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等待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举行，但是10月没有开，11月依然没有开，12月肯定也不会开。一是11月的政治局会议没有预告要在12月开，而按惯例，全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要提前告知的；二是12月各种会议特别多，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如果举行三中全会，很多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就得挪时间。 三中全会开与不开，当然取决习近平。很多人似乎有一个印象，习近几年对开会有点随心所欲，没有规律可言。该开的会不开，该在某个时间举行的会在另一时间举行，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但是，把时间拉长点，会发现，习对各类会议的召开还是大体遵循他定的规矩。比如，中央全会每年举行一次，政治局会议每月举行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每周举行一次，习基本守规，有时因为有事，一年之内，会有一到两次政治局会议不会召开。习兼主任的深改委和财经委会议等，不清楚是否像前面这些会议一样，有规定一年中要召开多少次，但从过去10年看，每年的会议次数出入不大，只是会议的具体时间看似很随机性。人们之所以觉得习不按规开会，可能与此有关。 三中全会为一带一路、拜习会让路？ 事实上，在中共几代领导人中，习比他的前任更重视规则、纪律，凡事都要讲规矩。当然，这个规矩是由他定的。但这是不是说，他只用这些规矩去约束别人，自己却不遵守？也不是。形式上，他是要表现出他遵守规矩的样子，不能让同事和下属认为他不守规。但习确也不想被自己定的规矩束缚了手脚，所以就要有一定的机动和灵活性。好比搭一个框架，习的活动不会越出框架，但在框架内怎么做，就随他的时间和心情而定。换言之，他会按规定一年或一月当中开几次会，但具体什么时候开，由他来决定。 这样看来，习也许认为今年2月已经举行了二中全会，没有违反党规，因此，如果没有时间，可以不开三中全会。在10月，中国有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1月又访美举行拜习会，并出席APEC领导人高峰会，前者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要彰显大国威仪；后者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领导人双边会谈，要彰显领袖地位，都是习非常看重的，其重要性超过三中全会，所以为了它们，全会就得让路。 这似乎可以解释三中全会为什么今年开不了。然而，无论时间太紧，还是已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只是问题的一面。2013年2月，也举行过十八届二中全会，可在当年11月，还召开了三中全会。所以同样是习，如果以全会开过为由就不开三中全会，说服力不强。另外，10月和11月虽然时间紧，但假如习坚持要开三中全会，并非挤不出时间。故一定还有其他原因让习不愿开三中全会。 经济形势不佳，三中全会开不了？ 这个原因就是当下的形势，具体说，是今年的经济表现远不如市场预期。尽管当局今年真的很拼经济，对民企外资、消费出口等，出台了许多政策去刺激，可起色不大，后劲乏力，于是市场希望三中全会能够就经济改革问题出台一个政治决议，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样，以政治决议的形式，重新宣示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以提振市场信心。市场之对三中全会有所期待，跟这个有关。 简单温习一下中共全会的规则。每届党代会后，5年里一般要开六或七次中央全会，每次全会集中讨论一个主题，前两次讨论的是党和国家的人事及其相关的制度问题，最后一次讨论的是下次党代会的时间和相关事项，这三次全会的主题相对明确，中间几次则重点讨论当年或者一段时期比较突出的政治、经济、党建、法律等具体问题。而历届三中全会，主题基本圈定在经济，并且和改革有关。像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今年的中国社会形势有点类似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只是人们比那时更悲观。2013年习上台刚一年，很多人对未来感觉迷茫，此前社会就有改革已死的说法，在会前更忧虑在习当政下，改革将死。官方虽透露三中全会要做出一个经济改革决定，但对决议会出台什么样的改革，人们并无信心。然而，在决议公布后，笼罩社会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人们开始振作起来，觉得改革第二春又回来了。当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兴奋没持续多久，随着习的集权一步步加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所规划和部署的改革后来并未得到落实，也才酿成今天这种局面。但人总是活在希望当中，一个幻觉破灭后又生出另一幻觉。 三中全会必触及放权让利？习做不到 最近几年，包括体制内的一些重量级学者在内，市场呼吁当局能够重启改革拯救经济。这种声音在今年尤其多了起来。对经济界的呼声，当局似乎表现出某种呼应的姿态，在习这次去上海考察前，就有外媒透露他的一个任务是强调中国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增加了市场对今次三中全会的想象，希望能像十八届三中全会那样，再推出一份重磅经济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气。 然而，习很可能不这么考虑。不是他面对糟糕的经济形势，不想改革，而是根本就没法推进市场所期待的那种改革，因为要推进它，就须回到中国早期的改革样式。早期改革所以会起到那么大的功用，原因很多，但从政府的角度说，无非是做到了四个字——“放权让利”，政府（包括党）向社会放权让利，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而习时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恰恰相反，权力上收，利益上收，从民间再回流政府，最后集中在中央，在习手上。这是一个逆向过程，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根源。要重启改革，必须打破这个逆向过程，再次放权让利。很显然，习做不到这一点，谁愿意让煮熟的鸭子飞走？尽管这样的改革对社会大多数人都有利，可对习和他的小集团不利，除非习有大格局大智慧，然而这么多年证明他没有，他的认识是，他现在这一套冠以“中国式现代化”之名的做法，如何如何对中国有利，如何如何能让中国强大。 故而，当下的经济局面最多能迫使习放松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开放上做点文章，用官方的话说，做到制度和规则的对外开放。