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六四”鎮壓後爬上權力頂峰。在其當政的十三年間，香港實現主權移交，中國成功加入世貿，並獲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國貪腐泛濫，政治改革停滯，鎮壓法輪功更導致人權法制急劇倒退。回首中共建政歷史，江澤民留下了什麼樣的足跡，又帶來怎樣的影響？ 1989年6月3日夜間到4日凌晨，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在北京發生。短短二十天後，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京召開。 善於投機的技術官僚 靠鎮壓學運爬上權力之顛 中國官媒報道稱：「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選舉江澤民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趙紫陽所犯錯誤的報告，並選舉江澤民為新任總書記。五個月後，江澤民成為中央軍委主席，1993年成為國家主席。 對於江澤民登上權力頂峰，旅美時事評論員橫河告訴本台：「他爬上去的整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技術官僚（向上爬）的過程，他並不是一個政治家。技術官僚的話, 在政治上他就要投機。」 江澤民的身世之謎 公開資料顯示，江澤民於1926年出生於江蘇揚州一個富裕家庭﹐祖父江石溪中年棄醫從商，育有七個子女。老大江世俊，即江澤民生父；老六江世侯（即江上青）1929年加入中共，並成為新四軍元老之一，1939年被地方武裝打死時才二十八歲。後來，江澤民一直稱自己在十三歲時就被過繼給其叔父「江上青」 的遺孀王者蘭，屬於「紅二代」，但旅美時事評論人士橫河說：「這個事情其實一直到最後都沒有被證實。」 公開資料還顯示，江澤民曾就讀於揚州中學，1943年考入在日佔區南京復辦的中央大學 電機系，之後轉到上海交通大學同系，1947年畢業。之後，他加入美國人擁有的上海海寧洋行任工程師。在中國官方傳記中，經常忽略江澤民在南京淪陷期間的學習經歷，堅稱他當時是一名熱心的共產黨員，積极參与反日學生活動。另一些人則說，江澤民最早是在1946年（日本戰敗一年後）加入共產黨的，當時他還在上海讀書。 意外登上權力巔峰 江澤民的政治崛起與鎮壓學運密切相關。自1985年起，江澤民先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及市委書記，而在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學潮期間，江澤民就接見過上海的學生代表，並把學運打壓下去。橫河告訴本台，中共黨內當時曾要求觀看江澤民訓斥學生的講話，他自己也曾看過該視頻。 不過，把江澤民直接送上權力巔峰的還是整肅《21世紀經濟導報》事件。當時正值八九學運初期，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率先查封了敢講真話、支持學生的《21世紀經濟導報》。橫河說：「就是在全國所有的省市領導人都在觀望、沒有做出決定的時候，他（江澤民）是唯一一個站出來，對相對來說自由派的思想和跟這次學生抗議活動有關係的（進行）鎮壓的人。」 強力鎮壓讓江澤民贏得了實際掌權的鄧小平的信任。同時，他還擁有「紅二代」 身份。很快，原已準備退休的江澤民就被鄧小平欽點進京，並踏著「六四」學生的鮮血飛黃騰達。 不過，剛剛接任總書記的江澤民謹慎、保守，甚至一度採取向左轉政策，令鄧小平非常不滿。「如果繼續回到左的這條路線上去，實際上是對鄧小平的全面的否定。」 旅美時政評論人士蔡慎坤對本台表示，「這是鄧小平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當時他才發動了一場南巡，由軍隊來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實際上，這對江澤民來說是極大的震懾。」 看到風向不對，江澤民立刻轉向，表示堅決擁護改革開放，這也體現了他投機分子的本色。 以腐敗治國 強化對軍隊的掌控力 「你們比西方記者跑得還快，但是問來問去的問題都too simple（太簡單）, sometimes naïve（有時很幼稚），懂了嗎？……中國有句話叫『悶聲發大財』，我就喜歡這句話，就是最好的。」 這是2000年10月，江澤民訓斥香港記者時的一段講話。 「六四」鎮壓後，為了保住中共政權在政治上不受挑戰，江澤民採取了「悶聲發大財」的方式，推動人們把注意力轉向經濟生活，專註於發財、致富和搞錢。橫河說：「這是江澤民時期治理的一個重要方式，類似於黑金政治，你可以去發財，但是不要去碰民主、自由這種東西。」 「悶聲發大財」的具體表現就是「放手腐敗、鼓勵腐敗」。蔡慎坤指出：「尤其是軍隊，後來為什麼買官賣官成風？那就是江澤民為了保持對軍隊的掌控力，放任軍隊搞腐敗。首先，他自己帶頭搞腐敗，下面的百官都必須要腐敗，不腐敗你怎麼進貢呢？」 江澤民時代的經濟改革主要由總理朱鎔基主持。旅美經濟學者何清漣在寫給本台的特約評論中曾指出，朱鎔基採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來推動國有企業改革。這為胡溫十年的政府財政稅收與國有經濟奠定了基礎，也為習近平時代留下了家底。同時，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導致的「圈地運動」也開始於江時代，並在胡溫十年發展成地方的「土地財政」，成就了中國經濟的表面繁榮。對私有經濟，當局也採取了開放態度。 雖然經濟向好，但蔡慎坤指出，正是從那時開始，中國形成了官僚利益集團和壟斷利益集團牢牢捆綁在一起的模式，彼此輸送權力與利益：「他們形成的一個複雜、互相循環的一個模式。」 他說，在這種模式下，當局出台的所謂「改革」主要嘉惠於這兩大特殊利益集團，而並非惠及到全體民眾。這也讓中國的經濟改革從此走上一條「邪路」。 鎮壓法輪功 徹底摧毀中國人權法制 中國的人權法制在1980年代時尚在初步發展階段。江澤民上任之初，情況還在按照慣性前進。「真正的出問題是出在了江澤民的對法輪功開始動手之後，人權法治就基本上被摧毀得一乾二淨了。」 蔡慎坤說，「打擊法輪功，實際這是江澤民在政治生命中最大的一個硬傷，也是他一直耿耿於懷、放不下心的一件事情。」 法輪功是一種佛家修鍊大法，於1992年5月在中國吉林省公開傳出，短短7年，修鍊人數就達7000萬至1億。而中共始終把一切宗教信仰都視為對其統治的挑戰，江澤民更是將法輪功視為眼中釘。 橫河說：「有很多後來的文件來證明，就是在(1999年）4月25號（中南海上訪事件）到7月20日（法輪功被取締）之間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個人在策劃。當時在政治局常委裡面沒有支持他的，但是他一個人就決定了，因為他說『這是在和共產黨爭奪群眾』。」 江澤民一手製造了對法輪功的鎮壓運動，其殘忍血腥和影響之廣遠超當年「六四」事件。直到今天，這一鎮壓政策依然存在。江澤民也被指為大規模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魁禍首。蔡慎坤指出，為鎮壓法輪功，中共從上到下成立了專門的領導機構「610辦公室」，完全目無法紀，並明確要求任何律師不準受理法輪功案件：「你想想，這還有什麼法治呢？我們看到後來高智晟這樣的人，他不就是接了法輪功的案子，給領導人寫了公開信，最後導致他現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是不是？」 江澤民在任期間，因人權踐踏行為而在多國遭到起訴，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法輪功學員在阿根廷起訴江澤民一案。該國聯邦法官最後判定江澤民犯下「反人類罪」。雖然中共後來通過政治運作令該法官被撤職，案件也被否決，但影響依然頗深。橫河說：「不管怎麼說，作為一個中共的領導人，在國際上被判反人類罪，這個也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連毛澤東都沒有過。」 喜愛外交做秀 出賣國土給俄羅斯 江澤民時代，中美關係走出「天安門」鎮壓後的低潮，並逐步進入一種蜜月期，與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也相對融洽。在其任期內，香港與澳門主權順利移交，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WTO），並獲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 蔡慎坤說：「那個時候西方國家對中國是沒有戒心的。而且，我認為江澤民也沒有要統治世界或者給世界指明方向的這種野心。在國際上，就沒有形成太多的對中國的制約。」 不過，在江澤民任內，也發生第三次台海危機和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國轟炸事件，導致中美關係一度緊張。 （江澤民在訪問菲律賓時演唱貓王的「Love me tender」） 江澤民喜歡吹拉彈唱，曾在會晤外賓時表演唱歌、彈吉它、拉二胡，還時常大秀英文。他也曾接受美國《紐約時報》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著名記者華萊士等的專訪。不過，這些訪問報道最後反被認為是中國對外宣傳的「大突破」和「成功案例」，江澤民在受訪中一直為中共專制制度、以及「六四」鎮壓和迫害法輪功等辯護。 (江澤民回答華萊士：「中國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制體系，我們確實有新聞自由……」) 「他不是一個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領導人。他的表演欲比較強。」橫河指出，江澤民除了做秀，實際在任內並沒有什麼突出的外交成果，加入世貿及申奧成功等也只是一些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他的「賣國」事迹卻影響更深更廣。 在江澤民任內，他與俄羅斯簽訂了多項邊界協定，但國內媒體的相關報道都低調而模糊。曾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的旅美學者嚴家祺撰文提出，江澤民任內十三年，在對俄關係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事實上承認了一個半世紀以來中俄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並以這些條約造成的邊界狀況，劃分中俄兩國國界。嚴家祺提出，應追究江澤民的賣國責任，重新審議相關條約、協定和有關議定書。據統計，江澤民總共出賣的中國領土高達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 海外政論刊物《北京之春》榮譽總編、本台特約評論員胡平分析背後原因時說：「那個時候，中共因為剛剛經歷過『六四』，受到國際社會、主要是西方國家的強烈制裁，江澤民就急於和俄國搞好關係，建立所謂戰略夥伴關係。」 但也有評論指，江澤民這樣做是為一己之私，他一直擔心鄧小平隨時會把自己撤掉，因此希望拉攏俄羅斯，從外部全力幫他鞏固權力。 最近，台灣的總統賴清德公開質問，中共如果真的在乎領土完整，為何不拿回清朝《璦琿條約》割讓給俄羅斯的中國土地。北京方面啞口無言，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則發表回應，稱莫斯科與北京已於2004年解決了邊界相關爭議。橫河：「正好說明這個賣國千真萬確就是落實在江澤民頭上，而不是滿清的頭上。」 當政十三年 掌權二十年: 江澤民為何遲遲不願下台？ 江澤民當政十三年，但外界普遍認為，他實際掌權二十年，因為在後來的胡溫時代，江澤民還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垂簾聽政」。橫河指出，江澤民的目的是為使其政治遺產不被否定，包括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為此，他打破了黨內兩個政治規矩，一是把政治局常委從七人變成九人，即形成所謂的「九龍治水」；另一個就是在胡錦濤上台以後兩年多，他才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位。 蔡慎坤表示：「胡溫想搞政治體制改革搞不動，也就是因為江澤民已經定下這個框框。他是『九龍治水，各自為政』。你即使是總書記，也不可能再去管其他常委分內的事情。這就是的制約了胡溫他們手上的權力。」 橫河也提到，政治局九個常委當中，大多都是江澤民的馬仔，其中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排名最後，權力卻是最大的：「這個實際上就是為了確保胡錦濤上台以後不會否定他的迫害法輪功的政策。」 江澤民時代，政治上提出「三個代表」並將其寫入黨章，也由此開放了資本家入黨的先例。蔡慎坤說：「這相當於摻沙子，不像現在的習近平的呢，要純潔黨的隊伍。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認為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實際上是有幫助作用的。」 不過，橫河認為，「三個代表」實際上是一種統戰策略，旨在將改革開放後新湧現的各界精英納入共產黨體制，以防止他們提出政治訴求，挑戰共產黨統治。但此舉理論影響力不大，也沒有被真正貫徹下去。 同時，江澤民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隔代挑選了習近平為胡錦濤的接班人。蔡慎坤指出，其本意是要保護其家族和江派集團的利益：「因為他的家族的利益到後來實在是太大了，他身邊的馬仔、跟班的實在是太多了，他要保護這批人的利益。所以，他想選一個沒有能力的人，一個非常平庸的人，從胡錦濤的手上接過旗幟，最後選了習近平這樣一個人。」 不過，習近平上台後即展開反腐運動，並竭力清洗江派勢力，還把政治局常委從九人變成七人，重新集中權力。他在各領域向左轉的政策也導致中國政治、經濟的全面倒退。這一結局恐怕也是江澤民當初意想不到的。
鄧小平及八十年代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反覆被提及、揣摩、評價、回味以及嘆惜的年代。三十餘年後，或許可以跳出之前的慣性思維與官方敘事，重新審視這段至關重要的歷史。 陳奎德仍然記得多年前的那個下午。 那是1983年6月，廣西桂林。博士學位在讀的陳奎德與五位同學一起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名為「認識論與現代科學的關係」。當時，中國的哲學界和認識論領域仍然堅持根據馬克思主義，把哲學的基本問題劃分為所謂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陳奎德說，「我們覺得這個是過時的，教條的，根本不能涵蓋豐富的、宏大的，整個哲學思想和人類活動。」 由陳奎德執筆，他們結合自己的學習與對現代哲學的理解，整理了十條對中國認識論學術領域的不同想法，後來被叫做「桂林十條」。「簡單說，就是反對對哲學思想的兩分法，反對對真理的獨斷論，就是好像只有馬克思主義這一學派才掌握了人類哲學的唯一真理，提倡真理的多元論。」 本來是上午十點發言，他們猶豫了，怕給學校惹麻煩。後來又一想，寫都寫了，不如借著很多人睡午覺的時間講了。 一上台，他就發覺「糟了」。之前都是上面發言，底下開小會，但他一開始講話，「全場靜默，全場都尖著耳朵在聽，感覺有點嚴重。」 發言過後，當時中國哲學領域的領軍人物蕭前就把稿子要去，「他本來要睡午覺的，現在午覺也不睡了，下午就開始了批判。」 當時正值全國開展「清除精神污染」，反對倡導人道主義、反對接受市場經濟理論、反對提倡藝術美學的自由主義傾向，社會氛圍極度緊張。 回到復旦後，一個父親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訴陳奎德，在父親辦公桌上看到了一份內部文件，上面有「桂林十條」六個起草人的名字，「你的名字前面打了個紅圈，好像是說要流放到青海或者怎麼樣」。 陳奎德和另一位博士生先是收到了停學三個月的通知，要求他暫停博士學業，重新學習馬列主義。但就在他等待更嚴厲的處罰時，事情又奇蹟般地發生了變化——清除精神污染只「運動」了二十八天便宣告結束，他們因禍得福，名聲大燥，「結識了非常多的學界朋友，所謂自由化思想的人，都是志同道合的」。他後來成為1949年後西方哲學史專業的中國第一位博士。 畢業後，陳奎德留校任教，後來又接任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任上海《思想家》雜誌主編，參與了一切可以參與的改革，直至1989年，去國，被迫流亡。 陳奎德的八十年代，可以說是許多中國人八十年代的縮影。有希望，有動蕩，有壓迫，有熱血，直至「結束了在中國的一切」。 如果離開”改革開放”的敘事邏輯 「我覺得不存在什麼八十年代的黃金時代。」中國民主活動家王軍濤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如今大家對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懷念，在他看來並不符合現實，「那時候知識分子對鄧小平也是非常不滿意的，對趙紫陽也不滿意，只是對胡耀邦還是比較滿意。」 細究中國各項制度在八十年代前後的變化，如果遠離「改革開放」這個習慣性敘事，不難發現，光環之外，實則節節敗退。 比如，造成中國今天所面臨的重大人口危機、限制人民生育自由的權利，是在1978年憲法中失去的。 在1980年憲法修正案中，中國人民失去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等公開民主表達、自辦刊物在法律上的權利。 1980年的苦戀風波，開啟了中國持續至今的電影審查制度。 中國人民對土地的私有權，是在1982年的憲法中失去的。 