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对台灰色地带袭扰和法律战与日俱增，最近有多位学者先后警告，原以维稳为主要任务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简称武警)，未来很可能在中共武力犯台过程中负责斩首行动、夺取战略要地，甚至一旦解放军夺台后，实施戒严统治。更值得警惕的是，武警各种袭扰，可能宣称是“警察行动”而非正式开战，使有意援台的国家陷于两难。 中国官媒1月2日报道全军“新年开训”，各部队按照任务属性展开实战化练兵，其中驻地在福建省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所展现的训练画面，是快速架桥以及冲锋艇操驾。 《商业内幕》：武警在台湾对岸强化水上、城镇战训练 中国官媒并未进一步说明训练细节，但美国媒体《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在一篇报道中分析，作为一支准军事部队，武警正在接受包括水上作战和城镇战在内的多种训练，这表明中国准备让他们在入侵台湾的行动中扮演关键力量。 报道引述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东亚战争与战略教授阿莱西奥·帕塔拉诺(Alessio Patalano)的说法指出，武警拥有训练精良的特种部队，“无论是在斩首行动，或是夺取关键港口、机场等行动中，动用武警都是可行的”。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Joel Wuthnow)认为，中共攻台必须动用大量海空兵力，武警不太可能直接参与，但若解放军在台湾陷入持久战，武警就可能被调来实施军事治理。 美国智库“国防重点”(Defense Priorities)亚洲接触项目主任莱尔·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则表示，武警特种部队将在攻台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将台湾视为“国内问题”，对他们而言，动用武警对台“是完全合法的”。 庄嘉颖：香港镇压在前，武警协助攻台“不令人意外”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武警参与攻台“并不令人意外”，除了他们受过反恐、维稳等各种训练之外，更重要的是武警本来就源自解放军，也经常协助解放军任务。 一旦中共攻台，势必需要大量兵力，调动武警就成为合理选择。庄嘉颖分析，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曾传出有许多武警以变装方式，穿上港警制服，甚至是便服、T恤参与镇压，类似手段同样可能被用在台湾。 庄嘉颖说：“不能排除他(武警)可能会有一些人先潜入台湾，或者跟着他的主要的部队去台湾，开始做一些镇压和维稳的工作，这些都在他的功能范围内”。 北京修法：武警“双重领导”改中央军委“维一指挥” 除了训练之外，中国武警组织架构的变化及法律角色，也是外界关注其在对台行动中发挥影响力的原因。 去年12月18日，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2024年《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亦称“中国军力报告”)指出，相对于过去数十年间，武警接受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2020年修订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法》正式承认中央军委对这支总兵力约50万的部队拥有唯一指挥权。 报告详列武警主要职责，包括维护政治、制度和政权安全、处理紧急救援、反恐、空中支持、海上维权、行政执法和国防行动。新的改革条款更赋予武警在中国境外展开反恐训练等行动的合法性。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驻扎福建 前身为“渡海先锋营” 报告中特别介绍武警的“机动总队”，其中第一机动总队驻地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一旦北京政权受到威胁，可就近驰援。 第二机动总队驻扎福建省会福州，辖下部队集中在福建和东南沿海各省分，报告强调，该总队在支持解放军为台海冲突备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官媒《解放军报》去年8月的一篇《观察报告》似乎也隐约透露其对台任务属性。 报告中形容，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所属“渡海先锋营”正在码头进行多平台验证性装载训练，也是他们在调整组建后首次“远程跨区投送演练”，强化在陌生地域执行任务的能力。 报告中更强调，该支队前身就是1950年3月，“乘木船强渡琼州海峡，撕开国民党防线”，为中共夺取海南岛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 美国学者吉耐狮：武警下辖中国海警，规模堪称“第二海军” 美国空军退役军官吉耐狮(Guermantes Lailari)更在星期日投书台湾《自由时报》的文章中明确警告，武警是仅次于解放军对台湾民主的第二大威胁，若中共接管台湾，势必会派武警实施戒严，届时台湾人民将再次遭受邪恶统治的折磨。 吉耐狮分析，武警分为内卫部队、机动部队及海警部队三大部分，在战争时期，由中央军委或中央军委授权战区解放军指挥。 文中强调，2018年改制划归武警辖下的“中国海警”拥有超过500艘各式舰艇，实为中国的“第二海军”，不仅主要指挥官皆来自海军退役人员，新一代海警船配备76毫米口径舰炮，更与军舰无异。 按此标准，中国海军加海警船舰总量达870艘，几乎是美国海军(355艘)的2.5倍。 吉奈狮警告，战时中国海警将与海军合作，封锁台湾海上交通；一旦台湾沦陷，武警与海警更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等法令拘捕所谓危害国安、支持台独的台湾人。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部队的腐败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达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级官员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处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以及曾任司法部长的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等，创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的新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个高官落马。