他在视察上海的讲话，虽然表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要求上海和长三角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也就仅此而已，根本没有借这次上海之行，宣示重启改革的政治含义。而这层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今年基本上都已经做了。从年初到现在，当局出台的经济政策和扶持措施已经够多的了，该松绑的都已松绑，该废除的也已废除，力度10年来最大，尤其在对外开放方面。再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必然触及制度层面，涉及权力，就如前面讲的，需要放权让利。但习无法做到这点。因此，即便三中全会作出经济改革决定，也不过只是在政治上重申改革而已，实际的政策和做法不会超出已经出台的。这样一来，反而会因改革力度没有突破而让市场失望，让人们的信心更加下坠。 可见，这次三中全会，对习就是个鸡肋，开不是，不开也不是。开，会提高市场期待，然而实际可能无法满足这种期待；不开，又生出谣言，让市场失望。权衡来权衡去，习最终可能觉得今年还是不开为好，把三中全会挪到明年举行。理由也现成，二月开过一次全会；10月和11月又太忙，排不开日期。到明年，会有新的焦点出来，就不一定要把全会的主题在定在经济，从而避开市场期待的重启改革问题。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今年的12月7日是中国官方实际放弃”动态清零”政策一周年的日子，当局此前的三年封控措施彻底改变了社会及民众的生活。而目前，新一波呼吸道传染疾病又正在中国爆发，多地儿童医院爆满，新冠检测重启、健康码复活。中国人的”清零”梦魇真的结束了吗？ 本周四（12月7日）正是中国当局颁布所谓“新十条”、事实放弃“动态清零”一周年。而中国此刻正面临新一波的传染病蔓延。 美国《时代》周刊当天也发文指出，中国民众开始担心，新冠病毒检测和控制措施会重新归来。 中国再爆呼吸道传染病 居民：医生都不知如何用药 “前天晚上就有点不舒服，昨天就烧到39.2度了，就是吃了退烧药也不退烧。” 就在两天前，居住在上海的刘先生忽然因高烧病倒了。 他在受访时告诉本台，跑了两家医院他才被确诊是流感，但医院并不提供新冠病毒检测：“昨天去测的时候，我就说要不要再测一下新冠？他说，那不用测，就没有这一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出于安全原因，刘先生要求不使用真名。 刘先生说，他还有个正在上幼儿园的儿子，最近一直在咳嗽，幸好还没有发烧症状，但当地医院的儿科门诊已经爆满。他说：“我感觉，今年这个状况就象去年的那个新冠大爆发时候是一样的。” 近期，中国各地爆发呼吸道传染病，北京、上海等多地医院儿科就诊量激增。外界担忧，今年是中国放弃疫情防控措施的首个冬季，而此时爆发的呼吸道疾病是否属于病毒变异呢？ 本台此前报道，北京多家医院儿科急诊室6日已要求发热儿童就医须做核酸检测，并对患者进行分流处理。中国教育部5日也发出通知，要加大学校对新冠感染及其它流行性疾病的防控宣传。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名工作人员日前告诉本台，许多外国乘客在抵达后必须接受新冠快筛检测。 不过，中国国家卫健委上周六仍表示：“根据监测，目前流行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均由已知病原体引起，都有相应的成熟治疗手段，未发现新病毒或细菌导致的新发传染病。” 刘先生对官方的说法表示质疑：“你说是已知的病毒吧，但很明显，他们（医生）确实不知道怎么样用药。大家都在那儿这样试、那样试，我看有的小朋友都要住院啦，吊盐水五天、七天。” 据中国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已有5种新冠疫苗被官方列入紧急使用名单，这些疫苗可预防奥米克戎XBB的亚变体。同时，不少网友还反应，官方过去在疫情期间用来管控人员出行的“健康码”，最近已在四川、北京、广东等多地“重现江湖”。有网友担忧，当局可能再次采取封控等防疫措施。 回望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瞬间 在放松疫情封控前，中国各级政府严厉执行所谓的“清零政策”长达三年。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疯狂岁月”。下面就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其中的一些“惊悚”片段。 镜头1： 2020年1月，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这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被率先封城；2月1日，公民记者方斌到武汉市第五医院拍摄，向外界展示了当地居民在疫情中死亡的惨况：“武昌殡仪馆里面，尸袋刚才照给你看了，现在又多了。刚才三个，现在我数一下尸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个。” 镜头2：“康婷小区，发物资！康婷小区，发物资！” 2022年3月下旬，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被封控，导致居民物质匮乏，次生灾难丛生。在松江九亭，居民聚集抗议当地居委会贩卖救援物资，并与警察发生冲突。 镜头3：同年4月，各地封控措施导致很多卡车司机在高速公路上被封在车内多日，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无人问津。一位卡车司机在视频中高声质问：“我们货车司机法犯哪条，罪犯何处？我告诉你，你这是侵犯人权！” 镜头4：“一人阳性、全楼转运”，这是上海在2022年封城期间普遍实行的政策。一段网传视频中，一对核酸检测为阴性的夫妻被防疫人员告知是密接，要强制送方舱隔离。一名身上有警察字样的大白说:“如果你拒绝被转运，将会受到治安处罚。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男士回应:“不好意思，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镜头5：9月18日凌晨2点多，一辆载有47人的隔离转运大巴车在贵阳东南约160公里处发生翻车事故。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刚说：“截至9月18日21时，事故共造成27人不幸遇难，20人受伤被就近送往医院救治。”有遇难者亲友在微博透露，这些民众被转运仅仅因为是密接或次密接。 镜头6：“（尖叫）啊！放我们出去！”11月24日晚间，已被封控3个多月的新疆乌鲁木齐市吉祥苑小区内，住宅楼发生火灾。大火至少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消息显示，火灾发生时，逃生门、单元门都被铁丝缠绕锁死，居民无法逃生。 镜头7：乌鲁木齐这把大火直接点燃了中国各地民众的抗议风潮。26日深夜，很多民众聚集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发出心底积蓄已久的呐喊：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自由！