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正在起变化。 中美关系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外交政策磋商、海洋事务磋商、气候变化会谈、军控与防扩散磋商、新一轮经贸对话、美国加州州长访华强调合作和友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 《人民日报》整版报道《传承飞虎队精神，厚植中美民间友好根基》，新华社定调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推动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是对两国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对历史负责…… 总之，中美关系似乎正在进入蜜月期。 网友总结得好，“收到，暂时先不恨美了，等上面通知”。 春江水暖鸭先知，网友都看透的事，司马南那么聪明，怎会感受不到。 有人借着这股风，说司马南的某些言论，对中美关系有破坏作用。司马南赶忙甩锅，避重就轻地表示： “我是力促中美关系友好”。 网络图片 “反美斗士”表示自己一直力促中美关系友好，这个弯竟然能拐得如此丝滑，让人叹为观止。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忘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话。 “美国那个鬼地方，你倒找我钱我都不去，有啥意思？” “社会治安要学成美国那个奶奶样，日子还怎么过啊？” 但你不得不佩服司马南，有一种无数人梦寐以求随时重来的“松弛感”，说话做事从来不会造成任何精神内耗，没有任何负担。 前脚刚批判完美国奶奶样的治安差得令人发指，后脚就能为美国小镇这么多年没有刑事犯罪的良好治安状况而感动。 他还冒着被夹头的风险，去了自己曾说过的“倒找钱都不会去”的国家，不但买了房子，而且还欣欣然受邀参加美国独立日晚宴。 在这个节目里说“我什么时候反对美国啊？”，在另一个节目里又言之凿凿地说“我确实反美”； 在这个节目说“有人造谣我在美国有房产”，在另一个节目里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在美国买了一个小房子。 在这个节目里说“我们家没有人在海外生活”，在另一个节目里又反问“就算我们的家人在美国，又怎么样呢？”。 在这个节目里刚批判完赚钱后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读大学，在另一个节目里就承认“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在美国学习”，偷换概念地反问“在大学里受教育这有什么错吗？” 果然是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有网友说得好：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我觉得不对，还有一部分人，很可能是由变色龙进化来的。 如今，司马南更是进化到，一三五反美，二四六挺美，星期天澄清。就这个叼盘的功夫，胡锡进都要自叹不如。 当初，司马南认在美国买房，遭舆论围剿后，胡锡进发文帮腔：“在美国买过房子，投过资，就不能批评美国了”？ 而看现在这个情形，胡锡进却摇身一变，把矛头对准了“害国者”。 网络图片 在美国买过房子，投过资，当然可以继续骂美国，只是在美国买房、生活和投资，骂美国，与真诚这三者，就是一个不可能三角。既要又要还要，往往不可得兼。 当然，司马南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之间游刃有余，就充分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不管反美、恨美、挺美，还是如今的力促中美关系友好，不过是利益驱使，见风使舵，以图左右逢源，赚得盆满钵满。 反正我们这个社会的傻子如此之多，不去欺骗他们，都对不起他们的热忱和虔诚。他们如饥似渴地长大了嘴，你塞一根劣质香肠，他们就会把你当做拥有整个美食城的上帝。不但奉你为主，还要为你谱写赞歌。 这一切的沉迷，还不容质疑。正如网上流传很广的那句话所说： 动上层人的利益，如同要他们的命；改变底层的人观念，如掘他们的祖坟。然而底层的观念，正是上层人利益的来源。试图说透这一切的人，就成了双方共同的敌人。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弄虚作假的人，混得风生水起，而真正善良、正直、始终如一的人，却往往在现实世界一败涂地。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谁能够见风使舵，谁就能够左右逢源。谁能够难得糊涂，谁就会无比幸福。 公号“律侠普法说”：能不能准确评价司马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智商检验测试题。 就算是能准确评价司马南，又能如何？不妨碍粉丝高喊： 司马老师言之有理，分析透彻，句句属实，仗义执言，旗帜鲜明，真知灼见，爱国正义，满满的正能量！ 这个世界还是属于司马南。 不要问司马南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真正让人惊奇的是，这样的司马南，竟然只有这一个。 再仔细想想也不对，“司马南”不止一个，只是不一定叫这个名字而已。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亮见）
来自智库Civitas的报告称，获得罗素大学集团奖学金的中国学生在进入英国之前都要接受中共“意识形态培训”。 据《每日电讯报》报导，Civitas发现，根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提供的一项奖学金计画，超过600名中国公民正在英国大学学习，该计画要求中国官员“审查申请人的政治倾向”，并在出国前对其进行思想、政治和爱国主义教育。 CSC由中国教育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该机构向英国大学提供的奖学金部分由英国纳税人资助。 Civitas获得的中国文件称，不严格遵守意识形态指令或损害中国利益的学生会被CSC除名并被送回中国。 一份CSC章程指出，国内招生单位必须“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有问题的不选”，学生必须接受政治、思想和爱国主义等“行前教育” 与该计画相关的另一份文件称，成功申请者应“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为国家战略服务”。 