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又一次把延长退休年龄推向了风口浪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日前受访时表示，面对30多年后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国家管理的公共养老金收支会有较大缺口。他建议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提出采取每5年把退休年龄延长1岁的制度设计。专家称阶梯式、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相比此前“一步到位”的激进方案，“5年延1岁”的设计温和多了。不过这是一个容易撕裂社会情感的话题，争议和阻力并未因方案的温和而减少。这种撕裂从不同阶层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从舆情分析看，支持延迟退休的主要是两大社会群体：官员和专家。其他阶层则多数反对延迟退休，辛苦了一辈子快到领退休金安享天年的时候，突然要延迟退休，心理上接受不了。 分析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支持延迟退休者，大多是既有养老体制的受益者，而反对者则多是相对被剥夺群体，甚至是受损者。中国在养老上实行的是双轨制，机关和事业单位发养老金，而企业单位是自己缴养老保险，从企业退休领到的养老金往往比从机关退休少得多。官员和专家支持延迟退休方案，因为这不仅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还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多数公众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种改革没有触动他们最反对的养老双轨制。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养老账户的空账问题虽然严重，但他们可以接受一个低的养老金，可不能接受有些人比自己高那么多。人们其实不是反对延迟退休，而更多是反感政府在双轨制改革上对民意的漠视，动不了官员和专家，就拣软柿子捏。 公众最大的期待是养老双轨制的并轨，把每个国民一起置于平等的体制下，先解决平等问题，再解决空账问题。而“延迟退休”则回避了这个核心问题，这正是作为双轨制受益者的官员和专家所期待的。 延迟退休对官员和专家是有益的，官员大多希望延迟退休，因为延迟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权力利益。按现在的退休年龄，一般官员到了60岁就得退，很多人都不适应这种退休后手中无权的落寞感，延迟退休则延长了他们的政治生命。专家也是如此，大学和科研院所多已高度行政化，是官场的翻版，退休的院长和教授自然比不上在位的。但对普通劳动者而言，工作则是一种负担，没有权力利益，辛辛苦苦熬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却又赶上了延迟退休。延迟退休可能会让这些人产生一种双重的双损感：双轨制已让他们受损害，延迟退休更进一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从另一个角度看，延迟退休可能是对一代人的违约。制度和政策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尤其是这个政策涉及大的公众利益时，应给公众一个稳定的预期。什么年龄退休，什么时候能拿到养老金，是国家对国民的一种承诺和约定，不能轻易打破这样的契约。不能以“延长退休年龄是国际惯例”作为打破契约的借口，发达国家延长退休年龄是经由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民主途径与国民协商而订立的契约，不能想当然和随意地改变。即使因为空账问题需要调整，也应经过民主决策，让每个利益群体都参与到博弈中。 而且，不能一说到养老金缺口，就把所有责任都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在提起延迟退休这个议题时，首先要追问政府在养老金问题上有没有承担应有的投入，履行好应有的政府保障责任。毕竟，公众纳的税不是白纳的，里面有对自己未来养老的一份投资。 在养老问题上，改革的次序应该是，先改掉双轨制，再谈延迟退休；先加大政府投入，再谈公众责任。 全文转自中国青年报，原文已被删除
