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對台灰色地帶襲擾和法律戰與日俱增，最近有多位學者先後警告，原以維穩為主要任務的「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簡稱武警)，未來很可能在中共武力犯台過程中負責斬首行動、奪取戰略要地，甚至一旦解放軍奪台後，實施戒嚴統治。更值得警惕的是，武警各種襲擾，可能宣稱是「警察行動」而非正式開戰，使有意援台的國家陷於兩難。 中國官媒1月2日報道全軍「新年開訓」，各部隊按照任務屬性展開實戰化練兵，其中駐地在福建省的武警第二機動總隊某支隊所展現的訓練畫面，是快速架橋以及衝鋒艇操駕。 《商業內幕》：武警在台灣對岸強化水上、城鎮戰訓練 中國官媒並未進一步說明訓練細節，但美國媒體《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在一篇報道中分析，作為一支准軍事部隊，武警正在接受包括水上作戰和城鎮戰在內的多種訓練，這表明中國準備讓他們在入侵台灣的行動中扮演關鍵力量。 報道引述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東亞戰爭與戰略教授阿萊西奧·帕塔拉諾(Alessio Patalano)的說法指出，武警擁有訓練精良的特種部隊，「無論是在斬首行動，或是奪取關鍵港口、機場等行動中，動用武警都是可行的」。 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吳志遠(Joel Wuthnow)認為，中共攻台必須動用大量海空兵力，武警不太可能直接參与，但若解放軍在台灣陷入持久戰，武警就可能被調來實施軍事治理。 美國智庫「國防重點」(Defense Priorities)亞洲接觸項目主任萊爾·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則表示，武警特種部隊將在攻台行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由於中國將台灣視為「國內問題」，對他們而言，動用武警對台「是完全合法的」。 庄嘉穎：香港鎮壓在前，武警協助攻台「不令人意外」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庄嘉穎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武警參與攻台「並不令人意外」，除了他們受過反恐、維穩等各種訓練之外，更重要的是武警本來就源自解放軍，也經常協助解放軍任務。 一旦中共攻台，勢必需要大量兵力，調動武警就成為合理選擇。庄嘉穎分析，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曾傳出有許多武警以變裝方式，穿上港警制服，甚至是便服、T恤參與鎮壓，類似手段同樣可能被用在台灣。 庄嘉穎說：「不能排除他(武警)可能會有一些人先潛入台灣，或者跟著他的主要的部隊去台灣，開始做一些鎮壓和維穩的工作，這些都在他的功能範圍內」。 北京修法：武警「雙重領導」改中央軍委「維一指揮」 除了訓練之外，中國武警組織架構的變化及法律角色，也是外界關注其在對台行動中發揮影響力的原因。 去年12月18日，美國國防部最新公布的2024年《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亦稱「中國軍力報告」)指出，相對於過去數十年間，武警接受中央軍委和國務院「雙重領導」，2020年修訂的《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法》正式承認中央軍委對這支總兵力約50萬的部隊擁有唯一指揮權。 報告詳列武警主要職責，包括維護政治、制度和政權安全、處理緊急救援、反恐、空中支持、海上維權、行政執法和國防行動。新的改革條款更賦予武警在中國境外展開反恐訓練等行動的合法性。 武警第二機動總隊駐紮福建 前身為「渡海先鋒營」 報告中特別介紹武警的「機動總隊」，其中第一機動總隊駐地位於河北省會石家莊，一旦北京政權受到威脅，可就近馳援。 第二機動總隊駐紮福建省會福州，轄下部隊集中在福建和東南沿海各省分，報告強調，該總隊在支持解放軍為台海衝突備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官媒《解放軍報》去年8月的一篇《觀察報告》似乎也隱約透露其對台任務屬性。 報告中形容，武警第二機動總隊某支隊所屬「渡海先鋒營」正在碼頭進行多平台驗證性裝載訓練，也是他們在調整組建後首次「遠程跨區投送演練」，強化在陌生地域執行任務的能力。 報告中更強調，該支隊前身就是1950年3月，「乘木船強渡瓊州海峽，撕開國民黨防線」，為中共奪取海南島立下赫赫戰功的部隊。 美國學者吉耐獅：武警下轄中國海警，規模堪稱「第二海軍」 美國空軍退役軍官吉耐獅(Guermantes Lailari)更在星期日投書台灣《自由時報》的文章中明確警告，武警是僅次於解放軍對台灣民主的第二大威脅，若中共接管台灣，勢必會派武警實施戒嚴，屆時台灣人民將再次遭受邪惡統治的折磨。 吉耐獅分析，武警分為內衛部隊、機動部隊及海警部隊三大部分，在戰爭時期，由中央軍委或中央軍委授權戰區解放軍指揮。 文中強調，2018年改制劃歸武警轄下的「中國海警」擁有超過500艘各式艦艇，實為中國的「第二海軍」，不僅主要指揮官皆來自海軍退役人員，新一代海警船配備76毫米口徑艦炮，更與軍艦無異。 按此標準，中國海軍加海警船艦總量達870艘，幾乎是美國海軍(355艘)的2.5倍。 吉奈獅警告，戰時中國海警將與海軍合作，封鎖台灣海上交通；一旦台灣淪陷，武警與海警更能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等法令拘捕所謂危害國安、支持台獨的台灣人。
回顧2024年的中國政治，一個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員的腐敗，以一種雨後春筍般的態勢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接連連接出事。兩任防長李尚福和魏鳳和受火箭軍的腐敗案影響落馬，軍委委員、政工部主任苗華也在12月被拿下，臨近年末，又有陸軍和南部戰區兩位原副司令員涉嫌嚴重違法。 部隊的腐敗不過是中國官場腐敗的冰山一角。據不完全統計，今年落馬的中管幹部達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級官員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處的山西政協主席吳存榮，以及曾任司法部長的江西省政協主席唐一軍、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苟仲文等，創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來的新高，幾乎每周都有一、兩個高官落馬。至於副省部級以下遭查處的官員，沒看到這方面精確的統計數字，怕是今年少說也有幾萬人吧。 打「虎」成績單，反證當局反腐失敗 當局把不斷創新高的落馬高官數量，說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證明所謂反腐的決心。從宣傳的角度看，當局這麼「吹」也不能說它有錯，確實，如果反腐沒下多大決心，不會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這個打「虎」成績單恰恰說明，反腐本質上是失敗的。 如果只看一、兩年落馬官員的數量，反腐顯得高歌猛進，但把這個時間拉長，從2012年到現在的反腐態勢，可知當局的反腐實實在在失敗了。為什麼這麼講？從一般邏輯看，在當局大力度的反腐下，頭幾年落馬官員的數量會很多，可到後來，隨著一整套治理腐敗的制度和機制的建立與完善，被查處的官員數量應該越來越少，及至最終接近於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馬的官員越來越多，則說明這個反腐是失敗的，至少不成功。 當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後低再高。十八大後的前幾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馬高官數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後的前三年，根據官方統計，落馬高官數量有所減少，可這個趨勢在後兩年沒保持，2020年後，無論被查處的高官，還是違反當局八項規定的領導幹部，數目又逐年創新高。一種辯護的觀點是這樣解釋的：中國的存量腐敗太大，以致只要加強反腐，落馬官員的數量就會很多。這幾年被查處的官員，相當部分都是在退休幾年甚至十幾年後，有個別極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證了這種解釋。 