报告作者克拉克(Robert Clark)表示：“CSC在英国校园的存在引发了严重的国家安全担忧，同时危及到中国学生在海外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使他们及其家人处于危险之中。” 研究人员表示，鉴于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这些合作应被视为一种安全风险。该战略旨在通过武力统一台湾，称霸世界。 罗素大学集团发言人表示：“国际合作和教育出口促进了科技研发并带来可观的收入，这些收入被再投资于国内优质教学。每位想要在敏感领域攻读更高学位的中国申请人在来英国之前都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化安全审核。我们会与政府密切合作，维护国家安全。” 一位英国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UK）发言人表示：“大学开展的任何国际合作项目都必须遵守严格的法规，并通过政府的批准。涉及资金的合作都将经过严格的尽职调查，并且应接受定期审查。” 中国仍然是英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不过，德国知名的埃朗根-纽伦堡大学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为了“降低工业间谍活动带来的风险”，他们决定暂停与CSC的合作关系。
研究发现，英国大学接受了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高风险机构高达5,070万英镑的捐款。研究数据涵盖2017年至2022/23学年，由47所大学提供。 据《每日邮报》报导，这些高风险机构涉及中国军方的核弹、高超音速飞弹、隐形战机、间谍卫星和人工智慧研发。包括牛津大、剑桥在内的英国知名大学接受了大量此类捐款，占英国大学自2017年以来从中国收到的1.56亿英镑款项的三分之一。 保守党议员西利（Bob Seely）表示：“这再次表明需要紧急重新评估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让一个潜在的敌对国家通过我们的大学获得尖端技术涉及到诸多道德和安全问题。” 为智库‘公民社会研究所’（Civitas）编写这项研究报告的克拉克(Robert Clark)表示：“大学继续与危险的中国军事研发机构合作，不仅威胁到我们的校园，也是英国战略协调上的一大败笔。” 向英国大学提供现金的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因其军方背景受到美国制裁，也被禁止向英国供应设备。 四川大学向牛津提供了超过180万英镑的“生物医学合作”资金，它是中国主要的核弹头研究机构，还涉嫌参与网路间谍活动。 另外，中国最大的精确制导导弹供应商北京航天控制装置研究所也向剑桥捐赠了132,317英镑。 牛津大学发言人表示：“我们认真对待学术安全，并与政府机构和立法部门密切合作。我们的许多海外合作项目都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非常依赖国际参与。” 剑桥大学表示：“我们的所有资助和合作研究项目都通过了政府的出口管制评估，我们还与政府的谘询团队合作，定期听取他们的建议。”
据报导，威廉王子希望通过将年度“地球挑战奖”（Earthshot）授予中国来缓解两国紧张关系。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已获封威尔士亲王的威廉王子将访问中国，以期改变这个全球最大污染国的环境政策。 尽管他的父亲查尔斯国王对北京没有好感，并且从未访问过中国大陆，但威廉认为“在考虑为地球的未来而战时，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 11月7日，威廉在新加坡出席了他的第三届年度“地球挑战奖”颁奖典礼，该颁奖典礼旨在表彰“修复”地球的解决方案。在女演员沃丁汉姆(Hannah Waddingham)和演员兼制片人布朗(Sterling KBrown)共同主持的颁奖典礼上，五位获奖者每人获得了100万英镑的捐赠。 他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去年是全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人类面临更大挑战的一年，日益加重的气候危机让很多人感到失望，然而，正如今晚所看到的，我们的希望仍在。” 接下来的两个Earthshot奖项将在非洲和南美洲颁发。中国和印度有望成为之后的获奖国。肯辛顿宫表示，威廉王子“希望让Earthshot升级为全球化奖项”。 一位王室消息人士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威廉王子认为，在气候和环保方面，亚洲至关重要，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新兴经济体，必须与这两个国家保持接触。” 近年来英中关系持续恶化，中国因侵犯新疆维族穆斯林人权及大肆从事间谍和网路攻击活动而让西方警觉，对台湾的强硬立场加剧了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早在2005年，当时的查尔斯王子就在日记中将中共领导人描述为“令人震惊的老蜡像”。他还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关系密切，达赖喇嘛称他们是“最好的朋友”。2012年，他被媒体拍到与达赖喇嘛牵手大笑。 此前，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在5月份的七国集团峰会上警告说，中国对全球安全与繁荣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副首相道登(Oliver Dowden)也于7月表示，中国是英国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 在2015年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查尔斯王子在克拉伦斯宫接待了习和他的妻子，但没有出席随后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国宴。 一个月之后威廉王子访问了中国。他在会见习近平时，谴责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是“一种恶性犯罪”。两年后，中国禁止了这种贸易。 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空气污染每年导致约两百万人死亡。去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9%。相比之下，美国为11%，英国为0.8%。 中国今年批准了52吉瓦的新增煤电项目，习近平承诺到2030年达到峰值排放，并于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 中国已在水力发电、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数十亿美元，同时还生产了全球57%的电动汽车。
