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八月份，山东成武才刚因为基层执法人员的名言上了趟热搜。 网络图片 一个月后，这个菏泽的下辖县又成功吸引了全国网友的注意。 这次“出圈”是因为该县的发展统计公报里写了这样几句话： “2023年全县完成公共财政收入166899万元，比去年增长9.0%。” “全年全县完成公共财政支出508091万元，比上年增长-11.4％。”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 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 知乎题主把这些数据提炼成了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成武县体制内8800人养老金近8亿，居民12万人养老金2.5亿？” 还能咋看。 只能说，这个历史悠久的小县颇有养士之德。 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把体制内退休人员照顾得非常到位，每月给他们发七八千退休金。 在人均GDP约为42034元的成武县，这笔钱足以保障他们享受体面的老年生活。 对比一下当地普通老人每年两千的退休金水平，我们瞬间更理解为啥山东人沉迷考公进编了。 很多年轻的朋友质疑：给公务员发这么多退休金是否合规？ 其实，单从文件规定和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这操作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批退休老人工龄长—— 他们高中毕业就可以工作，中间没经历过下岗，工龄长且连续； 工资基数高—— 在15级工资制下，公务员定档工资就比普通工人高，历次工资体制改革又为他们建立了稳定的薪资增长机制； 社保缴费高—— 他们的社保完全由单位足额缴纳，且在原有的养老金双轨制下，甚至都不用自费缴纳养老保险； 所以，这群人熬到退休就能拿这个额度的退休金。 至于这种厚待政策是否合理？ 每个人站位不同，给出的答案也不一样。 支持者会说，高薪有助于养廉，一以贯之的好待遇能为体制吸纳人才。 如此这般也能造福国家、造福社会。 反之，一味压榨基层、克扣其退休待遇，只会让做事的人寒心，逼得他们鱼肉百姓，或者懒政躺平。 到头来，伤害的还是普罗大众的利益。 **（学者观点）** 反对者则吐槽： “为了稳住养老金资金池，90后都得延迟退休。这帮老年人凭啥一个月什么都不干，还拿着高于众多打工人的月薪？” “这对年轻人公平吗？” 2 体制内外养老保障存在差距，这事不算新闻。 早在十年前，社会各界就掀起过大讨论。 彼时，养老金双轨制还没有完全废除。 公务员不用缴纳养老金，却可以享受80%-90%的养老金替代率，拿的退休金和以前的工资差不多； 企业职工一直自费缴纳养老金，但他们所能拿到的退休金却只有在职工资的40%。 对于这种差别待遇，老百姓们普遍心怀不满。 特别是那些服从组织安排转岗去民企的公务员，他们看到自己的退休金和以前的同事差距悬殊，心都凉了。 一度还闹出过群体性事件。 在人民网2014年发起的一项调查中，网友直言： “养老保障是我国社保领域建设水平最落后实际的一项制度。” 几乎每个人都在呼吁国家废除双轨制，缩小贫富差距。 各大报刊也积极跟进，整了一堆活人感十足的报道，直书不合理政策造成的社会不公，为改弦更张做足了舆论动员。 到2014年12月，养老金双轨制终于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各地体制内公职人员不再享有养老待遇上的特权。 他们也和普通职工一样，需要每月自行缴纳养老保险。 为了照顾那些工资本就不高的中西部地区公务员，决策层还为这项改革设置了十年过渡期。 说到这里，有人要问了： “并轨有什么意义？ 看看山东成武，公务员的退休金不还是普通居民的好多倍吗？” 事实上，养老金并轨不是说所有退休老人都可以拿一样多的养老金，而是说缩小体制内外的相对差距。 如果不并轨，今天成武县的养老金差距或许就不止是42倍了。而在成武县早年的统计公报里，我们确实发现了机关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是城乡居民养老金45倍多的情况。 众所周知，从既得利益者嘴里抢肉是件凶险的事。 因此，配合养老金并轨，国家还设立了体制内人员职业年金制度。 在职业年金的补充下，退休公务员仍然能享受优厚的养老待遇。 就这样，整套改革以一种相对平稳的姿态趟过了深水区。 到今年十月，这个并轨过渡期才算正式结束。 研究公共政策的老师们很喜欢提一个概念，叫“mudding through”，寓意在稀泥里慢慢前行，凑合着往前走就是胜利。 养老金并轨改革就有些这样的意味。 过日子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缝缝补补才能安稳地过下去。 温和渐进才能让各方画出同心圆，不至于太伤害某一方的利益。 3 把目光收回到成武县。 我们注意到2023年的统计公报里，还写了这样几行数据： “失地农民待遇领取人员7484人，基金支出1969.13万元； 失业人员937人次，发放失业金146.31万元，为808名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34.01万元。” 对比那14亿养老待遇，这些支出算是小头，但这可能已经是当地财政所能挤出的最大额度。 在收不抵支的大背景下，这个县城既要赡养退休老人，又要维持公共服务，还要进行社会救济。 小马拉大车，想想就头大。 而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未来县域社会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大概率会更加显著。 成武的收支困境，恐怕也会更加严峻。 能给它创造GDP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要问它拿养老金的人却越来越多。 当然，也不止是这个小县城。 即便是繁华的大都市，也会受到老龄化这只灰犀牛的侵扰。 