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战争的极限运用之下，以色列军方与情报部门(摩萨德，Mossad)已经订出对真主党与伊朗的“斩首黑名单”，进行所谓“定点清除”，并且按表操课、有序执行。在继9月27日清除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之后，10月4日再度传出清除可能继任领袖人选之一的萨菲丁(Hashem Safieddine)。黎巴嫩安全部门10月5日证实，萨菲丁已经失联。但是可以预见，以色列的斩首任务必将引来真主党与伊朗的疯狂报复。 当前中东的情势，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情势失控、危险升级。尽管人们对中东和平的愿景充满不确定性，但唯一确定的是：对和平的企盼已经机会渺茫。似乎，犹太与伊斯兰两大民族，永远难以共存在这个地球上。 三次和平曙光，黯然消退 如果人们记忆犹新，1978年9月，在前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下，美国、埃及和以色列三方签署了《大卫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然而，埃及的“亲以政策”立即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激烈排挤，随即被取消《阿拉伯联盟》成员国的资格，签署协定的埃及总统沙达特在1981年遭到暗杀，第一次中东和平的曙光稍纵即逝、黯然无光。 1993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签署了《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中东和平再现曙光。隔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签署双方：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和“巴解”领袖阿拉法特(Suha Tawil Arafat)。结果，就在隔年(1995年)，拉宾本人也遭一名立场激进的犹太人刺杀身亡。换言之，致力于中东和平的双边领袖一一死于非命，证明了两个民族总有一些人永远不愿看到和平的到来！ 2020年，在前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的搓合之下，以色列、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四个国家，分别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中东和平三度露出曙光。但是3年后的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了恐怖突袭，和平曙光再度黯然消逝。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战争框架”(Frames of War, Judith Butler用语)以及“生命的危脆性”(precarity of Life)：无数的难民与死伤的平民。或许，中东的和平曙光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中东和平三大支柱已经断裂 第1支柱的断裂：联合国已经报废而不堪使用 在继2024年4月之后，10月1日晚间伊朗再度对以色列发动数量达到200枚的飞弹攻击，使用的是超音速的洲际弹道导弹(Super Sonic ICBM)，伊朗宣称这是对以色列一连串军事侵略的报复行动。隔日清晨，真主党武装人员也首次与突入黎巴嫩境内的以色列部队交火，中东战火四处燎原。依据过去我对战争演化的三段推论： 双边冲突－溢出效应－大国介入，中东战火已经溢出而扩大。 面对不断升高的危机，联合国10月2日召开紧急会议，试图提出停火建议。然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一番预设立场的说辞，等同于宣告联合国自毁长城、尽失立场。古特雷斯说道： “自去年10月以来，以色列在加萨开展了他担任秘书长以来最致命和最具破坏性的军事行动。加萨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苦难超乎想像。与此同时，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西岸的局势继续恶化，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建造定居点， 驱逐居民，掠夺土地，加剧定居者的袭击，逐步破坏两国解决方案的任何可能性”。 对于被联合国“官定”的恐怖组织(哈玛斯、真主党)，古特雷斯只是“轻微谴责”，对以色列则“重棒捶打”，这不只是双重标准，更是头歪脑斜、是非不清的标准。换言之，联合国已经失去公正调和、促进和平的功能。换言之，联合国已经报废，甚至应该进厂维修，根本无法发挥稳定、调和、促进中东和平的角色。 第2支柱的断裂：美国的中东影响力已经式微而无力回天 过去三次中东和平协议，都是由美国牵头促成，但是这次“以哈停火”的谈判却始终毫无斩获，甚至胎死腹中。换言之，美国已经管不住中东，包括无法劝阻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至于以色列自行其是而不再听命于美国，也包括管不住伊斯兰国家，甚至激发这些“疑美集团”烈焰难抑的怒火。时至今日，除了扮演以色列的“辅助防卫者”和“协力拦截者”之外，美国的外斡旋已经捉襟见肘、无力回天。 美国总统拜登10月2日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以色列有权作出回应，但‘应当适度’”，在被问及是否支持以色列打击伊朗核武基地时，拜登回答是negative(不支持)。两句回答整合起来就是：“以色列有权适度地作出不攻击伊朗核武基地的回应”，意思就是“有限度回应”。令人疑惑的是，美国不正是因为伊朗发展核武而对伊朗实施制裁吗？怎么对于以色列可能攻击伊朗核武设施表示反对？也许，这就是拜登面对中东冲突的“阿兹海默政策”。 实际上，中东危机的升级，证明了美国(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对于国际冲突，拜登政府始终采取开会、呼吁、沟通、警告等等口头表态，以为只要“大哥开口”，各方就应一呼百诺、听命行事。事实上，美国的大国地位已经开始式微，美国的大哥外交已经形同“无能外交”。 第3支柱的破裂：两大民族血海深仇已无和平意愿 在联合国紧急会议之后，以色列直接将立场偏袒的古特雷斯定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并禁止这位秘书长入境以色列。对于伊朗的飞弹攻击，以色列誓言要让伊朗付出“难以想像的代价”，甚至发出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A. A. Khamenei)的预告。10月4日，哈米尼甚至“带枪”主持祈祷会，在这个具有全国动员力的仪式上，哈米尼宣称对以色列的飞弹攻击只是“最低限度的惩罚”，誓言将继续对抗以色列这一“中东吸血鬼”。换言之，以色列这一方是“战争打到底”，伊朗另一方则是“报复无止境”。 现代战争型态的“第六次中东战争” 现代战争已不同于传统战场(battle ground)上坦克互轰、机抢扫射、单兵肉搏的型态；在“全武器化”(total weaponization)之下，无人机艇、AI战狗、激光与微波作战、骇客瘫痪、特定斩首乃至各种非典型战术……，已经展现在现代战争“多象限空间”的作战型态中。在继4年前击毙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之后，以色列9月17日发动锁定真主党人呼叫器(俗称BB Call)的集体爆炸事件，以及一连串高层领导的的斩首行动，说明了现代战争是一种“无限想像”与“难以逆料”的战争。 在现代战争的框架之下，中东的和平意愿已经崩解。在联合国自废武功、美国的“呼吁外交”已经失败、两大民族之间已无和解意愿之下，中东和平的三大支柱已经瓦解。在血债血还的魔咒以及“攻击－报复”的暴力螺旋之下，“第六次中东战争”已经濒临一触即发的境地。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诚观点》YT频道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台湾地位未定论”兴起于二战末期一群美国对中政策官员的看法，他们认为，尽管1943年《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宣言》提到战争结束后台湾将归还给中国，但那只是暂时性政治声明，必须以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为基准。该和约与1952年日本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日和约》都主张，日本放弃对台湾与澎湖的主权及一切权利、主张，但并没有定明日本放弃后台湾的归属国，所以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是日本放弃的受益国。这也是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的滥觞。 由于战后的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施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戒严令，因此从早期的党外到民进党都带有浓烈的反体制色彩，希望以“台湾住民自决”来对抗国民党的“法统论”，“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成为前者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即使民进党于1999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公开肯认台湾“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并接受了中华民国的国号；但历任的民进党领导人包括蔡英文在内，能够不多谈“中华民国”就不多谈，更遑论要挑战“台湾地位未定论”。只是，这一切似乎在赖清德就任总统后有了微妙的变化。 上任4个月来，赖清德似乎正在拆解民进党内普遍认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并积极透过肯认中华民国合法性的方式，往“两个中国”的方向走，其证据有三： 第一、赖清德多次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所谓“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之说虽然始自于蔡英文，不过，赖清德却是第一个将此说搬进就职演说的国家领导人。“两岸（两国）主权互不隶属的说法”让共产党恨得牙痒痒，认为赖清德正往“独”的方向迈进。不过，由于此说标举中华民国主权高位，对内可以向中华民国支持者号召，对外又可有效区隔中华人民共和国，纵使国民党不开心却也很难反对。特别的是，“互不隶属”说与美国从前年开始倡议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没处理台湾代表权问题”理念相通，遥相呼应，前者显然也有美国背书支持的成分在。 第二、赖清德搬出《瑷珲条约》，反讽中国如真在乎领土完整，为何不收回清朝割让给俄国的土地？ 赖清德的这番说法聪明地点出中共所谓“中国领土完整”的谎言与荒谬性，后续也引来大批国际媒体的报导，效果惊人。