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4日，新華社發文《檢察機關依法對何文忠決定逮捕》，說是記者24日從最高人民檢察院獲悉，中國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國電科」）原黨組成員、副總經理何文忠已被河北省檢察院作出逮捕決定。 在此之前，新華社與中紀委網站同步，先是於今年4月7日發布了「何文忠接受審查調查」的消息，繼而又於上月11日發布了「何文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的消息。 照理，中國電科雖然規模大得嚇人，但也只是副部級央企，其副職只是正司局級。而新華社這樣的一級黨媒對落馬的正司局貪官污吏被處理的每一步給予特別關注的情況並不多見。 而這個何文忠之所以受到特別關注，就是因為他是中共火箭軍和裝備發展部「大面積塌方式腐敗」案爆發以來被中紀委定性為「靠軍工吃軍工」的第一人。 中紀委在宣布對何文忠「雙開」的通報中為他羅列出的主要罪名是：「……利用職權違規提拔任用幹部；廉潔底線失守，搞錢色交易；私慾膨脹，『靠軍工吃軍工』，大搞權錢交易，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企業經營等方面謀利，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熟悉中共「反腐」套路的人都應該注意到了中紀委和幾個省級紀委對具備所謂「領域性特徵」的落馬貪官習慣以「靠X吃X」概括其主要犯罪內容。牆內澎湃新聞一年前曾刊登《緊盯「靠X吃X」式腐敗，讓整治重拳更精準》一文，說是「靠金融吃金融」、「靠足球吃足球」，這是近日公布的劉連舸、杜兆才被立案審查調查中分別用到的表述。網民們對這一「新聞眼」關注度比較高。中紀委在對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劉連舸立案審查調查的通報中，說他「毫無紀法底線，擅權妄為，『靠金融吃金融』……「。在對國家體育總局原黨組成員、副局長杜兆才的調查通報中說他「公器私用，『靠體育吃體育』『靠足球吃足球』，既想當官又想發財……」。 除了如上兩「靠」，所謂腐敗案件體現出的「領域性特徵」，也還有「靠教育吃教育」、「靠礦山吃礦山」、「靠扶貧吃扶貧」……之說。總之都應該是紀委系統的刀筆吏們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中國老話生髮而來。當然，在中紀委網站上出現最多，被中共官媒使用頻率最高的還是」靠金融吃金融「。就在「靠軍工吃軍工」的何文忠被中紀委宣布雙開的頭一天，「靠金融吃金融」的典型代表，中共央行原黨委委員、副行長范一飛剛剛被判處了死緩。 筆者到中紀委網站大致搜索了一下，發現截止到這個范一飛，陸續被冠以「靠金融吃金融「罪名的「金融虎」已經有好幾十位。依此類推，何文忠開了頭之後，陸續也會有一批又一批的「軍工虎」被中紀委以冠以「靠軍工吃軍工」的罪名，比如何文忠曾經的頂頭上司，中國電科前董事長陳肇雄和前總經理吳曼青。 就在何文忠被官宣批捕的次日，牆內財新網即刊登了陳肇雄和吳曼青「已被帶走」的消息。但不知當時是受到何方壓力，財新網披露出如上消息的數個小時後，該消息稿就被「404」了，及時轉發財新網此稿的新浪，騰訊，通信人家園等相關網頁也被迫同步。好在也是在第一時間轉發了此新聞的牆外大外宣及《明報》等至今還是把這則新聞掛在網上，其中《星島日報》、《聯合早報》等所使用的標題中規中矩，而《明報》使用的標題則較為聳動：《軍工電子主力軍 中國電科塌方腐 副總經理涉受賄被捕 財新：前董事長總經理雙雙受查》。 說起來，稱得上是「巨頭「，直接服務於「國防事業」的中共央級軍工企業集團共有10家。而這十大巨頭中，只有中國電科敢自稱是唯一為包括火箭軍在內的解放軍所有軍兵種提供服務，生產各種高科技軍事裝備的軍工集團。該集團包括47家國家級研究院所、17家上市公司在內的700餘家企事業單位；擁有員工20餘萬名，其中55%為研發人員，持續多年入選《財富》世界500強，是全世界範圍內規模最大的國防企業集團之一。 這就是為什麼今年4月該集團的時任副總經理何文忠被查的消息一出，幾乎所有關注此消息的牆外媒體，都將此人的落馬與火箭軍和裝備發展部的塌方式腐敗案聯繫在一起。 說明一句，無論是中國電科還是其他軍工集團，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就是它們與包括火箭軍在內的各軍兵種及各大戰區之間的「中間商」。 本專欄前面文章中介紹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的「導彈發展論證與應用工程專家「、火箭軍研究院總工程師肖龍旭是全軍模範共產黨員，而何文忠則是全國模範共產黨員。另外，這個何文忠還曾經入選為「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因為他利用自己在信息技術方面的「最前沿科研成果」助習近平成功封控了14億「疫民「。 早在10年前，肖龍旭就已經被中共官媒宣傳為「在國際上首創了『地地導彈發射新的控制理論與技術』，實現了導彈的隨機快速發射……。相關報道文章吹噓正是因為有了肖龍旭，中共戰略導彈「個頭兒」變矮了，「身材」變小了，而彈頭威力、反應時間、命中精度和機動性能卻大大提高了，發射成功率達到了100%。（因為）精確度也比過去高得多，以致外國媒體說中國導彈具有「點穴」之功。 而肖龍旭完成如上「世界無敵的重大武器科研成果」的那段時間裡，何文忠的職務是中國電科集團下屬的第11研究所所長。 這個所說起來是中共建政之後成立的首個電子元器件和材料研究所，如今該所的「主責」就是研發可用於精確制導武器的固體激光器和紅外探測器技術。 所以，當年的肖龍旭與何文忠及它的研究所曾經合作「攻關」應該是很可能的事情。肖龍旭在取得如上令中共火箭軍「世界無敵」的重大科研成果後，即成為火箭軍研究院的總工程師，而何文忠在去年5月被中組部任命為中國電科集團副總經理之前，已經擔任了數年時間該集團的總工程師。接替的正是吳曼青。 這個吳曼青是在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電子技術工程專業連續完成了本科和碩士研究生學業，畢業後選擇進入了不穿軍裝的軍工系統，只花了12年時間即晉陞為研究員高級工程師，2012年開始擔任中國電科集團公司總工程師兼電子科學研究院（總體研究院）院長。2017升任集團黨組成員、副總經理，同時兼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網路空間安全學院院長和「社會安全風險感知與防控大數據應用」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此後仍還繼續兼任了一段時間的集團總工程師。 中共官宣材料中的吳曼青是「雷達技術和網路信息體系專家，我國數字陣列雷達理論和技術體系的奠基人和引領者」。說他「自主創新了數字陣列技術，推動雷達體制的持續創新，成功研製國際領先水平的空警500預警機雷達，推動合成孔徑雷達技術與應用實現重大突破，積極推進網路信息體系及其相關技術的創新發展和實戰應用。」 正是因為曾對中共軍隊的雷達技術進行了「劃時代的突破」，所以不穿軍裝的吳曼青當時還被委以軍方的一個重要職務「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雷達探測技術專業組組長」，並於2007年「當選」十七大代表，200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時年44歲。2012年又被安排為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習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之後，吳曼青的職務又得到晉陞的首要原因就已經不再是他對國防尖端科研的「巨大貢獻」，而是他把自己在網路信息方面的科研成果直接服務於習近平政權的「維穩」大業。據說正是因為他的那個「社會安全風險感知與防控大數據應用」之國家工程主持人的身份和工作成績而再受「組織上」的青睞，於2018年8月被安排升任中國電科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官至副省部級。 自此把專任和兼任多年的集團總工程師重擔交給了如今正在等待宣判的何文忠。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昊曼青已經於2022年7月「當選」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繼而便辭去了中國電科總經理和黨組副書記職務。就在財新網披露出他已經被帶走調查的消息之後，中國工程院官網上至今仍還保留著他的信息，這和工程院官網在得知肖龍旭被全國政協撤消委員資格後立刻將肖龍旭的信息完全清除的作法大不一樣。 不過呢，雖然財新及牆內一眾媒體都被迫刪稿，可中共官方，特別是中國工程院院方至今都沒有出面對外「闢謠」，所以什麼時候在中國工程院的官網上再也找不到吳曼青的名字了，才算是「靴子落地「。 至於曾在中國電科與吳曼青同為何文忠頂頭上司的陳肇雄，則是一個比吳曼青更有故事的人。