继惨负七球于日本后，中国足球队昨晚对战沙地阿拉伯（沙乌地阿拉伯），在大部分时间多踢一人的优势下，仍遭对手反胜。今天《人民日报》即以“中国队痛失好局 主帅难辞其咎”为题，炮轰来自克罗地亚的总教练伊云高域，指他“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一如既往，责任全在外国，胜利的荣耀归于自己，失败的耻辱诿于他人。 中国足球不济，当然有很多因素，如资源错配、体制内的贪腐、训练方式不恰当，诸如此类，但相信很多人也奇怪：中国大陆十四亿人，怎么连一支世界级的，不，是见得人的球队也组织不到呢？这个足球问题，跟你问“中国那么多人，怎么诺贝尔奖得主这样少”差不多。世上有些事情，不是恃着人多势众就能够成功的。 近年中国砸了很多钱，梦想提升足球水平，一项投资就是聘请外国教练，当中不少均来自足球强国西班牙。前几年，两个西班牙学者Diego Quer和Jennifer Pedro为了研究中国足球发展，就访问了四个受聘到中国的西班牙教练，及一位中国人教授兼业馀球员，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解释中国足球水平何以长年低迷。那两位学者提出以下三个原因。 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中国家长特别注重读书，中国的考试压力又特别沉重，年轻人惯了听从父母，学业为重，自然不会花太多时间踢波。因此，中国人口虽多，但愿意成为职业球员的年轻人却少之又少。 二、中国缺乏真正的足球文化 中国虽不乏球迷，但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足球文化氛围。众所周知，该国体育是用来培养民族自豪感的，由于中国长期输波（闻说中国队打遍亚洲，已没有哪国球队未输过），中国人自己也以国足为笑话，结果形成恶性循环：输得越多，足球文化越淡薄；足球文化越淡薄，球队越摆烂，结果输得越多。 Alexandra Fernández是一位受聘在中国训练青年球员的西班牙教练，她说：“仍然有中国人不知道足球是什么。孩子们认识足球，是因为国家主席的新政，他们被迫要在学校练习足球。” 三、球员只懂“听领导话”，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这一点我认为尤其重要。足球是团队运动，要达至世界级水平，端赖整支队伍所有球员的有机协作、临场应变，这需要各人动脑筋、用策略，有别于某些运动，只需要一个有天赋的人日以继夜拼命练习（像全红蝉）就能够独占鳌头。然而中国足球的训练，始终脱不了机械操练模式，而球员也改不了一味服从的习性。 所有受访的西班牙教练都同意，中国足球最常用的训练法就是重复练习，让球员可以不假思索做出各种指定动作。西班牙教练柏拉沙（Luis Garcia Plaza）被问及初接触中国足球的感受时，说：“中国人极有纪律，但他们的足球学院训练非常注重分析，他们在球场上缺乏天赋和创造力。” 至于中国足球教练，西班牙教练Jaime Pérez则这样评论：“他们（中国教练）很难接受球员有某种决策自由，所以较喜欢使用简单直接的指挥方法。”撰文的两位学者指出，这种机械式训练及“听领导话（following the leader）”的文化，阻碍了球员培养即兴发挥和创新的能力，由是影响团队的实战表现。 由于文化差异，中国尽管不惜工本尝试引入西方足球的训练方法，但十多年过去，始终徒劳无功。中国继续灰头土脸的输波，赢家就只有财源滚滚的洋教练。近日中国队连败两场，官方固然可以说成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但在我看来，足球根本是中国教育文化的照妖镜，甚至不妨说：你懂得中国足球，就明白中国了。（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后马上就在官场搞了个“妄议中央”的罪名，“妄议”是指“胡乱议论”，“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则是中共为搞官场内斗新造的党文化标签，在中共的语境中有贬义。而中国历来就有的“异议”一词，是指“不同的或反对的意见”，在政治上指向当权者，应用更广泛，带有反极权的正面意义。 近年伴随著政经形势变坏，中共当局针对“妄议中央”和“异议”，正在进行一场“全民封口”运动，并且层层加码。 先说“妄议中央”。近十年来，不少落马高官被通报的问题都有此一条。但最近连向来为中共充当喉舌颇为积极，应该摸透了党的邪性的胡锡进，也因为“妄议中央”而挨整。这是当局一个加大言论防堵力度的举动。 胡锡进“妄议中央”挨整说明了什么 今年7月27日开始，在中国大陆网路颇为活跃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突然沉寂，随后传出他遭“禁言”，迄今已有40多天。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前院长刘纪鹏的微博视频，胡锡进证实他被禁言三个月（到10月27日），胡借刘纪鹏之口认怂称，“我确实得加强学习，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党中央文件的含义……。” 胡锡进这次出事，据说是因为针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称新的《决定》中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的表述，并指“这种变化无疑是历史性的”，结果得罪了当局。 连胡锡进都“犯（党）规”，这一方面可能说明胡锡进自恃有多年的喉舌生涯老资格，党认为他忘乎所以了；另一方面或者是党国现在更专制但又更脆弱，连老胡说几句人话也容不下了。 