至于副省部级以下遭查处的官员，没看到这方面精确的统计数字，怕是今年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部队的腐败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达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级官员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处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以及曾任司法部长的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等，创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的新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个高官落马。至于副省部级以下遭查处的官员，没看到这方面精确的统计数字，怕是今年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海外名校毕业生一度曾是中国各地选调公务员的热门对象，然而近年来，随着政策风向的改变，海归留学生正逐渐被排除在外。近期北京和广东等省份的选调更相继对海归人士关上大门。专家分析，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共对政治忠诚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洋学位”持有者对政权“潜在威胁”的警惕。 从公务员选调中脱颖而出是不少中国留学生的梦想，但从去年开始，中国多省市相继收紧对海外留学生的选调政策。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哈佛、剑桥、牛津等名校的学生以往可以报考广东的公务员选调，可是以这三所大学为首的60所海外名校已从今年的名单上消失。山东2025年的公务员选调也向海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关上大门。另外，河南省近日发布有关通知，普通类选调和法检专项选调可以面向境外大学，但也明确要求须为硕士以上毕业生，且大学阶段在国内大专院校就读。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当时“洋学位”的含金量极高，政府公务员体系也会优先录用。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海归人士依然吃香，但是随着习近平上台，最近十年，回国的留学生日益受到当局歧视。 冯崇义说：“江泽民时代是曾庆红当组织部长。他专门组织规模非常大的轮训、培训。李源潮当组织部长的时候继续实行这种政策，派很多干部出国轮训、培训。海外的管理经验和知识，那时是非常受到重视的。留洋学习受到重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政治风向变了。” 有“背景”的留学生毕业后倾向选择进入体制 在美国华盛顿州留学的中国学生韩宇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只要家里条件优越，毕业后都宁可回国并选择进入体制。 韩宇涛说：“家里在中国条件比较好，不管是有钱还是有权，这样的人最后大多会选择留在中国，因为留在美国的话，他的环境、生活是要降级的。没有人会选择降级自己的生活。他来到这里上个学也就是为了拿一个学历。之所以他们想回去进到体制内，一种是家里有钱，他在这里上学后回去，也会想方设法进入到体制内去获得权力。家里本来就有权力的，肯定会让孩子利用海外的学历进到体制内去升官，保持他们家族的权力。” 所谓选调公务员是指中国各省组织部每年从高校选调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进行重点培养。他们的待遇和升迁优于一般招考的公务员。 选调生分为普通选调和定向选调。普通选调大多分配到乡镇和街道等基层单位工作；而定向选调生往往面向县、市机关，甚至是省直机关。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获得选调机会的学生通常是赢在起跑线上。 谢田说：“据我了解，被选调的人会被特意培养，选拔他作为公务员，特意培养他以后当官，人事档案的对待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种子、共产主义的苗子。这些往往是有背景、来源的，或者有特别关照的，不是一般考上公务员的平凡的人可以得到的。” 2023年10月，中国官媒《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山东、四川、河南在内的多个省级行政区对归国留学生开放了定向选调。 谢田说：“对于‘红二代’来说，他们从来就不缺乏从政、经商发大财的机会，但是中共有时候为了营造改革开放、欢迎外资外企、欢迎投资的良好环境，也可能需要海归的，在外面受过训练的，或者熟悉国外市场的人。疫情过后，经济一直没有开放，美国又展开贸易战了，跟这些都有关系。” 时隔一年风向逆转，多地选调公务员又开始对海归人士关闭大门。综合中国媒体分析，比起公务员考试，选调生的选拔具有更高的政治标准。比如，河南等多个省市对选调生的报考资格，明确要求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一项条件： 中共党员；担任过学生干部连续一年以上；获得校级以上奖励；大学期间具有参军入伍经历。按照媒体的说法，政治素质过硬、事业心和责任感强等标准，被放在最前头。 分析：海归留学生被中共视为双刃剑 谢田表示，在中共眼里，海归的留学生是具有潜在威胁的双刃剑。 “在中共看来，他们带来外国管理经验、知识的同时，往往也会带来西方的思想、理念、做法。他们会看不惯中共的官僚体制和党文化。他们会多多少少带来自由、民主的思想，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他说，“这对中共来说一直是双刃剑。有一段时间它可能觉得这些引得太多，或者带来的危害太大，会影响到政权的时候，它就会收紧一些。” 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则认为，疫情与白纸运动促使中共政权对留学生群体加强警惕。 冯崇义说：“以前海外学位是很好的敲门砖。学生的父母会有这样一个印象：拿个洋学位对就业、升职会有帮助。这些人会叫儿女出来，还是期待他们回国之后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现在想留在外边的人更多，迫不得已才会回去，回去后就业也有困难。新冠后，海外的留学生知道（中共）隐瞒疫情、让病毒扩散这些真相。其实留学生是突破中共讯息控制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群体，这跟中国讯息封锁形成大的冲突。白纸运动时，国内的学生要求海外的留学生在外面支持他们。他们就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加剧了留学生群体跟政府的对立。”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对于任用海归留学生有保留，除了政治因素，还有实际考量。 曾伟峰说：“在广州、上海这些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可能会想用这些拥有外语能力的人才。