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媒體披露，中共間諜將一名比利時極右翼政客，作為情報資產管理了三年多，此案顯示了中共政府如何通過影響力行動來塑造對其有利的政治形勢。 中共如何影響西方 據《金融時報》12月15日報導，中共國家安全部間諜機構官員丹尼爾-吳（Daniel Woo），推動比利時前參議員、極右翼政黨成員克里曼（Frank Creyelman），影響歐洲對中共鎮壓香港民主人士和迫害新疆維吾爾人等問題的辯論。 在《金融時報》、《明鏡周刊》（Der Spiegel）和《世界報》（Le Monde），英法德三家媒體的聯合調查中，從一名西方安全人士處獲得的2019年至2022年底的簡訊交流，記錄了這名中共特工與其比利時線人之間的關係。 這些簡訊交流明確詳細地揭示了中共情報部門如何試圖操縱世界各地的政治辯論，使之對中共政府有利，西方安全機構也在日益關注這一問題。 雖然大多數大國都從事間諜活動，但中共國安部在歐洲的行動，凸顯了中共間諜活動的一個顯著特點：旨在影響政治討論的廣泛影響行動，橫跨渥太華、倫敦和堪培拉。華盛頓也曾多次警告中共政府暗中干預選舉。 McGrathNicol公司顧問、《間諜與謊言》（Spies and Lies）一書的作者喬斯克（Alex Joske）說：「中共國安部數十年來一直試圖影響政治和全球對中共的討論。招募和操縱學者、政策制定者、商界領袖，甚至如本案所示，操縱政界人士，是其中的一部分。」 據四個西方國家的情報官員稱，丹尼爾-吳在中共國安部的浙江分部活動。西方情報部門還發現他在波蘭和羅馬尼亞活動。 目前尚不清楚克里曼是如何或何時被招募的。除了2019年去海南島三亞與中共情報人員會面之外，他與丹尼爾-吳的關係一直是遠程進行的。 中共特工與議員簡訊交流 中共特工與克里曼之間的一次對話，鮮明地揭示了中共收買低級政客的策略。因為，中共特工提到了過去針對歐盟委員會前秘書長澤爾邁爾（Martin Selmayr）所做的滲透努力，但沒有成功。澤爾邁爾曾是布魯塞爾最有權勢的官員之一。 在2021年的一次簡訊交流中，特工告訴克里曼，他的任務是攻擊一名研究員，因為他曾揭露中共如何在新疆地區拘留了數百萬維吾爾人。特工還要求克里曼幫助破壞一個關於台灣問題的會議，兩人還討論了付錢給一個中間人，讓他影響一名天主教紅衣主教，警告他不要把Covid-19政治化，因為中共正受到國際壓力。 克里曼在完成中共特工布置的任務方面似乎收效甚微。例如，2021年6月，在比利時議會宣布維吾爾人面臨種族滅絕的決議中，他「試圖反對……但沒有成功」。 美國前情報官員表示，這些信息帶有中共國安部典型的政治影響行動特徵。現就職於喬治敦大學的前中情局中國問題高級分析師懷爾德（Dennis Wilder）說：「這些信息反映了中共國安部對美國是香港抗議運動背後的『黑手』的迷戀，對不斷尋找機會破壞第三國親台會議和活動的渴望，以及把詆毀報導新疆侵犯人權事件的人作為必要任務。」 前中情局反情報分析師馬蒂斯（Peter Mattis）說，這也說明了中共情報部門的一個特點：國安部如何賦予其地區分支機構自主權，「這一案例表明，中共政府和國安部提供指導，但情報人員和線人共同研究如何實現目標」。 2019年，中共特工請克里曼安排發表一篇文章，回擊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克里曼說，他可以付錢給一名自由記者，對方至少要收取2,000歐元。後來，駐布魯塞爾的記者威爾遜（James Wilson）說，克里曼曾找他寫文章，但他禮貌地拒絕了，並說收錢寫報導有違他的原則。 在《金融時報》看到的最後一條簡訊中，2022年底，德國總理肖茨（Olaf Scholz）即將訪華，中共特工請克里曼說服歐洲議會的兩名右翼議員公開表示，美英正在破壞歐洲的能源安全。該特工說，「目的是分裂美歐關係。」 