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显示，2030年到204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30%。 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57亿，人口抚养比接近1：1。 也就是说每一个年轻人就要供养一位老人。 每一个老人手里拿的养老金，全靠一个小年轻缴的社保来支撑。 画面多少有点酸爽。 这将近5亿老人，辛苦工作了一辈子，自然希望退休金多多益善。 可另一边，其他年龄层同样对社会福利抱有期待。 中年人渴望在失业时得到更多的救济，平缓地度过人生的低谷期； 孩子们期待坐在环境舒适的校舍里好好学习，严寒酷暑有空调吹，天天都能吃到健康美味的营养餐…… 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生活。 谁都觉得自己的需求是刀刃，可钱却只有这么多，能创造财富的人口也就只有这么多。 到时候，该怎么分蛋糕呢？ -END-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雷叔写故事
今天有个热搜新闻，江苏南通一名25岁的村干部（网格员），被一名54岁的低保户杀害。 网络图片 涉及到男女对立的事，特别是命案，很多人都会同情死者。 25岁大学毕业，大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和54岁的户一同死去，这的确让人唏嘘，可看了很多当地人的评论，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沈某是网格员，在调查中发现，赵某有两万块钱存款，于是向领导汇报，取消了赵某的低保资格。 于是赵某就杀了沈某，然后自杀。 两万块存款多吗？五十多岁的男人，只要没有家庭的负担，多年捡破烂，也能存点棺材本。 低保是他的生活来源，停了低保就要跟你拼命的人，看来是真的困难户。而他也用生命验证了，他真的很在乎低保，甚至比生命还重要。 不像很多关系户，开豪车，领低保，也能心安理得。可这些人如果真被取消低保，真的会去拼命吗？ 而网格员沈某，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真的有必要去断了人家的收入来源吗？ 刚出身社会不久，得饶人处且饶人，特别是这种毫无牵挂的人的收入来源。你去断了人家的收入，表面上是断了别人的生路，其实是断了自己的生路。 我想起前段时间有个女法官被一个五十多岁单身退伍军人杀了的事。两件事放在一起看，真有历史总在押韵的感觉， 老汉出了交通事故，要求赔18000，保险公司愿意赔12000，协商无果打官司，女法官直接判赔9000，这让所有人都没想到，也让一个单身退伍老头怎么也想不通，打官司怎么还越赔越少，我找你主持公道，你就是这么主持的吗？于是在她停车场电梯口蹲守把她给捅死了。 钱又不是要你赔，真没必要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去为难这些了无牵挂的人。 两个案件都是女性用权力为难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男人杀了女人后再自杀，就是要和她同归于尽。 哦对了，近日被同归于尽的女性还有湖南财政厅的刘厅长。 而在南通案中，网格员算什么村干部，难道他们的工作就是盯着老百姓的银行存款吗？低保也不是你家发，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在合肥一位女性运管执法人员，穿着便装打网约车，在到达目的地后，出示证件，要查司机的证件，因为穿便装执法，本来就不对，网约车司机就拒绝了对方查证件的要求，女子下车后，网约车司机的账号就被平台封禁了。 还好这位网约车司机比较机智，全程录像，又通过网络，把这件事曝光，女运管不当执法被警告，司机账号恢复正常。 如果换一个楞一点的，生活来源被封禁，如果也是，他会不会找女运管拼命？ 你断了别人的生路，就不怕别人断你的生路吗？ 希望这么多的命案能让手中有点权力的人明白，权力好处千千万，但命只有一条。不要总想着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最大限度的去难为别人。 ～全文完～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历史总在押韵，原文已被删除
看脱口秀了吗？一段来自校长的开放麦。 广东普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校长，近日召开家长会时，公开告诫家长并在PPT上写着：“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这些段子爆梗了，得细品。 网络图片 前些年,观点市场很是流行一句话，叫“我的母校只能我来骂”。虽然这被一些网友评为“十大最反智流行口号”之一，但依然有不少人将其奉为圭臬。 这位校长其实讲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在他的公开发言，或者说公开承认下，一个完美的闭环已经公开化。 我们不妨这两种孪生的逻辑合并到一起，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 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 2.一个集体内部的问题只能内部解决，不容他人置喙。 你会发现，这两个圆是没有交集的。从数学意义上说，就是“无解”。对应社会现实就是：根本不会存在问题，这就是所谓“天下大治”的真相。 这逻辑其实就和“我的孩子只能我来打”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试图垄断打孩子权力的是家长，说“我的母校只能我来骂”的人从来只是孙子，他不可能凌驾于他所疯狂爱戴的事物之上。 校长在演讲中还表示，爱校要从家庭做起，从家长做起。我们有太多爱这爱那的教育，却很少有教育告诉我们要好好爱自己，爱自己独立的思考，爱自由的灵魂，以及真实的感受。 留心观察，你还会发现更多有意思但毫无逻辑的“教育”。比如，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有人就会告诉你，“这只是一个学校。”