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脱口秀了吗？一段来自校长的开放麦。 广东普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校长，近日召开家长会时，公开告诫家长并在PPT上写着：“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这些段子爆梗了，得细品。 网络图片 前些年,观点市场很是流行一句话，叫“我的母校只能我来骂”。虽然这被一些网友评为“十大最反智流行口号”之一，但依然有不少人将其奉为圭臬。 这位校长其实讲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在他的公开发言，或者说公开承认下，一个完美的闭环已经公开化。 我们不妨这两种孪生的逻辑合并到一起，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 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 2.一个集体内部的问题只能内部解决，不容他人置喙。 你会发现，这两个圆是没有交集的。从数学意义上说，就是“无解”。对应社会现实就是：根本不会存在问题，这就是所谓“天下大治”的真相。 这逻辑其实就和“我的孩子只能我来打”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试图垄断打孩子权力的是家长，说“我的母校只能我来骂”的人从来只是孙子，他不可能凌驾于他所疯狂爱戴的事物之上。 校长在演讲中还表示，爱校要从家庭做起，从家长做起。我们有太多爱这爱那的教育，却很少有教育告诉我们要好好爱自己，爱自己独立的思考，爱自由的灵魂，以及真实的感受。 留心观察，你还会发现更多有意思但毫无逻辑的“教育”。比如，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有人就会告诉你，“这只是一个学校。”但他避而不谈的是，“这还只是一个学校。”他更不会引导你去反思，“这可是学校啊。” 当这样的“教育”成为主流，也就给了校长足够的底气。他说群起而攻之，这个“群”又是哪些人呢？ 按理说，学生和家长，显然比学校领导多，可是校长却有自信做到“群起而攻之”。校长的自信并不是虚妄，这些年，“为众人抱薪者，必先烧死他”，这样的事儿，我们见了不少吧。校长言下之意的“群”，既包括校领导班子，也包括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而所针对的，就是敢于“说学校坏话”的少数。 网络图片 更无解的是，这个庞杂的“群”里，有一些人是被裹挟的，或是自甘懦弱的，但也有一些人是按捺不住蠢与坏，甚至不等校长发话，也会群起而攻之。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反复证明，内部问题从来不能在内部解决。每当问题出现，凡是告诉你“我们只能关起门来自己解决的”，基本都不是真心要解决问题的。关起门来要解决的，只会是人，尤其是发现问题、说出问题、分析问题、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人。 如果你是这所学校孩子的家长，又有能力用脚选择的话，赶紧给孩子转学吧。 拥有这种认知的人居然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还是堂堂校长！所以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网上会有那么多人说出“母校就是那个只能我来吐槽，外人批评一句都不行”的蠢萌语。 将熊熊一窝。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观人随笔
上一篇文章，又被投诉到删除了。这年头，要写点东西，是越来越难了。但有些话，还是得说。我写了，尽到了一个写字者的责任，就问心无愧了。 网上看到好几张图片，是一些企业和商家发的通知，大意是为了安全，禁止带苹果手机进店进公司。 又看到一个视频，有个女人声称要把家里的苹果手机苹果电脑都砸了，而且要全家人都不能用苹果了。 还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个哥们担心苹果爆炸，跟他的媳妇都分床睡了，给媳妇下了最后通碟：换手机还是换老公，只能二选一。 你看，傻X就是傻X，一旦发起疯来，轻则破财败家，重则妻离子散。 网上又有一段“外国某博主引爆苹果手机”的视频流传很广，似乎是坐实了苹果手机可以被“远程引爆”的传言。然而经过媒体核查发现，这是一则谣言，是有自媒体帐号对一个10多年前的视频进行了断章取义地裁剪。 媒体还强调了，“在我们国家正规渠道售卖的国行苹要手机，是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多道检查和审批才可以上市的。” 网络图片 但媒体的辟谣，似乎没什么用，仍然有很多人坚信苹果手机会爆炸。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这家媒体被渗透了。在他们眼里，只要不相信苹果会远程爆炸的，就是被渗透了，就是美帝那16亿美元公关费到位了，日本的700亿公关费到位了。 还看到一位自称只为苍生说人话的大V发了篇“14亿苹果用户睡不着了”的文章，一众粉丝留言，纷纷痛斥美帝的险恶用心。 呵呵，此前有报道称，任正非老爷子在公开场合讲过，自己家人都用平果。前不久也有报道，奥运冠军全红婵上苹果专卖店买手机。按这位大V的说法，任正非和全红婵都是苹果用户，都该睡不着了? 黎巴嫩为什么会发生BP机爆炸事件？因为这些BP机经过了改装，并不是锂电池爆炸（BP机的电池根本不可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灾难），而是在BP机里植入了一种名为PETN的高爆炸药（威力远大于常见的TNT炸药）。 而事实上，9月17日黎巴嫩多地发生传呼机爆炸事件后，18日再次发生对讲机（日本制造）爆炸事件，据说还有家用电器、太阳能发电板、车载收音机等发生爆炸。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爆炸行动。这种爆炸其实跟传呼机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也就是说，有人事先安装了炸药，然后进行引爆。即使真主党大小头目不用传呼机，也会在其他什么物件上发生爆炸。 说到这里，其实事实应该很清楚了。你从正规渠道买到的苹果手机，是没有远程引爆的可能的。除非是有人专门在你的手机上动了手脚。（如果一定是有被害妄想症，要执着地认为美帝就是要害你的话，其实，跟苹果手机无关，你买其他手机，也有可能被安装上炸药的。） 可是，说句扎心一点的话，美国间谍耗人耗时耗钱，费尽心机在你用的苹果手机里装炸药引爆，你这是觉得自己有多重要？ 