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18年重刑的華遠集團前董事長任志強獄中病重，其女對習近平發公開信，懇求習允許任出國治療。此舉再次讓人們把眼光放在這位前房產大亨的政治遭遇上。4年前，任因在文章中不點名公開批評習的政治路線和內外政策，還譏諷習為「剝光衣服也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被北京當局重判。這一晃4年就過去了。 在那以後，當局拘押或判刑的政治犯和異議人士的名冊上，又增加了很多位。最新一個是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前副所長朱恆鵬。根據媒體透露的信息，朱因在微信群非議習而「失聯」數月，他的副所長一職被撤，連帶所及，經濟所領導層也在8月被全部換下。 任、朱在反習隊伍中的獨特價值 從某個角度說，名冊上這一長串習的反對者，任和朱二人具有一種獨特的價值，這主要緣於他們的官員身份。過去10年，民間對習和中共的反對自不待言，敢捨生取義、走上街頭公開表達反對立場的行動者也有好幾位，他們贏得了尚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敬佩。不過，在官僚群體里，特別是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社會聲譽的官員中，儘管對習不滿者大有人在，然而，不畏習的權勢和黨內政治高壓，敢在公開或半公開的場合，包括國內自媒體，非議習的不多見。任、朱正是少數因異議遭當局嚴厲整肅的官員。 他們二人一個共同的標籤，是黨的領導幹部。任管理的華遠集團是一家國企，這讓他首先是黨的人，當局對他的管理和考核嚴格按照黨的一套標準和程序進行，事實上，任還兼任華遠的黨委副書記。故而他雖然在企業工作，卻是不折不扣的黨的領導幹部，官僚群體的一員。朱所服務的經濟所，雖然不是黨務和政府部門，但作為當局的經濟研究機構，由政府財政供養，它的領導幹部和國企領導一樣，受黨的制度、紀律約束和管理，換言之，也是黨的人。 此外，二人在各自領域具有知名度和社會聲譽。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任喜歡就公共事務特別是房地產領域發言，儘管這些發言為他引來了爭議和不同評價，可顯然，也使他脫離了一般的房地產老闆的角色以及人們對房地產商人唯利是圖的印象，而被社會劃入「公知」行列。此外，其紅二代身份及和王岐山的關係也為他帶來了社會知名度。 朱雖不如任那樣廣為人知，但也是一位知名經濟學家。經濟所是中國最早成立、或許今天還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研究機構，朱能夠做到該所副所長，從他現在遭受的政治整肅來看，當然不可能靠拍馬屁上位，這個職位表明他在經濟研究領域一定的地位和聲譽。 他們二人的第三個共同點，從事的工作和經濟相關。任所在的房地產行業，本身就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對房地產的研究，不亞於該領域大多數的經濟學者。朱的專職是經濟研究，但也為當局的經濟政策提供諮詢和建議。指出二人的這個相似，是有必要的。因為按照人們的一般理解，對習和現政權的批判，應該更多發生在對政治更敏感的領域和人群。事實上也大致符合這個規律，中國最先站出來公開反對習的，是律師群體、傳媒界以及政治研究領域的學者和觀察人士。這三個群體在習的集權傾向開始顯現後，最先預感到這一點，進而表達反對之聲。 幻想在習的第二任期被徹底打破 相對而言，企業和經濟界人士包括經濟學者，整體上對中國政治的變化，敏感度要差一點，儘管在中國，經濟和政治密切相關。這個群體更多用一種經濟理性去觀察和思考外部世界以及從事的領域，等到他們察覺時，變化已非常明顯，甚至木已成舟。而從實際來看，習以反腐開道，以黨內小組抓權，在一段時間裡確實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一個不同的時代將要到來。到了習第一任期的最後兩年，他已大權在握，一些敏感人士預知到了這種變化，然而，此時習還做不到政令出自一人之手，特別在經濟上還不像政治上表現的那樣高度集權，以李克強為代表的黨內自由派在經濟政策上還能夠對習形成某種牽制。這使得當局的企業界人士和經濟學者雖然對未來也很憂心，但對當局的經濟政策和中國的經濟狀況可能還抱有一絲改好的希望。 幻想是在習的第二任期被徹底打破的。習越來越專權，黨內高層已無制約他的力量，習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邏輯和思路去治理中國經濟，主要表現在，習為使產業轉型升級，重拳打擊房地產業，並讓國企承擔產業轉型的重任；同時，出於對平台經濟做大後染指金融和政治，挑戰中共統治的考慮，對互聯網企業以監管之名行整肅之實。雖然中國經濟在習上台後顯示出增長疲軟的態勢，但他的一套做法硬生生將經濟導入衰退的軌道，尤其民營企業哀鴻一片，房市股市奄奄一息。令中國經濟雪上加霜的是，疫情三年與世界的隔絕，終將多數中國人對未來的信心完全摧毀，以致疫情過後，受疫情疤痕效應的拖累，經濟並未如預期的那樣反彈。 此種狀況無疑是大多數人不樂見的，對習的不滿和憎惡於是充斥民間和黨內，包括官僚隊伍。對企業和經濟界人士來說，雖然他們可能「覺悟」得晚一點，然而，當中國整體的發展態勢完全逆轉後，他們從事的職業和工作，可能比政治和法律界人士對這種逆轉帶來的後果有更真切和具體的體會。畢竟經濟和每個人息息相關，經濟不好，失業和收入的下降對每個人都是具體可感的。這會讓那些原本不想過問政治的企業和經濟界人士，也不得不面對政治這個根本問題，認為習的發展套路是在自掘墳墓。 2022年10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被警衛扶著離席。 未來會有更多官員加入「非習」行列 任、朱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出了他們對習的強烈不滿。任本就好議政，紅二代的出身和高層關係，讓他比多數企業家更清楚這種一人統治的政治含義和後果，並由此批判習的黨媒姓黨等主張，當時即給他帶來了麻煩。他沉寂過一段時間，如果閉眼不問時事，退休後可以過著他的安逸日子，然而，也許是不安分的個性，也許是不想讓中國這條大船在習的掌舵下沉沒，總之，在歷史處於黑暗，需要有人吶喊之時，他對習發起了猛烈抨擊，但也讓他和他的家庭付出了沉重代價。 對習而言，任的批判無異於是討伐他的政治檄文。由於疫情初期的瞞報，習把自己搞得很被動，處於政治上的低谷時期，致使他很難不起疑心，認為黨內有一個針對他的勢力，要借著疫情把他搞下，先由任發難，在輿論上造勢，喚起社會對他的不滿，接下來對他採取其他手段。習當然不能容忍這種事情出現，所以必須拿任祭旗，也就有了2020年任被當局以貪污、受賄等罪名判刑18年，其兒子也被判刑9年。 和任的反習言論得到廣泛傳播不同，到目前為止，外界不清楚朱到底是如何非議習的，也不清楚他的「失聯」是被當局雙規，還是被秘密抓捕。這讓外界更好奇他所犯何事。然而，從他個人的遭遇和連帶損及經濟所來看，此事應該不輕，肯定說了對習大不敬的話。他因此是否會像任一樣被判重刑，眼下也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應該也肯定，當下仍處於政治上的不穩定時期，由於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動搖了習的領導力，如果像朱這樣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知名經濟學者，也可以妄議習和他的政策而不加以嚴處，在當局看來，這就等於鼓勵其他對習不滿的學者也跟著批評攻擊習，如此下去，豈不會動搖軍心，損害習的權威？所以，必須把此事作為政治上妄議中央和習的典型，達到殺一儆百效果。 朱「失聯」也並非孤例，近幾年還有當局的一些經濟學者受到「喝茶」、限制出境等處理。從任到朱，當中國的企業和經濟界人士受到當局越來越多的騷擾和打壓，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差。另一方面，作為黨國官僚體系的一員，當局對這二人的處置也說明這支官僚隊伍越來越不好帶。儘管當局用嚴厲的黨紀和專政工具對付它的官員，然而可想而知，它並不能完全禁絕他們的政治非議，這個名冊未來肯定還會增加新的官員面孔。鑒於官僚隊伍是中共統治的支柱，當有更多的官員加入「非習」行列，對習政權絕非好事。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本專欄此前的文章《”反恐”一哥劉躍進和中共”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中已經介紹過劉躍進的身份是2015年在公安部網站上由公安部部長助理變成”反恐專員（副部長級）”的，當時立刻引起許多牆內媒體和大外宣的興趣。有文章報道說，他劉躍進是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學院（現名西南政法大學）並被選拔進入剛剛成立的刑偵系。當時已經是公安部正部長級常務副部長的楊煥寧，以及日後被習近平委派到重慶接替王立軍職務的何挺等，都是他「西政」刑偵系的同窗。後兩人在劉躍進被委任為「反恐專員」之前，一個是所謂「反恐專家」，另一個則是所謂「反恐尖兵」。 筆者日前又在網上搜索到一篇文章《西政79級學子發展現狀之政壇篇》作者是「佚名」。文章稱讚西南政法大學78、79級、80級學子被譽稱為法學界的「黃埔軍校」前三期，說他們的學術或政治成就對中國法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成就了所謂的「西政現象」。 