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运动员吴柳芳（56学姐）第一次被平台制裁的时候，我没有跟风一些媒体，为吴柳芳叫冤。 原因很简单： 1 看不上一些平台为了引流，一边标榜自己正能量，一边放纵软色情。 又要流量，又要牌坊，还不如Onlyfans来的光明正大。 2 通过“豁出去”来挣流量没毛病，但普通人沉迷其中的同时，也渐渐被堵死了出路。 那些在山村读书女娃娃，起早贪黑的早餐摊老板娘，端茶送水的女服务员，哪个不比吴柳芳难？难道也鼓励他们都“豁出去”吗？ 3 吴柳芳的背后是一个MCN机构，专门孵化包装美女，走软色情割韭菜路线，我个人确实是见不得这种机构好。 这对很多用心搞优质内容的创作者来说，是劣币驱逐良币。在本质上，也是物化女性。（肯定了可以通过性暗示来挣钱的行为） 但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某音恢复了吴柳芳的账号，很多人本来不知道她的，也去关注账号了，短短几天，她的粉丝就到了600多万。 网络图片 不过，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 近期，吴柳芳的某音号再次被“制裁”。 不仅禁言，还强制掉粉600多万，目前粉丝来到了还没爆火之前4.4万。 这一次，某音给出的理由是：“多次发布低俗内容吸粉引流，影响恶劣”。 而且不仅把吴柳芳的账号给“灭了”，还对和吴柳芳同一家MCN的十几个账号都给灭了。 对MCN机构“大海星辰”，也采取限制后台账号管理功能30日处置。 网络图片 这里插一嘴，“大海星辰”的创始人是童锦程，出生于1993年8月1日，因其在抖音和虎牙平台上的低俗内容而走红，被称为“渣男祖师爷”。 自“大海星辰”成立起，就经常通过制造争议话题、以及低俗内容来吸引眼球，从而实现粉丝增长和商业变现。 这也是我在前文中谴责的原因，吴柳芳并不是单纯为了谋生计，还是背后MCN机构作恶的棋子。 照理说，某音的这波操作是我想看到的。 但现在这样搞，反而让我更担忧了。 担忧在哪？ 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平台的刑罚依据到底在哪里？ 一会儿封，一会儿解，还强制掉粉，这和法治社会、契约精神格格不入。 如果平台要封禁一个账号，应该拿出具体的有关规定，到底是哪一条哪一款，得说明情况。 而不是说封就封，说解就解。 网络图片 既然平台开始以擦边为由封了吴柳芳的账号，怎么又突然解开了呢？ 怎么又在吴柳芳没有发布违规作品的情况下，又给封了呢？ 再次，很多人关注吴柳芳成为她的粉丝，平台又依据什么条款来强制清粉？ 要知道，有很多人本来是没有下载某音app的，只是听说了这档子事，下载了某音app，成为了某音的用户。 说明吴柳芳也是变相地在为平台吸粉。 此外，人是在你平台被捧红的，现在你把她打成“低俗吸粉”之流，一键清理。 你自己呢？ 钟晱晱之前炮轰某音说过两句话： “以强欺弱，霸凌弱小。这不是你个人的行为，是对人类技术文明的亵渎”，“不要以所谓的避风港原则，对这些行为进行搪塞！” 网络图片 如果说吴柳芳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么平台就没有责任吗？人家就是利用你的算法，你的推荐机制火的。 现在把吴柳芳罚了，平台呢？ 什么事也没有，打开app，黑丝擦边主播还是一抓一大把，少了吴柳芳，更有后来人。 再一个层面，吴柳芳因为“低俗内容”收到了惩罚， 平台就用不追究责任了吗？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扫黄工作，也不是光抓小姐，小姐的营业场所也要被整顿吧？ 再次强调，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平台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事后还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行为，让人感到害怕。 今天可以是吴柳芳，明天就可以是李柳芳、张柳芳。 正如钟晱晱所说： “盈利性平台企业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平台随心所欲地删稿、推流，通过技术、算法，让网络成为玩弄民众智商的场所。 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法律体系，也对当前的营商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无论是被造谣的钟晱晱，还是退役谋生的吴柳芳。 某平台，该给一个说法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前运动员吴柳芳（56学姐）第一次被平台制裁的时候，我没有跟风一些媒体，为吴柳芳叫冤。 原因很简单： 1 看不上一些平台为了引流，一边标榜自己正能量，一边放纵软色情。 又要流量，又要牌坊，还不如Onlyfans来的光明正大。 2 通过“豁出去”来挣流量没毛病，但普通人沉迷其中的同时，也渐渐被堵死了出路。 那些在山村读书女娃娃，起早贪黑的早餐摊老板娘，端茶送水的女服务员，哪个不比吴柳芳难？难道也鼓励他们都“豁出去”吗？ 3 吴柳芳的背后是一个MCN机构，专门孵化包装美女，走软色情割韭菜路线，我个人确实是见不得这种机构好。 这对很多用心搞优质内容的创作者来说，是劣币驱逐良币。在本质上，也是物化女性。（肯定了可以通过性暗示来挣钱的行为） 但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某音恢复了吴柳芳的账号，很多人本来不知道她的，也去关注账号了，短短几天，她的粉丝就到了600多万。 网络图片 不过，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 近期，吴柳芳的某音号再次被“制裁”。 不仅禁言，还强制掉粉600多万，目前粉丝来到了还没爆火之前4.4万。 这一次，某音给出的理由是：“多次发布低俗内容吸粉引流，影响恶劣”。 而且不仅把吴柳芳的账号给“灭了”，还对和吴柳芳同一家MCN的十几个账号都给灭了。 对MCN机构“大海星辰”，也采取限制后台账号管理功能30日处置。 网络图片 这里插一嘴，“大海星辰”的创始人是童锦程，出生于1993年8月1日，因其在抖音和虎牙平台上的低俗内容而走红，被称为“渣男祖师爷”。 自“大海星辰”成立起，就经常通过制造争议话题、以及低俗内容来吸引眼球，从而实现粉丝增长和商业变现。 这也是我在前文中谴责的原因，吴柳芳并不是单纯为了谋生计，还是背后MCN机构作恶的棋子。 照理说，某音的这波操作是我想看到的。 但现在这样搞，反而让我更担忧了。 担忧在哪？ 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平台的刑罚依据到底在哪里？ 一会儿封，一会儿解，还强制掉粉，这和法治社会、契约精神格格不入。 如果平台要封禁一个账号，应该拿出具体的有关规定，到底是哪一条哪一款，得说明情况。 而不是说封就封，说解就解。 网络图片 既然平台开始以擦边为由封了吴柳芳的账号，怎么又突然解开了呢？ 怎么又在吴柳芳没有发布违规作品的情况下，又给封了呢？ 再次，很多人关注吴柳芳成为她的粉丝，平台又依据什么条款来强制清粉？ 要知道，有很多人本来是没有下载某音app的，只是听说了这档子事，下载了某音app，成为了某音的用户。 说明吴柳芳也是变相地在为平台吸粉。 此外，人是在你平台被捧红的，现在你把她打成“低俗吸粉”之流，一键清理。 你自己呢？ 钟晱晱之前炮轰某音说过两句话： “以强欺弱，霸凌弱小。这不是你个人的行为，是对人类技术文明的亵渎”，“不要以所谓的避风港原则，对这些行为进行搪塞！” 网络图片 如果说吴柳芳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么平台就没有责任吗？人家就是利用你的算法，你的推荐机制火的。 现在把吴柳芳罚了，平台呢？ 什么事也没有，打开app，黑丝擦边主播还是一抓一大把，少了吴柳芳，更有后来人。 再一个层面，吴柳芳因为“低俗内容”收到了惩罚， 平台就用不追究责任了吗？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扫黄工作，也不是光抓小姐，小姐的营业场所也要被整顿吧？ 再次强调，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平台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事后还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行为，让人感到害怕。 今天可以是吴柳芳，明天就可以是李柳芳、张柳芳。 正如钟晱晱所说： “盈利性平台企业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平台随心所欲地删稿、推流，通过技术、算法，让网络成为玩弄民众智商的场所。 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法律体系，也对当前的营商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无论是被造谣的钟晱晱，还是退役谋生的吴柳芳。 某平台，该给一个说法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网络辟谣这门手艺，上海算是祖师爷，如今苏州也得了真传，技术愈发炉火纯青。 近日，有一些自媒体发布文章和视频，对大量外资企业已经或准备撤出苏州表示关注，表达担忧。作为外资制造业企业集聚的高地与重镇，苏州的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深远，更牵动人们日益敏感的神经。 真有外资企业在撤离吗？哪些外企撤离了？比例占多大？因为什么原因撤离？出于对自己工作和收入的关心，人们迫切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迫切期待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改善局面。 于是，苏州行动了，苏州辟谣了…… 网络图片 虽然辟谣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本身很难理喻，但不得不说，苏州辟谣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网络图片 你们不是说外资企业在撤离苏州吗？我拿实际的数据来打脸： 你看，我们苏州现在有外资企业24639户，比上个月多了35户，比去年底多了1000户。短期在增长，长期也在增长，你们吃饱了没事干少传点谣言吧！ 这次辟谣，绝对是高手在操盘！ 辟谣，有三重境界： 辟谣境界第一重，主打一个你爱信不信 由权威部门出面，通常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公安机关等主管单位发一个辟谣通告，说某某事情不实。具体哪里不实呢？不说。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也不说。反正我们权威，反正只有我们掌握信息，我说不实就是不实。 “你爱信不信”的辟谣，力度很大，但效果就几乎没有。谣言之所以有快速传播的空间，反映的是公众对真相的极度渴求，不提供真相的单纯辟谣无法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自然也无法平息谣言。 