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媒体披露，中共间谍将一名比利时极右翼政客，作为情报资产管理了三年多，此案显示了中共政府如何通过影响力行动来塑造对其有利的政治形势。 中共如何影响西方 据《金融时报》12月15日报导，中共国家安全部间谍机构官员丹尼尔-吴（Daniel Woo），推动比利时前参议员、极右翼政党成员克里曼（Frank Creyelman），影响欧洲对中共镇压香港民主人士和迫害新疆维吾尔人等问题的辩论。 在《金融时报》、《明镜周刊》（Der Spiegel）和《世界报》（Le Monde），英法德三家媒体的联合调查中，从一名西方安全人士处获得的2019年至2022年底的简讯交流，记录了这名中共特工与其比利时线人之间的关系。 这些简讯交流明确详细地揭示了中共情报部门如何试图操纵世界各地的政治辩论，使之对中共政府有利，西方安全机构也在日益关注这一问题。 虽然大多数大国都从事间谍活动，但中共国安部在欧洲的行动，凸显了中共间谍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旨在影响政治讨论的广泛影响行动，横跨渥太华、伦敦和堪培拉。华盛顿也曾多次警告中共政府暗中干预选举。 McGrathNicol公司顾问、《间谍与谎言》（Spies and Lies）一书的作者乔斯克（Alex Joske）说：“中共国安部数十年来一直试图影响政治和全球对中共的讨论。招募和操纵学者、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甚至如本案所示，操纵政界人士，是其中的一部分。” 据四个西方国家的情报官员称，丹尼尔-吴在中共国安部的浙江分部活动。西方情报部门还发现他在波兰和罗马尼亚活动。 目前尚不清楚克里曼是如何或何时被招募的。除了2019年去海南岛三亚与中共情报人员会面之外，他与丹尼尔-吴的关系一直是远程进行的。 中共特工与议员简讯交流 中共特工与克里曼之间的一次对话，鲜明地揭示了中共收买低级政客的策略。因为，中共特工提到了过去针对欧盟委员会前秘书长泽尔迈尔（Martin Selmayr）所做的渗透努力，但没有成功。泽尔迈尔曾是布鲁塞尔最有权势的官员之一。 在2021年的一次简讯交流中，特工告诉克里曼，他的任务是攻击一名研究员，因为他曾揭露中共如何在新疆地区拘留了数百万维吾尔人。特工还要求克里曼帮助破坏一个关于台湾问题的会议，两人还讨论了付钱给一个中间人，让他影响一名天主教红衣主教，警告他不要把Covid-19政治化，因为中共正受到国际压力。 克里曼在完成中共特工布置的任务方面似乎收效甚微。例如，2021年6月，在比利时议会宣布维吾尔人面临种族灭绝的决议中，他“试图反对……但没有成功”。 美国前情报官员表示，这些信息带有中共国安部典型的政治影响行动特征。现就职于乔治敦大学的前中情局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怀尔德（Dennis Wilder）说：“这些信息反映了中共国安部对美国是香港抗议运动背后的‘黑手’的迷恋，对不断寻找机会破坏第三国亲台会议和活动的渴望，以及把诋毁报导新疆侵犯人权事件的人作为必要任务。” 前中情局反情报分析师马蒂斯（Peter Mattis）说，这也说明了中共情报部门的一个特点：国安部如何赋予其地区分支机构自主权，“这一案例表明，中共政府和国安部提供指导，但情报人员和线人共同研究如何实现目标”。 2019年，中共特工请克里曼安排发表一篇文章，回击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克里曼说，他可以付钱给一名自由记者，对方至少要收取2,000欧元。后来，驻布鲁塞尔的记者威尔逊（James Wilson）说，克里曼曾找他写文章，但他礼貌地拒绝了，并说收钱写报导有违他的原则。 在《金融时报》看到的最后一条简讯中，2022年底，德国总理肖茨（Olaf Scholz）即将访华，中共特工请克里曼说服欧洲议会的两名右翼议员公开表示，美英正在破坏欧洲的能源安全。该特工说，“目的是分裂美欧关系。” 接著，中共特工又说，他依靠克里曼说服了欧洲议会的两名议员，他们可以在肖茨访问中国之前发表声明。但随后并没有任何声明发表。 中共特工也多次谈到钱的问题，包括他将支付给克里曼或其他人的报酬。有一次，特工说将用加密货币支付，还教克里曼如何使用一款应用程序来转移加密货币。 中共国安在欧洲投入5,000名特工 军情六处前行动负责人、中国情报专家因克斯特（Nigel Inkster）说，中共国安部的大部分间谍活动都是通过省级部门进行的，而浙江在欧洲的行动中“占首要地位”，由于欧盟委员会和北约等国际组织云集布鲁塞尔，这里被视为有丰富的目标，因此，中共对布鲁塞尔投入了强大的人力和电子收集能力。浙江的国安部估计有5,000名情报人员，通常在三亚与他们的外国“资产”，也就是线人会面。 