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六四”镇压后爬上权力顶峰。在其当政的十三年间，香港实现主权移交，中国成功加入世贸，并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贪腐泛滥，政治改革停滞，镇压法轮功更导致人权法制急剧倒退。回首中共建政历史，江泽民留下了什么样的足迹，又带来怎样的影响？ 1989年6月3日夜间到4日凌晨，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在北京发生。短短二十天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 善于投机的技术官僚 靠镇压学运爬上权力之颠 中国官媒报道称：“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并选举江泽民为新任总书记。五个月后，江泽民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成为国家主席。 对于江泽民登上权力顶峰，旅美时事评论员横河告诉本台：“他爬上去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官僚（向上爬）的过程，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技术官僚的话, 在政治上他就要投机。” 江泽民的身世之谜 公开资料显示，江泽民于192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富裕家庭﹐祖父江石溪中年弃医从商，育有七个子女。老大江世俊，即江泽民生父；老六江世侯（即江上青）1929年加入中共，并成为新四军元老之一，1939年被地方武装打死时才二十八岁。后来，江泽民一直称自己在十三岁时就被过继给其叔父“江上青” 的遗孀王者兰，属于“红二代”，但旅美时事评论人士横河说：“这个事情其实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被证实。” 公开资料还显示，江泽民曾就读于扬州中学，1943年考入在日占区南京复办的中央大学 电机系，之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同系，1947年毕业。之后，他加入美国人拥有的上海海宁洋行任工程师。在中国官方传记中，经常忽略江泽民在南京沦陷期间的学习经历，坚称他当时是一名热心的共产党员，积极参与反日学生活动。另一些人则说，江泽民最早是在1946年（日本战败一年后）加入共产党的，当时他还在上海读书。 意外登上权力巅峰 江泽民的政治崛起与镇压学运密切相关。自1985年起，江泽民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及市委书记，而在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学潮期间，江泽民就接见过上海的学生代表，并把学运打压下去。横河告诉本台，中共党内当时曾要求观看江泽民训斥学生的讲话，他自己也曾看过该视频。 不过，把江泽民直接送上权力巅峰的还是整肃《21世纪经济导报》事件。当时正值八九学运初期，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率先查封了敢讲真话、支持学生的《21世纪经济导报》。横河说：“就是在全国所有的省市领导人都在观望、没有做出决定的时候，他（江泽民）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对相对来说自由派的思想和跟这次学生抗议活动有关系的（进行）镇压的人。” 强力镇压让江泽民赢得了实际掌权的邓小平的信任。同时，他还拥有“红二代” 身份。很快，原已准备退休的江泽民就被邓小平钦点进京，并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飞黄腾达。 不过，刚刚接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谨慎、保守，甚至一度采取向左转政策，令邓小平非常不满。“如果继续回到左的这条路线上去，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全面的否定。”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蔡慎坤对本台表示，“这是邓小平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当时他才发动了一场南巡，由军队来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实际上，这对江泽民来说是极大的震慑。” 看到风向不对，江泽民立刻转向，表示坚决拥护改革开放，这也体现了他投机分子的本色。 以腐败治国 强化对军队的掌控力 “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都too simple（太简单）, sometimes naïve（有时很幼稚），懂了吗？……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喜欢这句话，就是最好的。” 这是2000年10月，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时的一段讲话。 “六四”镇压后，为了保住中共政权在政治上不受挑战，江泽民采取了“闷声发大财”的方式，推动人们把注意力转向经济生活，专注于发财、致富和搞钱。横河说：“这是江泽民时期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式，类似于黑金政治，你可以去发财，但是不要去碰民主、自由这种东西。” “闷声发大财”的具体表现就是“放手腐败、鼓励腐败”。蔡慎坤指出：“尤其是军队，后来为什么买官卖官成风？那就是江泽民为了保持对军队的掌控力，放任军队搞腐败。首先，他自己带头搞腐败，下面的百官都必须要腐败，不腐败你怎么进贡呢？” 江泽民时代的经济改革主要由总理朱镕基主持。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在写给本台的特约评论中曾指出，朱镕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这为胡温十年的政府财政税收与国有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习近平时代留下了家底。同时，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导致的“圈地运动”也开始于江时代，并在胡温十年发展成地方的“土地财政”，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对私有经济，当局也采取了开放态度。 虽然经济向好，但蔡慎坤指出，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形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牢牢捆绑在一起的模式，彼此输送权力与利益：“他们形成的一个复杂、互相循环的一个模式。” 他说，在这种模式下，当局出台的所谓“改革”主要嘉惠于这两大特殊利益集团，而并非惠及到全体民众。这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此走上一条“邪路”。 镇压法轮功 彻底摧毁中国人权法制 中国的人权法制在1980年代时尚在初步发展阶段。江泽民上任之初，情况还在按照惯性前进。“真正的出问题是出在了江泽民的对法轮功开始动手之后，人权法治就基本上被摧毁得一干二净了。” 蔡慎坤说，“打击法轮功，实际这是江泽民在政治生命中最大的一个硬伤，也是他一直耿耿于怀、放不下心的一件事情。” 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修炼大法，于1992年5月在中国吉林省公开传出，短短7年，修炼人数就达7000万至1亿。而中共始终把一切宗教信仰都视为对其统治的挑战，江泽民更是将法轮功视为眼中钉。 横河说：“有很多后来的文件来证明，就是在(1999年）4月25号（中南海上访事件）到7月20日（法轮功被取缔）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在策划。当时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没有支持他的，但是他一个人就决定了，因为他说‘这是在和共产党争夺群众’。” 江泽民一手制造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运动，其残忍血腥和影响之广远超当年“六四”事件。直到今天，这一镇压政策依然存在。江泽民也被指为大规模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魁祸首。蔡慎坤指出，为镇压法轮功，中共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610办公室”，完全目无法纪，并明确要求任何律师不准受理法轮功案件：“你想想，这还有什么法治呢？我们看到后来高智晟这样的人，他不就是接了法轮功的案子，给领导人写了公开信，最后导致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是不是？” 江泽民在任期间，因人权践踏行为而在多国遭到起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法轮功学员在阿根廷起诉江泽民一案。该国联邦法官最后判定江泽民犯下“反人类罪”。虽然中共后来通过政治运作令该法官被撤职，案件也被否决，但影响依然颇深。横河说：“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在国际上被判反人类罪，这个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连毛泽东都没有过。” 