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前公布已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向民眾徵求意見，其中處罰「傷害中華民族感情」行為者的相關條款引發熱議，短期湧進多達數萬抗議條目，也有學者專家甚至官媒質疑將導致政府嚴重濫權，讓惡劣的中國人權現狀雪上加霜，甚至恐懼文革惡夢重現——這條法律還沒通過，「中華人民感情」恐怕就已經受到不小傷害。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近期引起輿論大嘩的中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新增第34條的第二、第三款規定，「在公共場所或者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誌」行為，最高可被處以15日拘留，並處人民幣5000元罰款。 惡法傷害「中華人民感情」 此草案內容引發輿論強烈質疑，認為有關「傷害中華民族感情」表述範圍過大、定義不清，難以明辨違法，而有關「製作、傳播、傷害中華民族精神」則是侵害公民基本權益、剝奪公民表達自由權利，違反所謂中國憲法精神。 該草案並未具體定義「傷害中華民族感情」或者「有損中華民族精神」的行為，導致在中國網路上遭質疑可能演變成中國俗稱的「口袋罪」——意指法律中界定不清、用意模糊以至於難以判定，「一個口袋什麼都能裝」的罪名——連體制內的知名法律學者也公開表達擔憂，例如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華東政法大學憲法學教授童之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宏等等。 勞東燕在網路平台表示「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概念內涵極為模糊，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將其作為處罰標準容易被濫權、任意擴張行政處罰，更可能激化警民矛盾，不利社會穩定。此外，國家權力直接干預公民日常穿著，顯有過度干預之嫌，可能刺激極端民族主義，惡化公共輿論環境，並且「可能加劇與一些國家的對立情緒，導致外交上的被動。」 童之偉也批評，所謂「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感情」該由誰來確認？按照甚麼程序確認？這都是「幾乎無法循法治原則操作」的問題，必將造成揣摩上意抓人定罪的後果。 趙宏則撰文示警「如果公職人員可以憑個人偏好和觀念信條，隨意擴張解釋和適用法律，我們距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就不遠了。」——雖然中共建政以來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蠻橫專製作風早已是常態。 不少中國網民也嘲諷此「玻璃心法條」，諸如「穿個衣服就損害民族感情啦，這感情也太容易破損了。」「穿西服打領帶算不算？馬克思也是西方來的，算傷害民族感情嗎？」「以後只要說國外好就是傷害中華民族感情」「中華民族的感情不是應當很強壯和具有韌性的嗎？為什麼很輕易地就被一件服飾給傷害了？」「什麼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感情，一個管理治安的員警叔叔能說了算嗎？」 網民警告「中共正在納粹化！」 身在海外，因為曾在推特大量轉播「白紙運動」相關消息而多次被中共調查的「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則直言該法規恐將賦予中國警察更廣泛的執法權，因為理論上任何時間吃日式食物、穿著日本品牌、扮演日本動漫角色、喜歡日本文化，甚至針對核廢水發表不同看法，以及和西方文化生活相關的行為，都可能被視為傷害中華民族感情、有損中華民族精神。 也有網民對此現象所代表的中國局勢感到消極且無奈，認為「都知道很荒誕，但是反對有用嗎？中共沒有法律難道就收拾不了你了嗎？這條法律出來之前就有很多案例，比如蘇州穿和服女孩事件。」 《美國之音》指出，去年8月10日一名穿日本和服的中國女子在蘇州淮海街拍照，想模仿日本漫畫場景，遭到當地公安呵斥「是中國人卻穿一身和服！」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強行把女子帶走。女子被拘留5個多小時，被接受「教育」、刪照片、寫下書面檢討、沒收和服，事件經傳網路引起網民群起抗議「怎麼穿個和服也犯罪了？」「你也不應該穿西服，難道忘了祖宗被歐洲列強欺壓？」最後公安迫於輿論壓力，約十日之後到當事女子家登門表達關心並歸還衣物，但是沒有道歉。 民意喧騰之際，中國網民日前發現，1935年納粹德國《帝國刑法典》第一條規定「違背本民族健康情感（gesundes Volksempfinden）的行為應當受到處罰」，由於「健康情感」一詞包羅萬象，並成為納粹司法機構的基本法律概念，賦與執法機關巨大的自由裁量權，使得許多德國公民因此遭到起訴、拘捕。網民呼籲世人關注「中共正在納粹化！」 此事在維基百科等資料有所記載，被廣傳後引來紛紛議論，批評中共是「直接抄作業」「這下充分暴露本質了！」「果然同類型國家做起事來也如出一轍。」並且警告「即使不是抄襲，獨裁國家最終也會走向相同的路。」 雖然中共當局對此風波暫時做出貌似圓融的回應，強調「真誠歡迎」公眾提出意見，官方將提出完善修改建議。然而中共昭然野心已是路人皆知，下次偷偷上下其手夾帶惡法是不是這麼容易被揪出？「中華人民」可能要多碰碰運氣了。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曾任網路與投資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與國際覺醒》。台大政治系畢業、美國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全文轉自上報）
這幾天很明顯，從外交部到村廣播，從官方到群眾，主流的聲音都是譴責日本核污水排海。可是昨天，一男子在重慶大街上舉牌抗議日本核污水排海，被警方帶離。 這難道不是主流所需要的「聲音」嗎？為什麼又不讓他「發聲」了呢？ 其中的邏輯其實挺有趣的，簡單點講：需要你對日本保持反感，但是不需你上街吶喊。 再簡單點：只是讓你口嗨一下，你怎麼還上街了？ 我剛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覺得有趣，設想當事人舉牌子的心理活動。他或許是看了很多環球網、胡錫進以及官方的消息，真心實意痛恨日本人，所以他需要進行某些「報復性」行為，可問題是，怎麼報復呢？ 這也簡單，同樣是這些地方得來的訊息，外國人一旦不滿，就會上街抗議。什麼白宮門口，什麼巴黎水泄不通……他們習慣這樣，看外國人抗議就是外國老百姓凄慘，看川普被起訴，就是美國總統貪污受賄無法無天。 好吧，就算這些都是真的，我們又有什麼好得意的呢？說不定我們還不如他們。 這是題外話，主要是這些內容看得多了，再加上最近國內又在宣傳「日本人上街抗議核污水排海」、「韓國人上街遊行抗議核污水排海」等內容，重慶那名男子就也想到了上街抗議小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操作，不僅安全，而且符合正能量價值觀，「你瞧，連官方都在宣傳上街抗議日本核污水排海的事情」……但是大哥，人家是讓你到日本、韓國、美國去抗議，你現在在哪？ 這位上街舉牌抗議日本核污水排海的男子，想到了一切安全的因素，唯獨忽略了一個不符合主流價值的東西：你今天能上街抗議日本核污水排海，這種行為就會成為鼓動別人以後上街抗議其他東西的風向標，這種事能讓你干？我們雖然「自由」，卻也不能太自由，不能學美國、日本那些發達國家的糟粕。 這種先例不能開，今天讓你舉了這個牌子，明天你自己舉別的牌子怎麼辦？雖然我們譴責日本人，但是輕重緩急還得分得清。 因此，看上去他是上街抗議日本核污水排海，但結果還是被帶走了。 一些嘴上的愛國者，尤其像這位舉牌男一樣的人，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否則以後很可能會因為一件「正義」到世界盡頭的事，導致自己慘烈的收場。 今天邢斌老師送外賣的文章很火，那是很好的文章，在我看來已經相當「真實」，但晚上認真思考之後，還是覺得邢斌老師的文章里缺少了一點東西，「體會」。 舉個例子，邢老師說體驗了一個月送外賣，一單2元到4元的薪資跟日本、北美一單36元相比相差太大，這就是國內與國外底層的差距。誠然，他揭露了一個赤裸裸的現實，我敬佩他。但是，邢老師終究是一個「有錢人」，住當地最好的社區，他即便能偽裝成窮人去體驗，卻始終只是「體驗」。 體驗與掙扎，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感受，無論你的體驗再如何逼真，你還是很清楚，自己能隨時終結這次體驗。 