不过，拿大清国签订的《瑷珲条约》来反击中共，也隐约有承认“历史疆域”说的味道，据此，又隐隐与国民党政府一直强调的“中华民国法统论”相契合。就传统民进党人来看，这是一个“危险”的说法，但赖清德却直言不讳。 第三、赖清德前天说，75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113岁的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 这其中，“中华民国正要过113岁生日”，显然已纳入中华民国在1949年以前在大陆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更是正面肯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台湾人都是“中华民国人民”。至于“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这不仅在民进党内闻所未闻，就连近10年来都未曾有任何国民党人说过。赖清德的这番谈话，可说是已经完全拆掉传统民进党人对中华民国的拘束器，正面表述“两个中国”。 党政高层说，赖清德这番话是针对最近许多台湾艺人称中国为祖国，有感而发。不过，就台湾内部政治而言，赖清德的连番谈话其实更像是一把利刃，直插向国民党的心脏。无论是脱胎自国民党执政时期“两岸互不隶属”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或引据《瑷珲条约》直斥共产党对台湾的领土野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是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这本该是前晚坐在台下的韩国瑜、蒋万安等等国民党人的传统论述，但如今却失去了这些历史话语权，到底孰令致之？ 比较前后两任总统的两岸论述，蔡英文阴柔，总是审时度势步步为营，希望能慢慢地推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与能见度。赖清德阳刚，但却用缜密的事实与简单的逻辑，逐一破解许多台湾人在两岸关系上习以为常的定见与盲点。如果国民党还把赖清德当成亟亟推动台湾正名建国的“台独金孙”，用赵少康那种不知所云、气极败坏的方式解读赖清德这一系列的谈话与布局，那等于是与上述主张站在对立面，将距离台湾主流民意越来越远。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脱口秀又出来一件事，有点破坏了过节的祥和氛围。有位演员叫瘦子的，这个名字就不够正面，他在自己账号调侃了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说既然是热门选手，为什么回回爆冷，应该叫惯冷。这人已被投诉了，然后演出方广州野生喜剧脱口秀——这个名字也很不正面——已经声明，暂停与瘦子的演出合作。 底下就吵开了。有人说处理得对，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国家工作人员，不同于演艺明星，不是你想咋地就咋地。然后有人抬杠说，这不是输了吗，没有争光啊。然后有人说你有什么资格调侃，你能让国旗升起来吗？于是又有人反驳说，到底让国旗升起来几次才不能调侃？ 网络图片 总之抛开道理不谈，似乎都还说得挺有道理的。 各个群里也是一通乱。还有人说，什么样可以调侃，什么样不允许，能不能有个规则。有人说都是为国争光，王楚钦不能调侃，下围棋的聂卫平为什么就可以调侃，聂卫平是国家给的“棋圣”，而且当年是抗击日本人的大功臣，不更是为国争光吗？有人说老聂当初换老婆了，而且这些年吃那么多大闸蟹，当然可以调侃。然后又有人说那柯洁为什么就可以调侃，柯洁不是拿了好几个世界冠军吗？然后又有人反驳说柯洁让国旗升起来了吗，人家是奥运冠军，奥运冠军不能调侃。 吵来吵去，有人终于得出个初步结论：因为是奥运冠军，所以输了不能调侃，这个脱口秀演员是活该。 我觉得咱们这是跑偏了，中了外国人的计了。 奥运会这东西，怎么变这么神圣了呢。奥运会是哪里的？是外国的，具体说是西方的。西方搞出来的比赛，怎么变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圣殿，引发我们内部矛盾，你说这不是中计了么。 再说具体点，奥运会起源哪里？古希腊。可是古希腊已经被我们网民证伪了，根本就是假的，用金庸小说的话讲，那不是裘千仞，而是裘千丈嘛。古希腊民族是假的，亚历山大大帝和马其顿是假的，希腊的雕塑、建筑、哲学、悲剧艺术都是假的，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和他的学问也是假的，希腊的神话包括雅典娜这个人都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那怎么奥运会就是真的了呢？ 那么多网民一方面已经深深明白了古希腊是假的，另一方面却认定奥运会是真的，不能调侃，这可不是活活中计了，中得还很深。况且奥运会还传播“圣火”，我们历史上哪来这个“圣火”，怎么就让外面的“圣火”传到我们这里来了？ 各位想想，就算要取圣火，我们明明有燧人氏啊，干什么到雅典奥林匹克遗址取，那不是已经被证明是假的么，我们的圣火应该在我们自己地儿上取，到殷墟去取，到二里头取，从外面取来的东西，我们只能接受印度那烂陀寺，那是有群众的进口准入的，别的地儿怎么行呢，你咋知道没有私货呢。 我们的火不去取，倒让人家的火渗透进来，不禁想起灭绝师太大喝的那一声：“熄了这妖火，灭了这魔火！”，具体请见《倚天屠龙记》第二十章。可别想断章取义，绝不是说雅典圣火是魔火，但灭绝老太太的磅礴正气是不是也能学一学呢。 事实上，强身健体也好，比赛竞技也好，咱不反对，可为什么不比咱老祖宗的，按照周朝的来，比六艺。“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大家就比射，看谁射得好、射得快。让外国人也来比六艺，不是能弘扬我们文化么？何必去依附一个假的古希腊啊。 按照人家外国的游戏规则来论输赢，国足已经吃了大亏了，还要别的项目也吃亏，还引发群众矛盾，咱们还要中计到什么时候呢？ 灭绝师太很担心啊。（完）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略长。如果你是父母，建议耐心看完，尤其后面的聊天内容。 【一】一份遗书 中秋节，是中国人团圆或渴望团圆的日子，举头望明月，千里共婵娟，天涯共此时，月圆人也圆。 2024年中秋，广州番禺，一名初中女生跳楼。她写给妈妈的遗书也开始在网上流传。 我一字一字，打出遗书全文。它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为了更容易理解她说了些什么，我将原本满满的一页分成了一些段落。 遗书 妈妈，当你看到这张纸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妈妈，对不起，女儿没能给你尽孝。女儿只是太累了，想睡一个觉。 妈妈，您一定想知道，我这样一个“阳光”的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跳楼？因为在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太矛盾了。 我见过您因为身上的债务而烦燥（躁），我也见过那些有钱人的夸张。这个世界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去做了，我还想去看王楚钦打球呢。 现在孩子的压力也真的是越来越大了，感觉世界上最累的不是上班，而是学习。桥兴里面的级排名，级长对优学生和差学生的双标，真的太累了。 三天中秋假，调休一天。光是书面作业就有14个，背书、实验加在一起就有20个。双减都减哪去了？减假期吗？ 大人上班不情不愿，但有工资；学生上学累死累活，等来的只有中、高考。老师说“先考后甜，读书才有出息”。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出息的。妈妈，我太累了。 身边的朋友卷理科，卷文科，但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根本不支持我大规模补课。妈妈，您经常说我用了你太多钱，要不是没有我[原句如此]，你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对不起，妈妈，都是我的错，我只能现在让你止损了。您不用再给我花钱了，你也不用那么累了。 以后我不在，希望您好好照顾汤圆，不要再让它去流浪了。我这一辈子不努了[原句如此]，等我下辈子向着我的梦想努力奋斗吧！ 妈妈，我不在的时候要照顾要你自己哦！[原句如此]手机不要看太晚，早睡早起身体好！今天的广州一日游我很开心，这是我最美好的回忆啦！妈妈！美美永远爱你哦！中秋安康。 2024.9.17 王美美 网络图片 我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 我几乎看到了整个中国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我太累了”“我没力气了”“我不要再努力了”类似文字在文中出现了七次。 【二】家庭教育 一、通篇只有“妈妈”。 ——要么是离异家庭，要么是丧偶式育儿家庭。 二、妈妈可能曾经抛弃过汤圆（应该是孩子养的宠物）。 ——中国大人大多数从不把孩子的需求放在心上，孩子的爱好反而常常成为他们“拿捏”孩子的利器。电影《狗13》对这个场景有残酷的演绎，可以看看。 三、妈妈曾反复在孩子面前提及“花钱”“都是为了你” ——这是中国大人的标志性用语之一。这样的道德绑架对孩子有多大伤害，似乎一直没有真正引起中国大人的注意。很多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还没有智力思考“如果没有自己，家里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这绝对不是我的责任”，所以是真的觉得自己要对整个家庭的困境、对父母的生存痛苦负责。想想这份沉重的负担，想想他们躺在床上苦苦自责的漫长夜晚，都觉得难受。 ——所有说过这类话、喜欢说这类话的家长，永远不要再说了。你养不起一个家，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唯一毫无责任的就是孩子。你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解决问题，而不是推卸责任给孩子。 ——忍不住，还是想补一句狠的：所有在孩子面前说“都是为了你”“要不是为了你”“如果没有你”的父母，都是无耻混蛋！你们就两个词：自私而无能！你们养不好家，可能有很多外因，但它仍是一种无能；你们不肯面对这个事实、责怪自己，转而把责任推给孩子，让他们来承受这份愧疚，这是自私，而且无耻。 四、妈妈长久地迷恋在手机上。 ——这位妈妈绝无可能是在手机上学习工作技能、学习育儿知识。大概率是沉迷于短视频，跟着手机里的傻笑而傻笑，刷了一个又一个，直到深夜，直到深夜之后。这个场景有多深，才让这小女生决定去死的时候还在关心妈妈的睡眠。 五、她是一个“阳光”的孩子。 ——绝大多数父母，永远都未曾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哪怕面对遗书，我相信这个妈妈还是不明白，既然我女儿都活得跳楼了，那为什么她平时看起来这样“阳光”呢？ ——绝大多数父母，永远都不能理解这一点： 很多孩子的“阳光”，是为了让父母得到安慰； 一群又一群的未成年人，在用他们伪装出来的“阳光”安抚父母那颗焦灼的心； 一个未成年人承受着铺天盖地的辛苦，同时用最大的善意去反哺成年父母的情感需求，直到用尽力气、直到耗尽自己。 这真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三】学校教育 六、“双减减到哪里去了？