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令整个世界最为令人振奋之事，莫过于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自此，民主中国阵线深感自1989年9月天安门大屠杀流亡海外在法国巴黎组建3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欣喜和振奋，川普的胜选就是2024年最大最好的圣诞礼物和愉悦，更是迎来2025年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肉眼凡胎可见的清晰前景。 The most exhilarating event for the entire world in 2024 was undoubtedly the outcome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November 5. Following this historic mo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eels a level of joy and excitement unseen since its founding in exile in Paris, France, in September 1989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Donald Trump’s victory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delightful Christmas gift of 2024, heralding a clear and tangible vision of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order in 2025. 民主中国阵线自成立起，35年来从未丝毫懈怠，前赴后继地费尽移山心力奋力完成数代中国人百年理想和夙愿，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然而，仅靠民主中国阵线艰苦卓绝的努力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民主中国阵线所从事的事业，与残暴的中共政权相抗，是一场人与兽斗，人与魔斗的角力。民主中国阵线以及所有对抗中共专制的各派力量之和都根本无法获胜。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DC) has never wavered in its commitment over the past 35 year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ave devoted immense effort to realizing the century-old dream and aspiration of building […]
最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起，鉴于今年圣诞节的气氛又恢复了一些，是否意味着，过去几年那种文化上逐渐倒退、封闭的现象正在好转？ 我对此并不乐观，认为那只是部分地区的部分现象。 事实证明，在很多地方以及很多场景，以圣诞节为代表的“洋节”依然是被抵制的对象，比如，本应传递正确三观的教育机构。 不仅一些学校宣布抵制“洋节”。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甚至连幼儿园小朋友也没有被放过。 网络图片 抵制“洋节”的人或单位不少，但作为给下一代传播知识、树立三观的教育机构，说出“不过外国节日”这样的无知之语，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难道这些学校的管理者们真的以为，来自外国的“洋节”，只有圣诞节、万圣节，愚人节、以及情人节？ 网络图片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被抵制的不应该只有圣诞节、万圣节等“洋节”，包括元旦、劳动节等节假日，也应一并纳入抵制范围。 元旦节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就职誓词中，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为结尾。这就是中国‘元旦’的来历。”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旦，指西**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 请洋节抵制者们从自身做起，拒绝元旦。 妇女节 然后要抵制的，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这一斗争得到了美国和世界广大劳动妇女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1977年，第32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决定把3月8日作为“联合国妇女权益日和国际和平日”。” 对于这样的“洋节”，请抵制者们坚决反对，包括其中的女士。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每年的315打假日，正式名称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虽然不是节日，但同样是舶来品—— “1898年，全世界第一个消费者组织在美国成立。 1936年，建立了全美的消费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反映消费者利益和要求的组织在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出现。 1983年，国际消费者协会把每年的3月15日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从这个权益日的国际背景甚至是美国背景来看，必须是要抵制的。 母亲节 下一个要抵制的，是母亲节—— “母亲节起源于美国，这个节日的发起人是费城人安娜·贾维斯，这个女子终生未嫁，膝下无儿无女。1906年5月9日，安娜·贾维斯的母亲不幸去世，她悲痛万分。在次年母亲逝世的周年忌日，贾维斯组织了追思母亲的活动，并鼓励他人也以类似方式来表达对各自慈母的感激之情。” “1913年5月10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由威尔逊总统签署公告，决定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这一举措引起世界各国纷纷仿效，至1948年贾维斯谢世时，已有43个国家设立了母亲节。” 对于这个起源于你们最讨厌的美国的节日，请抵制者们——包括有母亲的和已为人母的，坚决反对。 国际劳动节 然后是本文重点，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样是外来节日（此处应敲黑板）——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等城市的35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和游行示威，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这场斗争震撼了整个美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力量，迫使资本家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美国工人的这次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为了纪念美国工人的这次“五一”大罢工，显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力量，推进各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会议通过决议，规定189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者举行游行，并决定把5月1日这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4] 怎么？又是你们最讨厌的美国人搞出来的节日，既然如此，请各位自觉抵制五一黄金周假期，坚持上班，从自己做起。 儿童节 “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为了悼念1942年6月10日的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利，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 孩子们的节日，你们是不是也要一起剥夺了？ 历法 一星期七天的制度同样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Babylon）。而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双休日，也是来自国际上每周40小时标准工时制，我国从199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 以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公元历法，也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来品。（参见我之前写的《来自西方的闰年和公元历法，算不算文化入侵？》） 天朝上国的遗老遗少们，要不连这个也一起抵制了？ 最后的话 中国能够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为工业大国，最根本的动力正是来自西方的科学和文化。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人刚刚吃饱肚子，就忍不住把我大清那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糟粕搬出来了。 虽然最近几年全球化遇到了一些障碍，但整个世界在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不断融合，仍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掩耳盗铃也好，闭关自守也罢，不会让这个国家更加强大，只会因自绝于世界潮流而再次落伍。 驱洋人、拆铁路，反映的不是文化自信，恰恰是极大的不自信。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爸讲科学