這不妨礙邢老師那篇文章的意義，但仍然缺少了一些真正的「底層體會」。舉個例子，國內外外賣員每單的酬勞差距逆天，可細想一下，如果國內的外賣員也每單36元薪資，那還有多少人點得起外賣，你我又是否還會去點外賣？ 沒人點，他們又只能回去種地。就像老伯說的，種地舒服，送外賣哪有種地自由、輕鬆，可種地沒錢啊，沒錢怎麼活得下去？ 所以外賣員的薪資低、受白眼、遭辱罵，並不僅僅只是外賣這一個行業所導致，而是整個環境和經濟水準。只有當所有底層行業都受到尊重，薪資都得到提高，那麼外賣員的收入才會增加。當所有人的工作、行為都受到尊重，外賣員才能被尊重。底層的民生，不僅僅是外賣員的民生，改變自然也不可能從他們作為起點，而是高層。 我會嘲笑那個重慶街頭舉牌子抗議日本核污水排海的男子的腦迴路，但是我想，即便是他那樣的人的行為，得到應有的尊重，也是值得的。我們可以嘲笑任何一個人，但嘲笑並不意味著取締，同時也不代表我可以不尊重他的行為。 所有人自由的行為都得到應有的尊重，這個社會才會出現改變。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天涯行路）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因半月未公開露面被傳正在接受軍事當局調查，一位曾在美國政府工作的朋友看了我發於美國之音的文章後問我，李的腐敗如落實，對習近平的國內外政策會產生什麼影響，中國連接兩位國務委員出問題，會不會引發中國的社會穩定。我把朋友的這兩個問題也發於推特，其中一個線民的回答很有代表性，該線民說，沒有任何影響，因為中國的政策制定是從上到下，本來就不是出自他們，而是由習決定的。 一般地說，這樣回答大體是對的，但是，如果像秦剛和李尚福這種處於關鍵崗位的官員出問題而換人，對習的內外政策多少還是會產生一些影響，有些做法或者規矩會調整或改變，至於調整的幅度，取決這個官員在這個崗位上曾經的行政力度或者這個官員的某些特殊情況。 以李為例，他曾在解放軍裝備部部長任上因採購俄羅斯的防空武器而遭美國制裁，在他今年三月升國防部長後，為開展美中兩國防長的對話，拜登曾一度想取消對李的個人制裁，因遭美國務院反對而作罷。中國亦以李受制裁而拒絕美方一再的對話要求。假設拜登政府不取消對李的制裁，在五年內兩國防長就沒法對話，軍方高層的聯繫管道難以建立起來，若在此期間出事，就不能得到妥善處理，這正是美國防長奧斯丁一直急著施壓中國要見李尚福的原因。然而，制裁李是美國國會做出的，在目前美國整體反華的背景下，拜登也不願去處理這個問題。 就北京而言，李被制裁固然可以看作某種「恥辱」，但是北京也反手打這張牌，把它作為一種不對稱的策略用來威嚇美方。因為北京知道，奧斯丁急著要同李恢復對話，目的是為了管控兩軍發生某種意外，建立空中和海上相遇的行為準則。美軍頻繁對中國進行抵近偵察，派軍艦穿越南海和台海以宣示航行自由，而解放軍也不示弱，派軍機和軍艦進行監視和攔截，這種情況下很可能會出現某種意外。今年5月以來，就分別在南海和台灣海峽出現了中國軍機和軍艦的不專業攔截行為，險些釀成相撞事件。兩國防長會談，美國就是要在美軍和解放軍之間重建一套空中和海上相遇行為準則，以後雙方可以遵循這個準則和程式來處理某種意外事件，而這套準則和程式美國認為當然要由它來主導。 北京清楚這點，所以不願意兩國防長見面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沒有這套空中和海上相遇準則，解放軍就可按照自己方式去監視和攔截美國的軍機和軍艦，這極易引發擦槍走火，並由此點燃兩軍的某種衝突，但美軍或者說拜登政府現在並不想在南海或台海同中國開戰，因此需要避免這種意外情況。北京拿捏到了拜登政府這點，你想和我討論行為準則規則，我偏不和你討論。但不討論必須找個能夠說得過去的理由，李尚福被制裁就是現成的。我的國防部長被你制裁，反過來還要求配合你同你的國防部長開會，這不就證明你的制裁是合理的？因此，傻瓜才會答應你的見面要求。 可以說，習近平其實也不願美國取消對李的制裁，取消了制裁，他就找不到這麼好的理由去拒絕美方兩國防長的見面要求。中國軍事專家直言不諱地講過，如果美國不取消制裁，兩國防長不可能會談，損失最大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拜登政府自然也明白北京的小心思，可是受制於美國的國內政治，也沒辦法。故取消李被制裁這個事情只得擱著。 現在李出問題，如果他被換掉，另一個人做防長，拜登的這個難題自然就解決了，這是美方獲得的一個意外禮物。沮喪的是習，原本一個可用的工具不能用了。習會不會找其他的理由繼續拒絕兩國防長見面，我看很難。若兩國防長恢復對話，這是李尚福事件影響習對外政策的一個方面。 對解放軍本身的影響，可能會在武器採購方面，強化流程管理，或者增加一些監督環節，具體會怎麼改正武器採購暴露出的問題，外界並不清楚。但改正是一定的。當然，這算不上解放軍大的政策的改變，只是在某個具體事情和做法上的改變。然而，大的政策是要落實到一個一個的具體事情和做法上的，沒有一個抽象的政策，原則性的政策最後都要從具體的事情做起。 相對而言，秦剛的去職對習的外交政策的影響就不如李尚福在國防政策方面這樣來得直接和明顯。但假如像坊間傳言的，他的下台是因為在外交理念上和習不同，那麼，他被免外長依然對中國外交會產生某種影響。不過，由於他在外長任上只有半年，無論是在外交的風格還是人事上都還未成形，因此，即使有影響也是很弱的。 由此說明，某位高官因為不正常原因而去職，對習的內外政策的影響是因人和職位的重要程度而定，不能一概論之。 當然，這種影響都是在具體的某個方面，而不是在國家的發展和走向上，除非出問題的的是某個政治局常委。可即便是常委，也要看他負責分管的領域以及在黨內和國家的決策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權重。總的來講，在黨和國家的決策大權都集於習一人之手，由習一人定奪下，其他高官的權力被削弱，決策受限，尤其在關於國家發展方向和大政方針以及某些重要的政策等方面，那是習親自掌舵的，基本不受人事更替的影響，但在每個具體的政策領域，在發生因為腐敗或其他政治問題而導致的人事更替後，多多少少會有影響。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最好吃的月餅是哪一種？最原始的味道才是最讓人懷念，想起家的回憶。 京式月餅 北方月餅被稱為京式月餅，伍仁提漿月餅是經典代表。傳統的伍仁餡，有白瓜子、糖蓮子、核桃、連衣杏仁、腰果、柑桔乾和欖仁等食材。月餅的外皮是純化糖漿的合皮，容易硬化。硬硬的皮和餡料，是很多北方人記憶中的月餅滋味。 京式月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蘇式月餅 蘇式月餅起源於上海、江浙及周邊地區，受到江北部份地區和江南地區人民的喜愛。其特點是皮層酥鬆，色澤美觀，大詩人蘇軾有關中秋的詩句「小餅如嚼月，中有酥和飴」說的就是蘇式月餅。「酥和飴」描述的就是蘇式月餅的酥鬆易化。 蘇式月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潮式月餅 潮式月餅產於廣東潮汕地區，流傳於閩南一帶，與蘇式月餅同屬酥皮類，但起酥工藝各有特色。潮式月餅講究「水油立酥皮」：百般翻轉，千番壓疊的外皮入溫油一炸，螺旋形酥皮，夾著餡料，外觀獨特喜氣，一般也被視為好意頭糕餅。 潮式月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廣式月餅 廣式月餅是目前最廣為人知的中秋月餅，它起源於廣東及周邊地區。其特點是皮薄、餡滿，同時，皮餡的油含量高於其他類月餅，吃起來口感油潤、軟滑。特別的是，道地的餅餡，入口甜美清香，值得細細品嘗傳統糕餅藝術。 廣式月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翻毛月餅 老北京著名的月餅除了提漿月餅，還有源於蘇杭細點、餅皮層層疊疊，輕薄如鵝毛的翻毛月餅。相傳，翻毛月餅剛出爐放於桌子上，輕輕拍打桌面，酥皮即能飛起，掉落的瞬間有如潔白的片片羽毛，深得慈禧太后喜愛，遂賜名「翻毛月餅」。 翻毛月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滇式月餅 滇式月餅主要起源併流行於雲南、貴州及周邊地區，目前也逐漸受到其他地區消費者的喜歡，其主要特點是餡料採用了滇式火腿。雲南火腿月餅雖不以外觀華麗見長，但其火腿餡料咸甜交錯，極其美味，呈現了當地環境特有的飲食風味。 滇式月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玫瑰花餅 中國人自古有用鮮花做醬及餡料的傳統，雲南鮮花餅是經典代表。雲南自古盛產鮮花，鮮花入菜、做糕餅也做出名氣。很多旅遊雲南的人都吃過的玫瑰花餅，糖蜜玫瑰花瓣做餡，入口清香不甜膩，小小糕餅封存了花香，令人回味無窮。 玫瑰花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鮮肉月餅 鮮肉月餅是江浙滬一帶的特色小吃。