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欢蔡英文的地方就是她成功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是世界的台湾！ 台湾议题已不再是”两岸”议题，而是国际议题。（小英成功地把”台湾是中国的”的论调甩到十万八千里远了！） 每年双十节，总会面对”到底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之争”。台派朋友不过双十国庆已经很久了。 在海外，”华侨”、”台侨”之争，三十年来就没停过。只是随著中国崛起，一大部分华侨跑去过”十一国庆”；大部分台侨又只爱台湾不爱中华民国。于是，这二十年，双十国庆显得十分苍白。 但这几年情况不同了。极权中国锁国了，台湾名声起来了。台湾不再是中国口中的一个区，台湾是世界的台湾。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正在迎接一个新的时代。 那些跑去过十一国庆的华侨，有些已回归双十国庆了。而且外国朋友跑来祝你生日快乐的人也多起来。台侨不爱过双十国庆，但外国朋友爱！ 所以，现在再争”到底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已没啥意义了。在海外面对外国朋友，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在海外，你就是你，谁在乎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的朋友叫David 的一大堆，可我从来就没有认错过！ 作者：苏拾莹
本文的话题是日经新闻最近的一篇报道引起的，但我希望读者超越那篇报道来理解拙文。 这篇由《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撰写的报道称，习近平在今夏北戴河会议上遭到中共元老们的斥责，这是习近平不能出席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原因。作者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共元老在北京郊区的一次聚会中达成共识，认为不可任由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持续下去，否则将危及中共统治，并派曾庆红到北戴河严厉批评了习近平的施政方针。 报道一出，舆论哗然。大多分析人士认为，出现上述事态发展的可能性不高。不过，本文的关注焦点，不在于对这一报道做出某种事实判断，而在于探讨某种传播现象。 中共政治黑箱的信息苦果 稍有记性的读者，不妨回忆一下去年这个时候，当时网络舆论上最为热门的中国政治话题之一，就是所谓习下李上。散播消息者言之凿凿，说习近平将在中共二十大上失去权力，李克强会取而代之。那时的传言中也有不少是涉及中共的所谓元老们的，有消息称105岁的宋平出面强力阻击了习近平。 这些说法的可信性如何，答案早就揭晓了。当然，我无意苛求新闻记者和社交媒体传播者在报道中共高层政情的时候一定要给出事实确凿的消息。为什么难以苛求呢？原因很简单：中共政治一贯是黑箱作业，高层政治更是黑幕重重，外界难以得到确实消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后来被证明为并不确实的消息，其实是中共黑箱政治送给这个世界的信息苦果。最近，无国界记者组织举办了捍卫中国民众知情权的讨论会，就是针对这个黑箱与这类苦果的。在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中国民众和世界舆论都无法知道关于中国的一些基本信息，特别是那些执掌公共权力、决定民众命运的高层政治人物的相关信息。仅此一点，也就显示出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荒谬了。 其实，中共政治不仅具有信息封锁的特点，它还具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巨大能力。以洗脑为目的的中共宣传所散布的信息，很多都是虚假的，真相被扭曲，历史被篡改。以刚刚过去的三年新冠大疫情为例，中国究竟因为疫情死了多少人？中国的抗疫举措是怎样展开的？这些举措的社会经济后果是什么？中国政府不仅不公布相关的真实数据，反而还编造了一系列虚假数据来蒙蔽民众与世界。对于老百姓的事情它都这么干，涉及高层政治那就可想而知了。 散布虚假信息，与造谣相去不远。我对中共的政治传播的研究发现，中共本身就是一架巨大的谣言机器。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这是中共1940年代的谣言杰作之一；造谣说天安门抗议者在1989年6月3日暴动并杀害中共军队官兵，这是中共为制造六四屠杀而精心策划的阴谋。中共以谣言来对付它认定的敌人，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同理，如果中共在关于其高层政治的信息传播中也故意造谣，那恐怕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反转利用政治黑箱的信息优势？ 再次强调，我并不是说前述传播关于中共高层政治传言的人都是帮着造谣的中共喉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中共善于借口传声，这在历史上也是有很多实例的。没有中共内部的消息人士，外界连关于中共高层政治的谣言也无法得知。于是乎，中共从自己的政治黑箱中反而获得了一种信息优势：只要它露一丝信息出来，外界都如获至宝；加上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人们都无法验证这些信息是真是假，中共就可能因此获得某种舆论主导权。尤其是当传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大体类似的情节，而且是在这类情节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明是虚假的之后依然改头换面传出，这就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了。 客观上，关于高层权力和治国路向之争、元老批评习近平、习近平要被赶下台等这类“内部消息”，对中共有至少两大好处。 第一，这有助于转移人们对关乎民众生存的重大事务的关注，特别是在灾害发生、官府爆出丑闻、社会经济政策失败等的背景下。这些年，拿个歌星、艺人做祭品来转移舆论焦点的做法屡屡发生。不过这大体只对国内舆论有效，国际舆论谁知道、谁在乎那些只会捞钱的中国歌星和艺人啊？还是高层权力斗争这个戏码抓眼球。再说，关于这类戏码的信息一旦出口转内销，那就更有价值了。中国自古以来有喜欢谈论宫帏秘事的传统，本来没有任何参与这类事情的可能的小民们那么谈上一番，似乎就有了“参与”朝廷内幕的意思，应该是很能提升幸福感滴。 第二，有助于增加人们对于中共政权的希望。不难发现，相关传言中有个一以贯之的调子，那就是总能在中共高层找到什么人物被视为解决当今中国政治困局的希望所在。这些人物的实际政治倾向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李克强、宋平、曾庆红，乃至薄熙来、刘亚洲，都能被赋予“挽救国家挽救党”的神威。说来说去，过去是“四人帮”作恶，如今是习近平混蛋，而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中共这个党。既然人们对高层某些人抱了希望，来自社会层面对目前当政者的压力也就相应减轻：不需咱们反抗，人家宋平、曾庆红已经看到了问题并在发力，“我们党“从来都是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的哈！等你知道实际结果不是李克强替代了习近平，而是习近平踢走了李克强，黄瓜菜早就凉了呢！那好吧，一年之后”消息人士“告诉你现在还有个曾克强。如此循环并回复，党的江山万万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对许多包括日韩在内的中国周边邻国艺人而言，中国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这里人多钱多，不仅粉丝热情高，而且厂商赞助需求也很旺盛。 但是很多艺人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的是，中国市场同时又是一个政治禁忌超多的大雷区。境外艺人们有时一不小心无意触碰到这些禁忌，不仅可能引起当局的不满，而且也会遭到粉丝的谴责，过去红极一时的作品也有可能瞬息之间全部被下架，带来真可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严重后果。 根据《南华早报》以及多家网络媒体的报道，日本一家著名的经纪公司最近为旗下艺人配备了一份长达11页的《进入中国市场注意手册》，里面列举了一系列在中国被视为敏感甚至禁忌的议题和词语，以提醒艺人在说话或网上贴文时要小心谨慎与保持警惕，以免触犯中国网民的“众怒”。 《南华早报》引述专家的话报道说，这份手册虽然列举了许多禁忌的话题甚至还列出一些实例，但可能仍不足以确保艺人的完全安全，因为中国市场的禁忌和雷区常常言辞委婉模糊，甚至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手册列举的第一个最大禁忌就是有关台湾和一中原则的话题。