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歡蔡英文的地方就是她成功把”台灣問題國際化”，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台灣議題已不再是”兩岸”議題，而是國際議題。（小英成功地把”台灣是中國的”的論調甩到十萬八千里遠了！） 每年雙十節，總會面對”到底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之爭”。台派朋友不過雙十國慶已經很久了。 在海外，”華僑”、”台僑”之爭，三十年來就沒停過。只是隨著中國崛起，一大部分華僑跑去過”十一國慶”；大部分台僑又只愛台灣不愛中華民國。於是，這二十年，雙十國慶顯得十分蒼白。 但這幾年情況不同了。極權中國鎖國了，台灣名聲起來了。台灣不再是中國口中的一個區，台灣是世界的台灣。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劃時代的轉變，正在迎接一個新的時代。 那些跑去過十一國慶的華僑，有些已回歸雙十國慶了。而且外國朋友跑來祝你生日快樂的人也多起來。台僑不愛過雙十國慶，但外國朋友愛！ 所以，現在再爭”到底是台灣還是中華民國”已沒啥意義了。在海外面對外國朋友，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在海外，你就是你，誰在乎你到底叫什麼名字？我的朋友叫David 的一大堆，可我從來就沒有認錯過！ 作者：蘇拾瑩
本文的話題是日經新聞最近的一篇報道引起的，但我希望讀者超越那篇報道來理解拙文。 這篇由《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中澤克二撰寫的報道稱，習近平在今夏北戴河會議上遭到中共元老們的斥責，這是習近平不能出席在印度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的原因。作者引述「消息人士」說，中共元老在北京郊區的一次聚會中達成共識，認為不可任由當前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持續下去，否則將危及中共統治，並派曾慶紅到北戴河嚴厲批評了習近平的施政方針。 報道一出，輿論嘩然。大多分析人士認為，出現上述事態發展的可能性不高。不過，本文的關注焦點，不在於對這一報道做出某種事實判斷，而在於探討某種傳播現象。 中共政治黑箱的信息苦果 稍有記性的讀者，不妨回憶一下去年這個時候，當時網路輿論上最為熱門的中國政治話題之一，就是所謂習下李上。散播消息者言之鑿鑿，說習近平將在中共二十大上失去權力，李克強會取而代之。那時的傳言中也有不少是涉及中共的所謂元老們的，有消息稱105歲的宋平出面強力阻擊了習近平。 這些說法的可信性如何，答案早就揭曉了。當然，我無意苛求新聞記者和社交媒體傳播者在報道中共高層政情的時候一定要給出事實確鑿的消息。為什麼難以苛求呢？原因很簡單：中共政治一貫是黑箱作業，高層政治更是黑幕重重，外界難以得到確實消息。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後來被證明為並不確實的消息，其實是中共黑箱政治送給這個世界的信息苦果。最近，無國界記者組織舉辦了捍衛中國民眾知情權的討論會，就是針對這個黑箱與這類苦果的。在這個高度信息化的時代，中國民眾和世界輿論都無法知道關於中國的一些基本信息，特別是那些執掌公共權力、決定民眾命運的高層政治人物的相關信息。僅此一點，也就顯示出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荒謬了。 其實，中共政治不僅具有信息封鎖的特點，它還具有製造虛假信息的巨大能力。以洗腦為目的的中共宣傳所散布的信息，很多都是虛假的，真相被扭曲，歷史被篡改。以剛剛過去的三年新冠大疫情為例，中國究竟因為疫情死了多少人？中國的抗疫舉措是怎樣展開的？這些舉措的社會經濟後果是什麼？中國政府不僅不公布相關的真實數據，反而還編造了一系列虛假數據來蒙蔽民眾與世界。對於老百姓的事情它都這麼干，涉及高層政治那就可想而知了。 散布虛假信息，與造謠相去不遠。我對中共的政治傳播的研究發現，中共本身就是一架巨大的謠言機器。美軍士兵強姦北大女生沈崇，這是中共1940年代的謠言傑作之一；造謠說天安門抗議者在1989年6月3日暴動並殺害中共軍隊官兵，這是中共為製造六四屠殺而精心策劃的陰謀。中共以謠言來對付它認定的敵人，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同理，如果中共在關於其高層政治的信息傳播中也故意造謠，那恐怕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反轉利用政治黑箱的信息優勢？ 再次強調，我並不是說前述傳播關於中共高層政治傳言的人都是幫著造謠的中共喉舌。事情遠遠沒有這麼簡單。中共善於借口傳聲，這在歷史上也是有很多實例的。沒有中共內部的消息人士，外界連關於中共高層政治的謠言也無法得知。於是乎，中共從自己的政治黑箱中反而獲得了一種信息優勢：只要它露一絲信息出來，外界都如獲至寶；加上包括新聞界在內的人們都無法驗證這些信息是真是假，中共就可能因此獲得某種輿論主導權。尤其是當傳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大體類似的情節，而且是在這類情節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證明是虛假的之後依然改頭換面傳出，這就更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了。 客觀上，關於高層權力和治國路向之爭、元老批評習近平、習近平要被趕下台等這類「內部消息」，對中共有至少兩大好處。 第一，這有助於轉移人們對關乎民眾生存的重大事務的關注，特別是在災害發生、官府爆出醜聞、社會經濟政策失敗等的背景下。這些年，拿個歌星、藝人做祭品來轉移輿論焦點的做法屢屢發生。不過這大體只對國內輿論有效，國際輿論誰知道、誰在乎那些只會撈錢的中國歌星和藝人啊？還是高層權力鬥爭這個戲碼抓眼球。再說，關於這類戲碼的信息一旦出口轉內銷，那就更有價值了。中國自古以來有喜歡談論宮幃秘事的傳統，本來沒有任何參與這類事情的可能的小民們那麼談上一番，似乎就有了「參與」朝廷內幕的意思，應該是很能提升幸福感滴。 第二，有助於增加人們對於中共政權的希望。不難發現，相關傳言中有個一以貫之的調子，那就是總能在中共高層找到什麼人物被視為解決當今中國政治困局的希望所在。這些人物的實際政治傾向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於是李克強、宋平、曾慶紅，乃至薄熙來、劉亞洲，都能被賦予「挽救國家挽救黨」的神威。說來說去，過去是「四人幫」作惡，如今是習近平混蛋，而解決問題還是要靠中共這個黨。既然人們對高層某些人抱了希望，來自社會層面對目前當政者的壓力也就相應減輕：不需咱們反抗，人家宋平、曾慶紅已經看到了問題並在發力，「我們黨「從來都是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的哈！等你知道實際結果不是李克強替代了習近平，而是習近平踢走了李克強，黃瓜菜早就涼了呢！那好吧，一年之後」消息人士「告訴你現在還有個曾克強。如此循環並回復，黨的江山萬萬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對許多包括日韓在內的中國周邊鄰國藝人而言，中國市場多年來一直是個令人嚮往的地方。這裡人多錢多，不僅粉絲熱情高，而且廠商贊助需求也很旺盛。 但是很多藝人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的是，中國市場同時又是一個政治禁忌超多的大雷區。境外藝人們有時一不小心無意觸碰到這些禁忌，不僅可能引起當局的不滿，而且也會遭到粉絲的譴責，過去紅極一時的作品也有可能瞬息之間全部被下架，帶來真可謂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的嚴重後果。 根據《南華早報》以及多家網路媒體的報道，日本一家著名的經紀公司最近為旗下藝人配備了一份長達11頁的《進入中國市場注意手冊》，裡面列舉了一系列在中國被視為敏感甚至禁忌的議題和詞語，以提醒藝人在說話或網上貼文時要小心謹慎與保持警惕，以免觸犯中國網民的「眾怒」。 《南華早報》引述專家的話報道說，這份手冊雖然列舉了許多禁忌的話題甚至還列出一些實例，但可能仍不足以確保藝人的完全安全，因為中國市場的禁忌和雷區常常言辭委婉模糊，甚至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手冊列舉的第一個最大禁忌就是有關台灣和一中原則的話題。