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令整個世界最為令人振奮之事，莫過於11月5日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自此，民主中國陣線深感自1989年9月天安門大屠殺流亡海外在法國巴黎組建35年以來從未有過的欣喜和振奮，川普的勝選就是2024年最大最好的聖誕禮物和愉悅，更是迎來2025年世界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肉眼凡胎可見的清晰前景。 The most exhilarating event for the entire world in 2024 was undoubtedly the outcome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November 5. Following this historic mo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eels a level of joy and excitement unseen since its founding in exile in Paris, France, in September 1989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Donald Trump’s victory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delightful Christmas gift of 2024, heralding a clear and tangible vision of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order in 2025. 民主中國陣線自成立起，35年來從未絲毫懈怠，前赴後繼地費盡移山心力奮力完成數代中國人百年理想和夙願，在中國建立民主憲政。然而，僅靠民主中國陣線艱苦卓絕的努力是實現不了的。因為民主中國陣線所從事的事業，與殘暴的中共政權相抗，是一場人與獸斗，人與魔斗的角力。民主中國陣線以及所有對抗中共專制的各派力量之和都根本無法獲勝。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DC) has never wavered in its commitment over the past 35 year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ave devoted immense effort to realizing the century-old dream and aspiration of building […]
最近和朋友聊天的時候說起，鑒於今年聖誕節的氣氛又恢復了一些，是否意味著，過去幾年那種文化上逐漸倒退、封閉的現象正在好轉？ 我對此並不樂觀，認為那只是部分地區的部分現象。 事實證明，在很多地方以及很多場景，以聖誕節為代表的「洋節」依然是被抵制的對象，比如，本應傳遞正確三觀的教育機構。 不僅一些學校宣布抵制「洋節」。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甚至連幼兒園小朋友也沒有被放過。 網路圖片 抵制「洋節」的人或單位不少，但作為給下一代傳播知識、樹立三觀的教育機構，說出「不過外國節日」這樣的無知之語，實在是讓人嘆為觀止。 難道這些學校的管理者們真的以為，來自外國的「洋節」，只有聖誕節、萬聖節，愚人節、以及情人節？ 網路圖片 如果真如他們所說，被抵制的不應該只有聖誕節、萬聖節等「洋節」，包括元旦、勞動節等節假日，也應一併納入抵制範圍。 元旦節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布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在就職誓詞中，孫中山以「中華民國元年元旦」為結尾。這就是中國『元旦』的來歷。」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決定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也決定採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紀年法，即我們所說的陽曆。元旦，指西**元紀年的歲首第一天**。」 請洋節抵制者們從自身做起，拒絕元旦。 婦女節 然後要抵制的，是國際勞動婦女節—— 「1909年3月8日，美國芝加哥女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和示威遊行，要求增加工資、實行8小時工作制和獲得選舉權，這一鬥爭得到了美國和世界廣大勞動婦女的熱烈響應和支持。」 「1977年，第32屆聯合國大會正式決定把3月8日作為「聯合國婦女權益日和國際和平日」。」 對於這樣的「洋節」，請抵制者們堅決反對，包括其中的女士。 國際消費者權益日 每年的315打假日，正式名稱是國際消費者權益日，雖然不是節日，但同樣是舶來品—— 「1898年，全世界第一個消費者組織在美國成立。 1936年，建立了全美的消費者聯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種反映消費者利益和要求的組織在一些發達國家相繼出現。 1983年，國際消費者協會把每年的3月15日定為國際消費者權益日。」 從這個權益日的國際背景甚至是美國背景來看，必須是要抵制的。 母親節 下一個要抵制的，是母親節—— 「母親節起源於美國，這個節日的發起人是費城人安娜·賈維斯，這個女子終生未嫁，膝下無兒無女。1906年5月9日，安娜·賈維斯的母親不幸去世，她悲痛萬分。在次年母親逝世的周年忌日，賈維斯組織了追思母親的活動，並鼓勵他人也以類似方式來表達對各自慈母的感激之情。」 「1913年5月10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決議案，由威爾遜總統簽署公告，決定每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為母親節。這一舉措引起世界各國紛紛仿效，至1948年賈維斯謝世時，已有43個國家設立了母親節。」 對於這個起源於你們最討厭的美國的節日，請抵制者們——包括有母親的和已為人母的，堅決反對。 國際勞動節 然後是本文重點，五一國際勞動節，同樣是外來節日（此處應敲黑板）—— 「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等城市的35萬工人舉行大罷工和遊行示威，要求實行8小時工作制、改善勞動條件。這場鬥爭震撼了整個美國。工人階級團結戰鬥的強大力量，迫使資本家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美國工人的這次大罷工取得了勝利。」 「1889年7月，由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在巴黎舉行代表大會。為了紀念美國工人的這次「五一」大罷工，顯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偉大力量，推進各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會議通過決議，規定1890年5月1日國際勞動者舉行遊行，並決定把5月1日這一天定為國際勞動節。」[4] 怎麼？又是你們最討厭的美國人搞出來的節日，既然如此，請各位自覺抵制五一黃金周假期，堅持上班，從自己做起。 兒童節 「1949年11月，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在莫斯科舉行理事會議，為了悼念1942年6月10日的利迪策慘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戰爭中死難的兒童，反對虐殺和毒害兒童，以及保障兒童權利，會議決定以每年的6月1日為國際兒童節。」 孩子們的節日，你們是不是也要一起剝奪了？ 曆法 一星期七天的制度同樣是舶來品，最早起源於古巴比倫（Babylon）。而我們現在所享受的雙休日，也是來自國際上每周40小時標準工時制，我國從1995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 以及，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公元曆法，也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來品。（參見我之前寫的《來自西方的閏年和公元曆法，算不算文化入侵？》） 天朝上國的遺老遺少們，要不連這個也一起抵制了？ 最後的話 中國能夠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為工業大國，最根本的動力正是來自西方的科學和文化。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人剛剛吃飽肚子，就忍不住把我大清那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糟粕搬出來了。 雖然最近幾年全球化遇到了一些障礙，但整個世界在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不斷融合，仍將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掩耳盜鈴也好，閉關自守也罷，不會讓這個國家更加強大，只會因自絕於世界潮流而再次落伍。 驅洋人、拆鐵路，反映的不是文化自信，恰恰是極大的不自信。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爸講科學