根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今年九月份的报道，手册还要求艺人在社媒上贴文时要注意回避政治、历史和领土等议题。 手册列出的另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则是日本的靖国神社。由于靖国神社供奉的战争阵亡将士中包含14名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有关靖国神社的讨论以及日本领导人参拜神社的新闻常常会引发中国与韩国政府以及民众的强烈不满。 《南华早报》引述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系数字社会学讲师王艳（Wang Yan音译）的话说，在越来越多的艺人成为中国粉丝极端“下架”文化的牺牲品之后，出台这样一篇手册是很自然的一个应对措施。 “娱乐公司根据它们的商业逻辑提出这些建议是可以理解的，”《南华早报》引述王艳的话说。“它们当然希望将政治风险和相关商业风险最小化，同时将艺人的商业价值最大化。” 但是对于那些“极端爱国”或玻璃心很容易破碎的中国粉丝而言，一旦他们听到或看到艺人有关在他们看来有辱中国的言论，他们便会立即将艺人拉黑，并将其作品下架。 手册提到的一个具体事例就是韩国六项男孩乐团BTS的一位成员曾表示，台湾是他最想访问的国家。粉丝和网民认为他的言论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伤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对他大加挞伐。 手册提到的另一个实例则是加拿大流行乐男歌手兼影视演员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他2014年因为展示了一张他在靖国神社前留影的照片而引起中国粉丝的强烈不满，最后被迫道歉。 韩国JYP娱乐旗下女子组合Twice的成员、台湾流行乐女歌手周子瑜因为在一段视频中挥舞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遭到中国网民的围攻，赞助商也因此撤销了对她的赞助。最后她被迫拍视频道歉，并强调她支持一中原则。 不过《南华早报》引述厦门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玉乙的话说，手册将一些没有明文规定的非官方规则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将对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和艺人提供相当大的帮助。 “在国外演出，有必要尊重美国国家不同的历史、风俗和传统，从而避免直接卷入敏感的政治或歧视性议题，”庄玉乙说。
芬兰东南部交通枢纽城市科沃拉 （Kouvola）的东北角，距离市中心大约6公里的一条小河边，医院路之侧，一大片废墟与周围静谧的树林、公寓楼和居民小楼对比鲜明，格格不入。这片废弃的房舍，除了一排平房，其他几座两三层的楼房都被铁丝网围了起来，铁丝网上的红黄胶带提示人们，这里禁止擅入。围栏上可以看到白色的标志牌，上书 Vartioitu —- 受保护区。标志牌上还写着一个公司的名称—Lisäturva Oy， 经查，是一家芬兰南部的安保公司。 “一带一路”的废墟，彷佛经历过战火 从谷歌地图上可以大致测出，这片废弃物业，总占地大约3万多平米，50多亩。根据建筑物层数和边长推算，建筑面积大约为7,000多平米。被围起来的部分，建筑面积大约为6,000平米。主体建筑物墙面破裂，窗户玻璃破碎，门也都是破裂的，彷佛经历过战火一样。主楼是三层建筑，楼顶覆盖层几乎全部碎裂并向上翻开，彷佛被炮弹炸过。 这片废弃物业的入口处，几棵松树下，横立着一个四五米长的木匾，匾上还能看到一个大大的缺了两条腿的汉字”商”。其他的字都已脱落，仅残留着粘胶的贴痕在木条上。木匾下方的残余贴痕，依稀可辨 —- DA TANG GROUP OY，即大唐集团公司。 湖南省的“一带一路”标兵项目 这里就是2020年9月湖南省发改委发布的“一带一路”暨国际产能合作重大项目之一的“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湖南省发改委公布的这些所谓重大项目共93项，其中境外57项，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位列第一名，算是湖南省 “一带一路”的标兵了。发改委公报称该产业园总投资3.42亿美元，园区位于芬兰科沃拉市，定位为绿色有机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将致力于为中国企业搭建 “投资北欧、辐射欧洲” 的投资贸易平台。 2017年长沙晚报报道，长沙人唐勇抓住了 “一带一路” 战略机遇，走出国门，勇闯海外。该报道说: “2014年该园区由长沙企业湖南北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重点培育食用菌、果蔬产品等。截至2016年底，园区实际投资已达3700万欧元，建成1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和1.5万平方米的食用菌标准厂房，其中3000平方米厂房已投产，日产平菇、香菇等食用菌2吨，投放芬兰市场后供不应求。食用菌厂房全部投产后，日产量10～15吨，可满足北欧和西欧20％的市场份额。” 唐勇在接受长沙晚报采访时说：“园区规划面积是2.5平方公里，投资总额1.16亿欧元，可以容纳生产型企业30～40家，贸易型企业100家，未来年产值可达10亿欧元。” 唐勇称自己的目标是建成北欧最大的绿色有机农业现代化产业园，并通过产业升级，对接北欧生物制药产业。 该报道并称，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已通过省商务厅评定，成为湖南首批境外经贸园区。唐勇2017年回国就是为了“招商引资“。 湖南高官流水般造访，省长签下一纸空文 2015年5月，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到访科沃拉，并在所谓的芬兰大唐集团商务中心，主持了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的挂牌仪式。随行官员有湖南省农委、省外办、林业厅、水利厅的领导。孙金龙现任中国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2016年10月，时任湖南省人大主任、前省委书记徐守盛到访芬兰，也曾视察该农业产业园。 2017年7月，湖南在线报道，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率团访问芬兰，“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并专程来到科沃拉市的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视察。许达哲还和屈米大区（芬兰古门拉克索省，Kymenlaakso，不知为何被翻译成了屈米）省长乔科·莱派恁、国会议员马尔库·帕卡恁见证湘芬双方企业间签署合作协议。该报道的照片里可以看到唐勇。中国方面相关报道都未提供芬兰官员的英文或芬兰文名。 网搜芬兰古门拉克索省省长（该报道称之为大区区长），根本找不到这个人名。在该省官网 Kymenlaakso Liitto可以查到该省行政长官名叫雅高. 米高拉（Jaakko Mikkola），他从2016年起担任该省行政长官至今。他外形消瘦，完全不是中方报道里的那个大胖子。 而在芬兰Kymenlaakso省官网上，依旧可以搜索到2017年湖南省长与该省省长签署的所谓的“友好合作备忘录”，中英文各一页，中方官员写着许达哲的名字，芬方省长的名字空着。备忘录极其简略，没有任何实际内容，落款日期是2017年7月14日，签名处也是空的。也就是说，这就是一纸空文。所谓屈米大区区长（省长）也是个假的。 湖南省商务厅官网可以看到，2015年7月副厅长李心球率团访问芬兰，也专程考察了科沃拉市这个所谓的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该报道中说，产业园目前已完成占地150亩、10,000平米办公区建设，园区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重点培育食用菌、果蔬产品，进行高效工厂化生产及规模化种植云云，并称已经入园企业两家，签约企业4家，其中味菇坊生产线建设基本完成，预计8月开工投产。 这里曾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湖南官员，包括很多高官。尽管它几乎没有实际经营内容。 未有实际营业，一直在转让中 记者本人曾在2017年拜访过该“园区”。那时是因为有一位微信名“必双人”的老年男子，在一个Kina.cc的北欧华人服务网站（该网站已经无法打开）上转让房地产。转让项目正好就是这个“园区”的平房部分，大约1000平米，当时他同意的售价大约是25-35万欧元。后来得知他叫雷必从，买下这片旧房屋曾开设了按摩休闲中心。