這篇發表於15年前的文章稱，據不完全統計，「西政」79級學子中現任省部級領導的有7人，廳局級幹部有60多人。其中的楊煥寧和何挺後面詳細介紹。而時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何超明和時任中央軍委紀委專員劉季幸這裡需要先介紹一下。 劉季幸在習近平上台後就官拜了軍事法院院長，與最高法院的常務副院長同為一級大官，同時也還有中將軍銜，2018年6月退役。在任期間，谷俊山、郭伯雄，以及房峰輝等「軍虎」，都是他主持審判的。 至於澳門人何超明居然是「西政」79級的，筆者也是讀了這篇文章才知道。此前對他有所關注是因為這位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居然在2017年7月被澳門終審法院指控「觸犯詐騙、濫用職權、創立犯罪集團」等1536項（也有說1970項）罪名。終審法院合議庭裁定他逾千項罪名成立，判處單一刑期21年」（引述自百度百科）。 2015年楊煥寧從公安部常務副部長位置上調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黨組書記、局長後，牆內一篇報道他的文章中，特彆強調了他曾是其中一員的西政刑偵系79級是最牛的一屆。一是因為全國第一個刑偵專業的首屆，二是因為當時的最高法院接教育部通知，同意在西南政法學院設置刑事偵查本科專業時，當年的大學本科招生業已結束，所以是從法律專業抽調95名新生組成刑偵專業。該文章還稱當時為刑偵系挑選新生時，條件嚴格，不但有身高、體能要求，甚至還有相貌要求。 這位楊煥寧是山東安丘人，出生於1957年，比劉躍進年長兩歲，而兩人的早年經歷幾乎是一模一樣。 父親也是警察的楊煥寧18歲上高中畢業，在山東省聊城縣朱老莊公社「插隊落戶」三年期間和當時的習近平一樣，因為受到當地的「貧下中農們的一致好評」而獲准加入中共。入黨的次年就被招工到了位於山東濟南的空軍四站。 1979年9月，22歲的楊煥寧通過參加全國統一高考，與自己的山東老鄉何挺，以及當時遠在廣西桂林的劉躍進一同考進了西南政法學院繼而一同被選拔進入刑偵系。 入校後，楊煥寧擔任了79級刑偵系的總班長，從那開始就是何挺和劉躍進的「上級領導」了。 四年制大學畢業後，劉躍進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楊煥寧則是和同班同學中的何挺兩人一同進京，在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工作。 相比於楊煥寧和劉躍進進校就是學生黨員，出生於1962年的何挺入校時才17歲，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此公是在大學三年級入黨，據說入黨介紹人之一就是楊煥寧，另外一個是否是劉躍進就不得而知了。 楊煥寧任職公安部刑偵局期間，一度還被安排到黑龍江「掛職」，任哈爾濱市公安局副局長，1996年從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位置上再升一級，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兼部辦公廳主任，伺候時任公安部部長陶駟駒。 2001年1月，楊煥寧又被升任公安部副部長、黨委委員。期間通過「在職學習」，比習近平早一年成為「法學博士」。 不過公正地評價，雖然都是「在職讀博」，可楊煥寧當年畢竟是高中畢業了才「下鄉插隊」，日後又是憑高考成績進入西南政法學院刑偵系本科。所以，相信楊煥寧本人也強烈反對把自己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法學博士」與習近平的清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的「法學博士」相提並論。 同理，1979年正經高中畢業後直接考入西政，日後成為中國政法大學的在職研究生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的何挺，內心裡肯定也是恥於被與習近平的「法學博士「相提並論。 我們本專欄此前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劉躍進是2001年初從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正廳局級）調入公安部的，歷任公安部辦公廳主任，武警學院副院長和黨委副書記，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長（正局級）、公安部禁毒局局長。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黨委委員，一個月後其行政職務也升了半格，被國務院任命為公安部部長助理。 也就是說，劉躍進當初從天津市公安局調進公安部接替的是他「西政」同窗楊煥寧因為晉陞副部長而空出的職務，自此開始服務時任公安部部長賈春旺。 賈春旺是1998年3月由國家安全部長改任公安部長的。楊煥寧在部辦公廳主任位置上服務了他3年，即向他保舉了劉躍進。 在擔任公安部副部長的2003年至2005年期間，楊煥寧還兼任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成員和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成員，在部內除了分管刑偵局，還被指定主管反恐局、禁毒局等。在此期間，何挺一直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先是任反恐局局長兼國家反恐怖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繼而又回到他曾擔任副局長的刑偵局任局長。 正因為楊煥寧和何挺有如上這段經歷，所以楊煥寧就成了中共媒體上的「反恐專家」，何挺則被稱為「反恐尖兵」。 2008年年中楊煥寧從被外放的黑龍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位置上回任公安部時，人民網曾特別刊登文章《反恐專家楊煥寧任公安部副部長》。日後楊煥寧落馬，牆內一些媒體又爭相轉發《曾是反恐專家 這名中央委員調任安監總局卻遭斷崖式降級 》一文。 至於何挺的「反恐尖兵」名銜，更是因為他早在公安部反恐局成立之前，就是刑偵局下屬的反恐處的首任處長，所以反恐局一經成立，他便是首任局長。算得上是中共「反恐」的元老級人物。 楊煥寧2008年年中從黑龍江回調公安部後，其副部長前面就加上了「常務」二字，同時也是當時公安部黨委唯一的副書記，自此官拜正部長級。從2009年開始，這個楊煥寧又兼任了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繼續主導「反恐」。 比楊煥寧年輕近5歲的何挺在公安系統晉陞至副省部級的時間也比楊煥寧晚了8年多。他從2007年至2009年的兩年多時間裡先後擔任的甘肅和青海的公安廳長，都還是正廳局級，直到2009年3月才被宣布為青海省副省長兼公安廳長。 日後何挺在牆內知名度陡然升高，是因為他於2012年3月奉命從青海轉戰重慶，接掌了王立軍此前被薄熙來安排出任的重慶市政府副市長、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職務。「反恐尖兵」成了「救火隊長」。當時的牆內牆外媒體內，多以《何挺：公安部大院的反恐尖兵》、《王立軍繼任者何挺:政法系統老手 被譽為”反恐尖兵”》、《王立軍繼任者 何挺為「反恐尖兵」》之類的標題報道之。 此時的何挺剛剛過了50歲生日，晉陞正省部級的前景十分看好，沒成想5年之後就落馬了。 當時何挺「被查」的消息是大外宣《星島日報》於2017年4月間就對外透露的。 2017年10月9日，中紀委發通報稱已對重慶市政府原黨組成員、副市長，市公安局原黨組書記、局長何挺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通報中開列的何挺的「嚴重違紀」行為是為謀求職務晉陞搞攀附，長期搞迷信活動，違規公務接待，揮霍浪費公共財產，違規出入私人會所，頻繁接受私營企業主宴請，辦公用房和公務用車嚴重超標，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為親屬的經營活動謀取利益，以及違規選拔任用幹部、違規干預和插手司法活動。 有點搞笑的是，何挺早在到任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的當年底，即已經被眼尖的網友公開曝光了他「在不同場合佩戴各種名表，總價值高達幾十萬」。當然，網友們在公開網站上譏諷他為「新一代表叔」、「新表叔」的持續時間不長，當時的百度、新浪微博等各大網路服務提供者即奉命把「何挺」和「表叔」捆在一起屏蔽了。但是人們不禁要問，在此之前早已經有多名中共官員的入獄都是「禍起腕上名表」，何挺怎麼就不懂得引以為戒呢？難道戴名表也是一種戒不掉的癮？ 當然，鑒於何挺的被查是在「戴名表」事件的四年多後，足以證明當時的中紀委並沒有把他的腕上名表當回事。而他2017年被查證的最嚴重的「違紀」行為，當屬習近平最不能容忍的所謂「為謀求職務晉陞搞攀附」。請注意，所謂的「搞攀附」還不是單純的跑官、要官、買官。比如李尚福的罪名之一「為謀取不正當利益送給他人錢款」就相對「單純」，只是「個人主義思想惡性膨脹的一種表現」。但「搞攀附」就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了。 