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戰爭的極限運用之下，以色列軍方與情報部門(摩薩德，Mossad)已經訂出對真主黨與伊朗的「斬首黑名單」，進行所謂「定點清除」，並且按表操課、有序執行。在繼9月27日清除真主黨領導人哈桑．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之後，10月4日再度傳出清除可能繼任領袖人選之一的薩菲丁(Hashem Safieddine)。黎巴嫩安全部門10月5日證實，薩菲丁已經失聯。但是可以預見，以色列的斬首任務必將引來真主黨與伊朗的瘋狂報復。 當前中東的情勢，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情勢失控、危險升級。儘管人們對中東和平的願景充滿不確定性，但唯一確定的是：對和平的企盼已經機會渺茫。似乎，猶太與伊斯蘭兩大民族，永遠難以共存在這個地球上。 三次和平曙光，黯然消退 如果人們記憶猶新，1978年9月，在前美國總統卡特的邀請下，美國、埃及和以色列三方簽署了《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然而，埃及的「親以政策」立即遭到了阿拉伯國家的激烈排擠，隨即被取消《阿拉伯聯盟》成員國的資格，簽署協定的埃及總統沙達特在1981年遭到暗殺，第一次中東和平的曙光稍縱即逝、黯然無光。 1993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簽署了《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中東和平再現曙光。隔年10月，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簽署雙方：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和「巴解」領袖阿拉法特(Suha Tawil Arafat)。結果，就在隔年(1995年)，拉賓本人也遭一名立場激進的猶太人刺殺身亡。換言之，致力於中東和平的雙邊領袖一一死於非命，證明了兩個民族總有一些人永遠不願看到和平的到來！ 2020年，在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搓合之下，以色列、阿聯酋、巴林、摩洛哥四個國家，分別簽署了《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中東和平三度露出曙光。但是3年後的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進行了恐怖突襲，和平曙光再度黯然消逝。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戰爭框架」(Frames of War, Judith Butler用語)以及「生命的危脆性」(precarity of Life)：無數的難民與死傷的平民。或許，中東的和平曙光從來就沒有出現過！ 中東和平三大支柱已經斷裂 第1支柱的斷裂：聯合國已經報廢而不堪使用 在繼2024年4月之後，10月1日晚間伊朗再度對以色列發動數量達到200枚的飛彈攻擊，使用的是超音速的洲際彈道導彈(Super Sonic ICBM)，伊朗宣稱這是對以色列一連串軍事侵略的報復行動。隔日清晨，真主黨武裝人員也首次與突入黎巴嫩境內的以色列部隊交火，中東戰火四處燎原。依據過去我對戰爭演化的三段推論： 雙邊衝突－溢出效應－大國介入，中東戰火已經溢出而擴大。 面對不斷升高的危機，聯合國10月2日召開緊急會議，試圖提出停火建議。然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一番預設立場的說辭，等同於宣告聯合國自毀長城、盡失立場。古特雷斯說道： 「自去年10月以來，以色列在加薩開展了他擔任秘書長以來最致命和最具破壞性的軍事行動。加薩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苦難超乎想像。與此同時，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被佔領西岸的局勢繼續惡化，以色列採取軍事行動，建造定居點， 驅逐居民，掠奪土地，加劇定居者的襲擊，逐步破壞兩國解決方案的任何可能性」。 對於被聯合國「官定」的恐怖組織(哈瑪斯、真主黨)，古特雷斯只是「輕微譴責」，對以色列則「重棒捶打」，這不只是雙重標準，更是頭歪腦斜、是非不清的標準。換言之，聯合國已經失去公正調和、促進和平的功能。換言之，聯合國已經報廢，甚至應該進廠維修，根本無法發揮穩定、調和、促進中東和平的角色。 第2支柱的斷裂：美國的中東影響力已經式微而無力回天 過去三次中東和平協議，都是由美國牽頭促成，但是這次「以哈停火」的談判卻始終毫無斬獲，甚至胎死腹中。換言之，美國已經管不住中東，包括無法勸阻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以至於以色列自行其是而不再聽命於美國，也包括管不住伊斯蘭國家，甚至激發這些「疑美集團」烈焰難抑的怒火。時至今日，除了扮演以色列的「輔助防衛者」和「協力攔截者」之外，美國的外斡旋已經捉襟見肘、無力回天。 美國總統拜登10月2日接受媒體詢問時表示：「以色列有權作出回應，但『應當適度』」，在被問及是否支持以色列打擊伊朗核武基地時，拜登回答是negative(不支持)。兩句回答整合起來就是：「以色列有權適度地作出不攻擊伊朗核武基地的回應」，意思就是「有限度回應」。令人疑惑的是，美國不正是因為伊朗發展核武而對伊朗實施制裁嗎？怎麼對於以色列可能攻擊伊朗核武設施表示反對？也許，這就是拜登面對中東衝突的「阿茲海默政策」。 實際上，中東危機的升級，證明了美國(拜登政府)的中東政策已經徹底失敗。對於國際衝突，拜登政府始終採取開會、呼籲、溝通、警告等等口頭表態，以為只要「大哥開口」，各方就應一呼百諾、聽命行事。事實上，美國的大國地位已經開始式微，美國的大哥外交已經形同「無能外交」。 第3支柱的破裂：兩大民族血海深仇已無和平意願 在聯合國緊急會議之後，以色列直接將立場偏袒的古特雷斯定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並禁止這位秘書長入境以色列。對於伊朗的飛彈攻擊，以色列誓言要讓伊朗付出「難以想像的代價」，甚至發出斬首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 A. Khamenei)的預告。10月4日，哈米尼甚至「帶槍」主持祈禱會，在這個具有全國動員力的儀式上，哈米尼宣稱對以色列的飛彈攻擊只是「最低限度的懲罰」，誓言將繼續對抗以色列這一「中東吸血鬼」。換言之，以色列這一方是「戰爭打到底」，伊朗另一方則是「報復無止境」。 現代戰爭型態的「第六次中東戰爭」 現代戰爭已不同於傳統戰場(battle ground)上坦克互轟、機搶掃射、單兵肉搏的型態；在「全武器化」(total weaponization)之下，無人機艇、AI戰狗、激光與微波作戰、駭客癱瘓、特定斬首乃至各種非典型戰術……，已經展現在現代戰爭「多象限空間」的作戰型態中。在繼4年前擊斃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司令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之後，以色列9月17日發動鎖定真主黨人呼叫器(俗稱BB Call)的集體爆炸事件，以及一連串高層領導的的斬首行動，說明了現代戰爭是一種「無限想像」與「難以逆料」的戰爭。 在現代戰爭的框架之下，中東的和平意願已經崩解。在聯合國自廢武功、美國的「呼籲外交」已經失敗、兩大民族之間已無和解意願之下，中東和平的三大支柱已經瓦解。在血債血還的魔咒以及「攻擊－報復」的暴力螺旋之下，「第六次中東戰爭」已經瀕臨一觸即發的境地。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台灣地位未定論」興起於二戰末期一群美國對中政策官員的看法，他們認為，儘管1943年《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提到戰爭結束後台灣將歸還給中國，但那只是暫時性政治聲明，必須以1951年簽訂的《舊金山對日和約》為基準。該和約與195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日和約》都主張，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主權及一切權利、主張，但並沒有定明日本放棄後台灣的歸屬國，所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是日本放棄的受益國。這也是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論的濫觴。 由於戰後的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實施了有史以來最長的戒嚴令，因此從早期的黨外到民進黨都帶有濃烈的反體制色彩，希望以「台灣住民自決」來對抗國民黨的「法統論」，「台灣地位未定論」就成為前者最重要的理論基礎。即使民進黨於1999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公開肯認台灣「事實上」已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並接受了中華民國的國號；但歷任的民進黨領導人包括蔡英文在內，能夠不多談「中華民國」就不多談，更遑論要挑戰「台灣地位未定論」。只是，這一切似乎在賴清德就任總統後有了微妙的變化。 上任4個月來，賴清德似乎正在拆解民進黨內普遍認知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並積極透過肯認中華民國合法性的方式，往「兩個中國」的方向走，其證據有三： 第一、賴清德多次強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所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之說雖然始自於蔡英文，不過，賴清德卻是第一個將此說搬進就職演說的國家領導人。「兩岸（兩國）主權互不隸屬的說法」讓共產黨恨得牙痒痒，認為賴清德正往「獨」的方向邁進。