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大集團創辦人許家印被抓，在海內外引發轟動。有關許家印及恆大帝國的諸多秘聞如潮湧現。目前最吸人眼球的，可能是恆大美女歌舞團和總部神秘的「42層」。 美女歌舞團和總部神秘的「42層」 許家印組建了恆大民族歌舞團，看著是公司演出的一個團體，歌舞團都是美女，許多人質疑，沒有演出的時候，她們會幹什麼呢？據媒體報導，這個歌舞團曾幫助許家印「公關」了很多難點。也有人說，許家印養的這個恆大歌舞團，性質與朝鮮金正恩的「歡樂組」差不多。 另有中國自媒體踢爆，許家印在恆大深圳總部大樓還有個神秘的「42層」，出入都是「小姐姐」，不是誰都可以上去。據說許夫人丁玉梅有所聽聞後，曾特意去過一次42樓，然後是「黑著臉出來」的。該爆料者不便明說的是，「42層」即是遠比賴昌星當年的紅樓高檔的多的恆大紅樓。 無論是對許家印養歌舞團的質疑還是對這個「42」層的質疑，都是合理的。因為中共官員對商人開的私人會所趨之若鶩，已是公開的事實。近年落馬的官員，多被通報涉違規出入私人會所。會所實際上已成為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的方便之地。儘管官方稱一批會所已整改轉型，但還有許多隱秘會所悄然奢靡，屢禁不絕。 筆者早些年在一家上市民企工作過，老闆也是財大氣粗，海港泊有遊艇，自家樓頂有段時間還停直升機。公司雖沒有許家印的歌舞團，卻有一大幫漂亮的女員工兼職公關，每有官員到會所吃飯，她們就是「全陪」，這在公司是公開的秘密。老闆有時也會請「外援」，比如有一次招待中科院某院士，就是從外邊請了兩個更懂服務的女子，將該院士搞得服服貼貼，在項目立項上大力支持。 縱情聲色的中共「紅樓」 出入私人會所，時常是落馬官員其中一條罪名。習近平以此作為處理對他不忠的官員的借口。 這類場所往往由民企開設。一是因為國企可能被盯得緊，官員腐敗需要找到安全通道；二是因為在「國進民退」的政治風向下，民企發展艱難，需要攀附權貴拿項目，所以會想各種辦法討好他們。 這種涉色私人會所，在官媒報導中，能盤點到不少，最早的當是賴昌星的廈門紅樓。 1999年，案值高達人民幣530億元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被引爆。賴昌星所建位於廈門湖裡區的華光路的「紅樓」，其特供官員淫亂的內幕曝光。「紅樓」因而也成為這類由商人專供高官權貴淫亂的場所代名詞。 中共央行前行長戴相龍的女婿、數字王國實際控際人車峰，也被曝曾在北京巨額投資裝修秘密會所，並在舞蹈學院，電影學院藝術學院等高校招聘美貌女大學生，專門侍候省長部長與銀行行長，以換取利益回報。 財新網曾報導，前江蘇省委常委趙少麟之子趙晉在北京所開的豪華會所有多處，其中一處位於北京北京高檔小區緣溪堂，其會所有如賴昌星之紅樓，以色情服務，供各路顯達尋歡鬼混。他們一律被錄音錄像作為要挾證據。 據中紀委下屬官媒報導，趙晉在北京開的豪華會所，特供前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前天津市公安局長武長順、前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前濟南市委書記王敏等人進京時居住、玩樂。而原濟南市委書記王敏落馬，就是因為被從錄像中認出來。 涉周永康案的曹永正，2016年7月8日被判刑7年。據《新京報》報導，昔日曹永正控制的隱秘政商帝國北京年代公司的總部是北京前馬廠衚衕60號院。該院子前方為2號樓據稱是客房，曾有多位美女服務員，接待形形色色的官員以及希望接觸官員的人。因為周永康人稱「百雞王」，曹永正的這一私密場所，周可能也是常客。 財新網2016年9月20日披露，所謂中國「首善」陳游標掌控的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辦公所在地，是一棟名為「南京黃埔防災減災培訓中心」的大樓。據多位江蘇黃埔內部人士透露，樓內還有豪華的總統套房，供接待官員使用。 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曾多次出入白雲山風景區品雲觀景餐廳」。香港媒體曾披露，該會所除常規享樂設施還有美女表演，多二三十歲，樣貌嬌艷。據指，萬被捕後交代去會所事，稱每周都去，最多一周四次，山珍海味不在話下，至少要兩位美女作陪。 中共新華社記者周方在新浪博客揭露，有宣傳部門高官當年參加一位大老闆在京城某高檔會所的宴會時，不僅跟著喝人奶，而且還做了「很過分的事」。港媒《蘋果日報》援引新華社內部人士披露，原中共網信辦主任魯煒當年有份參加企業招待的「人奶宴」。 位於北京故宮附近、被視為中共權貴俱樂部的「茅台會」，近日被曝人去樓空。「茅台會」實際操盤人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女婿李伯潭。這裡也是太子黨交集地。「茅台會」背後有沒有色情操作，目前不得而知。 國企也不例外，2015年3月16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原總經理廖永遠被立案審查。財新網報導引述知情人士稱，廖永遠在北京有一個秘密據點，只有與他極其親近的人才能去縱情聲色。 中紀委曾盤點過有問題的九個知名私人會所，包括湖北十堰樓盤軍茂商城七樓、廣州華南碧桂園豪華別墅、珠海環球金融中心37樓、合肥宜和世家、合肥琥珀山莊逸園、廣州白雲山風景區品雲座、珠海華髮會館、北京趙氏父子會所，以及天津山寨「水立方」會所等。 此外，江蘇泰興人趙富強在上海楊浦「小紅樓」圈養性奴，傳聞「小紅樓」有不少高官出入，2019年案發，前年案情被翻炒。趙的發跡時間，主要是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任內。後來被抓捕判刑的只有13名官員，最大的官只不過是楊浦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盧焱。但有消息指，至少韓正下邊還有一大幫馬仔牽涉在內。 習近平或繳獲許家印持有的權貴淫亂錄像 前邊所提及的接待中共權貴的色情會所，許多被曝光會對來玩樂的官員偷偷錄音錄像，作為要挾證據。恆大許家印的美女歌舞團和總部神秘的「42層」，或許也有這樣的安排。許家印不知把多少中共官員拖下了水。習近平抓了許家印，那些人都在盼著許早死… 近30年間，許家印生意做到這麼大，後台確實不會是一般人物，也不會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大群人。傳聞許家印背靠中共高層多派權貴，包括好色的江派曾慶紅、曾慶淮兄弟和賈慶林家族。當然，因為恆大在全國開發樓盤，許家印更多的可能是結交下邊省部級的官員。 至於許家印能夠在2021年中共黨慶日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應該也是獲得了時任中宣部長黃坤明，乃至主管黨建和宣傳的時任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的青睞。 如今習近平找准機會，拿下許家印，應該也是對他身後的各路權貴的敲打。 關鍵是，習近平透過掌管中紀委的親信李希，可能已經查抄了恆大總部神秘的「42層」的監像錄像。一眾權貴吃喝鬼混的狀態，以及美女歌舞團不堪入目的特殊服務，令人咋舌。 如此，許家印作為中共的恆大黨委書記，日後如果被官方通報開除黨籍，扣上「搞錢色交易」、「拉攏黨內腐敗官員」、「政治品行極為卑劣，投機鑽營」，甚至更罕見罪名，也不奇怪。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接上期） 他為刮共產風的幹部和自己開脫，並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的態度，他說：「他們（指括共產風的幹部-作者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批評大躍進的意見）「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罵祖宗三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 接著，毛澤東指出：「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如果現在要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麼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 講到反冒進，他話鋒直指彭德懷，說：「雖然彭德懷「不講反冒進， 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他告誡那些批評大躍進的人說：「這些同志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重複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時常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30公里。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 接著，他為食堂和大辦鋼鐵辯護說：「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在辦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他正話反說：「我有兩條罪狀：一個，1070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9000萬人上陣，補貼40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楂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麼如獲至寶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麼意思。」「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鍊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 這篇講話態度鮮明，對左派只是安撫，讓他們「硬著頭皮聽」；說批評「三面紅旗」的人 「離右派只有30公里」；把中間派說成「動搖分子」。他在講話中批駁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的說法。講話中也講了大躍進中一些問題的責任，說自己是「始作俑者，應該絕子滅孫」，但這些話明顯帶有賭氣的情調緒，不是誠心自我批評，不是「罪己詔」。毛澤東曾說過，他是不下「罪己詔」的。 散會後，萬毅將軍走出小禮堂時，親眼看到這樣一幕：彭德懷站在門外，當毛主席走出小禮堂後，他立即迎上去，貼近毛澤東，懇切地說：「主席，我是你的學生，我說的不對，你可以當面批評教育嘛，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毛澤東沒有停下腳步，把臉一沉，甩手走開了。7月23日聽毛澤東講話回來後，彭德懷和黃克誠都吃不下飯，沉默不語，他們雖然同住一棟房子里，但卻避免交談。 在這以後彭德懷再沒有到餐廳同大家一起吃過飯。