習近平主持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專項增寫了搞政治攀附行為的處分規定。中紀委把搞（政治）攀附具體解釋為「投靠有權勢的人，以謀求自己能夠得到提拔重用或者其他政治利益，實質上是在政治上拉關係搭『天線』、找後台尋靠山，搞人身依附」。 那麼，何挺落馬前曾對誰「人身依附」了呢？ 從時間線上分析，何挺被對外公開免去其所有政府職務並被終止人大代表資格的具體時間是2017年6月16日；時任重慶市委書記孫正才被中紀委公開宣布「正在接受調查」的時間是2017年7月24日；中紀委公開宣布「對第十八屆中央委員，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原黨組書記、局長楊煥寧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的時間是2017年7月31日。 那麼此三人之間應該是誰先揭發了誰呢？何挺是同時或者先後「人身依附」了孫正才和楊煥寧，還是只「攀附」了其中之一呢？ 筆者的判斷是，當時的中紀委很可能是奉習近平之命，為了清除孫正才先從外圍下手，先讓何挺交待出他是如何對孫正才進行「人身依附」，而後就有了整肅孫正才的借口。至於楊煥寧，也應該是被何挺交待出來的。 共產黨官員之間很難湊齊的「四大鐵」關係是：「一起同過窗，一起抗過槍，一起分過贓，一起嫖過娼」。而 「西政」刑偵同窗楊煥寧、何挺和劉躍進，日後分別掛著「反恐專家」、「反恐尖兵」和「反恐專員」的名銜在公安部里一起抗槍，當然也一起分臟。而且大概率也曾一起嫖娼。因為中共在開除他們黨籍的處分決定中都指認他們「違規出入私人會所」。什麼叫「會所」，而且還是「私人」的？誰都懂得。 接下來，何挺的下場是被開除黨籍，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辦理提前退休手續。而時任中央委員楊煥寧則是背了一紙留黨察看二年處分，同時被降為副局級非領導職務。 相比如上兩位「西政」同窗，劉躍進雖然落馬的時間晚了將近7年，但遲來的報應反而更重。已經於上個月被最高檢宣布逮捕的劉躍進此前已經被中紀委認定了「非法收受巨額財物」罪，決定了無期徒刑都可能是他求之不得的下場。 像他當年在天津的主子武長順一樣領刑死緩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主政十三年來，引發走回毛時代的疑慮。任內發生世紀瘟疫，又葬送東方之珠香港。軍事外交上擴張，與西方為敵，更輸出習式極權人道災難。習近平修憲自肥終身執政，對中國前景失望的民眾掀起”潤”的逃亡熱潮。 「我從大陸進厄瓜多、哥倫比亞，走雨林一路北上進來的。8月8號出來，10月21號進美國。在雨林第二天就拐腳了，還被山賊搶劫，基本上是死裡逃生這樣走出來的。」 「我的文字、我的所有的書都被禁了，我的文章不允許發表在報刊雜誌上，我的名字也不允許提起，我不能夠參加公開活動。Covid-19爆發，我決定去武漢寫書，寫完一本書，我很快意識到，如果繼續留在中國，我的生活會變成一場巨大的災難，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幾乎是匆匆忙忙地逃離了中國。」 「我是（從香港）逃亡的！我會生氣，但是不是我對他一個人憤怒就可以解決整個問題？其實不是！而且他現在所做的任何一個政策，也是一整個系統去縱容他才造成這個結果。」 習治下的中國風景：流亡求生潮 他們曾是上市私企財務總監、百萬粉絲網路大V、年輕香港學者，各是老中青三代，而此刻共通狀態都成了「流亡者」，異口同聲為：「求生」。 習近平主政十三年出現「潤（run，逃）」這個新名詞，疫情解封后，走線美國的中國偷渡客近2年暴漲50倍。此次外逃潮並非躲避瘟疫，而是擺脫比病毒更恐怖的極權。 五十九歲的許茂安曾是月薪上萬的上市民營企業財務經理，疫情失業2年。去年解封后，投簡歷半年約五百家公司，只獲得一份面試，去了對方還說搞錯了，只要招個普通會計。 他到了應安享天年的年紀，被迫選擇冒死離鄉。「到美國才聽說『白紙運動』，國內消息都封鎖。切身體會中央以國安為由，要驅趕外資、整肅民資，政府財政困難，看你不順，就抄你家。鄧小平改革開放，引進外資，他卻跟歐美鬧起來、價值觀對立，令外商很恐懼，紛紛撤資到越南、印度。」 許茂安說，官方只公布城鎮失業率，在他看若計入農村失業人口，去年上半整體失業率應達50%。「國內經濟已崩潰，只是他不承認。我買失業保險社保局不給辦，退休又沒夠年齡，很怕回到毛時代那段挨餓、強迫勞動的日子。慌了！一股作氣跑出來。」 世界工廠名聲墜落 西方欲斷開紅色供應鏈 對外關係上，中國以孔子學院、千人計劃等形式，包裝滲透、剽竊的間諜行為，引發國際警覺。2018年美中貿易戰開打，2019年底，中國隱匿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擴散，全球至少七億人確診、近七百萬人死亡，陷入世紀瘟疫災難。西方對中國產生信心危機，開始計劃脫離「紅色供應鏈」，「世界工廠」名聲從鍍金被拉黑。 盤點中國對西方的外交政策，台灣的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馬准威分析，習近平未上任前訪問墨西哥對媒體的講話曝露其心態。馬准威引述習說：「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貧窮，三不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 可見習自認中國遭欺負的民族主義心態，對世界體系的敵對性，在他掌權後化作戰狼式外交風格。 自創”中國式”價值詭辯 二十九歲的東京大學研究員，也是倫敦智庫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研究員的流亡港人Athena提到，國際已認同民主自由法治價值，習近平不尊重，自創中國式民主、中國式法治、中國式人權，破壞香港一國兩制，毫不避忌外界批評。今年7月聯合國結束審查中國人權紀錄，西方建議賦予香港和新疆維吾爾人更多自由的呼籲，中方卻拒絕，跟西方處於更大的決裂。 流亡澳大利亞的作家慕容雪村也示警，冷戰後，國際秩序不允許擴張勢力以避免衝突，但習近平對世界的野心，表現在一帶一路、對非洲的殖民計劃，投入超過幾萬億美元。在吉布地、東帝汶設海外軍事基地，令西方警覺台灣的危險迫在眉睫，習一直在為這場戰爭作準備。 習近平對台灣的執念 抓軍權能打勝仗？ 習近平宣稱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誰都無法阻擋，不斷跨越海峽中線軍事擾台、越界海警巡航台灣離島，佩洛西訪台後圍台軍演，加上俄羅斯無預警對烏克蘭發動戰爭的前車之鑒，引發美日韓、七大工業國、二十集團峰會等西方民主陣營，對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接續發聲，形成圍堵中國的態勢。 馬准威說，習近平十八大上來就設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軍事改革、現代化，軍費高速成長，建造航母、火箭軍、北斗衛星系統、無人機等，令周邊國家感到威脅。 但前中國海軍航空兵部中校參謀姚誠認為，習近平不敢動台灣。 姚誠說：「毛澤東的時候沒有打，毛比他厲害多了吧！他很清楚打不了。鄧小平沒有打，他要搞一國兩制，也是打不了，大家心裡清楚。胡錦濤就別提了，他不折騰。江澤民一上來也說了，兩岸共同發展。就他（習）上來要打，他拿什麼打？西方國家不打他就好事了，他還去打人家。你想美國可能放任中國打台灣？全世界現在都在聲援台灣，中共打台灣就是倒台滅亡時。」 姚誠透露，解放軍心不向著習，反倒有股恨習的氛圍。「他上台十來年就在抓軍隊搞事。2012年到2015年抓軍權，抓了好幾百個將軍。2015到2017年，軍改也是敗筆，他沒當過兵，只有在中央軍委辦公廳當過秘書。上台後卻取消七大軍區成立五個戰區，將十八個集團軍打散，習自己兼任軍委聯指總指揮，一人管幾百萬人的軍隊。2017年發展軍事裝備，無序地發展，亂花錢，造了一堆廢銅爛鐵。」 軍隊實力懾人？製造恐嚇的空包彈？ 習近平宣稱中國擁有南海主權，造島礁部署軍事設施，騷擾菲律賓等東協國家船艦，在東海與日本爭釣魚島主權，在台海常態化派遣機艦，引發多國到台海展現自由航行權。另外，火箭軍近日朝太平洋發射一枚可攜載核彈頭的洲際導彈，外界解讀北京釋放恐嚇信號。 不過，姚誠認為，九成以上將軍們都恨習近平：「火箭軍高層都被他『端掉了』。他現在想打台灣，軍隊不會幹的，軍隊現在都成了觀望派，老百姓也是一句話，都躺平了，做點表面工夫，實際上不會聽習近平的。」 百姓的絕望來自習任期無限制延長 馬准威指出，習近平最大敗筆是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破壞江、胡時期憲政慣例，如隔代指定、兩任十年、七上八下的接班潛規則。 馬准威提到，習造神「習核心」、搞個人崇拜，卻沒有毛的領袖魅力。仿效「毛語錄」，自創語境，要求黨內、學校必學「習思想」。任內搞出新疆再教育營，加強監控西藏，封鎖網路言論審查、要求上市企業設黨支部，教室裝監視器監視老師，設立上百個海外警察站對異己非法施壓，執行長臂管轄，侵害他國司法主權。 習外號最多 遭鄙視嘲諷 慕容雪村指出，即便習近平擁有超過前任的硬權力，軟權力卻堪稱最不受尊敬、最被鄙視的中國領導人。「70年來外號最多的共產黨總書記，有人統計過他外號多達二百多個，習包子、小學博士、夢帝、習特勒等，諷刺、嘲笑他的漫畫、圖片、影片，網上到處可見。」 獨裁者的訊息陷阱 慕容雪村強調，敢於批評政策的人，都被清洗、消音、送進監獄或被迫離開，最終造成沒人敢說真話的真空，而習近平就活在這空間之中。他依據錯誤訊息作出愚蠢決定，依然可以繼續統治，無比恐怖。對比胡、江時代能發出些微聲音，工商業也發達。習時代連胡錫進這「忠誠的辯護士」也被禁言。