那时候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的牌子已经挂在该园区里了，门口的匾牌上写着“大唐国际商务中心”，路口还有石狮子，石马，大楼入口处立着两只巨大的瓷瓶。但是大楼里面并无实际经营，似乎是一个餐厅，但因远离市中心，并无本地客人。至于所谓的食用菌产业，记者没有看到。那时，记者也为了解这些房产，联系过雷必从推荐的一位当地官员Sirkku Seila，她是当时该市负责招商引资的官员。 现在这片园区已经成为废墟，雷必从当年努力转让的平房区，门窗也都被打得稀烂，屋子里面堆满了各种垃圾和杂物。他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转让出去。他的中国电话号码，现在已经是无效号码。 10年一直亏损，老板人间蒸发 查阅当地媒体 Kouvolan Sanomat （科沃拉消息报）的报道，这片废墟在2020年曾发生火灾，烧毁了主楼的三楼部分，这也是现在被圈起来的原因。至于为何没有拆除，当地官方说，因为很长时间联系不到业主，未经和业主沟通的情况下，当地政府无法做出拆除的决定。业主就是长沙商人唐勇，他也有瑞士国籍，现在芬兰警方也无法找到他。 记者在近日二度探访该片“园区”时，路遇一位当地骑自行车的老人，问他该“园区”现状，他只是不断摇头，表示那是个失败，并且“园区”的中国老板已经失踪。 在芬兰网查大唐集团，公司经营始于2013年，营业额为负数，无雇用人，业务亏损为20万欧元，营业利润率为-74.6%，营业额最多的一年是2020年，2,000欧元。自2018年开始有营业额记录，全是亏损，2022年亏损额为15.6万欧元。公司注册地址在赫尔辛基，登记经营行业为木屋制造，注册电话号码是0400261501。但是拨打该号码，对方回应说并非大唐集团，是一个错误号码。 这完全是一个破产公司的记录，而且还联系不到业主。 一个境外空壳 当地媒体可以看到这片物业的历史。该处物业主体部分原是本市的精神病院，于1962年竣工，附属的部分1992年竣工，叫瓦尔盖拉医院（Valkealan Sairaala）。2006年该医院病人全部转移到了另一个地区，物业空置。2007年，该医院被以33万欧元出售给中资公司雷石芬兰。 Leish 健康中心于 2008 年 10 月在医院内开业，提供中式按摩、针灸、美容护理和保健浴。 但2009年11月，警察、边防和海关大规模搜捕了科沃拉的中国城和雷石健康中心等场所，数人被捕。 一个中国犯罪集团涉嫌以商业活动为名，组织中国人非法入境。 同年，雷必从涉嫌向科沃拉市政府官员艾莫 · 阿赫蒂（Aimo Ahti）行贿，为他提供免费按摩，而被判行贿罪。雷必从还被判就业歧视，他的公司存在工作时间不当、工资过低、未支付加班费，并涉嫌利用雇员缺乏语言能力。雷必从被判处6个月缓刑和罚款，并向前员工支付非法解雇赔偿、拖欠工资和工作时间补偿。 雷石从此基本停业。 该处医院运营结束以后，部分物业也曾短暂用作一个本地幼儿园，和难民收容所。 当地媒体报道，大约2013年起，大唐集团的唐勇拥有了该处物业的主体部分，也就是后来的所谓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湖南省排名第一的“一带一路”境外重大合作项目。该重大项目10年来的营业额，最多的一年只有2,000欧元。分析人士认为，很大的可能就是，唐勇买下这些闲置的医院旧楼，虚设一个空壳，吸引湖南官员不断造访，以求吸引国内投资。 在芬兰的“北欧中国城” 在科沃拉市中心火车站以东约4公里处，有一个有名的北欧中国城，占地大约12.5万平米，近乎200亩。其中主体建筑物是一处废弃的乳品厂房，占地约1.3万平米。 2007年秋，北欧中国城开业。创立者是温州商人王家驻，他曾于90年代在匈牙利批发中国廉价商品，大赚了一笔。科沃拉中国城很快成了中国产品批发市场。王家驻本人也因为这个宏大的北欧中国城，而被温州市委于2009年评为改革开放30年 “温籍十大杰出国际商人”，而且王家驻排名第一。 但是，2009年11月11日，中国城遭遇突然包围和搜查，原因是被怀疑组织中国人非法入境。来自芬兰边防卫队、警察、海关和税务管理局的执法人员约160人参与了突袭，还动用了两架直升机和警犬。共有7人被捕，包括王家驻，他被关押了81天。此次行动，被认为是芬兰和平时期最大的围捕行动。 北欧中国城从此生意凋敝，最终关门。 如今，中国城内原有的厂房已被标记为一家芬兰食品厂，Finnish Food Factory。这里仅剩的中国遗迹，就是这个14米高的巨大牌坊。石狮依旧蹲在牌坊门前，中国人早已看不到踪影。 曾负责招商的科沃拉市官员Sirkku Seila 曾对媒体说，中国人在这里丢尽了名声。芬兰媒体报道中国城时，使用了 “臭名昭著” 一词。 中欧班列，靠补贴维持的“一带一路” 2017年10月，另一个被中国官方视为 “一带一路” 重大项目的中欧班列，科沃拉至西安货运列车通车。时任中国驻芬兰大使陈立等一批官员，出席了通车仪式。首列班列载货41车。项目计划常态化开行，每周四从科沃拉开出，每周三从西安港开出，每周1列往返对开。该项目在2022年被陕西省发改委评为该省“一带一路十大亮点”，并位列第一亮点。 然而，中国官媒全部都避免提及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政府对中欧班列补贴一半运输费用，以吸引芬兰企业出口货物。这样的好事，自然有人参与，何况精明的芬兰商人。 2020年，芬兰最大报纸赫尔辛基消息报（Helsingin Sanomat）说，中欧班列向中国出口了木材等制品，回程的集装箱却是空的。陆运成本远高于海运，回程如果没有补贴，当然没有吸引力。这个补贴政策当时承诺会持续到2020年。该报道引用了美国学者乔纳森·希尔曼 （Jonathan Hillman）在他的著作里的说法，新丝绸之路的计划就是一个新的皇帝的新衣，浪费大量资金。 2022年2月，俄罗斯侵乌战争爆发，3月，欧盟宣布制裁，芬兰和俄罗斯铁路开始停运，中欧班列也在其中。芬兰在4-6月间扣押865辆俄罗斯车厢。此后，芬俄贸易骤降。至2023年7月，芬兰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额仅2100万欧元。同月芬兰从俄罗斯的进口商品仅1.52亿欧元。俄罗斯仅占芬兰商品出口的0.4 %和芬兰商品进口的2.6%。 俄罗斯在芬兰货物贸易中的份额上一次达到如此低水平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 苏芬战争期间。 2023年7月，芬兰和俄罗斯相互宣布关闭对方领事馆。芬兰加入北约，俄芬关系更加紧张。 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一带一路重大项目，中欧班列几乎等于断路了。 芬兰湾海底隧道，许是 “一带一路” 最大泡沫 2019年3月，芬兰—爱沙尼亚湾区发展有限公司（Finest Bay Area Development Oy）公告称，与中国点石基金（Touchstone Capital Partners）签署了价值150亿欧元的融资谅解备忘录。中国资本将参与建筑全球最长的海底隧道，芬兰湾隧道。该隧道将连接芬兰、爱沙尼亚的首都赫尔辛基和塔林。路透社认为，该隧道预计的造价在150亿至200亿欧元之间。 据点石基金官网称，它是唯一一家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提供定制化、一站式金融解决方案的基金。并在欧洲、独联体地区、澳大利亚、亚洲、美国等地筹集了约合300亿美元的项目资金。点石基金称其与中国国企、丝路基金共同发起，设立了总规模100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基金。 点石基金官网还说，自己的融资伙伴有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银行，战略合伙人则有中国交建、中材节能、中建总公司、中国中铁等中企。 这完全是一个中国国家队的阵容。 点石基金计划使用一带一路基金，投入芬兰湾海底隧道建设。这或许是“一带一路” 在全球最有雄心的项目。 但是该项目并未获得欧盟支持，欧盟委员会建议谨慎评估中国为建设赫尔辛基至塔林海底隧道项目可能进行的重大投资。欧盟委员会运输移动总司长亨里克∙ 霍洛莱在接受爱沙尼亚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说：“关于中国资本，目前还不太清楚这些投资的目的是什么，是否与该国加强地缘政治影响力有关。我们已经在许多国家看到过类似的事情，后来这些国家都破产了。” 该项目的发起人是芬兰企业家彼得. 维斯特巴卡（Peter […]
