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18年重刑的华远集团前董事长任志强狱中病重，其女对习近平发公开信，恳求习允许任出国治疗。此举再次让人们把眼光放在这位前房产大亨的政治遭遇上。4年前，任因在文章中不点名公开批评习的政治路线和内外政策，还讥讽习为“剥光衣服也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被北京当局重判。这一晃4年就过去了。 在那以后，当局拘押或判刑的政治犯和异议人士的名册上，又增加了很多位。最新一个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前副所长朱恒鹏。根据媒体透露的信息，朱因在微信群非议习而“失联”数月，他的副所长一职被撤，连带所及，经济所领导层也在8月被全部换下。 任、朱在反习队伍中的独特价值 从某个角度说，名册上这一长串习的反对者，任和朱二人具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这主要缘于他们的官员身份。过去10年，民间对习和中共的反对自不待言，敢舍生取义、走上街头公开表达反对立场的行动者也有好几位，他们赢得了尚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敬佩。不过，在官僚群体里，特别是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声誉的官员中，尽管对习不满者大有人在，然而，不畏习的权势和党内政治高压，敢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包括国内自媒体，非议习的不多见。任、朱正是少数因异议遭当局严厉整肃的官员。 他们二人一个共同的标签，是党的领导干部。任管理的华远集团是一家国企，这让他首先是党的人，当局对他的管理和考核严格按照党的一套标准和程序进行，事实上，任还兼任华远的党委副书记。故而他虽然在企业工作，却是不折不扣的党的领导干部，官僚群体的一员。朱所服务的经济所，虽然不是党务和政府部门，但作为当局的经济研究机构，由政府财政供养，它的领导干部和国企领导一样，受党的制度、纪律约束和管理，换言之，也是党的人。 此外，二人在各自领域具有知名度和社会声誉。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任喜欢就公共事务特别是房地产领域发言，尽管这些发言为他引来了争议和不同评价，可显然，也使他脱离了一般的房地产老板的角色以及人们对房地产商人唯利是图的印象，而被社会划入“公知”行列。此外，其红二代身份及和王岐山的关系也为他带来了社会知名度。 朱虽不如任那样广为人知，但也是一位知名经济学家。经济所是中国最早成立、或许今天还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机构，朱能够做到该所副所长，从他现在遭受的政治整肃来看，当然不可能靠拍马屁上位，这个职位表明他在经济研究领域一定的地位和声誉。 他们二人的第三个共同点，从事的工作和经济相关。任所在的房地产行业，本身就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房地产的研究，不亚于该领域大多数的经济学者。朱的专职是经济研究，但也为当局的经济政策提供咨询和建议。指出二人的这个相似，是有必要的。因为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对习和现政权的批判，应该更多发生在对政治更敏感的领域和人群。事实上也大致符合这个规律，中国最先站出来公开反对习的，是律师群体、传媒界以及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和观察人士。这三个群体在习的集权倾向开始显现后，最先预感到这一点，进而表达反对之声。 幻想在习的第二任期被彻底打破 相对而言，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包括经济学者，整体上对中国政治的变化，敏感度要差一点，尽管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密切相关。这个群体更多用一种经济理性去观察和思考外部世界以及从事的领域，等到他们察觉时，变化已非常明显，甚至木已成舟。而从实际来看，习以反腐开道，以党内小组抓权，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将要到来。到了习第一任期的最后两年，他已大权在握，一些敏感人士预知到了这种变化，然而，此时习还做不到政令出自一人之手，特别在经济上还不像政治上表现的那样高度集权，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派在经济政策上还能够对习形成某种牵制。这使得当局的企业界人士和经济学者虽然对未来也很忧心，但对当局的经济政策和中国的经济状况可能还抱有一丝改好的希望。 幻想是在习的第二任期被彻底打破的。习越来越专权，党内高层已无制约他的力量，习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思路去治理中国经济，主要表现在，习为使产业转型升级，重拳打击房地产业，并让国企承担产业转型的重任；同时，出于对平台经济做大后染指金融和政治，挑战中共统治的考虑，对互联网企业以监管之名行整肃之实。虽然中国经济在习上台后显示出增长疲软的态势，但他的一套做法硬生生将经济导入衰退的轨道，尤其民营企业哀鸿一片，房市股市奄奄一息。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的是，疫情三年与世界的隔绝，终将多数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完全摧毁，以致疫情过后，受疫情疤痕效应的拖累，经济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反弹。 此种状况无疑是大多数人不乐见的，对习的不满和憎恶于是充斥民间和党内，包括官僚队伍。对企业和经济界人士来说，虽然他们可能“觉悟”得晚一点，然而，当中国整体的发展态势完全逆转后，他们从事的职业和工作，可能比政治和法律界人士对这种逆转带来的后果有更真切和具体的体会。毕竟经济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经济不好，失业和收入的下降对每个人都是具体可感的。这会让那些原本不想过问政治的企业和经济界人士，也不得不面对政治这个根本问题，认为习的发展套路是在自掘坟墓。 2022年10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被警卫扶着离席。 未来会有更多官员加入“非习”行列 任、朱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出了他们对习的强烈不满。任本就好议政，红二代的出身和高层关系，让他比多数企业家更清楚这种一人统治的政治含义和后果，并由此批判习的党媒姓党等主张，当时即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沉寂过一段时间，如果闭眼不问时事，退休后可以过着他的安逸日子，然而，也许是不安分的个性，也许是不想让中国这条大船在习的掌舵下沉没，总之，在历史处于黑暗，需要有人呐喊之时，他对习发起了猛烈抨击，但也让他和他的家庭付出了沉重代价。 对习而言，任的批判无异于是讨伐他的政治檄文。由于疫情初期的瞒报，习把自己搞得很被动，处于政治上的低谷时期，致使他很难不起疑心，认为党内有一个针对他的势力，要借着疫情把他搞下，先由任发难，在舆论上造势，唤起社会对他的不满，接下来对他采取其他手段。习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出现，所以必须拿任祭旗，也就有了2020年任被当局以贪污、受贿等罪名判刑18年，其儿子也被判刑9年。 和任的反习言论得到广泛传播不同，到目前为止，外界不清楚朱到底是如何非议习的，也不清楚他的“失联”是被当局双规，还是被秘密抓捕。这让外界更好奇他所犯何事。然而，从他个人的遭遇和连带损及经济所来看，此事应该不轻，肯定说了对习大不敬的话。他因此是否会像任一样被判重刑，眼下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应该也肯定，当下仍处于政治上的不稳定时期，由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动摇了习的领导力，如果像朱这样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知名经济学者，也可以妄议习和他的政策而不加以严处，在当局看来，这就等于鼓励其他对习不满的学者也跟着批评攻击习，如此下去，岂不会动摇军心，损害习的权威？所以，必须把此事作为政治上妄议中央和习的典型，达到杀一儆百效果。 朱“失联”也并非孤例，近几年还有当局的一些经济学者受到“喝茶”、限制出境等处理。从任到朱，当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界人士受到当局越来越多的骚扰和打压，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另一方面，作为党国官僚体系的一员，当局对这二人的处置也说明这支官僚队伍越来越不好带。尽管当局用严厉的党纪和专政工具对付它的官员，然而可想而知，它并不能完全禁绝他们的政治非议，这个名册未来肯定还会增加新的官员面孔。鉴于官僚队伍是中共统治的支柱，当有更多的官员加入“非习”行列，对习政权绝非好事。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本专栏此前的文章《”反恐”一哥刘跃进和中共”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中已经介绍过刘跃进的身份是2015年在公安部网站上由公安部部长助理变成”反恐专员（副部长级）”的，当时立刻引起许多墙内媒体和大外宣的兴趣。有文章报道说，他刘跃进是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名西南政法大学）并被选拔进入刚刚成立的刑侦系。当时已经是公安部正部长级常务副部长的杨焕宁，以及日后被习近平委派到重庆接替王立军职务的何挺等，都是他“西政”刑侦系的同窗。后两人在刘跃进被委任为“反恐专员”之前，一个是所谓“反恐专家”，另一个则是所谓“反恐尖兵”。 笔者日前又在网上搜索到一篇文章《西政79级学子发展现状之政坛篇》作者是“佚名”。