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脫口秀了嗎？一段來自校長的開放麥。 廣東普寧華南師範大學附屬普寧學校校長，近日召開家長會時，公開告誡家長並在PPT上寫著：「誰敢說學校的壞話，就要群起而攻之，內部問題內部解決，絕不允許別人說三道四」……這些段子爆梗了，得細品。 網路圖片 前些年,觀點市場很是流行一句話，叫「我的母校只能我來罵」。雖然這被一些網友評為「十大最反智流行口號」之一，但依然有不少人將其奉為圭臬。 這位校長其實講出了不少人的心聲。在他的公開發言，或者說公開承認下，一個完美的閉環已經公開化。 我們不妨這兩種孿生的邏輯合併到一起，有意思的事情就發生了： 誰敢說學校的壞話，就要群起而攻之； 2.一個集體內部的問題只能內部解決，不容他人置喙。 你會發現，這兩個圓是沒有交集的。從數學意義上說，就是「無解」。對應社會現實就是：根本不會存在問題，這就是所謂「天下大治」的真相。 這邏輯其實就和「我的孩子只能我來打」沒什麼兩樣。唯一的區別是，試圖壟斷打孩子權力的是家長，說「我的母校只能我來罵」的人從來只是孫子，他不可能凌駕於他所瘋狂愛戴的事物之上。 校長在演講中還表示，愛校要從家庭做起，從家長做起。我們有太多愛這愛那的教育，卻很少有教育告訴我們要好好愛自己，愛自己獨立的思考，愛自由的靈魂，以及真實的感受。 留心觀察，你還會發現更多有意思但毫無邏輯的「教育」。比如，發生了這樣的事兒，有人就會告訴你，「這只是一個學校。」但他避而不談的是，「這還只是一個學校。」他更不會引導你去反思，「這可是學校啊。」 當這樣的「教育」成為主流，也就給了校長足夠的底氣。他說群起而攻之，這個「群」又是哪些人呢？ 按理說，學生和家長，顯然比學校領導多，可是校長卻有自信做到「群起而攻之」。校長的自信並不是虛妄，這些年，「為眾人抱薪者，必先燒死他」，這樣的事兒，我們見了不少吧。校長言下之意的「群」，既包括校領導班子，也包括廣大教師、學生和家長，而所針對的，就是敢於「說學校壞話」的少數。 網路圖片 更無解的是，這個龐雜的「群」里，有一些人是被裹挾的，或是自甘懦弱的，但也有一些人是按捺不住蠢與壞，甚至不等校長發話，也會群起而攻之。 然而，歷史已經證明並將反覆證明，內部問題從來不能在內部解決。每當問題出現，凡是告訴你「我們只能關起門來自己解決的」，基本都不是真心要解決問題的。關起門來要解決的，只會是人，尤其是發現問題、說出問題、分析問題、為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的人。 如果你是這所學校孩子的家長，又有能力用腳選擇的話，趕緊給孩子轉學吧。 擁有這種認知的人居然是一位教育工作者，還是堂堂校長！所以我們也就能夠明白，為什麼網上會有那麼多人說出「母校就是那個只能我來吐槽，外人批評一句都不行」的蠢萌語。 將熊熊一窩。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觀人隨筆
上一篇文章，又被投訴到刪除了。這年頭，要寫點東西，是越來越難了。但有些話，還是得說。我寫了，盡到了一個寫字者的責任，就問心無愧了。 網上看到好幾張圖片，是一些企業和商家發的通知，大意是為了安全，禁止帶蘋果手機進店進公司。 又看到一個視頻，有個女人聲稱要把家裡的蘋果手機蘋果電腦都砸了，而且要全家人都不能用蘋果了。 還看到一篇文章，說有個哥們擔心蘋果爆炸，跟他的媳婦都分床睡了，給媳婦下了最後通碟：換手機還是換老公，只能二選一。 你看，傻X就是傻X，一旦發起瘋來，輕則破財敗家，重則妻離子散。 網上又有一段「外國某博主引爆蘋果手機」的視頻流傳很廣，似乎是坐實了蘋果手機可以被「遠程引爆」的傳言。然而經過媒體核查發現，這是一則謠言，是有自媒體帳號對一個10多年前的視頻進行了斷章取義地裁剪。 媒體還強調了，「在我們國家正規渠道售賣的國行蘋要手機，是要經過相關部門的多道檢查和審批才可以上市的。」 網路圖片 但媒體的闢謠，似乎沒什麼用，仍然有很多人堅信蘋果手機會爆炸。 他們給出的理由是，這家媒體被滲透了。在他們眼裡，只要不相信蘋果會遠程爆炸的，就是被滲透了，就是美帝那16億美元公關費到位了，日本的700億公關費到位了。 還看到一位自稱只為蒼生說人話的大V發了篇「14億蘋果用戶睡不著了」的文章，一眾粉絲留言，紛紛痛斥美帝的險惡用心。 呵呵，此前有報道稱，任正非老爺子在公開場合講過，自己家人都用平果。前不久也有報道，奧運冠軍全紅嬋上蘋果專賣店買手機。按這位大V的說法，任正非和全紅嬋都是蘋果用戶，都該睡不著了? 黎巴嫩為什麼會發生BP機爆炸事件？因為這些BP機經過了改裝，並不是鋰電池爆炸（BP機的電池根本不可能引發如此大規模的災難），而是在BP機里植入了一種名為PETN的高爆炸藥（威力遠大於常見的TNT炸藥）。 而事實上，9月17日黎巴嫩多地發生傳呼機爆炸事件後，18日再次發生對講機（日本製造）爆炸事件，據說還有家用電器、太陽能發電板、車載收音機等發生爆炸。 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爆炸行動。這種爆炸其實跟傳呼機本身沒有多大關係，也就是說，有人事先安裝了炸藥，然後進行引爆。即使真主黨大小頭目不用傳呼機，也會在其他什麼物件上發生爆炸。 說到這裡，其實事實應該很清楚了。你從正規渠道買到的蘋果手機，是沒有遠程引爆的可能的。除非是有人專門在你的手機上動了手腳。（如果一定是有被害妄想症，要執著地認為美帝就是要害你的話，其實，跟蘋果手機無關，你買其他手機，也有可能被安裝上炸藥的。） 可是，說句扎心一點的話，美國間諜耗人耗時耗錢，費盡心機在你用的蘋果手機里裝炸藥引爆，你這是覺得自己有多重要？ 再來看蘋果手機的主要供應商，主要都是來自中國，也是在中國組裝的。電池用的也是中國的欣旺達電池（廣東深圳）、德賽電池（廣東惠州）等，這些人造謠蘋果手機會遠程爆炸，這是不是在自己造自己的謠？ 網路圖片 當然，說了這麼多，對那些堅信蘋果手機會被遠程引爆的人來說，是沒有什麼用的。 1867年，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來中國，到廣東潮州時，想要拍攝當地的廣濟橋。為了避免惹來麻煩，他特意選擇凌晨拍攝，但當他架設機器的時候，還是被人發現了。 這下麻煩大了。 那時的人們認為照相會勾走人的魂魄，看到湯姆遜架設機器，便認為這個洋鬼子是在施什麼邪惡的妖術，這可不得了了。隨著「保衛家園，趕走洋鬼子」的聲音此起彼伏，附近的人們開始圍攏過來，有的掄著棍棒，還有的朝他投擲石頭、土塊。嚇得湯姆遜落荒而逃，但還是被投擲過來的石頭砸得鼻青臉腫，險些丟了性命。 你永遠無法說服一個堅信蘋果手機會被遠程引爆的人，就像不可能去說服清朝那些相信照相可以勾走人魂魄的人一樣。 對這種人，最明智的做法是遠離他們，免得他們有一天突然發瘋時，傷到自己。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玖奌雜貨店