然而，此辯護站不住腳，因為在當局倒查的同時，很多官員在官方通報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顯然，在當局看來，十八大前的腐敗是存量腐敗，十八大後仍然腐敗屬於增量腐敗。以前述9名正省部級官員為例，在任現職4位，退居二線、在人大政協任職3位，後者嚴格說來，也屬於現職，還是佔了落馬官員的多數。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員，這7名官員也比過去幾年要多。而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腐敗，也多是軍中新貴，甚至是中南海當權者的親信，其腐敗是典型的增量腐敗。故對大多數落馬的腐敗官員，真實情況是，他們的腐敗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嚴格區分。 當局反腐沒有取得勝利，亦可從近年中紀委全體會議公報對當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窺真相。 2022年十九屆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稱，著力查處資本無序擴張、平台壟斷等背後腐敗行為，斬斷權力與資本勾連紐帶，堅決查處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資源交易等方面腐敗問題，持續推進金融領域腐敗治理，深化國企反腐敗工作，深化糧食購銷等領域腐敗專項整治。2023年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堅決查處重大腐敗案件，嚴肅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加大國企、金融、政法、糧食購銷、開發區建設等領域反腐敗力度，緊盯重點對象，嚴肅查處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謀私貪腐問題。2024年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表示，繼續緊盯重點問題、重點領域、重點對象、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把嚴懲政商勾連的腐敗作為攻堅戰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國企、能源、煙草、醫藥、基建工程和招投標等領域腐敗問題等。 從過去三年中紀委全體會議的公報表述，不難看出，雖然在反腐的具體思路上有些差異，但對增量和存量腐敗都要同樣嚴懲，把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膽大妄為者作為反腐的重中之重，這個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國企、金融等領域，多年都是反腐重點，說明這些領域的腐敗一直生生不息，並沒有因之前當局反腐力度的不斷增強而有緩和。 中共腐敗，內生於體制 這不是否認當局這麼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對所謂正風肅紀、從嚴治黨，沒起到一點震懾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實，也反證了中共腐敗無法從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糾正。正是在此意義上，說當局的反腐是失敗的。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中共腐敗是一種內生於制度的腐敗，必須從政治體制上去根治，但當局現在的反腐，雖然也力圖建立一些遏制腐敗高發的制度，然而，在控權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無所作為，甚至進一步強化權力對社會的支配；再加上當局不允許引入外部力量來監督，這使得黨內反腐看似刀刃向內，卻傷筋而不動骨，刮骨而不療毒。 腐敗的產生是權力過大又沒有有力約束從而導致權力濫用。對權力最好的約束是分權，但在一黨制尤其像中國這種唯領袖是瞻的黨國體制下，不說外部分權，內部的分權制衡也很難形成，這就導致對黨內各級權力機構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領導人的監督和約束統統失效，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現在中南海當權者採取的從嚴治黨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個不受任何監督和約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總理，下至村長，則不能成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來杜絕腐敗。然問題在於，要想官員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級對下級的監督體系就必須到位，這依賴於兩點，一是讓全社會參與配合監督，群眾會用雪亮的眼睛盯著官員；二是上級要能指揮得動下級的監督體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點是排斥的，當局怕引入群眾監督會造成反腐失控，威脅黨的統治。第二點，雖然下級監督機構有義務配合上級監督機構，可當下級監督機構的命運掌握在同級黨的一把手手上時，它真正聽從的是同級黨委特別是一把手而非上級監督部門，從而導致上級監督部門很難對下級的黨政領導起到實質性的監督作用。還不論在上下級的垂直系統中，存在著官員之間的利益勾連。 退一步，假定領袖之下的大小官員的違紀和腐敗行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強而被遏制，領袖如果腐敗，有誰來監督和遏制？又或領袖個人廉潔自律，可其家人和親信，還有他用來打擊官員腐敗的監督工具本身，若打著其旗號，或背著他搞腐敗，誰又能監督和遏制？畢竟領袖只是個凡人，沒有三頭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監督官員上，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必須依賴黨的監督體系，甚至依賴其親信和家人。但後兩者一旦失靈，最後一道防線就沒了。而誰又能說他依賴的體系和人不會濫用權力？倘若領袖親近的人腐敗照舊，對於下面的大小官吏，無論當局怎麼打擊，都會想方設法去腐敗。 也許中南海當權者不信邪，覺得在他的霹靂手段下腐敗是能管住的，可當局其實意識到植根於體制的腐敗是遏制不了的，於是用「反腐取得階段勝利」、「反腐永遠在路上」之類含糊其辭的說法蒙蔽大眾，以讓社會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所宣示的，當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話的寓意，沒有政治體制變革，沒有黨政分開，沒有權力分立，沒有外部監督，沒有財產公開，再用力的反腐，從長時段的最終結果看，都會徒勞一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回顧2024年的中國政治，一個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員的腐敗，以一種雨後春筍般的態勢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接連連接出事。兩任防長李尚福和魏鳳和受火箭軍的腐敗案影響落馬，軍委委員、政工部主任苗華也在12月被拿下，臨近年末，又有陸軍和南部戰區兩位原副司令員涉嫌嚴重違法。 部隊的腐敗不過是中國官場腐敗的冰山一角。據不完全統計，今年落馬的中管幹部達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級官員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處的山西政協主席吳存榮，以及曾任司法部長的江西省政協主席唐一軍、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苟仲文等，創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來的新高，幾乎每周都有一、兩個高官落馬。至於副省部級以下遭查處的官員，沒看到這方面精確的統計數字，怕是今年少說也有幾萬人吧。 打「虎」成績單，反證當局反腐失敗 當局把不斷創新高的落馬高官數量，說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證明所謂反腐的決心。