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很明显，从外交部到村广播，从官方到群众，主流的声音都是谴责日本核污水排海。可是昨天，一男子在重庆大街上举牌抗议日本核污水排海，被警方带离。 这难道不是主流所需要的“声音”吗？为什么又不让他“发声”了呢？ 其中的逻辑其实挺有趣的，简单点讲：需要你对日本保持反感，但是不需你上街呐喊。 再简单点：只是让你口嗨一下，你怎么还上街了？ 我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有趣，设想当事人举牌子的心理活动。他或许是看了很多环球网、胡锡进以及官方的消息，真心实意痛恨日本人，所以他需要进行某些“报复性”行为，可问题是，怎么报复呢？ 这也简单，同样是这些地方得来的讯息，外国人一旦不满，就会上街抗议。什么白宫门口，什么巴黎水泄不通……他们习惯这样，看外国人抗议就是外国老百姓凄惨，看川普被起诉，就是美国总统贪污受贿无法无天。 好吧，就算这些都是真的，我们又有什么好得意的呢？说不定我们还不如他们。 这是题外话，主要是这些内容看得多了，再加上最近国内又在宣传“日本人上街抗议核污水排海”、“韩国人上街游行抗议核污水排海”等内容，重庆那名男子就也想到了上街抗议小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操作，不仅安全，而且符合正能量价值观，“你瞧，连官方都在宣传上街抗议日本核污水排海的事情”……但是大哥，人家是让你到日本、韩国、美国去抗议，你现在在哪？ 这位上街举牌抗议日本核污水排海的男子，想到了一切安全的因素，唯独忽略了一个不符合主流价值的东西：你今天能上街抗议日本核污水排海，这种行为就会成为鼓动别人以后上街抗议其他东西的风向标，这种事能让你干？我们虽然“自由”，却也不能太自由，不能学美国、日本那些发达国家的糟粕。 这种先例不能开，今天让你举了这个牌子，明天你自己举别的牌子怎么办？虽然我们谴责日本人，但是轻重缓急还得分得清。 因此，看上去他是上街抗议日本核污水排海，但结果还是被带走了。 一些嘴上的爱国者，尤其像这位举牌男一样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否则以后很可能会因为一件“正义”到世界尽头的事，导致自己惨烈的收场。 今天邢斌老师送外卖的文章很火，那是很好的文章，在我看来已经相当“真实”，但晚上认真思考之后，还是觉得邢斌老师的文章里缺少了一点东西，“体会”。 举个例子，邢老师说体验了一个月送外卖，一单2元到4元的薪资跟日本、北美一单36元相比相差太大，这就是国内与国外底层的差距。诚然，他揭露了一个赤裸裸的现实，我敬佩他。但是，邢老师终究是一个“有钱人”，住当地最好的社区，他即便能伪装成穷人去体验，却始终只是“体验”。 体验与挣扎，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受，无论你的体验再如何逼真，你还是很清楚，自己能随时终结这次体验。 这不妨碍邢老师那篇文章的意义，但仍然缺少了一些真正的“底层体会”。举个例子，国内外外卖员每单的酬劳差距逆天，可细想一下，如果国内的外卖员也每单36元薪资，那还有多少人点得起外卖，你我又是否还会去点外卖？ 没人点，他们又只能回去种地。就像老伯说的，种地舒服，送外卖哪有种地自由、轻松，可种地没钱啊，没钱怎么活得下去？ 所以外卖员的薪资低、受白眼、遭辱骂，并不仅仅只是外卖这一个行业所导致，而是整个环境和经济水准。只有当所有底层行业都受到尊重，薪资都得到提高，那么外卖员的收入才会增加。当所有人的工作、行为都受到尊重，外卖员才能被尊重。底层的民生，不仅仅是外卖员的民生，改变自然也不可能从他们作为起点，而是高层。 我会嘲笑那个重庆街头举牌子抗议日本核污水排海的男子的脑回路，但是我想，即便是他那样的人的行为，得到应有的尊重，也是值得的。我们可以嘲笑任何一个人，但嘲笑并不意味著取缔，同时也不代表我可以不尊重他的行为。 所有人自由的行为都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个社会才会出现改变。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因半月未公开露面被传正在接受军事当局调查，一位曾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朋友看了我发于美国之音的文章后问我，李的腐败如落实，对习近平的国内外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连接两位国务委员出问题，会不会引发中国的社会稳定。我把朋友的这两个问题也发于推特，其中一个线民的回答很有代表性，该线民说，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是从上到下，本来就不是出自他们，而是由习决定的。 一般地说，这样回答大体是对的，但是，如果像秦刚和李尚福这种处于关键岗位的官员出问题而换人，对习的内外政策多少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有些做法或者规矩会调整或改变，至于调整的幅度，取决这个官员在这个岗位上曾经的行政力度或者这个官员的某些特殊情况。 以李为例，他曾在解放军装备部部长任上因采购俄罗斯的防空武器而遭美国制裁，在他今年三月升国防部长后，为开展美中两国防长的对话，拜登曾一度想取消对李的个人制裁，因遭美国务院反对而作罢。中国亦以李受制裁而拒绝美方一再的对话要求。假设拜登政府不取消对李的制裁，在五年内两国防长就没法对话，军方高层的联系管道难以建立起来，若在此期间出事，就不能得到妥善处理，这正是美国防长奥斯丁一直急著施压中国要见李尚福的原因。然而，制裁李是美国国会做出的，在目前美国整体反华的背景下，拜登也不愿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北京而言，李被制裁固然可以看作某种“耻辱”，但是北京也反手打这张牌，把它作为一种不对称的策略用来威吓美方。因为北京知道，奥斯丁急著要同李恢复对话，目的是为了管控两军发生某种意外，建立空中和海上相遇的行为准则。美军频繁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派军舰穿越南海和台海以宣示航行自由，而解放军也不示弱，派军机和军舰进行监视和拦截，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某种意外。今年5月以来，就分别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出现了中国军机和军舰的不专业拦截行为，险些酿成相撞事件。两国防长会谈，美国就是要在美军和解放军之间重建一套空中和海上相遇行为准则，以后双方可以遵循这个准则和程式来处理某种意外事件，而这套准则和程式美国认为当然要由它来主导。 北京清楚这点，所以不愿意两国防长见面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没有这套空中和海上相遇准则，解放军就可按照自己方式去监视和拦截美国的军机和军舰，这极易引发擦枪走火，并由此点燃两军的某种冲突，但美军或者说拜登政府现在并不想在南海或台海同中国开战，因此需要避免这种意外情况。北京拿捏到了拜登政府这点，你想和我讨论行为准则规则，我偏不和你讨论。但不讨论必须找个能够说得过去的理由，李尚福被制裁就是现成的。我的国防部长被你制裁，反过来还要求配合你同你的国防部长开会，这不就证明你的制裁是合理的？因此，傻瓜才会答应你的见面要求。 可以说，习近平其实也不愿美国取消对李的制裁，取消了制裁，他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理由去拒绝美方两国防长的见面要求。中国军事专家直言不讳地讲过，如果美国不取消制裁，两国防长不可能会谈，损失最大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拜登政府自然也明白北京的小心思，可是受制于美国的国内政治，也没办法。故取消李被制裁这个事情只得搁著。 现在李出问题，如果他被换掉，另一个人做防长，拜登的这个难题自然就解决了，这是美方获得的一个意外礼物。沮丧的是习，原本一个可用的工具不能用了。习会不会找其他的理由继续拒绝两国防长见面，我看很难。若两国防长恢复对话，这是李尚福事件影响习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 对解放军本身的影响，可能会在武器采购方面，强化流程管理，或者增加一些监督环节，具体会怎么改正武器采购暴露出的问题，外界并不清楚。但改正是一定的。当然，这算不上解放军大的政策的改变，只是在某个具体事情和做法上的改变。然而，大的政策是要落实到一个一个的具体事情和做法上的，没有一个抽象的政策，原则性的政策最后都要从具体的事情做起。 相对而言，秦刚的去职对习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就不如李尚福在国防政策方面这样来得直接和明显。但假如像坊间传言的，他的下台是因为在外交理念上和习不同，那么，他被免外长依然对中国外交会产生某种影响。不过，由于他在外长任上只有半年，无论是在外交的风格还是人事上都还未成形，因此，即使有影响也是很弱的。 由此说明，某位高官因为不正常原因而去职，对习的内外政策的影响是因人和职位的重要程度而定，不能一概论之。 当然，这种影响都是在具体的某个方面，而不是在国家的发展和走向上，除非出问题的的是某个政治局常委。可即便是常委，也要看他负责分管的领域以及在党内和国家的决策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权重。总的来讲，在党和国家的决策大权都集于习一人之手，由习一人定夺下，其他高官的权力被削弱，决策受限，尤其在关于国家发展方向和大政方针以及某些重要的政策等方面，那是习亲自掌舵的，基本不受人事更替的影响，但在每个具体的政策领域，在发生因为腐败或其他政治问题而导致的人事更替后，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最好吃的月饼是哪一种？最原始的味道才是最让人怀念，想起家的回忆。 京式月饼 北方月饼被称为京式月饼，伍仁提浆月饼是经典代表。传统的伍仁馅，有白瓜子、糖莲子、核桃、连衣杏仁、腰果、柑桔乾和榄仁等食材。月饼的外皮是纯化糖浆的合皮，容易硬化。硬硬的皮和馅料，是很多北方人记忆中的月饼滋味。 京式月饼（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苏式月饼 苏式月饼起源于上海、江浙及周边地区，受到江北部份地区和江南地区人民的喜爱。其特点是皮层酥松，色泽美观，大诗人苏轼有关中秋的诗句“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说的就是苏式月饼。“酥和饴”描述的就是苏式月饼的酥松易化。 苏式月饼（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潮式月饼 潮式月饼产于广东潮汕地区，流传于闽南一带，与苏式月饼同属酥皮类，但起酥工艺各有特色。潮式月饼讲究“水油立酥皮”：百般翻转，千番压叠的外皮入温油一炸，螺旋形酥皮，夹著馅料，外观独特喜气，一般也被视为好意头糕饼。 潮式月饼（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广式月饼 广式月饼是目前最广为人知的中秋月饼，它起源于广东及周边地区。其特点是皮薄、馅满，同时，皮馅的油含量高于其他类月饼，吃起来口感油润、软滑。特别的是，道地的饼馅，入口甜美清香，值得细细品尝传统糕饼艺术。 广式月饼（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翻毛月饼 老北京著名的月饼除了提浆月饼，还有源于苏杭细点、饼皮层层叠叠，轻薄如鹅毛的翻毛月饼。相传，翻毛月饼刚出炉放于桌子上，轻轻拍打桌面，酥皮即能飞起，掉落的瞬间有如洁白的片片羽毛，深得慈禧太后喜爱，遂赐名“翻毛月饼”。 翻毛月饼（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滇式月饼 滇式月饼主要起源并流行于云南、贵州及周边地区，目前也逐渐受到其他地区消费者的喜欢，其主要特点是馅料采用了滇式火腿。云南火腿月饼虽不以外观华丽见长，但其火腿馅料咸甜交错，极其美味，呈现了当地环境特有的饮食风味。 滇式月饼（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玫瑰花饼 中国人自古有用鲜花做酱及馅料的传统，云南鲜花饼是经典代表。云南自古盛产鲜花，鲜花入菜、做糕饼也做出名气。很多旅游云南的人都吃过的玫瑰花饼，糖蜜玫瑰花瓣做馅，入口清香不甜腻，小小糕饼封存了花香，令人回味无穷。 玫瑰花饼（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鲜肉月饼 鲜肉月饼是江浙沪一带的特色小吃。顾名思义，馅完全是由鲜肉组成，酥松的皮中包著丰腴的肉汁，慢慢渗透其间，可谓一绝。临近中秋，出名的鲜肉月饼店排队人潮满满；看师傅做饼，像在煎水煎包，其实是在烤饼，香气阵阵，令人满足。 鲜肉月饼（图片来源:Adobe Stock）