中共国安部采取的方法是，重点招募或拉拢欧洲大陆同情中共或受益于中共施舍的低级政客。这些低级政客与高级官员建立了联系，定期与他们讨论敏感话题，然后有意无意地与情报和安全局分享他们收集到的信息。 一名前中情局特工说，中共安全部在欧洲也倾向于冒更大的风险，因为它认为被抓的后果没有在美国那么严重。“比利时已成为各种敌对国家情报行动的主要中心，因为那里行动方便”。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12月15日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领导人峰会时被问及这一案件时说：“我觉得这很成问题。” 他说：“这实际上意味著有些人正在从内部破坏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这些人来自我们国家议会和参议院中的一个政党……。 ……比利时的一名参议员登上了《金融时报》的头版头条，全世界都看到了。” 德克罗最后表示，他知道这件事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他感到“震惊”，这表明“极右翼对我们的社会构成威胁”。
纽约芬克利夫墓园，距离曼哈顿有几十公里。乘坐公共交通转车，要花上2个多小时，但是在风雨中依然有两三百人赶到这里，送高医生最后一程。 礼堂坐不下，仪式结束后外面很多人排队，等着进去送花、鞠躬，对高医生表达感谢。 这个墓园是不少中国名人最后的灵魂归宿，包括宋美龄和顾维钧。高耀洁1945年曾给自己的妹妹指着天上的飞机，“快看，那是中华民国飞机”。 从今天开始，高医生也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某种传统之中。她将被人们铭记，而她所做的事情，将成为一些中国人的思想资源。 人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反思：那些苦难是如何造成的？如何避免类似的苦难再次发生？ 妹妹回忆了高医生82岁逃亡时的细节。她们从郑州买火车票，先是跑到了成都。那时她们一定不知道后面是怎样的旅程。 家人的发言，使用了逃亡、流亡和远离故土这些词，面对前来吊唁的人，家人或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理解高医生，而高医生在天之灵或许也会感到欣慰。 一个流亡者最悲哀的，就是家人的不理解。高耀洁获得美国的奖项后，河南有关部门曾让她儿子下跪求母亲不要到美国领奖，而高医生也不得不发布声明，自己的事和家人无关。 家人感谢了黎安友教授这么多年的关爱。14年来，黎教授是高医生在美国的监护人。 小到带她买面包，大到帮她办理廉租房、保险和医院事物，都是黎教授在做。高医生在纽约第一次生病急诊，黎教授在一小时后就感到了病房。 在美国做这些事非常繁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黎教授很讨厌和政府打交道的那些麻烦事，他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哥大的官僚主义有没有给你带来麻烦”，但是，为了高医生，他在过去14年不得不和各种部门打交道。 黎教授说，在帮助高医生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也接触到很多去看望高医生的中国人。他说，在高医生和那些照顾她、看望她的人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真正的价值观。 这是一个特别的观察。过去14年，有不少人来探望高医生。他们和她聊天，帮她做事，也从她那里学习——这让高医生在曼哈顿的岁月，成为一种有创造性的生活。 这种创造是合力完成的。高医生专注于自己的写作和对抗艾资料的梳理，而那些去看她的人则帮忙传播。这不是“项目”也不是安排，而是一种自然的、自愿的协作。 这是包括医生、护士和很多哥大学生在内的一个特别的社群。高医生的医生和护士代表也到了葬礼现场。 尤其让人感佩的是这么多年来哥大的学生小组，一波又一波，传递的不仅是责任，也有黎教授所说的“中国人真正的价值观”——这是能给人希望的东西，可能也是这种精神在鼓舞着黎教授。 作为汉学家，他研究中国已经超过六十年，他热爱的东西，应该是有价值的、值得的。他内心中也会感谢高医生，这让他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一片荒原。 这让纽约曼哈顿有一个“更好的中国”，比我老家河南要好得多——对这一切，我深深感谢，在此后的日子也应该牢记。 高医生安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阿里集团第一次正视拼多多的威胁是在 2018 年双 11 前后。