自由！自由！” “解封新疆！解封全中国！” 三年封控带给中国人的创伤 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封控三年中的这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无法忘怀但又完全不想去回忆。 刘先生告诉本台，上海封城时的一幕曾让他无比心酸。当时他的孩子还很小，但已稍解人事：“他们小朋友嘴里不由自主地就会念，’请下楼做核酸！请下楼做核酸！’ 就是因为（街道）每天都会让你下去做核酸嘛，所以小孩子都自己会在那儿念叨。” 身在美国的孟军曾是一名成功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但在疫情期间，他的岳父因封控无法得到及时治疗而去世。他也被迫关闭了经营多年的公司，移民来美。 “想想在国内生活了三十多年，突然舍弃原有的一切离开了，改变了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现在想想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因为中共的疫情导致的。” 孟军告诉本台记者，疫情不仅让他个人的生活、事业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更深刻影响了全世界。 他感叹：“这个疫情到现在没有一个说法，非常不可理解。世卫组织、包括美国来调查，（中国）半遮半掩的。这应该是向中共追责的一件事情。” 刘先生则说，三年疫情后，中国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都已发生了变化：“现在感觉急功近利的也多了，捞快钱的也多了，急了眼的也多了。可以说，大家都是更浮躁了。” “白纸运动”期间，曾在上海参与乌鲁木齐中路抗议、现在德国的黄意诚则说，由于中国当局不允许民众表达对野蛮封控措施的不满，这种恐惧与创伤已经被国人“内化了”。 “清零”梦魇与独裁者的“心病” 近日有不少网友披露，官方在疫情期间用来管控民众出行的“健康码”，在四川、广州、河北、陕西等多地“重现江湖”。相关消息在海内外网络上，引发有关中国再度出现封控等防疫措施的担心。美国《时代》周刊也就此进行了报道。网民还披露，中国多地学校也再度出现身穿防护服的“大白”，在校园内展开消杀工作。 刘先生告诉本台，他也看到“上海发布”宣布，“随申码”（上海健康码）又添新功能，并被放在了支付宝的出行频道里。不过，他认为中国当局再恢复“清零封控”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现在感觉大家对经济都感到非常的失望，这个时候再去搞封控，对经济来讲是雪上加霜；对普通百姓来讲，那简直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黄意诚则告诉本台，中国政府在2022年封控期间采用的大规模社会监控手段，实际上就来自于“新疆模式”，即把在新疆的维稳手段扩大到整个中国。而去年的“白纸运动”只是解决了一个封控的问题。 黄意诚说：“它（白纸运动）没有解决中国体制的本质问题 – 它缺少公民社会，缺少自由的媒体，没有信息传播自由，没有民主决策。所以说，所有2022年这种很恐怖的封控政策，它还会再来的。” 黄意诚指出，当局如果重拾封控措施不一定是针对这次支原体肺炎，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它的这个病，更多是一个心病 – 独裁者的‘心病’。因为在一种缺乏民主决策的政治体制内，独裁者（有）一种内心的恐惧，它表现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监控。” 具有专业医学背景的旅美时事评论人士横河也认为，中国这一波肺炎有可能已在社区里传播很久，因此封控已没有多大意义。但当局未来很可能还会利用疫情封控模式来控制社会，以维护其政权稳定。 一位网友“老萧杂说”日前撰文《必须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健康码复出》，因为“它让人受伤却找不到伤口，倍感痛楚却无法诉说。”目前，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网络上已经被删除。 白纸运动会再爆发吗？ 近期，包括伦敦、巴黎、旧金山等海外多地民众纷纷举行活动，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曾亲历事件的黄意诚指出：“白纸运动这个事件是(由)很多在海外中文圈的人把这个故事给讲出来的，在国内很多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白纸运动’，因为这种信息封锁。” 2022年10月发生的北京“四通桥事件”，引爆一系列针对当局严苛清零政策的抗议。同年11月26日，从南京传媒学院的白纸行动开始，示威抗议活动迅速遍及中国至少21个省及海外多地。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00余所高校学生组织响应抗议活动，成为轰轰烈烈的“白纸运动”。 不过，黄意诚认为，白纸运动的影响现在已经消退很多，只在海外年轻人中仍有一定影响力：“白纸运动在海外催生了一些新的海外青年社群。这可能是白纸运动一个最重要的成果。” 横河则表示，不管中国政府一年前是因何原因而解封，但透过“白纸运动”大家都看到，只要团结抗争，中共还是可能会让步的。他说：“这个是打破了对中共的一个迷信，就是认为它是动不了的。这一点看，白纸运动对于未来中国的抗争是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作用。” 对于未来中国是否会再次发生与“白纸运动”类似的抗争事件，横河认为，疫情后的中国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民众的不满随时都可能以不同方式爆发出来。 “世界如果再不警觉，一切皆有可能” 对于有关中国疫情再起的担忧，企业家孟军认为，国际社会应对病毒散播问题提高警觉：“你看，目前（中国）开放几个国家的免签，跟当时2020年一样，不封控、不告诉你。” 孟军认为，对于北京而言，疫情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可以借此左右或改变国际秩序，且不受追责。他说：“它认为它得逞了，它的野心就更会急剧地膨胀，去控制这个世界。我觉得，世界如果再不引起警觉的话，一切皆有可能。” 孟军强调，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好了伤疤就忘了痛”。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柯文哲前天声称，他的内心还是“深绿”的，如果当选，在外交议题上将依循“蔡英文路线”。此番谈话显然是说给现在还愿意支持他的柯粉年轻人听，希望保住他现在已经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柯文哲见风转舵、投机倒把，不足为训；倒是他点出“蔡英文路线”这关键字十分令人侧目。什么是外交上的“蔡英文路线”？为何在蔡英文执政7年多之后成为一门显学？甚至连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都誓言跟随。 