上海陆家嘴集团索赔江苏苏钢100亿，中山大学附属二院研究生集体患癌，这两件事联系紧密，是共产党治理的系统性问题，在共产党眼中，民众就是韭菜人矿合体的有机矿物。 陆家嘴集团提出了高达100亿的索赔，这两个有头有脸的大集团，心照不宣，理所当然地，将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抛诸脑后，没有任何一方对建筑工人和业主承担应有的责任。 中山二院只考虑能不能科研出成果，导师和领导们把博士或者博士后都看作人矿，研究生不过是完成实验和获取数据的工具。 红顶对杠入住要人命 上市公司国企陆家嘴，苏州毒地索赔百亿，成为了11月初金融圈最大的瓜。 2016年10月，陆家嘴公司在222伦出价中胜出，以85亿元的高价从苏钢集团手中，购得苏州京杭运河边的17宗地块。苏钢集团还特意邀请苏州环境监测所出具环境评估报告，声称土壤和地下水均符合标准。 从2017年开始，陆家嘴集团在这些地块上建设了住宅、幼儿园、商业综合体和健身公园。然而2021年，2号地块的英国雷丁小学交付时，第三方检测机构发现土壤中的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出安全标准50多倍。 今年11月8日，陆家嘴集团发布了起诉苏钢的公告，指控苏钢及相关环境评估机构和地方规划部门，弄虚作假，导致陆家嘴购买了存在严重问题的土地。陆家嘴因此提出了高达100亿人民币的赔偿，该案件已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然而11月10日，苏钢集团反驳称，在土地交易时，已经披露了相关风险，并指陆家嘴明知土地存在问题，仍强行启动建设。 苏钢和陆家嘴没有谁是无辜的。17块地中的大部分，是苏钢过去的焦化区。焦化，是重工业生产的一个步骤，会产生大量的空气以及水土污染。可是就这十几块高度污染的土地，在挂牌出让前，就已经变更了土地用途。当时这些地块是如何通过环评的？由此，苏钢集团和当地管理部门有所勾结，应该是真的。见惯风浪的陆家嘴，也肯定是对土地的污染情况有所了解的，只是知情程度不同。 某家嘴：我知道这地有污染，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这地有污染，但只要你给我合格的环评，我就敢买下来，然后盖好房子卖出去。 某钢：我知道这地有污染，我也知道你知道这地有污染，但是我能按照你的要求，准备好合格的环评，方便你以后卖房子。 某规划局：我知道这地有污染，我也知道双方都知道这地有污染，我也知道双方都知道对方知道些什么。你们只要给我送合格的环境样本，我就能开具合格的环评，我只对样本负责。毕竟，这块地，用作居住开发，比用作钢厂能为地方政府产生更多的税收和利润。 陆家嘴和苏钢，分别是上海市和苏州市的重要国企，在提起如此重大的法律诉讼之前，双方肯定已经进行了长时间、多轮次的协商，背后的地方政府也肯定知道具体情况，最终能走到上法庭的地步，应该是两家公司，包括背后的地方政府在内，都谈崩了。而且，这种谈不拢，往往和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有所联系。 看看苏钢集团背后的大股东是谁，应该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苏钢集团的直接控制人“方正集团”，在2022年底被温家宝派系的中国平安接管。有观点认为，考虑到近期被习近平迫使中国平安接管碧桂园，温家宝派系中的省级领导，接连被习近平拿下，此次苏钢集团被起诉，有可能是习近平搞掉温家宝派系的一步棋。而陆家嘴集团提起诉讼，可能不仅仅是为了追回损失，更可能是为了撇清自身的责任嫌疑。 肿瘤研究集体患癌 牵出医阀 比陆家嘴毒地事件，稍早披露的是，中山大学附属二院乳腺外科研究生集体患癌。据官方报导，该研究组共培养了200名研究人员，其中三人罹患癌症，包括两种罕见癌症——胰腺癌和滑膜肉瘤，以及一例较为常见的乳腺癌。 这些人所在的实验室专攻“促癌机制”，公众普遍倾向于相信，患癌与实验室工作环境或研究内容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医学界专家罗淼医生在网路上发表了他的观点。这三种癌症在同一个研究小组中同时出现，在统计学上是不寻常的，这个组里头有不正常的事儿。他的观点暗示，实验室环境或其他相关因素是否可能导致癌症。 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诱发癌症的试剂，毒性足够，原来应该是多大的颗粒，放到水里溶解，但是封装的不好，或者形态不对，有可能直接一撕开，马上就在空中扩散，口罩又带的不合格，直接吸入肺部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中山二院的实验室，是老建筑改造的，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分子过滤吸附和新风系统，要是不小心把诱发癌症的试剂吸入肺部，体质弱的，就被诱发癌症了。 这个事情在闹到社会上之前，10月份已经在校内发酵了一段时间，校方已经把一些试剂悄悄地给运走了，当时隐藏非常的诡秘，黑色塑料袋包装得非常严，可是运输的过程当中，还是不小心试剂盒掉了一地散落一地。 后来到了11月1日，该实验室的女博士后29岁的黄敏，在微信群中，向同事们透露了确诊胰腺癌转移肝脏后，次日就被导师杰出青年苏士成，移出了群聊。这一严重违背师德的行为和黄敏的病情，很快在网路上传开，11月7日浏览量接近5亿，后来该帖子被官方撤下。 11月8日中午，中山二院以消防检查不合格为由，迅速拆除了涉事实验室中的橱柜，连胡锡进都在批评二院，“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动实验室呢？在公众眼里，那不等于是破坏现场吗？” 网友们认为，黄敏所在实验室被拆除，不仅销毁了患癌因果关系的证据，根本还在于，医院似乎更倾向于保护苏士成教授，忽视了患癌学生的遭遇。 中大二院的立场非常明确：坚决维护苏士成，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苏士成是院长宋尔卫院士的学生和助理。