但他避而不谈的是，“这还只是一个学校。”他更不会引导你去反思，“这可是学校啊。” 当这样的“教育”成为主流，也就给了校长足够的底气。他说群起而攻之，这个“群”又是哪些人呢？ 按理说，学生和家长，显然比学校领导多，可是校长却有自信做到“群起而攻之”。校长的自信并不是虚妄，这些年，“为众人抱薪者，必先烧死他”，这样的事儿，我们见了不少吧。校长言下之意的“群”，既包括校领导班子，也包括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而所针对的，就是敢于“说学校坏话”的少数。 网络图片 更无解的是，这个庞杂的“群”里，有一些人是被裹挟的，或是自甘懦弱的，但也有一些人是按捺不住蠢与坏，甚至不等校长发话，也会群起而攻之。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反复证明，内部问题从来不能在内部解决。每当问题出现，凡是告诉你“我们只能关起门来自己解决的”，基本都不是真心要解决问题的。关起门来要解决的，只会是人，尤其是发现问题、说出问题、分析问题、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人。 如果你是这所学校孩子的家长，又有能力用脚选择的话，赶紧给孩子转学吧。 拥有这种认知的人居然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还是堂堂校长！所以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网上会有那么多人说出“母校就是那个只能我来吐槽，外人批评一句都不行”的蠢萌语。 将熊熊一窝。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观人随笔
上一篇文章，又被投诉到删除了。这年头，要写点东西，是越来越难了。但有些话，还是得说。我写了，尽到了一个写字者的责任，就问心无愧了。 网上看到好几张图片，是一些企业和商家发的通知，大意是为了安全，禁止带苹果手机进店进公司。 又看到一个视频，有个女人声称要把家里的苹果手机苹果电脑都砸了，而且要全家人都不能用苹果了。 还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个哥们担心苹果爆炸，跟他的媳妇都分床睡了，给媳妇下了最后通碟：换手机还是换老公，只能二选一。 你看，傻X就是傻X，一旦发起疯来，轻则破财败家，重则妻离子散。 网上又有一段“外国某博主引爆苹果手机”的视频流传很广，似乎是坐实了苹果手机可以被“远程引爆”的传言。然而经过媒体核查发现，这是一则谣言，是有自媒体帐号对一个10多年前的视频进行了断章取义地裁剪。 媒体还强调了，“在我们国家正规渠道售卖的国行苹要手机，是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多道检查和审批才可以上市的。” 网络图片 但媒体的辟谣，似乎没什么用，仍然有很多人坚信苹果手机会爆炸。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这家媒体被渗透了。在他们眼里，只要不相信苹果会远程爆炸的，就是被渗透了，就是美帝那16亿美元公关费到位了，日本的700亿公关费到位了。 还看到一位自称只为苍生说人话的大V发了篇“14亿苹果用户睡不着了”的文章，一众粉丝留言，纷纷痛斥美帝的险恶用心。 呵呵，此前有报道称，任正非老爷子在公开场合讲过，自己家人都用平果。前不久也有报道，奥运冠军全红婵上苹果专卖店买手机。按这位大V的说法，任正非和全红婵都是苹果用户，都该睡不着了? 黎巴嫩为什么会发生BP机爆炸事件？因为这些BP机经过了改装，并不是锂电池爆炸（BP机的电池根本不可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灾难），而是在BP机里植入了一种名为PETN的高爆炸药（威力远大于常见的TNT炸药）。 而事实上，9月17日黎巴嫩多地发生传呼机爆炸事件后，18日再次发生对讲机（日本制造）爆炸事件，据说还有家用电器、太阳能发电板、车载收音机等发生爆炸。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爆炸行动。这种爆炸其实跟传呼机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也就是说，有人事先安装了炸药，然后进行引爆。即使真主党大小头目不用传呼机，也会在其他什么物件上发生爆炸。 说到这里，其实事实应该很清楚了。你从正规渠道买到的苹果手机，是没有远程引爆的可能的。除非是有人专门在你的手机上动了手脚。（如果一定是有被害妄想症，要执着地认为美帝就是要害你的话，其实，跟苹果手机无关，你买其他手机，也有可能被安装上炸药的。） 可是，说句扎心一点的话，美国间谍耗人耗时耗钱，费尽心机在你用的苹果手机里装炸药引爆，你这是觉得自己有多重要？ 再来看苹果手机的主要供应商，主要都是来自中国，也是在中国组装的。电池用的也是中国的欣旺达电池（广东深圳）、德赛电池（广东惠州）等，这些人造谣苹果手机会远程爆炸，这是不是在自己造自己的谣？ 网络图片 当然，说了这么多，对那些坚信苹果手机会被远程引爆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 1867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来中国，到广东潮州时，想要拍摄当地的广济桥。为了避免惹来麻烦，他特意选择凌晨拍摄，但当他架设机器的时候，还是被人发现了。 这下麻烦大了。 那时的人们认为照相会勾走人的魂魄，看到汤姆逊架设机器，便认为这个洋鬼子是在施什么邪恶的妖术，这可不得了了。随着“保卫家园，赶走洋鬼子”的声音此起彼伏，附近的人们开始围拢过来，有的抡着棍棒，还有的朝他投掷石头、土块。吓得汤姆逊落荒而逃，但还是被投掷过来的石头砸得鼻青脸肿，险些丢了性命。 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坚信苹果手机会被远程引爆的人，就像不可能去说服清朝那些相信照相可以勾走人魂魄的人一样。 对这种人，最明智的做法是远离他们，免得他们有一天突然发疯时，伤到自己。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店