接著，中共特工又說，他依靠克里曼說服了歐洲議會的兩名議員，他們可以在肖茨訪問中國之前發表聲明。但隨後並沒有任何聲明發表。 中共特工也多次談到錢的問題，包括他將支付給克里曼或其他人的報酬。有一次，特工說將用加密貨幣支付，還教克里曼如何使用一款應用程序來轉移加密貨幣。 中共國安在歐洲投入5,000名特工 軍情六處前行動負責人、中國情報專家因克斯特（Nigel Inkster）說，中共國安部的大部分間諜活動都是通過省級部門進行的，而浙江在歐洲的行動中「占首要地位」，由於歐盟委員會和北約等國際組織雲集布魯塞爾，這裡被視為有豐富的目標，因此，中共對布魯塞爾投入了強大的人力和電子收集能力。浙江的國安部估計有5,000名情報人員，通常在三亞與他們的外國「資產」，也就是線人會面。 中共國安部採取的方法是，重點招募或拉攏歐洲大陸同情中共或受益於中共施捨的低級政客。這些低級政客與高級官員建立了聯繫，定期與他們討論敏感話題，然後有意無意地與情報和安全局分享他們收集到的信息。 一名前中情局特工說，中共安全部在歐洲也傾向於冒更大的風險，因為它認為被抓的後果沒有在美國那麼嚴重。「比利時已成為各種敵對國家情報行動的主要中心，因為那裡行動方便」。 比利時首相德克羅（Alexander De Croo）12月15日在布魯塞爾出席歐盟領導人峰會時被問及這一案件時說：「我覺得這很成問題。」 他說：「這實際上意味著有些人正在從內部破壞我們的繁榮、安全和民主，這些人來自我們國家議會和參議院中的一個政黨……。 ……比利時的一名參議員登上了《金融時報》的頭版頭條，全世界都看到了。」 德克羅最後表示，他知道這件事已經有幾個星期了，他感到「震驚」，這表明「極右翼對我們的社會構成威脅」。
紐約芬克利夫墓園，距離曼哈頓有幾十公里。乘坐公共交通轉車，要花上2個多小時，但是在風雨中依然有兩三百人趕到這裡，送高醫生最後一程。 禮堂坐不下，儀式結束後外面很多人排隊，等著進去送花、鞠躬，對高醫生表達感謝。 這個墓園是不少中國名人最後的靈魂歸宿，包括宋美齡和顧維鈞。高耀潔1945年曾給自己的妹妹指著天上的飛機，「快看，那是中華民國飛機」。 從今天開始，高醫生也進入了中國文化的某種傳統之中。她將被人們銘記，而她所做的事情，將成為一些中國人的思想資源。 人們必須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反思：那些苦難是如何造成的？如何避免類似的苦難再次發生？ 妹妹回憶了高醫生82歲逃亡時的細節。她們從鄭州買火車票，先是跑到了成都。那時她們一定不知道後面是怎樣的旅程。 家人的發言，使用了逃亡、流亡和遠離故土這些詞，面對前來弔唁的人，家人或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能理解高醫生，而高醫生在天之靈或許也會感到欣慰。 一個流亡者最悲哀的，就是家人的不理解。高耀潔獲得美國的獎項後，河南有關部門曾讓她兒子下跪求母親不要到美國領獎，而高醫生也不得不發布聲明，自己的事和家人無關。 家人感謝了黎安友教授這麼多年的關愛。14年來，黎教授是高醫生在美國的監護人。 小到帶她買麵包，大到幫她辦理廉租房、保險和醫院事物，都是黎教授在做。高醫生在紐約第一次生病急診，黎教授在一小時後就感到了病房。 在美國做這些事非常繁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黎教授很討厭和政府打交道的那些麻煩事，他見到我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哥大的官僚主義有沒有給你帶來麻煩」，但是，為了高醫生，他在過去14年不得不和各種部門打交道。 黎教授說，在幫助高醫生做這些事的時候，他也接觸到很多去看望高醫生的中國人。他說，在高醫生和那些照顧她、看望她的人身上，看到了中國人真正的價值觀。 這是一個特別的觀察。