当时拼多多刚上市没几个月，GMV 只有阿里的一成，但多位阿里人士已经将其比为初期的淘宝。 阿里比所有其他公司都清楚拼多多的增长是多么可怕。这家低价电商当时还在用菜鸟平台下单发快递，每天的订单量几乎对阿里透明。 意识到威胁之后的五年里，阿里几轮反击。2019 年 3 月，蒋凡开始同时掌管淘宝和天猫，他将被阿里内部称为 “倚天剑” 的聚划算和淘宝的多个特卖业务合并为一个入口，专门做低价。年底，聚划算上线 “百亿补贴”。再一年，淘宝特价版上线，靠补贴争取到 3 亿买家。到今年，阿里直接提出低价战役，强调 “回归淘宝、回归用户、回归互联网”。 一位阿里人士最近这样形容拼多多，“海底一万米下见不到阳光的畸形植物。” 但曾经的电商巨头们已经绕不开这个对手。阿里和京东都在 2023 年初把 “低价” 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之一，节奏都类似：创始人表态、调整组织、重新制定策略。它们不再用局部力量，而是集中资源对抗拼多多。 低价大战一年，拼多多市值超过阿里、相当于 4 个半京东。 而拼多多甚至没有花费多少精力去做防守，创始人黄峥已离开一线管理有些时日，内部实际管理者顾娉娉（阿布）过去一年只有极少数时间花在拼多多主站上。她和管理层们主要带领跨境业务 Temu 在海外快速扩展。 拼多多今天雇佣不到 1.5 万名正式员工，是阿里的 6%、京东的 3%，这些人同时支持着拼多多主站、多多买菜和 Temu，分别对垒阿里、美团和 SHEIN。按人均创收的话，拼多多比 Costco 还高效。 做到这一切，拼多多没有开辟任何新的商业模式，没有创造任何新技术，没有发起一场投资并购。它只是不计一切做到一件简单的事 —— 构建一个机制，让东西自然变便宜。 单一目标的平台、单一目标的公司 这家公司似乎成了阿里和京东的对立面。市值被拼多多首次超过那晚，一位阿里员工感叹，“真觉得阿里是拼多多的反面。” 互联网巨头全都是平台公司。它们搭建平台，引入商家或者内容创作者相互竞争，自己控制商品和内容如何分发给消费者，从中获利。 这是理想状态。淘宝、天猫的流量分发要考虑商家权重、考虑商家广告费、考虑商品价格。京东要考虑自营和第三方商家的竞争。 而拼多多即便做到 3 万亿-4 万亿 GMV，依然是个目标单一的平台，几乎只考虑价格这一个因素。它的平台不只覆盖商家，从商家到消费者，甚至到员工，都被框在各自的平台里相互作用，将价格打到更低。 低价螺旋的开始是用户。拼多多消灭了购物车，鼓励先下单再扣款，把用户下单的决策流程压缩到最短——只要点一个按钮。它不做凑单满减，不需要用户算数学题，用各种红包、优惠券、小游戏刺激用户下单。上亿用户主动分享购物链接，为自己砍价。 商家则在各种规则的驱动下被卷入。拼多多商家想更快卖出更多商品，只有一个选项 —— 给出全网最低的价格，以此获得平台流量，并且默认勾选包邮，降低用户的下单成本。 阿里会给店铺一部分流量，而拼多多竞价的单元被压缩到原子。不管一个商家平时卖得货有多好，一个单品只要比竞争对手贵几元钱，流量就会低。这几年随着品牌入驻，品牌商品也被拉到和白牌同一个场域竞技比拼低价。 在拼多多，商家不需要研究复杂的平台政策、比拼服务或者其他能力，只需要比单件商品的价格。商家的全部流程被尽可能简化：商家在淘宝上传一款商品需要经过 6 大步骤，确认超过 30 个具体细节，通常需要 10 – 20 分钟；在拼多多的流程只有 3 大步骤，最后还能自动为商品取标题，最快 5 分钟左右上架一款产品。 费率也比阿里、京东更具优势，拼多多主站交易佣金为 0.6%，百亿补贴自 2021 年开始收取 1% – 3% 佣金，费率约为同期天猫相应类目的一半。 多位同时经营过淘宝天猫和拼多多的电商运营人士告诉《晚点 LatePost》，过去几年中，他们在拼多多在多个类目经营店铺的人力成本投入约为淘宝的一半。 商品入场的门槛也被进一步简化。京东和淘宝在售前充分审核，要求商家提供各种资质文件；拼多多允许有货的商家无门槛进场，注册开店最低要求只需要一张身份证，也无需缴纳保证金。 以售卖阳澄湖大闸蟹为例，京东要求商家提供 8 种文件，淘宝要求 5 种证明文件，拼多多仅需 1 种 —— 食品经营许可证，不能证明大闸蟹产自阳澄湖。 早期拼多多被质疑的一个逻辑是，如果一件商品有销量，哪怕被外界质疑是 “仿品” 或 “山寨”，它对消费者依然有价值，平台不应该干预售卖，而是要将更多流量给予该商品。反之，如果用户不再选择，平台只需跟随市场规律自然淘汰这件商品就好。 运作这个平台的拼多多也是个简单的公司，但它的效率不来自 OKR、先进团队的协作工具或者信息透明。 拼多多员工每周单休，工时远超其他互联网公司，所有工作被拆分到个人，无论是带队的主管、组长，还是基层员工，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通常只有一个考核目标。这样做的好处是，员工的努力方向简单纯粹，也无法为自己完不成工作开脱找理由，每个人都可以为达成目标竭尽所能。 