不過，由於此說標舉中華民國主權高位，對內可以向中華民國支持者號召，對外又可有效區隔中華人民共和國，縱使國民黨不開心卻也很難反對。特別的是，「互不隸屬」說與美國從前年開始倡議的「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沒處理台灣代表權問題」理念相通，遙相呼應，前者顯然也有美國背書支持的成分在。 第二、賴清德搬出《璦琿條約》，反諷中國如真在乎領土完整，為何不收回清朝割讓給俄國的土地？ 賴清德的這番說法聰明地點出中共所謂「中國領土完整」的謊言與荒謬性，後續也引來大批國際媒體的報導，效果驚人。不過，拿大清國簽訂的《璦琿條約》來反擊中共，也隱約有承認「歷史疆域」說的味道，據此，又隱隱與國民黨政府一直強調的「中華民國法統論」相契合。就傳統民進黨人來看，這是一個「危險」的說法，但賴清德卻直言不諱。 第三、賴清德前天說，75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反倒是113歲的中華民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民眾的祖國。 這其中，「中華民國正要過113歲生日」，顯然已納入中華民國在1949年以前在大陸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更是正面肯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台灣人都是「中華民國人民」。至於「中華民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民眾的祖國」，這不僅在民進黨內聞所未聞，就連近10年來都未曾有任何國民黨人說過。賴清德的這番談話，可說是已經完全拆掉傳統民進黨人對中華民國的拘束器，正面表述「兩個中國」。 黨政高層說，賴清德這番話是針對最近許多台灣藝人稱中國為祖國，有感而發。不過，就台灣內部政治而言，賴清德的連番談話其實更像是一把利刃，直插向國民黨的心臟。無論是脫胎自國民黨執政時期「兩岸互不隸屬」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或引據《璦琿條約》直斥共產黨對台灣的領土野心，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能是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這本該是前晚坐在台下的韓國瑜、蔣萬安等等國民黨人的傳統論述，但如今卻失去了這些歷史話語權，到底孰令致之？ 比較前後兩任總統的兩岸論述，蔡英文陰柔，總是審時度勢步步為營，希望能慢慢地推升台灣的國際地位與能見度。賴清德陽剛，但卻用縝密的事實與簡單的邏輯，逐一破解許多台灣人在兩岸關係上習以為常的定見與盲點。如果國民黨還把賴清德當成亟亟推動台灣正名建國的「台獨金孫」，用趙少康那種不知所云、氣極敗壞的方式解讀賴清德這一系列的談話與布局，那等於是與上述主張站在對立面，將距離台灣主流民意越來越遠。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脫口秀又出來一件事，有點破壞了過節的祥和氛圍。有位演員叫瘦子的，這個名字就不夠正面，他在自己賬號調侃了乒乓球運動員王楚欽，說既然是熱門選手，為什麼回回爆冷，應該叫慣冷。這人已被投訴了，然後演出方廣州野生喜劇脫口秀——這個名字也很不正面——已經聲明，暫停與瘦子的演出合作。 底下就吵開了。有人說處理得對，為國爭光的運動員，國家工作人員，不同於演藝明星，不是你想咋地就咋地。然後有人抬杠說，這不是輸了嗎，沒有爭光啊。然後有人說你有什麼資格調侃，你能讓國旗升起來嗎？於是又有人反駁說，到底讓國旗升起來幾次才不能調侃？ 網路圖片 總之拋開道理不談，似乎都還說得挺有道理的。 各個群里也是一通亂。還有人說，什麼樣可以調侃，什麼樣不允許，能不能有個規則。有人說都是為國爭光，王楚欽不能調侃，下圍棋的聶衛平為什麼就可以調侃，聶衛平是國家給的「棋聖」，而且當年是抗擊日本人的大功臣，不更是為國爭光嗎？有人說老聶當初換老婆了，而且這些年吃那麼多大閘蟹，當然可以調侃。然後又有人說那柯潔為什麼就可以調侃，柯潔不是拿了好幾個世界冠軍嗎？然後又有人反駁說柯潔讓國旗升起來了嗎，人家是奧運冠軍，奧運冠軍不能調侃。 吵來吵去，有人終於得出個初步結論：因為是奧運冠軍，所以輸了不能調侃，這個脫口秀演員是活該。 我覺得咱們這是跑偏了，中了外國人的計了。 奧運會這東西，怎麼變這麼神聖了呢。奧運會是哪裡的？是外國的，具體說是西方的。西方搞出來的比賽，怎麼變成了我們心目中的聖殿，引發我們內部矛盾，你說這不是中計了么。 再說具體點，奧運會起源哪裡？古希臘。可是古希臘已經被我們網民證偽了，根本就是假的，用金庸小說的話講，那不是裘千仞，而是裘千丈嘛。古希臘民族是假的，亞歷山大大帝和馬其頓是假的，希臘的雕塑、建築、哲學、悲劇藝術都是假的，亞里士多德這個人和他的學問也是假的，希臘的神話包括雅典娜這個人都是假的。什麼都是假的，那怎麼奧運會就是真的了呢？ 那麼多網民一方面已經深深明白了古希臘是假的，另一方面卻認定奧運會是真的，不能調侃，這可不是活活中計了，中得還很深。況且奧運會還傳播「聖火」，我們歷史上哪來這個「聖火」，怎麼就讓外面的「聖火」傳到我們這裡來了？ 各位想想，就算要取聖火，我們明明有燧人氏啊，幹什麼到雅典奧林匹克遺址取，那不是已經被證明是假的么，我們的聖火應該在我們自己地兒上取，到殷墟去取，到二里頭取，從外面取來的東西，我們只能接受印度那爛陀寺，那是有群眾的進口准入的，別的地兒怎麼行呢，你咋知道沒有私貨呢。 我們的火不去取，倒讓人家的火滲透進來，不禁想起滅絕師太大喝的那一聲：「熄了這妖火，滅了這魔火！」，具體請見《倚天屠龍記》第二十章。可別想斷章取義，絕不是說雅典聖火是魔火，但滅絕老太太的磅礴正氣是不是也能學一學呢。 事實上，強身健體也好，比賽競技也好，咱不反對，可為什麼不比咱老祖宗的，按照周朝的來，比六藝。「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大家就比射，看誰射得好、射得快。讓外國人也來比六藝，不是能弘揚我們文化么？何必去依附一個假的古希臘啊。 按照人家外國的遊戲規則來論輸贏，國足已經吃了大虧了，還要別的項目也吃虧，還引發群眾矛盾，咱們還要中計到什麼時候呢？ 滅絕師太很擔心啊。（完）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六神磊磊讀金庸
略長。如果你是父母，建議耐心看完，尤其後面的聊天內容。 【一】一份遺書 中秋節，是中國人團圓或渴望團圓的日子，舉頭望明月，千里共嬋娟，天涯共此時，月圓人也圓。 2024年中秋，廣州番禺，一名初中女生跳樓。她寫給媽媽的遺書也開始在網上流傳。 我一字一字，打出遺書全文。它應該被更多人看到。 為了更容易理解她說了些什麼，我將原本滿滿的一頁分成了一些段落。 遺書 媽媽，當你看到這張紙的時候，我可能已經不在了。媽媽，對不起，女兒沒能給你盡孝。女兒只是太累了，想睡一個覺。 媽媽，您一定想知道，我這樣一個「陽光」的孩子為什麼會突然跳樓？因為在這個世界對我來說太矛盾了。 我見過您因為身上的債務而煩燥（躁），我也見過那些有錢人的誇張。這個世界我還有好多事情沒做，但是我已經沒有力氣去做了，我還想去看王楚欽打球呢。 現在孩子的壓力也真的是越來越大了，感覺世界上最累的不是上班，而是學習。橋興裡面的級排名，級長對優學生和差學生的雙標，真的太累了。 三天中秋假，調休一天。光是書面作業就有14個，背書、實驗加在一起就有20個。雙減都減哪去了？減假期嗎？ 大人上班不情不願，但有工資；學生上學累死累活，等來的只有中、高考。老師說「先考後甜，讀書才有出息」。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出息的。媽媽，我太累了。 身邊的朋友卷理科，卷文科，但我們家的情況你也知道，根本不支持我大規模補課。媽媽，您經常說我用了你太多錢，要不是沒有我[原句如此]，你不會變成現在這樣。對不起，媽媽，都是我的錯，我只能現在讓你止損了。您不用再給我花錢了，你也不用那麼累了。 以後我不在，希望您好好照顧湯圓，不要再讓它去流浪了。我這一輩子不努了[原句如此]，等我下輩子向著我的夢想努力奮鬥吧！ 媽媽，我不在的時候要照顧要你自己哦！[原句如此]手機不要看太晚，早睡早起身體好！今天的廣州一日游我很開心，這是我最美好的回憶啦！媽媽！美美永遠愛你哦！中秋安康。 2024.9.17 王美美 網路圖片 我不知道你看到了什麼。 我幾乎看到了整個中國教育。家庭教育、學校教育。 「我太累了」「我沒力氣了」「我不要再努力了」類似文字在文中出現了七次。 【二】家庭教育 一、通篇只有「媽媽」。 ——要麼是離異家庭，要麼是喪偶式育兒家庭。 二、媽媽可能曾經拋棄過湯圓（應該是孩子養的寵物）。 ——中國大人大多數從不把孩子的需求放在心上，孩子的愛好反而常常成為他們「拿捏」孩子的利器。電影《狗13》對這個場景有殘酷的演繹，可以看看。 三、媽媽曾反覆在孩子面前提及「花錢」「都是為了你」 ——這是中國大人的標誌性用語之一。這樣的道德綁架對孩子有多大傷害，似乎一直沒有真正引起中國大人的注意。很多幾歲十幾歲的孩子，他們還沒有智力思考「如果沒有自己，家裡也不會好到哪裡去，所以這絕對不是我的責任」，所以是真的覺得自己要對整個家庭的困境、對父母的生存痛苦負責。想想這份沉重的負擔，想想他們躺在床上苦苦自責的漫長夜晚，都覺得難受。 ——所有說過這類話、喜歡說這類話的家長，永遠不要再說了。你養不起一個家，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唯一毫無責任的就是孩子。你唯一應該做的就是努力解決問題，而不是推卸責任給孩子。 ——忍不住，還是想補一句狠的：所有在孩子面前說「都是為了你」「要不是為了你」「如果沒有你」的父母，都是無恥混蛋！你們就兩個詞：自私而無能！你們養不好家，可能有很多外因，但它仍是一種無能；你們不肯面對這個事實、責怪自己，轉而把責任推給孩子，讓他們來承受這份愧疚，這是自私，而且無恥。 四、媽媽長久地迷戀在手機上。 ——這位媽媽絕無可能是在手機上學習工作技能、學習育兒知識。大概率是沉迷於短視頻，跟著手機里的傻笑而傻笑，刷了一個又一個，直到深夜，直到深夜之後。這個場景有多深，才讓這小女生決定去死的時候還在關心媽媽的睡眠。 五、她是一個「陽光」的孩子。 ——絕大多數父母，永遠都未曾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哪怕面對遺書，我相信這個媽媽還是不明白，既然我女兒都活得跳樓了，那為什麼她平時看起來這樣「陽光」呢？ ——絕大多數父母，永遠都不能理解這一點： 很多孩子的「陽光」，是為了讓父母得到安慰； 一群又一群的未成年人，在用他們偽裝出來的「陽光」安撫父母那顆焦灼的心； 一個未成年人承受著鋪天蓋地的辛苦，同時用最大的善意去反哺成年父母的情感需求，直到用儘力氣、直到耗盡自己。 這真是一個顛倒的世界。 【三】學校教育 六、「雙減減到哪裡去了？減假期嗎？」 ……所有的教育者，尤其教育主管部門，應該被這個句子震得腦子嗡嗡響。 為什麼全世界都有假期？為什麼連監獄都要設置假期？為什麼不全年365天都工作、學習？那豈不是每一個彎道都在超車嗎？反覆超車就反覆領先，反覆領先就遙遙領先。為什麼都不這樣做？——說明假期很重要。 但，在基礎教育這片以未成年人為絕對主體的土地上，偏偏這樣？——反而到了成年之後的大學，啥假期都突然就恢復正常了。 下面這張最新的截圖，雖然不是每個學校都如此，但我堅信有學校真如此： 網路圖片 我無意責備具體的個人。每個人都有身不由己的理由。 我只想提供兩個思考： 1、時間堆積是否是唯一的途徑？除了大量時間堆積，是否有同等效果的方法？如果有，我們能否捫心自問為什麼不選？為了我們的簡單方便，我們不惜傷害數以億萬計的未成年人？我們不會去想：讓孩子熱愛生活、心理健康、心情愉快、喜歡學校和學習，是否達到同樣的效果呢？ 2、如果這一切實在無法避免，能否在個人身上克服整個時代？站在個體的角度將槍口抬高一寸？以一己之身擋在孩子的前面？雖然他們是別人的孩子，但他們都是國家的未來建設者，是下一代孩子的父母。 每當放假，在他們徹底熟悉我之前，都會有學生來問「老師，假期作業是什麼」，我看著他們微笑，同時心中酸楚：他們不習慣沒有作業，覺得有作業才是假期的正常狀態，反正都要有，不如早拿到早做完，早死早超生。 ——有沒有願意做、希望做假期作業的同學？當然有！但這樣的學生也不需要老師布置作業，他們會自己找到作業。 七、級排名，級長對優學生和差學生的雙標。 ——這會給心智不成熟的孩子怎樣的衝擊，能讓他們怎麼認知這個世界，我覺得不必再闡述。我簡單類比一下：工作排名、領導不公平態度，對成年人有多大的衝擊，你們這些大人自己沒個逼數嗎？你生活中的罵罵咧咧、指桑罵槐、怨天尤人，有多少都是源自這兩個因素？施加到孩子身上，你就毫無感覺了？ 八、老師說「先考後甜，讀書才有出息」。 ——善意角度，老師這樣說，是他們確實認為讀書是唯一出路。這樣的同行沒有主觀惡意，但實在是暴露了自身認知的極度狹隘。 ——惡意角度，老師們這樣說，是明知讀書並非唯一出路，人生有很多路可走，只是讀書這條路看起來最常規、最簡單（因為現成，所以簡單），但為了讓孩子「不分心」，所以刻意強調——它的嚴重後果就是：堵死了孩子的希望。 ——教育，學那麼多的知識，是為了給人生增加更多可能性的。而我們只指給他們一條路：「考上好高中」「考上好大學。」但這常常並非是我們的真正想法。驗證方式很簡單：只要不再評估老師們的升學率，老師們將會立馬不再將「考上好高中好大學」作為鼓勵學生的唯一理由。 所以我們這些成人，從父母到老師，都是自私的。 【四】一個聊天 恰好下午有一個學生找我聊天。他們擁有完整的國慶假，還在假期中。 我想把它發出來，讓父母、老師們看看我們的孩子在想些什麼。 當我們知道他們真正想些什麼的時候，能不能有所反思。 作為一個15歲的孩子，她的思考很不錯了。 聊天內容整理組合如下。 她先發了一張圖片： 網路圖片 她: 老師…… 我： 這些娃，應該是全方位的疼痛。尤其是父母。 如果單從「不想補課」這一目的，實現它的方式實在輪不上跳樓。 學校、社會、同學，永遠不會是一個孩子選擇這種方式最後的、最大的原因。 很多時候，父母對孩子的態度，並不是不愛，而是讓孩子以為自己不被愛。當最後的堡壘都失去了，他們才會對整個生活完全絕望。包括他們為什麼寧可忍受霸凌也不告訴父母。 你換成自己就能想明白這個點：學校、同學、老師、朋友、社會，算個啥啊，只要我在家裡能得到真正的、完全可信任的愛和信任，就會覺得「除了老子成績差一點，我和我爸媽又不在乎這個，一切都挺好的」，所以不會去選擇這樣的方式。一個娃，想到自己的父母就覺得溫暖、就覺得啥事也沒有，就怎麼也不會跳下去。 她： 更嚇人的是同齡人對跳樓者的態度。他們不去憐憫或者怎麼樣，而是選擇慶幸或者開心，因為可以放假。 我: 嗯，這才是整個氛圍的扭曲之處。 她： 我刷到的時候，我發現我真就是這麼想的。 我: 我們的整個氛圍，不管是家庭還是學校還是平時的日常相處，都對他人缺乏關愛。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都是非常自私的。「少管閑事」「只要我好、我家好就行，不要管別人如何」，長久下來，便對他人的痛苦無感。 只有哪時候才會有感覺——那個不幸的人與自己有親密關係。 她： 是。面對其他人通常也只是內心「啊」一下。 我: 我們嚴重缺乏「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除非直接傷害到自己（傷害到自己的親密關係，本質上就是傷害到自己），否則不會產生同理心。 《滴水》第一期、第一個內容，就是《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但……年齡和環境原因，你們大多數人只是認了字，不會真正產生太多、太切實的感受。 她: 「人類命運共同體」，很難想到這種高級句子它會在我的生活和思想里。 我同情xx，為之而哭……但這和共情好像又不太一樣。 我: 你這仍是前面提到的親密關係（心理親密也是親密，比如某個自己喜歡的明星車禍了）。 而你所說的這個共情力，是指向所有人的。而且是「如果我是他」的切身式感受，而不僅是「我喜歡的他怎麼受傷了啊」的外在式同情。 她： 對。 我： 想想看，假如從小父母、親人們給我們的教育是同情、關愛身邊比我們弱小的人，學校也是，那麼，整個氛圍會是這樣嗎？ 然而，我們的教育模式是： 父母從小就讓我們不要多管閑事，平時言談全是慕強鄙弱； 學校對優生各種讚美呵護，對差生各種漠視嫌棄。 ——長久下來，每個人的心都是漠然的。 她: 對！都是「你只要做好你本分內的事，不要干與學習無關的事，不要管別人的事，不要多管閑事」。所以我預估我成長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忘本。 而初中班主任，就是，對優生呵護。 畸形的教育，亂七八糟的人格。 我: 很多家長並不懂怎樣教育孩子。不是不愛，是真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愛。 她: 受教育程度太低了嗎？但我發現根本是父母不願意去糾正自己的錯誤吧？不願意正面面對自己無法教育孩子這個事情。 我： 對。從不認真想：為啥自己越來越搞不定一個幾歲的娃。永遠在原來的思路上打轉。就是不肯真正想辦法，去懂孩子、懂教育。 她： 我媽就是。自以為是的教育理念，卻從來只是讓我狗急跳牆。而她又因為我的不敢反抗，所以又很心安理得。 好多父母其實都與孩子天天打對抗。 固執自私冷漠刻薄。 我： 父母說話是最不怕傷害孩子的。別人都有顧忌，就父母最沒顧忌。 對他們來說，罵和揍，是最簡單有效的辦法。但它是「假有效」：罵和揍，是會提升心理耐受力的。到了最後，難不成殺了他？ […]
中共建政已超過75年，習近平掌權也已近12年。時人多詬病習近賓士下中國政治、經濟存在多種問題。那麼，當年交班給習近平的胡錦濤前有江澤民、後有習近平，他如何銜接了兩個時代？又是否有值得今天中國人稱道的政治遺產？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經濟刺激方案出台，幾乎崩盤的中國股市陡然暴漲；本周四（10月3日）又出現有中國官方背景的學者說，中國有安排十萬億人民幣財政投資的空間。這讓很多人瞬間回想起十六年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胡錦濤政府祭出四萬億投資計劃，以挽救中國經濟。 在經濟低谷以龐大的財政支出刺激國家經濟，不少民眾持歡迎態度，又有年輕人排隊開賬戶進軍股市，但也有不少觀察者對之保持謹慎。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在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說，中國至今沒有走出當年四萬億的陰影，「中國股市從2015年開始崩盤，再到如今房地產崩盤，都跟08年金融風暴後，中國的戰略失誤是分不開的，而今天做的也是同樣的戰略失誤。」 四萬億的陰影 四萬億出台後，當時的中國領導層對其經濟效果表面上是欣喜的。2009年7月，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李曉超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經濟增長率從09年1-3月觸底、到4-6月增長率約8%，經濟刺激對策出台的時機恰當，效果明顯。 但以胡錦濤為首的領導層也有很多擔心。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10年5月的一次會議上指出，四萬億後，中國經濟面臨新的火種，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增長過快、運作不夠規範」。 英國《金融時報》2011年底一篇文章指出，四萬億最大敗筆之一正是鼓勵了地方政府的投資狂潮；政府計劃中的四萬億，實際撬動了地方政府的幾個「四萬億」，而這很可能帶來國有銀行的大量壞賬。除此之外，巨量投資也導致通貨膨脹，讓私人財產受損嚴重；同時，政府投資又引發大量「國進民退」，民間資本被大量擠出。 夏明就此分析說，「當時把錢印出來是通過行政管道發給國家的各個部門，這些部門拿到錢當然是要分給共和國的長子國有企業的，因為即使國有企業破產了、垮台了，也不會犯政治錯誤，所以他是不會去扶持私營企業的。」他認為，這進一步扭曲了中國的經濟結構，這至今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之一。十六年後，夏明仍然表示遺憾，「這是一個飲鴆止渴的做法。」 但胡錦濤的十年，中國經濟的數據總體上看是好的。從2003年到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速超過10%。美國《華爾街日報》2012年底的一篇文章說，中國經濟保持10年快速增長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紀錄。