一同消失的，還有「通信自由」和「罷工自由」。 1986年年底，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因不滿地方政府在人大代表選舉中為學生參選設置阻力，集會遊行抗議當地政府不遵守「新選舉法」、違法干涉基層民主選舉，學生抗議從合肥迅速蔓延到上海、北京，引發了持續二十八天的全國學潮。 這場學潮最終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宣告結束，未經批准的遊行自此被視作非法遊行，參加者將被法辦，並以此抓捕了八十三名學生。這項規定也可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的前身。 隨後，胡耀邦於1987年1月以非正常方式離開總書記的工作崗位。繼華國鋒以非正常方式離開中央領導職位後，這是十年之中，中國第二次非正常更替中央領導人，並直接引發了兩年後的八九事件。 伴隨著許多權利的悄悄消失，還有一些權利是人民自發爭取來的，並不是政府主動而為。 比如，1978年，在已經確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後，中國實質上還在堅持知青的上山下鄉的政策，甚至在1978年秋天的全國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還形成了《知青工作四十條》的決議，肯定了「文革」以來上山下鄉工作取得的「偉大成就」，指出今後仍然要「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 此時，上山下鄉運動已經執行了十年，全國下鄉與支邊知青總數總計兩千餘萬人，實際在農村或邊疆接受「再教育」的還有一千萬。《四十條》使許多青年人心灰意冷。1978年底，雲南一名女知青難產死亡，當地知青上街抗議、要求返城，自此掀起了一場席捲全國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抗議活動，這才終結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中共中央黨校前教授蔡霞對本台形容，1980年代的形勢是「只有一條門縫，老百姓就能努力擠開一扇門」。 她說：「那時候並不是我們說的蘊藏著什麼極大的社會主義熱情，就是要求個活路，人們窮了十多年了，再不求生就活不下去了。從包產到戶，到知青回城，還有個體戶，賣個小火柴、小香煙之類的，都是老百姓先自發求生，後來得到了政策上的允許。鄧小平自己其實也承認，他說：我們沒做什麼，但是人民有創造，我們就是肯定了人民的創造。」 「所以對我來說，八十年代並沒有什麼好。」王軍濤回憶說，「當時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是一直被打壓的。比如魏京生、王希哲都不只被判了刑，而且是判了重刑。我們這些在高校中的人雖然幸免於難，但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清洗運動一直沒有斷過，而且每次都有一大批人受衝擊。那些覺得八十年代好的人，可能他們那時候也不關心政治，等到後來發覺共產黨整到他們頭上了，才感覺共產黨好像剛剛開始變壞。但對我來說，共產黨沒有一天是好的時候，一直也沒有變。」 他進一步分析說，所有人感覺到的一點點變化，不過都是「鳥籠經濟」。「不管是經濟自由也好，政治自由也好，毛澤東時代連個籠子也沒有，每個人該幹什麼、該說什麼、該想什麼，都是規定死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給了人民一個籠子，感覺好像多了一些自由，實質上並沒有變過。」 對鄧小平的歷史評價是否過高？ 站在今天的中國，回望鄧及其主政的八十年代，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國際上，對其判斷似乎都在發生著巨大的改變。 1997年鄧小平逝世時，《紐約時報》在訃告中將其稱為「改變中國歷史軌跡的鄧小平」，2008年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時，美國《時代》雜誌總編輯發表文章，稱其為「不曾謀面卻最難忘的當代領導人」，認為中國經濟在30年高速發展後雖然出現了一些問題，「但鄧小平的成就仍然非常輝煌(《時代》肯定持這樣的看法，鄧小平兩次被評為《時代》年度人物，獲得這一榮譽的人士中只有四人是非美國籍人士。)」 十年之後的2018年，英國BBC中文網站在紀念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前省委書記的對鄧在自由民主方面的評價：「鄧小平對民主的看法就像『葉公好龍』一樣，如果龍真的出現，他就害怕了。」 文章還說：自1979年西單民主牆事件後，四項基本原則為之後四十年的言論管制劃定「紅線」，乃至今時今日，還在影響中國。 當時習近平剛開始履行其第二個任期，言論管控措施漸漸出現，民間組織生存空間縮減，通過修憲取肖了國家主席任期，許多人感到，習近平似乎正在走向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反面。但《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對BBC中文表示，「他（習近平）的政策與鄧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發展政策的主線保持一致。」 「之前對鄧小平的歷史評價確實過高。」著名異議人士胡平說，粉碎「四人幫」與鄧並沒有什麼關係，平反文革冤假錯案、真理標準大討論等糾正毛時代最大錯誤的動議，鄧也不是第一推動者。 他特別指出，「現在人們都把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視為改革開放的起點，但是三中全會前，中共開了將近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是這個工作會議確定了三中全會的基調。在工作會議的前一段，鄧小平出國訪問去了，沒參加；出國之前他委託胡喬木寫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發言稿，調子還是比較保守的，等他回國後發現中央工作會議的整個調門比他預想的高得多，這才扔下胡喬木起草的發言稿，讓胡耀邦臨時找了幾個人，連夜趕出了新的講話稿。後來人們都說是鄧小平的發言給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了調，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胡耀邦主持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據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研究員張顯揚撰文回憶，會議的第一階段，批判了「兩個凡是」，批判了1949年以後的極左路線，批判了歷次政治運動，並從制度上反思了黨和國家一再遭受災難的根源，主張對現行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但是，會議剛開了上半截，就被鄧小平公然腰斬，並以提出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告終。 在蔡霞看來，六四前的80年代，鄧小平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順水推舟，雖然沒有主動發起任何改革，但也沒有阻攔；二是為中共在當時道路的合法性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當於給老百姓自發的一些新的經濟現象蓋了一個合法的印章。」 曾在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過的嚴家祺，在書面回應本台採訪時說：「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最好的年代還是 『六四』前的八十年代。」而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還是有些可圈點的政治遺產，如：1979 年主導改善中美關係和中美建交；改革開放，在中國普遍實行市場經濟；1982 年憲法中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和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中國各項承諾，包括「香港五十年不變」；放棄武力統一台灣，保持台海和平。 但他特彆強調，「鄧小平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可又遠不及赫魯曉夫，他只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只做了『局部的非毛化』，而沒有『全面非毛化』，使得改革開放遇到重大阻力，就為習近平今天倒行逆施開闢了道路。」 