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等待中共20屆三中全會舉行，但是10月沒有開，11月依然沒有開，12月肯定也不會開。一是11月的政治局會議沒有預告要在12月開，而按慣例，全會召開政治局會議是要提前告知的；二是12月各種會議特別多，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等，如果舉行三中全會，很多年度工作總結會議就得挪時間。 三中全會開與不開，當然取決習近平。很多人似乎有一個印象，習近幾年對開會有點隨心所欲，沒有規律可言。該開的會不開，該在某個時間舉行的會在另一時間舉行，有沒有這種現象？有。但是，把時間拉長點，會發現，習對各類會議的召開還是大體遵循他定的規矩。比如，中央全會每年舉行一次，政治局會議每月舉行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每周舉行一次，習基本守規，有時因為有事，一年之內，會有一到兩次政治局會議不會召開。習兼主任的深改委和財經委會議等，不清楚是否像前面這些會議一樣，有規定一年中要召開多少次，但從過去10年看，每年的會議次數出入不大，只是會議的具體時間看似很隨機性。人們之所以覺得習不按規開會，可能與此有關。 三中全會為一帶一路、拜習會讓路？ 事實上，在中共幾代領導人中，習比他的前任更重視規則、紀律，凡事都要講規矩。當然，這個規矩是由他定的。但這是不是說，他只用這些規矩去約束別人，自己卻不遵守？也不是。形式上，他是要表現出他遵守規矩的樣子，不能讓同事和下屬認為他不守規。但習確也不想被自己定的規矩束縛了手腳，所以就要有一定的機動和靈活性。好比搭一個框架，習的活動不會越出框架，但在框架內怎麼做，就隨他的時間和心情而定。換言之，他會按規定一年或一月當中開幾次會，但具體什麼時候開，由他來決定。 這樣看來，習也許認為今年2月已經舉行了二中全會，沒有違反黨規，因此，如果沒有時間，可以不開三中全會。在10月，中國有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11月又訪美舉行拜習會，並出席APEC領導人高峰會，前者是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要彰顯大國威儀；後者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領導人雙邊會談，要彰顯領袖地位，都是習非常看重的，其重要性超過三中全會，所以為了它們，全會就得讓路。 這似乎可以解釋三中全會為什麼今年開不了。然而，無論時間太緊，還是已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只是問題的一面。2013年2月，也舉行過十八屆二中全會，可在當年11月，還召開了三中全會。所以同樣是習，如果以全會開過為由就不開三中全會，說服力不強。另外，10月和11月雖然時間緊，但假如習堅持要開三中全會，並非擠不出時間。故一定還有其他原因讓習不願開三中全會。 經濟形勢不佳，三中全會開不了？ 這個原因就是當下的形勢，具體說，是今年的經濟表現遠不如市場預期。儘管當局今年真的很拼經濟，對民企外資、消費出口等，出台了許多政策去刺激，可起色不大，後勁乏力，於是市場希望三中全會能夠就經濟改革問題出台一個政治決議，就像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一樣，以政治決議的形式，重新宣示進行全面的經濟改革，以提振市場信心。市場之對三中全會有所期待，跟這個有關。 簡單溫習一下中共全會的規則。每屆黨代會後，5年里一般要開六或七次中央全會，每次全會集中討論一個主題，前兩次討論的是黨和國家的人事及其相關的制度問題，最後一次討論的是下次黨代會的時間和相關事項，這三次全會的主題相對明確，中間幾次則重點討論當年或者一段時期比較突出的政治、經濟、黨建、法律等具體問題。而歷屆三中全會，主題基本圈定在經濟，並且和改革有關。像十六屆三中全會出台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今年的中國社會形勢有點類似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只是人們比那時更悲觀。2013年習上台剛一年，很多人對未來感覺迷茫，此前社會就有改革已死的說法，在會前更憂慮在習當政下，改革將死。官方雖透露三中全會要做出一個經濟改革決定，但對決議會出台什麼樣的改革，人們並無信心。然而，在決議公布後，籠罩社會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人們開始振作起來，覺得改革第二春又回來了。當然，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十八屆三中全會帶來的興奮沒持續多久，隨著習的集權一步步加劇，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所規劃和部署的改革後來並未得到落實，也才釀成今天這種局面。但人總是活在希望當中，一個幻覺破滅後又生出另一幻覺。 三中全會必觸及放權讓利？習做不到 最近幾年，包括體制內的一些重量級學者在內，市場呼籲當局能夠重啟改革拯救經濟。這種聲音在今年尤其多了起來。對經濟界的呼聲，當局似乎表現出某種呼應的姿態，在習這次去上海考察前，就有外媒透露他的一個任務是強調中國會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這增加了市場對今次三中全會的想像，希望能像十八屆三中全會那樣，再推出一份重磅經濟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氣。 然而，習很可能不這麼考慮。不是他面對糟糕的經濟形勢，不想改革，而是根本就沒法推進市場所期待的那種改革，因為要推進它，就須回到中國早期的改革樣式。早期改革所以會起到那麼大的功用，原因很多，但從政府的角度說，無非是做到了四個字——「放權讓利」，政府（包括黨）向社會放權讓利，中央向地方放權讓利，而習時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恰恰相反，權力上收，利益上收，從民間再迴流政府，最後集中在中央，在習手上。這是一個逆向過程，是當今一切問題的根源。要重啟改革，必須打破這個逆向過程，再次放權讓利。很顯然，習做不到這一點，誰願意讓煮熟的鴨子飛走？儘管這樣的改革對社會大多數人都有利，可對習和他的小集團不利，除非習有大格局大智慧，然而這麼多年證明他沒有，他的認識是，他現在這一套冠以「中國式現代化」之名的做法，如何如何對中國有利，如何如何能讓中國強大。 