喜爱外交做秀 出卖国土给俄罗斯 江泽民时代，中美关系走出“天安门”镇压后的低潮，并逐步进入一种蜜月期，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也相对融洽。在其任期内，香港与澳门主权顺利移交，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WTO），并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 蔡慎坤说：“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对中国是没有戒心的。而且，我认为江泽民也没有要统治世界或者给世界指明方向的这种野心。在国际上，就没有形成太多的对中国的制约。” 不过，在江泽民任内，也发生第三次台海危机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轰炸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一度紧张。 （江泽民在访问菲律宾时演唱猫王的“Love me tender”） 江泽民喜欢吹拉弹唱，曾在会晤外宾时表演唱歌、弹吉它、拉二胡，还时常大秀英文。他也曾接受美国《纽约时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著名记者华莱士等的专访。不过，这些访问报道最后反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宣传的“大突破”和“成功案例”，江泽民在受访中一直为中共专制制度、以及“六四”镇压和迫害法轮功等辩护。 (江泽民回答华莱士：“中国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制体系，我们确实有新闻自由……”) “他不是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领导人。他的表演欲比较强。”横河指出，江泽民除了做秀，实际在任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外交成果，加入世贸及申奥成功等也只是一些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他的“卖国”事迹却影响更深更广。 在江泽民任内，他与俄罗斯签订了多项边界协定，但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都低调而模糊。曾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的旅美学者严家祺撰文提出，江泽民任内十三年，在对俄关系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事实上承认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并以这些条约造成的边界状况，划分中俄两国国界。严家祺提出，应追究江泽民的卖国责任，重新审议相关条约、协定和有关议定书。据统计，江泽民总共出卖的中国领土高达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总编、本台特约评论员胡平分析背后原因时说：“那个时候，中共因为刚刚经历过‘六四’，受到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强烈制裁，江泽民就急于和俄国搞好关系，建立所谓战略伙伴关系。” 但也有评论指，江泽民这样做是为一己之私，他一直担心邓小平随时会把自己撤掉，因此希望拉拢俄罗斯，从外部全力帮他巩固权力。 最近，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公开质问，中共如果真的在乎领土完整，为何不拿回清朝《瑷珲条约》割让给俄罗斯的中国土地。北京方面哑口无言，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则发表回应，称莫斯科与北京已于2004年解决了边界相关争议。横河：“正好说明这个卖国千真万确就是落实在江泽民头上，而不是满清的头上。” 当政十三年 掌权二十年: 江泽民为何迟迟不愿下台？ 江泽民当政十三年，但外界普遍认为，他实际掌权二十年，因为在后来的胡温时代，江泽民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垂帘听政”。横河指出，江泽民的目的是为使其政治遗产不被否定，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为此，他打破了党内两个政治规矩，一是把政治局常委从七人变成九人，即形成所谓的“九龙治水”；另一个就是在胡锦涛上台以后两年多，他才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位。 蔡慎坤表示：“胡温想搞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动，也就是因为江泽民已经定下这个框框。他是‘九龙治水，各自为政’。你即使是总书记，也不可能再去管其他常委分内的事情。这就是的制约了胡温他们手上的权力。” 横河也提到，政治局九个常委当中，大多都是江泽民的马仔，其中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排名最后，权力却是最大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为了确保胡锦涛上台以后不会否定他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江泽民时代，政治上提出“三个代表”并将其写入党章，也由此开放了资本家入党的先例。蔡慎坤说：“这相当于掺沙子，不像现在的习近平的呢，要纯洁党的队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有帮助作用的。” 不过，横河认为，“三个代表”实际上是一种统战策略，旨在将改革开放后新涌现的各界精英纳入共产党体制，以防止他们提出政治诉求，挑战共产党统治。但此举理论影响力不大，也没有被真正贯彻下去。 同时，江泽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隔代挑选了习近平为胡锦涛的接班人。蔡慎坤指出，其本意是要保护其家族和江派集团的利益：“因为他的家族的利益到后来实在是太大了，他身边的马仔、跟班的实在是太多了，他要保护这批人的利益。所以，他想选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一个非常平庸的人，从胡锦涛的手上接过旗帜，最后选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人。” 不过，习近平上台后即展开反腐运动，并竭力清洗江派势力，还把政治局常委从九人变成七人，重新集中权力。他在各领域向左转的政策也导致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倒退。这一结局恐怕也是江泽民当初意想不到的。
邓小平及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反复被提及、揣摩、评价、回味以及叹惜的年代。三十余年后，或许可以跳出之前的惯性思维与官方叙事，重新审视这段至关重要的历史。 陈奎德仍然记得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是1983年6月，广西桂林。博士学位在读的陈奎德与五位同学一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名为“认识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当时，中国的哲学界和认识论领域仍然坚持根据马克思主义，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划分为所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陈奎德说，“我们觉得这个是过时的，教条的，根本不能涵盖丰富的、宏大的，整个哲学思想和人类活动。” 由陈奎德执笔，他们结合自己的学习与对现代哲学的理解，整理了十条对中国认识论学术领域的不同想法，后来被叫做“桂林十条”。“简单说，就是反对对哲学思想的两分法，反对对真理的独断论，就是好像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才掌握了人类哲学的唯一真理，提倡真理的多元论。” 本来是上午十点发言，他们犹豫了，怕给学校惹麻烦。后来又一想，写都写了，不如借着很多人睡午觉的时间讲了。 一上台，他就发觉“糟了”。之前都是上面发言，底下开小会，但他一开始讲话，“全场静默，全场都尖着耳朵在听，感觉有点严重。” 发言过后，当时中国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萧前就把稿子要去，“他本来要睡午觉的，现在午觉也不睡了，下午就开始了批判。” 当时正值全国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反对倡导人道主义、反对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反对提倡艺术美学的自由主义倾向，社会氛围极度紧张。 回到复旦后，一个父亲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陈奎德，在父亲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内部文件，上面有“桂林十条”六个起草人的名字，“你的名字前面打了个红圈，好像是说要流放到青海或者怎么样”。 陈奎德和另一位博士生先是收到了停学三个月的通知，要求他暂停博士学业，重新学习马列主义。