9月13日晚间在布里斯本南区，由侨务委员罗富龄、陈秋燕、林淑美和昆士兰台侨团体联合会秘书长柯文耀一同筹划举办“昆士兰侨界欢迎驻澳大使徐佑典伉俪晚会”，号召当地侨界各社团代表积极参与，出席人士包括驻布里斯本办事处处长范厚禄伉俪、组长吴允仁、副组长林鸿尧、主事许暥妮及昆士兰台湾中心主任欧阳群，侨务谘询委员卢淑媛、卢永吉、陈春龙、柯文耀、黄素珍、馀谦谋、徐瑞云、温锦文夫人温邱秀云、布里斯本市议员黄文毅，及多位侨务荣誉职人员与各社团代表成员，兆丰银行、玉山银行与中华、长荣航空公司代表等共约200人盛情出席参与。 昆士兰侨界欢迎台驻澳大使到访（供图） 当天由澳洲昆士兰台侨团体联合会秘书长柯文耀与副秘书长陈瓴薽共同主持，首先邀请昆士兰国乐协会演奏“宝岛颂”为晚会热烈开场。随后由侨务委员罗富龄首先致词，盛赞大使徐佑典的丰富外交经历，以及对促进台美之间的关系之实质贡献，她代表阳光昆士兰州布里斯本侨胞一同热情欢迎大使的到来，并持续合作拓展外交，促进台湾走向国际发光发热。 昆士兰侨界欢迎台驻澳大使到访（供图） 昆士兰侨界欢迎台驻澳大使到访（供图） 侨务委员陈秋燕则赞扬大使自8月到任抵达澳洲后，即携夫人风尘仆仆前来布里斯本与乡亲见面，并提到日前受电视台ABC直播专访展现智慧谈论台澳关系、台湾民主，申请加入CPTPP、台澳FTA、澳洲国会议员访台等议题，表现外交专业令人敬佩。 昆士兰侨界欢迎台驻澳大使到访（供图） 侨务委员林淑美上台表示昆士兰台湾侨胞一向团结，热情参与晚宴欢迎徐大使的莅临，共同展现爱台湾的一条心，支持大使让台湾走向国际。 昆士兰侨界欢迎台驻澳大使到访（供图） 处长范厚禄详细向大家介绍大使的专业外交学经历，特别推崇大使在北美丰富的外交生涯经验，期许驻澳办事处在优秀的新任大使带领下，不间断与澳洲政府紧密合作，深化各领域伙伴关系，也欢迎徐佑典能常到访昆士兰，感受当地侨胞的热情，此外并特别感谢昆士兰侨胞的凝聚力，长期支持拓展外交，继续让台湾在国际发声，拓增良好影响力。 昆士兰侨界欢迎台驻澳大使到访（供图） 当天晚会徐佑典以“台澳关系展望”为题演讲，强调增进与邻国关系友好紧密的重要，透过强化国际能见度和参与度，说明我国外交政策的战略与新思维。其中以2015年时，台湾跟美国签署“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为例。 昆士兰侨界欢迎台驻澳大使到访（供图） GCTF是台湾跟美国一起投入人力等相关资源，将我国的强项如数位科技、绿能、妇女赋权、公共卫生、执法合作等议题，举办各主题工作坊，邀请其他区域国家来共同参与，这让国际体认台湾能实质参与国际社会，也有实力帮助其他国家。后来日本已在2019年加入。而在全球疫情期间，2021年澳洲政府也决定加入GCTF，现已形成一个美日澳台正式伙伴，未来台湾也要稳健展现经贸实力，极力争取澳洲政府支持台湾参与CPTPP。 昆士兰侨界欢迎台驻澳大使到访（供图） 另外他提到台湾与美国正在进行“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借由设定高标准的经贸机制，从劳工、环保、农业、数位经济、贸易便捷化等11项，把台湾的标准拉高，甚至超越国际的标准，深化双边经贸关系。 他呼吁侨界与政府一起组成Team Taiwan拼外交，例如澳洲乡亲可以透过选票发声至联邦国会议员，使澳洲政府关切并采取行动帮助台湾。并特别鼓励侨界同胞全力支持办事处举办的各项活动，感谢各侨团持续积极经营侨社。另外期盼侨胞、旅澳台湾人都能分享自身故事，传达“台湾精神”给更多澳洲当地与各多元文化族群了解，融入澳洲主流社会，大幅提升台湾能见度及国际形象。 台驻澳大使徐佑典（供图） 在大使精采的外交视野讲座后，由投影片介绍昆士兰各台侨社团，并安排昆士兰国际杰人会与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澳洲分会表演口琴吹出“我的心里衹有你没有他、爱情的恰恰、Top of the World”等优美旋律。 昆士兰侨界欢迎台驻澳大使到访（供图） 晚宴由三位侨务委员罗富龄、陈秋燕与林淑美共同致赠履新纪念品予大使夫妇。同时侨务谘询委员卢淑媛也准备纪念品赠送，并致词热忱欢迎大使首次到访布里斯本，祈愿台湾与澳洲关系在徐佑典的带领下更加兴荣和谐，让台澳相互交流互惠，发挥台湾重要的民主自由精神。之后，主持人也邀请各侨团会长上台共同以昆士兰台侨团体联合会名义致赠礼物，象征昆士兰侨界全体的热情与支持。 最后，在来宾们享用美食之际，大使夫妇逐桌敬酒亲民交流，并合照珍贵留念，让大使履新欢迎晚宴宾主尽欢，顺利落幕。 新闻来源：侨务委员会电子报 欢迎读者朋友提供各类社区消息，请联系我们社区记者：Rachel.W Email: [email protected]
尽管伦敦交通局一直在努力鼓励市民淘汰老旧汽车转而使用公共交通，但其超低排放区(ULEZ)的汽车报废计画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已经拨付了高达1.6亿英镑的资助，仅有1%的合格驾车者参与了这一计画。 据估算，伦敦共有260万驾车者，其中大约100万的车辆未能通过ULEZ的燃油排放标准。令人震惊的是，衹有约14,000人接受了2,000英镑的补助并将车辆报废。 那么，为什么这项计画的吸引力如此有限？首先，提供的补贴远远低于车辆的市场价值。汽车交易网站Carwow的数据显示，不达标的车辆的平均价值为5,200英镑，这意味著许多车主参与这一计画将面临经济损失。此外，复杂的申请程序和难以理解的条款也可能导致车主望而却步。例如，Shahzad Shiekh拥有一辆价值20,000英镑的1989年款BMW，这车未达到ULEZ标准。伦敦交通局仅提供了2,000英镑的补贴，Shiekh称这个计画“简直是个笑话”。 申请报废计画的程序相对繁琐。车主需在伦敦交通局官网创建帐户并提供众多详细信息，随后车辆还需被送到“授权处理设施”取得“销毁证明”。完成这些后，车主才能获得补贴。并且，这个计画还有资格限制。要申请，车辆必须在伦敦的某个地址上注册，该地址必须在去年1月30日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车辆必须有最新的MOT、道路税和保险。 尽管伦敦交通局为老旧车主提供了各种优惠，如1,600英镑的补助和12个月的公交与电车通行证，但效果尚不明显。面对伦敦日益增加的拥堵费，驾车者仍在寻找既经济又环保的出行方案。尽管如此，伦敦交通局仍鼓励市民更多使用公共交通。 Jeremy Palliser，来自萨里郡的Oxshott，他住在M25公路以内，离ULEZ区域仅数百码。这位63岁的退休基金经理表示，拥堵区的扩张使他的燃油费用增加，为避免每日12.5英镑的费用，他衹能选择远离伦敦的路线。他批评说：“伦敦市长Sadiq Khan由于自己的健康问题而对交通拥堵费异常关注，但我，作为同样的哮喘患者，不认为在伦敦外围对驾车者收费有何益处。这不过是又一种向我们多收费的方式。”
（接上期） 毛泽东从中央领导思想上找“五风”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确提出“人祸”问题，这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到，1960年“五风”比1958年持续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五风”难以纠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纠正“五风”，各级干部也听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风整社中，纠正“五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赔，让社员揭发批斗干部的“五风”行为。退赔、清算是不彻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这些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真正受到了打击。有人估计，在整风整社中，受批判斗争的干部5%左右，受到党纪处分的大约占15%左右。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虽然对共“五风”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运动形式，使行政权力进一步神化，强化了极权制度的的危害。 “五风” 屡禁不止，最后不得不靠强权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来解决，这是因为“五风”有深刻的制度基础。30多年以后，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共产风”其所以连绵不断，清理了又刮，边清理边刮，固然同清算、退赔不彻底，特别是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有密切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阶段空想论的影响。”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给制和工资制度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三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四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薄一波这一点说得对，“五风”其所以产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已经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仅如此，产生“五风”的制度，不仅仅在人民公社这一层级上。整个国家制度，即极权制度，才是产生“五风”的真正根源。不解决制度问题，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风”，是不可能彻底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在大饥荒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21世纪初，除了“共产风”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风依存在。