2024年令整个世界最为令人振奋之事，莫过于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自此，民主中国阵线深感自1989年9月天安门大屠杀流亡海外在法国巴黎组建3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欣喜和振奋，川普的胜选就是2024年最大最好的圣诞礼物和愉悦，更是迎来2025年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肉眼凡胎可见的清晰前景。 The most exhilarating event for the entire world in 2024 was undoubtedly the outcome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November 5. Following this historic mo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eels a level of joy and excitement unseen since its founding in exile in Paris, France, in September 1989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Donald Trump’s victory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delightful Christmas gift of 2024, heralding a clear and tangible vision of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order in 2025. 民主中国阵线自成立起，35年来从未丝毫懈怠，前赴后继地费尽移山心力奋力完成数代中国人百年理想和夙愿，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然而，仅靠民主中国阵线艰苦卓绝的努力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民主中国阵线所从事的事业，与残暴的中共政权相抗，是一场人与兽斗，人与魔斗的角力。民主中国阵线以及所有对抗中共专制的各派力量之和都根本无法获胜。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DC) has never wavered in its commitment over the past 35 year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ave devoted immense effort to realizing the century-old dream and aspiration of building […]
01 归属感 刚开始做外卖员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抗拒，但会有一点点胆怯，因为要主动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其实不是说我适应或者不适应，更多意义上，我确实暂时没有太多别的办法。 第一次送外卖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系统给派了一个蛋糕，20厘米大小。蛋糕很难送，是易损品。万一碰坏了得赔钱，那估计要挣一两天。但我也没办法，只能小心点慢慢走。 那时，我还在一所职校教思想政治课。职校的学生太不好管了，抽烟打架。一个男生13岁，上了很多年武校，家长让他回来到这里上学，上着课，他就把前面那个女生的头发割了一段；两个人吵架，他又照着那女生的头扇了一巴掌。 最后只能报警。作为老师，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教好自己的课。因为这门课不高考，学校又是民办的，要考虑利润、经营成本问题，这个课就变得可有可无。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以后肯定会取消（这门课）。 我没有太多焦虑，但会去想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学一些技能。但像我们普通人，要学一个东西，需要碰见某个特定的机会，慢慢试才行，不能只空想。最后只能去送外卖。当时我也想过送快递，但还得整一辆三轮车，好一点的电三轮也要七八千，不便宜。送外卖是因为家里本来就有一辆电瓶车。 刚开始都是晚上有空跑一会，提前适应一下。大概半年前，职校老师的那份工作就没了。我开始全天跑。每天大概十几二十单，每个月收入就3000块钱吧，加上家属的（收入），基本够家庭开销。 偶尔会遇到比较善意的人，就是打赏。一个男孩给一个女孩买水果，让我送到学校门口，但那个女孩要5:30才下课，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结果，那个女孩连男的叫啥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这俩人应该是网友。就这么点事，那个男孩打赏了6块6。还有一些就是写错地址，离得近，我就给送过去。比较烦的就是有些保安不让电瓶车进小区，只能走路进去。 外卖这个工作没什么特殊，网上讲的那些段子，我都碰不着。大部分时间，你都见不着人，门缝一开，伸出来一支手，闪一眼，把东西拿走就行了。 骑手们没事了会聚在一起聊天，像今天跑了多远，拿了多少单。跑外卖的大都是本地小年轻，说实话，可能也没上过什么学，只到初中毕业，五六十岁的人也有，但不多。其实，我觉得外卖员不至于那么辛苦，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电车。 我本科在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我们当地一个金属制造企业上班，2012年就（在老家）买了房。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钱，后来考研，2012年考上了广西一个211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我很顺利地就到北京一个互联网大厂做内容运营。 但往后我没有走好职业之路。我在北京待了大概两年，虽然不能说那是最好的时候，但它有新鲜感。我做的内容纯搞笑，每天都在不停地看东西，因为每个小时都有要求，我们要审核多少条内容，工作压力不算大。 那时跟人合租，（房租）一个月3000多块，工资八九千块，每个月能剩一点，但最后也都被我花了。我没什么爱好，喜欢买一点零碎的东西，比如充电宝会买好一点的。我经常去知春路那个沃尔玛，我觉得超市还是比较友好的，多逛逛能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 有时候想起买房就没有归属感。夜里上到9点10点，走到楼下，还有灯是亮着的，到处都有人。我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像一个小螺丝钉。门口的保安长期都是固定的那两三个人。 大部分同事工作一两年之后陆续走了，一般大家都会说“多多保重，以后常联系”这样。我当时也会感触，想想将来自己可能也会回去。2017年春天，决定离开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父母只说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但房子我是没办法解决的，就还是回去吧。 02 选择与落差 回老家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积蓄，大概就几万块钱。最早我对工作满意的标准就是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块钱，但必须要交五险一金。 我找过行政、人力和文员。实话说，我原来是学管理学，但河南是农业大省，（安阳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都不发达。现在我们这跟互联网最相关的工作就是主播，前几年少部分的传媒公司在招公众号编辑。 有些工作属于“被动”离职。之前，朋友介绍了一个大专老师的兼职，做了大概一年，民办学校的学生没那么多了，就不再需要兼职老师了。我还在物业公司干过，前台打杂修电啥都干，一个月3000多块钱，干了三个月，也是属于被动离职，因为老板安排了一个亲戚进去。 还有一些就是属于客观意义上的不合适。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待过三个月，进去以后让我写文件，内容就是公司的长远规划。但这个东西我显然不懂，它不是随便百度一下看看就能整出来的，写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实习期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这个事我确实不会。 前两年我在书店做过图书管理员。这是街上贴的小广告，当时去也是没办法，我暂时只能找到那份工作，但是钱太少了，（月薪）只有1000多块钱。 很多人问我为啥不考公？我考过七八次，事业单位、公务员都有，慢慢放弃了。我数学不好，看那个题就跟外星文一样。每次结果出来也不会很失望，因为真的不会，比如数学的排列组合，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 ●大树的视频作品。图源@慢叔叔来看看 渐渐地，我觉得回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但那时的感受不像现在这样深。当时还觉得有希望。这也因为我不太了解本地情况，熟悉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少，经济也不是很发达，再怎么费力可能也就这个样子。 我也想过去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源。之前我工作过的书店，就是我从小买书的地方。它属于民营企业，从90年代到现在没倒闭，不说挣多少钱，但在这个城市里，不管是资源还是关系，它肯定有自己的分销渠道。我没有这些资源，可能10年、20年都做不起来。 做过的这些工作里面，比较满意就是书店管理员。它不算轻松，但我比较精通，而且它跟文字相关，我的接受程度会快一点。比如我瞄一眼这本书，就大概知道它在说什么。 其实我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一部分时间在家闲着，一部分时间在寻找的路上，就是找各种事儿干，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做自媒体，最后也没有成。 自媒体能发财，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谁不想发财对不对？当时网上谣言太多，我就专门找一些辟谣的文章，直接复制过来，算是转载的一种。我从来没想过去做原创，直到这两年我才明白，做自媒体需要一个固定的形象，要持续不断地输出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脑子确实慢了一点。 事实上，虽然心里有落差，但每次有新工作，只要我会就行。