但就在他等待更严厉的处罚时，事情又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清除精神污染只“运动”了二十八天便宣告结束，他们因祸得福，名声大燥，“结识了非常多的学界朋友，所谓自由化思想的人，都是志同道合的”。他后来成为1949年后西方哲学史专业的中国第一位博士。 毕业后，陈奎德留校任教，后来又接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任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参与了一切可以参与的改革，直至1989年，去国，被迫流亡。 陈奎德的八十年代，可以说是许多中国人八十年代的缩影。有希望，有动荡，有压迫，有热血，直至“结束了在中国的一切”。 如果离开”改革开放”的叙事逻辑 “我觉得不存在什么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中国民主活动家王军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如今大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怀念，在他看来并不符合现实，“那时候知识分子对邓小平也是非常不满意的，对赵紫阳也不满意，只是对胡耀邦还是比较满意。” 细究中国各项制度在八十年代前后的变化，如果远离“改革开放”这个习惯性叙事，不难发现，光环之外，实则节节败退。 比如，造成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重大人口危机、限制人民生育自由的权利，是在1978年宪法中失去的。 在1980年宪法修正案中，中国人民失去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公开民主表达、自办刊物在法律上的权利。 1980年的苦恋风波，开启了中国持续至今的电影审查制度。 中国人民对土地的私有权，是在1982年的宪法中失去的。 一同消失的，还有“通信自由”和“罢工自由”。 1986年年底，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因不满地方政府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为学生参选设置阻力，集会游行抗议当地政府不遵守“新选举法”、违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学生抗议从合肥迅速蔓延到上海、北京，引发了持续二十八天的全国学潮。 这场学潮最终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宣告结束，未经批准的游行自此被视作非法游行，参加者将被法办，并以此抓捕了八十三名学生。这项规定也可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前身。 随后，胡耀邦于1987年1月以非正常方式离开总书记的工作岗位。继华国锋以非正常方式离开中央领导职位后，这是十年之中，中国第二次非正常更替中央领导人，并直接引发了两年后的八九事件。 伴随着许多权利的悄悄消失，还有一些权利是人民自发争取来的，并不是政府主动而为。 比如，1978年，在已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后，中国实质上还在坚持知青的上山下乡的政策，甚至在1978年秋天的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还形成了《知青工作四十条》的决议，肯定了“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执行了十年，全国下乡与支边知青总数总计两千余万人，实际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一千万。《四十条》使许多青年人心灰意冷。1978年底，云南一名女知青难产死亡，当地知青上街抗议、要求返城，自此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抗议活动，这才终结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对本台形容，1980年代的形势是“只有一条门缝，老百姓就能努力挤开一扇门”。 她说：“那时候并不是我们说的蕴藏着什么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就是要求个活路，人们穷了十多年了，再不求生就活不下去了。从包产到户，到知青回城，还有个体户，卖个小火柴、小香烟之类的，都是老百姓先自发求生，后来得到了政策上的允许。邓小平自己其实也承认，他说：我们没做什么，但是人民有创造，我们就是肯定了人民的创造。” “所以对我来说，八十年代并没有什么好。”王军涛回忆说，“当时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是一直被打压的。比如魏京生、王希哲都不只被判了刑，而且是判了重刑。我们这些在高校中的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清洗运动一直没有断过，而且每次都有一大批人受冲击。那些觉得八十年代好的人，可能他们那时候也不关心政治，等到后来发觉共产党整到他们头上了，才感觉共产党好像刚刚开始变坏。但对我来说，共产党没有一天是好的时候，一直也没有变。” 他进一步分析说，所有人感觉到的一点点变化，不过都是“鸟笼经济”。“不管是经济自由也好，政治自由也好，毛泽东时代连个笼子也没有，每个人该干什么、该说什么、该想什么，都是规定死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给了人民一个笼子，感觉好像多了一些自由，实质上并没有变过。” 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是否过高？ 站在今天的中国，回望邓及其主政的八十年代，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对其判断似乎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纽约时报》在讣告中将其称为“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邓小平”，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美国《时代》杂志总编辑发表文章，称其为“不曾谋面却最难忘的当代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在30年高速发展后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邓小平的成就仍然非常辉煌(《时代》肯定持这样的看法，邓小平两次被评为《时代》年度人物，获得这一荣誉的人士中只有四人是非美国籍人士。)” 十年之后的2018年，英国BBC中文网站在纪念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前省委书记的对邓在自由民主方面的评价：“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 文章还说：自1979年西单民主墙事件后，四项基本原则为之后四十年的言论管制划定“红线”，乃至今时今日，还在影响中国。 当时习近平刚开始履行其第二个任期，言论管控措施渐渐出现，民间组织生存空间缩减，通过修宪取肖了国家主席任期，许多人感到，习近平似乎正在走向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反面。但《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对BBC中文表示，“他（习近平）的政策与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发展政策的主线保持一致。” “之前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确实过高。”著名异议人士胡平说，粉碎“四人帮”与邓并没有什么关系，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纠正毛时代最大错误的动议，邓也不是第一推动者。 他特别指出，“现在人们都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是三中全会前，中共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这个工作会议确定了三中全会的基调。在工作会议的前一段，邓小平出国访问去了，没参加；出国之前他委托胡乔木写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稿，调子还是比较保守的，等他回国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的整个调门比他预想的高得多，这才扔下胡乔木起草的发言稿，让胡耀邦临时找了几个人，连夜赶出了新的讲话稿。后来人们都说是邓小平的发言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调，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据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撰文回忆，会议的第一阶段，批判了“两个凡是”，批判了1949年以后的极左路线，批判了历次政治运动，并从制度上反思了党和国家一再遭受灾难的根源，主张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是，会议刚开了上半截，就被邓小平公然腰斩，并以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告终。 