说起“蔡英文路线”，很多人会想起蔡英文在2021年在双十谈话里揭橥的“四个坚持”，分别是：“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这4点卑之无甚论，其实散见于过去30年不分蓝绿政府的主张。所以“蔡英文路线”之所以成为“路线”，关键不在于她怎么说，而在于她怎么做。 很多人用“冷静不躁进，理性不挑衅”形容蔡英文，这其实只是她形诸于外的印象，但如果要归结“蔡英文路线”的特色，最妥适的形容词其实是“尊重”与“信任”。“尊重”是理解对方的立场，不令对方尴尬，不造成对方麻烦；“信任”是让自己可预测，能依循，当立场不同的双方彼此有足够的安全感，也才有机会相向而行。 执政近8年，蔡英文总是反复强调“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但就是绝口不提“台独”，甚至连澄清自己“不是台独”都不讲，因为她深知这两个字对华府甚为敏感，而华府的敏感，往往来自于中共藉势借端的反应。在裴洛西来台事件里，华府内部与美国学界深怕惹怒中共，因此有很多反对意见。但蔡英文一方面表达有朋自远方来的热诚欢迎，另方面绝不让美国政界与中共认为她积极运作，成就自己；这作法既守住台湾的立场，也避免台湾成为华府政争以及美中恶战的焦点。 直到另一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也要如法炮制来台，蔡英文索性“乾坤大挪移”，借由访美行与这位美国第三号人物在西岸见面，既顾及对方的面子，也保住台湾的里子，让美国的民主党政府不再为难，更不让中共有藉势借端再兴风作浪的理由，可谓四面兼顾。 过去8年，蔡英文未曾呛声挑衅共产党，但主权立场却是无比清晰。她把“四个坚持”当坚持，如果共产党愿意在这前提下与台湾交流，她很欢迎；如果共产党不愿与民进党往来，她也尊重；只是，身为台湾的总统，她总是努力地想让中国知道：“我不是只有靠中国才行”。她让国际社会与美国人认为她就在火线第一排坚定抗中，但是却绝不让共产党捉到她“搞台独”的把柄，分寸拿捏过犹不及，这是一种走钢索的政治艺术。 蔡英文这种政治性格的养成来自于她的从政经历，从她早年亲炙李登辉、参与台湾的对外经贸谈判；扁政府时期担任陈水扁的特使，当面看到美国政要对于阿扁言而无信暴跳如雷的反应；再到她2012年选总统时，一趟美国面试之旅，还没出华府大门就遭到放话打枪的刻骨铭心。正是这些经验，慢慢淬炼出蔡英文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外交政治风格。 所以，在验收蔡英文过去8年成绩单时，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称赞蔡英文是，“我见过对总统职务准备最充份的人，也是历届美国政府最相信能够将台美关系带向正确方向的人。”《彭博》称赞她说，“很难找到比蔡英文更好的领导者”。《纽约时报》引用在台协会前主席薄瑞光的话说：“我们会想念她”。美国前国务次卿柯拉克说得更露骨，宣称台湾总统大选最好能选出像蔡英文这种充满勇气、带领国家转型的领导人；因为她像北极星，以一直以自由为标竿。 柯文哲说要遵循“蔡英文路线”，如果此话当真，姑且不论柯文哲想端出什么样两岸外交政策，他首先得收敛自己钻营猥琐的谈话风格。其实也不只柯文哲，包括翻来覆去只有“反对台独”、“反对一国两制”两句话的侯友宜，以及还在“蔡英文路线”上蹒跚学习的赖清德，都得认真参详：为何这位女总统能在她过去8年的外交路线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文章来源：上报
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期获得网易2023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他表示，中国经济目前仍面临严重的爬坡任务，需要广大群众共同努力。 在202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中国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获得2023网易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项，以表彰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主办方在颁奖词中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球经济格局的剧变，金融市场的波动，这些变化都给经济学界带来了严峻的考验。然而，正是这些变化，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学家的智慧和力量。 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网易财经、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于11月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拓新丝路 智造繁荣》。92岁的吴敬琏在谈及获奖感受时说，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各个阶层人士，包括企业家和广大职工、劳动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说：“我们现在其实是还是面临着很严重的爬坡的任务，在完成这个任务中，我希望我们跟企业家跟广大的职工群众和我们的普通市民和劳动者共同努力，做好我们各自岗位的工作，使得我们爬坡和克服眼前的短期的困难取得成功。” 吴敬琏十年前的愿望今天完全落空 关注中国政治与经济形势发展的时事评论人士郭闽本周五（8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体制内经济学家，吴敬琏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提出了值得采用的建议，但他认为吴敬琏十年前就已经发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警告，但不被当局接纳。他说：“十年前已经有人预见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上层有没有人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才是关键。这些官员不去落实这些问题，不去落实这些好的建议。中国是一个权贵资本社会，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吴敬琏也说了，是一个‘半统制’经济加市场经济。” 郭闽说，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未遵循市场经济原则，那是因为既得利益者要的就是这类经济模式：“他们大大小小的官员手中都是有权力的，权力可以寻租。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真正养肥了谁啊？不就是那些官员们，老百姓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近期吴敬琏有关“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的言论被广泛转载。