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到來的人口老齡化又一次把延長退休年齡推向了風口浪尖。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黨組書記戴相龍日前受訪時表示，面對30多年後的人口老齡化高峰，國家管理的公共養老金收支會有較大缺口。他建議應逐步延長退休年齡，提出採取每5年把退休年齡延長1歲的制度設計。專家稱階梯式、漸進式的延長退休年齡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 相比此前「一步到位」的激進方案，「5年延1歲」的設計溫和多了。不過這是一個容易撕裂社會情感的話題，爭議和阻力並未因方案的溫和而減少。這種撕裂從不同階層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從輿情分析看，支持延遲退休的主要是兩大社會群體：官員和專家。其他階層則多數反對延遲退休，辛苦了一輩子快到領退休金安享天年的時候，突然要延遲退休，心理上接受不了。 分析支持者和反對者可以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支持延遲退休者，大多是既有養老體制的受益者，而反對者則多是相對被剝奪群體，甚至是受損者。中國在養老上實行的是雙軌制，機關和事業單位發養老金，而企業單位是自己繳養老保險，從企業退休領到的養老金往往比從機關退休少得多。官員和專家支持延遲退休方案，因為這不僅不觸動他們的既得利益，還能給他們帶來利益；多數公眾之所以反對，是因為這種改革沒有觸動他們最反對的養老雙軌制。人們不患寡而患不均，養老賬戶的空賬問題雖然嚴重，但他們可以接受一個低的養老金，可不能接受有些人比自己高那麼多。人們其實不是反對延遲退休，而更多是反感政府在雙軌制改革上對民意的漠視，動不了官員和專家，就揀軟柿子捏。 公眾最大的期待是養老雙軌制的並軌，把每個國民一起置於平等的體制下，先解決平等問題，再解決空賬問題。而「延遲退休」則迴避了這個核心問題，這正是作為雙軌制受益者的官員和專家所期待的。 延遲退休對官員和專家是有益的，官員大多希望延遲退休，因為延遲的不僅是工作，更是權力利益。按現在的退休年齡，一般官員到了60歲就得退，很多人都不適應這種退休後手中無權的落寞感，延遲退休則延長了他們的政治生命。專家也是如此，大學和科研院所多已高度行政化，是官場的翻版，退休的院長和教授自然比不上在位的。但對普通勞動者而言，工作則是一種負擔，沒有權力利益，辛辛苦苦熬了一輩子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卻又趕上了延遲退休。延遲退休可能會讓這些人產生一種雙重的雙損感：雙軌制已讓他們受損害，延遲退休更進一步傷害了他們的利益。 從另一個角度看，延遲退休可能是對一代人的違約。制度和政策應該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尤其是這個政策涉及大的公眾利益時，應給公眾一個穩定的預期。什麼年齡退休，什麼時候能拿到養老金，是國家對國民的一種承諾和約定，不能輕易打破這樣的契約。不能以「延長退休年齡是國際慣例」作為打破契約的借口，發達國家延長退休年齡是經由正當的法律程序和民主途徑與國民協商而訂立的契約，不能想當然和隨意地改變。即使因為空賬問題需要調整，也應經過民主決策，讓每個利益群體都參與到博弈中。 而且，不能一說到養老金缺口，就把所有責任都轉嫁給社會和公眾，在提起延遲退休這個議題時，首先要追問政府在養老金問題上有沒有承擔應有的投入，履行好應有的政府保障責任。畢竟，公眾納的稅不是白納的，裡面有對自己未來養老的一份投資。 在養老問題上，改革的次序應該是，先改掉雙軌制，再談延遲退休；先加大政府投入，再談公眾責任。 全文轉自中國青年報，原文已被刪除
繼慘負七球於日本後，中國足球隊昨晚對戰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在大部分時間多踢一人的優勢下，仍遭對手反勝。今天《人民日報》即以「中國隊痛失好局 主帥難辭其咎」為題，炮轟來自克羅埃西亞的總教練伊雲高域，指他「一將無能，累死三軍」。一如既往，責任全在外國，勝利的榮耀歸於自己，失敗的恥辱諉於他人。 中國足球不濟，當然有很多因素，如資源錯配、體制內的貪腐、訓練方式不恰當，諸如此類，但相信很多人也奇怪：中國大陸十四億人，怎麼連一支世界級的，不，是見得人的球隊也組織不到呢？這個足球問題，跟你問「中國那麼多人，怎麼諾貝爾獎得主這樣少」差不多。世上有些事情，不是恃著人多勢眾就能夠成功的。 近年中國砸了很多錢，夢想提升足球水平，一項投資就是聘請外國教練，當中不少均來自足球強國西班牙。