過去14年，有不少人來探望高醫生。他們和她聊天，幫她做事，也從她那裡學習——這讓高醫生在曼哈頓的歲月，成為一種有創造性的生活。 這種創造是合力完成的。高醫生專註於自己的寫作和對抗艾資料的梳理，而那些去看她的人則幫忙傳播。這不是「項目」也不是安排，而是一種自然的、自願的協作。 這是包括醫生、護士和很多哥大學生在內的一個特別的社群。高醫生的醫生和護士代表也到了葬禮現場。 尤其讓人感佩的是這麼多年來哥大的學生小組，一波又一波，傳遞的不僅是責任，也有黎教授所說的「中國人真正的價值觀」——這是能給人希望的東西，可能也是這種精神在鼓舞著黎教授。 作為漢學家，他研究中國已經超過六十年，他熱愛的東西，應該是有價值的、值得的。他內心中也會感謝高醫生，這讓他的研究對象不再是一片荒原。 這讓紐約曼哈頓有一個「更好的中國」，比我老家河南要好得多——對這一切，我深深感謝，在此後的日子也應該牢記。 高醫生安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阿里集團第一次正視拼多多的威脅是在 2018 年雙 11 前後。當時拼多多剛上市沒幾個月，GMV 只有阿里的一成，但多位阿里人士已經將其比為初期的淘寶。 阿里比所有其他公司都清楚拼多多的增長是多麼可怕。這家低價電商當時還在用菜鳥平台下單發快遞，每天的訂單量幾乎對阿里透明。 意識到威脅之後的五年里，阿里幾輪反擊。2019 年 3 月，蔣凡開始同時掌管淘寶和天貓，他將被阿里內部稱為 「倚天劍」 的聚划算和淘寶的多個特賣業務合併為一個入口，專門做低價。年底，聚划算上線 「百億補貼」。再一年，淘寶特價版上線，靠補貼爭取到 3 億買家。到今年，阿里直接提出低價戰役，強調 「回歸淘寶、回歸用戶、回歸互聯網」。 一位阿里人士最近這樣形容拼多多，「海底一萬米下見不到陽光的畸形植物。」 但曾經的電商巨頭們已經繞不開這個對手。阿里和京東都在 2023 年初把 「低價」 作為最重要的戰略之一，節奏都類似：創始人表態、調整組織、重新制定策略。它們不再用局部力量，而是集中資源對抗拼多多。 低價大戰一年，拼多多市值超過阿里、相當於 4 個半京東。 而拼多多甚至沒有花費多少精力去做防守，創始人黃崢已離開一線管理有些時日，內部實際管理者顧娉娉（阿布）過去一年只有極少數時間花在拼多多主站上。她和管理層們主要帶領跨境業務 Temu 在海外快速擴展。 拼多多今天僱傭不到 1.5 萬名正式員工，是阿里的 6%、京東的 3%，這些人同時支持著拼多多主站、多多買菜和 Temu，分別對壘阿里、美團和 SHEIN。按人均創收的話，拼多多比 Costco 還高效。 做到這一切，拼多多沒有開闢任何新的商業模式，沒有創造任何新技術，沒有發起一場投資併購。它只是不計一切做到一件簡單的事 —— 構建一個機制，讓東西自然變便宜。 單一目標的平台、單一目標的公司 這家公司似乎成了阿里和京東的對立面。市值被拼多多首次超過那晚，一位阿里員工感嘆，「真覺得阿里是拼多多的反面。」 互聯網巨頭全都是平台公司。它們搭建平台，引入商家或者內容創作者相互競爭，自己控制商品和內容如何分發給消費者，從中獲利。 這是理想狀態。淘寶、天貓的流量分發要考慮商家權重、考慮商家廣告費、考慮商品價格。京東要考慮自營和第三方商家的競爭。 而拼多多即便做到 3 萬億-4 萬億 GMV，依然是個目標單一的平台，幾乎只考慮價格這一個因素。它的平台不只覆蓋商家，從商家到消費者，甚至到員工，都被框在各自的平台里相互作用，將價格打到更低。 低價螺旋的開始是用戶。拼多多消滅了購物車，鼓勵先下單再扣款，把用戶下單的決策流程壓縮到最短——只要點一個按鈕。它不做湊單滿減，不需要用戶算數學題，用各種紅包、優惠券、小遊戲刺激用戶下單。上億用戶主動分享購物鏈接，為自己砍價。 商家則在各種規則的驅動下被捲入。拼多多商家想更快賣出更多商品，只有一個選項 —— 給出全網最低的價格，以此獲得平台流量，並且默認勾選包郵，降低用戶的下單成本。 