中国官方媒体9月20日星期五发布公告说，58岁的“湖南省财政厅（中共）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同志不幸遇害”身亡。刘文杰由此成为最新的非正常死亡中共官员的一员。官员非正常死亡不断发生是近年来中国官场一现象，当今中国一现象。中共当局对这一现象的报道网开一面，令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迷惑。 官员非常正常死亡成为一现象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转发湖南省财政厅发布的刘文杰讣告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她“不幸遇害”，没有透露她遇害的具体详情和时间。 但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新华网随后援引湖南省会长沙地方公安机关的报告说，死亡前，刘被两名男子劫持，被劫持到楼顶上，随后刘和其中一名男子同时坠楼身亡，另一名男子试图逃离现场时因为失手而坠楼身亡；一名劫持者有上千万元的赌债，“经调查，未发现（受害人刘文杰）及其家人与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有交集。” 作为名单不断加长的非正常死亡官员的最新一员，至少按照截至目前的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来看，刘文杰的非正常死亡的明显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她似乎是被杀，而不是自杀。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还有不计其数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中国官方媒体称，他们主要是自杀身亡。 在众多话题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列为敏感话题、禁止媒体公开报道评论、禁止公众公开议论的当今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成为自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中国一现象，这个话题在中国的媒体上显然没有受到很多的限制。 因此，以“官员非正常死亡”之类的措辞为标题的文章、新闻报道、新闻综述时常出现在正式的官媒上，以及网络新闻门户网站上。例如，就在9月9日，中国网络新闻门户网站网易新闻发表专题报道，标题是：《中国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其提要是： “9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政协原主席张彭慧中秋节晚上被发现自杀身亡； 4月9日，浙江奉化市倒塌楼所属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被发现自杀身亡； 4月8日上午，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4月4日，在重庆“打黑运动”中立功的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在一宾馆内自杀。 从2013年1月至今，共有数十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自杀者数量最多，其次是喝酒和意外事故死亡。” 官员非正常死亡诸多疑点/看点 网易新闻的所谓“从2013年1月至今，共有数十名官员非正常死亡”显然是一种淡化的、缩小化的说法。实际上，据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报道，仅仅在2015年，中国各地公开被报道出来的非正常死亡官员至少有25名。 例如，2015年12月1日，新华网转发中国经济周刊的综合报道，标题是《今年来25名官员非正常离世：多在最熟悉的地方离开》。该报道配发表格图片，列出该年在各地被报道出来的非正常死亡的25名官员名称和死因，其中从高处坠落（坠楼、跳楼、跳塔、坠崖）的占15名，占非常正死亡的60%。 为什么官员非正常死亡在当今中国成为一种现象，甚至成为一种所谓的现象级现象？2018年10月22日，中国的财新网的一篇综合报道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该报道的标题是《盘点十八大后非正常死亡官员 多人生前疑患抑郁症》。 财新网报道的导语是，“官员非正常死亡再添一例。据国务院港澳办官网消息，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因患抑郁症于2018年10月20日晚在其位于澳门的住所坠楼身亡。” 财新网的报道没有说明为什么中共十八大之后（也就是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和中国“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统治者之后）非正常死亡官员变得引人注目，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死亡的官员好像抑郁症多是在十八大之后发生或发作。 当今中国的不解之谜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当今中国政治非常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导致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不能确定为什么在敏感话题多如牛毛的当今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居然可以得到相当自由的报道和评论。 