2024年令整個世界最為令人振奮之事，莫過於11月5日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自此，民主中國陣線深感自1989年9月天安門大屠殺流亡海外在法國巴黎組建35年以來從未有過的欣喜和振奮，川普的勝選就是2024年最大最好的聖誕禮物和愉悅，更是迎來2025年世界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肉眼凡胎可見的清晰前景。 The most exhilarating event for the entire world in 2024 was undoubtedly the outcome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November 5. Following this historic mo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eels a level of joy and excitement unseen since its founding in exile in Paris, France, in September 1989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Donald Trump’s victory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delightful Christmas gift of 2024, heralding a clear and tangible vision of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order in 2025. 民主中國陣線自成立起，35年來從未絲毫懈怠，前赴後繼地費盡移山心力奮力完成數代中國人百年理想和夙願，在中國建立民主憲政。然而，僅靠民主中國陣線艱苦卓絕的努力是實現不了的。因為民主中國陣線所從事的事業，與殘暴的中共政權相抗，是一場人與獸斗，人與魔斗的角力。民主中國陣線以及所有對抗中共專制的各派力量之和都根本無法獲勝。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DC) has never wavered in its commitment over the past 35 year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ave devoted immense effort to realizing the century-old dream and aspiration of building […]
01 歸屬感 剛開始做外賣員的時候，我沒有太多的抗拒，但會有一點點膽怯，因為要主動給一個陌生人打電話，後來慢慢就習慣了。其實不是說我適應或者不適應，更多意義上，我確實暫時沒有太多別的辦法。 第一次送外賣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系統給派了一個蛋糕，20厘米大小。蛋糕很難送，是易損品。萬一碰壞了得賠錢，那估計要掙一兩天。但我也沒辦法，只能小心點慢慢走。 那時，我還在一所職校教思想政治課。職校的學生太不好管了，抽煙打架。一個男生13歲，上了很多年武校，家長讓他回來到這裡上學，上著課，他就把前面那個女生的頭髮割了一段；兩個人吵架，他又照著那女生的頭扇了一巴掌。 最後只能報警。作為老師，你什麼也改變不了，只能教好自己的課。因為這門課不高考，學校又是民辦的，要考慮利潤、經營成本問題，這個課就變得可有可無。這兩個因素結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以後肯定會取消（這門課）。 我沒有太多焦慮，但會去想接下來怎麼辦？要不要學一些技能。但像我們普通人，要學一個東西，需要碰見某個特定的機會，慢慢試才行，不能只空想。最後只能去送外賣。當時我也想過送快遞，但還得整一輛三輪車，好一點的電三輪也要七八千，不便宜。送外賣是因為家裡本來就有一輛電瓶車。 剛開始都是晚上有空跑一會，提前適應一下。大概半年前，職校老師的那份工作就沒了。我開始全天跑。每天大概十幾二十單，每個月收入就3000塊錢吧，加上家屬的（收入），基本夠家庭開銷。 偶爾會遇到比較善意的人，就是打賞。一個男孩給一個女孩買水果，讓我送到學校門口，但那個女孩要5:30才下課，我在那裡等了一會兒。結果，那個女孩連男的叫啥都不知道。後來我才知道，這倆人應該是網友。就這麼點事，那個男孩打賞了6塊6。還有一些就是寫錯地址，離得近，我就給送過去。比較煩的就是有些保安不讓電瓶車進小區，只能走路進去。 外賣這個工作沒什麼特殊，網上講的那些段子，我都碰不著。大部分時間，你都見不著人，門縫一開，伸出來一支手，閃一眼，把東西拿走就行了。 騎手們沒事了會聚在一起聊天，像今天跑了多遠，拿了多少單。跑外賣的大都是本地小年輕，說實話，可能也沒上過什麼學，只到初中畢業，五六十歲的人也有，但不多。其實，我覺得外賣員不至於那麼辛苦，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在開小電車。 我本科在天津一所大學，畢業後，在我們當地一個金屬製造企業上班，2012年就（在老家）買了房。當時，我每個月的工資到手只有1000多塊錢，後來考研，2012年考上了廣西一個211大學的行政管理專業。畢業後，我很順利地就到北京一個互聯網大廠做內容運營。 但往後我沒有走好職業之路。我在北京待了大概兩年，雖然不能說那是最好的時候，但它有新鮮感。我做的內容純搞笑，每天都在不停地看東西，因為每個小時都有要求，我們要審核多少條內容，工作壓力不算大。 那時跟人合租，（房租）一個月3000多塊，工資八九千塊，每個月能剩一點，但最後也都被我花了。我沒什麼愛好，喜歡買一點零碎的東西，比如充電寶會買好一點的。我經常去知春路那個沃爾瑪，我覺得超市還是比較友好的，多逛逛能發現一些奇奇怪怪的小東西。 有時候想起買房就沒有歸屬感。夜裡上到9點10點，走到樓下，還有燈是亮著的，到處都有人。我會覺得沒什麼意思，就像一個小螺絲釘。門口的保安長期都是固定的那兩三個人。 大部分同事工作一兩年之後陸續走了，一般大家都會說「多多保重，以後常聯繫」這樣。我當時也會感觸，想想將來自己可能也會回去。2017年春天，決定離開的時候，我也猶豫了一下。父母只說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但房子我是沒辦法解決的，就還是回去吧。 02 選擇與落差 回老家的時候，我沒有太多積蓄，大概就幾萬塊錢。最早我對工作滿意的標準就是每個月工資三四千塊錢，但必須要交五險一金。 我找過行政、人力和文員。實話說，我原來是學管理學，但河南是農業大省，（安陽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都不發達。現在我們這跟互聯網最相關的工作就是主播，前幾年少部分的傳媒公司在招公眾號編輯。 有些工作屬於「被動」離職。之前，朋友介紹了一個大專老師的兼職，做了大概一年，民辦學校的學生沒那麼多了，就不再需要兼職老師了。我還在物業公司干過，前台打雜修電啥都干，一個月3000多塊錢，幹了三個月，也是屬於被動離職，因為老闆安排了一個親戚進去。 還有一些就是屬於客觀意義上的不合適。我在一個建築公司待過三個月，進去以後讓我寫文件，內容就是公司的長遠規劃。但這個東西我顯然不懂，它不是隨便百度一下看看就能整出來的，寫不出來我也沒辦法。實習期結束我就離開了，因為這個事我確實不會。 前兩年我在書店做過圖書管理員。這是街上貼的小廣告，當時去也是沒辦法，我暫時只能找到那份工作，但是錢太少了，（月薪）只有1000多塊錢。 很多人問我為啥不考公？我考過七八次，事業單位、公務員都有，慢慢放棄了。我數學不好，看那個題就跟外星文一樣。每次結果出來也不會很失望，因為真的不會，比如數學的排列組合，我到現在都搞不明白。 ●大樹的視頻作品。圖源@慢叔叔來看看 漸漸地，我覺得回來不是一個很好的決定，但那時的感受不像現在這樣深。當時還覺得有希望。這也因為我不太了解本地情況，熟悉以後，我才意識到這個城市的發展就是這樣，民營企業少，經濟也不是很發達，再怎麼費力可能也就這個樣子。 我也想過去做小生意，但沒有資源。之前我工作過的書店，就是我從小買書的地方。它屬於民營企業，從90年代到現在沒倒閉，不說掙多少錢，但在這個城市裡，不管是資源還是關係，它肯定有自己的分銷渠道。我沒有這些資源，可能10年、20年都做不起來。 做過的這些工作裡面，比較滿意就是書店管理員。它不算輕鬆，但我比較精通，而且它跟文字相關，我的接受程度會快一點。比如我瞄一眼這本書，就大概知道它在說什麼。 其實我也浪費了很多時間，一部分時間在家閑著，一部分時間在尋找的路上，就是找各種事兒干，還有一部分時間是做自媒體，最後也沒有成。 自媒體能發財，這是大家都公認的事情，誰不想發財對不對？