据人民网2012年11月15日报道，吴敬琏在受访时说，中国建立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十分伟大然而极其艰巨的任务。最后，吴教授表示，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经济目前仍面临严重的爬坡任务。图为北京商务中心区。（路透社）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经济目前仍面临严重的爬坡任务。图为北京商务中心区。（路透社） 《人民日报》当年刊登吴敬琏提出的民主与宪政 2012年9月3日的《财经》杂志刊登了对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教授的专访。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三大方面的问题，吴敬琏首先提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他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摆在面前：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认为，吴敬琏当年对中国经济社会走向的预测有过之无不及。他说，吴敬琏口中的权贵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党国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是家族垄断国家财富：“现在的发展我们叫极权党国资本主义，他是代表党国，那些权贵大家族都被消灭得差不多了。从这一点上，我们跟他是有分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很早期跟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对市场化改革非常有信心，认为中国可以像东欧那样进行市场化改革。” 中国与发展市场经济渐行渐远 冯崇义说，人们怀念吴敬琏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化经济模式与现实渐行渐远：“从市场化配置到建立法治社会，建立宪政社会来保护公民权利，保护产权，保护市场的公平交换，但是这条路被堵死了。” 人民网当年报道，吴敬琏提出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即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不过，吴敬琏当年提出的推行民主和实行宪政等词，在当下中国互联网上，已经成为禁词。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如果关注加中关系、华为、孟晚舟等议题的人，应该会记得加拿大的两位迈克尔 Two Michaels。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拘留了中国华为集团的高管孟晚舟。12 月 10 日，两位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抓捕。他们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居住在中国丹东市的一名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思巴夫（Michael Spavor）。 中共人质外交的受害者 迈克尔∙康明凯是前加拿大外交官，在中国被捕的时候，在担任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东北亚高级顾问。而迈克尔∙斯帕弗是设立在中国丹东的“白头山文化交流中心（Paektu Cultural Exchange）”主任，声称致力于促进对朝鲜的投资和旅游。 人们普遍认为两位在中国被抓是中共的人质外交手段，试图逼迫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纵观中共历史，确实频繁使用人质外交的手段。大量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和评论。笔者确信，两位加拿大迈克尔成为了中共人质外交的新的牺牲品。笔者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评论道：“中共的人质外交和绑匪游戏由来已久，很多年来，它一直使用这种手段跟国际社会打交道。90 年代初，因为“六・四”屠杀事件，国际社会在大量救援被中共迫害的学者、民运领袖，那时中共就娴熟地玩弄绑匪游戏和人质外交“。笔者认为：“加拿大政府绝不能进入中共绑匪游戏和人质外交的陷阱。否则，势必造成在海外所有的加拿大人都会成为中共的人质和绑匪的目标，而且还危害其它民主国家，中共以此要挟、威胁整个国际社会”。 在康明凯和斯帕弗被关押一年半后，2020 年 6 月，遭中国正式以间谍罪起诉。之后，经过冗长复杂的司法审理及政治谈判，美国司法部与华为高管孟晚舟达成协议，暂缓起诉孟晚舟违反美国制裁令，加拿大法院也终止引渡聆讯，孟晚舟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返回中国。同时，康明凯和斯帕弗也被中共释放回加拿大。这也再一次证明了中共抓捕他们是人质外交的性质。 斯帕弗用中共说辞要状告加拿大 在两位迈克尔回到加拿大两年多之后，突然有媒体披露，斯帕弗指康明凯是为加拿大政府和国际有关机构工作的间谍，并导致他在中国入狱。他要求加拿大政府给他数百万加元的赔偿，否则就将加拿大政府告上法庭。 斯帕弗表示，他“无意中”告诉了康明凯一些关于朝鲜的信息，但他不知道这些信息会被康明凯传递给加拿大政府及其“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伙伴。斯帕弗声称，正是康明凯这一做法导致中国政府将他们两人都抓捕入狱。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中国任意拘留迈克尔‧斯帕弗和迈克尔∙康明凯是不公正和不可接受的……，任何一位迈克尔参与了间谍活动的说法，都只是在继续散布他们在中国被拘留的错误理由。” 中国驻加使馆发言人立即回应称，中国是法治国家。康明凯、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近日相关报道再次说明上述事实不容抵赖。加方炒作所谓中方“任意拘押”纯属贼喊捉贼，充分暴露加方虚伪面目。发言人还表示，中方奉劝加方正视事实，深刻反省自身错误，而不是倒打一耙，继续对中方攻击抹黑，蒙蔽误导公众。 前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普（Guy Saint-Jacques）说，被中国关押两年多的康明凯（Michael Kovrig）绝不是间谍，他在中国期间从事的工作，无论是作为加拿大外交官还是后来作为国际危机中心的雇员，都是完全合法和完全公开的。赵普曾在 2012 年 -2016 年期间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康明凯当时是他的下属。赵普说，斯帕弗的说法令他感到十分惊愕和困惑。