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正在起變化。 中美關係正在悄然發生著改變。 外交政策磋商、海洋事務磋商、氣候變化會談、軍控與防擴散磋商、新一輪經貿對話、美國加州州長訪華強調合作和友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 《人民日報》整版報道《傳承飛虎隊精神，厚植中美民間友好根基》，新華社定調中美關係合則兩利，斗則俱傷，推動中美關係穩下來、好起來，是對兩國人民負責，對世界負責，對歷史負責…… 總之，中美關係似乎正在進入蜜月期。 網友總結得好，「收到，暫時先不恨美了，等上面通知」。 春江水暖鴨先知，網友都看透的事，司馬南那麼聰明，怎會感受不到。 有人借著這股風，說司馬南的某些言論，對中美關係有破壞作用。司馬南趕忙甩鍋，避重就輕地表示： 「我是力促中美關係友好」。 網路圖片 「反美鬥士」表示自己一直力促中美關係友好，這個彎竟然能拐得如此絲滑，讓人嘆為觀止。 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似乎忘了自己曾經說過什麼話。 「美國那個鬼地方，你倒找我錢我都不去，有啥意思？」 「社會治安要學成美國那個奶奶樣，日子還怎麼過啊？」 但你不得不佩服司馬南，有一種無數人夢寐以求隨時重來的「鬆弛感」，說話做事從來不會造成任何精神內耗，沒有任何負擔。 前腳剛批判完美國奶奶樣的治安差得令人髮指，後腳就能為美國小鎮這麼多年沒有刑事犯罪的良好治安狀況而感動。 他還冒著被夾頭的風險，去了自己曾說過的「倒找錢都不會去」的國家，不但買了房子，而且還欣欣然受邀參加美國獨立日晚宴。 在這個節目里說「我什麼時候反對美國啊？」，在另一個節目里又言之鑿鑿地說「我確實反美」； 在這個節目說「有人造謠我在美國有房產」，在另一個節目里又不得不承認，自己確實在美國買了一個小房子。 在這個節目里說「我們家沒有人在海外生活」，在另一個節目里又反問「就算我們的家人在美國，又怎麼樣呢？」。 在這個節目里剛批判完賺錢後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讀大學，在另一個節目里就承認「我們只有一個孩子在美國學習」，偷換概念地反問「在大學裡受教育這有什麼錯嗎？」 果然是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有網友說得好： 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人是從猿猴進化來的。我覺得不對，還有一部分人，很可能是由變色龍進化來的。 如今，司馬南更是進化到，一三五反美，二四六挺美，星期天澄清。就這個叼盤的功夫，胡錫進都要自嘆不如。 當初，司馬南認在美國買房，遭輿論圍剿後，胡錫進發文幫腔：「在美國買過房子，投過資，就不能批評美國了」？ 而看現在這個情形，胡錫進卻搖身一變，把矛頭對準了「害國者」。 網路圖片 在美國買過房子，投過資，當然可以繼續罵美國，只是在美國買房、生活和投資，罵美國，與真誠這三者，就是一個不可能三角。既要又要還要，往往不可得兼。 當然，司馬南在這個不可能三角之間遊刃有餘，就充分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不管反美、恨美、挺美，還是如今的力促中美關係友好，不過是利益驅使，見風使舵，以圖左右逢源，賺得盆滿缽滿。 反正我們這個社會的傻子如此之多，不去欺騙他們，都對不起他們的熱忱和虔誠。他們如饑似渴地長大了嘴，你塞一根劣質香腸，他們就會把你當做擁有整個美食城的上帝。不但奉你為主，還要為你譜寫讚歌。 這一切的沉迷，還不容質疑。正如網上流傳很廣的那句話所說： 動上層人的利益，如同要他們的命；改變底層的人觀念，如掘他們的祖墳。然而底層的觀念，正是上層人利益的來源。試圖說透這一切的人，就成了雙方共同的敵人。 這就是這個世界的真相，弄虛作假的人，混得風生水起，而真正善良、正直、始終如一的人，卻往往在現實世界一敗塗地。 有時候不得不承認，誰能夠見風使舵，誰就能夠左右逢源。誰能夠難得糊塗，誰就會無比幸福。 公號「律俠普法說」：能不能準確評價司馬南，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智商檢驗測試題。 就算是能準確評價司馬南，又能如何？不妨礙粉絲高喊： 司馬老師言之有理，分析透徹，句句屬實，仗義執言，旗幟鮮明，真知灼見，愛國正義，滿滿的正能量！ 這個世界還是屬於司馬南。 不要問司馬南為什麼如此受歡迎，真正讓人驚奇的是，這樣的司馬南，竟然只有這一個。 再仔細想想也不對，「司馬南」不止一個，只是不一定叫這個名字而已。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亮見）
來自智庫Civitas的報告稱，獲得羅素大學集團獎學金的中國學生在進入英國之前都要接受中共「意識形態培訓」。 據《每日電訊報》報導，Civitas發現，根據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CSC）提供的一項獎學金計畫，超過600名中國公民正在英國大學學習，該計畫要求中國官員「審查申請人的政治傾向」，並在出國前對其進行思想、政治和愛國主義教育。 CSC由中國教育部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成立，該機構向英國大學提供的獎學金部分由英國納稅人資助。 Civitas獲得的中國文件稱，不嚴格遵守意識形態指令或損害中國利益的學生會被CSC除名並被送回中國。 一份CSC章程指出，國內招生單位必須「及時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有問題的不選」，學生必須接受政治、思想和愛國主義等「行前教育」 與該計畫相關的另一份文件稱，成功申請者應「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為國家戰略服務」。 報告作者克拉克(Robert Clark)表示：「CSC在英國校園的存在引發了嚴重的國家安全擔憂，同時危及到中國學生在海外表達政治觀點的自由，使他們及其家人處於危險之中。」 研究人員表示，鑒於中共的「軍民融合」戰略，這些合作應被視為一種安全風險。該戰略旨在通過武力統一台灣，稱霸世界。 羅素大學集團發言人表示：「國際合作和教育出口促進了科技研發並帶來可觀的收入，這些收入被再投資於國內優質教學。每位想要在敏感領域攻讀更高學位的中國申請人在來英國之前都必須通過政府的強化安全審核。我們會與政府密切合作，維護國家安全。」 一位英國大學聯盟（Universities UK）發言人表示：「大學開展的任何國際合作項目都必須遵守嚴格的法規，並通過政府的批准。涉及資金的合作都將經過嚴格的盡職調查，並且應接受定期審查。」 中國仍然是英國的重要合作夥伴，與中國保持合作關係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 不過，德國知名的埃朗根-紐倫堡大學今年早些時候宣布，為了「降低工業間諜活動帶來的風險」，他們決定暫停與CSC的合作關係。