在苏士成的指导下，宋尔卫院长的儿子宋世健，在广东实验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发表了3篇SCI文章。在乳腺外科的硕士入学考试中，宋世键的初试成绩得分最低，但复试得分最高，总分排在第三。宋世键在该校被人称呼为太子爷，学习很烂，就在大家同情二院意外患癌的几名博士的时刻，他公开称此事是谣言，并且说现在各种癌症年轻化，不如怪吃的太奇怪了、怪中国医生太穷、又苦又累还没钱。 苏士成也不白给，他的叔叔是二院名医兼二院名誉院长苏逢锡，是功成身退的殿堂级大牛，也是宋尔卫院长的导师。根据面相人士观察，苏逢锡确实有些真才实学，宋尔卫院长精于权术，苏士成活脱脱的医二代。 在这个学术网路关系中，苏逢锡提携学生宋尔卫，宋尔卫反哺苏逢锡的侄子苏士成，苏士成也照顾宋尔卫的儿子宋世键。这种学术裙带关系，被一些网友解读为医阀家族现象。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苏士成留学深造时的日本导师石井春海，据称是日本731部队最高指挥官石井四郎的儿子。这种联系可能在道德和历史层面上引发一系列复杂的情感和联想，特别是当涉及到医学研究的道德和历史责任时，731部队的历史可能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和历史参照，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实验室工作和研究的看法。 关于癌症事件，暂时无法提供证据，但学术不端行为已经实锤。在医学领域，证明因果关系非常困难，但院士家族的学术腐败成为了这次事件的突破口。即使这次癌症事件是纯粹的偶然现象，他们也应该被追究责任，必须下台。
（接上期）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是： 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这实际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在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地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批判。 这个文件不仅把1959年春夏的一些纠偏措施全部否定，还说成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倾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共中央还多次批示、转发各地的斗争经验，说“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线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都说成是“右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绵阳地委的一篇报告中说：“绵竹县兴隆公社是全县土地最肥沃、水利条件最好的米麦之乡，但是在以党委书记丁仁发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害下，粮食竟减产30.8%，生猪减少51%，耕牛死亡12%，社员出勤率只有50%。又如青川县苏河公社，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田地荒芜，连年减产，疾病流行….”报告说，反右倾运动就是要“给铁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层钢，给大跃进的车子再加足油！”这样以左反左，后果越来越严重。 在这场斗争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 显然，这个数字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部。 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40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总有几千万。” 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影响。1957年反右派斗争，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庐山会议封住了高级干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国只有一声音，就是毛泽东的声音。不管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对他说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发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因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这更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因此，1959年继续饿死人，1960年出现了饿死人的高峰，1961年饥饿死亡的情况还在继续。这时毛泽东才说：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有一点悔过之意，但他对错误的认识多么肤浅！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要研究中国的大饥荒，必须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粮食短缺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业化，增加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减少了粮食的供给。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极为短缺的粮食，中央政府对其生产和分配实行直接管理。控制越严密，粮食越短缺；粮食越短缺，控制更加严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粮食战争”：这种“战争”每年一次，到1959年以后，天天、月月都有。这是政府和农民的战争，是工业和农业的战争，是城市和农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伤亡的大多是农民。