根據日本《周刊文春》雜誌今年九月份的報道，手冊還要求藝人在社媒上貼文時要注意迴避政治、歷史和領土等議題。 手冊列出的另一個特別敏感的話題則是日本的靖國神社。由於靖國神社供奉的戰爭陣亡將士中包含14名二戰中日本甲級戰犯，有關靖國神社的討論以及日本領導人參拜神社的新聞常常會引發中國與韓國政府以及民眾的強烈不滿。 《南華早報》引述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社會係數字社會學講師王艷（Wang Yan音譯）的話說，在越來越多的藝人成為中國粉絲極端「下架」文化的犧牲品之後，出台這樣一篇手冊是很自然的一個應對措施。 「娛樂公司根據它們的商業邏輯提出這些建議是可以理解的，」《南華早報》引述王艷的話說。「它們當然希望將政治風險和相關商業風險最小化，同時將藝人的商業價值最大化。」 但是對於那些「極端愛國」或玻璃心很容易破碎的中國粉絲而言，一旦他們聽到或看到藝人有關在他們看來有辱中國的言論，他們便會立即將藝人拉黑，並將其作品下架。 手冊提到的一個具體事例就是韓國六項男孩樂團BTS的一位成員曾表示，台灣是他最想訪問的國家。粉絲和網民認為他的言論違反了一個中國原則，傷害了中國的領土完整而對他大加撻伐。 手冊提到的另一個實例則是加拿大流行樂男歌手兼影視演員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他2014年因為展示了一張他在靖國神社前留影的照片而引起中國粉絲的強烈不滿，最後被迫道歉。 韓國JYP娛樂旗下女子組合Twice的成員、台灣流行樂女歌手周子瑜因為在一段視頻中揮舞台灣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遭到中國網民的圍攻，贊助商也因此撤銷了對她的贊助。最後她被迫拍視頻道歉，並強調她支持一中原則。 不過《南華早報》引述廈門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庄玉乙的話說，手冊將一些沒有明文規定的非官方規則清楚地表達出來，這將對進入中國市場的公司和藝人提供相當大的幫助。 「在國外演出，有必要尊重美國國家不同的歷史、風俗和傳統，從而避免直接捲入敏感的政治或歧視性議題，」庄玉乙說。
芬蘭東南部交通樞紐城市科沃拉 （Kouvola）的東北角，距離市中心大約6公里的一條小河邊，醫院路之側，一大片廢墟與周圍靜謐的樹林、公寓樓和居民小樓對比鮮明，格格不入。這片廢棄的房舍，除了一排平房，其他幾座兩三層的樓房都被鐵絲網圍了起來，鐵絲網上的紅黃膠帶提示人們，這裡禁止擅入。圍欄上可以看到白色的標誌牌，上書 Vartioitu —- 受保護區。標誌牌上還寫著一個公司的名稱—Lisäturva Oy， 經查，是一家芬蘭南部的安保公司。 「一帶一路」的廢墟，彷佛經歷過戰火 從谷歌地圖上可以大致測出，這片廢棄物業，總佔地大約3萬多平米，50多畝。根據建築物層數和邊長推算，建築面積大約為7,000多平米。被圍起來的部分，建築面積大約為6,000平米。主體建築物牆面破裂，窗戶玻璃破碎，門也都是破裂的，彷佛經歷過戰火一樣。主樓是三層建築，樓頂覆蓋層幾乎全部碎裂並向上翻開，彷佛被炮彈炸過。 這片廢棄物業的入口處，幾棵松樹下，橫立著一個四五米長的木匾，匾上還能看到一個大大的缺了兩條腿的漢字」商」。其他的字都已脫落，僅殘留著粘膠的貼痕在木條上。木匾下方的殘餘貼痕，依稀可辨 —- DA TANG GROUP OY，即大唐集團公司。 湖南省的「一帶一路」標兵項目 這裡就是2020年9月湖南省發改委發布的「一帶一路」暨國際產能合作重大項目之一的「北歐湖南農業產業園」。湖南省發改委公布的這些所謂重大項目共93項，其中境外57項，北歐湖南農業產業園位列第一名，算是湖南省 「一帶一路」的標兵了。發改委公報稱該產業園總投資3.42億美元，園區位於芬蘭科沃拉市，定位為綠色有機的現代化農業產業園，將致力於為中國企業搭建 「投資北歐、輻射歐洲」 的投資貿易平台。 2017年長沙晚報報道，長沙人唐勇抓住了 「一帶一路」 戰略機遇，走出國門，勇闖海外。該報道說: 「2014年該園區由長沙企業湖南北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投資建設，大力發展生態農業，重點培育食用菌、果蔬產品等。截至2016年底，園區實際投資已達3700萬歐元，建成1萬平方米的辦公樓和1.5萬平方米的食用菌標準廠房，其中3000平方米廠房已投產，日產平菇、香菇等食用菌2噸，投放芬蘭市場後供不應求。食用菌廠房全部投產後，日產量10～15噸，可滿足北歐和西歐20％的市場份額。」 唐勇在接受長沙晚報採訪時說：「園區規劃面積是2.5平方公里，投資總額1.16億歐元，可以容納生產型企業30～40家，貿易型企業100家，未來年產值可達10億歐元。」 唐勇稱自己的目標是建成北歐最大的綠色有機農業現代化產業園，並通過產業升級，對接北歐生物製藥產業。 該報道並稱，北歐湖南農業產業園已通過省商務廳評定，成為湖南首批境外經貿園區。唐勇2017年回國就是為了「招商引資「。 湖南高官流水般造訪，省長簽下一紙空文 2015年5月，時任湖南省委副書記孫金龍，到訪科沃拉，並在所謂的芬蘭大唐集團商務中心，主持了北歐湖南農業產業園的掛牌儀式。隨行官員有湖南省農委、省外辦、林業廳、水利廳的領導。孫金龍現任中國生態環境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2016年10月，時任湖南省人大主任、前省委書記徐守盛到訪芬蘭，也曾視察該農業產業園。 2017年7月，湖南在線報道，時任省委副書記、省長許達哲率團訪問芬蘭，「深化一帶一路合作」，並專程來到科沃拉市的北歐湖南農業產業園視察。許達哲還和屈米大區（芬蘭古門拉克索省，Kymenlaakso，不知為何被翻譯成了屈米）省長喬科·萊派恁、國會議員馬爾庫·帕卡恁見證湘芬雙方企業間簽署合作協議。該報道的照片里可以看到唐勇。中國方面相關報道都未提供芬蘭官員的英文或芬蘭文名。 網搜芬蘭古門拉克索省省長（該報道稱之為大區區長），根本找不到這個人名。在該省官網 Kymenlaakso Liitto可以查到該省行政長官名叫雅高. 米高拉（Jaakko Mikkola），他從2016年起擔任該省行政長官至今。他外形消瘦，完全不是中方報道里的那個大胖子。 而在芬蘭Kymenlaakso省官網上，依舊可以搜索到2017年湖南省長與該省省長簽署的所謂的「友好合作備忘錄」，中英文各一頁，中方官員寫著許達哲的名字，芬方省長的名字空著。備忘錄極其簡略，沒有任何實際內容，落款日期是2017年7月14日，簽名處也是空的。也就是說，這就是一紙空文。所謂屈米大區區長（省長）也是個假的。 湖南省商務廳官網可以看到，2015年7月副廳長李心球率團訪問芬蘭，也專程考察了科沃拉市這個所謂的北歐湖南農業產業園。該報道中說，產業園目前已完成佔地150畝、10,000平米辦公區建設，園區大力發展生態農業，重點培育食用菌、果蔬產品，進行高效工廠化生產及規模化種植云云，並稱已經入園企業兩家，簽約企業4家，其中味菇坊生產線建設基本完成，預計8月開工投產。 這裡曾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湖南官員，包括很多高官。儘管它幾乎沒有實際經營內容。 未有實際營業，一直在轉讓中 記者本人曾在2017年拜訪過該「園區」。那時是因為有一位微信名「必雙人」的老年男子，在一個Kina.cc的北歐華人服務網站（該網站已經無法打開）上轉讓房地產。轉讓項目正好就是這個「園區」的平房部分，大約1000平米，當時他同意的售價大約是25-35萬歐元。後來得知他叫雷必從，買下這片舊房屋曾開設了按摩休閑中心。那時候北歐湖南農業產業園的牌子已經掛在該園區里了，門口的匾牌上寫著「大唐國際商務中心」，路口還有石獅子，石馬，大樓入口處立著兩隻巨大的瓷瓶。但是大樓裡面並無實際經營，似乎是一個餐廳，但因遠離市中心，並無本地客人。至於所謂的食用菌產業，記者沒有看到。那時，記者也為了解這些房產，聯繫過雷必從推薦的一位當地官員Sirkku Seila，她是當時該市負責招商引資的官員。 現在這片園區已經成為廢墟，雷必從當年努力轉讓的平房區，門窗也都被打得稀爛，屋子裡面堆滿了各種垃圾和雜物。他花了很長時間也沒能轉讓出去。他的中國電話號碼，現在已經是無效號碼。 10年一直虧損，老闆人間蒸發 查閱當地媒體 Kouvolan Sanomat （科沃拉消息報）的報道，這片廢墟在2020年曾發生火災，燒毀了主樓的三樓部分，這也是現在被圈起來的原因。至於為何沒有拆除，當地官方說，因為很長時間聯繫不到業主，未經和業主溝通的情況下，當地政府無法做出拆除的決定。