减假期吗？” ……所有的教育者，尤其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被这个句子震得脑子嗡嗡响。 为什么全世界都有假期？为什么连监狱都要设置假期？为什么不全年365天都工作、学习？那岂不是每一个弯道都在超车吗？反复超车就反复领先，反复领先就遥遥领先。为什么都不这样做？——说明假期很重要。 但，在基础教育这片以未成年人为绝对主体的土地上，偏偏这样？——反而到了成年之后的大学，啥假期都突然就恢复正常了。 下面这张最新的截图，虽然不是每个学校都如此，但我坚信有学校真如此： 网络图片 我无意责备具体的个人。每个人都有身不由己的理由。 我只想提供两个思考： 1、时间堆积是否是唯一的途径？除了大量时间堆积，是否有同等效果的方法？如果有，我们能否扪心自问为什么不选？为了我们的简单方便，我们不惜伤害数以亿万计的未成年人？我们不会去想：让孩子热爱生活、心理健康、心情愉快、喜欢学校和学习，是否达到同样的效果呢？ 2、如果这一切实在无法避免，能否在个人身上克服整个时代？站在个体的角度将枪口抬高一寸？以一己之身挡在孩子的前面？虽然他们是别人的孩子，但他们都是国家的未来建设者，是下一代孩子的父母。 每当放假，在他们彻底熟悉我之前，都会有学生来问“老师，假期作业是什么”，我看着他们微笑，同时心中酸楚：他们不习惯没有作业，觉得有作业才是假期的正常状态，反正都要有，不如早拿到早做完，早死早超生。 ——有没有愿意做、希望做假期作业的同学？当然有！但这样的学生也不需要老师布置作业，他们会自己找到作业。 七、级排名，级长对优学生和差学生的双标。 ——这会给心智不成熟的孩子怎样的冲击，能让他们怎么认知这个世界，我觉得不必再阐述。我简单类比一下：工作排名、领导不公平态度，对成年人有多大的冲击，你们这些大人自己没个逼数吗？你生活中的骂骂咧咧、指桑骂槐、怨天尤人，有多少都是源自这两个因素？施加到孩子身上，你就毫无感觉了？ 八、老师说“先考后甜，读书才有出息”。 ——善意角度，老师这样说，是他们确实认为读书是唯一出路。这样的同行没有主观恶意，但实在是暴露了自身认知的极度狭隘。 ——恶意角度，老师们这样说，是明知读书并非唯一出路，人生有很多路可走，只是读书这条路看起来最常规、最简单（因为现成，所以简单），但为了让孩子“不分心”，所以刻意强调——它的严重后果就是：堵死了孩子的希望。 ——教育，学那么多的知识，是为了给人生增加更多可能性的。而我们只指给他们一条路：“考上好高中”“考上好大学。”但这常常并非是我们的真正想法。验证方式很简单：只要不再评估老师们的升学率，老师们将会立马不再将“考上好高中好大学”作为鼓励学生的唯一理由。 所以我们这些成人，从父母到老师，都是自私的。 【四】一个聊天 恰好下午有一个学生找我聊天。他们拥有完整的国庆假，还在假期中。 我想把它发出来，让父母、老师们看看我们的孩子在想些什么。 当我们知道他们真正想些什么的时候，能不能有所反思。 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她的思考很不错了。 聊天内容整理组合如下。 她先发了一张图片： 网络图片 她: 老师…… 我： 这些娃，应该是全方位的疼痛。尤其是父母。 如果单从“不想补课”这一目的，实现它的方式实在轮不上跳楼。 学校、社会、同学，永远不会是一个孩子选择这种方式最后的、最大的原因。 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并不是不爱，而是让孩子以为自己不被爱。当最后的堡垒都失去了，他们才会对整个生活完全绝望。包括他们为什么宁可忍受霸凌也不告诉父母。 你换成自己就能想明白这个点：学校、同学、老师、朋友、社会，算个啥啊，只要我在家里能得到真正的、完全可信任的爱和信任，就会觉得“除了老子成绩差一点，我和我爸妈又不在乎这个，一切都挺好的”，所以不会去选择这样的方式。一个娃，想到自己的父母就觉得温暖、就觉得啥事也没有，就怎么也不会跳下去。 她： 更吓人的是同龄人对跳楼者的态度。他们不去怜悯或者怎么样，而是选择庆幸或者开心，因为可以放假。 我: 嗯，这才是整个氛围的扭曲之处。 她： 我刷到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就是这么想的。 我: 我们的整个氛围，不管是家庭还是学校还是平时的日常相处，都对他人缺乏关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是非常自私的。“少管闲事”“只要我好、我家好就行，不要管别人如何”，长久下来，便对他人的痛苦无感。 只有哪时候才会有感觉——那个不幸的人与自己有亲密关系。 她： 是。面对其他人通常也只是内心“啊”一下。 我: 我们严重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除非直接伤害到自己（伤害到自己的亲密关系，本质上就是伤害到自己），否则不会产生同理心。 《滴水》第一期、第一个内容，就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年龄和环境原因，你们大多数人只是认了字，不会真正产生太多、太切实的感受。 她: “人类命运共同体”，很难想到这种高级句子它会在我的生活和思想里。 我同情xx，为之而哭……但这和共情好像又不太一样。 我: 你这仍是前面提到的亲密关系（心理亲密也是亲密，比如某个自己喜欢的明星车祸了）。 而你所说的这个共情力，是指向所有人的。而且是“如果我是他”的切身式感受，而不仅是“我喜欢的他怎么受伤了啊”的外在式同情。 她： 对。 我： 想想看，假如从小父母、亲人们给我们的教育是同情、关爱身边比我们弱小的人，学校也是，那么，整个氛围会是这样吗？ 然而，我们的教育模式是： 父母从小就让我们不要多管闲事，平时言谈全是慕强鄙弱； 学校对优生各种赞美呵护，对差生各种漠视嫌弃。 ——长久下来，每个人的心都是漠然的。 她: 对！都是“你只要做好你本分内的事，不要干与学习无关的事，不要管别人的事，不要多管闲事”。所以我预估我成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忘本。 而初中班主任，就是，对优生呵护。 畸形的教育，乱七八糟的人格。 我: 很多家长并不懂怎样教育孩子。不是不爱，是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爱。 她: 受教育程度太低了吗？但我发现根本是父母不愿意去纠正自己的错误吧？不愿意正面面对自己无法教育孩子这个事情。 我： 对。从不认真想：为啥自己越来越搞不定一个几岁的娃。永远在原来的思路上打转。就是不肯真正想办法，去懂孩子、懂教育。 她： 我妈就是。自以为是的教育理念，却从来只是让我狗急跳墙。而她又因为我的不敢反抗，所以又很心安理得。 好多父母其实都与孩子天天打对抗。 固执自私冷漠刻薄。 我： 父母说话是最不怕伤害孩子的。别人都有顾忌，就父母最没顾忌。 对他们来说，骂和揍，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但它是“假有效”：骂和揍，是会提升心理耐受力的。到了最后，难不成杀了他？ […]
中共建政已超过75年，习近平掌权也已近12年。时人多诟病习近平治下中国政治、经济存在多种问题。那么，当年交班给习近平的胡锦涛前有江泽民、后有习近平，他如何衔接了两个时代？又是否有值得今天中国人称道的政治遗产？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几乎崩盘的中国股市陡然暴涨；本周四（10月3日）又出现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学者说，中国有安排十万亿人民币财政投资的空间。这让很多人瞬间回想起十六年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胡锦涛政府祭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以挽救中国经济。 在经济低谷以庞大的财政支出刺激国家经济，不少民众持欢迎态度，又有年轻人排队开账户进军股市，但也有不少观察者对之保持谨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至今没有走出当年四万亿的阴影，“中国股市从2015年开始崩盘，再到如今房地产崩盘，都跟08年金融风暴后，中国的战略失误是分不开的，而今天做的也是同样的战略失误。” 四万亿的阴影 四万亿出台后，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对其经济效果表面上是欣喜的。2009年7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09年1-3月触底、到4-6月增长率约8%，经济刺激对策出台的时机恰当，效果明显。 但以胡锦涛为首的领导层也有很多担心。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四万亿后，中国经济面临新的火种，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增长过快、运作不够规范”。 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底一篇文章指出，四万亿最大败笔之一正是鼓励了地方政府的投资狂潮；政府计划中的四万亿，实际撬动了地方政府的几个“四万亿”，而这很可能带来国有银行的大量坏账。除此之外，巨量投资也导致通货膨胀，让私人财产受损严重；同时，政府投资又引发大量“国进民退”，民间资本被大量挤出。 夏明就此分析说，“当时把钱印出来是通过行政管道发给国家的各个部门，这些部门拿到钱当然是要分给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的，因为即使国有企业破产了、垮台了，也不会犯政治错误，所以他是不会去扶持私营企业的。”他认为，这进一步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这至今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十六年后，夏明仍然表示遗憾，“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做法。” 但胡锦涛的十年，中国经济的数据总体上看是好的。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超过10%。美国《华尔街日报》2012年底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保持10年快速增长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纪录。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2009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官媒《人民日报》9月30日的一篇文章强调，中国由此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 公民社会元年 就在中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的前一年，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表首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称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社会更加开放，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有学者估计，当时有数以百计NGO、约100万名志愿者涌入四川，彰显出公民社会的力量。 