这家公司大多数业务都推行内部赛马制，每天、每周、每月赛马，再按照 2-7-1 机制考核，对 20% 和 70% 的员工给予晋升和丰厚奖励。在高 KPI 目标和赛马制度的压力下，招商员工为获得更好成绩，必须去找到更多供给。低价就成了完成 KPI 的方法之一。 在竞争中，拼多多倾向于集中力量完成单一核心目标。 2019 年之前，拼多多最核心的目标是追求 GMV 增长。当时，即使已经和阿里产生竞争，拼多多依然保持和支付宝、菜鸟合作。它将数据暴露在竞争对手面前，但保证了那个阶段全力做更重要的事——拉来更多交易，一直到 2019 年 3 月，拼多多才开始大力推广自己的电子面单。 2020 年开始，抖音、快手等平台介入电商。拼多多最核心的指标变为 DAU，认为 DAU 重要度大于 GMV，平台希望衍生出更多复合场景，提高用户黏性。 […]
公号被迫休假一周，归来就发现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昨夜，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西安等多地震感强烈。某高校学生紧急下楼避险，却发现楼道的门无法打开。网传消息说，宿舍管理员表示，他们没有接到上级任何通知，不能随意打开门。也有消息说，宿管阿姨要求学生联系导员，同意后才开门。 总之，受困学生最后被迫徒手砸碎了门上的玻璃，才得以逃离。 万幸大楼并没有倒塌。 我不知道，千钧一发、人命关天时刻，这位宿舍管理员为何能够如此淡定，在他或她眼里“上级“比地震更重要。我只知道，类似这样的让人倒抽一口冷气的”忠于职守“的现象，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 2023年8月6日凌晨2点33分，山东平原县发生了5.5级地震。地震发生时，某学校一位老师正带领学生外出参加比赛，中途紧急带着学生欲撤离到安全地带，却遭到了保安的阻拦。 只见这个保安面色淡定地对着万分焦急的老师说：“你别激动，等我请示领导再开门！” 又是“请示领导“。 此前不久，2023年8月1日凌晨12点左右，河北保定市白沟新城附近的居民接到紧急通知，称由于暴雨和涿州洪水，当地河流存在决堤风险，要求居民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很多居民选择连夜开车撤离，但是，由于车辆通过收费站时需要拿卡，极大地降低了车辆进入高速公路的速度，行驶缓慢。 网友质疑，紧急关头，为什么不能打开高速公路收费站的道闸？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工作人员回应称没有接到上级免费通行的通知，他们只是按规定办事罢了！ 我觉得这些“等通知“者不如机器。是机器，一定会设置紧急情况下的自动放行指令。而他们呢？除了”请示上级“，似乎其他的作为人的功能被统统删除了。 或者说，他们成了一架被异化了的机器。 有人称他们是墨守陈规，过于机械古板。我认为这只是表，漠视他人生命才是里。 就不会设想一下，如果自己是被困队伍中的一员，又当如何？ 角色互换、体察他人的能力，正在一些人身上流失。 这还不算。有人不仅断他人生路，还断得理直气壮、气吞山河。 去年9月，成都发生地震时，某小区居民想跑出来避难，结果大门被锁了。工作人员拿着喇叭狂吼：“我问你，大楼倒了没有？” 他的意思莫不是，只要大楼不倒，就不许跑出来。问题是，如果大楼倒了，跑还来得及吗？千钧一发时刻，即使长着一双飞毛腿也未必管用啊。 无论是宿舍管理员，还是收费站工作人员，抑或小区保安等，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世俗意义上的卑微角色，但在特定情况下，他们又可以掌握巨大的权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他人生死； 我不知道，他们的“请示领导“，是把鸡毛当令箭，自我加码，从中寻找暂时性的权力的快感。还是害怕担责，凡事习惯请示，将自己活成了一个请示器。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在这里提醒一下—— 我就不提人性与良知这样的奢侈性字眼了，我主要想说的是，这样做，其实风险大于收益。比如那个等待上级通知才开门的宿管，那个不许他人逃命、狂吼“楼倒了没有”的工作人员，万一楼真的倒了，他们当然可以比谁都跑得快，但若真的因此造成群死群伤的人道悲剧，你说，他们能脱得了干系？楼没倒，理直气壮；楼倒了，道歉了事？想得美，道歉也是领导的事，至于具体执行者，看看官方会怎样来平息民众的怒火？ 你说，犯得着吗？至于这样对自己不负责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这几天我在朋友圈上看了无数篇关于董宇辉老师的文章，一直在今天还有。在微博上，董宇辉也是霸了热搜了好多天，就跟连续剧的：董宇辉和小编，董宇辉小作文，董宇辉任副总裁，董宇辉简历……我问了问周围的人，也都知道这件事。