研究發現，英國大學接受了與中國軍方關係密切的高風險機構高達5,070萬英鎊的捐款。研究數據涵蓋2017年至2022/23學年，由47所大學提供。 據《每日郵報》報導，這些高風險機構涉及中國軍方的核彈、高超音速飛彈、隱形戰機、間諜衛星和人工智慧研發。包括牛津大、劍橋在內的英國知名大學接受了大量此類捐款，佔英國大學自2017年以來從中國收到的1.56億英鎊款項的三分之一。 保守黨議員西利（Bob Seely）表示：「這再次表明需要緊急重新評估我們與中國的關係。讓一個潛在的敵對國家通過我們的大學獲得尖端技術涉及到諸多道德和安全問題。」 為智庫『公民社會研究所』（Civitas）編寫這項研究報告的克拉克(Robert Clark)表示：「大學繼續與危險的中國軍事研發機構合作，不僅威脅到我們的校園，也是英國戰略協調上的一大敗筆。」 向英國大學提供現金的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因其軍方背景受到美國制裁，也被禁止向英國供應設備。 四川大學向牛津提供了超過180萬英鎊的「生物醫學合作」資金，它是中國主要的核彈頭研究機構，還涉嫌參與網路間諜活動。 另外，中國最大的精確制導導彈供應商北京航天控制裝置研究所也向劍橋捐贈了132,317英鎊。 牛津大學發言人表示：「我們認真對待學術安全，並與政府機構和立法部門密切合作。我們的許多海外合作項目都致力於解決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非常依賴國際參與。」 劍橋大學表示：「我們的所有資助和合作研究項目都通過了政府的出口管制評估，我們還與政府的諮詢團隊合作，定期聽取他們的建議。」
據報導，威廉王子希望通過將年度「地球挑戰獎」（Earthshot）授予中國來緩解兩國緊張關係。 據《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已獲封威爾士親王的威廉王子將訪問中國，以期改變這個全球最大污染國的環境政策。 儘管他的父親查爾斯國王對北京沒有好感，並且從未訪問過中國大陸，但威廉認為「在考慮為地球的未來而戰時，不能無視中國的存在」。 11月7日，威廉在新加坡出席了他的第三屆年度「地球挑戰獎」頒獎典禮，該頒獎典禮旨在表彰「修復」地球的解決方案。在女演員沃丁漢姆(Hannah Waddingham)和演員兼製片人布朗(Sterling KBrown)共同主持的頒獎典禮上，五位獲獎者每人獲得了100萬英鎊的捐贈。 他在發表講話時表示：「去年是全球氣候發生巨大變化、人類面臨更大挑戰的一年，日益加重的氣候危機讓很多人感到失望，然而，正如今晚所看到的，我們的希望仍在。」 接下來的兩個Earthshot獎項將在非洲和南美洲頒發。中國和印度有望成為之後的獲獎國。肯辛頓宮表示，威廉王子「希望讓Earthshot升級為全球化獎項」。 一位王室消息人士告訴《星期日泰晤士報》：「威廉王子認為，在氣候和環保方面，亞洲至關重要，特別是中國和印度，他們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和新興經濟體，必須與這兩個國家保持接觸。」 近年來英中關係持續惡化，中國因侵犯新疆維族穆斯林人權及大肆從事間諜和網路攻擊活動而讓西方警覺，對台灣的強硬立場加劇了中國與西方的緊張關係。 早在2005年，當時的查爾斯王子就在日記中將中共領導人描述為「令人震驚的老蠟像」。他還與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關係密切，達賴喇嘛稱他們是「最好的朋友」。2012年，他被媒體拍到與達賴喇嘛牽手大笑。 此前，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在5月份的七國集團峰會上警告說，中國對全球安全與繁榮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副首相道登(Oliver Dowden)也於7月表示，中國是英國經濟安全的「最大威脅」。 在2015年習近平訪問英國期間，查爾斯王子在克拉倫斯宮接待了習和他的妻子，但沒有出席隨後在白金漢宮舉行的國宴。 一個月之後威廉王子訪問了中國。他在會見習近平時，譴責非法野生動物貿易是「一種惡性犯罪」。兩年後，中國禁止了這種貿易。 中國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國，空氣污染每年導致約兩百萬人死亡。去年中國的碳排放量佔全球的29%。相比之下，美國為11%，英國為0.8%。 中國今年批准了52吉瓦的新增煤電項目，習近平承諾到2030年達到峰值排放，並於2060年實現凈零排放。 中國已在水力發電、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領域投資數十億美元，同時還生產了全球57%的電動汽車。
上海陸家嘴集團索賠江蘇蘇鋼100億，中山大學附屬二院研究生集體患癌，這兩件事聯繫緊密，是共產黨治理的系統性問題，在共產黨眼中，民眾就是韭菜人礦合體的有機礦物。 陸家嘴集團提出了高達100億的索賠，這兩個有頭有臉的大集團，心照不宣，理所當然地，將普通民眾的生命健康拋諸腦後，沒有任何一方對建築工人和業主承擔應有的責任。 中山二院只考慮能不能科研出成果，導師和領導們把博士或者博士後都看作人礦，研究生不過是完成實驗和獲取數據的工具。 紅頂對杠入住要人命 上市公司國企陸家嘴，蘇州毒地索賠百億，成為了11月初金融圈最大的瓜。 2016年10月，陸家嘴公司在222倫出價中勝出，以85億元的高價從蘇鋼集團手中，購得蘇州京杭運河邊的17宗地塊。蘇鋼集團還特意邀請蘇州環境監測所出具環境評估報告，聲稱土壤和地下水均符合標準。 從2017年開始，陸家嘴集團在這些地塊上建設了住宅、幼兒園、商業綜合體和健身公園。然而2021年，2號地塊的英國雷丁小學交付時，第三方檢測機構發現土壤中的致癌物苯並芘含量，超出安全標準50多倍。 今年11月8日，陸家嘴集團發布了起訴蘇鋼的公告，指控蘇鋼及相關環境評估機構和地方規劃部門，弄虛作假，導致陸家嘴購買了存在嚴重問題的土地。陸家嘴因此提出了高達100億人民幣的賠償，該案件已被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然而11月10日，蘇鋼集團反駁稱，在土地交易時，已經披露了相關風險，並指陸家嘴明知土地存在問題，仍強行啟動建設。 蘇鋼和陸家嘴沒有誰是無辜的。17塊地中的大部分，是蘇鋼過去的焦化區。焦化，是重工業生產的一個步驟，會產生大量的空氣以及水土污染。可是就這十幾塊高度污染的土地，在掛牌出讓前，就已經變更了土地用途。當時這些地塊是如何通過環評的？由此，蘇鋼集團和當地管理部門有所勾結，應該是真的。見慣風浪的陸家嘴，也肯定是對土地的污染情況有所了解的，只是知情程度不同。 某家嘴：我知道這地有污染，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這地有污染，但只要你給我合格的環評，我就敢買下來，然後蓋好房子賣出去。 某鋼：我知道這地有污染，我也知道你知道這地有污染，但是我能按照你的要求，準備好合格的環評，方便你以後賣房子。 某規劃局：我知道這地有污染，我也知道雙方都知道這地有污染，我也知道雙方都知道對方知道些什麼。你們只要給我送合格的環境樣本，我就能開具合格的環評，我只對樣本負責。畢竟，這塊地，用作居住開發，比用作鋼廠能為地方政府產生更多的稅收和利潤。 陸家嘴和蘇鋼，分別是上海市和蘇州市的重要國企，在提起如此重大的法律訴訟之前，雙方肯定已經進行了長時間、多輪次的協商，背後的地方政府也肯定知道具體情況，最終能走到上法庭的地步，應該是兩家公司，包括背後的地方政府在內，都談崩了。而且，這種談不攏，往往和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有所聯繫。 看看蘇鋼集團背後的大股東是誰，應該就能知道個八九不離十。