再来看苹果手机的主要供应商，主要都是来自中国，也是在中国组装的。电池用的也是中国的欣旺达电池（广东深圳）、德赛电池（广东惠州）等，这些人造谣苹果手机会远程爆炸，这是不是在自己造自己的谣？ 网络图片 当然，说了这么多，对那些坚信苹果手机会被远程引爆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 1867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来中国，到广东潮州时，想要拍摄当地的广济桥。为了避免惹来麻烦，他特意选择凌晨拍摄，但当他架设机器的时候，还是被人发现了。 这下麻烦大了。 那时的人们认为照相会勾走人的魂魄，看到汤姆逊架设机器，便认为这个洋鬼子是在施什么邪恶的妖术，这可不得了了。随着“保卫家园，赶走洋鬼子”的声音此起彼伏，附近的人们开始围拢过来，有的抡着棍棒，还有的朝他投掷石头、土块。吓得汤姆逊落荒而逃，但还是被投掷过来的石头砸得鼻青脸肿，险些丢了性命。 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坚信苹果手机会被远程引爆的人，就像不可能去说服清朝那些相信照相可以勾走人魂魄的人一样。 对这种人，最明智的做法是远离他们，免得他们有一天突然发疯时，伤到自己。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店
中国官方媒体9月20日星期五发布公告说，58岁的“湖南省财政厅（中共）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同志不幸遇害”身亡。刘文杰由此成为最新的非正常死亡中共官员的一员。官员非正常死亡不断发生是近年来中国官场一现象，当今中国一现象。中共当局对这一现象的报道网开一面，令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迷惑。 官员非常正常死亡成为一现象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转发湖南省财政厅发布的刘文杰讣告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她“不幸遇害”，没有透露她遇害的具体详情和时间。 但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新华网随后援引湖南省会长沙地方公安机关的报告说，死亡前，刘被两名男子劫持，被劫持到楼顶上，随后刘和其中一名男子同时坠楼身亡，另一名男子试图逃离现场时因为失手而坠楼身亡；一名劫持者有上千万元的赌债，“经调查，未发现（受害人刘文杰）及其家人与两名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有交集。” 作为名单不断加长的非正常死亡官员的最新一员，至少按照截至目前的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来看，刘文杰的非正常死亡的明显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她似乎是被杀，而不是自杀。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还有不计其数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中国官方媒体称，他们主要是自杀身亡。 在众多话题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列为敏感话题、禁止媒体公开报道评论、禁止公众公开议论的当今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成为自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中国一现象，这个话题在中国的媒体上显然没有受到很多的限制。 因此，以“官员非正常死亡”之类的措辞为标题的文章、新闻报道、新闻综述时常出现在正式的官媒上，以及网络新闻门户网站上。例如，就在9月9日，中国网络新闻门户网站网易新闻发表专题报道，标题是：《中国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其提要是： “9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政协原主席张彭慧中秋节晚上被发现自杀身亡； 4月9日，浙江奉化市倒塌楼所属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被发现自杀身亡； 4月8日上午，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4月4日，在重庆“打黑运动”中立功的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在一宾馆内自杀。 从2013年1月至今，共有数十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自杀者数量最多，其次是喝酒和意外事故死亡。” 官员非正常死亡诸多疑点/看点 网易新闻的所谓“从2013年1月至今，共有数十名官员非正常死亡”显然是一种淡化的、缩小化的说法。实际上，据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报道，仅仅在2015年，中国各地公开被报道出来的非正常死亡官员至少有25名。 例如，2015年12月1日，新华网转发中国经济周刊的综合报道，标题是《今年来25名官员非正常离世：多在最熟悉的地方离开》。该报道配发表格图片，列出该年在各地被报道出来的非正常死亡的25名官员名称和死因，其中从高处坠落（坠楼、跳楼、跳塔、坠崖）的占15名，占非常正死亡的60%。 为什么官员非正常死亡在当今中国成为一种现象，甚至成为一种所谓的现象级现象？2018年10月22日，中国的财新网的一篇综合报道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该报道的标题是《盘点十八大后非正常死亡官员 多人生前疑患抑郁症》。 财新网报道的导语是，“官员非正常死亡再添一例。据国务院港澳办官网消息，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因患抑郁症于2018年10月20日晚在其位于澳门的住所坠楼身亡。” 财新网的报道没有说明为什么中共十八大之后（也就是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和中国“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统治者之后）非正常死亡官员变得引人注目，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死亡的官员好像抑郁症多是在十八大之后发生或发作。 