感觉全民都在热议董宇辉老师，一直要到这个话题彻底枯竭，像甘蔗渣似的再也咀嚼不出什么味道了，大家才会罢休。 当然，董宇辉是知名人物，这件事本身也自带趣味性，引发一定程度的关注也很正常。但是热闹到全民议论的程度，而且一议就是这么多天，我觉得背后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大家实在是没什么好议的了。 就拿我们这些做自媒体的来说，都有一定程度的话题饥渴症。你要发言，要表达，可没啥能让你表达的。在这个行业里，死心眼的都被淘汰了，就剩下我们这帮机灵鬼，所以都在琢磨自己能说点啥。任何一个可谈的话题都是好的，都要谈了又谈、议了又议，仿佛这是天底下最重要、最有趣的问题。这就是属于逮着蛤蟆也要攥出尿来，逮着唐僧也要挤出元阳来。 其实何止董宇辉老师，前一段抓住一个拍马屁的王自如老师，大家也陷入狂欢，全民批判这个倒霉蛋。我这么说倒不是要显清高，撇清自己。王自如老师出事以后，我不也是专门写篇讨论了吗？这几天我没议董宇辉，是因为我最近忙着别的事儿。要是写文章的话，不也得拿这个话题好好议一议吗？现在我腾出空来，不也写了这篇文章议了吗？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评论公域问题是自媒体的天职之一，谁也无法完全避开。当然，往好处说，我们这些自媒体也会自我安慰，说这是要“以小见大”，从一个小事件切入到社会问题，分析社会观念…..但是为啥要曲曲折折地“以小见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些机灵鬼嘛。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明朝言官的两个小故事。当然我倒不是说自媒体有古代言官的影响力，但是那些言官有一点跟现在自媒体很像，就是他们也要定期发言，算是他们的KPI。结果在KPI的压力下，有个御史就说了：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京城的大街上有驴也有马，马走得快，驴走得慢，搁在一起走不太好，能不能想个办法，让马走马的，驴走驴的？ 还有个给事中轮到发言的时候，也上了一本，说：我到饭店调研，也发现一件事，就是糖饼不一样大。其实糖饼太大了吧，费料。糖饼太小了吧，费人工。我建议出台一个规矩，把糖饼的大小统一起来，这样既不费工，也不费料。 这两件事在当时是被当成段子讲的。我读明代笔记的时候，看到这里也觉得好笑，可是现在我对这些人却有了所谓“同情之理解”。干这一行就得发表议论。那个时候又没有王自如和董宇辉，不议论糖饼，让他们议论什么去呢？当然，议论糖饼会被一些刻薄的人讽刺两句：哎呀，你们这些人真无聊，属于逮着蛤蟆也要攥出尿来啊！但是你真把话筒搁到这些人嘴边，他们也会逮着蛤蟆猛攥。因为蛤蟆嘛，想怎么攥怎么攥，不攥白不攥。 不光我们这些自媒体，其实大部分网友也都是这样。大家可以看看微博上的热搜：董宇辉简历、张译拒跳科目三、董明珠称年轻人不该以自我为中心、男子拆快递发现全是现金慌忙报警……看到这些热搜，真会觉得我们这里是个一片静谧的平和所在，根本没什么大事发生。人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除了鸡零狗碎的一些争执外，再也无事可做。历史到达了幸福的终点。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肯定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正处于一个变化多端的时期，我们谁也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但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舆论场里完全反映不出来。打个比方，我们就像坐在一个大船里，外面是茫茫沧海，滔滔白浪。然后我们这些人围在船舱里，热烈地讨论蛤蟆好挤还是青蛙好挤，蛤蟆嗓门大还是青蛙的嗓门大，蛤蟆为什么不叫青蛙而青蛙为什么不叫蛤蟆……. 争论到最后，结论是： 蛤蟆为什么不叫青蛙？因为它叫蛤蟆。而青蛙为什么不叫蛤蟆呢？因为它叫青蛙。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押沙龙yashl