到20世纪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新的“浮夸风”机制。 第二十章 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 任何一个政府，面对危机都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面对全国性的大饥荒，也曾调整政策，纠正错误。这主要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间的八个月。 毛泽东的一切纠偏措施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而“三面红旗”恰恰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毛泽东把执行“三面红旗”的成绩和问题说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纠偏时只能谈“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说：“毛泽东对错误的纠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许动摇三面红旗为前提的。” 在庐山会议以后，连这个限度以内的纠正措施也废除了。1960年又一次大跃进，又一次共产风，1961年又一次纠偏，但为时已晚，大饥荒持续了三四年。纠正错误的迟缓、波折、低效，不仅反映这个制度信息闭塞、机制僵化、领导专制等种种弊端，还反映这个制度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 一、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 自1958年夏秋以来，由于大跃进搞乱了全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毛泽东的认识有了转变，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有所冷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这八个月间，采取了一些纠正偏差、克服困难的措施。毛泽东首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 一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见本书“人民公社”一章），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除了上述会议，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会议和信件中，毛泽东除了讲一些纠正偏差的话以外，也讲了另一面的话。例如，他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他还是想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说过反对“一平二调”的话，但他也说过“公粮、积累、劳动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他认为“现在只能部分地调，全省全国调不行。”他主张在公社内部可以无偿调拨，搞公社范围内的“小全民所有制”。 他说过不能一下子否定价值法则，但也说过“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 他讲过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认为“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 在纠正1958年以来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要求宣传部门继续歌颂“三面红旗”。对于1958年秋季以来出现的大量问题，毛泽东肯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20日报批的《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中的意见：对报刊工作的态度是，继续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进行充分地宣传，只宣传成就和积极方面，一般不报道消极方面。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鉴于1956年反冒进时期，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造成了马鞍形。而所谓缺点，事后检查，不过是十个指头的一个指头，或者还不到一个指头。那时却有些人大惊小怪，惊惶失措，是一种左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 在转变指导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也采取了一些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社员饲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对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养猪，有所放松。 指导思想的这些转变和上述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在庐山会议及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都“一风吹”。1959年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指出五、六、七三个月内农村出现了一股右倾歪风：改变了“基本队有制”，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吹掉了部分供给制；吹掉公共食堂。 其实，农业部党组指出的这些问题，正是在执行中共中央向农民让步的政策的结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发出的三个文件的结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转了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说农业部党组揭露的这些问题“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要求“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其实，毛泽东对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几个让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爱将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书记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说：“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有的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当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应该积极办好，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反右倾以后的1960年又是坚持大跃进方针的一年，这一年饿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大跃进中退回来。但是，在中国当时那种政治制度下，身处中央的决策者们很难得到下面的真实情况，他们发现问题总是要晚几个月，而且他们知道的危机状况比实际情况要轻得多。纠错过程又和反右倾交叉，反右倾不仅阻碍纠错，还助长错误。所以，中国共产党虽然努力纠正错误，但大饥荒还是持续了三四年。 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调 毛泽东不是一个迟钝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3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书记的汇报时，就开始对这些高级干部做“降温”工作。说是“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4日，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等议论十年规划时，毛泽东说：“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圣反映，群众中有人怕废除票子，怕归公，因而银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毛泽东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北京现在乱得很，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泽东还说，钢铁不去赶美，只赶英国。他还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就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讲快了。”9日，针对一些人回避商品经济的倾向，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他说；“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内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 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首先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其次，他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而剥夺农民的错误做法。第三，针对各地“大跃进”、“大炼钢铁”中所谓“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挑灯夜战，日夜苦干”之类不顾群众生活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实行“劳逸结合”，贯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会议期间，毛主席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并建议广大干部读一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但是，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能说，别人说了就有右倾之嫌。