当今中国的不解之谜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当今中国政治非常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导致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不能确定为什么在敏感话题多如牛毛的当今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居然可以得到相当自由的报道和评论。 有许多观察家认为，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时常见诸中共严密控制的正式媒体和网络媒体，是因为中共各级官员要借此向当今中国的“一尊”习近平发出哀求，恳请他体恤官情，爱惜和珍惜为他出大力干脏活并为此得罪无数民众的各级官员，以维护中共政权。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观察家认为，官员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时常呈现于中国公众视野，是因为“一尊”习近平就是要获取一种让官员感到恐惧的震慑效果。这些观察家指出，习近平反复公开宣扬他高度欣赏并有意效法前起源于两千多年的法家治国思想，而法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就是最高统治者要想获得长治久安，就必须不但要使民众感到恐惧，而且更使各级官员包括高级官员感到恐惧。 众多观察家指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持续以“反腐”的名义清除其政敌或疑似政敌，并且公开祭出和持续宣扬要“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让官员随时感到战战兢兢，马首是瞻，绝对服从；在另一方面，像中国前总理、有六四屠夫之称的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尽管被查出拥有巨额来源不明财产，但因为有习近平保护便可以安然无恙，甚至她的绰号“电力一姐”都得到保护。 与此同时，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宣扬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官员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投入黑牢（即被“双规”，即被投放到一个秘密地点，不得会见家人、律师、不得对外通信，法律专家称之为“法律黑洞”，有官员在黑洞中被拷打致死）。早些时候乃至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官方媒体时常报道说，某某官员上午还出席会议下午就被“双规”，或正在出席发表讲话就被带走“双规”。 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乃至官员认为，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最重要因素是恐惧，即害怕坠入那种生不如死的“双规”。 然而，官员批量非正常死亡这一现象在当今中国为何没有被列入不得见报的禁忌话题？对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分析家和学者们来说，这个问题依然是一个有待于水落石出的未解之谜。
就社会瞩目的“死刑是否违宪案”，宪法法庭于9月20日作成判决。我们先简单看几个结论： 宪法法庭认为刑法中以死刑为最重本刑的几项犯罪，都是涉及杀人、属于侵害生命法益最严重的犯罪类型，因此以剥夺行为人的生命法益作为惩罚，符合罪刑相当性原则，肯认死刑作为刑罚手段的一种，本身并未违宪。 对于犯罪情节最严重，并且于刑事程序之规范及实践均符合最严密之正当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在这个前提与范围内，以死刑作为刑罚的手段为合宪，这就是法律上所谓“合宪性解释”。 所谓犯罪情节最严重，是最高法院近年来一致的标准，并且与国际公约的要求相符，亦即行为人“直接且故意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此外，对于犯罪行为时或审判时有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者，不得科处死刑，亦符合国际公约之精神。 宪法法庭并未废死，也没有处理个案应判决死刑与否，而是提出死刑相关的侦查及审理的程序要求，并重申于个案中应综合考量犯罪情节是否属于最严重的情形，作为原因案件及将来审理死刑相关案件时应遵循的标准。 进一步说明，本件宪法法庭审理原因案件共37件，声请人所提出包含实体及程序上是否违宪的主张，都需经大法官审慎考量。其中所涉的四种犯罪类型包含刑法第271条第1项的普通杀人罪、第226条之1前段的强制性交杀人罪、第332条第1项的强盗杀人罪以及第348条第1项的掳人勒赎杀人罪。如前所述，在这些犯罪里面，如果犯罪情节属于最严重者，大法官仍肯认以死刑作为刑罚手段“之一”，并未宣告违宪。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过去掳人勒赎杀人罪处唯一死刑，大法官认为“以死刑作为唯一法定刑”，并没有考量犯罪情节严重的程度，于这个部分是违宪的。然而这其实不是现行法，现行法的第348条第1项已经增加了无期徒刑的选项，因此被宣告违宪的其实是过去的旧法，会特别提出是因为可料想会有人以此断章取义，说大法官宣告掳人勒赎杀人罪的死刑是违宪的，但并非如此。 至于什么是“犯罪情节最严重者”，宪法法庭提到过去最高法院其实已经形成稳定见解，就是参照公政公约的人权事务委员会对于公约的说明，排除“未直接且故意导致死亡的罪刑”，反面来说，就是只有在行为人“直接且故意导致被害人死亡时”，才有可能构成“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犯罪，并得以死刑作为其惩罚的手段。 而于与死刑相关的刑事程序上，也是本件宪法法庭裁判的一部分。对于什么是死刑程序所应有的“最严密之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判决中指出如果犯罪嫌疑人是涉犯以上四种犯罪类型时，于侦查、警询阶段就应有律师在场并陈述意见（现行法并未强制要求）。又，现行法对于死刑，并没有于第三审适用“律师强制辩护”及要求一定要经过“言词辩论”，这样的程序保障有所不足。