我猜他们现在不用，可能是他们觉得没那么好用，效益没那么高，对中国的情况可能没那么了解，第二个可能是，(海归人士)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们在政府体制里面不一定有所发挥。他们家庭背景本来就比较好，所以可以出国留学。他们觉得自己比较优越，因此很难在基层做事情。现在中共体制内的人必须刻苦耐劳，要不断接受党的思想教育。有可能政府发现海归人员有用的比例不高。” 调查显示17%留学生毕业后首选考公务员 根据中国招聘求职平台“猎聘”2023年进行的调查，受访的海外留学生的毕业规划首选中，“考公务员”占比17%，反映了海外留学生对体制内的向往相当强烈。学者曾伟峰相信，中国公务员选调对海归人士关上大门的消息，会让中国留学生进退两难。 他说：“在习近平强调国家安全的体制下，对这些海归人员更为提防，其实会让这些人员感到挫折，间接也让海归人员这个群体产生负面的观感。对于已经出去的人来说真的是进退两难。他们在国外因为很多原因受阻，找教席也不容易，会去中国好像也没有办法获得更好的机会。” 随着中国公务员选调政策愈发聚焦政治忠诚，海归人士的处境愈加尴尬。这一趋势折射出中国政府在国际化与政治安全之间的权衡，同时也让人担忧，这是否预示着中国正迈向更加封闭的未来。 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认为，海归的排斥反映出中共对外部世界的疑虑日益加深。他说，选调公务员把海归人士拒之门外，让中国人无法和世界文明合流，并导致中国从新走向封闭。
海外名校毕业生一度曾是中国各地选调公务员的热门对象，然而近年来，随着政策风向的改变，海归留学生正逐渐被排除在外。近期北京和广东等省份的选调更相继对海归人士关上大门。专家分析，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共对政治忠诚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洋学位”持有者对政权“潜在威胁”的警惕。 从公务员选调中脱颖而出是不少中国留学生的梦想，但从去年开始，中国多省市相继收紧对海外留学生的选调政策。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哈佛、剑桥、牛津等名校的学生以往可以报考广东的公务员选调，可是以这三所大学为首的60所海外名校已从今年的名单上消失。山东2025年的公务员选调也向海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关上大门。另外，河南省近日发布有关通知，普通类选调和法检专项选调可以面向境外大学，但也明确要求须为硕士以上毕业生，且大学阶段在国内大专院校就读。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当时“洋学位”的含金量极高，政府公务员体系也会优先录用。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海归人士依然吃香，但是随着习近平上台，最近十年，回国的留学生日益受到当局歧视。 冯崇义说：“江泽民时代是曾庆红当组织部长。他专门组织规模非常大的轮训、培训。李源潮当组织部长的时候继续实行这种政策，派很多干部出国轮训、培训。海外的管理经验和知识，那时是非常受到重视的。留洋学习受到重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政治风向变了。” 有“背景”的留学生毕业后倾向选择进入体制 在美国华盛顿州留学的中国学生韩宇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只要家里条件优越，毕业后都宁可回国并选择进入体制。 韩宇涛说：“家里在中国条件比较好，不管是有钱还是有权，这样的人最后大多会选择留在中国，因为留在美国的话，他的环境、生活是要降级的。没有人会选择降级自己的生活。他来到这里上个学也就是为了拿一个学历。之所以他们想回去进到体制内，一种是家里有钱，他在这里上学后回去，也会想方设法进入到体制内去获得权力。家里本来就有权力的，肯定会让孩子利用海外的学历进到体制内去升官，保持他们家族的权力。” 所谓选调公务员是指中国各省组织部每年从高校选调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进行重点培养。他们的待遇和升迁优于一般招考的公务员。 选调生分为普通选调和定向选调。普通选调大多分配到乡镇和街道等基层单位工作；而定向选调生往往面向县、市机关，甚至是省直机关。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获得选调机会的学生通常是赢在起跑线上。 谢田说：“据我了解，被选调的人会被特意培养，选拔他作为公务员，特意培养他以后当官，人事档案的对待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种子、共产主义的苗子。这些往往是有背景、来源的，或者有特别关照的，不是一般考上公务员的平凡的人可以得到的。” 2023年10月，中国官媒《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山东、四川、河南在内的多个省级行政区对归国留学生开放了定向选调。 谢田说：“对于‘红二代’来说，他们从来就不缺乏从政、经商发大财的机会，但是中共有时候为了营造改革开放、欢迎外资外企、欢迎投资的良好环境，也可能需要海归的，在外面受过训练的，或者熟悉国外市场的人。疫情过后，经济一直没有开放，美国又展开贸易战了，跟这些都有关系。” 时隔一年风向逆转，多地选调公务员又开始对海归人士关闭大门。综合中国媒体分析，比起公务员考试，选调生的选拔具有更高的政治标准。比如，河南等多个省市对选调生的报考资格，明确要求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一项条件： 中共党员；担任过学生干部连续一年以上；获得校级以上奖励；大学期间具有参军入伍经历。按照媒体的说法，政治素质过硬、事业心和责任感强等标准，被放在最前头。 分析：海归留学生被中共视为双刃剑 谢田表示，在中共眼里，海归的留学生是具有潜在威胁的双刃剑。 “在中共看来，他们带来外国管理经验、知识的同时，往往也会带来西方的思想、理念、做法。他们会看不惯中共的官僚体制和党文化。他们会多多少少带来自由、民主的思想，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他说，“这对中共来说一直是双刃剑。有一段时间它可能觉得这些引得太多，或者带来的危害太大，会影响到政权的时候，它就会收紧一些。” 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则认为，疫情与白纸运动促使中共政权对留学生群体加强警惕。 冯崇义说：“以前海外学位是很好的敲门砖。学生的父母会有这样一个印象：拿个洋学位对就业、升职会有帮助。这些人会叫儿女出来，还是期待他们回国之后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现在想留在外边的人更多，迫不得已才会回去，回去后就业也有困难。新冠后，海外的留学生知道（中共）隐瞒疫情、让病毒扩散这些真相。其实留学生是突破中共讯息控制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群体，这跟中国讯息封锁形成大的冲突。白纸运动时，国内的学生要求海外的留学生在外面支持他们。他们就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加剧了留学生群体跟政府的对立。”