被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了的农民是弱者。为了粮食，农民成了政府无限压榨的对象。政府一感到粮食紧张，“征购任务必须完成”这句号令，就会迅速被政权机器物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层层放大，到农民那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 1958年以后的大饥荒，是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统购统销，消灭了粮食市场，扼杀了使粮食增加产量的市场动力；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取得食物的权利，每一餐饭都仰仗政府供应。集体经济，又剥夺了农民通过个人的加倍劳动，生产食物的权利。统购统销和集体经济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饥荒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必然。 一、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 而粮食部统计的1953年城镇人口为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比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的数字多一些。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统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 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6月30日，国库存粮由145亿斤减少到105亿斤，特别是各大城市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7，1951年为128，1952年为145，1953年稍高于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10%。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城市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详见表22-1，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表22-1 1953年城乡需要商品粮供应的人口和数量（贸易粮） 表格22-1 表22-2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数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农业税-即征收加上收购），1950年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7%。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我们将会看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将会大度提高。 表22-2 1950-1953年全国粮食征购与产量的比较（单位：亿斤） 表格22-2 当时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作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作原料。 1949年以后，停止了洋麦进口，还有少量粮食出口。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平衡，1952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收钱、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收粮，保证粮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多收，尽可能少卖。在统购统销之前，粮食部和粮食商人争粮，统购统销以后，粮食部就和农民争粮。粮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自由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61：39，1952-1953年度为56：44。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是计划经济的需要，这势必加剧政府对农民的压榨。 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时，各城市粮食进一步紧张，此时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力，把全部粮食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这种作法当然会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从陈云肩担两个“炸药包”的体验可以看到，一个政权想为其被统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政权不是万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难很难的。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轻视了这种困难。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1亿万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略低于国家的定量。 表22-3 1956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单位：市斤） 表格22-3 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农民卖掉的不是余粮，而是被强制性地把口粮、饲料和种子也卖掉了。 