7月24日（或25日）張聞天遇到彭德懷，交談時張說：不能講缺點了，不能批評，批評有危險。我們沒有錯，毛澤東講話是壓，是扣帽子。 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李銳聽了講話猶如晴天霹靂，悶頭一棍。他們四人沿著山邊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沒有一個人說話。田家英拾起一根燒焦的松枝，在石頭上寫了一首有名的舊聯：「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7月23日晚，彭德懷怎麼睡不著，直到天亮還在想：我的信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成了意見書呢？為什麼能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呢？為什麼說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呢？ 四、大臣們機變求自保 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只要毛澤東拿定了主意，在領導集團中，絕大多數人就會積極響應，很快形成具有壓倒優勢的主流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誰要發表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誰就處於十分孤立的地位，就會遭到集體的圍攻。所以，在這個領導集體中，誰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就很難有人為他說半句公道話。只有若干年後，隨著大環境的變化，主流意見隨之發生了變化，他的錯案才能得到糾正。 西方國家是議會政治，當時的中國是「會議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後者雖然只是顛倒了一個字，就變成了專制制度了。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開會來貫徹最高領導人的意圖，通過開會來圍攻與最高領導人不一致的看法。「會議政治」比皇權政治還要厲害。皇權政治只是皇帝一個人講自己的看法，沒有那麼多人跟著幫腔起鬨，沒有「多數人專政」，所以，皇帝想懲治一個人，如果錯了，別人還可以為之說情。在「會議政治」條件下，連說情的可能也沒有了。 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以後，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大會集中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進行批判，逼他們作違心的檢查。毛澤東身邊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加入反右傾的大合唱。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兇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當然，他們這樣做有種種堂而皇之的理由：為了維護大局，為了黨的團結。但是，有一點是不能迴避的：個人利害關係。在戰爭年代，他們多是孤身一個，沒有家庭包袱，他們認定鬥爭的對象是邪惡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犧牲了就是烈士。當了高官以後，有妻子兒女，有榮華富貴。更為重要的是，懲治他們的是被戴上種種理想光環的政權，是被所有的宣傳工具天天歌頌的「英明領袖」。這使他們感到，殺了頭不僅殃及子女，還要遺臭萬年。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中國的高官曆來有一個追求：文死諫，武死戰。實際在中國的歷史上，武死戰的層出不窮，文死諫的寥若晨星。這也是制度使然。 在廬山會議期間，林彪、康生、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條條兇猛的鷹犬對彭德懷勁頭十足地批判，無根無據地加罪，這是意料之中的。這些人在文革以後也沒有多少人為他們說好話。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後受到報刊輿論備加稱讚的高官中，在廬山會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於廬山會議檔案還沒有公開，我無法引證更多的資料研究7月23日前後高官們態度的變化。目前唯一公開的信史就是李銳根據他參加廬山會議的記錄整理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廬山會議實錄》中是按時間順序寫的，高官們的態度變化淹沒在複雜的事件和冗長的過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中每一個人的資料，按人頭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來。這樣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個人在7月23日前後態度的變化。請讀者原諒，在這一節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銳這本書的資料。我儘可能再引用其它當事人的材料，儘可能地避免李銳一個人的孤證。 1、劉少奇 1959年4月，在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成為國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說是當選，實際是毛澤東指定的，選舉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當時毛澤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這把交椅就讓給了劉少奇。但毛澤東還是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最有實權的職務。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麼說，當時劉少奇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真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時中央領導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劉、周、朱、陳、林、鄧。陳雲和鄧小平因生病沒有參加廬山會議。如果劉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就不可能隨心所欲。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名義上劉是二把手，實際上劉是毛的臣下。劉的命運還是由毛主宰。所以，劉還得看毛的臉色行事。 7月4日，劉少奇參加了中南組的討論時發了言。他說，1958年的躍進，吃了1957年的庫存、預支了1959年。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績是得到教訓，全黨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訓。去年錯誤對經濟生活造成很大影響，決不可忽視。聰明人是碰了釘子知道轉彎，不犯長期性、全國性的錯誤。全民鍊鋼、親身經驗，碰釘子轉彎，就是馬克思主義、正確領導，欲速不達，不要責備下面。他談到教訓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義為失誤辯護。 7月16日劉少奇講話，提出「成績講夠，缺點講透，鼓足幹勁」，作為會議的開法。 對於認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來說，這12個字中，「缺點講透」4個字是核心內容。 李銳認為，劉少奇是主張反左的，在會議發言中沒有明講，但從許多言外之意看得出來。他曾找胡喬木長談過反左問題，胡喬木沒有敢向毛反映。 劉少奇是毛澤東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澤東談，還得通過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喬木向毛反映，這正如皇權時代丞相的意見還得通過皇帝的近臣轉達一樣。胡喬木雖然地位遠低於劉、周、朱、陳、林、鄧，但他是毛澤東的近臣。在武昌會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陳雲也向胡喬木表示，不同意公布7500億斤糧食產量，胡喬木也沒敢及時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劉源也說「廬山會議前後，劉少奇是反『左』的」。 7月23日早晨，毛澤東通知要開大會，他要講話。劉少奇頭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藥入睡，突然接到開會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於安眠藥性還沒有過去，警衛員扶著他晃晃悠悠走進會場。劉聽了毛批彭講話以後，約胡喬木到他的住處談話，主張批彭只在小範圍進行，另外發一個反左文件。要胡喬木起草這個文件。胡喬木說，是不是同毛主席談一下。劉生氣了，說：你寫出來，我自然會去談。後來胡喬木讓彭真找劉少奇談，才決定不寫。 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會上，對彭德懷的集體圍攻中，看法本來與彭德懷接近的劉少奇，不僅沒說一句公道話，在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劉少奇還抓住機會插話、幫腔，當別人追逼彭德懷交待什麼問題時，劉少奇也積极參与追問。8月1日，劉少奇發言說彭德懷「腦子裡所想的社會主義與黨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慮」，「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講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根本問題在此」。劉少奇還揭發了一件事：「會理會議 前，批評軍委，很不守紀律，我聽不下去了。建議打電報，不要這樣講。我要打電報，話都是彭的，寫好電報交彭和尚昆，彭不簽字。會理楊、劉電報，是彭的意見。從那以後，我覺得此人不簡單。」劉少奇的這個揭發引起了毛澤東和林彪尖銳的插話。 劉少奇還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彭認為中國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個人崇拜。