中國官方媒體9月20日星期五發布公告說，58歲的「湖南省財政廳（中共）黨組書記、廳長劉文傑同志不幸遇害」身亡。劉文傑由此成為最新的非正常死亡中共官員的一員。官員非正常死亡不斷發生是近年來中國官場一現象，當今中國一現象。中共當局對這一現象的報道網開一面，令中國公眾和中國國內外觀察家迷惑。 官員非常正常死亡成為一現象 中國官方媒體星期五轉發湖南省財政廳發布的劉文傑訃告只是含糊其辭地說她「不幸遇害」，沒有透露她遇害的具體詳情和時間。 但中國官方權威媒體新華網隨後援引湖南省會長沙地方公安機關的報告說，死亡前，劉被兩名男子劫持，被劫持到樓頂上，隨後劉和其中一名男子同時墜樓身亡，另一名男子試圖逃離現場時因為失手而墜樓身亡；一名劫持者有上千萬元的賭債，「經調查，未發現（受害人劉文傑）及其家人與兩名犯罪嫌疑人在案發前有交集。」 作為名單不斷加長的非正常死亡官員的最新一員，至少按照截至目前的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來看，劉文傑的非正常死亡的明顯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她似乎是被殺，而不是自殺。與此同時，中國近年來還有不計其數的官員非正常死亡。中國官方媒體稱，他們主要是自殺身亡。 在眾多話題被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門列為敏感話題、禁止媒體公開報道評論、禁止公眾公開議論的當今中國，官員非正常死亡成為自中共領袖習近平上台以來的中國一現象，這個話題在中國的媒體上顯然沒有受到很多的限制。 因此，以「官員非正常死亡」之類的措辭為標題的文章、新聞報道、新聞綜述時常出現在正式的官媒上，以及網路新聞門戶網站上。例如，就在9月9日，中國網路新聞門戶網站網易新聞發表專題報道，標題是：《中國官員的非正常死亡》。其提要是： 「9月9日，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政協原主席張彭慧中秋節晚上被發現自殺身亡； 4月9日，浙江奉化市倒塌樓所屬街道建設管理辦副主任被發現自殺身亡； 4月8日上午，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徐業安被發現在辦公室自殺身亡； 4月4日，在重慶「打黑運動」中立功的渝中區公安分局經偵支隊支隊長周渝，在一賓館內自殺。 從2013年1月至今，共有數十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自殺者數量最多，其次是喝酒和意外事故死亡。」 官員非正常死亡諸多疑點/看點 網易新聞的所謂「從2013年1月至今，共有數十名官員非正常死亡」顯然是一種淡化的、縮小化的說法。實際上，據中國官方權威媒體報道，僅僅在2015年，中國各地公開被報道出來的非正常死亡官員至少有25名。 例如，2015年12月1日，新華網轉發中國經濟周刊的綜合報道，標題是《今年來25名官員非正常離世：多在最熟悉的地方離開》。該報道配發表格圖片，列出該年在各地被報道出來的非正常死亡的25名官員名稱和死因，其中從高處墜落（墜樓、跳樓、跳塔、墜崖）的佔15名，占非常正死亡的60%。 為什麼官員非正常死亡在當今中國成為一種現象，甚至成為一種所謂的現象級現象？2018年10月22日，中國的財新網的一篇綜合報道部分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該報道的標題是《盤點十八大後非正常死亡官員 多人生前疑患抑鬱症》。 財新網報道的導語是，「官員非正常死亡再添一例。據國務院港澳辦官網消息，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因患抑鬱症於2018年10月20日晚在其位於澳門的住所墜樓身亡。」 財新網的報道沒有說明為什麼中共十八大之後（也就是習近平成為中共中央書記和中國「一錘定音、定於一尊」的統治者之後）非正常死亡官員變得引人注目，也沒有說明為什麼死亡的官員好像抑鬱症多是在十八大之後發生或發作。 當今中國的不解之謎 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普遍認為，當今中國政治非常不透明。這種不透明導致中國公眾和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們不能確定為什麼在敏感話題多如牛毛的當今中國，官員非正常死亡這個話題居然可以得到相當自由的報道和評論。 有許多觀察家認為，官員非正常死亡這個話題之所以能時常見諸中共嚴密控制的正式媒體和網路媒體，是因為中共各級官員要藉此向當今中國的「一尊」習近平發出哀求，懇請他體恤官情，愛惜和珍惜為他出大力干臟活並為此得罪無數民眾的各級官員，以維護中共政權。 與此同時，也有許多觀察家認為，官員非正常死亡這個話題之所以能時常呈現於中國公眾視野，是因為「一尊」習近平就是要獲取一種讓官員感到恐懼的震懾效果。這些觀察家指出，習近平反覆公開宣揚他高度欣賞並有意效法前起源於兩千多年的法家治國思想，而法家治國思想的核心就是最高統治者要想獲得長治久安，就必須不但要使民眾感到恐懼，而且更使各級官員包括高級官員感到恐懼。 眾多觀察家指出，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持續以「反腐」的名義清除其政敵或疑似政敵，並且公開祭出和持續宣揚要「堅持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讓官員隨時感到戰戰兢兢，馬首是瞻，絕對服從；在另一方面，像中國前總理、有六四屠夫之稱的李鵬的女兒李小琳儘管被查出擁有巨額來源不明財產，但因為有習近平保護便可以安然無恙，甚至她的綽號「電力一姐」都得到保護。 與此同時，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國官方媒體不斷宣揚習近賓士下的中國官員朝不保夕，隨時可能被投入黑牢（即被「雙規」，即被投放到一個秘密地點，不得會見家人、律師、不得對外通信，法律專家稱之為「法律黑洞」，有官員在黑洞中被拷打致死）。早些時候乃至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官方媒體時常報道說，某某官員上午還出席會議下午就被「雙規」，或正在出席發表講話就被帶走「雙規」。 絕大多數中國民眾乃至官員認為，導致官員非正常死亡的最重要因素是恐懼，即害怕墜入那種生不如死的「雙規」。 然而，官員批量非正常死亡這一現象在當今中國為何沒有被列入不得見報的禁忌話題？對觀察和研究中國的分析家和學者們來說，這個問題依然是一個有待於水落石出的未解之謎。
就社會矚目的「死刑是否違憲案」，憲法法庭於9月20日作成判決。我們先簡單看幾個結論： 憲法法庭認為刑法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的幾項犯罪，都是涉及殺人、屬於侵害生命法益最嚴重的犯罪類型，因此以剝奪行為人的生命法益作為懲罰，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肯認死刑作為刑罰手段的一種，本身並未違憲。 對於犯罪情節最嚴重，並且於刑事程序之規範及實踐均符合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在這個前提與範圍內，以死刑作為刑罰的手段為合憲，這就是法律上所謂「合憲性解釋」。 所謂犯罪情節最嚴重，是最高法院近年來一致的標準，並且與國際公約的要求相符，亦即行為人「直接且故意導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此外，對於犯罪行為時或審判時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不得科處死刑，亦符合國際公約之精神。 憲法法庭並未廢死，也沒有處理個案應判決死刑與否，而是提出死刑相關的偵查及審理的程序要求，並重申於個案中應綜合考量犯罪情節是否屬於最嚴重的情形，作為原因案件及將來審理死刑相關案件時應遵循的標準。 