回过头看，这样的时刻在房地产市场并不少见。在这一时间节点，“认房不认贷”会对北京这个核心城市的楼市产生什么影响？对于接近楼市的普通人而言到底又意味什么？30天过去，波澜还在持续。 高涨又模糊 “楼市要变天了？”9月1日下午，当王琳在手机上看到北京官宣“认房不认贷”的消息时，她心想。 她把消息首先转发给爸妈，然后是男友。2天前，南边的一线城市广州、深圳率先宣布了“认房不认贷”。北京人王琳觉得这一政策或许不会在北京这样一个对购房限制如此严苛的城市落地，至少不会那么快。但实际上，新政出台的速度和瞬时间产生的影响都超出她的想象。 新政实施的第二天凌晨，中介发消息告诉她，她8月底看中的一套朝阳区的房源已经被购买，买家给的钱比业主的心理价位还超出10万元，当场就交易了。“这件事让我特别震惊。”七八个中介开始不断地发来微信，告诉王琳，“建议你尽快决策，政策利好。”她感觉到，房地产市场的气氛发生了改变。她本并不急着购房，但当天晚上，莫名的紧迫感促使她在手机上搜索房源。 在楼市被严格调控的过去几年，大部分一二线城市出台了“认房又认贷”政策来控制二套房的贷款比例，也就是说购房时只要有贷款记录，那么再购买房产时也算作二套房，首付比例也大多提高到六成。时隔9年，北京再次改为“认房不认贷”——无论是否有过贷款记录，只要家庭名下无房都可以按照首套房35%的首付比例购买房产。 这是一个骚动和克制并存的时刻。消息官宣的那夜，母亲打电话给李春蕾，让她赶紧把沈阳的房子卖了，随时准备在北京“上车”。李春蕾今年33岁，在北京待了7年，暂时还没退回二线的想法，而且定居在北京的想法也愈来愈深。几年前，她和丈夫婚前在沈阳购置了一套总价100万左右的房产，但一次都没住过。她在沈阳的房产还算保值，但加上利息少说也支付了10万元。 “我现在租房子只要5000元，但如果是换房子还房贷的话一个月就还1万多了。”她心里有数，让母亲别着急。但眼看政策的窗口已经打开，她还是打算尽快把沈阳的房子卖出去。 “认房不认贷”同时也刺激着北京楼市的卖方。远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北京人陆婷记得那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六，合作了很多年的房产经纪发消息告诉她，自己已经挂牌了2年的房子突然有人要买。 在北京，无数的房产中介和销售在政策变更当日开始了自己的行动。链家门外挂出了“认房不认贷”的牌子，晚上11点店里仍灯火通明，朋友圈和微信消息像是飞弹一样一发发地往外放。 房产中介龙兴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带客户看房。回到公司后，他听到同事们在讨论政策，“大家都说不希望成交量增加太快，这样会有点恐慌，而且还担心之后又有抑制性政策出现，反反复复，客户很疲惫，可能更难成交。”他工作将近10年，经历过上一轮上涨和下跌周期，对于楼市的起伏变化，已经十分熟悉。 在更大的场域，“认房不认贷”的落地呈现出两种鲜明的状态。9月2日凌晨，有房产自媒体称“认房不认贷”的首夜是“疯狂一夜”。9月1日当夜，北京多个新房楼盘对外发出“战报”：某楼盘连夜调价停止交易、某楼盘宣布第二天收回1%-2%的折扣、某楼盘销售通宵带客户看房、某楼盘产品价格全面上调1%……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评论区里也有许多人透露出疑虑：“不买房是因为首付不够吗？”“珍惜生活，远离贷款”“这个节点我应该买房吗?”还有一个在8月底完成购房的27岁女生感慨，“好在自己赶在（市场）高位前买到了人生当中第一套房。” 北京上一次对楼市进行宽松调控发生在2014年9月，9年之后，相似政策的出台对当下冷淡的楼市来说毫无疑问还是一记重音。 但人们对楼市也“心怀芥蒂”。也有人认为，和2014年以及2015年相比，楼市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会将楼市和普通人带向何方，也没有人能真的完全说明白。 “认房不认贷”在北京的第一天，就以这样的高涨又模糊的情绪结束了。 机会 9月4日，政策出台的第4天。 王琳看到了一套降价十几万的房源信息，她点开VR，让男友一起过来看——不临街、没噪音，日照好，价格也合适，基本符合自己的需求。最让她着急的是，房子的主页显示，关注收藏的人从原来寥寥几个人短时间内上升到了十几个人。“真的绷不住了。”第二天上班，她发消息给爸妈，“以最快的速度去看房”。中介已经约好时间，就在小区门口等着。王琳爸妈到房子以后录了小视频，发给王琳看。王琳当机立断，告诉中介，“就谈这一套了。” 新政落地时，最先靠近政策的，是一群着急“上车”的买家。作为买方，这将是王琳人生中的首套房，严格意义来说，她并不是“认房不认贷”所针对的群体，但持续数月的看房经历，让她还差“临门一脚”，只在等待一个下决心的时机。 她从今年5月份开始看房，目标是朝阳区环境好、有资产提升潜力的二手房，预算为900万元左右，但跑了几十套下来，大多数二手房都不如她所愿。她并不着急，直到8月底，她在一个小区看到了那套临街的南北通透的两居室，她和男朋友都心动了，“这套房子空间利用率很高，还能改成三居室”，想要中介帮她砍下20万元就能成交。王琳觉得，自己的反馈速度已经够快了，但没想到新政实施的第一天凌晨，那套房子就被买下了。 新政落地后不到24小时，买方的局势明显紧张了起来。据中原地产统计，政策放开后，仅9月2日当日，北京二手房成交了1200套左右，环比超过了100%。王琳想到自己今年早些时候去看房时候的情景，约着去看一个小区，沿途有六七个中介参与，那时她还觉得，“这些中介很闲啊。”在淡季看房，她能感受到的是完全的买方市场，卖方们降价出售，中介们劝说买方下手，买方则不着急，打算再观望一会儿。但现在变了，如果不下手，心仪的房子可能会被抢走，而且搞不好卖家还会借着政策涨价。 交易的48小时前，王琳和男友把目标区域的规划资料甚至未来3到5年的土地出让计划查阅了一遍。她是个一级市场投资人，过去也做过地产投融资，这种信息搜罗和分析对她并不难。“我还是对未来互联网产业有信心，这里有巨头将来还会有产业外溢。而且整个城市规划向东扩、向南扩是基本的逻辑。”她告诉自己，应该要对这套房子抱有信心。 新政对希望置换新房的群体也利好。王琳决定买房的这天，30岁的罗路也决定换房。6年前，她用450万元在北京一个回迁小区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套房，尽管房子不大，小区环境也不算好，但那年在北京买房仍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而且也更省心——因为不用作过多的分析和判断，“买了房就涨几乎就是个正常的事”。老房子住了几年，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没有地下停车场，小区对面还在拆迁，导致道路狭窄不堪，而且物业服务也几乎看不见。每天下班回到家，罗路都要对着自家门口张贴的小广告生气。 去年年初，赶在新婚之前，她把房子挂牌出售。她的换房需求很明确，就是改善房——空间要更大、户型更合理、小区环境更好。因为自己有过贷款记录，在“认房又认贷”的情况下，她买房贷款也算二套房。她开玩笑说，因为结婚，零购房记录的丈夫也要被“拖累”。 去年6月，她开始看二手房，预算是700到800万元间，集中在朝阳区，但很少有房子满她的意。最让她抗拒的是二手房交易中的博弈，为了砍价需要不断地和中介以及业主迂回，不止一次，已经到了谈价的环节，最后因为双方之间的报价不合而不欢而散。而且在北京，二手房买家需要支付全部的中介费，费率达到房价的2.7%，按照罗路的预算总价，这笔中介费最终在20万元左右。 今年下半年，因为二手房市场进入淡季，业主们纷纷降价销售，但越是降价，罗路却越不敢下手，因为害怕入场之后一降再降。她在楼市里感到疲惫，和老公说：“如果真的为了改善环境的话，那我们干脆长期租房好了。” 直到9月1日，她在一个房产群里看到了“认房不认贷”的消息，感觉有些猝不及防。过去，她从没有想过政策对她有放开的可能。两天后的周一，她开始研究政策，发现贷款比例变多后，可以够一下更高总价的新房，而这正是自己迫切需要的。 9月4日，她约了一个房地产行业的朋友一起到大兴某个新楼盘看房，小区的配套、设施、规划都让她满意。小区对面还有一个新盘，两周前开盘后3天内就被宣布售罄，而看中的这一个盘还剩余的好楼层不多，好像也没留下太多可供她犹豫的时间。她想，“如果错过了今年，那等下一个盘开盘又要推迟一年了。”当晚，罗路跟老公统一了意见：“马上上车。” 博弈 两天之后的下午1点半，王琳出现在看中的房子里，陪同的有自己的男友和中介。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尽可能地往下谈个十几二十万。 房主还在出差回京的路上，大家坐在屋里，通过中介打电话传话谈判。但谈判过程并不顺利，房主先介绍一遍自己的小区以及房子的优势，然后开始细数房子的优点，最终还在报价基础上涨价5万。王琳心想：“不妙。”在此之前，她看到这个房子明明挂牌价是降价几万元，但到了现场，房主又“坐地起价”。 中介告诉王琳别慌，还说房主在今年3月“小阳春”期间下定金认购了一套1600万元左右的房产，他得先把眼下这套房子和外地的房子都卖了，才能保证交上新购房的首付，而且他那套房子刚买不久就跌了100万。“实际上，是这个业主心很慌。”中介说。 博弈是二手房交易的常规部分，但政策出台的初期，二手房市场的谈判空间明显和此前相比有一定缩窄。麦田房产的数据显示，新政后的第一个周末，许多卖家在此期间提价，调价房源中的涨价房源占比提高到了36%。王琳和男友都觉得，他们现有的优势是现金付款，可以利用缩短付款周期来换取这位业主的谈价空间，甚至还想再砍多点，但房主依然咬住5万元不肯松口。 谈判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大家都很疲惫，却没有丝毫进展。王琳告诉中介，“我也不想磨叽了，我说一个最后的价格行的话就可以签，如果这事儿就到这了，那就不用来找我了。”她和男友扭头出门，找了个餐馆吃饭。虽然他们看起来坚决，似乎在谈判中更强势，但到了餐馆，他们马上开始复盘“战术”，分析卖方的心理。他们也做好了交易失败的准备，但就在这时，中介打来电话，“业主松口了。” 深夜11点，合同确认完以后，原房主已经从外地回到北京。年轻的房主下了高铁，打了车就拖着行李箱推开了中介公司的大门，王琳和他握了个手，签订了合同。最后，算上业主之前主动降价的那一部分，王琳算是总共砍了27万元。王琳说自己像是游戏打赢了，满意但也疲倦地离开。 在认房不认贷的第一周，人们在新政的热潮里互相试探。房产中介龙兴提到，有一位老客户在认房不认贷后提出要对手中挂牌房产涨价，但被他劝停。