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对于任用海归留学生有保留，除了政治因素，还有实际考量。 曾伟峰说：“在广州、上海这些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可能会想用这些拥有外语能力的人才。我猜他们现在不用，可能是他们觉得没那么好用，效益没那么高，对中国的情况可能没那么了解，第二个可能是，(海归人士)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们在政府体制里面不一定有所发挥。他们家庭背景本来就比较好，所以可以出国留学。他们觉得自己比较优越，因此很难在基层做事情。现在中共体制内的人必须刻苦耐劳，要不断接受党的思想教育。有可能政府发现海归人员有用的比例不高。” 调查显示17%留学生毕业后首选考公务员 根据中国招聘求职平台“猎聘”2023年进行的调查，受访的海外留学生的毕业规划首选中，“考公务员”占比17%，反映了海外留学生对体制内的向往相当强烈。学者曾伟峰相信，中国公务员选调对海归人士关上大门的消息，会让中国留学生进退两难。 他说：“在习近平强调国家安全的体制下，对这些海归人员更为提防，其实会让这些人员感到挫折，间接也让海归人员这个群体产生负面的观感。对于已经出去的人来说真的是进退两难。他们在国外因为很多原因受阻，找教席也不容易，会去中国好像也没有办法获得更好的机会。” 随着中国公务员选调政策愈发聚焦政治忠诚，海归人士的处境愈加尴尬。这一趋势折射出中国政府在国际化与政治安全之间的权衡，同时也让人担忧，这是否预示着中国正迈向更加封闭的未来。 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认为，海归的排斥反映出中共对外部世界的疑虑日益加深。他说，选调公务员把海归人士拒之门外，让中国人无法和世界文明合流，并导致中国从新走向封闭。
最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起，鉴于今年圣诞节的气氛又恢复了一些，是否意味着，过去几年那种文化上逐渐倒退、封闭的现象正在好转？ 我对此并不乐观，认为那只是部分地区的部分现象。 事实证明，在很多地方以及很多场景，以圣诞节为代表的“洋节”依然是被抵制的对象，比如，本应传递正确三观的教育机构。 不仅一些学校宣布抵制“洋节”。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甚至连幼儿园小朋友也没有被放过。 网络图片 抵制“洋节”的人或单位不少，但作为给下一代传播知识、树立三观的教育机构，说出“不过外国节日”这样的无知之语，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难道这些学校的管理者们真的以为，来自外国的“洋节”，只有圣诞节、万圣节，愚人节、以及情人节？ 网络图片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被抵制的不应该只有圣诞节、万圣节等“洋节”，包括元旦、劳动节等节假日，也应一并纳入抵制范围。 元旦节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就职誓词中，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为结尾。这就是中国‘元旦’的来历。”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旦，指西**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 请洋节抵制者们从自身做起，拒绝元旦。 妇女节 然后要抵制的，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这一斗争得到了美国和世界广大劳动妇女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1977年，第32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决定把3月8日作为“联合国妇女权益日和国际和平日”。” 对于这样的“洋节”，请抵制者们坚决反对，包括其中的女士。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每年的315打假日，正式名称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虽然不是节日，但同样是舶来品—— “1898年，全世界第一个消费者组织在美国成立。 1936年，建立了全美的消费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反映消费者利益和要求的组织在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出现。 1983年，国际消费者协会把每年的3月15日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从这个权益日的国际背景甚至是美国背景来看，必须是要抵制的。 母亲节 下一个要抵制的，是母亲节—— “母亲节起源于美国，这个节日的发起人是费城人安娜·贾维斯，这个女子终生未嫁，膝下无儿无女。1906年5月9日，安娜·贾维斯的母亲不幸去世，她悲痛万分。在次年母亲逝世的周年忌日，贾维斯组织了追思母亲的活动，并鼓励他人也以类似方式来表达对各自慈母的感激之情。” “1913年5月10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由威尔逊总统签署公告，决定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这一举措引起世界各国纷纷仿效，至1948年贾维斯谢世时，已有43个国家设立了母亲节。” 对于这个起源于你们最讨厌的美国的节日，请抵制者们——包括有母亲的和已为人母的，坚决反对。 国际劳动节 然后是本文重点，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样是外来节日（此处应敲黑板）——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等城市的35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和游行示威，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这场斗争震撼了整个美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力量，迫使资本家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美国工人的这次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为了纪念美国工人的这次“五一”大罢工，显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力量，推进各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会议通过决议，规定189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者举行游行，并决定把5月1日这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4] 怎么？