也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總量先後超過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2009年，中國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中國官媒《人民日報》9月30日的一篇文章強調，中國由此成為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繼英國、美國、日本、德國之後的「世界工廠」。 公民社會元年 就在中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的前一年，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發表首部《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稱2008年是中國公民社會元年。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社會更加開放，非政府組織大量湧現。2008年汶川發生大地震，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有學者估計，當時有數以百計NGO、約100萬名志願者湧入四川，彰顯出公民社會的力量。 同一時期，中國傳媒也出現了新的變化。互聯網在胡錦濤的十年間崛起，據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2012年底的數據，中國互聯網普及率從2005年8.5%迅速提升到2012年的42%。播客來了，然後是微博、微信，普通公民的發言渠道似乎獲得了某種解放。2003年孫志剛事件通過網路輿論發酵，促成缺少法理依據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中國官媒人民網還因此稱2003年為網路輿論年。 也是2003年，胡錦濤在廣州視察非典（SARS）疫情的時候對一位醫生說，他在網上看到了他的建議。中共的最高統治者似乎要與普通民眾在網路上共情了。 但與外界印象不同，有研究表明，胡錦濤時期恰是言論空間在不斷收窄。據瑞典哥德堡大學多元民主中心今年3月的一份報告顯示，從1990年至2023年，中國的表達自由指數最高的時期出現在1990年至2005年，此後就一路下降。 一位資深人權活動人士對本台分析說，「其實（媒體管控）胡溫時代就是在收，整治《南方都市報》就是個典型例子，……這都是胡溫在2005年以後的一些舉動。所以胡溫時代的媒體是比較活躍，比之後的時代活躍，但實際上是在走下坡路。」他所提到的整治南方都市報，包括2005年代撤銷《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輯夏逸陶職位，其夥伴媒體《新京報》突遭《光明日報》社接管等一連串事件。為了安全起見，這位人權活動人士以匿名接受採訪。 與此同時，非政府組織的數量在胡錦濤時代雖然有顯著增長，但其發展空間也在不斷受壓。總部位於紐約的人權組織「勞工觀察」創辦人李強告訴本台，他們從2004年起在中國做勞工權益的培訓，但他們這樣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組織不斷受到中國政府的騷擾。到2012年胡錦濤執政的最後一年，甚至有國保警察專程到辦公室約談他們的員工。 自相矛盾的年代 但胡錦濤在執政初期，先後在2003年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執政思想、以及2004年「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表明他對中國社會發展有新的藍圖。 2003年底廢除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底取消農業稅，以及大幅減少勞動教養人數等，這些做法都給社會傳遞了新的希望。也是在2003年，在香港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在當地強烈反彈，中央政府最後讓步，中止立法。有中國官方背景的鳳凰網在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總結胡溫執政的前期時讚許說，「胡溫新政」的立足點是「以人為本」、「以廣大人民的利益為本」。 但就在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同一年，中國又出現了「黑監獄」。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2011年的報告指出，「自 2003 年以來，大量中國公民被關進秘密的非法拘留設施，不但關押期間無法與外界接觸，而且關押時間可長達數天或數月。這些俗稱為 『黑監獄』或『黑房屋』的設施，主要由地方和省級官員開設使用。」 前述那位匿名的人權活動人士分析說，「其實從1989年一直到現在，中國的社會控制一直是沒有放鬆的，包括到胡溫後期的網格化維穩等等。」他還指出，2012年初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七十三條規定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制度，「對特定群體來說，社會控制始終是在有針對性地加強的。」 也是胡錦濤執政後期，2009年初，中國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零八憲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劉曉波十一年有期徒刑。2009年7月，新疆地區因民族矛盾出現大規模暴力騷亂，中國政府出動軍隊予以血腥鎮壓，引發外界強烈質疑。2011年，中國警方提前出動，鎮壓了一場並未實際發生的以民主為訴求的社會運動「茉莉花革命」，數百位並未參與其中的民主人士被逮捕、關押。 奧運會是分水嶺 胡錦濤時期在社會管理方式上出現了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有社會鬆動的信號，另一方面又並未放鬆對特定人群的控制。 夏明分析說，胡錦濤政府的一些寬鬆政策與胡溫的出身有關，「胡錦濤和溫家寶是真正的平民領導人，他們在黨的體系下是靠自己打拚，而中國共產黨還是宣稱自己是為民、為工農兵服務的，所以他們是有民粹主義的傾向的。」夏明指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間，胡錦濤和溫家寶都多次親赴災區，受到外界廣泛認可。 但夏明認為，今天中國嚴酷的維穩體系很大程度上恰是延續自四川大地震時期。但他說，這背後有北京奧運會的因素，中國政府在奧運期間形成了一套維穩機制，「他們把奧運的這些監控、維穩機制進行了常態化，最後把中國變成了一個緊急狀態的國家。」夏明補充說，這套維穩體系背後的主要推動者，是主管奧運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而習、周在這些方面的聯手與當時中共高層的權斗有關。 有不少觀察家用中共高層權斗來解釋胡錦濤執政後期傾向於保守的現象。前中共中央黨校蔡霞教授此前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習近平進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因素，「習近平上台（擔任常委）以後，他來主管黨建、主管意識形態，立即就開始左轉。其實習近平上台之後，大家都知道下一任（中共總書記）就是他了。」 但她也認為，胡錦濤實際上和其前任江澤民相似，都沒有勇氣去突破中共黨國體制的局限性，做不了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他們是矛盾體。一方面他們有想法給一些開放的空間，這是有可能的，不是沒有的；但另一方面，一旦觸到底線，他們就逃回來了。」 前述那位人權活動人士則認為，對胡錦濤時代的這種矛盾性要放在更長時段的周期去看，「它整體上是92年鄧小平南巡到2008年的一個大周期的產物，也就是說可以把92年到08年看作是一個比較放的階段，08之後是一個收的階段，胡溫就剛好是卡在了兩個階段之間，所以顯示出來就是前半段比較放，後半段比較收。」 他指出，奧運會是這兩個階段之間的分水嶺，「就是說在奧運會前，胡溫要向國際社會展現出中國社會開放的跡象，也是為了夯實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與國際社會經濟、社會交往的成果；」他認為，中共政權的極權主義本質並沒有改變，這期間出現的寬鬆氛圍本質上是極權體制的自我調適，「極權體制總是要適應市場化的，他要推出一定的形式法治來適應它，這樣才能更有效率，才能讓他想要的市場化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他說，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實際上也是為了滿足市場化條件下，白領階層自由流動的需求。 該做的沒做 2022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胡錦濤突然被攙扶離場，引起外界廣泛猜疑，甚至有人說這是習近平對胡錦濤的羞辱。 就在此前幾天，第二次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在二十大上作報告時，論及他在十年前（2013年）接班時中國社會的狀況，指出當時中國存在的多種問題，包括：貪腐觸目驚心、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以及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等等。有評論認為，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的這段話是對胡錦濤的雙重羞辱。 身在美國新澤西州的海外政論刊物《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則認為，這些說法並不是針鋒相對，也很難說這是對胡錦濤個人的羞辱，「我認為他是否定以往的自江（澤民）胡（錦濤）以來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他說這是十年前已經長期積累的問題。」