在蔡霞看来，六四前的80年代，邓小平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顺水推舟，虽然没有主动发起任何改革，但也没有阻拦；二是为中共在当时道路的合法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于给老百姓自发的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盖了一个合法的印章。” 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过的严家祺，在书面回应本台采访时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最好的年代还是 ‘六四’前的八十年代。”而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还是有些可圈点的政治遗产，如：1979 年主导改善中美关系和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在中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1982 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和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中国各项承诺，包括“香港五十年不变”；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保持台海和平。 但他特别强调，“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可又远不及赫鲁晓夫，他只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只做了‘局部的非毛化’，而没有‘全面非毛化’，使得改革开放遇到重大阻力，就为习近平今天倒行逆施开辟了道路。” 但胡平不想用“高”与“低”来评价邓。他说，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就像一个医生，一辈子治好了很多病人，但他也借行医之名蓄意害死了一些病人，那他就是杀人犯。 “那么对邓小平来说，不管他在之前、之后还做了什么事，不管那些事情我们做怎么样的评价，哪一件好，哪一件不好，都无所谓。就凭六四屠杀这一件事情，他就是历史的罪人。”胡平说，“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获得迅速发展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然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普适价值更加蔑视、更加敌视、更加恐惧，从而不但对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而且也对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当年的学生领袖陈破空则从个人层面来思考。 1986年底，陈破空带领上海同济大学声援合肥中科大学生的抗议活动。他的感觉是：“也没做什么，就是街上走一走，有时候在市政府门前坐一坐。我们也没提出要推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走得快一点，多满足大家的一些民主、平等的诉求。后来我们是自发结束的，因为天冷了，而且要放寒假了，很多同学要回家过年，很和平地就结束了。” 但没过多久，他突然听说，胡耀邦需要为八六学潮负“领导不力和姑息”责任，被迫辞职，随后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人被开除党籍，大吃一惊。校领导还告诉他，内部文件里提到了“不怕流血”。 “我之前对邓小平没什么印象，他有一些自由民主的想法，但在中共那些老人里，也只能算矮子里拔大个儿。但这次突然有这么大的举动，我开始思考为什么。”陈破空对本台回忆说，“当时我的感觉是，他不了解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其实没想要怎么样，就是表达一下自己而已。但那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和我们之间有两代人的代沟。如果他再年轻十岁二十岁，他会这样处理我们吗？” 陈破空说他想到了一句古话：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有道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想什么？是安度晚年，打打牌，带带孙子，就这些事儿。但年轻人只要开始经济改革，就会想到政治改革；只要打开和西方的交往，就会想到自由、民主。年轻人只要跑起来就不会想要停下来；而这个老人只想悠闲地散散步。他已经落后时代了，他不适合执政了，他应该让位给更年轻的人。” 历史的假设 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会怎么样？ 自由亚洲电台X上发起针对这个问题的投票，截至9月30日，共有1385位网友参与了投票。其中，17.4%的网友认为中国会“没有改革开放”；有19.4%的网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更加保守”；但投票者中也有29.9%认为，“会有另外的领导人推动类似的改革”，更有33.4%的投票者认为“中国会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胡平说，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毛时代犯下滔天罪错，旧体制已经面临全面失败，人民群众一定会自发地向相反的方向寻找机会，必然会形成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六四，中国一定继续向民主自由迈进，直至完成和平的民主转型。“我们能看到苏联、东欧包括蒙古，都是这样完成了转型，而且转型转得那么顺利，完全不需要流血。” 王军涛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苏联、东欧甚至朝鲜，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在巨大社会灾难后选择过改革开放，有的国家还启动过不只一次，“只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只有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 王军涛为此请教过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教授回答说：因为中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海外华人。“他说，被苏联赶出去白俄，非常痛恨苏联，苏联怎么改革，他们仍然是痛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共产党赶出去的中国人，尤其是台湾、香港这些已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方，对中国还有那么深的感情，回乡投资，然后非常努力地帮助中国把产品卖出去，这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就吃到红利，赚到了钱，所以改革开放才能够继续下去。” 蔡霞却不那么乐观。“如果没有邓小平，靠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资历，不一定能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毕竟当时党内的反对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华国锋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打倒四人帮只是为了自保，从视野和思想上，他仍然是保守的，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中国的状态。” 蔡霞甚至认为，不能乐观地相像中国会像东欧那样完成和平转变。“因为中共这种极权统治，用暴力做了那么多血腥的事情，只要是暴力就会结下血仇，一旦把权力放掉，这个党马上就要遭到清算，民众起来是要砍你头的，共产党这帮人是经不起的。“ 她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文明程度。”中国从骨子里还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几千年历史中就是一个农民国家，都是通过暴力完成政权交替，他们只相信暴力。而只有现代文明才是通过谈判、通过法律解决矛盾，这些在他们的认识中是不存在的，他们无法想象：我把权力交了，还可以得到和平。” 当我们怀念八十年代 人们习惯用“百废待兴”来形容八十年代。但在八十年代初便自费出国的著名画家陈丹青看来，这只是与外面世界疏离后的一种自我美化罢了。 与查建英对谈八十年代时，他说过：“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他形容八十年代为“暴病初愈”，是整个国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文化断层和人才断层后，刚刚“半醒过来”。 但每个人记忆中的八十年代，又是由不同片断组成的。 王军涛如今已年过六旬。再回想四十年前的经历，有一个细节他至今难忘。八九入狱之后，他的父亲到秦城监狱探视时对他说：你应该感谢党，过去共产党杀人，哪还花那么多钱给你开个庭？都是直接拉出去毙了就完了。 “我当时听了觉得真的是非常荒唐。”