今年12月18日是中国经历数十年政治动乱后被迫进入”改革开放”的四十五周年。虽然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自称致力于深化改革，但当局针对社会的全方位管控也日益加剧。中国由邓小平开启的这条所谓”改革开放”路线能否持续正受到外界质疑。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确立了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政策目标，中国自此打开国门，加速了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模式的对外开放。 中国官媒新华社周日高调发文，突出习近平在“改革开放”中的位置。报道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新境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新华社针对“改革道路”的措辞中，还特别强调了习近平的“亲自主持”、“亲自领导”、“亲笔修改”、“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不过，在习近平主政的过去十年中，中国似乎并没有像官方声称的一般越来越开放。习近平不仅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同时还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强化各领域的政治管控。今年7月，当局通过的《反间谍法》不仅给所谓的间谍行为赋予更为宽泛的定义，当局还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相继盘查了多家外国咨询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室，包括凯盛融英（Capvision）、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以及贝恩（Bain & Company）等。 学者：民众已经不再相信习近平会改革 对此，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虽然习近平目前依旧打着所谓改革开放的旗号，但事实上，中国正在经历政治上的倒退：“如果他已经废除了宪法的任期制限制，让自己变成皇帝、高度集权的领导人，同时否定邓小平、拥抱毛泽东，我觉得，他这种政治改革一方面没有内容，一方面把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最大、也是唯一的亮点 – 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废除。” 夏明还指出，习近平不断强调改革，只是一种维持其现政权稳定的说法：“从2008年就有学者提出，当时的‘开放’、‘改革’口号都是政治忽悠。同样，今天习近平说的一切东西都是政治忽悠。习近平有没有真心想要改放？且不说他的心是真心还是假意，但至少有一点，大家被骗久了。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没办法获得大家的信任。” 学者：习近平治下 中国市场已经不值得投资 本周一，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也针对美国企业在华经商问题举办研讨会。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斯特柏格（Thomas J. Duesterberg）在会上指出，美国企业在中国经商经常会面对两项严峻的挑战：“首先，在中国经商没有可靠的个体经济学资讯，你不能以此做为对中国经济衡量的参考，像是企业无法得知中国的具体失业数据；其次，中国没有可以信赖的法治。像是今天，英国公民黎智英就在香港被审判，但是没人知道他具体犯了什么罪。”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舍尔（David Asher）也谈到，在习近平治下，中国政府严重限制了外国资本的流动：“中国对资本的控制在过去几年大幅加剧，2020年1月，中国政府修改了《外商投资法》，它允许北京当局在特殊情况下将外资国有化，这样的特殊情况包括战争时期。……我认为，在习近平过去几年的治理下，中国市场已经变得失效并且不值得投资。” 埃舍尔指出，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倒退，而当局也正在所谓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开倒车”：“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邓小平时期的‘黑猫、白猫’，而是‘红猫’。‘黑猫、白猫’是指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当时的双轨并行缔结了邓小平的成功。他相信，中国可以有资本主义经济，同时拥有共产主义政治体系，这样的想法如今已完全被习近平破坏。”