但胡平不想用「高」與「低」來評價鄧。他說，對人的評價涉及一條道德底線，就像一個醫生，一輩子治好了很多病人，但他也借行醫之名蓄意害死了一些病人，那他就是殺人犯。 「那麼對鄧小平來說，不管他在之前、之後還做了什麼事，不管那些事情我們做怎麼樣的評價，哪一件好，哪一件不好，都無所謂。就憑六四屠殺這一件事情，他就是歷史的罪人。」胡平說，「六四之後，中國的改革已經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在這條錯誤的道路上獲得迅速發展的國家，必然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它必然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普適價值更加蔑視、更加敵視、更加恐懼，從而不但對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危害，而且也對全世界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 當年的學生領袖陳破空則從個人層面來思考。 1986年底，陳破空帶領上海同濟大學聲援合肥中科大學生的抗議活動。他的感覺是：「也沒做什麼，就是街上走一走，有時候在市政府門前坐一坐。我們也沒提出要推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走得快一點，多滿足大家的一些民主、平等的訴求。後來我們是自髮結束的，因為天冷了，而且要放寒假了，很多同學要回家過年，很和平地就結束了。」 但沒過多久，他突然聽說，胡耀邦需要為八六學潮負「領導不力和姑息」責任，被迫辭職，隨後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人被開除黨籍，大吃一驚。校領導還告訴他，內部文件里提到了「不怕流血」。 「我之前對鄧小平沒什麼印象，他有一些自由民主的想法，但在中共那些老人里，也只能算矮子里拔大個兒。但這次突然有這麼大的舉動，我開始思考為什麼。」陳破空對本台回憶說，「當時我的感覺是，他不了解我們年輕人的想法，我們其實沒想要怎麼樣，就是表達一下自己而已。但那時他已經八十二歲了，和我們之間有兩代人的代溝。如果他再年輕十歲二十歲，他會這樣處理我們嗎？」 陳破空說他想到了一句古話：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時候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有道理。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想什麼？是安度晚年，打打牌，帶帶孫子，就這些事兒。但年輕人只要開始經濟改革，就會想到政治改革；只要打開和西方的交往，就會想到自由、民主。年輕人只要跑起來就不會想要停下來；而這個老人只想悠閑地散散步。他已經落後時代了，他不適合執政了，他應該讓位給更年輕的人。」 歷史的假設 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會怎麼樣？ 自由亞洲電台X上發起針對這個問題的投票，截至9月30日，共有1385位網友參與了投票。其中，17.4%的網友認為中國會「沒有改革開放」；有19.4%的網友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會更加保守」；但投票者中也有29.9%認為，「會有另外的領導人推動類似的改革」，更有33.4%的投票者認為「中國會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胡平說，改革和開放當然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毛時代犯下滔天罪錯，舊體制已經面臨全面失敗，人民群眾一定會自發地向相反的方向尋找機會，必然會形成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的強大動力，如果沒有六四，中國一定繼續向民主自由邁進，直至完成和平的民主轉型。「我們能看到蘇聯、東歐包括蒙古，都是這樣完成了轉型，而且轉型轉得那麼順利，完全不需要流血。」 王軍濤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說，蘇聯、東歐甚至朝鮮，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曾在巨大社會災難後選擇過改革開放，有的國家還啟動過不只一次，「只是他們都沒有成功」。 為什麼只有中國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成功？ 王軍濤為此請教過他在哈佛大學的教授。教授回答說：因為中國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海外華人。「他說，被蘇聯趕出去白俄，非常痛恨蘇聯，蘇聯怎麼改革，他們仍然是痛恨。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被共產黨趕出去的中國人，尤其是台灣、香港這些已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地方，對中國還有那麼深的感情，回鄉投資，然後非常努力地幫助中國把產品賣出去，這讓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年就吃到紅利，賺到了錢，所以改革開放才能夠繼續下去。」 蔡霞卻不那麼樂觀。「如果沒有鄧小平，靠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資歷，不一定能把改革開放推進下去，畢竟當時黨內的反對力量還是非常強大的；華國鋒雖然打倒了四人幫，但打倒四人幫只是為了自保，從視野和思想上，他仍然是保守的，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保持中國的狀態。」 蔡霞甚至認為，不能樂觀地相像中國會像東歐那樣完成和平轉變。「因為中共這種極權統治，用暴力做了那麼多血腥的事情，只要是暴力就會結下血仇，一旦把權力放掉，這個黨馬上就要遭到清算，民眾起來是要砍你頭的，共產黨這幫人是經不起的。「 她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來自文明程度。」中國從骨子裡還不是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幾千年歷史中就是一個農民國家，都是通過暴力完成政權交替，他們只相信暴力。而只有現代文明才是通過談判、通過法律解決矛盾，這些在他們的認識中是不存在的，他們無法想像：我把權力交了，還可以得到和平。」 當我們懷念八十年代 人們習慣用「百廢待興」來形容八十年代。但在八十年代初便自費出國的著名畫家陳丹青看來，這只是與外面世界疏離後的一種自我美化罷了。 與查建英對談八十年代時，他說過：「八十年代的可憐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慘，還說什麼文藝復興！那是癱瘓病人下床給扶著走走，以為蹦迪啊！」他形容八十年代為「暴病初愈」，是整個國家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文化斷層和人才斷層後，剛剛「半醒過來」。 但每個人記憶中的八十年代，又是由不同片斷組成的。 王軍濤如今已年過六旬。再回想四十年前的經歷，有一個細節他至今難忘。八九入獄之後，他的父親到秦城監獄探視時對他說：你應該感謝黨，過去共產黨殺人，哪還花那麼多錢給你開個庭？都是直接拉出去斃了就完了。 「我當時聽了覺得真的是非常荒唐。」他回憶說，「我活到這份上，國家那點事，我覺得都是命運，也沒什麼好說的了。在個人層面，留下的只有一些青春的夢和青春的衝動。」 在胡平的回憶里，八十年代的中國，最可愛的是人民。「當時的中國人，普遍對真理熱烈的追求 ，而且一旦接受了，就能夠立刻化作自己的理念。那種熱情非常的純潔、純真、熱烈。不像現在的人，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但絕不會因為這是對的他就去堅持，整個社會都變得犬儒主義，或者什麼事都不當真，好也好，壞也好，他覺得都無所謂。」 他至今還記得一件事：軍旅詩人葉文福，坐電車時突然有了寫詩的靈感，就從兜里往外掏筆和紙。人很多，周圍的人被擠到了，本來還在抱怨，但一聽他是因為要寫詩，一個小夥子馬上就把後背面向他說：就在我背上寫吧。葉文福就這樣寫下了引發巨大風波的《將軍，不能那樣做》，寫就後大聲朗誦，全車為之鼓掌。「這就是那時的風氣，大家對反抗不公平現象那麼尊重，對反映這種社會情緒的一首詩都那麼熱愛，這是現在的中國是不可能遇見的。」 陳破空的八十年代，是意氣風發、無所畏懼和「極度天真」的。 