蘇鋼集團的直接控制人「方正集團」，在2022年底被溫家寶派系的中國平安接管。有觀點認為，考慮到近期被習近平迫使中國平安接管碧桂園，溫家寶派系中的省級領導，接連被習近平拿下，此次蘇鋼集團被起訴，有可能是習近平搞掉溫家寶派系的一步棋。而陸家嘴集團提起訴訟，可能不僅僅是為了追回損失，更可能是為了撇清自身的責任嫌疑。 腫瘤研究集體患癌 牽出醫閥 比陸家嘴毒地事件，稍早披露的是，中山大學附屬二院乳腺外科研究生集體患癌。據官方報導，該研究組共培養了200名研究人員，其中三人罹患癌症，包括兩種罕見癌症——胰腺癌和滑膜肉瘤，以及一例較為常見的乳腺癌。 這些人所在的實驗室專攻「促癌機制」，公眾普遍傾向於相信，患癌與實驗室工作環境或研究內容有一定的因果關係。 醫學界專家羅淼醫生在網路上發表了他的觀點。這三種癌症在同一個研究小組中同時出現，在統計學上是不尋常的，這個組裡頭有不正常的事兒。他的觀點暗示，實驗室環境或其他相關因素是否可能導致癌症。 最簡單的例子，比如誘發癌症的試劑，毒性足夠，原來應該是多大的顆粒，放到水裡溶解，但是封裝的不好，或者形態不對，有可能直接一撕開，馬上就在空中擴散，口罩又帶的不合格，直接吸入肺部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中山二院的實驗室，是老建築改造的，設計之初就沒有考慮分子過濾吸附和新風系統，要是不小心把誘發癌症的試劑吸入肺部，體質弱的，就被誘發癌症了。 這個事情在鬧到社會上之前，10月份已經在校內發酵了一段時間，校方已經把一些試劑悄悄地給運走了，當時隱藏非常的詭秘，黑色塑料袋包裝得非常嚴，可是運輸的過程當中，還是不小心試劑盒掉了一地散落一地。 後來到了11月1日，該實驗室的女博士後29歲的黃敏，在微信群中，向同事們透露了確診胰腺癌轉移肝臟後，次日就被導師傑出青年蘇士成，移出了群聊。這一嚴重違背師德的行為和黃敏的病情，很快在網路上傳開，11月7日瀏覽量接近5億，後來該帖子被官方撤下。 11月8日中午，中山二院以消防檢查不合格為由，迅速拆除了涉事實驗室中的櫥櫃，連胡錫進都在批評二院，「怎麼能夠在這個時候動實驗室呢？在公眾眼裡，那不等於是破壞現場嗎？」 網友們認為，黃敏所在實驗室被拆除，不僅銷毀了患癌因果關係的證據，根本還在於，醫院似乎更傾向於保護蘇士成教授，忽視了患癌學生的遭遇。 中大二院的立場非常明確：堅決維護蘇士成，這並不難理解，因為蘇士成是院長宋爾衛院士的學生和助理。在蘇士成的指導下，宋爾衛院長的兒子宋世健，在廣東實驗中學讀書的時候，就發表了3篇SCI文章。在乳腺外科的碩士入學考試中，宋世鍵的初試成績得分最低，但複試得分最高，總分排在第三。宋世鍵在該校被人稱呼為太子爺，學習很爛，就在大家同情二院意外患癌的幾名博士的時刻，他公開稱此事是謠言，並且說現在各種癌症年輕化，不如怪吃的太奇怪了、怪中國醫生太窮、又苦又累還沒錢。 蘇士成也不白給，他的叔叔是二院名醫兼二院名譽院長蘇逢錫，是功成身退的殿堂級大牛，也是宋爾衛院長的導師。根據面相人士觀察，蘇逢錫確實有些真才實學，宋爾衛院長精於權術，蘇士成活脫脫的醫二代。 在這個學術網路關係中，蘇逢錫提攜學生宋爾衛，宋爾衛反哺蘇逢錫的侄子蘇士成，蘇士成也照顧宋爾衛的兒子宋世鍵。這種學術裙帶關係，被一些網友解讀為醫閥家族現象。 尤其令人驚訝的是，蘇士成留學深造時的日本導師石井春海，據稱是日本731部隊最高指揮官石井四郎的兒子。這種聯繫可能在道德和歷史層面上引發一系列複雜的情感和聯想，特別是當涉及到醫學研究的道德和歷史責任時，731部隊的歷史可能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和歷史參照，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人們對實驗室工作和研究的看法。 關於癌症事件，暫時無法提供證據，但學術不端行為已經實錘。在醫學領域，證明因果關係非常困難，但院士家族的學術腐敗成為了這次事件的突破口。即使這次癌症事件是純粹的偶然現象，他們也應該被追究責任，必須下台。
（接上期）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按語是： 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以及吹掉部分供給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這實際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廬山會議以來，在反右傾，鼓幹勁，保衛黨的總路線鬥爭中，已開始把這些反動的、醜惡的東西大量地揭露出來，請你們認真注意，徹底加以批判。 這個文件不僅把1959年春夏的一些糾偏措施全部否定，還說成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傾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共中央還多次批示、轉發各地的鬥爭經驗，說「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農村中一部分富裕中農和幹部當中的少數代表富裕中農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猖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並且根本反對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進一步鞏固，農業的繼續大躍進和貫徹執行黨的匯流排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把1958年以來出現的嚴重問題，都說成是「右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綿陽地委的一篇報告中說：「綿竹縣興隆公社是全縣土地最肥沃、水利條件最好的米麥之鄉，但是在以黨委書記丁仁發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害下，糧食竟減產30.8%，生豬減少51%，耕牛死亡12%，社員出勤率只有50%。又如青川縣蘇河公社，因為資本主義傾向嚴重，田地荒蕪，連年減產，疾病流行….」報告說，反右傾運動就是要「給鐵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層鋼，給大躍進的車子再加足油！」這樣以左反左，後果越來越嚴重。 在這場鬥爭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 顯然，這個數字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全部。 1962年5月11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甄別平反時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40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一千萬。影響的人數總有幾千萬。」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影響。