阿里會給店鋪一部分流量，而拼多多競價的單元被壓縮到原子。不管一個商家平時賣得貨有多好，一個單品只要比競爭對手貴幾元錢，流量就會低。這幾年隨著品牌入駐，品牌商品也被拉到和白牌同一個場域競技比拼低價。 在拼多多，商家不需要研究複雜的平台政策、比拼服務或者其他能力，只需要比單件商品的價格。商家的全部流程被儘可能簡化：商家在淘寶上傳一款商品需要經過 6 大步驟，確認超過 30 個具體細節，通常需要 10 – 20 分鐘；在拼多多的流程只有 3 大步驟，最後還能自動為商品取標題，最快 5 分鐘左右上架一款產品。 費率也比阿里、京東更具優勢，拼多多主站交易傭金為 0.6%，百億補貼自 2021 年開始收取 1% – 3% 傭金，費率約為同期天貓相應類目的一半。 多位同時經營過淘寶天貓和拼多多的電商運營人士告訴《晚點 LatePost》，過去幾年中，他們在拼多多在多個類目經營店鋪的人力成本投入約為淘寶的一半。 商品入場的門檻也被進一步簡化。京東和淘寶在售前充分審核，要求商家提供各種資質文件；拼多多允許有貨的商家無門檻進場，註冊開店最低要求只需要一張身份證，也無需繳納保證金。 以售賣陽澄湖大閘蟹為例，京東要求商家提供 8 種文件，淘寶要求 5 種證明文件，拼多多僅需 1 種 —— 食品經營許可證，不能證明大閘蟹產自陽澄湖。 早期拼多多被質疑的一個邏輯是，如果一件商品有銷量，哪怕被外界質疑是 「仿品」 或 「山寨」，它對消費者依然有價值，平台不應該干預售賣，而是要將更多流量給予該商品。反之，如果用戶不再選擇，平台只需跟隨市場規律自然淘汰這件商品就好。 運作這個平台的拼多多也是個簡單的公司，但它的效率不來自 OKR、先進團隊的協作工具或者信息透明。 拼多多員工每周單休，工時遠超其他互聯網公司，所有工作被拆分到個人，無論是帶隊的主管、組長，還是基層員工，大多數時候每個人通常只有一個考核目標。這樣做的好處是，員工的努力方向簡單純粹，也無法為自己完不成工作開脫找理由，每個人都可以為達成目標竭盡所能。 這家公司大多數業務都推行內部賽馬制，每天、每周、每月賽馬，再按照 2-7-1 機制考核，對 20% 和 70% 的員工給予晉陞和豐厚獎勵。在高 KPI 目標和賽馬制度的壓力下，招商員工為獲得更好成績，必須去找到更多供給。低價就成了完成 KPI 的方法之一。 在競爭中，拼多多傾向於集中力量完成單一核心目標。 2019 年之前，拼多多最核心的目標是追求 GMV 增長。當時，即使已經和阿里產生競爭，拼多多依然保持和支付寶、菜鳥合作。它將數據暴露在競爭對手面前，但保證了那個階段全力做更重要的事——拉來更多交易，一直到 2019 年 3 月，拼多多才開始大力推廣自己的電子面單。 2020 年開始，抖音、快手等平台介入電商。拼多多最核心的指標變為 DAU，認為 DAU 重要度大於 GMV，平台希望衍生出更多複合場景，提高用戶黏性。 […]
公號被迫休假一周，歸來就發現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昨夜，甘肅臨夏州積石山縣發生6.2級地震，西安等多地震感強烈。某高校學生緊急下樓避險，卻發現樓道的門無法打開。網傳消息說，宿舍管理員表示，他們沒有接到上級任何通知，不能隨意打開門。也有消息說，宿管阿姨要求學生聯繫導員，同意後才開門。 總之，受困學生最後被迫徒手砸碎了門上的玻璃，才得以逃離。 萬幸大樓並沒有倒塌。 我不知道，千鈞一髮、人命關天時刻，這位宿舍管理員為何能夠如此淡定，在他或她眼裡「上級「比地震更重要。我只知道，類似這樣的讓人倒抽一口冷氣的」忠於職守「的現象，在我們身邊並不少見。 2023年8月6日凌晨2點33分，山東平原縣發生了5.5級地震。地震發生時，某學校一位老師正帶領學生外出參加比賽，中途緊急帶著學生欲撤離到安全地帶，卻遭到了保安的阻攔。 只見這個保安面色淡定地對著萬分焦急的老師說：「你別激動，等我請示領導再開門！」 