辟谣境界第二重，主打一个抠细枝末节 这类辟谣通常会抓住复杂传言中某个微不足道的错误细节来作文章，通过否定细节来把整个传言定性为谣言。 例如有传言说“喜羊羊昨晚拿着80公分的大砍刀杀了灰太狼”，某地出来辟谣说12月22日我市不存在有人拿80公分砍刀杀狼的事件，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然而真相是，凶杀事件发生在12月23日凌晨2点，砍刀长度是75公分，这样一来，“昨晚”的确是不严谨，“80公分”的确是不准确，可这个说法能算谣言吗？ “抠细枝末节”的辟谣，刚开始在上海流行的时候还能唬到一些人，现在大家普遍识破了这个套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辟谣境界第三重，拿光鲜一面的真实信息来遮掩全貌 这类辟谣是最有迷惑性的，是第二重境界的升级版本。它会直面事件核心，给人一种不回避问题的自信感觉，并且会给出具体的真实信息，看起来非常坦诚。 上面苏州对外资撤离的辟谣就来到了第三重境界。首先，它直接面对问题的核心，就是外资企业在苏州的现状与过去一段时间的变化情况，然后，它用市场监管的数据回应了公众的需求，给出了外资企业在册数量的权威数据。 然而，外资企业在册数量就是全部的真相了吗？不是的。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企业裁员和产线停产。一家工厂关闭了八成的生产线，裁撤了八成的员工，把相应岗位和产能转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算不算产能撤离？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二个直观的感受产业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变动。某个地区撤走了一家年产值50亿的工厂，新开了5家年产值的1000万的工厂，算不算巨头撤离？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三个直观的感受是实际利用外资的变化。某个地区以前每年能有数十亿美元的外资直接投资，现在只有千万美元级别的投资，算不算资金撤离？ 当然，以上各方面的数据苏州在辟谣时都没有提供，我也没有胆量私自去调查发布，所以，我并不知道苏州外资企业实际在岗人数变化，苏州外资企业实际产值变化，苏州大型外资企业数量变化，苏州实际利用外资变化…… 网络图片 苏州外资真实情况如何，你猜？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网络辟谣这门手艺，上海算是祖师爷，如今苏州也得了真传，技术愈发炉火纯青。 近日，有一些自媒体发布文章和视频，对大量外资企业已经或准备撤出苏州表示关注，表达担忧。作为外资制造业企业集聚的高地与重镇，苏州的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深远，更牵动人们日益敏感的神经。 真有外资企业在撤离吗？哪些外企撤离了？比例占多大？因为什么原因撤离？出于对自己工作和收入的关心，人们迫切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迫切期待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改善局面。 于是，苏州行动了，苏州辟谣了…… 网络图片 虽然辟谣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本身很难理喻，但不得不说，苏州辟谣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网络图片 你们不是说外资企业在撤离苏州吗？我拿实际的数据来打脸： 你看，我们苏州现在有外资企业24639户，比上个月多了35户，比去年底多了1000户。短期在增长，长期也在增长，你们吃饱了没事干少传点谣言吧！ 这次辟谣，绝对是高手在操盘！ 辟谣，有三重境界： 辟谣境界第一重，主打一个你爱信不信 由权威部门出面，通常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公安机关等主管单位发一个辟谣通告，说某某事情不实。具体哪里不实呢？不说。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也不说。反正我们权威，反正只有我们掌握信息，我说不实就是不实。 “你爱信不信”的辟谣，力度很大，但效果就几乎没有。谣言之所以有快速传播的空间，反映的是公众对真相的极度渴求，不提供真相的单纯辟谣无法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自然也无法平息谣言。 辟谣境界第二重，主打一个抠细枝末节 这类辟谣通常会抓住复杂传言中某个微不足道的错误细节来作文章，通过否定细节来把整个传言定性为谣言。 例如有传言说“喜羊羊昨晚拿着80公分的大砍刀杀了灰太狼”，某地出来辟谣说12月22日我市不存在有人拿80公分砍刀杀狼的事件，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然而真相是，凶杀事件发生在12月23日凌晨2点，砍刀长度是75公分，这样一来，“昨晚”的确是不严谨，“80公分”的确是不准确，可这个说法能算谣言吗？ “抠细枝末节”的辟谣，刚开始在上海流行的时候还能唬到一些人，现在大家普遍识破了这个套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辟谣境界第三重，拿光鲜一面的真实信息来遮掩全貌 这类辟谣是最有迷惑性的，是第二重境界的升级版本。它会直面事件核心，给人一种不回避问题的自信感觉，并且会给出具体的真实信息，看起来非常坦诚。 上面苏州对外资撤离的辟谣就来到了第三重境界。首先，它直接面对问题的核心，就是外资企业在苏州的现状与过去一段时间的变化情况，然后，它用市场监管的数据回应了公众的需求，给出了外资企业在册数量的权威数据。 然而，外资企业在册数量就是全部的真相了吗？不是的。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企业裁员和产线停产。一家工厂关闭了八成的生产线，裁撤了八成的员工，把相应岗位和产能转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算不算产能撤离？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二个直观的感受产业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变动。某个地区撤走了一家年产值50亿的工厂，新开了5家年产值的1000万的工厂，算不算巨头撤离？ 当人们讨论外资撤离的时候，第三个直观的感受是实际利用外资的变化。某个地区以前每年能有数十亿美元的外资直接投资，现在只有千万美元级别的投资，算不算资金撤离？ 当然，以上各方面的数据苏州在辟谣时都没有提供，我也没有胆量私自去调查发布，所以，我并不知道苏州外资企业实际在岗人数变化，苏州外资企业实际产值变化，苏州大型外资企业数量变化，苏州实际利用外资变化…… 网络图片 苏州外资真实情况如何，你猜？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中共党刊《求是》星期一(12月16日)发布习近平文章，强调中共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动自我革命。几乎与此同时，解放军报连发四篇文章，呼吁党内“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有分析认为，党报跟军报“打擂台”，显示习近平治下经济疲软和军中腐败等问题已经引发内部反弹，而他持续以高压手段，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肃杀气氛更与中共意图营造市场宽松环境“拼经济”的努力相互冲突。 习近平文章高喊自我革命 强调“统一领导” 在这篇题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文章中，习近平指出，做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共唯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方能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 令外界关注的是，文章不仅至少30次提到“自我革命”，还强调面对党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消除各种影响。文章称，只要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 文章列出自我革命的九大重点，头一条就是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 对比此前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因“严重违纪”遭停职，这篇文章格外引发关注。 路透社星期一报道中分析，该文表明中共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强调纪律，追查谋取私利的官员以及引导他们误入歧途的人。 解放军报文章 重申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月内，解放军刊物一连发了四篇文章，引发关注。 12月4日，中共军网发文《带头坚持党性原则》，破题即强调，“民主集中制”是中共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并引用习近平视察火箭军某旅时的讲话，强调“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 12月9日，《解放军报》刊文《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强调在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内部，“不管是谁，都要坚持集体领导”，重大问题要由集体讨论决策，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个人绝不能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 随后在12月11日和16日，《解放军报》又发表《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和《带头维护班子团结》两篇文章。 前者强调在党组织内部的平等关系，称“民主集中制，先有民主，后有集中”；书记虽是“一班之长”，但绝不能把自己当作“一家之主”，并强调“让人讲话”是民主作风最起码的要求。 后者也称要“搞好团结，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团结的基础”。 宋国诚:解放军报“打着邓旗反习旗”挑战习近平权威 军报发的这几篇文章虽然是探讨军中党组织的领导，但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认为，《解放军报》是“打着邓旗反习旗”，透过讨论军队权力体制，来跟习近平的治军理念唱反调，这显然是对于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质疑和挑战。 