黨章中關於毛澤東思想這一條七大有，八大沒有了。劉少奇的發言中把八大黨中沒有寫上毛澤東思想這一條的責任推給了彭德懷。 劉少奇這個揭發不僅打擊了彭德懷，還討好了毛澤東。 黃克誠回憶說，有人說我是彭德懷的走狗，我氣得要命，說：你砍了我的頭，我也不承認。有位中央領導同志找我談話，談了兩次。他以幫助我擺脫困境的善意，勸我對彭德懷「反戈一擊」。我說：「落井下石」得有石頭，可是我一塊石頭也沒有。我絕不做誣陷別人解脫自己的事。從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第253頁可知，這位兩次找黃克誠談話的中央領導同志就是劉少奇。 8月17日，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開了一個中央工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了主要發言。他一開頭就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勝利。」接著又為大躍進中的錯誤辯護說：「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亂子。我們現在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破除規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視為亂子，實際並不是亂子，並不是缺點錯誤，而是一個革命的正常現象、正常秩序。」接著，劉少奇大力提倡「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他先說毛澤東的領導是「最好的領導，是最正確的領導」，接著說：「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麼『斯大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對『個人崇拜』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和林彪在毛澤東面前進行拍馬比賽，8月1日，在常委會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澤東，8月17日，劉少奇又超過了林彪。 其實，劉少奇並不是不知道「三面紅旗」的危害。廬山會議後不到一個月，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國慶觀禮時，他和鄧子恢一同上廁所。在廁所里劉少奇對鄧子恢說：「想不到人民公社對生產力破壞這麼嚴重！」當時鄧子恢的秘書在場。事後，鄧的秘書將此事告訴了劉的秘書姚力文。40年後，姚力文將此事告訴本書的作者。可見，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懷是一致的，但他還是參與圍攻了彭德懷。 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一書中，說乃父親生前有兩個錯誤：一是沒有阻止大躍進，二是沒有阻止文化大革命。書中說：「對大躍進，劉少奇的態度是被動消極的，他的觀點即使在『文革』中，對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隱約可見；但他曾力圖緊跟，積極去理解，對人民群眾中迸發出巨大的積極性，倍感興奮，為取得驚人『奇蹟』所感動，並由衷高興。正如他後來說的：『如果能夠快，當然好，誰願意慢呢？』不久，發現了嚴重問題。廬山會議前後，他堅決要反『左』，並在以後的工作中，儘力去糾正『五風』，反對高指標。」 「劉少奇雖不負有主要責任，但是他畢竟沒能制止這場災難。作為黨的第二號領袖、國家主席，他參與、贊同了『大躍進』，支持了反右。發現問題後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錯誤，責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種種原因，對這場浩劫以及嚴重的災難性後果，沒有深刻總結。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總有一天，歷史的偉人們，必須承受歷史和後代給予的最嚴厲的批判。」 劉源說乃父沒有制止大饑荒的災難，這是苛求。他沒有想到，乃父名義上是黨的第二號領袖，但在當時的制度下，實際是毛澤東的臣下。不過，劉源這一句話是有道理的：「毛澤東最後得以凌駕於全黨全民，人們自然歸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 2、周恩來 在過去漫長的革命歲月，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高於毛澤東。在長征中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是「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實際上，周恩來將軍事實際指揮權交給了毛澤東。1935年3月的「打鼓新場風波」以後，毛澤東向周恩來、張聞天提出「軍事指揮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並以辭職相要脅，最終得到了周、張的同意，毛澤東從此取得了獨自指揮軍隊的權力。 建國以後，周恩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毛澤東以君臣關係相處。1956年，周恩來和陳雲根據在第一線抓經濟所遇到的困難，提出了「反冒進」，後來在南寧會議以及其它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痛斥。周恩來一度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大躍進」就是針對「反冒進」而提出來的。周恩來從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議「大躍進」了，緊跟毛澤東搞「大躍進」。 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全黨範圍內的糾「左」，已成氣候。6月24日，毛澤東在赴長沙的火車上同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起1958年「大躍進」的失誤時，提到正在養病的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竟說出了「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 那樣耐人尋味的話。同時，他再三提議由周恩來負責編製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周恩來等人這才重新獲得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會議的第二天，周恩來受留在北京主持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之託，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將國家經委黨組提交的《關於當前工業生產中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分送到會各同志參考。這份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著重強調: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內部比例關係的某些失調現象也是嚴重的，低估這方面也是危險的。為此，報告提出了一些調整、鞏固的措施。 周恩來是7月1日上山的，2日，他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了毛澤東出的19個題目，關於國際問題是他建議加上去的。以後，他先後參加東北小組、華南小組、華北小組、西北小組等小組會以及各協作區主任會議，都明確地指出了「大躍進」以來的黨在領導工農業方面的一系列缺點、錯誤:生產計劃指標偏高，基本建設規模偏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周恩來是一個聰明人，他深知，對某些「左」的錯誤進行一定程度的批評或糾正可以，但傷及「三面紅旗」是絕對不行的。周恩來的傳記作者認為；「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對形勢有著和彭德懷類似的看法，但沒有採取和彭德懷相同的做法。」 既要維護「三面紅旗」，又要解決「三面紅旗」造成的惡果，周恩來的內心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心態，造成了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決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 7月10日，毛澤東召集各小組組長開了一次會，講了一番話。這番講話主要是為大躍進中的缺點、錯誤辯護。第二天傳達時，當傳達到「一年來有好的壞的經驗，有成功的與錯誤的經驗；不能光說有壞的錯誤的經驗」時，周恩來插話說，1958年邀請來中國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國後談在中國的觀感，說中國高速度發展，「大躍進」超過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有好處；錯誤缺點發現快，糾正也快。蘇聯一教授說中國「大躍進」這個詞好。其實，扎夏季科對中國有批評性意見。周恩來只轉達人家的好話，把人家批評的話隱瞞了。周恩來為了用蘇聯人的話為毛澤東幫腔，竟片面地轉述人家的意見。 7月12日到22日，周恩來四次找國務院各部開會，討論形勢與任務。12日周有一個長篇講話，談形勢、擺問題、算細賬，他認為去年是新的革命，當然問題不少，突破了舊的平衡，要解決新的平衡。 他用大量的時間講業務問題，這是國務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迴避政治鬥爭的鋒芒。 7月16日，關於大鍊鋼鐵問題，周恩來講話中算了一筆賬：雖然財政補貼了40億，但是「取得了經驗，爭取了時間」。不僅大大提高了我國鋼鐵生產的設備能力，而且大大縮短了投入生產的時間。「小土群」為「小洋群」作了準備，小高爐為大高爐作了準備。「兩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鐵資源。鋼鐵賬要算，但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既要算現在盈虧的賬，也要算將來盈虧的賬。 當時不少人認為，周恩來這麼算賬，對於維護「大躍進」，很有說服力。 7月23日上午，毛澤東發表講話批評彭德懷，卻表揚了周恩來。