所以，这些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话都是毛泽东先说出来。毛泽东说出了这些话，又被他的下级奉为“先知”、英明。由于批评反冒进、反右派等残酷斗争，在各级干部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毛泽东说了这些话，也没人敢付之实践，还得继续唱高调。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能太快、要有条件的时候，刘少奇说，达到150元-200元的消费水平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消费水平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则认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转了。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高层有人如此继续唱高调，到下面继续唱高调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情有独钟，对“群众运动”倍加爱护，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基调。现在毛泽东低调讲话，大家看作暂时的，不是根本的。何况毛泽东在讲这些低调的话时，还讲了另一面的话。报纸上还成天在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对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低调讲话没有认真传达落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怕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还认为反“三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是一时的事，而反右倾是长远大事。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有纠正高指标错误的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感到他的意见难以落实，就把纠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诉到生产小队一级干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几个问题”。这封信一共讲了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为了反对高指标，他对生产队的干部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之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由于相信1958年粮食高产，认为粮食吃不完，几位中央领导人提倡“少种、高产、多收”，主张减少种植面积。毛泽东告诉六级干部，这种说法三年不可行，还是要多种。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要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目标，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这句话表明，毛泽东还是希望达到较高的目标。唱低调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聪明的下级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实想法，按照他的真实意图行事。如吴芝圃、李井泉等。 毛泽东深知，底层干部和农民与上层统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过中上层干部，直接向底层发布他的意见，有时直接发动底层。这封信如此，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这样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级干部搞坏的。 问题发展到大批饿死人的程度，毛泽东深感到受了下面干部的欺骗。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组织和指导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率队分别赴浙江、湖南、四川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调查研究。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这些调查，了解了不少农村真实情况。但为时已晚，大错早已铸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整顿“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即十二条）向全国下达。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下达后20多天，即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表示：“自己也曾经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他的这个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对一个报告的批示的形式说出来的，这个报告是中共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批示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从中可以看作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的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改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的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据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毛泽东这个自我批评的意思还是制止“共产风”。但是，有些地方“共产风”一直刮到1961年。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的理想，在各级干部中印象太深了。这是中国舆论工具的功劳；也是因为，实现共产主义，已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面，考核干部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共产主义信仰是不是坚定。 三、所有制上退让，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瞒产私分的问题使毛泽东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转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为了抑制所谓瞒产私分，毛泽东等人纠正不顾条件过急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偏向，从所有制上退回来。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六次讲话，重点讲调整所有制。他说： 要基本消灭三级所有制（即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把三级所有制变成一级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这个过程。 就在郑州会议期间，1959年2月28日，毛泽东对《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中说： 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 为了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毛泽东建议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1959年3月9日，他在写给各省委书记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立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当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 在毛泽东建议下，各省都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各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按毛泽东的意见，也请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人，即所谓“观潮派”参加会议。安徽的六级干部会从3月9日开始，18日结束，参加人数达1万人，内有“观潮派”1000多人。 广东的会议参加者有16000人。这些会议都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算1958年一平二调的帐，清退物资财产。例如，湖北省麻城县召开万人大会，搞“三级检讨，三个兑现”：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让基层干部把话说出来，做到人人心情舒畅、上下团结。“三个兑现”：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穷队，该支援的，立即贷款。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的三个报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级检讨，三个兑现”的作法。 但是，这只是口头文章，实际上没有兑现，如果真的兑现了“缺口粮的，立即供应”，那就不会饿死人。 