宋国诚告诉美国之音，“严肃的来说，主张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否定了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负责制，这要看习近平是怎么看待军报的文章，平常心来看叫做大鸣大放，严重的来看的话，就可能叫妄议中央了”。 宋国诚分析，军报文章提到的民主集中制“十六字”方针，是中共已故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其所谓“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就是强调集体领导，而非习近平一人领导。 另一方面，宋国诚指出，习近平文章中的“刀刃向内”，显示他还打算继续内部清洗、斩草除根，同时凸显解放军内部贪腐问题“就像一串长长的粽子”，盘根错节。 在他看来，外界观察这次党报和军报互相“打擂台”的论战，可解读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是“铁板一块”、亦非“定于一尊”，反对者确实大有人在。 但几篇文章绝不足以打倒习近平，若以此认定习近平大权旁落或深陷严重的党内斗争，恐怕就是过度解读。 许桢:党报和军报相呼应 为军中反腐“统一思想” 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桢则认为，中共党报与军报的文章并非相互叫阵，实为相互呼应，讲的主题都是军中反腐。 许桢指出，习近平第一个任期严打“军内大老虎”，自他第二任期的中后期以来，军中反腐似乎相对平静，但今年又陆续传出有高阶将领，甚至中央军委委员中箭落马。 此时此刻，这篇文章或可视为中共中央在相关案件尘埃落定后对外说明，目的在于“统一思想”，至于下个阶段会否有更多、更高阶的军中反贪案件，仍有待观察。 至于上述军报文章，许桢则认为文中批评的对象并非习近平，而是解放军体系中存在的“帮会化”气息；把上下级关系演变成对部队主官的个人忠诚，这也是基于经济利益，行贿收贿之外的另一种“腐败”。 许桢说:“解放军作为世界上编制最大的一个军队之一，调动资源也是非常的庞大，所以里面的贪腐问题沉淀之深，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我觉得军内反腐一直在道路上，并不会是一、二十年就所谓的基本清除干净。” 对于习近平文章中引人瞩目的措辞“刀刃向内”，许桢指出，这是中国纪检单位行之有年的惯用词汇，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并非格外显得肃杀。 张俊华:党内军中反习的祸端，仍是经济搞不好 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同样指出，习近平惯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刀刃”等字眼恰可体现出他受限于自身知识结构，无法用更加巧妙的方式表达思想。 张俊华直言，当前习近平所面对的党内各种反对声音，归根究底还是源于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表现越差，党内反习的人就会越多，这也会外溢到军队方面，因为经济和军队人事、装备建设都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在中共政军高层，每个人的直接利益，都和中国经济密切相关。 面对党内反弹，习近平的独裁性格注定了他会选择用强力压制来应对，无论对于经济界或军界人士，甚至自己一手提拔的将领都是如此。 张俊华认为，习近平有各种政治手段可以整肃党内反对派人士，因此并不担心大权旁落，真正令习近平感到焦虑的是，压制异己的过程势必冲击军队建设，让长久未经战火洗礼的解放军，更难以帮他实现“解决台湾问题”的野心。 张俊华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习近平)要用很粗糙的语言，来把军队或者党内的斗争描写的很残酷，但是实际上，他更着急的是怎么在他的任期间解决台湾问题。” 才说适度宽松，又要刀刃向内 中共刺激经济恐“左脚踩右脚” 值得观察的是，就在党报严肃宣示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之前，上星期四(12月12日)落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将实施“更积极”的宏观政策，并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等措施，明确释放出明年将加大力度放水以提振经济的信号。 对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学者看法各异。许桢认为，早在邓小平时期就说过经济发展和反腐“两只手都要硬”，只是后来明显是经济比反腐给力，因此他认为两者不相矛盾，都是为政治服务。 张俊华指出，习近平在新冠疫情封控无效后，索性“躺平”的例子，说明他在万不得已时，什么都愿意干。因此在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的情势下，他确实有可能和自由派人士妥协，放手让他们处理。 但张俊华强调，这样的妥协只是暂时性的，且因为近年来，习近平已经让中国整体经济环境背离“利伯维尔场”，此刻再怎么让步，也不见得能有效挽回市场信心。 宋国诚则认为，习近平个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意识形态中毒太深，而意识形态本身又是破坏经济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从他当初坚持跟美国打贸易战就看得出来。 宋国诚形容，习近平一边收紧中共意识形态，一边又想放宽市场的做法如同“左脚踩右脚”，经济要放松、政治在紧缩，还要继续跟美国搞对抗，如此矛盾的政策，恐怕难以让外界对中国经济感到乐观。
中共党刊《求是》星期一(12月16日)发布习近平文章，强调中共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动自我革命。几乎与此同时，解放军报连发四篇文章，呼吁党内“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有分析认为，党报跟军报“打擂台”，显示习近平治下经济疲软和军中腐败等问题已经引发内部反弹，而他持续以高压手段，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肃杀气氛更与中共意图营造市场宽松环境“拼经济”的努力相互冲突。 习近平文章高喊自我革命 强调“统一领导” 在这篇题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文章中，习近平指出，做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共唯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方能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 令外界关注的是，文章不仅至少30次提到“自我革命”，还强调面对党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消除各种影响。文章称，只要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 文章列出自我革命的九大重点，头一条就是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 对比此前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因“严重违纪”遭停职，这篇文章格外引发关注。 路透社星期一报道中分析，该文表明中共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强调纪律，追查谋取私利的官员以及引导他们误入歧途的人。 解放军报文章 重申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月内，解放军刊物一连发了四篇文章，引发关注。 12月4日，中共军网发文《带头坚持党性原则》，破题即强调，“民主集中制”是中共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并引用习近平视察火箭军某旅时的讲话，强调“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 12月9日，《解放军报》刊文《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强调在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内部，“不管是谁，都要坚持集体领导”，重大问题要由集体讨论决策，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个人绝不能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 随后在12月11日和16日，《解放军报》又发表《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和《带头维护班子团结》两篇文章。 前者强调在党组织内部的平等关系，称“民主集中制，先有民主，后有集中”；书记虽是“一班之长”，但绝不能把自己当作“一家之主”，并强调“让人讲话”是民主作风最起码的要求。 后者也称要“搞好团结，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团结的基础”。 宋国诚:解放军报“打着邓旗反习旗”挑战习近平权威 军报发的这几篇文章虽然是探讨军中党组织的领导，但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认为，《解放军报》是“打着邓旗反习旗”，透过讨论军队权力体制，来跟习近平的治军理念唱反调，这显然是对于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质疑和挑战。 宋国诚告诉美国之音，“严肃的来说，主张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否定了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负责制，这要看习近平是怎么看待军报的文章，平常心来看叫做大鸣大放，严重的来看的话，就可能叫妄议中央了”。 宋国诚分析，军报文章提到的民主集中制“十六字”方针，是中共已故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其所谓“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就是强调集体领导，而非习近平一人领导。 另一方面，宋国诚指出，习近平文章中的“刀刃向内”，显示他还打算继续内部清洗、斩草除根，同时凸显解放军内部贪腐问题“就像一串长长的粽子”，盘根错节。 在他看来，外界观察这次党报和军报互相“打擂台”的论战，可解读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是“铁板一块”、亦非“定于一尊”，反对者确实大有人在。 