當時網上謠言太多，我就專門找一些闢謠的文章，直接複製過來，算是轉載的一種。我從來沒想過去做原創，直到這兩年我才明白，做自媒體需要一個固定的形象，要持續不斷地輸出內容。所以這就是我不太聰明的地方，腦子確實慢了一點。 事實上，雖然心裡有落差，但每次有新工作，只要我會就行。不過，所有的落差都不如辦公環境來得直接明顯：有一回，我到一個醫藥工廠應聘人事。那個辦公室就是公路邊的一間民房，類似移動板房，只不過是磚砌的，周圍沒有樓房，就是一片村子。 落差不是因為環境本身，而是讓我覺得，這個地方的發展就這樣了。這也是我不太聰明的地方，得看見了才能感覺到，看不見就感覺不到，沒有超前意識，想事情比較單一。 我找了很多工作，但還是沒有一個穩定的職位。慢慢地，我就開始接受了。畢竟穩定的不是很好找，但你可能會遇到需要錢的時候，所以，我短時間內就只能做這個（外賣）。這就是現實，你只能接受它。這種心態很像上學的時候，絕大部分學生都想考好，有人可能努力了，但方法不對。 03 「接受自己的現狀」 以前的那些同事大部分都回老家了。唯一有聯繫的一個男生在武漢，通過自學，現在在做程序員，但武漢畢竟是大城市。我有一些同學在做管理層，有時候在送餐的路上，我就會想，這個差距是怎麼造成的？ 當然現在去想的話，其實我應該在（回老家）時找人指導，或者多問，了解清楚當地有什麼產業，可能（境遇）會好一些。像小地方，比較體面的工作就是公務員和老師，如果想好要回老家，當初就應該學文學專業，回來當老師，這個規劃就會好一點。 更多的時候，我不是對某個具體的選擇後悔，而是後悔一直在變的狀態。 這幾年我想明白了幾件事情：比如在小城市，你可能要從事一些跟實體相關的工作；第二這個工作可能必須有人帶著你，他可能願意跟你說某些事情。有時候，我也會覺得人生的際遇被很多因素影響，比如一個好同事，一個好領導；還有家庭因素，比如說開公司的同學，家裡一直以來都在做生意。 家裡人（對送外賣）沒有太多想法，覺得只要合理合法掙錢就行了。我愛人在輔導機構當老師，送外賣之前，我跟她提過，她沒有太多特別的反應，就說去吧。有時她也會勸我去當老師，這可能也是一個選擇，但你要重新撿起初中的課本，我一般會說沒問題，有時間會看一下。 除了家裡人，沒人知道我在跑外賣。我跟以前的同學都沒怎麼聯繫了，現在聯繫最多的就是一個在超市做揀貨員的男生。過年的時候，親戚會問，父母都說我在當老師，因為我以前確實也做過老師。我比較能理解，這也很正常，畢竟外賣處於「鄙視鏈」的底端。我一般不會在家裡穿（外賣服）出門，一般電瓶車走個三分鐘（再穿）就行了。 從我們普遍的認知來說，外賣員就是最差的了。在我評論的下面，有人的說法很過分。比如會說，送外賣是走投無路的人才幹的。至少還有這樣一條路，怎麼能說走投無路？其實外賣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無非就是天天在跑。 話說回來，某種意義上，外賣和快遞可能是最穩定的工作，因為沒有失業的風險。收入再不好，只要你下勁去做，它也能維持正常生活。一般我就是早上10點左右出門，然後三四點回家歇一會，五點再接著出去，一般八點就能回家，小城市你基本只要在比較熱鬧的地方等活就行。 我也會懷疑讀書的意義，讀書跟掙錢之間的關係。但每個人的經歷比較複雜，現在社會跟幾十年前也不一樣，職業高度細化，掙錢跟讀不讀書，確實關係不是很大。但是對於小孩，我覺得還是先讓他上學讀書，成績要盡量好，畢竟他還是要往社會地位高的職業上去啊。 我不是迷茫，就是比較無力你知道嗎？有勁沒地方使，不知道要怎麼使，往哪裡使？這兩年，這種感受特彆強烈，隨著年齡往上走，很多你會想得越來越明白。但時間長了，自然而然就不想了，沒什麼意義，接受自己的現狀。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開個小超市，因為我覺得第一穩，第二可能相對離家近點，什麼事都好照應。你看有大超市「完犢子」的，我還沒見過家門口小超市完的。但這個事情估計挺難的，怎麼也得十幾二十萬吧。 （文中講述者為化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01 歸屬感 剛開始做外賣員的時候，我沒有太多的抗拒，但會有一點點膽怯，因為要主動給一個陌生人打電話，後來慢慢就習慣了。其實不是說我適應或者不適應，更多意義上，我確實暫時沒有太多別的辦法。 第一次送外賣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系統給派了一個蛋糕，20厘米大小。蛋糕很難送，是易損品。萬一碰壞了得賠錢，那估計要掙一兩天。但我也沒辦法，只能小心點慢慢走。 那時，我還在一所職校教思想政治課。職校的學生太不好管了，抽煙打架。一個男生13歲，上了很多年武校，家長讓他回來到這裡上學，上著課，他就把前面那個女生的頭髮割了一段；兩個人吵架，他又照著那女生的頭扇了一巴掌。 最後只能報警。作為老師，你什麼也改變不了，只能教好自己的課。因為這門課不高考，學校又是民辦的，要考慮利潤、經營成本問題，這個課就變得可有可無。這兩個因素結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以後肯定會取消（這門課）。 我沒有太多焦慮，但會去想接下來怎麼辦？要不要學一些技能。但像我們普通人，要學一個東西，需要碰見某個特定的機會，慢慢試才行，不能只空想。最後只能去送外賣。當時我也想過送快遞，但還得整一輛三輪車，好一點的電三輪也要七八千，不便宜。送外賣是因為家裡本來就有一輛電瓶車。 剛開始都是晚上有空跑一會，提前適應一下。大概半年前，職校老師的那份工作就沒了。我開始全天跑。每天大概十幾二十單，每個月收入就3000塊錢吧，加上家屬的（收入），基本夠家庭開銷。 偶爾會遇到比較善意的人，就是打賞。一個男孩給一個女孩買水果，讓我送到學校門口，但那個女孩要5:30才下課，我在那裡等了一會兒。結果，那個女孩連男的叫啥都不知道。後來我才知道，這倆人應該是網友。就這麼點事，那個男孩打賞了6塊6。還有一些就是寫錯地址，離得近，我就給送過去。比較煩的就是有些保安不讓電瓶車進小區，只能走路進去。 外賣這個工作沒什麼特殊，網上講的那些段子，我都碰不著。大部分時間，你都見不著人，門縫一開，伸出來一支手，閃一眼，把東西拿走就行了。 騎手們沒事了會聚在一起聊天，像今天跑了多遠，拿了多少單。跑外賣的大都是本地小年輕，說實話，可能也沒上過什麼學，只到初中畢業，五六十歲的人也有，但不多。其實，我覺得外賣員不至於那麼辛苦，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在開小電車。 我本科在天津一所大學，畢業後，在我們當地一個金屬製造企業上班，2012年就（在老家）買了房。當時，我每個月的工資到手只有1000多塊錢，後來考研，2012年考上了廣西一個211大學的行政管理專業。畢業後，我很順利地就到北京一個互聯網大廠做內容運營。 但往後我沒有走好職業之路。我在北京待了大概兩年，雖然不能說那是最好的時候，但它有新鮮感。我做的內容純搞笑，每天都在不停地看東西，因為每個小時都有要求，我們要審核多少條內容，工作壓力不算大。 那時跟人合租，（房租）一個月3000多塊，工資八九千塊，每個月能剩一點，但最後也都被我花了。我沒什麼愛好，喜歡買一點零碎的東西，比如充電寶會買好一點的。我經常去知春路那個沃爾瑪，我覺得超市還是比較友好的，多逛逛能發現一些奇奇怪怪的小東西。 有時候想起買房就沒有歸屬感。夜裡上到9點10點，走到樓下，還有燈是亮著的，到處都有人。我會覺得沒什麼意思，就像一個小螺絲釘。門口的保安長期都是固定的那兩三個人。 大部分同事工作一兩年之後陸續走了，一般大家都會說「多多保重，以後常聯繫」這樣。我當時也會感觸，想想將來自己可能也會回去。2017年春天，決定離開的時候，我也猶豫了一下。父母只說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但房子我是沒辦法解決的，就還是回去吧。 02 選擇與落差 回老家的時候，我沒有太多積蓄，大概就幾萬塊錢。最早我對工作滿意的標準就是每個月工資三四千塊錢，但必須要交五險一金。 我找過行政、人力和文員。實話說，我原來是學管理學，但河南是農業大省，（安陽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都不發達。現在我們這跟互聯網最相關的工作就是主播，前幾年少部分的傳媒公司在招公眾號編輯。 有些工作屬於「被動」離職。之前，朋友介紹了一個大專老師的兼職，做了大概一年，民辦學校的學生沒那麼多了，就不再需要兼職老師了。我還在物業公司干過，前台打雜修電啥都干，一個月3000多塊錢，幹了三個月，也是屬於被動離職，因為老闆安排了一個親戚進去。 還有一些就是屬於客觀意義上的不合適。我在一個建築公司待過三個月，進去以後讓我寫文件，內容就是公司的長遠規劃。但這個東西我顯然不懂，它不是隨便百度一下看看就能整出來的，寫不出來我也沒辦法。實習期結束我就離開了，因為這個事我確實不會。 前兩年我在書店做過圖書管理員。這是街上貼的小廣告，當時去也是沒辦法，我暫時只能找到那份工作，但是錢太少了，（月薪）只有1000多塊錢。 很多人問我為啥不考公？我考過七八次，事業單位、公務員都有，慢慢放棄了。我數學不好，看那個題就跟外星文一樣。每次結果出來也不會很失望，因為真的不會，比如數學的排列組合，我到現在都搞不明白。 ●大樹的視頻作品。圖源@慢叔叔來看看 漸漸地，我覺得回來不是一個很好的決定，但那時的感受不像現在這樣深。當時還覺得有希望。這也因為我不太了解本地情況，熟悉以後，我才意識到這個城市的發展就是這樣，民營企業少，經濟也不是很發達，再怎麼費力可能也就這個樣子。 我也想過去做小生意，但沒有資源。之前我工作過的書店，就是我從小買書的地方。