顧名思義，餡完全是由鮮肉組成，酥鬆的皮中包著豐腴的肉汁，慢慢滲透其間，可謂一絕。臨近中秋，出名的鮮肉月餅店排隊人潮滿滿；看師傅做餅，像在煎水煎包，其實是在烤餅，香氣陣陣，令人滿足。 鮮肉月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9月13日晚間在布里斯本南區，由僑務委員羅富齡、陳秋燕、林淑美和昆士蘭台僑團體聯合會秘書長柯文耀一同籌劃舉辦「昆士蘭僑界歡迎駐澳大使徐佑典伉儷晚會」，號召當地僑界各社團代表積极參与，出席人士包括駐布里斯本辦事處處長范厚祿伉儷、組長吳允仁、副組長林鴻堯、主事許暥妮及昆士蘭台灣中心主任歐陽群，僑務諮詢委員盧淑媛、盧永吉、陳春龍、柯文耀、黃素珍、餘謙謀、徐瑞雲、溫錦文夫人溫邱秀雲、布里斯本市議員黃文毅，及多位僑務榮譽職人員與各社團代表成員，兆豐銀行、玉山銀行與中華、長榮航空公司代表等共約200人盛情出席參與。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當天由澳洲昆士蘭台僑團體聯合會秘書長柯文耀與副秘書長陳瓴薽共同主持，首先邀請昆士蘭國樂協會演奏「寶島頌」為晚會熱烈開場。隨後由僑務委員羅富齡首先致詞，盛讚大使徐佑典的豐富外交經歷，以及對促進台美之間的關係之實質貢獻，她代表陽光昆士蘭州布里斯本僑胞一同熱情歡迎大使的到來，並持續合作拓展外交，促進台灣走向國際發光發熱。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僑務委員陳秋燕則讚揚大使自8月到任抵達澳洲後，即攜夫人風塵僕僕前來布里斯本與鄉親見面，並提到日前受電視台ABC直播專訪展現智慧談論台澳關係、台灣民主，申請加入CPTPP、台澳FTA、澳洲國會議員訪台等議題，表現外交專業令人敬佩。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僑務委員林淑美上台表示昆士蘭台灣僑胞一向團結，熱情參與晚宴歡迎徐大使的蒞臨，共同展現愛台灣的一條心，支持大使讓台灣走向國際。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處長范厚祿詳細向大家介紹大使的專業外交學經歷，特別推崇大使在北美豐富的外交生涯經驗，期許駐澳辦事處在優秀的新任大使帶領下，不間斷與澳洲政府緊密合作，深化各領域夥伴關係，也歡迎徐佑典能常到訪昆士蘭，感受當地僑胞的熱情，此外並特別感謝昆士蘭僑胞的凝聚力，長期支持拓展外交，繼續讓台灣在國際發聲，拓增良好影響力。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當天晚會徐佑典以「台澳關係展望」為題演講，強調增進與鄰國關係友好緊密的重要，透過強化國際能見度和參與度，說明我國外交政策的戰略與新思維。其中以2015年時，台灣跟美國簽署「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為例。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GCTF是台灣跟美國一起投入人力等相關資源，將我國的強項如數位科技、綠能、婦女賦權、公共衛生、執法合作等議題，舉辦各主題工作坊，邀請其他區域國家來共同參與，這讓國際體認台灣能實質參與國際社會，也有實力幫助其他國家。後來日本已在2019年加入。而在全球疫情期間，2021年澳洲政府也決定加入GCTF，現已形成一個美日澳台正式夥伴，未來台灣也要穩健展現經貿實力，極力爭取澳洲政府支持台灣參與CPTPP。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另外他提到台灣與美國正在進行「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藉由設定高標準的經貿機制，從勞工、環保、農業、數位經濟、貿易便捷化等11項，把台灣的標準拉高，甚至超越國際的標準，深化雙邊經貿關係。 他呼籲僑界與政府一起組成Team Taiwan拼外交，例如澳洲鄉親可以透過選票發聲至聯邦國會議員，使澳洲政府關切並採取行動幫助台灣。並特別鼓勵僑界同胞全力支持辦事處舉辦的各項活動，感謝各僑團持續積極經營僑社。另外期盼僑胞、旅澳台灣人都能分享自身故事，傳達「台灣精神」給更多澳洲當地與各多元文化族群了解，融入澳洲主流社會，大幅提升台灣能見度及國際形象。 台駐澳大使徐佑典（供圖） 在大使精採的外交視野講座後，由投影片介紹昆士蘭各台僑社團，並安排昆士蘭國際傑人會與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澳洲分會表演口琴吹出「我的心裡衹有你沒有他、愛情的恰恰、Top of the World」等優美旋律。 昆士蘭僑界歡迎台駐澳大使到訪（供圖） 晚宴由三位僑務委員羅富齡、陳秋燕與林淑美共同致贈履新紀念品予大使夫婦。同時僑務諮詢委員盧淑媛也準備紀念品贈送，並致詞熱忱歡迎大使首次到訪布里斯本，祈願台灣與澳洲關係在徐佑典的帶領下更加興榮和諧，讓台澳相互交流互惠，發揮台灣重要的民主自由精神。之後，主持人也邀請各僑團會長上台共同以昆士蘭台僑團體聯合會名義致贈禮物，象徵昆士蘭僑界全體的熱情與支持。 最後，在來賓們享用美食之際，大使夫婦逐桌敬酒親民交流，併合照珍貴留念，讓大使履新歡迎晚宴賓主盡歡，順利落幕。 新聞來源：僑務委員會電子報 歡迎讀者朋友提供各類社區消息，請聯繫我們社區記者：Rachel.W Email: [email protected]
儘管倫敦交通局一直在努力鼓勵市民淘汰老舊汽車轉而使用公共交通，但其超低排放區(ULEZ)的汽車報廢計畫並未取得預期效果。最新數據顯示，儘管已經撥付了高達1.6億英鎊的資助，僅有1%的合格駕車者參與了這一計畫。 據估算，倫敦共有260萬駕車者，其中大約100萬的車輛未能通過ULEZ的燃油排放標準。令人震驚的是，衹有約14,000人接受了2,000英鎊的補助並將車輛報廢。 那麼，為什麼這項計畫的吸引力如此有限？首先，提供的補貼遠遠低於車輛的市場價值。汽車交易網站Carwow的數據顯示，不達標的車輛的平均價值為5,200英鎊，這意味著許多車主參與這一計畫將面臨經濟損失。此外，複雜的申請程序和難以理解的條款也可能導致車主望而卻步。例如，Shahzad Shiekh擁有一輛價值20,000英鎊的1989年款BMW，這車未達到ULEZ標準。倫敦交通局僅提供了2,000英鎊的補貼，Shiekh稱這個計畫「簡直是個笑話」。 申請報廢計畫的程序相對繁瑣。車主需在倫敦交通局官網創建帳戶並提供眾多詳細信息，隨後車輛還需被送到「授權處理設施」取得「銷毀證明」。完成這些後，車主才能獲得補貼。並且，這個計畫還有資格限制。要申請，車輛必須在倫敦的某個地址上註冊，該地址必須在去年1月30日之前就已經存在，並且車輛必須有最新的MOT、道路稅和保險。 儘管倫敦交通局為老舊車主提供了各種優惠，如1,600英鎊的補助和12個月的公交與電車通行證，但效果尚不明顯。面對倫敦日益增加的擁堵費，駕車者仍在尋找既經濟又環保的出行方案。儘管如此，倫敦交通局仍鼓勵市民更多使用公共交通。 Jeremy Palliser，來自薩里郡的Oxshott，他住在M25公路以內，離ULEZ區域僅數百碼。這位63歲的退休基金經理表示，擁堵區的擴張使他的燃油費用增加，為避免每日12.5英鎊的費用，他衹能選擇遠離倫敦的路線。他批評說：「倫敦市長Sadiq Khan由於自己的健康問題而對交通擁堵費異常關注，但我，作為同樣的哮喘患者，不認為在倫敦外圍對駕車者收費有何益處。這不過是又一種向我們多收費的方式。」
（接上期） 毛澤東從中央領導思想上找「五風」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確提出「人禍」問題，這是對的。但是，有一點他沒有說到，1960年「五風」比1958年持續時間更長的主要原因，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五風」難以糾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糾正「五風」，各級幹部也聽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的精神，開展了整風整社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整風整社中，糾正「五風」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賠，讓社員揭發批鬥幹部的「五風」行為。退賠、清算是不徹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這些運動中，農村基層幹部真正受到了打擊。有人估計，在整風整社中，受批判鬥爭的幹部5%左右，受到黨紀處分的大約佔15%左右。