文章称赞西南政法大学78、79级、80级学子被誉称为法学界的“黄埔军校”前三期，说他们的学术或政治成就对中国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就了所谓的“西政现象”。 这篇发表于15年前的文章称，据不完全统计，“西政”79级学子中现任省部级领导的有7人，厅局级干部有60多人。其中的杨焕宁和何挺后面详细介绍。而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长何超明和时任中央军委纪委专员刘季幸这里需要先介绍一下。 刘季幸在习近平上台后就官拜了军事法院院长，与最高法院的常务副院长同为一级大官，同时也还有中将军衔，2018年6月退役。在任期间，谷俊山、郭伯雄，以及房峰辉等“军虎”，都是他主持审判的。 至于澳门人何超明居然是“西政”79级的，笔者也是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此前对他有所关注是因为这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长居然在2017年7月被澳门终审法院指控“触犯诈骗、滥用职权、创立犯罪集团”等1536项（也有说1970项）罪名。终审法院合议庭裁定他逾千项罪名成立，判处单一刑期21年”（引述自百度百科）。 2015年杨焕宁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位置上调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后，墙内一篇报道他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他曾是其中一员的西政刑侦系79级是最牛的一届。一是因为全国第一个刑侦专业的首届，二是因为当时的最高法院接教育部通知，同意在西南政法学院设置刑事侦查本科专业时，当年的大学本科招生业已结束，所以是从法律专业抽调95名新生组成刑侦专业。该文章还称当时为刑侦系挑选新生时，条件严格，不但有身高、体能要求，甚至还有相貌要求。 这位杨焕宁是山东安丘人，出生于1957年，比刘跃进年长两岁，而两人的早年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 父亲也是警察的杨焕宁18岁上高中毕业，在山东省聊城县朱老庄公社“插队落户”三年期间和当时的习近平一样，因为受到当地的“贫下中农们的一致好评”而获准加入中共。入党的次年就被招工到了位于山东济南的空军四站。 1979年9月，22岁的杨焕宁通过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与自己的山东老乡何挺，以及当时远在广西桂林的刘跃进一同考进了西南政法学院继而一同被选拔进入刑侦系。 入校后，杨焕宁担任了79级刑侦系的总班长，从那开始就是何挺和刘跃进的“上级领导”了。 四年制大学毕业后，刘跃进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杨焕宁则是和同班同学中的何挺两人一同进京，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工作。 相比于杨焕宁和刘跃进进校就是学生党员，出生于1962年的何挺入校时才17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此公是在大学三年级入党，据说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杨焕宁，另外一个是否是刘跃进就不得而知了。 杨焕宁任职公安部刑侦局期间，一度还被安排到黑龙江“挂职”，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1996年从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位置上再升一级，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兼部办公厅主任，伺候时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 2001年1月，杨焕宁又被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期间通过“在职学习”，比习近平早一年成为“法学博士”。 不过公正地评价，虽然都是“在职读博”，可杨焕宁当年毕竟是高中毕业了才“下乡插队”，日后又是凭高考成绩进入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本科。所以，相信杨焕宁本人也强烈反对把自己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法学博士”与习近平的清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法学博士”相提并论。 同理，1979年正经高中毕业后直接考入西政，日后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何挺，内心里肯定也是耻于被与习近平的“法学博士“相提并论。 我们本专栏此前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刘跃进是2001年初从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正厅局级）调入公安部的，历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一个月后其行政职务也升了半格，被国务院任命为公安部部长助理。 也就是说，刘跃进当初从天津市公安局调进公安部接替的是他“西政”同窗杨焕宁因为晋升副部长而空出的职务，自此开始服务时任公安部部长贾春旺。 贾春旺是1998年3月由国家安全部长改任公安部长的。杨焕宁在部办公厅主任位置上服务了他3年，即向他保举了刘跃进。 在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2003年至2005年期间，杨焕宁还兼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和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在部内除了分管刑侦局，还被指定主管反恐局、禁毒局等。在此期间，何挺一直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先是任反恐局局长兼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继而又回到他曾担任副局长的刑侦局任局长。 正因为杨焕宁和何挺有如上这段经历，所以杨焕宁就成了中共媒体上的“反恐专家”，何挺则被称为“反恐尖兵”。 2008年年中杨焕宁从被外放的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位置上回任公安部时，人民网曾特别刊登文章《反恐专家杨焕宁任公安部副部长》。日后杨焕宁落马，墙内一些媒体又争相转发《曾是反恐专家 这名中央委员调任安监总局却遭断崖式降级 》一文。 至于何挺的“反恐尖兵”名衔，更是因为他早在公安部反恐局成立之前，就是刑侦局下属的反恐处的首任处长，所以反恐局一经成立，他便是首任局长。算得上是中共“反恐”的元老级人物。 杨焕宁2008年年中从黑龙江回调公安部后，其副部长前面就加上了“常务”二字，同时也是当时公安部党委唯一的副书记，自此官拜正部长级。从2009年开始，这个杨焕宁又兼任了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继续主导“反恐”。 比杨焕宁年轻近5岁的何挺在公安系统晋升至副省部级的时间也比杨焕宁晚了8年多。他从2007年至2009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担任的甘肃和青海的公安厅长，都还是正厅局级，直到2009年3月才被宣布为青海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 日后何挺在墙内知名度陡然升高，是因为他于2012年3月奉命从青海转战重庆，接掌了王立军此前被薄熙来安排出任的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职务。“反恐尖兵”成了“救火队长”。当时的墙内墙外媒体内，多以《何挺：公安部大院的反恐尖兵》、《王立军继任者何挺:政法系统老手 被誉为”反恐尖兵”》、《王立军继任者 何挺为“反恐尖兵”》之类的标题报道之。 此时的何挺刚刚过了50岁生日，晋升正省部级的前景十分看好，没成想5年之后就落马了。 当时何挺“被查”的消息是大外宣《星岛日报》于2017年4月间就对外透露的。 2017年10月9日，中纪委发通报称已对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何挺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通报中开列的何挺的“严重违纪”行为是为谋求职务晋升搞攀附，长期搞迷信活动，违规公务接待，挥霍浪费公共财产，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频繁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严重超标，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以及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有点搞笑的是，何挺早在到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当年底，即已经被眼尖的网友公开曝光了他“在不同场合佩戴各种名表，总价值高达几十万”。当然，网友们在公开网站上讥讽他为“新一代表叔”、“新表叔”的持续时间不长，当时的百度、新浪微博等各大网络服务提供者即奉命把“何挺”和“表叔”捆在一起屏蔽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此之前早已经有多名中共官员的入狱都是“祸起腕上名表”，何挺怎么就不懂得引以为戒呢？难道戴名表也是一种戒不掉的瘾？ 当然，鉴于何挺的被查是在“戴名表”事件的四年多后，足以证明当时的中纪委并没有把他的腕上名表当回事。而他2017年被查证的最严重的“违纪”行为，当属习近平最不能容忍的所谓“为谋求职务晋升搞攀附”。