從宣傳的角度看，當局這麼「吹」也不能說它有錯，確實，如果反腐沒下多大決心，不會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這個打「虎」成績單恰恰說明，反腐本質上是失敗的。 如果只看一、兩年落馬官員的數量，反腐顯得高歌猛進，但把這個時間拉長，從2012年到現在的反腐態勢，可知當局的反腐實實在在失敗了。為什麼這麼講？從一般邏輯看，在當局大力度的反腐下，頭幾年落馬官員的數量會很多，可到後來，隨著一整套治理腐敗的制度和機制的建立與完善，被查處的官員數量應該越來越少，及至最終接近於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馬的官員越來越多，則說明這個反腐是失敗的，至少不成功。 當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後低再高。十八大後的前幾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馬高官數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後的前三年，根據官方統計，落馬高官數量有所減少，可這個趨勢在後兩年沒保持，2020年後，無論被查處的高官，還是違反當局八項規定的領導幹部，數目又逐年創新高。一種辯護的觀點是這樣解釋的：中國的存量腐敗太大，以致只要加強反腐，落馬官員的數量就會很多。這幾年被查處的官員，相當部分都是在退休幾年甚至十幾年後，有個別極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證了這種解釋。 然而，此辯護站不住腳，因為在當局倒查的同時，很多官員在官方通報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顯然，在當局看來，十八大前的腐敗是存量腐敗，十八大後仍然腐敗屬於增量腐敗。以前述9名正省部級官員為例，在任現職4位，退居二線、在人大政協任職3位，後者嚴格說來，也屬於現職，還是佔了落馬官員的多數。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員，這7名官員也比過去幾年要多。而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腐敗，也多是軍中新貴，甚至是中南海當權者的親信，其腐敗是典型的增量腐敗。故對大多數落馬的腐敗官員，真實情況是，他們的腐敗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嚴格區分。 當局反腐沒有取得勝利，亦可從近年中紀委全體會議公報對當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窺真相。 2022年十九屆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稱，著力查處資本無序擴張、平台壟斷等背後腐敗行為，斬斷權力與資本勾連紐帶，堅決查處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資源交易等方面腐敗問題，持續推進金融領域腐敗治理，深化國企反腐敗工作，深化糧食購銷等領域腐敗專項整治。2023年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堅決查處重大腐敗案件，嚴肅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加大國企、金融、政法、糧食購銷、開發區建設等領域反腐敗力度，緊盯重點對象，嚴肅查處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謀私貪腐問題。2024年中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表示，繼續緊盯重點問題、重點領域、重點對象、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把嚴懲政商勾連的腐敗作為攻堅戰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國企、能源、煙草、醫藥、基建工程和招投標等領域腐敗問題等。 從過去三年中紀委全體會議的公報表述，不難看出，雖然在反腐的具體思路上有些差異，但對增量和存量腐敗都要同樣嚴懲，把十八大以來不收斂不收手、膽大妄為者作為反腐的重中之重，這個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國企、金融等領域，多年都是反腐重點，說明這些領域的腐敗一直生生不息，並沒有因之前當局反腐力度的不斷增強而有緩和。 中共腐敗，內生於體制 這不是否認當局這麼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對所謂正風肅紀、從嚴治黨，沒起到一點震懾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實，也反證了中共腐敗無法從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糾正。正是在此意義上，說當局的反腐是失敗的。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中共腐敗是一種內生於制度的腐敗，必須從政治體制上去根治，但當局現在的反腐，雖然也力圖建立一些遏制腐敗高發的制度，然而，在控權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無所作為，甚至進一步強化權力對社會的支配；再加上當局不允許引入外部力量來監督，這使得黨內反腐看似刀刃向內，卻傷筋而不動骨，刮骨而不療毒。 腐敗的產生是權力過大又沒有有力約束從而導致權力濫用。對權力最好的約束是分權，但在一黨制尤其像中國這種唯領袖是瞻的黨國體制下，不說外部分權，內部的分權制衡也很難形成，這就導致對黨內各級權力機構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領導人的監督和約束統統失效，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現在中南海當權者採取的從嚴治黨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個不受任何監督和約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總理，下至村長，則不能成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來杜絕腐敗。然問題在於，要想官員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級對下級的監督體系就必須到位，這依賴於兩點，一是讓全社會參與配合監督，群眾會用雪亮的眼睛盯著官員；二是上級要能指揮得動下級的監督體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點是排斥的，當局怕引入群眾監督會造成反腐失控，威脅黨的統治。第二點，雖然下級監督機構有義務配合上級監督機構，可當下級監督機構的命運掌握在同級黨的一把手手上時，它真正聽從的是同級黨委特別是一把手而非上級監督部門，從而導致上級監督部門很難對下級的黨政領導起到實質性的監督作用。還不論在上下級的垂直系統中，存在著官員之間的利益勾連。 退一步，假定領袖之下的大小官員的違紀和腐敗行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強而被遏制，領袖如果腐敗，有誰來監督和遏制？又或領袖個人廉潔自律，可其家人和親信，還有他用來打擊官員腐敗的監督工具本身，若打著其旗號，或背著他搞腐敗，誰又能監督和遏制？畢竟領袖只是個凡人，沒有三頭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監督官員上，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必須依賴黨的監督體系，甚至依賴其親信和家人。但後兩者一旦失靈，最後一道防線就沒了。而誰又能說他依賴的體系和人不會濫用權力？倘若領袖親近的人腐敗照舊，對於下面的大小官吏，無論當局怎麼打擊，都會想方設法去腐敗。 也許中南海當權者不信邪，覺得在他的霹靂手段下腐敗是能管住的，可當局其實意識到植根於體制的腐敗是遏制不了的，於是用「反腐取得階段勝利」、「反腐永遠在路上」之類含糊其辭的說法蒙蔽大眾，以讓社會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所宣示的，當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話的寓意，沒有政治體制變革，沒有黨政分開，沒有權力分立，沒有外部監督，沒有財產公開，再用力的反腐，從長時段的最終結果看，都會徒勞一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海外名校畢業生一度曾是中國各地選調公務員的熱門對象，然而近年來，隨著政策風向的改變，海歸留學生正逐漸被排除在外。