不过，所有的落差都不如办公环境来得直接明显：有一回，我到一个医药工厂应聘人事。那个办公室就是公路边的一间民房，类似移动板房，只不过是砖砌的，周围没有楼房，就是一片村子。 落差不是因为环境本身，而是让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展就这样了。这也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得看见了才能感觉到，看不见就感觉不到，没有超前意识，想事情比较单一。 我找了很多工作，但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慢慢地，我就开始接受了。毕竟稳定的不是很好找，但你可能会遇到需要钱的时候，所以，我短时间内就只能做这个（外卖）。这就是现实，你只能接受它。这种心态很像上学的时候，绝大部分学生都想考好，有人可能努力了，但方法不对。 03 “接受自己的现状” 以前的那些同事大部分都回老家了。唯一有联系的一个男生在武汉，通过自学，现在在做程序员，但武汉毕竟是大城市。我有一些同学在做管理层，有时候在送餐的路上，我就会想，这个差距是怎么造成的？ 当然现在去想的话，其实我应该在（回老家）时找人指导，或者多问，了解清楚当地有什么产业，可能（境遇）会好一些。像小地方，比较体面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和老师，如果想好要回老家，当初就应该学文学专业，回来当老师，这个规划就会好一点。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对某个具体的选择后悔，而是后悔一直在变的状态。 这几年我想明白了几件事情：比如在小城市，你可能要从事一些跟实体相关的工作；第二这个工作可能必须有人带着你，他可能愿意跟你说某些事情。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生的际遇被很多因素影响，比如一个好同事，一个好领导；还有家庭因素，比如说开公司的同学，家里一直以来都在做生意。 家里人（对送外卖）没有太多想法，觉得只要合理合法挣钱就行了。我爱人在辅导机构当老师，送外卖之前，我跟她提过，她没有太多特别的反应，就说去吧。有时她也会劝我去当老师，这可能也是一个选择，但你要重新捡起初中的课本，我一般会说没问题，有时间会看一下。 除了家里人，没人知道我在跑外卖。我跟以前的同学都没怎么联系了，现在联系最多的就是一个在超市做拣货员的男生。过年的时候，亲戚会问，父母都说我在当老师，因为我以前确实也做过老师。我比较能理解，这也很正常，毕竟外卖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我一般不会在家里穿（外卖服）出门，一般电瓶车走个三分钟（再穿）就行了。 从我们普遍的认知来说，外卖员就是最差的了。在我评论的下面，有人的说法很过分。比如会说，送外卖是走投无路的人才干的。至少还有这样一条路，怎么能说走投无路？其实外卖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无非就是天天在跑。 话说回来，某种意义上，外卖和快递可能是最稳定的工作，因为没有失业的风险。收入再不好，只要你下劲去做，它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一般我就是早上10点左右出门，然后三四点回家歇一会，五点再接着出去，一般八点就能回家，小城市你基本只要在比较热闹的地方等活就行。 我也会怀疑读书的意义，读书跟挣钱之间的关系。但每个人的经历比较复杂，现在社会跟几十年前也不一样，职业高度细化，挣钱跟读不读书，确实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小孩，我觉得还是先让他上学读书，成绩要尽量好，毕竟他还是要往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上去啊。 我不是迷茫，就是比较无力你知道吗？有劲没地方使，不知道要怎么使，往哪里使？这两年，这种感受特别强烈，随着年龄往上走，很多你会想得越来越明白。但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不想了，没什么意义，接受自己的现状。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开个小超市，因为我觉得第一稳，第二可能相对离家近点，什么事都好照应。你看有大超市“完犊子”的，我还没见过家门口小超市完的。但这个事情估计挺难的，怎么也得十几二十万吧。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01 归属感 刚开始做外卖员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抗拒，但会有一点点胆怯，因为要主动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其实不是说我适应或者不适应，更多意义上，我确实暂时没有太多别的办法。 第一次送外卖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系统给派了一个蛋糕，20厘米大小。蛋糕很难送，是易损品。万一碰坏了得赔钱，那估计要挣一两天。但我也没办法，只能小心点慢慢走。 那时，我还在一所职校教思想政治课。职校的学生太不好管了，抽烟打架。一个男生13岁，上了很多年武校，家长让他回来到这里上学，上着课，他就把前面那个女生的头发割了一段；两个人吵架，他又照着那女生的头扇了一巴掌。 最后只能报警。作为老师，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教好自己的课。因为这门课不高考，学校又是民办的，要考虑利润、经营成本问题，这个课就变得可有可无。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以后肯定会取消（这门课）。 我没有太多焦虑，但会去想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学一些技能。但像我们普通人，要学一个东西，需要碰见某个特定的机会，慢慢试才行，不能只空想。最后只能去送外卖。当时我也想过送快递，但还得整一辆三轮车，好一点的电三轮也要七八千，不便宜。送外卖是因为家里本来就有一辆电瓶车。 刚开始都是晚上有空跑一会，提前适应一下。大概半年前，职校老师的那份工作就没了。我开始全天跑。每天大概十几二十单，每个月收入就3000块钱吧，加上家属的（收入），基本够家庭开销。 偶尔会遇到比较善意的人，就是打赏。一个男孩给一个女孩买水果，让我送到学校门口，但那个女孩要5:30才下课，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结果，那个女孩连男的叫啥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这俩人应该是网友。就这么点事，那个男孩打赏了6块6。还有一些就是写错地址，离得近，我就给送过去。比较烦的就是有些保安不让电瓶车进小区，只能走路进去。 外卖这个工作没什么特殊，网上讲的那些段子，我都碰不着。大部分时间，你都见不着人，门缝一开，伸出来一支手，闪一眼，把东西拿走就行了。 骑手们没事了会聚在一起聊天，像今天跑了多远，拿了多少单。跑外卖的大都是本地小年轻，说实话，可能也没上过什么学，只到初中毕业，五六十岁的人也有，但不多。其实，我觉得外卖员不至于那么辛苦，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电车。 我本科在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我们当地一个金属制造企业上班，2012年就（在老家）买了房。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钱，后来考研，2012年考上了广西一个211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我很顺利地就到北京一个互联网大厂做内容运营。 但往后我没有走好职业之路。我在北京待了大概两年，虽然不能说那是最好的时候，但它有新鲜感。我做的内容纯搞笑，每天都在不停地看东西，因为每个小时都有要求，我们要审核多少条内容，工作压力不算大。 那时跟人合租，（房租）一个月3000多块，工资八九千块，每个月能剩一点，但最后也都被我花了。我没什么爱好，喜欢买一点零碎的东西，比如充电宝会买好一点的。我经常去知春路那个沃尔玛，我觉得超市还是比较友好的，多逛逛能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 有时候想起买房就没有归属感。夜里上到9点10点，走到楼下，还有灯是亮着的，到处都有人。我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像一个小螺丝钉。门口的保安长期都是固定的那两三个人。 大部分同事工作一两年之后陆续走了，一般大家都会说“多多保重，以后常联系”这样。我当时也会感触，想想将来自己可能也会回去。2017年春天，决定离开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父母只说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但房子我是没办法解决的，就还是回去吧。 02 选择与落差 回老家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积蓄，大概就几万块钱。最早我对工作满意的标准就是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块钱，但必须要交五险一金。 我找过行政、人力和文员。实话说，我原来是学管理学，但河南是农业大省，（安阳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都不发达。现在我们这跟互联网最相关的工作就是主播，前几年少部分的传媒公司在招公众号编辑。 有些工作属于“被动”离职。之前，朋友介绍了一个大专老师的兼职，做了大概一年，民办学校的学生没那么多了，就不再需要兼职老师了。我还在物业公司干过，前台打杂修电啥都干，一个月3000多块钱，干了三个月，也是属于被动离职，因为老板安排了一个亲戚进去。 还有一些就是属于客观意义上的不合适。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待过三个月，进去以后让我写文件，内容就是公司的长远规划。但这个东西我显然不懂，它不是随便百度一下看看就能整出来的，写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实习期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这个事我确实不会。 前两年我在书店做过图书管理员。这是街上贴的小广告，当时去也是没办法，我暂时只能找到那份工作，但是钱太少了，（月薪）只有1000多块钱。 很多人问我为啥不考公？我考过七八次，事业单位、公务员都有，慢慢放弃了。我数学不好，看那个题就跟外星文一样。每次结果出来也不会很失望，因为真的不会，比如数学的排列组合，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 ●大树的视频作品。图源@慢叔叔来看看 渐渐地，我觉得回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但那时的感受不像现在这样深。