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上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当时，粮食部和中央财经办公室提供了1954年全国粮食库存减少的数据： 4月6日库存为477.93亿斤； 4月9日库存为469.61亿斤； 4月12日库存为465.79亿斤； 4月15日库存为456.52亿斤； 4月19日库存为446.42亿斤； 4月23日库存为434.50亿斤； 4月28日库存为422.81亿斤； 4月30日库存为416.56亿斤； 5月6日库存为400.54亿斤； 5月10日库存为389.43亿斤； 5月13日库存为378.96亿斤； 5月17日库存为370.20亿斤； 5月20日库存为360.77亿斤； 5月24日库存为352.84亿斤； 5月27日库存为346.02亿斤； 6月10日库存为317.38亿斤； 6月22日库存为301.98亿斤； 6月30日库存为298.92亿斤。 中央财经办公室和粮食部紧锣密鼓地向中央提出这样一组数字，有如一次次警报，可见当时主管粮食的干部们心情之急。国家领导人眼看着全国粮食库存从477.93亿斤逐日降到298.92亿斤，心里也一定无比焦急。这种焦急的心情将转化为加强对粮食的统购力度，转化为统购指标的提高。 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征收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 ，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湖北省浠水县农村，那时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三里以外的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五斤到十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的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 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逐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 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俱，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 在统购统销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反抗和严厉惩罚。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 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 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 。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 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 大量的农民反抗事例表明，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 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作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介绍了1956-1957年度粮食收支情况。这个年度计划征购801亿斤，实际征购了833亿斤，实际征购数比上一年度的860亿斤减少了27亿斤，因为这一年灾害较大。在粮食支出方面，销售计划是743亿斤，实际销售833亿斤。比计划多销了90亿斤。 比上一年实际销售多出了132亿斤。多销了粮食是因为灾年。另两项支出是出口和军粮。出口计划是48亿斤（包括大豆），实际出口43.76亿斤，军粮计划是23亿斤，实际是17.2亿斤。以上三项支出总共为894亿斤，比收入（即征购）多出了61亿斤，只好挖库存填平。去年6月底库存为427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减少到366亿斤，连一个灾年都应付不了。库存再不能减少了。 李先念说，现在城镇人口逐年增加，今后城镇的粮食供应每年大约要增加二三十亿斤，即每年销量要增加6%左右。怎么办？一要坚持“三定”（即一级一级政府向下定产量，定收购数，定销量）为基础；二要增产增购；三要坚持统一调度；四要坚持先公后私；五要严格控制销量；六要加强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六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加强政府对粮食的控制，多征购，少销售。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 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中央这样坚决地压缩销量、确保库存增加45亿斤，是迫于形势的压力。1956-1957年度，粮食收入（即征购）只超过计划19.2亿斤，而销售却超过计划77亿斤，使得出口计划没有完成。国家库存减少过多。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奕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表22-4 “大跃进”以前粮食产量和征购情况（单位：亿斤） 表格22-4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从表22-4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亿斤粮食，后两个年度的征收数不得不下降。由于每年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销给农村的粮食高达40%以上。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国家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表22-5 “大跃进”前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数（单位：亿斤） 表格22-5 在“大跃进”以前，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有40多亿斤粮食出口，用于换取外汇进口设备。