请注意，所谓的“搞攀附”还不是单纯的跑官、要官、买官。比如李尚福的罪名之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就相对“单纯”，只是“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的一种表现”。但“搞攀附”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 习近平主持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项增写了搞政治攀附行为的处分规定。中纪委把搞（政治）攀附具体解释为“投靠有权势的人，以谋求自己能够得到提拔重用或者其他政治利益，实质上是在政治上拉关系搭‘天线’、找后台寻靠山，搞人身依附”。 那么，何挺落马前曾对谁“人身依附”了呢？ 从时间线上分析，何挺被对外公开免去其所有政府职务并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的具体时间是2017年6月16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正才被中纪委公开宣布“正在接受调查”的时间是2017年7月24日；中纪委公开宣布“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杨焕宁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的时间是2017年7月31日。 那么此三人之间应该是谁先揭发了谁呢？何挺是同时或者先后“人身依附”了孙正才和杨焕宁，还是只“攀附”了其中之一呢？ 笔者的判断是，当时的中纪委很可能是奉习近平之命，为了清除孙正才先从外围下手，先让何挺交待出他是如何对孙正才进行“人身依附”，而后就有了整肃孙正才的借口。至于杨焕宁，也应该是被何挺交待出来的。 共产党官员之间很难凑齐的“四大铁”关系是：“一起同过窗，一起抗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而 “西政”刑侦同窗杨焕宁、何挺和刘跃进，日后分别挂着“反恐专家”、“反恐尖兵”和“反恐专员”的名衔在公安部里一起抗枪，当然也一起分脏。而且大概率也曾一起嫖娼。因为中共在开除他们党籍的处分决定中都指认他们“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什么叫“会所”，而且还是“私人”的？谁都懂得。 接下来，何挺的下场是被开除党籍，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时任中央委员杨焕宁则是背了一纸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同时被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 相比如上两位“西政”同窗，刘跃进虽然落马的时间晚了将近7年，但迟来的报应反而更重。已经于上个月被最高检宣布逮捕的刘跃进此前已经被中纪委认定了“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罪，决定了无期徒刑都可能是他求之不得的下场。 像他当年在天津的主子武长顺一样领刑死缓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主政十三年来，引发走回毛时代的疑虑。任内发生世纪瘟疫，又葬送东方之珠香港。军事外交上扩张，与西方为敌，更输出习式极权人道灾难。习近平修宪自肥终身执政，对中国前景失望的民众掀起”润”的逃亡热潮。 “我从大陆进厄瓜多尔、哥伦比亚，走雨林一路北上进来的。8月8号出来，10月21号进美国。在雨林第二天就拐脚了，还被山贼抢劫，基本上是死里逃生这样走出来的。” “我的文字、我的所有的书都被禁了，我的文章不允许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我的名字也不允许提起，我不能够参加公开活动。Covid-19爆发，我决定去武汉写书，写完一本书，我很快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中国，我的生活会变成一场巨大的灾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几乎是匆匆忙忙地逃离了中国。” “我是（从香港）逃亡的！我会生气，但是不是我对他一个人愤怒就可以解决整个问题？其实不是！而且他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个政策，也是一整个系统去纵容他才造成这个结果。” 习治下的中国风景：流亡求生潮 他们曾是上市私企财务总监、百万粉丝网路大V、年轻香港学者，各是老中青三代，而此刻共通状态都成了“流亡者”，异口同声为：“求生”。 习近平主政十三年出现“润（run，逃）”这个新名词，疫情解封后，走线美国的中国偷渡客近2年暴涨50倍。此次外逃潮并非躲避瘟疫，而是摆脱比病毒更恐怖的极权。 五十九岁的许茂安曾是月薪上万的上市民营企业财务经理，疫情失业2年。去年解封后，投简历半年约五百家公司，只获得一份面试，去了对方还说搞错了，只要招个普通会计。 他到了应安享天年的年纪，被迫选择冒死离乡。“到美国才听说‘白纸运动’，国内消息都封锁。切身体会中央以国安为由，要驱赶外资、整肃民资，政府财政困难，看你不顺，就抄你家。邓小平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他却跟欧美闹起来、价值观对立，令外商很恐惧，纷纷撤资到越南、印度。” 许茂安说，官方只公布城镇失业率，在他看若计入农村失业人口，去年上半整体失业率应达50%。“国内经济已崩溃，只是他不承认。我买失业保险社保局不给办，退休又没够年龄，很怕回到毛时代那段挨饿、强迫劳动的日子。慌了！一股作气跑出来。” 世界工厂名声坠落 西方欲断开红色供应链 对外关系上，中国以孔子学院、千人计划等形式，包装渗透、剽窃的间谍行为，引发国际警觉。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2019年底，中国隐匿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扩散，全球至少七亿人确诊、近七百万人死亡，陷入世纪瘟疫灾难。西方对中国产生信心危机，开始计划脱离“红色供应链”，“世界工厂”名声从镀金被拉黑。 盘点中国对西方的外交政策，台湾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准威分析，习近平未上任前访问墨西哥对媒体的讲话曝露其心态。马准威引述习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贫穷，三不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 可见习自认中国遭欺负的民族主义心态，对世界体系的敌对性，在他掌权后化作战狼式外交风格。 自创”中国式”价值诡辩 二十九岁的东京大学研究员，也是伦敦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研究员的流亡港人Athena提到，国际已认同民主自由法治价值，习近平不尊重，自创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法治、中国式人权，破坏香港一国两制，毫不避忌外界批评。今年7月联合国结束审查中国人权纪录，西方建议赋予香港和新疆维吾尔人更多自由的呼吁，中方却拒绝，跟西方处于更大的决裂。 流亡澳大利亚的作家慕容雪村也示警，冷战后，国际秩序不允许扩张势力以避免冲突，但习近平对世界的野心，表现在一带一路、对非洲的殖民计划，投入超过几万亿美元。在吉布地、东帝汶设海外军事基地，令西方警觉台湾的危险迫在眉睫，习一直在为这场战争作准备。 习近平对台湾的执念 抓军权能打胜仗？ 习近平宣称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谁都无法阻挡，不断跨越海峡中线军事扰台、越界海警巡航台湾离岛，佩洛西访台后围台军演，加上俄罗斯无预警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前车之鉴，引发美日韩、七大工业国、二十集团峰会等西方民主阵营，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接续发声，形成围堵中国的态势。 马准威说，习近平十八大上来就设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军事改革、现代化，军费高速成长，建造航母、火箭军、北斗卫星系统、无人机等，令周边国家感到威胁。 但前中国海军航空兵部中校参谋姚诚认为，习近平不敢动台湾。 姚诚说：“毛泽东的时候没有打，毛比他厉害多了吧！他很清楚打不了。邓小平没有打，他要搞一国两制，也是打不了，大家心里清楚。胡锦涛就别提了，他不折腾。江泽民一上来也说了，两岸共同发展。就他（习）上来要打，他拿什么打？西方国家不打他就好事了，他还去打人家。你想美国可能放任中国打台湾？全世界现在都在声援台湾，中共打台湾就是倒台灭亡时。” 姚诚透露，解放军心不向着习，反倒有股恨习的氛围。“他上台十来年就在抓军队搞事。2012年到2015年抓军权，抓了好几百个将军。2015到2017年，军改也是败笔，他没当过兵，只有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当过秘书。上台后却取消七大军区成立五个战区，将十八个集团军打散，习自己兼任军委联指总指挥，一人管几百万人的军队。2017年发展军事装备，无序地发展，乱花钱，造了一堆废铜烂铁。” 军队实力慑人？制造恐吓的空包弹？ 习近平宣称中国拥有南海主权，造岛礁部署军事设施，骚扰菲律宾等东协国家船舰，在东海与日本争钓鱼岛主权，在台海常态化派遣机舰，引发多国到台海展现自由航行权。另外，火箭军近日朝太平洋发射一枚可携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外界解读北京释放恐吓信号。 不过，姚诚认为，九成以上将军们都恨习近平：“火箭军高层都被他‘端掉了’。他现在想打台湾，军队不会干的，军队现在都成了观望派，老百姓也是一句话，都躺平了，做点表面工夫，实际上不会听习近平的。” 百姓的绝望来自习任期无限制延长 马准威指出，习近平最大败笔是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破坏江、胡时期宪政惯例，如隔代指定、两任十年、七上八下的接班潜规则。 马准威提到，习造神“习核心”、搞个人崇拜，却没有毛的领袖魅力。