当时还觉得有希望。这也因为我不太了解本地情况，熟悉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少，经济也不是很发达，再怎么费力可能也就这个样子。 我也想过去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源。之前我工作过的书店，就是我从小买书的地方。它属于民营企业，从90年代到现在没倒闭，不说挣多少钱，但在这个城市里，不管是资源还是关系，它肯定有自己的分销渠道。我没有这些资源，可能10年、20年都做不起来。 做过的这些工作里面，比较满意就是书店管理员。它不算轻松，但我比较精通，而且它跟文字相关，我的接受程度会快一点。比如我瞄一眼这本书，就大概知道它在说什么。 其实我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一部分时间在家闲着，一部分时间在寻找的路上，就是找各种事儿干，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做自媒体，最后也没有成。 自媒体能发财，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谁不想发财对不对？当时网上谣言太多，我就专门找一些辟谣的文章，直接复制过来，算是转载的一种。我从来没想过去做原创，直到这两年我才明白，做自媒体需要一个固定的形象，要持续不断地输出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脑子确实慢了一点。 事实上，虽然心里有落差，但每次有新工作，只要我会就行。不过，所有的落差都不如办公环境来得直接明显：有一回，我到一个医药工厂应聘人事。那个办公室就是公路边的一间民房，类似移动板房，只不过是砖砌的，周围没有楼房，就是一片村子。 落差不是因为环境本身，而是让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展就这样了。这也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得看见了才能感觉到，看不见就感觉不到，没有超前意识，想事情比较单一。 我找了很多工作，但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慢慢地，我就开始接受了。毕竟稳定的不是很好找，但你可能会遇到需要钱的时候，所以，我短时间内就只能做这个（外卖）。这就是现实，你只能接受它。这种心态很像上学的时候，绝大部分学生都想考好，有人可能努力了，但方法不对。 03 “接受自己的现状” 以前的那些同事大部分都回老家了。唯一有联系的一个男生在武汉，通过自学，现在在做程序员，但武汉毕竟是大城市。我有一些同学在做管理层，有时候在送餐的路上，我就会想，这个差距是怎么造成的？ 当然现在去想的话，其实我应该在（回老家）时找人指导，或者多问，了解清楚当地有什么产业，可能（境遇）会好一些。像小地方，比较体面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和老师，如果想好要回老家，当初就应该学文学专业，回来当老师，这个规划就会好一点。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对某个具体的选择后悔，而是后悔一直在变的状态。 这几年我想明白了几件事情：比如在小城市，你可能要从事一些跟实体相关的工作；第二这个工作可能必须有人带着你，他可能愿意跟你说某些事情。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生的际遇被很多因素影响，比如一个好同事，一个好领导；还有家庭因素，比如说开公司的同学，家里一直以来都在做生意。 家里人（对送外卖）没有太多想法，觉得只要合理合法挣钱就行了。我爱人在辅导机构当老师，送外卖之前，我跟她提过，她没有太多特别的反应，就说去吧。有时她也会劝我去当老师，这可能也是一个选择，但你要重新捡起初中的课本，我一般会说没问题，有时间会看一下。 除了家里人，没人知道我在跑外卖。我跟以前的同学都没怎么联系了，现在联系最多的就是一个在超市做拣货员的男生。过年的时候，亲戚会问，父母都说我在当老师，因为我以前确实也做过老师。我比较能理解，这也很正常，毕竟外卖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我一般不会在家里穿（外卖服）出门，一般电瓶车走个三分钟（再穿）就行了。 从我们普遍的认知来说，外卖员就是最差的了。在我评论的下面，有人的说法很过分。比如会说，送外卖是走投无路的人才干的。至少还有这样一条路，怎么能说走投无路？其实外卖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无非就是天天在跑。 话说回来，某种意义上，外卖和快递可能是最稳定的工作，因为没有失业的风险。收入再不好，只要你下劲去做，它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一般我就是早上10点左右出门，然后三四点回家歇一会，五点再接着出去，一般八点就能回家，小城市你基本只要在比较热闹的地方等活就行。 我也会怀疑读书的意义，读书跟挣钱之间的关系。但每个人的经历比较复杂，现在社会跟几十年前也不一样，职业高度细化，挣钱跟读不读书，确实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小孩，我觉得还是先让他上学读书，成绩要尽量好，毕竟他还是要往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上去啊。 我不是迷茫，就是比较无力你知道吗？有劲没地方使，不知道要怎么使，往哪里使？这两年，这种感受特别强烈，随着年龄往上走，很多你会想得越来越明白。但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不想了，没什么意义，接受自己的现状。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开个小超市，因为我觉得第一稳，第二可能相对离家近点，什么事都好照应。你看有大超市“完犊子”的，我还没见过家门口小超市完的。但这个事情估计挺难的，怎么也得十几二十万吧。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进一寸有进一寸的艰难。】 1 法院宣判，尘埃落定，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埋尸案，有结局了。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三个人，一个无期徒刑，一个十二年徒刑，一个不予刑事处罚。 没有死刑。 所以，不少网友们还是很激愤，认为判罚太轻。 实际上，真要是细致了解过中国法治进程“改进”的人，就会明白，此判决，已经属于“巨大进步”了。 2 刑事责任，一直都有一个年龄门槛，就是要满16周岁。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 所以，多数时候的校园霸凌，其‘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为未满16周岁，而被避免于刑事责任追究，一般都是“训诫警告处分”完事。 正是因为这种“宽宥处罚”，使得校园霸凌以及一些恶劣的低年龄犯罪事件，都没有起到严惩警示的震慑作用。 直到2021年3月1日。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至12周岁。 其中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此次邯郸事件，三个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年龄都是13岁。 正好卡在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这个空档里。 而同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 此外，可能也难以判处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正是因为法律条文里的“慎杀”原则，再加上“未成年”这个护身符，使得低年龄犯罪案件的最终判决，往往与激愤的民意相悖。 就是真追究13岁小恶魔的刑事责任，得先提交最高检核准、然后公审，最后顶天了可能就是个十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尽管此次邯郸案件首犯判了无期，但是通常来说，无期徒刑最后都会变成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律的“人性化”，看似以人文本，但往往也容易滋生盲点，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 3 邯郸事件此次判决，许多网友表示愤慨而且不满。 但是翻看过往同类型案件，你就知道，此次判决，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大家还记得，大连那个13岁的小恶魔奸杀10岁女童案件吗？ 【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 大连这个小渣滓奸杀幼女事件，其恶劣程度、其全国影响力，不亚于邯郸事件。 最后，牢都不用坐，直接三年收容教养训诫完事了。 另外，2021年陕西勉县“13岁男孩杀害6岁男童案”、2023年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一次次引发公众的震惊。 每每发生此类案件，舆论除谴责“小恶魔”，还有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标准的争议。 单单是一个“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呼吁了多少年，多少次血的代价和教训，才换来了最终的微小一步。 于海明，记住这个名字，要不是他引发的昆山龙哥被反杀案引得举国轰动。 估计正当防卫这个词，还在“故意伤害”和“防卫过当”后面当替补。 可能也正是因为之前大连13岁恶魔案件最后的“3年收容教养”引起了巨大公愤，所以此次的邯郸事件同样掀起舆论风暴下，高层的人，不得不考虑社会影响和大众情绪了。 由此，也可见法律条文修改的“滞后性”。 它并没有前瞻性的从源头适当调整，以“宽宥好人、严惩恶人”的姿态来约束犯罪宣扬良善，多数时候的“进一寸欢喜”，都是靠着巨大的舆论裹挟和民意倒逼，而不得不做出妥协改变。 当初大连那个案件，就应该从重判决，全国各中小学大屏里滚动播放。 恰恰相反，非但没有以此警钟为诫，看看这些年，中小学校园里，都干了些什么鸟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学生家长发布家长会相关照片，一张PPT页面显示，要求“爱校教育要从家庭做起、从父母做起”，还提到“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广东普宁一中学出具的反对校园欺凌承诺书上，有“若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视频”的内容。 广东梅州五华县水寨中学要求所有学生签署承诺书，承诺出现自杀、自残行为均与学校无关，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学校主张赔偿。 “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 看见了吧，校园净土里，尽出这些幺蛾子肮脏事。 食堂的破事，就不说了，现在要学生签承诺书，“自杀与学校无关”；“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像”；“学校是我家，谁敢说学校坏话，我们就要群起攻之”。 简单来说，这是个好地方，有的只是好人好事正能量，出了事，你闭嘴不要说，死了人，我们低调冷处理，“你死了事小，闹大了影响了学校声誉，事大”。 13岁的学生被杀了，17岁的学生跳楼了，23岁的研究生、26岁的博士生，被压榨被凌辱不堪忍受跳楼自杀了。 怎么办？ 对相关责任人，训诫警告处分；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对后世人现身说法，“开一堂心理课，让他们周六过来接受心理治疗”。 最后再发一个通告：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感谢群众监督。 我去年买了个表。 4 案件审判固然不能受舆论裹挟，但法律毕竟搭建在民意之上，理应符合公众惩恶扬善的朴素愿望及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就闹不明白了，那些恶意讨薪的都有可能因为寻衅滋事进去蹲几天，这TMD都杀人抛尸了，收容教养也能完事？ 我更不明白，卖芹菜获利14元的，都要罚款10万元，这把人家的一个孩子都给杀了，刑事责任“从轻发落”，民事赔偿一分钱没有？ 一个炮弹，一个飞鸟撞击，飞机可能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两百个人，可能就会死掉。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一次严惩好人、宽宥暴徒的、与大众惩恶扬善朴素价值观相悖的公审裁决，其恶果、其深远影响，不亚于十次飞机失事。 法律的终极目标，其实应该只有一个： 让好人敢于做好事，让坏人不敢做坏事。 现在看来，似乎世道颠倒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深涵说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进一寸有进一寸的艰难。】 1 法院宣判，尘埃落定，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埋尸案，有结局了。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三个人，一个无期徒刑，一个十二年徒刑，一个不予刑事处罚。 没有死刑。 所以，不少网友们还是很激愤，认为判罚太轻。 实际上，真要是细致了解过中国法治进程“改进”的人，就会明白，此判决，已经属于“巨大进步”了。 2 刑事责任，一直都有一个年龄门槛，就是要满16周岁。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 所以，多数时候的校园霸凌，其‘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为未满16周岁，而被避免于刑事责任追究，一般都是“训诫警告处分”完事。 正是因为这种“宽宥处罚”，使得校园霸凌以及一些恶劣的低年龄犯罪事件，都没有起到严惩警示的震慑作用。 直到2021年3月1日。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至12周岁。 其中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此次邯郸事件，三个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年龄都是13岁。 正好卡在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这个空档里。 而同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 此外，可能也难以判处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正是因为法律条文里的“慎杀”原则，再加上“未成年”这个护身符，使得低年龄犯罪案件的最终判决，往往与激愤的民意相悖。 就是真追究13岁小恶魔的刑事责任，得先提交最高检核准、然后公审，最后顶天了可能就是个十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尽管此次邯郸案件首犯判了无期，但是通常来说，无期徒刑最后都会变成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律的“人性化”，看似以人文本，但往往也容易滋生盲点，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 3 邯郸事件此次判决，许多网友表示愤慨而且不满。 但是翻看过往同类型案件，你就知道，此次判决，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大家还记得，大连那个13岁的小恶魔奸杀10岁女童案件吗？ 【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 大连这个小渣滓奸杀幼女事件，其恶劣程度、其全国影响力，不亚于邯郸事件。 最后，牢都不用坐，直接三年收容教养训诫完事了。 另外，2021年陕西勉县“13岁男孩杀害6岁男童案”、2023年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一次次引发公众的震惊。 每每发生此类案件，舆论除谴责“小恶魔”，还有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标准的争议。 单单是一个“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呼吁了多少年，多少次血的代价和教训，才换来了最终的微小一步。 于海明，记住这个名字，要不是他引发的昆山龙哥被反杀案引得举国轰动。 估计正当防卫这个词，还在“故意伤害”和“防卫过当”后面当替补。 可能也正是因为之前大连13岁恶魔案件最后的“3年收容教养”引起了巨大公愤，所以此次的邯郸事件同样掀起舆论风暴下，高层的人，不得不考虑社会影响和大众情绪了。 由此，也可见法律条文修改的“滞后性”。 它并没有前瞻性的从源头适当调整，以“宽宥好人、严惩恶人”的姿态来约束犯罪宣扬良善，多数时候的“进一寸欢喜”，都是靠着巨大的舆论裹挟和民意倒逼，而不得不做出妥协改变。 当初大连那个案件，就应该从重判决，全国各中小学大屏里滚动播放。 恰恰相反，非但没有以此警钟为诫，看看这些年，中小学校园里，都干了些什么鸟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学生家长发布家长会相关照片，一张PPT页面显示，要求“爱校教育要从家庭做起、从父母做起”，还提到“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广东普宁一中学出具的反对校园欺凌承诺书上，有“若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视频”的内容。 广东梅州五华县水寨中学要求所有学生签署承诺书，承诺出现自杀、自残行为均与学校无关，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学校主张赔偿。 “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 看见了吧，校园净土里，尽出这些幺蛾子肮脏事。 食堂的破事，就不说了，现在要学生签承诺书，“自杀与学校无关”；“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像”；“学校是我家，谁敢说学校坏话，我们就要群起攻之”。 简单来说，这是个好地方，有的只是好人好事正能量，出了事，你闭嘴不要说，死了人，我们低调冷处理，“你死了事小，闹大了影响了学校声誉，事大”。 13岁的学生被杀了，17岁的学生跳楼了，23岁的研究生、26岁的博士生，被压榨被凌辱不堪忍受跳楼自杀了。 怎么办？ 对相关责任人，训诫警告处分；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对后世人现身说法，“开一堂心理课，让他们周六过来接受心理治疗”。 最后再发一个通告：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感谢群众监督。 我去年买了个表。 4 案件审判固然不能受舆论裹挟，但法律毕竟搭建在民意之上，理应符合公众惩恶扬善的朴素愿望及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就闹不明白了，那些恶意讨薪的都有可能因为寻衅滋事进去蹲几天，这TMD都杀人抛尸了，收容教养也能完事？ 我更不明白，卖芹菜获利14元的，都要罚款10万元，这把人家的一个孩子都给杀了，刑事责任“从轻发落”，民事赔偿一分钱没有？ 一个炮弹，一个飞鸟撞击，飞机可能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两百个人，可能就会死掉。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一次严惩好人、宽宥暴徒的、与大众惩恶扬善朴素价值观相悖的公审裁决，其恶果、其深远影响，不亚于十次飞机失事。 法律的终极目标，其实应该只有一个： 让好人敢于做好事，让坏人不敢做坏事。 现在看来，似乎世道颠倒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深涵说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南美某国有关部门发布公告称，从正在建设的某汽车品牌工厂“营救”了163名疑似被虐待的工人，并对相关建筑公司下达了中止施工的命令。该国相关方面称，这些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长超过了当地法律允许时间，有时每周连续工作七天，同时被关押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 为什么我要说得这么委婉，“某国”“某品牌”，因为我眼睁睁看着一篇谈论这件事的文章在眼前消失了，但这里边又有很值得讨论的事情。本着我承认我无法推动什么但我还想思考点什么的精神，我们来聊一聊。 我最想聊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事发之后，这些当事工人出具了一份声明，说我们是自愿的。剩下的事情我们先搁置，只聊一下这个自愿。 我也不想讲什么抽象的理念。当我看到“有辱人格”的环境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脑子里自动蹦出来两个场景，拦都拦不住。 第一个场景，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宿舍。这六年，我的宿舍都是那种大通铺，一个班的所有男生密密麻麻挤在上下铺。初中的时候，冬天怕冷，还会跟相好的同学共享被窝。高中不再这么干了。