他回忆说，“我活到这份上，国家那点事，我觉得都是命运，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在个人层面，留下的只有一些青春的梦和青春的冲动。” 在胡平的回忆里，八十年代的中国，最可爱的是人民。“当时的中国人，普遍对真理热烈的追求 ，而且一旦接受了，就能够立刻化作自己的理念。那种热情非常的纯洁、纯真、热烈。不像现在的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绝不会因为这是对的他就去坚持，整个社会都变得犬儒主义，或者什么事都不当真，好也好，坏也好，他觉得都无所谓。” 他至今还记得一件事：军旅诗人叶文福，坐电车时突然有了写诗的灵感，就从兜里往外掏笔和纸。人很多，周围的人被挤到了，本来还在抱怨，但一听他是因为要写诗，一个小伙子马上就把后背面向他说：就在我背上写吧。叶文福就这样写下了引发巨大风波的《将军，不能那样做》，写就后大声朗诵，全车为之鼓掌。“这就是那时的风气，大家对反抗不公平现象那么尊重，对反映这种社会情绪的一首诗都那么热爱，这是现在的中国是不可能遇见的。” 陈破空的八十年代，是意气风发、无所畏惧和“极度天真”的。 1985年，他和十名同济大学同学写信给胡耀邦，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四个月后，胡耀邦真的派人到学校来，与他们进行了座谈。“根本没想到，四个月，都忘记了，但当时觉得特别温暖，感觉受到了尊重”。 他后来搞民主启蒙，带领上海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也没想过要害怕”。他二十三岁生日那天，刚好是上海八六学潮人数最多的一天。一个同学和他开玩笑说：你看，有七万人帮你过生日。 “我印象里，那时真的是每天都有新东西，新的衣服，新的书、音乐、舞蹈……”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就是，不论发生什么，能感到这个国家还是向前走的，而且未来也一定会向前走的，从没想过居然还会倒退，没想过他们完全是反动的，还可以反攻倒算，还可以专制复辟。” “那时大家对中国的制度还没有今天这么深刻的认识。”蔡霞解释说，“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极权统治，当时大家以为是什么呢？是四人帮坏。但已经把四人帮打倒了，毛泽东也死了，也平反冤假错案了，也让大家讲话了，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穷了那么久之后开始涨工资，农村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老百姓手里开始有钱了，这时候几乎没有人去往制度层面想，往共产党的本质想，大家理所当然地觉得一切都在变好。” 她当时在苏州郊区工作，比许多人又多了另一层个人体会。“中国的政治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八十年代的北京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蔡霞说，“当时我对北京和上海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北京八十年代的那种改革开放的氛围，思想那么活跃，包括80年代中国党内的很多老人的名字，我都是后来到了北京以后才听说。” 在王军涛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所怀念的八十年代，但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国家层面，“大家都觉得还有希望”，因为那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没有结论”。 直至1989年6月4日，当局用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告诉世界：结论在此。 那天晚上，陈破空在广州，躺在宿舍里，突然有学生敲门，惊呼“天安门开枪了”。陈破空不信，马上打开收音机听香港电台，听着听着，眼泪夺眶而出。他没有想到，两年前听到的“邓小平说不怕流血”，竟能成真。 第二天，他拼命去贴大字报，把自己的团员证扔在中山大学校园孙中山铜像前，号召大家退党退团。大字报上，“民主自由”的字眼儿变成了“打倒反动政府”“打倒邓小平”。“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一个老独裁者，葬送了一代年轻人的民主梦想。” 早在几个月前，陈奎德就接受了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短期访学邀请，由于时间冲突，他将机票改签到了6月5日。6月4日晚上，朋友们正在家中为他送行，一个同事突然拿着一个录像带跑了进来：北京开枪了。 录像带是香港电视台的新闻内容。看过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第二天一早，陈奎德坐着学校的车去机场。一路上，公交停运，路障遍地，有人正骑着自行车往机场赶。 这一幕，就定格成了他对中国最后的印象。
在中共建政后的毛泽东当权时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而痛苦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发展轨迹，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本文通过多位亲历者回忆这段历史中的悲剧片段，展示他们的反思和对中国未来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然而，这一新生共和国随即进入了长达27年的政治社会动荡风暴。 时间倒回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故苦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话语。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执政近27年（1949-1976年）间，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1949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斗了地主、斗富农；紧接着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等等。 1959年到61年的大跃进，更演变成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中共党史第二卷提到，“196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死亡人口总数。中共原领导人赵紫阳的幕僚、曾任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秘密报告，当时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人至4600万人。 然而，中国人民的苦难还没结束。1966年，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社会动乱，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个人记忆与社会创伤 今年78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回忆说，他高中毕业那一年，《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京各学校停课。他被送到黑龙江“北大荒”，在那里度过10年农民生活。他说，当年前后掀起56场运动，第一场运动就是批判电影《武训传》。 武训是“乞圣”，通过乞讨办了几所大学：“毛泽东的恶就在这，最开始批判中国文化。文化从教育开始，就把2000万中国学龄青年送去农村，我是第一批。1968年，我就下乡到了黑龙江，俗称 ‘北大荒’。有一话说‘猪狗不知嫌他脏，把他扔到北大荒’，我种了10年的地，就是农民。” 周孝正认为，根本没有所谓“二次文革”的概念，因为一次文革到现在都还没结束：“毛泽东的像还在天安门挂着，就证明所谓一次文革就没结束。” 何三坡目睹红卫兵暴行 1964年出生的诗人何三坡对本台描述自己童年目睹红卫兵批斗“黑五类”，以及学校里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歌颂活动。他说：“6岁进了镇上的小学，正值文革早期，翻开语文课的第一页是‘毛主席万岁’，第二页是‘共产党万岁’，第三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万岁’，简直是谎话连篇。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被高挂在学校，高挂在公社，也高挂在各家各户的屋子里，每时每刻都在俯视我们。” 何三坡表示，当时学校经常不上课，几百个孩子被校长带到公社广场参加批斗大会，县城来的警察、军人和公社领导坐在台上，一个个面目狰狞，大声宣布“地富反坏右”这些所谓黑五类的各种罪行。高音喇叭声震天动地，那些遭受批斗的人被五花大绑、垂头丧气地站在烈日里，汗如雨下。每个黑五类身边站着两个背着步枪、咬牙切齿的民兵，紧紧抓住他们的胳膊，随时会对他们拳打脚踢：“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些暴力场景实在太过惊心动魄。因此，我始终认为，经历文革的一代人都会留下根深蒂固的心理疾病。” 何三坡还记得，当时每个学生都不能闲着，被老师们分成各种宣传队，不分昼夜去各村各镇搞文艺表演，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在集体劳动中一个个舍生忘死的人：“即使在伟大的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中，你也不可能见识到这样的场景。