仿效“毛语录”，自创语境，要求党内、学校必学“习思想”。任内搞出新疆再教育营，加强监控西藏，封锁网路言论审查、要求上市企业设党支部，教室装监视器监视老师，设立上百个海外警察站对异己非法施压，执行长臂管辖，侵害他国司法主权。 习外号最多 遭鄙视嘲讽 慕容雪村指出，即便习近平拥有超过前任的硬权力，软权力却堪称最不受尊敬、最被鄙视的中国领导人。“70年来外号最多的共产党总书记，有人统计过他外号多达二百多个，习包子、小学博士、梦帝、习特勒等，讽刺、嘲笑他的漫画、图片、影片，网上到处可见。” 独裁者的讯息陷阱 慕容雪村强调，敢于批评政策的人，都被清洗、消音、送进监狱或被迫离开，最终造成没人敢说真话的真空，而习近平就活在这空间之中。他依据错误讯息作出愚蠢决定，依然可以继续统治，无比恐怖。对比胡、江时代能发出些微声音，工商业也发达。习时代连胡锡进这“忠诚的辩护士”也被禁言。习近平有句名言“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可笑的是，人民都靠自己劳动挣钱并不靠党，中国还不允许私有权。 体制造成”习皇权” 中国进入”垃圾时间 为何习近平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很有生机的国家拖进巨大黑洞？令人绝望？慕容雪村说：“政治体制才是关键。黑箱操作、隔代指定，最终习变成共产党最高领导者，拥有人事权、军权、党权、警察权、特务，可以号令一切，且这权力不受任何监督跟约束。他可以替换、清洗任何不喜欢的人。于是，习是不是草包？变得不重要。” 慕容雪村感慨，共产党并不认为各领域菁英出逃是国家资产的损失，他只在乎拥有多少核弹、枪杆子和听话的人。14亿中国人受中共洗脑、愚民教育毒害，已出现砍杀日本学生的病狂暴行。 慕容雪村比喻：“一辆失控列车正朝悬崖冲去，他（习）就是司机。现在的中国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做什么都是徒劳、注定失败，他的阴影要一直笼罩在中国上空。很多人形容如1949大飘移年代 。‘不再为国家操心了’这话，变成很流行。能走就走，不能走的就躺平，不做或消极做，有用之生、大好年华，注定倒进垃圾堆中陪葬。” 民众躺平 不再为国家操心 港青：斗命长！ 许茂安提到，中国民生现况凄凉，跳楼、跳河事件不断。他自己晚年流亡才敢说真话，希望余生参与推翻中共暴政工作，巴望共产党自我解散，或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蒋经国。 Athena呼吁海内外港人照顾好自己等待契机，勿忘当年在示威街头相互打气：“斗命长！这时代看不到希望！我们会活比你久，还有机会！”
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前夕，一直在跟中共三年“疫情清零”政策后遗症搏斗的中国经济展示出多种相互矛盾的信号。随着中共当局推出新的经济增长刺激措施，中国股市迎来2008年以来的最大涨幅。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工厂活动指数连续第五个月收缩。 最大涨幅出现之后尚有上涨空间乎 9月30日星期一，也就是中共的10月1日国庆节前夕，几年来疲乏不振乃至跌跌不休的中国股市呈现2008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增长幅度达8.5%。 美国财经通讯社彭博社星期一发表报道说： “中国股市这次大涨是在中国三个最大城市放宽购房规定，同时央行也降低抵押贷款利率之后出现的。这些措施是上周二发布的全面刺激计划的关键要素之一，该计划还包括降息、释放银行现金以及为股票提供流动性支持。与此同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的金龙指数上涨了4.7%。 “尽管近年来中国股市多次出现虚假的曙光，但鉴于当局表现出实现今年 5% 左右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目标的紧迫感，人们似乎越来越相信，这一次可能会有所不同。” 2016年1月29日，中国安徽省一名投资者正在查看证券公司的电子显示屏上的股票信息。 股市大涨之际的分析家告诫 从2020年初到2022年底，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几乎整整三年的时间里采取举世无双的“疫情清零”政策，给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自从“疫情清零”政策在民众的抗议之下突然收场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举步维艰，清零政策导致大批企业破产，企业破产则导致大量的失业，失业的人以及害怕失业的人无力消费、不敢消费，导致中国内需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严重拖累。 中国国内外许多经济专家呼吁习近平当局采取有力措施，其中包括对民众提供直接经济援助，以提振内需。然而，习近平以不能把中国弄成一个养懒人的福利国家为理由（尽管中共当局多年来持续宣传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勤劳的人民），坚持不给民众提供直接援助，而是采取其他措施，其中包括鼓励民众消费，进行货币刺激。 关于9月30日的中国股市大涨，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 “这一股市行情大涨延续了上周开始的反弹势头，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承诺采取广泛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以支持疲软的经济增长。此次反弹标志着中国股市的显著反转。在过去三年半期间，由于担心经济放缓和房地产危机加剧，外国投资者纷纷逃离，中国股市大幅下跌。 “然而，分析师警告称，仅靠放松货币政策无法维持中国股市的长期反弹，并呼吁出台更多有关财政刺激的细节。” 乐观情绪与最新经济指标反差巨大 法国《论坛报》星期一以《中国：重振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刺激股市》为题，报道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好坏参半的迹象。报道说： “在北京宣布重振其庞大房地产行业的新措施后，中国股市星期一飙升，而制造业活动在 9 月份连续第五个月萎缩。 “住房和建筑业长期以来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以上。但自2020年以来，它受到北京收紧房地产开发商信贷条件的影响，这使得恒大和碧桂园等重量级房地产企业濒临破产。此后，未完工的建筑、经济放缓以及导致房产贬值的价格下跌倒了中国人投资房地产的胃口。 “股市的乐观情绪与星期一公布的最新一轮经济指标形成鲜明对比，该指标显示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复苏不平衡。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在9月份再度连续第五个月收缩。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作为工业界晴雨表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8点。读数高于50表明制造业活动扩张，低于50则表明制造业活动收缩。” 中国股市与“经济无能”的习近平政府 美国彭博社的报道说，“尽管近年来中国股市多次出现虚假的曙光，但鉴于当局表现出实现今年 5% 左右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目标的紧迫感，人们似乎越来越相信，这一次可能会有所不同。” 然而，日本网刊《现代工商》的一篇文章展示了与此相左的观点。 中国股市于中共建政75周年到来之际飙升，《现代工商》发表题为《中国股市‘虚’……‘经济外行’的习近平政府未能‘清理’房地产泡沫破灭的余波》的分析文章。文章说： “2024年初至9月中旬，中国股市在全球股市中下跌基调引人注目。在此期间，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股价上涨。美国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日本日经指数均上涨约10%。与此同时，中国上证综合指数下跌约9%。9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宣布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注资8000亿元支撑股价，股价短暂飙升，但不少市场人士对此表示怀疑。这背后有几个因素，其中包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中国政府令人失望的经济政策。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相对滞后，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清理工作进展缓慢。 “目前，化解过剩产能的措施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迹象。事实上，国有企业甚至有扩大产能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消除通货紧缩的担忧并不容易。此外，中国政府似乎也很重视社会控制。这有可能降低私营部门的活力并阻碍经济增长。”