故而，當下的經濟局面最多能迫使習放鬆對經濟的過度管制，在開放上做點文章，用官方的話說，做到制度和規則的對外開放。他在視察上海的講話，雖然表示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要求上海和長三角率先形成更高層次改革開放新格局，也就僅此而已，根本沒有借這次上海之行，宣示重啟改革的政治含義。而這層意義上的改革開放，今年基本上都已經做了。從年初到現在，當局出台的經濟政策和扶持措施已經夠多的了，該鬆綁的都已鬆綁，該廢除的也已廢除，力度10年來最大，尤其在對外開放方面。再要進一步改革開放，必然觸及制度層面，涉及權力，就如前面講的，需要放權讓利。但習無法做到這點。因此，即便三中全會作出經濟改革決定，也不過只是在政治上重申改革而已，實際的政策和做法不會超出已經出台的。這樣一來，反而會因改革力度沒有突破而讓市場失望，讓人們的信心更加下墜。 可見，這次三中全會，對習就是個雞肋，開不是，不開也不是。開，會提高市場期待，然而實際可能無法滿足這種期待；不開，又生出謠言，讓市場失望。權衡來權衡去，習最終可能覺得今年還是不開為好，把三中全會挪到明年舉行。理由也現成，二月開過一次全會；10月和11月又太忙，排不開日期。到明年，會有新的焦點出來，就不一定要把全會的主題在定在經濟，從而避開市場期待的重啟改革問題。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今年的12月7日是中國官方實際放棄”動態清零”政策一周年的日子，當局此前的三年封控措施徹底改變了社會及民眾的生活。而目前，新一波呼吸道傳染疾病又正在中國爆發，多地兒童醫院爆滿，新冠檢測重啟、健康碼復活。中國人的”清零”夢魘真的結束了嗎？ 本周四（12月7日）正是中國當局頒布所謂「新十條」、事實放棄「動態清零」一周年。而中國此刻正面臨新一波的傳染病蔓延。 美國《時代》周刊當天也發文指出，中國民眾開始擔心，新冠病毒檢測和控制措施會重新歸來。 中國再爆呼吸道傳染病 居民：醫生都不知如何用藥 「前天晚上就有點不舒服，昨天就燒到39.2度了，就是吃了退燒藥也不退燒。」 就在兩天前，居住在上海的劉先生忽然因高燒病倒了。 他在受訪時告訴本台，跑了兩家醫院他才被確診是流感，但醫院並不提供新冠病毒檢測：「昨天去測的時候，我就說要不要再測一下新冠？他說，那不用測，就沒有這一項。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出於安全原因，劉先生要求不使用真名。 劉先生說，他還有個正在上幼兒園的兒子，最近一直在咳嗽，幸好還沒有發燒癥狀，但當地醫院的兒科門診已經爆滿。他說：「我感覺，今年這個狀況就象去年的那個新冠大爆發時候是一樣的。」 近期，中國各地爆發呼吸道傳染病，北京、上海等多地醫院兒科就診量激增。外界擔憂，今年是中國放棄疫情防控措施的首個冬季，而此時爆發的呼吸道疾病是否屬於病毒變異呢？ 本台此前報道，北京多家醫院兒科急診室6日已要求發熱兒童就醫須做核酸檢測，並對患者進行分流處理。中國教育部5日也發出通知，要加大學校對新冠感染及其它流行性疾病的防控宣傳。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一名工作人員日前告訴本台，許多外國乘客在抵達後必須接受新冠快篩檢測。 不過，中國國家衛健委上周六仍表示：「根據監測，目前流行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均由已知病原體引起，都有相應的成熟治療手段，未發現新病毒或細菌導致的新發傳染病。」 劉先生對官方的說法表示質疑：「你說是已知的病毒吧，但很明顯，他們（醫生）確實不知道怎麼樣用藥。大家都在那兒這樣試、那樣試，我看有的小朋友都要住院啦，吊鹽水五天、七天。」 據中國媒體報道，過去一周，已有5種新冠疫苗被官方列入緊急使用名單，這些疫苗可預防奧米克戎XBB的亞變體。同時，不少網友還反應，官方過去在疫情期間用來管控人員出行的「健康碼」，最近已在四川、北京、廣東等多地「重現江湖」。有網友擔憂，當局可能再次採取封控等防疫措施。 回望那些令人觸目驚心的瞬間 在放鬆疫情封控前，中國各級政府嚴厲執行所謂的「清零政策」長達三年。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瘋狂歲月」。下面就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其中的一些「驚悚」片段。 鏡頭1： 2020年1月，新冠疫情在中國武漢爆發，這個千萬人口的大都市被率先封城；2月1日，公民記者方斌到武漢市第五醫院拍攝，向外界展示了當地居民在疫情中死亡的慘況：「武昌殯儀館裡面，屍袋剛才照給你看了，現在又多了。剛才三個，現在我數一下屍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個。」 鏡頭2：「康婷小區，發物資！康婷小區，發物資！」 2022年3月下旬，中國最大城市上海被封控，導致居民物質匱乏，次生災難叢生。在松江九亭，居民聚集抗議當地居委會販賣救援物資，並與警察發生衝突。 鏡頭3：同年4月，各地封控措施導致很多卡車司機在高速公路上被封在車內多日，吃喝拉撒都在裡面無人問津。一位卡車司機在視頻中高聲質問：「我們貨車司機法犯哪條，罪犯何處？我告訴你，你這是侵犯人權！」 鏡頭4：「一人陽性、全樓轉運」，這是上海在2022年封城期間普遍實行的政策。一段網傳視頻中，一對核酸檢測為陰性的夫妻被防疫人員告知是密接，要強制送方艙隔離。一名身上有警察字樣的大白說:「如果你拒絕被轉運，將會受到治安處罰。處罰以後，要影響你的三代。」男士回應:「不好意思，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 鏡頭5：9月18日凌晨2點多，一輛載有47人的隔離轉運大巴車在貴陽東南約160公里處發生翻車事故。貴陽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林剛說：「截至9月18日21時，事故共造成27人不幸遇難，20人受傷被就近送往醫院救治。」有遇難者親友在微博透露，這些民眾被轉運僅僅因為是密接或次密接。 鏡頭6：「（尖叫）啊！放我們出去！」11月24日晚間，已被封控3個多月的新疆烏魯木齊市吉祥苑小區內，住宅樓發生火災。大火至少造成10人死亡，9人受傷。消息顯示，火災發生時，逃生門、單元門都被鐵絲纏繞鎖死，居民無法逃生。 鏡頭7：烏魯木齊這把大火直接點燃了中國各地民眾的抗議風潮。