此人是當年的78級大學生，也是在同一所大學裡本、碩連讀，而後就是長期在中科院從事技術工作，直到1997年開始擔任計算機技術產業方面的行政及黨委負責人，2005年官至副省部級的十大軍工企業巨頭之一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的總經理。 我們知道，中共政權里科學技術專業領域，特別是軍工領域出身的地方省級領導有一大堆，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的張國清、袁家軍、馬興瑞是這批人中的典型代表。 這其中的袁家軍從軍工企業領導人轉為地方省級黨委常委的時間是2012年3月，而僅比袁家軍年長一歲的陳肇雄則是比袁家軍早兩年就進入了地方省級黨委常委。他當時是從軍工企業總經理位置上平調至湖南省副省長的，兩年後就地升為省委常委，繼而便是省政府黨組副書記、常務副省長。說起來離正省部級就只剩半步之遙了。但就是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卻被中組部調回北京，改任工業和信息化部的副部長。 懂的都懂。凡是從地方省委常委和常務副省長位置調京改任國務院一個普通部的副部長的，除非當時即已經被內定為正部長的接班人，否則就等於是晉陞正省部級的前景基本落空。 果不其然， 在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的位置上一坐就是近5年，已經年滿59歲的陳肇雄被安排轉任中國電科董事長、黨組書記。 也就是說，這個陳肇雄當年被安排到中國電科老總的位置上，以令他的退休時間延後3年，就是一種典型政治安慰。至於當年他為什麼在湖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的位置上轉眼又不被中組部從正省部級幹部培養對像名單里剔除，筆者並不清楚個中原委，但是僅與前湖南省委書記許達哲的晉陞路線對比一下，就能夠得出陳肇雄不可能不心理失衡進而心生反骨的結論。 陳肇雄是2015年10月被從湖南調回北京出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的，此時，比他陳肇雄年長5歲，中國航天科工董事長出身的計達哲也是該部的副部長之一。 不過陳肇雄只與這個許達哲在該部共事了一年時間，人家許達哲反被調至湖南任省委副書記 ，繼而又是省長、省委書記，直到年滿65歲時退居二線。如此近距離的比照，當時的陳肇雄百分之百分會心生怨憤。而中共官場里像他這種因為錯失晉陞機會而懷著對「組織上「的強烈報復心理趕在退休之前」大撈一筆「者，為數甚多。 幾乎可以肯定，日後中紀委宣布對這個陳肇雄的處分通報中，一定也會和何文忠一樣，被定性為「靠軍工吃軍工」。至於其他也將會被中紀委定性為「靠軍工吃軍工」者，至少還應包括我們本專欄上月的《肖龍旭 中共火箭軍窩案的第N個落馬人》一文中點名的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董事長吳燕生，前中國兵器工業集團董事長和前任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總經理劉石泉，前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副總經理王長青（也是該集團下屬的負責導彈研發的第三研究院的前副院長），前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院長和長征七號運載火箭總指揮王小軍， 以及中國航天科工集團辦公廳總經理辦公室前主任龍飛、航天科工集團第二研究院前副院長馮傑鴻、兵器工業集團裝備保障部原部長李照智、航天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前黨委書記兼董事長韓樹旺等。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這幾年，我們不斷聽到這樣的聲音傳來：「工廠很難」、「廠子快辦不下去了」。作為消費者，我們能感受到電商平台之間低價競爭的慘烈，而作為生產一線的工廠現在又面臨什麼樣的處境？ 今年的8月和9月，我們走訪了浙江諸暨和山東沂水的數十家源頭廠家。這兩個地方一南一北，都入選了中國百強縣。它們最有名的地方產業是兩種最有代表性的輕工業：傳統紡織業與食品加工業。 南北兩地有很多差異。比如，江浙一帶的廠家通常更早受到電商的影響，乾脆是先想做電商，再去開廠；而山東一帶則更晚入局電商，進入電商對他們而言是某種無奈之舉。共同點是，無論是諸暨還是沂水，它們都受到了低價時代的影響，它們都是中國工廠生存情況的一個縮影。 工廠是老闆的生命。在沂水的一家食品廠，一位老闆說了這樣一番話：「做一個企業，就是投入你一生，相當於你把你的生命投入進去了，相當於你在水裡游泳，積水的時候，你也是用你的生命來博，一旦失敗了，你傾家蕩產，沒有人給你墊底。」 現在，生命線還未斷，但生命線已如懸絲。 工廠開不了空調了 汽車駛過浙江諸暨的街道。八月酷暑的正午時分，一路鋪面捲簾門緊閉，大街上空無一人。在副熱帶高氣壓帶的控制下，室外體感氣溫已經接近40度。但推開工廠大門的瞬間，悶熱的氣流還是撲面而來。 這座襪子廠在樓里，一棟樓就是一座獨立的廠。順著外置的樓梯往上爬，簡陋的三角鋼焊接的樓梯走上去一直咯吱作響，每一步都感覺樓梯將要散架。貓著腰進入一個小門，三樓五百多平米的空間里放著層層疊疊的紡機——14台為一組，一共5組70台，倉庫和老闆的辦公室也擠在其中。 5組紡機本應該有5個人看守，但現在只剩下一個工人——大部分紡機都停止運轉了。他赤裸著上身，汗流浹背，脖子上掛著一副耳機，耳機里什麼都不放，隔離了紡紗機的隆隆聲響。 這裡的襪廠是不開空調的，不能開，也開不起。不能開是因為低溫影響襪子定型，開不起的經濟賬襪廠老闆黃雄則是這麼算的：「我開一個機器，一天最多掙30塊錢，最少掙15塊錢，開30台機器，也就不到500塊錢。假如開空調，幾百平米的空間，一天的電費就要300多，所以不敢開。」 黃雄告訴我們，一般到了八月十五以後，秋襪的需求就該起來了。但是今年一直沒有，半停工的狀態已經持續了將近一個半月。 諸暨是浙江紹興下轄的一個縣級市，襪子產業發達，「走錯門都是做襪子的」。在諸暨，每年將生產出250億雙襪子，佔全國銷量的70%，全球1/3的襪子也來自於這裡。 但今年幾乎每家每戶都在清庫存，沒有老闆敢囤貨了。家裡有幾十萬雙襪子、幾百萬雙襪子的廠家多得是。往年一天能賣一兩千單，這兩年最好的時候只有一千不到。新款越來越難賣，「以前出個10個款，能起來五六個，現在出10個款，只能起來一兩個，其他的都賣不動的」。 利潤變得越來越薄。根據2008年出版的《襪子戰爭：大唐襪業成長史》中顯示，當時，一雙襪子的毛利潤在1.2元左右。但現在，「能掙5分錢就是暴利了」。至於高端襪，以前利潤約有10%，現在「有的還掙10%，有的掙2%、3%，有的連1%都不到。」 黃雄不是一個孤立的樣本，我們在浙江、山東走訪的產業帶上都聽到了類似的故事，「今年直接是斷崖式的下滑。」一位山東沂水食品廠的老闆說。在沂水，一家食品廠以前每個月能運轉27-28天，再穿插幾個夜班，現在，有時候只能運轉7-8天了。 出路似乎只剩下一條，「你只能從各個方面去摳成本」，一位老闆娘說。人力，水電、原材料、運營的成本，都可以被縮減。 生意在開倒車 諸暨當地的商家和工廠老闆們發現，電商平台的某些遊戲規則已經徹底變成了低價「大逃殺」。 工廠的邏輯現在變得非常簡單：他們將成本和利潤壓到最低，用幾乎最低的價格將襪子供給客戶。利潤低到什麼地步？「一個環節賺一分錢」。王凱是一家典型的「低端走量廠」的老闆娘，她告訴我，翻襪環節賺一分錢、縫頭環節再賺一分錢，一雙襪子賺5分錢。但是，如果量足夠大，譬如一年能賣出3000萬雙襪子，那就是150萬的年收入。對於當地的小老闆而言，這個數值已經不菲。 純棉襪子吸汗、透氣，柔軟不臭腳，在消費處於快速發展的2010年代，純棉襪子已經成為絕對主流。棉又分很多檔次，比如高配棉，精梳棉，抗起球棉，每雙棉襪的含棉量也有區別，有60%，有80%。 但是，襪子里只要有棉，一雙襪子的成本就一定在1塊以上。 如果成本要壓到1塊以下，就需要用到滌綸。滌綸襪更便宜，但材質硬、易起球、易發臭、不抗菌。但是，似乎大部分消費者不太能分辨出材質的細微差別，這種復古的材質正在重新找回市場。在當地，工廠滌綸襪子的出貨量已經數倍於純棉襪子。 周鑫是黃雄的鄰居，擁有另一家童襪廠。他一直痛恨滌綸襪，他稱之為「垃圾襪」。這幾年沒掙到錢，他覺得是因為「滌綸的來搞」。當滌綸襪以低價佔據市場時，他生產的棉襪的流量就下跌了，他認為這是「劣幣驅逐良幣」、「擾亂市場」的過程。「有些消費者根本不配穿棉的！」他很生氣。 周鑫還發現，很多同行盜取了他店鋪里的商品圖片，並做到了更低的單價，並且圖片上標註的也是「純棉」。 將同款圖片的襪子買回家後，他一摸就知道，這是滌綸。消費者不能用肉眼和觸感直接分辨，他強調說「可以用火燒」。如果是棉的，燒出來是紙的氣味，滌綸襪點燃之後，會發出塑料燒焦的臭味。 有一次，他專門在某平台上買了銷量第一的滌綸襪，錄視頻「燒給客戶看」，可是，隔著網線的消費者怎麼聞得出是什麼味道呢？周鑫專門找了一個朋友用畫外音告訴觀眾：「著起來了，著得很厲害哦。這是純棉做的襪子嗎？塑料瓶做的吧，好臭啊！煙是烏黑烏黑的！」 與此同時，抄款、盜圖的風氣盛行一時。有時候，好不容易一個款有些起色，自己還沒賣熱，仿款就出來了，「就跟狼一樣，哪裡聞到血腥味了，（大家）就一起去了」。 「反正襪子是沒有版權的。」當地人強調。「除了迪士尼版權管得嚴」，此外大部分IP都可以直接畫，比如最近火的款式是粉色與紫色相間的庫洛米。