10月1日，中共迎来建政75周年，但对美籍中国媳妇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来说，这种节庆只是为了宣扬国威，无助民生，又维安升级。她说，她若还住在北京，必出城走避。 杨思安现任美国J Capital Research公司研究总监，她在1985年初到达中国，因被视为在华投资的外国人之一，像个“活钱包”而大受欢迎，但40年后，她因针贬中共或揭露中企的财务欺诈，不再受北京所喜欢。再加上中共近年任意拘捕外籍人士的行径也让她对中国有了危邦不入的防心。 杨思安最近出版新书《Wild Ride (狂野之旅)》，详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兴衰，她告诉美国之音，改革开放是“中共演给外商看的一场戏”，她也在书中反思自己“盲目参与”其中的第一手经历。 自从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后，杨思安四年多来不曾再踏足中国一步，她想念还在中国的姻亲们和中国菜，更怀念比美国人更好相处、更随和的中国朋友。 但对诸如十一等中国节日，她说，她们一家人还住在北京时就已经避之惟恐不及，无论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还是中共建政60周年，因为维安限制太多，“烦”，例如，不少北京人不能随便开车出门，长安街住户还不能开窗，非常不方便。 杨思安认为，中共利用十一国庆等场合对内、对外宣扬国威，但外媒已不像当年那么好控制，不一定跟着唱好。中共与其浪费民脂民膏去办活动，还不如把经费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 杨思安的中国初体验 杨思安1985年初到中国，正值双十年华的她在有10多个语种的中国官方月刊《中国画报》担任英文组的记者和编辑工作。 当时正值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在中国特别受欢迎。 在人情面，她说，当时的中国人刚脱离毛泽东时代的高压统治，变得很放松、很开放，“好像从40年的睡眠醒过来了，觉得很兴奋”。 而中国人除了对西方脸孔感到新鲜外，更欢迎外资“钱进中国”。 她说，她在一个江苏小镇，看到一整条街挂着“欢迎投资”布条，还在西安采访中国贸促会办的展览会时被当成外资，“硬”邀上台对着300多人演讲。她当时就感受到中国社会“有一种饥渴，因为中国太穷了嘛，觉得来了外资就可以发达”。 操着流利中文的杨思安说:“我刚到中国时候，特别(受)欢迎，我到哪里去，好像人家看(我像)一个大钱包，觉得来投资，可以跟他(外商)讲(中国)所有的公司情况，现在可不一样的……现在(投资)机会不如以前多，而且受限制挺多的，中国的这个文化现在是多疑，对投资者总是有怀疑。” 中国仇外情绪升高，外资忌惮 随着中国近年紧缩言论控制、无限上纲、国安思维，去年还搜查如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等外籍顾问管理公司的中国办公室，甚至通过《反间谍法》、扩大对间谍的定义，让杨思安和不少外资一样，都感受到在华工作或经商的地缘风险升高，因为她自己就有好几位朋友遭中共无端抓捕。 2014年回美定居前，杨思安在中国已前后长住过25年，除嫁给有解放军身分的中国夫婿杨致芳、成为中国媳妇外，还在北京创立过出版社、数据和软件等公司。 她于2007年创立J Capital Research公司至今，专职为美国投资人发布各个产业上市中企的调研报告，因此，恐因真实揭露中企的财务实情而得罪不少中企。 她自己也写书或屡在媒体发表评论，针贬中共和中国时政，甚至几度以中国经济、商情分析师的身分，出席多场美国国会办的中国相关听证会，揭露中企的财务诈欺或投资中国的风险，因此，她自己评估，恐都已触犯中共的政治红线，让她现在对于回中国一事，几乎想都不敢想，就连先生去年在美过世，她也忌惮随行、将部分先生的骨灰送回北京，对于无法完成先生落叶归根的遗愿，杨思安说:“我是很遗憾，但确实不敢回去。” 杨思安新书:在中国的“狂野之旅” 杨思安有25年的中国在地经验，也深入研究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并将其见解写成《Wild Rid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狂野之旅:中国经济开放与封闭的简史)》一书。 她在书中详述中国经济自1979年以来、四十个年头的发展，全书共分五个章节，前四个章节分别是：解除锁国的第一个十年(1979-1988)、快速“镀金”的第二个十年(1989-1998)、蓬勃荣景的第三个十年(1999-2008)以及充满危机的第四个十年(2009-2018)。 杨思安在书的最后一章悲观预言，中国恐走回80年代锁国的老路，因为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实验已告终，这是她不乐见的，但若持续下去，长期恐不利中国经济发展，也会陷中国人民于“穷化”的过程中。 她说，回想自己远赴中国之前，她觉得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特别厉害，我想学……来治美国的一些(资本)社会毛病，就可以得到一种更理想的社会。” 但在中国生活不久后，杨思安就看到报社吃大锅饭的冗员之多，同事的农民父亲穷到连肺结核这么易治的病都没钱治，都让她大失所望，也真正看清：在中国，只有权贵阶级才能享受到经济红利和照顾，穷人阶级不仅难得到资源，也未受到妥善的照顾，而且中共统治的社会主义下，人民至今都只有有限的经济自由，完全没有政治自由。 杨思安:改革开放是短期措施 杨思安1988年结婚后，曾偕夫婿回美国居住，直到1993年重返中国，出任美国民间对华贸易组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北京代表，当时与中国官方有频繁往来，也让她对中国经济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她形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戏剧表演，给国外商人看”，很多像她一样的外国人“盲目地参与”。 她还说，1989年的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让西方国家看清，中共不会放弃它的统治权力。但各国跟中国的商业往来已涉及太多金钱和利益，这么多年来，“(跨国)公司也好，西方国家领导也好，很难分清利润和道理”。 杨思安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共为了向全世界吸金的一个短期措施，只要钱够多了，中国不一定会继续参与国际社会，或者开放到一定程度威胁到中共的统治权时，中共就不会再开放。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开一个窗户，会进来阳光、空气，但也会进来些苍蝇”，对此，杨思安说，邓小平言下之意就是，“窗户是经济开放，苍蝇是一些共产党不能接受的反应”，换言之，她说，改革开放的后遗症若危及中共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例如，人民上街声索政治自由和参政权，中共必然会向左转，紧缩社会控制，甚至终结改革开放的进程，因为中共的思维永远是政治优先于经济。 中国经济开始反转倒退了吗? 杨思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现在到了反转到退的阶段，因为如果中国若持续开放，需要深化很多改革，例如，户口解禁让劳动人口可以自由移动，但这些都不是中共愿意启动的改革，包括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她说，中国经济开始反转的一大迹象即“当地化，少进口”，扶植国产产业和技术，降低对外国的依赖，但能不能成功，还有待观察。 对于外资的中国投资热，杨思安说，很多大型跨国公司仍得继续维持在华营运，但中小型或尚未投资中国的公司，其实有其他更好的机会，不应陷入中国发展机会多的迷思，因为她说，中国像巴西，“不是没机会，但是难，也得提心吊胆地做投资。” 季恺文:美商乐见中国解除外资准入限制 对于杨思安，前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季恺文(Ker Gibbs)称，她是个值得尊重的经济分析师。 不过，季恺文不认同在华外资渐不受中国欢迎，甚至备受怀疑的说法。 季恺文现任美国旧金山大学亚太创新与管理研究中心的驻校董事，著有《销往中国(Selling to China)》一书。 他说，他去年夏天和一团美国投资人访华，受到中国热烈的欢迎，也感受不到任何敌意。 不过，他坦承，中国已经越来越不需要外资，所以，冲击到在华外商的受欢迎度，但不致于因此对外资有敌意。 季恺文告诉美国之音:“15、20年前，人们非常清楚，外企和外资对中国的重要性，当时，外国人受到特殊的待遇，但客观现实是，中国现在越来越不需要外资，所以，(对外国人)的待遇也不可同日而语。” 他说，中国近日全面解除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并进一步开放医疗等产业的决定，外资非常乐见，但美商投资中国的决定除参考中美关系的氛围外，特别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中国监管环境的透明度，二是让外资有工具和数据在中国可以进行投资前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
这是10月5日的一条报道，一名33岁中国游客在日本福冈机场被抓了，因为袭胸。说实话，看着有点尴尬。 几个月前，这名男子张伟雄和女友一起去日本旅游，晚上在东京浅草向路边女子喊“我背上有虫子”之类的“不流畅日语”，反正是求助的意思。女子好心帮他在背上找虫，老张顺手袭胸。 事发后女子报警，老张第二天逃回国内居然成功了。虽说逃跑成功了，但是那股子猥琐的劲，是真被他展现到了淋漓尽致。关键他还是带女朋友一起去旅游的，这要怎么解释？难道说自己是在抗日吗。 网络图片 日本警方的效率也挺离谱的，这能让他跑掉。但老张是个奇人，时隔几个月后，竟然再次堂而皇之的从香港坐飞机去日本，在福冈机场出机舱就被逮捕……太不尊重人了。 和铁头那次一样，评论里有人盛赞老张的行为。不入流的溢美之词就不提了，妥妥下三滥。但是他们似乎没发现，这种行为不仅不能对日本人造成丝毫伤害，反而不是在国际上不断拉低我们自己的形象，更会导致在国外的华人处于尴尬的地位。 我永远想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赞美一个流氓，并且从中找寻出“美好”的感觉。 前天我在地铁上刷视频，系统给我推送了一个男子在日本街头向路过的日本学生问好，又在对方回应自己后的下一秒又用中文辱骂对方的视频，真有种小人到了极致的感觉。 网络图片 他说“哈喽，小日本”，男学生们就礼貌的笑着向他挥手说“哈喽”，等人走开几米他便立刻改了一面面孔，用中文说“笑你妈啊笑”；他对女学生说“嗨 空尼七哇”，女学生礼貌的向他微微低头回应问好，等人一走开他便用中文骂，“长得真特么磕碜”。 如此奇闻逸事，阿Q见了都要喊一声师傅。 既然这么讨厌日本，为什么又要去日本给他们贡献经济？其实拍摄这个视频的人不一定厌恶日本，他只不过是在迎合国内的人们，迎合评论里那些为自己的行为“叫好”的人们。 