胡锡进现在很大可能还是口服心不服，但毕竟他是被中共认为是“党的人”，当局也只是轻轻敲打他一下，日后再登场时他无非自嘲“一时口舌之快”，然后小心翼翼，继续为党国宣传服务。就像刘纪鹏所说，禁言结束，胡锡进重返网路会是所谓的“更加成熟”。 刘纪鹏其实也在挨整之列，他在去年底公开表示中国股市长期只在3000点上下浮动，相关制度也不完善，呼吁股民不要入市，结果他说几句良心话即遭全网禁言。随后他辞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职务，怀疑也和此事有关。 近日，刘纪鹏在2024年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呼吁退市时必须考虑补偿无辜的中小投资者时，说希望股民坚持下来，曙光就在前面。 在中共这种政治环境下，为了安全，刘纪鹏只能改口说这类不痛不痒、也没有半点作用的话了。 不过，到9月13日，刘纪鹏微博帐号被发现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最近一次更新是9月5日。至于这次他再被禁言的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经济不好 中南海更多禁忌 刘纪鹏吁股民不要入市，触犯了中共高层的“经济光明论”。三年疫情后，当局解除封控并试图重振经济，习近平、蔡奇等中南海高层一再强调唱“经济光明论”，这是变相的言论管控要求。 但近两年中国经济复苏困难，地方债台高筑，百业萧条，各地倒查税收、“砸铁卖锅”变卖国有资产，罚款高涨，非高速公路也收费。股市“跌跌不休”，沪指近日连续失守2800点……现实的经济不好，中共宣传上的维稳就难有效果，“经济光明论”实质上已破功。 胡锡进质疑“公有制为主体”消失，则与中共路线之争有关，因为习近平主导经济，一直被批评是“打右灯向左转”，口喊改革开放但行动上打造更封闭黑箱，将政权安全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从而使中国经济陷入困局，所以胡的话题十分敏感。 过去一年多来，不少中国经济学者也因为发表与官方不协调的观点遭到封杀。除了刘纪鹏，还有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公司主席但斌、财经博主洪榕、投资研究机构格隆汇创办人陈守红、知名评论家水皮、经济学者马光远、财经作家吴晓波、原中金财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徐晓宇等人。 经济不好，中共执政合法性，习近平坐稳红色江山的合法性就会动摇，此时最忌讳的就是言论的质疑。从7月份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一直到近日，中共内部是非不断，有关习近平健康和权力不稳的传言四起，本质上也都与经济搞不好有关。 各方议论中共朝政，无论是尖锐的还是温和的，是直言上书，还是网路传言，无论来自体制内外，境内外，都会令当权者坐立不安。如此看来，习近平一上台就准备好的禁止官员“妄议中央”，是有备而来，早就料到有今天？ 从“妄议中央”到“政治异议” 胡锡进“妄议中央”说了什么，人们能查到。如果翻看一下过往的官方信息，可见过去10年有不少落马贪官都有“妄议中央”的问题，但“妄议”的内容从未公开，只有在坊间流传的只言片语。 中共辽宁省前书记王珉的“妄议中央”的言论流传较广。官场传言称，2014年，王珉曾在酒席中当众大发政治牢骚，对习近平当时派亲信李希到辽宁任职非常不满，当有人提醒他“小心被当了腐败典型”时，王珉脱口说出了一句：“说你腐败你就腐败，不腐也败，说你不腐败你就是不腐败，腐也不败”。听讲者当面奉承王珉“论断精辟”，王珉当时还自嘲了一句“精个屁”。这几句话很快被传给了李希，李希再报告给习近平。 有些落马官员的妄议中央罪名是和阅读政治禁书罪名连在一起的。比如近日一审开庭的浙江省政协前副主席朱从玖被指“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长期阅看”，并“妄议中央”。有可能这类官员看的就是中共高层丑闻类别的禁书，偶尔也在饭局上讲讲内幕消息，结果被举报了。 “妄议中央”者通常没有达到反共的高度，往往属于党内的政治牢骚，或不满某些政策，与争权夺利有关。甚至有一名内蒙古官员涉“妄议中央”而撤职，只是因为他把习的所谓“金句”编成了黄段子。 习近平整治官场逾十年来，中共官员人人自危，干脆整体陷入怠政、懒政的“躺平”状态。一位在中共官员圈子混熟的大陆媒体人朋友透露，现在官商界各类饭局中，每当说到可笑可气的人或事时，都会骂“那个人”——意指习近平。官员们对习只是敢怒不敢言。 与官员们“妄议中央”有中共内斗因素不同，另一类对习施政的批评，有时也是体制内人士所为，但倾向正面，属于“异议”、“异见”。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任志强。 2020年初，新冠疫情从武汉流行开来，习近平主导了疫情的隐瞒，又在初期放任病毒传往世界。知名房产大享任志强，写了一篇批评习近平防疫的文章，指习“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任志强后被以贪腐名义判了十八年。 