这些错误信息为中国政府任意、冷酷的抓捕行动提供了借口。 迈克尔∙康明凯日前也打破沉默，否认斯帕弗对他的指控。他告诉记者，他最初看到报道时震惊而迷惑，以为这是来自中国的假新闻，或是流言蜚语传话传到最后的结果。他说，他从未从事间谍活动。他在与斯帕弗的交往中一直坦率而诚实。 康明凯在 2014 年到 2016 年期间在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工作，然后停薪留职加入独立智库国际危机中心。他说，无论是在大使馆还是在智库，他的工作领域都包括与中方接触交流以阻止朝鲜发展和扩散核武器及导弹技术。他当然希望增进对朝鲜的了解，为此与熟悉这个国家的人交谈，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他说，作为外交官，他为加拿大外交部撰写外交报告；作为国际危机中心的顾问，他为公众撰写报告，公开发表在该中心的网站上和媒体上。他强调，在与斯帕弗交谈时，斯帕佛清楚地知道他是个外交官。 斯帕弗应该找中共要公道 笔者认为，斯帕弗和康明凯都是中共暴政人质外交的受害者。在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后，中共非常惊慌，显然当时是急中生智，抓了加拿大人做人质来要挟加拿大，他们知道民主国家政府必须对人民的生命和安全负责，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抓后，加拿大社会一定会有许多人给要求加拿大政府救人。中共以此调动加拿大人给加拿大政府施压，逼迫加拿大政府释放孟晚舟作为交换条件。 斯帕弗作为中共人质外交的受害者，理应找伤害自己、冤枉自己、无故监禁自己的中共要公道。斯帕弗要为自己的三年冤狱进行司法诉讼的话，应该状告中共当局。斯帕弗指控康明凯从事“间谍活动”的说法，不仅帮助了中共的虚假指控，伤害了共同被中共迫害的朋友康明凯，递刀给中共刺向加拿大，并极大的助长了中共肆意抓捕玩弄人质外交的做法。 假如斯帕弗告加拿大政府这样的诉讼可以赢得话，中共会更加肆意抓捕加拿大人，甚至可以和许多人演类似的双簧，这样下去有一天可以告垮加拿大。 该案背后很可能是中共黑手 中共《环球时报》在相关信息一出，就发出深度采访报道：给“五眼联盟”送信，令加方谎言曝光，加媒爆料康明凯等在华被捕原因。报道以采访专家的方式指责加拿大政府撒谎：这表明加方对中国的指责恰是一种充满谎言、颠倒黑白、试图在国际社会上散播涉华不实言论并掩盖自身不当行为的做法。 接着中共推出#环球时报社评#：加拿大欠中国及其他受骗者一个道歉。 在中国的微博上也出现了“加拿大间谍的内讧”的帖文，吸引了数亿人次阅读。 斯帕弗当初为什么被中共选中和康明凯一起被关押？斯帕佛最亮眼的是他与金正恩的私人友谊。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炫耀他曾被邀请到金正恩的游艇上一起度周末。2018 年 2 月，他应邀出席在平壤的大型阅兵典礼，他将视频上载到他的推特 Twitter 和 Instagram 帐户，人们可以看到他处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而大部分外国媒体都没有获准到场。 他创办的白头山文化交流中心（Paektu Cultural Exchange）声称，他的核心业务是推广在朝鲜的海外投资。2018 年初斯帕弗向《亚洲时报》（Asia Times）表示：“我的朝鲜合作伙伴们对于与境外进行业务合作的兴趣有了切实的提升。” 他还强调：“我一直在与中国和华籍朝鲜人投资者合作，现在他们都非常感兴趣。” 朝鲜严重的人权迫害是举世皆知的。斯帕弗在媒体采访中表示他不太愿意讨论政治。他在 2013 年的一次访问中说，“那些问题最好还是由政府之间去讨论。”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认为，斯帕弗在中国受到密切监视并在中国政府需要找加拿大人质时被选中，是因为他在朝鲜的活动，尤其是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 目前，加中两国有许多纠结的问题，而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威胁越来越广为人知，包括：中共设在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的五个警察局被揭露；加拿大情报局掌握了中共深入渗透操控加拿大 2019 年和 2021 年联邦大选的证据；联邦众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在港家属受到中共驻家外交官直接参与的骚扰事件等等。中共如何扭转这个局面呢？利用加拿大人对付加拿大政府应该是最为一本万利的手段。 我很担心加拿大政府的应对方式。民主国家政府被告是常事，而且法官经常站在个人或看起来是弱者的一边。 加拿大前些年有个案子给我心理很大挑战。一位出生在叙利亚的加拿大公民阿拉尔，是位软件工程师。2001 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美加两国都对恐怖主义非常警觉，也更多的分享相关信息。 2002 年 9 月，阿拉尔在突尼斯与家人度假返回加拿大途中在美国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中转期间被拘留。美国当局怀疑他是基地组织成员，将他驱逐到叙利亚。他在叙利亚被拘留了一年，2003 年 10 月他被释放回加拿大。阿拉尔表示，他在叙利亚关押期间遭受了酷刑。2006 年起诉加拿大政府，索赔 4 亿加元，后来降至 3700 万加元。2007 年 1 月 26 日，加拿大总理哈珀正式向阿拉尔道歉，宣布向阿拉尔赔偿 1050 万加元，另外承担 100 万加元的诉讼费用。 阿拉尔返回加拿大后也对叙利亚、约旦和美国提起了诉讼，但都被驳回。美国政府坚称将阿拉尔引渡到叙利亚是合法的，并且完全符合其权利。 美国政府尚未公开承认阿拉尔在叙利亚遭受酷刑。 文章来源：中国之春
我们常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还常常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真相是：这两个“人人平等”，都是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奋斗目标，却并非绝对事实——就全球而言，即便法治最昌明的国度，依然会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便科学最发达的社会，依然会有真理的死角，聚集无知愚昧且服膺暴力的群氓。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真正的平等恐怕只有一个：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古往今来，从追求“不死之药”的秦始皇汉武帝，到一生痴迷炼丹以至于走火入魔的嘉靖帝，再到对长寿念兹在兹的康熙帝乾隆帝，纵然权势已极，也没有一个能摆脱这种平等的约束。 这是人类社会最底层的设计，有了这个平等，社会才能运转下去。 与之相应，如果说人类社会存在不平等，那么，最大的不平等，一定是死亡面前的不平等。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么长时间里，关心着“阿里献血事件”——在当事人的叙事中，它偏离了轨道。 