然而，鼓掌的人们以为这样能够伤害到日本人，殊不知日本的媒体巴不得你这样作贱自己的形象。 这条普普通通也没有引起任何事故的视频，迅速被多家日媒报道，在某社交平台上2小时不到就有60万的点击，24小时后恐怕播放量要超过千万。那些看过视频的人，也会认为该男子做得好吗？也会认为这种行为给中国带来了光彩吗？ 外国人本身就注重肖像权，你拿着手机对他们拍已经很不礼貌，关键还专门挑小孩子为对象，并且那些小孩子还很礼貌的在给他回礼……这不就是典型的给人送反差感去的吗？ 既没有“报仇”，也无法解恨，这些行为唯一能够带来的，就是拉低自己的素质。随着拥趸们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人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向外“扩张”，而买单的是我们所有人。 近期还有两起持刀攻击日本小孩、瑞士小孩，烫伤澳大利亚婴儿的事件，就不一一去揭伤疤了。但在这些令人不齿的“闹剧”中，有人笑着鼓掌，有人觉得“出口恶气”，唯独忽略了，真正被羞辱的并不是对方，而是我们自己。 一个人可以选择做一个体面的人，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丑角，但如果丑角越来越多，就别怪人家看不起你的整个“剧团”了。 美其名曰“出口恶气”，其实不过是在“出口”自己的无知与狭隘。用猥琐的手段去获得廉价的“精神胜利”，不但不会赢得尊重，反而只会加深对方的轻视与偏见。 就好比你不会尊重阿Q一样，你嘲笑着阿Q，却成为了他。 突然想到毛姆的一句话，放在此处甚好。 如果你是神经病，那么全世界都会让着你。但如果你觉得全世界都要让着你，那么你就是神经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剑客写字的地方
秋天来了。 不管王楚钦愿不愿意，他又成了脱口秀行业多舛命运的一个标志。 早前，在10月1日晚的WTT中国大满贯男单第二轮比赛中，头号种子王楚钦以1比3不敌世界排名第50位的丹麦球员林德，继奥运会单打比赛后再爆冷门。 脱口秀演员“瘦子”，在其自媒体账号上发布内容，调侃王楚钦输球出局不叫“爆冷”叫“惯冷”，32是王楚钦的“幸运数字”。 网络图片 这还蛮好笑的，我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就是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调侃。 但这不是最好笑的，最好笑的是，10月4日，广州野生喜剧脱口秀发声明回应称，“瘦子”发布的并非演出内容，并暂停与“瘦子”的演出合作，同时声明“野生喜剧”所有演出内容均不涉及任何国家运动员，演出内容合法合规，并按正式流程进行申报。 这家名叫野生喜剧的脱口秀小企业并不是自己吓自己，他们面临的气势汹汹的流量，比他们所能吸引的观众多得多。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有要脱口秀演员失业的，有要追究脱口秀演员法律责任的（虽然这个要求完全暴露了他们对法律一无所知，哪怕是我们的法律），还有的恨不得立即搞掉这个行业。 喜剧的内核，果然是悲剧。只是这悲剧不是喜剧自身的，而是现实的，是我们的。 当你连王楚钦都不能调侃，你还能批评什么呢？ 我能想到的，也不过是高铁上哭泣的儿童，把头发染成粉红色的女孩，网络上替弱者发声的作家记者律师，以及那些因为红圈logo被联想到媚日的企业。 就像在这次事件中，你吐槽王楚钦就要付出失业的代价，但可以无所顾忌地批评这个脱口秀演员，乃至诋毁整个脱口秀行业。 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恶意和善意是颠倒的。 我就不明白了，哪怕是在过去，王楚钦这种打球的，管他是马球还是蹴鞠，输了，尤其是输得耻辱，老百姓也是可以吐口唾沫的吧？他既不是王储，也不是卿，咋就吐槽不得呢？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我一直都是用“调侃”或“吐槽”，来看待这位脱口秀演员对王楚钦的评价，它还上升不到批评的地步。 现在的舆论生态已经恶化到这种地步了。你连调侃或吐槽都不能，还谈什么“批评不自由，赞美无意义”呢？吃屎夸不出花来，也是原罪。 当一个人巨婴时，你可以选择不嫁给他不娶她不理它，但是当一群人巨婴，甚至是巨婴成为流行人格时，就无法忽略或避开它的存在。 克制地说，脱口秀已经算是这个时代少有的还能一看的流行文艺了。在正常的流行文化圈子里，无论是演艺明星还是体育明星，都是形象公开最大化、最大程度接受受众喜爱与点评的群体。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脱口秀是一种冒犯的艺术，至少它应该可以调侃、吐槽明星。 所以，这只能说明王楚钦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的体育明星，他依然带着鲜明的传统特质。就像网友可以肆意调侃蔡徐坤的背带裤、模仿蔡徐坤打篮球，而市场化的蔡玉坤只能走法治化路线——寄律师函。 这才是王楚钦们和蔡徐坤们的本质区别。 蔡徐坤办不到的，王楚钦根本就不用亲自办。 经常写“大稿子”的人应该对这个排比并不陌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它通常用来形容一种理想状态，比如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王楚钦与其所代表的兵乓球，只有接受充分的市场化，才能迎来真正的国际化。 说到营商环境，脱口秀又何尝不是一个行业，一个迟到的新兴产业呢？脱口秀又何尝不是吸纳了童漠男、呼兰、庞博、徐志胜、何广智、李雪琴等一批再就业、灵活就业、职业转型人员呢？ 说到吐槽，这一轮中国脱口秀的兴起，还要从一档叫做“吐槽大会”说起。彼时的节目形式恰恰就是邀请明星名人，面对面地对明星名人进行冒犯，其间多少辛辣语，如今再看，已是让从业者冒出一身冷汗的存在：我们当时居然敢这么吐槽？尺度这么大吗？ 我们有太多一出生就是巅峰的东西。国足如此，摇滚乐如此，脱口秀如此，小品和相声如此，其他很多领域，又何尝不是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观人随笔
吃过晚饭，13岁的柳棋和同学小马翻过学校食堂二楼的窗户，先后从五米高的窗台跳下。 两辆救护车的警报声划破夜空，此时是2023年11月4日，距离柳棋进入山东聊城市少林武校仅过去五天。 柳棋说，自己有恐高症，跳下去前很害怕。他见到小马跳下去后躺地上抱着腿大叫，但仍跟着纵身一跃。因为这是他想到唯一能出去的办法——“摔残了也比在这里强。” 成为常态的体罚 把柳棋送进武术学校是奶奶秦晓庆的决定。 柳棋住在聊城以北100多公里的村子里，爸爸患有精神疾病，6岁时母亲出走，从小由奶奶抚养长大。 60多岁的秦晓庆平日里除了照顾儿子，顾着五亩农田，还要在村里村外打零工，一天赚几十块维持生计。秦晓庆不识字，柳棋说跟奶奶无法沟通。2020年，住在北京的远方亲戚齐章一家在多方走动下，才帮秦晓庆申请到低保户身份。 齐章说，柳棋从小性格就比较敏感，为了让孩子少跟爸爸接触，齐章资助柳棋去县城的寄宿小学上学。然而，从小学升入初中的那年，课业难度陡增，一次被学校老师冤枉后，柳棋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去上学，变成奶奶眼中的问题儿童。 秦晓庆听说在聊城市里的武校管理严格，专治叛逆期的小孩，能练武又能学文化。不顾齐章的劝阻，她执意把孙子送入武校。 柳棋回忆，入学当天，他和奶奶坐亲戚的车一进学校，奶奶被工作人员带去签合同，他则被“拽下车”，立即去换了武校的校服，不允许再和奶奶见面。秦晓庆为孙子交了一个月3900多元的管理费，餐费另算，这比聊城大部分私立学校的学费高上两到三倍。 学校官网显示，聊城武校是一所全封闭制的民办中小学，现有学生6000余人。学校奉行军事化管理，校训为“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据2020年离开聊城武校的余田回忆，武校的围墙二三米高，顶部挂有铁丝网，而且监控密集。在校内不能使用手机，每个月月底需要经过家长、学校双方同意后才能放假回家，第二个月5日开学回校。 柳棋入学时，一般学生还在放假。和他想象中不一样的是，进武校之后，他既没有上一堂文化课，甚至连武术也没有学过一招。他每天早上五点就被叫起床，除了吃饭时间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服从教练命令做各种杂事。 比如，教练会无理由地要求他们罚站、做俯卧撑、持续做蛙跳、蹲起超过半小时，有一天将一个班7个同学一起带到校园后门无人使用的小操场，清扫树叶、收拾垃圾，另有一天命令他们将全校的厕所马桶全部刷洗一次。 柳棋不敢违抗命令。他曾亲眼看到教练用拖把粗细的棍子打其他同学。因为不允许使用手机，任何事情都无法告知家长。 除了做杂事外，柳棋大部分时间都被反锁在宿舍里，和同学聊天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一同“跳楼”的小马是他的室友。小马因为抽烟被家里认定为不良少年，便被送来改造，已经来了十几天。小马告诉柳棋，他曾试图从五楼跳下，但被同学发现没有成功。聊天中，两个少年一拍集合，第二天一同从楼上跳下。 “问题少年”的问题 柳棋的遭遇在聊城武校并非个例。 曾就读于聊城武校的余田告诉财新，家长为了治疗他的“网瘾”将他送入武校。他曾在2019年、2020年两次进入聊城武校读初三、高一，最终退学，重新报考聊城其他私立高中。 2018年9月，余田因沉迷手机游戏与父亲激烈争吵，最终被父亲送入聊城第四人民医院，诊断为“网瘾”，随后在此住院两个月。期间，医院除了刚入院时，把他绑在床上打镇定剂外，没有对他进行任何检查或药物治疗，最终因临近期末考试而允许出院。次年5月，余田与父亲再次因手机使用发生争执，第二天，武校的三位教练开车到家门口把他“押”去了武校。 在学校要干很多体力活。余田记得，在学校盖新的教学楼时，他和同学曾在教练命令下将几卡车课桌椅一张一张搬到四五楼的教室。 他称，在聊城武校可能因为任何理由被教练打。偷藏手机、在集体活动时偷跑去上厕所，都可能换来惩罚，小至扇巴掌，大至被拧在一起的电线抽。他也曾遇到过不打人的主管教练，但在他看来，每位教练都掌握极大权力，只要遇到严格管教的教练，学校的监管效用甚微。 学生在该校遭受体罚的现象或相当普遍。根据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的判决书，聊城武校的散打教练员念国明曾因为殴打学生致下颌骨骨折被判故意伤害罪，判刑有期徒刑一年。 高一武校放假时，余田终于跟父亲坦白在武校的遭遇，得到父亲的道歉，父亲承诺为他办理退学。如今他马上要开始大一生活，但仍然会因为有人大声说话而感到恐惧、浑身颤抖。 