再者，如果犯罪行为人于犯罪时或审理时，处于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的状态，不能对之执行死刑，这与于马政府时代已经内国法化的两公约的要求相符。此外，宪法法庭认为，死刑的科处应该经过合议庭法官“一致决”。其他还有些程序上事项，为避免说明过于繁杂，于此就先略过不提。 大体而言，本件宪法法庭裁判有两项主轴，即“严格化判处死刑要件”及“加强正当法律程序保障”。但前者其实只是重申及肯认过去最高法院相关判决行之有年的作法，并未把要件变得更严格。宪法法庭是于此前提下，加强正当法律程序保障，并对死刑做出合宪性解释，其实并未对当前我国死刑制度做出根本改变。于尊重立法者价值决定及合乎宪法基本权保障的前提下，宪法法庭加强了程序保障的要求，让死刑之判决程序更加完备，并符合国家人权公约之标准及国际潮流，宪法法院恰如其分地扮演著保障人权最后一道防线的角色。 ※作者为律师。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发布了延迟退休的决定，作为一项事关绝大多数人的公共政策，没有听取民意——哪怕以一种假装的形式，没有公开的讨论，在中共三中全会过后不足两月，就由立法机关通过，事实上，它构成了一起国家的违约事件。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0和55岁——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确定的。如今70多年过去，国家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人口寿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从这个角度看，退休年龄确有必要延迟。但是这种必要性不等于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就完全可以无视民众，不去征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或者以专家学者的意见去代替民众意见。 所谓公共政策，要处在于“公共”二字，即它关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处于战时状态，否则，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中，听取民众看法，并反馈于政策和法律，是现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识，此过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国的法律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规定。 延迟退休决定无视公众不满 延迟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还不一样，几乎涉及每个劳动者的切实权益，所以征询公众意见尤其必要。虽然延迟退休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为中国将要面对的现实而在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有过讨论，期间也不时在媒体上成为一个话题，然而，中国当局从来没有向公众就这个问题公开征求意见，更没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会进行讨论，作为政策出台的基础。也许它在小范围征询过相关学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后两者尽管也受政策影响，但他们对延迟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广泛的群体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当局不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技术上做不到——网络时代，就某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受影响群体的意见，简直小事一桩，而是它头脑里压根没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实民意的。民众对延迟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满正说明了这点。既然该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贸然更改它的合约内容，事实上就等同于违反了国家和劳动者达成的一个70多年的劳动合约。想想看，假如是一个企业，由于某种情况的发生，老板可以在员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项实行多年的合同，使之变得对员工不利，是不是构成了一种违约行为？ 只是这种违约，员工还可以诉诸政府的干预，或者到法院起诉企业老板，获得一笔赔偿，或者让企业再改过来。但如今面对国家的违约，民众无法诉诸救济渠道，只能接受这个后果。此乃这次要人大常委会而非中国政府作出延迟退休决定的原因，也许在当局看来，在中国的宪制构架中，人大是权力部门；另外，理论上也是民意代表机关，既然人大同意通过，也就意味着延迟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权，无须征询民众意见。 如前所述，虽然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已实施了70余年，有调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点推出，论证过程做得扎实点，甚至做个样子征询民众意见，开放舆论讨论，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这并非是个十万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马上做不可。现在当局不惜忤逆公众意志也要调整退休年龄，常理来看，背后定有某种不得已理由。 养老金缺口让当局不得不打延迟退休主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向公众解释如此安排的原因时说了三点，一是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二是有助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三是有助于满足劳动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样化需要。