“政策出来以后，客户增加量大概是一天1000到2000人，但是房源增加量变成2000多套。按照市场的供需关系，房子多了，客户还没那么多。如果不接受建议的话，业主半个月后也会由市场推动着作出改变。” 买卖方市场发生了短暂的转换之后，买房市场的格局似乎并未被撼动。 脱身 和买方一起波动的，还有楼市中的卖方。 今年4月，在经历楼市的“小阳春”后，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就开始连续滑坡。4-7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从1.39万套每月下滑到0.97万套。经历了一段冷淡期，卖房也相对更难。 就在“认房不认贷”第一天，中介发消息给陆婷，说她挂牌已久的房子有客人想要。陆婷的房子购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位于通州，购入时花了100万元左右。她手下有多套房产，买过之后她就没再住过。这十几年，她把房子出租，但处理和租客之间的琐事让她在近几年愈发希望把房子卖掉。这套房子在2021年挂牌，因为陆婷希望和车位一起“打包”卖走，所以在房产总价基础上涨了点价，曾有好几个客户接近购下这套房，都因为车位的问题没有将交易完成。2年过去，这套房子一直没有成交。 去年，她陪孩子去新西兰上学。在国外，她已经对国内的政策并不敏感。她告诉中介，“随缘吧。”当日新西兰时间的下午，中介就在国内把房子交易完成了，在陆婷心理价位的390万元基础上还涨了3万元。 更多人借着新政落地的热乎劲儿出售了房产。今年，42岁的郑静宜出手了自己住了5年的房产。5年前，她在北京租住的两居室租金涨到了7000多元，而正好那年的9月，北京出台政策，要求贷款额度与借款申请人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年限挂钩，而且外地缴存公积金年限也可计入总缴存年限。郑静宜觉得这是个逃离租房的好机会，于是在公司附近花400万元买下了人生的第一套房。 今年郑静宜从口腔医疗行业离了职，成为自由职业者，每月的收入不稳定，经济压力随之跟上，产生了卖房的想法。她开始观望二手房市场，希望把自己的房子卖出去。 7月，准备挂牌的时候，她发现二手房市场偏冷，自己小区同户型的成交价比她当时的买入价还跌去了10%，在360万元左右。她感觉这个价格有点亏，就没有将房子挂牌。当她收到中介转发的认房不认贷的消息时，她觉得机会终于到来了，毫不犹豫地告诉中介，“帮我挂了。” 自由职业在家办公，郑静宜观察了好几组来家里看房的客户，有情侣，也有单身的，但大多数都是90后年轻人，来到家里会问各种问题。年龄相对大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客户，他默默地看了房子就转身离去。9月10日，挂牌的第4天，中介告诉她，她的房子被看中了，买家是那个话最少的人——也是一个典型的“认房不认贷”的受益群体，之前在河北买过房，政策一出，他就打算把房子卖了，在北京买房。 交易环节，双方聊得很直接，没有太多的迂回，买家砍了10万元，但也在郑静宜的心理底线之上，最终房子以415万元成交，买家以35%的首付比例购买这套房子。 北京住建委的数据显示，9月10日，北京二手住宅网签404套，仍保持在较高水平，新政热度依旧在持续。郑静宜暗自觉得庆幸，因为政策，得以以符合自己预期的价格从低位的楼市中脱身。 买房观 买了二手房的王琳还记得，自己签完购房合同后第二天中午和同事吃饭，告诉同事们自己在这个节点买房后，许多年长的同事透露出的相反立场，还反问她，“你买的是不是有点偏啊？”“感觉可以观察观察再买，现在下手太着急了。”但王琳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定下来了，就不要再看了。” 日子正在一天天拉长，风吹过后，嘈杂声依然还在。如何面对自己的选择，成为新政之下买卖房者的新议题。 在9月6日签完新房认购书的那个下午，罗路心情复杂，“开心和担心反复横跳”。她一边想象一年后交房时入住新房子的快乐，一边脑海里还会浮现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期房没办法如约交付，质量不过关和业主一起维权……但对她而言，最大的担心还是房价下跌，甚至跌破买入价。 罗路想起6年前自己第一次购房时的情景，那时候靠自己在北京买房是一件特别“有面儿”的事情，与这次买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次买房之后，她只告诉了自己身边的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感觉不是那么值得说的一件事”。 如果说楼市是很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市场，那么某种程度上，新政成为人们购房观念的一面镜子。尽管人们依然疑虑房产价值未来的变化，但近几年的楼市正在让购房者们明白，价值变动或许不会成为购房的决定性因素。 王琳把自己的购房比作“上市敲钟”，在购房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所有变化。她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天天都想着这个房子今天涨、明天跌，看到一些迹象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就纠结。我是把该做的事情提前做了，接下来可以有更多的心力来关注自己。”她相信核心城市房产的价值，而且她和男友也谨慎地贷了少量贷款。他们打算更理性地应对这套房产。 罗路在摇摆中接受买新房可能遇到的所有结果。“纵使是维权，但退房的人也没那么多，大家都想着要解决问题，还是要生活的。”这套房子对她来说，“不大跌就是大赚”。 房产中介龙兴在此次北京楼市新政首月里感受到的是一种平稳。他回忆起上一次北京市推出认房不认贷之后的一年多后，也就是2015年底开始，房价逐渐迎来大涨，买房客涌入，堪称“疯狂”。而今年认房不认贷之后，北京楼市在当下这些天里呈现出的市场节奏，在他的眼中是“健康的”。事实上，除了保值增值的需求，普通人对居住本身的需求越来越高，“过去大家对位置、学区等有更多要求，如今，购房者也更看重小区物业以及社区环境”。 北京居民李轩算得上是资深购房者。今年，她刚刚置换了自己的第三套房。几次换房经历下来，她觉得自己的心态已经变得更加平和。她见证过北京两次楼市整体上涨和一次局部涨价，也经历过市场的下落，最深的感受就是：“在供需和政策周期之下，普通人其实是很被动的，通常也只能‘随波逐流’。” 她给自己总结了一条最简单的买房原则——看政策。“一般抑制性政策出来的时候，也预示着市场过热，这时就要警惕追高，而且贷款条件也更苛刻，买房成本则高；反过来，如果政策宽松，说明市场也偏冷，这个阶段有比较足的时间挑房、讲价，利率也更低一些。”但现实是，“买涨不买跌”，也是永恒的人性规律。而且，楼市下行的时候通常叠加着经济下行，收入和信心也拉扯着普通人的钱包。 即便有过两次买房经验，李轩还是很难完全克服楼市的“人性规律”。她踩着今年“小阳春”的尾巴完成第三套房的置换，“市场情绪稍微好点的时候，买房还是更容易下决心，客观上卖掉房子也更容易一些，置换起来节奏也更快”。而她刚换完房不久，北京楼市就变换风格，很快转入冷淡。她有点后悔没有先在小阳春卖房，再在下半年捡一个降价房，但她也告诉自己，“毕竟我只是一个跟随行情和需求而动的普通人，很难预测市场的瞬息变化。而且，也不要太贪婪，能顺利完成置换，跟随大盘就行。” 稍显安慰的是，认房不认贷之后，她重获首套资格，享受首套贷款利率，比二套低了0.5%，“每月能省几百块外卖钱”。即便贷款比例提高，作为普通上班族的她，并没有再追加贷款而是选择将月供跟租金持平。“普通人还是量力而行。”李轩说。换完房后，她原本想把看房软件统统卸载掉，并且“取关”各种房产博主，“暂时不想再操心楼市的事”，但闲暇时还是忍不住扫一眼房价走势。“我买房是为了改善生活，有很明确的消费属性，可以承受一时的涨跌变化。当然，也求保值，不希望大跌。但也不希望大涨，因为通常有大涨，才可能有大跌。”她这样解释自己的买房观。 短短30日，催化剂在化学反应过后溶于平静。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9月1日至27日，北京二手房成交12658套，环比上涨45%，同比上涨11%。整个9月份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4262套，在1.5万套这个数字——俗称北京楼市的“荣枯线”附近徘徊着。 在这个核心城市，一些政策还在挤牙膏式地放出。9月26日，北京二手房市场占比最大、服务费率最高的北京链家宣布把中介费从2.7%降到2%，中介费不再是买方独自承担，而是买卖双方各自承担1%。长久以来，中介费等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过高，也是买房人心痛的症结之一。在这个时节，更多顺应市场变化的举措，还在等待被呼出。 时达30天的喧闹之后，北京楼市的平静再次到来，但故事仍在持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人物）