習近平有句名言「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可笑的是，人民都靠自己勞動掙錢並不靠黨，中國還不允許私有權。 體製造成”習皇權” 中國進入”垃圾時間 為何習近平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把很有生機的國家拖進巨大黑洞？令人絕望？慕容雪村說：「政治體制才是關鍵。黑箱操作、隔代指定，最終習變成共產黨最高領導者，擁有人事權、軍權、黨權、警察權、特務，可以號令一切，且這權力不受任何監督跟約束。他可以替換、清洗任何不喜歡的人。於是，習是不是草包？變得不重要。」 慕容雪村感慨，共產黨並不認為各領域菁英出逃是國家資產的損失，他只在乎擁有多少核彈、槍杆子和聽話的人。14億中國人受中共洗腦、愚民教育毒害，已出現砍殺日本學生的病狂暴行。 慕容雪村比喻：「一輛失控列車正朝懸崖衝去，他（習）就是司機。現在的中國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做什麼都是徒勞、註定失敗，他的陰影要一直籠罩在中國上空。很多人形容如1949大飄移年代 。『不再為國家操心了』這話，變成很流行。能走就走，不能走的就躺平，不做或消極做，有用之生、大好年華，註定倒進垃圾堆中陪葬。」 民眾躺平 不再為國家操心 港青：斗命長！ 許茂安提到，中國民生現況凄涼，跳樓、跳河事件不斷。他自己晚年流亡才敢說真話，希望餘生參與推翻中共暴政工作，巴望共產黨自我解散，或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蔣經國。 Athena呼籲海內外港人照顧好自己等待契機，勿忘當年在示威街頭相互打氣：「斗命長！這時代看不到希望！我們會活比你久，還有機會！」
在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節前夕，一直在跟中共三年「疫情清零」政策後遺症搏鬥的中國經濟展示出多種相互矛盾的信號。隨著中共當局推出新的經濟增長刺激措施，中國股市迎來2008年以來的最大漲幅。與此同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工廠活動指數連續第五個月收縮。 最大漲幅出現之後尚有上漲空間乎 9月30日星期一，也就是中共的10月1日國慶節前夕，幾年來疲乏不振乃至跌跌不休的中國股市呈現2008年以來最大的單日漲幅，增長幅度達8.5%。 美國財經通訊社彭博社星期一發表報道說： 「中國股市這次大漲是在中國三個最大城市放寬購房規定，同時央行也降低抵押貸款利率之後出現的。這些措施是上周二發布的全面刺激計劃的關鍵要素之一，該計劃還包括降息、釋放銀行現金以及為股票提供流動性支持。與此同時，在美國上市的中國股票的金龍指數上漲了4.7%。 「儘管近年來中國股市多次出現虛假的曙光，但鑒於當局表現出實現今年 5% 左右的雄心勃勃的經濟增長目標的緊迫感，人們似乎越來越相信，這一次可能會有所不同。」 2016年1月29日，中國安徽省一名投資者正在查看證券公司的電子顯示屏上的股票信息。 股市大漲之際的分析家告誡 從2020年初到2022年底，習近賓士下的中國在幾乎整整三年的時間裡採取舉世無雙的「疫情清零」政策，給中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自從「疫情清零」政策在民眾的抗議之下突然收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舉步維艱，清零政策導致大批企業破產，企業破產則導致大量的失業，失業的人以及害怕失業的人無力消費、不敢消費，導致中國內需不足，成為經濟增長的嚴重拖累。 中國國內外許多經濟專家呼籲習近平當局採取有力措施，其中包括對民眾提供直接經濟援助，以提振內需。然而，習近平以不能把中國弄成一個養懶人的福利國家為理由（儘管中共當局多年來持續宣傳中國人民是全世界最勤勞的人民），堅持不給民眾提供直接援助，而是採取其他措施，其中包括鼓勵民眾消費，進行貨幣刺激。 關於9月30日的中國股市大漲，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說： 「這一股市行情大漲延續了上周開始的反彈勢頭，當時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後承諾採取廣泛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以支持疲軟的經濟增長。此次反彈標誌著中國股市的顯著反轉。在過去三年半期間，由於擔心經濟放緩和房地產危機加劇，外國投資者紛紛逃離，中國股市大幅下跌。 「然而，分析師警告稱，僅靠放鬆貨幣政策無法維持中國股市的長期反彈，並呼籲出台更多有關財政刺激的細節。」 樂觀情緒與最新經濟指標反差巨大 法國《論壇報》星期一以《中國：重振房地產市場的措施刺激股市》為題，報道了當今中國經濟發展勢頭好壞參半的跡象。報道說： 「在北京宣布重振其龐大房地產行業的新措施後，中國股市星期一飆升，而製造業活動在 9 月份連續第五個月萎縮。 「住房和建築業長期以來佔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以上。但自2020年以來，它受到北京收緊房地產開發商信貸條件的影響，這使得恆大和碧桂園等重量級房地產企業瀕臨破產。此後，未完工的建築、經濟放緩以及導致房產貶值的價格下跌倒了中國人投資房地產的胃口。 「股市的樂觀情緒與星期一公布的最新一輪經濟指標形成鮮明對比，該指標顯示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復甦不平衡。中國的製造業活動在9月份再度連續第五個月收縮。中國國家統計局表示，作為工業界晴雨表的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49.8點。讀數高於50表明製造業活動擴張，低於50則表明製造業活動收縮。」 中國股市與「經濟無能」的習近平政府 美國彭博社的報道說，「儘管近年來中國股市多次出現虛假的曙光，但鑒於當局表現出實現今年 5% 左右的雄心勃勃的經濟增長目標的緊迫感，人們似乎越來越相信，這一次可能會有所不同。」 然而，日本網刊《現代工商》的一篇文章展示了與此相左的觀點。 中國股市於中共建政75周年到來之際飆升，《現代工商》發表題為《中國股市『虛』……『經濟外行』的習近平政府未能『清理』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餘波》的分析文章。文章說： 「2024年初至9月中旬，中國股市在全球股市中下跌基調引人注目。在此期間，包括日本、美國在內的主要發達國家股價上漲。美國紐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和日本日經指數均上漲約10%。與此同時，中國上證綜合指數下跌約9%。9月下旬，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宣布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其中包括注資8000億元支撐股價，股價短暫飆升，但不少市場人士對此表示懷疑。這背後有幾個因素，其中包括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中國政府令人失望的經濟政策。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相對滯後，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的清理工作進展緩慢。 「目前，化解過剩產能的措施還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的跡象。事實上，國有企業甚至有擴大產能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要消除通貨緊縮的擔憂並不容易。此外，中國政府似乎也很重視社會控制。這有可能降低私營部門的活力並阻礙經濟增長。」
10月1日，中共迎來建政75周年，但對美籍中國媳婦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來說，這種節慶只是為了宣揚國威，無助民生，又維安升級。她說，她若還住在北京，必出城走避。 楊思安現任美國J Capital Research公司研究總監，她在1985年初到達中國，因被視為在華投資的外國人之一，像個「活錢包」而大受歡迎，但40年後，她因針貶中共或揭露中企的財務欺詐，不再受北京所喜歡。再加上中共近年任意拘捕外籍人士的行徑也讓她對中國有了危邦不入的防心。 楊思安最近出版新書《Wild Ride (狂野之旅)》，詳述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興衰，她告訴美國之音，改革開放是「中共演給外商看的一場戲」，她也在書中反思自己「盲目參與」其中的第一手經歷。 自從中國爆發新冠疫情後，楊思安四年多來不曾再踏足中國一步，她想念還在中國的姻親們和中國菜，更懷念比美國人更好相處、更隨和的中國朋友。 但對諸如十一等中國節日，她說，她們一家人還住在北京時就已經避之惟恐不及，無論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還是中共建政60周年，因為維安限制太多，「煩」，例如，不少北京人不能隨便開車出門，長安街住戶還不能開窗，非常不方便。 楊思安認為，中共利用十一國慶等場合對內、對外宣揚國威，但外媒已不像當年那麼好控制，不一定跟著唱好。