1957年反右派鬥爭，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幹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國只有一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什麼，都是「最高指示」。對他說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發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傾鬥爭是和保衛「三面紅旗」結合在一起的，因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颳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這更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因此，1959年繼續餓死人，1960年出現了餓死人的高峰，1961年飢餓死亡的情況還在繼續。這時毛澤東才說： 廬山會議後，我們錯在什麼地方呢？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紀要、上海會議十八條的精神，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要搞到連隊，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有一點悔過之意，但他對錯誤的認識多麼膚淺！ 第二十二章 糧食問題 要研究中國的大饑荒，必須研究中國的糧食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糧食短缺就成為十分突出的問題。用國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業化，增加了城市對糧食的需求；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減少了糧食的供給。糧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資源都在政府嚴密的控制之下，對極為短缺的糧食，中央政府對其生產和分配實行直接管理。控制越嚴密，糧食越短缺；糧食越短缺，控制更加嚴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進行著一次又一次的「糧食戰爭」：這種「戰爭」每年一次，到1959年以後，天天、月月都有。這是政府和農民的戰爭，是工業和農業的戰爭，是城市和農村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傷亡的大多是農民。被國家機器嚴密控制了的農民是弱者。為了糧食，農民成了政府無限壓榨的對象。政府一感到糧食緊張，「徵購任務必須完成」這句號令，就會迅速被政權機器物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這種物質力量層層放大，到農民那裡就成了巨大的災難。 1958年以後的大饑荒，是在糧食統購統銷的制度背景下出現的。統購統銷，消滅了糧食市場，扼殺了使糧食增加產量的市場動力；統購統銷，剝奪了農民取得食物的權利，每一餐飯都仰仗政府供應。集體經濟，又剝奪了農民通過個人的加倍勞動，生產食物的權利。統購統銷和集體經濟又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必然。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饑荒是計劃經濟制度的必然。 一、統購統銷以前的糧食情況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城鎮總人口由1949年的5765萬增加到1954年的8249萬，5年增長了43%。 而糧食部統計的1953年城鎮人口為9182萬，這是從糧食供應的角度統計的，比國家統計局從戶籍統計的數字多一些。以糧食為原料的工業的發展，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國家對糧食的徵收和統購數由1950年的355億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億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還不能滿足城市的需要。中央14個直轄市（京、津、沈、旅大、撫順、鞍山、本溪、長春、哈爾濱、西安、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的糧食銷售量，以1950年為100，1951年為147，1952年為228，糧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銳。 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這個糧食年度內，國家的糧食收支出現了40億斤的赤字。6月30日，國庫存糧由145億斤減少到105億斤，特別是各大城市糧食庫存大幅度減少。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城市人口繼續大幅度增加，糧食供應形勢日益嚴峻。1953年6月的全國財經會議的糧食組的結論是：問題很大，辦法不多，真有點難以為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結束了幾十年的戰爭，加上土地改革，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是逐年增加的，糧食產量以1949年為100，則1950年為117，1951年為128，1952年為145，1953年稍高於1952年，1953年糧食產量已超過戰前最高年度的10%。但是，國家徵購的增長高於糧食產量的增長。而國家徵購的增長又趕不上城市對糧食需求的增長。1953年，需要國家供應的商品糧的人口為24788萬人，需要商品糧總數為659億斤。詳見表22-1，此外還有軍糧和出口糧食。國家徵購糧食721億斤，和1952年相比，產量只增加1.44%，而徵購數量卻提高了20.1%。 表22-1 1953年城鄉需要商品糧供應的人口和數量（貿易糧） 表格22-1 表22-2可以反映出國家徵購數食數量急劇增長的情況。國家從農民手中拿走的糧食（農業稅-即徵收加上收購），1950年占產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7%。這是統購統銷以前的數，我們將會看到，在以後的年代，這個比重將會大度提高。 表22-2 1950-1953年全國糧食徵購與產量的比較（單位：億斤） 表格22-2 當時糧食緊張，除了城市人口和工業用糧增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糧食進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麵粉工業的原料有相當一部分是進口小麥。據交通大學研究所的調查統計，從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進口洋麥2516956擔，上海麵粉工業所用的洋麥占其麵粉產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個半月用洋麥作原料。