前幾年，兩個西班牙學者Diego Quer和Jennifer Pedro為了研究中國足球發展，就訪問了四個受聘到中國的西班牙教練，及一位中國人教授兼業餘球員，試圖從社會文化角度解釋中國足球水平何以長年低迷。那兩位學者提出以下三個原因。 一、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中國家長特別注重讀書，中國的考試壓力又特別沉重，年輕人慣了聽從父母，學業為重，自然不會花太多時間踢波。因此，中國人口雖多，但願意成為職業球員的年輕人卻少之又少。 二、中國缺乏真正的足球文化 中國雖不乏球迷，但社會並沒有真正的足球文化氛圍。眾所周知，該國體育是用來培養民族自豪感的，由於中國長期輸波（聞說中國隊打遍亞洲，已沒有哪國球隊未輸過），中國人自己也以國足為笑話，結果形成惡性循環：輸得越多，足球文化越淡薄；足球文化越淡薄，球隊越擺爛，結果輸得越多。 Alexandra Fernández是一位受聘在中國訓練青年球員的西班牙教練，她說：「仍然有中國人不知道足球是什麼。孩子們認識足球，是因為國家主席的新政，他們被迫要在學校練習足球。」 三、球員只懂「聽領導話」，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這一點我認為尤其重要。足球是團隊運動，要達至世界級水平，端賴整支隊伍所有球員的有機協作、臨場應變，這需要各人動腦筋、用策略，有別於某些運動，只需要一個有天賦的人日以繼夜拚命練習（像全紅蟬）就能夠獨佔鰲頭。然而中國足球的訓練，始終脫不了機械操練模式，而球員也改不了一味服從的習性。 所有受訪的西班牙教練都同意，中國足球最常用的訓練法就是重複練習，讓球員可以不假思索做出各種指定動作。西班牙教練柏拉沙（Luis Garcia Plaza）被問及初接觸中國足球的感受時，說：「中國人極有紀律，但他們的足球學院訓練非常注重分析，他們在球場上缺乏天賦和創造力。」 至於中國足球教練，西班牙教練Jaime Pérez則這樣評論：「他們（中國教練）很難接受球員有某種決策自由，所以較喜歡使用簡單直接的指揮方法。」撰文的兩位學者指出，這種機械式訓練及「聽領導話（following the leader）」的文化，阻礙了球員培養即興發揮和創新的能力，由是影響團隊的實戰表現。 由於文化差異，中國儘管不惜工本嘗試引入西方足球的訓練方法，但十多年過去，始終徒勞無功。中國繼續灰頭土臉的輸波，贏家就只有財源滾滾的洋教練。近日中國隊連敗兩場，官方固然可以說成是「一將無能，累死三軍」，但在我看來，足球根本是中國教育文化的照妖鏡，甚至不妨說：你懂得中國足球，就明白中國了。（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習近平2012年底上台後馬上就在官場搞了個「妄議中央」的罪名，「妄議」是指「胡亂議論」，「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則是中共為搞官場內鬥新造的黨文化標籤，在中共的語境中有貶義。而中國曆來就有的「異議」一詞，是指「不同的或反對的意見」，在政治上指向當權者，應用更廣泛，帶有反極權的正面意義。 近年伴隨著政經形勢變壞，中共當局針對「妄議中央」和「異議」，正在進行一場「全民封口」運動，並且層層加碼。 先說「妄議中央」。近十年來，不少落馬高官被通報的問題都有此一條。但最近連向來為中共充當喉舌頗為積極，應該摸透了黨的邪性的胡錫進，也因為「妄議中央」而挨整。這是當局一個加大言論防堵力度的舉動。 胡錫進「妄議中央」挨整說明了什麼 今年7月27日開始，在中國大陸網路頗為活躍的《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突然沉寂，隨後傳出他遭「禁言」，迄今已有40多天。 根據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前院長劉紀鵬的微博視頻，胡錫進證實他被禁言三個月（到10月27日），胡借劉紀鵬之口認慫稱，「我確實得加強學習，要完整準確地理解黨中央文件的含義……。」 胡錫進這次出事，據說是因為針對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稱新的《決定》中沒有「公有製為主體」的表述，並指「這種變化無疑是歷史性的」，結果得罪了當局。 連胡錫進都「犯（黨）規」，這一方面可能說明胡錫進自恃有多年的喉舌生涯老資格，黨認為他忘乎所以了；另一方面或者是黨國現在更專制但又更脆弱，連老胡說幾句人話也容不下了。 胡錫進現在很大可能還是口服心不服，但畢竟他是被中共認為是「黨的人」，當局也只是輕輕敲打他一下，日後再登場時他無非自嘲「一時口舌之快」，然後小心翼翼，繼續為黨國宣傳服務。