它屬於民營企業，從90年代到現在沒倒閉，不說掙多少錢，但在這個城市裡，不管是資源還是關係，它肯定有自己的分銷渠道。我沒有這些資源，可能10年、20年都做不起來。 做過的這些工作裡面，比較滿意就是書店管理員。它不算輕鬆，但我比較精通，而且它跟文字相關，我的接受程度會快一點。比如我瞄一眼這本書，就大概知道它在說什麼。 其實我也浪費了很多時間，一部分時間在家閑著，一部分時間在尋找的路上，就是找各種事兒干，還有一部分時間是做自媒體，最後也沒有成。 自媒體能發財，這是大家都公認的事情，誰不想發財對不對？當時網上謠言太多，我就專門找一些闢謠的文章，直接複製過來，算是轉載的一種。我從來沒想過去做原創，直到這兩年我才明白，做自媒體需要一個固定的形象，要持續不斷地輸出內容。所以這就是我不太聰明的地方，腦子確實慢了一點。 事實上，雖然心裡有落差，但每次有新工作，只要我會就行。不過，所有的落差都不如辦公環境來得直接明顯：有一回，我到一個醫藥工廠應聘人事。那個辦公室就是公路邊的一間民房，類似移動板房，只不過是磚砌的，周圍沒有樓房，就是一片村子。 落差不是因為環境本身，而是讓我覺得，這個地方的發展就這樣了。這也是我不太聰明的地方，得看見了才能感覺到，看不見就感覺不到，沒有超前意識，想事情比較單一。 我找了很多工作，但還是沒有一個穩定的職位。慢慢地，我就開始接受了。畢竟穩定的不是很好找，但你可能會遇到需要錢的時候，所以，我短時間內就只能做這個（外賣）。這就是現實，你只能接受它。這種心態很像上學的時候，絕大部分學生都想考好，有人可能努力了，但方法不對。 03 「接受自己的現狀」 以前的那些同事大部分都回老家了。唯一有聯繫的一個男生在武漢，通過自學，現在在做程序員，但武漢畢竟是大城市。我有一些同學在做管理層，有時候在送餐的路上，我就會想，這個差距是怎麼造成的？ 當然現在去想的話，其實我應該在（回老家）時找人指導，或者多問，了解清楚當地有什麼產業，可能（境遇）會好一些。像小地方，比較體面的工作就是公務員和老師，如果想好要回老家，當初就應該學文學專業，回來當老師，這個規劃就會好一點。 更多的時候，我不是對某個具體的選擇後悔，而是後悔一直在變的狀態。 這幾年我想明白了幾件事情：比如在小城市，你可能要從事一些跟實體相關的工作；第二這個工作可能必須有人帶著你，他可能願意跟你說某些事情。有時候，我也會覺得人生的際遇被很多因素影響，比如一個好同事，一個好領導；還有家庭因素，比如說開公司的同學，家裡一直以來都在做生意。 家裡人（對送外賣）沒有太多想法，覺得只要合理合法掙錢就行了。我愛人在輔導機構當老師，送外賣之前，我跟她提過，她沒有太多特別的反應，就說去吧。有時她也會勸我去當老師，這可能也是一個選擇，但你要重新撿起初中的課本，我一般會說沒問題，有時間會看一下。 除了家裡人，沒人知道我在跑外賣。我跟以前的同學都沒怎麼聯繫了，現在聯繫最多的就是一個在超市做揀貨員的男生。過年的時候，親戚會問，父母都說我在當老師，因為我以前確實也做過老師。我比較能理解，這也很正常，畢竟外賣處於「鄙視鏈」的底端。我一般不會在家裡穿（外賣服）出門，一般電瓶車走個三分鐘（再穿）就行了。 從我們普遍的認知來說，外賣員就是最差的了。在我評論的下面，有人的說法很過分。比如會說，送外賣是走投無路的人才幹的。至少還有這樣一條路，怎麼能說走投無路？其實外賣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無非就是天天在跑。 話說回來，某種意義上，外賣和快遞可能是最穩定的工作，因為沒有失業的風險。收入再不好，只要你下勁去做，它也能維持正常生活。一般我就是早上10點左右出門，然後三四點回家歇一會，五點再接著出去，一般八點就能回家，小城市你基本只要在比較熱鬧的地方等活就行。 我也會懷疑讀書的意義，讀書跟掙錢之間的關係。但每個人的經歷比較複雜，現在社會跟幾十年前也不一樣，職業高度細化，掙錢跟讀不讀書，確實關係不是很大。但是對於小孩，我覺得還是先讓他上學讀書，成績要盡量好，畢竟他還是要往社會地位高的職業上去啊。 我不是迷茫，就是比較無力你知道嗎？有勁沒地方使，不知道要怎麼使，往哪裡使？這兩年，這種感受特彆強烈，隨著年齡往上走，很多你會想得越來越明白。但時間長了，自然而然就不想了，沒什麼意義，接受自己的現狀。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開個小超市，因為我覺得第一穩，第二可能相對離家近點，什麼事都好照應。你看有大超市「完犢子」的，我還沒見過家門口小超市完的。但這個事情估計挺難的，怎麼也得十幾二十萬吧。 （文中講述者為化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進一寸有進一寸的艱難。】 1 法院宣判，塵埃落定，邯鄲三個未成年殺人埋屍案，有結局了。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被告人張某某、李某、馬某某故意殺人一案，對被告人張某某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對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處罰，相關公安機關和教育部門依法決定對馬某某進行專門矯治教育。 三個人，一個無期徒刑，一個十二年徒刑，一個不予刑事處罰。 沒有死刑。 所以，不少網友們還是很激憤，認為判罰太輕。 實際上，真要是細緻了解過中國法治進程「改進」的人，就會明白，此判決，已經屬於「巨大進步」了。 2 刑事責任，一直都有一個年齡門檻，就是要滿16周歲。 【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依法進行專門矯治教。】 所以，多數時候的校園霸凌，其『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因為未滿16周歲，而被避免於刑事責任追究，一般都是「訓誡警告處分」完事。 正是因為這種「寬宥處罰」，使得校園霸凌以及一些惡劣的低年齡犯罪事件，都沒有起到嚴懲警示的震懾作用。 直到2021年3月1日。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由14周歲降至12周歲。 其中規定：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而此次邯鄲事件，三個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年齡都是13歲。 正好卡在了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這個空檔里。 而同時，《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時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 此外，可能也難以判處無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對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處無期徒刑」。 正是因為法律條文里的「慎殺」原則，再加上「未成年」這個護身符，使得低年齡犯罪案件的最終判決，往往與激憤的民意相悖。 就是真追究13歲小惡魔的刑事責任，得先提交最高檢核准、然後公審，最後頂天了可能就是個十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儘管此次邯鄲案件首犯判了無期，但是通常來說，無期徒刑最後都會變成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律的「人性化」，看似以人文本，但往往也容易滋生盲點，讓犯罪分子鑽了空子。 3 邯鄲事件此次判決，許多網友表示憤慨而且不滿。 但是翻看過往同類型案件，你就知道，此次判決，已經是「巨大進步」了。 大家還記得，大連那個13歲的小惡魔姦殺10歲女童案件嗎？ 【因蔡某某未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對其進行3年收容教養。】 大連這個小渣滓姦殺幼女事件，其惡劣程度、其全國影響力，不亞於邯鄲事件。 最後，牢都不用坐，直接三年收容教養訓誡完事了。 另外，2021年陝西勉縣「13歲男孩殺害6歲男童案」、2023年湖北荊州「未滿12歲男孩殺害4歲女童案」，一次次引發公眾的震驚。 每每發生此類案件，輿論除譴責「小惡魔」，還有對未成年人犯罪懲處標準的爭議。 單單是一個「第二十條」的正當防衛，呼籲了多少年，多少次血的代價和教訓，才換來了最終的微小一步。 于海明，記住這個名字，要不是他引發的崑山龍哥被反殺案引得舉國轟動。 估計正當防衛這個詞，還在「故意傷害」和「防衛過當」後面當替補。 可能也正是因為之前大連13歲惡魔案件最後的「3年收容教養」引起了巨大公憤，所以此次的邯鄲事件同樣掀起輿論風暴下，高層的人，不得不考慮社會影響和大眾情緒了。 由此，也可見法律條文修改的「滯後性」。 它並沒有前瞻性的從源頭適當調整，以「寬宥好人、嚴懲惡人」的姿態來約束犯罪宣揚良善，多數時候的「進一寸歡喜」，都是靠著巨大的輿論裹挾和民意倒逼，而不得不做出妥協改變。 當初大連那個案件，就應該從重判決，全國各中小學大屏里滾動播放。 恰恰相反，非但沒有以此警鐘為誡，看看這些年，中小學校園裡，都幹了些什麼鳥事？ 華南師範大學附屬普寧學校學生家長發布家長會相關照片，一張PPT頁面顯示，要求「愛校教育要從家庭做起、從父母做起」，還提到「誰敢說學校的壞話，就要群起而攻之，內部問題內部解決，絕不允許別人說三道四」。 