1985年，他和十名同濟大學同學寫信給胡耀邦，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四個月後，胡耀邦真的派人到學校來，與他們進行了座談。「根本沒想到，四個月，都忘記了，但當時覺得特別溫暖，感覺受到了尊重」。 他後來搞民主啟蒙，帶領上海高校學生上街遊行，「也沒想過要害怕」。他二十三歲生日那天，剛好是上海八六學潮人數最多的一天。一個同學和他開玩笑說：你看，有七萬人幫你過生日。 「我印象里，那時真的是每天都有新東西，新的衣服，新的書、音樂、舞蹈……」他回憶說，「那種感覺就是，不論發生什麼，能感到這個國家還是向前走的，而且未來也一定會向前走的，從沒想過居然還會倒退，沒想過他們完全是反動的，還可以反攻倒算，還可以專制復辟。」 「那時大家對中國的制度還沒有今天這麼深刻的認識。」蔡霞解釋說，「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共產黨是極權統治，當時大家以為是什麼呢？是四人幫壞。但已經把四人幫打倒了，毛澤東也死了，也平反冤假錯案了，也讓大家講話了，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確實得到了改善，窮了那麼久之後開始漲工資，農村經濟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老百姓手裡開始有錢了，這時候幾乎沒有人去往制度層面想，往共產黨的本質想，大家理所當然地覺得一切都在變好。」 她當時在蘇州郊區工作，比許多人又多了另一層個人體會。「中國的政治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八十年代的北京上海，和中國的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樣。」蔡霞說，「當時我對北京和上海發生了什麼，幾乎一無所知，北京八十年代的那種改革開放的氛圍，思想那麼活躍，包括80年代中國黨內的很多老人的名字，我都是後來到了北京以後才聽說。」 在王軍濤看來，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所懷念的八十年代，但不論是個人生活，還是國家層面，「大家都覺得還有希望」，因為那時還在「摸著石頭過河」，「一切都沒有結論」。 直至1989年6月4日，當局用天安門廣場的槍聲告訴世界：結論在此。 那天晚上，陳破空在廣州，躺在宿舍里，突然有學生敲門，驚呼「天安門開槍了」。陳破空不信，馬上打開收音機聽香港電台，聽著聽著，眼淚奪眶而出。他沒有想到，兩年前聽到的「鄧小平說不怕流血」，竟能成真。 第二天，他拚命去貼大字報，把自己的團員證扔在中山大學校園孫中山銅像前，號召大家退黨退團。大字報上，「民主自由」的字眼兒變成了「打倒反動政府」「打倒鄧小平」。「我當時的感受就是：一個老獨裁者，葬送了一代年輕人的民主夢想。」 早在幾個月前，陳奎德就接受了美國波士頓大學的短期訪學邀請，由於時間衝突，他將機票改簽到了6月5日。6月4日晚上，朋友們正在家中為他送行，一個同事突然拿著一個錄像帶跑了進來：北京開槍了。 錄像帶是香港電視台的新聞內容。看過後，所有人都沉默了。 第二天一早，陳奎德坐著學校的車去機場。一路上，公交停運，路障遍地，有人正騎著自行車往機場趕。 這一幕，就定格成了他對中國最後的印象。
在中共建政後的毛澤東當權時期，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深刻而痛苦的政治運動。這些運動不僅改變了國家的發展軌跡，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創傷。本文通過多位親歷者回憶這段歷史中的悲劇片段，展示他們的反思和對中國未來的期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10月1日，當時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然而，這一新生共和國隨即進入了長達27年的政治社會動蕩風暴。 時間倒回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表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開幕詞，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不斷升級的政治運動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為人們表達歷經艱難困故苦獲得新生的無比自豪、自信、自強話語。 但是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執政近27年（1949-1976年）間，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1949年的土地改革運動，鬥了地主、鬥富農；緊接著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肅反，反右運動等等。 1959年到61年的大躍進，更演變成餓殍遍野的大饑荒。中共黨史第二卷提到，「196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但並沒有公布具體的死亡人口總數。中共原領導人趙紫陽的幕僚、曾任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陳一諮秘密報告，當時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人至4600萬人。 然而，中國人民的苦難還沒結束。1966年，毛澤東又發動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社會動亂，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 個人記憶與社會創傷 今年78歲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孝正回憶說，他高中畢業那一年，《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北京各學校停課。他被送到黑龍江「北大荒」，在那裡度過10年農民生活。他說，當年前後掀起56場運動，第一場運動就是批判電影《武訓傳》。 武訓是「乞聖」，通過乞討辦了幾所大學：「毛澤東的惡就在這，最開始批判中國文化。文化從教育開始，就把2000萬中國學齡青年送去農村，我是第一批。1968年，我就下鄉到了黑龍江，俗稱 『北大荒』。有一話說『豬狗不知嫌他臟，把他扔到北大荒』，我種了10年的地，就是農民。」 周孝正認為，根本沒有所謂「二次文革」的概念，因為一次文革到現在都還沒結束：「毛澤東的像還在天安門掛著，就證明所謂一次文革就沒結束。」 何三坡目睹紅衛兵暴行 1964年出生的詩人何三坡對本台描述自己童年目睹紅衛兵批鬥「黑五類」，以及學校里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歌頌活動。他說：「6歲進了鎮上的小學，正值文革早期，翻開語文課的第一頁是『毛主席萬歲』，第二頁是『共產黨萬歲』，第三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萬歲』，簡直是謊話連篇。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被高掛在學校，高掛在公社，也高掛在各家各戶的屋子裡，每時每刻都在俯視我們。」 何三坡表示，當時學校經常不上課，幾百個孩子被校長帶到公社廣場參加批鬥大會，縣城來的警察、軍人和公社領導坐在台上，一個個面目猙獰，大聲宣布「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黑五類的各種罪行。高音喇叭聲震天動地，那些遭受批鬥的人被五花大綁、垂頭喪氣地站在烈日里，汗如雨下。每個黑五類身邊站著兩個背著步槍、咬牙切齒的民兵，緊緊抓住他們的胳膊，隨時會對他們拳打腳踢：「對一個孩子來說，這些暴力場景實在太過驚心動魄。因此，我始終認為，經歷文革的一代人都會留下根深蒂固的心理疾病。」 何三坡還記得，當時每個學生都不能閑著，被老師們分成各種宣傳隊，不分晝夜去各村各鎮搞文藝表演，歌頌「毛主席」，歌頌共產黨，歌頌社會主義，歌頌在集體勞動中一個個捨生忘死的人：「即使在偉大的喬治·奧威爾的作品中，你也不可能見識到這樣的場景。整個國家就是一所瘋人院，成人們完全陷入了一種嗑藥後的瘋癲狀態，每天都有各種荒唐鬧劇在反覆上演。」 「文革是人類歷史上最誇張、最漫長又最恐怖的噩夢，」何三坡下了這樣的註解。 文革打醒對中共存有幻想的知識階層 旅居海外的內蒙古政府原法律顧問室執行主任杜文說，他認識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科學家，某次吃飯時突然聲淚俱下說，當天是女兒的忌日。這名科學家當年受到中共的宣傳號召，回中國支援建設學校。科學家拿著女兒的照片批評毛澤東太邪惡，他在文革被批鬥，連女兒都被害死。