又是你们最讨厌的美国人搞出来的节日，既然如此，请各位自觉抵制五一黄金周假期，坚持上班，从自己做起。 儿童节 “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为了悼念1942年6月10日的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利，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 孩子们的节日，你们是不是也要一起剥夺了？ 历法 一星期七天的制度同样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Babylon）。而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双休日，也是来自国际上每周40小时标准工时制，我国从199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 以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公元历法，也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来品。（参见我之前写的《来自西方的闰年和公元历法，算不算文化入侵？》） 天朝上国的遗老遗少们，要不连这个也一起抵制了？ 最后的话 中国能够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为工业大国，最根本的动力正是来自西方的科学和文化。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人刚刚吃饱肚子，就忍不住把我大清那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糟粕搬出来了。 虽然最近几年全球化遇到了一些障碍，但整个世界在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不断融合，仍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掩耳盗铃也好，闭关自守也罢，不会让这个国家更加强大，只会因自绝于世界潮流而再次落伍。 驱洋人、拆铁路，反映的不是文化自信，恰恰是极大的不自信。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爸讲科学
2024年令整个世界最为令人振奋之事，莫过于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自此，民主中国阵线深感自1989年9月天安门大屠杀流亡海外在法国巴黎组建3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欣喜和振奋，川普的胜选就是2024年最大最好的圣诞礼物和愉悦，更是迎来2025年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肉眼凡胎可见的清晰前景。 The most exhilarating event for the entire world in 2024 was undoubtedly the outcome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November 5. Following this historic mo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eels a level of joy and excitement unseen since its founding in exile in Paris, France, in September 1989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Donald Trump’s victory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delightful Christmas gift of 2024, heralding a clear and tangible vision of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order in 2025. 民主中国阵线自成立起，35年来从未丝毫懈怠，前赴后继地费尽移山心力奋力完成数代中国人百年理想和夙愿，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然而，仅靠民主中国阵线艰苦卓绝的努力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民主中国阵线所从事的事业，与残暴的中共政权相抗，是一场人与兽斗，人与魔斗的角力。民主中国阵线以及所有对抗中共专制的各派力量之和都根本无法获胜。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DC) has never wavered in its commitment over the past 35 year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ave devoted immense effort to realizing the century-old dream and aspiration of building […]
最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起，鉴于今年圣诞节的气氛又恢复了一些，是否意味着，过去几年那种文化上逐渐倒退、封闭的现象正在好转？ 我对此并不乐观，认为那只是部分地区的部分现象。 事实证明，在很多地方以及很多场景，以圣诞节为代表的“洋节”依然是被抵制的对象，比如，本应传递正确三观的教育机构。 不仅一些学校宣布抵制“洋节”。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甚至连幼儿园小朋友也没有被放过。 网络图片 抵制“洋节”的人或单位不少，但作为给下一代传播知识、树立三观的教育机构，说出“不过外国节日”这样的无知之语，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难道这些学校的管理者们真的以为，来自外国的“洋节”，只有圣诞节、万圣节，愚人节、以及情人节？ 网络图片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被抵制的不应该只有圣诞节、万圣节等“洋节”，包括元旦、劳动节等节假日，也应一并纳入抵制范围。 元旦节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就职誓词中，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为结尾。这就是中国‘元旦’的来历。”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旦，指西**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 请洋节抵制者们从自身做起，拒绝元旦。 