宿舍里有不少温馨的回忆，比如中午一起用收音机听评书，晚上夜聊，尤其毕业那晚印象最深刻。但是现在想想，那应该算是一种“有辱人格”的环境。 假如，我是说假如，当时有个大城市出身不食人间烟火的记者，偶然跑到我们学校，发现我们住成这样，发了一篇负面报道。学校领导闻讯大怒，立马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义正言辞谴责这篇报道“吃饱了没事干”“高高在上指指点点”，再打几张煽情牌“我们这样的地方，除了吃苦，还能有什么出路”。我想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就会自愿而踊跃地去反驳这篇报道。 第二个场景，我刚毕业那两年，工资很低，只能住得起合租房。合租生活的体验是很差的，不是《老友记》里那种体面的合租，一者室友来来回回换，性情怪异的居多，现在想想，要是长期住那种房子，性情不怪异倒是一件怪事了。二者房东对房子的管护极差，马桶总是堵的，灯总是坏的。无它，你不住总有人住，你就出得起这点房租，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又是一种我亲身经历的“有辱人格”的环境。 那两年我的心情大体是压抑、敏感而自卑的。但你要问我是不是自愿，我也只能承认是自愿。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关于社会运转的事情。如果房东号召我去保卫这种居住环境，我是不会站出来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心情十分复杂。有个地方的合租房发生了火灾，死伤惨重，然后开始大规模治理。当时我还在跟人合租，但已经不是那种最恶劣的房子了，所以没有直接受到影响。按道理我是应该支持治理的，因为我知道那些房子存在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但我同时知道，这批烂房子退出市场，会让一大批我的同类离开那座城市，因为他们承受不起更好的房子。 后来我也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我的收入已经有了好转，在新的城市买了房，安了家，逐渐过上一种相对安稳的城市人的生活。我渐渐遗忘了那种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但有时候不小心看到一些新闻，这些记忆就会浮出水面。 这不是那种普通的家常记忆，这是一种创伤，你会不敢过多过深地去进入那个幽微的区域。我现在之所以愿意谈论它，也是因为我摆脱了它。可即便我现在去回忆，胸口起伏的幅度也会忍不住变大。穷人很难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因为他们每一天的努力，都是为了不去直面自己的窘境。所以穷人的记忆是没有累积性的。 但我不应该轻易丢弃那些不堪的记忆。那些上不体面的生活告诉了我一个道理：越是生活艰苦的人，越会“自愿”受苦，因为他们知道再往下滑一步，会是怎样的“应许之地”。 一个底层人，来到大城市也好，去往海外也好，不管吃怎样的苦，他一定是自愿的。他不需要声明什么，我都可以替他担保。只有在他自愿吃苦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被看到，而当他身体受了伤，或者年纪太大了，总之外边没人要自己了，他会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过上一种无人问津的生活。这个时候没人再问他，你是不是自愿的，因为他失去了自愿的资格。 最近读到王明珂老师的一段话：“……更经常的是，我们以知识体系建立起一个虚拟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个大蚕茧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有欢笑、挫折、悲伤、愤怒，但一切都理所当然。人们对于创造及操弄这虚拟世界的真实世界毫无所知，自然对造成自己愤怒与悲伤的根源力量毫无反应；或者更糟的是，我们的反应只是让这虚拟世界更’真实’而已。” 如果上面的这些思考是成立的，我想我们可以抵达一个结论：不要去问那个没有选择的人，你是不是自愿的。这是一条文明的底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南美某国有关部门发布公告称，从正在建设的某汽车品牌工厂“营救”了163名疑似被虐待的工人，并对相关建筑公司下达了中止施工的命令。该国相关方面称，这些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长超过了当地法律允许时间，有时每周连续工作七天，同时被关押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 为什么我要说得这么委婉，“某国”“某品牌”，因为我眼睁睁看着一篇谈论这件事的文章在眼前消失了，但这里边又有很值得讨论的事情。本着我承认我无法推动什么但我还想思考点什么的精神，我们来聊一聊。 我最想聊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事发之后，这些当事工人出具了一份声明，说我们是自愿的。剩下的事情我们先搁置，只聊一下这个自愿。 我也不想讲什么抽象的理念。当我看到“有辱人格”的环境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脑子里自动蹦出来两个场景，拦都拦不住。 第一个场景，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宿舍。这六年，我的宿舍都是那种大通铺，一个班的所有男生密密麻麻挤在上下铺。初中的时候，冬天怕冷，还会跟相好的同学共享被窝。高中不再这么干了。宿舍里有不少温馨的回忆，比如中午一起用收音机听评书，晚上夜聊，尤其毕业那晚印象最深刻。但是现在想想，那应该算是一种“有辱人格”的环境。 假如，我是说假如，当时有个大城市出身不食人间烟火的记者，偶然跑到我们学校，发现我们住成这样，发了一篇负面报道。学校领导闻讯大怒，立马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义正言辞谴责这篇报道“吃饱了没事干”“高高在上指指点点”，再打几张煽情牌“我们这样的地方，除了吃苦，还能有什么出路”。我想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就会自愿而踊跃地去反驳这篇报道。 第二个场景，我刚毕业那两年，工资很低，只能住得起合租房。合租生活的体验是很差的，不是《老友记》里那种体面的合租，一者室友来来回回换，性情怪异的居多，现在想想，要是长期住那种房子，性情不怪异倒是一件怪事了。二者房东对房子的管护极差，马桶总是堵的，灯总是坏的。无它，你不住总有人住，你就出得起这点房租，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又是一种我亲身经历的“有辱人格”的环境。 那两年我的心情大体是压抑、敏感而自卑的。但你要问我是不是自愿，我也只能承认是自愿。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关于社会运转的事情。如果房东号召我去保卫这种居住环境，我是不会站出来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心情十分复杂。有个地方的合租房发生了火灾，死伤惨重，然后开始大规模治理。当时我还在跟人合租，但已经不是那种最恶劣的房子了，所以没有直接受到影响。按道理我是应该支持治理的，因为我知道那些房子存在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但我同时知道，这批烂房子退出市场，会让一大批我的同类离开那座城市，因为他们承受不起更好的房子。 后来我也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我的收入已经有了好转，在新的城市买了房，安了家，逐渐过上一种相对安稳的城市人的生活。我渐渐遗忘了那种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但有时候不小心看到一些新闻，这些记忆就会浮出水面。 这不是那种普通的家常记忆，这是一种创伤，你会不敢过多过深地去进入那个幽微的区域。我现在之所以愿意谈论它，也是因为我摆脱了它。可即便我现在去回忆，胸口起伏的幅度也会忍不住变大。穷人很难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因为他们每一天的努力，都是为了不去直面自己的窘境。所以穷人的记忆是没有累积性的。 但我不应该轻易丢弃那些不堪的记忆。那些上不体面的生活告诉了我一个道理：越是生活艰苦的人，越会“自愿”受苦，因为他们知道再往下滑一步，会是怎样的“应许之地”。 一个底层人，来到大城市也好，去往海外也好，不管吃怎样的苦，他一定是自愿的。他不需要声明什么，我都可以替他担保。只有在他自愿吃苦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被看到，而当他身体受了伤，或者年纪太大了，总之外边没人要自己了，他会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过上一种无人问津的生活。这个时候没人再问他，你是不是自愿的，因为他失去了自愿的资格。 最近读到王明珂老师的一段话：“……更经常的是，我们以知识体系建立起一个虚拟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个大蚕茧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有欢笑、挫折、悲伤、愤怒，但一切都理所当然。人们对于创造及操弄这虚拟世界的真实世界毫无所知，自然对造成自己愤怒与悲伤的根源力量毫无反应；或者更糟的是，我们的反应只是让这虚拟世界更’真实’而已。” 如果上面的这些思考是成立的，我想我们可以抵达一个结论：不要去问那个没有选择的人，你是不是自愿的。这是一条文明的底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