當仿品出現時，他們也無處申訴。 大家更喜歡做平台上已經「賣爆了」的款——打開某平台的app，搜索「襪子」，首頁上流量最大的款式，就是所有廠家正在競相生產的。不過，款式雖然相同，圖片也一模一樣，質量卻可能大有區別。 另一家的供貨廠的老闆趙振東告訴我，「一個產品起碼要做兩種到四種不同質量的」，把各個檔次都覆蓋到，以供不同客戶挑選。「賣得好的，四個質量，四個價格」，「客戶來了，我都直接問：你是要品質還是不要品質？」 他給我們展示他的樣品。「都是滌的。」他說，「滌的就是跑量，適量囤一些。棉的我不壓貨的，只有客戶訂才做。」棉襪不壓貨，這是他的另一個策略。 趙振東承認，這都是一些求穩的做法。而使用這樣的策略，不過就是最近三五年的事。 但周鑫仍然堅持，自己絕不做滌綸襪，除了明面上冠冕堂皇的道德標準，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內卷是沒有止境的」，「你永遠不是最低的、價格最便宜的。總有人比你便宜」。除了原材料，襪子的克重、股數、針數、人工費，都可以往下壓。「有了20克的襪子，就會有15克的。有了15克的襪子，又會有14克的。」 產業升級卡住了 像周鑫這樣的老闆，本來希望在「產業升級」中提高產品質量，從而讓產品更有競爭力。事實上，這種升級差一點就成功了。 2010年後，大唐襪業開始向著差異化、質量取勝的方向發展。「時尚潮流風」、「商務風」、「運動風」等不同賽道也開始逐漸被區分出來。機器升級換代，「電腦機」能做幾百個花型，「一按就出來了」。 捨棄低端走量的小廠也是當時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一步。2014年，政府關停「三合一」小廠（集生產車間、倉儲、員工宿舍於一體的廠，易有消防隱患）、淘汰燃煤鍋爐是所有人印象中的大事件。 「這麼做的時候，社會非議很大。」一位政府人員告訴我，「肯定會真刀真槍地觸動一批人的利益。（他們）會覺得你好像在堵他們的路，或者對這個行業產生很大的衝擊。但你一旦出事故，那是多少人要傷亡的事情。」他認為，這是不得不做的轉型和改變。 但現在，一切似乎退回了起點。廠家朝不保夕，早已沒有充裕的資金升級，更沒有精力去思考轉型。 一個最直接的證據是，廠家不願意更換新的機器了。在過去，幾乎每一次機器換代都順應了時代的需求，帶來了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一位廠長說，那時候更換機器是「沒辦法，一定要換」的事，不換就會被客戶淘汰。但現在，我們訪談的絕大部分廠家，都尚未更換最新一代的「織翻縫一體機」。 一度政府對一體機的補貼力度高達40%。問題在於，一體機生產的是高端的襪子。可是現在，高端襪最難做，他們自然也沒必要再花大價錢更換做高端襪的機器。今年，一體機的補貼力度已經降到了10%。 位於魯西南的一家食品廠原本也「一腔熱血」打算往中高端發展，走線下商超的渠道，打造自己的品牌。但廠長很快發現，在沒有任何資源優勢的情況下，做高端舉步維艱。 品牌需要營銷，需要廣告，需要媒體影響力，都需要錢，廠長投了幾百萬下去，發現「是個無底洞」，終於「扛不住了」。兩年前，一位常有新點子、想到一些新品研發方案的經理也因此離開了這家工廠。老闆重新制定了低端走量的生產策略，放棄了線下商超，招來了專門的電商負責人。 現在，在這家工廠的倉庫里，堆積著價值200萬的用來做新品的包材，包裝材料上落了一層厚厚的灰塵，就像廠家們放棄的的「品牌夢」。 9月份的時候，我參加了正在舉辦諸暨大唐第十八屆襪業博覽會。襪業博覽會自1999年開始，早年每兩年辦一屆，這幾年每年都辦。長年來，展會一直是品牌商家拿大訂單的主流渠道。 在博覽會現場，有的企業在宣傳自己開發出了不勒腳踝的新技術，有的企業在宣傳新中式的禮盒包裝——更舒適的技術、更做文章的營銷包裝，已經是襪子這類日用品最大的產業升級空間了。 令人奇怪的是，總是有人向我推銷蠶絲被，話術如出一轍：我們馬上要收攤了，把這些被子便宜賣掉就走。後來我終於弄清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一個推銷的人告訴我：這些被子，原本是大客戶簽下大訂單後免費贈送的禮物。但今年，展會上客戶稀少，往來的皆是同行，上午基本上沒人。因為沒有簽大訂單的客戶了，商家只能嘗試把贈品推銷給往來的路人，以此回本。 我在從下午一點呆到四點，他們的被子一直沒有推銷出去。第二天，這批被子又被拿到了襪業市場，還在賣。 白牌工廠困局 在這樣的環境下，這裡囤積了大量沒有完成產業轉型的中低端小廠，被稱作「白牌」。所謂「白牌」，指它只有生產功能，沒有品牌功能。 白牌廠的主流渠道是「代工」和「供貨」。「代工」，指按照品牌商家的需求生產，讓品牌商家去貼牌售賣，成為大工廠的一個外置器官。「供貨」，則是為零售商和批發商提供產品。兩者的利潤都非常微薄，一家做襪子的白牌廠，一雙襪子只賺幾分錢，需要依靠「走量」賺錢。 在步入電商時代後，「白牌」一度成為「高性價比」的代名詞。它比大工廠更加靈活。得益於電商平台提供的M2C模式（Manufacturers to Consumer），這些源頭廠家的產品可以直達消費者，「沒有中間商賺差價」。消費者可以享受更低的價格，白牌廠也可以賺取更高的利潤。 對於廠家而言，M2C模式也省心省力。最大的好處是，他們不用再管人情世故那一套了——不必再陪客戶、經銷商們應酬喝酒，只需要管好生產就行——看起來，這個「外置器官」獨立了。 但當大環境發生變化時，人們才發現白牌廠的脆弱。 作為大工廠的外置器官，它缺乏足夠的抗風險能力。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對外貿易能消化的產能也比過去有所縮減，內銷需求也不旺盛，但是，大工廠可以通過研發、市場、運營等部門的創新，為自己爭取新的利潤增長點，而白牌廠卻無計可施。 同時因為資質不夠，白牌廠往往難以接到線下實體的大訂單。即便想做，也因為低端的生產線生產已久，又早早削減了自己的線下渠道，即便臨時想轉型，也來不及了，白牌廠已經無法匹配多數線下中高端配給的需求了。 就連看上去最後的出路——直播，他們都沒有辦法做。諸暨襪業的頭部電商企業一隻魚，每年在直播中的投入的資金達上億元，請到王寶強做代言人。對於大部分小工廠而言，不可能砸得動錢。此外，直播「沒法控制賣多少」，前一天某一款賣爆了，賣出了1000單，工廠加速生產，第二天又沒量了，但已經在運行的產線卻無法停下來。 最終，擺在諸多白牌廠面前的路只剩一條，它們必須參與一場低價戰爭：加入市面上卷低價的電商平台，或變本加厲地以低端走量的邏輯繼續做代工和供貨。不管哪種方式，都是通過讓渡更多的利潤，來換取一種確定性。 很多工廠老闆們對一件事心知肚明：機器不響，知道你在虧錢；機器響起來，知道你也在虧錢。 這件事是這樣理解的：如果產線開不起來，廠房、機器、人力這些固定成本就會穩定地流失，「天一亮，就是一天」。時間被換算成金錢，以一種具體的速度流逝，工廠老闆最具象的難受就是「看著工人不幹活」。 不是沒有訂單，就是訂單不穩定。假如工廠一會兒停擺，一會兒重開，一會兒需要解散工人，一會兒又要重新招人，臨時工比長工貴，生產成本仍然會變高。只有機器全開，達到產線飽和的狀態，可變成本與固定成本加在一起，平均成本才能最大限度被攤低。 生產也不行，不生產也不行，工廠必須以很低的價格售賣產品，以確保機器開著。換言之，只要機器開著，他們就必須開出很低的價格，確保產品能被賣掉。「把你吊在一個死不了也活不下去的狀態」，一位工廠老闆形容。 假如均衡點繼續向下跌，工廠不得不用低於成本的方式將產品銷出去，那就要虧錢了，「做了虧2000，不做虧4000，你做不做？」 一些品類的價格已經低到了突破成本的地步。有的月餅廠老闆想破腦袋也想不明白，一個月餅的成本，再怎麼計算也不可能低於3塊5，為什麼可以賣到一塊錢？「我們買回來吃了，確實是月餅。」一位老闆百思不解。 那個廠家可能是在清庫存。一家電商代運營公司的老闆簡哲簡短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形勢好的時候，一些老闆搞不清自己一年具體賺多少錢，只知道賺錢了。因為「沒有人會專門養一個會計坐在家裡做帳」，他們通常把財會功能低價外包出去，外包財會的主要功能是把稅理清。他們也不會找人及時地盤點庫存，但「只要還有庫存，錢就還不是你自己的」。 這些老闆們從來不會告訴你，自己最好的一年的營業額有多少錢。他們只告訴你最好的時候一天能賣多少單，比如以前「一天四五萬單」，現在「一天只能賣一兩千單了」。 一開始，由於單量夠大，就算利潤再低，總還是賺錢的。就算部分產線虧本，但只要達到生產線飽和的狀態，總有少部分產品可以賣錢。「為了養活工人，就要把機器開起來便宜做。」黃雄這樣解釋工廠的邏輯。 除了壓成本、虧本清倉，很多極端離譜的低價之所以可以被賣出來，其實就是因為老闆「算不明白賬」。他們「看著差不多就做了，實際上是虧的」。 一些電商平台的規則對於廠家而言過於複雜，他們沒有餘力去研究。對於一些半路入局的老闆來說，這些規則就如天書。還有些平颱風格更強勢，對廠家更嚴苛，廠家將面臨巨大的精神壓力。 在加入電商平台後，廠家可能會拿到一個文件，裡面包括很多大的罰款類別，但沒有人會給出解讀，實操的時候，解釋權在別人手裡，所以只有自己跳了坑，才知道哪些是坑，哪裡可能罰款。 這時候就會產生一種成本疊加的「蝴蝶效應」。 商家貨物拉到門口，運輸成本已經支出；貨物因為品質被拒收，要繳納品質問題的罰款；就地整改，需要承受勞務公司的坐地起價；整改結束已經入庫遲到，需要繳納遲到的罰款；貨物不能按時進入物流，會導致鏈接顯示庫存不足，商家繼續繳納缺貨罰款…… 如果價格過低，也會導致爆單。