業主就是長沙商人唐勇，他也有瑞士國籍，現在芬蘭警方也無法找到他。 記者在近日二度探訪該片「園區」時，路遇一位當地騎自行車的老人，問他該「園區」現狀，他只是不斷搖頭，表示那是個失敗，並且「園區」的中國老闆已經失蹤。 在芬蘭網查大唐集團，公司經營始於2013年，營業額為負數，無僱用人，業務虧損為20萬歐元，營業利潤率為-74.6%，營業額最多的一年是2020年，2,000歐元。自2018年開始有營業額記錄，全是虧損，2022年虧損額為15.6萬歐元。公司註冊地址在赫爾辛基，登記經營行業為木屋製造，註冊電話號碼是0400261501。但是撥打該號碼，對方回應說並非大唐集團，是一個錯誤號碼。 這完全是一個破產公司的記錄，而且還聯繫不到業主。 一個境外空殼 當地媒體可以看到這片物業的歷史。該處物業主體部分原是本市的精神病院，於1962年竣工，附屬的部分1992年竣工，叫瓦爾蓋拉醫院（Valkealan Sairaala）。2006年該醫院病人全部轉移到了另一個地區，物業空置。2007年，該醫院被以33萬歐元出售給中資公司雷石芬蘭。 Leish 健康中心於 2008 年 10 月在醫院內開業，提供中式按摩、針灸、美容護理和保健浴。 但2009年11月，警察、邊防和海關大規模搜捕了科沃拉的中國城和雷石健康中心等場所，數人被捕。 一個中國犯罪集團涉嫌以商業活動為名，組織中國人非法入境。 同年，雷必從涉嫌向科沃拉市政府官員艾莫 · 阿赫蒂（Aimo Ahti）行賄，為他提供免費按摩，而被判行賄罪。雷必從還被判就業歧視，他的公司存在工作時間不當、工資過低、未支付加班費，並涉嫌利用僱員缺乏語言能力。雷必從被判處6個月緩刑和罰款，並向前員工支付非法解僱賠償、拖欠工資和工作時間補償。 雷石從此基本停業。 該處醫院運營結束以後，部分物業也曾短暫用作一個本地幼兒園，和難民收容所。 當地媒體報道，大約2013年起，大唐集團的唐勇擁有了該處物業的主體部分，也就是後來的所謂北歐湖南農業產業園，湖南省排名第一的「一帶一路」境外重大合作項目。該重大項目10年來的營業額，最多的一年只有2,000歐元。分析人士認為，很大的可能就是，唐勇買下這些閑置的醫院舊樓，虛設一個空殼，吸引湖南官員不斷造訪，以求吸引國內投資。 在芬蘭的「北歐中國城」 在科沃拉市中心火車站以東約4公里處，有一個有名的北歐中國城，佔地大約12.5萬平米，近乎200畝。其中主體建築物是一處廢棄的乳品廠房，佔地約1.3萬平米。 2007年秋，北歐中國城開業。創立者是溫州商人王家駐，他曾於90年代在匈牙利批發中國廉價商品，大賺了一筆。科沃拉中國城很快成了中國產品批發市場。王家駐本人也因為這個宏大的北歐中國城，而被溫州市委於2009年評為改革開放30年 「溫籍十大傑出國際商人」，而且王家駐排名第一。 但是，2009年11月11日，中國城遭遇突然包圍和搜查，原因是被懷疑組織中國人非法入境。來自芬蘭邊防衛隊、警察、海關和稅務管理局的執法人員約160人參與了突襲，還動用了兩架直升機和警犬。共有7人被捕，包括王家駐，他被關押了81天。此次行動，被認為是芬蘭和平時期最大的圍捕行動。 北歐中國城從此生意凋敝，最終關門。 如今，中國城內原有的廠房已被標記為一家芬蘭食品廠，Finnish Food Factory。這裡僅剩的中國遺迹，就是這個14米高的巨大牌坊。石獅依舊蹲在牌坊門前，中國人早已看不到蹤影。 曾負責招商的科沃拉市官員Sirkku Seila 曾對媒體說，中國人在這裡丟盡了名聲。芬蘭媒體報道中國城時，使用了 「臭名昭著」 一詞。 中歐班列，靠補貼維持的「一帶一路」 2017年10月，另一個被中國官方視為 「一帶一路」 重大項目的中歐班列，科沃拉至西安貨運列車通車。時任中國駐芬蘭大使陳立等一批官員，出席了通車儀式。首列班列載貨41車。項目計劃常態化開行，每周四從科沃拉開出，每周三從西安港開出，每周1列往返對開。該項目在2022年被陝西省發改委評為該省「一帶一路十大亮點」，並位列第一亮點。 然而，中國官媒全部都避免提及一個重要的事實—-中國政府對中歐班列補貼一半運輸費用，以吸引芬蘭企業出口貨物。這樣的好事，自然有人參與，何況精明的芬蘭商人。 2020年，芬蘭最大報紙赫爾辛基消息報（Helsingin Sanomat）說，中歐班列向中國出口了木材等製品，回程的集裝箱卻是空的。陸運成本遠高于海運，回程如果沒有補貼，當然沒有吸引力。這個補貼政策當時承諾會持續到2020年。該報道引用了美國學者喬納森·希爾曼 （Jonathan Hillman）在他的著作里的說法，新絲綢之路的計劃就是一個新的皇帝的新衣，浪費大量資金。 2022年2月，俄羅斯侵烏戰爭爆發，3月，歐盟宣布制裁，芬蘭和俄羅斯鐵路開始停運，中歐班列也在其中。芬蘭在4-6月間扣押865輛俄羅斯車廂。此後，芬俄貿易驟降。至2023年7月，芬蘭對俄羅斯的商品出口額僅2100萬歐元。同月芬蘭從俄羅斯的進口商品僅1.52億歐元。俄羅斯僅占芬蘭商品出口的0.4 %和芬蘭商品進口的2.6%。 俄羅斯在芬蘭貨物貿易中的份額上一次達到如此低水平是在 20 世紀 40 年代， 蘇芬戰爭期間。 2023年7月，芬蘭和俄羅斯相互宣布關閉對方領事館。芬蘭加入北約，俄芬關係更加緊張。 在這種背景下，所謂的一帶一路重大項目，中歐班列幾乎等於斷路了。 芬蘭灣海底隧道，許是 「一帶一路」 最大泡沫 2019年3月，芬蘭—愛沙尼亞灣區發展有限公司（Finest Bay Area Development Oy）公告稱，與中國點石基金（Touchstone Capital Partners）簽署了價值150億歐元的融資諒解備忘錄。中國資本將參與建築全球最長的海底隧道，芬蘭灣隧道。該隧道將連接芬蘭、愛沙尼亞的首都赫爾辛基和塔林。路透社認為，該隧道預計的造價在150億至200億歐元之間。 據點石基金官網稱，它是唯一一家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項目提供定製化、一站式金融解決方案的基金。並在歐洲、獨聯體地區、澳大利亞、亞洲、美國等地籌集了約合300億美元的項目資金。點石基金稱其與中國國企、絲路基金共同發起，設立了總規模1000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基金。 點石基金官網還說，自己的融資夥伴有德意志銀行、德國商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信銀行，戰略合伙人則有中國交建、中材節能、中建總公司、中國中鐵等中企。 這完全是一個中國國家隊的陣容。 點石基金計劃使用一帶一路基金，投入芬蘭灣海底隧道建設。這或許是「一帶一路」 在全球最有雄心的項目。 但是該項目並未獲得歐盟支持，歐盟委員會建議謹慎評估中國為建設赫爾辛基至塔林海底隧道項目可能進行的重大投資。歐盟委員會運輸移動總司長亨里克∙ 霍洛萊在接受愛沙尼亞公共廣播電台採訪時說：「關於中國資本，目前還不太清楚這些投資的目的是什麼，是否與該國加強地緣政治影響力有關。我們已經在許多國家看到過類似的事情，後來這些國家都破產了。」 該項目的發起人是芬蘭企業家彼得. 維斯特巴卡（Peter […]
回過頭看，這樣的時刻在房地產市場並不少見。在這一時間節點，「認房不認貸」會對北京這個核心城市的樓市產生什麼影響？對於接近樓市的普通人而言到底又意味什麼？30天過去，波瀾還在持續。 高漲又模糊 「樓市要變天了？」9月1日下午，當王琳在手機上看到北京官宣「認房不認貸」的消息時，她心想。 她把消息首先轉發給爸媽，然後是男友。2天前，南邊的一線城市廣州、深圳率先宣布了「認房不認貸」。北京人王琳覺得這一政策或許不會在北京這樣一個對購房限制如此嚴苛的城市落地，至少不會那麼快。但實際上，新政出台的速度和瞬時間產生的影響都超出她的想像。 新政實施的第二天凌晨，中介發消息告訴她，她8月底看中的一套朝陽區的房源已經被購買，買家給的錢比業主的心理價位還超出10萬元，當場就交易了。「這件事讓我特別震驚。」七八個中介開始不斷地發來微信，告訴王琳，「建議你儘快決策，政策利好。」她感覺到，房地產市場的氣氛發生了改變。她本並不急著購房，但當天晚上，莫名的緊迫感促使她在手機上搜索房源。 在樓市被嚴格調控的過去幾年，大部分一二線城市出台了「認房又認貸」政策來控制二套房的貸款比例，也就是說購房時只要有貸款記錄，那麼再購買房產時也算作二套房，首付比例也大多提高到六成。時隔9年，北京再次改為「認房不認貸」——無論是否有過貸款記錄，只要家庭名下無房都可以按照首套房35%的首付比例購買房產。 這是一個騷動和剋制並存的時刻。消息官宣的那夜，母親打電話給李春蕾，讓她趕緊把瀋陽的房子賣了，隨時準備在北京「上車」。李春蕾今年33歲，在北京待了7年，暫時還沒退回二線的想法，而且定居在北京的想法也愈來愈深。幾年前，她和丈夫婚前在瀋陽購置了一套總價100萬左右的房產，但一次都沒住過。