近期北京和廣東等省份的選調更相繼對海歸人士關上大門。專家分析，這一變化反映出中共對政治忠誠的高度重視，以及對「洋學位」持有者對政權「潛在威脅」的警惕。 從公務員選調中脫穎而出是不少中國留學生的夢想，但從去年開始，中國多省市相繼收緊對海外留學生的選調政策。 綜合中國媒體報道，哈佛、劍橋、牛津等名校的學生以往可以報考廣東的公務員選調，可是以這三所大學為首的60所海外名校已從今年的名單上消失。山東2025年的公務員選調也向海外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關上大門。另外，河南省近日發布有關通知，普通類選調和法檢專項選調可以面向境外大學，但也明確要求須為碩士以上畢業生，且大學階段在國內大專院校就讀。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副教授馮崇義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上世紀80年代，出國留學被視為改革開放的標誌，當時「洋學位」的含金量極高，政府公務員體系也會優先錄用。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海歸人士依然吃香，但是隨著習近平上台，最近十年，回國的留學生日益受到當局歧視。 馮崇義說：「江澤民時代是曾慶紅當組織部長。他專門組織規模非常大的輪訓、培訓。李源潮當組織部長的時候繼續實行這種政策，派很多幹部出國輪訓、培訓。海外的管理經驗和知識，那時是非常受到重視的。留洋學習受到重視、重用是理所當然的，但現在政治風向變了。」 有「背景」的留學生畢業後傾向選擇進入體制 在美國華盛頓州留學的中國學生韓宇濤對美國之音表示，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只要家裡條件優越，畢業後都寧可回國並選擇進入體制。 韓宇濤說：「家裡在中國條件比較好，不管是有錢還是有權，這樣的人最後大多會選擇留在中國，因為留在美國的話，他的環境、生活是要降級的。沒有人會選擇降級自己的生活。他來到這裡上個學也就是為了拿一個學歷。之所以他們想回去進到體制內，一種是家裡有錢，他在這裡上學後回去，也會想方設法進入到體制內去獲得權力。家裡本來就有權力的，肯定會讓孩子利用海外的學歷進到體制內去陞官，保持他們家族的權力。」 所謂選調公務員是指中國各省組織部每年從高校選調應屆畢業生到基層工作，作為黨政領導幹部後備人選進行重點培養。他們的待遇和升遷優於一般招考的公務員。 選調生分為普通選調和定向選調。普通選調大多分配到鄉鎮和街道等基層單位工作；而定向選調生往往面向縣、市機關，甚至是省直機關。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獲得選調機會的學生通常是贏在起跑線上。 謝田說：「據我了解，被選調的人會被特意培養，選拔他作為公務員，特意培養他以後當官，人事檔案的對待方式是不一樣的。這個人對中共來說就是一個種子、共產主義的苗子。這些往往是有背景、來源的，或者有特別關照的，不是一般考上公務員的平凡的人可以得到的。」 2023年10月，中國官媒《中國新聞周刊》曾報道，北京、上海、重慶、廣東、山東、四川、河南在內的多個省級行政區對歸國留學生開放了定向選調。 謝田說：「對於『紅二代』來說，他們從來就不缺乏從政、經商發大財的機會，但是中共有時候為了營造改革開放、歡迎外資外企、歡迎投資的良好環境，也可能需要海歸的，在外面受過訓練的，或者熟悉國外市場的人。疫情過後，經濟一直沒有開放，美國又展開貿易戰了，跟這些都有關係。」 時隔一年風向逆轉，多地選調公務員又開始對海歸人士關閉大門。綜合中國媒體分析，比起公務員考試，選調生的選拔具有更高的政治標準。比如，河南等多個省市對選調生的報考資格，明確要求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條件： 中共黨員；擔任過學生幹部連續一年以上；獲得校級以上獎勵；大學期間具有參軍入伍經歷。按照媒體的說法，政治素質過硬、事業心和責任感強等標準，被放在最前頭。 分析：海歸留學生被中共視為雙刃劍 謝田表示，在中共眼裡，海歸的留學生是具有潛在威脅的雙刃劍。 「在中共看來，他們帶來外國管理經驗、知識的同時，往往也會帶來西方的思想、理念、做法。他們會看不慣中共的官僚體制和黨文化。他們會多多少少帶來自由、民主的思想，那些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他說，「這對中共來說一直是雙刃劍。有一段時間它可能覺得這些引得太多，或者帶來的危害太大，會影響到政權的時候，它就會收緊一些。」 悉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崇義則認為，疫情與白紙運動促使中共政權對留學生群體加強警惕。 馮崇義說：「以前海外學位是很好的敲門磚。學生的父母會有這樣一個印象：拿個洋學位對就業、升職會有幫助。這些人會叫兒女出來，還是期待他們回國之後有更好的發展機會，但是現在想留在外邊的人更多，迫不得已才會回去，回去後就業也有困難。新冠後，海外的留學生知道（中共）隱瞞疫情、讓病毒擴散這些真相。其實留學生是突破中共訊息控制一個非常有力量的群體，這跟中國訊息封鎖形成大的衝突。白紙運動時，國內的學生要求海外的留學生在外面支持他們。他們就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加劇了留學生群體跟政府的對立。」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偉峰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當局對於任用海歸留學生有保留，除了政治因素，還有實際考量。 曾偉峰說：「在廣州、上海這些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可能會想用這些擁有外語能力的人才。我猜他們現在不用，可能是他們覺得沒那麼好用，效益沒那麼高，對中國的情況可能沒那麼了解，第二個可能是，(海歸人士)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們在政府體制裡面不一定有所發揮。他們家庭背景本來就比較好，所以可以出國留學。他們覺得自己比較優越，因此很難在基層做事情。現在中共體制內的人必須刻苦耐勞，要不斷接受黨的思想教育。有可能政府發現海歸人員有用的比例不高。」 調查顯示17%留學生畢業後首選考公務員 根據中國招聘求職平台「獵聘」2023年進行的調查，受訪的海外留學生的畢業規劃首選中，「考公務員」佔比17%，反映了海外留學生對體制內的嚮往相當強烈。學者曾偉峰相信，中國公務員選調對海歸人士關上大門的消息，會讓中國留學生進退兩難。 他說：「在習近平強調國家安全的體制下，對這些海歸人員更為提防，其實會讓這些人員感到挫折，間接也讓海歸人員這個群體產生負面的觀感。對於已經出去的人來說真的是進退兩難。他們在國外因為很多原因受阻，找教席也不容易，會去中國好像也沒有辦法獲得更好的機會。」 隨著中國公務員選調政策愈發聚焦政治忠誠，海歸人士的處境愈加尷尬。這一趨勢折射出中國政府在國際化與政治安全之間的權衡，同時也讓人擔憂，這是否預示著中國正邁向更加封閉的未來。 悉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崇義認為，海歸的排斥反映出中共對外部世界的疑慮日益加深。他說，選調公務員把海歸人士拒之門外，讓中國人無法和世界文明合流，並導致中國從新走向封閉。