周润发在韩国釜山电影节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出席记者会时，他赞叹韩国电影题材广阔，想像丰富，创作人什么也敢拍，可能因为韩国政府支持，自由度大。 另一方面，周润发讲了关于香港电影现况的大实话，直指今天是艰难时期，因为中国的审查要求繁多，剧本须经不同部门审批，诸多限制，又提及1997年后，电影人要留心政府指令，否则难以取得资金，末了也不忘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制作具有香港精神的电影。” 发哥关于审查制度的批评，尽管在Facebook洗版，但中国大陆媒体却只字不提，主流港媒亦轻轻带过（如果有提的话）。其实周润发所讲的，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极少业界人士够胆开腔而已。今日大家疯传的，说穿了，不是周润发的言论，而是他的态度。 若说周润发“敢言”，则香港演艺圈中比他敢言者，大有人在。但要是他害怕得罪什么人，那么整段关于中国审查的话，也是完全可以回避的。纵横演艺圈五十年的老江湖周润发，当然知道此言一出，必有代价，但他依然选择说了，我想，驱使他直言不讳的，并非勇气，而是明理。 有人说过，人生有三层境界：一是活着，二是得体地活著，三是明白地活著，而周润发已活出第三个境界。我不认识发哥本人，但看过一篇他谈拍照片的访问，觉得若非神思清澈的明白人，是决计讲不出那些摄影道理的。 原来对周润发来说，拍戏是工作，拍照才是生活。他不光是影帝，也是一流的摄影师。近廿年来，周润发特别喜欢用大片幅相机拍黑白照，仿佛标志着他的人生已褪尽繁华，由绚烂归于平淡。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爱好，反之亦然。钟情摄影的发哥，原来在追求一种钱买不到的“期待”与“未知”。 他喜欢用重量十足的大相机拍照，然后在暗房内无日无夜冲印，他笑着对访谈者解释： “我喜欢未知的东西。在按下快门完成拍摄后只完成了拍摄中的一部分而已，进到暗房里把照片做出来之前，你并不会知道照片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而数码相机不但可以立刻看到，还可以立刻删除掉刚刚拍摄到的影像。加上拍摄数码很难会有对影像的那种期待，按快门可能也不会太谨慎。” 周润发认为拍照的关键，不在拍摄对象的美，而在摄影者的“构图及感受功力”，世界许多美好，是要“由第三只眼去感应的”。由于他用的不是数码相机，每拍一张照片，发哥都要深思熟虑，不到最美的一刻也不按快门。 在摄影中，发哥大概学懂三件事：用心、耐心和随心。用心，才观察到事物的美好；耐心，才等待到动人的瞬间；随心，才不会强求某个冲印出来的效果，而能顺其自然，领会意外的喜悦。摄影如是，人生又何尝不然？了然于前者的周润发，当然也明白后者。 人真的不能没有嗜好。生命若一无寄托，就只能与世浮沉，终其一生，贪权逐利；就算有所寄托，若钻研不深，未臻至道，仍不免是大俗人。 发哥则不然，他明白摄影，也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快乐，那是免费、无价，且自足的。无求于人，自然就不必讨好谁，亦不怕得罪谁，说话便可以从心所欲，生活亦能逍遥自在。由此可见，人一定要有足以废寝忘餐的爱好，才能具备抛却名缰利锁的资本，从而活得独立，活得从容，活得快乐。（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当年毛夫人江青被判处死缓关进秦城之后，反革命罪犯家属李讷被安置进中央警卫局“宿舍”长达五年，期间毛泽东的第一个孙辈王效芝的穷困潦倒与同龄的邓小平的第一个孙辈眠眠的无限幸福堪称地狱与天堂之别。不过随着习近平的上台，在安排毛泽东的后代们重新过上幸福生活的同时，也还安排了邓小平的孙女婿，也就是这个眠眠（邓卓芮）的丈夫吴小晖到监狱里去体会江青的牢狱之苦。与此同时，更是剥夺了邓小平家族第四代中的老大，眠眠和吴小晖唯一的爱情结晶“吴邓卓”对吴小晖曾经拥有的万亿资产的唯一合法继承权。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回顾到了从一九八零年年末开始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当时的邓小平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邓朴方在加拿大的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另一件便是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他邓小平不可能不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与自己儿子的“文革”遭遇及残疾现状联系在一起。 话说1980年12月24日上午，“置个人生死与度外”的江青口若悬河地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其中最震动邓小平的内容是 ：“现在你们是把一个无罪的人硬要变成所谓的罪犯，这是对你们这个法律的极大讽刺。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 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继续革命的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在这里正告你们！” 日后有中国内地公开媒体报道说：邓小平看了审判江青的电视录像后，气愤地对彭真说：你看这个白骨精多么的刁滑，到 了这个地步还是如此顽固，可见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 一九八一年元旦，邓小平亲自召见“特别法庭”的庭长江华和“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等人，提醒他们：“你们先说对待江青怎么办？这个人要是死不了，就没有要死的人了，因为谁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这十名被告里面最恶劣的一个家伙，全国人民都说可杀的人……。“ 当年参与审判的法官之一王文正日后发表的公开文章中回顾说：“虽然对于罪犯的量刑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大多数人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张将江青和张春桥两名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首犯杀掉。 王文正还回顾道：（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也向法庭转告了他们的意见，这其中包括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开始也都在一些场合发表过自己的个人看法，对于“四人帮”的量刑都提出了不同意见，最集中的一点就是主张对其中的首恶必须判以死刑，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在这次审判之前，邓小平对采访他的意大利知名女记者法拉奇这样评价江青：“你看，我告诉你毛主席有很多错误，我也包括了江青这个错误。她是个很坏很坏的女人，坏到你说她再坏的事都不过分。如果你让我给她打分，就像我们喜欢干的，我会告诉你，我打不了，因为对江青，无法进行评分，她是一千乘一千倍的负数。而毛主席让她掌握权力，形成一个派系，利用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建立政治资本，拿毛主席的名声为她谋私利，即使是后来他们已经分居了，是的，分居。你不知道毛主席和他妻子江青不住在一起吗？虽然他们分居了，毛主席一次也没有干预，哪怕是阻止江青使用他的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在审判江青等人期间，邓小平率先表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国民党降将屈武给他的“主杀信”，说是“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将铸成大错。……事关重大，故敢直言”。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的，政治局为此事议了两天，最终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陈云和徐向前等人的“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 当年为采访邓小平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担任现场翻译的施燕华回忆说：法拉奇问：“（您被下放江西劳动）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笑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但事实却是邓小平在没有达到把江青直接砍头的目的，仍然复仇之心不死。终日看着自己儿子坐在轮椅上的那付样子，对毛氏夫妇的冤仇肯定还要被时时勾起。没有机会便罢，只要一有机会，他邓小平还是按捺不住他与毛氏夫人的这段私仇。于是，报复目标自然转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后代身上。 