2022年5月，中共当局发文要求离退休干部与习近平保持一致，不得“妄议中央”。当年8月，河北邯郸的老党员董洪义、马贵全、田奇庄发公开信要求修改党章，包括取消“党领导一切”、禁止个人崇拜。结果董洪义被判刑1年6个月，田奇庄被判刑2年，后者最近才出狱。 这几名中共党员的意见，在当局看来是被加入贬义的“妄议中央”，但在外界看来，也属于正面的“异议”。 三年封控引爆“异议”抗争 对共产党和习近平的政治异议，在体制内外一直存在，随著习近平的集权，特别是三年疫情期间当局搞动态清零封控运动，制造人道灾难，社会上异议井喷，穿越中共红墙传往海外。 因经常表达异议被清华大学解除教职的法学家许章润，2020年5月写过《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揭露疫情下暴露的种种问题。 一直倡导非暴力公民运动的法律学者许志永，也在2020年初，终于忍不住直接喊话要习近平下台。之后他被抓捕判重刑14年。 2022年10月13日，勇士彭立发在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挂出反共横幅，一条写“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外一条写著“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彭立发还播放反共录音，在抗议现场点起狼烟，相关视频和图片迅速传到全世界。他被迅速抓捕，至今没有消息。 北京四通桥事件，带动了2022年12月的全国性“白纸运动”，抗议者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这场运动促使习近平不得不结束了动态清零恶政，但当局随即秋后算帐，抓捕参与抗议者。 彭立发的义举，影响深远，直到最近，青年方艺融也在湖南娄底新化县的天桥上，挂横幅播口号反习反共。 中共扩大打压异议加速灭亡 中共当局这两年加大力度清理“异议”，国安部冲上前台频频发声恐吓；新设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在全国设点，社区监控人盯人，并网罗外送员、网约车司机等加入特务行列；公安维稳机构越来越庞大，还拟抛出网证网号制度升级监控…… 中共又大搞跨境迫害，在海外直接以各种方式威胁异议者。而一旦这些人自己回国探亲、办事，随时会是被抓捕的目标。 最近一个例子，是旅美艺术家高兟，近期在回国探亲时遭到河北警方逮捕，据说是因为高兟兄弟二人多年前制作的毛泽东下跪忏悔雕像等，触犯了所谓“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这个罪名边界含糊，被认为是跟“寻衅滋事”罪名一样，是一个“口袋罪”。 中共查“异议”甚至还覆盖了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 今年5月份，吉林大学外籍助理教授杜本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指习近平访欧，“在美国与欧盟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毫无疑问是北京的长期基本目标之一，也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出访的原因之一”，等等。事后杜本被强迫辞职，并被要求两周内离开中国。 中共建政后一直搞政治运动，打压“异议”者是核心内容。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之后，中共针对异议的打击，至今已形成一套臭名昭著的维稳体系，因言获罪案例比比皆是。 但同时中共人心尽失。因为坏事干多了，谎话说多了，中共现在做什么说什么都令人怀疑，这从近期民间对当局推网证网号和房屋养老金的反弹可见。 在政经颓势挥之不去的党国没落期，中共当局可能最想从根子上灭掉“异议”，于是要全民学“习思想”且“入心入脑入魂”，还要“从娃娃抓起”。这是一套邪教做法，违背天理。 防民之口，自古以来是政权衰亡的信号。中国古典文献《国语》中记述，西周政权陷入财政危机，周厉王宣布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即搞国营垄断，又增加赋税，国民怨声载道。周厉王就下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从卫国找来巫师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厉王听信了巫师的报告，杀了不少人。最后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只交换了一个眼色，就匆匆地走开。（典故“道路以目”）厉王见报告批评朝政的人渐渐少了下来，十分满意。但召穆公对他说，企图封住老百姓的嘴，这比堵塞江河的后果还要严重。（典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果然，三年后，国内发生暴动，周厉王逃亡。 