海外名校畢業生一度曾是中國各地選調公務員的熱門對象，然而近年來，隨著政策風向的改變，海歸留學生正逐漸被排除在外。近期北京和廣東等省份的選調更相繼對海歸人士關上大門。專家分析，這一變化反映出中共對政治忠誠的高度重視，以及對「洋學位」持有者對政權「潛在威脅」的警惕。 從公務員選調中脫穎而出是不少中國留學生的夢想，但從去年開始，中國多省市相繼收緊對海外留學生的選調政策。 綜合中國媒體報道，哈佛、劍橋、牛津等名校的學生以往可以報考廣東的公務員選調，可是以這三所大學為首的60所海外名校已從今年的名單上消失。山東2025年的公務員選調也向海外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關上大門。另外，河南省近日發布有關通知，普通類選調和法檢專項選調可以面向境外大學，但也明確要求須為碩士以上畢業生，且大學階段在國內大專院校就讀。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副教授馮崇義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上世紀80年代，出國留學被視為改革開放的標誌，當時「洋學位」的含金量極高，政府公務員體系也會優先錄用。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海歸人士依然吃香，但是隨著習近平上台，最近十年，回國的留學生日益受到當局歧視。 馮崇義說：「江澤民時代是曾慶紅當組織部長。他專門組織規模非常大的輪訓、培訓。李源潮當組織部長的時候繼續實行這種政策，派很多幹部出國輪訓、培訓。海外的管理經驗和知識，那時是非常受到重視的。留洋學習受到重視、重用是理所當然的，但現在政治風向變了。」 有「背景」的留學生畢業後傾向選擇進入體制 在美國華盛頓州留學的中國學生韓宇濤對美國之音表示，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只要家裡條件優越，畢業後都寧可回國並選擇進入體制。 韓宇濤說：「家裡在中國條件比較好，不管是有錢還是有權，這樣的人最後大多會選擇留在中國，因為留在美國的話，他的環境、生活是要降級的。沒有人會選擇降級自己的生活。他來到這裡上個學也就是為了拿一個學歷。之所以他們想回去進到體制內，一種是家裡有錢，他在這裡上學後回去，也會想方設法進入到體制內去獲得權力。家裡本來就有權力的，肯定會讓孩子利用海外的學歷進到體制內去陞官，保持他們家族的權力。」 所謂選調公務員是指中國各省組織部每年從高校選調應屆畢業生到基層工作，作為黨政領導幹部後備人選進行重點培養。他們的待遇和升遷優於一般招考的公務員。 選調生分為普通選調和定向選調。普通選調大多分配到鄉鎮和街道等基層單位工作；而定向選調生往往面向縣、市機關，甚至是省直機關。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獲得選調機會的學生通常是贏在起跑線上。 謝田說：「據我了解，被選調的人會被特意培養，選拔他作為公務員，特意培養他以後當官，人事檔案的對待方式是不一樣的。這個人對中共來說就是一個種子、共產主義的苗子。這些往往是有背景、來源的，或者有特別關照的，不是一般考上公務員的平凡的人可以得到的。」 2023年10月，中國官媒《中國新聞周刊》曾報道，北京、上海、重慶、廣東、山東、四川、河南在內的多個省級行政區對歸國留學生開放了定向選調。 謝田說：「對於『紅二代』來說，他們從來就不缺乏從政、經商發大財的機會，但是中共有時候為了營造改革開放、歡迎外資外企、歡迎投資的良好環境，也可能需要海歸的，在外面受過訓練的，或者熟悉國外市場的人。疫情過後，經濟一直沒有開放，美國又展開貿易戰了，跟這些都有關係。」 時隔一年風向逆轉，多地選調公務員又開始對海歸人士關閉大門。綜合中國媒體分析，比起公務員考試，選調生的選拔具有更高的政治標準。比如，河南等多個省市對選調生的報考資格，明確要求必須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條件： 中共黨員；擔任過學生幹部連續一年以上；獲得校級以上獎勵；大學期間具有參軍入伍經歷。按照媒體的說法，政治素質過硬、事業心和責任感強等標準，被放在最前頭。 分析：海歸留學生被中共視為雙刃劍 謝田表示，在中共眼裡，海歸的留學生是具有潛在威脅的雙刃劍。 「在中共看來，他們帶來外國管理經驗、知識的同時，往往也會帶來西方的思想、理念、做法。他們會看不慣中共的官僚體制和黨文化。他們會多多少少帶來自由、民主的思想，那些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他說，「這對中共來說一直是雙刃劍。有一段時間它可能覺得這些引得太多，或者帶來的危害太大，會影響到政權的時候，它就會收緊一些。」 悉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崇義則認為，疫情與白紙運動促使中共政權對留學生群體加強警惕。 馮崇義說：「以前海外學位是很好的敲門磚。學生的父母會有這樣一個印象：拿個洋學位對就業、升職會有幫助。這些人會叫兒女出來，還是期待他們回國之後有更好的發展機會，但是現在想留在外邊的人更多，迫不得已才會回去，回去後就業也有困難。新冠後，海外的留學生知道（中共）隱瞞疫情、讓病毒擴散這些真相。其實留學生是突破中共訊息控制一個非常有力量的群體，這跟中國訊息封鎖形成大的衝突。白紙運動時，國內的學生要求海外的留學生在外面支持他們。他們就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加劇了留學生群體跟政府的對立。」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偉峰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當局對於任用海歸留學生有保留，除了政治因素，還有實際考量。 曾偉峰說：「在廣州、上海這些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可能會想用這些擁有外語能力的人才。我猜他們現在不用，可能是他們覺得沒那麼好用，效益沒那麼高，對中國的情況可能沒那麼了解，第二個可能是，(海歸人士)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們在政府體制裡面不一定有所發揮。他們家庭背景本來就比較好，所以可以出國留學。他們覺得自己比較優越，因此很難在基層做事情。現在中共體制內的人必須刻苦耐勞，要不斷接受黨的思想教育。有可能政府發現海歸人員有用的比例不高。」 調查顯示17%留學生畢業後首選考公務員 根據中國招聘求職平台「獵聘」2023年進行的調查，受訪的海外留學生的畢業規劃首選中，「考公務員」佔比17%，反映了海外留學生對體制內的嚮往相當強烈。學者曾偉峰相信，中國公務員選調對海歸人士關上大門的消息，會讓中國留學生進退兩難。 他說：「在習近平強調國家安全的體制下，對這些海歸人員更為提防，其實會讓這些人員感到挫折，間接也讓海歸人員這個群體產生負面的觀感。對於已經出去的人來說真的是進退兩難。他們在國外因為很多原因受阻，找教席也不容易，會去中國好像也沒有辦法獲得更好的機會。」 隨著中國公務員選調政策愈發聚焦政治忠誠，海歸人士的處境愈加尷尬。這一趨勢折射出中國政府在國際化與政治安全之間的權衡，同時也讓人擔憂，這是否預示著中國正邁向更加封閉的未來。 悉尼科技大學學者馮崇義認為，海歸的排斥反映出中共對外部世界的疑慮日益加深。他說，選調公務員把海歸人士拒之門外，讓中國人無法和世界文明合流，並導致中國從新走向封閉。
最近和朋友聊天的時候說起，鑒於今年聖誕節的氣氛又恢復了一些，是否意味著，過去幾年那種文化上逐漸倒退、封閉的現象正在好轉？ 我對此並不樂觀，認為那只是部分地區的部分現象。 事實證明，在很多地方以及很多場景，以聖誕節為代表的「洋節」依然是被抵制的對象，比如，本應傳遞正確三觀的教育機構。 不僅一些學校宣布抵制「洋節」。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甚至連幼兒園小朋友也沒有被放過。 網路圖片 抵制「洋節」的人或單位不少，但作為給下一代傳播知識、樹立三觀的教育機構，說出「不過外國節日」這樣的無知之語，實在是讓人嘆為觀止。 難道這些學校的管理者們真的以為，來自外國的「洋節」，只有聖誕節、萬聖節，愚人節、以及情人節？ 網路圖片 如果真如他們所說，被抵制的不應該只有聖誕節、萬聖節等「洋節」，包括元旦、勞動節等節假日，也應一併納入抵制範圍。 元旦節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布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在就職誓詞中，孫中山以「中華民國元年元旦」為結尾。這就是中國『元旦』的來歷。」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決定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也決定採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紀年法，即我們所說的陽曆。元旦，指西**元紀年的歲首第一天**。」 請洋節抵制者們從自身做起，拒絕元旦。 婦女節 然後要抵制的，是國際勞動婦女節—— 「1909年3月8日，美國芝加哥女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和示威遊行，要求增加工資、實行8小時工作制和獲得選舉權，這一鬥爭得到了美國和世界廣大勞動婦女的熱烈響應和支持。」 「1977年，第32屆聯合國大會正式決定把3月8日作為「聯合國婦女權益日和國際和平日」。」 對於這樣的「洋節」，請抵制者們堅決反對，包括其中的女士。 國際消費者權益日 每年的315打假日，正式名稱是國際消費者權益日，雖然不是節日，但同樣是舶來品—— 「1898年，全世界第一個消費者組織在美國成立。 1936年，建立了全美的消費者聯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種反映消費者利益和要求的組織在一些發達國家相繼出現。 1983年，國際消費者協會把每年的3月15日定為國際消費者權益日。」 從這個權益日的國際背景甚至是美國背景來看，必須是要抵制的。 母親節 下一個要抵制的，是母親節—— 「母親節起源於美國，這個節日的發起人是費城人安娜·賈維斯，這個女子終生未嫁，膝下無兒無女。