進一步說明，本件憲法法庭審理原因案件共37件，聲請人所提出包含實體及程序上是否違憲的主張，都需經大法官審慎考量。其中所涉的四種犯罪類型包含刑法第271條第1項的普通殺人罪、第226條之1前段的強制性交殺人罪、第332條第1項的強盜殺人罪以及第348條第1項的擄人勒贖殺人罪。如前所述，在這些犯罪裡面，如果犯罪情節屬於最嚴重者，大法官仍肯認以死刑作為刑罰手段「之一」，並未宣告違憲。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過去擄人勒贖殺人罪處唯一死刑，大法官認為「以死刑作為唯一法定刑」，並沒有考量犯罪情節嚴重的程度，於這個部分是違憲的。然而這其實不是現行法，現行法的第348條第1項已經增加了無期徒刑的選項，因此被宣告違憲的其實是過去的舊法，會特別提出是因為可料想會有人以此斷章取義，說大法官宣告擄人勒贖殺人罪的死刑是違憲的，但並非如此。 至於什麼是「犯罪情節最嚴重者」，憲法法庭提到過去最高法院其實已經形成穩定見解，就是參照公政公約的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於公約的說明，排除「未直接且故意導致死亡的罪刑」，反面來說，就是只有在行為人「直接且故意導致被害人死亡時」，才有可能構成「犯罪情節最嚴重」之犯罪，並得以死刑作為其懲罰的手段。 而於與死刑相關的刑事程序上，也是本件憲法法庭裁判的一部分。對於什麼是死刑程序所應有的「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判決中指出如果犯罪嫌疑人是涉犯以上四種犯罪類型時，於偵查、警詢階段就應有律師在場並陳述意見（現行法並未強制要求）。又，現行法對於死刑，並沒有於第三審適用「律師強制辯護」及要求一定要經過「言詞辯論」，這樣的程序保障有所不足。再者，如果犯罪行為人於犯罪時或審理時，處於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的狀態，不能對之執行死刑，這與於馬政府時代已經內國法化的兩公約的要求相符。此外，憲法法庭認為，死刑的科處應該經過合議庭法官「一致決」。其他還有些程序上事項，為避免說明過於繁雜，於此就先略過不提。 大體而言，本件憲法法庭裁判有兩項主軸，即「嚴格化判處死刑要件」及「加強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但前者其實只是重申及肯認過去最高法院相關判決行之有年的作法，並未把要件變得更嚴格。憲法法庭是於此前提下，加強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並對死刑做出合憲性解釋，其實並未對當前我國死刑制度做出根本改變。於尊重立法者價值決定及合乎憲法基本權保障的前提下，憲法法庭加強了程序保障的要求，讓死刑之判決程序更加完備，並符合國家人權公約之標準及國際潮流，憲法法院恰如其分地扮演著保障人權最後一道防線的角色。 ※作者為律師。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發布了延遲退休的決定，作為一項事關絕大多數人的公共政策，沒有聽取民意——哪怕以一種假裝的形式，沒有公開的討論，在中共三中全會過後不足兩月，就由立法機關通過，事實上，它構成了一起國家的違約事件。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60歲，女50和55歲——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確定的。如今70多年過去，國家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例如人口壽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從這個角度看，退休年齡確有必要延遲。但是這種必要性不等於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過程中就完全可以無視民眾，不去徵詢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或者以專家學者的意見去代替民眾意見。 所謂公共政策，要處在於「公共」二字，即它關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國家秘密或者處於戰時狀態，否則，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聽取民眾看法，並反饋於政策和法律，是現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識，此過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國的法律其實也有這方面的規定。 延遲退休決定無視公眾不滿 延遲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還不一樣，幾乎涉及每個勞動者的切實權益，所以徵詢公眾意見尤其必要。雖然延遲退休的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為中國將要面對的現實而在專家學者和政府部門有過討論，期間也不時在媒體上成為一個話題，然而，中國當局從來沒有向公眾就這個問題公開徵求意見，更沒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會進行討論，作為政策出台的基礎。也許它在小範圍徵詢過相關學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後兩者儘管也受政策影響，但他們對延遲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廣泛的群體對這一問題的意見。當局不這麼做，當然不是因為技術上做不到——網路時代，就某項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徵求受影響群體的意見，簡直小事一樁，而是它頭腦里壓根沒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實民意的。民眾對延遲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滿正說明了這點。既然該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貿然更改它的合約內容，事實上就等同於違反了國家和勞動者達成的一個70多年的勞動合約。想想看，假如是一個企業，由於某種情況的發生，老闆可以在員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項實行多年的合同，使之變得對員工不利，是不是構成了一種違約行為？ 只是這種違約，員工還可以訴諸政府的干預，或者到法院起訴企業老闆，獲得一筆賠償，或者讓企業再改過來。但如今面對國家的違約，民眾無法訴諸救濟渠道，只能接受這個後果。此乃這次要人大常委會而非中國政府作出延遲退休決定的原因，也許在當局看來，在中國的憲制構架中，人大是權力部門；另外，理論上也是民意代表機關，既然人大同意通過，也就意味著延遲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權，無須徵詢民眾意見。 