不过，从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不能否定1958年的成绩，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泽东在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第一次讲话中有言在先：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定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会议和六中全会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由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这个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 在纠正大跃进的偏差中，干部们头上一直有一把悬剑，罪名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观潮派、算账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一把把悬剑使人们宁左勿右，阻碍着有限的纠错政策的落实。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人们对错误的估计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错误只是“一个指头”，即只占十分之一。超过了这个范围，悬剑就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 四、搞退赔，仅是纸上文章 为了纠正“共产风”，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还要求各地清退“共产风”中刮走农民的和生产小队的财物。有些地方也赔了一些。如江苏省东台县唐洋公社卢南大队，归还社员小农具180件，苗猪、小猪、肉猪27头，羊33只，其它没有偿还的也计价，答应偿还。 农民的房子已经拆了，重建是很困难的，拿走的东西大部分都挥霍了，退赔很不容易。由于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报上来不少公社退还给生产队、生产队退还给农民的数字。 这些数字大部分是虚夸的。清退工作1959年春天开始，但进展十分艰难，在以后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发文，强调退赔问题： 1959年2月郑州会议以后的各省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清退是一个重点内容。1960年11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中的第二条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种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中，说，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发出后，各地都进行了退赔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总的来说退赔工作做得不彻底，再次强调，“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决心，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 中共中央这些指示在基层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请看江苏省的两个资料。 1960年11月，江苏省常熟县莫城公社已经进行了“三反”，10日工作组进村与公社干部开了会，11日、12日召开了小队长以上干部会。在这两个会上都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十二条”，并联系实际进行了讨论。在食堂设立登记处，登记社员被“平调”的物资和去路，制定兑现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兑现阶段。传达后群众普遍欢迎，认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众怕十二条不能兑现。干部中有人有情绪。他们说：“搞一平二调时是上面刮起来的风，通不通，三分钟，不通也得通。现在群众批评，退物赔款难上加难，越想越冤。”“我们这些小兵小卒总是先挨当头炮，刮共产风带头上阵，批共产风带头检查。” （未完待续）
前不久，某男子疑似发表“辱华”言论被一大姐锁喉的事引发了不小的舆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由于视频内容并不完整，只记录了冲突升级之后的画面，因此很多人好奇该男子到底说了啥。 我也等了好几天，可始终没有从任何的媒体或者小道消息中探听到所谓的“辱华”言论究竟是什么（如果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 不过这并不重要，毕竟该言论只是引发了两人言语上的交锋，大姐既没报警，也没动员他人将其赶下列车，一切都在合理范围之内，之所以动武主要是因为后来的骂战。 再者，一般情况下中国人真正在意的并非对方所言有没有道理，是否存在误解，而是其中所隐含的类似“中国不行”的观点，哪怕是过度解读，只要触发了此类关键词，无论说了啥，肯定没好果子吃。 其实，比起他到底说了什么，更令我好奇的是，这样一个制造大新闻的机会，竟然没有媒体跟进。 按照某些国内媒体的尿性，不得把该男子的言论连带他过往的“黑历史”扒个底朝天，搞个网络“游街示众”？这样既能揭露“汉奸”的丑恶嘴脸，还能来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没了各路媒体的持续报道，眼看此次事件就要这么过去了，但就在昨天，“辱华”风波又起。 起因是有网友发现，在苹果官网Apple Watch Specialist专家一对一选购页面上，客服竟然是一位扎着辫子的印第安人（疑似，究竟是不是尚待苹果官方证实）。 苹果官网客服（苹果官网截图） 这又触发了另一个关键词“辫子”，毕竟在中国人的认知里，辫子不仅象征着愚昧落后，还一定程度上映射了近代的屈辱历史。睹物思事，以至于有人说，“这辫子咱们都剪掉100年了，还来羞辱我们，居心何在”。 好在群情激愤的网友们很多都去不了美国，否则要是溜达到了印第安保留地，还不得当场爆炸并要求美国政府绞了他们的辫子。 不过说来好笑，其实这位疑似印第安人的客服并非中国特供，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苹果官网上也是他。 对于此事，胡锡进的两个观点很有意思，值得拿出来说一说。 首先，他认为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中国人在“辱华”问题上的敏感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和西方公司在做产品宣传时，多一些细心、谨慎，尽量不要选用有可能引发中国人误解的图文，这是他们开展跨文化交流时一份应有的素养和水平。” 确实，一定程度的敏感应该理解，也可以得到包容，但咱们已经不是敏感了，而是应激。看看这些年的“辱华”事件，从个人到团体，从公司到国家，名单长得足够绕地球一圈了。 如此雷点密布，再怎么细心、谨慎也没用。 如果按中国人的标准，世界上哪还有所谓的跨文化交流，怕是整天都要困于骂战了，今天某部电影辱法，明天某部小说辱美，后天某首歌曲辱日…你能想象这样的世界吗？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育碧吧，作为世界知名游戏公司，旗下的《刺客信条》系列可谓大名鼎鼎，拥有数以亿计的拥趸。 该系列几乎每一部所设定的时代背景都不相同，包括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叙利亚、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独立战争时期的北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等等。 虽说依托着真实的历史与事件，但剧情内容却相当魔改，可以说是把这些国家“辱”了个遍，特别是英、美。 中国玩家也一直期待可以有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正统续作，但直到今天，育碧都没有立项的打算，是因为育碧不想赚钱吗？当然不是，人家可能只是害怕咱们，万一游戏出来落下个“辱华”的罪名，别说销量大打折扣，说不定还会遭到抵制，被驱逐出中国市场。 除此之外，胡锡进还认为“国人不应沉浸在过去的经验和悲情中”“不应放任自己的敏感，在遇到一些模糊不清、可能有多种解释的情况时，我们要让理性占上风”“互相都不要扣帽子”。 这番道理固然没错，可出自他之口却显得格外荒诞，当初煽风点火的是他，现在好言相劝的又是他，虽说皆是位置使然，但从他的态度转变中也能看出来，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如今已显现出其破坏性的一面了。 其实，“辱华”一词最早被大众所熟知可以追溯到2000年，当时法国巴黎的NESLES剧院正在上演一出名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新话剧。 该话剧是由同名小说改编，原作书名的灵感来自于作者在北京见到的一块为了使人们不忘历史而保留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虽然原小说属于超现实主义范畴，内容也与侮辱中国人毫无关系，但剧名还是引起了当地法国华人的愤怒，他们要求院方改名。 北京青年报为此写了一篇名为《长篇报道：巴黎街头辱华事件始末》的文章，也就是从这儿开始，“辱华”成了之后此类事件的代名词。 而“辱华”事件背后所呈现的本质上是一种自尊、反歧视的心理，成因则源自鸦片战争之后。无论是“东亚病夫”的蔑称，还是白澳政策、排华法案都能从客观上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形成这种心理的必然性。 不过与特殊历史时期的真辱华相比，如今的“辱华”一词已经被严重扭曲与滥用了，过度的敏感使其内化成了一种近似于妄想的症状，除非将其扔进历史的垃圾桶，否则是无药可治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牌恶棍）