她在瀋陽的房產還算保值，但加上利息少說也支付了10萬元。 「我現在租房子只要5000元，但如果是換房子還房貸的話一個月就還1萬多了。」她心裡有數，讓母親別著急。但眼看政策的窗口已經打開，她還是打算儘快把瀋陽的房子賣出去。 「認房不認貸」同時也刺激著北京樓市的賣方。遠在紐西蘭奧克蘭的北京人陸婷記得那是一個普通的星期六，合作了很多年的房產經紀發消息告訴她，自己已經掛牌了2年的房子突然有人要買。 在北京，無數的房產中介和銷售在政策變更當日開始了自己的行動。鏈家門外掛出了「認房不認貸」的牌子，晚上11點店裡仍燈火通明，朋友圈和微信消息像是飛彈一樣一發發地往外放。 房產中介龍興聽到消息的時候正在帶客戶看房。回到公司後，他聽到同事們在討論政策，「大家都說不希望成交量增加太快，這樣會有點恐慌，而且還擔心之後又有抑制性政策出現，反反覆復，客戶很疲憊，可能更難成交。」他工作將近10年，經歷過上一輪上漲和下跌周期，對於樓市的起伏變化，已經十分熟悉。 在更大的場域，「認房不認貸」的落地呈現出兩種鮮明的狀態。9月2日凌晨，有房產自媒體稱「認房不認貸」的首夜是「瘋狂一夜」。9月1日當夜，北京多個新房樓盤對外發出「戰報」：某樓盤連夜調價停止交易、某樓盤宣布第二天收回1%-2%的折扣、某樓盤銷售通宵帶客戶看房、某樓盤產品價格全面上調1%……但與此同時，社交媒體的評論區里也有許多人透露出疑慮：「不買房是因為首付不夠嗎？」「珍惜生活，遠離貸款」「這個節點我應該買房嗎?」還有一個在8月底完成購房的27歲女生感慨，「好在自己趕在（市場）高位前買到了人生當中第一套房。」 北京上一次對樓市進行寬鬆調控發生在2014年9月，9年之後，相似政策的出台對當下冷淡的樓市來說毫無疑問還是一記重音。 但人們對樓市也「心懷芥蒂」。也有人認為，和2014年以及2015年相比，樓市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已經發生了變化。政策會將樓市和普通人帶向何方，也沒有人能真的完全說明白。 「認房不認貸」在北京的第一天，就以這樣的高漲又模糊的情緒結束了。 機會 9月4日，政策出台的第4天。 王琳看到了一套降價十幾萬的房源信息，她點開VR，讓男友一起過來看——不臨街、沒噪音，日照好，價格也合適，基本符合自己的需求。最讓她著急的是，房子的主頁顯示，關注收藏的人從原來寥寥幾個人短時間內上升到了十幾個人。「真的綳不住了。」第二天上班，她發消息給爸媽，「以最快的速度去看房」。中介已經約好時間，就在小區門口等著。王琳爸媽到房子以後錄了小視頻，發給王琳看。王琳當機立斷，告訴中介，「就談這一套了。」 新政落地時，最先靠近政策的，是一群著急「上車」的買家。作為買方，這將是王琳人生中的首套房，嚴格意義來說，她並不是「認房不認貸」所針對的群體，但持續數月的看房經歷，讓她還差「臨門一腳」，只在等待一個下決心的時機。 她從今年5月份開始看房，目標是朝陽區環境好、有資產提升潛力的二手房，預算為900萬元左右，但跑了幾十套下來，大多數二手房都不如她所願。她並不著急，直到8月底，她在一個小區看到了那套臨街的南北通透的兩居室，她和男朋友都心動了，「這套房子空間利用率很高，還能改成三居室」，想要中介幫她砍下20萬元就能成交。王琳覺得，自己的反饋速度已經夠快了，但沒想到新政實施的第一天凌晨，那套房子就被買下了。 新政落地後不到24小時，買方的局勢明顯緊張了起來。據中原地產統計，政策放開後，僅9月2日當日，北京二手房成交了1200套左右，環比超過了100%。王琳想到自己今年早些時候去看房時候的情景，約著去看一個小區，沿途有六七個中介參與，那時她還覺得，「這些中介很閑啊。」在淡季看房，她能感受到的是完全的買方市場，賣方們降價出售，中介們勸說買方下手，買方則不著急，打算再觀望一會兒。但現在變了，如果不下手，心儀的房子可能會被搶走，而且搞不好賣家還會借著政策漲價。 交易的48小時前，王琳和男友把目標區域的規劃資料甚至未來3到5年的土地出讓計劃查閱了一遍。她是個一級市場投資人，過去也做過地產投融資，這種信息搜羅和分析對她並不難。「我還是對未來互聯網產業有信心，這裡有巨頭將來還會有產業外溢。而且整個城市規劃向東擴、向南擴是基本的邏輯。」她告訴自己，應該要對這套房子抱有信心。 新政對希望置換新房的群體也利好。王琳決定買房的這天，30歲的羅路也決定換房。6年前，她用450萬元在北京一個回遷小區買了人生當中第一套房，儘管房子不大，小區環境也不算好，但那年在北京買房仍是一件讓人興奮的事，而且也更省心——因為不用作過多的分析和判斷，「買了房就漲幾乎就是個正常的事」。老房子住了幾年，缺陷也逐漸暴露出來：沒有地下停車場，小區對面還在拆遷，導致道路狹窄不堪，而且物業服務也幾乎看不見。每天下班回到家，羅路都要對著自家門口張貼的小廣告生氣。 去年年初，趕在新婚之前，她把房子掛牌出售。她的換房需求很明確，就是改善房——空間要更大、戶型更合理、小區環境更好。因為自己有過貸款記錄，在「認房又認貸」的情況下，她買房貸款也算二套房。她開玩笑說，因為結婚，零購房記錄的丈夫也要被「拖累」。 去年6月，她開始看二手房，預算是700到800萬元間，集中在朝陽區，但很少有房子滿她的意。最讓她抗拒的是二手房交易中的博弈，為了砍價需要不斷地和中介以及業主迂迴，不止一次，已經到了談價的環節，最後因為雙方之間的報價不合而不歡而散。而且在北京，二手房買家需要支付全部的中介費，費率達到房價的2.7%，按照羅路的預算總價，這筆中介費最終在20萬元左右。 今年下半年，因為二手房市場進入淡季，業主們紛紛降價銷售，但越是降價，羅路卻越不敢下手，因為害怕入場之後一降再降。她在樓市裡感到疲憊，和老公說：「如果真的為了改善環境的話，那我們乾脆長期租房好了。」 直到9月1日，她在一個房產群里看到了「認房不認貸」的消息，感覺有些猝不及防。過去，她從沒有想過政策對她有放開的可能。兩天後的周一，她開始研究政策，發現貸款比例變多後，可以夠一下更高總價的新房，而這正是自己迫切需要的。 9月4日，她約了一個房地產行業的朋友一起到大興某個新樓盤看房，小區的配套、設施、規劃都讓她滿意。小區對面還有一個新盤，兩周前開盤後3天內就被宣布售罄，而看中的這一個盤還剩餘的好樓層不多，好像也沒留下太多可供她猶豫的時間。她想，「如果錯過了今年，那等下一個盤開盤又要推遲一年了。」當晚，羅路跟老公統一了意見：「馬上上車。」 博弈 兩天之後的下午1點半，王琳出現在看中的房子里，陪同的有自己的男友和中介。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儘可能地往下談個十幾二十萬。 房主還在出差回京的路上，大家坐在屋裡，通過中介打電話傳話談判。但談判過程並不順利，房主先介紹一遍自己的小區以及房子的優勢，然後開始細數房子的優點，最終還在報價基礎上漲價5萬。王琳心想：「不妙。」在此之前，她看到這個房子明明掛牌價是降價幾萬元，但到了現場，房主又「坐地起價」。 中介告訴王琳別慌，還說房主在今年3月「小陽春」期間下定金認購了一套1600萬元左右的房產，他得先把眼下這套房子和外地的房子都賣了，才能保證交上新購房的首付，而且他那套房子剛買不久就跌了100萬。「實際上，是這個業主心很慌。」中介說。 博弈是二手房交易的常規部分，但政策出台的初期，二手房市場的談判空間明顯和此前相比有一定縮窄。麥田房產的數據顯示，新政後的第一個周末，許多賣家在此期間提價，調價房源中的漲價房源佔比提高到了36%。王琳和男友都覺得，他們現有的優勢是現金付款，可以利用縮短付款周期來換取這位業主的談價空間，甚至還想再砍多點，但房主依然咬住5萬元不肯鬆口。 談判一直持續到晚上7點，大家都很疲憊，卻沒有絲毫進展。王琳告訴中介，「我也不想磨嘰了，我說一個最後的價格行的話就可以簽，如果這事兒就到這了，那就不用來找我了。」她和男友扭頭出門，找了個餐館吃飯。雖然他們看起來堅決，似乎在談判中更強勢，但到了餐館，他們馬上開始復盤「戰術」，分析賣方的心理。他們也做好了交易失敗的準備，但就在這時，中介打來電話，「業主鬆口了。」 深夜11點，合同確認完以後，原房主已經從外地回到北京。年輕的房主下了高鐵，打了車就拖著行李箱推開了中介公司的大門，王琳和他握了個手，簽訂了合同。最後，算上業主之前主動降價的那一部分，王琳算是總共砍了27萬元。王琳說自己像是遊戲打贏了，滿意但也疲倦地離開。 在認房不認貸的第一周，人們在新政的熱潮里互相試探。房產中介龍興提到，有一位老客戶在認房不認貸後提出要對手中掛牌房產漲價，但被他勸停。「政策出來以後，客戶增加量大概是一天1000到2000人，但是房源增加量變成2000多套。按照市場的供需關係，房子多了，客戶還沒那麼多。如果不接受建議的話，業主半個月後也會由市場推動著作出改變。」 買賣方市場發生了短暫的轉換之後，買房市場的格局似乎並未被撼動。 脫身 和買方一起波動的，還有樓市中的賣方。 今年4月，在經歷樓市的「小陽春」後，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就開始連續滑坡。