中共與其浪費民脂民膏去辦活動，還不如把經費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 楊思安的中國初體驗 楊思安1985年初到中國，正值雙十年華的她在有10多個語種的中國官方月刊《中國畫報》擔任英文組的記者和編輯工作。 當時正值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外國人在中國特別受歡迎。 在人情面，她說，當時的中國人剛脫離毛澤東時代的高壓統治，變得很放鬆、很開放，「好像從40年的睡眠醒過來了，覺得很興奮」。 而中國人除了對西方臉孔感到新鮮外，更歡迎外資「錢進中國」。 她說，她在一個江蘇小鎮，看到一整條街掛著「歡迎投資」布條，還在西安採訪中國貿促會辦的展覽會時被當成外資，「硬」邀上台對著300多人演講。她當時就感受到中國社會「有一種饑渴，因為中國太窮了嘛，覺得來了外資就可以發達」。 操著流利中文的楊思安說:「我剛到中國時候，特別(受)歡迎，我到哪裡去，好像人家看(我像)一個大錢包，覺得來投資，可以跟他(外商)講(中國)所有的公司情況，現在可不一樣的……現在(投資)機會不如以前多，而且受限制挺多的，中國的這個文化現在是多疑，對投資者總是有懷疑。」 中國讎外情緒升高，外資忌憚 隨著中國近年緊縮言論控制、無限上綱、國安思維，去年還搜查如貝恩公司(Bain & Company)等外籍顧問管理公司的中國辦公室，甚至通過《反間諜法》、擴大對間諜的定義，讓楊思安和不少外資一樣，都感受到在華工作或經商的地緣風險升高，因為她自己就有好幾位朋友遭中共無端抓捕。 2014年回美定居前，楊思安在中國已前後長住過25年，除嫁給有解放軍身分的中國夫婿楊致芳、成為中國媳婦外，還在北京創立過出版社、數據和軟體等公司。 她於2007年創立J Capital Research公司至今，專職為美國投資人發布各個產業上市中企的調研報告，因此，恐因真實揭露中企的財務實情而得罪不少中企。 她自己也寫書或屢在媒體發表評論，針貶中共和中國時政，甚至幾度以中國經濟、商情分析師的身分，出席多場美國國會辦的中國相關聽證會，揭露中企的財務詐欺或投資中國的風險，因此，她自己評估，恐都已觸犯中共的政治紅線，讓她現在對於回中國一事，幾乎想都不敢想，就連先生去年在美過世，她也忌憚隨行、將部分先生的骨灰送回北京，對於無法完成先生落葉歸根的遺願，楊思安說:「我是很遺憾，但確實不敢回去。」 楊思安新書:在中國的「狂野之旅」 楊思安有25年的中國在地經驗，也深入研究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並將其見解寫成《Wild Rid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狂野之旅:中國經濟開放與封閉的簡史)》一書。 她在書中詳述中國經濟自1979年以來、四十個年頭的發展，全書共分五個章節，前四個章節分別是：解除鎖國的第一個十年(1979-1988)、快速「鍍金」的第二個十年(1989-1998)、蓬勃榮景的第三個十年(1999-2008)以及充滿危機的第四個十年(2009-2018)。 楊思安在書的最後一章悲觀預言，中國恐走回80年代鎖國的老路，因為隨著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上台，中國對資本主義的實驗已告終，這是她不樂見的，但若持續下去，長期恐不利中國經濟發展，也會陷中國人民於「窮化」的過程中。 她說，回想自己遠赴中國之前，她覺得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特別厲害，我想學……來治美國的一些(資本)社會毛病，就可以得到一種更理想的社會。」 但在中國生活不久後，楊思安就看到報社吃大鍋飯的冗員之多，同事的農民父親窮到連肺結核這麼易治的病都沒錢治，都讓她大失所望，也真正看清：在中國，只有權貴階級才能享受到經濟紅利和照顧，窮人階級不僅難得到資源，也未受到妥善的照顧，而且中共統治的社會主義下，人民至今都只有有限的經濟自由，完全沒有政治自由。 楊思安:改革開放是短期措施 楊思安1988年結婚後，曾偕夫婿回美國居住，直到1993年重返中國，出任美國民間對華貿易組織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北京代表，當時與中國官方有頻繁往來，也讓她對中國經濟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她形容，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種戲劇表演，給國外商人看」，很多像她一樣的外國人「盲目地參與」。 她還說，1989年的天安門血腥鎮壓事件讓西方國家看清，中共不會放棄它的統治權力。但各國跟中國的商業往來已涉及太多金錢和利益，這麼多年來，「(跨國)公司也好，西方國家領導也好，很難分清利潤和道理」。 楊思安認為，改革開放是中共為了向全世界吸金的一個短期措施，只要錢夠多了，中國不一定會繼續參與國際社會，或者開放到一定程度威脅到中共的統治權時，中共就不會再開放。 鄧小平生前曾說過:「開一個窗戶，會進來陽光、空氣，但也會進來些蒼蠅」，對此，楊思安說，鄧小平言下之意就是，「窗戶是經濟開放，蒼蠅是一些共產黨不能接受的反應」，換言之，她說，改革開放的後遺症若危及中共一黨獨大的執政地位，例如，人民上街聲索政治自由和參政權，中共必然會向左轉，緊縮社會控制，甚至終結改革開放的進程，因為中共的思維永遠是政治優先於經濟。 中國經濟開始反轉倒退了嗎? 楊思安認為，中國改革開放40年，現在到了反轉到退的階段，因為如果中國若持續開放，需要深化很多改革，例如，戶口解禁讓勞動人口可以自由移動，但這些都不是中共願意啟動的改革，包括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她說，中國經濟開始反轉的一大跡象即「當地化，少進口」，扶植國產產業和技術，降低對外國的依賴，但能不能成功，還有待觀察。 對於外資的中國投資熱，楊思安說，很多大型跨國公司仍得繼續維持在華營運，但中小型或尚未投資中國的公司，其實有其他更好的機會，不應陷入中國發展機會多的迷思，因為她說，中國像巴西，「不是沒機會，但是難，也得提心弔膽地做投資。」 季愷文:美商樂見中國解除外資准入限制 對於楊思安，前美國商會上海分會會長季愷文(Ker Gibbs)稱，她是個值得尊重的經濟分析師。 不過，季愷文不認同在華外資漸不受中國歡迎，甚至備受懷疑的說法。 季愷文現任美國舊金山大學亞太創新與管理研究中心的駐校董事，著有《銷往中國(Selling to China)》一書。 他說，他去年夏天和一團美國投資人訪華，受到中國熱烈的歡迎，也感受不到任何敵意。 不過，他坦承，中國已經越來越不需要外資，所以，衝擊到在華外商的受歡迎度，但不致於因此對外資有敵意。 季愷文告訴美國之音:「15、20年前，人們非常清楚，外企和外資對中國的重要性，當時，外國人受到特殊的待遇，但客觀現實是，中國現在越來越不需要外資，所以，(對外國人)的待遇也不可同日而語。」 他說，中國近日全面解除製造業的外資准入限制並進一步開放醫療等產業的決定，外資非常樂見，但美商投資中國的決定除參考中美關係的氛圍外，特別取決於兩大因素，一是中國監管環境的透明度，二是讓外資有工具和數據在中國可以進行投資前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
這是10月5日的一條報道，一名33歲中國遊客在日本福岡機場被抓了，因為襲胸。說實話，看著有點尷尬。 幾個月前，這名男子張偉雄和女友一起去日本旅遊，晚上在東京淺草向路邊女子喊「我背上有蟲子」之類的「不流暢日語」，反正是求助的意思。女子好心幫他在背上找蟲，老張順手襲胸。 事發後女子報警，老張第二天逃回國內居然成功了。雖說逃跑成功了，但是那股子猥瑣的勁，是真被他展現到了淋漓盡致。關鍵他還是帶女朋友一起去旅遊的，這要怎麼解釋？難道說自己是在抗日嗎。 網路圖片 日本警方的效率也挺離譜的，這能讓他跑掉。但老張是個奇人，時隔幾個月後，竟然再次堂而皇之的從香港坐飛機去日本，在福岡機場出機艙就被逮捕……太不尊重人了。 和鐵頭那次一樣，評論里有人盛讚老張的行為。不入流的溢美之詞就不提了，妥妥下三濫。但是他們似乎沒發現，這種行為不僅不能對日本人造成絲毫傷害，反而不是在國際上不斷拉低我們自己的形象，更會導致在國外的華人處於尷尬的地位。 我永遠想不明白，人們為什麼要讚美一個流氓，並且從中找尋出「美好」的感覺。 前天我在地鐵上刷視頻，系統給我推送了一個男子在日本街頭向路過的日本學生問好，又在對方回應自己後的下一秒又用中文辱罵對方的視頻，真有種小人到了極致的感覺。 網路圖片 他說「哈嘍，小日本」，男學生們就禮貌的笑著向他揮手說「哈嘍」，等人走開幾米他便立刻改了一面面孔，用中文說「笑你媽啊笑」；他對女學生說「嗨 空尼七哇」，女學生禮貌的向他微微低頭回應問好，等人一走開他便用中文罵，「長得真特么磕磣」。 如此奇聞逸事，阿Q見了都要喊一聲師傅。 既然這麼討厭日本，為什麼又要去日本給他們貢獻經濟？其實拍攝這個視頻的人不一定厭惡日本，他只不過是在迎合國內的人們，迎合評論里那些為自己的行為「叫好」的人們。 然而，鼓掌的人們以為這樣能夠傷害到日本人，殊不知日本的媒體巴不得你這樣作賤自己的形象。 這條普普通通也沒有引起任何事故的視頻，迅速被多家日媒報道，在某社交平台上2小時不到就有60萬的點擊，24小時後恐怕播放量要超過千萬。那些看過視頻的人，也會認為該男子做得好嗎？也會認為這種行為給中國帶來了光彩嗎？ 外國人本身就注重肖像權，你拿著手機對他們拍已經很不禮貌，關鍵還專門挑小孩子為對象，並且那些小孩子還很禮貌的在給他回禮……這不就是典型的給人送反差感去的嗎？ 既沒有「報仇」，也無法解恨，這些行為唯一能夠帶來的，就是拉低自己的素質。隨著擁躉們的數量越來越多，這些人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向外「擴張」，而買單的是我們所有人。 近期還有兩起持刀攻擊日本小孩、瑞士小孩，燙傷澳大利亞嬰兒的事件，就不一一去揭傷疤了。但在這些令人不齒的「鬧劇」中，有人笑著鼓掌，有人覺得「出口惡氣」，唯獨忽略了，真正被羞辱的並不是對方，而是我們自己。 一個人可以選擇做一個體面的人，也可以選擇做一個丑角，但如果丑角越來越多，就別怪人家看不起你的整個「劇團」了。 美其名曰「出口惡氣」，其實不過是在「出口」自己的無知與狹隘。用猥瑣的手段去獲得廉價的「精神勝利」，不但不會贏得尊重，反而只會加深對方的輕視與偏見。 就好比你不會尊重阿Q一樣，你嘲笑著阿Q，卻成為了他。 突然想到毛姆的一句話，放在此處甚好。 如果你是神經病，那麼全世界都會讓著你。但如果你覺得全世界都要讓著你，那麼你就是神經病。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劍客寫字的地方