就像劉紀鵬所說，禁言結束，胡錫進重返網路會是所謂的「更加成熟」。 劉紀鵬其實也在挨整之列，他在去年底公開表示中國股市長期只在3000點上下浮動，相關制度也不完善，呼籲股民不要入市，結果他說幾句良心話即遭全網禁言。隨後他辭去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職務，懷疑也和此事有關。 近日，劉紀鵬在2024年鳳凰灣區財經論壇上，呼籲退市時必須考慮補償無辜的中小投資者時，說希望股民堅持下來，曙光就在前面。 在中共這種政治環境下，為了安全，劉紀鵬只能改口說這類不痛不癢、也沒有半點作用的話了。 不過，到9月13日，劉紀鵬微博帳號被發現顯示「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該用戶目前處于禁言狀態」，最近一次更新是9月5日。至於這次他再被禁言的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經濟不好 中南海更多禁忌 劉紀鵬吁股民不要入市，觸犯了中共高層的「經濟光明論」。三年疫情後，當局解除封控並試圖重振經濟，習近平、蔡奇等中南海高層一再強調唱「經濟光明論」，這是變相的言論管控要求。 但近兩年中國經濟復甦困難，地方債台高築，百業蕭條，各地倒查稅收、「砸鐵賣鍋」變賣國有資產，罰款高漲，非高速公路也收費。股市「跌跌不休」，滬指近日連續失守2800點……現實的經濟不好，中共宣傳上的維穩就難有效果，「經濟光明論」實質上已破功。 胡錫進質疑「公有製為主體」消失，則與中共路線之爭有關，因為習近平主導經濟，一直被批評是「打右燈向左轉」，口喊改革開放但行動上打造更封閉黑箱，將政權安全置於經濟發展之上，從而使中國經濟陷入困局，所以胡的話題十分敏感。 過去一年多來，不少中國經濟學者也因為發表與官方不協調的觀點遭到封殺。除了劉紀鵬，還有深圳東方港灣投資管理公司主席但斌、財經博主洪榕、投資研究機構格隆匯創辦人陳守紅、知名評論家水皮、經濟學者馬光遠、財經作家吳曉波、原中金財富證券資深投資顧問徐曉宇等人。 經濟不好，中共執政合法性，習近平坐穩紅色江山的合法性就會動搖，此時最忌諱的就是言論的質疑。從7月份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到8月的北戴河會議，一直到近日，中共內部是非不斷，有關習近平健康和權力不穩的傳言四起，本質上也都與經濟搞不好有關。 各方議論中共朝政，無論是尖銳的還是溫和的，是直言上書，還是網路傳言，無論來自體制內外，境內外，都會令當權者坐立不安。如此看來，習近平一上台就準備好的禁止官員「妄議中央」，是有備而來，早就料到有今天？ 從「妄議中央」到「政治異議」 胡錫進「妄議中央」說了什麼，人們能查到。如果翻看一下過往的官方信息，可見過去10年有不少落馬貪官都有「妄議中央」的問題，但「妄議」的內容從未公開，只有在坊間流傳的隻言片語。 中共遼寧省前書記王珉的「妄議中央」的言論流傳較廣。官場傳言稱，2014年，王珉曾在酒席中當眾大發政治牢騷，對習近平當時派親信李希到遼寧任職非常不滿，當有人提醒他「小心被當了腐敗典型」時，王珉脫口說出了一句：「說你腐敗你就腐敗，不腐也敗，說你不腐敗你就是不腐敗，腐也不敗」。聽講者當面奉承王珉「論斷精闢」，王珉當時還自嘲了一句「精個屁」。這幾句話很快被傳給了李希，李希再報告給習近平。 有些落馬官員的妄議中央罪名是和閱讀政治禁書罪名連在一起的。比如近日一審開庭的浙江省政協前副主席朱從玖被指「私自攜帶違禁書籍入境並長期閱看」，並「妄議中央」。有可能這類官員看的就是中共高層醜聞類別的禁書，偶爾也在飯局上講講內幕消息，結果被舉報了。 「妄議中央」者通常沒有達到反共的高度，往往屬於黨內的政治牢騷，或不滿某些政策，與爭權奪利有關。甚至有一名內蒙古官員涉「妄議中央」而撤職，只是因為他把習的所謂「金句」編成了黃段子。 習近平整治官場逾十年來，中共官員人人自危，乾脆整體陷入怠政、懶政的「躺平」狀態。一位在中共官員圈子混熟的大陸媒體人朋友透露，現在官商界各類飯局中，每當說到可笑可氣的人或事時，都會罵「那個人」——意指習近平。官員們對習只是敢怒不敢言。 與官員們「妄議中央」有中共內鬥因素不同，另一類對習施政的批評，有時也是體制內人士所為，但傾向正面，屬於「異議」、「異見」。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任志強。 2020年初，新冠疫情從武漢流行開來，習近平主導了疫情的隱瞞，又在初期放任病毒傳往世界。知名房產大享任志強，寫了一篇批評習近平防疫的文章，指習「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任志強後被以貪腐名義判了十八年。 2022年5月，中共當局發文要求離退休幹部與習近平保持一致，不得「妄議中央」。