一個山東賣大米的工廠決定在平台清貨，他只有200單要清，店鋪小二告訴他，清貨要降價。老闆從15元每袋降到11元每袋，最終降到5元每袋。第二天醒來，他發現在5元的低價下，大米直接賣出了2000單，但他庫存只有200單。發不出貨，就必須承擔罰款。每單8元，總共缺貨1800單，最終，這位老闆承擔了近1萬5的罰款。 而工人是這條傳導鏈上的最後一環。工人沒有社保，每個月掙5000-8000元（只有在浙江等沿海城市，月工資才有可能達到8000）。他們很少叫苦，他們更喜歡說「習慣就好」。但是，再簡單的工作，腿腳酸痛也是基礎的，一位工人說，他以前穿休閑鞋，後來穿布鞋，再後來穿拖鞋，再怎麼換，站一天也還是累。 最重要的是，工資最近兩年沒漲過了。在浙江，以前幾乎每隔一年，工人的月工資都能上漲200-300塊——但這個漲幅在這兩年僵住不動了。 一些工人擔心自己的收入變得不穩定。在山東沂水，產線萎縮得更加厲害。在過去，如果一個月工作飽和，起碼要工作27、8天，其中穿插幾個夜班。現在，有些工人一個月只能上7、8天班。為了貼補家用，他們不得不去開網約車作為副業。 逃出內卷 形勢比人強，低價的趨勢一旦形成，就沒有任何的力量能夠輕易阻擋它，對此周鑫是心知肚明的。 今年上半年，周鑫接觸到了一種叫作「半託管」的新模式，總算有了一點安全感。 所謂半託管，就是相對於平台對貨品有全部處置權的「全託管」模式，平台接管的商家的需求，匹配一些工廠不太擅長的、或是自己做不太划算的只是訂單、物流、營銷環節，工廠有了更多的經營決策權，尤其是決定生死的定價權。這種模式孵化新品很快，一個產品打爆周期在7-15天之內，產品的長期銷量也比較穩定，工廠賣家薄利多銷的模式能持續跑得下去。 目前跑通這種模式的主要平台，是淘寶的淘工廠。周鑫一開始也沒搞懂，平台讓渡出了部分定價權後，怎麼與其他平台競爭低價。但僅退款數量的明顯減少，讓他明白根子在用戶身上：淘寶成熟用戶居多，對劣質產品的容忍度明顯更低，這就給價格留出了一定的空間。 半託管模式下平台能提供的價值，在於工廠不具備的市場洞察能力。由於資金、技術、能力的限制，在訪談中，不少廠家提到，自己「做不了市場調研，沒這個條件」。而平台可以藉助自己對數據資源的掌握、對市場的判斷、對消費者的洞察，幫助工廠真正生產出適應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舉個簡單的例子， 5雙襪子一包，有時候只需要調整其中一雙的顏色——這一個微小的調整就可以讓商家的單量蹭蹭蹭地往上漲，並不需要一味去卷低價。 同理，香蕉是再正常不過的水果品類，但淘工廠重新為它定位出了「打工人互贈禮物」的需求，為它添上包裝，添上「禁止焦綠」的小卡片，就迅速使福建漳州的水培香蕉全網熱賣，單鏈接熱賣10萬+。 「大家都說中國是產能過剩，其實我們認為中國是產能錯配。」一位工廠老闆向我轉述跟淘工廠小二的一次交流：在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還有大量需求並沒有被洞察到，而許多不匹配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卻被大量生產。 這個小二所對接玩的具廠，此前一直不敢把資金投入到研發和開款中去。玩具看起來是標品，實際上是非標品，種類非常繁多。如果開10個款，能爆3到5個，對他來說就是非常大的信心。在有非常明確打爆鏈路、又節約了運營成本後，商家的確定心非常強，他就願意去主動去開款。 形勢好的時候，工廠倒閉有一個很典型的原因是「控制不好庫存」。當時，廠家對未來的預期更樂觀，策略上更冒進。但如果貨囤得太多，來年出不掉，廠家將會承擔巨額虧損。 在目前的環境下，「確定性」對廠家至關重要。參與半託管模式的工廠可以根據銷售情況來定製生產。這樣一來，就不再存在庫存多也不行、少也不行的困境。 有趣的是，在走訪過的幾個產業帶上，都有工廠在「偷偷」做淘工廠。工廠老闆們很小心，他們發現這個渠道好，就會怕被同行發現，甚至親兄弟都不讓知道。怕知道了，都擠上去做，又開始捲起來。 他們真的是卷怕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正面連接
當時只當笑話的一些小細節 醞釀了歷史的大風暴，再也笑不出來 最近，上面密集表態經濟承壓，需要經濟大省挑大樑、發揮財政支柱作用。今年的經濟發展目標5%，也從必須完成變成了努力完成，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態度。 但具體什麼時候不行了，對不同的人和行業而言，時間點可能並不一致。 早在2010年 這幾日在澳洲采寫家傳，兩位朋友發現不行了的時間，前後差了12年！ 一位曾是一家國際消費品大陸市場高管。這個品牌在市場上有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類似於麥當勞與肯德基的關係，明面上是競爭對手，實際上長期共生。 他發現，早在2010年，兩大品牌的銷量出現了「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這意味著市場進入了存量競爭，增量消失了。 另一位朋友則一直關注金融市場，他在2022年春季的上海，經受了一段無法磨滅的時光記憶。當年到達澳洲，參與了美股交易，從國際金融市場的視角回看那些年和國內金融市場，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客氣點說就是上帝視角。 可能拉開距離，才能看得更清楚，這是他的感受。 網課後遺症 一位初中生小朋友說，她感覺不行了，可能是2020年只能上網課之後，班都不能上，肯定不行了。 這三年並非全部病因，但是讓很多人感受到了問題的存在。反映在就業市場上，一是失業率大幅變化，另一個則是人力市場對「疫情班」畢業生的歧視。 近日，一名2024屆畢業生髮文，在BOSS某聘上與某物聯公司老闆溝通時，被對方回復「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應屆生簡直是受不了，沒辦法說」。 用人單位被迫用手機用電量來推斷工作的注意力是一個方面，但從我們家傳編輯部的招聘經歷來看，主要還是兩個方面，一是沒有好的實習。畢竟學校只是讀些書，連老師都不懂的職業技能，只能通過實習來訓練。 二是不讀書了。小紅書和抖某佔據了太多的時間，我們在幾家高校有家傳和數字人文課程，發現學生連開場白都不聽，一入座就進入手機遊戲、小紅書和抖某狀態。因為不讀書，連基本的培養價值都沒有。 這導致我們自2022年以來幾乎沒有招到像樣的畢業生，甚至有三次「遇險」經歷：面對拒絕，一位東北朋友逼問「我哪裡不合適了？我覺得很合適」；詢問一位河北學生有關俄烏戰爭的看法之後，她直接舉報我們討論政治敏感話題；一位貴州學生僅實習一個多星期，就在辦公室錄音三張光牒上網舉報。 學生質量的下降是明擺著的，但是大環境也很明確。一個重要的表徵是考公數據。 2008年金融危機次年，國考報名人數首次超過百萬，是2005年報名人數的4倍，意味著年輕人的就業取向從原來的外企、民企轉向了體制內崗位，直到今年的300餘萬人。 厭惡風險，是人類生存下來的基本技能和經濟理性。當人們趨向保守、穩定、熱衷考公，而非進步、變化、創造財富時，經濟肯定生病了。 從就業角度看，2009年就不行了。 2023年民企信用崩盤 自信的體制內感知到不行了，可能會更晚一些。雖然10年前溫先生一直講今年是有史以來最困難的一年，但也都平安度過了，讓人誤以為危機從來並行，在某種程度上放鬆了警惕，畢竟數據一直在強勁增長。 最近官方採取的動作，有兩個我印象深刻。 一個是老賴名單上民營企業家的比例太高， 2023年5月，發改委公布《失信行為糾正後的信用信息修復管理辦法(試行)》，信用系統不得不啟動大規模修復。 二是在勞資糾紛中，以前幾乎都是判企業輸，而現在則幾乎判員工輸，背後的原因不難理解。這是個經典的維穩手段：誰弱誰有理。 最近有個熱帖說，很多律師今年不會再接勞動仲裁案件了： 有幾個朋友欠薪已經長達5個月，每天還要拚命幹活。公司被很多債主追上門，員工還要笑臉幫忙應對，工作環境烏煙瘴氣。老闆不能不說辭退，這幾個朋友找到我打勞動仲裁，我和他們講，現在仲裁風向對勞動者不是很有利，今年不會再接了，問了其他幾個律師也都不願意再接了。 很明顯，這是官方的指導意見。之前是讓企業拿錢出來安撫員工，現在則是保護企業以保稅源，否則企業裁員，死給你看。 記得戴口罩時，說經濟不過是暫停，脫下口罩分分反彈。現在包括財政政策大調頭在內的舉措，可以推測官方認為不行了，時間當在2024年10月份。 一條射線天地寬 換個非經濟視角，則是2006年。 2003年孫志剛事件是市場化媒體的高光時刻，人們普遍相信可以向好，豈知卻是頂點。2006年時，市場化媒體徹底被掐斷輿論監督之路。 差不多同時，一位胡先生明言，東北鄰居在政治上是正確的。 最近有人討論垃圾時間，我說不對，至少應該是2006年。而且，現在是波瀾壯闊的大時代，變化一日千里，是個人應該都感受到了。 最近很多人感受到了不行，卻還在用周期論來分析，而我認為，之後是一條射線，不存在起伏。 此外有個時間點更重要：2011年。 那年，在秘魯有一個談話，很多人根本沒有注意到；有些人看到了，但沒有意識到劃時代意義。 正如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西莫格魯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認為，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 分析框架更新之後，我的結論是心病還得心藥醫，問題出在經濟基礎，答案卻在上層建築。 時間是2006年。 你覺得是什麼時候不行了？ 全文轉自微信你公眾號家傳研究院，原文已被刪除