又是「請示領導「。 此前不久，2023年8月1日凌晨12點左右，河北保定市白溝新城附近的居民接到緊急通知，稱由於暴雨和涿州洪水，當地河流存在決堤風險，要求居民立即撤離到安全地帶。很多居民選擇連夜開車撤離，但是，由於車輛通過收費站時需要拿卡，極大地降低了車輛進入高速公路的速度，行駛緩慢。 網友質疑，緊急關頭，為什麼不能打開高速公路收費站的道閘？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工作人員回應稱沒有接到上級免費通行的通知，他們只是按規定辦事罷了！ 我覺得這些「等通知「者不如機器。是機器，一定會設置緊急情況下的自動放行指令。而他們呢？除了」請示上級「，似乎其他的作為人的功能被統統刪除了。 或者說，他們成了一架被異化了的機器。 有人稱他們是墨守陳規，過於機械古板。我認為這只是表，漠視他人生命才是里。 就不會設想一下，如果自己是被困隊伍中的一員，又當如何？ 角色互換、體察他人的能力，正在一些人身上流失。 這還不算。有人不僅斷他人生路，還斷得理直氣壯、氣吞山河。 去年9月，成都發生地震時，某小區居民想跑出來避難，結果大門被鎖了。工作人員拿著喇叭狂吼：「我問你，大樓倒了沒有？」 他的意思莫不是，只要大樓不倒，就不許跑出來。問題是，如果大樓倒了，跑還來得及嗎？千鈞一髮時刻，即使長著一雙飛毛腿也未必管用啊。 無論是宿舍管理員，還是收費站工作人員，抑或小區保安等，在現實生活中都是世俗意義上的卑微角色，但在特定情況下，他們又可以掌握巨大的權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他人生死； 我不知道，他們的「請示領導「，是把雞毛當令箭，自我加碼，從中尋找暫時性的權力的快感。還是害怕擔責，凡事習慣請示，將自己活成了一個請示器。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要在這裡提醒一下—— 我就不提人性與良知這樣的奢侈性字眼了，我主要想說的是，這樣做，其實風險大於收益。比如那個等待上級通知才開門的宿管，那個不許他人逃命、狂吼「樓倒了沒有」的工作人員，萬一樓真的倒了，他們當然可以比誰都跑得快，但若真的因此造成群死群傷的人道悲劇，你說，他們能脫得了干係？樓沒倒，理直氣壯；樓倒了，道歉了事？想得美，道歉也是領導的事，至於具體執行者，看看官方會怎樣來平息民眾的怒火？ 你說，犯得著嗎？至於這樣對自己不負責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常識流通處
這幾天我在朋友圈上看了無數篇關於董宇輝老師的文章，一直在今天還有。在微博上，董宇輝也是霸了熱搜了好多天，就跟連續劇的：董宇輝和小編，董宇輝小作文，董宇輝任副總裁，董宇輝簡歷……我問了問周圍的人，也都知道這件事。感覺全民都在熱議董宇輝老師，一直要到這個話題徹底枯竭，像甘蔗渣似的再也咀嚼不出什麼味道了，大家才會罷休。 當然，董宇輝是知名人物，這件事本身也自帶趣味性，引發一定程度的關注也很正常。但是熱鬧到全民議論的程度，而且一議就是這麼多天，我覺得背後恐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大家實在是沒什麼好議的了。 就拿我們這些做自媒體的來說，都有一定程度的話題饑渴症。你要發言，要表達，可沒啥能讓你表達的。在這個行業里，死心眼的都被淘汰了，就剩下我們這幫機靈鬼，所以都在琢磨自己能說點啥。任何一個可談的話題都是好的，都要談了又談、議了又議，彷彿這是天底下最重要、最有趣的問題。這就是屬於逮著蛤蟆也要攥出尿來，逮著唐僧也要擠出元陽來。 其實何止董宇輝老師，前一段抓住一個拍馬屁的王自如老師，大家也陷入狂歡，全民批判這個倒霉蛋。我這麼說倒不是要顯清高，撇清自己。王自如老師出事以後，我不也是專門寫篇討論了嗎？