如前所述，雖然現行法定退休年齡已實施了70餘年，有調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點推出，論證過程做得紮實點，甚至做個樣子徵詢民眾意見，開放輿論討論，也不是不可以的。因為這並非是個十萬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馬上做不可。現在當局不惜忤逆公眾意志也要調整退休年齡，常理來看，背後定有某種不得已理由。 養老金缺口讓當局不得不打延遲退休主意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在向公眾解釋如此安排的原因時說了三點，一是有助於促進人力資源開發利用，二是有助於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三是有助於滿足勞動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樣化需要。不能說她講得不對，但顯然，她迴避了問題的癥結所在。真實的原因在於，中國人口在這些年的劇降而導致的巨大的養老金缺口，讓當局倍感這一問題拖晚一天，形勢就危險一分。 延遲退休的宏觀背景是中國的人口危機，再疊加經濟的惡化。由於錯估計生政策帶來的人口壓力和人口紅利，中國的人口反轉比當局預想的來得更早，原來預測若干年後才會出現的人口危機在當局未作充分準備下突然到來。根據民政部數據，截至去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97億人、佔比全部人口的21.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7億人、佔比15.4%，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按這一進度，到2035年左右，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佔比超30%，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再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將達峰值。 發達國家到這一階段時，人均收入水平比當下中國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國在這兩方面都要落後很多，尤其是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體系耗費了太多的公共財政和資源，用於社保上的錢和中國的人口規模來講，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這幾年又遇上了經濟蕭條，企業和個人參保的部分也大幅減少，參保的積極性降低。這無疑給國家的社保體系構成了沉重壓力。就此而言，延遲退休是整個勞動者在為當局錯誤的人口政策買單。 中國的養老金缺口到了什麼程度？按照中國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報告，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將在2035年耗盡。未來30年，制度贍養率翻倍，養老保險支付壓力不斷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兩個繳費者來贍養一個退休人員，到了2050年，幾乎一個繳費者需要贍養一名退休者。屆時是否真的會出現如此巨大的養老金的虧空，當然可以爭議。 有一種說法認為，當局可以出售國有資產來彌補虧空。然而，問題在於，這一提議在現今社保體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過，之後也不斷被提起。雖然當局劃撥了部分國有資產用於社保，卻少得可憐，未來是否會大量劃撥，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如果經濟形勢不好，要用錢的地方太多，當局只能用國資這塊唐僧肉來救急，但至少現在還不是當局政策考量的選項。然而問題總要從現在開始解決，於是當局就在延遲退休上打注意，或許在當局看來，既然延遲退休有必要，晚動不如現在就做，故在三中全會過後，快速出台方案。 習近平常常敲打官員，群眾利益無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億，就變成了大事。可在延遲退休這件事上，習卻習慣性「忘記」了自己的警告。這反映出當局在所謂的群眾利益問題上，典型的言行不一，兩面派做法，口頭上講得好聽，可要動真格，群眾利益全然拋在腦後。這實際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當局施政的真實寫照。它也知道這樣做會引發民意反彈，所以不允許公共討論，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時官媒還可以對當局發出類似「延遲退休是對一代人的違約」的質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來後官方的「安慰」式解釋，就連這個「違約」之文在網路上也刪得乾乾淨淨。當局以為，它這一刪除，似乎大眾就不知道這是一起國家對它的人民的違約。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1990年代末期朱鎔基領銜國企改革時曾經公開放言，中國改革正在步入一個地雷陣，而他將義無反顧、抬棺前行。且不論他的激進改革在身後留下多少非議，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時龐大頑固、積重難返的舊體制是多麼難以撼動。 而今，特別是年中「二十大三中全會」結束後以「改革」名義出台的一連串「砸鍋賣鐵」政策，正在將中共推入了一個遠比地雷陣更為恐怖的「灰犀牛陣」。其中，最新的一頭灰犀牛，就是9月13日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延遲國民（職工）退休年齡的決定。 「改革」闖關的歷史重複？ 雖然修改退休年齡的法律動議，一個有關所有勞動者的根本制度，醞釀了十幾年，但是在「三中全會的決定」通過後僅寥寥數月，北京的全國人大就如此舉重若輕地快速通過這個極富爭議性的法律修訂案，不能不令中國公眾為之嘩然和愕然。 他們嘩然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損失和對未來預期的進一步幻滅。在當下中國已經進入經濟大衰退、無論青年人還是中年人的失業率都高企不下，可見的企業破產浪潮已經到來，整個勞動群體對未來都陷入極不確定的預期之中，這本來是中國內需不足、消費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國央行前行長易綱近日在上海公開警告中國陷入嚴重通縮陷阱的根源。 這也是中國歐盟商會會長彥辭(Jens Eskelund)發表的憂慮所在。他在評價歐洲商會最近出台的一個報告時說，中國消費者極不願意消費，而他們又看不出中央政府有任何重振經濟的復興計劃。