26日深夜，很多民眾聚集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發出心底積蓄已久的吶喊： 「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自由！自由！自由！」 「解封新疆！解封全中國！」 三年封控帶給中國人的創傷 對於很多中國民眾來說，封控三年中的這一幕幕彷彿就發生在昨天，無法忘懷但又完全不想去回憶。 劉先生告訴本台，上海封城時的一幕曾讓他無比心酸。當時他的孩子還很小，但已稍解人事：「他們小朋友嘴裡不由自主地就會念，’請下樓做核酸！請下樓做核酸！’ 就是因為（街道）每天都會讓你下去做核酸嘛，所以小孩子都自己會在那兒念叨。」 身在美國的孟軍曾是一名成功的中國民營企業家，但在疫情期間，他的岳父因封控無法得到及時治療而去世。他也被迫關閉了經營多年的公司，移民來美。 「想想在國內生活了三十多年，突然捨棄原有的一切離開了，改變了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現在想想都覺得太不可思議了，就是因為中共的疫情導致的。」 孟軍告訴本台記者，疫情不僅讓他個人的生活、事業都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更深刻影響了全世界。 他感嘆：「這個疫情到現在沒有一個說法，非常不可理解。世衛組織、包括美國來調查，（中國）半遮半掩的。這應該是向中共追責的一件事情。」 劉先生則說，三年疫情後，中國人的性格和行為方式都已發生了變化：「現在感覺急功近利的也多了，撈快錢的也多了，急了眼的也多了。可以說，大家都是更浮躁了。」 「白紙運動」期間，曾在上海參與烏魯木齊中路抗議、現在德國的黃意誠則說，由於中國當局不允許民眾表達對野蠻封控措施的不滿，這種恐懼與創傷已經被國人「內化了」。 「清零」夢魘與獨裁者的「心病」 近日有不少網友披露，官方在疫情期間用來管控民眾出行的「健康碼」，在四川、廣州、河北、陝西等多地「重現江湖」。相關消息在海內外網路上，引發有關中國再度出現封控等防疫措施的擔心。美國《時代》周刊也就此進行了報道。網民還披露，中國多地學校也再度出現身穿防護服的「大白」，在校園內展開消殺工作。 劉先生告訴本台，他也看到「上海發布」宣布，「隨申碼」（上海健康碼）又添新功能，並被放在了支付寶的出行頻道里。不過，他認為中國當局再恢復「清零封控」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現在感覺大家對經濟都感到非常的失望，這個時候再去搞封控，對經濟來講是雪上加霜；對普通百姓來講，那簡直就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黃意誠則告訴本台，中國政府在2022年封控期間採用的大規模社會監控手段，實際上就來自於「新疆模式」，即把在新疆的維穩手段擴大到整個中國。而去年的「白紙運動」只是解決了一個封控的問題。 黃意誠說：「它（白紙運動）沒有解決中國體制的本質問題 – 它缺少公民社會，缺少自由的媒體，沒有信息傳播自由，沒有民主決策。所以說，所有2022年這種很恐怖的封控政策，它還會再來的。」 黃意誠指出，當局如果重拾封控措施不一定是針對這次支原體肺炎，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它的這個病，更多是一個心病 – 獨裁者的『心病』。因為在一種缺乏民主決策的政治體制內，獨裁者（有）一種內心的恐懼，它表現為一種大規模的社會監控。」 具有專業醫學背景的旅美時事評論人士橫河也認為，中國這一波肺炎有可能已在社區里傳播很久，因此封控已沒有多大意義。但當局未來很可能還會利用疫情封控模式來控制社會，以維護其政權穩定。 一位網友「老蕭雜說」日前撰文《必須舉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健康碼復出》，因為「它讓人受傷卻找不到傷口，倍感痛楚卻無法訴說。」目前，這篇文章在中國國內網路上已經被刪除。 白紙運動會再爆發嗎？ 近期，包括倫敦、巴黎、舊金山等海外多地民眾紛紛舉行活動，紀念白紙運動一周年。曾親歷事件的黃意誠指出：「白紙運動這個事件是(由)很多在海外中文圈的人把這個故事給講出來的，在國內很多人並不知道什麼是『白紙運動』，因為這種信息封鎖。」 2022年10月發生的北京「四通橋事件」，引爆一系列針對當局嚴苛清零政策的抗議。同年11月26日，從南京傳媒學院的白紙行動開始，示威抗議活動迅速遍及中國至少21個省及海外多地。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200餘所高校學生組織響應抗議活動，成為轟轟烈烈的「白紙運動」。 不過，黃意誠認為，白紙運動的影響現在已經消退很多，只在海外年輕人中仍有一定影響力：「白紙運動在海外催生了一些新的海外青年社群。這可能是白紙運動一個最重要的成果。」 橫河則表示，不管中國政府一年前是因何原因而解封，但透過「白紙運動」大家都看到，只要團結抗爭，中共還是可能會讓步的。他說：「這個是打破了對中共的一個迷信，就是認為它是動不了的。這一點看，白紙運動對於未來中國的抗爭是起到一個非常正面的作用。」 對於未來中國是否會再次發生與「白紙運動」類似的抗爭事件，橫河認為，疫情後的中國社會矛盾更加尖銳，民眾的不滿隨時都可能以不同方式爆發出來。 「世界如果再不警覺，一切皆有可能」 對於有關中國疫情再起的擔憂，企業家孟軍認為，國際社會應對病毒散播問題提高警覺：「你看，目前（中國）開放幾個國家的免簽，跟當時2020年一樣，不封控、不告訴你。」 孟軍認為，對於北京而言，疫情反而是件好事，因為可以藉此左右或改變國際秩序，且不受追責。他說：「它認為它得逞了，它的野心就更會急劇地膨脹，去控制這個世界。我覺得，世界如果再不引起警覺的話，一切皆有可能。」 孟軍強調，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政府要有清醒的認識，不能因為「好了傷疤就忘了痛」。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柯文哲前天聲稱，他的內心還是「深綠」的，如果當選，在外交議題上將依循「蔡英文路線」。此番談話顯然是說給現在還願意支持他的柯粉年輕人聽，希望保住他現在已經為數不多的支持者。柯文哲見風轉舵、投機倒把，不足為訓；倒是他點出「蔡英文路線」這關鍵字十分令人側目。什麼是外交上的「蔡英文路線」？為何在蔡英文執政7年多之後成為一門顯學？甚至連在野黨的總統候選人都誓言跟隨。 說起「蔡英文路線」，很多人會想起蔡英文在2021年在雙十談話里揭櫫的「四個堅持」，分別是：「永遠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堅持主權不容侵犯并吞」、「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這4點卑之無甚論，其實散見於過去30年不分藍綠政府的主張。