但几篇文章绝不足以打倒习近平，若以此认定习近平大权旁落或深陷严重的党内斗争，恐怕就是过度解读。 许桢:党报和军报相呼应 为军中反腐“统一思想” 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桢则认为，中共党报与军报的文章并非相互叫阵，实为相互呼应，讲的主题都是军中反腐。 许桢指出，习近平第一个任期严打“军内大老虎”，自他第二任期的中后期以来，军中反腐似乎相对平静，但今年又陆续传出有高阶将领，甚至中央军委委员中箭落马。 此时此刻，这篇文章或可视为中共中央在相关案件尘埃落定后对外说明，目的在于“统一思想”，至于下个阶段会否有更多、更高阶的军中反贪案件，仍有待观察。 至于上述军报文章，许桢则认为文中批评的对象并非习近平，而是解放军体系中存在的“帮会化”气息；把上下级关系演变成对部队主官的个人忠诚，这也是基于经济利益，行贿收贿之外的另一种“腐败”。 许桢说:“解放军作为世界上编制最大的一个军队之一，调动资源也是非常的庞大，所以里面的贪腐问题沉淀之深，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我觉得军内反腐一直在道路上，并不会是一、二十年就所谓的基本清除干净。” 对于习近平文章中引人瞩目的措辞“刀刃向内”，许桢指出，这是中国纪检单位行之有年的惯用词汇，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并非格外显得肃杀。 张俊华:党内军中反习的祸端，仍是经济搞不好 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同样指出，习近平惯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刀刃”等字眼恰可体现出他受限于自身知识结构，无法用更加巧妙的方式表达思想。 张俊华直言，当前习近平所面对的党内各种反对声音，归根究底还是源于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表现越差，党内反习的人就会越多，这也会外溢到军队方面，因为经济和军队人事、装备建设都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在中共政军高层，每个人的直接利益，都和中国经济密切相关。 面对党内反弹，习近平的独裁性格注定了他会选择用强力压制来应对，无论对于经济界或军界人士，甚至自己一手提拔的将领都是如此。 张俊华认为，习近平有各种政治手段可以整肃党内反对派人士，因此并不担心大权旁落，真正令习近平感到焦虑的是，压制异己的过程势必冲击军队建设，让长久未经战火洗礼的解放军，更难以帮他实现“解决台湾问题”的野心。 张俊华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习近平)要用很粗糙的语言，来把军队或者党内的斗争描写的很残酷，但是实际上，他更着急的是怎么在他的任期间解决台湾问题。” 才说适度宽松，又要刀刃向内 中共刺激经济恐“左脚踩右脚” 值得观察的是，就在党报严肃宣示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之前，上星期四(12月12日)落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将实施“更积极”的宏观政策，并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等措施，明确释放出明年将加大力度放水以提振经济的信号。 对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学者看法各异。许桢认为，早在邓小平时期就说过经济发展和反腐“两只手都要硬”，只是后来明显是经济比反腐给力，因此他认为两者不相矛盾，都是为政治服务。 张俊华指出，习近平在新冠疫情封控无效后，索性“躺平”的例子，说明他在万不得已时，什么都愿意干。因此在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的情势下，他确实有可能和自由派人士妥协，放手让他们处理。 但张俊华强调，这样的妥协只是暂时性的，且因为近年来，习近平已经让中国整体经济环境背离“利伯维尔场”，此刻再怎么让步，也不见得能有效挽回市场信心。 宋国诚则认为，习近平个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意识形态中毒太深，而意识形态本身又是破坏经济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从他当初坚持跟美国打贸易战就看得出来。 宋国诚形容，习近平一边收紧中共意识形态，一边又想放宽市场的做法如同“左脚踩右脚”，经济要放松、政治在紧缩，还要继续跟美国搞对抗，如此矛盾的政策，恐怕难以让外界对中国经济感到乐观。
本专栏上篇文章《车俊为何未能沿袭夏宝龙模式退居二线后还升副国级？》中已经介绍了车俊是2010年5月从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石家庄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被调升正省部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和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2016年6月调任浙江代省长，在省长位置上仅坐了10个月便就地升任省委书记。 但是，当时在兵团里与他车俊搭档的时任兵团司令员刘新齐却没那么好命。就在车俊离开新疆自治区委和兵团党委的11个月后，当时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发布消息称：日前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且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新齐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 这个刘新齐出生于1956年，19岁时“参加工作”，第一个职务是 兵团农四师六十二团四连的统计。如此出身证明此公也是一个“兵团后代”。 两年前的1月14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的《“兵团后代” 是中共新疆维稳的最可靠力量》一文中介绍了此前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4名新疆官员中，除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自治区委书记的陈全国，另外三人都是“兵团后代”，包括时任新疆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时任新疆公安厅长王明山以及时任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 笔者2022年1月17日在本栏发表的文章《熊选国 另一位被习近平雪藏的中共高官中的法学真博士》中介绍了当美国的制裁宣布之前，霍留军已经被中纪委工作组宣布采取“双规”措施几个月了。美国政府的制裁令公布后，中共当局这才在内部宣布霍留军“不再担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法委委员职务”。 这里需要更正的是，这个霍留军其实是在2019年4月就已经被免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法委委员职务。此时距他的60岁生日还有1年零4个月。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因为霍留军“有幸”进入了美国政府的制裁名单，按照习近平“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对美斗争原则，霍留军虽然贪腐金额“实在是过于庞大”，但仍然还是被内部宣布免予刑事处理。 下面继续介绍车俊当年在兵团的搭档刘新齐。此人自出生之后就从来没有离开兵团半步。有墙内报道文章中说他到1988年10月升任兵团农四师七十五团党委书记、团长时，都还没有去过一次乌鲁木齐。1994年在兵团农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职务上被选拔到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中青班学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在中央党校“镀金”之后，刘新齐晋升为农三师党委副书记、师长，继而又改任兵团农一师党委书记兼师长，2001年6月，升任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官至副省部级。 2010年5月，车俊被安排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身份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以及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一年半后，才满64岁的时任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华士飞被安排提前退居二线，刘新齐被就地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党委副书记兼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总经理。 当时的华士飞虽然被安排提前退出实职，但当时的中组部也没有亏待他，特别为他安排到全国政协的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举家迁往北京。 而出生于1956年的刘新齐于2017年3月先被宣布免去兵团党委副书记职务，半个多月后又被免去兵团行政一把手职务时，还不满61岁。接替他职务的彭家瑞也是一个“兵团后代”。 这个刘新齐当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2017年3月还去北京出席了人大例会， 5月份便被宣布开除党籍。是笔者所追踪的中共副省部级以上贪官中被处理速度最快的一个。 中纪委当时宣布开除刘新齐党籍的理由是“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子收受他人财物，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经商谋利，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工作纪律，干预执纪审查工作”。但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邵峰则对记者说：“腐败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无论是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还是兵团原司令员刘新齐等人，无一不是政治上的阴谋家、野心家，或是政治上的两面派‘两面人’，其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都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经济腐败背后隐藏着政治问题。” 