這種政治運動的辦法雖然對共「五風」進行了有限的糾正，但同時，由於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運動形式，使行政權力進一步神化，強化了極權制度的的危害。 「五風」 屢禁不止，最後不得不靠強權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來解決，這是因為「五風」有深刻的制度基礎。30多年以後，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共產風」其所以連綿不斷，清理了又刮，邊清理邊刮，固然同清算、退賠不徹底，特別是同1959年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有密切關係，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在於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階段空想論的影響。」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給制和工資制度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三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四是政社合一的體制。薄一波這一點說得對，「五風」其所以產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實際的理想。而且這種理想已經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僅如此，產生「五風」的制度，不僅僅在人民公社這一層級上。整個國家制度，即極權制度，才是產生「五風」的真正根源。不解決制度問題，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風」，是不可能徹底的。以後的歷史證明，在大饑荒以後的歲月里，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21世紀初，除了「共產風」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風依存在。到20世紀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新的「浮誇風」機制。 第二十章 執政者對危機的反應 任何一個政府，面對危機都會採取相應的對策。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面對全國性的大饑荒，也曾調整政策，糾正錯誤。這主要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間的八個月。 毛澤東的一切糾偏措施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而「三面紅旗」恰恰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毛澤東把執行「三面紅旗」的成績和問題說成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糾偏時只能談「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說：「毛澤東對錯誤的糾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許動搖三面紅旗為前提的。」 在廬山會議以後，連這個限度以內的糾正措施也廢除了。1960年又一次大躍進，又一次共產風，1961年又一次糾偏，但為時已晚，大饑荒持續了三四年。糾正錯誤的遲緩、波折、低效，不僅反映這個制度信息閉塞、機制僵化、領導專制等種種弊端，還反映這個制度缺乏有效的糾錯機制。 一、糾偏只有八個月，廬山會議一風吹 自1958年夏秋以來，由於大躍進搞亂了全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毛澤東的認識有了轉變，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有所冷卻。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有所察覺。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這八個月間，採取了一些糾正偏差、克服困難的措施。毛澤東首先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統一領導層的認識。 一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見本書「人民公社」一章），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上，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許可權。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除了上述會議，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會議和信件中，毛澤東除了講一些糾正偏差的話以外，也講了另一面的話。例如，他認為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母親肚裡有娃娃，社會主義有共產主義萌芽」。他還是想儘快地過渡到共產主義。他說過反對「一平二調」的話，但他也說過「公糧、積累、勞動力，都是調撥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萬雄師下江南，現在為什麼不能調人去勞動。」他認為「現在只能部分地調，全省全國調不行。」他主張在公社內部可以無償調撥，搞公社範圍內的「小全民所有制」。 他說過不能一下子否定價值法則，但也說過「價值法則是一個工具，只起計算作用，不起調節生產的作用。」 他講過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認為「商品生產制度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農民，為了工農聯盟。」 在糾正1958年以來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要求宣傳部門繼續歌頌「三面紅旗」。對於1958年秋季以來出現的大量問題，毛澤東肯定了中共中央宣傳部1959年1月20日報批的《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幾項通知》中的意見：對報刊工作的態度是，繼續對1958年大躍進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進行充分地宣傳，只宣傳成就和積極方面，一般不報道消極方面。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鑒於1956年反冒進時期，對工作的缺點，宣傳過多，給群眾熱情以很大打擊，造成了馬鞍形。而所謂缺點，事後檢查，不過是十個指頭的一個指頭，或者還不到一個指頭。那時卻有些人大驚小怪，驚惶失措，是一種左傾情緒的表現。這個教訓，千萬不要忘記。」 在轉變指導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也採取了一些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社員飼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對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養豬，有所放鬆。 指導思想的這些轉變和上述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在廬山會議及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都「一風吹」。1959年9月29日，農業部黨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指出五、六、七三個月內農村出現了一股右傾歪風：改變了「基本隊有制」，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幹；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吹掉了部分供給制；吹掉公共食堂。 