廣東普寧一中學出具的反對校園欺凌承諾書上，有「若出現校園欺凌事件，堅決不拍照、不錄視頻」的內容。 廣東梅州五華縣水寨中學要求所有學生簽署承諾書，承諾出現自殺、自殘行為均與學校無關，不會以任何理由向學校主張賠償。 「遼寧本溪一學校食堂被指疑似給學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 看見了吧，校園凈土裡，盡出這些幺蛾子骯髒事。 食堂的破事，就不說了，現在要學生簽承諾書，「自殺與學校無關」；「出現校園欺凌事件，堅決不拍照不錄像」；「學校是我家，誰敢說學校壞話，我們就要群起攻之」。 簡單來說，這是個好地方，有的只是好人好事正能量，出了事，你閉嘴不要說，死了人，我們低調冷處理，「你死了事小，鬧大了影響了學校聲譽，事大」。 13歲的學生被殺了，17歲的學生跳樓了，23歲的研究生、26歲的博士生，被壓榨被凌辱不堪忍受跳樓自殺了。 怎麼辦？ 對相關責任人，訓誡警告處分；對當事人及家屬，深表歉意；對後世人現身說法，「開一堂心理課，讓他們周六過來接受心理治療」。 最後再發一個通告：深刻反思，舉一反三，感謝群眾監督。 我去年買了個表。 4 案件審判固然不能受輿論裹挾，但法律畢竟搭建在民意之上，理應符合公眾懲惡揚善的樸素願望及對司法公平正義的期待。 我就鬧不明白了，那些惡意討薪的都有可能因為尋釁滋事進去蹲幾天，這TMD都殺人拋屍了，收容教養也能完事？ 我更不明白，賣芹菜獲利14元的，都要罰款10萬元，這把人家的一個孩子都給殺了，刑事責任「從輕發落」，民事賠償一分錢沒有？ 一個炮彈，一個飛鳥撞擊，飛機可能就會從天上掉下來，一兩百個人，可能就會死掉。 一次不公正的判決，一次嚴懲好人、寬宥暴徒的、與大眾懲惡揚善樸素價值觀相悖的公審裁決，其惡果、其深遠影響，不亞於十次飛機失事。 法律的終極目標，其實應該只有一個： 讓好人敢於做好事，讓壞人不敢做壞事。 現在看來，似乎世道顛倒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深涵說
【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進一寸有進一寸的艱難。】 1 法院宣判，塵埃落定，邯鄲三個未成年殺人埋屍案，有結局了。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被告人張某某、李某、馬某某故意殺人一案，對被告人張某某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對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處罰，相關公安機關和教育部門依法決定對馬某某進行專門矯治教育。 三個人，一個無期徒刑，一個十二年徒刑，一個不予刑事處罰。 沒有死刑。 所以，不少網友們還是很激憤，認為判罰太輕。 實際上，真要是細緻了解過中國法治進程「改進」的人，就會明白，此判決，已經屬於「巨大進步」了。 2 刑事責任，一直都有一個年齡門檻，就是要滿16周歲。 【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依法進行專門矯治教。】 所以，多數時候的校園霸凌，其『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因為未滿16周歲，而被避免於刑事責任追究，一般都是「訓誡警告處分」完事。 正是因為這種「寬宥處罰」，使得校園霸凌以及一些惡劣的低年齡犯罪事件，都沒有起到嚴懲警示的震懾作用。 直到2021年3月1日。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由14周歲降至12周歲。 其中規定：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而此次邯鄲事件，三個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年齡都是13歲。 正好卡在了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這個空檔里。 而同時，《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時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 此外，可能也難以判處無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對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處無期徒刑」。 正是因為法律條文里的「慎殺」原則，再加上「未成年」這個護身符，使得低年齡犯罪案件的最終判決，往往與激憤的民意相悖。 就是真追究13歲小惡魔的刑事責任，得先提交最高檢核准、然後公審，最後頂天了可能就是個十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儘管此次邯鄲案件首犯判了無期，但是通常來說，無期徒刑最後都會變成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律的「人性化」，看似以人文本，但往往也容易滋生盲點，讓犯罪分子鑽了空子。 3 邯鄲事件此次判決，許多網友表示憤慨而且不滿。 但是翻看過往同類型案件，你就知道，此次判決，已經是「巨大進步」了。 大家還記得，大連那個13歲的小惡魔姦殺10歲女童案件嗎？ 【因蔡某某未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對其進行3年收容教養。】 大連這個小渣滓姦殺幼女事件，其惡劣程度、其全國影響力，不亞於邯鄲事件。 最後，牢都不用坐，直接三年收容教養訓誡完事了。 另外，2021年陝西勉縣「13歲男孩殺害6歲男童案」、2023年湖北荊州「未滿12歲男孩殺害4歲女童案」，一次次引發公眾的震驚。 每每發生此類案件，輿論除譴責「小惡魔」，還有對未成年人犯罪懲處標準的爭議。 單單是一個「第二十條」的正當防衛，呼籲了多少年，多少次血的代價和教訓，才換來了最終的微小一步。 于海明，記住這個名字，要不是他引發的崑山龍哥被反殺案引得舉國轟動。 估計正當防衛這個詞，還在「故意傷害」和「防衛過當」後面當替補。 可能也正是因為之前大連13歲惡魔案件最後的「3年收容教養」引起了巨大公憤，所以此次的邯鄲事件同樣掀起輿論風暴下，高層的人，不得不考慮社會影響和大眾情緒了。 由此，也可見法律條文修改的「滯後性」。 它並沒有前瞻性的從源頭適當調整，以「寬宥好人、嚴懲惡人」的姿態來約束犯罪宣揚良善，多數時候的「進一寸歡喜」，都是靠著巨大的輿論裹挾和民意倒逼，而不得不做出妥協改變。 當初大連那個案件，就應該從重判決，全國各中小學大屏里滾動播放。 恰恰相反，非但沒有以此警鐘為誡，看看這些年，中小學校園裡，都幹了些什麼鳥事？ 華南師範大學附屬普寧學校學生家長發布家長會相關照片，一張PPT頁面顯示，要求「愛校教育要從家庭做起、從父母做起」，還提到「誰敢說學校的壞話，就要群起而攻之，內部問題內部解決，絕不允許別人說三道四」。 廣東普寧一中學出具的反對校園欺凌承諾書上，有「若出現校園欺凌事件，堅決不拍照、不錄視頻」的內容。 廣東梅州五華縣水寨中學要求所有學生簽署承諾書，承諾出現自殺、自殘行為均與學校無關，不會以任何理由向學校主張賠償。 「遼寧本溪一學校食堂被指疑似給學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 看見了吧，校園凈土裡，盡出這些幺蛾子骯髒事。 食堂的破事，就不說了，現在要學生簽承諾書，「自殺與學校無關」；「出現校園欺凌事件，堅決不拍照不錄像」；「學校是我家，誰敢說學校壞話，我們就要群起攻之」。 簡單來說，這是個好地方，有的只是好人好事正能量，出了事，你閉嘴不要說，死了人，我們低調冷處理，「你死了事小，鬧大了影響了學校聲譽，事大」。 13歲的學生被殺了，17歲的學生跳樓了，23歲的研究生、26歲的博士生，被壓榨被凌辱不堪忍受跳樓自殺了。 怎麼辦？ 對相關責任人，訓誡警告處分；對當事人及家屬，深表歉意；對後世人現身說法，「開一堂心理課，讓他們周六過來接受心理治療」。 最後再發一個通告：深刻反思，舉一反三，感謝群眾監督。 我去年買了個表。 4 案件審判固然不能受輿論裹挾，但法律畢竟搭建在民意之上，理應符合公眾懲惡揚善的樸素願望及對司法公平正義的期待。 我就鬧不明白了，那些惡意討薪的都有可能因為尋釁滋事進去蹲幾天，這TMD都殺人拋屍了，收容教養也能完事？ 我更不明白，賣芹菜獲利14元的，都要罰款10萬元，這把人家的一個孩子都給殺了，刑事責任「從輕發落」，民事賠償一分錢沒有？ 一個炮彈，一個飛鳥撞擊，飛機可能就會從天上掉下來，一兩百個人，可能就會死掉。 一次不公正的判決，一次嚴懲好人、寬宥暴徒的、與大眾懲惡揚善樸素價值觀相悖的公審裁決，其惡果、其深遠影響，不亞於十次飛機失事。 法律的終極目標，其實應該只有一個： 讓好人敢於做好事，讓壞人不敢做壞事。 現在看來，似乎世道顛倒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深涵說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南美某國有關部門發布公告稱，從正在建設的某汽車品牌工廠「營救」了163名疑似被虐待的工人，並對相關建築公司下達了中止施工的命令。該國相關方面稱，這些工人的實際工作時長超過了當地法律允許時間，有時每周連續工作七天，同時被關押在「有辱人格」的環境中。 