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在11月有結果，目前已經有大量的選票被郵寄提前投出，而美國時間11月5日正式的投票時間，美國民眾將會走出家門投下決定他們未來四年神聖選擇。而這次將會看到川普重返白宮？還是賀錦麗成為第一個女總統？將是眾人期待的重點。 經濟問題，是美國民眾最感切身的重中之重。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後，薪資部分確實累積成長了18%，但物價同時也開始膨脹，尤其是家庭必須應對食品、住房和汽油等開支整體大幅上漲，美國民眾的生活成本增幅落在22%至29%之間。而這點是現今民主黨執政團隊一員的賀錦麗競選上最大困境，也是難以擺脫的枷鎖，因為沒辦法解決嚴重的通貨膨脹，對於許多長期偏向民主黨的選民，確實讓他們在投票上有所卻步。 川普團隊所提出的幾大方針，針對富人以及大企業減稅，如同過去他曾將35%的公司稅減為21%，甚至在這次的選戰當中他還承諾，這個數字若他當選還可以再下修到15%，對於中小企業來說真的是一個政策利多。而賀錦麗團隊也是承諾要為中小企業減稅，但政府收稅可不能變少，所以將大企業的公司稅調漲到28%以及富人族群的稅收也要調高，來彌補減稅後的損失。 而相同的缺口，川普陣營也直截了當表示，要透過增加所有的關稅至少10%來解決問題，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商品，將會漲到60%的關稅，同時那些不使用美元計價的國家商品，也都要大幅增加關稅。這樣激進的貿易保護主義，是相當明顯的，所以對於日本及歐洲的企業，反而更偏向民主黨稍微沒有那麼激進的貿易保護主義。因為不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勝選，主要的貿易制裁對象，兩黨是有高度的共識，就是劍指中國。 歐洲央行主席拉家德就曾公開評論「若川普再次當選，將是歐洲最大的威脅。」也直言「與川普的計畫相比，賀錦麗提議的宏觀經濟影響和連鎖反應可能是可控的，」考量到美國是歐盟最大的商品出口目的地，占歐盟出口總額的 19.7%，僅次於中國，美國也是歐盟第二大貨物進口來源國，占歐盟進口總額的 13.7%。超過五千億歐元的貿易總額，確實會讓歐洲商會心驚膽跳，但要記得，選票可是握在美國民眾的手中。 川普的勝利對於全世界來說就是「猜不透」，他的不確定性太高，相較於美聯儲核心價值就是要充分溝通尋求穩定，兩者處於天秤的兩個極端。正因如此，倘若川普贏得選舉，在近未來可以看到的全球的金融市場，就是大家必須要花更多的精神去對沖避險，深怕一個沒注意，又會蹦出什麼瘋狂的言論。 對於美國人民而言，川普選擇給美國人民減稅，給外國人加稅，的確是直觀又有感，但這些的稅務政策最終又有可能引發下一波的通貨膨脹危機，全體持有美元的人，將會一起承擔這些關稅成本。根據高盛的分析，有效關稅每提高10%，美國核心通膨率就會增加1%，所以直至今日還沒有看到川普團隊提出如何將通膨問題解決的政見，純粹就是靠著川普在每一次的演講當中，給支持者打雞血「川普當選通膨就消失」。 最後談到移民政策，現在在美國有約1100萬非法移民，其中有2/3來自拉丁美洲。民主黨向來對於移民政策較為開放，光2023年就有200萬非法移民進入，即便現在民主黨在收緊對這些移民的態度，總體而言相較於共和黨，民主黨始終是對移民較為友善。但川普對於非法移民的政策，就極端許多，過去大家所熟知的蓋牆政見，這次更直接揚言要將1500萬非法移民趕出美國。 我們從結果面來分析，川普陣營的政策，會讓非法移民減少，美國民眾就業率提升，但總體就業人數減少，反而可能會讓GDP下降。不過有學者就指出，川普政策的落實，會造成人力聘用成本拉升，進而抬升物價造成通貨膨脹。綜上所論，看起來川普的各種經濟政策選擇的結果，都會導致一個共同的結果，就是通貨膨脹。 關稅提升引發預期心理造成通貨膨脹，同時預期美聯儲必須加息來面對通膨，而美聯儲的加息對於全球的股市跟債市都是利空。同一時間，川普的減稅政策又能刺激內部市場，兩套邏輯即便相互打架有所衝突，就取決於共和黨政府一旦執政，將會從那方面開始先行著手進行調控。 民主黨長期傾向凱因斯主義的大政府，什麼都要管一管，從移民、社福、醫保等等問題，在民主黨眼中都是政府要插手的項目；共和黨長期主張小政府貨幣主義，如同最具代表性的雷根經濟學「減稅、放寬監管、減少開支、控制貨幣供給」，在過去確實帶動一波金融自由化。 增發國債、刺激經濟、堅持貿易保護主義、堅持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以上幾點是目前兩黨的經濟政策共識，但兩邊都沒有辦法解決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問題，而美國民眾要怎麼選擇呢？11月5號美國人民會給我們最後的決定。 ※作者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全文轉自上報
這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和印記，始於2008，止於2024。 上海廣播電視台近日宣布，將有序關停四個電視頻道。雖然在對外發布的信息中沒有點出這四個頻道的名字，但有細心的人發現，這四個頻道分別是： 上海外語頻道 紀實人文頻道 東方影視頻道 七彩戲劇頻道 與之一起關停的，還有四套廣播頻率，不過其中最讓大家意難平的還是「上海外語頻道」。 上海外語頻道開播於2008年，就是舉世矚目奧運盛會舉辦的那一年，開播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服務2010年上海世博會，這是繼北京奧運會之後，中國舉辦的又一次大型國際盛事。 那些年，中國盛事、喜事不斷，佔據了國際舞台的中央，中外互動頻繁，國際賓朋盈門。上海外語頻道的開播，用當時官方的話來說就是： 「體現出上海作為一個國際性大都市所應有的開放意識和服務意識。」 過去十多年，外語頻道很好地匹配了上海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展現了上海「洋氣」的一面，是外國人了解上海，透視中國的一扇窗口，也是國人放眼看世界，接觸外國風土人情一個渠道。 可現在，外語頻道要被關停了，即將消失在人們的記憶里。被上海當地人調侃為「賣海參」「賣蟲草」「搞裝修」的購物頻道卻保留了下來，繼續轟炸觀眾的熒屏。 這讓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曲衛國教授「心裡不由哀怨」： 「偌大的上海，號稱改革開放的窗口，竟然容不下一個外語頻道！」 2008年1月1日上午7：00，上海外語頻道整點開播。 為了迎接這一重要時刻，上海的地標性建築——東方明珠塔在前一天晚上還專門亮起了外語頻道的藍色台標，流光溢彩。政府領導、駐滬領館的外國官員、企業家等齊聚一堂，共同見證。 作為外語頻道，其特點不僅在於所有節目用英語和日語播出，更在於內容的獨創性。 上海廣播電視台下屬的所有頻道中，除了門面擔當「東方衛視」，外語頻道被認為是最有特色、最有乾貨的一個。 畢竟是上海，人才濟濟，主播來自大陸、台灣、英國、澳大利亞、日本、美國等，不少欄目辦得非常好，即使和央視旗下的英文頻道CGTN相比，也毫不遜色。 如果和其他省市的一些外語頻道、國際頻道相比，不謙虛地說，更是天花板一樣的存在。 比如說脫口秀節目《說東道西》Culture Matters，談論的中心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和比較，在輕鬆愉快的聊天中，增進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溝通； 每周日推出的日語節目《中日之橋》Bridge To Japan，定位於促進兩國人民的友好交流，還會定期邀請日劇當紅影視明星來做客； 此外，外語頻道還有一檔節目《影視總動員》High Drama，播放英語原聲的歐美電影，包括《指環王》、《傲慢與偏見》和《蜘蛛俠》等等，為喜愛觀看原版電影的觀眾奉上電影大餐…… 過去十多年裡，上海外語頻道成為十多萬在滬常住外籍人士獲得新聞、生活、娛樂資訊的最主要途徑之一。 本地觀眾也受益良多—— 「外語頻道是小時候看世界的唯一途徑，好多美劇都是在ICS看的。」 「高中的時候，吃完飯趁休息時間看外語頻道的節目，表面上是學英語，其實是趁機娛樂放鬆，很有意思。」 甚至還有一位網友說，初中放暑假，無意間看到在外語頻道播出的英國BBC著名汽車節目《Top Gear》， 「對一個從小就喜歡車的男生來說，簡直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甚至影響了我的就業方向。」 除了「國家隊」中央電視台，國內也就北京、廣東、江蘇等少數幾個省市播出或者曾經開播過國際/外語頻道。 作為「行業天花板」的存在，上海外語頻道為什麼要關停呢？ 上海廣播電視台的官方解釋是： 「堅決摒棄做『虛功』、圖『虛榮』、變『虛胖』，著力強身健體、提質增效… 真正實現主業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鮮明、效益更加改善。」 