引力。作為商品，圖書既要符合市場需求，又必須保留其文化使命，這種平衡往往是編輯最為頭疼的挑戰之一。 今年6月，汪淼去日本拜訪了一家書店。書店老闆曾經也是一位編輯，挖掘了很多出色的繪本作家。 聊天過程中，汪淼流露出對市場的擔憂。對方聽了十分驚訝，「可是我覺得編輯不應該去考慮銷售上的事情，它會影響你的編輯眼光。」 這句話瞬間讓汪淼羞愧到了極點，「天吶，完了，我把我們出版行業的遮羞布給揭開了。」 她從心底認同那位書店老闆的觀點。但認同是一回事，工作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我一直覺得編輯不應該以做一本暢銷書為導向，應該朝著做出好內容努力。但是為了把工作做好，為了不被開除，我也慢慢地學會怎麼樣去加入一點市場的眼光。」汪淼寬慰自己，這是一種「變成熟」的表現，但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依然讓她感到不安。 最近一次報選題時，她陷入了自我懷疑。她無法分辨，自己的判斷究竟是基於書的內容還是它的市場前景。一番猶豫後，她還是提交了這份選題表，「畢竟書賣得好，對公司和自己都有好處。」 這幾年，公司一直在裁員、精簡隊伍。「我不知道，如果我到35歲被裁員了，找不到新工作，下半輩子要怎麼過。」想到這些，汪淼難免焦慮。 圖片 電影《書店》劇照 林羽佳最近的狀態同樣緊張。上個月，她手頭的一本書剛剛上市，另一本也即將下廠，每天忙到晚上七八點才下班。和汪淼一樣，她經常主動加班——聯繫合適的博主薦書，安排文化類的播客與作者對談。 這樣的付出並不一定能換回對等回報。她觀察到，那些「賣得好」的書，大多「薄而小、金句多」。 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林羽佳從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進公司的第一年，她就引進了一部「大部頭」作品，「做出來有八九百頁」。「這麼厚的書，除非是世界名著，否則真的很難賣。」林羽佳清楚，放到今天，她不會再做同樣的選擇。 她心裡始終有兩個聲音在搏鬥。「我認為的出版，不是一直要做刺激大眾情緒的書，我覺得出版是讓大家思考的一個事情，要引進新的東西，推翻我們已有的偏見，或者看到新的邊界。我還是不死心，我想做我認為好的書。但是事實上，按照市場反饋，書一直賣不好，我會感到，頭頂總有一團烏雲壓著我。」 鄭越已經意識到，一本書的命運並不完全掌握在編輯手中。暢銷有賴於很多因素，比如編輯的眼光、出版社的定位、營銷的策略、市場的行情等等，「個人的力量在其中微不足道。」 她不再追求做出暢銷書。「現在我們都不追求《哈利·波特》那種級別的暢銷。能讓業內看到這本書就很不錯了，說明你的營銷已經有一定力度了。我今年其實有兩本書業內也看到了，某種程度上，我也把這當做一種進步吧。」 她也不再把意義感寄托在圖書編輯這份工作上，「工作就是工作，對我來說談不上賺錢，只是謀生。」就像一首歌的歌名，「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她正在學著坦然面對那個現實——自己親手做出來的圖書或許終將化作一缸紙漿，「如果五本書里有一本能讓自己滿意，我已經很滿足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9月13日，網傳廣東高院正在審理的黃雪琴、王建兵案二審遭「秘密宣判」，涉嫌嚴重程序違法。 網路圖片 有關於雪琴的記憶湧上來的時候，我就想起被訊問的時刻——你怎麼認識的黃雪琴，通過誰，她有沒有做什麼事。那是一段會閉口沉默的記憶，當我離開那個空間，才後知後覺地知曉雪琴的失聯。我們的證供，是不是被編織成完全不一樣的雪琴。 第一次見到雪琴的時候，還是多年前的反性騷擾活動，她戴著圓圓的草編帽子走進來，講起她在事件後的追問和思索，言語熱切，是記者氣質。隨後幾年，遠遠見證了她在這個議題上的不斷深入和紮實調查，中國記者的反性騷然調查報告，北航Metoo的連續報道，那個冬天的最光耀時，她站在塞滿許多人的公共錄影棚中演講直播，聚光燈投在她身上，我在台下看她。這條路，雪琴走得一發不可收拾，她的書案小小的，身上好像有無盡的熱情，很多個Metoo案例也在中國爆發得不一發不可收拾，我知道她一直在努力。 她開始從記者路，跨向了法律，為此勤奮地異地求學，然而很快因為外界阻力而終止。她失聯了兩次，再出現時，還是一樣熱切。第二次的失聯，直到如今。我常常想起她，以不同的心情。目擊雪琴這些年的生活與遭遇，我曾經感受到巨大的浪費，多麼好的一個人，她本可以為這世界帶來許多東西。無形的系統卻浪費她的心意，努力，才能，意志堅定的時間和生命，換來被暴力對待，被壓抑被噤聲被限制自由，同樣也不得不與創傷們共存的每個日夜，還要分出力氣來處理沉默和恐懼。雪琴因嚮往公正而學法律，如今又遭遇的秘密審判不公，導致二審訴訟駁回，像一個巨大的諷刺。 與雪琴相連的那些瞬間，是很具體的追問：在此刻的世界裡，我們怎樣才能不浪費自己？我們會選擇過什麼樣的生活？我們要在什麼地方站穩和相信？我們會迎來怎樣的世界？ 文章來源：網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