在講話中間，他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一邊表揚，一邊又說：「他們重複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30公里了。」這句話雖然是指批評大躍進的那些人，但鉤起周恩來南寧會議的舊痛。毛澤東又拉又打，使周恩來更加小心。 7月23日毛澤東講話散會以後，周恩來召集幾位副總理談話。其中，周恩來和彭德懷有一段對話頗有意味，不妨抄錄如下： 周：9000萬人上山。1070萬噸鋼，是一個革命。2700萬-3000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1300萬噸。 彭：我寫的「有失有得」是講「小土群」這一點，只講這一點，根本沒講「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識的，應把落實和泄氣分開。 彭：1070萬噸，腦子熱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總的路線不能動搖，而且他冷得比較早，10月底就冷下來了。這次會議我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供主席參考呢？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說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指名，要注意，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你還沒有到反冒進的情況，有那麼個趨勢。你到此為止，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 彭：共產黨里不能批評，這違反共產黨的基本原則。 周：鋼、鐵、煤的計劃不能完成，比較緊。還有運輸是個大問題。木材、化肥、糧食繼續緊張。更重要的是基建。還要機械、財政、金融、外貿……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儲備。6月底的存糧只有310億斤。去年增加了2010萬人。按「一五」經驗，1元貨幣比9.6元物資，市場就正常一點。1956年1比8.8就緊張了。 彭：這個情況為什麼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 周：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泄氣不好。 彭：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衝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就跑到二中全會上講了那麼一通。應當謹慎，汲取教訓。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實，你有鑒於我，還是寫了總路線基本正確，沒寫「冒進」字眼。但我那時說話也是這兩個方面都說了的。 周彭對話中，彭很直率地批評周恩來「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讓周恩來和彭德懷學海瑞，周恩來沒有學，彭德懷學了。現在周恩來主動了，可以批評彭德懷了。 7月26日，毛澤東提出「對事，也要對人」以後，批鬥升級。彭德懷寫信成了「右傾活動」，成了「猖狂進攻」。這一天下午，周恩來向北京來的各部委的來參加會議的幹部作了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堅持兩點：一點是政治上維護總路線，另一點是實事求是地抓工作。說：「這兩點一個是政治方向，一個是工作態度」。他強調：「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問題，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線性的問題，工作態度是第二位的問題。」他不僅認為彭德懷的信屬於政治方向的問題，還說國家計委李雲仲的信 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錯誤。」 他苦口婆心地對他的部下關照。讓大家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不要站錯隊，要保衛總路線，不要動搖；同時要抓好經濟工作，渡過經濟難關。 8月1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講話，其他人也不時插話，追問。周恩來也有不少插話和追問。彭德懷在談到一些歷史情況時，周恩來問，訪問蘇聯時，他們一起同斯大林談話後，送彭德懷出門時，斯大林跟彭德懷說過什麼話。這是在追查彭德懷「裡通外國」的問題。周還插話說，彭德懷的信「方向是向總路線進攻，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是指向總路線」。「主席講了話，還聽不進去。」當林彪說彭德懷「不少人說你講假話，有野心」、「看風使舵」、「馬列主義世界觀沒有接受」的時候，周恩來插話：「相反，很驕傲，犯上。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辯證法。要脫胎換骨。我多次錯誤，認識不全面。難道檢討了就沒有骨頭……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是犯上。」周恩來說彭批評毛澤東是「犯上」，這顯然是皇權時代的思維。當劉少奇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時，周恩來插話說：「這是感情問題。」當毛澤東說彭德懷過去和他七分合作時，周恩來急忙補充說：「華北又鬧獨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戰爭合作，抗美援朝，回到軍委，不大靠攏了。」 8月1日，批判彭德懷的大批「援軍」上山，他們是來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8月4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這批「援軍」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會議中有一種苗頭，就是多講缺點，誇大缺點，以彭德懷國志為代表。他在火車上就談到若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就會出匈牙利事件，7月7日在主席那裡彙報時，他也談了這個看法，我們聽到就不以為然。」，接著，周恩來把常委會上強加給彭德懷的各種罪名，傳達給「援軍」。如：「常委會找彭談，認為這封信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一個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主席的活動，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 「張聞天講了三個鐘頭，『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國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著無產階級旗幟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進攻的。」「彭信一出來，問題性質變了……是糾左之後，右傾機會主義露頭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外都有。彭德懷同志是這一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所以，這次全會毛主席提出來，全會的任務，就是要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黨內分裂鬥爭。問題本質是這麼一回事。」 8月19日，在北京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集中力量批判毛澤東強加給彭德懷等人的「軍事俱樂部」。8月24日，周恩來在這個會上作《善於彭德懷同志歷史問題的報告》，不僅傳達了廬山會議上加給彭德懷的種種罪名，還按照毛澤東的口徑，清算了彭德懷在歷史上的錯誤。 在彭德懷受到圍攻的時候，周恩來沒有說一句公道話，反而落井下石。在7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還擔任了劉少奇專案組組長，把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個定案材料，經周恩來簽字，傳達到全國每一個黨支部。 （未完待續）
澳洲「新僱主擔保」細節即將出台，可能會設定12萬澳元的年薪門檻，成為移民的重要標誌。以下是有關未來僱主擔保政策的詳細分析： 高技能高薪群體（High-skill Tier）：年薪最低為12萬澳元（但不低於9.8萬澳元），可能將免除勞動力市場測試（LMT）和職業清單的限制，並享有加速審理的優勢。 中層群體（Mid Tier）：年薪高於7萬澳元但低於高薪群體，建議可能會修改職業清單，採用基於數據的技能清單。也有可能免除勞動力市場測試。 低薪群體（Low-tier）：年薪低於7萬澳元的人可能只能通過勞工協議（Labour Agreement）類的僱主擔保獲得機會。獲得勞工協議的公司通常需要一定規模，因此對學生來說可能較難。 在這一框架下，像廚師、餐廳經理、理髮師等工作可能難以滿足要求，因為其工資不足7萬澳元，並且可能沒有相關的勞工協議。這可能導致進一步討論新的政策規定。 澳洲移民局改革的重點是防止簽證系統被濫用，例如濫用學生簽證以延長工作權利。新政策明確提出要提高學生簽證的難度，以阻止以工作為目的的學生簽證濫用。 對於高技能高薪群體，重點可能在需求緊缺的職業技能上。在僱主提名申請時，申請人可能需要自證其行業、崗位需求和資質等問題，或者遵循一個參考框架。對於高收入人群，政府可能會降低監管要求，加速審理時間，使其更容易通過僱主擔保移民。 下周一將有更多細節出台，涉及以下五大問題： 實現穩定持續的就業。 促進職位穩定和可持續的工資增長。 重啟生產率的增長。 滿足技能需求並建設未來勞工市場。 克服就業障礙，拓展職場機會。
ING銀行目前提供一項特別的活動，只需簡單的步驟，您就能獲得100澳元的開戶獎勵。以下是詳細信息： 1. 開設ING銀行的Orange Everyday賬戶 新用戶，只需年滿18歲並擁有澳洲地址即可參加。 在開戶時，在註冊的最後填寫代碼：Ion372（字母i開頭）。 鏈接：ING銀行 – Orange Everyday賬戶 2. 轉入至少1000澳元 在10月底之前，從其他銀行賬戶轉入至少1000澳元到Orange Everyday賬戶。 3. 完成至少5次刷卡消費 在10月底之前，進行至少5次刷卡消費，可以是任意金額的線上或線下購物或繳費。 確保這些交易在月底前已結算，不是處於pending狀態。 4. 開通或已擁有Savings Maximiser儲存賬戶 用戶需同時開通或已擁有一個Savings Maximiser儲存賬戶，並在10月底之前存入任意一筆金額。 完成以上步驟後，您將在最遲11月底前收到100澳元的獎勵。 此外，ING銀行的活期儲蓄賬戶目前提供5.5%的利率，適用於最多10萬澳元的餘額。該賬戶無需管理費，支付水電氣賬單還能返現1%，並且在澳洲國內需要手續費的ATM機上取錢的前5次手續費全返，海外刷卡消費的手續費也會全額返還。 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參與ING銀行的開戶送100澳元活動，享受這些優惠和獎勵！