不知刘新齐落马之前的“野心”是什么？觊觎兵团党委书记职务？ 刘新齐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断崖式下降“之后，有墙内媒体追踪报道说：2015年8月至今，已先后有四名兵团党委常委级人物被查，除了职务最高的刘新齐外，还包括他在兵团党委领导层的三名前同事。2015年8月，兵团党委原常委，第八师原党委书记、政委，石河子市原市委书记宋志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后一审获刑四年；2016年12月，时任兵团党委常委田建荣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目前因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2017年4月6日，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后续的故事是，田建荣已经于2017年6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时过7年，仍然没有宣布对他的司法处理结果。 王世江于2017年7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通报中说他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严重蜕变、经济上特别贪婪，是典型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腐败分子，严重破坏了自治区水利系统的政治生态…… 而在王世江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前一个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已经对外宣布了“经审查决定，依法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但就和田建荣一样，对王世江的司法处理的结果至今没有被公开宣布。 兵团贪官群里像田建荣和王世江这样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便长年没有下文的例子挺多。比如2016年就被媒体报道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受到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时任兵团第九师副师长张建雄；再比如兵团五师双河市原副厅级干部孟宪锋已经于2023年3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但至今也无法从公开媒体中查到他们被逮捕、起诉和开庭的报道。 另外，时任兵团第四师副师长杨国伊已于2021年2月19日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处分通报中同时也宣布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时任兵团第十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文国辉已于2020年12月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处分通报中也是宣布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但从此双双再无下文。 至于被宣布正在接受审查调查之后便长年没有进一步消息的兵团贪官就更多了。比如时任兵团妇联主席张新荣，时任兵团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佼玉都是于2018年1月被宣布接受审查；时任兵团国资委副主任梁东亚是2020年初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此三人至今都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不过呢，对兵团贪官们的司法处理过程也有快的，比如2017年落马的时任兵团纪委副书记刘军，不出一年就已经被宣布因受贿两千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9年。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经受了纪委和监察委的审查调查幸免牢狱之灾或者只是受到轻处分的至少有以下几人。 2000年2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报道了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给予兵团副司令员陈忠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既然只是行政撤职，说明这位陈副司令员已经成功免受牢狱之灾。 另外还有一个免受牢狱之灾的例子是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原党常委闫志顺。此人虽然问题严重，但因为是主动投案，所以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开除党籍和公职，但不移交司法。 受处分最轻的当属兵团第九师原党委书记、政委何建明，此人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理由是“严重违纪违法”，但2020年3月下达的处理结果竟然只是留党察看一年，行政上撤消原职务，降为二级巡视员。 综合我们本篇文章和过去相关文章的内容，截至目前，新疆兵团落马的正省部级贪官有两个，一个是目前已经结束一审等待判决的前兵团党委书记、政委韩勇，另一个是前兵团司令员刘新齐。 而陆续受到党、政及司法处理的副司令员，第一个是前面已经介绍的陈忠，第二个是退休4年后又被倒查的杨福林。杨福林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期间，也还兼任一段兵团政法委书记职务。所以他被中纪委罗列的罪名里还有一项“违规插手案件”。 这位杨副司令员从2001年至2020年，从兵团副师长职务开始持续受贿至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期间，总受贿额三千万出头。法庭审理时认定他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故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杨福林被一审宣判的时间是去年4月。3个月后，另一位兵团副司令员焦小平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 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当时以《涉破坏“祖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焦小平被双开》为标题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中特别强调了中纪委对焦副司令员的双开通报中的奇特内容：“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施；罔顾党中央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要求”，“支持特定关系人开发秦岭地区小水电，破坏秦岭生态”……,另外还有“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形变调，加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制造金融安全隐患”等。 这个焦小平是所谓的“学者型官员”，著述颇丰。因为他的罪名之一是“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的实施”，所以他落马后其《碳博弈-国际竞争力与美国气候政策》、《未来低碳技术》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规则》三本著作受到特别关注。 此公是2022年6月才被从北京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位置上调升新疆兵团副司令员的。到任不满8个月即被宣布正在接受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审查调查。 与此同时，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王炳炬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迫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年5月17日，焦小平受贿案在重庆第五中院开庭，法庭宣布他的受贿金额只有6千多万，而且其中5千多万“未实际获得”。所以他最终应该是获刑10年以下。 关于兵团贪官群的最新消息是天山网上月18日发布的，内容是兵团第二师22团党委副书记、团长吴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十几年来笔者陆续搜集到的新疆兵团贪官群的资料远不止本文介绍的这些。留待日后再出现新的正、副司令员和正副政委被审查调查的消息时，一并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上篇文章《车俊为何未能沿袭夏宝龙模式退居二线后还升副国级？》中已经介绍了车俊是2010年5月从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石家庄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被调升正省部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和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2016年6月调任浙江代省长，在省长位置上仅坐了10个月便就地升任省委书记。 但是，当时在兵团里与他车俊搭档的时任兵团司令员刘新齐却没那么好命。就在车俊离开新疆自治区委和兵团党委的11个月后，当时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发布消息称：日前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且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新齐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 这个刘新齐出生于1956年，19岁时“参加工作”，第一个职务是 兵团农四师六十二团四连的统计。