他指出，胡錦濤很難說有屬於他個人的獨立時代，「他背後一直有太上皇，就跟江一直耗到鄧（小平）去世才沒有了太上皇一樣，胡背後一直是江在左右全局，包括接班人的問題也一樣。」 李偉東分析說，胡雖然接了江的班，但江時代經濟高速增長遺留下來的很多問題並沒有解決，「到胡時代末尾的時候，矛盾已經激化了，當時說的都是『抱著炸彈擊鼓傳花』；反腐找死、不反腐等死一類的話了。」 胡錦濤執政期間，中國政府一直在進行反腐行動。中國政府網2010年發布的《反腐白皮書》顯示，2003年至2009年，各級檢察院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案件24萬多件，平均每天94件。但外界普遍認為，中國官員的貪腐問題並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而是愈演愈烈。 李偉東認為，胡錦濤實際沒有認真反腐，「他是管不了，管不了江的勢力，也無法對抗鄧留下來的模式，他是某種管不了，然後變得有點消極對待的態度。」他總結說，胡錦濤是相對軟弱、平庸的一屆領導人。 走向民主？ 但胡錦濤在執政後期仍試圖在中共黨內做一些體制性改革。他支持了部分地區農村黨支部書記的公推直選，這一做法從2009年逐漸鋪開，在農村地區受到好評，但因為涉及到黨章修改，並未在全國鋪開，更未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樣推展到縣一級黨委書記的直選。 2012年十八大召開，胡錦濤在即將離任前的最後一次報告中提出，要實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其要旨是在黨的領導下，各政黨、階層和民眾以協商的方式形成決策。 李偉東介紹說，這種協商民主的方式目前在中國各級決策機構正在廣泛適用，相比以往政治協商制度是更為實質地採納不同群體的意見，而習近平提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實際是協商民主的一種變體。他分析說，這麼做不同於西方的議會民主、選舉民主，而是體現了中共的統治理念，「共產黨認為如果讓老百姓來決策會變成多數暴政，這也是民主的弱點。」
作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六四”鎮壓後爬上權力頂峰。在其當政的十三年間，香港實現主權移交，中國成功加入世貿，並獲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國貪腐泛濫，政治改革停滯，鎮壓法輪功更導致人權法制急劇倒退。回首中共建政歷史，江澤民留下了什麼樣的足跡，又帶來怎樣的影響？ 1989年6月3日夜間到4日凌晨，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在北京發生。短短二十天後，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京召開。 善於投機的技術官僚 靠鎮壓學運爬上權力之顛 中國官媒報道稱：「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選舉江澤民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趙紫陽所犯錯誤的報告，並選舉江澤民為新任總書記。五個月後，江澤民成為中央軍委主席，1993年成為國家主席。 對於江澤民登上權力頂峰，旅美時事評論員橫河告訴本台：「他爬上去的整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技術官僚（向上爬）的過程，他並不是一個政治家。技術官僚的話, 在政治上他就要投機。」 江澤民的身世之謎 公開資料顯示，江澤民於1926年出生於江蘇揚州一個富裕家庭﹐祖父江石溪中年棄醫從商，育有七個子女。老大江世俊，即江澤民生父；老六江世侯（即江上青）1929年加入中共，並成為新四軍元老之一，1939年被地方武裝打死時才二十八歲。後來，江澤民一直稱自己在十三歲時就被過繼給其叔父「江上青」 的遺孀王者蘭，屬於「紅二代」，但旅美時事評論人士橫河說：「這個事情其實一直到最後都沒有被證實。」 公開資料還顯示，江澤民曾就讀於揚州中學，1943年考入在日佔區南京復辦的中央大學 電機系，之後轉到上海交通大學同系，1947年畢業。之後，他加入美國人擁有的上海海寧洋行任工程師。在中國官方傳記中，經常忽略江澤民在南京淪陷期間的學習經歷，堅稱他當時是一名熱心的共產黨員，積极參与反日學生活動。另一些人則說，江澤民最早是在1946年（日本戰敗一年後）加入共產黨的，當時他還在上海讀書。 意外登上權力巔峰 江澤民的政治崛起與鎮壓學運密切相關。自1985年起，江澤民先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及市委書記，而在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學潮期間，江澤民就接見過上海的學生代表，並把學運打壓下去。橫河告訴本台，中共黨內當時曾要求觀看江澤民訓斥學生的講話，他自己也曾看過該視頻。 不過，把江澤民直接送上權力巔峰的還是整肅《21世紀經濟導報》事件。當時正值八九學運初期，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率先查封了敢講真話、支持學生的《21世紀經濟導報》。橫河說：「就是在全國所有的省市領導人都在觀望、沒有做出決定的時候，他（江澤民）是唯一一個站出來，對相對來說自由派的思想和跟這次學生抗議活動有關係的（進行）鎮壓的人。」 強力鎮壓讓江澤民贏得了實際掌權的鄧小平的信任。同時，他還擁有「紅二代」 身份。很快，原已準備退休的江澤民就被鄧小平欽點進京，並踏著「六四」學生的鮮血飛黃騰達。 不過，剛剛接任總書記的江澤民謹慎、保守，甚至一度採取向左轉政策，令鄧小平非常不滿。「如果繼續回到左的這條路線上去，實際上是對鄧小平的全面的否定。」 旅美時政評論人士蔡慎坤對本台表示，「這是鄧小平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當時他才發動了一場南巡，由軍隊來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實際上，這對江澤民來說是極大的震懾。」 看到風向不對，江澤民立刻轉向，表示堅決擁護改革開放，這也體現了他投機分子的本色。 以腐敗治國 強化對軍隊的掌控力 「你們比西方記者跑得還快，但是問來問去的問題都too simple（太簡單）, sometimes naïve（有時很幼稚），懂了嗎？……中國有句話叫『悶聲發大財』，我就喜歡這句話，就是最好的。」 這是2000年10月，江澤民訓斥香港記者時的一段講話。 「六四」鎮壓後，為了保住中共政權在政治上不受挑戰，江澤民採取了「悶聲發大財」的方式，推動人們把注意力轉向經濟生活，專註於發財、致富和搞錢。橫河說：「這是江澤民時期治理的一個重要方式，類似於黑金政治，你可以去發財，但是不要去碰民主、自由這種東西。」 「悶聲發大財」的具體表現就是「放手腐敗、鼓勵腐敗」。蔡慎坤指出：「尤其是軍隊，後來為什麼買官賣官成風？那就是江澤民為了保持對軍隊的掌控力，放任軍隊搞腐敗。首先，他自己帶頭搞腐敗，下面的百官都必須要腐敗，不腐敗你怎麼進貢呢？」 江澤民時代的經濟改革主要由總理朱鎔基主持。旅美經濟學者何清漣在寫給本台的特約評論中曾指出，朱鎔基採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來推動國有企業改革。這為胡溫十年的政府財政稅收與國有經濟奠定了基礎，也為習近平時代留下了家底。同時，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導致的「圈地運動」也開始於江時代，並在胡溫十年發展成地方的「土地財政」，成就了中國經濟的表面繁榮。對私有經濟，當局也採取了開放態度。 雖然經濟向好，但蔡慎坤指出，正是從那時開始，中國形成了官僚利益集團和壟斷利益集團牢牢捆綁在一起的模式，彼此輸送權力與利益：「他們形成的一個複雜、互相循環的一個模式。」 他說，在這種模式下，當局出台的所謂「改革」主要嘉惠於這兩大特殊利益集團，而並非惠及到全體民眾。這也讓中國的經濟改革從此走上一條「邪路」。 鎮壓法輪功 徹底摧毀中國人權法制 中國的人權法制在1980年代時尚在初步發展階段。江澤民上任之初，情況還在按照慣性前進。「真正的出問題是出在了江澤民的對法輪功開始動手之後，人權法治就基本上被摧毀得一乾二淨了。」 蔡慎坤說，「打擊法輪功，實際這是江澤民在政治生命中最大的一個硬傷，也是他一直耿耿於懷、放不下心的一件事情。」 法輪功是一種佛家修鍊大法，於1992年5月在中國吉林省公開傳出，短短7年，修鍊人數就達7000萬至1億。而中共始終把一切宗教信仰都視為對其統治的挑戰，江澤民更是將法輪功視為眼中釘。 橫河說：「有很多後來的文件來證明，就是在(1999年）4月25號（中南海上訪事件）到7月20日（法輪功被取締）之間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個人在策劃。當時在政治局常委裡面沒有支持他的，但是他一個人就決定了，因為他說『這是在和共產黨爭奪群眾』。」 江澤民一手製造了對法輪功的鎮壓運動，其殘忍血腥和影響之廣遠超當年「六四」事件。直到今天，這一鎮壓政策依然存在。江澤民也被指為大規模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魁禍首。蔡慎坤指出，為鎮壓法輪功，中共從上到下成立了專門的領導機構「610辦公室」，完全目無法紀，並明確要求任何律師不準受理法輪功案件：「你想想，這還有什麼法治呢？我們看到後來高智晟這樣的人，他不就是接了法輪功的案子，給領導人寫了公開信，最後導致他現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是不是？」 江澤民在任期間，因人權踐踏行為而在多國遭到起訴，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法輪功學員在阿根廷起訴江澤民一案。該國聯邦法官最後判定江澤民犯下「反人類罪」。雖然中共後來通過政治運作令該法官被撤職，案件也被否決，但影響依然頗深。橫河說：「不管怎麼說，作為一個中共的領導人，在國際上被判反人類罪，這個也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連毛澤東都沒有過。」 喜愛外交做秀 出賣國土給俄羅斯 江澤民時代，中美關係走出「天安門」鎮壓後的低潮，並逐步進入一種蜜月期，與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也相對融洽。