最近，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一項重要聲明，將常見的甜味劑「阿斯巴甜」列為2B類致癌物，可能會增加人類患癌症的風險。這一消息迅速成為熱門話題，引發了廣泛關注和討論。 阿斯巴甜是一種人工合成的甜味劑，其甜度約為糖的200倍，這意味著可以使用較少的量達到相同的甜味效果，並且提供較少的熱量。此外，阿斯巴甜不會引發血糖升高，因此被用作糖尿病患者的甜味替代品。它廣泛用於許多產品中，包括無糖可樂、口香糖、低脂或減肥酸奶等，這些產品通常宣傳減肥和無糖的特點。 然而，阿斯巴甜存在一些潛在的健康問題，包括可能導致癌症、影響腸道微生物群落、引發抑鬱症，而且它對減肥的幫助有限。但是根據世衛組織的標準，只要攝入量不超過每公斤體重40毫克的每日限量，阿斯巴甜並不會對人體造成嚴重危害。例如，一個體重70公斤的成年人要喝9-14罐以上的阿斯巴甜飲料才會超過每日允許攝入量。 澳新食品標準局也發布了聲明，認為在當前食用水平下，阿斯巴甜是安全的。此外，阿斯巴甜被列為2B類致癌物，並不在最高致癌風險級別，類似於咖啡、泡菜、手機輻射等。因此，儘管有一些潛在的健康風險，但不必過於擔心。 然而，對於想要減肥的人來說，過度依賴無糖和代糖的飲料可能會增加食慾，導致攝入更多的熱量。健康減肥的關鍵仍然是控制飲食，增加運動，而不是僅僅依賴無糖飲料。因此，大家可以根據個人需求合理食用，不必過於擔心阿斯巴甜的風險。
最近，澳洲的醫療領域迎來了一系列新政策，使得在線醫療處方的獲取不再像以前那麼輕鬆。過去，看醫生需要提前預約，並親自前往診所，對於行動不便的患者來說，這帶來了很大的不便。因此，越來越多的在線醫療保健服務開始嶄露頭角，使患者可以在不出門的情況下獲得醫生開具的處方。然而，這些數字平台的崛起也引發了新的問題，因此新規出台後，獲取在線醫療服務可能不再像過去那麼簡單。 新興服務的運作方式： InstantScripts是其中一個典型的新興服務，它提供各種幫助，包括處方更新、驗血和專家轉診等。該平台自2018年推出以來，已有超過100萬澳大利亞人使用。患者只需點擊幾下，即可獲得醫生的諮詢或處方等服務。服務包括要求患者填寫簡短的調查問卷，由澳大利亞註冊醫生進行評估，以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就醫。 新政策下新興服務的重大變化： 然而，從2023年9月1日起，澳大利亞健康從業者監管機構（AHPRA）醫療委員會加強了在沒有實時諮詢的情況下提供醫療保健的難度。患者不再被允許在網上向醫生索要醫療證明或藥品，除非他們已經親自與醫生見面。全科醫生現在必須解釋為什麼遠程醫療諮詢是適當且必要的。這意味著遠程開具的處方對患者的影響會受到限制。 不同觀點： 一些澳大利亞人認為，在全科醫生候補名單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數字平台是尋求醫療幫助的一種途徑。然而，也有人擔心在線醫療證明可能會被偽造，因此監管機構需要確保在線醫生在與患者進行面對面諮詢時履行同樣的職責。澳大利亞醫學協會副主席表示，雖然在線遠程醫療看似方便，但很難提供全面的醫療保健，因此對於所有需要醫療或藥物治療的健康問題，最好還是親自諮詢醫生。 總之，澳洲的在線醫療政策發生了變化，使得遠程醫療更加複雜，但仍然為一些患者提供了便利。然而，這一領域仍需要更多的研究和監管，以確保提供安全有效的醫療服務。
英國政府將推出一款全國停車應用程序，讓司機可以在英國任何地方支付停車費用。目前，駕車者必須在手機上下載多個停車程序才能做到這一點。 來自《每日電訊報》的消息稱，英國交通部長哈珀(Mark Harper)將趕在保守黨在曼徹斯特舉行年度會議之前於近日宣布這一消息。英國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還將在保守黨大會上公布計畫，阻止地方議會引入新的每小時20英里限速區域，以及引入方便出行的道路施工新舉措。 首相表示：「長期以來，政客們只關注短期決策，很少考慮由此帶來的長期影響。對駕車者的打壓是對大多數英國人日常生活的攻擊。政府即將出台多項措施支持駕車者。」 上周早些時候，蘇納克先生表示，方便司機出行是他的一個首要任務，因為他們是道路交通的主要使用者。已在曼徹斯特試點的全國停車應用平台被認為是政府相關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還將宣布解決道路施工造成的坑窪問題，政府將支持議會推出更多線路租賃計畫。在繁忙路段，要求公用事業公司在高峰時段付費施工。部長們還將就道路施工延期問題進行協商，例如對周末維修實施罰款。 另外，只有在獲得政府同意的情況下，地方議會才會被允許建設低速交通社區，而所謂的「15分鐘城市」（將人們的出行範圍限制在15分鐘車程之內）將被限制。 其他的改革措施還包括打擊超時道路施工，阻止市政廳以在路口架設交通監控設備等方式增加收入。部長們還將就限制公交車專用道的運行時間和允許摩托車使用公交車專用道進行磋商。 儘管面臨黨內強大壓力，據了解，蘇納克不會在大會演講中宣布削減遺產稅。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已帶頭呼籲「減輕人們的稅收負擔」。 在有傳聞稱可能取消養老金領取者的冬季普遍燃油補貼後，財政部已確認不會終止這一政策。 蘇納克先生還將面臨有關連接伯明翰和曼徹斯特的高鐵二號線未來命運問題，因成本飆升，政府有可能廢棄該項目。 蘇納克將利用本次黨內秋季演講進一步闡明其長期政策願景，並與工黨劃定選舉分界線。然而，保守黨在幕後仍然存在的分歧有可能在為期四天的會議中公開化，包括稅收、非法移民和福利支出等問題。 特拉斯女士和帕特爾夫人（Dame Priti）是保守黨內著名的減稅人士。特拉斯女士最近在推特上表示：「前所未有的高稅收負擔是導致英國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當前家庭生活成本壓力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始終致力於減稅，並通過減稅幫助英國再次增長。」 普里蒂夫人(Dame Priti)也告訴GB News：「稅收負擔目前處於70年來的最高水平。這是不可持續的。高稅率讓眾多英國人處境艱難。」
政府推動將華為設備從英國電信網路中剔除，導致Sky客戶移動服務中斷，這是在行業高管長期警告後發生的第一起此類案例。 據《金融時報》報導，部長們告訴移動集團，鑒於對使用中國設備的安全擔憂，他們需要在今年年底前將華為設備從其「核心」5G網路中移除。但為避免由此引發的網路中斷風險，這一期限在2022年被延長了一年。 然而，知情人士表示，最近Sky Mobile客戶的移動服務中斷很可能與刪除華為設備有關，但也不排除其它因素。 Sky是英國最大的移動虛擬網路運營商之一，擁有超過300萬客戶。在使用O2網路基礎設施的同時，也用自己的設備提供移動服務。 Sky拒絕就此次中斷髮表評論，但補充說：「我們在移動網路方面完全遵守了政府的要求，同時盡一切努力確保減少對客戶的潛在影響。」 英國移動運營商正面臨拆除和更換華為設備的艱鉅任務，2020年，英國電信（BT）首席執行官詹森（Philip Jansen）警告說，如果這一進展過快，將會出現服務中斷。 詹森當時表示，該行業可能需要至少五年（最好是七年）的時間來清除中國的基礎設施。如在五年內完成這一進程，將耗資5億英鎊。 政府表示，需要在2023年1月之前從「核心」網路中移除華為設備，並要求運營商在今年7月之前提供最新進展情況。儘管華為一直予以否認，但部長們表示，在英國網路中使用中國設備構成了「嚴重的國家安全風險」。 這項政府命令涉及35家移動運營商和網路。該行業現在正進入一個將華為設備轉移出去的關鍵時期，各團隊都在全力以赴，在滿足政府提出的各項要求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可能對客戶帶來的干擾。 一位電信高管表示：「高風險供應商（政府用語）的撤離始終是一項艱鉅的挑戰——它的規模和速度在業內都是前所未有的。這項工作不僅成本高昂，我們也沒有像美國等其他國家那樣得到政府的補貼。」 今年早些時候，Sky移動客戶在社交媒體上抱怨他們的移動網際網路不再工作。有些人沒有接到移動信號。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這與華為設備的「移除」有關，但另一位人士則表示，不能確定這是唯一或主要原因。 高管們表示，鑒於華為電話基站和電話交換機等設備的移除速度不斷加快，其他移動網路也面臨中斷風險。分析師還警告說，由於政府禁止使用華為設備，與其他國家相比，英國5G網路的推廣速度較慢。
很少有人像副首相道登（Oliver Dowden）那樣了解蘇納克（Rishi Sunak）。兩人均於2015年成為保守黨議員，卡梅倫（David Cameron）時期，在唐寧街供職的道登還幫助蘇納克步入了政壇。現在，道登被視為蘇納克的最親密盟友。 最近接受《每日電訊報》專訪時，道登認為「蘇納克是一位有正確信念的自由市場主義者和脫歐派」，會像當年的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那樣給英國政壇「帶來新氣象」。訪談中他還特別提醒英國學術界警惕來自中國的威脅。 開始出擊 他認為，首相的第一年任期主要是安撫市場，緩解政黨緊張關係，並試圖撲滅經濟、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和非法移民方面的遺留問題。但現在他開始主動出擊，一個明顯標誌是放鬆凈零政策。 道登表示：「首相和我都認識到，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必須應對一些長期挑戰。我們已將新汽油和柴油汽車銷售禁令推遲五年至2035年。面對不斷上升的成本，高鐵項目HS2的第二段工程預計也將被推遲或取消。」 將中國視為頭號威脅 在接下來的訪談中，道登將注意力轉向了中國，他認為中國的擴張野心是西方在21世紀面臨的巨大地緣政治挑戰。 但蘇納克政府對北京採取了中間道路，不像前任特拉斯(Liz Truss)那樣將其完全視為「威脅」。道登將其稱為「新現實主義」。 他解釋說：「英國的實力源自於擁有至少三所排名前十的世界一流大學。」他指的是牛津、劍橋和倫敦帝國理工學院。 「但我們必須採取措施確保我們的學術研究機構不會被敵對勢力滲透，確保在大學內人們能自由公開的進行學術辯論、學術研究。」 道登解釋說，這涉及英國大學在量子、人工智慧、生物工程、納米技術等前沿領域的研究是否面臨間諜活動的滲透。「毫無疑問，中國和其他國家都在關注英國擁有的尖端研究能力，所以我們始終不能對此掉以輕心」。他甚至更加明確地表示：「我們要像中國人保護自己那樣清醒而堅定地確保我們的國家安全。」 今年3月，一名20多歲的英國公民因涉嫌為北京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該公民與保守黨高級議員共事，能夠接觸到高度敏感機密信息。同時被捕的另一位30多歲的男子，據信是一名大學學者。兩名男子已被保釋。 中資項目 英國和中國教育機構之間有數十個聯合研究項目。許多英國大學都以某種形式得到了來自中國的資金資助。 道登表示：「我想說的是，開展這方面的合作要三思而後行，要特別留意資金的來源以及科研成果的最終去向。我們已將中國視為頭號威脅，我希望大學和政府之間避免衝突，共同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 他明確表示，如果與中國的合作項目存在安全隱患，政府會通過《國家安全與投資法》介入調查，並加以阻止。 人工智慧技術對民主選舉的威脅 在訪談的最後，他還提醒人們警惕人工智慧技術對大選的威脅。「未來18個月內，英國和美國將舉行兩次大選。毫無疑問，無論是參選的政黨還是懷有惡意的第三方，都可以通過製作深度虛假的圖像誤導公眾，干涉我們的民主進程」。 道登透露，正在研究的潛在解決方案是：發布的圖像和視頻必須帶有防偽水印。