不能说她讲得不对，但显然，她回避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真实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口在这些年的剧降而导致的巨大的养老金缺口，让当局倍感这一问题拖晚一天，形势就危险一分。 延迟退休的宏观背景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再叠加经济的恶化。由于错估计生政策带来的人口压力和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反转比当局预想的来得更早，原来预测若干年后才会出现的人口危机在当局未作充分准备下突然到来。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去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占比全部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按这一进度，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再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峰值。 发达国家到这一阶段时，人均收入水平比当下中国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要落后很多，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体系耗费了太多的公共财政和资源，用于社保上的钱和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讲，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这几年又遇上了经济萧条，企业和个人参保的部分也大幅减少，参保的积极性降低。这无疑给国家的社保体系构成了沉重压力。就此而言，延迟退休是整个劳动者在为当局错误的人口政策买单。 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到了什么程度？按照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在2035年耗尽。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养老保险支付压力不断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两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到了2050年，几乎一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名退休者。届时是否真的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养老金的亏空，当然可以争议。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局可以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亏空。然而，问题在于，这一提议在现今社保体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过，之后也不断被提起。虽然当局划拨了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保，却少得可怜，未来是否会大量划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经济形势不好，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当局只能用国资这块唐僧肉来救急，但至少现在还不是当局政策考量的选项。然而问题总要从现在开始解决，于是当局就在延迟退休上打注意，或许在当局看来，既然延迟退休有必要，晚动不如现在就做，故在三中全会过后，快速出台方案。 习近平常常敲打官员，群众利益无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亿，就变成了大事。可在延迟退休这件事上，习却习惯性“忘记”了自己的警告。这反映出当局在所谓的群众利益问题上，典型的言行不一，两面派做法，口头上讲得好听，可要动真格，群众利益全然抛在脑后。这实际就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当局施政的真实写照。它也知道这样做会引发民意反弹，所以不允许公共讨论，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时官媒还可以对当局发出类似“延迟退休是对一代人的违约”的质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来后官方的“安慰”式解释，就连这个“违约”之文在网络上也删得干干净净。当局以为，它这一删除，似乎大众就不知道这是一起国家对它的人民的违约。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领衔国企改革时曾经公开放言，中国改革正在步入一个地雷阵，而他将义无反顾、抬棺前行。且不论他的激进改革在身后留下多少非议，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时庞大顽固、积重难返的旧体制是多么难以撼动。 而今，特别是年中“二十大三中全会”结束后以“改革”名义出台的一连串“砸锅卖铁”政策，正在将中共推入了一个远比地雷阵更为恐怖的“灰犀牛阵”。其中，最新的一头灰犀牛，就是9月13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延迟国民（职工）退休年龄的决定。 “改革”闯关的历史重复？ 虽然修改退休年龄的法律动议，一个有关所有劳动者的根本制度，酝酿了十几年，但是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通过后仅寥寥数月，北京的全国人大就如此举重若轻地快速通过这个极富争议性的法律修订案，不能不令中国公众为之哗然和愕然。 他们哗然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损失和对未来预期的进一步幻灭。