如此出身证明此公也是一个“兵团后代”。 两年前的1月14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的《“兵团后代” 是中共新疆维稳的最可靠力量》一文中介绍了此前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4名新疆官员中，除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自治区委书记的陈全国，另外三人都是“兵团后代”，包括时任新疆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时任新疆公安厅长王明山以及时任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 笔者2022年1月17日在本栏发表的文章《熊选国 另一位被习近平雪藏的中共高官中的法学真博士》中介绍了当美国的制裁宣布之前，霍留军已经被中纪委工作组宣布采取“双规”措施几个月了。美国政府的制裁令公布后，中共当局这才在内部宣布霍留军“不再担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法委委员职务”。 这里需要更正的是，这个霍留军其实是在2019年4月就已经被免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法委委员职务。此时距他的60岁生日还有1年零4个月。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因为霍留军“有幸”进入了美国政府的制裁名单，按照习近平“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对美斗争原则，霍留军虽然贪腐金额“实在是过于庞大”，但仍然还是被内部宣布免予刑事处理。 下面继续介绍车俊当年在兵团的搭档刘新齐。此人自出生之后就从来没有离开兵团半步。有墙内报道文章中说他到1988年10月升任兵团农四师七十五团党委书记、团长时，都还没有去过一次乌鲁木齐。1994年在兵团农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职务上被选拔到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中青班学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在中央党校“镀金”之后，刘新齐晋升为农三师党委副书记、师长，继而又改任兵团农一师党委书记兼师长，2001年6月，升任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官至副省部级。 2010年5月，车俊被安排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身份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以及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一年半后，才满64岁的时任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华士飞被安排提前退居二线，刘新齐被就地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党委副书记兼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总经理。 当时的华士飞虽然被安排提前退出实职，但当时的中组部也没有亏待他，特别为他安排到全国政协的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举家迁往北京。 而出生于1956年的刘新齐于2017年3月先被宣布免去兵团党委副书记职务，半个多月后又被免去兵团行政一把手职务时，还不满61岁。接替他职务的彭家瑞也是一个“兵团后代”。 这个刘新齐当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2017年3月还去北京出席了人大例会， 5月份便被宣布开除党籍。是笔者所追踪的中共副省部级以上贪官中被处理速度最快的一个。 中纪委当时宣布开除刘新齐党籍的理由是“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子收受他人财物，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经商谋利，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工作纪律，干预执纪审查工作”。但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邵峰则对记者说：“腐败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无论是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还是兵团原司令员刘新齐等人，无一不是政治上的阴谋家、野心家，或是政治上的两面派‘两面人’，其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都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经济腐败背后隐藏着政治问题。” 不知刘新齐落马之前的“野心”是什么？觊觎兵团党委书记职务？ 刘新齐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断崖式下降“之后，有墙内媒体追踪报道说：2015年8月至今，已先后有四名兵团党委常委级人物被查，除了职务最高的刘新齐外，还包括他在兵团党委领导层的三名前同事。2015年8月，兵团党委原常委，第八师原党委书记、政委，石河子市原市委书记宋志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后一审获刑四年；2016年12月，时任兵团党委常委田建荣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目前因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2017年4月6日，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后续的故事是，田建荣已经于2017年6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时过7年，仍然没有宣布对他的司法处理结果。 王世江于2017年7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通报中说他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严重蜕变、经济上特别贪婪，是典型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腐败分子，严重破坏了自治区水利系统的政治生态…… 而在王世江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前一个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已经对外宣布了“经审查决定，依法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但就和田建荣一样，对王世江的司法处理的结果至今没有被公开宣布。 兵团贪官群里像田建荣和王世江这样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便长年没有下文的例子挺多。比如2016年就被媒体报道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受到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时任兵团第九师副师长张建雄；再比如兵团五师双河市原副厅级干部孟宪锋已经于2023年3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但至今也无法从公开媒体中查到他们被逮捕、起诉和开庭的报道。 另外，时任兵团第四师副师长杨国伊已于2021年2月19日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处分通报中同时也宣布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时任兵团第十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文国辉已于2020年12月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处分通报中也是宣布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但从此双双再无下文。 至于被宣布正在接受审查调查之后便长年没有进一步消息的兵团贪官就更多了。比如时任兵团妇联主席张新荣，时任兵团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佼玉都是于2018年1月被宣布接受审查；时任兵团国资委副主任梁东亚是2020年初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此三人至今都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不过呢，对兵团贪官们的司法处理过程也有快的，比如2017年落马的时任兵团纪委副书记刘军，不出一年就已经被宣布因受贿两千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9年。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经受了纪委和监察委的审查调查幸免牢狱之灾或者只是受到轻处分的至少有以下几人。 2000年2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报道了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给予兵团副司令员陈忠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既然只是行政撤职，说明这位陈副司令员已经成功免受牢狱之灾。 另外还有一个免受牢狱之灾的例子是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原党常委闫志顺。此人虽然问题严重，但因为是主动投案，所以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开除党籍和公职，但不移交司法。 受处分最轻的当属兵团第九师原党委书记、政委何建明，此人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理由是“严重违纪违法”，但2020年3月下达的处理结果竟然只是留党察看一年，行政上撤消原职务，降为二级巡视员。 综合我们本篇文章和过去相关文章的内容，截至目前，新疆兵团落马的正省部级贪官有两个，一个是目前已经结束一审等待判决的前兵团党委书记、政委韩勇，另一个是前兵团司令员刘新齐。 