為什麼我要說得這麼委婉，「某國」「某品牌」，因為我眼睜睜看著一篇談論這件事的文章在眼前消失了，但這裡邊又有很值得討論的事情。本著我承認我無法推動什麼但我還想思考點什麼的精神，我們來聊一聊。 我最想聊的是其中一個細節，就是事發之後，這些當事工人出具了一份聲明，說我們是自願的。剩下的事情我們先擱置，只聊一下這個自願。 我也不想講什麼抽象的理念。當我看到「有辱人格」的環境這幾個字的時候，我腦子裡自動蹦出來兩個場景，攔都攔不住。 第一個場景，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宿舍。這六年，我的宿舍都是那種大通鋪，一個班的所有男生密密麻麻擠在上下鋪。初中的時候，冬天怕冷，還會跟相好的同學共享被窩。高中不再這麼幹了。宿舍里有不少溫馨的回憶，比如中午一起用收音機聽評書，晚上夜聊，尤其畢業那晚印象最深刻。但是現在想想，那應該算是一種「有辱人格」的環境。 假如，我是說假如，當時有個大城市出身不食人間煙火的記者，偶然跑到我們學校，發現我們住成這樣，發了一篇負面報道。學校領導聞訊大怒，立馬召集全校師生開大會，義正言辭譴責這篇報道「吃飽了沒事幹」「高高在上指指點點」，再打幾張煽情牌「我們這樣的地方，除了吃苦，還能有什麼出路」。我想我和我的同學們很快就會自願而踴躍地去反駁這篇報道。 第二個場景，我剛畢業那兩年，工資很低，只能住得起合租房。合租生活的體驗是很差的，不是《老友記》里那種體面的合租，一者室友來來回回換，性情怪異的居多，現在想想，要是長期住那種房子，性情不怪異倒是一件怪事了。二者房東對房子的管護極差，馬桶總是堵的，燈總是壞的。無它，你不住總有人住，你就出得起這點房租，有什麼資格要這要那？這又是一種我親身經歷的「有辱人格」的環境。 那兩年我的心情大體是壓抑、敏感而自卑的。但你要問我是不是自願，我也只能承認是自願。不過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開始思考關於社會運轉的事情。如果房東號召我去保衛這種居住環境，我是不會站出來的。 但是後來發生了一件事，讓我心情十分複雜。有個地方的合租房發生了火災，死傷慘重，然後開始大規模治理。當時我還在跟人合租，但已經不是那種最惡劣的房子了，所以沒有直接受到影響。按道理我是應該支持治理的，因為我知道那些房子存在赤裸裸的安全隱患。但我同時知道，這批爛房子退出市場，會讓一大批我的同類離開那座城市，因為他們承受不起更好的房子。 後來我也離開了那座城市，但我的收入已經有了好轉，在新的城市買了房，安了家，逐漸過上一種相對安穩的城市人的生活。我漸漸遺忘了那種在「有辱人格」的環境中生活的經驗，但有時候不小心看到一些新聞，這些記憶就會浮出水面。 這不是那種普通的家常記憶，這是一種創傷，你會不敢過多過深地去進入那個幽微的區域。我現在之所以願意談論它，也是因為我擺脫了它。可即便我現在去回憶，胸口起伏的幅度也會忍不住變大。窮人很難講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因為他們每一天的努力，都是為了不去直面自己的窘境。所以窮人的記憶是沒有累積性的。 但我不應該輕易丟棄那些不堪的記憶。那些上不體面的生活告訴了我一個道理：越是生活艱苦的人，越會「自願」受苦，因為他們知道再往下滑一步，會是怎樣的「應許之地」。 一個底層人，來到大城市也好，去往海外也好，不管吃怎樣的苦，他一定是自願的。他不需要聲明什麼，我都可以替他擔保。只有在他自願吃苦的時候，他才有可能被看到，而當他身體受了傷，或者年紀太大了，總之外邊沒人要自己了，他會悄無聲息地回到自己的村子裡，過上一種無人問津的生活。這個時候沒人再問他，你是不是自願的，因為他失去了自願的資格。 最近讀到王明珂老師的一段話：「……更經常的是，我們以知識體系建立起一個虛擬世界，人們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個大蠶繭里。在這樣的世界裡人們有歡笑、挫折、悲傷、憤怒，但一切都理所當然。人們對於創造及操弄這虛擬世界的真實世界毫無所知，自然對造成自己憤怒與悲傷的根源力量毫無反應；或者更糟的是，我們的反應只是讓這虛擬世界更』真實』而已。」 如果上面的這些思考是成立的，我想我們可以抵達一個結論：不要去問那個沒有選擇的人，你是不是自願的。這是一條文明的底線。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西坡原創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南美某國有關部門發布公告稱，從正在建設的某汽車品牌工廠「營救」了163名疑似被虐待的工人，並對相關建築公司下達了中止施工的命令。該國相關方面稱，這些工人的實際工作時長超過了當地法律允許時間，有時每周連續工作七天，同時被關押在「有辱人格」的環境中。 為什麼我要說得這麼委婉，「某國」「某品牌」，因為我眼睜睜看著一篇談論這件事的文章在眼前消失了，但這裡邊又有很值得討論的事情。本著我承認我無法推動什麼但我還想思考點什麼的精神，我們來聊一聊。 我最想聊的是其中一個細節，就是事發之後，這些當事工人出具了一份聲明，說我們是自願的。剩下的事情我們先擱置，只聊一下這個自願。 我也不想講什麼抽象的理念。當我看到「有辱人格」的環境這幾個字的時候，我腦子裡自動蹦出來兩個場景，攔都攔不住。 第一個場景，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宿舍。這六年，我的宿舍都是那種大通鋪，一個班的所有男生密密麻麻擠在上下鋪。初中的時候，冬天怕冷，還會跟相好的同學共享被窩。高中不再這麼幹了。宿舍里有不少溫馨的回憶，比如中午一起用收音機聽評書，晚上夜聊，尤其畢業那晚印象最深刻。但是現在想想，那應該算是一種「有辱人格」的環境。 假如，我是說假如，當時有個大城市出身不食人間煙火的記者，偶然跑到我們學校，發現我們住成這樣，發了一篇負面報道。學校領導聞訊大怒，立馬召集全校師生開大會，義正言辭譴責這篇報道「吃飽了沒事幹」「高高在上指指點點」，再打幾張煽情牌「我們這樣的地方，除了吃苦，還能有什麼出路」。我想我和我的同學們很快就會自願而踴躍地去反駁這篇報道。 第二個場景，我剛畢業那兩年，工資很低，只能住得起合租房。合租生活的體驗是很差的，不是《老友記》里那種體面的合租，一者室友來來回回換，性情怪異的居多，現在想想，要是長期住那種房子，性情不怪異倒是一件怪事了。二者房東對房子的管護極差，馬桶總是堵的，燈總是壞的。無它，你不住總有人住，你就出得起這點房租，有什麼資格要這要那？這又是一種我親身經歷的「有辱人格」的環境。 那兩年我的心情大體是壓抑、敏感而自卑的。但你要問我是不是自願，我也只能承認是自願。不過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開始思考關於社會運轉的事情。如果房東號召我去保衛這種居住環境，我是不會站出來的。 但是後來發生了一件事，讓我心情十分複雜。有個地方的合租房發生了火災，死傷慘重，然後開始大規模治理。當時我還在跟人合租，但已經不是那種最惡劣的房子了，所以沒有直接受到影響。按道理我是應該支持治理的，因為我知道那些房子存在赤裸裸的安全隱患。但我同時知道，這批爛房子退出市場，會讓一大批我的同類離開那座城市，因為他們承受不起更好的房子。 後來我也離開了那座城市，但我的收入已經有了好轉，在新的城市買了房，安了家，逐漸過上一種相對安穩的城市人的生活。我漸漸遺忘了那種在「有辱人格」的環境中生活的經驗，但有時候不小心看到一些新聞，這些記憶就會浮出水面。 這不是那種普通的家常記憶，這是一種創傷，你會不敢過多過深地去進入那個幽微的區域。我現在之所以願意談論它，也是因為我擺脫了它。可即便我現在去回憶，胸口起伏的幅度也會忍不住變大。窮人很難講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因為他們每一天的努力，都是為了不去直面自己的窘境。所以窮人的記憶是沒有累積性的。 但我不應該輕易丟棄那些不堪的記憶。那些上不體面的生活告訴了我一個道理：越是生活艱苦的人，越會「自願」受苦，因為他們知道再往下滑一步，會是怎樣的「應許之地」。 一個底層人，來到大城市也好，去往海外也好，不管吃怎樣的苦，他一定是自願的。他不需要聲明什麼，我都可以替他擔保。只有在他自願吃苦的時候，他才有可能被看到，而當他身體受了傷，或者年紀太大了，總之外邊沒人要自己了，他會悄無聲息地回到自己的村子裡，過上一種無人問津的生活。這個時候沒人再問他，你是不是自願的，因為他失去了自願的資格。 最近讀到王明珂老師的一段話：「……更經常的是，我們以知識體系建立起一個虛擬世界，人們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個大蠶繭里。在這樣的世界裡人們有歡笑、挫折、悲傷、憤怒，但一切都理所當然。人們對於創造及操弄這虛擬世界的真實世界毫無所知，自然對造成自己憤怒與悲傷的根源力量毫無反應；或者更糟的是，我們的反應只是讓這虛擬世界更』真實』而已。」 如果上面的這些思考是成立的，我想我們可以抵達一個結論：不要去問那個沒有選擇的人，你是不是自願的。這是一條文明的底線。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西坡原創