整个国家就是一所疯人院，成人们完全陷入了一种嗑药后的疯癫状态，每天都有各种荒唐闹剧在反复上演。”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夸张、最漫长又最恐怖的噩梦，”何三坡下了这样的注解。 文革打醒对中共存有幻想的知识阶层 旅居海外的内蒙古政府原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说，他认识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科学家，某次吃饭时突然声泪俱下说，当天是女儿的忌日。这名科学家当年受到中共的宣传号召，回中国支援建设学校。科学家拿着女儿的照片批评毛泽东太邪恶，他在文革被批斗，连女儿都被害死。他感叹英年早逝的女儿不仅年轻貌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三中学校成绩总是拿第一。 “毛摧毁了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摧毁中国经济基础。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无穷无尽，制造了无数无辜者的苦难。所有对共产党那些充满幻想的人都给打醒了，”他说。 文革导致无数人受迫害 关于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据传叶剑英在1978年12月曾说，文革10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不过，此版本并未被证实。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估算，文革导致10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苏扬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 该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定位？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读过文革书籍的法拉奇对毛泽东评价存疑，询问中共当局把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邓小平回应，必须清楚区别毛泽东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两者性质是不同的。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做了非常好的事，是在1950年代后期犯了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邓小平继续说道，要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作出客观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曾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的张国祚撰文写道，如何评价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给毛泽东以历史定位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性战略选择问题。 邓小平以私有制挖毛“祖坟” 杜文说，他的一位老师曾是邓小平身边秘书之一，这位老师以在中南海的第一视角观察邓小平，揭露一段秘辛：“邓是非常恨毛泽东，恨不得把他鞭尸”，但是邓小平当时头脑相当清醒，他告诉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中国人被毛洗脑，绝大多数都是对毛极其崇拜。不论多恨毛，如果贸然否定毛，会将整个国家引入动乱、彻底分裂。 杜文：“如何能真正否定毛，就想到挖他祖坟，并不是毛泽东家的祖坟、而是公有制，这是毛的核心政治理念。这些共产党政治经济学的人认为，只要允许老百姓财产私有，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存在了。”也因此，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走”，一方面为了稳定毛派，对其错误“三七开”；同时向右走，这才有了后来在“西单民主墙”的问题。但是，到了六四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变成了毛泽东。 “我的老师说，在邓小平身边感觉到被虐待者成了加害者，现在习近平也是这样。一生都被改变，家破人亡，最后他成了自己憎恨的对象，”杜文表示。 从人民到公民 未来之思考 “九零后”作家童天遥认为，她这一代人在娱乐喧嚣中成长，对政治偶像崇拜已微乎其微。但她强调，没有普遍关心公共事务就不会诞生民主：“我这一代人成长的岁月里，对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已经微乎其微。”今年将满30岁的中国作家童天遥以年轻人角度分析，他们是在喧嚣的娱乐生活中，回避对政治生活的认识。但这种回避是无效的，因为真正的文明建立于对政治生活普遍的关心，政治既可以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不受侵蚀，同时也可以迅速和彻底地摧毁人们的人生。” 她观察，祖父、母亲历过文革和大饥荒，但是祖父辈从未有机会反思灾难是何以笼罩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接受的教育让他们轻易地从历史中脱离出来，正如这代年轻人已经从历史中脱离出来一样：“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任何一位政治偶像，他们都将一代人摁进了历史的尘土里，使之被时代的创伤和疯癫终身扣留。” 童天遥提到一位西方教授说，“当你成为政客粉丝的那天，就是作为公民失败的那天。”她认为，在中国国土上不能只谈人民而不谈公民，人民是一个象征性的集体概念，公民才意味着享有政治权利的独立个体。回顾历史，是让中国人有机会从人民变为公民，而没有日常的公民意识，就不会诞生日常的民主。她在考虑，“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准备好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一 网上出现了一张图，有人卖了房买股，有人卖了股买房，两人擦肩而过时，互道了一声傻逼。 我没法断定谁是对我，谁是错的。我只知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方向的选择，会造成一个人财富的巨大分野。 有时也忍不住会想，如果我当年选择的是奋战楼市而不是股市，今天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当年我买房时，房价正处于历史低点，而我所处的行业处于发展顶点，在这座一线城市，每月收入可买好几个平方米。 还是来说说我的炒股史或曰炒股亏损史吧。 作为一个资深股民，我的炒股亏损史可以上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时我南下深圳不久，供职于一家金融类日报。听说，由于它曾被指定为全深圳刊登股票信息的唯一报刊，一度被报贩炒卖到几十元一份。当时，我与作家王小妮的妹妹王小童共同主持报纸的周末版，编的是风花雪月的副刊，与金融基本不搭界。但是，由于报社几乎人人炒股，我也很快从自我营造的小布尔乔亚式的文艺氛围中走出，在同事的鼓动下，开立了自己的证券账户，走进了自己的投资理财新时代。 其时，诗人孙海兄尚在深圳，我的很多炒股知识，都得益于他的传授。中午，我常常溜出报社，到证券公司交易大厅与他会合。那个年代尚是现场交易，但见交易大厅如农贸市场般摩肩接踵、人声鼎沸，汗味、烟味与香水味交织在一起，散发着一种类似兴奋剂的气息。巨大的电子行情屏幕红绿翻飞，往往，选中一只股票填好单交给交易员时，价格已经发生了变化，只得撤单重来。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一度短时间内从股市获取了相当于好几个月薪水的浮盈。很多人和我一样，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股市就是提款机，上班挣钱没有意义。股市继续燥热升温，直到灾难悄无声息地来临。至今还记得，随着人民日报关于正确认识当前股市的社论出笼，股市的逃生大门被“匡当”一声关上了，几乎所有股票连吃了三个跌停板。那也是我经历的第一轮股灾。 二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股市折腾，被一波又一波的股市峰谷摔得鼻青脸肿。一个炒股的朋友曾信心满满地跟我说过，他发现，在这个社会，炒股是唯一一个不需要看上司脸色，不需要请客送礼，只需要凭籍个人智力就可以实现财富增值的地方。只是，这个朋友不久后因为用了杠杆，爆仓后就失联了。 有人发了一个帖子，《只要跟对目标，一个亿的小目标轻松实现》。帖子中写道；以初始资金10万元计算，一月买入太阳电缆、二月买入江阴银行、三月买入西部建设、四月买入翼东装备、五月买入北京科锐……如此累计，帐户资金将变成一个亿。 我当时就呵呵，自从A股设立以来，恐怕还没有诞生这样的超级股神，不如来个亏损速度榜更接地气些。果然，有好事者很快就跟发了一个帖子，《留张车票回家过年》。仍是以初始资金10万元计算。一月买入开尔新村，二月买入祥源文化，三月买入鞍重股份，四月买入超讯通信，五月买入龙溪股份……如此累计，到十二月份，10万元将变成一百多元，一张回家过年的车票未必买得上。 事实上，类似于这种摩托进去、单车出来；蜥蜴进去、壁虎出来的景况，才是股市一种更真实的写照。