這幾天我沒議董宇輝，是因為我最近忙著別的事兒。要是寫文章的話，不也得拿這個話題好好議一議嗎？現在我騰出空來，不也寫了這篇文章議了嗎？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評論公域問題是自媒體的天職之一，誰也無法完全避開。當然，往好處說，我們這些自媒體也會自我安慰，說這是要「以小見大」，從一個小事件切入到社會問題，分析社會觀念…..但是為啥要曲曲折折地「以小見大」？因為我們這些人都是些機靈鬼嘛。 說到這兒，我想起了明朝言官的兩個小故事。當然我倒不是說自媒體有古代言官的影響力，但是那些言官有一點跟現在自媒體很像，就是他們也要定期發言，算是他們的KPI。結果在KPI的壓力下，有個御史就說了：最近我發現了一個問題，京城的大街上有驢也有馬，馬走得快，驢走得慢，擱在一起走不太好，能不能想個辦法，讓馬走馬的，驢走驢的？ 還有個給事中輪到發言的時候，也上了一本，說：我到飯店調研，也發現一件事，就是糖餅不一樣大。其實糖餅太大了吧，費料。糖餅太小了吧，費人工。我建議出台一個規矩，把糖餅的大小統一起來，這樣既不費工，也不費料。 這兩件事在當時是被當成段子講的。我讀明代筆記的時候，看到這裡也覺得好笑，可是現在我對這些人卻有了所謂「同情之理解」。幹這一行就得發表議論。那個時候又沒有王自如和董宇輝，不議論糖餅，讓他們議論什麼去呢？當然，議論糖餅會被一些刻薄的人諷刺兩句：哎呀，你們這些人真無聊，屬於逮著蛤蟆也要攥出尿來啊！但是你真把話筒擱到這些人嘴邊，他們也會逮著蛤蟆猛攥。因為蛤蟆嘛，想怎麼攥怎麼攥，不攥白不攥。 不光我們這些自媒體，其實大部分網友也都是這樣。大家可以看看微博上的熱搜：董宇輝簡歷、張譯拒跳科目三、董明珠稱年輕人不該以自我為中心、男子拆快遞發現全是現金慌忙報警……看到這些熱搜，真會覺得我們這裡是個一片靜謐的平和所在，根本沒什麼大事發生。人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除了雞零狗碎的一些爭執外，再也無事可做。歷史到達了幸福的終點。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肯定不是。大家都知道這個世界正處於一個變化多端的時期，我們誰也看不清未來的方向。但是這些東西在我們的輿論場里完全反映不出來。打個比方，我們就像坐在一個大船里，外面是茫茫滄海，滔滔白浪。然後我們這些人圍在船艙里，熱烈地討論蛤蟆好擠還是青蛙好擠，蛤蟆嗓門大還是青蛙的嗓門大，蛤蟆為什麼不叫青蛙而青蛙為什麼不叫蛤蟆……. 爭論到最後，結論是： 蛤蟆為什麼不叫青蛙？因為它叫蛤蟆。而青蛙為什麼不叫蛤蟆呢？因為它叫青蛙。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押沙龍yashl
今年12月18日是中國經曆數十年政治動亂後被迫進入”改革開放”的四十五周年。雖然中共現任領導人習近平自稱致力於深化改革，但當局針對社會的全方位管控也日益加劇。中國由鄧小平開啟的這條所謂”改革開放”路線能否持續正受到外界質疑。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在會上確立了中國開啟改革開放的政策目標，中國自此打開國門，加速了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模式的對外開放。 中國官媒新華社周日高調發文，突出習近平在「改革開放」中的位置。報道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把新時代改革開放推向新境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不竭動力。」新華社針對「改革道路」的措辭中，還特彆強調了習近平的「親自主持」、「親自領導」、「親筆修改」、「親自決策」、「親自部署」、「親自推動」。 