同一时期，中国传媒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互联网在胡锦涛的十年间崛起，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年底的数据，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从2005年8.5%迅速提升到2012年的42%。播客来了，然后是微博、微信，普通公民的发言渠道似乎获得了某种解放。2003年孙志刚事件通过网络舆论发酵，促成缺少法理依据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中国官媒人民网还因此称2003年为网络舆论年。 也是2003年，胡锦涛在广州视察非典（SARS）疫情的时候对一位医生说，他在网上看到了他的建议。中共的最高统治者似乎要与普通民众在网络上共情了。 但与外界印象不同，有研究表明，胡锦涛时期恰是言论空间在不断收窄。据瑞典哥德堡大学多元民主中心今年3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90年至2023年，中国的表达自由指数最高的时期出现在1990年至2005年，此后就一路下降。 一位资深人权活动人士对本台分析说，“其实（媒体管控）胡温时代就是在收，整治《南方都市报》就是个典型例子，……这都是胡温在2005年以后的一些举动。所以胡温时代的媒体是比较活跃，比之后的时代活跃，但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他所提到的整治南方都市报，包括2005年代撤销《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夏逸陶职位，其伙伴媒体《新京报》突遭《光明日报》社接管等一连串事件。为了安全起见，这位人权活动人士以匿名接受采访。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胡锦涛时代虽然有显著增长，但其发展空间也在不断受压。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劳工观察”创办人李强告诉本台，他们从2004年起在中国做劳工权益的培训，但他们这样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不断受到中国政府的骚扰。到2012年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一年，甚至有国保警察专程到办公室约谈他们的员工。 自相矛盾的年代 但胡锦涛在执政初期，先后在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思想、以及2004年“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表明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新的蓝图。 2003年底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底取消农业税，以及大幅减少劳动教养人数等，这些做法都给社会传递了新的希望。也是在2003年，在香港推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在当地强烈反弹，中央政府最后让步，中止立法。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凤凰网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总结胡温执政的前期时赞许说，“胡温新政”的立足点是“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本”。 但就在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同一年，中国又出现了“黑监狱”。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011年的报告指出，“自 2003 年以来，大量中国公民被关进秘密的非法拘留设施，不但关押期间无法与外界接触，而且关押时间可长达数天或数月。这些俗称为 ‘黑监狱’或‘黑房屋’的设施，主要由地方和省级官员开设使用。” 前述那位匿名的人权活动人士分析说，“其实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社会控制一直是没有放松的，包括到胡温后期的网格化维稳等等。”他还指出，2012年初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七十三条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度，“对特定群体来说，社会控制始终是在有针对性地加强的。” 也是胡锦涛执政后期，2009年初，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刘晓波十一年有期徒刑。2009年7月，新疆地区因民族矛盾出现大规模暴力骚乱，中国政府出动军队予以血腥镇压，引发外界强烈质疑。2011年，中国警方提前出动，镇压了一场并未实际发生的以民主为诉求的社会运动“茉莉花革命”，数百位并未参与其中的民主人士被逮捕、关押。 奥运会是分水岭 胡锦涛时期在社会管理方式上出现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有社会松动的信号，另一方面又并未放松对特定人群的控制。 夏明分析说，胡锦涛政府的一些宽松政策与胡温的出身有关，“胡锦涛和温家宝是真正的平民领导人，他们在党的体系下是靠自己打拼，而中国共产党还是宣称自己是为民、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他们是有民粹主义的倾向的。”夏明指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多次亲赴灾区，受到外界广泛认可。 但夏明认为，今天中国严酷的维稳体系很大程度上恰是延续自四川大地震时期。但他说，这背后有北京奥运会的因素，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形成了一套维稳机制，“他们把奥运的这些监控、维稳机制进行了常态化，最后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紧急状态的国家。”夏明补充说，这套维稳体系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是主管奥运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习、周在这些方面的联手与当时中共高层的权斗有关。 有不少观察家用中共高层权斗来解释胡锦涛执政后期倾向于保守的现象。前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因素，“习近平上台（担任常委）以后，他来主管党建、主管意识形态，立即就开始左转。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家都知道下一任（中共总书记）就是他了。” 但她也认为，胡锦涛实际上和其前任江泽民相似，都没有勇气去突破中共党国体制的局限性，做不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们是矛盾体。一方面他们有想法给一些开放的空间，这是有可能的，不是没有的；但另一方面，一旦触到底线，他们就逃回来了。” 前述那位人权活动人士则认为，对胡锦涛时代的这种矛盾性要放在更长时段的周期去看，“它整体上是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8年的一个大周期的产物，也就是说可以把92年到08年看作是一个比较放的阶段，08之后是一个收的阶段，胡温就刚好是卡在了两个阶段之间，所以显示出来就是前半段比较放，后半段比较收。” 他指出，奥运会是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分水岭，“就是说在奥运会前，胡温要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中国社会开放的迹象，也是为了夯实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国际社会经济、社会交往的成果；”他认为，中共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期间出现的宽松氛围本质上是极权体制的自我调适，“极权体制总是要适应市场化的，他要推出一定的形式法治来适应它，这样才能更有效率，才能让他想要的市场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市场化条件下，白领阶层自由流动的需求。 该做的没做 2022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突然被搀扶离场，引起外界广泛猜疑，甚至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对胡锦涛的羞辱。 就在此前几天，第二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二十大上作报告时，论及他在十年前（2013年）接班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指出当时中国存在的多种问题，包括：贪腐触目惊心、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及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等。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的这段话是对胡锦涛的双重羞辱。 身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海外政论刊物《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则认为，这些说法并不是针锋相对，也很难说这是对胡锦涛个人的羞辱，“我认为他是否定以往的自江（泽民）胡（锦涛）以来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这是十年前已经长期积累的问题。”他指出，胡锦涛很难说有属于他个人的独立时代，“他背后一直有太上皇，就跟江一直耗到邓（小平）去世才没有了太上皇一样，胡背后一直是江在左右全局，包括接班人的问题也一样。” 李伟东分析说，胡虽然接了江的班，但江时代经济高速增长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到胡时代末尾的时候，矛盾已经激化了，当时说的都是‘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反腐找死、不反腐等死一类的话了。” 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国政府一直在进行反腐行动。中国政府网2010年发布的《反腐白皮书》显示，2003年至2009年，各级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平均每天94件。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官员的贪腐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是愈演愈烈。 李伟东认为，胡锦涛实际没有认真反腐，“他是管不了，管不了江的势力，也无法对抗邓留下来的模式，他是某种管不了，然后变得有点消极对待的态度。”他总结说，胡锦涛是相对软弱、平庸的一届领导人。 走向民主？ 但胡锦涛在执政后期仍试图在中共党内做一些体制性改革。他支持了部分地区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公推直选，这一做法从2009年逐渐铺开，在农村地区受到好评，但因为涉及到党章修改，并未在全国铺开，更未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推展到县一级党委书记的直选。 2012年十八大召开，胡锦涛在即将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报告中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其要旨是在党的领导下，各政党、阶层和民众以协商的方式形成决策。 李伟东介绍说，这种协商民主的方式目前在中国各级决策机构正在广泛适用，相比以往政治协商制度是更为实质地采纳不同群体的意见，而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际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变体。他分析说，这么做不同于西方的议会民主、选举民主，而是体现了中共的统治理念，“共产党认为如果让老百姓来决策会变成多数暴政，这也是民主的弱点。”