他感嘆英年早逝的女兒不僅年輕貌美，在內蒙古呼和浩特三中學校成績總是拿第一。 「毛摧毀了中國的知識精英階層，摧毀中國經濟基礎。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無窮無盡，製造了無數無辜者的苦難。所有對共產黨那些充滿幻想的人都給打醒了，」他說。 文革導致無數人受迫害 關於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據傳葉劍英在1978年12月曾說，文革10年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不過，此版本並未被證實。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估算，文革導致100多萬人被迫害致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蘇揚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國農村至少有75萬到150萬人被迫害致死；同樣數目的人被毆打致殘；至少3600萬人經歷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功與過 該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定位？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接受義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讀過文革書籍的法拉奇對毛澤東評價存疑，詢問中共當局把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是否符合歷史事實？ 鄧小平回應，必須清楚區別毛澤東的錯誤和「四人幫」的罪行，兩者性質是不同的。毛澤東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做了非常好的事，是在1950年代後期犯了錯誤，「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許多不幸……」。鄧小平繼續說道，要對毛澤東一生的功過作出客觀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曾任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的張國祚撰文寫道，如何評價毛澤東已經不僅僅是給毛澤東以歷史定位的問題，而是直接關係到中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向何處去的根本性戰略選擇問題。 鄧小平以私有制挖毛「祖墳」 杜文說，他的一位老師曾是鄧小平身邊秘書之一，這位老師以在中南海的第一視角觀察鄧小平，揭露一段秘辛：「鄧是非常恨毛澤東，恨不得把他鞭屍」，但是鄧小平當時頭腦相當清醒，他告訴身邊的人，當時很多中國人被毛洗腦，絕大多數都是對毛極其崇拜。不論多恨毛，如果貿然否定毛，會將整個國家引入動亂、徹底分裂。 杜文：「如何能真正否定毛，就想到挖他祖墳，並不是毛澤東家的祖墳、而是公有制，這是毛的核心政治理念。這些共產黨政治經濟學的人認為，只要允許老百姓財產私有，那麼社會主義就不存在了。」也因此，鄧小平「打左燈、向右走」，一方面為了穩定毛派，對其錯誤「三七開」；同時向右走，這才有了後來在「西單民主牆」的問題。但是，到了六四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又變成了毛澤東。 「我的老師說，在鄧小平身邊感覺到被虐待者成了加害者，現在習近平也是這樣。一生都被改變，家破人亡，最後他成了自己憎恨的對象，」杜文表示。 從人民到公民 未來之思考 「九零後」作家童天遙認為，她這一代人在娛樂喧囂中成長，對政治偶像崇拜已微乎其微。但她強調，沒有普遍關心公共事務就不會誕生民主：「我這一代人成長的歲月里，對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已經微乎其微。」今年將滿30歲的中國作家童天遙以年輕人角度分析，他們是在喧囂的娛樂生活中，迴避對政治生活的認識。但這種迴避是無效的，因為真正的文明建立於對政治生活普遍的關心，政治既可以保護每個人的利益不受侵蝕，同時也可以迅速和徹底地摧毀人們的人生。」 她觀察，祖父、母親歷過文革和大饑荒，但是祖父輩從未有機會反思災難是何以籠罩了他們的青年時代。他們接受的教育讓他們輕易地從歷史中脫離出來，正如這代年輕人已經從歷史中脫離出來一樣：「無論是毛澤東還是任何一位政治偶像，他們都將一代人摁進了歷史的塵土裡，使之被時代的創傷和瘋癲終身扣留。」 童天遙提到一位西方教授說，「當你成為政客粉絲的那天，就是作為公民失敗的那天。」她認為，在中國國土上不能只談人民而不談公民，人民是一個象徵性的集體概念，公民才意味著享有政治權利的獨立個體。回顧歷史，是讓中國人有機會從人民變為公民，而沒有日常的公民意識，就不會誕生日常的民主。她在考慮，「今天的中國人是否準備好成為一個世界公民？」
一 網上出現了一張圖，有人賣了房買股，有人賣了股買房，兩人擦肩而過時，互道了一聲傻逼。 我沒法斷定誰是對我，誰是錯的。我只知道，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方向的選擇，會造成一個人財富的巨大分野。 有時也忍不住會想，如果我當年選擇的是奮戰樓市而不是股市，今天又會是怎樣的光景呢——當年我買房時，房價正處於歷史低點，而我所處的行業處於發展頂點，在這座一線城市，每月收入可買好幾個平方米。 還是來說說我的炒股史或曰炒股虧損史吧。 作為一個資深股民，我的炒股虧損史可以上溯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其時我南下深圳不久，供職於一家金融類日報。聽說，由於它曾被指定為全深圳刊登股票信息的唯一報刊，一度被報販炒賣到幾十元一份。當時，我與作家王小妮的妹妹王小童共同主持報紙的周末版，編的是風花雪月的副刊，與金融基本不搭界。但是，由於報社幾乎人人炒股，我也很快從自我營造的小布爾喬亞式的文藝氛圍中走出，在同事的鼓動下，開立了自己的證券賬戶，走進了自己的投資理財新時代。 其時，詩人孫海兄尚在深圳，我的很多炒股知識，都得益於他的傳授。中午，我常常溜出報社，到證券公司交易大廳與他會合。那個年代尚是現場交易，但見交易大廳如農貿市場般摩肩接踵、人聲鼎沸，汗味、煙味與香水味交織在一起，散發著一種類似興奮劑的氣息。巨大的電子行情屏幕紅綠翻飛，往往，選中一隻股票填好單交給交易員時，價格已經發生了變化，只得撤單重來。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一度短時間內從股市獲取了相當於好幾個月薪水的浮盈。很多人和我一樣，由此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股市就是提款機，上班掙錢沒有意義。股市繼續燥熱升溫，直到災難悄無聲息地來臨。至今還記得，隨著人民日報關於正確認識當前股市的社論出籠，股市的逃生大門被「匡當」一聲關上了，幾乎所有股票連吃了三個跌停板。那也是我經歷的第一輪股災。 二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股市折騰，被一波又一波的股市峰谷摔得鼻青臉腫。一個炒股的朋友曾信心滿滿地跟我說過，他發現，在這個社會，炒股是唯一一個不需要看上司臉色，不需要請客送禮，只需要憑籍個人智力就可以實現財富增值的地方。只是，這個朋友不久後因為用了槓桿，爆倉後就失聯了。 有人發了一個帖子，《只要跟對目標，一個億的小目標輕鬆實現》。帖子中寫道；以初始資金10萬元計算，一月買入太陽電纜、二月買入江陰銀行、三月買入西部建設、四月買入翼東裝備、五月買入北京科銳……如此累計，帳戶資金將變成一個億。 我當時就呵呵，自從A股設立以來，恐怕還沒有誕生這樣的超級股神，不如來個虧損速度榜更接地氣些。果然，有好事者很快就跟發了一個帖子，《留張車票回家過年》。仍是以初始資金10萬元計算。一月買入開爾新村，二月買入祥源文化，三月買入鞍重股份，四月買入超訊通信，五月買入龍溪股份……如此累計，到十二月份，10萬元將變成一百多元，一張回家過年的車票未必買得上。 事實上，類似於這種摩托進去、單車出來；蜥蜴進去、壁虎出來的景況，才是股市一種更真實的寫照。有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說，某機構運用智能機器人模擬炒股，最終因巨虧不得不提前結束實驗——近些年來，智能機器人頻頻向人類發起挑戰，在眾多領域所向披靡，甚至令一些人患上了智能機器人恐懼症。但是，在股市面前，它卻節節敗退無招架之力，人類終於在一個領域扳回一局，多少給自己留下了一點顏面。 不過這一點也不奇怪。人工智慧代表的是一種科學與理性，而股市代表的是一種極其複雜、無法精確計算與量化的人性。作為近代經典力學開山祖師的牛頓無疑是一位牛人，但他在股市面前偏偏「牛」不起來。1720年4月，牛頓投入約7000英鎊購買了英國南海公司的股票，僅兩個月就股價翻番，隨後賣出。