所以「蔡英文路線」之所以成為「路線」，關鍵不在於她怎麼說，而在於她怎麼做。 很多人用「冷靜不躁進，理性不挑釁」形容蔡英文，這其實只是她形諸於外的印象，但如果要歸結「蔡英文路線」的特色，最妥適的形容詞其實是「尊重」與「信任」。「尊重」是理解對方的立場，不令對方尷尬，不造成對方麻煩；「信任」是讓自己可預測，能依循，當立場不同的雙方彼此有足夠的安全感，也才有機會相向而行。 執政近8年，蔡英文總是反覆強調「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但就是絕口不提「台獨」，甚至連澄清自己「不是台獨」都不講，因為她深知這兩個字對華府甚為敏感，而華府的敏感，往往來自於中共藉勢借端的反應。在裴洛西來台事件里，華府內部與美國學界深怕惹怒中共，因此有很多反對意見。但蔡英文一方面表達有朋自遠方來的熱誠歡迎，另方面絕不讓美國政界與中共認為她積極運作，成就自己；這作法既守住台灣的立場，也避免台灣成為華府政爭以及美中惡戰的焦點。 直到另一位眾議院議長麥卡錫也要如法炮製來台，蔡英文索性「乾坤大挪移」，藉由訪美行與這位美國第三號人物在西岸見面，既顧及對方的面子，也保住台灣的里子，讓美國的民主黨政府不再為難，更不讓中共有藉勢借端再興風作浪的理由，可謂四面兼顧。 過去8年，蔡英文未曾嗆聲挑釁共產黨，但主權立場卻是無比清晰。她把「四個堅持」當堅持，如果共產黨願意在這前提下與台灣交流，她很歡迎；如果共產黨不願與民進黨往來，她也尊重；只是，身為台灣的總統，她總是努力地想讓中國知道：「我不是只有靠中國才行」。她讓國際社會與美國人認為她就在火線第一排堅定抗中，但是卻絕不讓共產黨捉到她「搞台獨」的把柄，分寸拿捏過猶不及，這是一種走鋼索的政治藝術。 蔡英文這種政治性格的養成來自於她的從政經歷，從她早年親炙李登輝、參與台灣的對外經貿談判；扁政府時期擔任陳水扁的特使，當面看到美國政要對於阿扁言而無信暴跳如雷的反應；再到她2012年選總統時，一趟美國面試之旅，還沒出華府大門就遭到放話打槍的刻骨銘心。正是這些經驗，慢慢淬鍊出蔡英文這種「言必信、行必果」的外交政治風格。 所以，在驗收蔡英文過去8年成績單時，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稱讚蔡英文是，「我見過對總統職務準備最充份的人，也是歷屆美國政府最相信能夠將台美關係帶向正確方向的人。」《彭博》稱讚她說，「很難找到比蔡英文更好的領導者」。《紐約時報》引用在台協會前主席薄瑞光的話說：「我們會想念她」。美國前國務次卿柯拉克說得更露骨，宣稱台灣總統大選最好能選出像蔡英文這種充滿勇氣、帶領國家轉型的領導人；因為她像北極星，以一直以自由為標竿。 柯文哲說要遵循「蔡英文路線」，如果此話當真，姑且不論柯文哲想端出什麼樣兩岸外交政策，他首先得收斂自己鑽營猥瑣的談話風格。其實也不只柯文哲，包括翻來覆去只有「反對台獨」、「反對一國兩制」兩句話的侯友宜，以及還在「蔡英文路線」上蹣跚學習的賴清德，都得認真參詳：為何這位女總統能在她過去8年的外交路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文章來源：上報
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近期獲得網易2023年度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獎。他表示，中國經濟目前仍面臨嚴重的爬坡任務，需要廣大群眾共同努力。 在2024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中國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先生獲得2023網易年度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獎項，以表彰他對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和經濟與社會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主辦方在頒獎詞中說，在過去的一年裡，全球經濟格局的劇變，金融市場的波動，這些變化都給經濟學界帶來了嚴峻的考驗。然而，正是這些變化，讓我們看到了經濟學家的智慧和力量。 由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網易財經、網易財經智庫聯合主辦的2024網易經濟學家年會於11月在北京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是《拓新絲路 智造繁榮》。92歲的吳敬璉在談及獲獎感受時說，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各個階層人士，包括企業家和廣大職工、勞動者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他說：「我們現在其實是還是面臨著很嚴重的爬坡的任務，在完成這個任務中，我希望我們跟企業家跟廣大的職工群眾和我們的普通市民和勞動者共同努力，做好我們各自崗位的工作，使得我們爬坡和克服眼前的短期的困難取得成功。」 吳敬璉十年前的願望今天完全落空 關注中國政治與經濟形勢發展的時事評論人士郭閩本周五（8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作為體制內經濟學家，吳敬璉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提出了值得採用的建議，但他認為吳敬璉十年前就已經發表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警告，但不被當局接納。他說：「十年前已經有人預見到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可能會遇到一些什麼樣的問題，上層有沒有人認真考慮這個問題才是關鍵。這些官員不去落實這些問題，不去落實這些好的建議。中國是一個權貴資本社會，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吳敬璉也說了，是一個『半統制』經濟加市場經濟。」 郭閩說，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未遵循市場經濟原則，那是因為既得利益者要的就是這類經濟模式：「他們大大小小的官員手中都是有權力的，權力可以尋租。