10月14日，上海一女子在西藏阿里度蜜月时发生车祸，失血严重，生命垂危，后经抢救，脱离险情。她发布视频说，丈夫的“小姑姑”通过上海市卫健委联系西藏阿里地区，协调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为其进行治疗，还发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用7000多毫升血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随后，家里又支付120万元通过医疗包机将其转运到四川华西医院，现在回到上海治疗。于是，人们赞扬阿里献血者的无私大义，也为上海新婚女子的死里逃生而庆幸，但是，人们不能不对“小姑之力”心生疑窦，并由此关心：是爱心的爆发让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抑或是有其他“特别力量”周旋其间？ 如果是后者，这将撼动人们对社会的信心。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上海市出动“由上海报业集团上观新闻、澎湃新闻多位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报道组”，耗时多日来调查此事——采取这种前所未有的架势，是因为牵涉的问题足够重大且根本，当事方所承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最严肃的问题就应配备最强大的力量，以期给予最清晰的回应。这种态度，值得赞许。 上海报业集团下辖《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但这些属于传统媒体，该集团着力推进的是“主流新媒体平台”，其中，上观新闻作为党报客户端，“全力打造互联网传播环境下上海市委权威信息发布平台”；澎湃新闻作为时政思想类互联网平台，“传播力和影响力稳居国内主流新媒体第一阵营”。 如今，两大主力联手出击，以求一锤定音。我对此也非常期待，因为我希望生活在一个底线平等的环境里，只有这种环境里，才能感觉到最底线的安宁，我更希望生活在一个爱心满满的环境里，在危急时刻陌生人能相互依赖，携手共渡。 这把“锤子”，便是12月6日傍晚6点发布的《五问阿里献血事件真相，还原上海女子车祸救治全过程》。 很可惜，我只能说，失望了。 这篇文章回答5个问题，第1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挺让我失望的。先看问题1，原文全文如下： 问题1：到底有没有发动“全体公务人员”献血？是谁献的血？ 据陶先生回忆，10月15日，也就是余女士进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的第二天，医生反馈“血可能不太够了”。 后来加入救治的上海援藏医生、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表示，根据病程记录，余女士出血很快，止血后效果不理想，血压仍然不稳，14-15日两天在医院输血就达到2800ml。他回忆，10月16日凌晨4时，余女士被送到ICU继续抢救，患者最终在治疗中总共输A型血约7000ml，生命体征才平稳下来，“如果没有输血肯定是救不回来了”。 “这是我们多方动员的结果，确实不是有组织的。”陶先生说道，“医院说病人情况很危急，所以帮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我还在一个社交软件发帖了，问有没有在阿里的朋友，帮忙来输血。家里人我也求助了，让他们去问问阿里这边有没有熟人给我们一些帮助。” 记者从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 阿里医院工作人员称，血库库存告急后，医院向职工、社会人员求助，家属也向当地多个部门求助，有不少当地人来献血，其中有几十名公职人员。前述政府工作人员还表示，阿里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血液库存本来就很紧张，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干部职工都会自愿献血。 陶先生说，车祸发生后，他还曾求处理车祸的民警帮忙献血，热心民警为此还发了朋友圈。另外，他还求主治医生帮他联系询问有没有医护人员献血。 “我当时见人就问，你是不是A型血，一直在找人。”陶先生说，自己也去验了血，但他的血型不匹配。 陶先生表示，10月16日陆续有人献血，包括公安民警、消防队员以及很多热心人士。最终，多人的助力保住了余女士治疗的希望。 在这个调查中，有四个信息源，其中，实名的翁昊医生主要说明缺血背景，关于献血来源，信息来自三处：陶先生、“阿里医院工作人员”、“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结论是：“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 我们先不说结论如何，仅从新闻调查技术层面看，这个调查就不合格。 从访问对象来说，献血是不是有组织，首先应找谁求证呢？献血当事人。这一点不难做到。在10月16日，阿里地区消防救援支队官方公众号就发布一篇文章《阿里“火焰蓝”为生命接力》：“10月15日下午，阿里地区消防救援支队接阿里地区中心血站求助：地区人民医院1名危重患者亟需输血保障，血库A型血告急，为挽救患者生命，支队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驻地区各队伍符合献血要求的消防救援人员积极参加献血，用实际行动践行‘竭诚为民’的铮铮誓言。”该支队有三人献血。 这是最接近当事人的信息，而且，这篇文章依然在，“联合采访报道组”这么大的队伍，为什么不向中心血站求证？ 在我的有限认知中，高原献血并非小事，而且，消防是24小时值班的队伍，责任重大，他们前去献血，恐怕会影响日常工作，单位对于献血者也应有所安排，在没有向他们求证的情况下就断言说“没有组织”？中心血站紧急找血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因为“联合报道组”回避了这一点，我的疑惑也就无法消除。 在技术层面，我称这样的报道为“单向度信息源”，这是这个调查报道的第一个缺陷，这种缺陷导致信息无法交叉验证，最终也就使得报道缺乏力量感。 什么叫调查？调查绝不是某个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说了什么，访问者通过多个渠道求证、验证了它，这个过程包括佐证、见证、书证，形成令人信服的证据链。这样的调查报道，力量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读者的信服也自然而然。 第二个缺陷是匿名。“陶先生”接近匿名，“阿里医院工作人员”、“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则是完全匿名。医院里什么岗位工作人员？主治王医生和门卫王大爷都是医院工作人员。阿里方面的哪个政府工作人员？气象局、教育局和卫健委的工作人员都是政府工作人员。信息源一旦模糊，伴随而来的，便是事实层面产生模糊的可能。 更何况，一级机构的工作人员，急人所难、救人生命，这是光明正大且理应大书特书的好人好事，有多大的必要匿名？