1906年5月9日，安娜·賈維斯的母親不幸去世，她悲痛萬分。在次年母親逝世的周年忌日，賈維斯組織了追思母親的活動，並鼓勵他人也以類似方式來表達對各自慈母的感激之情。」 「1913年5月10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決議案，由威爾遜總統簽署公告，決定每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為母親節。這一舉措引起世界各國紛紛仿效，至1948年賈維斯謝世時，已有43個國家設立了母親節。」 對於這個起源於你們最討厭的美國的節日，請抵制者們——包括有母親的和已為人母的，堅決反對。 國際勞動節 然後是本文重點，五一國際勞動節，同樣是外來節日（此處應敲黑板）—— 「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等城市的35萬工人舉行大罷工和遊行示威，要求實行8小時工作制、改善勞動條件。這場鬥爭震撼了整個美國。工人階級團結戰鬥的強大力量，迫使資本家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美國工人的這次大罷工取得了勝利。」 「1889年7月，由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在巴黎舉行代表大會。為了紀念美國工人的這次「五一」大罷工，顯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偉大力量，推進各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會議通過決議，規定1890年5月1日國際勞動者舉行遊行，並決定把5月1日這一天定為國際勞動節。」[4] 怎麼？又是你們最討厭的美國人搞出來的節日，既然如此，請各位自覺抵制五一黃金周假期，堅持上班，從自己做起。 兒童節 「1949年11月，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在莫斯科舉行理事會議，為了悼念1942年6月10日的利迪策慘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戰爭中死難的兒童，反對虐殺和毒害兒童，以及保障兒童權利，會議決定以每年的6月1日為國際兒童節。」 孩子們的節日，你們是不是也要一起剝奪了？ 曆法 一星期七天的制度同樣是舶來品，最早起源於古巴比倫（Babylon）。而我們現在所享受的雙休日，也是來自國際上每周40小時標準工時制，我國從1995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 以及，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公元曆法，也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來品。（參見我之前寫的《來自西方的閏年和公元曆法，算不算文化入侵？》） 天朝上國的遺老遺少們，要不連這個也一起抵制了？ 最後的話 中國能夠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為工業大國，最根本的動力正是來自西方的科學和文化。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人剛剛吃飽肚子，就忍不住把我大清那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糟粕搬出來了。 雖然最近幾年全球化遇到了一些障礙，但整個世界在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不斷融合，仍將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掩耳盜鈴也好，閉關自守也罷，不會讓這個國家更加強大，只會因自絕於世界潮流而再次落伍。 驅洋人、拆鐵路，反映的不是文化自信，恰恰是極大的不自信。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爸講科學
2024年令整個世界最為令人振奮之事，莫過於11月5日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自此，民主中國陣線深感自1989年9月天安門大屠殺流亡海外在法國巴黎組建35年以來從未有過的欣喜和振奮，川普的勝選就是2024年最大最好的聖誕禮物和愉悅，更是迎來2025年世界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肉眼凡胎可見的清晰前景。 The most exhilarating event for the entire world in 2024 was undoubtedly the outcome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November 5. Following this historic mo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eels a level of joy and excitement unseen since its founding in exile in Paris, France, in September 1989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Donald Trump’s victory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delightful Christmas gift of 2024, heralding a clear and tangible vision of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order in 2025. 民主中國陣線自成立起，35年來從未絲毫懈怠，前赴後繼地費盡移山心力奮力完成數代中國人百年理想和夙願，在中國建立民主憲政。然而，僅靠民主中國陣線艱苦卓絕的努力是實現不了的。因為民主中國陣線所從事的事業，與殘暴的中共政權相抗，是一場人與獸斗，人與魔斗的角力。民主中國陣線以及所有對抗中共專制的各派力量之和都根本無法獲勝。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DC) has never wavered in its commitment over the past 35 year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ave devoted immense effort to realizing the century-old dream and aspiration of building […]
最近和朋友聊天的時候說起，鑒於今年聖誕節的氣氛又恢復了一些，是否意味著，過去幾年那種文化上逐漸倒退、封閉的現象正在好轉？ 我對此並不樂觀，認為那只是部分地區的部分現象。 事實證明，在很多地方以及很多場景，以聖誕節為代表的「洋節」依然是被抵制的對象，比如，本應傳遞正確三觀的教育機構。 不僅一些學校宣布抵制「洋節」。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甚至連幼兒園小朋友也沒有被放過。 網路圖片 抵制「洋節」的人或單位不少，但作為給下一代傳播知識、樹立三觀的教育機構，說出「不過外國節日」這樣的無知之語，實在是讓人嘆為觀止。 難道這些學校的管理者們真的以為，來自外國的「洋節」，只有聖誕節、萬聖節，愚人節、以及情人節？ 網路圖片 如果真如他們所說，被抵制的不應該只有聖誕節、萬聖節等「洋節」，包括元旦、勞動節等節假日，也應一併納入抵制範圍。 元旦節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布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在就職誓詞中，孫中山以「中華民國元年元旦」為結尾。這就是中國『元旦』的來歷。」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決定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也決定採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紀年法，即我們所說的陽曆。元旦，指西**元紀年的歲首第一天**。」 請洋節抵制者們從自身做起，拒絕元旦。 婦女節 然後要抵制的，是國際勞動婦女節—— 「1909年3月8日，美國芝加哥女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和示威遊行，要求增加工資、實行8小時工作制和獲得選舉權，這一鬥爭得到了美國和世界廣大勞動婦女的熱烈響應和支持。」 