其實，農業部黨組指出的這些問題，正是在執行中共中央向農民讓步的政策的結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發出的三個文件的結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轉了農業部黨組的這個報告，說農業部黨組揭露的這些問題「實際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要求「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其實，毛澤東對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幾個讓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愛將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書記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說：「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有的是有消極東西的。要檢查一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一個指示。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領會，應當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問題上，應該積極辦好，就是允許自願，也是為了辦好。」 反右傾以後的1960年又是堅持大躍進方針的一年，這一年餓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又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大躍進中退回來。但是，在中國當時那種政治制度下，身處中央的決策者們很難得到下面的真實情況，他們發現問題總是要晚幾個月，而且他們知道的危機狀況比實際情況要輕得多。糾錯過程又和反右傾交叉，反右傾不僅阻礙糾錯，還助長錯誤。所以，中國共產黨雖然努力糾正錯誤，但大饑荒還是持續了三四年。 二、毛澤東獨自「唱低調」，別人還得唱高調 毛澤東不是一個遲鈍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部分領導人和若干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廣泛地討論了公社化中出現的問題。3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書記的彙報時，就開始對這些高級幹部做「降溫」工作。說是「現在開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4日，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等議論十年規劃時，毛澤東說：「還是社會主義這個題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聖反映，群眾中有人怕廢除票子，怕歸公，因而銀行提款的多，發生了搶購。毛澤東說：「廢除貨幣，陳伯達就有這個傾向。北京現在亂得很，我們沒有章程，天下大亂。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澤東還說，鋼鐵不去趕美，只趕英國。他還說：「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就由集體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講快了。」9日，針對一些人迴避商品經濟的傾向，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要發展」。他說；「現在有那麼一種傾向，就是共產主義越多越好，最好一兩年內就搞成共產主義。山東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說得神乎其神，我是懷疑的。」 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發表講話。他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著重講了「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首先指出：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等於全民所有制。將來達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於就是實現了共產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其次，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必須發展商品經濟，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而剝奪農民的錯誤做法。第三，針對各地「大躍進」、「大鍊鋼鐵」中所謂「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燈」、「挑燈夜戰，日夜苦幹」之類不顧群眾生活的錯誤做法，要求各地實行「勞逸結合」，貫徹「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會議期間，毛主席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要求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並建議廣大幹部讀一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但是，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能說，別人說了就有右傾之嫌。所以，這些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話都是毛澤東先說出來。毛澤東說出了這些話，又被他的下級奉為「先知」、英明。由於批評反冒進、反右派等殘酷鬥爭，在各級幹部頭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毛澤東說了這些話，也沒人敢付之實踐，還得繼續唱高調。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講到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能太快、要有條件的時候，劉少奇說，達到150元-200元的消費水平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消費水平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則認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轉了。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高層有人如此繼續唱高調，到下面繼續唱高調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情有獨鍾，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況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一面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實。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對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低調講話沒有認真傳達落實。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還認為反「三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是一時的事，而反右傾是長遠大事。 