“我就是中国人，我就是不允许你说我们中国不行！” “你就是个舔狗，你就是其他国家的舔狗！” 9月13日，火车上，女子单手锁喉一名男子，霸道而有力。 那一刻，她和民族精神融为一体，成为正义的化身。 关于此事，视频的标题大差不差： “男子火车上嘴贱惹众怒被大姐锁喉按墙上” “男子车厢内侮辱中国惹众怒，女乘客愤然出手单臂锁喉怒喝” “男子在火车上发表过激言论，引起整个车厢的愤怒，大姐大哥纷纷站起来指责” 事实似乎显而易见： 一名男子在火车上说了伤害中国人感情的话，一名女子挺身而出，卡了他的脖子。 然而，该男子到底说了什么，到底如何伤害了中国人感情，无论是官媒，还是自媒体，都没有报道。 我只看到锁喉女的义愤填膺，看到男子骂女子是“鸡”，然后看到卡脖子。 我还看到有网友言之凿凿地说“什么叫危害民族感情危害民族精神，那个男子的言行就叫危害民族精神和感情”，然而，他都不知道人家说了什么，就给他的言论判了刑。 但他们的理由很充分，“车子上的民众群起而攻之，说明群众的眼晴是雪亮的”，“这个人要反思，为什么整个车厢的人都要打他”。 根据几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感受，而不是根据事实，就可以给人扣这么大一顶帽子，给人判了刑，这让人不安。 根据锁喉女子的话，该男子应该是在说中国不行，而别的国家很行。至于哪些国家行，又在哪些方面行，全都不得而知。 只要愿意面对事实，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家虽然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不是事事领先，时时领先。我们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敞开怀抱向他人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来不是晚清才需要的口号。 所以，在我看来，说中国某一方面不太行，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不一定就是在伤害民族感情。 我是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如果有人说“中国现当代小说有啥好看的，要看还是得看俄国小说，或者法国小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愿意听听他的理由。 如果有人说“中国人逻辑不太行，还是西方人逻辑性更强”，虽然觉得这个说法太武断，但我也愿意听听他的理由。 很多言论，本质上都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技巧和观念是不是落后，中国文化和教育中是不是缺乏形式逻辑的传统和训练，都是可以且值得讨论的话题。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只要是涉及到中国和外国的全称所指，就变成了不容讨论的政治正确，当他人挥舞起大旗，你就只有承认的份，没有讨论的余地。 只要你敢在这种全称所指中，说了某些不合时宜的话，你就会变成众矢之的，千夫所指。被举报，被讨伐，甚至被开除。 没有人敢用“这是可以讨论的话题”为你辩护，公共讨论的日趋逼仄，已经容不下这么奢侈的辩护理由。在一场涉及民族、国家、歧视等等大词的讨伐中，你只有100%的清白无辜，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还记得，2021年11月，湖南城市学院的老师在讲课中说日本人精益求精，被学生当场骂娘和举报，老师再怎么为自己辩护都没用，之后被学校强行转岗，当起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再想想今年5月，兰州大学历史院老师被举报抹黑抗美援朝，之所以能躲过一劫，幸免于难，只是因为那是栽赃陷害。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位男子，他说中国不行，舔外国，这当然是不自信，没骨气。锁喉女要是跟他辩论，有理有据地将之驳倒，倒也是一段佳话。 但在那段掐头去尾的视频里，我们没看到这样的理智和风度，只看到气势汹汹的语气，直挺挺戳人的手指，那是一种不容辩驳的姿态，一种战无不胜的姿态。 可是，一个人如果触犯了法律，也应该被法律制裁，而不应该打着爱国的旗号，对其施行私刑。 如果凭借个人的道德判断，打着爱国的旗号，就可以随意对他人造成人身侵害，那么要警察干什么？要法律干什么？ 如果是这样，那么锁喉女认为该男子的话伤害了民族感情，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锁喉女打人而不受惩罚，让外国人误以为中国没有法律，也严重破坏了国人的形象呢？ 爱国，首先就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 遵纪守法，比喊任何爱国口号都更重要。 不能因为打着爱国的旗号，就逃过法律的制裁。 如果不追究“锁喉女”的违法行为，下一个被锁喉的，可能就是你！ —The End—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亮见）
（接上期）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时已有大量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风”其所以成为全局性的灾难，有刮风的，有跟风的。刮风的是风源，跟风使“五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紧。 有人说风源是毛泽东，毛曾自己说过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说风源是刘少奇，1958年夏秋之间，刘说过很多狂热的话。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中国那种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响全国的风潮。全国性风潮一般是由高层领导刮起来的，或者起源于地方（实际是地方官员揣磨中央的意图而作为），然后由高层领导肯定或倡导刮向全国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五风”的形成过程讲了一外故事：有一个人砌了一堵墙，粉刷得很干净，不让任何人在墙上画东西，他就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有一个人看了就写了一句“我来画一画”，第三个人看了就写了“你画我也画”，后来又一个人写了“要画大家画”。这样就成了一首诗：此墙不准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这堵墙不是一个人弄脏的，“五风”不是某一个人刮起来的。 毛泽东“始作俑者”的事实本书已有充分的介绍。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于对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刘说成毛泽东的错误的反对者，是“右”的，是反“五风”的。其实不然。看了下面列举刘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论，读者就会知道，刘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这方面的言论，本书其它章节已经有些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等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刘少奇这次还讲到要消灭家庭。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三、四十年之后，我看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1958年7月1日，刘少奇在首钢视察时说：“总路线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总路线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刘少奇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是当前一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农业合作社，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均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这里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么你的。”“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 刘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对上述“两个心思”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他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提出共产主义制度这个理想以来，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愿工作了，就要懒下来…….我们实行供给制，也有人怕‘干不干，两斤半’。劳动人民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到实行供给制以后，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农民这句话证明，实行粮食供给制，不是使人家更懒了，而是使人更勤劳。” 在同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他站稳了，他实行了供给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齐。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视察，不仅鼓吹共产主义，还相信下面干部说的假话，并加以鼓励。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刘少奇很支持密植，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方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同志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道路。” 刘少奇这段话不仅助长了各地的瞎指挥，还对劳动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误导。9月27日，他在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江苏省有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江苏省只有50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万。哪个大呢？是300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那么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我这里罗列刘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风”的言论，并不是说，“五风”的风源是刘少奇。也不是为了减轻毛泽东的责任，而是说明，自从批评“反冒进”以后，当时中央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其中，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调子一致，他们有时还说出比毛泽东更激进的话。20多年以后，邓小平回顾当年的情况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何止没有反对？实际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如果要追究“五风”的风源的话，那就是整个中央领导集团。当然，说中央领导集团有意刮“五风”那也不符合事实。他们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们的这些言行一层一层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更有制度的原因。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风源”来自中央领导集团。