自1931年以後，洋麥入口激增，低價傾銷我國。上海進口洋麥數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個月中有10個月用洋麥作原料。 1949年以後，停止了洋麥進口，還有少量糧食出口。糧食部長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自豪地說：「我們扭轉了50多年來依賴洋米、洋麥的進口趨勢，米麥反而有一些出口」。 為了搞好糧食平衡，1952年成立糧食部。像財政部收錢、保證財政收支平衡一樣，糧食部收糧，保證糧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儘可能多收，儘可能少賣。在統購統銷之前，糧食部和糧食商人爭糧，統購統銷以後，糧食部就和農民爭糧。糧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糧食收購和銷售情況。糧食部成立之初，還沒有進行城鄉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搞統購統銷，還有糧商，有糧食自由市場。因此，國家必須和私商爭糧。來自公糧徵收和市場收購的比例，1951-1952年度為61：39，1952-1953年度為56：44。當時估算，1953-1954年度，國家需要掌握糧食700多億斤，除了農業稅可以拿到275億斤以外，還需要收購431億斤（上年度實際收購243億斤）。光靠市場收購這麼多糧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發言中認為：「我國糧食問題的本質，反映了國家計劃經濟與小農經濟和自由市場的矛盾；反映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道路與農民自發勢力的矛盾……歸根結底，是反映了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作為一名黨外人士的糧食部長章乃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這一看法，顯然是代表了當時權力主流的看法。這種看法表明，統購統銷和農業集體化是計劃經濟的需要，這勢必加劇政府對農民的壓榨。 二、統購統銷以後農民基本沒吃飽過 面對糧食短缺的尖銳矛盾，毛澤東讓中央財經委員會拿出辦法。中財委負責人陳雲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時，各城市糧食進一步緊張，此時陳雲顧不得養病，急忙趕回北京。中財委開始提出8種方案，最後選定統購統銷的方案。陳雲1981年回憶說：「我下決心搞統購統銷，鑽了兩個禮拜。那時候許多同志不贊成……到了十月一號，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跟毛主席講，不搞這個我們沒有出路。」 所謂統購統銷就是藉助政權的強力，把全部糧食都置於政府控制之下。農民生產的糧食全部賣給國家，所需要的糧食全部由國家供應。農民自己食用的數量也得由國家批准後才能留下。全國城鎮5000多萬個家庭每家一個糧本，憑糧本供應糧食。在市面上沒有國家的糧票買不到一口吃的。這種作法當然會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1953年10月10日，在全國糧食會議上陳雲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一個，都是危險傢伙。」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從陳雲肩擔兩個「炸藥包」的體驗可以看到，一個政權想為其被統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難的。政權不是萬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難很難的。所有的國家主義者都輕視了這種困難。 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彙報，採納了陳雲的建議。除國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糧食買賣。農民的糧食只能賣給國家，不能賣給他人。《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中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統購統銷不僅是解決城市糧食問題的手段，也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全國自耕農戶有1億萬幾千萬戶。國家直接向一家一戶收購糧食遇到了技術上的困難。於是，把分散的農戶組成合作社就成為必要。農業集體化，不僅是社會主義理想的需要，也是糧食統購統銷的需要，即國家控制糧食資源的需要。 在統購統銷中，國家規定了城鎮人口每月的糧食定量。各省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餘地，在國務院規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糧食定量略低於國家的定量。 表22-3 1956年每人每月的糧食定量（單位：市斤） 表格22-3 今天看來，城鎮這個定量並不低。但當年副食供應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糧食是人們熱量的主要來源。雖然城鎮居民總是感到飢腸轆轆，但對農民來說，這種有保證的糧食定量是一種求之不得的特權。 統購統銷是1953年12月實行的。在農村的口號是，把餘糧賣給國家。實際上，地方官員為了超額完成徵購任務以顯示自己的政績，農民賣掉的不是餘糧，而是被強制性地把口糧、飼料和種子也賣掉了。 1954年9月，糧食部長章乃器在上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糧食問題的發言中說，1953年7月-1954年6月糧食年度，糧食收購數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庫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這僅是統購統銷實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長說糧食庫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這是事實的一面。但是，還有事實的另一面，即由於糧食需求增加，使庫存逐日減少。當時，糧食部和中央財經辦公室提供了1954年全國糧食庫存減少的數據： 4月6日庫存為477.93億斤； 4月9日庫存為469.61億斤； 4月12日庫存為465.79億斤； 4月15日庫存為456.52億斤； 4月19日庫存為446.42億斤； 4月23日庫存為434.50億斤； 4月28日庫存為422.81億斤； 4月30日庫存為416.56億斤； 5月6日庫存為400.54億斤； 5月10日庫存為389.43億斤； 5月13日庫存為378.96億斤； 5月17日庫存為370.20億斤； 5月20日庫存為360.77億斤； 5月24日庫存為352.84億斤； 5月27日庫存為346.02億斤； 6月10日庫存為317.38億斤； 6月22日庫存為301.98億斤； 6月30日庫存為298.92億斤。 