蓋棺定論，外語頻道看來是被歸到「虛功」「虛榮」「虛胖」的行列了，不知道頻道的工作人員還有廣大觀眾對此是什麼感受？ 關停到底是什麼原因，好像說了，又好像什麼都沒說。 錢，是一個大問題； 官方解釋也提到了「效益」兩個字，但眼下，國內電視台的「效益」普遍不樂觀。 廣告收入是電視台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經濟好的時候，企業就願意花錢打廣告、做宣傳，但現在經濟這個樣子，還有多少企業願意上電視打廣告呢？ 以國內最會賺錢的電視台之一「湖南衛視」為例，2015年、2016年廣告收入連續突破100億元，但之後一路下滑，現在估計只有40億元左右，跌了一半還多。 賺錢高手都如此，更別說其他電視台了。所以近些年來，全國多地的電視台傳出關停頻道的消息，一開始是市級電視台，後來有些省級電視台也慢慢撐不住了，甚至深圳、上海這些發達地區的電視台。 本來是眾人眼中的鐵飯碗、香餑餑，沒想到很多地方的電視台窮得揭不開鍋，連工資都發不出來，有的主持人和主播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轉行直播帶貨，賣鴨子，賣海參，賣紅酒… 很難想像，曾經光鮮亮麗的電視台，如今變得如此落寞。 看電視的人，越來越少； 上海外語頻道，觀眾主要是在滬居住生活的老外，以及對外面的世界感興趣的本地居民。 從2005年開始，常住上海的外國人快速增長，從10萬增長到2018年的17.2萬，老外越來越多，為外語頻道打下堅實的觀眾基礎。 從2020年開始，上海市統計局不再單獨提供在滬外國常住人口的數據，所以現在有多少外國人在上海居住生活，找不到官方的統計數字，但可以肯定的是， 因為三年口罩，外企撤離，以及其他一些不方便說的原因，很多老外離開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國家，或者去了別的地方。 觀眾流失，對於上海外語頻道來說，無疑是一個壞消息。 至於本土觀眾，現在獲得資訊和娛樂的渠道這麼多，各種新媒體、短視頻，低頭刷手機，一刷就是幾個小時，也越來越沒人看電視了。你家的電視機，多久沒開了？ 電視就和曾經的廣播和報紙一樣，被扔進歷史的故紙堆里吃灰去了。 在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曲衛國教授看來，上海外語頻道關停，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因為指導思想和各種限制等原因，現在該頻道播放的內容越來越體現不出外語頻道的特色和優勢。」 節目越來越難看，關了也罷。 上海外語頻道的關停，很多人並不在意，也不在乎，太陽照常升起，沒什麼大不了的。 那些依然生活在上海的老外，估計會感到一絲惋惜。畢竟，一個本土的外語頻道，為他們了解上海，看待中國提供了一個不同於西方的視角。 影響最大的，除了頻道的工作人員，應該就是各大院校英語系、日語系的大學生了—— 不僅少了一個學外語練聽力的渠道，更少了一個求職找工作的好去處。 「英語無用論」的聲音，怕是又要響起來了。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越是這樣越要學好外語，有條件多學幾門，懂的都懂。」 我覺得很有道理。 上海外語頻道，2008-2024，RIP！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海外掘金
中專女生薑萍高分闖入阿里巴巴全球數學競賽決賽的消息剛剛傳出時，包括我自己在內很多人都曾信以為真，將其當作「努力改變命運」的勵志故事來傳播。 此後，關於姜萍數學能力的質疑聲不斷增強，而賽事主辦方阿里巴巴達摩院以及姜萍的導師王閏秋一直沒能給出有力的回應，事件陷入爭議僵局。 為了搞清楚真相，這些天我一直在想辦法聯繫可能知情的人士。今天賽事主辦方和漣水中專同時發布了情況通報，我也終於可以把了解到的事件始末分享出來。 聲明：以下信息是從私下談話中了解到的，不方便透露信源，也不能百分百保真，僅供對事件好奇的讀者參考。 姜萍事件的起點是一連串自以為是的「烏龍」，涉事各方都認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業內早就習以為常的小事情，玩了一點點見不得光但沒什麼大不了的小心思。誰都沒想到，一個數學天才少女橫空出世的故事會有如此之大的影響力，會引發海嘯般的輿論關注。 最開始是鬱郁不得志但自視甚高的中專數學老師王閏秋的一點小心思： 既然阿里巴巴數學競賽的初賽沒有監考，那麼替考就非常容易。如果能以自己的實力替考保送一位學生進入決賽，無論名次如何，在這名不見經傳的中專學校都是一件破天荒的、非常長臉的事情，對自己的前程大有好處。 更重要的是，決賽階段選手可以自由選擇三個不同的時段答題，而同個方向的試題只有一套。如果受自己控制的學生能進入決賽，可以讓學生選擇時段A來提前獲取試題，自己選擇時段C就相當於多了16個小時答題時間。 反正初賽成績只用來選拔名額，不計入決賽總成績，反正決賽只公布獲獎名單，不公布每位選手的具體分數，到時學生靜悄悄下線就好了，神不知鬼不覺。 只是萬萬沒想到，初賽時王閏秋先提交了自己的答案，然後作答姜萍那一套試卷時又有了新的思路，得到了更高的分數，並一舉拿到了第12名，成了舞台中央一顆異常耀眼的明星。 然後是面臨拋棄風險急需拿出成績證明重要性的阿里巴巴達摩院的一點小心思： 在集團整體收縮業務降低成本的背景下，達摩院的前途命運可謂朝不保夕，最容易低成本出成果的就是公關事件傳播了。現在有一個中專女生闖入數學競賽決賽，巨大的反差意味著巨大的傳播價值，只要集中力量推一推，說不定可以上個熱搜。 至於天才少女初賽成績是不是真的，達摩院不關心，也沒打算去核實，反正決賽才是重頭戲，這會兒先把公關傳播做出去最緊要。 只是萬萬沒想到，天才少女的故事不僅上了熱搜，而且幾乎霸佔了一個星期的全網熱搜，成為年度最熱新聞事件之一。空前的熱度也引來了空前的審視，原本一個大家都喜聞樂見沒人會去較真的公關故事，突然被放到了全民斷案的顯微鏡下。姜萍初賽成績的真實性突然成了不容迴避的全民關心的話題。 再有就是承接姜萍宣傳片製作的那家電視媒體的小心思： 很多人以為最初介紹天才少女姜萍的那部宣傳片是由達摩院製作的，其實不是。達摩院的確是出錢的甲方，但實際去到漣水中專採訪拍攝的其實是一家拿著官媒牌照但廣告收入岌岌可危的電視媒體，他們是具體做事的乙方。 達摩院之所以把拍攝製作的業務外包給電視台做，其實也是業內通用做法。一方面，大廠需要給各家官媒繳納「保護費」來保平安，另一方面，對於幾乎已經沒有傳播價值的電視台來說，直接投放廣告又不合理。所以，大廠普遍都會找一些難度不高但費用豐厚的外包項目交給這些傳統媒體來做，算是變相繳納「保護費」的做法。 在電視台看來，去拍誰，拍什麼主題，都是由甲方達摩院來決定的，重要的是幫甲方實現宣傳目標。至於人物事迹的真實性，作為乙方的電視台完全不關心，他們日常做多了這類「正能量」訪談，美化一些，擺拍一些，拔高一些，從來沒出過問題。萬一，就算萬一出了什麼問題，也是作為民營企業的甲方在前面頂著，自己作為官方媒體是不可能有事的。 只是萬萬沒想到，這回他們擺拍的宣傳片居然成了年度熱點新聞，原本是常規操作的擺拍畫面突然受到了全社會的質疑。 於是，一連串的自以為是在涉事各方都缺乏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搞了個大新聞」，大家全都懵了…… 到這時，阿里巴巴達摩院其實還是有機會挽回局面的，畢竟，無論是王閏秋初試作弊還是宣傳片供應商虛假擺拍，達摩院都是受害者，他們完全可以第一時間切割乾淨，嚴厲譴責造假者。 然而，因為內部領導對輿論形勢的誤判，加上來自官方媒體和有關部門的壓力，達摩院很遺憾地採用了鴕鳥戰術來應對公關危機，試圖等姜萍決賽「自然落榜」之後事件熱度逐步平息。 只可惜，鴕鳥戰術沒能奏效，公眾面對賽事主辦方的沉默發起了更廣泛更強勁的質疑…… 到這時，姜萍事件已經由「商業公司公關事件」升級成了「牽連甚廣的社會熱點事件」，有關部門強力介入，達摩院失去了主導事件走向的信息發布權。 在有關部門看來，這是在幫民營企業收拾超出掌控的爛攤子，是對互聯網秩序和國家教育公平形象的積極維護。但在客觀實際層面，這樣的消極應對反而強化了公眾對社會誠信的負面印象。 最終，由於公眾的質疑一直沒能平息，要求達摩院公布決賽結果的呼聲越來越大，在有關部門的指導要求下，達摩院和漣水中專商議出了一個「承認問題但盡量淡化」的方案，並在11月3日同時公布出來。 在達摩院的通報中，王閏秋行為的性質是「違反競賽規則為姜萍提供了答題指導」，在漣水中專的通報中，對王閏秋的處理是誡勉談話。給了結果，但細節欠奉。意思很明確： 這件事到此為止吧。 雖然我個人很不理解有關部門對這件事的強力介入，但相關處理結果還是非常典型，熟悉的配方，熟悉的通報。 嗯，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姜萍事件的始末。 整個事件中，唯一無辜，也幾乎是唯一受到實質性傷害的，就只有未成年少女姜萍一人。 這實在是一個太過草台和殘酷的社會。 唉……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原文已被刪除