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真正養肥了誰啊？不就是那些官員們，老百姓又能得到什麼好處。」 近期吳敬璉有關「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的言論被廣泛轉載。據人民網2012年11月15日報道，吳敬璉在受訪時說，中國建立實行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場經濟，是一項十分偉大然而極其艱巨的任務。最後，吳教授表示，只有打破阻力，奮力過關，才能實現幾代中國人的夢想，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民主、文明的現代國家。 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說，中國經濟目前仍面臨嚴重的爬坡任務。圖為北京商務中心區。（路透社）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說，中國經濟目前仍面臨嚴重的爬坡任務。圖為北京商務中心區。（路透社） 《人民日報》當年刊登吳敬璉提出的民主與憲政 2012年9月3日的《財經》雜誌刊登了對國際金融論壇（IFF）學術委員會主席吳敬璉教授的專訪。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三大方面的問題，吳敬璉首先提出「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他認為，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有兩種可能的前途擺在面前：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認為，吳敬璉當年對中國經濟社會走向的預測有過之無不及。他說，吳敬璉口中的權貴資本主義，其實就是黨國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是家族壟斷國家財富：「現在的發展我們叫極權黨國資本主義，他是代表黨國，那些權貴大家族都被消滅得差不多了。從這一點上，我們跟他是有分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很早期跟匈牙利的經濟學家科爾奈對市場化改革非常有信心，認為中國可以像東歐那樣進行市場化改革。」 中國與發展市場經濟漸行漸遠 馮崇義說，人們懷念吳敬璉是因為中國的市場化經濟模式與現實漸行漸遠：「從市場化配置到建立法治社會，建立憲政社會來保護公民權利，保護產權，保護市場的公平交換，但是這條路被堵死了。」 人民網當年報道，吳敬璉提出建立和健全競爭性的市場體系，避免出現財產初始佔有的兩極分化。建立法治、推進民主和實行憲政，即政府應當在納稅人的監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絕貪污和浪費，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為公眾提供服務。不過，吳敬璉當年提出的推行民主和實行憲政等詞，在當下中國互聯網上，已經成為禁詞。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如果關注加中關係、華為、孟晚舟等議題的人，應該會記得加拿大的兩位邁克爾 Two Michaels。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加拿大應美國的要求，拘留了中國華為集團的高管孟晚舟。12 月 10 日，兩位在中國的加拿大公民被中國抓捕。他們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居住在中國丹東市的一名加拿大商人邁克爾·思巴夫（Michael Spavor）。 中共人質外交的受害者 邁克爾∙康明凱是前加拿大外交官，在中國被捕的時候，在擔任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東北亞高級顧問。而邁克爾∙斯帕弗是設立在中國丹東的「白頭山文化交流中心（Paektu Cultural Exchange）」主任，聲稱致力於促進對朝鮮的投資和旅遊。 人們普遍認為兩位在中國被抓是中共的人質外交手段，試圖逼迫加拿大釋放孟晚舟。縱觀中共歷史，確實頻繁使用人質外交的手段。大量媒體對此進行報道和評論。筆者確信，兩位加拿大邁克爾成為了中共人質外交的新的犧牲品。筆者在當時接受媒體採訪時評論道：「中共的人質外交和綁匪遊戲由來已久，很多年來，它一直使用這種手段跟國際社會打交道。90 年代初，因為「六・四」屠殺事件，國際社會在大量救援被中共迫害的學者、民運領袖，那時中共就嫻熟地玩弄綁匪遊戲和人質外交「。筆者認為：「加拿大政府絕不能進入中共綁匪遊戲和人質外交的陷阱。否則，勢必造成在海外所有的加拿大人都會成為中共的人質和綁匪的目標，而且還危害其它民主國家，中共以此要挾、威脅整個國際社會」。 在康明凱和斯帕弗被關押一年半後，2020 年 6 月，遭中國正式以間諜罪起訴。之後，經過冗長複雜的司法審理及政治談判，美國司法部與華為高管孟晚舟達成協議，暫緩起訴孟晚舟違反美國制裁令，加拿大法院也終止引渡聆訊，孟晚舟於 2021 年 9 月 25 日返回中國。同時，康明凱和斯帕弗也被中共釋放回加拿大。這也再一次證明了中共抓捕他們是人質外交的性質。 斯帕弗用中共說辭要狀告加拿大 在兩位邁克爾回到加拿大兩年多之後，突然有媒體披露，斯帕弗指康明凱是為加拿大政府和國際有關機構工作的間諜，並導致他在中國入獄。他要求加拿大政府給他數百萬加元的賠償，否則就將加拿大政府告上法庭。 斯帕弗表示，他「無意中」告訴了康明凱一些關於朝鮮的信息，但他不知道這些信息會被康明凱傳遞給加拿大政府及其「五眼聯盟」的情報合作夥伴。斯帕弗聲稱，正是康明凱這一做法導致中國政府將他們兩人都抓捕入獄。 加拿大全球事務部發言人對此回應表示：中國任意拘留邁克爾‧斯帕弗和邁克爾∙康明凱是不公正和不可接受的……，任何一位邁克爾參與了間諜活動的說法，都只是在繼續散布他們在中國被拘留的錯誤理由。」 中國駐加使館發言人立即回應稱，中國是法治國家。康明凱、邁克爾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犯罪，中國司法機關嚴格依法辦案。近日相關報道再次說明上述事實不容抵賴。加方炒作所謂中方「任意拘押」純屬賊喊捉賊，充分暴露加方虛偽面目。