中央財經辦公室和糧食部緊鑼密鼓地向中央提出這樣一組數字，有如一次次警報，可見當時主管糧食的幹部們心情之急。國家領導人眼看著全國糧食庫存從477.93億斤逐日降到298.92億斤，心裡也一定無比焦急。這種焦急的心情將轉化為加強對糧食的統購力度，轉化為統購指標的提高。 第二年，統購任務進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給糧食部的計劃是：徵收309.8億斤，收購569.73億斤（指標分配到各大區）。二者合計879.53億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 ，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災。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在湖北省浠水縣農村，那時由於打場後糧食全部被強迫賣給國家了，秋收後一個多月，農民就沒有吃的。這時鄉政府不得不再開供應糧食的條子，農民拿著條子去買糧食。每到星期天，我們這些小學生都到三里以外的鄉政府去排長隊開條子，每次只開五斤到十斤。我們拿著這寶貴的條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糧庫去排隊買糧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來，我的家鄉還算幸運的。為了完成過高的徵購任務，有的地方，對沒有完成徵購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有關文獻記載：「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八九個人，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將一名用糧食餵鴨子的中農進行鬥爭。甚至沒收了不賣餘糧的農民的土地證。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111人。」 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逐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1955年2月2日《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反映實行糧食統購以後，農村的緊張情況：一，在購糧運動後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發生農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在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附近的農民在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站在河邊哭泣。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對黨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種不滿情緒。「辛苦一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眾性暴亂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年4月22日，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提供的幾篇題為《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庄鄉陳庄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庄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9個縣統計，共有570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 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徵購共51億斤，佔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頂牛，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112%。統購中頂牛，死了134人。龍游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一個村了解，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杭縣開擴大幹部會，鄉村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上面批資本主義尾巴，群眾罵不實事求是。 另一報告也反映了浙江統購統銷以後的情況：「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賣傢俱，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象。」 在統購統銷初期，出現了大量的反抗和嚴厲懲罰。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決定：「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 雲南在統購統銷實行初期，發生過批鬥農民，導致多起死人事件，也發生過暴力抗拒。 四川省德昌縣在1954年成立「保衛糧食統購統銷辦公室，」召開群眾大會25次，判決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 。1953年四川石柱縣法院與公安局組成「保衛收購辦公室」召開公判大會9次，判處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 1954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16人被處決，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 大量的農民反抗事例表明，農村糧食的確緊張。糧食部門怎樣看農村糧食緊張呢？1955年糧食部為李先念副總理起草的報告 中是這樣說的： 有人認為，今年春季，我國農村糧食情況的某些緊張，主要是由於國家統購的糧食過多了。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是的……兩年來糧食統購數量我認為沒有超過農民可能的限度。我們供應給農村的糧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還要我們多銷，那是說不過去的。」