在其任期內，香港與澳門主權順利移交，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WTO），並獲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 蔡慎坤說：「那個時候西方國家對中國是沒有戒心的。而且，我認為江澤民也沒有要統治世界或者給世界指明方向的這種野心。在國際上，就沒有形成太多的對中國的制約。」 不過，在江澤民任內，也發生第三次台海危機和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國轟炸事件，導致中美關係一度緊張。 （江澤民在訪問菲律賓時演唱貓王的「Love me tender」） 江澤民喜歡吹拉彈唱，曾在會晤外賓時表演唱歌、彈吉它、拉二胡，還時常大秀英文。他也曾接受美國《紐約時報》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著名記者華萊士等的專訪。不過，這些訪問報道最後反被認為是中國對外宣傳的「大突破」和「成功案例」，江澤民在受訪中一直為中共專制制度、以及「六四」鎮壓和迫害法輪功等辯護。 (江澤民回答華萊士：「中國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制體系，我們確實有新聞自由……」) 「他不是一個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領導人。他的表演欲比較強。」橫河指出，江澤民除了做秀，實際在任內並沒有什麼突出的外交成果，加入世貿及申奧成功等也只是一些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他的「賣國」事迹卻影響更深更廣。 在江澤民任內，他與俄羅斯簽訂了多項邊界協定，但國內媒體的相關報道都低調而模糊。曾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的旅美學者嚴家祺撰文提出，江澤民任內十三年，在對俄關係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事實上承認了一個半世紀以來中俄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並以這些條約造成的邊界狀況，劃分中俄兩國國界。嚴家祺提出，應追究江澤民的賣國責任，重新審議相關條約、協定和有關議定書。據統計，江澤民總共出賣的中國領土高達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 海外政論刊物《北京之春》榮譽總編、本台特約評論員胡平分析背後原因時說：「那個時候，中共因為剛剛經歷過『六四』，受到國際社會、主要是西方國家的強烈制裁，江澤民就急於和俄國搞好關係，建立所謂戰略夥伴關係。」 但也有評論指，江澤民這樣做是為一己之私，他一直擔心鄧小平隨時會把自己撤掉，因此希望拉攏俄羅斯，從外部全力幫他鞏固權力。 最近，台灣的總統賴清德公開質問，中共如果真的在乎領土完整，為何不拿回清朝《璦琿條約》割讓給俄羅斯的中國土地。北京方面啞口無言，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則發表回應，稱莫斯科與北京已於2004年解決了邊界相關爭議。橫河：「正好說明這個賣國千真萬確就是落實在江澤民頭上，而不是滿清的頭上。」 當政十三年 掌權二十年: 江澤民為何遲遲不願下台？ 江澤民當政十三年，但外界普遍認為，他實際掌權二十年，因為在後來的胡溫時代，江澤民還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垂簾聽政」。橫河指出，江澤民的目的是為使其政治遺產不被否定，包括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為此，他打破了黨內兩個政治規矩，一是把政治局常委從七人變成九人，即形成所謂的「九龍治水」；另一個就是在胡錦濤上台以後兩年多，他才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位。 蔡慎坤表示：「胡溫想搞政治體制改革搞不動，也就是因為江澤民已經定下這個框框。他是『九龍治水，各自為政』。你即使是總書記，也不可能再去管其他常委分內的事情。這就是的制約了胡溫他們手上的權力。」 橫河也提到，政治局九個常委當中，大多都是江澤民的馬仔，其中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排名最後，權力卻是最大的：「這個實際上就是為了確保胡錦濤上台以後不會否定他的迫害法輪功的政策。」 江澤民時代，政治上提出「三個代表」並將其寫入黨章，也由此開放了資本家入黨的先例。蔡慎坤說：「這相當於摻沙子，不像現在的習近平的呢，要純潔黨的隊伍。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認為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實際上是有幫助作用的。」 不過，橫河認為，「三個代表」實際上是一種統戰策略，旨在將改革開放後新湧現的各界精英納入共產黨體制，以防止他們提出政治訴求，挑戰共產黨統治。但此舉理論影響力不大，也沒有被真正貫徹下去。 同時，江澤民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隔代挑選了習近平為胡錦濤的接班人。蔡慎坤指出，其本意是要保護其家族和江派集團的利益：「因為他的家族的利益到後來實在是太大了，他身邊的馬仔、跟班的實在是太多了，他要保護這批人的利益。所以，他想選一個沒有能力的人，一個非常平庸的人，從胡錦濤的手上接過旗幟，最後選了習近平這樣一個人。」 不過，習近平上台後即展開反腐運動，並竭力清洗江派勢力，還把政治局常委從九人變成七人，重新集中權力。他在各領域向左轉的政策也導致中國政治、經濟的全面倒退。這一結局恐怕也是江澤民當初意想不到的。
鄧小平及八十年代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反覆被提及、揣摩、評價、回味以及嘆惜的年代。三十餘年後，或許可以跳出之前的慣性思維與官方敘事，重新審視這段至關重要的歷史。 陳奎德仍然記得多年前的那個下午。 那是1983年6月，廣西桂林。博士學位在讀的陳奎德與五位同學一起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名為「認識論與現代科學的關係」。當時，中國的哲學界和認識論領域仍然堅持根據馬克思主義，把哲學的基本問題劃分為所謂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陳奎德說，「我們覺得這個是過時的，教條的，根本不能涵蓋豐富的、宏大的，整個哲學思想和人類活動。」 由陳奎德執筆，他們結合自己的學習與對現代哲學的理解，整理了十條對中國認識論學術領域的不同想法，後來被叫做「桂林十條」。「簡單說，就是反對對哲學思想的兩分法，反對對真理的獨斷論，就是好像只有馬克思主義這一學派才掌握了人類哲學的唯一真理，提倡真理的多元論。」 本來是上午十點發言，他們猶豫了，怕給學校惹麻煩。後來又一想，寫都寫了，不如借著很多人睡午覺的時間講了。 一上台，他就發覺「糟了」。之前都是上面發言，底下開小會，但他一開始講話，「全場靜默，全場都尖著耳朵在聽，感覺有點嚴重。」 發言過後，當時中國哲學領域的領軍人物蕭前就把稿子要去，「他本來要睡午覺的，現在午覺也不睡了，下午就開始了批判。」 當時正值全國開展「清除精神污染」，反對倡導人道主義、反對接受市場經濟理論、反對提倡藝術美學的自由主義傾向，社會氛圍極度緊張。 回到復旦後，一個父親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訴陳奎德，在父親辦公桌上看到了一份內部文件，上面有「桂林十條」六個起草人的名字，「你的名字前面打了個紅圈，好像是說要流放到青海或者怎麼樣」。 陳奎德和另一位博士生先是收到了停學三個月的通知，要求他暫停博士學業，重新學習馬列主義。但就在他等待更嚴厲的處罰時，事情又奇蹟般地發生了變化——清除精神污染只「運動」了二十八天便宣告結束，他們因禍得福，名聲大燥，「結識了非常多的學界朋友，所謂自由化思想的人，都是志同道合的」。他後來成為1949年後西方哲學史專業的中國第一位博士。 畢業後，陳奎德留校任教，後來又接任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任上海《思想家》雜誌主編，參與了一切可以參與的改革，直至1989年，去國，被迫流亡。 陳奎德的八十年代，可以說是許多中國人八十年代的縮影。有希望，有動蕩，有壓迫，有熱血，直至「結束了在中國的一切」。 如果離開”改革開放”的敘事邏輯 「我覺得不存在什麼八十年代的黃金時代。」中國民主活動家王軍濤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如今大家對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懷念，在他看來並不符合現實，「那時候知識分子對鄧小平也是非常不滿意的，對趙紫陽也不滿意，只是對胡耀邦還是比較滿意。」 細究中國各項制度在八十年代前後的變化，如果遠離「改革開放」這個習慣性敘事，不難發現，光環之外，實則節節敗退。 比如，造成中國今天所面臨的重大人口危機、限制人民生育自由的權利，是在1978年憲法中失去的。 在1980年憲法修正案中，中國人民失去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等公開民主表達、自辦刊物在法律上的權利。 1980年的苦戀風波，開啟了中國持續至今的電影審查制度。 中國人民對土地的私有權，是在1982年的憲法中失去的。 一同消失的，還有「通信自由」和「罷工自由」。 1986年年底，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因不滿地方政府在人大代表選舉中為學生參選設置阻力，集會遊行抗議當地政府不遵守「新選舉法」、違法干涉基層民主選舉，學生抗議從合肥迅速蔓延到上海、北京，引發了持續二十八天的全國學潮。 這場學潮最終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宣告結束，未經批准的遊行自此被視作非法遊行，參加者將被法辦，並以此抓捕了八十三名學生。