發言人還表示，中方奉勸加方正視事實，深刻反省自身錯誤，而不是倒打一耙，繼續對中方攻擊抹黑，蒙蔽誤導公眾。 前加拿大駐華大使趙普（Guy Saint-Jacques）說，被中國關押兩年多的康明凱（Michael Kovrig）絕不是間諜，他在中國期間從事的工作，無論是作為加拿大外交官還是後來作為國際危機中心的僱員，都是完全合法和完全公開的。趙普曾在 2012 年 -2016 年期間擔任加拿大駐華大使，康明凱當時是他的下屬。趙普說，斯帕弗的說法令他感到十分驚愕和困惑。這些錯誤信息為中國政府任意、冷酷的抓捕行動提供了借口。 邁克爾∙康明凱日前也打破沉默，否認斯帕弗對他的指控。他告訴記者，他最初看到報道時震驚而迷惑，以為這是來自中國的假新聞，或是流言蜚語傳話傳到最後的結果。他說，他從未從事間諜活動。他在與斯帕弗的交往中一直坦率而誠實。 康明凱在 2014 年到 2016 年期間在加拿大駐北京大使館工作，然後停薪留職加入獨立智庫國際危機中心。他說，無論是在大使館還是在智庫，他的工作領域都包括與中方接觸交流以阻止朝鮮發展和擴散核武器及導彈技術。他當然希望增進對朝鮮的了解，為此與熟悉這個國家的人交談，進行分析和提出建議。他說，作為外交官，他為加拿大外交部撰寫外交報告；作為國際危機中心的顧問，他為公眾撰寫報告，公開發表在該中心的網站上和媒體上。他強調，在與斯帕弗交談時，斯帕佛清楚地知道他是個外交官。 斯帕弗應該找中共要公道 筆者認為，斯帕弗和康明凱都是中共暴政人質外交的受害者。在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後，中共非常驚慌，顯然當時是急中生智，抓了加拿大人做人質來要挾加拿大，他們知道民主國家政府必須對人民的生命和安全負責，加拿大人在中國被抓後，加拿大社會一定會有許多人給要求加拿大政府救人。中共以此調動加拿大人給加拿大政府施壓，逼迫加拿大政府釋放孟晚舟作為交換條件。 斯帕弗作為中共人質外交的受害者，理應找傷害自己、冤枉自己、無故監禁自己的中共要公道。斯帕弗要為自己的三年冤獄進行司法訴訟的話，應該狀告中共當局。斯帕弗指控康明凱從事「間諜活動」的說法，不僅幫助了中共的虛假指控，傷害了共同被中共迫害的朋友康明凱，遞刀給中共刺向加拿大，並極大的助長了中共肆意抓捕玩弄人質外交的做法。 假如斯帕弗告加拿大政府這樣的訴訟可以贏得話，中共會更加肆意抓捕加拿大人，甚至可以和許多人演類似的雙簧，這樣下去有一天可以告垮加拿大。 該案背後很可能是中共黑手 中共《環球時報》在相關信息一出，就發出深度採訪報道：給「五眼聯盟」送信，令加方謊言曝光，加媒爆料康明凱等在華被捕原因。報道以採訪專家的方式指責加拿大政府撒謊：這表明加方對中國的指責恰是一種充滿謊言、顛倒黑白、試圖在國際社會上散播涉華不實言論並掩蓋自身不當行為的做法。 接著中共推出#環球時報社評#：加拿大欠中國及其他受騙者一個道歉。 在中國的微博上也出現了「加拿大間諜的內訌」的帖文，吸引了數億人次閱讀。 斯帕弗當初為什麼被中共選中和康明凱一起被關押？斯帕佛最亮眼的是他與金正恩的私人友誼。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炫耀他曾被邀請到金正恩的遊艇上一起度周末。2018 年 2 月，他應邀出席在平壤的大型閱兵典禮，他將視頻上載到他的推特 Twitter 和 Instagram 帳戶，人們可以看到他處在一個非常顯眼的位置。而大部分外國媒體都沒有獲准到場。 他創辦的白頭山文化交流中心（Paektu Cultural Exchange）聲稱，他的核心業務是推廣在朝鮮的海外投資。2018 年初斯帕弗向《亞洲時報》（Asia Times）表示：「我的朝鮮合作夥伴們對於與境外進行業務合作的興趣有了切實的提升。」 他還強調：「我一直在與中國和華籍朝鮮人投資者合作，現在他們都非常感興趣。」 朝鮮嚴重的人權迫害是舉世皆知的。斯帕弗在媒體採訪中表示他不太願意討論政治。他在 2013 年的一次訪問中說，「那些問題最好還是由政府之間去討論。」 加拿大前駐華大使趙普認為，斯帕弗在中國受到密切監視並在中國政府需要找加拿大人質時被選中，是因為他在朝鮮的活動，尤其是他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關係。 目前，加中兩國有許多糾結的問題，而中共對加拿大的滲透威脅越來越廣為人知，包括：中共設在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蒙特利爾的五個警察局被揭露；加拿大情報局掌握了中共深入滲透操控加拿大 2019 年和 2021 年聯邦大選的證據；聯邦眾議員庄文浩（Michael Chong）在港家屬受到中共駐家外交官直接參与的騷擾事件等等。中共如何扭轉這個局面呢？利用加拿大人對付加拿大政府應該是最為一本萬利的手段。 我很擔心加拿大政府的應對方式。民主國家政府被告是常事，而且法官經常站在個人或看起來是弱者的一邊。 加拿大前些年有個案子給我心理很大挑戰。一位出生在敘利亞的加拿大公民阿拉爾，是位軟體工程師。2001 年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後，美加兩國都對恐怖主義非常警覺，也更多的分享相關信息。 2002 年 9 月，阿拉爾在突尼西亞與家人度假返回加拿大途中在美國約翰·F·肯尼迪國際機場中轉期間被拘留。美國當局懷疑他是基地組織成員，將他驅逐到敘利亞。他在敘利亞被拘留了一年，2003 年 10 月他被釋放回加拿大。阿拉爾表示，他在敘利亞關押期間遭受了酷刑。2006 年起訴加拿大政府，索賠 4 億加元，後來降至 3700 萬加元。2007 年 1 月 26 日，加拿大總理哈珀正式向阿拉爾道歉，宣布向阿拉爾賠償 1050 萬加元，另外承擔 100 萬加元的訴訟費用。 阿拉爾返回加拿大後也對敘利亞、約旦和美國提起了訴訟，但都被駁回。美國政府堅稱將阿拉爾引渡到敘利亞是合法的，並且完全符合其權利。 美國政府尚未公開承認阿拉爾在敘利亞遭受酷刑。 文章來源：中國之春