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說：「有糾正高指標錯誤的過程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時又流露出欣賞高指標的情緒，似乎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 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見難以落實，就把糾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訴到生產小隊一級幹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說「我想和你們商量幾個問題」。這封信一共講了六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為了反對高指標，他對生產隊的幹部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的可能性。」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之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由於相信1958年糧食高產，認為糧食吃不完，幾位中央領導人提倡「少種、高產、多收」，主張減少種植面積。毛澤東告訴六級幹部，這種說法三年不可行，還是要多種。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要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 毛澤東在這封信的最後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目標，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這句話表明，毛澤東還是希望達到較高的目標。唱低調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的聰明的下級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實想法，按照他的真實意圖行事。如吳芝圃、李井泉等。 毛澤東深知，底層幹部和農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過中上層幹部，直接向底層發布他的意見，有時直接發動底層。這封信如此，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樣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級幹部搞壞的。 問題發展到大批餓死人的程度，毛澤東深感到受了下面幹部的欺騙。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調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組織和指導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率隊分別赴浙江、湖南、四川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也分別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調查研究。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這些調查，了解了不少農村真實情況。但為時已晚，大錯早已鑄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整頓「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1960年11月3日，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即十二條）向全國下達。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 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六，少扣多分，儘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一，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十二條下達後20多天，即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表示：「自己也曾經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他的這個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對一個報告的批示的形式說出來的，這個報告是中共甘肅省委1960年11月25日報告，批示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從中可以看作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的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改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的是至少）7年時間公社現行的所有制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20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20年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據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 毛澤東這個自我批評的意思還是制止「共產風」。但是，有些地方「共產風」一直刮到1961年。這是因為共產主義這個美好的理想，在各級幹部中印象太深了。這是中國輿論工具的功勞；也是因為，實現共產主義，已經寫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上面，考核幹部的一個最重要的標準，是看他共產主義信仰是不是堅定。 三、所有制上退讓，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瞞產私分的問題使毛澤東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轉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為了抑制所謂瞞產私分，毛澤東等人糾正不顧條件過急地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偏向，從所有制上退回來。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六次講話，重點講調整所有制。他說： 要基本消滅三級所有制（即公社、大隊、生產隊）之間的差別，把三級所有制變成一級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成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生產隊的經濟水平大體趨於平衡，而這需要幾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可少的過程，而不是什麼向農民讓步的問題。….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這個過程。 就在鄭州會議期間，1959年2月28日，毛澤東對《中共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中說： 這裡應當加一句：又應當批判只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全國共有幾億人口之多），公社積累過多，社員分配過少，社辦、縣辦工業過多因而抽去人力過多，使生產隊人力過少，妨礙農業任務完成等「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必須承認，目前實際上還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 為了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毛澤東建議各省召開六級幹部會議。