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动静，下面的跟风者会成千上万、风起云涌。 在庞大的跟风队伍中，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自觉认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机钻的；四是盲目无知的；五是混水摸鱼的。 自觉认同者中有一批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盲目无知者，相当一部分是“热血青年”，他们深信在“共产主义教育”中学到的一切，深信报刊上关于大跃进宣传。这两部分人在知识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两极，但在跟风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真诚”的赞同，他们表现得自觉而虔诚。他们在跟风过程有一种参与神圣事业的自豪感，有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责任心。但是，这两类人在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显然不同。自觉认同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关键时刻能提出新的口号，新的说法推动运动深入。无知的“热血青年”，最为激进，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极端，也最具有破坏性。这两批人是跟风力量的中坚。 热血青年，脑子里只有舆论所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发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去保卫某种价值。为保卫这种价值，他们无所畏惧。这种无畏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热血青年打冲锋，这是毛泽东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他们易冲动，往往把事情搞得过火，只要这种过火不破坏政府的目标，这种过火是允许的，甚至被认为是可爱的。 被迫自保而跟风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跟风有可能被认定为“态度”、“立场”有问题，有可能犯“方向”、“路线”错误。右倾的帽子就拿在上级的手上，是可以随时给戴上的，谁也担当不起。在这批人当中，多数人不激进，但也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为了给自己营造更可靠的保护层，也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一些过激的事。开始有的地方放“高产卫星”，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信以为真，许多地方领导人起初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到了“浮夸”者得到了中央的称赞，感到自己再不跟风就有政治危险时，才跟风放起了“卫星”。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持否定、批判态度者，开始只是少数人，经过一段时间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后，才“同仇敌忾”掀起“反右倾”的风潮的。跟风者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现实，也违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无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风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与不安，伴随着对风潮严重后果的担忧与焦虑。 一些投机钻营分子，跟风是为了投领导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这固然与个人品质有关，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干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全由领导人说了算。只要主要领导人喜欢，仕途就畅通无阻。在这种制度下，看到上级喜欢亩产1000斤，他就来一个亩产2000斤。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与欢心。他使出浑身解数去跟风，以求仕途通达。 在农村有一批素质极差的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总是打头阵。毛泽东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称这种人为“痞子”。没有这些“痞子”，运动就打不开局面。所以毛泽东对“痞子运动”持肯定态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后的“四清运动”中，这些人被称之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农村干部队伍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表现得十分激进，以求混水摸鱼。对农民进行拷打，捆绑，各种违反政策的事，就是这批人干出来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来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她不是坏人，只是“三面红旗”的一个积极推行者。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南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土改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她都是分子。１９５２年她串联了左邻右舍六户农民组织了互助组。秋后，六户农民家家增产。“彭梅秀互助组”被评为全县的模范互助组。以后的合作化中，她又带头紧跟中央，组织了初级社、高级社。省报和地报还经常有她的报道。我这里提到她还因为她和刘少奇直接发生过冲突，作为风源人物之一的刘少奇认识已经改变，而她还没有转变。《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一书对她作了生动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在大炼钢铁时，公社下达天华大队上交林炭的任务很重，按这个指标，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建议不要上交这么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务一斤不少，结果几个山头都剃了光头。后来又没有炼出钢铁，段树成说“这是得不偿失”。上级强调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间有几丘冷浸田不适合种棉花。小队干部请示段树成。段树成回答说：“因地制宜吧！”结果，大片棉田中，有几丘田种了水稻。大队有个茶园，由于虫害和干旱，有些茶树枯死，在茶树间有一些空地。段树成让社员在空地上栽上了红薯，以补茶场工人粮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树成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日夜批斗， 车轮战术，留党察看两年。 刘少奇到天华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六十条，重点听取对公共食堂的见。彭梅秀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刘少奇说，“我们今天讨论公共食堂，刚才已经学习过六十条，请谈谈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条，翻了几页，说：“刘主席，我们今天不说办不办公共食堂的事！”刘少奇微笑着说：“为什么呢？”彭梅秀扬着手里的六十条说：“第34条讲得很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怎么没有条件呢？省里都在天华开过座谈会。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要不然，还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不办，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刘少奇笑了笑，说：“过去我们的宣传有点过火，也不能说不办公共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看有不有利于群众生活，有不有利于发展生产。红旗大队更应该实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说：“别人办不办，我不管，反正天华的公共食堂要坚决办，积极办！”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连刘少奇也不放在眼里。她得知刘少奇找她的“政敌”段树成了解情况，很不满意。在屋里摔东西，担桌子，暴跳如雷。她冲到刘少奇和段树成谈话的屋子，要进去，被刘少奇的警卫拦在门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刘胡子，你到天华来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后的几天，彭梅秀越来越不像话，对中央调查组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长沙县委不得不将她调到另一个大队任党支部书记。几天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长沙县委书记李满成等上领导人到天华大队开会，刘少奇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调动的决定，同时宣布为段树成平反。并由段树成担任天华大队领导。就在这个时候，彭梅秀闯到会场来了，她哭着，闹着，在地上打滚，破口大骂“刘胡子”。 应该说，彭梅秀这样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忠诚骨干，是核心力量，中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这样一些人推动的。 “风源人物”和大批跟风者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联系起来，使“五风”的蔓延有了组织依托。