這項規定也可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的前身。 隨後，胡耀邦於1987年1月以非正常方式離開總書記的工作崗位。繼華國鋒以非正常方式離開中央領導職位後，這是十年之中，中國第二次非正常更替中央領導人，並直接引發了兩年後的八九事件。 伴隨著許多權利的悄悄消失，還有一些權利是人民自發爭取來的，並不是政府主動而為。 比如，1978年，在已經確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後，中國實質上還在堅持知青的上山下鄉的政策，甚至在1978年秋天的全國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還形成了《知青工作四十條》的決議，肯定了「文革」以來上山下鄉工作取得的「偉大成就」，指出今後仍然要「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 此時，上山下鄉運動已經執行了十年，全國下鄉與支邊知青總數總計兩千餘萬人，實際在農村或邊疆接受「再教育」的還有一千萬。《四十條》使許多青年人心灰意冷。1978年底，雲南一名女知青難產死亡，當地知青上街抗議、要求返城，自此掀起了一場席捲全國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抗議活動，這才終結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中共中央黨校前教授蔡霞對本台形容，1980年代的形勢是「只有一條門縫，老百姓就能努力擠開一扇門」。 她說：「那時候並不是我們說的蘊藏著什麼極大的社會主義熱情，就是要求個活路，人們窮了十多年了，再不求生就活不下去了。從包產到戶，到知青回城，還有個體戶，賣個小火柴、小香煙之類的，都是老百姓先自發求生，後來得到了政策上的允許。鄧小平自己其實也承認，他說：我們沒做什麼，但是人民有創造，我們就是肯定了人民的創造。」 「所以對我來說，八十年代並沒有什麼好。」王軍濤回憶說，「當時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是一直被打壓的。比如魏京生、王希哲都不只被判了刑，而且是判了重刑。我們這些在高校中的人雖然幸免於難，但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清洗運動一直沒有斷過，而且每次都有一大批人受衝擊。那些覺得八十年代好的人，可能他們那時候也不關心政治，等到後來發覺共產黨整到他們頭上了，才感覺共產黨好像剛剛開始變壞。但對我來說，共產黨沒有一天是好的時候，一直也沒有變。」 他進一步分析說，所有人感覺到的一點點變化，不過都是「鳥籠經濟」。「不管是經濟自由也好，政治自由也好，毛澤東時代連個籠子也沒有，每個人該幹什麼、該說什麼、該想什麼，都是規定死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給了人民一個籠子，感覺好像多了一些自由，實質上並沒有變過。」 對鄧小平的歷史評價是否過高？ 站在今天的中國，回望鄧及其主政的八十年代，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國際上，對其判斷似乎都在發生著巨大的改變。 1997年鄧小平逝世時，《紐約時報》在訃告中將其稱為「改變中國歷史軌跡的鄧小平」，2008年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時，美國《時代》雜誌總編輯發表文章，稱其為「不曾謀面卻最難忘的當代領導人」，認為中國經濟在30年高速發展後雖然出現了一些問題，「但鄧小平的成就仍然非常輝煌(《時代》肯定持這樣的看法，鄧小平兩次被評為《時代》年度人物，獲得這一榮譽的人士中只有四人是非美國籍人士。)」 十年之後的2018年，英國BBC中文網站在紀念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前省委書記的對鄧在自由民主方面的評價：「鄧小平對民主的看法就像『葉公好龍』一樣，如果龍真的出現，他就害怕了。」 文章還說：自1979年西單民主牆事件後，四項基本原則為之後四十年的言論管制劃定「紅線」，乃至今時今日，還在影響中國。 當時習近平剛開始履行其第二個任期，言論管控措施漸漸出現，民間組織生存空間縮減，通過修憲取肖了國家主席任期，許多人感到，習近平似乎正在走向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反面。但《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對BBC中文表示，「他（習近平）的政策與鄧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發展政策的主線保持一致。」 「之前對鄧小平的歷史評價確實過高。」著名異議人士胡平說，粉碎「四人幫」與鄧並沒有什麼關係，平反文革冤假錯案、真理標準大討論等糾正毛時代最大錯誤的動議，鄧也不是第一推動者。 他特別指出，「現在人們都把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視為改革開放的起點，但是三中全會前，中共開了將近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是這個工作會議確定了三中全會的基調。在工作會議的前一段，鄧小平出國訪問去了，沒參加；出國之前他委託胡喬木寫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發言稿，調子還是比較保守的，等他回國後發現中央工作會議的整個調門比他預想的高得多，這才扔下胡喬木起草的發言稿，讓胡耀邦臨時找了幾個人，連夜趕出了新的講話稿。後來人們都說是鄧小平的發言給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了調，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胡耀邦主持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據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研究員張顯揚撰文回憶，會議的第一階段，批判了「兩個凡是」，批判了1949年以後的極左路線，批判了歷次政治運動，並從制度上反思了黨和國家一再遭受災難的根源，主張對現行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但是，會議剛開了上半截，就被鄧小平公然腰斬，並以提出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告終。 在蔡霞看來，六四前的80年代，鄧小平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順水推舟，雖然沒有主動發起任何改革，但也沒有阻攔；二是為中共在當時道路的合法性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當於給老百姓自發的一些新的經濟現象蓋了一個合法的印章。」 曾在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過的嚴家祺，在書面回應本台採訪時說：「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最好的年代還是 『六四』前的八十年代。」而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還是有些可圈點的政治遺產，如：1979 年主導改善中美關係和中美建交；改革開放，在中國普遍實行市場經濟；1982 年憲法中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和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中國各項承諾，包括「香港五十年不變」；放棄武力統一台灣，保持台海和平。 但他特彆強調，「鄧小平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可又遠不及赫魯曉夫，他只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只做了『局部的非毛化』，而沒有『全面非毛化』，使得改革開放遇到重大阻力，就為習近平今天倒行逆施開闢了道路。」 但胡平不想用「高」與「低」來評價鄧。他說，對人的評價涉及一條道德底線，就像一個醫生，一輩子治好了很多病人，但他也借行醫之名蓄意害死了一些病人，那他就是殺人犯。 「那麼對鄧小平來說，不管他在之前、之後還做了什麼事，不管那些事情我們做怎麼樣的評價，哪一件好，哪一件不好，都無所謂。就憑六四屠殺這一件事情，他就是歷史的罪人。」胡平說，「六四之後，中國的改革已經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在這條錯誤的道路上獲得迅速發展的國家，必然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它必然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普適價值更加蔑視、更加敵視、更加恐懼，從而不但對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危害，而且也對全世界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 當年的學生領袖陳破空則從個人層面來思考。 1986年底，陳破空帶領上海同濟大學聲援合肥中科大學生的抗議活動。他的感覺是：「也沒做什麼，就是街上走一走，有時候在市政府門前坐一坐。我們也沒提出要推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走得快一點，多滿足大家的一些民主、平等的訴求。後來我們是自髮結束的，因為天冷了，而且要放寒假了，很多同學要回家過年，很和平地就結束了。」 但沒過多久，他突然聽說，胡耀邦需要為八六學潮負「領導不力和姑息」責任，被迫辭職，隨後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人被開除黨籍，大吃一驚。