奇怪的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初的2013年9月，中共党刊《学习时报》曾刊发题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文章，警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意难违。 现在看来，这只能说明，是中共的领导人自己一直在装傻，搬这一套中华祖训出来只是骗人的。因为当局现在虽宣称要以中华文化为根，却要以魔教马克思主义为魂，意味著中共控制的中国，早已丢掉了中华民族的魂，让马克思主义的邪灵得以乘虚而入。这种替代，其实在中共建政时之后一直在进行，意在使中国人由中华儿女变成马列子孙。 说到底，即便当权者禁绝了所有“妄议中央”或“政治异议”，但人们表面歌颂，内心还在咒骂。人心尽失的结果，就是政权的垮台。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政府批准了一项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从2025年起，在十五年里，逐步将男职工、女白领、女蓝领的退休年龄从60岁、55岁、50岁分别延迟到63岁、58岁、55岁。其实政策出台太晚，力度太小，根本不足以缓解老龄化危机，相当于将政治定时炸弹推迟到下届政府任内引爆。 养老金危机是如何造成的？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1955年确定的。当时中位年龄只有22岁，60岁及以上老人只占7%，1个65岁及以上老人对应11个20-64岁劳动力，出生时预期寿命只有47岁。中国的年龄结构到1980年几乎没有变化，因此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人们对不会出现养老危机的预测以及“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的承诺和宣传深信不疑。当我在2000年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最开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对和谩骂。 2004年《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报告》发表我的《老有所养，谁来养？》，可谓石破天惊，被各大媒体转载，并被网易财经评为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 后面我得知，其实有关部门在2000年就开始关注我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推动在2004年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不幸的是，这个小组由蒋正华（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和宋健（独生子女政策的诠释师）领导，囊括了几乎所有官方人口学家。他们在2007年出版报告，建议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 对我的观点最为重视的是财政部和社保部的官员，因为他们对养老金短缺等财政难题有最直接的认识。财政部长金人庆拿走过我的五篇内参报告。有关部门对计生委这一利益集团其实很恼火，2009年曾考虑绕开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而组织财政部、社保部等部门讨论人口政策调整，邀请我参加。但是后面不了了之，毕竟国家计生委的势力太大。 为什么养老金改革迟迟不动？ 社保部们内部其实很早就意识到养老金短缺危机，在2008年就考虑“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但是当时还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刀子还没有放下，就来止血，在政策逻辑上难以自洽。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宣布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的同时，就提出了要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2014年还没有实行全面放开二孩，社保部就急不可待地推出了推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并计划在2017年正式出台。养老金改革迟迟没有落实，可能原因有三： 第一，高层没有充分认识到人口危机的严重性。2012年蔡昉等十七位顶级人口学家警告，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可达到4.4；单独二孩就足以将生育率提升到2.4。