也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前后脚，邓小平成功搬倒了华国锋，中国的“第一家庭”从此正式被邓家取代。紧接着改革开放开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员迅速开始了“带头致富”的过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讷和他的独生子同时也开始了他们这一生最惨淡的时光。其生活境遇竟然比当时大多数的城市普通老百姓还要艰难。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之中只有李讷是江青所生，文革中自然受益最大。 1967年1月中，李讷曾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内容是 “揭批”时任新华社代理社长，全军文革小组成员胡痴及其他解放军报领导人。三天后林彪即签署了《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肯定李讷的这一行动“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毛泽东则立刻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于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至解放军报才半年的李讷立即直升《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代替总编辑，相当于当时的副大军区级）。 几天后，毛泽东又把李讷调到自己身边当联络员，专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情况。。江青和陈伯达 随之也将李讷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自此，文革第一阶段的事实上的总指挥便成了毛泽东、江青夫妇加上他们两人的女儿。虽然这段历史持续时间不长，但毛泽东驾崩导致江青下狱后，李讷立刻被要求“将这段丑恶历史交待清楚 ”。 于是，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通知李讷，中办已经给她在中央警卫局安排了新的“宿舍”。 日后看来，中共政权对付党内政敌或者“腐败分子”的所谓“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就是从李讷开始的。 正应了中国人“落了架的凤凰不如鸡”那句老话。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李讷在中央警卫局的“宿舍”里一住就是五年，而她和已经离婚的第一任丈夫徐宁所生的儿子，也就是毛泽东的唯一外孙徐小宁(后随继父姓王，现名王效芝，后文中统称王效芝)，从五岁开始即被迫跟着一位“阿姨”度过了五年无父无母的凄惨生活……。 曾已何时，毛泽东和江青夫妇曾使邓小平一个完好的家庭肢离破碎，令邓家数名子女在饥寒交迫中哀嚎，令邓家最寄厚望的长公子永远丧失了正常人的大部分生理功能。而毛家的公主李讷却二十六岁便成为副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报》负责人，继而被江青当成亲生儿子的毛家子侄毛远新年纪轻轻便跃升大军区政委，后又担任“毛泽东同志联络员”……，毛夫人江青更是骄狂不可一世。 而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同时，邓小平成功搬倒了华国锋，中国的“第一家庭”从此正式被邓家取代。紧接着，改革开放开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员迅速开始了“带头致富”的过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讷和他的儿子“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则一直持续到江泽民上台之后才略有改观。咸鱼翻身则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 当年邓小平复出并访美归国，在机场上就迫不及待地给外孙女眠眠(邓楠和夫君张宏的独生女儿)打开礼品盒时，眠眠的同龄人，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与眠眠都是生于一九七二年)正跟着“阿姨”在北京街头寻找最便宜的“堆儿菜”(当时北京人称菜市场里卖不出去便不再过秤，几分钱一堆处理的大陆菜为“堆儿菜”)。此时的邓小平外孙女已经对国产糖果和国产玩具不屑一顾，而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则学会了看到菜市场柜台下面有被人扔掉的菜叶，赶紧捡进“阿姨”的提篮里。当菜市场售货员用怜惜的目光注视着这个还未满入学年龄的鼻涕孩子时，打死她也不敢相信这个孩子竟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和江青的亲外孙。 当迎接邓小平出访归来的专车队在长安街上呼啸而过，车里坐着的眠眠把爷爷从美国带给她的“洋娃娃”贴在车窗上向外炫耀时，居住在西单商场附近一套普通民宅里的被指定代李讷看管孩子的那个“阿姨”，却不敢让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走近这所商场的玻璃橱窗，因为那里面陈列的巧克里糖果对这孩子极不现实。 当邓小平的医护团队给整个“第一家庭”制定了严格的营养食谱，特别告诫不懂事的小孩子们“营养过剩对身体有害”的时候，一日三餐面条碗里漂浮的青菜叶就是毛泽东外孙必须接受的生活事实。 王效芝自己回忆说: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年代里，他刚刚开始记事，所以他学会的人生第一课便是“看人脸色”。“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个老出错的孩子，因为人家老瞪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随着邓、毛两人的孙辈一同步入少年时期，邓家外孙、外孙女几年间已经乘专列游遍了中国最好玩的地方，而且也已经跟随父母去过了美国的迪斯尼乐园，而毛泽东的外孙却被母亲要求入读了为饭店培养侍应生的职业高中。 一九九一年，邓家上下开始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庭大事，府上最年长的孙辈眠眠已经高中毕业，眼看陈云、王震、聂荣臻的孙子辈都已出国留洋，而且有的干脆就是在美国、加拿大等地读了洋人的私立中学，邓家人自然心动。于是便为邓家外孙女应该在哪里接受高等教育的事情争论不休。在这种事情上从来不拿主意的邓小平虽然亲自参加了这个家庭会议，但却静看子女们各执己见，脸上堆满了得意、满意和快意的微笑。而此时此刻，前“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已经恢复了自由之身的李讷也暂时忘记了经济上的穷困含泪微笑，因为她的儿子，毛泽东的外孙已经职业高中毕业，如愿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五星级合资饭店当侍者。 男孩子分配到饭店工作，第一岗位必须是大厅门外。当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身着服务生制服，在凛洌寒风中为奔驰骄车中走出的贵宾开门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些贵宾不过是邓朴方残联的康华公司的一群雇员，他们来此五星饭店是为了宴请一个正在北京做“慈善”日本汽车商。觥筹交错之间，向中国残联“赠与”N辆日本汽车的签字同时进行。，而大厅门外的王效芝则正在向一位即将去日本出差的同事央求，别忘了给他捡几本人家不要的汽车杂志回来，而后又特别叮嘱一句“千万不要买新的。” 汽车曾是王效芝的人生最爱，当年的他做梦时都在想着何年何月自己能够买得起一辆汽车。萌生这一念头的起因再简单不过，因为他从母亲恢复自由之后起便经常看到不得不搭公共汽车去看病的母亲被拥挤的人群推来搡去；他从懂事起便看到偶而有机会搭乘某位出于怜悯之情的官员的小卧车时，母亲那付诚惶诚恐的样子……。 需要向听众和读者们强调的是，如上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随着习近平的上台，无论是李讷还是毛远新都已经“重新过上了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无论本意是否是要为李讷和他的儿子在邓小平时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复仇，事实上习近平已经亲自把邓小平的孙女婿，邓卓芮的丈夫吴小晖投入大牢。 这个邓卓芮就是前文说过的那个眠眠，是邓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回想当年邓小平落难江西时，获准与一个叫张宏的同学结婚，并于一九七二年从陕西汉中的劳改处到江西探望父母的邓小平二女儿邓楠留在当地生下了女儿眠眠，邓卓芮的名字是邓小平亲自取的。 