据了解，武校中农村学生比例偏高，家长们选择送孩子就读武校时，希望武校的军事化管理可以改造自己管不住的孩子，远离电子产品，通过吃苦磨平孩子的脾气。 例如，河南登封某武校在微信公众号中宣传称，青春叛逆期无论如何管教都没有什么用，这时只有封闭式军事化管理能够约束住孩子。 这样的包办式管理击中了家长们的需求痛点。余田回忆，同学的家长大多也是认为孩子有网瘾，或有抽烟、说脏话、厌学等行为，相当于送孩子到“少管所”。 武术学校半天文化课、半天习武的设置，还回应了家长对孩子“文武双全”的渴望。一份山东省菏泽市武术学校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称，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存在资金不足、师资力量缺乏、质量不高等问题，相比之下，武术学校是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有益补充”。 家长许默的两个儿子都曾就读于前述河南武校。咨询时学校告诉他，相比于一般高中，从武校毕业后出路更多——能成为武术运动员、演员、当兵或依靠体育单招进入高校。 而实际上，多数孩子们的未来可能与这样的愿景相去甚远。例如，2014年一份研究中的《山东省民办武术学校学生就业情况表》显示，武校毕业生中仅有7%考入大学，1%成为武打演员，2%成为警察，25%成为教练或保安，其余52%都从与武术无关职业或无业。 该武校只允许孩子每年过年时回家。2023年过年时，许默发现二儿子回家后精神恍惚，一说到回武校上学就显出极度害怕的神情，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忧郁症”。 从医院回家，许默发现孩子身上有多处淤青，多次询问下，孩子才坦白曾被武校教练用熨斗在身上烫、耳朵也曾被打到流脓。孩子告诉他，因为害怕家长质问学校后他被学校为难，从2022年开始受到体罚一年以来，一直没有告诉父亲。 他已为两个儿子办理退学，并与该武校私下协商赔偿。调解协议上显示，孩子在校期间“多次被教练体罚殴打、熨斗烫伤、辱骂等”。 目前在公立体系，对于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送专门学校进行专门教育。目前各地都在扩建此类专门学校，但数量仍嫌不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可区别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进行分级干预，这依法有明确的定性和归类。（参见财新周刊《专门学校怎么办》）事实上，更多被认定为“问题少年”的孩子并不一定能从法律层面对号入座。不少家长对其“叛逆行为”束手无策后，便诉诸各类“戒网瘾”学校、管教学校、行为矫正学校、武术学校等机构寻求管教服务。 一位监管机构相关人士透露，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之所以长期存在、屡禁不绝，是满足了一部分家长的教育需求，所以在实际治理的过程中也阻力较大。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为家长提供科学的教育理念引导。 在暴力、压抑的管理下，“问题少年”们真正的问题常被掩盖。 柳棋告诉财新，自己从小学起就读民办寄宿制学校，成绩在班级中属中上游。在学校每天时间都很紧张，上课到晚上八点才放学。老师占课、拖堂很正常，体育课、美术课很少上，基本被数学、英语、语文老师占了。他因而有了厌学情绪：“觉得没意思。”升入初中更是上了一星期就不想上了。 他跟奶奶说希望能休学一学期喘口气，但随即被送到了武校。从武校出来后的他表示：“更不想上（学）了。” “为了抑制所谓的叛逆，将孩子送到封闭式管理学校，我很怀疑这样做能达到目的。”长期研究青少年健康的心理咨询师彭小华认为，封闭、强制作息的学校生活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心理后果。 一开始，命令和相对应的体罚会在孩子心中注入恐惧，接下来，孩子可能从恐惧暴力发展到迷信暴力。除此之外，彭小华从咨询案例中看到，在校期间孩子的自我受到压制，在离开学校后，反抗行为会报复性反弹。 彭小华自2005年起，持续关注中国青少年厌学问题。她认为，“叛逆”是一个家长本位、教师本位的概念。“权威受到了挑战，孩子都不按照我的指挥要求去做了，这就是最基本的叛逆。”随着年龄增长、进入青春期，孩子慢慢发展出独立的思考能力、感受能力、判断能力，需要家长为孩子让渡出民主协商的空间，“一个适当的自然生长的空间”。 做咨询二十年来，她发现青少年厌学现象呈增加趋势。彭小华表示，沉迷手机和电子游戏有时候是“生活出现问题”的消极应对。作为家长，应该做的是了解孩子的心理压力来源，激发孩子的内驱力、自我管理的能力，而非从外界强制隔离。 “跳楼”之后 柳棋奶奶秦晓庆接到消息时，聊城武校的朱副校长已经将柳棋送至聊城市东昌府中医院。 从二楼跃下，导致柳棋双脚骨折，医院告诉秦晓庆，柳棋需要住院治疗，但朱副校长称回家保守治疗即可，医院并未坚持。回家后，柳棋卧床静养。亲戚来探访时发现他双脚已经发黑，便又被送至县城医院。医生诊疗后认为必须进行手术，并推荐其转诊至德州市人民医院。手术中，柳棋的双脚被打入七根钢钉。 柳棋住院手术期间，秦晓庆与该校徐学忠校长联系，打了十几次电话未能接通。后经齐章联系，校方才答应支付医疗费、医院押金及1000元营养费。齐章称，柳棋从东昌村的家前往位于德州市的医院6、7次，皆为秦晓庆及亲戚陪同，学校并未出面，对于替家属做决定、导致延误治疗等情况，校方也没有做出解释。 齐章曾致电聊城市政府热线，要求市政府通知校方的行政主管部门聊城教体局出面了解此事，但没有收到任何相关反馈。2024年4月，齐章联系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协助柳棋起诉聊城少林武校，寻求赔偿。 7月初，柳棋一案一审开庭，聊城武校的责任过错成为原告、被告双方的控辩重点。 原告代理律师刘明珂认为，学校此前就曾发生教练殴打学生致骨折的事件，证明学校一贯有体罚的教学风格。另外，聊城武校在柳棋情绪不稳定时，并未让柳棋接受心理干预或上课，而是持续让他“打扫卫生”，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柳棋陈述中学校体罚成立，且违反义务教育法，损害其受教育权。 被告聊城武校方则辩称，柳棋家长因孩子调皮“孩子有厌学、经常逃学历史，逆反心理强，有网瘾、玩手机及不回家等现象”送至武校上学，最终因为想逃学外出从窗户爬出，应自行负担全部责任。校方提交了一些柳棋父亲签字的“入学申请书”等材料。但齐章认为，柳棋父亲柳明因精神疾病在住院，不可能签字。 8月上旬，聊城武校提出以支付两万元和解，柳棋家属方认为赔偿金额不足以支付柳棋的所有医疗支出及精神损失，拒绝和解。最终，一审判决，认为学校体罚虐待证据不足，武校与柳棋分别在此案中承担六成、四成责任。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凯指出，在校内出现纠纷时，最难的是搜集证据。一方面，学校属于封闭场所，如家长之类的外人难以进入，并且存在多处监控死角。另一方面，学校喜欢“捂嘴巴”，其他学生可能不敢站出来说话，没办法提出学校环境的佐证。 柳棋一案中，由于柳棋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自己决定跳楼逃跑，法官认为，当事人应该部分承担自己造成的后果。刘明珂则认为，在学生诉学校的这种案件当中，学生在权力、取证能力上都处于弱势。对于年仅13岁的柳棋来说，在校时间只有不到五天，还无法使用手机，搜集证据难上加难。 如同聊城武校，全国大多少林武校都奉行军事化封闭管理。财新查阅裁判文书网及媒体报道，发现教练对学生、学生之间的暴力事件层不出穷，也有不少学员在训练中受伤、甚至死亡的案件。 2024年6月21日，嵩山少林塔沟武术学校一学生父亲发现孩子身上淤青，经过医院诊断，认为武校教练殴打虐待学生致精神障碍。 2024年6月13日，山东青岛一名8岁男童，因动作不规范被3名武术教练殴打致死。 2019年8月30日上午，棋盘山武校的一名13岁男孩因试图逃跑被抓回后，遭到同宿舍学生的围殴，导致颅脑损伤，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2018年12月，登封某著名武校两名学生打架导致1人死亡，嫌犯被刑拘。 2013年5月24日，登封市塔沟武术学校教练邝成森因怀疑有学员说自己坏话，于晚上23时左右将四位学员叫至宿舍询问。李姓同学因被指认曾说过教练拉关系，惹怒邝成森。他击打李同学的左肩部、左胸部等处数拳，导致李同学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多名律师指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的规定，在武术学校等教育机构发生纠纷、最终导致学生伤亡的案件中，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承担侵权责任。面对层出不穷的武校学生安全事件，2021年及2024年，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及中国武术协会先后发布《武术学校及习武场所安全管理指南（试行）》及《全国武术学校管理办法》。 两份文件指出，武术学校按照“谁办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督”的原则，施行属地管理主体责任。 各省各地对于武术学校管理的投入程度不同。例如，作为少林派功夫的发源地，河南登封在2019年就有武术学校101所，在校学生12余万人。各武校规模也不尽相同，多的800余人，少的3-4个人。 当地武校于2018年、2019年连续爆出学员死亡案件后，曾迎来大规模整改。依据河南日报报道，登封于2019年开展武校专项治理，查处黑中介，成立11个专项工作组，建立武校“黑白名单”制度。登封市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发起“百日攻坚”。根据登封市教体局的统计，除经过当地教育部门审批的九年一贯制武术学校20所外，取缔60所习武场所，以及未经批准的13所武校。 聊城武校目前正常营运，对采访不予回应。 （文中未成年人及其家属姓名为化名） 全文转自财新网