而新近出台政策卻又指向了相反方向，如野村證券研究所的報告所指，在明顯的大衰退背景下，中國政府不僅沒有伸出反危機的幫助之手，反而其財稅政策正在變成一隻「掠奪之手」。 而且，相比中國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各種「砸鍋賣鐵」的掠奪，無論緊縮財政還是瘋狂罰沒，或者紀委系統總動員，對上至退休部長級官員下至各級地方官員開展黨內官員巨額財產清查，等等，都沒有什麼能夠與勞動領域的根本性政策調整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衝擊相提並論。 公眾自然不能不愕然中央政府的官僚們為砸鍋賣鐵竟然如此愚勇顢頇、一意孤行，無異於與勞動階級進行一場梭哈式的政治賭博。 畢竟，對尚存改革記憶的老輩人來說，類似重大的體制改革如此輕易地快速通過，讓人想起的先例並非朱鎔基時代「抬棺闖地雷陣」的勇氣，而是看到了堪比1988年趙紫陽主政推動的「價格闖關」的危險。趙試圖以激進的市場導向改革結束「價格雙軌制」，但引發了高通脹，也引發了194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抗議運動和公眾同情，最後導致趙紫陽的落馬和整個共產陣營的崩潰。後者算是這場真正的自由主義改革的未期然卻在更大範圍擴散的歷史成果。 然而，2024年的延遲退休改革，在醞釀十幾年後，是社保基金面臨未來幾年即將出現支出危機的背景下不顧及基本立法程序，即三讀需要，在「三中全會」結束後匆匆二讀即生效通過，整個過程沒有按照《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做提前三十天的公示和徵求意見，基本屬於利用委員長特別權力強行通過的法律修訂。與同時間在廣州秘密二審宣判黃雪琴幾乎如出一轍，雖然後者只是一樁針對煽動顛覆的司法審判，卻違反了基本的審判公開的法治原則，而延遲退休法律的修改，也冒天下之大不韙，拒絕基本、形式上、最低限度的公開審議，以最快的方式走完了全過程的法律修訂。 所以，外界可以從中窺見，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為砸鍋賣鐵到了何種焦慮程度以致於不顧基本的形式程序和形式民主。他們或許參照了同期公示徵求意見然後招致全民反對的「上網身份認證」的前車，頗有某種異乎尋常的自信，以為在過去十幾年對公民社會的清剿、對黨內派系的清洗，足以保證全過程不受干擾地實現「砸鍋賣鐵」的最高意志。 僅此而論，足見中國統治精英，從領導集團到技術官僚，都深諳其中利害，卻完全站在勞工階級的對立面，機會主義地利用反顏色革命的鎮壓成果，強行闖關、通過這條如果在法國或者其他富有勞工運動的國家都將可能引發勞工階級極大反彈、乃至舉國抗議的法律。不能不說，這是貌似必贏卻極其冒險的政治賭博，不顧潛在的巨大政治風險，後者意味著一個持久不息的革命導火索。 苦力主義和勞動憲法 因為，雖然從表面上看，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到來，推遲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歐洲相關政策改革，作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一項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國的勞動環境下，一個未經廣泛討論和審議的重大勞動政策的變更，在缺乏配套勞動和福利改革的條件下，不僅可能迅速上升為「國家違約」的政治衝突，而且從勞動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一改革也是註定失敗，可能引發中國勞動體制和社會結構的崩塌，進而造成持久的國家失敗。 簡單地講，原先成型於1970年代初的職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於當時的國民平均壽命（即61歲），在幾十年後國民延壽至平均年齡78歲後，表面上似有調整必要。但是，在過去三十年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後期國企改革結束後，傳統意義的工人階級在整體上已經不復存在，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和階級意識全然消失，中國勞動領域只有沒有階級的龐大工人和受僱傭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引入的集體談判機制流於形式，並不存在一個正常國家裡的在工人階級與僱主階級之間的政治談判安排。任何勞動制度的改革都意味著是單向度的、強加的、違背工人和受僱傭者的階級利益。 其次，工人階級消失的無聲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92年開啟的市場經濟將19世紀以來的華工-苦力主義傳統喚醒了，並且以奮鬥-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階級的勞動權利觀。中國勞動者以推遲享受、為未來回報而特別能忍受現期超時勞作的苦力主義激勵，與國家暴力和資本暴力的雙重暴力驅動和諧並進。這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 對中國廣大苦力-勞動者來說，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開始美好生活、結束苦力勞動的解放象徵。只有在雙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國，才可能真正理解這一年齡線對勞動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義。當然，今天也有許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齡勞動者苦於60/55的限制，僱傭單位對他們的超齡僱傭顯然違法，也斷絕了他們的生機。這在園林行業、建築行業也成為僱主們近年來的困擾，他們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勞動法，放寬退休年限。 這一對少數高齡體力勞動者來說像是僱傭者和被僱傭者的延退共識，毋寧反映了中國勞動者缺乏足夠社會福利和勞動權利保障的悲慘現實。對更多的勞動者來說，三年的退休延期卻形同絕望生活上追加的一記重鎚。因為，在當下和未來的中國勞動市場上，充滿了年齡歧視。在缺乏工會代言和階級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數低學歷的勞動者如同騾馬一般被按齒序分類。其中，35歲意味著第一個失業門檻，簡直就是高學歷碼農的噩夢。而越來越多總量接近兩億的「自由職業者」（其中大部分實為外賣騎手、按摩師、護工、卡車司機等新僕役階級），一個更無勞動時間保障近年來因多發生高齡勞動猝死的勞動群體，新近被美團等公司限制招收45歲以上求職者，且被限制向高齡騎手派單。 也就是說，對總體上缺乏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且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成為勞務派遣工的中國勞動者來說，他們正在成為不穩定就業者，新流民階級。