在当下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大衰退、无论青年人还是中年人的失业率都高企不下，可见的企业破产浪潮已经到来，整个劳动群体对未来都陷入极不确定的预期之中，这本来是中国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央行前行长易纲近日在上海公开警告中国陷入严重通缩陷阱的根源。 这也是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彦辞(Jens Eskelund)发表的忧虑所在。他在评价欧洲商会最近出台的一个报告时说，中国消费者极不愿意消费，而他们又看不出中央政府有任何重振经济的复兴计划。而新近出台政策却又指向了相反方向，如野村证券研究所的报告所指，在明显的大衰退背景下，中国政府不仅没有伸出反危机的帮助之手，反而其财税政策正在变成一只“掠夺之手”。 而且，相比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各种“砸锅卖铁”的掠夺，无论紧缩财政还是疯狂罚没，或者纪委系统总动员，对上至退休部长级官员下至各级地方官员开展党内官员巨额财产清查，等等，都没有什么能够与劳动领域的根本性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冲击相提并论。 公众自然不能不愕然中央政府的官僚们为砸锅卖铁竟然如此愚勇颟顸、一意孤行，无异于与劳动阶级进行一场梭哈式的政治赌博。 毕竟，对尚存改革记忆的老辈人来说，类似重大的体制改革如此轻易地快速通过，让人想起的先例并非朱镕基时代“抬棺闯地雷阵”的勇气，而是看到了堪比1988年赵紫阳主政推动的“价格闯关”的危险。赵试图以激进的市场导向改革结束“价格双轨制”，但引发了高通胀，也引发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运动和公众同情，最后导致赵紫阳的落马和整个共产阵营的崩溃。后者算是这场真正的自由主义改革的未期然却在更大范围扩散的历史成果。 然而，2024年的延迟退休改革，在酝酿十几年后，是社保基金面临未来几年即将出现支出危机的背景下不顾及基本立法程序，即三读需要，在“三中全会”结束后匆匆二读即生效通过，整个过程没有按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做提前三十天的公示和征求意见，基本属于利用委员长特别权力强行通过的法律修订。与同时间在广州秘密二审宣判黄雪琴几乎如出一辙，虽然后者只是一桩针对煽动颠覆的司法审判，却违反了基本的审判公开的法治原则，而延迟退休法律的修改，也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基本、形式上、最低限度的公开审议，以最快的方式走完了全过程的法律修订。 所以，外界可以从中窥见，中国统治集团内部为砸锅卖铁到了何种焦虑程度以致于不顾基本的形式程序和形式民主。他们或许参照了同期公示征求意见然后招致全民反对的“上网身份认证”的前车，颇有某种异乎寻常的自信，以为在过去十几年对公民社会的清剿、对党内派系的清洗，足以保证全过程不受干扰地实现“砸锅卖铁”的最高意志。 仅此而论，足见中国统治精英，从领导集团到技术官僚，都深谙其中利害，却完全站在劳工阶级的对立面，机会主义地利用反颜色革命的镇压成果，强行闯关、通过这条如果在法国或者其他富有劳工运动的国家都将可能引发劳工阶级极大反弹、乃至举国抗议的法律。不能不说，这是貌似必赢却极其冒险的政治赌博，不顾潜在的巨大政治风险，后者意味着一个持久不息的革命导火索。 苦力主义和劳动宪法 因为，虽然从表面上看，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推迟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欧洲相关政策改革，作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一项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国的劳动环境下，一个未经广泛讨论和审议的重大劳动政策的变更，在缺乏配套劳动和福利改革的条件下，不仅可能迅速上升为“国家违约”的政治冲突，而且从劳动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也是注定失败，可能引发中国劳动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崩塌，进而造成持久的国家失败。 简单地讲，原先成型于1970年代初的职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于当时的国民平均寿命（即61岁），在几十年后国民延寿至平均年龄78岁后，表面上似有调整必要。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结束后，传统意义的工人阶级在整体上已经不复存在，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和阶级意识全然消失，中国劳动领域只有没有阶级的庞大工人和受雇佣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引入的集体谈判机制流于形式，并不存在一个正常国家里的在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之间的政治谈判安排。任何劳动制度的改革都意味着是单向度的、强加的、违背工人和受雇佣者的阶级利益。 其次，工人阶级消失的无声无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92年开启的市场经济将19世纪以来的华工-苦力主义传统唤醒了，并且以奋斗-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权利观。中国劳动者以推迟享受、为未来回报而特别能忍受现期超时劳作的苦力主义激励，与国家暴力和资本暴力的双重暴力驱动和谐并进。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对中国广大苦力-劳动者来说，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开始美好生活、结束苦力劳动的解放象征。只有在双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国，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年龄线对劳动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义。