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六四”镇压后爬上权力顶峰。在其当政的十三年间，香港实现主权移交，中国成功加入世贸，并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贪腐泛滥，政治改革停滞，镇压法轮功更导致人权法制急剧倒退。回首中共建政历史，江泽民留下了什么样的足迹，又带来怎样的影响？ 1989年6月3日夜间到4日凌晨，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在北京发生。短短二十天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 善于投机的技术官僚 靠镇压学运爬上权力之颠 中国官媒报道称：“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并选举江泽民为新任总书记。五个月后，江泽民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成为国家主席。 对于江泽民登上权力顶峰，旅美时事评论员横河告诉本台：“他爬上去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官僚（向上爬）的过程，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技术官僚的话, 在政治上他就要投机。” 江泽民的身世之谜 公开资料显示，江泽民于192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富裕家庭﹐祖父江石溪中年弃医从商，育有七个子女。老大江世俊，即江泽民生父；老六江世侯（即江上青）1929年加入中共，并成为新四军元老之一，1939年被地方武装打死时才二十八岁。后来，江泽民一直称自己在十三岁时就被过继给其叔父“江上青” 的遗孀王者兰，属于“红二代”，但旅美时事评论人士横河说：“这个事情其实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被证实。” 公开资料还显示，江泽民曾就读于扬州中学，1943年考入在日占区南京复办的中央大学 电机系，之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同系，1947年毕业。之后，他加入美国人拥有的上海海宁洋行任工程师。在中国官方传记中，经常忽略江泽民在南京沦陷期间的学习经历，坚称他当时是一名热心的共产党员，积极参与反日学生活动。另一些人则说，江泽民最早是在1946年（日本战败一年后）加入共产党的，当时他还在上海读书。 意外登上权力巅峰 江泽民的政治崛起与镇压学运密切相关。自1985年起，江泽民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及市委书记，而在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学潮期间，江泽民就接见过上海的学生代表，并把学运打压下去。横河告诉本台，中共党内当时曾要求观看江泽民训斥学生的讲话，他自己也曾看过该视频。 不过，把江泽民直接送上权力巅峰的还是整肃《21世纪经济导报》事件。当时正值八九学运初期，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率先查封了敢讲真话、支持学生的《21世纪经济导报》。横河说：“就是在全国所有的省市领导人都在观望、没有做出决定的时候，他（江泽民）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对相对来说自由派的思想和跟这次学生抗议活动有关系的（进行）镇压的人。” 强力镇压让江泽民赢得了实际掌权的邓小平的信任。同时，他还拥有“红二代” 身份。很快，原已准备退休的江泽民就被邓小平钦点进京，并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飞黄腾达。 不过，刚刚接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谨慎、保守，甚至一度采取向左转政策，令邓小平非常不满。“如果继续回到左的这条路线上去，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全面的否定。”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蔡慎坤对本台表示，“这是邓小平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当时他才发动了一场南巡，由军队来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实际上，这对江泽民来说是极大的震慑。” 看到风向不对，江泽民立刻转向，表示坚决拥护改革开放，这也体现了他投机分子的本色。 以腐败治国 强化对军队的掌控力 “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都too simple（太简单）, sometimes naïve（有时很幼稚），懂了吗？……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喜欢这句话，就是最好的。” 这是2000年10月，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时的一段讲话。 “六四”镇压后，为了保住中共政权在政治上不受挑战，江泽民采取了“闷声发大财”的方式，推动人们把注意力转向经济生活，专注于发财、致富和搞钱。横河说：“这是江泽民时期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式，类似于黑金政治，你可以去发财，但是不要去碰民主、自由这种东西。” “闷声发大财”的具体表现就是“放手腐败、鼓励腐败”。蔡慎坤指出：“尤其是军队，后来为什么买官卖官成风？那就是江泽民为了保持对军队的掌控力，放任军队搞腐败。首先，他自己带头搞腐败，下面的百官都必须要腐败，不腐败你怎么进贡呢？” 江泽民时代的经济改革主要由总理朱镕基主持。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在写给本台的特约评论中曾指出，朱镕基采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这为胡温十年的政府财政税收与国有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习近平时代留下了家底。同时，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导致的“圈地运动”也开始于江时代，并在胡温十年发展成地方的“土地财政”，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对私有经济，当局也采取了开放态度。 虽然经济向好，但蔡慎坤指出，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形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牢牢捆绑在一起的模式，彼此输送权力与利益：“他们形成的一个复杂、互相循环的一个模式。” 他说，在这种模式下，当局出台的所谓“改革”主要嘉惠于这两大特殊利益集团，而并非惠及到全体民众。这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此走上一条“邪路”。 镇压法轮功 彻底摧毁中国人权法制 中国的人权法制在1980年代时尚在初步发展阶段。江泽民上任之初，情况还在按照惯性前进。“真正的出问题是出在了江泽民的对法轮功开始动手之后，人权法治就基本上被摧毁得一干二净了。” 蔡慎坤说，“打击法轮功，实际这是江泽民在政治生命中最大的一个硬伤，也是他一直耿耿于怀、放不下心的一件事情。” 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修炼大法，于1992年5月在中国吉林省公开传出，短短7年，修炼人数就达7000万至1亿。而中共始终把一切宗教信仰都视为对其统治的挑战，江泽民更是将法轮功视为眼中钉。 横河说：“有很多后来的文件来证明，就是在(1999年）4月25号（中南海上访事件）到7月20日（法轮功被取缔）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在策划。当时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没有支持他的，但是他一个人就决定了，因为他说‘这是在和共产党争夺群众’。” 江泽民一手制造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运动，其残忍血腥和影响之广远超当年“六四”事件。直到今天，这一镇压政策依然存在。江泽民也被指为大规模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魁祸首。蔡慎坤指出，为镇压法轮功，中共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610办公室”，完全目无法纪，并明确要求任何律师不准受理法轮功案件：“你想想，这还有什么法治呢？我们看到后来高智晟这样的人，他不就是接了法轮功的案子，给领导人写了公开信，最后导致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是不是？” 江泽民在任期间，因人权践踏行为而在多国遭到起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法轮功学员在阿根廷起诉江泽民一案。该国联邦法官最后判定江泽民犯下“反人类罪”。虽然中共后来通过政治运作令该法官被撤职，案件也被否决，但影响依然颇深。横河说：“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在国际上被判反人类罪，这个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连毛泽东都没有过。” 