對他們來說，從40到60都意味著嚴重的職場歧視和越來越少的就業機會，和越來越短的健康勞動壽命。（譬如當今中國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勞動壽命只有57歲。）如果再延期退休三年，儘管可能只是為現在已經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帳戶帶來更多一點兒在北京官僚們看起來微不足道的邊際損失，對無數困於勞動市場的邊緣化而無法被福利領域解救的失業者、靈活就業者等等整個新流民階級來說，卻可能意味著個人和家庭的災難，也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階級結構的瓦解之後發生社會結構的瓦解。 事實上，疫情結束的兩年來，中國各地激增的社會報復性殺人案件，從吉林針對美國遊客的屠殺，到蘇州平江路慘案等等，幾乎每天、每周都發生的類似慘案，行兇者的年齡越來越集中在50歲以上的中年男人群體。他們正在耗盡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再來看十幾年前中青報等媒體大聲呼籲的，退休年限是一個國家契約、不可輕易違約的評論，其中固然有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敏銳和迂腐，但若對照中國勞動市場現狀，恐怕不難發現，相比中國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無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後也是唯一神聖的勞動憲法。任何對這一勞動憲法的輕視和踐踏，都可能顛覆整個國家的階級-社會關係和政治基礎。 如此來看，可能無需再行計算1970年代十幾個勞動人口養活一個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個勞動者養活一個退休者的不可能供養模式，任何人都能從中國勞動者的苦力主義悲慘狀況發現這場延遲退休改革失敗的必然性，它將可能在未來觸發一場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決策者們一以貫之的逃避態度所決定的。他們或許深知，他們正在踏入一個灰犀牛陣，以敲鑼打鼓、砸鍋賣鐵的方式喚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們。但是，在這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度，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家尚且被隨意拿捏，誰又真正在乎那些從未進入視野的勞工大眾呢？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過去一般著述談到義和團，都視為晚清社會上「反洋教」鬥爭形成的最高潮。但從辛亥時起，一直有人認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 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來這種聲音逐漸成了主流。 例如最近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體大工程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對義和團運動的整個敘事就不像過去那樣前面大講一通反洋教運動，從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帶出義和團，而是從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儲」講起，把戊戌政變、己亥建儲、庚子國難、辛丑國恥清楚地連接成一個邏輯因果鏈。 戊戌政變慈禧太后鎮壓了康梁改革派，為了防止後者東山再起，慈禧曾動過廢黜光緒帝之念，但列強既出於維護其在華利益的私心，也確實在價值觀上同情變法，因而明確地干涉清朝的內政，阻止廢立圖謀，慈禧不得已改為立守舊派控制的儲君「徐篡大統」。 而國內改革派輿論則在列強支持下抗議清廷「名為立嗣，實則廢立」。這就是「己亥建儲」。 這一切嚴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緒。但是她又不敢公然與列強決裂，於是希望借「民心」來為她火中取栗。而義和團就是她選中的工具，「義和團之所以在那麼短時間裡迅速發展成長，除了官方的縱容、默許、支持外，也與官方試圖將他們『官方化』有關」這就導致了「庚子國難」，並繼而使列強有借口發動大規模入侵，導致辛丑國恥。 以往對義和團有兩個基本評價：讚賞的說它是「反帝」的「愛國主義」壯舉，厭惡的說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資料而言，我對兩者都頗有疑問。 說到「反帝」，義和團究竟消滅過幾個「洋兵」？不管是進攻被圍的使館區與教堂，還是阻擊進攻的八國聯軍，史料中記載的列強軍人傷亡量少不說，僅有的傷亡還基本都是清朝官軍的戰果。 儘管許多今人著述籠統地宣傳義和團「英勇抗擊」洋鬼子，史料中也確實有大批團民死於洋鬼子炮火下的記載，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車站義和團與聯軍作戰中擊斃4名義大利兵外，實際並無一條義和團殲敵的具體材料。 相反，初期團民戰而不效，中期以後則普遍避戰怯戰的記載卻很多。見於敵方的如「環繞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國之軍隊，不見拳匪之影」。 見於清方者，如「日以仇教為名四齣搶掠，並不以攻打洋兵為心」。「交戰之先約彼相助，乃借口時尚未至，或雲日干不利，任意推諉，已非一次。即至進戰，……義和團已不知去向。」「其素稱為團首者，迄今多日，終未見來。逃遁無蹤，無從再為整頓」。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義和團與聯軍的正面衝突並不多。」如後所言，出現這種情況並不能苛責團民，清廷對之也實在不仁不義。但無論如何，義和團的戰績並不足稱道。 非軍人的洋教士，義和團倒是殺了一些，不同的記載大約就是200來人吧。而死於義和團之手的，98% 以上都是中國人，主要是中國基督徒即所謂「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數按教會方面的說法有兩萬三千多人，這是確實的教民。而按其他史料的說法，僅在「奉旨造 反」期間，「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義和團高潮時，進京團民據說達十數萬乃至數十萬，但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他們似乎都一鬨而散，既沒見激烈抵抗，甚至也沒見來不及逃走大量遇難如後來抗戰時的「南京大屠殺」的。 