「1977年，第32屆聯合國大會正式決定把3月8日作為「聯合國婦女權益日和國際和平日」。」 對於這樣的「洋節」，請抵制者們堅決反對，包括其中的女士。 國際消費者權益日 每年的315打假日，正式名稱是國際消費者權益日，雖然不是節日，但同樣是舶來品—— 「1898年，全世界第一個消費者組織在美國成立。 1936年，建立了全美的消費者聯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種反映消費者利益和要求的組織在一些發達國家相繼出現。 1983年，國際消費者協會把每年的3月15日定為國際消費者權益日。」 從這個權益日的國際背景甚至是美國背景來看，必須是要抵制的。 母親節 下一個要抵制的，是母親節—— 「母親節起源於美國，這個節日的發起人是費城人安娜·賈維斯，這個女子終生未嫁，膝下無兒無女。1906年5月9日，安娜·賈維斯的母親不幸去世，她悲痛萬分。在次年母親逝世的周年忌日，賈維斯組織了追思母親的活動，並鼓勵他人也以類似方式來表達對各自慈母的感激之情。」 「1913年5月10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決議案，由威爾遜總統簽署公告，決定每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為母親節。這一舉措引起世界各國紛紛仿效，至1948年賈維斯謝世時，已有43個國家設立了母親節。」 對於這個起源於你們最討厭的美國的節日，請抵制者們——包括有母親的和已為人母的，堅決反對。 國際勞動節 然後是本文重點，五一國際勞動節，同樣是外來節日（此處應敲黑板）—— 「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等城市的35萬工人舉行大罷工和遊行示威，要求實行8小時工作制、改善勞動條件。這場鬥爭震撼了整個美國。工人階級團結戰鬥的強大力量，迫使資本家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美國工人的這次大罷工取得了勝利。」 「1889年7月，由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在巴黎舉行代表大會。為了紀念美國工人的這次「五一」大罷工，顯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偉大力量，推進各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會議通過決議，規定1890年5月1日國際勞動者舉行遊行，並決定把5月1日這一天定為國際勞動節。」[4] 怎麼？又是你們最討厭的美國人搞出來的節日，既然如此，請各位自覺抵制五一黃金周假期，堅持上班，從自己做起。 兒童節 「1949年11月，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在莫斯科舉行理事會議，為了悼念1942年6月10日的利迪策慘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戰爭中死難的兒童，反對虐殺和毒害兒童，以及保障兒童權利，會議決定以每年的6月1日為國際兒童節。」 孩子們的節日，你們是不是也要一起剝奪了？ 曆法 一星期七天的制度同樣是舶來品，最早起源於古巴比倫（Babylon）。而我們現在所享受的雙休日，也是來自國際上每周40小時標準工時制，我國從1995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 以及，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公元曆法，也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來品。（參見我之前寫的《來自西方的閏年和公元曆法，算不算文化入侵？》） 天朝上國的遺老遺少們，要不連這個也一起抵制了？ 最後的話 中國能夠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為工業大國，最根本的動力正是來自西方的科學和文化。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人剛剛吃飽肚子，就忍不住把我大清那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糟粕搬出來了。 雖然最近幾年全球化遇到了一些障礙，但整個世界在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不斷融合，仍將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掩耳盜鈴也好，閉關自守也罷，不會讓這個國家更加強大，只會因自絕於世界潮流而再次落伍。 驅洋人、拆鐵路，反映的不是文化自信，恰恰是極大的不自信。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爸講科學
2024年令整個世界最為令人振奮之事，莫過於11月5日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自此，民主中國陣線深感自1989年9月天安門大屠殺流亡海外在法國巴黎組建35年以來從未有過的欣喜和振奮，川普的勝選就是2024年最大最好的聖誕禮物和愉悅，更是迎來2025年世界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肉眼凡胎可見的清晰前景。 The most exhilarating event for the entire world in 2024 was undoubtedly the outcome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November 5. Following this historic mo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eels a level of joy and excitement unseen since its founding in exile in Paris, France, in September 1989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Donald Trump’s victory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delightful Christmas gift of 2024, heralding a clear and tangible vision of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order in 2025. 民主中國陣線自成立起，35年來從未絲毫懈怠，前赴後繼地費盡移山心力奮力完成數代中國人百年理想和夙願，在中國建立民主憲政。然而，僅靠民主中國陣線艱苦卓絕的努力是實現不了的。因為民主中國陣線所從事的事業，與殘暴的中共政權相抗，是一場人與獸斗，人與魔斗的角力。民主中國陣線以及所有對抗中共專制的各派力量之和都根本無法獲勝。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DC) has never wavered in its commitment over the past 35 year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ave devoted immense effort to realizing the century-old dream and aspiration of building […]