（接上期） 1959年5月，彭德懷到東歐國家訪問，6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訪問時，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肅反擴大化和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所致。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接見他時，彭德懷感慨地說：「敵人並不可怕，最怕的是黨的路線不正確和黨的作風脫離群眾，這是我們最深刻的體會。」在羅馬尼亞時，他給總參謀長黃克誠打電話，專門詢問了國內的經濟情況。 6月13日，彭德懷出國回京，他對國內問題十分關注，認真看了內部參考，把自己認為嚴重的情況都圈出來，送給主席看，數量很多。6月底彭德懷收到了到廬山開會的通知，他不想去，讓黃克誠去，黃克誠說：「中央通知你，沒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評，心裡不舒服？」彭說，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覺得彆扭。他後來還是開會去了。 北京到廬山開會的高級幹部們先從北京乘火車到武漢，再從武漢乘船到九江上廬山。6月27日到7月1日，在北京赴武漢的火車上，彭德懷、張聞天、賀龍、康生等同乘一節車箱，車上交談很隨便。彭德懷都談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還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也會要請紅軍來的。 後來，他的這些話都被認為是重要的政治錯誤，而嚴加批判。 在「神仙會」期間，彭德懷在西北組連續作了七次發言，坦率地講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是關係到毛澤東的內容。如： 「1957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一連串的勝利，黨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腦子熱了一點。」「主席家鄉那個公社，去年提的增產數，實際沒那麼多，我了解實際只增產16%。我問了周小舟同志，他說那個公社只增產14%，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這個公社，我曾問主席，你了解怎麼樣？他說沒有談這件事。我看他是談過。」（7月3日上午）「去年忽視了《工作方法六十條》中的一切經過試驗，吃飯不要錢那麼大的事，沒有經過試驗。」「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容易犯官僚主義，因為黨的威信高。……與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們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與人民利益相違背的事，如砸鍋，在一定的時候也可以做到，因為黨在群眾中威信高。」「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責任！上海會議他作了自我批評，說他自己腦子也熱了一下。」（7月4日上午）「從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全民辦工業，限額以下搞了13000多個，現在怎麼辦？」「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7月6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認為辦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沒有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7月7日上午）「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規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經濟工作。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7月8日上午）「什麼『算賬派』、『觀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對於擴大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7月9日上午）「基層黨組織的民主問題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沒有問題呢？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的威信，只建立個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7月8日上午）等等。柯慶施把彭的這些尖銳發言，送給了毛澤東。這些話，在原來的西北組《簡報》中刪去了，後來批判彭德懷時，又整理出來，當作批判的材料。 據彭德懷說，在「神仙會」階段，周小舟到彭的住處談過兩次。第一次談話是周向彭談了湖南的工業情況。還談了水利建設的成就。過了兩天，周小舟第二次來談。說去年糧食數字造了假。還談到公共食堂的問題。彭對周說，這些問題應當如實地向主席反映。周說昨天向主席談了一些。 李銳在日記中記載這兩次談話的時間和內容， 第一次是7月5日，周介紹了湖南的一些情況。彭德懷除了向周小舟重複他在西北小組的發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組，沒有聽到他的發言），還談到，今年1月毛澤東找幾個人討論鋼鐵指標，陳雲認為2000萬噸指標不可能完成。說毛澤東以個人名義直接寫信給基層幹部，不知是否經過中央。還說他從歐洲回來向毛澤東彙報，談到鐵托左右幾十個人跑到阿爾巴尼亞去了，這時毛澤東臉色頓然發紅。還對周說在中央常委之間有些問題不能很好地開展討論，有的是不便說話，有的是不能說話，有的是不多說話。彭對周說，有些意見想找毛主席談，又怕講錯，引起不滿，由於自己性格，言詞生硬，容易頂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誤會。不過，「犯上」了頂多撤職，也不要緊，黃克誠可當國防部長。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是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李銳三人談話之後。他們三人都感到毛是能聽不同意見的。周對彭說，我們講話很隨便，主席都聽進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談一談。彭說怕談不好，有些意見還不成熟，在西北組上沒有談，有些談了《簡報》上也沒有登。因此想寫一封信。小舟贊成寫信。 7月12日下午彭德懷又覺得寫信不易，還不如當面談一次。他下午到毛澤東住處去了一次，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又想到會議幾天內要結束，於是下決心寫信。 13日中午，彭德懷手持擬好的提綱，向隨從參謀口述了詳細內容。記錄整理以後，他親自修改兩遍，參謀謄了兩次，於14日下午送給毛澤東。也許彭德懷自己不會想到，這封信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 彭德懷在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他接著談到「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 彭德懷還肯定：「1958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解決」 彭德懷還從另一個角度肯定了大躍進：「在1958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里，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談到「全民鍊鋼鐵」，彭德懷說：「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了一筆學費（貼補20餘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這裡，彭德懷說「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接著，彭德懷談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據我看，1958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30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接著，彭德懷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他認為「政治挂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可以說，彭德懷這封信既沒有鋒芒畢露，也沒有直抒胸臆，在講缺點以前先講成績，講缺點留有餘地，並且一再肯定「三面紅旗」。像德懷這樣敢說話的人尚且如此，可見，當時的政治氣氛之壓抑，「神仙會」大概也「神」不起來。沒想到這樣平和的信，毛澤東卻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後，7月16日，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志參考」。彭德懷沒有想到這封本來是給毛澤東個人參考的信成了公開發表的「意見書」。7月18日，在小組會上彭德懷要求收回這封信，申明這封信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而沒有完全寫明意思 ，覆水難收。