【“你看这世界，颠倒迷惑，迷惑颠倒哦。”】 1 中国的电影资方，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投资人主要是煤老板，煤老板总被视为“土豪”，但是土豪又总爱和文化界搭点边，故而，投资电影搞艺术创作，就成了他们的一项重要“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煤老板投资电影，一般会塞一个女二女三进去演个配角，但是剧本创作、演员选角、导演排戏，煤老板是从来不干预的。 这种大环境下，演员珍惜表演机会、编剧尽情发挥、导演掌控全场，所以，电影拍出来，基本都在水准之上的。 再后来，挖煤行业不景气了，千禧年之后，地产行业迅猛崛起，中国电影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以地产老板为资方的“大制作时代”。 万达王老板就曾豪言，“5000万以下”的电影，我们不投资。 这个时候的电影标配，就是“大”，大导演、大明星、大场景、大制作。 张艺谋拍了《英雄》，陈凯歌拍了《无极》，冯小刚拍了《夜宴》。 后面两部就显得有点“烂”了。 到了地产时代，实际上的大制作剧本，已经脱离了电影艺术的赛道，这个时候的国产电影，已经走下坡路了，豆瓣上9.0分以上的片子，在2000年以后，就算是“稀有物种”了。 再后来，万达海外卖楼，地产行业红利消失，中国电影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互联网大厂为主要资方。 阿里影业、腾讯影业、优酷文娱等为代表。 互联网时代拍电影，开启了“流量至上”的掘金时代。 大厂讲求投资回报率，这个时候，资方喜欢“算账”，请网红、请流量鲜肉，这些主演加起来全网都上亿粉丝了，一千万粉丝走进电影院，票房也得几个亿了。 所以，眼下中国电影基本上属于“流水线”制作，就是为了圈钱，谁还认真搞创作。 所以，《上海堡垒》一出，拍电影的看电影的，都沉默不语了。 唯一没有辜负过8090后的，大概就是以前的电影和音乐。 真正的百花齐放，真正的艺术佳品。 现在的电影圈和华语乐坛，就如同郑钧点评热歌榜一样： “虽然它很火，但是你细听，这就是一坨屎啊。” 2 张艺谋紧跟时代，还总能了解观众喜好、年轻人的关注热点，故而每年还能拍出些值得一看的片子。 本就不忿于张艺谋“国师”之名的另外一个大导演凯哥，心里就不爽了。 当年同样是拍大片，《英雄》享誉海内外，《无极》却被恶搞视频点评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张艺谋更是一举拿下奥运会开幕式，凯哥的一首现场吟诗当场就被“out”了。 吴京在香港拍电影演了那么多的杀手角色，终究不温不火，回到内地，《战狼2》一出，直接轰下56亿票房。 凯哥当即领悟了，“这他娘的才是天赐契机标准赛道啊”。 长津湖和志愿军，一部两部根本停不下来… 凯哥都悟道了，下面的网红们、大V们、群氓们、反贼们，自然也就都知道这个赛道的含金量了： 张W为、周X平、Z豪、全都举旗开花了： 美国要完了，我一颗红心闪耀照中国。 潘老板就是跑得太早了，有给哈佛捐款的那钱，不如交到凯哥手里，投资拍一部《重走长征路》，绝对爆红。 你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个赛道，咪蒙又成功挤进去了。 3 咪蒙当年号称宇宙第一自媒体，制胜法宝简单粗暴： 挺女人，骂男人，往死里骂男人。 “你负责挣钱养家，我只管貌美如花”，这个金句就是出自咪蒙手笔。 你别说，性别对立这一套、情绪煽动这一套，咪蒙的确玩到了天花板级别。 大家可以仔细看看，咪蒙被封杀的这么些年里，中国电视剧基本上都在呈现“大女主剧”。 离婚后，女主摆摊创业成功，事业攀至高峰；离婚带娃后，霸道总裁又爱上我。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离了婚，女人总能找到更好的男人，创下更好的事业。 所以，独立女性意识遍地开花，“不结婚、不生子、远离男人，女人自己就是一片天”。 “三句话让男人为我花了18万”、“普信男”、“18.8万彩礼我都不下车，我闺蜜可是拿了28.8万”，“男人三十没房没车没存款，基本就废了”、“爱她，就带她去太古里”。 资本主义、商家营销、文化风气、情绪价值，无时无刻不在讨好女性、捧杀女性、定制专属“女人赛道”。 离婚率和生育率暴跌至此，前面这些“女性专家”们，功不可没。 就是离个婚，他们都能拍个综艺，让观众看这些蛆虫一般恶心的“再见爱人”巨烂桥段。 国家法律规定的离婚冷静期也就30天，照着他们这个综艺剧本录制，离婚还能再炒作365天。 也就是说，就是男女感情破裂了，最后也要吃尽这一波流量红利… 女性独立、爱国正红、性别对立、情绪煽动，这些所有赛道，最后都与情感本身无关。 都只是为了生意。 4 2016年7月13日，咪蒙发文，《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 而后，这篇爱国正能量热文背后，被网友扒出，咪蒙昔日的“惊人言论”： 爱国只是一场shou交。 2019年2月1日，咪蒙“爱国是shou交”的言论，被江苏网警点名。 江苏网警发微博点名咪蒙，“对你来说，爱国只是一场生意。” 而后，咪蒙账号被爆锤，全网封杀。 网络图片 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后，咪蒙转身幕后，开启了新一轮的网红模式： 从文字收割情绪，到短视频赛带掘金。 2024年2月22日，咪蒙再度冲上热搜： 一个寒假，咪蒙靠两部短剧，收入过亿。 而据此前报道，咪蒙团队去年曾有4部短剧因内容违规等原因被平台下架或禁投。 这个时候，在短视频赛道爆红的咪蒙，开始了新的思考： 如何长久的保持短剧爆红？ 终于，她想出了妙招：向凯哥学习。 2024年10月1日，咪蒙投资开拍的短剧《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全网首播。 “我们把超市开在长征路上，为红军们送物资！” 红剧热播，咪蒙在朋友圈流泪： “上线7小时播放破千万，话题量破亿！今年最重要的作品，爆了，想哭！” 多说一句，这剧的指导单位，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不得不感叹，一个时代变了。 若是十年前，咪蒙的刷屏热文，应该是“离异带娃，初恋变身霸道总裁追求我”这种文本。 到了今日，咪蒙的热门短剧，变成了“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给红军送物资”。 任何时候，这些聪明的、智慧的、懂得审时度势的、拿捏人情世故的“精英群体”，总能精准踩到成功赛道。 一如金牌投资人张核子和爱国主义义士司马南。 再多说一句，李易峰李云迪嫖娼出轨，一夜锤死；罗志祥的“时间管理达人秀”，也被迫退出娱乐圈；德云社秦公子这几日的小作文风波，加上粉丝的推波助澜，大概率也要退网了。 唯独凯哥家的少爷，当初床照风波闹得满城风雨，塌房风波仅仅过了18天，就全面复出了，还杀进了“红剧”参演重要戏份。 这个时代的互联网，记忆是“双标”的，这个时代的红利赛道，永远是属于举大旗者的。 所以，请相信，咪蒙是热泪盈眶的爱国的，司马南也是形象气质接近李白的，张某为也是一颗红心爱中国的。 此类正能量稿件内容不断加戏的前提下，《问政山东》、《廉石声音》、《基层直播》这些节目，建议少拍一些。 毕竟，“刺头”容易引起社会不和谐。 关灯放炮竹，对镜贴红旗，人人正能量，皆大欢喜。 树先生：“我终于明白，不是我疯了，而是这个世界，越来越癫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深涵号
十月一日，有在台港人于西门町举办“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抗议活动，在已申请的地点插起“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旗帜。岂料有两个疑似小粉红的中国游客看不过眼，直接拔掉“光时”旗丢到地上。主办单位见状，即趋前理论，其中一个小粉红竟向他们怒吼：“今天是中国国庆节，我不允许有这种旗插着！” 有份主办活动的“赴汤”说：“这边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你不能撞我的东西。”小粉红闻言，便像念咒一样回应：“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份！”赴汤说：“台湾是台湾人的，香港是香港人的。”随后双方吵个不停，主办者即报警处理。结果两名踩场的小粉红被警方带离。 十月三日看媒体报导，那两个中国游客姓姚，是夫妇，二人假借探亲名义来台，但原来他们声称要探望的母亲（身分为“中配”，即嫁到台湾的中国大陆人），早已于七月离台返中，且长期居住大陆。官方表示，两人滥用台湾基于人道允许两岸亲人相聚的善意，现已强制他们离境。 只是强制离境，未免太便宜这两个小粉红了。台湾法律不是有《社会秩序维护法》吗？第73条说“于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展览会、运动会或其他公共场所，口角纷争或喧哗滋事，不听禁止者”，可罚款不超过六千元台币。有台湾立委也评论，指两人动手拉旗、破坏、叫嚣，已涉犯刑法“妨害自由罪”，属于“非告诉乃论”（即官方可主动侦查、检控的罪行，无需受害人起诉）。 台湾不同中国，这里人人皆能自由表达意见，现在两个中国小粉红来踩场闹事，把人家的旗子丢在地上，竟然拍拍屁股走人，完全无需受罚，是否太纵容他们呢？不要忘记，现在两人被强制出境，不因为他们在别人的合法集会期间捣乱，而是因为他们恰巧“违反入境条件”——他们声称要探望的亲人根本不在台湾。假如那个中配母亲没有离境，两人岂不是可以继续留在台湾，喜欢闹场就闹场？想一想就令人心寒了。 我认为，台湾政府对付这类横蛮无理、破坏言论自由空间的中国游客，绝对不能手软。像这次西门町事件，就算主办者没有财物损失，也应该按照法律惩治两人喧哗滋事、侵犯他人财产、妨碍他人行动等；即使不拘留，也至少应该罚款，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不然中国小粉红将来必然有恃无恐，陆续在这类活动中借故生事。 在台港人若不幸遇上这类小粉红，我的建议是：不要跟他拼拳，尝试入他中路。对方喃喃念道“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份”，你不妨笑着问他：“海参崴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俄昔日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满洲里界约，你知道令中国失去多少土地吗？” 小粉红当然不知道（这是他们的国家机密）。 这时，你就可做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然后义正辞严骂道：“你们已经被俄国夺走相当于40个台湾的领土！连这些也不知道，你还算是中国人吗？”（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