有许多观察家认为，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时常见诸中共严密控制的正式媒体和网络媒体，是因为中共各级官员要借此向当今中国的“一尊”习近平发出哀求，恳请他体恤官情，爱惜和珍惜为他出大力干脏活并为此得罪无数民众的各级官员，以维护中共政权。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观察家认为，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时常呈现于中国公众视野，是因为“一尊”习近平就是要获取一种让官员感到恐惧的震慑效果。这些观察家指出，习近平反复公开宣扬他高度欣赏并有意效法前起源于两千多年的法家治国思想，而法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就是最高统治者要想获得长治久安，就必须不但要使民众感到恐惧，而且更使各级官员包括高级官员感到恐惧。 众多观察家指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持续以“反腐”的名义清除其政敌或疑似政敌，并且公开祭出和持续宣扬要“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让官员随时感到战战兢兢，马首是瞻，绝对服从；在另一方面，像中国前总理、有六四屠夫之称的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尽管被查出拥有巨额来源不明财产，但因为有习近平保护便可以安然无恙，甚至她的绰号“电力一姐”都得到保护。 与此同时，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宣扬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官员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投入黑牢（即被“双规”，即被投放到一个秘密地点，不得会见家人、律师、不得对外通信，法律专家称之为“法律黑洞”，有官员在黑洞中被拷打致死）。早些时候乃至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官方媒体时常报道说，某某官员上午还出席会议下午就被“双规”，或正在出席发表讲话就被带走“双规”。 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乃至官员认为，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最重要因素是恐惧，即害怕坠入那种生不如死的“双规”。 然而，官员批量非正常死亡这一现象在当今中国为何没有被列入不得见报的禁忌话题？对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分析家和学者们来说，这个问题依然是一个有待于水落石出的未解之谜。
就社会瞩目的“死刑是否违宪案”，宪法法庭于9月20日作成判决。我们先简单看几个结论： 宪法法庭认为刑法中以死刑为最重本刑的几项犯罪，都是涉及杀人、属于侵害生命法益最严重的犯罪类型，因此以剥夺行为人的生命法益作为惩罚，符合罪刑相当性原则，肯认死刑作为刑罚手段的一种，本身并未违宪。 对于犯罪情节最严重，并且于刑事程序之规范及实践均符合最严密之正当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在这个前提与范围内，以死刑作为刑罚的手段为合宪，这就是法律上所谓“合宪性解释”。 所谓犯罪情节最严重，是最高法院近年来一致的标准，并且与国际公约的要求相符，亦即行为人“直接且故意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此外，对于犯罪行为时或审判时有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者，不得科处死刑，亦符合国际公约之精神。 宪法法庭并未废死，也没有处理个案应判决死刑与否，而是提出死刑相关的侦查及审理的程序要求，并重申于个案中应综合考量犯罪情节是否属于最严重的情形，作为原因案件及将来审理死刑相关案件时应遵循的标准。 进一步说明，本件宪法法庭审理原因案件共37件，声请人所提出包含实体及程序上是否违宪的主张，都需经大法官审慎考量。其中所涉的四种犯罪类型包含刑法第271条第1项的普通杀人罪、第226条之1前段的强制性交杀人罪、第332条第1项的强盗杀人罪以及第348条第1项的掳人勒赎杀人罪。如前所述，在这些犯罪里面，如果犯罪情节属于最严重者，大法官仍肯认以死刑作为刑罚手段“之一”，并未宣告违宪。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过去掳人勒赎杀人罪处唯一死刑，大法官认为“以死刑作为唯一法定刑”，并没有考量犯罪情节严重的程度，于这个部分是违宪的。然而这其实不是现行法，现行法的第348条第1项已经增加了无期徒刑的选项，因此被宣告违宪的其实是过去的旧法，会特别提出是因为可料想会有人以此断章取义，说大法官宣告掳人勒赎杀人罪的死刑是违宪的，但并非如此。 至于什么是“犯罪情节最严重者”，宪法法庭提到过去最高法院其实已经形成稳定见解，就是参照公政公约的人权事务委员会对于公约的说明，排除“未直接且故意导致死亡的罪刑”，反面来说，就是只有在行为人“直接且故意导致被害人死亡时”，才有可能构成“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犯罪，并得以死刑作为其惩罚的手段。 而于与死刑相关的刑事程序上，也是本件宪法法庭裁判的一部分。对于什么是死刑程序所应有的“最严密之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判决中指出如果犯罪嫌疑人是涉犯以上四种犯罪类型时，于侦查、警询阶段就应有律师在场并陈述意见（现行法并未强制要求）。又，现行法对于死刑，并没有于第三审适用“律师强制辩护”及要求一定要经过“言词辩论”，这样的程序保障有所不足。