中国内地的许多描写邓小平江西生活的文章都形容这个眠眠“成为当时邓小平精神支柱”。恨不能形容成如果没有这个眠眠的及时出生，邓小平就不可能顽强地苦撑到被毛泽东“谅解”返回北京的那一天。网上现在也能查到“邓小平在江西怀抱孙女眠眠”的照片。 所以说，这个眠眠也就是邓卓芮对于邓家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习近平比我们外面的人一定体会得更为深刻。更何况，邓卓芮与吴小晖的独生子吴邓卓（？），也是邓家第四代中的老大，本是吴小晖曾经拥有的万亿人民币资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仅此就足以见出习近平下令把吴小晖投入大牢，并把他的万亿资产全部收归“国有”的背后政治考量是多么的阴毒。更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恒大巨额债务》、《中国恒大申请在美国破产》、《碧桂园无法偿付到期债务》、《中国地产股大跌》… 这些是近来国际媒体对中国房产市场的通报，显现出风险四散的动能。 中国楼市的困境并不是最近三个月才开始显现。 几年前，网路上曾疯传一段短视频，广东清远老业主大闹售楼厅，原因是半年之内楼价从90万跳水到不足40万，降幅超过50%。 今天，地产商已经开始鸡飞狗走，房价连连跳水，但业主抗议的声音却听不见了。 也许是业主抗议的力气都用尽了，更可能的是他们的嘴被贴上了胶带。 国际人权机构《自由之家》日前发布了2023年各国自由状态评估报告（含政治自由、公民自由、个人权利三大项），中国再次蝉联不自由国家帮主。 业主已经不能说话了。 风险讯号却越来越明显。 让我们来一起回顾昨天被忽视了的警示，分析今天的危险，并为明天的风暴做准备。 几年前的广东清远事件，无论是企业规模和波及范围，都称不上房产业的大事件。 真正为中国楼市带来第一波冲击的，是中国恒大。 这冲击不是它近几个月的资不抵债和美国破产申请，而是它在三年前的一系列操作。 来自恒大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楼市警号，是它在2020年9月发布了一则公告，要在全国范围内七折售房30天。 当时人们的买房热情仍旧如日中天、政府的任何限购令都无法使楼市降温、所有楼盘看上去都是供不应求的抢手货。 在全国住宅普遍零折扣火爆热销的大环境下，恒大无端巨幅让利的背后必定有难与人说的隐情。 对于购屋者，恒大的这个隐情必将成为购屋者今后的隐忧。 但是，当时没有人有时间有耐心去想想这个隐忧。 时隔半个月后的2020年9月24日，资金紧缺的恒大向广东政府求救。 被揭露的求救信在网路上瞬间传开。 恒大求救信的标题是：《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计画的情况报告》。 信中有关资产重组的迫切性有如下的描述： “恒大地产资本金大幅减少，如不能按时完成重组……，可能导致恒大地产现金流断裂。” 恒大求救信迫在眉睫的风险描述如下： “…若恒大地产现金流断裂引发恒大集团陷入危机，将直接影响331万人的稳定就业，… 204万业主面临工程烂尾或无法收楼的风险…” 从这封求救信的内容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恒大由于资金危机已经命悬一线，如果资产重组不能火速完成，全面烂尾已经不可避免。 自从这封求救信曝光至今天，恒大资产重组一事鲜有被媒体或恒大自己提及。 事实是，恒大的资产重组搁浅，政府无力施救，因而恒大地产全国范围内陷入烂尾也就是一个符合预期的结局。 关于这个结局，恒大已经提前数年对市场做了直白无误的透露。 但从2020年9月到2023年9月这三年之间，在如此明确的危险信号频繁闪烁的情况下，仍有无数工薪家庭透支自己未来的财富，一头扑进恒大的资金黑洞。 面对危险讯号，他们原本有机会远离危险或至少是及早脱身；但是他们都选择了对危险视而不见。 他们对中国政府的盲目信任，在这当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以烂尾楼盘数和境内外债务违约的频繁度来衡量，恒大无疑是中国楼市问题之最。 如果恒大资金断炼仅是地产开发行业的一个孤例，那些由于误判而在错误的时间、从错误的开发商手中购入错误的房产的业主们本不应过度自责。 但事实是，因资金断炼而无法正常运营，早已是中国地产开发业的常态。 恒大集团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地产开发的通用模式：透过高杠杆拿地建房、透过预售回笼资金、透过线上线下真假混杂的促销手段扩大市场份额，透过市场份额和反复抵押向银行 套取贷款，透过烂尾全身而退。 恒大是整个产业的走向示范。 另一个较重要的较早案例是，2021年2月，华夏幸福爆出消息，因现金短缺，故而无法按时偿付价值52亿元的银行贷款利息和信托贷款利息。 华夏幸福的年销售额超过千亿，是中国十大房企之一。 然而，紧接著恒大求救信之后的华夏幸福资金暴雷，也同样没有唤起购屋者的警觉。 在所有关于楼市现况的资料中，最具视觉冲击效果的，莫过于2021年8月底昆明一举爆破拆除15栋高层住宅大楼的场面。 拆除的建筑，是已停工七年的烂尾楼群。 烂尾工程从2011年拿地到2021年拆除的10年间转手五次，在建工程中的一部分早已售出。 网路上流传的音像显示，爆破现场围观者无数。 而现场和网路上的评论，多数是惊叹15栋高层楼盘同时爆破的壮观场面，很少有人思考烂尾楼爆破背后的风险涵义。 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场大规模爆破拆除楼盘的实际效应，将会影响到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普通大陆家庭：有房族将眼看著他们的房产价值缩水速度超过货币贬值； 无房者将发现，因为地产崩盘导致经济萧条，手中的存款不但永远不够支付买房的首付，就连应付日常不时之需都成问题。 其实，早在2016年初，以敢说惊人之语著称的任志强就曾经对楼市做过准确的判断。 他认为，当时的楼市库存已经达到难以消化的程度。 为了避免海量库存冲击房价，政府和开发商最后只能透过炸毁已建楼房来达到去库存稳房价的目的。 今天，任志强七年前的预言变成了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去库存的常规手段。 这从侧面证明了，目前的住房存量已经达到了无法透过正常手段维持的超高水准。 自2017年以来，房产业主权益事件越来越频繁。 这些维权者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供需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盲目入市的购屋者。 虽然包括恒大在内的大小开发商们在资金周转方面早已险象丛生，但是每一次事件都没能被业主和潜在的房产买家认真看待。 为什么如此明确无误的楼市警号会被几乎全体购屋者忽略。 是什么原因使得一般购屋者把自己推入目前的困境？ 虽然中国官方对新闻严格审查，但在网路无处不及的中国社会，及时得到来自各地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资讯，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困难。 因此，如何理解这些资讯的真正意义，就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 尽管中国的购屋者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房价过高难以持续，但是他们也同样认定，政府不会听任房价崩盘，自己也绝不会成为最后一棒接盘侠。 他们把自己希望房价只涨不跌的愿望，当成了现实世界的铁律，而把偶尔从资讯审查中漏网的一星半点的市场警告，看成是“狼来了”的假警报。 他们把自己一生的积蓄、甚至是自己家庭三代的积蓄，交给政府和开发商。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逻辑。 他们相信，开发商不会舍得蚀本降价卖房。 他们也相信，政府不会听任楼市崩盘而不作为。 他们更相信政府有能力救楼市。 现在，他们相信的第一条已经证明是错的。 开发商既炸楼也疯狂降价，因为开发商真正赚到的大钱不是靠卖房得来的。 他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相信的第三条也相信错了。 中国政府的钱都用在了国外的一带一路和国内的维稳上。 政府不是不想救楼市，而是实在无钱无力救市。 只有第二条他们是相信对了。 但是政府民间都没钱了，政府无论嘴上再怎么作为，都于事无补。 所有的人都曾相信，只要政府的调控手还在，押宝在楼市上的家庭财富就安全无恙。 现在，虽然政府的手还在，但楼市财富却开始蒸发了。 中国楼市正急速现出原形，就如同中国的整体经济。 一直以来被中共最得心应手地操控的房地产眼看就要倒塌了，中共却束手无策了。 中国房地产业的崩盘，戳破了中共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灌输给中国大众和国际社会的假象。 中共并非像它所宣称的那么强大，永远有能力抵抗正常的市场法则。 而中共一旦失守，它所曾经拥有的民众信心资源也将随之灰飞烟灭。 这将倾的大厦，绝不仅仅是中国的楼市和经济。 （※作者为政治、经济分析评论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