善於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見書下發的當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字條：「我斗膽建議，不能姑息」。 信發下去以後，與會者多數人基本上是同意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認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對第二部分意見較多，認為講得過於嚴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對的則是個別人。胡喬木、周小舟、李銳很支持彭德懷的信。一機部部長趙爾陸、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21日在第四組發言時都積極地肯定了彭德懷的信。陶魯笳說：我們目前需要彭總這種精神，信中某些內容容易引起誤會，可以不必爭論，主要應看精神。賈拓夫在第三組發言中也表示，彭總的意見書總的是好的，總的是同意的，這會推動大會的討論。軍隊幹部萬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懷的信。 後來，有這類發言的人都受到批評和追究。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應召於7月17日上山（毛澤東7月16日讓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寫信讓調來的，同時調上山的還有林彪、彭真、陳毅、宋任窮、安子文等）。把黃克誠召上山來，是毛澤東向彭德懷發起攻擊的一步棋。如果在廬山上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在北京掌握軍隊，毛澤東感到不安全。把黃召上山來，不僅解了北京之憂，還可以一網打盡。黃克誠上山的當晚，彭告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給黃看。黃克誠看後說：「這封信提的意見我贊成，但寫得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剌激性，你那樣幹什麼？」彭說：「實際情況那麼嚴重，會上沒有人敢說尖銳的話，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視。」18日，周小舟、周惠、李銳去看望黃克誠，他們三人都談到在會上有一種壓力，不能多說缺點。黃克誠說：「在書記處會上我也說過，我黃克誠總算是一個敢講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大好講了」。在這期間，黃克誠和大躍進的激進派譚震林大吵了一頓。譚震林發火說：「你是不是吃了狗肉，發熱了，這樣來勁！你要知道，我們找你上山來，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們的。」黃克誠說：「那你就想錯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黃說「反兵」的本意是和譚震林的意見相反，後來受批判時說成是「畜意謀反」。 在毛澤東發起反擊以前，與會者的發言中批評彭德懷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陳正人、程子華、賀龍等人。陳正人有這樣的態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慶施的影響，在會議期間，他與柯慶施住一棟房子。在毛髮起反擊以前，柯慶施和李井泉卻沒有在會上對彭的信發表意見。7月21日賀龍在小組全上發言說：「目前主要問題是幹勁不足，而不頭腦發熱和虛報。」他批評彭德懷的信說：「我們的缺點不到一個指頭。這麼大國家，這麼多人，工作中有一點缺點、錯誤，這有什麼奇怪的？而且缺點、錯誤很快糾正。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因此，我對彭總給主席的信，覺得在總的估計上是不恰當的，是把問題說得過於嚴重。」接著賀龍揭發了一件事：「我記得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這當然把問題說得過火了。」 賀龍把火車上的私下閑談拿到政治鬥爭的桌面上了，這個揭發非常要害。23日毛澤東講話中說：「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這句很重的話就是針對這個揭發的。 彭德懷和毛澤東這裡說的「紅軍」是指中國工農紅軍，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鄧力群在1998年4月16日的談話中 ，談到廬山會議時，卻在紅軍前面加上了「蘇聯」二字，硬說彭德懷要請蘇聯紅軍來解決中國問題。看來，鄧力群先生直到40年以後，還堅持彭德懷有「裡通外國」的罪名。 賀龍給彭德懷這麼重重的一擊，大概是出於倆人的關係原因。8月16日，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的講話中有這麼一段話：「過去彭德懷對賀龍不信任，甘泗淇到華北局去請示，回來的時候，他們五人寫了一封信給我，說賀龍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學習。哪不是讓蕭克代替嗎？六軍團、二軍團是兩個山頭。在雲陽，反山頭主義就是反賀龍。賀龍是有缺點，但要看大處：對敵鬥爭堅決，忠於黨，忠於人民。有這三條就好。」 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也整過劉伯承、肖克等高級將領。我還記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會議期間，我與同事陳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採訪時任中顧委常委的肖克上將，肖克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訓，談到大躍進餓死人的情況。我接他的話薦說：對大躍進，彭德懷還是講了些實話。沒想到肖克說：「別提彭德懷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說彭德懷和林彪一起整劉伯承。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麼批評彭德懷的，還是在80年代，彭德懷已經平反、在社會上備受稱讚的時候。高級將領來自不同的「山頭」，他們之間有種種矛盾和成見。高級將領之間不團結，對毛澤東的地位來說是最安全的。毛澤東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 在7月17日，彭德懷的信交上去兩天以後，下午5時到10時，毛澤東還找周小舟、周惠、李銳、胡喬木、田家英5人去談了5個小時。他們在一起吃飯，喝茅台酒，頻頻舉杯，談笑風生。當時給李銳的感覺是「這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完全轉向左派，更沒有立意發起一場反擊」。 從7月16日到7月22日，毛澤東沒有流露出反擊彭德懷的意思。但當時會議的形勢，猶如廬山氣象：密雲不雨，氣壓很低，雲霧繚繞，山上的人都不識廬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澤東心中。 事有湊巧，彭德懷回國不久的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蘭省的「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發表講話中談到，蘇聯在內戰剛結束時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備經濟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所以這些公社都沒有什麼成績，我們就不搞了，就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認為，赫魯曉夫7月18日的講話讓毛澤東佔了理，這是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原因。 麥克法誇爾的說法是不對的。蘇聯《真理報》7月21日才發表赫魯曉夫講話的全文，只有這個全文中才有批評人民公社的話。新華社7月27日在《內部參考》2831期以《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為題刊出，胡喬木7月28日才將這期《內部參考》送給毛澤東，毛澤東7月29日就批給與會人員參閱。也就是說，毛澤東知道赫魯曉夫7月18日的講話是在7月23日講話以後。毛澤東7月16日就把彭德懷的信當作「意見書」批給大會，而且對會議作了兩個新的部署：一是重新編組；二是調援兵上山，這些顯示毛此時已露殺機，這時赫魯曉夫還沒有發表講話。中國作家權延赤也寫過與麥克法誇爾類似的文字，他說，在蘇聯批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以後，在毛看來，「『意見書』本身的內容已不是問題的焦點，對全局事業而言，他的威信，共產黨的領導權，以及黨的凝聚力，變成了問題的焦點，這些是遠比彭德懷命運更為重要的大事。」 言外之意，毛澤東整彭德懷是出於大局。40年以後的1998年，鄧力群也持這一看法，他談到廬山會議時說：「蘇聯的報刊，領導人的講話，指責我們的錯誤，這些說法同彭德懷的說法大同小異。因此，引起懷疑：里外互相呼應。」 根據我上面列出的時間順序，權延赤和鄧力群的說法也是與事實相悖的。 三、毛澤東翻臉倒乾坤 李銳的書中只講了他們這些對「三面紅旗」有意見的人的一些活動，沒有講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動。這些人的活動李銳是不知道的。7月21日，這時距毛澤東的反擊只有兩天，由於左派的活動，對彭德懷信的指責的聲音已經逐步升高，左派說這封信主要是「針對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動和言論對毛澤東有多大影響，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覺特別敏銳的人已經聞到了某種氣味。張聞天準備這天在第二組(通稱華東組，組長柯慶施)發言，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早晨打電話給張聞天，提醒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鍊鋼和得不償失問題。 張聞天不顧這些，卻作了長達3小時的發言。在發言過程中，組長柯慶施和其他好幾個人，不斷插話，表示不同意見。張聞天毫不讓步，按照自己的提綱，一直把話講完。 張聞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學美國。