【旁白】各位朋友好！這裡是播客《新移民》！這期播客播出的時間恰逢聖誕夜，祝各位聖誕快樂。 【旁白】來自山東濱州「小舞」夫婦今年春節期間，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通過墨西哥走線入境了美國，目前已進入了移民的申請程序。 記者：我就叫你小舞嗎？ 小舞：呃，可以，可以。 但我這個「小舞」跟實名也差不多了。因為我國內那些賬號，包括我這個推特，在出來之前就用大陸手機號註冊的，他就把我所有的賬號鎖定、封禁了。 記者：小舞，那你能夠首先把你自己的情況簡單介紹一下嗎？ 小舞：我是80後，大學畢業之後，就去當地的報社做記者，做到了差不多2015年的國慶節前後。 我不是在報社一直從事攝影記者的工作嗎？當時自媒體平台需要大量的內容創作。我就用我攝影的優勢，開始進入了自媒體的 創作行業。2020年疫情之後呢，創作的內容發生了一個變化，就是從之前的以攝影技術為主，改為進寫評論的方式點評中國的社會事件。直到帳號被封禁。 記者：那你能否介紹一下，這一次移民你是什麼時候到達美國的嗎？ 小舞：我是今年的二月份，就是中國農曆春節之後，我開始從中國出來，先後經過了英國、墨西哥，從美墨邊境的蒂華納、聖地亞哥入境美國。具體的 時間應該是2月24號。 記者：這個日子記得很清楚啊！ 小舞：對，對，對，因為我從中國出來的時間就是農曆大年的初六，一路上正好是十天時間，抵達了聖地亞哥。所以對我來說，這個旅程非常重要吧。 記者：你這次出來是帶著你的家人，是吧？你的妻子和兒女，你們總共幾個人？ 小舞：就是我們這個小家庭全家一塊兒過來了，我和我的妻子，還有我的三個小孩，兩個女兒，一個兒子。 記者：你的三個小孩多大？ 小舞：我們老大今年是正好十四周歲，老二是八周歲，老三當時是兩歲多，現在是三周歲了。 記者：其實，我們知道走線算是一個潮流吧，這幾年很興盛，有各種各樣的人在走線，像你們這樣的一家來走線的也不在少數，也有很多例子。所以我很想從您這個家庭知道，就是說，你在國內是處於中年，是吧，屬於事業的巔峰狀態，屬於正是打拚的時候，而你的小孩兒又很小，這種情況下你是怎麼做的這個決定？ 小舞：我在2020年武漢疫情之後，就特別關注中國的社會事件嘛。特別是一些突發性的、悲劇性的、影響很大的社會事件，我在國內的平台上，包括百度、今日頭條、微博這些賬號上，粉絲大概加起來有4、500萬了。所以呢，這些賬號就受到中國網信 辦、各級網信辦的一些威脅、騷擾和恐嚇，刪帖、封號比較頻繁。也有派出所的電話約談，網信辦約談，導致我的家人特別擔驚受怕，他們總是勸我不要在網路上發聲了。但是我這個人，包括從報社一直都非常願意在網路平台表達的，那麼我覺得對我來說言論自由非常重要，我就產生了帶著家人一塊兒出來的想法。 記者：你說的恐嚇，你覺得最讓你最感到恐懼的是什麼樣的情形？他們是如何恐嚇你的？ 小舞：最讓人恐怖的是，我記得2023年六月份，就是中國的貴州省有幾個老師在河道撿鵝卵石，被大水沖走死亡了。當時有一個四川的記者就去現場調查這個事情，結果這個記者被打了。我們作為在網路上發聲的博主們等等，就寫了一些針對這個記者被打的評論。結果就是遭到了警方的特別關照，他 就是通過電話約談、警告，讓你不要參與這些社會公共事件。後來我還得知，這個事情不是警告了我一個人，他們可能通過微信啊或者是微信的聊天群鎖定了一大批人，讓人產生了一種很深的恐懼，因為就是如果我一直不斷地在中國寫下去的話，可能最終的結局也是要被抓起來。 記者：你是真的有被約談嗎？ 小舞：約談也不是說非常嚴肅。因為經過前期的交鋒，大家都認識了嘛，雖然不是朋友，但至少是熟人，就告訴你說，這是我們的工作呀，也不能太過份了，因為這樣你好，那我們大家都好。他那個意思呢，就是說你不聽話的話，下一步就有更進一步的措施，就不會像這樣客氣的這種交流了。 記者：這樣的約談在你身上發生了多少次 ？ 小舞：具體我沒統計，但是疫情這幾年一直受到這種電話約談，當面的約談，加起來至少能超過上百次。 記者：上百次？包括電話的騷擾和約談，一共有上百次？ 小舞：它也不是固定時間，不是上班時間，可能就是深夜、晚上或凌晨，任何時間都有可能打，這種高頻度的被他們找上門了，我們家屬就感覺這個在 中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都非常擔心。 記者：你有想過沒有，如果你放棄這種做這種事情，就是通過自媒體去傳播在你看來是比較正確的看法，放棄這樣的工作，你通過其他方式去謀生呢？ 你就可以避免這樣的危險啊，你不必要出國呀，是不是這樣？ 小舞：換工作呢，可能就是騷擾比較頻繁的時候，我家屬、家人就會勸我 不要干這個了，干點別的什麼不能養活一家子呀？但是就我自己的意願來說，我是不願放棄這個公開發聲的這個機會的，因為我感覺我還是願意說話，願意表達的，抑制不住這種衝動。 記者：你覺得你抑制不住這種衝動，跟你的個性有關嗎？還是說因為你的職業的影響？ 小舞：可能跟人的這個性格也有一定的關聯，當我通過一些海外平台或者是 海外的華文媒體的傳播，了解到中國共產黨從建政之前到建政之後的一些做法，你了解到這些事情不對，你自然而然有一種責任在裡面，你要有責任去 告訴大家，就是這個共產黨不像它宣傳的那樣，它整個就是一個欺騙，或是愚民的這樣一個過程。 記者：這裡你講到了你通過學習，通過翻牆去了解到了中共建政的一些事實，這個我可以說是一個你更新自己的認識，甚至可以說是覺醒的過程嗎？可以這樣說嗎？ 小舞：說實話，就是我那時候就是在小學五年級這個階段，我自己一直都在農村，也沒有接觸太多媒體，在農村的時候能收到的電視節目也非常少。但是從初中開始，到了鎮上，鎮上的資訊相對發達一點，包括《南方周末》呀，而且我那個時候買了一台短波收音機，就聽到了包括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BBC之類的海外中文台的一些節目，我一聽之後就發現說，共產黨的 做法跟他現在宣傳的一些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其實我，覺醒得還算是比較早吧，十幾歲的時候就對共產黨產生一個很明確的認知。他的獨裁政權一直就是靠著欺騙老百姓、愚弄老百姓延續下來。 記者：你的這種認知對於你後來人生的發展有沒有什麼實際的影響？對於後來你人生的選擇有沒有什麼影響？ 小舞：最重要的影響就是我擇業這方面。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做新聞這個行業薪水比較低，但是，接觸了一些信息之後，我還是願意從事新聞這個行業，用自己的觀察給大家提供一些真實的報道。當然我一直是在地方媒體，在當地的傳媒集團，相當於地方的黨報。 記者：那這個是不是和你的新聞理想也是有差距的呀？因為你說你想通過這種媒體的方式，通過新聞從業去揭示真相。但是，你當時在黨報所感覺到的 那種氛圍和體制，和你心目當中的新聞理想是有差距的吧？ 小舞：這個肯定會有一定的落差的。但是，在中國那個輿論環境下，它只要是公開出版的任何一種刊物，它都是黨報，它 沒有 第二家 不是 黨報 的 報紙。但是，我在那裡的時候，正趕上中國網路平台開始出現。我在報社的時候，也不太遵從報社的一些宣傳紀律，比如說你掌握的一些負面消息或者是 新聞資源，他不讓你報。但是那個時候我還是通過網路論壇什麼的這樣一些渠道，把自己了解的所謂的負面新聞，或者是他們不願意公開的，通過網路的渠道進行大量的傳播。 我因此在報社的時候也受到了好多次處分。 記者：所以當時你離開黨媒，然後一步跨到了自媒體，是吧？ 你離開是你自己選擇離開，還是說有其他原因？ 小舞：就是在報社不斷的受到這些宣傳指令的批評，而且他還是在全體職工或是集團的大會當面批評你。那種環境如果你天天遭遇的話，普通人、同事就會對你另眼相看了。在那種環境，我自己感覺也不太自在了。雖然他不能開除你，或者是讓你下崗，但是他冷落你，邊緣化你。 記者：所以，當你從傳統媒體跨步到了自媒體的時候，你覺得讓你鬆了一口氣嗎？就是至少從你的小環境來講，要比以前在黨報要好一些了嗎？ 小舞：自媒體的好處就是，無論是我從那個採集到傳播，到作品的呈現這都是我一個人就可以決定的。這個自由度或者說裁量權對我來說是最大的，一 開始的時候是有非常自由的感覺。但是，到了後期進行評論報道的時候，因為它關涉的都是中國社會的一些負面的消息，他會不希望曝光一些事情。到 了這個階段就沒有非常自由的感覺 了。因為平台有一審核機制或者審核程序，在這個過程中就逐漸有了自我審核。比如說你不敢直接批評中國共產黨，或者是批評體制，你要說得委婉一些。你自己就是對自己都有一種很深的自我審查了。 記者：你從一個傳統的媒體，一個地方黨報，它實際上是一個比較穩定的工作，然後一步跨越到自媒體上，這個時候你職位的穩定性是受到了影響的， 對吧？就是說可能對你家庭的收入也會受到影響。這個時候你多少歲？ 小舞：2015年的時候，我應該正好是三十多歲， 正好是壓力開始比較大的時候，小孩要上學了，然後我很快有了二胎，反正辭職的時候正好是我自身壓力比較大的時候。我逃離那個工作，或是逃離那個體制、那個環境，對未來也沒有太多的預期。我當時想的事情是，這個工作反正也實現不了理想，不做就不做了，我做點什麼工作不可以養家糊口呀？就這樣，正好遇到了自媒體風口期，其實從收入方面來說，還是遠遠超過在報社的，可能一個月的收入就是報社一年的收入這樣一個狀況。 【旁白】在經歷了職場排擠、媒體鉗制等多重職業困境，並對中國輿論環境感到絕望之後，小舞離開中國的決心似乎不難理解。但這個決定還要面臨整個家庭的考驗。 記者：前面你也提到了，你決定要出國，是你這個小家庭，那你的父母是怎麼來考慮你的這個出走的計劃的呢？他們有什麼樣的意見呢？ 小舞：我一開始把這個我出國或者說來美國這種觀點丟給這個家庭的時候，包括我的妻子，還有我的父母，他們都是非常驚訝的，他們第一反應不是說這個事情可行不可行。他們以為我就是精神出現了障礙，他們覺得是不是天天在網路上跟別人進行觀點的交鋒，再加上一些外部力量的干擾，讓我思考問題神經或是腦子出現了問題。 記者：你當時是怎麼回應的呢？他們認為你有病。那你是怎麼跟他們解釋呢？ 小舞：其實我也非常簡單，我舉一些現實的例子，你像做我那個工作的，誰誰誰因為什麼事情又被判刑了，被抓了，他們聽了之後覺得也這樣一個社會狀況。不過，我的妻子我就對她說，一個是我自己，還有就是我們有三個小孩，如果說我們不能在中國這些平台上進行公開發聲，切掉了收入來源，我們要養活這三個孩子可能也非常費勁。