校領導還告訴他，內部文件里提到了「不怕流血」。 「我之前對鄧小平沒什麼印象，他有一些自由民主的想法，但在中共那些老人里，也只能算矮子里拔大個兒。但這次突然有這麼大的舉動，我開始思考為什麼。」陳破空對本台回憶說，「當時我的感覺是，他不了解我們年輕人的想法，我們其實沒想要怎麼樣，就是表達一下自己而已。但那時他已經八十二歲了，和我們之間有兩代人的代溝。如果他再年輕十歲二十歲，他會這樣處理我們嗎？」 陳破空說他想到了一句古話：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時候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有道理。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想什麼？是安度晚年，打打牌，帶帶孫子，就這些事兒。但年輕人只要開始經濟改革，就會想到政治改革；只要打開和西方的交往，就會想到自由、民主。年輕人只要跑起來就不會想要停下來；而這個老人只想悠閑地散散步。他已經落後時代了，他不適合執政了，他應該讓位給更年輕的人。」 歷史的假設 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會怎麼樣？ 自由亞洲電台X上發起針對這個問題的投票，截至9月30日，共有1385位網友參與了投票。其中，17.4%的網友認為中國會「沒有改革開放」；有19.4%的網友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會更加保守」；但投票者中也有29.9%認為，「會有另外的領導人推動類似的改革」，更有33.4%的投票者認為「中國會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胡平說，改革和開放當然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毛時代犯下滔天罪錯，舊體制已經面臨全面失敗，人民群眾一定會自發地向相反的方向尋找機會，必然會形成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的強大動力，如果沒有六四，中國一定繼續向民主自由邁進，直至完成和平的民主轉型。「我們能看到蘇聯、東歐包括蒙古，都是這樣完成了轉型，而且轉型轉得那麼順利，完全不需要流血。」 王軍濤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說，蘇聯、東歐甚至朝鮮，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曾在巨大社會災難後選擇過改革開放，有的國家還啟動過不只一次，「只是他們都沒有成功」。 為什麼只有中國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成功？ 王軍濤為此請教過他在哈佛大學的教授。教授回答說：因為中國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海外華人。「他說，被蘇聯趕出去白俄，非常痛恨蘇聯，蘇聯怎麼改革，他們仍然是痛恨。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被共產黨趕出去的中國人，尤其是台灣、香港這些已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地方，對中國還有那麼深的感情，回鄉投資，然後非常努力地幫助中國把產品賣出去，這讓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年就吃到紅利，賺到了錢，所以改革開放才能夠繼續下去。」 蔡霞卻不那麼樂觀。「如果沒有鄧小平，靠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資歷，不一定能把改革開放推進下去，畢竟當時黨內的反對力量還是非常強大的；華國鋒雖然打倒了四人幫，但打倒四人幫只是為了自保，從視野和思想上，他仍然是保守的，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保持中國的狀態。」 蔡霞甚至認為，不能樂觀地相像中國會像東歐那樣完成和平轉變。「因為中共這種極權統治，用暴力做了那麼多血腥的事情，只要是暴力就會結下血仇，一旦把權力放掉，這個黨馬上就要遭到清算，民眾起來是要砍你頭的，共產黨這幫人是經不起的。「 她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來自文明程度。」中國從骨子裡還不是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幾千年歷史中就是一個農民國家，都是通過暴力完成政權交替，他們只相信暴力。而只有現代文明才是通過談判、通過法律解決矛盾，這些在他們的認識中是不存在的，他們無法想像：我把權力交了，還可以得到和平。」 當我們懷念八十年代 人們習慣用「百廢待興」來形容八十年代。但在八十年代初便自費出國的著名畫家陳丹青看來，這只是與外面世界疏離後的一種自我美化罷了。 與查建英對談八十年代時，他說過：「八十年代的可憐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慘，還說什麼文藝復興！那是癱瘓病人下床給扶著走走，以為蹦迪啊！」他形容八十年代為「暴病初愈」，是整個國家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文化斷層和人才斷層後，剛剛「半醒過來」。 但每個人記憶中的八十年代，又是由不同片斷組成的。 王軍濤如今已年過六旬。再回想四十年前的經歷，有一個細節他至今難忘。八九入獄之後，他的父親到秦城監獄探視時對他說：你應該感謝黨，過去共產黨殺人，哪還花那麼多錢給你開個庭？都是直接拉出去斃了就完了。 「我當時聽了覺得真的是非常荒唐。」他回憶說，「我活到這份上，國家那點事，我覺得都是命運，也沒什麼好說的了。在個人層面，留下的只有一些青春的夢和青春的衝動。」 在胡平的回憶里，八十年代的中國，最可愛的是人民。「當時的中國人，普遍對真理熱烈的追求 ，而且一旦接受了，就能夠立刻化作自己的理念。那種熱情非常的純潔、純真、熱烈。不像現在的人，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但絕不會因為這是對的他就去堅持，整個社會都變得犬儒主義，或者什麼事都不當真，好也好，壞也好，他覺得都無所謂。」 他至今還記得一件事：軍旅詩人葉文福，坐電車時突然有了寫詩的靈感，就從兜里往外掏筆和紙。人很多，周圍的人被擠到了，本來還在抱怨，但一聽他是因為要寫詩，一個小夥子馬上就把後背面向他說：就在我背上寫吧。葉文福就這樣寫下了引發巨大風波的《將軍，不能那樣做》，寫就後大聲朗誦，全車為之鼓掌。「這就是那時的風氣，大家對反抗不公平現象那麼尊重，對反映這種社會情緒的一首詩都那麼熱愛，這是現在的中國是不可能遇見的。」 陳破空的八十年代，是意氣風發、無所畏懼和「極度天真」的。 1985年，他和十名同濟大學同學寫信給胡耀邦，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四個月後，胡耀邦真的派人到學校來，與他們進行了座談。「根本沒想到，四個月，都忘記了，但當時覺得特別溫暖，感覺受到了尊重」。 他後來搞民主啟蒙，帶領上海高校學生上街遊行，「也沒想過要害怕」。他二十三歲生日那天，剛好是上海八六學潮人數最多的一天。一個同學和他開玩笑說：你看，有七萬人幫你過生日。 「我印象里，那時真的是每天都有新東西，新的衣服，新的書、音樂、舞蹈……」他回憶說，「那種感覺就是，不論發生什麼，能感到這個國家還是向前走的，而且未來也一定會向前走的，從沒想過居然還會倒退，沒想過他們完全是反動的，還可以反攻倒算，還可以專制復辟。」 「那時大家對中國的制度還沒有今天這麼深刻的認識。」蔡霞解釋說，「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共產黨是極權統治，當時大家以為是什麼呢？是四人幫壞。但已經把四人幫打倒了，毛澤東也死了，也平反冤假錯案了，也讓大家講話了，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確實得到了改善，窮了那麼久之後開始漲工資，農村經濟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老百姓手裡開始有錢了，這時候幾乎沒有人去往制度層面想，往共產黨的本質想，大家理所當然地覺得一切都在變好。」 她當時在蘇州郊區工作，比許多人又多了另一層個人體會。「中國的政治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八十年代的北京上海，和中國的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樣。」蔡霞說，「當時我對北京和上海發生了什麼，幾乎一無所知，北京八十年代的那種改革開放的氛圍，思想那麼活躍，包括80年代中國黨內的很多老人的名字，我都是後來到了北京以後才聽說。」 在王軍濤看來，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所懷念的八十年代，但不論是個人生活，還是國家層面，「大家都覺得還有希望」，因為那時還在「摸著石頭過河」，「一切都沒有結論」。 直至1989年6月4日，當局用天安門廣場的槍聲告訴世界：結論在此。 那天晚上，陳破空在廣州，躺在宿舍里，突然有學生敲門，驚呼「天安門開槍了」。陳破空不信，馬上打開收音機聽香港電台，聽著聽著，眼淚奪眶而出。他沒有想到，兩年前聽到的「鄧小平說不怕流血」，竟能成真。 第二天，他拚命去貼大字報，把自己的團員證扔在中山大學校園孫中山銅像前，號召大家退黨退團。大字報上，「民主自由」的字眼兒變成了「打倒反動政府」「打倒鄧小平」。「我當時的感受就是：一個老獨裁者，葬送了一代年輕人的民主夢想。」 早在幾個月前，陳奎德就接受了美國波士頓大學的短期訪學邀請，由於時間衝突，他將機票改簽到了6月5日。6月4日晚上，朋友們正在家中為他送行，一個同事突然拿著一個錄像帶跑了進來：北京開槍了。 錄像帶是香港電視台的新聞內容。看過後，所有人都沉默了。 第二天一早，陳奎德坐著學校的車去機場。一路上，公交停運，路障遍地，有人正騎著自行車往機場趕。 這一幕，就定格成了他對中國最後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