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某机构运用智能机器人模拟炒股，最终因巨亏不得不提前结束实验——近些年来，智能机器人频频向人类发起挑战，在众多领域所向披靡，甚至令一些人患上了智能机器人恐惧症。但是，在股市面前，它却节节败退无招架之力，人类终于在一个领域扳回一局，多少给自己留下了一点颜面。 不过这一点也不奇怪。人工智能代表的是一种科学与理性，而股市代表的是一种极其复杂、无法精确计算与量化的人性。作为近代经典力学开山祖师的牛顿无疑是一位牛人，但他在股市面前偏偏“牛”不起来。1720年4月，牛顿投入约7000英镑购买了英国南海公司的股票，仅两个月就股价翻番，随后卖出。但到了7月，股票又继续增值了8倍，这让牛顿悔不当初，他随之决定加大投入，最终巨亏2万英镑——他能够计算复杂的天体运行轨迹，却对股市的风云变幻无计可施。 三 吴晓波说他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点”而戒股，这是一种何其辛辣的忠告。不过，这世界上像少女守贞一样守住不炒股诺言的“吴晓波”毕竟不多。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述科举时代考生苦况时有一段妙文，他说，一些考生刚刚落榜时，心灰意懒，大骂考官瞎了眼睛，将笔墨纸砚全部投入火中，从此披头散发进入山中面壁思过，声称谁再劝其应试，一定用长矛将他赶走。时间一久，怒气渐息，心又开始发痒，跃跃欲试，像摔破了蛋的斑鸠，衔木筑巢，重新孵蛋——这样的文字，用来形象现今的股民也是恰如其分的。 一些股民在割肉亏损出局时，发誓今世不再踏足股市半步，可只要行情一旦好转，又往往抓耳挠腮地寻思着重新杀入。世卫组织刚刚将游戏成瘾宣布为一种疾病，从症状上看，一些股民的炒股成瘾程度比昏天黑地打游戏的沉溺程度并不逊色。 没有人有资格嘲笑这样的人性弱点。在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很多人不甘心财富被通胀吞噬，进入股市由此成了一种低门槛的理财通道。我不懂那些复杂的股市K线图，但常识告诉我，如果一个市场成了多数人的财富绞肉机，一定是在设计上出了问题。 所以，作为一个亏损累累的前资深股民，最后我还是要未能免俗地像余秋雨一样含泪劝告：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点”，离开股市或许是你能做出的为数不多的正确选择之一。虽然这也是一种“冒险”的劝告，一割就涨乃股市常态，但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相信会有人感谢我的这一“劝告”。 当然我在这里也陷入了一个悖论——当挤公交上下班的股民像国家领导人一样关心世界大事、操心国际期货形势、打听美联储又说了什么；并且，他们像熟悉菜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一样，熟悉CPI之类的经济学名词……这样的场景让我意识到，股市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培训基地，让更多人学会关心时政，关心公共生活，学会将自身命运与世界更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对一些事物的本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无意中完成了现代公民的启蒙。 这，是否可视为股市给予我们的唯一的额外“馈赠”?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编辑了一篇应景的文章介绍“祖国、国家、政府、政党”是四个不同的概念，本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好多人不知道，不知道就科普一下吧！结果一科普就“404”了。 帖子虽然不在了，但是帖子的评论区的精彩留言不容错过。为了方便读者，我把昨天文章的简要内容放在前面，以免有一些人乍一看摸不着头脑。 祖国（home land）是一个非“政治”的地理文化概念。简单来说，祖国是祖先开辟的生存之地，人们崇拜、爱惜和捍卫这片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土地。 比如我们的祖国是位于东亚，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国家(country)一个政治概念，是指由政府或国王控制下的一片疆域，它由国土、人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个要素组成，是政治权力与领土、人民的统一。我们的国家现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 政府(government)是国家的执行机构和管理机关。 政党（party）是人们基于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则，并通过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团体，也是指用来组织竞选、获得政权的组织。 比如昨天十一，是国庆节。 但这个日子准确说只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政的纪念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纪念日或者生日，绝对不是祖国的生日。 下面是读者留言，有些留言很长很用心哦： 李冰说 ： “首先，您不用操心，敌对势力的民众一样也是大多数人没琢磨过这几个词的区别，更不会闲的没事跑出来嘲讽讥笑我们。其次，我是中国人，我骄傲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化传承，这个的意义在于民族，而不是您说的祖国。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我庆幸我在中国生活，能吃饱了有闲心不发愁生活与生命可以在这里骂你，哦对不起，是拆穿，我想这更多的是得益于依赖于我的祖国有这样的政党与政府能够创造出这样的环境。至于曾经如何艰难，现在又如何不易，不说了，反正你也一样会否认。问题在于，您通篇的偷换概念也好此地无银也罢，就是为了吠两声求存在还是怎么地？想骂政党就直接骂，看你遮遮掩掩绕来绕去的样子，虚伪且懦弱，无耻加无知。对了，一定有给你捧臭脚的，请不要盲目傻乐，找到同伙并非你说的是真理，只是和你一样没脑子罢了。没错，脑子是个好东西，既然你没有，也就不要奢望了，更不要讥笑别人，傻的很，真的！” 剑·棋说： “国家是指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祖国就是指自己的国家，认可自己的国家的就叫做祖国。我们绝大部分人是1949年以后出生了，我们认可自己的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主要是广大人民创造的），但是我们不认可1949之前腐败无能的民国、清朝政府，不认可封建年代的帝王王朝，我们只认可维护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新中国，共产党就是从中国人民中产生的，与中国人民无法割裂，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儿女，不需要所谓的美西方所谓虚伪的“人人选票”制度，令占有国家99%以上财富的1占总人口1%以下的资本家财阀利用庞大的资本中背后控制了所有媒体、政客从而控制了整个国家。小编你妄图把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产生的共产党撕裂开来，妄图以美西方在中国渗透传播的那套“人人投票才有政权合法性，才能代表人民”的谎言来否定共产党的执政代表权，妄图幻想中国也采用美国的虚伪“民主制度”令资本集团利用来窃取国家权力，白日做梦！” y·e 说： “没有了国家实体，哪来的“祖国”？你说这块地是你老祖宗的，如果没有国家保护，谁都可以抢你的地。美洲印地安人是原住民吧，他们的祖国在哪里？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近代史以来的中国人去哪里找祖国？” 离尘说： “应该是庆祝新中国建国75周年合适一点，但我又想多说两句，49年之前也叫中国，但是那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党的领导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才会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人民万岁！” 冠云11447说：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怎么在七十年代才加入联合国？真是匪夷所思啊! LZ说： 最简单的就是我住的这个小区有一个物业公司管理这个小区，现在这个物业公司管理得太差，大修基金被他们挪用，物业费被管理人员私分，而且业主还经常被他们打骂，总经理也不是个好人！怎么办？在线等！ 李老说： 从小这概念就没理清，老师也只是含糊讲讲，搞不好老师本身也不懂，反正党是母亲，祖国也是母亲…… 还有网友说：几年前北大的微博上发了一个帖子：“庆祝我们伟大的祖国七十三周年”，有学生跟帖说: “我们北大已经一百多年了，怎么我们的母亲才七十三周岁? 难到这是我们的后妈? ” 当晚那个帖子就撤了。 还有大量被平台判定为违规的留言被隐藏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1细雨中的呼喊