都說清廷「賣國」，可是在這場災難中，清軍官兵反侵略而陣亡、自殺，英勇就義的真是不少，僅就督師統帥和提督、總兵、統領、副將等高級將領就有李秉衡、裕祿、聶士成、羅榮光、李大川、鳳翔、保全、承順、崇玉等一大批，幾乎每戰必有死將。真正要說體現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抵禦外侮的英雄精神的，應該是他們。 可是「愛國」的義和團呢？陣亡的團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師兄、大師姐（指紅燈照）和「老師」們，如張德成、曹福田、林黑兒、閻書勤、趙三多、李來中、李長水、郝殿軍、任濟復、姜晉華、李昆、胡蘭生、楊壽臣、劉呈祥、應天祿、李七、韓以禮、王德成、張鴻、陶洛五、劉喜祿、張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終，或者事後被搜捕殺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國內衝突中死亡，竟沒有一個是在與洋人對抗中陣亡或失敗自殺的！ 說到這裡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義和團「愚昧」嗎？「迷信」嗎？「盲目」嗎？我看也未必。 一般團民難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師兄們沒一個陣亡，是他們真的「刀槍不入」？如果是，他們怎麼沒贏？如果不是，那麼他們真的「迷信」這一套嗎？如果「迷信」刀槍不入而實踐之，他們又何以不死呢？還是他們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來就是裝的，他們根本就不會一試？請看當時的記載： 團與洋人戰，傷斃者以童子最多，年壯者次之，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 傳言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 人多信之。有觀其後者，歸語人曰，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 多麼精明的「老師」、「師兄」，誰說他們「愚昧」？在這一點上義和團與太平天國還真是不同：太平天國還真是「迷信」，天朝將士包括重要將帥，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幾乎每戰必有：從起義之初陣亡的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直到1868年太平軍余部在廣東最後一戰中重傷而死的統帥汪海洋。 可是義和團運動中就看不到這種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許多場景，憑「愚昧」說、「迷信」說是沒法解釋的。就說那西什庫教堂吧，40個洋兵守著，數萬義和團與清軍從6月到8月圍攻兩個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來！而且與圍攻使館區不同，對使館的圍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護」的。 對教堂就沒有這一說。非武裝的教堂燒了不知多少，圍攻西什庫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時又沒有機槍，40桿單響槍有多大火力？要論洋槍外面的圍攻者也要多得多呀。 再說西什庫的周邊環境大家也知道，既沒隔著河溝，又沒隔著大廣場，假如真的「迷信」刀槍不入，就憑著一股「愚昧」從街對面一衝鋒，哪怕前仆後繼犧牲一批也就衝過去了，怎麼會兩個多月愣是沖不過去？當年英國鬼子戈登在中國號稱常勝軍，到了非洲的蘇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馬赫迪兵，腦袋不也就丟了？ 說實話，還就是並不「愚昧」的圍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觀：守者槍一響，攻者如鳥獸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無後繼，因為絕大多數人包括大師兄們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覆，西什庫能夠堅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總觀義和團運動，基本是官慫則興，官壓即滅。義和團起自山東，可是山東官府一彈壓，後來也沒聽慈禧那一套，庚子時那裡就沒什麼動靜。 山西本無義和團，但巡撫毓賢一鼓動，庚子時那裡的「忽然團民」殺人就最多。老佛爺有賞，京城突現團民「其眾不下十數萬」，六洋鬼子臨近，如此多團民又「盡都拔旗拆棚，掩門潛逃」。 庚子年國難波及地區，無武裝的教堂基本都遭毀滅，有武裝的雖有被攻破者，更多的還是如西什庫那樣得到保全，團民常常繞著走。 真正兇殘不法的武裝教民（確實有）大多安然避過庚子，而大量手無寸鐵的無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貪家捏指為教者卻大量死於非命！整個庚子國難中，少量洋兵基本死於官軍而非死於「神團」，死於義和團者幾乎都是中國人，而義和團的死難者，尤其是老師、師兄們，死於中國官軍官府鎮壓者也遠遠多於死於侵略者槍下。 那時不僅大師兄們難得「愚昧」，慈禧老佛爺也是「理性」的不得了。過去都說她下詔向所有列強同時宣戰是發瘋了。 後來有史家考證發現：其實那宣戰詔書根本就沒有遞送給列強（不是不懂規矩，時至庚子，宣戰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內部傳達」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違我之意，那就是「帝國主義走狗」，殺你沒商量！這種所謂「對內的民族主義」，沒有高度的「理性」，豈能想得出來！ 同樣「理性」的老佛爺與大師兄們的關係也很微妙。儘管總的來說團民比教民要「傳統」，從「階級觀點」看也是教民更具「貧下中農」色彩，間或有「發洋財」的痞子，但官紳則是不會有的。而團民主體固然也是「貧下中農」和痞子，卻有官紳的參與，高潮時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無人不團」。 但是整體上義和團始終沒有真正官方化，基本還是「民間組織資源」。而我們的帝制本質上是容不得這種東西的。 當朝廷「主剿」時，有人說義和團源出白蓮教，後來有人辯稱不是。義和團自己更是拚命洗刷，「奉旨造 反」期間甚至經常檢舉、捕捉疑似白蓮教的百姓送官殺戮，以表心跡。 但其實是否源出白蓮教並不重要。真是白蓮教又怎樣？曾有人認為歷史上白蓮教多為造 反者所奉，必有異端教義。 後來有學者把《廬山蓮宗寶鑒》等白蓮教經典看了個遍，說是正統得很，沒找出什麼「反骨」來。其實中國朝廷鎮 壓白蓮教與西方中世紀基督教政權鎮 壓異端完全不同。 在中國歷史上，「民間組織資源」之招忌，並不在於你信什麼，而在於這種「自組織」機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無論大師兄們如何輸誠，朝廷骨子裡還是把他們與白蓮教、天地會視同一類。庚子之春以前和庚子之秋以後，朝廷都在剿「拳匪」。 