4-7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從1.39萬套每月下滑到0.97萬套。經歷了一段冷淡期，賣房也相對更難。 就在「認房不認貸」第一天，中介發消息給陸婷，說她掛牌已久的房子有客人想要。陸婷的房子購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後，位於通州，購入時花了100萬元左右。她手下有多套房產，買過之後她就沒再住過。這十幾年，她把房子出租，但處理和租客之間的瑣事讓她在近幾年愈發希望把房子賣掉。這套房子在2021年掛牌，因為陸婷希望和車位一起「打包」賣走，所以在房產總價基礎上漲了點價，曾有好幾個客戶接近購下這套房，都因為車位的問題沒有將交易完成。2年過去，這套房子一直沒有成交。 去年，她陪孩子去紐西蘭上學。在國外，她已經對國內的政策並不敏感。她告訴中介，「隨緣吧。」當日紐西蘭時間的下午，中介就在國內把房子交易完成了，在陸婷心理價位的390萬元基礎上還漲了3萬元。 更多人借著新政落地的熱乎勁兒出售了房產。今年，42歲的鄭靜宜出手了自己住了5年的房產。5年前，她在北京租住的兩居室租金漲到了7000多元，而正好那年的9月，北京出台政策，要求貸款額度與借款申請人住房公積金的繳存年限掛鉤，而且外地繳存公積金年限也可計入總繳存年限。鄭靜宜覺得這是個逃離租房的好機會，於是在公司附近花400萬元買下了人生的第一套房。 今年鄭靜宜從口腔醫療行業離了職，成為自由職業者，每月的收入不穩定，經濟壓力隨之跟上，產生了賣房的想法。她開始觀望二手房市場，希望把自己的房子賣出去。 7月，準備掛牌的時候，她發現二手房市場偏冷，自己小區同戶型的成交價比她當時的買入價還跌去了10%，在360萬元左右。她感覺這個價格有點虧，就沒有將房子掛牌。當她收到中介轉發的認房不認貸的消息時，她覺得機會終於到來了，毫不猶豫地告訴中介，「幫我掛了。」 自由職業在家辦公，鄭靜宜觀察了好幾組來家裡看房的客戶，有情侶，也有單身的，但大多數都是90後年輕人，來到家裡會問各種問題。年齡相對大的是一個30多歲的男客戶，他默默地看了房子就轉身離去。9月10日，掛牌的第4天，中介告訴她，她的房子被看中了，買家是那個話最少的人——也是一個典型的「認房不認貸」的受益群體，之前在河北買過房，政策一出，他就打算把房子賣了，在北京買房。 交易環節，雙方聊得很直接，沒有太多的迂迴，買家砍了10萬元，但也在鄭靜宜的心理底線之上，最終房子以415萬元成交，買家以35%的首付比例購買這套房子。 北京住建委的數據顯示，9月10日，北京二手住宅網簽404套，仍保持在較高水平，新政熱度依舊在持續。鄭靜宜暗自覺得慶幸，因為政策，得以以符合自己預期的價格從低位的樓市中脫身。 買房觀 買了二手房的王琳還記得，自己簽完購房合同後第二天中午和同事吃飯，告訴同事們自己在這個節點買房後，許多年長的同事透露出的相反立場，還反問她，「你買的是不是有點偏啊？」「感覺可以觀察觀察再買，現在下手太著急了。」但王琳告訴自己，「無論如何，這件事情定下來了，就不要再看了。」 日子正在一天天拉長，風吹過後，嘈雜聲依然還在。如何面對自己的選擇，成為新政之下買賣房者的新議題。 在9月6日簽完新房認購書的那個下午，羅路心情複雜，「開心和擔心反覆橫跳」。她一邊想像一年後交房時入住新房子的快樂，一邊腦海里還會浮現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期房沒辦法如約交付，質量不過關和業主一起維權……但對她而言，最大的擔心還是房價下跌，甚至跌破買入價。 羅路想起6年前自己第一次購房時的情景，那時候靠自己在北京買房是一件特別「有面兒」的事情，與這次買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次買房之後，她只告訴了自己身邊的幾個非常要好的朋友，「感覺不是那麼值得說的一件事」。 如果說樓市是很容易受到情緒影響的市場，那麼某種程度上，新政成為人們購房觀念的一面鏡子。儘管人們依然疑慮房產價值未來的變化，但近幾年的樓市正在讓購房者們明白，價值變動或許不會成為購房的決定性因素。 王琳把自己的購房比作「上市敲鐘」，在購房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經做好準備迎接接下來的所有變化。她告訴自己，「千萬不要天天都想著這個房子今天漲、明天跌，看到一些跡象和自己想的不一樣就糾結。我是把該做的事情提前做了，接下來可以有更多的心力來關注自己。」她相信核心城市房產的價值，而且她和男友也謹慎地貸了少量貸款。他們打算更理性地應對這套房產。 羅路在搖擺中接受買新房可能遇到的所有結果。「縱使是維權，但退房的人也沒那麼多，大家都想著要解決問題，還是要生活的。」這套房子對她來說，「不大跌就是大賺」。 房產中介龍興在此次北京樓市新政首月里感受到的是一種平穩。他回憶起上一次北京市推出認房不認貸之後的一年多後，也就是2015年底開始，房價逐漸迎來大漲，買房客湧入，堪稱「瘋狂」。而今年認房不認貸之後，北京樓市在當下這些天里呈現出的市場節奏，在他的眼中是「健康的」。事實上，除了保值增值的需求，普通人對居住本身的需求越來越高，「過去大家對位置、學區等有更多要求，如今，購房者也更看重小區物業以及社區環境」。 北京居民李軒算得上是資深購房者。今年，她剛剛置換了自己的第三套房。幾次換房經歷下來，她覺得自己的心態已經變得更加平和。她見證過北京兩次樓市整體上漲和一次局部漲價，也經歷過市場的下落，最深的感受就是：「在供需和政策周期之下，普通人其實是很被動的，通常也只能『隨波逐流』。」 她給自己總結了一條最簡單的買房原則——看政策。「一般抑制性政策出來的時候，也預示著市場過熱，這時就要警惕追高，而且貸款條件也更苛刻，買房成本則高；反過來，如果政策寬鬆，說明市場也偏冷，這個階段有比較足的時間挑房、講價，利率也更低一些。」但現實是，「買漲不買跌」，也是永恆的人性規律。而且，樓市下行的時候通常疊加著經濟下行，收入和信心也拉扯著普通人的錢包。 即便有過兩次買房經驗，李軒還是很難完全克服樓市的「人性規律」。她踩著今年「小陽春」的尾巴完成第三套房的置換，「市場情緒稍微好點的時候，買房還是更容易下決心，客觀上賣掉房子也更容易一些，置換起來節奏也更快」。而她剛換完房不久，北京樓市就變換風格，很快轉入冷淡。她有點後悔沒有先在小陽春賣房，再在下半年撿一個降價房，但她也告訴自己，「畢竟我只是一個跟隨行情和需求而動的普通人，很難預測市場的瞬息變化。而且，也不要太貪婪，能順利完成置換，跟隨大盤就行。」 稍顯安慰的是，認房不認貸之後，她重獲首套資格，享受首套貸款利率，比二套低了0.5%，「每月能省幾百塊外賣錢」。即便貸款比例提高，作為普通上班族的她，並沒有再追加貸款而是選擇將月供跟租金持平。「普通人還是量力而行。」李軒說。換完房後，她原本想把看房軟體統統卸載掉，並且「取關」各種房產博主，「暫時不想再操心樓市的事」，但閑暇時還是忍不住掃一眼房價走勢。「我買房是為了改善生活，有很明確的消費屬性，可以承受一時的漲跌變化。當然，也求保值，不希望大跌。但也不希望大漲，因為通常有大漲，才可能有大跌。」她這樣解釋自己的買房觀。 短短30日，催化劑在化學反應過後溶於平靜。北京市住建委數據顯示，9月1日至27日，北京二手房成交12658套，環比上漲45%，同比上漲11%。整個9月份二手住宅網簽量為14262套，在1.5萬套這個數字——俗稱北京樓市的「榮枯線」附近徘徊著。 在這個核心城市，一些政策還在擠牙膏式地放出。9月26日，北京二手房市場佔比最大、服務費率最高的北京鏈家宣布把中介費從2.7%降到2%，中介費不再是買方獨自承擔，而是買賣雙方各自承擔1%。長久以來，中介費等中間環節的交易成本過高，也是買房人心痛的癥結之一。在這個時節，更多順應市場變化的舉措，還在等待被呼出。 時達30天的喧鬧之後，北京樓市的平靜再次到來，但故事仍在持續。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人物）