但到了7月，股票又繼續增值了8倍，這讓牛頓悔不當初，他隨之決定加大投入，最終巨虧2萬英鎊——他能夠計算複雜的天體運行軌跡，卻對股市的風雲變幻無計可施。 三 吳曉波說他為了「讓自己生活得更好點」而戒股，這是一種何其辛辣的忠告。不過，這世界上像少女守貞一樣守住不炒股諾言的「吳曉波」畢竟不多。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描述科舉時代考生苦況時有一段妙文，他說，一些考生剛剛落榜時，心灰意懶，大罵考官瞎了眼睛，將筆墨紙硯全部投入火中，從此披頭散髮進入山中面壁思過，聲稱誰再勸其應試，一定用長矛將他趕走。時間一久，怒氣漸息，心又開始發癢，躍躍欲試，像摔破了蛋的斑鳩，銜木築巢，重新孵蛋——這樣的文字，用來形象現今的股民也是恰如其分的。 一些股民在割肉虧損出局時，發誓今世不再踏足股市半步，可只要行情一旦好轉，又往往抓耳撓腮地尋思著重新殺入。世衛組織剛剛將遊戲成癮宣布為一種疾病，從癥狀上看，一些股民的炒股成癮程度比昏天黑地打遊戲的沉溺程度並不遜色。 沒有人有資格嘲笑這樣的人性弱點。在投資渠道有限的情況下，很多人不甘心財富被通脹吞噬，進入股市由此成了一種低門檻的理財通道。我不懂那些複雜的股市K線圖，但常識告訴我，如果一個市場成了多數人的財富絞肉機，一定是在設計上出了問題。 所以，作為一個虧損累累的前資深股民，最後我還是要未能免俗地像余秋雨一樣含淚勸告：為了「讓自己生活得更好點」，離開股市或許是你能做出的為數不多的正確選擇之一。雖然這也是一種「冒險」的勸告，一割就漲乃股市常態，但從更長的時間軸來看，相信會有人感謝我的這一「勸告」。 當然我在這裡也陷入了一個悖論——當擠公交上下班的股民像國家領導人一樣關心世界大事、操心國際期貨形勢、打聽美聯儲又說了什麼；並且，他們像熟悉菜市場的農產品價格一樣，熟悉CPI之類的經濟學名詞……這樣的場景讓我意識到，股市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培訓基地，讓更多人學會關心時政，關心公共生活，學會將自身命運與世界更緊密地維繫在一起，對一些事物的本質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在無意中完成了現代公民的啟蒙。 這，是否可視為股市給予我們的唯一的額外「饋贈」?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常識流通處
編輯了一篇應景的文章介紹「祖國、國家、政府、政黨」是四個不同的概念，本來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好多人不知道，不知道就科普一下吧！結果一科普就「404」了。 帖子雖然不在了，但是帖子的評論區的精彩留言不容錯過。為了方便讀者，我把昨天文章的簡要內容放在前面，以免有一些人乍一看摸不著頭腦。 祖國（home land）是一個非「政治」的地理文化概念。簡單來說，祖國是祖先開闢的生存之地，人們崇拜、愛惜和捍衛這片生生不息世代相傳的土地。 比如我們的祖國是位於東亞，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具有5000年歷史的「文明古國」。 國家(country)一個政治概念，是指由政府或國王控制下的一片疆域，它由國土、人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個要素組成，是政治權力與領土、人民的統一。我們的國家現在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10月1日。 政府(government)是國家的執行機構和管理機關。 政黨（party）是人們基於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則，並通過共同奮鬥來促進國家利益而團結起來的人民團體，也是指用來組織競選、獲得政權的組織。 比如昨天十一，是國慶節。 但這個日子準確說只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建政的紀念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紀念日或者生日，絕對不是祖國的生日。 下面是讀者留言，有些留言很長很用心哦： 李冰說 ： 「首先，您不用操心，敵對勢力的民眾一樣也是大多數人沒琢磨過這幾個詞的區別，更不會閑的沒事跑出來嘲諷譏笑我們。其次，我是中國人，我驕傲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化傳承，這個的意義在於民族，而不是您說的祖國。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我慶幸我在中國生活，能吃飽了有閑心不發愁生活與生命可以在這裡罵你，哦對不起，是拆穿，我想這更多的是得益於依賴於我的祖國有這樣的政黨與政府能夠創造出這樣的環境。至於曾經如何艱難，現在又如何不易，不說了，反正你也一樣會否認。問題在於，您通篇的偷換概念也好此地無銀也罷，就是為了吠兩聲求存在還是怎麼地？想罵政黨就直接罵，看你遮遮掩掩繞來繞去的樣子，虛偽且懦弱，無恥加無知。對了，一定有給你捧臭腳的，請不要盲目傻樂，找到同夥並非你說的是真理，只是和你一樣沒腦子罷了。沒錯，腦子是個好東西，既然你沒有，也就不要奢望了，更不要譏笑別人，傻的很，真的！」 劍·棋說： 「國家是指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祖國就是指自己的國家，認可自己的國家的就叫做祖國。我們絕大部分人是1949年以後出生了，我們認可自己的祖先創造的燦爛文化（主要是廣大人民創造的），但是我們不認可1949之前腐敗無能的民國、清朝政府，不認可封建年代的帝王王朝，我們只認可維護全體中國人民利益的新中國，共產黨就是從中國人民中產生的，與中國人民無法割裂，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兒女，不需要所謂的美西方所謂虛偽的「人人選票」制度，令佔有國家99%以上財富的1佔總人口1%以下的資本家財閥利用龐大的資本中背後控制了所有媒體、政客從而控制了整個國家。小編你妄圖把中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中產生的共產黨撕裂開來，妄圖以美西方在中國滲透傳播的那套「人人投票才有政權合法性，才能代表人民」的謊言來否定共產黨的執政代表權，妄圖幻想中國也採用美國的虛偽「民主制度」令資本集團利用來竊取國家權力，白日做夢！」 y·e 說： 「沒有了國家實體，哪來的「祖國」？你說這塊地是你老祖宗的，如果沒有國家保護，誰都可以搶你的地。美洲印地安人是原住民吧，他們的祖國在哪裡？沒有了中國共產黨，經歷了近代史以來的中國人去哪裡找祖國？」 離塵說： 「應該是慶祝新中國建國75周年合適一點，但我又想多說兩句，49年之前也叫中國，但是那時的中國和現在的中國不可同日而語，正是有了中國共產黨，有了黨的領導才有了新中國的誕生，毛澤東才會在天安門廣場喊出了人民萬歲！」 冠雲11447說：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怎麼在七十年代才加入聯合國？真是匪夷所思啊! LZ說： 最簡單的就是我住的這個小區有一個物業公司管理這個小區，現在這個物業公司管理得太差，大修基金被他們挪用，物業費被管理人員私分，而且業主還經常被他們打罵，總經理也不是個好人！怎麼辦？在線等！ 李老說： 從小這概念就沒理清，老師也只是含糊講講，搞不好老師本身也不懂，反正黨是母親，祖國也是母親…… 還有網友說：幾年前北大的微博上發了一個帖子：「慶祝我們偉大的祖國七十三周年」，有學生跟帖說: 「我們北大已經一百多年了，怎麼我們的母親才七十三周歲? 難到這是我們的後媽? 」 當晚那個帖子就撤了。 還有大量被平台判定為違規的留言被隱藏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1細雨中的呼喊