當年8月，河北邯鄲的老黨員董洪義、馬貴全、田奇庄發公開信要求修改黨章，包括取消「黨領導一切」、禁止個人崇拜。結果董洪義被判刑1年6個月，田奇庄被判刑2年，後者最近才出獄。 這幾名中共黨員的意見，在當局看來是被加入貶義的「妄議中央」，但在外界看來，也屬於正面的「異議」。 三年封控引爆「異議」抗爭 對共產黨和習近平的政治異議，在體制內外一直存在，隨著習近平的集權，特別是三年疫情期間當局搞動態清零封控運動，製造人道災難，社會上異議井噴，穿越中共紅牆傳往海外。 因經常表達異議被清華大學解除教職的法學家許章潤，2020年5月寫過《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揭露疫情下暴露的種種問題。 一直倡導非暴力公民運動的法律學者許志永，也在2020年初，終於忍不住直接喊話要習近平下台。之後他被抓捕判重刑14年。 2022年10月13日，勇士彭立發在北京中關村四通橋上掛出反共橫幅，一條寫「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鎖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外一條寫著「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彭立發還播放反共錄音，在抗議現場點起狼煙，相關視頻和圖片迅速傳到全世界。他被迅速抓捕，至今沒有消息。 北京四通橋事件，帶動了2022年12月的全國性「白紙運動」，抗議者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口號。這場運動促使習近平不得不結束了動態清零惡政，但當局隨即秋後算帳，抓捕參與抗議者。 彭立發的義舉，影響深遠，直到最近，青年方藝融也在湖南婁底新化縣的天橋上，掛橫幅播口號反習反共。 中共擴大打壓異議加速滅亡 中共當局這兩年加大力度清理「異議」，國安部衝上前台頻頻發聲恐嚇；新設的中央社會工作部在全國設點，社區監控人盯人，併網羅外送員、網約車司機等加入特務行列；公安維穩機構越來越龐大，還擬拋出網證網號制度升級監控…… 中共又大搞跨境迫害，在海外直接以各種方式威脅異議者。而一旦這些人自己回國探親、辦事，隨時會是被抓捕的目標。 最近一個例子，是旅美藝術家高兟，近期在回國探親時遭到河北警方逮捕，據說是因為高兟兄弟二人多年前製作的毛澤東下跪懺悔雕像等，觸犯了所謂「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這個罪名邊界含糊，被認為是跟「尋釁滋事」罪名一樣，是一個「口袋罪」。 中共查「異議」甚至還覆蓋了在中國工作的外國學者。 今年5月份，吉林大學外籍助理教授杜本因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他指習近平訪歐，「在美國與歐盟之間打入一個楔子，毫無疑問是北京的長期基本目標之一，也可能是習近平親自出訪的原因之一」，等等。事後杜本被強迫辭職，並被要求兩周內離開中國。 中共建政後一直搞政治運動，打壓「異議」者是核心內容。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之後，中共針對異議的打擊，至今已形成一套臭名昭著的維穩體系，因言獲罪案例比比皆是。 但同時中共人心盡失。因為壞事干多了，謊話說多了，中共現在做什麼說什麼都令人懷疑，這從近期民間對當局推網證網號和房屋養老金的反彈可見。 在政經頹勢揮之不去的黨國沒落期，中共當局可能最想從根子上滅掉「異議」，於是要全民學「習思想」且「入心入腦入魂」，還要「從娃娃抓起」。這是一套邪教做法，違背天理。 防民之口，自古以來是政權衰亡的信號。中國古典文獻《國語》中記述，西周政權陷入財政危機，周厲王宣布對山林川澤的物產實行「專利」，即搞國營壟斷，又增加賦稅，國民怨聲載道。周厲王就下令禁止國人批評朝政，還從衛國找來巫師專門刺探批評朝政的人，厲王聽信了巫師的報告，殺了不少人。最後人們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談，只交換了一個眼色，就匆匆地走開。（典故「道路以目」）厲王見報告批評朝政的人漸漸少了下來，十分滿意。但召穆公對他說，企圖封住老百姓的嘴，這比堵塞江河的後果還要嚴重。（典故：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果然，三年後，國內發生暴動，周厲王逃亡。 