妇女节 然后要抵制的，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这一斗争得到了美国和世界广大劳动妇女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1977年，第32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决定把3月8日作为“联合国妇女权益日和国际和平日”。” 对于这样的“洋节”，请抵制者们坚决反对，包括其中的女士。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每年的315打假日，正式名称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虽然不是节日，但同样是舶来品—— “1898年，全世界第一个消费者组织在美国成立。 1936年，建立了全美的消费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反映消费者利益和要求的组织在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出现。 1983年，国际消费者协会把每年的3月15日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从这个权益日的国际背景甚至是美国背景来看，必须是要抵制的。 母亲节 下一个要抵制的，是母亲节—— “母亲节起源于美国，这个节日的发起人是费城人安娜·贾维斯，这个女子终生未嫁，膝下无儿无女。1906年5月9日，安娜·贾维斯的母亲不幸去世，她悲痛万分。在次年母亲逝世的周年忌日，贾维斯组织了追思母亲的活动，并鼓励他人也以类似方式来表达对各自慈母的感激之情。” “1913年5月10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由威尔逊总统签署公告，决定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这一举措引起世界各国纷纷仿效，至1948年贾维斯谢世时，已有43个国家设立了母亲节。” 对于这个起源于你们最讨厌的美国的节日，请抵制者们——包括有母亲的和已为人母的，坚决反对。 国际劳动节 然后是本文重点，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样是外来节日（此处应敲黑板）——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等城市的35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和游行示威，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这场斗争震撼了整个美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力量，迫使资本家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美国工人的这次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为了纪念美国工人的这次“五一”大罢工，显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力量，推进各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会议通过决议，规定189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者举行游行，并决定把5月1日这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4] 怎么？又是你们最讨厌的美国人搞出来的节日，既然如此，请各位自觉抵制五一黄金周假期，坚持上班，从自己做起。 儿童节 “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为了悼念1942年6月10日的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利，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 孩子们的节日，你们是不是也要一起剥夺了？ 历法 一星期七天的制度同样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Babylon）。而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双休日，也是来自国际上每周40小时标准工时制，我国从199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 以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公元历法，也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来品。（参见我之前写的《来自西方的闰年和公元历法，算不算文化入侵？》） 天朝上国的遗老遗少们，要不连这个也一起抵制了？ 最后的话 中国能够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为工业大国，最根本的动力正是来自西方的科学和文化。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人刚刚吃饱肚子，就忍不住把我大清那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糟粕搬出来了。 虽然最近几年全球化遇到了一些障碍，但整个世界在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不断融合，仍将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掩耳盗铃也好，闭关自守也罢，不会让这个国家更加强大，只会因自绝于世界潮流而再次落伍。 驱洋人、拆铁路，反映的不是文化自信，恰恰是极大的不自信。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爸讲科学
2024年令整个世界最为令人振奋之事，莫过于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自此，民主中国阵线深感自1989年9月天安门大屠杀流亡海外在法国巴黎组建3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欣喜和振奋，川普的胜选就是2024年最大最好的圣诞礼物和愉悦，更是迎来2025年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肉眼凡胎可见的清晰前景。 