我們常常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還常常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真相是：這兩個「人人平等」，都是人們的美好願望，是奮鬥目標，卻並非絕對事實——就全球而言，即便法治最昌明的國度，依然會有人凌駕於法律之上；即便科學最發達的社會，依然會有真理的死角，聚集無知愚昧且服膺暴力的群氓。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真正的平等恐怕只有一個：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古往今來，從追求「不死之葯」的秦始皇漢武帝，到一生痴迷煉丹以至於走火入魔的嘉靖帝，再到對長壽念茲在茲的康熙帝乾隆帝，縱然權勢已極，也沒有一個能擺脫這種平等的約束。 這是人類社會最底層的設計，有了這個平等，社會才能運轉下去。 與之相應，如果說人類社會存在不平等，那麼，最大的不平等，一定是死亡面前的不平等。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在這麼長時間裡，關心著「阿里獻血事件」——在當事人的敘事中，它偏離了軌道。 10月14日，上海一女子在西藏阿里度蜜月時發生車禍，失血嚴重，生命垂危，後經搶救，脫離險情。她發布視頻說，丈夫的「小姑姑」通過上海市衛健委聯繫西藏阿里地區，協調上海援藏醫療專家為其進行治療，還發動了阿里地區「所有公務人員」為其獻血，用7000多毫升血將她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隨後，家裡又支付120萬元通過醫療包機將其轉運到四川華西醫院，現在回到上海治療。於是，人們讚揚阿里獻血者的無私大義，也為上海新婚女子的死裡逃生而慶幸，但是，人們不能不對「小姑之力」心生疑竇，並由此關心：是愛心的爆發讓命運的齒輪就此轉動，抑或是有其他「特別力量」周旋其間？ 如果是後者，這將撼動人們對社會的信心。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上海市出動「由上海報業集團上觀新聞、澎湃新聞多位記者組成的聯合採訪報道組」，耗時多日來調查此事——採取這種前所未有的架勢，是因為牽涉的問題足夠重大且根本，當事方所承受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最嚴肅的問題就應配備最強大的力量，以期給予最清晰的回應。這種態度，值得讚許。 上海報業集團下轄《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但這些屬於傳統媒體，該集團著力推進的是「主流新媒體平台」，其中，上觀新聞作為黨報客戶端，「全力打造互聯網傳播環境下上海市委權威信息發布平台」；澎湃新聞作為時政思想類互聯網平台，「傳播力和影響力穩居國內主流新媒體第一陣營」。 如今，兩大主力聯手出擊，以求一錘定音。我對此也非常期待，因為我希望生活在一個底線平等的環境里，只有這種環境里，才能感覺到最底線的安寧，我更希望生活在一個愛心滿滿的環境里，在危急時刻陌生人能相互依賴，攜手共渡。 這把「鎚子」，便是12月6日傍晚6點發布的《五問阿里獻血事件真相，還原上海女子車禍救治全過程》。 很可惜，我只能說，失望了。 這篇文章回答5個問題，第1個問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就挺讓我失望的。先看問題1，原文全文如下： 問題1：到底有沒有發動「全體公務人員」獻血？是誰獻的血？ 據陶先生回憶，10月15日，也就是余女士進入阿里地區人民醫院治療的第二天，醫生反饋「血可能不太夠了」。 後來加入救治的上海援藏醫生、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翁昊表示，根據病程記錄，余女士出血很快，止血後效果不理想，血壓仍然不穩，14-15日兩天在醫院輸血就達到2800ml。他回憶，10月16日凌晨4時，余女士被送到ICU繼續搶救，患者最終在治療中總共輸A型血約7000ml，生命體徵才平穩下來，「如果沒有輸血肯定是救不回來了」。 「這是我們多方動員的結果，確實不是有組織的。」陶先生說道，「醫院說病人情況很危急，所以幫我們開通了綠色通道。我還在一個社交軟體發帖了，問有沒有在阿里的朋友，幫忙來輸血。家裡人我也求助了，讓他們去問問阿里這邊有沒有熟人給我們一些幫助。」 記者從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員了解到，確實有幹部職工為受傷女子獻血，但不是官方組織的。 阿里醫院工作人員稱，血庫庫存告急後，醫院向職工、社會人員求助，家屬也向當地多個部門求助，有不少當地人來獻血，其中有幾十名公職人員。前述政府工作人員還表示，阿里地區醫療條件相對落後，血液庫存本來就很緊張，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幹部職工都會自願獻血。 陶先生說，車禍發生後，他還曾求處理車禍的民警幫忙獻血，熱心民警為此還發了朋友圈。另外，他還求主治醫生幫他聯繫詢問有沒有醫護人員獻血。 「我當時見人就問，你是不是A型血，一直在找人。」陶先生說，自己也去驗了血，但他的血型不匹配。 陶先生表示，10月16日陸續有人獻血，包括公安民警、消防隊員以及很多熱心人士。最終，多人的助力保住了余女士治療的希望。 在這個調查中，有四個信息源，其中，實名的翁昊醫生主要說明缺血背景，關於獻血來源，信息來自三處：陶先生、「阿里醫院工作人員」、「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員」。結論是：「確實有幹部職工為受傷女子獻血，但不是官方組織的。」 我們先不說結論如何，僅從新聞調查技術層面看，這個調查就不合格。 從訪問對象來說，獻血是不是有組織，首先應找誰求證呢？獻血當事人。這一點不難做到。在10月16日，阿里地區消防救援支隊官方公眾號就發布一篇文章《阿里「火焰藍」為生命接力》：「10月15日下午，阿里地區消防救援支隊接阿里地區中心血站求助：地區人民醫院1名危重患者亟需輸血保障，血庫A型血告急，為挽救患者生命，支隊領導高度重視，立即組織駐地區各隊伍符合獻血要求的消防救援人員積极參加獻血，用實際行動踐行『竭誠為民』的錚錚誓言。」該支隊有三人獻血。 這是最接近當事人的信息，而且，這篇文章依然在，「聯合採訪報道組」這麼大的隊伍，為什麼不向中心血站求證？ 在我的有限認知中，高原獻血並非小事，而且，消防是24小時值班的隊伍，責任重大，他們前去獻血，恐怕會影響日常工作，單位對於獻血者也應有所安排，在沒有向他們求證的情況下就斷言說「沒有組織」？中心血站緊急找血的機制是如何運作的？ 因為「聯合報道組」迴避了這一點，我的疑惑也就無法消除。 在技術層面，我稱這樣的報道為「單向度信息源」，這是這個調查報道的第一個缺陷，這種缺陷導致信息無法交叉驗證，最終也就使得報道缺乏力量感。 什麼叫調查？調查絕不是某個人說什麼就是什麼，而是某個人或某個機構說了什麼，訪問者通過多個渠道求證、驗證了它，這個過程包括佐證、見證、書證，形成令人信服的證據鏈。這樣的調查報道，力量感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讀者的信服也自然而然。 第二個缺陷是匿名。