秋天來了。 不管王楚欽願不願意，他又成了脫口秀行業多舛命運的一個標誌。 早前，在10月1日晚的WTT中國大滿貫男單第二輪比賽中，頭號種子王楚欽以1比3不敵世界排名第50位的丹麥球員林德，繼奧運會單打比賽後再爆冷門。 脫口秀演員「瘦子」，在其自媒體賬號上發布內容，調侃王楚欽輸球出局不叫「爆冷」叫「慣冷」，32是王楚欽的「幸運數字」。 網路圖片 這還蠻好笑的，我不覺得有任何不妥，就是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調侃。 但這不是最好笑的，最好笑的是，10月4日，廣州野生喜劇脫口秀髮聲明回應稱，「瘦子」發布的並非演出內容，並暫停與「瘦子」的演出合作，同時聲明「野生喜劇」所有演出內容均不涉及任何國家運動員，演出內容合法合規，並按正式流程進行申報。 這家名叫野生喜劇的脫口秀小企業並不是自己嚇自己，他們面臨的氣勢洶洶的流量，比他們所能吸引的觀眾多得多。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有要脫口秀演員失業的，有要追究脫口秀演員法律責任的（雖然這個要求完全暴露了他們對法律一無所知，哪怕是我們的法律），還有的恨不得立即搞掉這個行業。 喜劇的內核，果然是悲劇。只是這悲劇不是喜劇自身的，而是現實的，是我們的。 當你連王楚欽都不能調侃，你還能批評什麼呢？ 我能想到的，也不過是高鐵上哭泣的兒童，把頭髮染成粉紅色的女孩，網路上替弱者發聲的作家記者律師，以及那些因為紅圈logo被聯想到媚日的企業。 就像在這次事件中，你吐槽王楚欽就要付出失業的代價，但可以無所顧忌地批評這個脫口秀演員，乃至詆毀整個脫口秀行業。 有時候你會發現，這個世界的惡意和善意是顛倒的。 我就不明白了，哪怕是在過去，王楚欽這種打球的，管他是馬球還是蹴鞠，輸了，尤其是輸得恥辱，老百姓也是可以吐口唾沫的吧？他既不是王儲，也不是卿，咋就吐槽不得呢？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我一直都是用「調侃」或「吐槽」，來看待這位脫口秀演員對王楚欽的評價，它還上升不到批評的地步。 現在的輿論生態已經惡化到這種地步了。你連調侃或吐槽都不能，還談什麼「批評不自由，讚美無意義」呢？吃屎誇不出花來，也是原罪。 當一個人巨嬰時，你可以選擇不嫁給他不娶她不理它，但是當一群人巨嬰，甚至是巨嬰成為流行人格時，就無法忽略或避開它的存在。 克制地說，脫口秀已經算是這個時代少有的還能一看的流行文藝了。在正常的流行文化圈子裡，無論是演藝明星還是體育明星，都是形象公開最大化、最大程度接受受眾喜愛與點評的群體。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脫口秀是一種冒犯的藝術，至少它應該可以調侃、吐槽明星。 所以，這隻能說明王楚欽並不是一個市場化的體育明星，他依然帶著鮮明的傳統特質。就像網友可以肆意調侃蔡徐坤的背帶褲、模仿蔡徐坤打籃球，而市場化的蔡玉坤只能走法治化路線——寄律師函。 這才是王楚欽們和蔡徐坤們的本質區別。 蔡徐坤辦不到的，王楚欽根本就不用親自辦。 經常寫「大稿子」的人應該對這個排比並不陌生：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它通常用來形容一種理想狀態，比如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 王楚欽與其所代表的兵乓球，只有接受充分的市場化，才能迎來真正的國際化。 說到營商環境，脫口秀又何嘗不是一個行業，一個遲到的新興產業呢？脫口秀又何嘗不是吸納了童漠男、呼蘭、龐博、徐志勝、何廣智、李雪琴等一批再就業、靈活就業、職業轉型人員呢？ 說到吐槽，這一輪中國脫口秀的興起，還要從一檔叫做「吐槽大會」說起。彼時的節目形式恰恰就是邀請明星名人，面對面地對明星名人進行冒犯，其間多少辛辣語，如今再看，已是讓從業者冒出一身冷汗的存在：我們當時居然敢這麼吐槽？尺度這麼大嗎？ 我們有太多一出生就是巔峰的東西。國足如此，搖滾樂如此，脫口秀如此，小品和相聲如此，其他很多領域，又何嘗不是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觀人隨筆
吃過晚飯，13歲的柳棋和同學小馬翻過學校食堂二樓的窗戶，先後從五米高的窗檯跳下。 兩輛救護車的警報聲劃破夜空，此時是2023年11月4日，距離柳棋進入山東聊城市少林武校僅過去五天。 柳棋說，自己有恐高症，跳下去前很害怕。他見到小馬跳下去後躺地上抱著腿大叫，但仍跟著縱身一躍。因為這是他想到唯一能出去的辦法——「摔殘了也比在這裡強。」 成為常態的體罰 把柳棋送進武術學校是奶奶秦曉慶的決定。 柳棋住在聊城以北100多公里的村子裡，爸爸患有精神疾病，6歲時母親出走，從小由奶奶撫養長大。 60多歲的秦曉慶平日里除了照顧兒子，顧著五畝農田，還要在村裡村外打零工，一天賺幾十塊維持生計。秦曉慶不識字，柳棋說跟奶奶無法溝通。2020年，住在北京的遠方親戚齊章一家在多方走動下，才幫秦曉慶申請到低保戶身份。 齊章說，柳棋從小性格就比較敏感，為了讓孩子少跟爸爸接觸，齊章資助柳棋去縣城的寄宿小學上學。然而，從小學升入初中的那年，課業難度陡增，一次被學校老師冤枉後，柳棋說什麼也不願意再去上學，變成奶奶眼中的問題兒童。 秦曉慶聽說在聊城市裡的武校管理嚴格，專治叛逆期的小孩，能練武又能學文化。不顧齊章的勸阻，她執意把孫子送入武校。 柳棋回憶，入學當天，他和奶奶坐親戚的車一進學校，奶奶被工作人員帶去簽合同，他則被「拽下車」，立即去換了武校的校服，不允許再和奶奶見面。秦曉慶為孫子交了一個月3900多元的管理費，餐費另算，這比聊城大部分私立學校的學費高上兩到三倍。 學校官網顯示，聊城武校是一所全封閉制的民辦中小學，現有學生6000餘人。學校奉行軍事化管理，校訓為「流血流汗不流淚，掉皮掉肉不掉隊」。 據2020年離開聊城武校的余田回憶，武校的圍牆二三米高，頂部掛有鐵絲網，而且監控密集。在校內不能使用手機，每個月月底需要經過家長、學校雙方同意後才能放假回家，第二個月5日開學回校。 柳棋入學時，一般學生還在放假。和他想像中不一樣的是，進武校之後，他既沒有上一堂文化課，甚至連武術也沒有學過一招。他每天早上五點就被叫起床，除了吃飯時間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服從教練命令做各種雜事。 比如，教練會無理由地要求他們罰站、做俯卧撐、持續做蛙跳、蹲起超過半小時，有一天將一個班7個同學一起帶到校園後門無人使用的小操場，清掃樹葉、收拾垃圾，另有一天命令他們將全校的廁所馬桶全部刷洗一次。 柳棋不敢違抗命令。他曾親眼看到教練用拖把粗細的棍子打其他同學。因為不允許使用手機，任何事情都無法告知家長。 除了做雜事外，柳棋大部分時間都被反鎖在宿舍里，和同學聊天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一同「跳樓」的小馬是他的室友。小馬因為抽煙被家裡認定為不良少年，便被送來改造，已經來了十幾天。小馬告訴柳棋，他曾試圖從五樓跳下，但被同學發現沒有成功。聊天中，兩個少年一拍集合，第二天一同從樓上跳下。 「問題少年」的問題 柳棋的遭遇在聊城武校並非個例。 曾就讀於聊城武校的余田告訴財新，家長為了治療他的「網癮」將他送入武校。他曾在2019年、2020年兩次進入聊城武校讀初三、高一，最終退學，重新報考聊城其他私立高中。 2018年9月，余田因沉迷手機遊戲與父親激烈爭吵，最終被父親送入聊城第四人民醫院，診斷為「網癮」，隨後在此住院兩個月。期間，醫院除了剛入院時，把他綁在床上打鎮定劑外，沒有對他進行任何檢查或藥物治療，最終因臨近期末考試而允許出院。次年5月，余田與父親再次因手機使用發生爭執，第二天，武校的三位教練開車到家門口把他「押」去了武校。 在學校要干很多體力活。余田記得，在學校蓋新的教學樓時，他和同學曾在教練命令下將幾卡車課桌椅一張一張搬到四五樓的教室。 他稱，在聊城武校可能因為任何理由被教練打。偷藏手機、在集體活動時偷跑去上廁所，都可能換來懲罰，小至扇巴掌，大至被擰在一起的電線抽。他也曾遇到過不打人的主管教練，但在他看來，每位教練都掌握極大權力，只要遇到嚴格管教的教練，學校的監管效用甚微。 學生在該校遭受體罰的現象或相當普遍。根據聊城市東昌府區人民檢察院的判決書，聊城武校的散打教練員念國明曾因為毆打學生致下頜骨骨折被判故意傷害罪，判刑有期徒刑一年。 高一武校放假時，余田終於跟父親坦白在武校的遭遇，得到父親的道歉，父親承諾為他辦理退學。如今他馬上要開始大一生活，但仍然會因為有人大聲說話而感到恐懼、渾身顫抖。 據了解，武校中農村學生比例偏高，家長們選擇送孩子就讀武校時，希望武校的軍事化管理可以改造自己管不住的孩子，遠離電子產品，通過吃苦磨平孩子的脾氣。 例如，河南登封某武校在微信公眾號中宣傳稱，青春叛逆期無論如何管教都沒有什麼用，這時只有封閉式軍事化管理能夠約束住孩子。 這樣的包辦式管理擊中了家長們的需求痛點。