而陆续受到党、政及司法处理的副司令员，第一个是前面已经介绍的陈忠，第二个是退休4年后又被倒查的杨福林。杨福林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期间，也还兼任一段兵团政法委书记职务。所以他被中纪委罗列的罪名里还有一项“违规插手案件”。 这位杨副司令员从2001年至2020年，从兵团副师长职务开始持续受贿至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期间，总受贿额三千万出头。法庭审理时认定他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故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杨福林被一审宣判的时间是去年4月。3个月后，另一位兵团副司令员焦小平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 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当时以《涉破坏“祖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焦小平被双开》为标题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中特别强调了中纪委对焦副司令员的双开通报中的奇特内容：“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施；罔顾党中央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要求”，“支持特定关系人开发秦岭地区小水电，破坏秦岭生态”……,另外还有“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形变调，加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制造金融安全隐患”等。 这个焦小平是所谓的“学者型官员”，著述颇丰。因为他的罪名之一是“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的实施”，所以他落马后其《碳博弈-国际竞争力与美国气候政策》、《未来低碳技术》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规则》三本著作受到特别关注。 此公是2022年6月才被从北京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位置上调升新疆兵团副司令员的。到任不满8个月即被宣布正在接受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审查调查。 与此同时，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王炳炬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迫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年5月17日，焦小平受贿案在重庆第五中院开庭，法庭宣布他的受贿金额只有6千多万，而且其中5千多万“未实际获得”。所以他最终应该是获刑10年以下。 关于兵团贪官群的最新消息是天山网上月18日发布的，内容是兵团第二师22团党委副书记、团长吴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十几年来笔者陆续搜集到的新疆兵团贪官群的资料远不止本文介绍的这些。留待日后再出现新的正、副司令员和正副政委被审查调查的消息时，一并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美国大选川普获胜，原因之一是从奥巴马以来形成的三角联盟破裂。这个三角联盟由“民主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高科技为主）－知识精英（左派媒体+教育界）”组成，但在选前半年左右，是华尔街数十位富有的华尔街投资人聚集在纽约皮埃尔酒店达成共识 支持支持川普。大选前后，又有好几家媒体离开民主党阵营，《华尔街日报》算其中一家。从宣布不为任何总统背书之后，该报屡出奇文，除了将拜登政府称为欧巴马第三任期之外，最惊耸的莫过于12月19日这篇《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 拜登的助手团队是白宫的实际掌权人 《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一文由四位元记者联手写成。据记者介绍，这篇关于白宫如何在一位元年迈的领导人位居组织结构顶端的情况下运作的文章，是基于对近 50 人的采访整理而成，其中包括那些参与或直接了解白宫运作的人。拜登公开活动中时时失语，助手们经常重复向他发出指示，告诉他从哪里进场或退场，有时走下讲台时找不到方向，白宫的幕僚长与新闻发言人需要经常向外界证明拜登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诸如此类都并非秘密。这篇文章揭示了外界一直在质疑的美国之问：究竟是谁在运作白宫的权力？揭示了以下至关重要的几方面事实： 拜登的助手团队在运作白宫的权力。拜登的身体时好时坏（文章分节标题‘Good days and bad days’），安排拜登日程首先得从身体状况出发。文章告诉读者，切莫为此担心，“拜登自30岁成为参议员以来就配备了顾问，他来到白宫时有一个由忠心耿耿、长期服务于白宫的助手组成的小团队，他们对拜登和华盛顿非常了解，可以成为特别有效的代理人。他们不能容忍对拜登表现的批评，也不能容忍民主党内更广泛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在总统决定竞选连任时”。 将拜登保护在一个硬壳中。这个团队充当总统的看门人（每个总统都有），几乎决定一切（这是拜登独有），从为避免显出拜登的衰老善忘特意限制吉尔·拜登的活动频率，到利用疫情时就设立的总统保护机制、控制拜登与内阁成员、立法代表们的见面以及见面时间，“使拜登与内阁成员、国会委员会主席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关系异常疏远。这也使他免受美国公众的监督”。就连国防部长与财政部长这些重要阁员，与拜登总统的互动也很少。“通常情况下，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高级顾问史蒂夫-里切蒂（Steve Ricchetti）、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赖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及其前任等人经常被安排担任总统的中间人”——也就是说，政府高官们经常通过这三人聆听总统的指示。“总统总有看门人。但据民主党议员、捐赠者和曾为拜登及其他政府工作过的助手称，拜登身边的围墙更高，控制更严。” 拜登与重要官员接触少，有事实佐证。国防部长奥斯丁因前列腺癌于2023年12月22日在全身麻醉下进行了手术，却没有通知拜登总统和他的工作人员，脱岗多日，让白宫找不著人的荒唐事也出现过。 助手团队决定总统获取什么类型的资讯。资讯为拜登编写新闻剪辑包的新闻助理被高级幕僚告知，要排除有关总统的负面报导。“拜登与谁交谈受到限制，他们对他说的话受到限制，他获取资讯的来源也受到限制。” 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有一小群助手紧随其后，为他提供帮助，尤其是在出差或对公众讲话时。“他们对他的照顾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一位目击者说，并补充说，这种 ‘手把手 ’（hand holding）是其他近几任总统所没有的。“这一结构的设计也是为了防止拜登出现口误或失误，从而损害他的形象，造成政治上的麻烦或扰乱世界秩序。” 助手团队的水准决定拜登的领导水准 美国这几年卷入的对外战争比较多。《白宫运作》一文并未提供与俄乌战争、以巴战争包括最近对叙利亚内乱的相关资讯。但有两条资讯却让读者能够管窥重大军事行动与情报资讯方面的运作情况。 华盛顿州众议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担任权力很大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2021年阿富汁撤军时，对拜登在政府制定撤军计画时发表的过于乐观的言论感到震惊。他试图向总统表达自己的担忧时却无法联系到总统本人。在灾难性的撤军行动造成13名美国军人和170多名阿富汗人死亡后，史密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性评论，称政府对美国支持的阿什拉夫-加尼政府的耐久性缺乏 “清醒的认识”，引致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一通愤怒的电话，两人激烈争吵。不久之后，史密斯接到了拜登的道歉电话。史密斯说，这是拜登在任四年来给史密斯打的唯一一个电话。史密斯评价说，“拜登的白宫比大多数白宫都要与世隔绝。”不过，据在阿富汗任作战指挥长达6年的美国将军Lieutenant Donald Bolduc在接受Washington Examiner的采访中所言，欧巴马是阿富汁混乱的设计师（Obama is architect of Afghanistan mess。Architect）。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头号民主党人、康涅狄格州众议员吉姆-海姆斯（Jim Himes）说，过去两年他与白宫的互动主要集中在《外国情报监视法》重要章节的重新授权上，拜登的高级顾问和其他政府高官在这个问题上与海姆斯进行了合作，他对双方的合作表示赞赏——这两人的经历表明，拜登的助手与高级幕僚们在自己了解的事情上可以与阁员及高层官僚沟通，成为“海姆斯”；遇到他们完全不了解且欠缺经验之事，就一个避字诀。 拜登的白宫中，谁是总统的领导？ 最后回到一个该文提出却没给出答案的问题：谁是总统的领导？ 文中有段让人遐想联翩的文字：“罗恩·克莱恩（Ron Klain）曾在拜登任职的头两年担任幕僚长，他表示，白宫的议程和步调由‘总统的指导和领导’ （the “president’s direction and leadership）决定”。 那么，谁是“总统的指导和领导”？这篇文章没进一步说明，但是擅长白宫内幕消息的Axios在2024年7月拜登被要求退出连任竞选时登过几篇文章，在《拜登日益缩小的核心圈子内幕》中谈到拜登对长期顾问迈克·多尼隆（Mike Donilon）、史蒂夫·里切蒂（Steve Ricchetti）和布鲁斯·里德（Bruce Reed）的依赖——这三人有时在白宫内部被称为“大人物”、“白发人”，被称为“三巨头”的时候较少。这三人拥有拜登及其家人最看重的忠诚。这个群体还包括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高级助手安东尼·伯纳尔（Anthony Bernal）和副幕僚长安妮·托马西尼（Annie Tomasini）。 但是，这些幕僚与助手就算再有能力，也只是在白宫事务上起作用。拜登真正的领导者另有其人。