「陶先生」接近匿名，「阿里醫院工作人員」、「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員」則是完全匿名。醫院裡什麼崗位工作人員？主治王醫生和門衛王大爺都是醫院工作人員。阿里方面的哪個政府工作人員？氣象局、教育局和衛健委的工作人員都是政府工作人員。信息源一旦模糊，伴隨而來的，便是事實層面產生模糊的可能。 更何況，一級機構的工作人員，急人所難、救人生命，這是光明正大且理應大書特書的好人好事，有多大的必要匿名？可惜，《五問》一文，在其他回答其他4個問題時，也有匿名操作： 「記者進一步從有關部門獲悉」； 「記者從有關部門、當地居委會，以及余女士家人的講述中確認」…… 「有關部門」是哪個部門？「當地居委會」是哪個居委會？這兩處都引出了最核心的信息，但是，因為信息源模糊了，信息也就無法求證。 匿名，匿名，多少虛偽假汝而行？前幾天我有一篇專文，批評胡總編喜歡用「據了解」，我要提醒的是，新聞編輯基本操作規則：凡是遇到「據了解」「有關部門」這些字眼，一定要編改，它們都是坑，一定要避。（《豆腐腦上了秤》） 胡總編犯這樣的錯誤我能理解原因，但上海報業集團這麼大的集團，人才濟濟，蔚為壯觀，在這麼重要的報道中犯這樣基礎性的錯誤，令人不禁感到惋惜，及疑惑。 這不是新聞報道應有的操作，朋友們。《五問》雖然有7位名記者聯合署名，也以上海市報業集團的官方背景作為背書，但，一篇調查報道的真正力量，首先來自於文章的邏輯，來自調查的求證過程以及調查本身的可求證性，其次才是來自於調查者、發布者的署名。尤其，這是一篇釋疑性調查報道。 當然，如果這是一篇公文，又是另說了。公文有公文的敘說模式和行文規範，因為其出發點在自上而下的傳達，而非新聞的公眾求證與說服。 這篇《五問》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增量信息： 上海市衛健委表示，經核實，網傳「患者小姑姑聯繫了上海衛健委，衛健委聯繫了阿里部門，動用阿里地區所有公務員為其獻血」的說法不實，無上海市衛健委人員認識患者及家屬或接到過他們的請託。 記者進一步從有關部門獲悉，「小姑姑」今年60歲，退休前為某工藝品聯營工廠工人。事發後，「小姑姑」聯繫到兒媳，兒媳又求助單位領導，其間有多位熱心人士接力傳遞信息，最後聯絡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駐西藏辦事處。 上海市政府駐西藏辦事處針對此事給出回應：西藏日喀則市人民醫院上海援藏醫療隊於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區人民醫院請求選派醫療專家赴阿里開展緊急支援的函。經緊急商議，上海援藏醫療隊本著人道主義和救死扶傷的職責，決定選派一名醫療專家前往阿里，參與病患會診。上海市政府駐西藏辦事處表示，此事並不存在因私人關係等不正當因素導致的行動。 這一表述與之前其他媒體的報道不同。最早的聊天記錄說，「我小姑姑聯繫了上海市衛健委，衛健委聯繫了阿里部門，動用了……」《新京報》的報道說： 「記者從上海相關部門獲悉，經調查，事發時，衛健部門接相關部門函件，請求正在西藏日喀則市的援藏醫生前往涉事醫院參與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關係等不正當因素導致的行動。」 兩者的區別在於，在《五問》的敘事中，上海衛健委從事件鏈條中脫開了，或者說，弱化到了邊緣處。同時，新出現了上海市政府駐西藏辦事處。 《五問》中，與上海衛健委收到的「函」有關的是： 上海市第九批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工作隊隊長、日喀則市人民醫院黨委書記王慶華表示，日喀則市人民醫院於10月15日收到了函，決定選派上海援藏醫療專家、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翁昊參與救治。考慮到要從海拔3800米的日喀則前往海拔4300米的阿里，必須保障翁昊醫生的安全，所以收到函後向上海市衛健委作了報備。 那麼，兩次敘述中的「函」是不是同一個函？這一點仍有模糊之處，應進一步明確。 而被外界廣為關心的「小姑姑」，《五問》說，「記者進一步從有關部門獲悉，「小姑姑」今年60歲，退休前為某工藝品聯營工廠工人。」 但還是那句話，匿名之後，力量是自然削弱的。一個無法迴避的邏輯硬傷是： 從調查結論看，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自發自願的，毫無疑問，這也正是我們最喜聞樂見最希望看到的結局——在間不容髮的生命危急時刻，數千公里極限接力，無私大愛閃耀人間，從死神手中救回一個正在盛開的生命。 這是這個時代最動人的故事，可是，為什麼《五問》中給人躲躲閃閃之感？整個鏈條也有多處語焉不詳？以及，面對如此大愛，如此救命之恩，事件里的當事人，包括小姑，有什麼理由不公開露面，由自己本人，把事件按照時間鏈一五一十說清楚？這難道不是對那些獻血者、醫生護士、警察、航班機組以及中間傳遞信息者的最直接的感謝？這難道不是最有力最有效的「闢謠」方法？何況，這個「謠」的起點還是自己這邊。 是因為救人者不值得嗎？我認為，他們值得。 真正的調查基於無懈可擊的正直，也將產生堅如磐石的底氣，足以經受起來自任何一個方向的質疑，因此，它既能反面敘事，也能側面敘事，更能正面敘事，還能延展敘事。陌生人自願自發的千里緊急救助，是最應該大張旗鼓傳播的好故事。在當前社會氣氛下，這樣的故事足夠振奮人心，我不認為有任何一點模糊而令人心生疑惑的必要。 最後，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個完整的調查，應當回應人們最根本的疑惑：當前是否存在一個緊急響應機制，可以讓普通人在遇到同樣緊急的危機時，能尋求幫助？是不是有那麼一個按鈕？或者某一扇門？在這個門裡可以最快速度找到血漿、醫生和醫療包機？如果這扇門不在衛健委，在哪裡？關於這一點，之前有媒體記者給上海衛健委打過電話。這個電話正是需要這個報道繼續解答的關鍵著力點。 這個問題恰恰是以余女士是一個普通人為前提的。一旦解答了這個問題，之前人們產生的疑惑也就大部分自動消除，而且會大大增加對社會的信心。這是最明白的一錘定音。可惜，《五問》也避開了這個結束調查的最佳著力點。 總之，時隔多日之後，「聯合採訪報道組」揮出了一記重鎚，但並沒有定音——《五問》所表現出來的水準，仍與這個題目的重大性難相匹配。因此，故事還在等待繼續調查。願記者朋友們繼續努力，再進一步。加油，你們行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呦呦鹿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