報告列舉了地主、富農鬧糧的例子後接著說：「農民叫喊缺糧食是虛假的，都是農民自發勢力的叫喊。」「糧食緊張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39億斤，為了進口機器設備，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糧食部門這種與事實不符的看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左右了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飢餓的哀嚎，上面都當成是自發勢力的叫喊，而當時認為農民中間的「自發勢力」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甚至當作反革命煽動的結果。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虛報產量，徵購過多，1955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3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據統計，1957年6月國務院52次全體會議，監察部部長錢瑛作《關於1956年廣西省因災荒餓死人事件的檢查報告》。同時，國務院作出《關於廣西省1956年因災餓死人問題給有關失職人員處分的決定》，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和省委書記郝中士、肖一舟撤銷黨內外職務，3人均調離廣西。同時，分別給平樂地委、專署和平樂、荔蒲、橫縣三縣縣委、縣政府有關失職人員撤職留黨察看、記過、嚴重警告等處分。有的幹部不服，認為餓死人是統購統銷造成的。說這些話的幹部被開除黨籍。 三、「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國糧食工作會議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會議由陳雲、李先念主持。這是1957年的第二次糧食會議。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兩位主管糧食的最高領導人深受糧食緊張之累。陳雲首先在會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億斤庫存。虧得四川調入了50多億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國可供調撥的糧食極少，已經發生了調度不靈的情況。如果再遇到一個災荒就不行了。現在看來，國家的糧食庫存，要能夠應付兩個災年才行。我們能夠對付兩個災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穩定的。 兩個災年需要多少庫存呢？這次會上分析，國家應付一個災年需要430億-450億斤庫存，應付兩個災年需要480億-500億斤庫存，最好能有600億斤庫存。 李先念在這個會上介紹了1956-1957年度糧食收支情況。這個年度計劃徵購801億斤，實際徵購了833億斤，實際徵購數比上一年度的860億斤減少了27億斤，因為這一年災害較大。在糧食支出方面，銷售計劃是743億斤，實際銷售833億斤。比計劃多銷了90億斤。 比上一年實際銷售多出了132億斤。多銷了糧食是因為災年。另兩項支出是出口和軍糧。出口計劃是48億斤（包括大豆），實際出口43.76億斤，軍糧計劃是23億斤，實際是17.2億斤。以上三項支出總共為894億斤，比收入（即徵購）多出了61億斤，只好挖庫存填平。去年6月底庫存為427億斤，今年6月底庫存減少到366億斤，連一個災年都應付不了。庫存再不能減少了。 李先念說，現在城鎮人口逐年增加，今後城鎮的糧食供應每年大約要增加二三十億斤，即每年銷量要增加6%左右。怎麼辦？一要堅持「三定」（即一級一級政府向下定產量，定收購數，定銷量）為基礎；二要增產增購；三要堅持統一調度；四要堅持先公後私；五要嚴格控制銷量；六要加強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六條歸結起來就是一條：加強政府對糧食的控制，多徵購，少銷售。 當時全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陳雲在8月31日的講話中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乘著社會主義教育和年景較好的機會，應當多收一點糧食。陳雲傳達毛主席的話說，正常年景糧食徵購不得少於850億斤。 這次會議初步認定1957-1958年度糧食徵購計劃為856.32億斤（貿易糧），銷售計劃為757.20億斤，財政供應糧食（即軍糧）18億斤，出口36億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億斤補進庫存。1斤貿易糧大約相當於1.15斤到1.2斤原糧（這個折算範圍依原糧質量好壞而定）。國家徵購的都是貿易糧，而給農民的口糧都以原糧計算。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徵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徵收過程的暴力性。 但是，糧食會議上定的計劃遇到各省的抵制。經過中央和地方反覆討價還價，在1957年9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國家對糧食徵購計劃減少到852億斤，銷售提高到767億斤，再加上出口和軍糧支出，庫存只能增加31億斤。陳雲在會上說，據農業部估計，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可達3685億-3700億斤，比上一年增產35億-50億斤。從中央到省到專、縣，層層下達季度、月度統購統銷指標，專、縣兩級只能執行，不能改變指標。省里可以改變指標，即對中央下達的徵購指標稍加提高，對中央下達的銷售指標稍加壓縮，為省里留下一定的調劑餘地，省里改變指標可以先斬後奏。又經過和各省領導人的討價還價，原來的852億斤的徵購指標還是不能落實，減為847億斤。李先念根據毛主席「壓縮銷量」的指示，將銷量由原來的767億斤，減為748億斤。軍糧18億斤和出口36億斤不變。中央與地方的這一輪博弈，中央取勝：中央庫存增加計劃由原來的31億斤增加到45億斤。 中央這樣堅決地壓縮銷量、確保庫存增加45億斤，是迫於形勢的壓力。1956-1957年度，糧食收入（即徵購）只超過計劃19.2億斤，而銷售卻超過計劃77億斤，使得出口計劃沒有完成。國家庫存減少過多。 進入1958年，糧食購銷形勢使中央政府更加焦慮。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指示》（中發[58]104），這個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相當艱巨，現在個別地方有些農民開始鬧糧，其中有些是真缺糧，有些是假缺糧。中央要求銷售糧食力爭不要突破計劃，收購糧力爭超額完成任務。在這期間，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後的實際結果是，徵購920.11億斤，銷售842.09億斤。