余田回憶，同學的家長大多也是認為孩子有網癮，或有抽煙、說髒話、厭學等行為，相當於送孩子到「少管所」。 武術學校半天文化課、半天習武的設置，還回應了家長對孩子「文武雙全」的渴望。一份山東省菏澤市武術學校發展現狀的調查研究稱，農村的中小學教育存在資金不足、師資力量缺乏、質量不高等問題，相比之下，武術學校是農村中小學教育的「有益補充」。 家長許默的兩個兒子都曾就讀於前述河南武校。諮詢時學校告訴他，相比於一般高中，從武校畢業後出路更多——能成為武術運動員、演員、當兵或依靠體育單招進入高校。 而實際上，多數孩子們的未來可能與這樣的願景相去甚遠。例如，2014年一份研究中的《山東省民辦武術學校學生就業情況表》顯示，武校畢業生中僅有7%考入大學，1%成為武打演員，2%成為警察，25%成為教練或保安，其餘52%都從與武術無關職業或無業。 該武校只允許孩子每年過年時回家。2023年過年時，許默發現二兒子回家後精神恍惚，一說到回武校上學就顯出極度害怕的神情，在當地醫院被診斷為「憂鬱症」。 從醫院回家，許默發現孩子身上有多處淤青，多次詢問下，孩子才坦白曾被武校教練用熨斗在身上燙、耳朵也曾被打到流膿。孩子告訴他，因為害怕家長質問學校後他被學校為難，從2022年開始受到體罰一年以來，一直沒有告訴父親。 他已為兩個兒子辦理退學，並與該武校私下協商賠償。調解協議上顯示，孩子在校期間「多次被教練體罰毆打、熨斗燙傷、辱罵等」。 目前在公立體系，對於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可送專門學校進行專門教育。目前各地都在擴建此類專門學校，但數量仍嫌不足。《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可區別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進行分級干預，這依法有明確的定性和歸類。（參見財新周刊《專門學校怎麼辦》）事實上，更多被認定為「問題少年」的孩子並不一定能從法律層面對號入座。不少家長對其「叛逆行為」束手無策後，便訴諸各類「戒網癮」學校、管教學校、行為矯正學校、武術學校等機構尋求管教服務。 一位監管機構相關人士透露，這些機構提供的服務之所以長期存在、屢禁不絕，是滿足了一部分家長的教育需求，所以在實際治理的過程中也阻力較大。源頭上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為家長提供科學的教育理念引導。 在暴力、壓抑的管理下，「問題少年」們真正的問題常被掩蓋。 柳棋告訴財新，自己從小學起就讀民辦寄宿制學校，成績在班級中屬中上游。在學校每天時間都很緊張，上課到晚上八點才放學。老師占課、拖堂很正常，體育課、美術課很少上，基本被數學、英語、語文老師佔了。他因而有了厭學情緒：「覺得沒意思。」升入初中更是上了一星期就不想上了。 他跟奶奶說希望能休學一學期喘口氣，但隨即被送到了武校。從武校出來後的他表示：「更不想上（學）了。」 「為了抑制所謂的叛逆，將孩子送到封閉式管理學校，我很懷疑這樣做能達到目的。」長期研究青少年健康的心理諮詢師彭小華認為，封閉、強製作息的學校生活會給孩子帶來負面的心理後果。 一開始，命令和相對應的體罰會在孩子心中注入恐懼，接下來，孩子可能從恐懼暴力發展到迷信暴力。除此之外，彭小華從諮詢案例中看到，在校期間孩子的自我受到壓制，在離開學校後，反抗行為會報復性反彈。 彭小華自2005年起，持續關注中國青少年厭學問題。她認為，「叛逆」是一個家長本位、教師本位的概念。「權威受到了挑戰，孩子都不按照我的指揮要求去做了，這就是最基本的叛逆。」隨著年齡增長、進入青春期，孩子慢慢發展出獨立的思考能力、感受能力、判斷能力，需要家長為孩子讓渡出民主協商的空間，「一個適當的自然生長的空間」。 做諮詢二十年來，她發現青少年厭學現象呈增加趨勢。彭小華表示，沉迷手機和電子遊戲有時候是「生活出現問題」的消極應對。作為家長，應該做的是了解孩子的心理壓力來源，激發孩子的內驅力、自我管理的能力，而非從外界強制隔離。 「跳樓」之後 柳棋奶奶秦曉慶接到消息時，聊城武校的朱副校長已經將柳棋送至聊城市東昌府中醫院。 從二樓躍下，導致柳棋雙腳骨折，醫院告訴秦曉慶，柳棋需要住院治療，但朱副校長稱回家保守治療即可，醫院並未堅持。回家後，柳棋卧床靜養。親戚來探訪時發現他雙腳已經發黑，便又被送至縣城醫院。醫生診療後認為必須進行手術，並推薦其轉診至德州市人民醫院。手術中，柳棋的雙腳被打入七根鋼釘。 柳棋住院手術期間，秦曉慶與該校徐學忠校長聯繫，打了十幾次電話未能接通。後經齊章聯繫，校方才答應支付醫療費、醫院押金及1000元營養費。齊章稱，柳棋從東昌村的家前往位於德州市的醫院6、7次，皆為秦曉慶及親戚陪同，學校並未出面，對於替家屬做決定、導致延誤治療等情況，校方也沒有做出解釋。 齊章曾致電聊城市政府熱線，要求市政府通知校方的行政主管部門聊城教體局出面了解此事，但沒有收到任何相關反饋。2024年4月，齊章聯繫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協助柳棋起訴聊城少林武校，尋求賠償。 7月初，柳棋一案一審開庭，聊城武校的責任過錯成為原告、被告雙方的控辯重點。 原告代理律師劉明珂認為，學校此前就曾發生教練毆打學生致骨折的事件，證明學校一貫有體罰的教學風格。另外，聊城武校在柳棋情緒不穩定時，並未讓柳棋接受心理干預或上課，而是持續讓他「打掃衛生」，以上證據足以證明柳棋陳述中學校體罰成立，且違反義務教育法，損害其受教育權。 被告聊城武校方則辯稱，柳棋家長因孩子調皮「孩子有厭學、經常逃學歷史，逆反心理強，有網癮、玩手機及不回家等現象」送至武校上學，最終因為想逃學外出從窗戶爬出，應自行負擔全部責任。校方提交了一些柳棋父親簽字的「入學申請書」等材料。但齊章認為，柳棋父親柳明因精神疾病在住院，不可能簽字。 8月上旬，聊城武校提出以支付兩萬元和解，柳棋家屬方認為賠償金額不足以支付柳棋的所有醫療支出及精神損失，拒絕和解。最終，一審判決，認為學校體罰虐待證據不足，武校與柳棋分別在此案中承擔六成、四成責任。 這個結果並不意外。北京市漢良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凱指出，在校內出現糾紛時，最難的是搜集證據。一方面，學校屬於封閉場所，如家長之類的外人難以進入，並且存在多處監控死角。另一方面，學校喜歡「捂嘴巴」，其他學生可能不敢站出來說話，沒辦法提出學校環境的佐證。 柳棋一案中，由於柳棋屬於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且自己決定跳樓逃跑，法官認為，當事人應該部分承擔自己造成的後果。劉明珂則認為，在學生訴學校的這種案件當中，學生在權力、取證能力上都處於弱勢。對於年僅13歲的柳棋來說，在校時間只有不到五天，還無法使用手機，搜集證據難上加難。 如同聊城武校，全國大多少林武校都奉行軍事化封閉管理。財新查閱裁判文書網及媒體報道，發現教練對學生、學生之間的暴力事件層不出窮，也有不少學員在訓練中受傷、甚至死亡的案件。 2024年6月21日，嵩山少林塔溝武術學校一學生父親發現孩子身上淤青，經過醫院診斷，認為武校教練毆打虐待學生致精神障礙。 2024年6月13日，山東青島一名8歲男童，因動作不規範被3名武術教練毆打致死。 2019年8月30日上午，棋盤山武校的一名13歲男孩因試圖逃跑被抓回後，遭到同宿舍學生的圍毆，導致顱腦損傷，最終搶救無效死亡。 2018年12月，登封某著名武校兩名學生打架導致1人死亡，嫌犯被刑拘。 2013年5月24日，登封市塔溝武術學校教練鄺成森因懷疑有學員說自己壞話，於晚上23時左右將四位學員叫至宿舍詢問。李姓同學因被指認曾說過教練拉關係，惹怒鄺成森。他擊打李同學的左肩部、左胸部等處數拳，導致李同學最終經搶救無效死亡。 多名律師指出，依據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條的規定，在武術學校等教育機構發生糾紛、最終導致學生傷亡的案件中，學校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應承擔侵權責任。面對層出不窮的武校學生安全事件，2021年及2024年，國家體育總局武術運動管理中心及中國武術協會先後發布《武術學校及習武場所安全管理指南（試行）》及《全國武術學校管理辦法》。 兩份文件指出，武術學校按照「誰辦校、誰負責，誰經營、誰負責，誰審批、誰負責，誰主管、誰監督」的原則，施行屬地管理主體責任。 各省各地對於武術學校管理的投入程度不同。例如，作為少林派功夫的發源地，河南登封在2019年就有武術學校101所，在校學生12餘萬人。各武校規模也不盡相同，多的800餘人，少的3-4個人。 當地武校於2018年、2019年連續爆出學員死亡案件後，曾迎來大規模整改。依據河南日報報道，登封於2019年開展武校專項治理，查處黑中介，成立11個專項工作組，建立武校「黑白名單」制度。登封市在接下來的4個月里發起「百日攻堅」。根據登封市教體局的統計，除經過當地教育部門審批的九年一貫制武術學校20所外，取締60所習武場所，以及未經批准的13所武校。 聊城武校目前正常營運，對採訪不予回應。 （文中未成年人及其家屬姓名為化名） 全文轉自財新網