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爺讓他們火中取栗、奉旨造 反，封他們為「義民」的那段「蜜月」里，官軍與「神團」仍是互殺不斷，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後邊捅你一刀這樣的缺德事，官軍與「神團」雙方也都干過。因此即便在那段時間，雙方也很少「並肩戰鬥」。 雙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分工」：義和團主要是屠殺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間或也抗過洋兵，而官軍主要抗洋兵，間或也參與殺教民。 改革以前迴避這些基本事實，楞說都是義和團在抵抗侵略者，清軍只有少數「愛國」官兵受義和團的感召，不顧「賣國」政府的阻撓「也參加了」抵抗。現在事實漸明：根本不是這樣。 而多數論者都認可抗洋兵是功，濫殺教民是過，既然前者主要是官軍所干，後者幾乎皆神團所為，所以如今認為「拳匪」比官軍可恨，或官軍比拳匪可愛的輿論頗盛。其實這也不很公平。 因為直接下手濫殺教民的雖然確實主要是義和團，但是老佛爺的指使、縱容和幕後支持豈可忽視？而後來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團民作替罪羊，反過來濫殺團民以獻媚於列強。 不仁不義、心狠手辣，莫此為甚！前面說過，清軍將帥抗敵犧牲者不少，而義和團的首領們幾乎沒有一個。 但是反過來，義和團的大師兄們死於非命的，幾乎都是死在官軍官府之手。 如果說這些人是罪有應得，那麼大量普通團民乃至疑似團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殺（比被八國聯軍殺的多得多）又該怎麼說呢？官軍殺洋兵是比義和團有為，但他們殺的無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爭的事實吧。 所以，儘管具體的每件功罪都應該詳加考證各有所歸，但總體來講官軍與團民哪個該褒哪個該貶，確實不好說。 我們只能說庚子國難這場大悲劇，清朝統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還在制度。這個制度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造成了這樣一場「反西化」大潮。 那麼，如此激烈「反西化」的義和團運動對於弘揚中國文化起了什麼作用？哪怕就是「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義」，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絲一毫的支持嗎？ 義和團請來各種「神仙」，從太上老君、黃蓮聖母、伏魔大帝、洪鈞道人、孫悟空豬八戒、呂洞賓鐵拐李、關公趙子龍直到「念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可謂有奶便是娘，但凡「傳統」中有的神靈都想到了，可就是從來沒提孔孟，更沒人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滿口怪力亂神，噤聲道德文章」就是這個「運動」的特點。「文革」時有人把義和團列入「歷史上勞動人民反孔鬥爭」之列，也不是全無空穴來風的。義和團「反西化」卻不尊儒，整一個「荊軻頌秦王」的活劇而已。 顯然，對於許多高度世俗化的傳統國人而言，他們「迷」則有之，「信」則未必；在信仰方面是臨時抱佛腳，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謂「終極關懷」式的宗教精神。 這樣的好處是這種「世俗理性」特別適應市場經濟，這一點在改革時代就體現得很精彩，壞處則是譚嗣同所說的那種「鄉愿」之弊。 就個人算計而言，他們每個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經濟人」，一點都不「愚昧」，但作為整體，他們在專 制體制下卻經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於是，從「金田起義」到「庚子國難」，中國歷史經歷了兩個「大拐彎」。同樣以專制制度為基礎，太平天國要以基督教掃除孔孟之道，實現「中世紀式西化」，而義和團要以「各洞諸神仙」掃除基督教，實現「怪力亂神式本土化」。 「文化資源」一西一中，反現代化的制度取向卻如出一轍。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者同樣排斥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兩者對儒家的仁義道德也並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為「妖書」而禁絕，「神團」則恰恰以怪力亂神的妖言來排斥孔孟之道。 這樣看來，現代文明與孔孟之道在這兩場災難中與其說是敵人，倒不如更像難兄難弟了。 聯繫到後來的某個時期天朝與神團都被當作兩大「高潮」而捧上雲霄，而當時恰恰也是「西方的」憲政法治與孔孟的傳統道德兩者都掃地以盡的年代，豈不令人深思？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真實影像
抽刀向小學生的仇恨是怎麼來的？當然是社會環境孕育的。 社會上瀰漫的戾氣是怎麼來的？當然是從小教育出來的。 視頻里這位小女孩，因為弟弟喜歡奧特曼而情緒激動崩潰哭泣，揪著弟弟的衣領把他推倒在地，並大聲斥責： 你為什麼天天記奧特曼，不記中國發生的大事呢？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 小女孩聲嘶力竭地向家人宣告：中國是最安全的國家，沒有之一！ 視頻截圖 還有被訓練到「火眼金睛」的小學生，會把數學練習冊封面裡的大紅圈當作是旭日旗的滲透。 視頻截圖 小學生認為，封面背景里隱約有一座山峰的虛影，顯然是富士山的植入。 還有一位自稱博士媽媽發布的視頻，孩子為表達愛國，把家裡的農夫山泉桶裝水拿來作為擋門的廢物，沒事就要踢兩下，因為它不愛國。 還有對祖國的懷有無限驕傲的小學生，為了讓家人接受中國是最厲害的國家，指著爸爸鼻子命令道： 給我說5遍！中國最厲害！ 視頻截圖 還有某幼兒園，拿『炸藥包』給孩子們做遊戲，荒誕中透出一絲毛骨悚然。 抱歉，我也知道把這些視頻一次性放出來劑量太大，我每看一條都心疼，肺疼，肝疼…… 這幾天，我們都見證了一個仇恨瀰漫的社會將結出怎樣的苦果。雖然很痛，但絕對很有必要切開爛瘡給大家看看，看看我們的下一代接受的是怎樣的教育，看看仇恨如何在孩子們的小小花園裡生根發芽。 放出這些視頻，絕不是要引導大家網暴這些孩子，恰恰相反，這些看起來戾氣極重苦大仇深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可憐的仇恨教育受害者。 這些孩子沒有被教育以人為本的價值觀，沒有被教育身為人的正常情感，是家長欠他們的，是教育系統欠他們的，是包括你和我在內每個人的錯。 放任孩子被仇恨教育荼毒，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罪過。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