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警告，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将上升到4.5，每年出生4995万人。在单独二孩政策破产后，国家卫计委推荐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预测生育率将在2018年达到2.09，在2023年、2050年还有1.75（出生1550万）、1.72。在全面二孩政策惨败后，中国政府仍未停止计划生育，而是在2021年实行三孩政策。根据《经济日报》的介绍，三孩政策“能够大致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为会“导致人口过快增长，重蹈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过快增长的覆辙”。可见，到2021年，高层担心的还不是养老危机，而是人口过快增长。而现在官方也承认2023年的生育率只有1.0，只出生902万。 第二，担心失业问题。由于独生子女减少年轻消费者，中国内需严重不足，“过剩”上亿劳动力，存在严重的失业压力，就业高度依靠出口。如果推迟退休，必然加剧失业压力。 第三，将政治定时炸弹推迟引爆。各国的情况表明，延迟退休不得人心。2011年英国改革养老金制度，200万公共部门职工罢工抗议。法国计划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在2019年-2020年引发了法国25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在2023年再次爆发了有上百万人参与的抗议。2018年，俄罗斯政府进行养老金改革，男性退休年龄在10年由60岁调高至65岁，女性在16年内由55岁调高至63岁，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而中国现在的退休年龄最早，而老龄化将比主要发达国家更严重，退休年龄也将更晚，在这个过程必将爆发一系列抗议、甚至难以预料的政治危机。 以前是能拖就拖，现在是无法再拖，一方面因为已经火烧眉毛了，各级政府面临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因为人口形势已经很明了，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不可能支撑现有的养老体系。 有人说这么大的政策，为什么不充分讨论就匆匆出台。一是因为养老金改革是人口结构所决定的，不是民意所能改变的；二是因为耽误太久了，没有时间讨论了。 妇女年轻时没有“生机”,年老年时苦无“生计” 英国以前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是男65岁、女60岁，2011年实行养老金改革，将妇女退休年龄推迟到与男性一样的65岁。现在男女都是66岁，在2026年至2028年间将推迟到67岁，2044年-2046年间推迟到68岁。有智库建议1970年后出生的提高到71岁。 美国1960年以后出生者要到67岁才可领取全额退休金，预计今后还将推迟。 2020年中国一个65+岁老人对应5个20-64岁劳动力，而英国、俄罗斯、美国分别只对应3.1个、4个、3.7个劳动力。现在中国的城市老人的待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诞生了一个中国特产：广场舞。但是到2050年，中国1个老人只对应1.5个劳动力，而英、俄、美对应2.2个、2.3个、2.4个劳动力。 人口结构国际比较 根据这次养老金改革计划，到2040年，中国男性退休年龄63岁，女性55、58岁。那时候的人口结构能支撑这种退休年龄？人口结构比民意、政治更有话语权，现在不讨论就突然推迟退休，今后也随时可以突然推迟。现在的英国年轻人难以在70岁前退休，难道中国的年轻人能在60多岁体面退休？ 不推迟退休年龄将导致老人的福利和未出生孩子的生存之间的残酷博弈，而后者是没有话语权的，后果是年轻人养不起孩子，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加剧，陷入恶性循坏。 有人说中国养老金危机是养老制度不完善。其实养老的本质是“人养老”，不是“钱养老”。劳动力是面粉，养老制度是制面包的技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今后不推迟退休年龄，但是只能领到微薄的养老金，老人也不得不自食其力。 妇女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预期寿命比男人长6-7岁，并且通常比丈夫年轻几岁。养老金短缺迫使老年妇女不得不工作，比如芬兰、日本、德国的60-64岁妇女的就业率从1995年的16%、39%、10%提高到2023年的64%、64%、62%。有些日本妇女在年轻时就很少上班，但是到了老年却不得不找工作。计划生育让中国妇女在年轻时没有“生机”（生育的机会），到年老时将苦无“生计”。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