The most exhilarating event for the entire world in 2024 was undoubtedly the outcome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November 5. Following this historic mo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eels a level of joy and excitement unseen since its founding in exile in Paris, France, in September 1989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Donald Trump’s victory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delightful Christmas gift of 2024, heralding a clear and tangible vision of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order in 2025. 民主中国阵线自成立起，35年来从未丝毫懈怠，前赴后继地费尽移山心力奋力完成数代中国人百年理想和夙愿，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然而，仅靠民主中国阵线艰苦卓绝的努力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民主中国阵线所从事的事业，与残暴的中共政权相抗，是一场人与兽斗，人与魔斗的角力。民主中国阵线以及所有对抗中共专制的各派力量之和都根本无法获胜。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DC) has never wavered in its commitment over the past 35 year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ave devoted immense effort to realizing the century-old dream and aspiration of building […]
01 归属感 刚开始做外卖员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抗拒，但会有一点点胆怯，因为要主动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其实不是说我适应或者不适应，更多意义上，我确实暂时没有太多别的办法。 第一次送外卖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系统给派了一个蛋糕，20厘米大小。蛋糕很难送，是易损品。万一碰坏了得赔钱，那估计要挣一两天。但我也没办法，只能小心点慢慢走。 那时，我还在一所职校教思想政治课。职校的学生太不好管了，抽烟打架。一个男生13岁，上了很多年武校，家长让他回来到这里上学，上着课，他就把前面那个女生的头发割了一段；两个人吵架，他又照着那女生的头扇了一巴掌。 最后只能报警。作为老师，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教好自己的课。因为这门课不高考，学校又是民办的，要考虑利润、经营成本问题，这个课就变得可有可无。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以后肯定会取消（这门课）。 我没有太多焦虑，但会去想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学一些技能。但像我们普通人，要学一个东西，需要碰见某个特定的机会，慢慢试才行，不能只空想。最后只能去送外卖。当时我也想过送快递，但还得整一辆三轮车，好一点的电三轮也要七八千，不便宜。送外卖是因为家里本来就有一辆电瓶车。 刚开始都是晚上有空跑一会，提前适应一下。大概半年前，职校老师的那份工作就没了。我开始全天跑。每天大概十几二十单，每个月收入就3000块钱吧，加上家属的（收入），基本够家庭开销。 偶尔会遇到比较善意的人，就是打赏。一个男孩给一个女孩买水果，让我送到学校门口，但那个女孩要5:30才下课，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结果，那个女孩连男的叫啥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这俩人应该是网友。就这么点事，那个男孩打赏了6块6。还有一些就是写错地址，离得近，我就给送过去。比较烦的就是有些保安不让电瓶车进小区，只能走路进去。 外卖这个工作没什么特殊，网上讲的那些段子，我都碰不着。大部分时间，你都见不着人，门缝一开，伸出来一支手，闪一眼，把东西拿走就行了。 骑手们没事了会聚在一起聊天，像今天跑了多远，拿了多少单。跑外卖的大都是本地小年轻，说实话，可能也没上过什么学，只到初中毕业，五六十岁的人也有，但不多。其实，我觉得外卖员不至于那么辛苦，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电车。 我本科在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我们当地一个金属制造企业上班，2012年就（在老家）买了房。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钱，后来考研，2012年考上了广西一个211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我很顺利地就到北京一个互联网大厂做内容运营。 但往后我没有走好职业之路。我在北京待了大概两年，虽然不能说那是最好的时候，但它有新鲜感。我做的内容纯搞笑，每天都在不停地看东西，因为每个小时都有要求，我们要审核多少条内容，工作压力不算大。 那时跟人合租，（房租）一个月3000多块，工资八九千块，每个月能剩一点，但最后也都被我花了。我没什么爱好，喜欢买一点零碎的东西，比如充电宝会买好一点的。我经常去知春路那个沃尔玛，我觉得超市还是比较友好的，多逛逛能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 有时候想起买房就没有归属感。夜里上到9点10点，走到楼下，还有灯是亮着的，到处都有人。我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像一个小螺丝钉。门口的保安长期都是固定的那两三个人。 大部分同事工作一两年之后陆续走了，一般大家都会说“多多保重，以后常联系”这样。我当时也会感触，想想将来自己可能也会回去。2017年春天，决定离开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父母只说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但房子我是没办法解决的，就还是回去吧。 02 选择与落差 回老家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积蓄，大概就几万块钱。最早我对工作满意的标准就是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块钱，但必须要交五险一金。 我找过行政、人力和文员。实话说，我原来是学管理学，但河南是农业大省，（安阳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都不发达。现在我们这跟互联网最相关的工作就是主播，前几年少部分的传媒公司在招公众号编辑。 有些工作属于“被动”离职。之前，朋友介绍了一个大专老师的兼职，做了大概一年，民办学校的学生没那么多了，就不再需要兼职老师了。我还在物业公司干过，前台打杂修电啥都干，一个月3000多块钱，干了三个月，也是属于被动离职，因为老板安排了一个亲戚进去。 还有一些就是属于客观意义上的不合适。