再者，如果犯罪行为人于犯罪时或审理时，处于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的状态，不能对之执行死刑，这与于马政府时代已经内国法化的两公约的要求相符。此外，宪法法庭认为，死刑的科处应该经过合议庭法官“一致决”。其他还有些程序上事项，为避免说明过于繁杂，于此就先略过不提。 大体而言，本件宪法法庭裁判有两项主轴，即“严格化判处死刑要件”及“加强正当法律程序保障”。但前者其实只是重申及肯认过去最高法院相关判决行之有年的作法，并未把要件变得更严格。宪法法庭是于此前提下，加强正当法律程序保障，并对死刑做出合宪性解释，其实并未对当前我国死刑制度做出根本改变。于尊重立法者价值决定及合乎宪法基本权保障的前提下，宪法法庭加强了程序保障的要求，让死刑之判决程序更加完备，并符合国家人权公约之标准及国际潮流，宪法法院恰如其分地扮演著保障人权最后一道防线的角色。 ※作者为律师。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发布了延迟退休的决定，作为一项事关绝大多数人的公共政策，没有听取民意——哪怕以一种假装的形式，没有公开的讨论，在中共三中全会过后不足两月，就由立法机关通过，事实上，它构成了一起国家的违约事件。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0和55岁——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确定的。如今70多年过去，国家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人口寿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从这个角度看，退休年龄确有必要延迟。但是这种必要性不等于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就完全可以无视民众，不去征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或者以专家学者的意见去代替民众意见。 所谓公共政策，要处在于“公共”二字，即它关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处于战时状态，否则，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中，听取民众看法，并反馈于政策和法律，是现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识，此过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国的法律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规定。 延迟退休决定无视公众不满 延迟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还不一样，几乎涉及每个劳动者的切实权益，所以征询公众意见尤其必要。虽然延迟退休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为中国将要面对的现实而在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有过讨论，期间也不时在媒体上成为一个话题，然而，中国当局从来没有向公众就这个问题公开征求意见，更没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会进行讨论，作为政策出台的基础。也许它在小范围征询过相关学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后两者尽管也受政策影响，但他们对延迟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广泛的群体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当局不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技术上做不到——网络时代，就某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受影响群体的意见，简直小事一桩，而是它头脑里压根没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实民意的。民众对延迟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满正说明了这点。既然该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贸然更改它的合约内容，事实上就等同于违反了国家和劳动者达成的一个70多年的劳动合约。想想看，假如是一个企业，由于某种情况的发生，老板可以在员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项实行多年的合同，使之变得对员工不利，是不是构成了一种违约行为？ 只是这种违约，员工还可以诉诸政府的干预，或者到法院起诉企业老板，获得一笔赔偿，或者让企业再改过来。但如今面对国家的违约，民众无法诉诸救济渠道，只能接受这个后果。此乃这次要人大常委会而非中国政府作出延迟退休决定的原因，也许在当局看来，在中国的宪制构架中，人大是权力部门；另外，理论上也是民意代表机关，既然人大同意通过，也就意味着延迟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权，无须征询民众意见。 如前所述，虽然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已实施了70余年，有调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点推出，论证过程做得扎实点，甚至做个样子征询民众意见，开放舆论讨论，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这并非是个十万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马上做不可。