这一点，Axios在今年7月9日那篇《幕后：可能决定拜登命运的民主党人》一文中谈到，拜登知道可以忽略紧张的民主党人、媒体、专家、富有的捐助者和精英，因为他们对他的未来没有影响。但从前总统欧巴马到前众议院议长南茜·佩洛西，少数几位民主党高层人士肯定会影响他的未来。他们有信誉和影响力来推动拜登下台。 这些民主党高层人士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前总统欧巴马。早在选前数天的10月30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编辑部评论《哈里斯胜选意味著欧巴马第四次连任》，为何美国人会认为拜登政府是欧巴马的第三个任期？只因欧巴马曾于2020年11月大选之后在接受《斯蒂芬·科尔伯特深夜秀》（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访谈时，说过如下一段话：“如果我能安排一个替身，一个男主唱或女主唱，他们戴上耳机，我穿著运动服在地下室里流览这些东西，然后我可以发表台词，但其他人负责所有的演讲和仪式，我会接受的。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趣。” 看完这篇《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之后，我突然有点庆幸：幸亏这四年拜登政府只介入了俄乌战争与以巴战争还有红海胡塞武装的冲突，五角大楼尚能管控，倘若发生了更大的冲突，比如中国军队发动对台湾的袭击正好遇上拜登的Bad Days，怎么办？但我又生出另一种遐想：利用操控舞弊选出这么一位年老失智者做总统，而且是拥有世界最强大军力之国的“世界总统”，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我不敢再往下多想了，幸亏这一页只剩下1个月左右就可以翻过去了。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2024年美国大选川普获胜，原因之一是从奥巴马以来形成的三角联盟破裂。这个三角联盟由“民主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高科技为主）－知识精英（左派媒体+教育界）”组成，但在选前半年左右，是华尔街数十位富有的华尔街投资人聚集在纽约皮埃尔酒店达成共识 支持支持川普。大选前后，又有好几家媒体离开民主党阵营，《华尔街日报》算其中一家。从宣布不为任何总统背书之后，该报屡出奇文，除了将拜登政府称为欧巴马第三任期之外，最惊耸的莫过于12月19日这篇《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 拜登的助手团队是白宫的实际掌权人 《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一文由四位元记者联手写成。据记者介绍，这篇关于白宫如何在一位元年迈的领导人位居组织结构顶端的情况下运作的文章，是基于对近 50 人的采访整理而成，其中包括那些参与或直接了解白宫运作的人。拜登公开活动中时时失语，助手们经常重复向他发出指示，告诉他从哪里进场或退场，有时走下讲台时找不到方向，白宫的幕僚长与新闻发言人需要经常向外界证明拜登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诸如此类都并非秘密。这篇文章揭示了外界一直在质疑的美国之问：究竟是谁在运作白宫的权力？揭示了以下至关重要的几方面事实： 拜登的助手团队在运作白宫的权力。拜登的身体时好时坏（文章分节标题‘Good days and bad days’），安排拜登日程首先得从身体状况出发。文章告诉读者，切莫为此担心，“拜登自30岁成为参议员以来就配备了顾问，他来到白宫时有一个由忠心耿耿、长期服务于白宫的助手组成的小团队，他们对拜登和华盛顿非常了解，可以成为特别有效的代理人。他们不能容忍对拜登表现的批评，也不能容忍民主党内更广泛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在总统决定竞选连任时”。 将拜登保护在一个硬壳中。这个团队充当总统的看门人（每个总统都有），几乎决定一切（这是拜登独有），从为避免显出拜登的衰老善忘特意限制吉尔·拜登的活动频率，到利用疫情时就设立的总统保护机制、控制拜登与内阁成员、立法代表们的见面以及见面时间，“使拜登与内阁成员、国会委员会主席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关系异常疏远。这也使他免受美国公众的监督”。就连国防部长与财政部长这些重要阁员，与拜登总统的互动也很少。“通常情况下，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高级顾问史蒂夫-里切蒂（Steve Ricchetti）、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赖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及其前任等人经常被安排担任总统的中间人”——也就是说，政府高官们经常通过这三人聆听总统的指示。“总统总有看门人。但据民主党议员、捐赠者和曾为拜登及其他政府工作过的助手称，拜登身边的围墙更高，控制更严。” 拜登与重要官员接触少，有事实佐证。国防部长奥斯丁因前列腺癌于2023年12月22日在全身麻醉下进行了手术，却没有通知拜登总统和他的工作人员，脱岗多日，让白宫找不著人的荒唐事也出现过。 助手团队决定总统获取什么类型的资讯。资讯为拜登编写新闻剪辑包的新闻助理被高级幕僚告知，要排除有关总统的负面报导。“拜登与谁交谈受到限制，他们对他说的话受到限制，他获取资讯的来源也受到限制。” 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有一小群助手紧随其后，为他提供帮助，尤其是在出差或对公众讲话时。“他们对他的照顾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一位目击者说，并补充说，这种 ‘手把手 ’（hand holding）是其他近几任总统所没有的。“这一结构的设计也是为了防止拜登出现口误或失误，从而损害他的形象，造成政治上的麻烦或扰乱世界秩序。” 助手团队的水准决定拜登的领导水准 美国这几年卷入的对外战争比较多。《白宫运作》一文并未提供与俄乌战争、以巴战争包括最近对叙利亚内乱的相关资讯。但有两条资讯却让读者能够管窥重大军事行动与情报资讯方面的运作情况。 华盛顿州众议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担任权力很大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2021年阿富汁撤军时，对拜登在政府制定撤军计画时发表的过于乐观的言论感到震惊。他试图向总统表达自己的担忧时却无法联系到总统本人。在灾难性的撤军行动造成13名美国军人和170多名阿富汗人死亡后，史密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性评论，称政府对美国支持的阿什拉夫-加尼政府的耐久性缺乏 “清醒的认识”，引致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一通愤怒的电话，两人激烈争吵。不久之后，史密斯接到了拜登的道歉电话。史密斯说，这是拜登在任四年来给史密斯打的唯一一个电话。史密斯评价说，“拜登的白宫比大多数白宫都要与世隔绝。”不过，据在阿富汗任作战指挥长达6年的美国将军Lieutenant Donald Bolduc在接受Washington Examiner的采访中所言，欧巴马是阿富汁混乱的设计师（Obama is architect of Afghanistan mess。Architect）。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头号民主党人、康涅狄格州众议员吉姆-海姆斯（Jim Himes）说，过去两年他与白宫的互动主要集中在《外国情报监视法》重要章节的重新授权上，拜登的高级顾问和其他政府高官在这个问题上与海姆斯进行了合作，他对双方的合作表示赞赏——这两人的经历表明，拜登的助手与高级幕僚们在自己了解的事情上可以与阁员及高层官僚沟通，成为“海姆斯”；遇到他们完全不了解且欠缺经验之事，就一个避字诀。 拜登的白宫中，谁是总统的领导？ 最后回到一个该文提出却没给出答案的问题：谁是总统的领导？ 文中有段让人遐想联翩的文字：“罗恩·克莱恩（Ron Klain）曾在拜登任职的头两年担任幕僚长，他表示，白宫的议程和步调由‘总统的指导和领导’ （the “president’s direction and leadership）决定”。 那么，谁是“总统的指导和领导”？这篇文章没进一步说明，但是擅长白宫内幕消息的Axios在2024年7月拜登被要求退出连任竞选时登过几篇文章，在《拜登日益缩小的核心圈子内幕》中谈到拜登对长期顾问迈克·多尼隆（Mike Donilon）、史蒂夫·里切蒂（Steve Ricchetti）和布鲁斯·里德（Bruce Reed）的依赖——这三人有时在白宫内部被称为“大人物”、“白发人”，被称为“三巨头”的时候较少。这三人拥有拜登及其家人最看重的忠诚。这个群体还包括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高级助手安东尼·伯纳尔（Anthony Bernal）和副幕僚长安妮·托马西尼（Annie Tomasini）。 但是，这些幕僚与助手就算再有能力，也只是在白宫事务上起作用。拜登真正的领导者另有其人。这一点，Axios在今年7月9日那篇《幕后：可能决定拜登命运的民主党人》一文中谈到，拜登知道可以忽略紧张的民主党人、媒体、专家、富有的捐助者和精英，因为他们对他的未来没有影响。但从前总统欧巴马到前众议院议长南茜·佩洛西，少数几位民主党高层人士肯定会影响他的未来。他们有信誉和影响力来推动拜登下台。 这些民主党高层人士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前总统欧巴马。早在选前数天的10月30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编辑部评论《哈里斯胜选意味著欧巴马第四次连任》，为何美国人会认为拜登政府是欧巴马的第三个任期？只因欧巴马曾于2020年11月大选之后在接受《斯蒂芬·科尔伯特深夜秀》（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访谈时，说过如下一段话：“如果我能安排一个替身，一个男主唱或女主唱，他们戴上耳机，我穿著运动服在地下室里流览这些东西，然后我可以发表台词，但其他人负责所有的演讲和仪式，我会接受的。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趣。” 看完这篇《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之后，我突然有点庆幸：幸亏这四年拜登政府只介入了俄乌战争与以巴战争还有红海胡塞武装的冲突，五角大楼尚能管控，倘若发生了更大的冲突，比如中国军队发动对台湾的袭击正好遇上拜登的Bad Days，怎么办？但我又生出另一种遐想：利用操控舞弊选出这么一位年老失智者做总统，而且是拥有世界最强大军力之国的“世界总统”，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我不敢再往下多想了，幸亏这一页只剩下1个月左右就可以翻过去了。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