10月2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調了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從5%調至4.8%。這次下調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擔憂消費復甦不及預期」。 其實，從國慶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當多的政策惠及房地產、股市、企業，也包括居民消費。「刺激消費」一度成為媒體報道提及頻率最高的辭彙。 中國的經濟增長過於依賴投資，這是老生常談了。光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也幾乎成了各方共識。然而，儘管專家大力呼籲，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費的政策措施，消費還是不夠強勁。原因何在？ 從根本上說，消費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結果，消費低迷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收入問題。那麼，消費是可以被「刺激」的嗎？或者說，要想促進消費，除了「刺激」，是否還有其他途徑？ 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低，影響消費能力 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認為，消費者的當期收入可以分為永久性收入和臨時性收入兩部分，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是由當期收入決定的，而是由可以預計到的長期收入決定的。因此，當政府試圖用短期的政策來影響消費時，往往不能奏效，因為人們增加的收入是臨時性的，不會立即增加消費，更可能轉化為儲蓄。 例如，當政府試圖用稅收政策影響消費時，如果減稅或增稅是臨時性的，消費就不會有大變化，只有永久性稅收變動，政策才會有明顯的效果。 簡單說，一個人的消費取決於他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消費能力是指一個人最多能消費多少，大體上相當於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費意願指一個人願意將多少收入用於消費，主要取決於對未來收入的預期。非常關鍵的是對未來收入的預期。人們對未來的收入的預期越樂觀，消費意願就越強，甚至願意借錢消費；反之就會將更多的收入存起來。 讓我們再回到居民的消費能力。居民的消費能力，依賴於國民收入在部門間的分配狀況。也就是說，個體層面上的消費能力，在宏觀層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決定的。 根據殷劍峰等人的研究，從2001到2020的二十年間，中國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國為76%；同一時期，中國居民消費傾向是63%，而美國是92%。那麼，要提高中國的居民消費率，有三個途徑：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費傾向， 三是同時提高兩者。 自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佔比達峰以後，在居民消費傾向趨於上升的同時（直到新冠疫情期間被打斷），中國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沒有變化，2019年的數據甚至低於2012年。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國家水平僅一步之遙，那為什麼會出現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嚴重偏低的情況呢？ 原因是，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以投資為主導的，其中又是以建設投資為主導。統計顯示，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建築投資與設備投資之間的比值，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這種投資結構也反映出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謀發展」的結果這個事實，相應的，作為土地出讓者的政府，財政收入也不斷提高。在土地越賣越少或房地產市場冷卻下來之後，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過舉債獲得建設投資所需的資金，即便出現暴雷等問題，也往往通過超發貨幣解決，實際上再度把國民收入從居民部門和企業部門轉移到了政府部門。 國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後，投資決策由政府做出，會改變經濟運行的信息基礎，即從分散的、私人投資，轉變為集中的公共投資，這也是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嚮往政府、事業單位和國企等體制內工作的一個原因。 但這種集中投資，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擠壓了企業家得以湧現和成長的空間。 與其刺激消費，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收入和經營收入大體相當於勞動報酬；財產性收入包括利息、紅利、租金等。財產性收入和勞動報酬一起構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轉移支付收入則是指政府通過再分配途徑給予居民的收入。 殷劍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國居民的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國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支付收入。 眾所周知，中國居民的財產結構並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實物資產佔比過高，另一方面金融資產中存款類資產佔比過高。現在，很多人仍然將更多的資金從權益類資產轉為存款，如將理財、股票投資轉為存款。 許多人觀察到，60後、70後和80後，相比95後、00後，對未來還要更樂觀一些。有些95後、00後，顯得很「佛系」，不如他們父輩的70後、80後那麼有叛逆性、獨立性和奮鬥精神。這其實與這幾代人對財產的直接感受不同有關。 許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貧窮家庭的70後、80後，雖然面對迅速變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慮，但仍有激情，相信通過自己努力和奮鬥，可以擁有一定的財產，包括在大城市置業買車之類。他們知道自己的財產的難得和可貴，知道財產權利的價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願意投資，對獲得財產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後、00後，對財產權利沒有這種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個世界了。他們一方面更嚮往有穩定的工資收入的「鐵飯碗」，另一方面剛開始上班就考慮退休後的生活，於是很早就開始存錢。 有人呼籲，要刺激消費，就要讓居民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上文已闡明，影響消費的主要是長期可預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讓居民獲得更高、更穩定的財產性收入。 （以上內容部分引用了殷劍峰先生的文章「為什麼中國人不消費？」）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去年的10月27日，前總理李克強突然去世的噩耗傳出，全國民眾都被震動了。人們清楚地記得八月底李克強在敦煌參觀莫高窟時神采奕奕地向民眾們揮手致意，李總理矯健的步伐、燦爛的笑容，在位時繁忙勞累的疲憊神態一掃而空。誰能料想那竟是人們最後一次見到李克強？！那些天里，全國各地上百萬民眾自發悼念李克強，整個中國大地被覆蓋在民間的巨大悲痛情緒之中。相比之下，中共黨當局對李克強去世的原因語焉不詳，遺體告別儀式又搞得神秘鬼祟，引發人們無數猜疑，更如巨大的陰影籠罩在中國民眾的心頭。一年來，民間對李克強的懷念之情未減分毫，中共黨高層的懼怕與緊張也未減分毫。剛進入十月初，中共就提前取消了一些地方原定於十月舉行的體育活動，儘管這些活動原本與李克強去世並不相干，甚至組織方壓根兒就沒想到與李克強忌日有何關聯。然而，中共當局就是這樣的如驚弓之鳥草木皆兵。