不過，在習近平主政的過去十年中，中國似乎並沒有像官方聲稱的一般越來越開放。習近平不僅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制，同時還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強化各領域的政治管控。今年7月，當局通過的《反間諜法》不僅給所謂的間諜行為賦予更為寬泛的定義，當局還以涉及國家機密為由，相繼盤查了多家外國諮詢公司在中國的辦公室，包括凱盛融英（Capvision）、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以及貝恩（Bain & Company）等。 學者：民眾已經不再相信習近平會改革 對此，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告訴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雖然習近平目前依舊打著所謂改革開放的旗號，但事實上，中國正在經歷政治上的倒退：「如果他已經廢除了憲法的任期制限制，讓自己變成皇帝、高度集權的領導人，同時否定鄧小平、擁抱毛澤東，我覺得，他這種政治改革一方面沒有內容，一方面把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最大、也是唯一的亮點 – 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廢除。」 夏明還指出，習近平不斷強調改革，只是一種維持其現政權穩定的說法：「從2008年就有學者提出，當時的『開放』、『改革』口號都是政治忽悠。同樣，今天習近平說的一切東西都是政治忽悠。習近平有沒有真心想要改放？且不說他的心是真心還是假意，但至少有一點，大家被騙久了。所以我認為，習近平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他沒辦法獲得大家的信任。」 學者：習近賓士下 中國市場已經不值得投資 本周一，美國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也針對美國企業在華經商問題舉辦研討會。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杜斯特柏格（Thomas J. Duesterberg）在會上指出，美國企業在中國經商經常會面對兩項嚴峻的挑戰：「首先，在中國經商沒有可靠的個體經濟學資訊，你不能以此做為對中國經濟衡量的參考，像是企業無法得知中國的具體失業數據；其次，中國沒有可以信賴的法治。像是今天，英國公民黎智英就在香港被審判，但是沒人知道他具體犯了什麼罪。」 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埃舍爾（David Asher）也談到，在習近賓士下，中國政府嚴重限制了外國資本的流動：「中國對資本的控制在過去幾年大幅加劇，2020年1月，中國政府修改了《外商投資法》，它允許北京當局在特殊情況下將外資國有化，這樣的特殊情況包括戰爭時期。……我認為，在習近平過去幾年的治理下，中國市場已經變得失效並且不值得投資。」 埃舍爾指出，當前中國的市場經濟正在倒退，而當局也正在所謂改革開放的道路上「開倒車」：「我們現在面對的不是鄧小平時期的『黑貓、白貓』，而是『紅貓』。『黑貓、白貓』是指資本主義跟共產主義，當時的雙軌並行締結了鄧小平的成功。他相信，中國可以有資本主義經濟，同時擁有共產主義政治體系，這樣的想法如今已完全被習近平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