1959年3月9日，他在寫給各省委書記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把六級幹部迅速找來，把方針立刻放出去，三幾天內就會將大小矛盾轟開，就會獲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取得主動，觀潮派、算賬派無話可說。當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罵我們開倒車。這些人會有幾天睡不好覺，吃不好飯。但也不過幾天而已。三幾天後，就會想通的。」 在毛澤東建議下，各省都召開了六級幹部會議（各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議）。按毛澤東的意見，也請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見的人，即所謂「觀潮派」參加會議。安徽的六級幹部會從3月9日開始，18日結束，參加人數達1萬人，內有「觀潮派」1000多人。 廣東的會議參加者有16000人。這些會議都是落實「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方針，算1958年一平二調的帳，清退物資財產。例如，湖北省麻城縣召開萬人大會，搞「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縣、公社、管理區三級黨委層層檢討承認錯誤，讓基層幹部把話說出來，做到人人心情舒暢、上下團結。「三個兌現」：一是公社調生產隊的物資，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糧的，立即供應；三是窮隊，該支援的，立即貸款。毛澤東對湖北省委關於麻城縣萬人大會的三個報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的作法。 但是，這只是口頭文章，實際上沒有兌現，如果真的兌現了「缺口糧的，立即供應」，那就不會餓死人。 不過，從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不能否定1958年的成績，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澤東在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第一次講話中有言在先： 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通常所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定1958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會議和六中全會所說，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由農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帳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著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這個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 在糾正大躍進的偏差中，幹部們頭上一直有一把懸劍，罪名有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觀潮派、算賬派、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這一把把懸劍使人們寧左勿右，阻礙著有限的糾錯政策的落實。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人們對錯誤的估計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錯誤只是「一個指頭」，即只佔十分之一。超過了這個範圍，懸劍就可能落在自己的頭上。 四、搞退賠，僅是紙上文章 為了糾正「共產風」，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還要求各地清退「共產風」中颳走農民的和生產小隊的財物。有些地方也賠了一些。如江蘇省東台縣唐洋公社盧南大隊，歸還社員小農具180件，苗豬、小豬、肉豬27頭，羊33隻，其它沒有償還的也計價，答應償還。 農民的房子已經拆了，重建是很困難的，拿走的東西大部分都揮霍了，退賠很不容易。由於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報上來不少公社退還給生產隊、生產隊退還給農民的數字。 這些數字大部分是虛誇的。清退工作1959年春天開始，但進展十分艱難，在以後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發文，強調退賠問題： 1959年2月鄭州會議以後的各省召開的六級幹部會上，清退是一個重點內容。1960年11月3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中的第二條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縣和縣以上各級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向社平調的房屋、傢具、土地、農具、車輛、家畜、家禽、農副產品和建築材料等等種種財物，都必須認真清理，堅決退還。」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中，說，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緊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會議紀要發出後，各地都進行了退賠工作，取得了成效，但總的來說退賠工作做得不徹底，再次強調，「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反覆多次的指示，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全部、徹底進行退賠」。 中共中央這些指示在基層落實的情況怎麼樣呢？請看江蘇省的兩個資料。 1960年11月，江蘇省常熟縣莫城公社已經進行了「三反」，10日工作組進村與公社幹部開了會，11日、12日召開了小隊長以上幹部會。在這兩個會上都原原本本地傳達了「十二條」，並聯繫實際進行了討論。在食堂設立登記處，登記社員被「平調」的物資和去路，制定兌現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兌現階段。傳達後群眾普遍歡迎，認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眾怕十二條不能兌現。幹部中有人有情緒。他們說：「搞一平二調時是上面刮起來的風，通不通，三分鐘，不通也得通。現在群眾批評，退物賠款難上加難，越想越冤。」「我們這些小兵小卒總是先挨當頭炮，刮共產風帶頭上陣，批共產風帶頭檢查。」 （未完待續）
前不久，某男子疑似發表「辱華」言論被一大姐鎖喉的事引發了不小的輿論，有人支持，有人反對。由於視頻內容並不完整，只記錄了衝突升級之後的畫面，因此很多人好奇該男子到底說了啥。 我也等了好幾天，可始終沒有從任何的媒體或者小道消息中探聽到所謂的「辱華」言論究竟是什麼（如果有人知道可以告訴我）。 不過這並不重要，畢竟該言論只是引發了兩人言語上的交鋒，大姐既沒報警，也沒動員他人將其趕下列車，一切都在合理範圍之內，之所以動武主要是因為後來的罵戰。 再者，一般情況下中國人真正在意的並非對方所言有沒有道理，是否存在誤解，而是其中所隱含的類似「中國不行」的觀點，哪怕是過度解讀，只要觸發了此類關鍵詞，無論說了啥，肯定沒好果子吃。 其實，比起他到底說了什麼，更令我好奇的是，這樣一個製造大新聞的機會，竟然沒有媒體跟進。 按照某些國內媒體的尿性，不得把該男子的言論連帶他過往的「黑歷史」扒個底朝天，搞個網路「遊街示眾」？這樣既能揭露「漢奸」的醜惡嘴臉，還能來一次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 沒了各路媒體的持續報道，眼看此次事件就要這麼過去了，但就在昨天，「辱華」風波又起。 起因是有網友發現，在蘋果官網Apple Watch Specialist專家一對一選購頁面上，客服竟然是一位扎著辮子的印第安人（疑似，究竟是不是尚待蘋果官方證實）。 