綜合來說，無論是從人生，還是孩子未來的教育、前景來說，我們一家人出國是最合理的一種渠道。 記者：但是你這個出國的途徑並不是一個正常的途徑，可以這樣說，對吧？你選擇的是走線，走線前幾年興起之後，受到了很多的關注，然後也有很多人相繼奔赴這條走線的道路。其實，我們也看到新聞當中，這個過程是艱辛的，甚至有危險的，這個時候你們一家人，包括你，你妻子，還有你的父母，你們是怎麼考慮這個風險問題的？ 小舞：我出國也並不是一下就選擇走線的渠道，我也是一開始的時候就是申請了護照之後，就著手申辦美國的簽證。但是，很遺憾的是申請提交上去後，在北京大使館面談，就碰到被大家叫作光頭簽證官的，一個問題沒有問，我一句話也沒說，到了他面前了也就站了兩分鐘吧，就收到了拒簽的單子，可以說去美國的合法途徑就破滅了，當然不是說完全破滅，可能說接下來再第二次申請，或者以後申請，成功的概率還不知道。焦慮之後呢，就想了一個其他路徑。我了解到去美國呢，可以先到墨西哥，但是到墨西哥，墨西哥的簽證又非常難辦。又了解到一個途徑，就是日本的三年多次簽證，申根的多次簽證，還有英國的兩年多次簽證，這些簽證都可以到墨西哥。這樣呢，我就自己把一家人的英國簽證遞交上去了。結果這個英國簽證，由於是材料簽， 很順利地通過了。在春節前就拿到了來英國的簽證，這樣就是拿著英國簽證先到英國，再到墨西哥，然後從墨西哥呢，翻牆進入美國。 記者：2024年初的時候，你們從英國到達墨西哥，你感覺當時對你們有限制嗎？因為我們知道這幾年因為有大量的人走線，美國政府也是在逐漸的加緊邊境的限制。墨西哥政府方面似乎也是有這樣的一些限制措施。你們當時在墨西哥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小舞：我對整個行程最擔心的就是墨西哥能不能讓我們進入的這個問題。但是結果，行程還是非常順利的，我們在英國待了五天之後就飛墨西哥城。當時因為我們孩子比較小，下飛機的動作比較慢，我們已經站到了航班隊伍的最後。我觀察了一下，前面入關的時候，對中國人呀，或者說中國家庭，墨西哥的邊境官員審核的確實是非常細緻，我當時還有些擔憂，但是輪到我們的時候，那個簽證官拿到我們那個護照，就馬上卡了一個180天（允許停留時間）。後來我了解到，當時的墨西哥已經很少給中國人這種半年的居留時間。 記者：你們到達墨西哥城之後，又是怎麼到達美墨邊境的呢？ 小舞：之前不是在網路上已經定好了酒店了嗎？我就在墨西哥城停留了兩個晚上，最後決定到蒂華納，從蒂華納直接翻牆進入美國。 記者：當時你是通過網上知道有蒂華納這個渠道，所以就直接去了蒂華納是嗎？ 小舞：對，因為我來之前，我對行程也做了一定的攻略，我也知道在蒂華納和聖地亞哥之間有一個缺口是可以入境的，但是畢竟這個攻略你沒有親身經歷過，你只是看別人這樣說，還是有一絲擔憂的。 到了蒂華納在以後，我 也不知道接下來怎麼辦。就詢問之前過境的那些朋友， 他說你可以去哪個地方、哪個酒店，這裡有中國的類似蛇頭的人，可以把你帶到邊境牆的那一面。我尋找了一圈，結果就是蛇頭報價非常高，花費比較大，就沒有找蛇頭了，根據坐標點，自己打Uber到達了那個坐標點。 記者：你們到那個坐標點，是一個什麼樣的地貌， 離邊境有多遠？ 小舞：我們到了墨西哥這一側的這個點、開始翻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我們是7點了。我就先觀察那個地貌，發現是一個v字型山谷，需要在墨西哥這邊先下去，到那個谷底之後呢，再爬上去。那個美墨邊境牆有兩道，但那個山路都是起伏的嘛，很大的那個坡度，我看了一下，沒有什麼好走的路，就從邊境上那幾戶人家的院子里就穿過去了。 穿的時候雖然驚動了狗啊什麼的，有叫聲，但是很順利，就到達了第二道鐵牆那裡，當時已經累得不行了。這個過程當中，本來身上還提著兩個行李箱，也扔掉一個，然後還有小推車，小孩走在路上不用抱嘛，小推車也扔掉了。我們一家五口都累得不行了，大人孩子都很累了。我就說我們已經到美國了，過了美國這一趟，我們就坐在牆身上喘口氣吧。結果就在這裡發生了行程中最大的危險，就是墨西哥當地的一個人，也就是五六十歲，他用手勢比劃著，說讓我們回去，他說他有槍，這個地方不能通過。溝通的一個結果，他就說你們要過去，一個人要交 500美金，說實話這一路上，我們在家出門前兌換了一千美金，一直裝在身上，沒捨得花，因為路上都可以刷卡消費，就一直沒有動這個現金。但是，在這個地方遇到麻煩了，他要現金。我那時候帶著孩子也比較害怕，我不知道他是真有槍，還是假有槍，最後我就把那1000塊錢都掏出來給他了。他還是不滿足，不讓走，我一看也沒辦法了，如果這樣回去的話，我們真的就前功盡棄了，我就拖著老二的手，跟我的家屬說快跑，我就丟了行李箱往下跑了。其實我跑的時候，那個人他也沒有搶，他就朝我們扔石塊兒。匆忙當中，剩下的那一個行李箱也丟掉了。那個人也就把我丟掉的那個行李箱撿走了，也沒有再追上來，我們就慢慢地一直走，過了這個牆，走了大概有五英里左右，就走到了聖地亞哥的公路上，就這樣，等於進了美國了。 記者：那你們就是走了五英里啊？ 小舞：我當然想的是在美國是不是能打一個車？到了牆這邊是不是有司機來接我們。結果和墨西哥城一樣，沒人接這個單，接了這個單子也會很快取消。就這樣，就是沿著步行的模式，順著那個路，其實那個路就是很多人走這個地方，就踩出了這個小路，那個路旁邊也有扔的一些行李箱呀，或者是衣服什麼的。 記者：那個情況其實也挺危險的吧？因為你是帶著三個小孩，而且你最小的 孩子才兩歲，就是你們抱著他一直往前走？ 小舞：對，我那個小孩還非常黏他媽媽，不要我抱，非要他媽抱。小孩的褲子在下山的時候也在石頭上磕破了，我胳膊上那個衣服也擦破了，就這樣比較狼狽地到了聖地亞哥的公路上，就開始有關卡出現了。這個時候非常幸運的就遇到一對美國夫婦，跟他們寒暄了幾句，我也告訴了他們我在中國做什麼呀，就是在中國做記者，為了自由來到美國了。這對夫婦當時就說，我可以送你們一程，就是說你們要去機場或車站，我們可以送你們到那裡。就這樣我們就上了他們的皮卡車，他們就帶著我們，把我們帶到市區了。 我們就這樣比較幸運的，自己沒有找蛇頭的情況下，過了邊境牆，還躲過了這個移民局的巡查車，沒有進移民局。 記者：把你們送到市區之後，你們下一步是怎麼做的呢？ 小舞：當時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裡啊？我想起來之前在中國的抖音上，有山東的老鄉提前過來了，在這邊開民宿，我就跟開民宿的那個老闆要了個地點。這對夫妻倆就把我帶到了711門店， 我就在那裡取了錢，他說要$500美金把我們送到洛杉磯，我就說給你600塊錢，就是表達我們的感謝，我知道這個錢對你們可能不 重要，你們就是想幫助我們。就這樣，我們就非常順利地到了洛杉磯的這個城市，叫阿卡迪亞（Arcadia），一直在這裡住到現在。 記者：我之前採訪幾位嘉賓，我都會問他們一個問題，就是說當你跨過邊境之後，你有覺得你是獲得了自由嗎？你有這樣的實際的感受嗎？ 小舞：來之前，就是我來美國之前，我也曾設想了一些儀式性的表達，比如說，會不會跪在土地上親吻一下腳下的土地這樣的。但是從邊境過來之後，除了鬆口氣之外，就感覺一路顛簸，成功了，就是看到希望了，也沒有那些儀式性的動作了，因為也累的不行了，一下就坐在地上，心裡就是，就像我對象說得，我們一路過來，終於成功了，總算是來到這裡了，不管什麼方式。 記者：那你的小孩呢？他們是什麼樣的感受和表現？ 小舞：小孩當然是非常開心了，她們在學校的時間比國內要短了很多。而且我們住的是華人區，在學校里的學生群體當中，可能中國人的孩子或者是華裔佔到了60%以上。她也很容易就找到說中國話的這些新朋友。但是我那老二可能年齡比較小，她在國內有一些意識形態的灌輸，她還是對中國有點惦念。 記者：惦念家鄉的是老二，老大呢？ 小舞：老大平常她就沒有這個表達了，他不會說什麼回國呀，像我們老二呢，有時候說會話都會哭了，她可能就是因為想著那邊的小朋友，想回去一下。再就是，可能我們來的這個方式，對我們老二也有一定的心理壓力。 她對爬山都產生了一定的心理陰影了。 記者：那你妻子呢？她始終是支持你的嗎？ 小舞：對對對，其實就是這一點來說，我是非常感激他的，因為對她來說，她是完全沒有想過要出國定居，或者說來美國的。大家也都知道，現在我們的庇護，不管通過不通過，對我們來說，見到親人、回國探親的機會也是很低的。她能支持我，而且還支持我帶著小孩兒，一塊兒通過翻越邊境這樣一個比較危險的方式，離開中國，確實是必須感謝她的理解，因為我很明確的一個觀點就是，我到美國去不了，可以去歐洲，也可以紐西蘭或者澳大利亞，但不管哪個地方，我們這個小家庭這五口人必須待在一塊兒，一起走，一起留，或一起去其他地方。 記者：你的政治庇護有可能批准，有可能不批准。但是其實無論是哪一個， 你即使批准了，你還要很多年才能拿到綠卡，乃至拿到身份。那如果不批准呢？又有很多不定的因素。那你有沒有想過，那麼艱辛的一個過程，你覺得你自己準備好了嗎？ 小舞：其實就是來之前，我也告訴父母了，告訴親戚了，這個選擇呀，就是說離開中國之後，短期內是見不到親戚了，就是這個預期。我當時預期的是八到十年，我說這就是一個代價，我說我的能力呢，也比較有限，照顧一個小的家庭就比較辛苦了，就是只能向下兼顧，不能向上兼顧了，我只能說帶 著老婆孩子一塊兒走出來。父母呢，這個就是，不是說拋棄了父母，但是很多事情確實照顧不到了……嗯，但是我對未來還是比較抱有信心的。這些代價，或者說這些風險，包括這個翻越邊境的風險，嗯，都是可以承受的。 【旁白】小舞最後告訴我，來美國不到一年，他們一家人的經濟生活還未完全穩定。他打算重操舊業，依然通過社媒貢獻他對中國時事的分析和觀察。 【旁白】以上是這一期的播客《新移民》，我是王允，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