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待过三个月，进去以后让我写文件，内容就是公司的长远规划。但这个东西我显然不懂，它不是随便百度一下看看就能整出来的，写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实习期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这个事我确实不会。 前两年我在书店做过图书管理员。这是街上贴的小广告，当时去也是没办法，我暂时只能找到那份工作，但是钱太少了，（月薪）只有1000多块钱。 很多人问我为啥不考公？我考过七八次，事业单位、公务员都有，慢慢放弃了。我数学不好，看那个题就跟外星文一样。每次结果出来也不会很失望，因为真的不会，比如数学的排列组合，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 ●大树的视频作品。图源@慢叔叔来看看 渐渐地，我觉得回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但那时的感受不像现在这样深。当时还觉得有希望。这也因为我不太了解本地情况，熟悉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少，经济也不是很发达，再怎么费力可能也就这个样子。 我也想过去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源。之前我工作过的书店，就是我从小买书的地方。它属于民营企业，从90年代到现在没倒闭，不说挣多少钱，但在这个城市里，不管是资源还是关系，它肯定有自己的分销渠道。我没有这些资源，可能10年、20年都做不起来。 做过的这些工作里面，比较满意就是书店管理员。它不算轻松，但我比较精通，而且它跟文字相关，我的接受程度会快一点。比如我瞄一眼这本书，就大概知道它在说什么。 其实我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一部分时间在家闲着，一部分时间在寻找的路上，就是找各种事儿干，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做自媒体，最后也没有成。 自媒体能发财，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谁不想发财对不对？当时网上谣言太多，我就专门找一些辟谣的文章，直接复制过来，算是转载的一种。我从来没想过去做原创，直到这两年我才明白，做自媒体需要一个固定的形象，要持续不断地输出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脑子确实慢了一点。 事实上，虽然心里有落差，但每次有新工作，只要我会就行。不过，所有的落差都不如办公环境来得直接明显：有一回，我到一个医药工厂应聘人事。那个办公室就是公路边的一间民房，类似移动板房，只不过是砖砌的，周围没有楼房，就是一片村子。 落差不是因为环境本身，而是让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展就这样了。这也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得看见了才能感觉到，看不见就感觉不到，没有超前意识，想事情比较单一。 我找了很多工作，但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慢慢地，我就开始接受了。毕竟稳定的不是很好找，但你可能会遇到需要钱的时候，所以，我短时间内就只能做这个（外卖）。这就是现实，你只能接受它。这种心态很像上学的时候，绝大部分学生都想考好，有人可能努力了，但方法不对。 03 “接受自己的现状” 以前的那些同事大部分都回老家了。唯一有联系的一个男生在武汉，通过自学，现在在做程序员，但武汉毕竟是大城市。我有一些同学在做管理层，有时候在送餐的路上，我就会想，这个差距是怎么造成的？ 当然现在去想的话，其实我应该在（回老家）时找人指导，或者多问，了解清楚当地有什么产业，可能（境遇）会好一些。像小地方，比较体面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和老师，如果想好要回老家，当初就应该学文学专业，回来当老师，这个规划就会好一点。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对某个具体的选择后悔，而是后悔一直在变的状态。 这几年我想明白了几件事情：比如在小城市，你可能要从事一些跟实体相关的工作；第二这个工作可能必须有人带着你，他可能愿意跟你说某些事情。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生的际遇被很多因素影响，比如一个好同事，一个好领导；还有家庭因素，比如说开公司的同学，家里一直以来都在做生意。 家里人（对送外卖）没有太多想法，觉得只要合理合法挣钱就行了。我爱人在辅导机构当老师，送外卖之前，我跟她提过，她没有太多特别的反应，就说去吧。有时她也会劝我去当老师，这可能也是一个选择，但你要重新捡起初中的课本，我一般会说没问题，有时间会看一下。 除了家里人，没人知道我在跑外卖。我跟以前的同学都没怎么联系了，现在联系最多的就是一个在超市做拣货员的男生。过年的时候，亲戚会问，父母都说我在当老师，因为我以前确实也做过老师。我比较能理解，这也很正常，毕竟外卖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我一般不会在家里穿（外卖服）出门，一般电瓶车走个三分钟（再穿）就行了。 从我们普遍的认知来说，外卖员就是最差的了。在我评论的下面，有人的说法很过分。比如会说，送外卖是走投无路的人才干的。至少还有这样一条路，怎么能说走投无路？其实外卖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无非就是天天在跑。 话说回来，某种意义上，外卖和快递可能是最稳定的工作，因为没有失业的风险。收入再不好，只要你下劲去做，它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一般我就是早上10点左右出门，然后三四点回家歇一会，五点再接着出去，一般八点就能回家，小城市你基本只要在比较热闹的地方等活就行。 我也会怀疑读书的意义，读书跟挣钱之间的关系。但每个人的经历比较复杂，现在社会跟几十年前也不一样，职业高度细化，挣钱跟读不读书，确实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小孩，我觉得还是先让他上学读书，成绩要尽量好，毕竟他还是要往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上去啊。 我不是迷茫，就是比较无力你知道吗？有劲没地方使，不知道要怎么使，往哪里使？这两年，这种感受特别强烈，随着年龄往上走，很多你会想得越来越明白。但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不想了，没什么意义，接受自己的现状。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开个小超市，因为我觉得第一稳，第二可能相对离家近点，什么事都好照应。你看有大超市“完犊子”的，我还没见过家门口小超市完的。但这个事情估计挺难的，怎么也得十几二十万吧。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