现在当局不惜忤逆公众意志也要调整退休年龄，常理来看，背后定有某种不得已理由。 养老金缺口让当局不得不打延迟退休主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向公众解释如此安排的原因时说了三点，一是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二是有助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三是有助于满足劳动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样化需要。不能说她讲得不对，但显然，她回避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真实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口在这些年的剧降而导致的巨大的养老金缺口，让当局倍感这一问题拖晚一天，形势就危险一分。 延迟退休的宏观背景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再叠加经济的恶化。由于错估计生政策带来的人口压力和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反转比当局预想的来得更早，原来预测若干年后才会出现的人口危机在当局未作充分准备下突然到来。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去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占比全部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按这一进度，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再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峰值。 发达国家到这一阶段时，人均收入水平比当下中国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要落后很多，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体系耗费了太多的公共财政和资源，用于社保上的钱和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讲，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这几年又遇上了经济萧条，企业和个人参保的部分也大幅减少，参保的积极性降低。这无疑给国家的社保体系构成了沉重压力。就此而言，延迟退休是整个劳动者在为当局错误的人口政策买单。 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到了什么程度？按照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在2035年耗尽。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养老保险支付压力不断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两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到了2050年，几乎一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名退休者。届时是否真的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养老金的亏空，当然可以争议。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局可以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亏空。然而，问题在于，这一提议在现今社保体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过，之后也不断被提起。虽然当局划拨了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保，却少得可怜，未来是否会大量划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经济形势不好，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当局只能用国资这块唐僧肉来救急，但至少现在还不是当局政策考量的选项。然而问题总要从现在开始解决，于是当局就在延迟退休上打注意，或许在当局看来，既然延迟退休有必要，晚动不如现在就做，故在三中全会过后，快速出台方案。 习近平常常敲打官员，群众利益无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亿，就变成了大事。可在延迟退休这件事上，习却习惯性“忘记”了自己的警告。这反映出当局在所谓的群众利益问题上，典型的言行不一，两面派做法，口头上讲得好听，可要动真格，群众利益全然抛在脑后。这实际就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当局施政的真实写照。它也知道这样做会引发民意反弹，所以不允许公共讨论，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时官媒还可以对当局发出类似“延迟退休是对一代人的违约”的质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来后官方的“安慰”式解释，就连这个“违约”之文在网络上也删得干干净净。当局以为，它这一删除，似乎大众就不知道这是一起国家对它的人民的违约。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