奇怪的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初的2013年9月，中共黨刊《學習時報》曾刊發題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文章，警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意難違。 現在看來，這隻能說明，是中共的領導人自己一直在裝傻，搬這一套中華祖訓出來只是騙人的。因為當局現在雖宣稱要以中華文化為根，卻要以魔教馬克思主義為魂，意味著中共控制的中國，早已丟掉了中華民族的魂，讓馬克思主義的邪靈得以乘虛而入。這種替代，其實在中共建政時之後一直在進行，意在使中國人由中華兒女變成馬列子孫。 說到底，即便當權者禁絕了所有「妄議中央」或「政治異議」，但人們表面歌頌，內心還在咒罵。人心盡失的結果，就是政權的垮台。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政府批准了一項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計劃，從2025年起，在十五年里，逐步將男職工、女白領、女藍領的退休年齡從60歲、55歲、50歲分別延遲到63歲、58歲、55歲。其實政策出台太晚，力度太小，根本不足以緩解老齡化危機，相當於將政治定時炸彈推遲到下屆政府任內引爆。 養老金危機是如何造成的？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是1955年確定的。當時中位年齡只有22歲，60歲及以上老人只佔7%，1個65歲及以上老人對應11個20-64歲勞動力，出生時預期壽命只有47歲。中國的年齡結構到1980年幾乎沒有變化，因此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人們對不會出現養老危機的預測以及「計劃生育好，政府來養老」的承諾和宣傳深信不疑。當我在2000年呼籲停止計劃生育，最開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對和謾罵。 2004年《人民日報》旗下的《中國經濟報告》發表我的《老有所養，誰來養？》，可謂石破天驚，被各大媒體轉載，並被網易財經評為中國財經新聞「TOP-10」第八。 後面我得知，其實有關部門在2000年就開始關注我的觀點，並在一定程度推動在2004年啟動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不幸的是，這個小組由蔣正華（原國家計生委副主任）和宋健（獨生子女政策的詮釋師）領導，囊括了幾乎所有官方人口學家。他們在2007年出版報告，建議堅持獨生子女政策不動搖。 對我的觀點最為重視的是財政部和社保部的官員，因為他們對養老金短缺等財政難題有最直接的認識。財政部長金人慶拿走過我的五篇內參報告。有關部門對計生委這一利益集團其實很惱火，2009年曾考慮繞開國家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界，而組織財政部、社保部等部門討論人口政策調整，邀請我參加。但是後面不了了之，畢竟國家計生委的勢力太大。 為什麼養老金改革遲遲不動？ 社保部們內部其實很早就意識到養老金短缺危機，在2008年就考慮「每3年延遲1歲，逐步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但是當時還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刀子還沒有放下，就來止血，在政策邏輯上難以自洽。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宣布實行單獨二孩政策的同時，就提出了要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2014年還沒有實行全面放開二孩，社保部就急不可待地推出了推遲退休年齡的方案，並計劃在2017年正式出台。養老金改革遲遲沒有落實，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高層沒有充分認識到人口危機的嚴重性。2012年蔡昉等十七位頂級人口學家警告，如果實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可達到4.4；單獨二孩就足以將生育率提升到2.4。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也警告，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將上升到4.5，每年出生4995萬人。