喜爱外交做秀 出卖国土给俄罗斯 江泽民时代，中美关系走出“天安门”镇压后的低潮，并逐步进入一种蜜月期，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也相对融洽。在其任期内，香港与澳门主权顺利移交，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WTO），并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 蔡慎坤说：“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对中国是没有戒心的。而且，我认为江泽民也没有要统治世界或者给世界指明方向的这种野心。在国际上，就没有形成太多的对中国的制约。” 不过，在江泽民任内，也发生第三次台海危机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轰炸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一度紧张。 （江泽民在访问菲律宾时演唱猫王的“Love me tender”） 江泽民喜欢吹拉弹唱，曾在会晤外宾时表演唱歌、弹吉它、拉二胡，还时常大秀英文。他也曾接受美国《纽约时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著名记者华莱士等的专访。不过，这些访问报道最后反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宣传的“大突破”和“成功案例”，江泽民在受访中一直为中共专制制度、以及“六四”镇压和迫害法轮功等辩护。 (江泽民回答华莱士：“中国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制体系，我们确实有新闻自由……”) “他不是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领导人。他的表演欲比较强。”横河指出，江泽民除了做秀，实际在任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外交成果，加入世贸及申奥成功等也只是一些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他的“卖国”事迹却影响更深更广。 在江泽民任内，他与俄罗斯签订了多项边界协定，但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都低调而模糊。曾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的旅美学者严家祺撰文提出，江泽民任内十三年，在对俄关系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事实上承认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并以这些条约造成的边界状况，划分中俄两国国界。严家祺提出，应追究江泽民的卖国责任，重新审议相关条约、协定和有关议定书。据统计，江泽民总共出卖的中国领土高达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总编、本台特约评论员胡平分析背后原因时说：“那个时候，中共因为刚刚经历过‘六四’，受到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强烈制裁，江泽民就急于和俄国搞好关系，建立所谓战略伙伴关系。” 但也有评论指，江泽民这样做是为一己之私，他一直担心邓小平随时会把自己撤掉，因此希望拉拢俄罗斯，从外部全力帮他巩固权力。 最近，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公开质问，中共如果真的在乎领土完整，为何不拿回清朝《瑷珲条约》割让给俄罗斯的中国土地。北京方面哑口无言，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则发表回应，称莫斯科与北京已于2004年解决了边界相关争议。横河：“正好说明这个卖国千真万确就是落实在江泽民头上，而不是满清的头上。” 当政十三年 掌权二十年: 江泽民为何迟迟不愿下台？ 江泽民当政十三年，但外界普遍认为，他实际掌权二十年，因为在后来的胡温时代，江泽民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垂帘听政”。横河指出，江泽民的目的是为使其政治遗产不被否定，包括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为此，他打破了党内两个政治规矩，一是把政治局常委从七人变成九人，即形成所谓的“九龙治水”；另一个就是在胡锦涛上台以后两年多，他才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位。 蔡慎坤表示：“胡温想搞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动，也就是因为江泽民已经定下这个框框。他是‘九龙治水，各自为政’。你即使是总书记，也不可能再去管其他常委分内的事情。这就是的制约了胡温他们手上的权力。” 横河也提到，政治局九个常委当中，大多都是江泽民的马仔，其中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排名最后，权力却是最大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为了确保胡锦涛上台以后不会否定他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江泽民时代，政治上提出“三个代表”并将其写入党章，也由此开放了资本家入党的先例。蔡慎坤说：“这相当于掺沙子，不像现在的习近平的呢，要纯洁党的队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是有帮助作用的。” 不过，横河认为，“三个代表”实际上是一种统战策略，旨在将改革开放后新涌现的各界精英纳入共产党体制，以防止他们提出政治诉求，挑战共产党统治。但此举理论影响力不大，也没有被真正贯彻下去。 同时，江泽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隔代挑选了习近平为胡锦涛的接班人。蔡慎坤指出，其本意是要保护其家族和江派集团的利益：“因为他的家族的利益到后来实在是太大了，他身边的马仔、跟班的实在是太多了，他要保护这批人的利益。所以，他想选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一个非常平庸的人，从胡锦涛的手上接过旗帜，最后选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人。” 不过，习近平上台后即展开反腐运动，并竭力清洗江派势力，还把政治局常委从九人变成七人，重新集中权力。他在各领域向左转的政策也导致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倒退。这一结局恐怕也是江泽民当初意想不到的。
邓小平及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反复被提及、揣摩、评价、回味以及叹惜的年代。三十余年后，或许可以跳出之前的惯性思维与官方叙事，重新审视这段至关重要的历史。 陈奎德仍然记得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是1983年6月，广西桂林。博士学位在读的陈奎德与五位同学一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名为“认识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当时，中国的哲学界和认识论领域仍然坚持根据马克思主义，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划分为所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陈奎德说，“我们觉得这个是过时的，教条的，根本不能涵盖丰富的、宏大的，整个哲学思想和人类活动。” 由陈奎德执笔，他们结合自己的学习与对现代哲学的理解，整理了十条对中国认识论学术领域的不同想法，后来被叫做“桂林十条”。“简单说，就是反对对哲学思想的两分法，反对对真理的独断论，就是好像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才掌握了人类哲学的唯一真理，提倡真理的多元论。” 本来是上午十点发言，他们犹豫了，怕给学校惹麻烦。后来又一想，写都写了，不如借着很多人睡午觉的时间讲了。 一上台，他就发觉“糟了”。之前都是上面发言，底下开小会，但他一开始讲话，“全场静默，全场都尖着耳朵在听，感觉有点严重。” 发言过后，当时中国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萧前就把稿子要去，“他本来要睡午觉的，现在午觉也不睡了，下午就开始了批判。” 当时正值全国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反对倡导人道主义、反对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反对提倡艺术美学的自由主义倾向，社会氛围极度紧张。 回到复旦后，一个父亲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陈奎德，在父亲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内部文件，上面有“桂林十条”六个起草人的名字，“你的名字前面打了个红圈，好像是说要流放到青海或者怎么样”。 陈奎德和另一位博士生先是收到了停学三个月的通知，要求他暂停博士学业，重新学习马列主义。但就在他等待更严厉的处罚时，事情又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清除精神污染只“运动”了二十八天便宣告结束，他们因祸得福，名声大燥，“结识了非常多的学界朋友，所谓自由化思想的人，都是志同道合的”。他后来成为1949年后西方哲学史专业的中国第一位博士。 毕业后，陈奎德留校任教，后来又接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任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参与了一切可以参与的改革，直至1989年，去国，被迫流亡。 陈奎德的八十年代，可以说是许多中国人八十年代的缩影。有希望，有动荡，有压迫，有热血，直至“结束了在中国的一切”。 如果离开”改革开放”的叙事逻辑 “我觉得不存在什么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中国民主活动家王军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如今大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怀念，在他看来并不符合现实，“那时候知识分子对邓小平也是非常不满意的，对赵紫阳也不满意，只是对胡耀邦还是比较满意。” 细究中国各项制度在八十年代前后的变化，如果远离“改革开放”这个习惯性叙事，不难发现，光环之外，实则节节败退。 比如，造成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重大人口危机、限制人民生育自由的权利，是在1978年宪法中失去的。 在1980年宪法修正案中，中国人民失去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公开民主表达、自办刊物在法律上的权利。 