当然，今天也有许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龄劳动者苦于60/55的限制，雇佣单位对他们的超龄雇佣显然违法，也断绝了他们的生机。这在园林行业、建筑行业也成为雇主们近年来的困扰，他们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劳动法，放宽退休年限。 这一对少数高龄体力劳动者来说像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延退共识，毋宁反映了中国劳动者缺乏足够社会福利和劳动权利保障的悲惨现实。对更多的劳动者来说，三年的退休延期却形同绝望生活上追加的一记重锤。因为，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劳动市场上，充满了年龄歧视。在缺乏工会代言和阶级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数低学历的劳动者如同骡马一般被按齿序分类。其中，35岁意味着第一个失业门槛，简直就是高学历码农的噩梦。而越来越多总量接近两亿的“自由职业者”（其中大部分实为外卖骑手、按摩师、护工、卡车司机等新仆役阶级），一个更无劳动时间保障近年来因多发生高龄劳动猝死的劳动群体，新近被美团等公司限制招收45岁以上求职者，且被限制向高龄骑手派单。 也就是说，对总体上缺乏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且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劳务派遣工的中国劳动者来说，他们正在成为不稳定就业者，新流民阶级。对他们来说，从40到60都意味着严重的职场歧视和越来越少的就业机会，和越来越短的健康劳动寿命。（譬如当今中国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劳动寿命只有57岁。）如果再延期退休三年，尽管可能只是为现在已经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帐户带来更多一点儿在北京官僚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边际损失，对无数困于劳动市场的边缘化而无法被福利领域解救的失业者、灵活就业者等等整个新流民阶级来说，却可能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灾难，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阶级结构的瓦解之后发生社会结构的瓦解。 事实上，疫情结束的两年来，中国各地激增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件，从吉林针对美国游客的屠杀，到苏州平江路惨案等等，几乎每天、每周都发生的类似惨案，行凶者的年龄越来越集中在50岁以上的中年男人群体。他们正在耗尽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再来看十几年前中青报等媒体大声呼吁的，退休年限是一个国家契约、不可轻易违约的评论，其中固然有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敏锐和迂腐，但若对照中国劳动市场现状，恐怕不难发现，相比中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无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后也是唯一神圣的劳动宪法。任何对这一劳动宪法的轻视和践踏，都可能颠覆整个国家的阶级-社会关系和政治基础。 如此来看，可能无需再行计算1970年代十几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个劳动者养活一个退休者的不可能供养模式，任何人都能从中国劳动者的苦力主义悲惨状况发现这场延迟退休改革失败的必然性，它将可能在未来触发一场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决策者们一以贯之的逃避态度所决定的。他们或许深知，他们正在踏入一个灰犀牛阵，以敲锣打鼓、砸锅卖铁的方式唤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们。但是，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度，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尚且被随意拿捏，谁又真正在乎那些从未进入视野的劳工大众呢？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 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 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 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 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 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 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200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 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有两万三千多人，这是确实的教民。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 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 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就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 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 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 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 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 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也要多得多呀。 