在單獨二孩政策破產後，國家衛計委推薦實行全面二孩政策，預測生育率將在2018年達到2.09，在2023年、2050年還有1.75（出生1550萬）、1.72。在全面二孩政策慘敗後，中國政府仍未停止計劃生育，而是在2021年實行三孩政策。根據《經濟日報》的介紹，三孩政策「能夠大致實現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而「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為會「導致人口過快增長，重蹈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口過快增長的覆轍」。可見，到2021年，高層擔心的還不是養老危機，而是人口過快增長。而現在官方也承認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0，只出生902萬。 第二，擔心失業問題。由於獨生子女減少年輕消費者，中國內需嚴重不足，「過剩」上億勞動力，存在嚴重的失業壓力，就業高度依靠出口。如果推遲退休，必然加劇失業壓力。 第三，將政治定時炸彈推遲引爆。各國的情況表明，延遲退休不得人心。2011年英國改革養老金制度，200萬公共部門職工罷工抗議。法國計劃將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4歲，在2019年-2020年引發了法國25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抗議，在2023年再次爆發了有上百萬人參與的抗議。2018年，俄羅斯政府進行養老金改革，男性退休年齡在10年由60歲調高至65歲，女性在16年內由55歲調高至63歲，也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而中國現在的退休年齡最早，而老齡化將比主要發達國家更嚴重，退休年齡也將更晚，在這個過程必將爆發一系列抗議、甚至難以預料的政治危機。 以前是能拖就拖，現在是無法再拖，一方面因為已經火燒眉毛了，各級政府面臨財政壓力；另一方面因為人口形勢已經很明了，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不可能支撐現有的養老體系。 有人說這麼大的政策，為什麼不充分討論就匆匆出台。一是因為養老金改革是人口結構所決定的，不是民意所能改變的；二是因為耽誤太久了，沒有時間討論了。 婦女年輕時沒有「生機」,年老年時苦無「生計」 英國以前領取退休金的年齡是男65歲、女60歲，2011年實行養老金改革，將婦女退休年齡推遲到與男性一樣的65歲。現在男女都是66歲，在2026年至2028年間將推遲到67歲，2044年-2046年間推遲到68歲。有智庫建議1970年後出生的提高到71歲。 美國1960年以後出生者要到67歲才可領取全額退休金，預計今後還將推遲。 2020年中國一個65+歲老人對應5個20-64歲勞動力，而英國、俄羅斯、美國分別只對應3.1個、4個、3.7個勞動力。現在中國的城市老人的待遇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誕生了一個中國特產：廣場舞。但是到2050年，中國1個老人只對應1.5個勞動力，而英、俄、美對應2.2個、2.3個、2.4個勞動力。 人口結構國際比較 根據這次養老金改革計劃，到2040年，中國男性退休年齡63歲，女性55、58歲。那時候的人口結構能支撐這種退休年齡？人口結構比民意、政治更有話語權，現在不討論就突然推遲退休，今後也隨時可以突然推遲。現在的英國年輕人難以在70歲前退休，難道中國的年輕人能在60多歲體面退休？ 不推遲退休年齡將導致老人的福利和未出生孩子的生存之間的殘酷博弈，而後者是沒有話語權的，後果是年輕人養不起孩子，生育率持續下降，老齡化加劇，陷入惡性循壞。 有人說中國養老金危機是養老制度不完善。其實養老的本質是「人養老」，不是「錢養老」。勞動力是麵粉，養老制度是制麵包的技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即便今後不推遲退休年齡，但是只能領到微薄的養老金，老人也不得不自食其力。 婦女是老齡化的最大受害者，因為預期壽命比男人長6-7歲，並且通常比丈夫年輕幾歲。養老金短缺迫使老年婦女不得不工作，比如芬蘭、日本、德國的60-64歲婦女的就業率從1995年的16%、39%、10%提高到2023年的64%、64%、62%。有些日本婦女在年輕時就很少上班，但是到了老年卻不得不找工作。計劃生育讓中國婦女在年輕時沒有「生機」（生育的機會），到年老時將苦無「生計」。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