蘋果官網客服（蘋果官網截圖） 這又觸發了另一個關鍵詞「辮子」，畢竟在中國人的認知里，辮子不僅象徵著愚昧落後，還一定程度上映射了近代的屈辱歷史。睹物思事，以至於有人說，「這辮子咱們都剪掉100年了，還來羞辱我們，居心何在」。 好在群情激憤的網友們很多都去不了美國，否則要是溜達到了印第安保留地，還不得當場爆炸並要求美國政府絞了他們的辮子。 不過說來好笑，其實這位疑似印第安人的客服並非中國特供，在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蘋果官網上也是他。 對於此事，胡錫進的兩個觀點很有意思，值得拿出來說一說。 首先，他認為由於「歷史和文化的原因」，中國人在「辱華」問題上的敏感是可以理解的，「美國和西方公司在做產品宣傳時，多一些細心、謹慎，盡量不要選用有可能引發中國人誤解的圖文，這是他們開展跨文化交流時一份應有的素養和水平。」 確實，一定程度的敏感應該理解，也可以得到包容，但咱們已經不是敏感了，而是應激。看看這些年的「辱華」事件，從個人到團體，從公司到國家，名單長得足夠繞地球一圈了。 如此雷點密布，再怎麼細心、謹慎也沒用。 如果按中國人的標準，世界上哪還有所謂的跨文化交流，怕是整天都要困於罵戰了，今天某部電影辱法，明天某部小說辱美，後天某首歌曲辱日…你能想像這樣的世界嗎？ 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育碧吧，作為世界知名遊戲公司，旗下的《刺客信條》系列可謂大名鼎鼎，擁有數以億計的擁躉。 該系列幾乎每一部所設定的時代背景都不相同，包括十字軍東征時期的敘利亞、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獨立戰爭時期的北美、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工業革命時期的倫敦等等。 雖說依託著真實的歷史與事件，但劇情內容卻相當魔改，可以說是把這些國家「辱」了個遍，特別是英、美。 中國玩家也一直期待可以有一部關於中國歷史的正統續作，但直到今天，育碧都沒有立項的打算，是因為育碧不想賺錢嗎？當然不是，人家可能只是害怕咱們，萬一遊戲出來落下個「辱華」的罪名，別說銷量大打折扣，說不定還會遭到抵制，被驅逐出中國市場。 除此之外，胡錫進還認為「國人不應沉浸在過去的經驗和悲情中」「不應放任自己的敏感，在遇到一些模糊不清、可能有多種解釋的情況時，我們要讓理性佔上風」「互相都不要扣帽子」。 這番道理固然沒錯，可出自他之口卻顯得格外荒誕，當初煽風點火的是他，現在好言相勸的又是他，雖說皆是位置使然，但從他的態度轉變中也能看出來，民族主義這把雙刃劍如今已顯現出其破壞性的一面了。 其實，「辱華」一詞最早被大眾所熟知可以追溯到2000年，當時法國巴黎的NESLES劇院正在上演一出名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新話劇。 該話劇是由同名小說改編，原作書名的靈感來自於作者在北京見到的一塊為了使人們不忘歷史而保留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雖然原小說屬於超現實主義範疇，內容也與侮辱中國人毫無關係，但劇名還是引起了當地法國華人的憤怒，他們要求院方改名。 北京青年報為此寫了一篇名為《長篇報道：巴黎街頭辱華事件始末》的文章，也就是從這兒開始，「辱華」成了之後此類事件的代名詞。 而「辱華」事件背後所呈現的本質上是一種自尊、反歧視的心理，成因則源自鴉片戰爭之後。無論是「東亞病夫」的蔑稱，還是白澳政策、排華法案都能從客觀上反映出當時中國人形成這種心理的必然性。 不過與特殊歷史時期的真辱華相比，如今的「辱華」一詞已經被嚴重扭曲與濫用了，過度的敏感使其內化成了一種近似於妄想的癥狀，除非將其扔進歷史的垃圾桶，否則是無葯可治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牌惡棍）
「我就是中國人，我就是不允許你說我們中國不行！」 「你就是個舔狗，你就是其他國家的舔狗！」 9月13日，火車上，女子單手鎖喉一名男子，霸道而有力。 那一刻，她和民族精神融為一體，成為正義的化身。 關於此事，視頻的標題大差不差： 「男子火車上嘴賤惹眾怒被大姐鎖喉按牆上」 「男子車廂內侮辱中國惹眾怒，女乘客憤然出手單臂鎖喉怒喝」 「男子在火車上發表過激言論，引起整個車廂的憤怒，大姐大哥紛紛站起來指責」 事實似乎顯而易見： 一名男子在火車上說了傷害中國人感情的話，一名女子挺身而出，卡了他的脖子。 然而，該男子到底說了什麼，到底如何傷害了中國人感情，無論是官媒，還是自媒體，都沒有報道。 我只看到鎖喉女的義憤填膺，看到男子罵女子是「雞」，然後看到卡脖子。 我還看到有網友言之鑿鑿地說「什麼叫危害民族感情危害民族精神，那個男子的言行就叫危害民族精神和感情」，然而，他都不知道人家說了什麼，就給他的言論判了刑。 但他們的理由很充分，「車子上的民眾群起而攻之，說明群眾的眼晴是雪亮的」，「這個人要反思，為什麼整個車廂的人都要打他」。 根據幾個人，或者一群人的感受，而不是根據事實，就可以給人扣這麼大一頂帽子，給人判了刑，這讓人不安。 根據鎖喉女子的話，該男子應該是在說中國不行，而別的國家很行。至於哪些國家行，又在哪些方面行，全都不得而知。 只要願意麵對事實，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國家雖然有悠久而燦爛的歷史和文化，在改革開放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也不是事事領先，時時領先。我們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敞開懷抱向他人學習，「師夷長技以制夷」，從來不是晚清才需要的口號。 所以，在我看來，說中國某一方面不太行，可能是事實，也可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不一定就是在傷害民族感情。 我是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如果有人說「中國現當代小說有啥好看的，要看還是得看俄國小說，或者法國小說」。我不同意這個觀點，但我願意聽聽他的理由。 如果有人說「中國人邏輯不太行，還是西方人邏輯性更強」，雖然覺得這個說法太武斷，但我也願意聽聽他的理由。 很多言論，本質上都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技巧和觀念是不是落後，中國文化和教育中是不是缺乏形式邏輯的傳統和訓練，都是可以且值得討論的話題。 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只要是涉及到中國和外國的全稱所指，就變成了不容討論的政治正確，當他人揮舞起大旗，你就只有承認的份，沒有討論的餘地。 只要你敢在這種全稱所指中，說了某些不合時宜的話，你就會變成眾矢之的，千夫所指。被舉報，被討伐，甚至被開除。 沒有人敢用「這是可以討論的話題」為你辯護，公共討論的日趨逼仄，已經容不下這麼奢侈的辯護理由。在一場涉及民族、國家、歧視等等大詞的討伐中，你只有100%的清白無辜，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還記得，2021年11月，湖南城市學院的老師在講課中說日本人精益求精，被學生當場罵娘和舉報，老師再怎麼為自己辯護都沒用，之後被學校強行轉崗，當起了一名圖書管理員。 再想想今年5月，蘭州大學歷史院老師被舉報抹黑抗美援朝，之所以能躲過一劫，幸免於難，只是因為那是栽贓陷害。 回到本文開頭的那位男子，他說中國不行，舔外國，這當然是不自信，沒骨氣。鎖喉女要是跟他辯論，有理有據地將之駁倒，倒也是一段佳話。 但在那段掐頭去尾的視頻里，我們沒看到這樣的理智和風度，只看到氣勢洶洶的語氣，直挺挺戳人的手指，那是一種不容辯駁的姿態，一種戰無不勝的姿態。 可是，一個人如果觸犯了法律，也應該被法律制裁，而不應該打著愛國的旗號，對其施行私刑。 如果憑藉個人的道德判斷，打著愛國的旗號，就可以隨意對他人造成人身侵害，那麼要警察幹什麼？要法律幹什麼？ 如果是這樣，那麼鎖喉女認為該男子的話傷害了民族感情，那麼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認為，鎖喉女打人而不受懲罰，讓外國人誤以為中國沒有法律，也嚴重破壞了國人的形象呢？ 愛國，首先就要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 遵紀守法，比喊任何愛國口號都更重要。 不能因為打著愛國的旗號，就逃過法律的制裁。 如果不追究「鎖喉女」的違法行為，下一個被鎖喉的，可能就是你！ —The End—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亮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