徵購比計劃增多，銷售比計劃減少。在博奕中還是中央佔優勢。 表22-4 「大躍進」以前糧食產量和徵購情況（單位：億斤） 表格22-4 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以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從表22-4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徵購比重最大，多收了70億斤糧食，後兩個年度的徵收數不得不下降。由於每年征了「過頭糧」，不得不再返銷給農村。每年銷給農村的糧食高達40%以上。這些糧食在城鄉之間往返運輸，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儘管浪費，國家先把糧食抓到手比較穩妥，「過頭糧」還是年年征。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比「過頭糧」要少。 表22-5 「大躍進」前返銷回農村的糧食數（單位：億斤） 表格22-5 在「大躍進」以前，在糧食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每年有40多億斤糧食出口，用於換取外匯進口設備。這些糧食都是從農民的牙縫裡擠出來的。 表22-6 「大躍進」以前糧食出口情況（單位：億斤） 表格22-6 1957年，在糧食徵購中國家和農民間多年的「頂牛」現象有所發展。各地要求提高農村用糧標準的呼聲很高，有的地方發生農民集體搶糧，不少地方出現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魯、豫、皖、蘇（北）五省「頂牛」現象最為尖銳。城市反右派鬥爭，農村也開展「大辯論」。農村「大辯論」的主題是「明辨糧食問題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兩個地區的「糧食統購統銷問題辯論要點」是：一，糧食統購統銷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糧標準低不低？國家是不是卡農民？三，糧食統購統銷任務要不要完成？增產應不應該增購？四、計劃用糧和節約用糧能不能做到？通過大辯論，益陽超額完成了早稻、中稻徵購任務。 明為辯論，實際是為徵購糧食施加政治壓力。對上述辯論題目誰要作出與政府意見不一的回答，誰就要成為被「辯論」的對象。當時中央和地方報紙上發表大量的文章和新聞報道。例如：《統購統銷好得很――駁右派分子》，《反對統購統銷就是反對社會主義》。 輿論工具告訴農民：再「頂牛」就有當右派的危險。 （未完待續）
「快！快！快！別抄了。」 「我不抄黨章能行嗎？」 「怎麼不行？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 「報社的攝像機，網站的錄像頭，電視台的鏡頭，都對準我了。」 「我憋了40年，能不急嗎？」 「去年你還找過小姐……」 「額的媽啊！我那是中了『釣魚執法』，罰得我傾家蕩產啊！」 「不罰你，警察哪來的獎金找小姐？這叫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你咋這麼清楚？」 「我是雞，也是組織上的人。不然會嫁給你這個屠夫？」 「你，究竟唱的哪一出？」 「明天的新聞」新婚夜抄黨章，黨性更比情慾強「都寫好了，就等一張我倆的玉照了。」 「額的媽啊，敢情是」婊子從良，全靠黨的春風細雨；屠夫罷刀，依賴黨的一腔溫情。橫批：宇宙終極真理。「 「屠夫還有文采？」 「要是北京戶口，我高考的510分早進北大了。他XX，快上床。」 「任務還沒完成——黨性高於一切，檔事服從黨性。我正抄到『馬克思列寧主義……』」 「那我就談談黨史。偉光正的黨史就是一部臭不可聞的檔史。黨的鼻祖是馬克思，他把私生子栽贓到恩格斯身上。」 「原來我黨栽贓之技，來之老祖宗的陰風爪。」 「鼓吹暴力的列寧，是個以嫖娼為樂的梅毒分子，最終不是死於槍傷而是梅菌。」 「這梅菌敢情比反華勢力還厲害。」 「那個冷麵殺手斯大林，在玩弄女演員時把她丈夫給滅了。他娶了情婦的女兒娜傑日塔並告知她就是自己的女兒。於是他妻子兼女兒自殺了。他另一個女兒逃到美帝國主義的懷抱。抄到哪了？」 「正抄到毛主席……」 「毛澤東這個淫棍一點也不輸給鼻祖。不但身體力行還吟詩作賦。連全世界的豬堅強都知道『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是他的性體驗。」 「張屠夫。管住你的檔管住你的嘴。不管檔，上電視，不管嘴，去大牢。」 「抄到哪了？」 「抄到三個代表貓頭鷹，李瑞英，宋祖英了。」 「這淫賊更厲害。鼻祖玩的是同輩或下一輩女人，他玩的可是下下一輩，也就是孫女輩女人。宋妹子，哪一個來背你呦？你的江爺爺來背你呦！」 「你還唱上了？」 「你到底抄到哪了？草泥馬呀！我生下來黨要管，嘮個嗑黨要管，寫個文章黨要管，舉個牌黨要管，站個街黨要管，瞅個片子黨要管，聽個電台黨要管，買把菜刀黨要管，哼個曲子黨要管，上個墳公個祭黨要管。黨侵犯良家婦女，黨侵犯孤兒寡母，黨還專門對幼女雛女下手。草泥馬！我40歲好不容易娶個婆娘，還是黨派來的推手。管天管地管生管死，管嘴管眼還管我們檔里那點事。我X你共產黨十八代祖宗……」 「你這個龜兒子。如果你想活，你就乖乖地爬起來，抄黨章拍玉照。」窗外傳來一聲怒吼。接著，一道森森的白光射進來。
在英國西南康沃爾郡的北部海岸線上，蜿蜒在壯觀的自然風景中，博斯卡斯爾村如同一片被時間遺忘的天堂。它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的避風港，更是一個蘊含著豐富歷史的寶地。 博斯卡斯爾的名字，與2004年的洪水災害緊密相連，在那次暴雨之後，整個村莊幾乎遭到徹底的摧毀。經過重建，現在的博斯卡斯爾，不僅美麗如昔，防洪系統也經過了全面的加固和改進。 這片土地還以其巫術和魔法的歷史文化而引人入勝。巫術和魔法博物館收藏了無數與巫術、巫師和民間傳說相關的珍貴文物，儘管這些展品可能讓人感到既迷人又略帶不安，但這正是這片土地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除了其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博斯卡斯爾還以其英國鄉村的傳統風光而著稱。密布的徒步小徑、古老的石橋、清澈的溪流，無一不向徒步旅行者和自然愛好者展示了康沃爾郡的魅力。 每年，我都會從格拉斯哥的家中出發，沿著那條五百英里的路，帶著家人前往這片熟悉的海岸。今年，我們選擇下榻於Fuchsia Cottage，這是一座坐落於海邊村莊的迷人小屋。從這裡可以輕鬆到達美食家Rick Stein的故鄉帕德斯托，以及布德——一個衝浪者的天堂。 Fuchsia Cottage，這個擁有低矮屋頂和裸露橫樑的小屋，帶著濃郁的鄉村氣息和周圍景緻的壯麗美景，能容納四人下榻，高架花園更是欣賞博斯卡斯爾寧靜的絕佳地點。 當然，如果你想體驗更多的小鎮風情，可以漫步至村莊中心，儘管回來可能需要爬一段長長的坡路。不過，你可以在拿破崙客棧稍作休息，這家自16世紀以來幾乎未曾改變的酒吧，提供了傳統的溫馨氛圍，精釀啤酒和一流的美食。若運氣好，你還可能在此遇到當地的合唱團演唱傳統的海上船謠。 鮮的烘焙酥餅到濃郁的奶油茶，每一個細節都顯露出康沃爾郡獨特的魅力。不論是歷史的迴響，還是自然的賦予，博斯卡斯爾都是英國一個值得一游的寶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