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大家也知道，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哪怕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总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 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六洋鬼子临近，如此多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 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者却大量死于非命！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的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 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 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 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 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 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 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其实中国朝廷镇 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 压异端完全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之春以前和庚子之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 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 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 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楞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 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 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 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 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 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 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 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莲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全无空穴来风的。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 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 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 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 “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 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 联系到后来的某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真实影像
抽刀向小学生的仇恨是怎么来的？当然是社会环境孕育的。 社会上弥漫的戾气是怎么来的？当然是从小教育出来的。 视频里这位小女孩，因为弟弟喜欢奥特曼而情绪激动崩溃哭泣，揪着弟弟的衣领把他推倒在地，并大声斥责： 你为什么天天记奥特曼，不记中国发生的大事呢？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 小女孩声嘶力竭地向家人宣告：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没有之一！ 视频截图 还有被训练到“火眼金睛”的小学生，会把数学练习册封面里的大红圈当作是旭日旗的渗透。 视频截图 小学生认为，封面背景里隐约有一座山峰的虚影，显然是富士山的植入。 还有一位自称博士妈妈发布的视频，孩子为表达爱国，把家里的农夫山泉桶装水拿来作为挡门的废物，没事就要踢两下，因为它不爱国。 还有对祖国的怀有无限骄傲的小学生，为了让家人接受中国是最厉害的国家，指着爸爸鼻子命令道： 给我说5遍！中国最厉害！ 视频截图 还有某幼儿园，拿‘炸药包’给孩子们做游戏，荒诞中透出一丝毛骨悚然。 抱歉，我也知道把这些视频一次性放出来剂量太大，我每看一条都心疼，肺疼，肝疼…… 这几天，我们都见证了一个仇恨弥漫的社会将结出怎样的苦果。虽然很痛，但绝对很有必要切开烂疮给大家看看，看看我们的下一代接受的是怎样的教育，看看仇恨如何在孩子们的小小花园里生根发芽。 放出这些视频，绝不是要引导大家网暴这些孩子，恰恰相反，这些看起来戾气极重苦大仇深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可怜的仇恨教育受害者。 这些孩子没有被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没有被教育身为人的正常情感，是家长欠他们的，是教育系统欠他们的，是包括你和我在内每个人的错。 放任孩子被仇恨教育荼毒，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