1980年的苦恋风波，开启了中国持续至今的电影审查制度。 中国人民对土地的私有权，是在1982年的宪法中失去的。 一同消失的，还有“通信自由”和“罢工自由”。 1986年年底，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因不满地方政府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为学生参选设置阻力，集会游行抗议当地政府不遵守“新选举法”、违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学生抗议从合肥迅速蔓延到上海、北京，引发了持续二十八天的全国学潮。 这场学潮最终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宣告结束，未经批准的游行自此被视作非法游行，参加者将被法办，并以此抓捕了八十三名学生。这项规定也可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前身。 随后，胡耀邦于1987年1月以非正常方式离开总书记的工作岗位。继华国锋以非正常方式离开中央领导职位后，这是十年之中，中国第二次非正常更替中央领导人，并直接引发了两年后的八九事件。 伴随着许多权利的悄悄消失，还有一些权利是人民自发争取来的，并不是政府主动而为。 比如，1978年，在已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后，中国实质上还在坚持知青的上山下乡的政策，甚至在1978年秋天的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还形成了《知青工作四十条》的决议，肯定了“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执行了十年，全国下乡与支边知青总数总计两千余万人，实际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一千万。《四十条》使许多青年人心灰意冷。1978年底，云南一名女知青难产死亡，当地知青上街抗议、要求返城，自此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抗议活动，这才终结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对本台形容，1980年代的形势是“只有一条门缝，老百姓就能努力挤开一扇门”。 她说：“那时候并不是我们说的蕴藏着什么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就是要求个活路，人们穷了十多年了，再不求生就活不下去了。从包产到户，到知青回城，还有个体户，卖个小火柴、小香烟之类的，都是老百姓先自发求生，后来得到了政策上的允许。邓小平自己其实也承认，他说：我们没做什么，但是人民有创造，我们就是肯定了人民的创造。” “所以对我来说，八十年代并没有什么好。”王军涛回忆说，“当时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是一直被打压的。比如魏京生、王希哲都不只被判了刑，而且是判了重刑。我们这些在高校中的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清洗运动一直没有断过，而且每次都有一大批人受冲击。那些觉得八十年代好的人，可能他们那时候也不关心政治，等到后来发觉共产党整到他们头上了，才感觉共产党好像刚刚开始变坏。但对我来说，共产党没有一天是好的时候，一直也没有变。” 他进一步分析说，所有人感觉到的一点点变化，不过都是“鸟笼经济”。“不管是经济自由也好，政治自由也好，毛泽东时代连个笼子也没有，每个人该干什么、该说什么、该想什么，都是规定死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给了人民一个笼子，感觉好像多了一些自由，实质上并没有变过。” 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是否过高？ 站在今天的中国，回望邓及其主政的八十年代，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对其判断似乎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纽约时报》在讣告中将其称为“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邓小平”，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美国《时代》杂志总编辑发表文章，称其为“不曾谋面却最难忘的当代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在30年高速发展后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邓小平的成就仍然非常辉煌(《时代》肯定持这样的看法，邓小平两次被评为《时代》年度人物，获得这一荣誉的人士中只有四人是非美国籍人士。)” 十年之后的2018年，英国BBC中文网站在纪念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前省委书记的对邓在自由民主方面的评价：“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 文章还说：自1979年西单民主墙事件后，四项基本原则为之后四十年的言论管制划定“红线”，乃至今时今日，还在影响中国。 当时习近平刚开始履行其第二个任期，言论管控措施渐渐出现，民间组织生存空间缩减，通过修宪取肖了国家主席任期，许多人感到，习近平似乎正在走向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反面。但《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对BBC中文表示，“他（习近平）的政策与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发展政策的主线保持一致。” “之前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确实过高。”著名异议人士胡平说，粉碎“四人帮”与邓并没有什么关系，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纠正毛时代最大错误的动议，邓也不是第一推动者。 他特别指出，“现在人们都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是三中全会前，中共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这个工作会议确定了三中全会的基调。在工作会议的前一段，邓小平出国访问去了，没参加；出国之前他委托胡乔木写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稿，调子还是比较保守的，等他回国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的整个调门比他预想的高得多，这才扔下胡乔木起草的发言稿，让胡耀邦临时找了几个人，连夜赶出了新的讲话稿。后来人们都说是邓小平的发言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调，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据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撰文回忆，会议的第一阶段，批判了“两个凡是”，批判了1949年以后的极左路线，批判了历次政治运动，并从制度上反思了党和国家一再遭受灾难的根源，主张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是，会议刚开了上半截，就被邓小平公然腰斩，并以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告终。 在蔡霞看来，六四前的80年代，邓小平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顺水推舟，虽然没有主动发起任何改革，但也没有阻拦；二是为中共在当时道路的合法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于给老百姓自发的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盖了一个合法的印章。” 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过的严家祺，在书面回应本台采访时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最好的年代还是 ‘六四’前的八十年代。”而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还是有些可圈点的政治遗产，如：1979 年主导改善中美关系和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在中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1982 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和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中国各项承诺，包括“香港五十年不变”；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保持台海和平。 但他特别强调，“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可又远不及赫鲁晓夫，他只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只做了‘局部的非毛化’，而没有‘全面非毛化’，使得改革开放遇到重大阻力，就为习近平今天倒行逆施开辟了道路。” 但胡平不想用“高”与“低”来评价邓。他说，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就像一个医生，一辈子治好了很多病人，但他也借行医之名蓄意害死了一些病人，那他就是杀人犯。 “那么对邓小平来说，不管他在之前、之后还做了什么事，不管那些事情我们做怎么样的评价，哪一件好，哪一件不好，都无所谓。就凭六四屠杀这一件事情，他就是历史的罪人。”胡平说，“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获得迅速发展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然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普适价值更加蔑视、更加敌视、更加恐惧，从而不但对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而且也对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当年的学生领袖陈破空则从个人层面来思考。 1986年底，陈破空带领上海同济大学声援合肥中科大学生的抗议活动。他的感觉是：“也没做什么，就是街上走一走，有时候在市政府门前坐一坐。我们也没提出要推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走得快一点，多满足大家的一些民主、平等的诉求。