我不是吳慷仁的粉絲或安溥（從前藝名叫張懸）的歌迷，所以兩人在微博表態祝賀那個「國慶」，我並無特別感覺，但理解很多港、台網民為什麼馬上崩潰。然而兩相比較，安溥「跪」得似乎比吳慷仁更驚天動地。 畢竟連「成都人」林依晨和正在大陸巡演的陳奕迅，昨天都沒有在自己的微博賀「國慶」——可見在中國求財的藝人也有沉默的自由——但沒有用微博的安溥，反而煞有介事透過經紀公司祝賀中共，更親筆題下「祝福新中國成立七十五周年，人民和睦，萬里皆安。安溥祝福」，可謂誠意十足。有小粉紅還嫌她沒寫「祖國」，未免太吹毛求疵了。 其實看一看安溥近年的動向和訪問，她差不多早已親口告訴你：「從前的張懸只是虛假的人設，現在的安溥才是真正的自己。」她根本沒變，只是今天不再演了。 仍叫「張懸」的時候，她在許多社會議題上勇於發聲，聲援中國烏坎村、支持台灣太陽花學運、聲援香港反國教和雨傘運動，在英國開演唱會時還高舉台灣國旗，被小粉紅認定為十惡不赦的「獨派」。但在她使用本名「安溥」後，一切政治表態便戛然而止。試看以下這條耐人尋味的時間線： 2013年10月，以藝名「張懸」最後一次前往中國演出，那是西湖國際音樂節。 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張懸在臉書發文聲援香港，有一句說：「我們一起被這世界正在發生的苦難震撼，我們與擁有同樣信念的人們站在一起，一起做事，發出聲音，很多事，我們只有一次機會。」 2015年，放棄藝名「張懸」，改用本名「安溥」（她表示希望習慣剪報的父母，能時時看到自己為女兒取的名字），並宣布閉關，暫別幕前。 2017年，安溥突然關閉有35萬人追蹤的臉書粉專，清空過去發表的一切言論。 2018年，正式以安溥身分復出樂壇，11月便到杭州ADM展會演講。 2020年1月1日，相隔六年，安溥終於重返中國大陸演唱，參加溫州東海跨年音樂節。 從此，安溥一直暢通無阻在中國巡迴表演，直到今天。 不難發現2015年是她的人生轉捩點——她由熱血沸騰的「社會運動者」張懸，逐漸蛻變成一個自言增加了「幽默感」、對世事更「包容」的安溥，正如2018年她復出時接受ELLE訪問所說：「以前不管有耐心或是沒有耐心，都會試著想要去多講一些東西。但後來發現其實這個社會，最需要的是看待所有不同事物的幽默感，幽默感代表任何嬉笑怒罵的事情，任何有理沒理的事情，它都可以存在、都可以發生、都可以被包容，然後你都可以找到一個面向去相對應，而不是一定要去消滅某種說法，或者是大家一定要認同同一個價值觀，這個世界才會繼續運作下去。」 任何沒理的事情，安溥都可以包容，那自然不介意中共的統戰了。 是什麼驅使她有這種變化呢？會否跟2014年聲援雨傘運動有關？我不知道，但決不排除這個可能。不要忘記，林夕也是從傘運開始被中共打壓的，但他沒有「悔過」，終於在大陸變成「佚名」。張懸之前扮演社會運動者，或許一直不需付什麼代價，但這次聲援香港傘運，必然發覺已結結實實踢到一塊鐵板。 踩了中共這條紅線的藝人，若不「洗心革面」，將永遠與香噴噴的人民幣絕緣，這是常識。也許是這緣故，她才毅然跟自己割席，改掉「張懸」這個「劣跡藝人」的名字，並徹底抹掉自己在社交媒體留下的痕迹，然後以清清白白的「安溥」之身投奔對岸。 安溥能夠在2020年頭踏足溫州舞台，當時肯定就跪了，而她那位在中國有廣泛人脈的父親焦仁和，可能亦出了不少力。只要細察安溥在2014年後的微妙變化，就知道她在大陸有今天的發展得來不易，所以萬勿誤會她「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了，哪有許多無可奈何的苦衷，根本只有蓄謀已久的表忠。 台灣人其實應該感謝中共，是中共讓你看清楚：每一個張懸背後都可能是一個安溥。換了是你，又能否把張懸這個角色演到底呢？（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
假如前天，一個4000多年前的良渚人穿著平時常穿的木屐來到西湖邊，一些遊客會圍著他聲討，「你怎麼能穿日本人的鞋子呢？」 假如前天，2900年前的晉文公穿著自己製作的那雙含有特殊紀念意義的木屐來到西湖，一定也會遭遇同樣的口水。 謝公屐的發明者謝靈運，以及「腳著謝公屐」的李白想必也免不了遭受一番攻擊。 那位頭綰日本髮髻、身穿和服、腳踩木屐的秋瑾秋女俠，更有可能被這些遊客直接活活羞辱、踩踏而死。那就沒有秋女俠日後的光輝事迹了，當時的浙江巡撫張曾揚也就不必手沾鮮血、遺臭萬年了。 我的太爺爺輩——他們甚至不知這個世上有日本這個國家——如果穿著夏季常穿的簡單製作的木屐來到前天的西湖，面對圍攻和責難，又不知會做出怎樣的反應？ 現在的愛國賊們，怎麼可以蠢成這樣呢？ 可以保證，隨便揪出其中的一個考考，問龍飛船（馬斯克家的）是咱發射的嗎？他們必答是。問哪個國家佔了我們最多的土地？他們必答錯。愛國還是需要讀點歷史、有些文化的。 確實是一代不如一代，他們在認知上甚至不如120年前的義和拳拳民了。拳民們雖然反對洋釘洋火洋油洋葯，但到底反的是貨真價實的洋貨，斷不至於反對自家老祖宗發明的木屐。若繼續這樣退化下去，再過若干年，文盲多了，會不會看到日本人用方塊字，便將這項發明也拱手相送了呢？ 如果日本人學我們的這些活寶，蠢蠢的開啟自暴自棄模式，恐怕立即將無衣可穿、無茶可喝、無字可寫、無經可念了。 這代愛國賊實際上就是一代吃裡扒外、暗度陳倉的賣國賊，在他們的胡作非為下去，唐裝、茶道、木屐都要姓日本了，接下去還有多少民族文化遺產可供他們揮霍呢？老祖宗會不會氣得從棺材板里爬出來呢？ 這是患了精神分裂的一代愛國賊，他們一邊強索英語、華盛頓、金字塔等所有權，一邊強送老祖宗固有的遺產。 點贊西湖邊穿木屐的小伙。面對一夥無知者的胡攪蠻纏、尋釁滋事，給予了有禮有節、有理有據的回擊。 小夥子反問，「茶道起源於中國······在十一不能喝茶對不對？」 小夥子講歷史常識，「大爺，我問你啊，木屐鞋源於中國，傳到日本·······」 小夥子反將一軍，「手機裡面有很多日本零件，你把手機砸掉，我立馬就走！」 噁心的是，面對小伙鏗鏘有力的擺事實、講道理，這群人都一個德性，你說你的，我就認為木屐是日本的，十一就不應該著木屐，而要砸自己手機，哼，沒門！ 這就不是無知和愚蠢問題了，而是壞了。這代愛國者的壞也是義和拳拳民要仰望的了。拳民反對別人用洋貨，到底也懂得嚴於律己、「從我做起」，自己首先、也絕不會用。拳民反對別人用洋葯，是真的即使自己病危垂死了也不會用洋葯的。而這代的愛國賊就不同了，他們是反對別人用日貨，反的都是自己用不起或未擁有的，對於自己手中的日貨，是斷斷捨不得毀之、棄之的。白肺了，icu還是要進的，洋儀器洋葯更是非上不可的。 放眼江湖之上，日本的、西方的物質與精神類產品比比皆是，熠熠生輝，這代愛國賊敢置喙半句嗎？ 這樣一代既蠢又壞的愛國賊，除了撒尿、踩旗、禍害同胞、濫殺無辜，還能期望他們做什麼有意義、有價值、有益於國家與人類的好事呢？愛國的內容由這些烏壓壓的蠢壞者定義和裁判，這地還有前途嗎？ 不妨作一個有趣的想像： 夢回大唐，面對髮髻高聳、唐服如儀、腳著長襪木屐的武媚娘、楊玉環，這些愛國賊的小肚子和嘴巴會不會打哆嗦，頭究竟會磕得多麼響亮，讚美恭維的話兒還能連成完整的句子說出口嗎？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七點一秒
芹菜的香氣是許多菜肴的招牌氣味，例如：搭配醬香的客家小炒、清香鮮甜的黃瓜湯等等，道地的味道就靠芹菜提香。 黃瓜鑲肉湯 這是一道清香撲鼻的湯品，芹菜香搭配瓜香，相得益彰。油潤的豬肉湯以芹菜提味，整道湯品更清爽、口感更細緻。 黃瓜鑲肉湯（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食材： 新鮮芹菜適量、大黃瓜 400g、絞肉 300g、泡軟的粉絲適量。 調料：鹽、白鬍椒粉酌量。 作法： 1）備料：芹菜切末；大黃瓜切除蒂頭，削皮後切 5cm輪切；用湯匙刮除中間的籽。 2）肉餡：絞肉加入少許芹菜末和鹽，一邊慢慢的加水，一邊攪打至肉生出黏性。將餡料填入大黃瓜中，再將黃瓜兩埠肉餡整形平整。 3）煮滾一鍋水，將填好肉餡的黃瓜下鍋，水滾轉小火，細火慢燉，大約 20分鐘。 4）下粉絲，煮滾，加調料，攪拌均勻，起鍋前加香油和芹菜末。 芹菜炒雞肉 此道料理適用莖部較粗的芹菜品種，其口感較細莖的芹菜更嫩脆多汁。粗管的芹菜清炒、炒肉均可，香氣與口感均佳。 芹菜炒雞肉（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食材： 芹菜 300g、雞腿 1隻、蒜 1瓣。 腌料：鹽少量、米酒 20c.c.。 調料：鹽、白鬍椒粉、香油適量。 作法： 1）雞腿切適口大小；腌料拌勻，雞肉均勻抹上腌料，冷藏 20分鐘備用。 2）蒜頭切末；芹菜分成葉和莖，莖切段約 3公分 3）熱油鍋，雞塊下鍋，以中大火煎，表面煎焦香，加調料，翻炒均勻，加水淹至雞肉一半高度，大火煮滾，轉小火燜煮至熟，約20分鐘。 4）原鍋下芹菜莖，翻炒均勻，燜煮 1分鐘。 5）起鍋前加香油和芹菜葉。 芹菜炒蛤蜊 芹菜炒海鮮，有：魚、貝類、花枝等，鮮味十足，湯汁配飯，特別開胃。保持芹菜鮮脆口感，可配合主料烹熟時間。 芹菜炒蛤蜊（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食材： 芹菜 200g、蛤蜊肉、蒜頭 2瓣、辣椒 2支。 調料：鹽、醬油少許、胡椒粉、香油、米酒適量。 作法： 1）芹菜切小段；蒜頭切末；辣椒切花備用。 2）熱油鍋，蒜末煸出香氣，加蛤蜊肉及調料（先不加鹽），炒至蛤蜊上色入味。 3）續加入芹菜和辣椒，大火翻炒均勻，嘗嘗味道，酌量添加鹽。 美味秘訣：經過吐沙、去殼的冷凍蛤蜊肉，方便直接下鍋料理。只要在料理前，從冷凍室取出冷凍蛤蜊肉，放入滾水中，一解凍馬上撈出。 客家小炒 客家熱炒料理「客家小炒」，食材種類不少，全部都是這道料理的美味關鍵，尤其是新鮮的芹菜，有畫龍點睛之效。 客家小炒（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食材： 芹菜 200g、豆乾 4個、水煮五花肉片 5片、干魷魚 1小把、蒜頭 2瓣、青蔥 2支。 調料：醬油少許、胡椒粉、香油、米酒適量。 作法： 1）芹菜切段約 3公分；豆乾切絲；青蔥切段；蒜頭切末；五花肉切絲；干魷魚剪小塊，浸泡清水一天，泡軟備用。 2）熱油鍋，下蒜末和蔥，煸出香氣；下肉絲，煸出油，取出備用。 3）原鍋下魷魚，煸出香氣，續下豆乾，煸炒油潤。 4）其它食材全部下鍋，翻炒均勻，芹菜炒軟，加調料，嘗嘗味道後再酌量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