这些粮食都是从农民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表22-6 “大跃进”以前粮食出口情况（单位：亿斤） 表格22-6 1957年，在粮食征购中国家和农民间多年的“顶牛”现象有所发展。各地要求提高农村用粮标准的呼声很高，有的地方发生农民集体抢粮，不少地方出现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鲁、豫、皖、苏（北）五省“顶牛”现象最为尖锐。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也开展“大辩论”。农村“大辩论”的主题是“明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两个地区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是：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粮标准低不低？国家是不是卡农民？三，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要不要完成？增产应不应该增购？四、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能不能做到？通过大辩论，益阳超额完成了早稻、中稻征购任务。 明为辩论，实际是为征购粮食施加政治压力。对上述辩论题目谁要作出与政府意见不一的回答，谁就要成为被“辩论”的对象。当时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例如：《统购统销好得很――驳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舆论工具告诉农民：再“顶牛”就有当右派的危险。 （未完待续）
“快！快！快！别抄了。” “我不抄党章能行吗？” “怎么不行？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 “报社的摄像机，网站的录像头，电视台的镜头，都对准我了。” “我憋了40年，能不急吗？” “去年你还找过小姐……” “额的妈啊！我那是中了‘钓鱼执法’，罚得我倾家荡产啊！” “不罚你，警察哪来的奖金找小姐？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你咋这么清楚？” “我是鸡，也是组织上的人。不然会嫁给你这个屠夫？” “你，究竟唱的哪一出？” “明天的新闻”新婚夜抄党章，党性更比情欲强“都写好了，就等一张我俩的玉照了。” “额的妈啊，敢情是”婊子从良，全靠党的春风细雨；屠夫罢刀，依赖党的一腔温情。横批：宇宙终极真理。“ “屠夫还有文采？” “要是北京户口，我高考的510分早进北大了。他XX，快上床。” “任务还没完成——党性高于一切，档事服从党性。我正抄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那我就谈谈党史。伟光正的党史就是一部臭不可闻的档史。党的鼻祖是马克思，他把私生子栽赃到恩格斯身上。” “原来我党栽赃之技，来之老祖宗的阴风爪。” “鼓吹暴力的列宁，是个以嫖娼为乐的梅毒分子，最终不是死于枪伤而是梅菌。” “这梅菌敢情比反华势力还厉害。” “那个冷面杀手斯大林，在玩弄女演员时把她丈夫给灭了。他娶了情妇的女儿娜杰日塔并告知她就是自己的女儿。于是他妻子兼女儿自杀了。他另一个女儿逃到美帝国主义的怀抱。抄到哪了？” “正抄到毛主席……” “毛泽东这个淫棍一点也不输给鼻祖。不但身体力行还吟诗作赋。连全世界的猪坚强都知道‘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是他的性体验。” “张屠夫。管住你的档管住你的嘴。不管档，上电视，不管嘴，去大牢。” “抄到哪了？” “抄到三个代表猫头鹰，李瑞英，宋祖英了。” “这淫贼更厉害。鼻祖玩的是同辈或下一辈女人，他玩的可是下下一辈，也就是孙女辈女人。宋妹子，哪一个来背你呦？你的江爷爷来背你呦！” “你还唱上了？” “你到底抄到哪了？草泥马呀！我生下来党要管，唠个嗑党要管，写个文章党要管，举个牌党要管，站个街党要管，瞅个片子党要管，听个电台党要管，买把菜刀党要管，哼个曲子党要管，上个坟公个祭党要管。党侵犯良家妇女，党侵犯孤儿寡母，党还专门对幼女雏女下手。草泥马！我40岁好不容易娶个婆娘，还是党派来的推手。管天管地管生管死，管嘴管眼还管我们档里那点事。我X你共产党十八代祖宗……” “你这个龟儿子。如果你想活，你就乖乖地爬起来，抄党章拍玉照。”窗外传来一声怒吼。接着，一道森森的白光射进来。
在英国西南康沃尔郡的北部海岸线上，蜿蜒在壮观的自然风景中，博斯卡斯尔村如同一片被时间遗忘的天堂。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避风港，更是一个蕴含著丰富历史的宝地。 博斯卡斯尔的名字，与2004年的洪水灾害紧密相连，在那次暴雨之后，整个村庄几乎遭到彻底的摧毁。经过重建，现在的博斯卡斯尔，不仅美丽如昔，防洪系统也经过了全面的加固和改进。 这片土地还以其巫术和魔法的历史文化而引人入胜。巫术和魔法博物馆收藏了无数与巫术、巫师和民间传说相关的珍贵文物，尽管这些展品可能让人感到既迷人又略带不安，但这正是这片土地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除了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博斯卡斯尔还以其英国乡村的传统风光而著称。密布的徒步小径、古老的石桥、清澈的溪流，无一不向徒步旅行者和自然爱好者展示了康沃尔郡的魅力。 每年，我都会从格拉斯哥的家中出发，沿著那条五百英里的路，带著家人前往这片熟悉的海岸。今年，我们选择下榻于Fuchsia Cottage，这是一座坐落于海边村庄的迷人小屋。从这里可以轻松到达美食家Rick Stein的故乡帕德斯托，以及布德——一个冲浪者的天堂。 Fuchsia Cottage，这个拥有低矮屋顶和裸露横梁的小屋，带著浓郁的乡村气息和周围景致的壮丽美景，能容纳四人下榻，高架花园更是欣赏博斯卡斯尔宁静的绝佳地点。 当然，如果你想体验更多的小镇风情，可以漫步至村庄中心，尽管回来可能需要爬一段长长的坡路。不过，你可以在拿破仑客栈稍作休息，这家自16世纪以来几乎未曾改变的酒吧，提供了传统的温馨氛围，精酿啤酒和一流的美食。若运气好，你还可能在此遇到当地的合唱团演唱传统的海上船谣。 鲜的烘焙酥饼到浓郁的奶油茶，每一个细节都显露出康沃尔郡独特的魅力。不论是历史的回响，还是自然的赋予，博斯卡斯尔都是英国一个值得一游的宝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