后来我们是自发结束的，因为天冷了，而且要放寒假了，很多同学要回家过年，很和平地就结束了。” 但没过多久，他突然听说，胡耀邦需要为八六学潮负“领导不力和姑息”责任，被迫辞职，随后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人被开除党籍，大吃一惊。校领导还告诉他，内部文件里提到了“不怕流血”。 “我之前对邓小平没什么印象，他有一些自由民主的想法，但在中共那些老人里，也只能算矮子里拔大个儿。但这次突然有这么大的举动，我开始思考为什么。”陈破空对本台回忆说，“当时我的感觉是，他不了解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其实没想要怎么样，就是表达一下自己而已。但那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和我们之间有两代人的代沟。如果他再年轻十岁二十岁，他会这样处理我们吗？” 陈破空说他想到了一句古话：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有道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想什么？是安度晚年，打打牌，带带孙子，就这些事儿。但年轻人只要开始经济改革，就会想到政治改革；只要打开和西方的交往，就会想到自由、民主。年轻人只要跑起来就不会想要停下来；而这个老人只想悠闲地散散步。他已经落后时代了，他不适合执政了，他应该让位给更年轻的人。” 历史的假设 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会怎么样？ 自由亚洲电台X上发起针对这个问题的投票，截至9月30日，共有1385位网友参与了投票。其中，17.4%的网友认为中国会“没有改革开放”；有19.4%的网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更加保守”；但投票者中也有29.9%认为，“会有另外的领导人推动类似的改革”，更有33.4%的投票者认为“中国会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胡平说，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毛时代犯下滔天罪错，旧体制已经面临全面失败，人民群众一定会自发地向相反的方向寻找机会，必然会形成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六四，中国一定继续向民主自由迈进，直至完成和平的民主转型。“我们能看到苏联、东欧包括蒙古，都是这样完成了转型，而且转型转得那么顺利，完全不需要流血。” 王军涛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苏联、东欧甚至朝鲜，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在巨大社会灾难后选择过改革开放，有的国家还启动过不只一次，“只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只有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 王军涛为此请教过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教授回答说：因为中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海外华人。“他说，被苏联赶出去白俄，非常痛恨苏联，苏联怎么改革，他们仍然是痛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共产党赶出去的中国人，尤其是台湾、香港这些已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方，对中国还有那么深的感情，回乡投资，然后非常努力地帮助中国把产品卖出去，这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就吃到红利，赚到了钱，所以改革开放才能够继续下去。” 蔡霞却不那么乐观。“如果没有邓小平，靠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资历，不一定能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毕竟当时党内的反对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华国锋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打倒四人帮只是为了自保，从视野和思想上，他仍然是保守的，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中国的状态。” 蔡霞甚至认为，不能乐观地相像中国会像东欧那样完成和平转变。“因为中共这种极权统治，用暴力做了那么多血腥的事情，只要是暴力就会结下血仇，一旦把权力放掉，这个党马上就要遭到清算，民众起来是要砍你头的，共产党这帮人是经不起的。“ 她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文明程度。”中国从骨子里还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几千年历史中就是一个农民国家，都是通过暴力完成政权交替，他们只相信暴力。而只有现代文明才是通过谈判、通过法律解决矛盾，这些在他们的认识中是不存在的，他们无法想象：我把权力交了，还可以得到和平。” 当我们怀念八十年代 人们习惯用“百废待兴”来形容八十年代。但在八十年代初便自费出国的著名画家陈丹青看来，这只是与外面世界疏离后的一种自我美化罢了。 与查建英对谈八十年代时，他说过：“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他形容八十年代为“暴病初愈”，是整个国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文化断层和人才断层后，刚刚“半醒过来”。 但每个人记忆中的八十年代，又是由不同片断组成的。 王军涛如今已年过六旬。再回想四十年前的经历，有一个细节他至今难忘。八九入狱之后，他的父亲到秦城监狱探视时对他说：你应该感谢党，过去共产党杀人，哪还花那么多钱给你开个庭？都是直接拉出去毙了就完了。 “我当时听了觉得真的是非常荒唐。”他回忆说，“我活到这份上，国家那点事，我觉得都是命运，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在个人层面，留下的只有一些青春的梦和青春的冲动。” 在胡平的回忆里，八十年代的中国，最可爱的是人民。“当时的中国人，普遍对真理热烈的追求 ，而且一旦接受了，就能够立刻化作自己的理念。那种热情非常的纯洁、纯真、热烈。不像现在的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绝不会因为这是对的他就去坚持，整个社会都变得犬儒主义，或者什么事都不当真，好也好，坏也好，他觉得都无所谓。” 他至今还记得一件事：军旅诗人叶文福，坐电车时突然有了写诗的灵感，就从兜里往外掏笔和纸。人很多，周围的人被挤到了，本来还在抱怨，但一听他是因为要写诗，一个小伙子马上就把后背面向他说：就在我背上写吧。叶文福就这样写下了引发巨大风波的《将军，不能那样做》，写就后大声朗诵，全车为之鼓掌。“这就是那时的风气，大家对反抗不公平现象那么尊重，对反映这种社会情绪的一首诗都那么热爱，这是现在的中国是不可能遇见的。” 陈破空的八十年代，是意气风发、无所畏惧和“极度天真”的。 1985年，他和十名同济大学同学写信给胡耀邦，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四个月后，胡耀邦真的派人到学校来，与他们进行了座谈。“根本没想到，四个月，都忘记了，但当时觉得特别温暖，感觉受到了尊重”。 他后来搞民主启蒙，带领上海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也没想过要害怕”。他二十三岁生日那天，刚好是上海八六学潮人数最多的一天。一个同学和他开玩笑说：你看，有七万人帮你过生日。 “我印象里，那时真的是每天都有新东西，新的衣服，新的书、音乐、舞蹈……”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就是，不论发生什么，能感到这个国家还是向前走的，而且未来也一定会向前走的，从没想过居然还会倒退，没想过他们完全是反动的，还可以反攻倒算，还可以专制复辟。” “那时大家对中国的制度还没有今天这么深刻的认识。”蔡霞解释说，“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极权统治，当时大家以为是什么呢？是四人帮坏。但已经把四人帮打倒了，毛泽东也死了，也平反冤假错案了，也让大家讲话了，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穷了那么久之后开始涨工资，农村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老百姓手里开始有钱了，这时候几乎没有人去往制度层面想，往共产党的本质想，大家理所当然地觉得一切都在变好。” 她当时在苏州郊区工作，比许多人又多了另一层个人体会。“中国的政治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八十年代的北京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蔡霞说，“当时我对北京和上海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北京八十年代的那种改革开放的氛围，思想那么活跃，包括80年代中国党内的很多老人的名字，我都是后来到了北京以后才听说。” 在王军涛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所怀念的八十年代，但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国家层面，“大家都觉得还有希望”，因为那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没有结论”。 直至1989年6月4日，当局用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告诉世界：结论在此。 那天晚上，陈破空在广州，躺在宿舍里，突然有学生敲门，惊呼“天安门开枪了”。陈破空不信，马上打开收音机听香港电台，听着听着，眼泪夺眶而出。他没有想到，两年前听到的“邓小平说不怕流血”，竟能成真。 第二天，他拼命去贴大字报，把自己的团员证扔在中山大学校园孙中山铜像前，号召大家退党退团。大字报上，“民主自由”的字眼儿变成了“打倒反动政府”“打倒邓小平”。“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一个老独裁者，葬送了一代年轻人的民主梦想。” 早在几个月前，陈奎德就接受了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短期访学邀请，由于时间冲突，他将机票改签到了6月5日。6月4日晚上，朋友们正在家中为他送行，一个同事突然拿着一个录像带跑了进来：北京开枪了。 录像带是香港电视台的新闻内容。看过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第二天一早，陈奎德坐着学校的车去机场。一路上，公交停运，路障遍地，有人正骑着自行车往机场赶。 这一幕，就定格成了他对中国最后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