【「你看這世界，顛倒迷惑，迷惑顛倒哦。」】 1 中國的電影資方，大致經歷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投資人主要是煤老闆，煤老闆總被視為「土豪」，但是土豪又總愛和文化界搭點邊，故而，投資電影搞藝術創作，就成了他們的一項重要「精神文明建設」活動。 煤老闆投資電影，一般會塞一個女二女三進去演個配角，但是劇本創作、演員選角、導演排戲，煤老闆是從來不干預的。 這種大環境下，演員珍惜表演機會、編劇盡情發揮、導演掌控全場，所以，電影拍出來，基本都在水準之上的。 再後來，挖煤行業不景氣了，千禧年之後，地產行業迅猛崛起，中國電影就進入了第二階段： 以地產老闆為資方的「大製作時代」。 萬達王老闆就曾豪言，「5000萬以下」的電影，我們不投資。 這個時候的電影標配，就是「大」，大導演、大明星、大場景、大製作。 張藝謀拍了《英雄》，陳凱歌拍了《無極》，馮小剛拍了《夜宴》。 後面兩部就顯得有點「爛」了。 到了地產時代，實際上的大製作劇本，已經脫離了電影藝術的賽道，這個時候的國產電影，已經走下坡路了，豆瓣上9.0分以上的片子，在2000年以後，就算是「稀有物種」了。 再後來，萬達海外賣樓，地產行業紅利消失，中國電影就進入了第三階段： 互聯網大廠為主要資方。 阿里影業、騰訊影業、優酷文娛等為代表。 互聯網時代拍電影，開啟了「流量至上」的掘金時代。 大廠講求投資回報率，這個時候，資方喜歡「算賬」，請網紅、請流量鮮肉，這些主演加起來全網都上億粉絲了，一千萬粉絲走進電影院，票房也得幾個億了。 所以，眼下中國電影基本上屬於「流水線」製作，就是為了圈錢，誰還認真搞創作。 所以，《上海堡壘》一出，拍電影的看電影的，都沉默不語了。 唯一沒有辜負過8090後的，大概就是以前的電影和音樂。 真正的百花齊放，真正的藝術佳品。 現在的電影圈和華語樂壇，就如同鄭鈞點評熱歌榜一樣： 「雖然它很火，但是你細聽，這就是一坨屎啊。」 2 張藝謀緊跟時代，還總能了解觀眾喜好、年輕人的關注熱點，故而每年還能拍出些值得一看的片子。 本就不忿於張藝謀「國師」之名的另外一個大導演凱哥，心裡就不爽了。 當年同樣是拍大片，《英雄》享譽海內外，《無極》卻被惡搞視頻點評為「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張藝謀更是一舉拿下奧運會開幕式，凱哥的一首現場吟詩當場就被「out」了。 吳京在香港拍電影演了那麼多的殺手角色，終究不溫不火，回到內地，《戰狼2》一出，直接轟下56億票房。 凱哥當即領悟了，「這他娘的才是天賜契機標準賽道啊」。 長津湖和志願軍，一部兩部根本停不下來… 凱哥都悟道了，下面的網紅們、大V們、群氓們、反賊們，自然也就都知道這個賽道的含金量了： 張W為、周X平、Z豪、全都舉旗開花了： 美國要完了，我一顆紅心閃耀照中國。 潘老闆就是跑得太早了，有給哈佛捐款的那錢，不如交到凱哥手裡，投資拍一部《重走長征路》，絕對爆紅。 你看，機不可失失不再來，這個賽道，咪蒙又成功擠進去了。 3 咪蒙當年號稱宇宙第一自媒體，制勝法寶簡單粗暴： 挺女人，罵男人，往死里罵男人。 「你負責掙錢養家，我只管貌美如花」，這個金句就是出自咪蒙手筆。 你別說，性別對立這一套、情緒煽動這一套，咪蒙的確玩到了天花板級別。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咪蒙被封殺的這麼些年裡，中國電視劇基本上都在呈現「大女主劇」。 離婚後，女主擺攤創業成功，事業攀至高峰；離婚帶娃後，霸道總裁又愛上我。 男人沒一個好東西，離了婚，女人總能找到更好的男人，創下更好的事業。 所以，獨立女性意識遍地開花，「不結婚、不生子、遠離男人，女人自己就是一片天」。 「三句話讓男人為我花了18萬」、「普信男」、「18.8萬彩禮我都不下車，我閨蜜可是拿了28.8萬」，「男人三十沒房沒車沒存款，基本就廢了」、「愛她，就帶她去太古里」。 資本主義、商家營銷、文化風氣、情緒價值，無時無刻不在討好女性、捧殺女性、定製專屬「女人賽道」。 離婚率和生育率暴跌至此，前面這些「女性專家」們，功不可沒。 就是離個婚，他們都能拍個綜藝，讓觀眾看這些蛆蟲一般噁心的「再見愛人」巨爛橋段。 國家法律規定的離婚冷靜期也就30天，照著他們這個綜藝劇本錄製，離婚還能再炒作365天。 也就是說，就是男女感情破裂了，最後也要吃盡這一波流量紅利… 女性獨立、愛國正紅、性別對立、情緒煽動，這些所有賽道，最後都與情感本身無關。 都只是為了生意。 4 2016年7月13日，咪蒙發文，《永遠愛國，永遠熱淚盈眶》。 而後，這篇愛國正能量熱文背後，被網友扒出，咪蒙昔日的「驚人言論」： 愛國只是一場shou交。 2019年2月1日，咪蒙「愛國是shou交」的言論，被江蘇網警點名。 江蘇網警發微博點名咪蒙，「對你來說，愛國只是一場生意。」 而後，咪蒙賬號被爆錘，全網封殺。 網路圖片 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後，咪蒙轉身幕後，開啟了新一輪的網紅模式： 從文字收割情緒，到短視頻賽帶掘金。 2024年2月22日，咪蒙再度衝上熱搜： 一個寒假，咪蒙靠兩部短劇，收入過億。 而據此前報道，咪蒙團隊去年曾有4部短劇因內容違規等原因被平台下架或禁投。 這個時候，在短視頻賽道爆紅的咪蒙，開始了新的思考： 如何長久的保持短劇爆紅？ 終於，她想出了妙招：向凱哥學習。 2024年10月1日，咪蒙投資開拍的短劇《我在長征路上開超市》全網首播。 「我們把超市開在長征路上，為紅軍們送物資！」 紅劇熱播，咪蒙在朋友圈流淚： 「上線7小時播放破千萬，話題量破億！今年最重要的作品，爆了，想哭！」 多說一句，這劇的指導單位，是北京廣播電視台。 不得不感嘆，一個時代變了。 若是十年前，咪蒙的刷屏熱文，應該是「離異帶娃，初戀變身霸道總裁追求我」這種文本。 到了今日，咪蒙的熱門短劇，變成了「我在長征路上開超市，給紅軍送物資」。 任何時候，這些聰明的、智慧的、懂得審時度勢的、拿捏人情世故的「精英群體」，總能精準踩到成功賽道。 一如金牌投資人張核子和愛國主義義士司馬南。 再多說一句，李易峰李雲迪嫖娼出軌，一夜錘死；羅志祥的「時間管理達人秀」，也被迫退出娛樂圈；德雲社秦公子這幾日的小作文風波，加上粉絲的推波助瀾，大概率也要退網了。 唯獨凱哥家的少爺，當初床照風波鬧得滿城風雨，塌房風波僅僅過了18天，就全面復出了，還殺進了「紅劇」參演重要戲份。 這個時代的互聯網，記憶是「雙標」的，這個時代的紅利賽道，永遠是屬於舉大旗者的。 所以，請相信，咪蒙是熱淚盈眶的愛國的，司馬南也是形象氣質接近李白的，張某為也是一顆紅心愛中國的。 此類正能量稿件內容不斷加戲的前提下，《問政山東》、《廉石聲音》、《基層直播》這些節目，建議少拍一些。 畢竟，「刺頭」容易引起社會不和諧。 關燈放炮竹，對鏡貼紅旗，人人正能量，皆大歡喜。 樹先生：「我終於明白，不是我瘋了，而是這個世界，越來越癲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深涵號
十月一日，有在台港人於西門町舉辦「沒有國慶，只有國殤」的抗議活動，在已申請的地點插起「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豈料有兩個疑似小粉紅的中國遊客看不過眼，直接拔掉「光時」旗丟到地上。主辦單位見狀，即趨前理論，其中一個小粉紅竟向他們怒吼：「今天是中國國慶節，我不允許有這種旗插著！」 有份主辦活動的「赴湯」說：「這邊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你不能撞我的東西。」小粉紅聞言，便像念咒一樣回應：「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份！」赴湯說：「台灣是台灣人的，香港是香港人的。」隨後雙方吵個不停，主辦者即報警處理。結果兩名踩場的小粉紅被警方帶離。 十月三日看媒體報導，那兩個中國遊客姓姚，是夫婦，二人假借探親名義來台，但原來他們聲稱要探望的母親（身分為「中配」，即嫁到台灣的中國大陸人），早已於七月離台返中，且長期居住大陸。官方表示，兩人濫用台灣基於人道允許兩岸親人相聚的善意，現已強制他們離境。 只是強制離境，未免太便宜這兩個小粉紅了。台灣法律不是有《社會秩序維護法》嗎？第73條說「於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展覽會、運動會或其他公共場所，口角紛爭或喧嘩滋事，不聽禁止者」，可罰款不超過六千元台幣。有台灣立委也評論，指兩人動手拉旗、破壞、叫囂，已涉犯刑法「妨害自由罪」，屬於「非告訴乃論」（即官方可主動偵查、檢控的罪行，無需受害人起訴）。 台灣不同中國，這裡人人皆能自由表達意見，現在兩個中國小粉紅來踩場鬧事，把人家的旗子丟在地上，竟然拍拍屁股走人，完全無需受罰，是否太縱容他們呢？不要忘記，現在兩人被強制出境，不因為他們在別人的合法集會期間搗亂，而是因為他們恰巧「違反入境條件」——他們聲稱要探望的親人根本不在台灣。假如那個中配母親沒有離境，兩人豈不是可以繼續留在台灣，喜歡鬧場就鬧場？想一想就令人心寒了。 我認為，台灣政府對付這類橫蠻無理、破壞言論自由空間的中國遊客，絕對不能手軟。像這次西門町事件，就算主辦者沒有財物損失，也應該按照法律懲治兩人喧嘩滋事、侵犯他人財產、妨礙他人行動等；即使不拘留，也至少應該罰款，給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不然中國小粉紅將來必然有恃無恐，陸續在這類活動中借故生事。 在台港人若不幸遇上這類小粉紅，我的建議是：不要跟他拼拳，嘗試入他中路。對方喃喃念道「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份」，你不妨笑著問他：「海參崴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中、俄昔日簽訂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滿洲里界約，你知道令中國失去多少土地嗎？」 小粉紅當然不知道（這是他們的國家機密）。 這時，你就可做出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然後義正辭嚴罵道：「你們已經被俄國奪走相當於40個台灣的領土！連這些也不知道，你還算是中國人嗎？」（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