可惜，《五问》一文，在其他回答其他4个问题时，也有匿名操作： “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 “记者从有关部门、当地居委会，以及余女士家人的讲述中确认”…… “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当地居委会”是哪个居委会？这两处都引出了最核心的信息，但是，因为信息源模糊了，信息也就无法求证。 匿名，匿名，多少虚伪假汝而行？前几天我有一篇专文，批评胡总编喜欢用“据了解”，我要提醒的是，新闻编辑基本操作规则：凡是遇到“据了解”“有关部门”这些字眼，一定要编改，它们都是坑，一定要避。（《豆腐脑上了秤》） 胡总编犯这样的错误我能理解原因，但上海报业集团这么大的集团，人才济济，蔚为壮观，在这么重要的报道中犯这样基础性的错误，令人不禁感到惋惜，及疑惑。 这不是新闻报道应有的操作，朋友们。《五问》虽然有7位名记者联合署名，也以上海市报业集团的官方背景作为背书，但，一篇调查报道的真正力量，首先来自于文章的逻辑，来自调查的求证过程以及调查本身的可求证性，其次才是来自于调查者、发布者的署名。尤其，这是一篇释疑性调查报道。 当然，如果这是一篇公文，又是另说了。公文有公文的叙说模式和行文规范，因为其出发点在自上而下的传达，而非新闻的公众求证与说服。 这篇《五问》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增量信息： 上海市卫健委表示，经核实，网传“患者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员为其献血”的说法不实，无上海市卫健委人员认识患者及家属或接到过他们的请托。 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事发后，“小姑姑”联系到儿媳，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其间有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针对此事给出回应：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上海援藏医疗队于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请求选派医疗专家赴阿里开展紧急支援的函。经紧急商议，上海援藏医疗队本着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选派一名医疗专家前往阿里，参与病患会诊。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表示，此事并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这一表述与之前其他媒体的报道不同。最早的聊天记录说，“我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市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了……”《新京报》的报道说： “记者从上海相关部门获悉，经调查，事发时，卫健部门接相关部门函件，请求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涉事医院参与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两者的区别在于，在《五问》的叙事中，上海卫健委从事件链条中脱开了，或者说，弱化到了边缘处。同时，新出现了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五问》中，与上海卫健委收到的“函”有关的是： 上海市第九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队长、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庆华表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于10月15日收到了函，决定选派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参与救治。考虑到要从海拔3800米的日喀则前往海拔4300米的阿里，必须保障翁昊医生的安全，所以收到函后向上海市卫健委作了报备。 那么，两次叙述中的“函”是不是同一个函？这一点仍有模糊之处，应进一步明确。 而被外界广为关心的“小姑姑”，《五问》说，“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 但还是那句话，匿名之后，力量是自然削弱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逻辑硬伤是： 从调查结论看，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自发自愿的，毫无疑问，这也正是我们最喜闻乐见最希望看到的结局——在间不容发的生命危急时刻，数千公里极限接力，无私大爱闪耀人间，从死神手中救回一个正在盛开的生命。 这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故事，可是，为什么《五问》中给人躲躲闪闪之感？整个链条也有多处语焉不详？以及，面对如此大爱，如此救命之恩，事件里的当事人，包括小姑，有什么理由不公开露面，由自己本人，把事件按照时间链一五一十说清楚？这难道不是对那些献血者、医生护士、警察、航班机组以及中间传递信息者的最直接的感谢？这难道不是最有力最有效的“辟谣”方法？何况，这个“谣”的起点还是自己这边。 是因为救人者不值得吗？我认为，他们值得。 真正的调查基于无懈可击的正直，也将产生坚如磐石的底气，足以经受起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质疑，因此，它既能反面叙事，也能侧面叙事，更能正面叙事，还能延展叙事。陌生人自愿自发的千里紧急救助，是最应该大张旗鼓传播的好故事。在当前社会气氛下，这样的故事足够振奋人心，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点模糊而令人心生疑惑的必要。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完整的调查，应当回应人们最根本的疑惑：当前是否存在一个紧急响应机制，可以让普通人在遇到同样紧急的危机时，能寻求帮助？是不是有那么一个按钮？或者某一扇门？在这个门里可以最快速度找到血浆、医生和医疗包机？如果这扇门不在卫健委，在哪里？关于这一点，之前有媒体记者给上海卫健委打过电话。这个电话正是需要这个报道继续解答的关键着力点。 这个问题恰恰是以余女士是一个普通人为前提的。一旦解答了这个问题，之前人们产生的疑惑也就大部分自动消除，而且会大大增加对社会的信心。这是最明白的一锤定音。可惜，《五问》也避开了这个结束调查的最佳着力点。 总之，时隔多日之后，“联合采访报道组”挥出了一记重锤，但并没有定音——《五问》所表现出来的水准，仍与这个题目的重大性难相匹配。因此，故事还在等待继续调查。愿记者朋友们继续努力，再进一步。加油，你们行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呦呦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