01 歸屬感 剛開始做外賣員的時候，我沒有太多的抗拒，但會有一點點膽怯，因為要主動給一個陌生人打電話，後來慢慢就習慣了。其實不是說我適應或者不適應，更多意義上，我確實暫時沒有太多別的辦法。 第一次送外賣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系統給派了一個蛋糕，20厘米大小。蛋糕很難送，是易損品。萬一碰壞了得賠錢，那估計要掙一兩天。但我也沒辦法，只能小心點慢慢走。 那時，我還在一所職校教思想政治課。職校的學生太不好管了，抽煙打架。一個男生13歲，上了很多年武校，家長讓他回來到這裡上學，上著課，他就把前面那個女生的頭髮割了一段；兩個人吵架，他又照著那女生的頭扇了一巴掌。 最後只能報警。作為老師，你什麼也改變不了，只能教好自己的課。因為這門課不高考，學校又是民辦的，要考慮利潤、經營成本問題，這個課就變得可有可無。這兩個因素結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以後肯定會取消（這門課）。 我沒有太多焦慮，但會去想接下來怎麼辦？要不要學一些技能。但像我們普通人，要學一個東西，需要碰見某個特定的機會，慢慢試才行，不能只空想。最後只能去送外賣。當時我也想過送快遞，但還得整一輛三輪車，好一點的電三輪也要七八千，不便宜。送外賣是因為家裡本來就有一輛電瓶車。 剛開始都是晚上有空跑一會，提前適應一下。大概半年前，職校老師的那份工作就沒了。我開始全天跑。每天大概十幾二十單，每個月收入就3000塊錢吧，加上家屬的（收入），基本夠家庭開銷。 偶爾會遇到比較善意的人，就是打賞。一個男孩給一個女孩買水果，讓我送到學校門口，但那個女孩要5:30才下課，我在那裡等了一會兒。結果，那個女孩連男的叫啥都不知道。後來我才知道，這倆人應該是網友。就這麼點事，那個男孩打賞了6塊6。還有一些就是寫錯地址，離得近，我就給送過去。比較煩的就是有些保安不讓電瓶車進小區，只能走路進去。 外賣這個工作沒什麼特殊，網上講的那些段子，我都碰不著。大部分時間，你都見不著人，門縫一開，伸出來一支手，閃一眼，把東西拿走就行了。 騎手們沒事了會聚在一起聊天，像今天跑了多遠，拿了多少單。跑外賣的大都是本地小年輕，說實話，可能也沒上過什麼學，只到初中畢業，五六十歲的人也有，但不多。其實，我覺得外賣員不至於那麼辛苦，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在開小電車。 我本科在天津一所大學，畢業後，在我們當地一個金屬製造企業上班，2012年就（在老家）買了房。當時，我每個月的工資到手只有1000多塊錢，後來考研，2012年考上了廣西一個211大學的行政管理專業。畢業後，我很順利地就到北京一個互聯網大廠做內容運營。 但往後我沒有走好職業之路。我在北京待了大概兩年，雖然不能說那是最好的時候，但它有新鮮感。我做的內容純搞笑，每天都在不停地看東西，因為每個小時都有要求，我們要審核多少條內容，工作壓力不算大。 那時跟人合租，（房租）一個月3000多塊，工資八九千塊，每個月能剩一點，但最後也都被我花了。我沒什麼愛好，喜歡買一點零碎的東西，比如充電寶會買好一點的。我經常去知春路那個沃爾瑪，我覺得超市還是比較友好的，多逛逛能發現一些奇奇怪怪的小東西。 有時候想起買房就沒有歸屬感。夜裡上到9點10點，走到樓下，還有燈是亮著的，到處都有人。我會覺得沒什麼意思，就像一個小螺絲釘。門口的保安長期都是固定的那兩三個人。 大部分同事工作一兩年之後陸續走了，一般大家都會說「多多保重，以後常聯繫」這樣。我當時也會感觸，想想將來自己可能也會回去。2017年春天，決定離開的時候，我也猶豫了一下。父母只說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但房子我是沒辦法解決的，就還是回去吧。 02 選擇與落差 回老家的時候，我沒有太多積蓄，大概就幾萬塊錢。最早我對工作滿意的標準就是每個月工資三四千塊錢，但必須要交五險一金。 我找過行政、人力和文員。實話說，我原來是學管理學，但河南是農業大省，（安陽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都不發達。現在我們這跟互聯網最相關的工作就是主播，前幾年少部分的傳媒公司在招公眾號編輯。 有些工作屬於「被動」離職。之前，朋友介紹了一個大專老師的兼職，做了大概一年，民辦學校的學生沒那麼多了，就不再需要兼職老師了。我還在物業公司干過，前台打雜修電啥都干，一個月3000多塊錢，幹了三個月，也是屬於被動離職，因為老闆安排了一個親戚進去。 還有一些就是屬於客觀意義上的不合適。我在一個建築公司待過三個月，進去以後讓我寫文件，內容就是公司的長遠規劃。但這個東西我顯然不懂，它不是隨便百度一下看看就能整出來的，寫不出來我也沒辦法。實習期結束我就離開了，因為這個事我確實不會。 前兩年我在書店做過圖書管理員。這是街上貼的小廣告，當時去也是沒辦法，我暫時只能找到那份工作，但是錢太少了，（月薪）只有1000多塊錢。 很多人問我為啥不考公？我考過七八次，事業單位、公務員都有，慢慢放棄了。我數學不好，看那個題就跟外星文一樣。每次結果出來也不會很失望，因為真的不會，比如數學的排列組合，我到現在都搞不明白。 ●大樹的視頻作品。圖源@慢叔叔來看看 漸漸地，我覺得回來不是一個很好的決定，但那時的感受不像現在這樣深。當時還覺得有希望。這也因為我不太了解本地情況，熟悉以後，我才意識到這個城市的發展就是這樣，民營企業少，經濟也不是很發達，再怎麼費力可能也就這個樣子。 我也想過去做小生意，但沒有資源。之前我工作過的書店，就是我從小買書的地方。它屬於民營企業，從90年代到現在沒倒閉，不說掙多少錢，但在這個城市裡，不管是資源還是關係，它肯定有自己的分銷渠道。我沒有這些資源，可能10年、20年都做不起來。 做過的這些工作裡面，比較滿意就是書店管理員。它不算輕鬆，但我比較精通，而且它跟文字相關，我的接受程度會快一點。比如我瞄一眼這本書，就大概知道它在說什麼。 其實我也浪費了很多時間，一部分時間在家閑著，一部分時間在尋找的路上，就是找各種事兒干，還有一部分時間是做自媒體，最後也沒有成。 自媒體能發財，這是大家都公認的事情，誰不想發財對不對？當時網上謠言太多，我就專門找一些闢謠的文章，直接複製過來，算是轉載的一種。我從來沒想過去做原創，直到這兩年我才明白，做自媒體需要一個固定的形象，要持續不斷地輸出內容。所以這就是我不太聰明的地方，腦子確實慢了一點。 事實上，雖然心裡有落差，但每次有新工作，只要我會就行。不過，所有的落差都不如辦公環境來得直接明顯：有一回，我到一個醫藥工廠應聘人事。那個辦公室就是公路邊的一間民房，類似移動板房，只不過是磚砌的，周圍沒有樓房，就是一片村子。 落差不是因為環境本身，而是讓我覺得，這個地方的發展就這樣了。這也是我不太聰明的地方，得看見了才能感覺到，看不見就感覺不到，沒有超前意識，想事情比較單一。 我找了很多工作，但還是沒有一個穩定的職位。慢慢地，我就開始接受了。畢竟穩定的不是很好找，但你可能會遇到需要錢的時候，所以，我短時間內就只能做這個（外賣）。這就是現實，你只能接受它。這種心態很像上學的時候，絕大部分學生都想考好，有人可能努力了，但方法不對。 03 「接受自己的現狀」 以前的那些同事大部分都回老家了。唯一有聯繫的一個男生在武漢，通過自學，現在在做程序員，但武漢畢竟是大城市。我有一些同學在做管理層，有時候在送餐的路上，我就會想，這個差距是怎麼造成的？ 當然現在去想的話，其實我應該在（回老家）時找人指導，或者多問，了解清楚當地有什麼產業，可能（境遇）會好一些。像小地方，比較體面的工作就是公務員和老師，如果想好要回老家，當初就應該學文學專業，回來當老師，這個規劃就會好一點。 更多的時候，我不是對某個具體的選擇後悔，而是後悔一直在變的狀態。 這幾年我想明白了幾件事情：比如在小城市，你可能要從事一些跟實體相關的工作；第二這個工作可能必須有人帶著你，他可能願意跟你說某些事情。有時候，我也會覺得人生的際遇被很多因素影響，比如一個好同事，一個好領導；還有家庭因素，比如說開公司的同學，家裡一直以來都在做生意。 家裡人（對送外賣）沒有太多想法，覺得只要合理合法掙錢就行了。我愛人在輔導機構當老師，送外賣之前，我跟她提過，她沒有太多特別的反應，就說去吧。有時她也會勸我去當老師，這可能也是一個選擇，但你要重新撿起初中的課本，我一般會說沒問題，有時間會看一下。 除了家裡人，沒人知道我在跑外賣。我跟以前的同學都沒怎麼聯繫了，現在聯繫最多的就是一個在超市做揀貨員的男生。過年的時候，親戚會問，父母都說我在當老師，因為我以前確實也做過老師。我比較能理解，這也很正常，畢竟外賣處於「鄙視鏈」的底端。我一般不會在家裡穿（外賣服）出門，一般電瓶車走個三分鐘（再穿）就行了。 從我們普遍的認知來說，外賣員就是最差的了。在我評論的下面，有人的說法很過分。比如會說，送外賣是走投無路的人才幹的。至少還有這樣一條路，怎麼能說走投無路？其實外賣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無非就是天天在跑。 話說回來，某種意義上，外賣和快遞可能是最穩定的工作，因為沒有失業的風險。收入再不好，只要你下勁去做，它也能維持正常生活。一般我就是早上10點左右出門，然後三四點回家歇一會，五點再接著出去，一般八點就能回家，小城市你基本只要在比較熱鬧的地方等活就行。 我也會懷疑讀書的意義，讀書跟掙錢之間的關係。但每個人的經歷比較複雜，現在社會跟幾十年前也不一樣，職業高度細化，掙錢跟讀不讀書，確實關係不是很大。但是對於小孩，我覺得還是先讓他上學讀書，成績要盡量好，畢竟他還是要往社會地位高的職業上去啊。 我不是迷茫，就是比較無力你知道嗎？有勁沒地方使，不知道要怎麼使，往哪裡使？這兩年，這種感受特彆強烈，隨著年齡往上走，很多你會想得越來越明白。但時間長了，自然而然就不想了，沒什麼意義，接受自己的現狀。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開個小超市，因為我覺得第一穩，第二可能相對離家近點，什麼事都好照應。你看有大超市「完犢子」的，我還沒見過家門口小超市完的。但這個事情估計挺難的，怎麼也得十幾二十萬吧。 （文中講述者為化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