【旁白】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播客《新移民》！这期播客播出的时间恰逢圣诞夜，祝各位圣诞快乐。 【旁白】来自山东滨州“小舞”夫妇今年春节期间，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通过墨西哥走线入境了美国，目前已进入了移民的申请程序。 记者：我就叫你小舞吗？ 小舞：呃，可以，可以。 但我这个“小舞”跟实名也差不多了。因为我国内那些账号，包括我这个推特，在出来之前就用大陆手机号注册的，他就把我所有的账号锁定、封禁了。 记者：小舞，那你能够首先把你自己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吗？ 小舞：我是80后，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当地的报社做记者，做到了差不多2015年的国庆节前后。 我不是在报社一直从事摄影记者的工作吗？当时自媒体平台需要大量的内容创作。我就用我摄影的优势，开始进入了自媒体的 创作行业。2020年疫情之后呢，创作的内容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从之前的以摄影技术为主，改为进写评论的方式点评中国的社会事件。直到帐号被封禁。 记者：那你能否介绍一下，这一次移民你是什么时候到达美国的吗？ 小舞：我是今年的二月份，就是中国农历春节之后，我开始从中国出来，先后经过了英国、墨西哥，从美墨边境的蒂华纳、圣地亚哥入境美国。具体的 时间应该是2月24号。 记者：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啊！ 小舞：对，对，对，因为我从中国出来的时间就是农历大年的初六，一路上正好是十天时间，抵达了圣地亚哥。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旅程非常重要吧。 记者：你这次出来是带着你的家人，是吧？你的妻子和儿女，你们总共几个人？ 小舞：就是我们这个小家庭全家一块儿过来了，我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三个小孩，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记者：你的三个小孩多大？ 小舞：我们老大今年是正好十四周岁，老二是八周岁，老三当时是两岁多，现在是三周岁了。 记者：其实，我们知道走线算是一个潮流吧，这几年很兴盛，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走线，像你们这样的一家来走线的也不在少数，也有很多例子。所以我很想从您这个家庭知道，就是说，你在国内是处于中年，是吧，属于事业的巅峰状态，属于正是打拼的时候，而你的小孩儿又很小，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做的这个决定？ 小舞：我在2020年武汉疫情之后，就特别关注中国的社会事件嘛。特别是一些突发性的、悲剧性的、影响很大的社会事件，我在国内的平台上，包括百度、今日头条、微博这些账号上，粉丝大概加起来有4、500万了。所以呢，这些账号就受到中国网信 办、各级网信办的一些威胁、骚扰和恐吓，删帖、封号比较频繁。也有派出所的电话约谈，网信办约谈，导致我的家人特别担惊受怕，他们总是劝我不要在网络上发声了。但是我这个人，包括从报社一直都非常愿意在网络平台表达的，那么我觉得对我来说言论自由非常重要，我就产生了带着家人一块儿出来的想法。 记者：你说的恐吓，你觉得最让你最感到恐惧的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们是如何恐吓你的？ 小舞：最让人恐怖的是，我记得2023年六月份，就是中国的贵州省有几个老师在河道捡鹅卵石，被大水冲走死亡了。当时有一个四川的记者就去现场调查这个事情，结果这个记者被打了。我们作为在网络上发声的博主们等等，就写了一些针对这个记者被打的评论。结果就是遭到了警方的特别关照，他 就是通过电话约谈、警告，让你不要参与这些社会公共事件。后来我还得知，这个事情不是警告了我一个人，他们可能通过微信啊或者是微信的聊天群锁定了一大批人，让人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恐惧，因为就是如果我一直不断地在中国写下去的话，可能最终的结局也是要被抓起来。 记者：你是真的有被约谈吗？ 小舞：约谈也不是说非常严肃。因为经过前期的交锋，大家都认识了嘛，虽然不是朋友，但至少是熟人，就告诉你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呀，也不能太过份了，因为这样你好，那我们大家都好。他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不听话的话，下一步就有更进一步的措施，就不会像这样客气的这种交流了。 记者：这样的约谈在你身上发生了多少次 ？ 小舞：具体我没统计，但是疫情这几年一直受到这种电话约谈，当面的约谈，加起来至少能超过上百次。 记者：上百次？包括电话的骚扰和约谈，一共有上百次？ 小舞：它也不是固定时间，不是上班时间，可能就是深夜、晚上或凌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打，这种高频度的被他们找上门了，我们家属就感觉这个在 中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都非常担心。 记者：你有想过没有，如果你放弃这种做这种事情，就是通过自媒体去传播在你看来是比较正确的看法，放弃这样的工作，你通过其他方式去谋生呢？ 你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危险啊，你不必要出国呀，是不是这样？ 小舞：换工作呢，可能就是骚扰比较频繁的时候，我家属、家人就会劝我 不要干这个了，干点别的什么不能养活一家子呀？但是就我自己的意愿来说，我是不愿放弃这个公开发声的这个机会的，因为我感觉我还是愿意说话，愿意表达的，抑制不住这种冲动。 记者：你觉得你抑制不住这种冲动，跟你的个性有关吗？还是说因为你的职业的影响？ 小舞：可能跟人的这个性格也有一定的关联，当我通过一些海外平台或者是 海外的华文媒体的传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从建政之前到建政之后的一些做法，你了解到这些事情不对，你自然而然有一种责任在里面，你要有责任去 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共产党不像它宣传的那样，它整个就是一个欺骗，或是愚民的这样一个过程。 记者：这里你讲到了你通过学习，通过翻墙去了解到了中共建政的一些事实，这个我可以说是一个你更新自己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是觉醒的过程吗？可以这样说吗？ 小舞：说实话，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在小学五年级这个阶段，我自己一直都在农村，也没有接触太多媒体，在农村的时候能收到的电视节目也非常少。但是从初中开始，到了镇上，镇上的资讯相对发达一点，包括《南方周末》呀，而且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就听到了包括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之类的海外中文台的一些节目，我一听之后就发现说，共产党的 做法跟他现在宣传的一些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其实我，觉醒得还算是比较早吧，十几岁的时候就对共产党产生一个很明确的认知。他的独裁政权一直就是靠着欺骗老百姓、愚弄老百姓延续下来。 记者：你的这种认知对于你后来人生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对于后来你人生的选择有没有什么影响？ 小舞：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我择业这方面。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做新闻这个行业薪水比较低，但是，接触了一些信息之后，我还是愿意从事新闻这个行业，用自己的观察给大家提供一些真实的报道。当然我一直是在地方媒体，在当地的传媒集团，相当于地方的党报。 记者：那这个是不是和你的新闻理想也是有差距的呀？因为你说你想通过这种媒体的方式，通过新闻从业去揭示真相。但是，你当时在党报所感觉到的 那种氛围和体制，和你心目当中的新闻理想是有差距的吧？ 小舞：这个肯定会有一定的落差的。但是，在中国那个舆论环境下，它只要是公开出版的任何一种刊物，它都是党报，它 没有 第二家 不是 党报 的 报纸。但是，我在那里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网络平台开始出现。我在报社的时候，也不太遵从报社的一些宣传纪律，比如说你掌握的一些负面消息或者是 新闻资源，他不让你报。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通过网络论坛什么的这样一些渠道，把自己了解的所谓的负面新闻，或者是他们不愿意公开的，通过网络的渠道进行大量的传播。 我因此在报社的时候也受到了好多次处分。 记者：所以当时你离开党媒，然后一步跨到了自媒体，是吧？ 你离开是你自己选择离开，还是说有其他原因？ 小舞：就是在报社不断的受到这些宣传指令的批评，而且他还是在全体职工或是集团的大会当面批评你。那种环境如果你天天遭遇的话，普通人、同事就会对你另眼相看了。在那种环境，我自己感觉也不太自在了。虽然他不能开除你，或者是让你下岗，但是他冷落你，边缘化你。 记者：所以，当你从传统媒体跨步到了自媒体的时候，你觉得让你松了一口气吗？就是至少从你的小环境来讲，要比以前在党报要好一些了吗？ 小舞：自媒体的好处就是，无论是我从那个采集到传播，到作品的呈现这都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这个自由度或者说裁量权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 开始的时候是有非常自由的感觉。但是，到了后期进行评论报道的时候，因为它关涉的都是中国社会的一些负面的消息，他会不希望曝光一些事情。到 了这个阶段就没有非常自由的感觉 了。因为平台有一审核机制或者审核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就逐渐有了自我审核。比如说你不敢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或者是批评体制，你要说得委婉一些。你自己就是对自己都有一种很深的自我审查了。 记者：你从一个传统的媒体，一个地方党报，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一步跨越到自媒体上，这个时候你职位的稳定性是受到了影响的， 对吧？就是说可能对你家庭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你多少岁？ 小舞：2015年的时候，我应该正好是三十多岁， 正好是压力开始比较大的时候，小孩要上学了，然后我很快有了二胎，反正辞职的时候正好是我自身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逃离那个工作，或是逃离那个体制、那个环境，对未来也没有太多的预期。我当时想的事情是，这个工作反正也实现不了理想，不做就不做了，我做点什么工作不可以养家糊口呀？就这样，正好遇到了自媒体风口期，其实从收入方面来说，还是远远超过在报社的，可能一个月的收入就是报社一年的收入这样一个状况。 【旁白】在经历了职场排挤、媒体钳制等多重职业困境，并对中国舆论环境感到绝望之后，小舞离开中国的决心似乎不难理解。但这个决定还要面临整个家庭的考验。 记者：前面你也提到了，你决定要出国，是你这个小家庭，那你的父母是怎么来考虑你的这个出走的计划的呢？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小舞：我一开始把这个我出国或者说来美国这种观点丢给这个家庭的时候，包括我的妻子，还有我的父母，他们都是非常惊讶的，他们第一反应不是说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他们以为我就是精神出现了障碍，他们觉得是不是天天在网络上跟别人进行观点的交锋，再加上一些外部力量的干扰，让我思考问题神经或是脑子出现了问题。