周潤發在韓國釜山電影節榮獲「亞洲電影人獎」，出席記者會時，他讚歎韓國電影題材廣闊，想像豐富，創作人什麼也敢拍，可能因為韓國政府支持，自由度大。 另一方面，周潤發講了關於香港電影現況的大實話，直指今天是艱難時期，因為中國的審查要求繁多，劇本須經不同部門審批，諸多限制，又提及1997年後，電影人要留心政府指令，否則難以取得資金，末了也不忘說，「我們會盡最大努力，製作具有香港精神的電影。」 發哥關於審查制度的批評，儘管在Facebook洗版，但中國大陸媒體卻隻字不提，主流港媒亦輕輕帶過（如果有提的話）。其實周潤發所講的，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只是極少業界人士夠膽開腔而已。今日大家瘋傳的，說穿了，不是周潤發的言論，而是他的態度。 若說周潤發「敢言」，則香港演藝圈中比他敢言者，大有人在。但要是他害怕得罪什麼人，那麼整段關於中國審查的話，也是完全可以迴避的。縱橫演藝圈五十年的老江湖周潤發，當然知道此言一出，必有代價，但他依然選擇說了，我想，驅使他直言不諱的，並非勇氣，而是明理。 有人說過，人生有三層境界：一是活著，二是得體地活著，三是明白地活著，而周潤發已活出第三個境界。我不認識發哥本人，但看過一篇他談拍照片的訪問，覺得若非神思清澈的明白人，是決計講不出那些攝影道理的。 原來對周潤發來說，拍戲是工作，拍照才是生活。他不光是影帝，也是一流的攝影師。近廿年來，周潤發特別喜歡用大片幅相機拍黑白照，彷彿標誌著他的人生已褪盡繁華，由絢爛歸於平淡。你是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愛好，反之亦然。鍾情攝影的發哥，原來在追求一種錢買不到的「期待」與「未知」。 他喜歡用重量十足的大相機拍照，然後在暗房內無日無夜沖印，他笑著對訪談者解釋： 「我喜歡未知的東西。在按下快門完成拍攝後只完成了拍攝中的一部分而已，進到暗房裡把照片做出來之前，你並不會知道照片呈現出來會是什麼樣子的。而數碼相機不但可以立刻看到，還可以立刻刪除掉剛剛拍攝到的影像。加上拍攝數碼很難會有對影像的那種期待，按快門可能也不會太謹慎。」 周潤發認為拍照的關鍵，不在拍攝對象的美，而在攝影者的「構圖及感受功力」，世界許多美好，是要「由第三隻眼去感應的」。由於他用的不是數碼相機，每拍一張照片，發哥都要深思熟慮，不到最美的一刻也不按快門。 在攝影中，發哥大概學懂三件事：用心、耐心和隨心。用心，才觀察到事物的美好；耐心，才等待到動人的瞬間；隨心，才不會強求某個沖印出來的效果，而能順其自然，領會意外的喜悅。攝影如是，人生又何嘗不然？瞭然於前者的周潤發，當然也明白後者。 人真的不能沒有嗜好。生命若一無寄託，就只能與世浮沉，終其一生，貪權逐利；就算有所寄託，若鑽研不深，未臻至道，仍不免是大俗人。 發哥則不然，他明白攝影，也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快樂，那是免費、無價，且自足的。無求於人，自然就不必討好誰，亦不怕得罪誰，說話便可以從心所欲，生活亦能逍遙自在。由此可見，人一定要有足以廢寢忘餐的愛好，才能具備拋卻名韁利鎖的資本，從而活得獨立，活得從容，活得快樂。（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當年毛夫人江青被判處死緩關進秦城之後，反革命罪犯家屬李訥被安置進中央警衛局「宿舍」長達五年，期間毛澤東的第一個孫輩王效芝的窮困潦倒與同齡的鄧小平的第一個孫輩眠眠的無限幸福堪稱地獄與天堂之別。不過隨著習近平的上台，在安排毛澤東的後代們重新過上幸福生活的同時，也還安排了鄧小平的孫女婿，也就是這個眠眠（鄧卓芮）的丈夫吳小暉到監獄裡去體會江青的牢獄之苦。與此同時，更是剝奪了鄧小平家族第四代中的老大，眠眠和吳小暉唯一的愛情結晶「吳鄧卓」對吳小暉曾經擁有的萬億資產的唯一合法繼承權。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已經回顧到了從一九八零年年末開始的兩、三個月時間裡，當時的鄧小平只關心兩件事情，一件是鄧朴方在加拿大的手術和術後恢復情況，另一件便是對江青等人的審判。在如何處置江青的問題上，他鄧小平不可能不把在這件事情上的決策與自己兒子的「文革」遭遇及殘疾現狀聯繫在一起。 話說1980年12月24日上午，「置個人生死與度外」的江青口若懸河地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演講。其中最震動鄧小平的內容是 ：「現在你們是把一個無罪的人硬要變成所謂的罪犯，這是對你們這個法律的極大諷刺。毛主席早就對我說過，要警惕劉少奇、鄧小平、陸定 一、楊尚昆以及周揚、田漢、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動，他們肯定是要翻案的，這是一條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一條預見，由於華國鋒這個壞傢伙和叛徒的出賣，你們暫時地得逞了。但是，有一點我要告訴你們，你們不要高興得太早了。中國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經過繼續革命的鍛煉的，你們這些修正主義分子，人民將來是不會放過的，我在這裡正告你們！」 日後有中國內地公開媒體報道說：鄧小平看了審判江青的電視錄像後，氣憤地對彭真說：你看這個白骨精多麼的刁滑，到 了這個地步還是如此頑固，可見不殺此人不足以平民憤！」 一九八一年元旦，鄧小平親自召見「特別法庭」的庭長江華和「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等人，提醒他們：「你們先說對待江青怎麼辦？這個人要是死不了，就沒有要死的人了，因為誰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這十名被告裡面最惡劣的一個傢伙，全國人民都說可殺的人……。「 當年參與審判的法官之一王文正日後發表的公開文章中回顧說：「雖然對於罪犯的量刑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大多數人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張將江青和張春橋兩名罪大惡極、頑固不化的首犯殺掉。 王文正還回顧道：（當時的）黨中央、國務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也向法庭轉告了他們的意見，這其中包括當時的領導人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開始也都在一些場合發表過自己的個人看法，對於「四人幫」的量刑都提出了不同意見，最集中的一點就是主張對其中的首惡必須判以死刑，否則不足以平民憤。」 在這次審判之前，鄧小平對採訪他的義大利知名女記者法拉奇這樣評價江青：「你看，我告訴你毛主席有很多錯誤，我也包括了江青這個錯誤。她是個很壞很壞的女人，壞到你說她再壞的事都不過分。如果你讓我給她打分，就像我們喜歡乾的，我會告訴你，我打不了，因為對江青，無法進行評分，她是一千乘一千倍的負數。而毛主席讓她掌握權力，形成一個派系，利用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建立政治資本，拿毛主席的名聲為她謀私利，即使是後來他們已經分居了，是的，分居。你不知道毛主席和他妻子江青不住在一起嗎？雖然他們分居了，毛主席一次也沒有干預，哪怕是阻止江青使用他的名字。」 這就是為什麼在審判江青等人期間，鄧小平率先表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並在政治局會議上宣讀了當時的「著名民主黨派代表」、國民黨降將屈武給他的「主殺信」，說是「江青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如不處以死刑……則將鑄成大錯。……事關重大，故敢直言」。 接下來發生的就是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的，政治局為此事議了兩天，最終決定把江青和張春橋判處死緩，其實是用陳雲和徐向前等人的「刀下留人」，否定了鄧小平和另外幾個「主殺派」的意見。 當年為採訪鄧小平的義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擔任現場翻譯的施燕華回憶說：法拉奇問：「（您被下放江西勞動）當時您是否非常氣憤，希望報仇？」 鄧小平笑說：「我這個人從來不大喜歡氣憤。因為這是政治問題，沒有氣憤的必要，氣憤也不解決問題。」 但事實卻是鄧小平在沒有達到把江青直接砍頭的目的，仍然復仇之心不死。終日看著自己兒子坐在輪椅上的那付樣子，對毛氏夫婦的冤讎肯定還要被時時勾起。沒有機會便罷，只要一有機會，他鄧小平還是按捺不住他與毛氏夫人的這段私仇。於是，報複目標自然轉到了毛澤東與江青的後代身上。 也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前後腳，鄧小平成功搬倒了華國鋒，中國的「第一家庭」從此正式被鄧家取代。緊接著改革開放開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員迅速開始了「帶頭致富」的過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訥和他的獨生子同時也開始了他們這一生最慘淡的時光。