這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筆者以為，連李克強——曾經的中共中央二號人物、官至正國級的大國總理——都能這樣死的不明不白，那中共黨的幾百萬大小幹部就更不在話下了，上頭要想滅了誰就能讓誰人間消失。筆者曾經數十年與中共黨內各級幹部打交道，也曾經歷過見識過」黨管幹部「的種種作法，深感李克強悲劇是中共黨幾百萬幹部難以擺脫的宿命。 「黨管幹部」這四個字，一般都理解為中共黨壟斷精英職位的提拔任用人事大權。這固然不錯，但絕不僅僅是「任用提拔」，實際上是由黨主宰幹部的一切，乃至決定幹部的人生命運。下面僅舉幾點略作說明。 首先，幹部作為「廉價勞動力」，只有幹活的份沒有正常休息的權利，導致嚴重損害身心健康。 還從李克強講起。2002年全黨正在執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李克強時任河南省省長，河南省委書記是陳奎元。領導幹部要擺出政治正確姿態，就拿下級幹部當「長工」。陳奎元用「人海戰術」執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省市縣政府機關抽調大批幹部下到村裡「蹲點」。第一年全省抽出約3萬多人，第二年要抽更多的人下去。大量抽人影響到政府部門的正常運轉，作為省長的李克強自然有不同意見，省長與省委書記之間矛盾因而尖銳起來。省委書記提出口號「抽硬人（「硬人」指能力強、能幹事的人）；硬抽人（指強制抽人）」，並在一次省委常委會上指桑罵槐地罵了一頓李克強。在省這一級，省委書記就是」黨「，李克強只能無奈地服從。 強調黨的「需要」不顧損害人的權利，在2006年「保持黨員先進性」的學習運動中被推向高潮。那時中共全黨流行「白加黑、五加二」。所謂「白加黑」，就是白天正常上班，夜間繼續加班；所謂「五加二」，就是一周五個工作日再加周末兩天上班。幹部經常幾個月白天黑夜連軸轉而不得休息，這種長時間超負荷的疲勞戰，極大地損害幹部的身心健康，黨內有一些幹部因過度勞累而死在工作崗位上，這類「過勞死」幹部又常被報刊作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優秀典型而報道。儘管如此，黨內沒人敢公開抗議這種侵犯人權的作法，許多人默默忍受以至超出生理心理承受的極限，一方面不少幹部得了包括癌症在內的多種嚴重疾病，另一方面導致幹部自殺事件不斷發生。2004年以後每年幹部自殺在10人以內；2009至2010年幹部自殺數字明顯上升。據不完全統計，那個兩年間約有20多名幹部自殺，由此引起胡錦濤的重視。 筆者曾在2010年的9、10月間接到過胡錦濤辦公室電話，說「總書記對幹部自殺問題很關注，總書記辦公室人員想就此向我做些諮詢。」筆者當時認為，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基層幹部長期超負荷工作，因身心俱疲而引發嚴重「抑鬱症」所導致，不少幹部心理壓力巨大乃至陷入精神困境，又不能及時得到心理關懷和心理疏導，最終一死了之。 其次，把「從嚴治黨」理解為可以不經程序地隨時撤職查辦幹部，不少基層幹部惶惶驚恐不可終日。 2000年後黨內提出反貪腐，必須監督幹部的「八小時之外」。黨的紀檢部門要求幹部手機24小時開機，無論白天黑夜隨時接受抽查，做到「鈴響必接」，如有延誤先撤後查。曾見一報紙報道說，有些地方紀檢委做法極端，幹部夜間在家洗澡時晚了幾分鐘接電話就被撤職。又如，連續長時間的「白加黑、五加二」，使得一些幹部極度疲勞，開會打瞌睡現象時有發生，怎麼處置則取決於領導官員的脾氣甚至當時的心情。一些地方報紙曾把領導官員怒火中燒，當場宣布凡開會睡覺的幹部一律撤職查辦作為從嚴治黨的生動事例加以渲染報道。一般說來，越到基層幹部越是位卑人輕，上級領導處置懲罰幹部越可能帶有隨意性，這導致基層幹部的回應具有兩極性：或者爭相拍馬迎奉，甚至有幹部因官場應酬陪同上級官員喝酒過量而猝然死亡，或者報復性反殺領導官員。然而，這類惡性案件往往會被嚴密遮掩而不許公開。至於一出事故，「不問三七二十一」先宣布撤職查辦幹部，以便於撫平民眾情緒的作法，更是地方黨組織的基本工作套路。 第三，幹部成為黨內權斗的替罪羔羊與犧牲品 中共黨並非是具有現代政治文明素養的政黨，本質上它是具有濃烈政治色彩、依靠槍杆子起家、骨子裡帶著江湖幫會基因的政治集團，不存在西方國家政黨內部因政策主張的不同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派別，黨內有的是以利益為基礎、以個人依附關係為紐帶的幫、派、山頭。不僅幹部的提拔升遷常常受各種複雜的人為因素作用而呈現「逆淘汰」規律；而且黨內人際關係的冷漠無情、勾心鬥角與相互傾軋，也常使正派幹部齒冷心寒。更為可怕的是，「成王敗寇」是黨內頂層大佬權力爭鬥的底層邏輯，贏的一方不僅權位通吃而且雞犬升天，敗的一方不僅大佬本人鋃鐺入獄，而且常常禍及大佬下屬被血腥清洗，直接改變下屬幹部的人生命運。2012年以後以反腐敗為名清除異己的黨內惡鬥，使得中共官場人人自危，幹部非正常死亡人數明顯上升。 幹部的非正常死亡大凡有兩種類型：他殺（包括脅迫自殺）或自殺。他殺或脅迫自殺的，常常掩蓋著黨內不可告人的權力場秘密。有些貪腐案是團伙作案，查出一個可能帶出一串，因此被反腐敗追到的線索牽涉人就用自殺為家人保住貪腐錢財。更重要的是，線索牽涉人還可能以自殺保護貪腐鏈條上的同僚和更高級別的官員，以此換取他們今後對自殺者家人的照應與庇護。上述這類的中共幹部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外部至今仍無法獲得確切數字。 幹部自殺也與中共黨的紀檢部門法外執法有關。由於紀檢部門是法外「執法」機關，事實上不受國家法律制約，被秘密拘押秘密審訊者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他們不能聘請律師、不能獲得家人探視，得不到任何人權保護；他們被秘密拘押後，審訊者首先對他們發起的強大心理攻擊，力圖摧毀他們的精神防線；同時他們被剝奪正常的睡眠、喝水、上廁所等基本生理需求，他們連續數天被捆綁固定身體姿勢於鐵/木座位上，造成臀部、腿部、背部皮膚嚴重潰爛。他們還被人為攪亂人體生物鐘節律，拘押住處清除掉一切能標識時間流逝的物品裝置，而用數千瓦強光24小時直射人眼，使人完全無法辨認白天黑夜；除了審訊，他們絕不被允許講話發出聲響，有些長期單獨關押者釋放後竟然喪失了正常的語言對話功能。紀檢部門對被拘押者施行的暴力逼供，經常是外表看不出毆打傷痕，而內里傷害極為嚴重。筆者曾看過一個基層幹部痛苦回述被「雙規審查」的視頻。這位基層幹部本人無貪腐，卻被紀檢委「雙規」拘押，要求他「配合調查」，交代他的領導的「違法亂紀」行為。他被關押數月，期間遭受極為驚悚陰毒的酷刑，以致於釋放一年多後回述那段遭遇時，依舊控制不住地渾身顫抖，痛哭流涕，泣不成聲。這類的傳聞在黨內已非鮮見，有些幹部對被紀檢委帶走極為恐懼，一旦他們被紀檢部門談話或聽到某種風聲，他們就會用各種方式自我了結。在黨內殘酷的內鬥中，據不完全統計，2012-2018年中共幹部自殺277人，自殺幹部的職級從省軍級到基層鄉科級。 由此工作在中南海里的幹部都知道，在那樣的環境中，保護自己安全生存的訣竅是「不問對錯，只看站邊」。依次類推，地方省市各級黨內，大小幹部都有「選邊站」的問題。一旦站錯邊，他們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習近平上台後的黨內大清洗，尤其充分地體現出這一點來。 出於對黨內大清洗的極度恐怖，許多幹部想法設法自保平安 他們的基本作法有兩點：一是「不作為」，二是逃離體制。 所謂「不作為」，是指黨內幹部謹慎應對上級各項規定要求，以「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為借口，只做上級的「規定動作」，不做任何「自選動作」，以免出錯追責而牽出陳年舊賬。以致於「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所有工作都有台賬記錄「留痕」的種種形式主義作法風行一時。 十八大後黨內的種種「不作為」，也就是後來普遍流行的說法——「躺平」，自2014年起。筆者以為，幹部不作為不是抵抗中央，而是為了自保平安。黨內高層指責幹部以前「胡作為、亂作為」，2014年以後是「不作為」，高層曾經想法設想鼓勵幹部「大膽工作」，包括出台文件祭出「不追責」的「免死牌」等激勵措施，但收效甚微，全黨幹部依舊消極應付。 二是逃離體制。黨內的高壓恐怖使不少幹部萌生退意另尋出路。近些年來，有的提出辭職，有的申請退休，還有相當一部分幹部選擇退休後出國與子女一起生活。所有這些變相逃離體制的種種理由，說到底是給自己尋一個自保平安的退路。然而，上船容易下船難，習近平的「倒查二十年」，使得一些幹部即便辭職即便退休也不得安生；收繳護照，嚴格控制出國出境，使得退休幹部安享天倫之樂歡度晚年的願望幾成黃粱一夢。換句話說，習近平將全黨幾百萬幹部、9000萬黨員牢牢綁架在「黨組織」的羅網之中，誰都不許跳船。 當下的中國，經濟衰敗如自由落體般墮墜，民生艱困而翻轉無計，社會失序而亂世逼近。當此中共政權風雨飄搖之際，」生，還是死」？「哈姆雷特式」詰問擺在中共幹部每個人面前。想想李克強，官至正國級依舊難逃劫命之災，幾百萬中共幹部如何自我救贖？是被宿命牽著走，還是將命運之韁握在自己手裡？ 人生與歷史的緊要關頭，往往就是一個選擇和那麼幾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