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们认为你有病。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小舞：其实我也非常简单，我举一些现实的例子，你像做我那个工作的，谁谁谁因为什么事情又被判刑了，被抓了，他们听了之后觉得也这样一个社会状况。不过，我的妻子我就对她说，一个是我自己，还有就是我们有三个小孩，如果说我们不能在中国这些平台上进行公开发声，切掉了收入来源，我们要养活这三个孩子可能也非常费劲。综合来说，无论是从人生，还是孩子未来的教育、前景来说，我们一家人出国是最合理的一种渠道。 记者：但是你这个出国的途径并不是一个正常的途径，可以这样说，对吧？你选择的是走线，走线前几年兴起之后，受到了很多的关注，然后也有很多人相继奔赴这条走线的道路。其实，我们也看到新闻当中，这个过程是艰辛的，甚至有危险的，这个时候你们一家人，包括你，你妻子，还有你的父母，你们是怎么考虑这个风险问题的？ 小舞：我出国也并不是一下就选择走线的渠道，我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申请了护照之后，就着手申办美国的签证。但是，很遗憾的是申请提交上去后，在北京大使馆面谈，就碰到被大家叫作光头签证官的，一个问题没有问，我一句话也没说，到了他面前了也就站了两分钟吧，就收到了拒签的单子，可以说去美国的合法途径就破灭了，当然不是说完全破灭，可能说接下来再第二次申请，或者以后申请，成功的概率还不知道。焦虑之后呢，就想了一个其他路径。我了解到去美国呢，可以先到墨西哥，但是到墨西哥，墨西哥的签证又非常难办。又了解到一个途径，就是日本的三年多次签证，申根的多次签证，还有英国的两年多次签证，这些签证都可以到墨西哥。这样呢，我就自己把一家人的英国签证递交上去了。结果这个英国签证，由于是材料签， 很顺利地通过了。在春节前就拿到了来英国的签证，这样就是拿着英国签证先到英国，再到墨西哥，然后从墨西哥呢，翻墙进入美国。 记者：2024年初的时候，你们从英国到达墨西哥，你感觉当时对你们有限制吗？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因为有大量的人走线，美国政府也是在逐渐的加紧边境的限制。墨西哥政府方面似乎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限制措施。你们当时在墨西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小舞：我对整个行程最担心的就是墨西哥能不能让我们进入的这个问题。但是结果，行程还是非常顺利的，我们在英国待了五天之后就飞墨西哥城。当时因为我们孩子比较小，下飞机的动作比较慢，我们已经站到了航班队伍的最后。我观察了一下，前面入关的时候，对中国人呀，或者说中国家庭，墨西哥的边境官员审核的确实是非常细致，我当时还有些担忧，但是轮到我们的时候，那个签证官拿到我们那个护照，就马上卡了一个180天（允许停留时间）。后来我了解到，当时的墨西哥已经很少给中国人这种半年的居留时间。 记者：你们到达墨西哥城之后，又是怎么到达美墨边境的呢？ 小舞：之前不是在网络上已经定好了酒店了吗？我就在墨西哥城停留了两个晚上，最后决定到蒂华纳，从蒂华纳直接翻墙进入美国。 记者：当时你是通过网上知道有蒂华纳这个渠道，所以就直接去了蒂华纳是吗？ 小舞：对，因为我来之前，我对行程也做了一定的攻略，我也知道在蒂华纳和圣地亚哥之间有一个缺口是可以入境的，但是毕竟这个攻略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你只是看别人这样说，还是有一丝担忧的。 到了蒂华纳在以后，我 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就询问之前过境的那些朋友， 他说你可以去哪个地方、哪个酒店，这里有中国的类似蛇头的人，可以把你带到边境墙的那一面。我寻找了一圈，结果就是蛇头报价非常高，花费比较大，就没有找蛇头了，根据坐标点，自己打Uber到达了那个坐标点。 记者：你们到那个坐标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貌， 离边境有多远？ 小舞：我们到了墨西哥这一侧的这个点、开始翻墙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们是7点了。我就先观察那个地貌，发现是一个v字型山谷，需要在墨西哥这边先下去，到那个谷底之后呢，再爬上去。那个美墨边境墙有两道，但那个山路都是起伏的嘛，很大的那个坡度，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好走的路，就从边境上那几户人家的院子里就穿过去了。 穿的时候虽然惊动了狗啊什么的，有叫声，但是很顺利，就到达了第二道铁墙那里，当时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个过程当中，本来身上还提着两个行李箱，也扔掉一个，然后还有小推车，小孩走在路上不用抱嘛，小推车也扔掉了。我们一家五口都累得不行了，大人孩子都很累了。我就说我们已经到美国了，过了美国这一趟，我们就坐在墙身上喘口气吧。结果就在这里发生了行程中最大的危险，就是墨西哥当地的一个人，也就是五六十岁，他用手势比划着，说让我们回去，他说他有枪，这个地方不能通过。沟通的一个结果，他就说你们要过去，一个人要交 500美金，说实话这一路上，我们在家出门前兑换了一千美金，一直装在身上，没舍得花，因为路上都可以刷卡消费，就一直没有动这个现金。但是，在这个地方遇到麻烦了，他要现金。我那时候带着孩子也比较害怕，我不知道他是真有枪，还是假有枪，最后我就把那1000块钱都掏出来给他了。他还是不满足，不让走，我一看也没办法了，如果这样回去的话，我们真的就前功尽弃了，我就拖着老二的手，跟我的家属说快跑，我就丢了行李箱往下跑了。其实我跑的时候，那个人他也没有抢，他就朝我们扔石块儿。匆忙当中，剩下的那一个行李箱也丢掉了。那个人也就把我丢掉的那个行李箱捡走了，也没有再追上来，我们就慢慢地一直走，过了这个墙，走了大概有五英里左右，就走到了圣地亚哥的公路上，就这样，等于进了美国了。 记者：那你们就是走了五英里啊？ 小舞：我当然想的是在美国是不是能打一个车？到了墙这边是不是有司机来接我们。结果和墨西哥城一样，没人接这个单，接了这个单子也会很快取消。就这样，就是沿着步行的模式，顺着那个路，其实那个路就是很多人走这个地方，就踩出了这个小路，那个路旁边也有扔的一些行李箱呀，或者是衣服什么的。 记者：那个情况其实也挺危险的吧？因为你是带着三个小孩，而且你最小的 孩子才两岁，就是你们抱着他一直往前走？ 小舞：对，我那个小孩还非常黏他妈妈，不要我抱，非要他妈抱。小孩的裤子在下山的时候也在石头上磕破了，我胳膊上那个衣服也擦破了，就这样比较狼狈地到了圣地亚哥的公路上，就开始有关卡出现了。这个时候非常幸运的就遇到一对美国夫妇，跟他们寒暄了几句，我也告诉了他们我在中国做什么呀，就是在中国做记者，为了自由来到美国了。这对夫妇当时就说，我可以送你们一程，就是说你们要去机场或车站，我们可以送你们到那里。就这样我们就上了他们的皮卡车，他们就带着我们，把我们带到市区了。 我们就这样比较幸运的，自己没有找蛇头的情况下，过了边境墙，还躲过了这个移民局的巡查车，没有进移民局。 记者：把你们送到市区之后，你们下一步是怎么做的呢？ 小舞：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我想起来之前在中国的抖音上，有山东的老乡提前过来了，在这边开民宿，我就跟开民宿的那个老板要了个地点。这对夫妻俩就把我带到了711门店， 我就在那里取了钱，他说要$500美金把我们送到洛杉矶，我就说给你600块钱，就是表达我们的感谢，我知道这个钱对你们可能不 重要，你们就是想帮助我们。就这样，我们就非常顺利地到了洛杉矶的这个城市，叫阿卡迪亚（Arcadia），一直在这里住到现在。 记者：我之前采访几位嘉宾，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跨过边境之后，你有觉得你是获得了自由吗？你有这样的实际的感受吗？ 小舞：来之前，就是我来美国之前，我也曾设想了一些仪式性的表达，比如说，会不会跪在土地上亲吻一下脚下的土地这样的。但是从边境过来之后，除了松口气之外，就感觉一路颠簸，成功了，就是看到希望了，也没有那些仪式性的动作了，因为也累的不行了，一下就坐在地上，心里就是，就像我对象说得，我们一路过来，终于成功了，总算是来到这里了，不管什么方式。 记者：那你的小孩呢？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和表现？ 小舞：小孩当然是非常开心了，她们在学校的时间比国内要短了很多。而且我们住的是华人区，在学校里的学生群体当中，可能中国人的孩子或者是华裔占到了60%以上。她也很容易就找到说中国话的这些新朋友。但是我那老二可能年龄比较小，她在国内有一些意识形态的灌输，她还是对中国有点惦念。 记者：惦念家乡的是老二，老大呢？ 小舞：老大平常她就没有这个表达了，他不会说什么回国呀，像我们老二呢，有时候说会话都会哭了，她可能就是因为想着那边的小朋友，想回去一下。再就是，可能我们来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老二也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她对爬山都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阴影了。 记者：那你妻子呢？她始终是支持你的吗？ 小舞：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一点来说，我是非常感激他的，因为对她来说，她是完全没有想过要出国定居，或者说来美国的。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庇护，不管通过不通过，对我们来说，见到亲人、回国探亲的机会也是很低的。她能支持我，而且还支持我带着小孩儿，一块儿通过翻越边境这样一个比较危险的方式，离开中国，确实是必须感谢她的理解，因为我很明确的一个观点就是，我到美国去不了，可以去欧洲，也可以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但不管哪个地方，我们这个小家庭这五口人必须待在一块儿，一起走，一起留，或一起去其他地方。 记者：你的政治庇护有可能批准，有可能不批准。但是其实无论是哪一个， 你即使批准了，你还要很多年才能拿到绿卡，乃至拿到身份。那如果不批准呢？又有很多不定的因素。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么艰辛的一个过程，你觉得你自己准备好了吗？ 小舞：其实就是来之前，我也告诉父母了，告诉亲戚了，这个选择呀，就是说离开中国之后，短期内是见不到亲戚了，就是这个预期。我当时预期的是八到十年，我说这就是一个代价，我说我的能力呢，也比较有限，照顾一个小的家庭就比较辛苦了，就是只能向下兼顾，不能向上兼顾了，我只能说带 着老婆孩子一块儿走出来。父母呢，这个就是，不是说抛弃了父母，但是很多事情确实照顾不到了……嗯，但是我对未来还是比较抱有信心的。这些代价，或者说这些风险，包括这个翻越边境的风险，嗯，都是可以承受的。 【旁白】小舞最后告诉我，来美国不到一年，他们一家人的经济生活还未完全稳定。他打算重操旧业，依然通过社媒贡献他对中国时事的分析和观察。 【旁白】以上是这一期的播客《新移民》，我是王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