其生活境遇竟然比當時大多數的城市普通老百姓還要艱難。 眾所周知，毛澤東的兩個女兒之中只有李訥是江青所生，文革中自然受益最大。 1967年1月中，李訥曾組織「革命造反突擊隊」，貼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內容是 「揭批」時任新華社代理社長，全軍文革小組成員胡痴及其他解放軍報領導人。三天後林彪即簽署了《給解放軍報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肯定李訥的這一行動「在報社內部點起了革命火焰」，毛澤東則立刻批示「同意，這樣答覆好」。 於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被分配至解放軍報才半年的李訥立即直升《解放軍報》總編領導小組組長（代替總編輯，相當於當時的副大軍區級）。 幾天後，毛澤東又把李訥調到自己身邊當聯絡員，專門負責了解北京各大專院校的情況。。江青和陳伯達 隨之也將李訥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負責人。自此，文革第一階段的事實上的總指揮便成了毛澤東、江青夫婦加上他們兩人的女兒。雖然這段歷史持續時間不長，但毛澤東駕崩導致江青下獄後，李訥立刻被要求「將這段醜惡歷史交待清楚 」。 於是，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親自通知李訥，中辦已經給她在中央警衛局安排了新的「宿舍」。 日後看來，中共政權對付黨內政敵或者「腐敗分子」的所謂「雙規」—-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待問題，就是從李訥開始的。 正應了中國人「落了架的鳳凰不如雞」那句老話。從一九七六年十月開始，李訥在中央警衛局的「宿舍」里一住就是五年，而她和已經離婚的第一任丈夫徐寧所生的兒子，也就是毛澤東的唯一外孫徐小寧(後隨繼父姓王，現名王效芝，後文中統稱王效芝)，從五歲開始即被迫跟著一位「阿姨」度過了五年無父無母的凄慘生活……。 曾已何時，毛澤東和江青夫婦曾使鄧小平一個完好的家庭肢離破碎，令鄧家數名子女在饑寒交迫中哀嚎，令鄧家最寄厚望的長公子永遠喪失了正常人的大部分生理功能。而毛家的公主李訥卻二十六歲便成為副大軍區級的《解放軍報》負責人，繼而被江青當成親生兒子的毛家子侄毛遠新年紀輕輕便躍升大軍區政委，後又擔任「毛澤東同志聯絡員」……，毛夫人江青更是驕狂不可一世。 而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同時，鄧小平成功搬倒了華國鋒，中國的「第一家庭」從此正式被鄧家取代。緊接著，改革開放開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員迅速開始了「帶頭致富」的過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訥和他的兒子「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則一直持續到江澤民上台之後才略有改觀。鹹魚翻身則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 當年鄧小平復出並訪美歸國，在機場上就迫不及待地給外孫女眠眠(鄧楠和夫君張宏的獨生女兒)打開禮品盒時，眠眠的同齡人，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與眠眠都是生於一九七二年)正跟著「阿姨」在北京街頭尋找最便宜的「堆兒菜」(當時北京人稱菜市場里賣不出去便不再過秤，幾分錢一堆處理的大陸菜為「堆兒菜」)。此時的鄧小平外孫女已經對國產糖果和國產玩具不屑一顧，而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則學會了看到菜市場櫃檯下面有被人扔掉的菜葉，趕緊撿進「阿姨」的提籃里。當菜市場售貨員用憐惜的目光注視著這個還未滿入學年齡的鼻涕孩子時，打死她也不敢相信這個孩子竟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和江青的親外孫。 當迎接鄧小平出訪歸來的專車隊在長安街上呼嘯而過，車裡坐著的眠眠把爺爺從美國帶給她的「洋娃娃」貼在車窗上向外炫耀時，居住在西單商場附近一套普通民宅里的被指定代李訥看管孩子的那個「阿姨」，卻不敢讓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走近這所商場的玻璃櫥窗，因為那裡面陳列的巧克里糖果對這孩子極不現實。 當鄧小平的醫護團隊給整個「第一家庭」制定了嚴格的營養食譜，特別告誡不懂事的小孩子們「營養過剩對身體有害」的時候，一日三餐麵條碗里漂浮的青菜葉就是毛澤東外孫必須接受的生活事實。 王效芝自己回憶說: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的年代裡，他剛剛開始記事，所以他學會的人生第一課便是「看人臉色」。「那時，我覺得自己是個老出錯的孩子，因為人家老瞪我。」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隨著鄧、毛兩人的孫輩一同步入少年時期，鄧家外孫、外孫女幾年間已經乘專列游遍了中國最好玩的地方，而且也已經跟隨父母去過了美國的迪斯尼樂園，而毛澤東的外孫卻被母親要求入讀了為飯店培養侍應生的職業高中。 一九九一年，鄧家上下開始討論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庭大事，府上最年長的孫輩眠眠已經高中畢業，眼看陳雲、王震、聶榮臻的孫子輩都已出國留洋，而且有的乾脆就是在美國、加拿大等地讀了洋人的私立中學，鄧家人自然心動。於是便為鄧家外孫女應該在哪裡接受高等教育的事情爭論不休。在這種事情上從來不拿主意的鄧小平雖然親自參加了這個家庭會議，但卻靜看子女們各執己見，臉上堆滿了得意、滿意和快意的微笑。而此時此刻，前「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已經恢復了自由之身的李訥也暫時忘記了經濟上的窮困含淚微笑，因為她的兒子，毛澤東的外孫已經職業高中畢業，如願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五星級合資飯店當侍者。 男孩子分配到飯店工作，第一崗位必須是大廳門外。當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身著服務生制服，在凜洌寒風中為賓士驕車中走出的貴賓開門時，他可能沒有想到這些貴賓不過是鄧朴方殘聯的康華公司的一群僱員，他們來此五星飯店是為了宴請一個正在北京做「慈善」日本汽車商。觥籌交錯之間，向中國殘聯「贈與」N輛日本汽車的簽字同時進行。，而大廳門外的王效芝則正在向一位即將去日本出差的同事央求，別忘了給他撿幾本人家不要的汽車雜誌回來，而後又特別叮囑一句「千萬不要買新的。」 汽車曾是王效芝的人生最愛，當年的他做夢時都在想著何年何月自己能夠買得起一輛汽車。萌生這一念頭的起因再簡單不過，因為他從母親恢復自由之後起便經常看到不得不搭公共汽車去看病的母親被擁擠的人群推來搡去；他從懂事起便看到偶而有機會搭乘某位出於憐憫之情的官員的小卧車時，母親那付誠惶誠恐的樣子……。 需要向聽眾和讀者們強調的是，如上的故事都是發生在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 隨著習近平的上台，無論是李訥還是毛遠新都已經「重新過上了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無論本意是否是要為李訥和他的兒子在鄧小平時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復仇，事實上習近平已經親自把鄧小平的孫女婿，鄧卓芮的丈夫吳小暉投入大牢。 這個鄧卓芮就是前文說過的那個眠眠，是鄧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回想當年鄧小平落難江西時，獲准與一個叫張宏的同學結婚，並於一九七二年從陝西漢中的勞改處到江西探望父母的鄧小平二女兒鄧楠留在當地生下了女兒眠眠，鄧卓芮的名字是鄧小平親自取的。 中國內地的許多描寫鄧小平江西生活的文章都形容這個眠眠「成為當時鄧小平精神支柱」。恨不能形容成如果沒有這個眠眠的及時出生，鄧小平就不可能頑強地苦撐到被毛澤東「諒解」返回北京的那一天。