我不是吴慷仁的粉丝或安溥（从前艺名叫张悬）的歌迷，所以两人在微博表态祝贺那个“国庆”，我并无特别感觉，但理解很多港、台网民为什么马上崩溃。然而两相比较，安溥“跪”得似乎比吴慷仁更惊天动地。 毕竟连“成都人”林依晨和正在大陆巡演的陈奕迅，昨天都没有在自己的微博贺“国庆”——可见在中国求财的艺人也有沉默的自由——但没有用微博的安溥，反而煞有介事透过经纪公司祝贺中共，更亲笔题下“祝福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人民和睦，万里皆安。安溥祝福”，可谓诚意十足。有小粉红还嫌她没写“祖国”，未免太吹毛求疵了。 其实看一看安溥近年的动向和访问，她差不多早已亲口告诉你：“从前的张悬只是虚假的人设，现在的安溥才是真正的自己。”她根本没变，只是今天不再演了。 仍叫“张悬”的时候，她在许多社会议题上勇于发声，声援中国乌坎村、支持台湾太阳花学运、声援香港反国教和雨伞运动，在英国开演唱会时还高举台湾国旗，被小粉红认定为十恶不赦的“独派”。但在她使用本名“安溥”后，一切政治表态便戛然而止。试看以下这条耐人寻味的时间线： 2013年10月，以艺名“张悬”最后一次前往中国演出，那是西湖国际音乐节。 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张悬在脸书发文声援香港，有一句说：“我们一起被这世界正在发生的苦难震撼，我们与拥有同样信念的人们站在一起，一起做事，发出声音，很多事，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2015年，放弃艺名“张悬”，改用本名“安溥”（她表示希望习惯剪报的父母，能时时看到自己为女儿取的名字），并宣布闭关，暂别幕前。 2017年，安溥突然关闭有35万人追踪的脸书粉专，清空过去发表的一切言论。 2018年，正式以安溥身分复出乐坛，11月便到杭州ADM展会演讲。 2020年1月1日，相隔六年，安溥终于重返中国大陆演唱，参加温州东海跨年音乐节。 从此，安溥一直畅通无阻在中国巡回表演，直到今天。 不难发现2015年是她的人生转捩点——她由热血沸腾的“社会运动者”张悬，逐渐蜕变成一个自言增加了“幽默感”、对世事更“包容”的安溥，正如2018年她复出时接受ELLE访问所说：“以前不管有耐心或是没有耐心，都会试着想要去多讲一些东西。但后来发现其实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看待所有不同事物的幽默感，幽默感代表任何嬉笑怒骂的事情，任何有理没理的事情，它都可以存在、都可以发生、都可以被包容，然后你都可以找到一个面向去相对应，而不是一定要去消灭某种说法，或者是大家一定要认同同一个价值观，这个世界才会继续运作下去。” 任何没理的事情，安溥都可以包容，那自然不介意中共的统战了。 是什么驱使她有这种变化呢？会否跟2014年声援雨伞运动有关？我不知道，但决不排除这个可能。不要忘记，林夕也是从伞运开始被中共打压的，但他没有“悔过”，终于在大陆变成“佚名”。张悬之前扮演社会运动者，或许一直不需付什么代价，但这次声援香港伞运，必然发觉已结结实实踢到一块铁板。 踩了中共这条红线的艺人，若不“洗心革面”，将永远与香喷喷的人民币绝缘，这是常识。也许是这缘故，她才毅然跟自己割席，改掉“张悬”这个“劣迹艺人”的名字，并彻底抹掉自己在社交媒体留下的痕迹，然后以清清白白的“安溥”之身投奔对岸。 安溥能够在2020年头踏足温州舞台，当时肯定就跪了，而她那位在中国有广泛人脉的父亲焦仁和，可能亦出了不少力。只要细察安溥在2014年后的微妙变化，就知道她在大陆有今天的发展得来不易，所以万勿误会她“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了，哪有许多无可奈何的苦衷，根本只有蓄谋已久的表忠。 台湾人其实应该感谢中共，是中共让你看清楚：每一个张悬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安溥。换了是你，又能否把张悬这个角色演到底呢？（文章转载自作者脸书）
假如前天，一个4000多年前的良渚人穿着平时常穿的木屐来到西湖边，一些游客会围着他声讨，“你怎么能穿日本人的鞋子呢？” 假如前天，2900年前的晋文公穿着自己制作的那双含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木屐来到西湖，一定也会遭遇同样的口水。 谢公屐的发明者谢灵运，以及“脚着谢公屐”的李白想必也免不了遭受一番攻击。 那位头绾日本发髻、身穿和服、脚踩木屐的秋瑾秋女侠，更有可能被这些游客直接活活羞辱、踩踏而死。那就没有秋女侠日后的光辉事迹了，当时的浙江巡抚张曾扬也就不必手沾鲜血、遗臭万年了。 我的太爷爷辈——他们甚至不知这个世上有日本这个国家——如果穿着夏季常穿的简单制作的木屐来到前天的西湖，面对围攻和责难，又不知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现在的爱国贼们，怎么可以蠢成这样呢？ 可以保证，随便揪出其中的一个考考，问龙飞船（马斯克家的）是咱发射的吗？他们必答是。问哪个国家占了我们最多的土地？他们必答错。爱国还是需要读点历史、有些文化的。 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在认知上甚至不如120年前的义和拳拳民了。拳民们虽然反对洋钉洋火洋油洋药，但到底反的是货真价实的洋货，断不至于反对自家老祖宗发明的木屐。若继续这样退化下去，再过若干年，文盲多了，会不会看到日本人用方块字，便将这项发明也拱手相送了呢？ 如果日本人学我们的这些活宝，蠢蠢的开启自暴自弃模式，恐怕立即将无衣可穿、无茶可喝、无字可写、无经可念了。 这代爱国贼实际上就是一代吃里扒外、暗度陈仓的卖国贼，在他们的胡作非为下去，唐装、茶道、木屐都要姓日本了，接下去还有多少民族文化遗产可供他们挥霍呢？老祖宗会不会气得从棺材板里爬出来呢？ 这是患了精神分裂的一代爱国贼，他们一边强索英语、华盛顿、金字塔等所有权，一边强送老祖宗固有的遗产。 点赞西湖边穿木屐的小伙。面对一伙无知者的胡搅蛮缠、寻衅滋事，给予了有礼有节、有理有据的回击。 小伙子反问，“茶道起源于中国······在十一不能喝茶对不对？” 小伙子讲历史常识，“大爷，我问你啊，木屐鞋源于中国，传到日本·······” 小伙子反将一军，“手机里面有很多日本零件，你把手机砸掉，我立马就走！” 恶心的是，面对小伙铿锵有力的摆事实、讲道理，这群人都一个德性，你说你的，我就认为木屐是日本的，十一就不应该着木屐，而要砸自己手机，哼，没门！ 这就不是无知和愚蠢问题了，而是坏了。这代爱国者的坏也是义和拳拳民要仰望的了。拳民反对别人用洋货，到底也懂得严于律己、“从我做起”，自己首先、也绝不会用。拳民反对别人用洋药，是真的即使自己病危垂死了也不会用洋药的。而这代的爱国贼就不同了，他们是反对别人用日货，反的都是自己用不起或未拥有的，对于自己手中的日货，是断断舍不得毁之、弃之的。白肺了，icu还是要进的，洋仪器洋药更是非上不可的。 放眼江湖之上，日本的、西方的物质与精神类产品比比皆是，熠熠生辉，这代爱国贼敢置喙半句吗？ 这样一代既蠢又坏的爱国贼，除了撒尿、踩旗、祸害同胞、滥杀无辜，还能期望他们做什么有意义、有价值、有益于国家与人类的好事呢？爱国的内容由这些乌压压的蠢坏者定义和裁判，这地还有前途吗？ 不妨作一个有趣的想象： 梦回大唐，面对发髻高耸、唐服如仪、脚着长袜木屐的武媚娘、杨玉环，这些爱国贼的小肚子和嘴巴会不会打哆嗦，头究竟会磕得多么响亮，赞美恭维的话儿还能连成完整的句子说出口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七点一秒
芹菜的香气是许多菜肴的招牌气味，例如：搭配酱香的客家小炒、清香鲜甜的黄瓜汤等等，道地的味道就靠芹菜提香。 黄瓜镶肉汤 这是一道清香扑鼻的汤品，芹菜香搭配瓜香，相得益彰。油润的猪肉汤以芹菜提味，整道汤品更清爽、口感更细致。 黄瓜镶肉汤（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新鲜芹菜适量、大黄瓜 400g、绞肉 300g、泡软的粉丝适量。 调料：盐、白胡椒粉酌量。 作法： 1）备料：芹菜切末；大黄瓜切除蒂头，削皮后切 5cm轮切；用汤匙刮除中间的籽。 2）肉馅：绞肉加入少许芹菜末和盐，一边慢慢的加水，一边搅打至肉生出黏性。将馅料填入大黄瓜中，再将黄瓜两端口肉馅整形平整。 3）煮滚一锅水，将填好肉馅的黄瓜下锅，水滚转小火，细火慢炖，大约 20分钟。 4）下粉丝，煮滚，加调料，搅拌均匀，起锅前加香油和芹菜末。 芹菜炒鸡肉 此道料理适用茎部较粗的芹菜品种，其口感较细茎的芹菜更嫩脆多汁。粗管的芹菜清炒、炒肉均可，香气与口感均佳。 芹菜炒鸡肉（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芹菜 300g、鸡腿 1只、蒜 1瓣。 腌料：盐少量、米酒 20c.c.。 调料：盐、白胡椒粉、香油适量。 作法： 1）鸡腿切适口大小；腌料拌匀，鸡肉均匀抹上腌料，冷藏 20分钟备用。 2）蒜头切末；芹菜分成叶和茎，茎切段约 3公分 3）热油锅，鸡块下锅，以中大火煎，表面煎焦香，加调料，翻炒均匀，加水淹至鸡肉一半高度，大火煮滚，转小火焖煮至熟，约20分钟。 4）原锅下芹菜茎，翻炒均匀，焖煮 1分钟。 5）起锅前加香油和芹菜叶。 芹菜炒蛤蜊 芹菜炒海鲜，有：鱼、贝类、花枝等，鲜味十足，汤汁配饭，特别开胃。保持芹菜鲜脆口感，可配合主料烹熟时间。 芹菜炒蛤蜊（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芹菜 200g、蛤蜊肉、蒜头 2瓣、辣椒 2支。 调料：盐、酱油少许、胡椒粉、香油、米酒适量。 作法： 1）芹菜切小段；蒜头切末；辣椒切花备用。 2）热油锅，蒜末煸出香气，加蛤蜊肉及调料（先不加盐），炒至蛤蜊上色入味。 3）续加入芹菜和辣椒，大火翻炒均匀，尝尝味道，酌量添加盐。 美味秘诀：经过吐沙、去壳的冷冻蛤蜊肉，方便直接下锅料理。只要在料理前，从冷冻室取出冷冻蛤蜊肉，放入滚水中，一解冻马上捞出。 客家小炒 客家热炒料理“客家小炒”，食材种类不少，全部都是这道料理的美味关键，尤其是新鲜的芹菜，有画龙点睛之效。 客家小炒（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芹菜 200g、豆干 4个、水煮五花肉片 5片、干鱿鱼 1小把、蒜头 2瓣、青葱 2支。 调料：酱油少许、胡椒粉、香油、米酒适量。 作法： 1）芹菜切段约 3公分；豆干切丝；青葱切段；蒜头切末；五花肉切丝；干鱿鱼剪小块，浸泡清水一天，泡软备用。 2）热油锅，下蒜末和葱，煸出香气；下肉丝，煸出油，取出备用。 3）原锅下鱿鱼，煸出香气，续下豆干，煸炒油润。 4）其它食材全部下锅，翻炒均匀，芹菜炒软，加调料，尝尝味道后再酌量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