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派往蘇聯學習和工作。1931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同年9月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長徵到達遵義時，他支持毛澤東，參與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隨後，他代替博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他的總書記職務一直擔任到1943年，不過，後幾年由於毛澤東專權，他的總書記只是名義而已。在延安期間，他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先後任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麥克法誇爾認為，張聞天是在廬山會議上批評「三面紅旗」的主要策劃者，而彭是配角。 就這個問題我專門問過廬山會議的參加者李銳（時任毛澤東的秘書）和姚力文（時任劉少奇的秘書），他們都認為麥克法誇爾這個說法只是他個人猜想，與事實不符。 張聞天對「三面紅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論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經濟學家。他在3個小時的發言中，張聞天講了13個問題：1，大躍進的成績；2，缺點；3，缺點的後果；4，對缺點的估計；5，產生缺點的原因；6，主觀主義和片面性，7，政治和經濟；8，三種所有制關係；9，民主和集中；10，缺點講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問題；12，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13，成績和缺點的關係。發言對大躍進以來暴露的嚴重問題及其後果作了系統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銳，針對性強，幾乎毫無顧忌。他強調，對產生問題的原因「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當從思想方法和作風上去探討」，領導經濟「光靠政治挂帥不行，還要根據客觀規律辦事」。他認為1958年以來出現的這些問題關鍵在於健全黨內民主生活。他說：「主席常說，要敢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領導上要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便於下面敢於發表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自由的局面。」發言最後才提到彭德懷的信。他認為信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評最多之處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句話，就是支持彭這封信的人，也認為這句話不妥當。張聞天卻說：「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麼樣，可以考慮。但是，『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張聞天發言當天晚飯後，他見到彭德懷說，我今天講了三個鐘頭，支持了你。彭德懷把張聞天的發言提綱要去，讓參謀讀了一遍。後告張「你講得很全面。」 在批判張聞天的時候，有人說他的這個發言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有人對他的這個發言作了精心統計：全文9000多字，講成績的只270多個字。用了39個「但」字，只有一個好「但」，其餘都是壞「但」。 張聞天當時是外交部副部長。他是6月30日離京赴廬山參加會議的。乘同一車廂的有彭德懷、賀龍、康生等。上廬山後，住東谷河東路177號，同彭德懷住的河東路176號是近鄰。7月2日到16日，張聞天被編在華北組。他在小組發言說：大躍進給外交部門的工作造成被動，我們的駐外使節很不好講話。會議初期，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他對身邊的秘書說：小高爐鍊鋼是無效勞動，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按勞分配原則不能破壞等看法。還說，現在是驕傲了，就像當年斯大林說的勝利沖昏頭腦。7月12日，他同彭德懷交談時說：會議開了十多天，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彭說：我們西北組也是這樣。張說：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毛澤東同志從中國歷史中學了不少好的東西，但是也學了些舊中國統治階級的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 7月上、中旬，彭、張二人在飯前飯後還有若干交談。其中曾講，政治局會議很少討論，一般只做個大報告，實際是空的。 7月14日，彭德懷給毛的信送出。此前張散步到彭處，得悉彭將寫信，對彭所說的寫信是希望把問題攤開、搞得深些表示贊成。彭要張看信，張不看。彭念給張聽，張沒聽完就走了。 7月17-8月1日，張聞天被編入第二組（華東組）。7月18日，張準備在小組會上發言，開始準備發言提綱。 7月19日，張聞天出席小組會議後，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時相遇的還有周小舟、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李銳。交談中大家都感到有壓力，認為應當肯定成績之後，缺點也可以講。胡喬木說：主席也是主張講一講缺點的。同日，在田家英處吃飯後，邀周小舟到住處交談。 7月下旬某一天，張聞天約戎子和到住處閑談。得知國家給土鐵生產補貼了40億元時說：問題主要還不在於這40億，而在於9000萬人上山對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 7月20日前後在準備發言過程中，張聞天接田家英電話，田勸說，如果發言，有些問題別講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話後張聞天對秘書說：「不去管他！」接著繼續準備提綱。後來又接胡喬木電話，說毛要向彭開火，勸張少說。同時秘書也感到發言與會上對彭批評的氣氛不合，擔心會挨批評。但張不顧一切要講。 李銳認為，「使毛澤東作23日講話的原因很多，張聞天這個長篇尖銳的發言，可能是最後的一副催化劑。」 1959年3月30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報告中談到：「據榆次市、太谷縣的材料，五級幹部會議經過三天的鳴放，有觀潮派、算賬派的言論甚至反動言論的人佔10%左右。估計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的言論是屬於發牢騷的性質。」毛註：「牢騷也吧，反動言論也吧，放出來就好。牢騷是一定要讓人發的，當然發者無罪。反動言論，放出以後，他們立刻就會感到孤立，他們自己會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緊，群眾的眼睛裡已經照下了他們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實行言者無罪。現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在上海會議上，4月5日，毛澤東在講話中抱怨他的下屬「不大批評我的缺點」，提倡海瑞精神。他說： 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麼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恩來答：看了） 彭德懷的這封信和海瑞給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氣得多了。勸彭德懷學海瑞的毛澤東，是怎對待彭德懷這封信的呢？怎樣對待張聞天等人的批評呢？ 7月22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不滿。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當天晚上，毛主席同劉少奇、周恩來商量準備第二天開大會。 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開會，聽主席講話。毛澤東講話的內容事前沒有跟常委討論，常委們也和大家一樣，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講話什麼。 毛澤東在講話中一開頭就說他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這次會上「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這大概是指緊跟他的京官和省委書記。「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要聽壞話，好話、壞話，兩種話都要聽嘛。」他講的另一種傾向是：「現在黨內黨外夾攻我們……集中表現在江西省委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麼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塌糊塗。」他說：「越講得一塌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神州不會下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為什麼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緊張。我看沒有什麼緊張的。」 會上發給與會者的江西黨校、廣東軍區等材料，以及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等人的言論上，本來沒有加按語，有人還以為是批「左」的材料，毛澤東現在明確列為反面教材。接著，他針對彭德懷的信中說幹部脫離群眾和「小資產階級狂熱」的批評說：「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點，不那麼多。」「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他講到共產風、講到一平調，他說：「用了一個多月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下去了，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