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每次运动，都是通过这种层层核心力量，通过种种会议，实行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运动，把它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手段。不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众运动，就是在科学性很强的工业建设中，也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工业指导思想的“鞍钢宪法”中，就有“大搞群众运动”这一条。其实，在极权制度下，群众运动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群众运动背后总是以最高权力的意志为背景的。最高权力人物“运动”群众打击自己的反对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众运动是依靠权力系统层层发动的，在运作过程中有权力的操纵。被“运动”的群众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断能力，处于一种盲目的亢奋状态，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出现了“过火”行为。只要这种“过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最高当权者是乐观其成的。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往”思想的指引下，这种被“运动”起来的无知者，对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意见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有了风源，又有了跟风者，如果没有舆工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响全国的“五风”。上面介绍的种种跟风人物，都是在舆论工具的鼓动下行动的。甚至风源人物也受到舆论工具的影响。这里说的舆论工具，不仅是报纸、电台，还包括文艺工、教育、社会科学。舆论工具的动员作用是“五风”大面积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闻、文艺、教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动员群众的工具。在全体人民中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批判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是这些机构的任务。教育工作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灌输，在一张白纸上印上最初的印记；文艺工作者则编织动人的故事，改变人们的感情；社会科学研究，则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从深层次改变人们的认识；而新闻则无时无地的用“事实”教育群众，开成强大的攻势。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建国以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多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几乎被扫荡以尽，能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是顺从者就是没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只知道共产主义不知道其它的年轻人。这些在舆论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共产主义以及“三面红旗”时，不仅干劲十足，还富有创造性。 舆论工具说假话不脸红，因为也是有理论根据的。 当时新闻界常用的理论是： “现象和本质”。你看到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事物的本质。记者明明看到了真实情况，却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质”的理由被编辑部否定。明明是与现实相悖的报道，却因为它说出了事物的“本质”，而得到肯定。当然，什么是本质，只有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体”。不能只看一个局部，要从全局上看问题。你虽然看到了真实情况，如饿死了人，但这只是一个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情况。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九个指头”是好的。你如果过份强调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体”的错误。当然，普通百姓、一般记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领导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说话，写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多数农民的现实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谁能了解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识分子，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这个认识水平。 “事实选择的阶级性”。世间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同一个问题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事实。说话、写文章就要选择事实。选择过程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体现了他代表谁的利益。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对“三面红旗”怀有强烈阶级感情的人，在写文章、说话时，决不会选择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而选择“黑暗面”的事实，批评“三面红旗”的人，他的立场、感情一定有问题。 这些“本质”、“整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论，把判断是非的权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下面的人只能听命从事。“事实选择的阶级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们思考问题、写文章时，只能选择反映“光明”的事实，不能选择反映“黑暗”的事实。所以，报纸上只能一片叫好，没有一丝批评的声音。 舆论一律，理论一律，文艺、教育也是一律。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噪音”，没有“杂音”。“五风”也就一致地刮了起来。 在思想舆论控制和信息封锁的条件下，开动所有的舆论机器，长期宣传一种价值，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崇高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的攻击。 七、“五风”屡禁不止 对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毛泽东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共产风”“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清理“共产风”，“五风”有所收敛，但不久又刮了起来，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刮得更厉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阳县委报告，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对“共产风”年年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像群众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子”。 9月18日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的信中说，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自留地等问题最为严重。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许多生产队粗算了一下，“共产风”的各项损失，人均达50元左右，多的达一百多元，相当于社员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采取了靠电话统一指挥生产的办法，公社统一安排农活，全社一齐行动，群众称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粮食方面较普遍的问题是征过头粮。有的生产队还几次压缩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粮食连年减产。 毛泽东大概不仅看到来自湖北省沔阳县的报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刹住“五风”的决心。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招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对“五风”一刮再刮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反思，他认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乱，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乱。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 ，十四句话， 也搞了六条指示 ，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厉害，1958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1957年是2400万，1958年是4400万，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万，合计比1957年增加2600万。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