網上現在也能查到「鄧小平在江西懷抱孫女眠眠」的照片。 所以說，這個眠眠也就是鄧卓芮對於鄧家的意義是何等的重要，習近平比我們外面的人一定體會得更為深刻。更何況，鄧卓芮與吳小暉的獨生子吳鄧卓（？），也是鄧家第四代中的老大，本是吳小暉曾經擁有的萬億人民幣資產的唯一合法繼承人。 僅此就足以見出習近平下令把吳小暉投入大牢，並把他的萬億資產全部收歸「國有」的背後政治考量是多麼的陰毒。更詳細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恆大巨額債務》、《中國恆大申請在美國破產》、《碧桂園無法償付到期債務》、《中國地產股大跌》… 這些是近來國際媒體對中國房產市場的通報，顯現出風險四散的動能。 中國樓市的困境並不是最近三個月才開始顯現。 幾年前，網路上曾瘋傳一段短視頻，廣東清遠老業主大鬧售樓廳，原因是半年之內樓價從90萬跳水到不足40萬，降幅超過50%。 今天，地產商已經開始雞飛狗走，房價連連跳水，但業主抗議的聲音卻聽不見了。 也許是業主抗議的力氣都用盡了，更可能的是他們的嘴被貼上了膠帶。 國際人權機構《自由之家》日前發布了2023年各國自由狀態評估報告（含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個人權利三大項），中國再次蟬聯不自由國家幫主。 業主已經不能說話了。 風險訊號卻越來越明顯。 讓我們來一起回顧昨天被忽視了的警示，分析今天的危險，並為明天的風暴做準備。 幾年前的廣東清遠事件，無論是企業規模和波及範圍，都稱不上房產業的大事件。 真正為中國樓市帶來第一波衝擊的，是中國恆大。 這衝擊不是它近幾個月的資不抵債和美國破產申請，而是它在三年前的一系列操作。 來自恆大的第一個、也是最明顯的一個樓市警號，是它在2020年9月發布了一則公告，要在全國範圍內七折售房30天。 當時人們的買房熱情仍舊如日中天、政府的任何限購令都無法使樓市降溫、所有樓盤看上去都是供不應求的搶手貨。 在全國住宅普遍零折扣火爆熱銷的大環境下，恆大無端巨幅讓利的背後必定有難與人說的隱情。 對於購屋者，恆大的這個隱情必將成為購屋者今後的隱憂。 但是，當時沒有人有時間有耐心去想想這個隱憂。 時隔半個月後的2020年9月24日，資金緊缺的恆大向廣東政府求救。 被揭露的求救信在網路上瞬間傳開。 恆大求救信的標題是：《關於懇請支持重大資產重組計畫的情況報告》。 信中有關資產重組的迫切性有如下的描述： 「恆大地產資本金大幅減少，如不能按時完成重組……，可能導致恆大地產現金流斷裂。」 恆大求救信迫在眉睫的風險描述如下： 「…若恆大地產現金流斷裂引發恆大集團陷入危機，將直接影響331萬人的穩定就業，… 204萬業主面臨工程爛尾或無法收樓的風險…」 從這封求救信的內容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恆大由於資金危機已經命懸一線，如果資產重組不能火速完成，全面爛尾已經不可避免。 自從這封求救信曝光至今天，恆大資產重組一事鮮有被媒體或恆大自己提及。 事實是，恆大的資產重組擱淺，政府無力施救，因而恆大地產全國範圍內陷入爛尾也就是一個符合預期的結局。 關於這個結局，恆大已經提前數年對市場做了直白無誤的透露。 但從2020年9月到2023年9月這三年之間，在如此明確的危險信號頻繁閃爍的情況下，仍有無數工薪家庭透支自己未來的財富，一頭撲進恆大的資金黑洞。 面對危險訊號，他們原本有機會遠離危險或至少是及早脫身；但是他們都選擇了對危險視而不見。 他們對中國政府的盲目信任，在這當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以爛尾樓盤數和境內外債務違約的頻繁度來衡量，恆大無疑是中國樓市問題之最。 如果恆大資金斷煉僅是地產開發行業的一個孤例，那些由於誤判而在錯誤的時間、從錯誤的開發商手中購入錯誤的房產的業主們本不應過度自責。 但事實是，因資金斷煉而無法正常運營，早已是中國地產開發業的常態。 恆大集團的發展模式是中國地產開發的通用模式：透過高槓桿拿地建房、透過預售回籠資金、透過線上線下真假混雜的促銷手段擴大市場份額，透過市場份額和反覆抵押向銀行 套取貸款，透過爛尾全身而退。 恆大是整個產業的走向示範。 另一個較重要的較早案例是，2021年2月，華夏幸福爆出消息，因現金短缺，故而無法按時償付價值52億元的銀行貸款利息和信託貸款利息。 華夏幸福的年銷售額超過千億，是中國十大房企之一。 然而，緊接著恆大求救信之後的華夏幸福資金暴雷，也同樣沒有喚起購屋者的警覺。 在所有關於樓市現況的資料中，最具視覺衝擊效果的，莫過於2021年8月底昆明一舉爆破拆除15棟高層住宅大樓的場面。 拆除的建築，是已停工七年的爛尾樓群。 爛尾工程從2011年拿地到2021年拆除的10年間轉手五次，在建工程中的一部分早已售出。 網路上流傳的音像顯示，爆破現場圍觀者無數。 而現場和網路上的評論，多數是驚嘆15棟高層樓盤同時爆破的壯觀場面，很少有人思考爛尾樓爆破背後的風險涵義。 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這場大規模爆破拆除樓盤的實際效應，將會影響到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每一個普通大陸家庭：有房族將眼看著他們的房產價值縮水速度超過貨幣貶值； 無房者將發現，因為地產崩盤導致經濟蕭條，手中的存款不但永遠不夠支付買房的首付，就連應付日常不時之需都成問題。 其實，早在2016年初，以敢說驚人之語著稱的任志強就曾經對樓市做過準確的判斷。 他認為，當時的樓市庫存已經達到難以消化的程度。 為了避免海量庫存衝擊房價，政府和開發商最後只能透過炸毀已建樓房來達到去庫存穩房價的目的。 今天，任志強七年前的預言變成了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去庫存的常規手段。 這從側面證明了，目前的住房存量已經達到了無法透過正常手段維持的超高水準。 自2017年以來，房產業主權益事件越來越頻繁。 這些維權者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供需關係嚴重失衡的情況下盲目入市的購屋者。 雖然包括恆大在內的大小開發商們在資金周轉方面早已險象叢生，但是每一次事件都沒能被業主和潛在的房產買家認真看待。 為什麼如此明確無誤的樓市警號會被幾乎全體購屋者忽略。 是什麼原因使得一般購屋者把自己推入目前的困境？ 雖然中國官方對新聞嚴格審查，但在網路無處不及的中國社會，及時得到來自各地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資訊，對大多數人來說並不困難。 因此，如何理解這些資訊的真正意義，就成為影響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 儘管中國的購屋者中的絕大多數都認為房價過高難以持續，但是他們也同樣認定，政府不會聽任房價崩盤，自己也絕不會成為最後一棒接盤俠。 他們把自己希望房價只漲不跌的願望，當成了現實世界的鐵律，而把偶爾從資訊審查中漏網的一星半點的市場警告，看成是「狼來了」的假警報。 他們把自己一生的積蓄、甚至是自己家庭三代的積蓄，交給政府和開發商。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邏輯。 他們相信，開發商不會捨得蝕本降價賣房。 他們也相信，政府不會聽任樓市崩盤而不作為。 他們更相信政府有能力救樓市。 現在，他們相信的第一條已經證明是錯的。 開發商既炸樓也瘋狂降價，因為開發商真正賺到的大錢不是靠賣房得來的。 他們很快就會看到，他們相信的第三條也相信錯了。 中國政府的錢都用在了國外的一帶一路和國內的維穩上。 政府不是不想救樓市，而是實在無錢無力救市。 只有第二條他們是相信對了。 但是政府民間都沒錢了，政府無論嘴上再怎麼作為，都於事無補。 所有的人都曾相信，只要政府的調控手還在，押寶在樓市上的家庭財富就安全無恙。 現在，雖然政府的手還在，但樓市財富卻開始蒸發了。 中國樓市正急速現出原形，就如同中國的整體經濟。 一直以來被中共最得心應手地操控的房地產眼看就要倒塌了，中共卻束手無策了。 中國房地產業的崩盤，戳破了中共和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灌輸給中國大眾和國際社會的假象。 中共並非像它所宣稱的那麼強大，永遠有能力抵抗正常的市場法則。 而中共一旦失守，它所曾經擁有的民眾信心資源也將隨之灰飛煙滅。 這將傾的大廈，絕不僅僅是中國的樓市和經濟。 （※作者為政治、經濟分析評論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